作者：文、编：jing、愈嘉  来源：先知书店好书推荐

《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作者，思想家斯宾塞·约翰逊曾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前现代社会，受到思想、技术的种种制约，人类社会在数千年内几乎一成不变。以至于每一个辉煌的帝国，都认为历史终结了，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正所谓“中华典章文物完备，祖宗之法不可变”。

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这种均衡的、超稳定的社会形态被打破了，变化成为了唯一不变的东西。现代社会，犹如沸腾的水，变革的速度被大大提升了。

就中国而言，有过两次根本意义上的大变局，一次是历史上的晚清，另一次，就是现在。

晚清，毫无疑问地就是一次大变局时代，1840年以来，中国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浪潮之中——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奋发自强的洋务运动、一战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战争，以及之后轰轰烈烈的大变革：维新、新政、革命……

李鸿章尝言：“我朝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真正看透一个时代、把握一个国家所处的变局，是一件极需智慧和格局的事情。其实，不仅身处历史迷雾中的大清朝未能真正领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即使是后人，也未能得其要领。

一般而言，今天人们对晚清70年的历史评价，都逃不开一种观点，那就是“制度论”，以甲午战争为例，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不敌蕞尔小国?最常见的解释是制度论：日本学习了西方制度，而中国坚持“中体西用”。

然而，研究了近30年的历史学家马勇老师却认为，制度论与与甲午海战一样，仅仅是历史的结果，而非原因，他在《晚清四书》中指出，甲午战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国人并未看懂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究竟变在哪里：

●第一个变局，是国际格局和国家间运行原则的转变。

在国际格局上，西方的民族国家秩序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宗藩秩序。

简而言之，二者的区别在于，两国之间在法理上是否平等，前者是一种平等关系，而后者是一种不平等关系。

在这场国际秩序的变化中，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国际法范式的转型。大清官员很容易就把国际秩序理解成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列国秩序，把大清看成仿佛是周天子的国际共主。

相反，同处东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派人到西方去学习，很快搞清楚了西方在国际法范式上的变迁，想尽办法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法秩序。

当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廷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以宗主国对藩属国的立场悍然出兵朝鲜。日军则借口“改革朝鲜内政”，支持朝鲜成为独立的现代国家，在道义上更高一筹。

结果，当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站在文明的一方，获得国际社会支持，而大清却被当作野蛮国家，在国际博弈上失利。

●第二个变局，是前现代国家组织向现代国家组织的转变。

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国家认同方式的转变。前现代国家是纵向认同，虽然我们是不同的人，但是我们认同一个统治者;而现代国家是横向认同，我们是同一群人，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

两种认同方式，带来了国家凝聚力来源的不同，也决定了中日两国在军费筹集、军队动员的巨大差异。

——当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只能依靠搜刮加外债只筹得战费6009万两。而日本效仿英国式“财政–军事国家”路线，通过全民总动员，发行全民公债，通过筹得战费逾1亿4千万两。

——当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举国之力来犯，甚至连天皇为了筹措军费每餐只吃一个饭团。而貌似强大的大清，只有李鸿章一人在为战争做准备，其余大部分人不是在看戏，就是在不断掣肘。后来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可见一斑。

如果说，一般的研究是站在海拔1000米看历史，马勇老师则是站在海拔8000米看历史。《晚清四书》是马勇老师30年的研究成果。透过这套书，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级上看清晚晴变局，来反观当下。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清在大变局中未能把握世界之变化，导致甲午惨败，最终帝国覆没。

甲午之殇 殷鉴不远。如今的我们，其实依旧处于大变局之中，官方不断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同洋务运动时期的国人一样，我们也不得不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变在哪里?

对此，青年学者施展老师，在《枢纽》《溢出》《破茧》三部著作中，将大变局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个变局，是商人主导的经济秩序正在深刻地穿透国家主导的政治秩序

从苏联解体到21世纪，国际秩序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经济空间正在深刻地穿透到政治空间中。具体而言，就是产业链的去国化，一部苹果手机，从设计到生产，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不是存在于单一国家之内。

这一变化带来了以下最主要的影响：

国际上，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效。以国家为思考经济问题的基本单位的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世界贸易的绊脚石。比如，由美国挑起的，旨在缩小本国贸易逆差、维护本国生产的，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

对中国而言，是中国的管理机制与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错位，在经济上，中国保持开放，也带来了巨量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特性，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

