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小玲  来源：中美印象

苏双碧先生(1933.12.1-2021.2.19)

一

有人曾怀疑当代中国众多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是否都在扮演着性格双重、人格分裂的社会角色，而陷于严重的悖论中矛盾、猥琐乃至阴暗地生活着。这种悲观我也有过。传统延伸与现实人生交织之下的种种局限，使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某种程度的不同冲击、困扰。而我们特殊的历史，无疑更多从文化上，留给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思考的知识分子或许是二分的欢乐、三分的痛苦和五分的责任。其实，在当下的知识界，已有更多的人学会了必要的理解和宽容，即便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某种巨大矛盾，也能依靠一种非常的精神力量(自身的或借助的)予以支撑。尤其是某些从精神到肉体皆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出于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宁愿忘却屈辱的经历而理性地面对新的现实。

我的确亲历过一些出色的人物，能够在人群中抑制不良的灰暗倾向，从未来的角度把握现实，以充分的良知把握做人。比如搞科学的会想到造福人类的神圣,搞文学的会想到终极关怀的崇高，即使是从事政治的，亦会想到不能忽视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也许他们再无法容忍一种社会生命的虚假现象。那种曾失真与伪善泛滥的历史，几乎要断送掉一个民族的前程！也许正是一种学会了在现实冲突中寻找相对应的策略出路或称卧薪尝胆，使我们的社会便有了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的进步的希望，尽管对于个人的自由往往意味着冷酷的自我约束或干脆放弃。在这一数目尚待进一步扩充的群体中，历史学家苏双碧，便是我所认识的其中之一人。

大约是1990年的冬天，我在北京朝内沙滩北街的原中宣部宿舍，经兄长介绍，认识了苏双碧先生。因为是福建大同乡，又彼此还同姓苏，属“本家”了，一见面就觉得几分亲切而无多大拘束。他操着一口带浓重的闽南乡音的普通话，这一时让我这个凡事都爱琢磨的小文人有点诧异：如此冥顽不化的方言情结，何以能缜密地思想，并准确表达出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的精深底蕴来?

实际上，苏先生自在北京大学这一曾经的精神校园受熏陶伊始，便以纯正无误的汉语思维，热忱地思考着中国社会从古到今重大的政治与人文事件。对他而言，那不改的乡音无疑隐藏着特殊的一种视野、一层责任、一颗能够上“天”入“地”的平常心。虽工作生活在京城，但苏先生只要得空闲，便常会到地方或老家走走看看，为的是丰富学术的视角、做一些深入的实事求是的调研，而一些进京的地方官员或布衣乡亲，也喜欢登门造访他。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都能让我将一个身居高位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同一位具有平民意识的朴实的学者联系在一起。他曾说过一句使我印象深刻的话：若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整天高高在上，不近民情，也不解民意，不讲清政原则，又没有人情味，时间长了，他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

“民意”是什么?民意实际上就是一种决定一切社会组织、国家与个人在内的生存意志；“人情”又是什么?人情客观上就是一条不断维系人类生活、滋养良性美好的生命关系的血脉。没有以上这两项作为根本前提，再伟大的事业都只是一场务虚，再堂皇的理论都可能是一堆文字误会。

大凡接触过苏双碧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苏先生为人和蔼亲切、谦逊坦诚。和他交谈，你会感觉一阵清风如歌；向他求教，你亦得到语重心长的满足。仅从他干净朴实几近传统的外表，你很难判定这是一位很具现代意识且满腹经纶的学者；而他的平易近人、笑容可掬，你更难料定他还是一个中共中央的权威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副总编辑、一个历史学家。我自然明白，这些名分和地位，不仅对学者而言，即便是对一个具有平实的人生心态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是一种“身外之物”。只是苏双碧在学者和领导之间，上层人物与普通人之间，其角色融入得自然而不失品位，平凡而不沾媚俗。这是一种人生定位的恰到好处，尤其位于容易产生精神错位、心态紊乱的“高处”，更是一种难能可贵。

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原来就很负重，说不准在某个时刻，被哪个突然的不良事件所困扰，激发出苦痛的心绪。这时，你往往会联想自己身边一些熟悉的优秀人物来。这种联想，犹如回放一支清新美丽的歌曲，可以“药敷”精神的伤口，缓解疼痛的感觉。可以说，苏双碧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经常让我“回放”起来，安慰忧虑心境的一支歌，一支增添信心、消解困惑的歌。

二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这是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音员厄本与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一次对话中的权宜说法。在我看来，历史的真实在于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等等正反事实在内的全部人类生活的完整关照；而历史的伟大，则表现在对这一切的是非曲直有一个本质的把握和揭示，使人类的喜剧继续上演，人类的悲剧不再发生。与其说这是一种认识，倒不如说更是一种强烈的愿望。

而曾几何时，我们祖宗的历史在经过了“实用主义”者们的折腾之后，渐渐地真伪难辨、良莠难分。仅是智慧不力或可以一番“惭愧”了之，可问题恰恰出在灵魂的腐朽而导致历史真味的缺失。一层为掌权者经心堆砌的认识障碍，就可使昨天明朗的现实，变为今天模糊的历史。理性与非理性、人道与非人道的是非评判，往往要让遥远的未来才给出结论。

真理的姗姗来迟，使多少仁人志士成了抱憾西天的屈鬼冤魂。司马迁有幸，作为史学家，他尚能真实地记录下当代的历史而未遭汉武帝的肉体消灭，尽管牢狱之灾、“腐刑”之苦以及漫长的精神煎熬，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名扬千古的《史记》，一座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丰碑。可即便如此，也未能摆脱后来者的尴尬。中国历史，又能有几个司马迁，几个直面政权的腐朽、残暴，从而历数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击中统治者痛处而尚能顽强而生、挥笔如戈的司马迁? 

