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宏网

2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成功举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亨利·保尔森、陆克文、郝平、莫里斯·格林伯格、崔天凯等先后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分论坛二《重塑经贸均衡》上发言，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担任主持。以下为发言实录。

陈文玲：感谢王文院长!感谢参加会议的各位嘉宾，刚才大家发言非常精彩，受益匪浅。借今天的机会，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其实中美经贸不平衡是一个伪命题。本论坛主题是重塑中美经贸平衡，所谓经贸平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原有概念所说的中美之间经贸不平衡，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基本不成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19年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总额5413.8万亿美元，加上服务贸易额1265.4万亿美元，总共6689.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中国货物贸易商品1227亿美元，服务贸易838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实际上等于是美国在华企业的离岸贸易额7000亿美元，这几项加起来是9064.8万亿美元，如果计算中美经贸平衡，就应该加上美国对中国市场产生的在岸贸易与离岸贸易额。而同年中国对美出口是4186.7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的离岸贸易加上中国对美贸易加起来，中国出口总额的仅占不到一半，美国对华贸易出口比中国对美出口多5000多亿美元。如果2017年数字，美国几项叠加9400亿美元，就比中国出口美国更多了。

所以，所谓贸易不平衡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在岸贸易加离岸贸易，美国对华市场的贸易额大大超过中国企业对美的出口额，如果包括中国企业对美出口中包括在华的美资企业，悬殊就更大。

第二，即使按照大家采取的既有概念，所谓贸易逆差按也是完全可以消除的。贸易逆差不能消除的原因，产生问题的主要的矛盾在美方。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华高技术管制导致巨大贸易逆差。美国出口管制完全可以放开，如果放开之后，美国出口中国数额会大幅度上升。现在美国出口管制涉及到18大类，3100个品类，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出口管制产品，占从美国进口的产品的比重，从2001年占17%，2018年降到8%，2019年、2020年下降到6%以下。所以，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影响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如中国每年进口芯片就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其中从美国进口占1/3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二是美国政府对华企业在美投资越收越紧，直接影响中国企业在美产生离岸贸易。中国企业对美的投资从2017年456亿美元，到2018年下降到2800亿美元，到2019年下降到48亿美元，2020年疫情期间基本停顿。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越来越少，投资产生的潜在贸易额难以估量，这一问题显然是美国政府设限造成的。三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下降。按照特朗普政府推出的计划加征550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现在已加征了3700亿美元，也影响了我们从美国的进口。如果美国能在这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中美贸易逆差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会出现贸易顺差。

第三，美国贸易平衡并不是中美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美国现在从102个国家进口商品，它对102个国家有贸易逆差，当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占全部逆差的45%到48%。但是这和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有关系，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占国内GDP的比重70%以上，现在降为11%左右，美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满足不了美国市场40%的需求，所以市场60%以上的商品需要进口，这是美国的刚性需求，是市场行为，是跨国的商品交易。二是美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加起来美国仍是世界第一位的贸易大国，仍然需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否则美国将难以养活自己。美国的市场将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来使市场繁荣，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三是美国进口其他国家商品不是吃亏者，而是巨大收益。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7万亿储备的是美元，而7万亿美元中国占3万多亿美元，几乎占到一半。这样的巨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对美贸易的支付存款，这也是美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特别是靠印钞从其他国家进口产生逆差的重要原因

第四，思路决定出路，要理顺思路，迈对方向。前一段时间，布林肯在演讲中曾说，中美要各退一步，立正稍息，想一想之后再进一步，这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务必要看准方向，迈对前进的步子，不能立正稍息以后，再谋划怎么组建反华的包围圈，怎么遏制中国。而是要经过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世界离不开中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也离不开美国。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如胶似漆，相互依赖，紧密相连，实际上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难以战胜谁，谁也征服不了谁。我们一定要正视现实，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退是为了更好的进，现在的反思是为了更好的合作，而不是为了更狠地遏制对方。如果稍息立正以后的姿态，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遏制中国上，那么在经贸问题上，乃至更多的领域，我认为美国是没有出路的，美国会因此遭受重大损失。