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会反噬中国自身。比如，西方世界表示会“不惜代价重建产业链。”

●第二个变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政治空间、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信息技术时代，大数据正在穿透国界，并发生与传统权力分庭抗礼的现实革命。

例如，引发大争论的特朗普被封号事件，就是典型。

施展老师认为，这一事件的核心并非“言论自由”，而是数字巨头在虚拟空间中代替国家提供了公共品，它们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公共权力。但它们的法律上，从产权上，又是私人公司，有着决定自己是否服务特定客户的权利。

结果是，数字巨头基于它在实体空间的法律权利，行使着虚拟空间中的权力，决定着人们虚拟身份的生死，人们的虚拟权利无法获得保护。于是，在数字巨头这里，本该用以对抗公权力的私权利，却在虚拟空间中披着私权利的外衣行着公权力之实，以权利的外壳对抗着对其权力的制约。

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颠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很多政治和法律的基本逻辑。施展老师认为，当下世界正处于一种秩序缺失的混沌状态，我们急需重新定义“个人权利”、“公信力”、“正义”，乃至发展出“新经济伦理”，为未来的秩序奠基。

否则，人类未来的社会结构，可能既不是橄榄型，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而是是极少数的人通过数据监控全人类、用技术操控全人类，“统治”整个世界。

施展老师说：“在大洗牌的时代，未来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勇气。”而身处大变局的我们，发挥想象力的前提是，对这个大变局时代，必须要有认知上的根本性把握。

为此，先知书店策划了“把握大变局书单”——马勇老师的《晚晴四书》与施展老师的《枢纽》《溢出》《破茧》。

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简而言之，就是由这两场大变局所带来的，前面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中国开始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而如何应对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一头一尾两大变局——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晚清四书》是晚清研究大家马勇老师30年呕心沥血之作，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勇老师站在现代文明大变局的高度，为您重新解读晚清。

而施展老师的思想，在当下既是一针清醒剂，也是一针强心剂，在混沌的历史迷雾中，它帮助我们突破视野和格局的种种限制，把握真实的世界，进而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

来源时间：2021/2/20   发布时间：2021/2/20

旧文章ID：24316

作者：QIAN JULIE WANG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最早学到的英语单词之一是每当我和父母走在城里时都会听到的种族侮辱语。我当时七岁，刚刚从中国搬到布鲁克林。有一天，急于炫耀的我向父亲用英语宣称：“我们现在是中国佬了!”父亲看上去好像被我捅了一刀。他用严肃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再也不许说这个词。

那个词一直困扰着我，总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像刀子一般划过。曾经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直冲着我的耳朵喊出这个词，我的耳朵嗡嗡响了几个小时。声音最终消失了，但遭受街头骚扰成了我生活中的常态。

大流行之前，就连步行去我工作的法院，都需要我极力控制自己的身体。有一段时间，我竭力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女性化，而且更像白人。当陌生人把眼睛向斜后方拉长，用“我爱你很久”(Me love you long time，是对亚洲女性的羞辱短语。——编注)奚落我，或者大声说他们得了“黄热病”时，我会假装听不见。

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我开始害怕上下班的路程。即使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人们也表现出远离我的样子。其他时候，骚扰更加明目张胆——陌生人用肩膀撞我;有人用长雨伞的金属尖头捅我，喊着“滚回中国去”。父母每次出门都带着帽子、墨镜和双层口罩。

我最后一次坐地铁上班是在去年3月，一个男人把他的脸凑到我面前几英寸的地方，死死盯着我，嘴里喊着“中国佬”。没有人为我说话。那个词在我耳边回响，把我带回童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坐过地铁或者巴士。

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大流行期间，在美国，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激增。在2020年3月至12月期间，追踪和回应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暴力与歧视事件的组织Stop AAPI Hate收到了超过2800例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事件报告。Stop AAPI Hate还发现，报告和新冠病毒相关骚扰的女性是男性的两倍。

尽管反亚裔情绪在大流行期间有所增加，但它早已融入美国的社会结构。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实际上禁止了中国女性进入美国，因为她们被认为传播性疾病，并对白人价值观、生命和未来构成威胁。《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于1882年签署成为法律，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禁止全体特定国籍者移民的立法。直到1943年，国会制定了每年大约105个签证的中国移民配额，才废除了这项排外法案。