在某种意义上说，客观的史学和理性的哲学，是一个英明有为的政治当权集团的耳目与心窗，可以帮助政治家门避免重复曾经的错误，亦能够尽量逃出现实的误区以达清明的境地。但是，在我们的国度，人们很难搜索到这样“三位一体”良性关系的治国史话。政治身心的过于强大坚挺，无情地淡化了应该更超前、更有力的思想——对历史的思考、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前瞻。也许正因如此，除诸子百家思想自由的先秦特殊例外，几千年来，几乎所有历史阶段的社会深刻的思想，都是在一片充满黑暗、恐怖、血腥与痛苦中挣扎而生，社会的进步在苦难中步履蹒跚。

现实即历史，史学家也应该是当下的思想家。如果一个史学家不是从现实社会的需要出发，不是从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的角度而写作思考，那么这样的历史就是一片沼泽，一堆死人，一个多余而沉重的人间包袱。

苏双碧先生无疑深谙历史学的神圣功能与承担之重。从他北大毕业跨进北京历史学会当秘书起，便开始了对一部不平常的社会史的思考；而当他的史学观点真正形成与成熟后，就毫不犹豫地投入对历史人物的弘扬与批判中。同时，他将探索的视角伸向与现代化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近代史，对事关历史科学正误的方法论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些都体现了一位严肃的史学学者的正直与良知，胸襟与追求。

1965年11月和1966年5月，“四人帮”先后分别在上海《文汇报》、《红旗》杂志上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发出了“旨在禁锢思想、控制舆论的法西斯专政的‘信号’”和发布“一个扰乱全国的反革命动员令”(苏双碧语)。从此，中国当代史上开始了由政治闹剧导致人间悲剧的“文化大革命”及现代“文字狱”。而首当其冲的，便先是三位追求正义、敢说真话的学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本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精神的理论家文人们，最终却被政治的需要而演变成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鬼蛇神”。

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实现篡位夺权的野心，采用恶劣的“影射史学”和“钩陷害术”，他们将明代清官海瑞的罢官同现实刚正不阿的革命家彭德怀联系在一起；将《三家村札记》同“庐山会议案”联系在一起；将所有可以利用的“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统统罗织出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出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政治和人身迫害案。在无情的迫害中，邓拓饮恨自尽，吴晗含冤死去，而廖沫沙在漫漫的牢狱煎熬中，备受身心的折磨和摧残。

“文革”初期，尽管面临阵阵狂涛恶浪，史学界也因政治动荡而充满阴霾。苏双碧先生作为北京史学会的唯一秘书，依然在内心深处对“反动”的“三家村”倾向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在高压下写过一篇反对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他坚信与自己频繁接触的三位领导和同事品德是高尚的、精神是勇敢的、追求的是正义和理想。尽管他一时无法理解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将中国引向何处。但他从一个个善良、正直而才华横溢的人们被攻击、被打倒、被送进监狱的悲剧命运中，感觉到不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产生不满与困惑。他在痛苦的沉默中为不幸的同仁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保持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正直品格。

苏双碧，因没在危难时刻背叛自己的领导和战友，最终被作为“三家村的小伙计”遭到无情批判。十年“文革”，在鱼龙混杂、善恶不分的年代，产生了多少投机分子；而又有多少冒牌的共产党员，口里滔滔不绝着最灿烂的真理，心里则念念不忘最自私的权力；台上是堂皇的革命者，台下是险恶的阴谋家。在学术理论界，也同样产生了一些知识分子败类，他们没有为正义和良知所感化召唤，而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大大小小的“梁效”、“罗思鼎”，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凶狠的“刀笔吏”!也许这些历史的当事人，当时也是出于权威下的无奈选择，然而，却不能以此就能逃避历史的责任、抹去政治人格的自我羞辱！

是人类历史某种必然的悲剧因素的作用，在任何一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当中，都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时而正义大捷，时而英雄悲壮。即便是当代展现的改革史，亦是一波三折，不得顺畅。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漫长而灰暗的思想隧道里摸索前进、充满风险。令人困惑的是：客观上并非完全由于历史智慧的天然局限，而更多是主观上人为制造的现实误区。人们似乎可以包容痛苦，宽容过失，甚至对并不遥远的罪恶历史都可以不予深究而有意淡忘，但人们却难以容忍——专制文化意识诱发的某种继续伤害。但愿历史不要再重复一次愚昧，支持现代思想之树能够长青。

1978年，中国的知识界迎来了一个明朗的春天，使我们的国度显现了思想解放的自由空气。几乎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充满了欣慰和兴奋之情，以激越的笔触袒露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的鞭挞，对进步思想与自由精神的讴歌。而作为具有现实主义实践精神的史学家苏双碧，自然成为其中最活跃的思想战士之一。

同年11月15日，苏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四人帮”险恶用心与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揭露批判。这篇首起为吴晗及“三家村”平反的文章刊出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全面揭批“四人帮”罪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苏双碧在党中央拨乱反正春风的鼓舞下，以详尽的事件始末、客观的为历史负责的态度，先后在《红旗》等杂志报刊上发表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关于开展“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及《吴晗传》(和夫人王宏志合写)、《学术界的朋友和战士——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等一系列观点鲜明、思考深刻的政论文章与传记。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苏双碧先生为“三家村，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思想界杰出斗士的平反昭雪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有关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没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苏双碧便自然不会如此投入，如此入木三分而振聋发聩地表达出历史的真实、社会的良心与现实的反思。          

三

今天，在知识界，与我同为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一位为真理而战的青年、为抗争血统论而写出《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十年动乱，血统论导致了多少无辜生命的完结，多少人为这场反动理论的“瘟疫”而遭受一生都无法扭转的悲惨命运。今年4月，苏双碧先生来到我在报社的办公室，偶然中聊起了有关遇罗克的死及其平反过程。他告诉我，一篇《遇罗克冤案始末》，已收入他将出版的关于对中国封建主义批判的著作中。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疑是兴奋的。因为其一，虽早已知道中国出了个遇罗克，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在专制盛行的年代，竟敢“鸡蛋碰石头”，为追求真理而最终纷身碎骨，但却没有机会全面了解这位思想斗士非凡生命的全过程。其二，原来为一个我心中的英雄平反的第一人，竟是我身边这位令人尊重的师长和朋友苏双碧先生。