中美合作领域非常多，刚才光耀部长和朱民院长谈的特别好，美方朋友也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中美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这个市场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中心课题组在2011年和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做了中美基础设施双向投资的研究，我们有中文对照版，也曾经在中美二轨对话会议上发布过。我们当时提出来，中美基础设施双向投资有广阔的前景，美国基础设施非常落后，投资缺口大约3.6万亿美元。

在2011年在美国华盛顿进行中美二轨对话的时候，我记得民营企业南存辉当时在会上说，它的企业准备在美国进行美国智能电网的投资，他说我在美国办了三年手续，盖了125个章，还没有完成投资审批的流程。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我认为中国办手续就够繁杂了，没想到美国的程序比中国还更繁杂，持续的时间还要长。当前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德克萨斯、休斯敦这样的城市大规模停电断电，国家电网出现了难以置信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智能电网运行非常好，中国断电以后全国不会超过几分钟就能恢复，有的地方不会超过几秒钟，如果美国早一点对中国企业放开，哪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美国整个基础设施老旧，投资缺口是3.6万亿美元，中国的基建投资和建设能力，中国的智能电网建设水平和能力，中国的电力互联网的能力，现在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为什么要排斥先进?为什么要排斥合作?当然，基础设施只是一个方面，当你看到灾难来临的时候，你才突然想到那个时候我要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中国和美国深度合作，如果陈旧的基础设施得到改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我认为绝对不会。

高铁也是同样，美国有专家曾经说，高铁已经早就过时了，五十年代就时了，波音飞机是铁路的几倍，真的过时了吗?大家可以看到，高铁是当前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最便利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如果美国也有高铁，会出现那么多的车祸吗?我认为美国需要改变思路，2018年美国宁可从澳大利亚进口400辆高铁，但进口后所有的零部件和轨道都不能运行，即使如此你也不从中国进口，也不和中国合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就不太明白了。

我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为了理清思路，看清方向，迈对道路。美国最大的合作伙伴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是对中国进行更强硬的遏制，不能把对华强硬作为僵化的政治正确。中美两国应该转向紧密合作，转向合作不仅对当前渡过疫情灾难有利，对于未来美国解决很多国内的深层次矛盾和中美共同解决面临的挑战和风险都是有利的。所以，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的选项。谢谢各位!

来源时间：2021/2/24   发布时间：2021/2/23

旧文章ID：24345

作者：谢韬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前任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的弹劾条款进行投票，结果为57票赞成、43票反对，针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失败。

投票结束后不久，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了现场讲话。麦康奈尔曾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在2020年1月特朗普第一次被弹劾的时候竭力为其辩护。这次弹劾他仍然投了反对票，但他在讲话中明确解释了为什么投反对票：由于特朗普已经离任，因此对其的审判已超越了宪法规定的范围，并且即使定罪，罢免已经离任的总统也毫无意义。

在解释为什么投反对票之余，麦康奈尔也对特朗普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他开场就说：“1月6日是耻辱”。接下来他又说：“前总统特朗普在暴乱前的行为是可耻的失职……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对挑起当天的暴乱负有实际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冲击国会大厦的人相信他们是在依照总统的意愿行事”。他最后指出：“参议院今天的投票决定并不意味着宽恕在那可怕的一天(或之前)发生的事情。”

有人也许会说，“老奸巨猾”的麦康奈尔——他已经在参议院任职36年——这样做是想两边讨好：投反对票是为了不得罪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而批评他则是为了迎合特朗普的反对者。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那就是麦康奈尔真心认为特朗普有罪，并且他的罪行就是颠覆美国民主，只不过作为惩罚，弹劾不适用于他。麦康奈尔眼中特朗普的罪与罚，其实反映了当今美国的严重政治危机。