美国的法律框架不把亚洲移民当人对待，反过来又纵容美国人有恃无恐地残害我们。在1871年的华人大屠杀中，一名白人暴徒在洛杉矶临时改装的绞刑架上吊死了近20名中国移民。1930年，数百名白人冲上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的街道，连续数天恐吓菲律宾农场工人，随后杀死一名男子。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愤怒的美国把日裔美国人当作替罪羊。越南战争结束后，三K党试图通过烧毁房屋和船只将越南裔美国人驱逐出得州——这是全国各地反越南情绪的体现。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攻击是针对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成员。去年秋天，在布鲁克林，两名袭击者掌掴一名89岁女性，并将其衬衫点燃。1月在旧金山，一名84岁的男性在早晨散步时遭到残暴的袭击后身亡。本周，一名52岁的女性在皇后区法拉盛一家面包店外排队等候时遭暴力推搡，晕倒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许多人似乎有意忽略我们的痛苦，傲慢地大笔一挥就把我们标记为模范少数族裔。他们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正常化，并允许我们的前总统用“功夫流感”和“中国瘟疫”之类的种族主义语言来煽动仇恨。

在工作中，老板指责我“过于敏感”，觉得什么事都和种族有关。有人告诉我，亚裔美国人不会遭受种族主义。我半信半疑，以为自己把这些事情太当回事，太脆弱——太“亚洲人”。在我的上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我说律所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做的不应该仅限于动动嘴皮子的时候，同一个老板——一个在商务会议上使用“敞开和服”(open kimono，意为开诚布公，亮出底牌，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色彩——编注)这个词的白人男性——驳回了这个观点，并宣称我这个亚裔美国人过得比“他们”好多了。

只要白人至上主义使得亚裔美国人、黑人和原住民以及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鸿沟永久存在，我们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展，去对抗我们共同的压迫者：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旨在将我们拒之门外的制度。

1992年，为了追求美国开国元勋宣扬的权利与平等，父亲辞去了在中国的教授职位。将近三十年后，他每次离家出门都会犹豫。但是，春节期间，当我问起他这件事，他没有表现出放弃的迹象，而是选择相信情况会好起来。正如在我成长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他总是对我说：美国一定会好的。

Qian Julie Wang (@QianJulieWang) 是一名律师，也是即将出版的《Beautiful Country: A Memoir of an Undocumented Childhood》作者。

翻译：邓妍

来源时间：2021/2/19   发布时间：2021/2/19

旧文章ID：24312

作者：唐慧云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推出拜登政府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其内容包括给予在美无合法身份移民可申请公民身份的渠道。美国总统拜登执政近一个月以来尤为重视移民问题，在其颁布的行政命令中，有不少关于移民问题，而此次颁布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尤为引人注目。美国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已经超过10年，奥巴马两任政府时期都曾经极力推动，但是均未成功。那么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能走多远?

政策主张“胃口”太大，难获支持

从拜登当前全面移民政策改革的内容以及两党的关系角度而言，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难以在国会获得通过，其对移民问题的解决未来会更多使用总统的行政命令权而非让国会颁布法律的方式。实际上，拜登目前已经频频使用行政命令权。

其一，从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的内容看，政策主张过于激进，“胃口”太大，难以获得两党支持。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被称之为“最大胆”移民政策改革。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议案主张8年内给予1100万非法移民合法公民身份。具体的实施步骤是非法移民首先获得5年的临时身份，之后，如果他们通过背景审查以及缴纳税款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获得永久居留权后三年则可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对年轻非法移民、已经获取临时身份者以及从事农业工作的非法移民则可以跳过5年的临时身份，立即申请永久居留权。关于这一条，民主党议员都并非完全赞同，更不用说在移民问题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就在推特上公开批评拜登的移民政策改革是“完全的赦免，根本没有考虑到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健康，在执法方面是零”。

从历史角度而言，美国往往谨慎运用“赦免政策”。对某些立法者和民众而言，“赦免非法移民”意味着“奖励人们非法入境的行为，”而且“赦免政策”也可能鼓励后来者。因为通过“赦免政策”获取合法身份的移民，会给其他的“非法入境者”以及他们的一些亲属带来“社会示范效应”。1986年的移民政策改革，国会曾经赦免了近300万非法移民，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目前的非法移民已经达到1100-1200万左右。以至于国会内保守派以1986年政策改革为理由，拒绝给予当前的非法移民合法身份，即使包括幼年时期前往美国的“梦想生”(编注：“梦想生”计划2012年由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实施。该计划旨在让年幼时被父母带入美国的青少年非法移民免于被遣返，并能合法获得工作。)。