苏先生以复杂的心情回忆说，1978年11月，他的那篇《评姚文元〈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却引发了另一桩和《海瑞罢官》案相关的冤案的出现。就在文章刊出后几天，一位老太太找到苏双碧家。老人问苏先生：吴晗是北京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儿子就是因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

说话之间老人“声泪俱下，话音呜咽”。这个叫王秋林的老人，就是遇罗克的母亲。面对这位无辜死难者母亲的那双哀怨凄然的眼睛，苏先生感到又一次内心的震撼，他觉得自己没理由拒绝老人在悲愤中的请求。他安慰老人：只要是冤案，就一定为你儿子平反，按照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尽管当时平反的事应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但作为一名《光明日报》的记者，他觉得应该伸张正义，极力促成了所谓遇罗克“反革命案”的平反。之后，苏双碧上公安局、走法院、访亲属，在查阅了厚达24卷已尘封多年的文革档案资料中，最后了解了全部真实的遇罗克事件。

“这是我写文章接触到的材料中最触目惊心、最发人深思的一幕!”苏先生如此表达了他的感慨。1980年7月15日，苏先生终于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为题，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于此同时，遇罗克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摆脱了“现行反革命”的沉重与耻辱的历史。遇罗克在临终前的一首《纪行》诗中写道：“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渐波”。在另一首《致友人》中则写下了“遣业艰难赖众莫”、“乾坤持重我头轻”这样壮丽而不朽的诗句。

在我看来，理解一个时代具有反叛精神的诗人，比起理解一个在政治风云中冲锋陷阵的理论家更属不易。在我们生存的环境中，社会似乎没能正经认真地给真正的诗人们一种更合乎逻辑的说法。这个人类最敏感的一群人，常常是被认为怪诞的疯子，稍有出格也被认为思想的异端分子。社会总将他们对生命的关注与博爱的精神，当作是纯属个人内心需求的不正当的扩张延伸。因而，涉及反叛社会现象的行为个性，都有了蓄意违背秩序、扰乱社会的不法嫌疑。显然，尤其那些不跟正统的组织团结一起，也就是不愿将个人的创作与行动自由交付给某个机构支配的年轻诗人们，就更能引起社会主流意识的歧议。

在信仰真空、主义混乱、良知受辱、情感失真的年代，一俟诗人有了独立于超群之外的思想，其命运不是在冷落煎熬里孤寂，便是在风雪暴虐下悲怆。尽管纯粹的诗人往往只执着于自己的脚印，只看重历史的公正，而无须在现实中讨得荣耀，接受廉价的光环。但是，蓄意对他们进行冷落或无端的政治迫害以至否定人格、羞辱生命，无疑是对一种天理的践踏，也暴露出诗人生存的世界的堕落与悲哀!

遇罗克的死，使我们曾生活过的社会年代其精神与人道的意味不言而喻。而苏双碧却能够这样及时敏锐地关照这个不曾戴过“诗人”桂冠的诗人，这个昏暗时代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这个被历史灼伤的不屈的灵魂，这个足以引发现实再次深思的痛苦命题——因为，遇罗克是被专制政治公然枪杀的中国优秀青年，与另一位“文革”中被专制主义猎杀的烈士张志新有着同样的悲壮与凄凉，尽管这位人类追求真理、正义的思想战士，最终也没有得到一顶能不时发亮的“烈士”之冠。

或许，我自己有过某些与遇罗克相似而程度不同的经历，有过一段漫长的人生探索，观闻过许多人被社会莫名扭曲而痛苦的时候，故对人生一切具有灵魂性的工作，都怀有特殊的感觉。而苏双碧先生长期处于上层意识形态的漩涡中，身为从事政治理论探索和史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以一种求是务实的治学态度，以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双重情怀，来抒写他的“历史”，表达他的“现实”。他对精神的关注是广泛的，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也很执着，这也正是苏先生能令我由衷敬重的最重要的原因。

四

早在1991年，我和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界的几位朋友，策划拍摄一部关于毛泽东的政论片(后因某种原因未能完成)，目的是通过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个性及信仰实践，立体充分地展现一个历史人物对一个民族、国家及政党命运的过去与未来的影响作用，并试图从新的角度解答中国革命的若干本质问题。当我们将此想法告知苏双碧先生时，他便热情地肯定了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欣然接受担任总撰稿的邀请。由于我是电视片大纲的撰写人，便几次直接地征求苏先生的意见，从中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启示。

启示之一：封建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混杂在一起，使革命成功后的毛泽东陷于不自觉的“二律背反”中。启示之二：尽管毛泽东是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在人类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却同时因为是一个同样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使他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理论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虽比同时代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但是也比其他人更自觉地在民主建国这个重要问题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发现，苏双碧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看法，从不囿于一切现成的结论，而更多是从历史本身的事实出发，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分析人物的功过是非。即便对被引进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也能辩证地进行评价，提出总体可行、部分不宜的见解，这与以往理论界那种抛开国情，空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绝对性与具体实践的不可修正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区别。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苏先生无疑能够摒弃狭隘的情感与陈旧僵化的思想方法，去穿越历史曾经的形而上迷雾。他以完全忠实历史，尊重事实的理性态度，来分析过去和现在的人与事，因而更加合符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道德和智慧的逻辑。

苏双碧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政论家和史学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个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他对那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起早贪黑”，凝神著述数百万字。通过对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一批重要人物言行逻辑，进行了精细、缜密的学术疏理，对其主要历史事件也进行了大量的证实与证伪，揭示出这场农民大革命对近代史产生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在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上，苏双碧先生提出了有别于其他史学家的观点，即“太平天国革命既不是‘单纯的’、‘旧式的’农民战争，也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起义，而是一次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农民革命战争”(《苏双碧选集》第289页)。这种看法似乎“折衷”，却恰恰说明了苏先生高度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没有牵强附会地将太平天国革命简单地说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农民战争，或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五