美国不能承受之罪

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民主是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之一，没有民主的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并因此以民主国家的领袖自居，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各种手段推广所谓的自由民主。美国已成为西方民主的象征。不难想象，如果美国自身面临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那么其国家认同和国际形象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事实上，在诸多观察人士看来，特朗普任期内的所作所为已经让美国民主深陷倒退。早在2018年，哈佛大学两位政治学者出版了《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详细罗列了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的各种罪状。他们提出了判断一个民选领导人是否破坏民主的四个指标，即拒绝接受(或不太在乎)民主的游戏规则、否定政治对手的正当性、容忍或鼓励暴力、愿意剥夺对手(包括媒体)的政治自由。他们认为，特朗普同时符合这四个指标，包括拒绝接受2020年选举结果并试图削弱选举的合法性、指责其政治对手(如希拉里)为罪犯、拒绝谴责暴力并暗中为其支持者的暴力行为背书、威胁使用法律手段对付其批评者，等等。在他们看来，特朗普2016年竞选期间及其就任后的诸多言行，已经让美国民主迎来了“至暗时刻”。

这两位学者在撰写此书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唆使其支持者在输掉选举、即将卸任之时暴力冲击国会，试图阻止参众两院联席会认证2020年总统选举中两党提名人在各州获得的选举人票。这也是被视为美国民主最高象征的国会大厦自1814年遭英国军队火烧之后第一次“沦陷”，并且是在美国总统的一手导演下发生的。在任总统公然践踏美国民主的最基本规则之一，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为什么麦康奈尔说1月6日是耻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则形容1月6日为美国的“国耻日”，堪与罗斯福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称为“国耻日”相比。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主席彼得·哈斯(Peter Haas)在暴乱时发了一条推特：“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画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美国出现——可能会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发生，但不会是美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看待、尊敬、畏惧或依赖美国。如果后美国时代有一个起始日期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今天”。

对特朗普的反对者来说，他犯下的是不可饶恕之罪——不仅逾越了美国民主的底线，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因此，他必须被弹劾，尽管民主党人十分清楚，在其离任之前无法完成弹劾程序，并且参议院也没有足够票数将其定罪。换言之，第二次弹劾是主流政治精英导演的一场政治仪式，其目的不是给特朗普定罪，而是把他永远定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以告慰被他玷污的美国民主。

美国无法摆脱之幽灵

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第二次弹劾不过是又一次 “猎巫行动”(witch-hunt)，旨在污名化和妖魔化他们的领袖。换言之，第二次弹劾反而把特朗普变成了其支持者眼中的“殉道士”，使其支持率在经历了暴乱后的明显下降后又迅速反弹。2月14-15日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当被问及如果202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在当天举行会支持谁时，有54%的共和党人(暴乱后只有42%)表示支持特朗普。该调查还显示，59%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应该在党内继续扮演重要角色(major role)。特朗普依然是共和党的无冕之王。

从2020年大选结果看，特朗普虽然输了选举，却赢得了7400多万张选票。1964年大选中惨败的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只获得了2700万张选票(其对手林登·约翰逊则获得了4300多万张选票)，但其支持者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2700万选民不可能错”(27 million can’t be wrong)。半个多世纪之后，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用同样的口号给自己打气：“7400万选民不可能错”。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观察人士撰文指出，虽然特朗普走了，但“特朗普主义”(Trumpism)犹在。

其实，完全可以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描述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一个幽灵，特朗普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美国主流社会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然而，对特朗普主义的围剿、对特朗普“遗毒”的清洗短期内难以成功。特朗普的支持者属于民粹主义选民，他们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主张政府保障基本经济权益(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二是强烈抵制民主党推崇的身份政治。只要他们的基本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要文化多元主义、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利等议题仍然主导民主党精英的话语，那么他们就会继续认为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并在2024年选举中继续支持特朗普或类似的候选人。