另外，拜登诉诸 “一揽子”式的改革方式，而非 “拆分”式的“逐步解决”，更容易招致反对。在全面移民政策改革中，年轻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始终是两党焦点和难点问题。在国会立法过程中，对于两党争议最大的问题，采取“逐步解决”的方式有助于两党达成妥协。

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年轻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问题主要采用“逐步解决”的措施，诸如延长年轻非法移民滞留美国的时间，结合其工作状况和教育水平，逐步给予合法身份。奥巴马深知给予非法移民合法身份是“敏感问题”，在任期内，他更多的是延长年轻非法移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并为其提供各种生活便利。在奥巴马推动下，2013年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差一点在国会通过，变成法律。但是因为共和党反对，最终失败。

相比之下，拜登解决年轻非法移民合法身份问题的方式 “一竿子到底”，则更容易触及共和党的底线，招致反对。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就对美国媒体表示，“我们从来不会支持赦免优先的议案，拜登的议案存在太多的缺点，基本不存在协商的基础。”

时移世易，如今两党更难形成共识

其二，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而言，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难以争取到共和党中的温和派支持。当前，民主党在国会虽然占优势，但微乎其微，其优势并不能让民主党掌握立法主导权。在众议院，民主党虽然是多数派，但是和共和党的议席差距在缩小;在参议院，两党各自控制50个席位。就参议院而言，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如果要通过，在民主党一致支持的情况下，仍然需要10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相比2013年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此次要在参议院争取到10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的难度更大。

一方面，2013年的议案较为温和，拜登的议案更“激进”，难以吸引共和党的温和派。2013年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是两党各自派出4名议员，组成的8人小组共同拟定的。因此议案结合了两党各自在移民政策改革立场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共识基础，并获得了支持。在参议院投票中，有14名共和党参议员和54名民主党议员支持。议案最终失败是因为当时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否决。

相比之下，拜登的议案更像是“一面之词”，对共和党议员缺乏吸引力。2013年投赞成票的14名共和党议员中，目前只有5名仍在参议院，其中两名已经公开表示反对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他们是来自南卡罗林那州的格内姆和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

另一方面，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后其移民政策立场并未出现软化迹象，意味着拜登不可能争取更多支持者。拜登的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议案和2013年的改革在时间上具有相似性，即发生在大选之后。2013年全面移民政策改革中，出现两党合作的“8人小组”的原因之一，在于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失败后软化了其移民政策主张。共和党认为在少数族裔的支持率方面过低导致罗姆尼的失败。因此，出于对未来竞选的考虑，某些共和党议员软化了移民政策立场。相比之下，2020年大选不仅充满争议，而且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在少数族裔支持率方面却表现不俗。此结果向共和党议员传递的一个信号可能是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不一定导致竞选失败。基于此，以竞选连任作为最重要目标的国会议员就不会有动力软化其移民政策立场。

拜登之所以重视并采取“大胆”的移民政策改革立场，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回报少数族裔在2020年大选中的支持。另外，拜登执政以来，移民改革团体对其施加了种种压力，希望拜登能在百日执政到来之前在移民政策改革问题上通过一项法律。但是对拜登而言，鉴于议案本身的“缺陷”以及当前的政党政治，此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未来如果真的出现一个移民政策有关的法律，目前拜登的议案势必会大幅度修改，至于修改到什么程度，是“面目全非”还是只是涉及某些“细节问题”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2/19   发布时间：2021/2/19

旧文章ID：24311

作者：伍国  来源：海外看世界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2014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主张“尽快统一”的受访者最多只占全部受访者的4.2%，主张“尽快独立”的受访者也不超过总受访人数的10.3%。占压倒多数的人选择终极目标不定的“维持现状”，大多数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持“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的态度。

就笔者的亲身体验来看，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大陆的因素是很浓厚的。电视台有很多从大陆引进的历史文化类节目，有的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去大陆发展，看好大陆经济前景和自我实现的机会。经过偶然的和监控街头抗议的台湾警察的交流发现，在台湾警察的教育和培训中，大陆的公安/武警体制是他们的一个研究和学习重点，他们对此非常熟悉。老一代的台湾人甚至把去大陆叫做“回内地”。