关于苏双碧先生，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十分注重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的毒化与反动等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封建专制主义都以它顽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严重地阻挠着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并还消极地影响着当代的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此文的书写间，有幸收到应约寄来的苏双碧《中国封建主义批判》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书的封面，竖排着几行提要文字：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它的历史取向是针对着封建专制主义来的。

“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整个过程，都有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烙印。

………

以上前三句是邓小平先生说的，后几句是苏双碧著作中的话。但揭示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的专制主义给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遗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在这一部收集了25篇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专著中，开篇的就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标题——《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的战略任务》。

将反封建提到一个跨世纪战略的高度，这是何等锐利的时代眼光!历史千辛万苦走到了今天，却没能让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完全摆脱千百年来的文化与精神的桎梏。或许，对某些能从祖宗老旧的生存法典里，找出适合享受社会人生的安乐方式的人们来说，专制主义依然不失为一种文化与精神至爱。因而也就能在腐朽中挽留一片温柔，阴暗间得到一种惬意。尤其是一些呆在权力宝座上的人，更容易让封建专制的死灰复燃。由于小农意识的依然普遍和人身依附的劣根未绝，从乡村到城市，对权力加金钱的疯狂崇拜，还是一道自然而迷人的社会风景。因而往往“在这里，是非的标准是权力，而不是真理。”(苏双碧语)

苏双碧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时坦言：“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本应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专制和忠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果沾上封建主义思想，皇权在他们身上同样会有突出的表现。”(《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的战略任务》)

人们亲眼目睹了那场破坏文化的“大革命”，如何把封建的意识与实践推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如今，在知识界，竟然有人思封建道学之幽情，恋传统文化之温馨，巴望这个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给出一块让所谓“国粹”发扬光大的空间。不少人“提倡什么新儒学，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等，复古思潮旗帜鲜明，不一而足，不但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拉回到封建主义去，还想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同上)。

苏双碧尖锐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虽发生了巨大变迁，批判封建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陈独秀到邓小平等等，都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批判封建主义。而封建卫道士们，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用来反击的武器，仍然是上个世纪抵制西学东渐的那些祖宗之法、封建纪纲或提倡“国粹”。“这些武器不用更新，原封不动就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或重新宣扬封建主义。他们步步为营，阻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同上)。

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批判过封建专制主义，并付出鲜血和生命；然而我们又自觉地进行妥协，用以支撑某种精神和人格。或许人们总不愿服从于历史进步、人类健康的大局，而宁可捍卫已抓在手心的既得利益，一个集团、一个小集体甚至只是一个人的狭隘利欲。因为也只有专制主义的现实帐篷，才能罩住绝对安全的专权、特权与随心所欲的一切需要。

我发现，在缺乏历史反思和专制批判精神的当下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权力的迷信和使用权力的疯狂已经愈来愈变得习以为常了。一人得势鸡犬升天，一人失宠万马齐喑的现象不时发生；而通过金钱换得权柄的“捐官”事实也是层出不穷；权力干预法律，妨碍司法公正等在基层政权间亦是愈演愈烈。一句话，专制主义的实践能带来明显实惠，已经是一条众人皆知的“一般规律”了。如此现状，在竭力反腐败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再高举一面反专制的旗帜，从政治、文化与精神上努力铲除这社会祸害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呢?

在《中国封建主义批判》中，苏双碧依然站在一个思想者的高度，观注着另一个颇值得深思的历史问题。这就是关于爱国、卖国和误国的三种政治现象。也“只有对这三部分人都进行认真分析，才能真正体现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和它的极端重要性。”(《爱国、卖国、误国》)苏双碧先生点出的问题要害是：在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的两种人之间，还存在一种明显误国的人。他们或是反对洋务运动，排斥一切新生事物，“表现出极大的思想闭塞和愚蠢”的昏官；或是坚决反对变法革新，和西太后一道镇压维新派，以及利用义和团的所谓“刀枪不入”“仗神威以寒敌胆”而盲目向入侵者宣战的庸臣。

这些误国者的两大特点是“盲目自大，反对学习西方”和“反对改革，力保‘祖宗成法’，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而他们的行为从表现上似乎也是爱国的，也不会有卖国的嫌疑，但实际上所造成的恶果与前两者都同样可怕而可恨。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假如我们今天依然要坚持和强调爱国主义，就应当从爱国主义的本质角度出发。据我们的社会科学词典，其概念的含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

因此，旧时代是“反帝和反封建”，而新时期无疑更集中体现在对怎样促进国家的民主法律、经济文化建设即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问题上。物质文明需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而精神文明则需要从根本上清除专制主义的余毒，建立全新的现代政治、民主、法制与文化机制，使国家走上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健康、文明与富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这正如苏双碧先生所指：“讲爱国必须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这个总目标联系起来。离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利益去谈爱国就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大量客观的现象表明，当前爱国主义实践中的最大障碍是侈谈爱国背后的误国主义者，他们虽然形不成思潮，但却有比思潮更有力的行动。官僚政治、文牍主义、虚无主义、伪善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清谈主义与经济上的浪漫主义等等，都为误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与丰实的实践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在总结了由苏双碧先生提出的误国主义历史教训之后，在当今中国，爱国主义的打假也应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提出，为全体国人所关注，以引起疗治文化疾患的努力。

六

力求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史学家苏双碧从事学问的重要特点之一。尽管历史有时虽显得杂乱无章，真伪难辨，往往要理清一个线索也是千头万绪。但苏先生却凭着他的学识、执着与责任感，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寻根究底，希望有个水落石出而正本清源。更令人感佩的是，苏先生常让自己去深入历史的“虎穴”或“雷区”，似有“孤胆英雄”的真正学问家本色。如对太平天国诸领袖的重新评价，对明代降清的“汉奸”洪承畴的辩证认知，对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施琅两位明、清军事将领的爱国考辨，以及关涉一系列近代与现代思潮、社会事件的新透视等等。