归根结底，美国国内政治的时势造就了特朗普这个美国民主最大的“恶梦”，而特朗普执政四年又进一步营造了对其有利的美国国内政治的形势。可以说，美国人自己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接下来就看他们如何关上这个盒子。

来源时间：2021/2/24   发布时间：2021/2/20

旧文章ID：24343

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将金融工具作为大国博弈的手段，正逐渐替代贸易战，且打击对手的举措也愈发频繁。局部关闭中概股赴美上市，被视为推动中美金融“脱钩”的最新动向。

近两年，美国频频在金融领域动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对华发难，或将中国重点行业、目标企业或机构列入实体制裁名单实施资产管制，或发布中长期融资禁令禁止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这种菜单式制裁是特朗普政府近两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特别是去年5月，美国参议院一致表决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如连续三年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将被强行要求退市。同月，美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的“节俭储蓄计划”(TSP)正式宣布暂停追踪含有中国股票的指数基金。10月，美国国会发起《美国金融市场诚信和安全法》，欲禁止美国的投资公司、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入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或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受中国军方支持公司名单上的中国公司。12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更是将所谓“中方涉军企业”设为单独制裁项目。由此可见，美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已形成联动执法机制，共同打击中国企业，且不断扩大对华企业的打击范围。

根据《彭博经济报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以及中国企业海外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迅速增长。2005年有36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总市值2600亿美元，仅占美国市场总市值的1%左右。至2020年，大约有600多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总市值约为5.9万亿美元，占美国市场总市值的8.7%。特别是中国科技巨头的IPO占据了在美上市的大头。

凡此种种大都是特朗普政府行政令作为。可以说，特朗普时期最大的改变就是重置了中美关系，并在美国社会内部改造了对华关系的基础和氛围，让“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甚至敌手”成为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认知。尽管人们对拜登时期中美关系的普遍预期比特朗普时期要乐观一些，但预计未来若干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是从拜登新政府对华强硬立场的最新表态看，在金融领域“对华施压”的态势也还会继续，中美之间的金融博弈可能才刚刚开始。

美国利用其资本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绝对主导优势，对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发布投融资禁令，层层加码，甚至发起准金融制裁行动，确实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不仅提高了融资成本，也降低了全球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鉴于美国资本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短期内难以撼动的中心地位，未来美国金融打压和制衡手段还会继续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这使得中国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处于严重的不对称地位。

然而，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开放来应对这种金融封锁或金融“脱钩”，实现“再挂钩”。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给美国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带来的利益也日益增加。2020年，中国央行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继续推动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银保监会也发文提出，要推动消费金融、养老保险等领域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境内市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包括美国金融机构在内的外资加速进入中国。2019年，PayPal收购了中国GoPay七成股份，使其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提供在线支付服务的外国公司。2020年6月，美国运通获得批准，成为第一家通过与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的合资企业在华开展境内业务的外国信用卡公司，同时被允许开展网络清算业务。标普全球在2019年成立了一家外商独资公司，成为第一家获得许可在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公司。据估算，中国金融市场规模为47万亿美元，外资金融机构在银行资产占比不到2%，在保险市场占比不到6%，金融开放将为外资金融机构创造巨大的增值和利润空间。

事实证明，金融开放吸引流入中国的跨境资本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年末，境外机构与个人持有人民币股票与债券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52.4%。而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的2020年，境外机构净增持银行间债券规模超过1万亿元，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持续提升。

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于逐利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资本而言，一个庞大且日益开放的市场对全球资本具有最大的“黏性”，也会形成中美金融联系之间更加稳固的纽带。