另外，台湾民众中存在的对当局的种种不满，对于政党政治及其纷争的厌倦都导致一般人会把大陆领导人的风格和执政经历和台湾领导人进行对比，事实上以大陆领导人作为正面榜样去反衬台湾领导人的表现。比如大陆领导人诚恳、亲民的姿态(向灾民道歉等)就给不少台湾人留下了深刻的积极印象，认为台湾领导人在这类事情的处理上令人不满。事实上，台湾的政治文化本身继承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基因，不论在基层还是上层，民众都期盼有特别亲民，关心民众福祉的“父母官”形象的领导人。如基层里长经常不得不协助调解所在地区选民的家庭纠纷和私人事务。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属于“私”领域的事情，在东方文化中，仍然被潜意识地认为可以由地方政治人物以“公”的身份解决。

一名台北市民把自己看做2014年 “九合一选举” 的旁观者，有学生对候选人之间相互抹黑已经感到厌倦，一名起早摸黑，但月收入只有二万台币的司机说两党其实都一样，盼望大陆企业来台湾提高工资。另一名司机则对大陆的超大人口规模和诸多现实问题表示非常理解，同时对台湾在经济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逐渐边缘化表示担忧。因此，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维持现状”态度毋宁说还是含有很大的“观望”成分。“外省人”和“外省人”在台湾的第二代的中国情结尤其明显。

国民党尽管骄傲于自己的悠久传统和历史功绩，也抨击民进党搞“台独”，自身目前却提不出，或不敢于提出任何正面的目标和价值。原本，针对“台独”国民党似乎可以提出“统一”，但在本土化趋势越来越强的今天，国民党也明白，选民对于“统一”这一议题根本没有兴趣，提出“统一”不仅无助于国民党赢得选票反而还有反作用，因此也只能闭口不谈。

针对国民党，不必说国民党以外人士，即便是国民党党员、党内的工作人员也都怨声载道。这些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

1、国民党拥有庞大党产，而且其价值和政策取向代表“权贵阶层”和“财团”。尽管国民党人士对此加以否认和辩驳，但始终难以改变该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在国民党执政期间，普通民众所切身感受到的工资水准体现不出GDP 增长、房价过高、食品安全问题都被推倒国民党头上。这些问题中有一些可能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换谁上台都很难彻底扭转，但现代政治问责制必然要求执政党负起政治责任；

2、国民党内斗频繁，组织涣散，缺少执行力。尽管有人可能误解现代政党内部完全可以个人自行其是，但作为一个组织，一定程度的协调和凝聚还是需要的;

3、国民党在和民进党的舆论战中完全处于弱势，把握不了“话语权”。在台湾，民进党掌握大量支持和同情其立场的媒体，而基本上没有一家能正面表述国民党理念的媒体。对此，一些国民党党内人士看在眼里，但也无可奈何，心态几近自暴自弃;

4、大量年轻人自动地加入到民进党的阵营中，以至在民进党的活动中可以看到大量年轻，有朝气和活力的面孔，而国民党人不论是党工和支持者，则都以中老年人居多。

国民党给予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一种暮气沉沉、不接地气、腐朽颓废的权贵和财阀的印象，如同一家老店，虽有一定声望和大量资源，但积重难返，也不知如何吸引年轻顾客，甚至在逐渐放弃年轻人这个最有希望的市场，而只依赖正在日渐凋零的老员工和老顾客，但民进党却给人一种有活力的感觉，甚至能吸引具有左翼情结，崇拜“格瓦拉”的青年人加入。这些青年认为，民进党“有理想”，并显得代表了中低层人士和青年人的呼声。这从竞选现场的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出来，例如民进党可以把候选人设计成各式公仔，做成贴纸，显得活泼可爱。也有很多年轻人为民进党助选。国民党人讥讽他们不过是在打工，和在麦当劳打工无异，但笔者通过观察确信这些年轻人是真诚的。一位台大教授告诉笔者，国民党已经放弃了过去还有所着力的“青年工作”。笔者与之交谈的一位较年长的台湾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则指出，陈水扁弊案虽然对民进党的声誉造成了很大打击，但国民党执政后对于陈水扁本人的长期监禁，拒绝其保外就医等措施却又让民众同情的天平向陈倾斜，而让国民党在道义上丢分，用这位副总经理的话说，是“胜之不武”。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在民众眼中的区别已经不完全是在统独议题上，更在于代际分野，也代表了社会阶层的上下两极分化和潜在的对抗。或者说，在目前台湾内部的政治光谱中，国民党类似一个强调自由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右翼政党，而民进党则类似一个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左翼政党。后者显然占据了某种道德高地，更容易吸引本身就对分配不公，前途不明倍感愤懑的青年人群。自从台湾光复后，这种既反国民党又对美国不满的“左派”传统一直是一股思潮。