在《中国封建主义批判》中，还有一篇关于十六世纪思想家李贽的思想新探文章，也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与倾心。苏先生对李贽的结论是：李贽在反对封建主义及假道学的言行实践方面，是同时代学者(包括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中，“最勇敢、最进步”的。并且，李贽“超越了儒家的思想范围”，而同封建传统思想形成了“判然之别”。李贽，生于1527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官至知府。五十四岁辞官，晚年著书讲学，因挑战“孔圣”权威，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激怒了当权者，于1602年被迫害致死。

苏双碧在《李贽思想新探》中指出：中国在经历近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封建专制主义十分牢固，孔子思想在不断被改变脸谱之后，成为封建社会绝对神圣的思想准绳。谁要非议孔子，谁就是叛逆，就要遭到社会的惩罚。而李贽“看到真正的历史被歪曲，不少历史上的伟人因传统观念束缚而蒙冤受屈”。为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拨乱反正，李贽重审历史，清理思想，故而尖锐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儒家经典也不是“万世之至论”。表现出一个思想的猛士，不畏权威、敢于否定与袒露真理的精神和勇气!这样的大无畏精神行动，在封建时代又何止是种难能可贵可以评尽?无怪乎苏双碧先生直言感慨：李贽“突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体系，宣传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这是当代思想家所不可比拟的。”(《李贽思想新探》)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类的思想总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探索、不断怀疑与否定旧观念中发展向前。从奴隶思想到封建思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以新替旧，都是历史必然；即便对人类做出过巨大思想贡献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有个补充以至修正更新的过程，如果实践者们只限继承而不思创造，只苟应用而不善变通，以“辩证”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会变成一潭死水，甚至可能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憾事。正因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应该超越古人、前人和外人，就应该不断地弘扬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之现代精神；就应该鼓励真正的有益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宝贵探索；就应该强调百家争鸣，使思想界的每一个探索者心情舒畅，放开手脚去“开采”供给民族与人类营养的思想与精神之“金矿”。

苏双碧先生在评价李贽高出于时代的思想时提出：“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对于一部分思想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跨越时代的思想火花。”它不仅能对传统思想予以冲击，亦能够造成燎原之势，使新思想新观念形成变革时代的大潮，推动社会发展的铿锵步伐。

1997年12月3日，苏双碧先生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了《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阻力》的文章，对近代化进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和剖析，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如对“改良派”、“维新派”和“国粹派”的社会思潮和政治企图，有着进一步的深刻认知；对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物因封建文化拖累而产生的局限性，作了历史的再反思。由于这篇文章的历史新视点和独特的探索价值，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被收入1998年第3期的《新华文摘》中。苏双碧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即便是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之后，封建主义文化依然以更换面孔的形式，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五四运动，其反封建主义是比反对帝国主义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

苏双碧先生的探索似乎能够提示人们：专制主义，作为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具有顽固的根基，这已在严重毒化了中国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肌体，在探索国家与民族命运的道路上常常让他们败下阵来，从而趋向保守甚至走向了历史反动。由于专制主义的顽强和作为社会改革者解放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其不仅在近代化过程，即便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新形态的中国，也依然能诱发出一场现代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历史悲剧。

而今天，假若我们的民族，不以科学、民主、法制的原则出发来真诚地构建社会的现代化，不从每一个社会角落清除专制主义的思想余毒，那么，我们无疑还将以新的形式重演近代化过程的陈旧的悲剧，最终的结果还是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或许还不仅仅是一种看得见的挨打，而且更严峻的还在于整个民族身心的萎缩与消亡——我想，这也许就是作为具有现实主义治学精神与实践态度的史学家苏双碧先生，在新世纪来临之前给出的又一个启示吧？

（写于1999.3.北京）

阅读苏小玲在本站发表的其他文章：

• 苏小玲： 在文化中透视中国–纪念王学泰先生
• 苏小玲：谁让布兰斯塔德告别中国？
• 苏小玲：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
• 苏小玲：冷战开启，中国何以化解？

来源时间：2021/2/23   发布时间：2021/2/23

旧文章ID：24329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本文原載於澳門《訊報》2021年2月12日和2月19日，作者授权本站发表，作者這裡略有修改。文章中的观点为作者所有，不代表本站任何立场。延伸阅读：從美國大選看左、右意識形態光譜：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1）；從他們在川普問題上的立場看他們的極右傾向：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2）；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3）；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4-7）：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4）；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5）】

      美國最有名的防疫專家福奇去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到美國的疫情已經帶給國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很多人仍然認為這是假消息。明明就在眼前發生的事情，一些人卻仍然堅持認為眼前的事實不是事實。他感到非常錯愕，目瞪口呆，很難接受（Elisabeth Rosenthal, “When Will We Throw Our Masks Away? I Asked Dr. Fauci,”  2020年11月19日)。

其實在川普問題上，正如我們在前面幾篇文章裡討論的，挺川的極右派對眼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又何嘗不是讓人目瞪口呆。我在這篇文章中，將討論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川普問題上分裂的原因，並討論如何處理這些分裂從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川普問題上分裂的原因

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什麼在挺川和反川問題上會有如此之大的分裂呢？Anne Applebaum討論了為什麼20多年前在她的波蘭家裡聚會的一群波蘭、英國、美國、俄羅斯右翼古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後來分道揚鑣。有的像他們夫婦一樣保持中右立場，有的變為中左，還有一些人受威權主義誘惑，變為極右，向專制和威權傾斜。（這裡關於其他國家知識分子向極左或者極右轉變的討論，見曾夢龍，“安妮阿普爾鮑姆談民主曙光和朋友分裂，知識分子為什麼受威權主義誘惑？”）。