来源时间：2021/2/24   发布时间：2021/2/24

旧文章ID：24337

作者：赵明昊  来源：中美聚焦

拜登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后，至今已经发布10余项行政令，涉及疫情、经济、环境、种族和移民等事项。从白宫公布的优先事项清单看，美国新政府对国家内部存在的多种严峻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并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把美国的困境武断地归咎于贸易逆差等因素，一味在外部寻找替罪羊。总体而言，拜登政府这种诚实对待美国自身危机的态度，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拜登的就职演讲看，这位78岁的新总统将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解决美国的内部危机，重塑“美国的灵魂”。正如斯坦福大学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在特朗普执政的过去四年，美国的政治衰败愈演愈烈，甚至病入膏肓。拜登也认识到，2020年总统大选中有7400多万美国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占领国会山”事件表明，他的执政合法性受到很大程度的质疑。

除了疫情、经济、气候变化和种族不平等四大危机，拜登还在演讲中着重提及美国国内存在“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他呼吁结束两党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恶意争斗，用“团结”维护美国的民主体制。然而现实却是，美国正在分裂成“蓝色美国”、“红色美国”，或许还有“特朗普的美国”。拜登的执政不仅会面临共和党的压力，也要设法应对民主党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

拜登深知，治愈美国的关键在于更加有力地回应中下阶层民众的诉求。他在就职演讲中突出平民路线，称自己能够理解“美国同胞对未来充满恐惧”，自己也清楚美国普通民众对就业、医保、房贷、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担心和关切。这些言辞旨在缓解美国选民对政治精英阶层的消极印象，争取美国中下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应当看到，民主党政治人士在2016年总统大选输给特朗普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普遍认为需要对全球主义的政策路线和做法进行修正，努力减少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中下阶层民众利益的损害。

正如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所强调的，美国将拥抱“新的经济哲学”。这预示拜登政府将减少对自由贸易的兴趣，而会更加注重保护美国民众。除了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力量对拜登施加影响，还有超过100位左翼经济学家为拜登提供政策建议。拜登提出“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和特朗普一样倡导“公平贸易”，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近日，白宫办公厅主任克莱因表示，拜登将推出“买美国货”的行政令。拜登的一些政策举措与特朗普的路线有相似之处，世界或许将会看到拜登版本的“美国优先”。

在探究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时，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拜登将着力于打通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区隔，这种内政导向的特征将会越发明显。在接受大西洋理事会副主席达蒙·威尔逊访谈时，沙利文强调，对于拜登及其政策制定团队而言，“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战略”。拜登还在白宫设立国内政策委员会，并选择苏珊·赖斯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赖斯曾是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直被认为是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专家。

这种内政导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拜登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对美国而言蕴含着重大机遇，通过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美国可提升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国家竞争力，并为美国选民创造数百万个“高质量的、中产阶级的”就业岗位。为此他将推动实施在2050年实现清洁能源经济的计划。拜登部分借鉴了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等人倡导的“绿色新政”理念，承诺将在清洁能源领域投入2万亿美元，使美国成为“清洁能源的超级大国”，推动美国企业向全球出口清洁能源技术。由此，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拜登将会把气候变化问题与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战略和处理贸易问题的策略进行全方位融合。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更有效地应对美国内部政治变局以及拜登政府的内政导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下一阶段，民主党推动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以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放弃“卷土重来”，或将使美国民主体制遭遇更大的冲击。美国内部的政治混乱必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一系列外溢影响。在美国政治极化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空间或许会收窄，对中国相关举措做出的回应也可能会更加强硬。

当然，也不能忽视拜登的内政导向给改善中美关系带来的机遇。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拜登总统提出的四大执政优先事项中，中美至少在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三大领域拥有广泛合作空间。中方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合作提议，但拜登政府似乎还在犹豫之中。中国正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完全可能也应该重新回到互利共赢的路径上来。

总之，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任何一方的成功都不必以另一方的失败为代价。两国需要努力从各自繁重的内政议程中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寻求内政契合点，进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来源时间：2021/2/24   发布时间：2021/2/24