由于大陆《反国家分裂法》的震慑，民进党已经不再公开宣扬“台独”这一理念，而是采取了一些较为隐晦的策略。例如宣扬“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这个颇有煽惑力有似乎有道德正当性的说辞，同时在叙述台湾历史的时候，刻意模糊清朝和日本统治台湾的性质之间的根本区别。在阳明山一个旅游景点的文字解说中，清朝对台湾的统治被称为“清领时期”，日本殖民时代则称为“日领时期”，使得二者都成为同等的，一先一后的外来政权。对这一点，国民党背景人士直指是民进党执政时期进行的篡改。然而，这段文字的英文翻译，却把“日领时期”写为殖民时代：colonial period，对清朝却不用colonial 这一措辞。这表明，英文部分反映了正确的历史观，但中文部分却进行了误导，但两种文本的不一致也体现了台湾历史观和自我认同的混乱和矛盾。

与此同时，笔者从三次赴台湾观选、开会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的观察中并不认为台湾人普遍对美国有强烈的好感。他们不认为美国人会真正为台湾的利益和前途考虑，反而很容易看透美国通过军售和肉类出口自利的一面和对台湾及两岸关系进行的操纵。在这方面，目前在野的国民党也起到了积极抵制和批判的作用，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这种态度也导致即使民进党政府也没有糊涂到真的把宝全押到美国人的身上。笔者认为，这就是民进党当局2020年对台美关系适时刹车，甚至继续呼吁两岸对话的缘由。也可以说，民进党政府仍然有摇摆或者投机的一面。

目前,台湾的大专院校录取率已经达到97%。很多“九合一选举”参选人和助选人都有在国外受研究生教育的经历，来自两党的大量参选者和参与助选等政治活动的人都受过系统的人文社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中共党史，或跨学科的中国大陆研究等训练，有岛内或英美名校的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一些人甚至做过大学专任和兼任教师。这部分人对于西方民主理论，国际局势，大陆政情，中国历史等都十分熟悉，说话有逻辑性和深度，其知识结构乃至个人性情都适应于从事理性和温和的社会运动及选举政治，也能够对民主的理念及其与实践的契合进行深入的批判思考。

笔者认为，大陆应该把台湾岛内的“两党问题”和陆台“两岸问题”分别看待，看清国民党在台湾的衰势，同时理解台湾民众在两岸议题上的复杂、矛盾、观望的心态，但应该遏制或忽视大陆某些学者哗众取宠的极端言论，例如所谓 “台湾岛内已经没有(自我认同为) ‘中国人’ ”的误导。2018年，笔者在台湾住宿的时候，宾馆服务员听到笔者和自己孩子说完英语后转成汉语，立即吃惊又开心地说：“你是我们中国人!” 这或许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但也是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进行的一些旨在“解构”“汉族”的研究，笔者曾专程拜访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人类学家王明珂教授就从“中国学者”的立场予以抵制，退出了相关论文集的编纂出版。笔者与之有过一面之缘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退休回台湾定居后，组织大陆和台湾清史学者共同编辑出版论文集，挑战美国“新清史”学者对清朝性质及汉化、帝国等诸多问题的阐释，并多次和美国学者笔战。

中国大陆应该继续对台湾民众展现同胞的善意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人性、理性的一面，继续强调和巩固大陆和台湾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尽可能地赢得台湾民心。另外，随着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快速改变，特别是随着美国的国际形象，实力和信心在最近几年受到重挫，一方面，美国在战略层面可能力不从心或者必须更加慎重地权衡行为的成本，另一方面，除了少数极端份子，台湾岛内民众也应该更加看出美国不可能依靠。对于美国违背中美建交承诺和台湾方面进行的政治军事接触，大陆方面应当给予美国更加严厉的警告和明确的抗议和反制。

来源时间：2021/2/19   发布时间：2021/2/19

旧文章ID：2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