知識分子的分裂有的可能是受到名利、金錢、物質、社會地位等等的誘惑。比如蘇小和在2021年2月5日的推特上說他在去年11和12月的“油管頻道賺了很多錢”，非常“感謝川普總統”。而當川普去了弗羅里達之後，他的“頻道點擊率也直線下跌”。他說“無論承不承認，川普總統都是我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盈利焦點”。或許至少一些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挺川是有利可圖的事情。

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了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極左或許和名利也有很大關係。人們可以想像他們在得到權力的厚愛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樣子。其實不用想像，我們在媒體上也看到了。

還有的是感到“文化絕望”，而投入煽動者的懷抱。前引文章中談到美國右翼知識分子感到“民主黨和自由派精英對美國的民族認同和基督教價值觀構成威脅……在西班牙，右翼Vox黨的知識分子堅持認為，基督教文明面臨著來自‘伊斯蘭敵人’迫在眉睫的威脅”。

其實在華人中也有很多這樣的知識分子。最典型的可能是周孝正教授，既對中國文化失望，也對美國文化失望。他說四年後他發現大多數主流媒體謊話連篇、政客勾心鬥角、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選舉也不神聖、大科技公司動輒封號禁言讓他“膽戰心驚”、三權分立不穩定不可靠、自由燈塔也會熄滅，所以他要做點什麼了（見周教授2021年1月20日文章“大選讓我睜開眼睛”）。《川普主義》一書的眾多作者們比如叢日雲、高全喜、劉軍寧、王建勳、蕭瀚等人也都是這樣的文化絕望主義者。

還有一個原因是知識分子被威權主義本身所吸引：他們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們變成極右是因為他們對左翼思想的仇恨。蕭功秦從1980年代起就是威權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儘管他把其稱作“新權威主義”，並希望從那裡過渡到民主。他或許得到了威權主義當權者的同情與理解，當年也被邀請去了重慶。但是他並沒有得到當權派們真正的青睞。不過不少知識分子對威權主義還是情有獨鍾的。他們希望開明專制出現，但是開明專制一直不出現，可能是因為開明和專制經常是相互矛盾的。

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們挺川或許主要是因為上面所說的文化絕望以及自己意識形態（在民族認同、宗教和傳統上對左翼的仇恨）的極右傾向。當然文化絕望和意識形態是相通的。當普世價值威脅到這些傳統的時候，他們會失望以致成為極右。

但是如果知識分子在原則與責任問題上丟掉了普世價值、丟掉了對人權的追求、對“非暴力”的追求，如果失去了專業主義的精神，不去追求真相的話，他們就丟掉了自己，丟掉了知識分子的地位，斯文掃地。讀者也會懷疑你在另外的事情上是否也不能被相信。這個代價是很大，讓讀者拾回以前對你的信心是不容易的。

或許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人性的弱點。Charles Sykes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 2020年11月19日) 說在川普問題上美國人的分裂，說明美國人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價值、品行、誠實、憲政慣例問題上，他們同樣會心口不一，或者說一套做一套。他們也很容易上蠱惑宣傳的當，願意相信奇奇怪怪的陰謀論。我們的朋友或者鄰居對民主規範的追求或許比我們原來想像的要軟弱。

在上述同一篇文章裡，Larry Diamond也說在美國有相當多的人對濫權、持久的信息誤導、粗鄙的言行、壓制投票等違反民主規範的行為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故意縱容。越來越多的人甚至認為為了自己黨派的利益，暴力都可以被合理化。

的確，班農說傳染病專家福奇和聯邦調查局局長Wray應該被處死，並將他的頭顱掛在竹竿上，立在白宮的兩邊，以警示那些不聽川普話的官員。川普競選團隊的律師Joe diGenova說任何像被川普開除的聯邦政府負責選舉網絡安全的Krebs那樣認為這次選舉沒有大規模舞弊的人，都應該被處死（Jim Acosta, Jake Tapper, and Devan Cole, “Trump Attorney Issues Call for Violence against Truth-Telling Former Election Cybersecurity Official，2020年11月30日）”。我們在前幾篇文章中也談到了中國/華裔知識分子希望利用民兵奪取美國政權的例子。

可見，在人性這個問題上，中國人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他們也會有同樣的問題，有要善還是惡的問題，知識分子也一樣。中國人不比美國人好，都有人性的缺點，比如接受領導人物的蠱惑宣傳，隨歌起舞，鼓吹暴力；他們也不一定比美國人差，可以自我反省自己的問題，像現在的美國、1980年代的中國。希望這次的分裂也可以引起新一輪的反省。

如何處理這些分歧並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知識分子的極左和極右傾向都是我們在民主化過程中要時時警惕的。John Lewis（“Together, You Can Redeem the Soul of Our Nation,” 2020年7月30日）說民主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而是一個行動，每一代人都要儘自己的責任去建構它。“民主實際上是個動詞”，包括投票、遊行示威、組織動員等等（Maria Hinojosa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2020年11月19日）。這也是Lewis所說的“製造好的、必要的麻煩”。當然還有民主制度的創立、法治的完善、公民社會的構建、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爭取等等。

而且一個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後，並不是就萬事大吉了。由於人性的弱點，人們需要不斷地去維護它、完善它。人們也需要不斷地克服自己的弱點，並且在制度上、教育上、法律上去遏制人性中的惡，比如撒謊、造謠、傳謠、暴力等等（Nicholas Carr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 2020年11月19日），民主才有可能。這是這次美國大選帶給大家的最重要的教訓。

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也需要人們在這些方面去努力，否則便沒有建成民主的可能。人們需要克服前面兩篇文章所討論的極右與極左傾向的思維方式，繼續思考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比如循序漸進，拒絕暴力，並且在實際生活中盡量踐行民主，比如建立民主文化如自由、獨立，支持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公民社會等等。

至少要向哈維爾說的那樣，“生活在真實中”，堅守普世價值、克服人性弱點、尊重事實、拒絕謊言、尊重邏輯、反對專制。其他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經驗都是我們要吸取的。

如果說上面是一些關於民主化的原則問題，那麼下面則是如何處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挺川反川問題上左右分裂的具體措施及其對中國民主化的啟發。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無論是挺川還是反川，大家的感情都是真摯的。去年11月8日，人在美東的陳破空先生，在YouTube上主持了一場和網友的互動。陳先生臉色凝重、語氣悲嗆地說，“我們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叫川粉也好，叫特粉也好。我們為川普鼓與呼，為川普現象、川普運動、川普革命，這次選舉都做了很多的貢獻……。現在大選的形勢非常得嚴峻，很多朋友都經歷了沮喪、失望、焦慮，甚至傷心，還有很多的不眠之夜……。我們心都是連在一起的，你們的焦慮就是我的焦慮，你們的沮喪就是我的沮喪，你們的失望就是我的失望，你們的傷心也是我的傷心，甚至於你們的眼淚也是我的眼淚，你們的不眠之夜也好似我的不眠之夜。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交流一下，相當於是安慰和鼓勵吧”。與此同時，反川的知識分子感情同樣也是真摯的。

其次，雙方都認為這是一場良心與對錯之爭。我自己在朋友圈裡也曾經說過，這次選舉是正氣與邪氣之爭。也即尊重科學還是反科學；尊重事實還是謊話連篇；讓不同的種族、性別、階級、宗教、意識形態的人團結起來還是將他們進一步分裂；做一個文明禮貌正直的人，還是做一個天天給別人起外號、天天霸凜別人，不把別人當人的人；最後，是要民主還是要威權甚至獨裁。

挺川的李劼也認為是正邪之戰，只不過他的“正”是川普和共和黨，他的“邪”是“中共在美國的代理人民主黨”（見大紀元對他的採訪，“專訪李劼：正邪決戰 美重打獨立戰爭” 2020年11月 26日）。民主黨還有自己的黨校，即美國的各個名校，有自己的黨媒，即美國的主流媒體。這些都是他心中的邪惡。

叢日雲也說這次美國大選是“美國靈魂之戰，是兩個方向、兩種命運、兩個美國之爭，是要不要美國之爭”（政法大學教授：別幸災樂禍，特朗普反對的真就是你支持的嗎”？2020年11月12日）。王建勳“寧可支持一個口無遮攔但其政策有利於西方文明的總統，也不支持一個道貌岸然但其政策不利於西方文明的總統”（見曾夢龍，“安妮阿普爾鮑姆談民主曙光和朋友分裂，知識分子為什麼受威權主義誘惑？”）。

美國的左右各翼也都認為這次大選是美國靈魂之戰（也見Astead W. Herndon, “Biden Asked Republicans to Give Him a Chance. They’re Not Interested,” 2020年11月15日）。看來無論中外、左右，這一點大家都同意。只是一方要的是極右的美國，另一方要的是一個普世價值所主導的美國。

再其次，但是如果大家都認為錯在對方，而且今後老死不相往來，這對中國的民主化也是一個警示。相互之間無法對話的結果就是革命。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按照這種你死我活的套路走下去，革命成功了專制就勝出了。

程宜中說挺川派把“一切批评川普的人士视为亲共的魔鬼和人类公敌”（臉書，2020年11月13日）。史杰鵬公號的關注者質疑他所說的共和黨的聽證會上的證據並沒有被呈上公堂，而且靠民兵來保衛川普政權似乎有毛委員的味道。史杰鵬的回應是“你愛看不看”，“你根本啥都不懂，我沒有耐心給你解釋這些，自己取關好了”（秦全耀朋友圈信息，2020年 12月3日）。秦全耀問蔡霞“你憑什麼相信選舉舞弊”，蔡霞當天晚上就把他拉黑了。何清漣“警告所有仍然在【她】園子裡的拜粉”，“本人與你們當中的所有人，此後不會再有來往，我的世界沒有你們，更乾淨”（2020年11月25日，朋友轉貼）。

但是這個世界什麼時候“乾淨”過。毛澤東不是就要追求一個乾淨的世界，把所有的敵人都消滅掉了嗎？難道我們應該重蹈覆轍嗎？

當然，反川的人也會把“川粉”和“紅粉”踢出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微信群。但是這個畢竟不是解決分歧的辦法。那麼怎麼辦？

第一，擺事實，講道理。如果實在講不通，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說服對方，比如為民主發聲、為普世價值發聲、為公民社會發聲、支持那些有類似價值觀的政治家、為所有的國民都能有更好的醫療保障、體面的就業機會而努力、為包括左右派都在內的人們的福祉而努力（也見Wajahat Ali, “’Reach Out to Trump Supporters,’ They Said. I tried.” 2020年11月19日） 。

第二，如果涉及到政治對決，那麼讓選舉來決定，少數服從多數，願賭服輸，尊重選舉結果。如果有爭議，通過法律解決。如果法庭判決了還不服氣，那就準備下一次選舉再設法翻盤。無論如何，不能採取中國的階級鬥爭這樣砍人頭而不是數人頭的辦法。

第三，中左和中右相互之間不是敵人，應該相互溝通，良性競爭。但是極左和極右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思想方法，都是應該被反對的。無論如何，有一些底線是不能逾越的，比如尊重事實、遵守邏輯、遵循普世價值（這也是良心問題），否則便不可以被稱作民主派。對造謠、傳謠要零容忍，因為這是不尊重事實的非專業主義態度，和極左和極右一樣，是超越了底線的。大家需要尊重別人，承認並尊重別人的不同觀點，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不能越過底線。

比如“西塞羅”居然宣稱民主一定要有門欄，要限制公民的投票權，宣傳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是有一定道理的等等反民主的理論（見西塞羅，“為什麼說這次大選，敲響了美國衰敗的喪鐘”）。國內的極端保守主義者甚至提出“不納稅則無代表”的專制政治口號（見“張千帆：‘保守主義’保守什麼？如何保守？”2020年8月5日）。這更是典型的極右，是不應該被容忍的。

我在上面討論的是“極右傾向”問題。但是如果從“極右傾向”走到“極右”，那就超過了底線，是需要被反對的。

第四，對極左和極右的問題，不能用極左或者極右的辦法來解決，不能搞批鬥，砍人頭，只能靠中左、中和中右做得更好，來說服別人；靠完善民主機制、保證司法公正、企業社會責任等來處理這些問題。如果有法律則靠法律；在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傳統媒體和自媒體都有責任來批判極左和極右，比如納粹主義的言論、專制主義的言論，或者對李毅那樣反人類的言論（即中國新冠死了四千人等於一個人沒有死）。但是這種批判需要擺事實、講道理，用事實、邏輯、良心來說服別人。如果的確是不應該容忍的東西，如果法律管不著，傳統媒體和自媒體都有責任對此進行批判。

第五，但是媒體有時候自己就是問題。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自然宣傳的是政府的主流意識形態，自媒體的抗爭能力有限。西方的主流媒體因為傳統與制度的原因，通常會堅持專業主義的原則，追求事實真相。即使五年多來一直挺川的福克斯電視台，也有不少媒體人堅持專業主義，不為川普的謊言背書。臉書和推特在發現有明顯問題的言論時會附言提醒，比如“此說不確切，有誤導之嫌，請參考可信度高的媒體”，等等，直至像對川普那樣封號（這個封號並沒有像周孝正說的那樣是“禁言”，川普還是有很多渠道可以發言的）。不過網絡造謠、傳謠的問題很多，可能網絡平台也管不過來。但是這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如果企業不負責任，應該負上刑責或者受到社會的抵制。

但是騰訊的微信就沒有盡到這些責任。這次在川普問題上，微信群裡謠言充斥。一些海外華文媒體包括自媒體對造謠、傳謠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自媒體的確給了每個人更大的發言機會，這本來是一個很民主的事情。但是有人造謠、傳謠怎麼辦？它不像傳統媒體那樣會被監管，所以也會更加肆無忌憚。

張千帆認為“言論自由意味著造謠、傳謠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一個不允許謠言自由傳播的國家，注定得不到真相，武漢疫情足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契約的破裂與重建”，2020年11月30日）。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李文亮和其他醫生在網絡上發布的信息不是謠言。所以不是說允許謠言傳播，真相就可以得到。微信允許了多少謠言在上面傳播，真相得到了嗎？還是沒有。只有允許說真話，真相才可以得到。不是說允許謠言傳播，就可以得到真相。蘇小和（2021年1月18日）鼓勵人們要用謠言來抵制主流媒體的所謂“假新聞”，就更是飲鳩止渴了。不過他的確相信謠言就是真相，所以在他口中，這兩個詞已經沒有區別了。這是非常危險的。任何時候都要抵制謠言才有可能得到真相。

其次，造謠、傳謠不應該是言論自由的範圍，應該被批判，因為它的危害太大。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德國納粹主義造謠說失敗的原因是社會民主黨和猶太人的破壞。好多人相信了，於是很多社會民主黨和猶太人都被逐一消滅了（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就是社會民主黨，也是猶太人，後來舉家逃到天津），德國的民主制度倒下了（Jochen Bittner, “1918 Germany Has a Warning for America”, 2020年11月30日）。中國革命說地主資本家的剝削是中國貧窮的原因，很多人相信了，於是他們被消滅了。“白毛女”、“收租院”、“半夜雞叫”有多少是真的？這些謠言導致多少人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川普大選失敗了，說是民主黨作弊的原因。很多人相信了，於是他們不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度了，準備武裝起義，街頭革命了，至少一度把美國國會都攻占了，導致多人傷亡。這些危害還不夠大嗎？

所以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自媒體都要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不能允許自己的媒體平台造謠傳謠。至少要像臉書和推特那樣，在那些不實信息上面附言提醒，提醒人們“事實需要信源，觀點需要論據”（“汪詰怎麼看”）。秦全耀也認為微信官方需要嚴加管理，至少在謠言帖上要註明“此帖內容缺乏事實依據”（秦全耀，“建議微信對謠言帖贏予‘缺乏事實’標註”，2020年12月3日）。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商業公司為了自己的利潤而縱容謠言或者斷章取義的偏見橫衝直闖，出賣良心，背叛事實真相，就會有很多人被一種觀點所洗腦。如上所述，這個洗腦的後果是很嚴重的。這才是文明的危機。

以上這些對中國的民主化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與教訓。我們這裡討論的知識分子都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是反對專制、主張民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大家肯定會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能做到擺事實、講道理、相信民主、相信普世價值、相信非暴力、不造謠傳謠，那就不要假裝是民主人士。如果太多的人都不能堅守事實、邏輯與良心的底線，中國的民主化也就遙遙無期了。

結論

杜延林說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極右化，是“憲政民主的最大障礙”（杜延林，“華川粉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2020年11月22日）。我這個“中國知識分子極右傾向的批判”系列文章分析了這個極右也是極左傾向的方方面面，希望能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所幫助。

當然我們還需要盡量不往最壞的方向去評價別人。比如我一開始講的我所討論的是極右傾向，而有極右傾向的人不一定就是極右派。人們通常會在左、右的意識形態光譜上因事因時而移動。

不過無論左右，大家都在追求中國的民主化。在追求中國民主道路的問題上，大家能否做到互相尊重，不惡言相向，不把別人當作死敵，非要拼個你死我活，不固執己見，而是心平氣和地、文明地辯論問題，並且求同存異，共同努力，構建民主，的確是一個考驗（也見Ileana Ros-Lehtinen 對美國左右分裂的擔心與忠告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 2020年11月19日）。但是只有做到這些，只有大家都拒絕極左和極右，並向中間靠攏，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希望。

来源时间：2021/2/22   发布时间：2021/2/22

旧文章ID：2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