旧文章ID：24336

作者：陈积敏  来源：中美聚焦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因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不满而“围堵”、“占领”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对于本次事件的性质，美国社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未遂政变”、“国内暴乱”、“国内恐怖主义”等。然而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是对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讽刺与打击，也是对美国国际形象的重大挫伤。不过，若美国朝野上下以此为镜鉴，放下盲目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与权力自信，专心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国内重大议题的应对，该事件未必不是一个新美国华丽登场的起点。

第一，该事件重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权威性与成熟性，展现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制国家正面临现实的民主宪政危机。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权的有序更迭，原本这也是美国等民主国家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现如今却成为了政治挑战。1月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题为《这是民主大国的历史污点》的社论，指出“企图以暴力手段阻止权力在民主制度下的有序过渡，这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对于世界民主大国之典范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污点”。为挽回美国民主与法治的颜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特朗普的弹劾案，令其成为首位任内两次遭到弹劾的总统。此举的主观意义一方面在于追究特朗普在国会骚乱事件中的责任，以彰显美国法治社会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宣告特朗普的“政治死亡”，阻断其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的可能。此举毫无意外地被特朗普称为政治“猎巫”、“政治追杀”，同时可能引起共和党的反对以及支持特朗普群体的反抗，进一步撕裂美国政治与社会。显然，该事件令美国政局进退维谷：若不采取措施则可能纵容此类事件，这无疑给美国民主与法治造成重大损害;若采取措施则可能助长社会对立情绪，埋下长期分化的恶果。就此而言，美国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第二，该事件说明美国底层民众的愤怒、失望与无助，说明严重的社会撕裂、巨大的贫富分化、消失的价值共识等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内挑战。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强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其构成实在的安全威胁。因此，美国最大的敌人不可能来自国外，只可能来自内部。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表示，本次事件说明后美国世界的到来“与其说是因为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崛起，不如说是美国自作自受”。实际上，美国所表现出的经济分化、社会固化、政治衰败以及在国际上的傲慢与偏见正在拖着美国走下坡路。因此，哈斯建议：“我们需要有点自知之明。美国远不像许多美国人认为的那样独一无二，包括在涉及民主倒退的威胁时也是如此，业已发生的一切应该消除美国例外论的观念。”

第三，该事件进一步导致美国国际形象受损，民主灯塔不再闪耀，战略信誉严重崩塌，美国领导世界恐难以复现。美国自诩“上帝的选民”、“民主灯塔”，是“人类最后的希望”。这一点不仅美国人坚信不疑，在国际上也有一大批信众。然而，此次事件令美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有位美国学者坦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美国的榜样力量、声誉甚至对民主自身的声誉造成可怕的损害。“美国人对民主的呼吁会被轻蔑地回击：你们不再相信民主，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不仅如此，美国的战略信誉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美国盟友的反应上。美国同盟体系的护持一方面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另一方面在于美国民主体制与其盟友国家具有同质性，并因此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然而，国会骚乱事件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同盟体系的战略互信支柱。哈斯坦言，经过此次事件，“盟友们别无选择，只能质疑它们把自身安全托付给美国的决定”。在此背景下，美国何以再次充任世界领导者角色?这是对心心念念要“领导世界”的民主党政府提出的最紧要问题。

第四，该事件也给美国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如果运用得当，美国仍能实现浴火重生，获得新的发展。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了多次国内外危机，但最终都通过反思、辩论、政策调整与变革而转危为机，这也造就了美国超强的自我纠错与修复能力，从而令不断泛起的“美国衰落论”破产。本次事件对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对美国的一次危机预警，提醒着美国当政者必须要对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予以重视，必须要将政党利益让位于大众利益，将党派之争转化为治理能力竞争，不断巩固与扩大中产阶级群体，并拿出实际有力的行动来回应解决底层民众的关切，让“美国梦”再放光芒。然而，知易行难。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收效甚微。这再一次说明，对美国而言，国内问题远比国际问题更具挑战性。

来源时间：2021/2/24   发布时间：2021/2/24

旧文章ID：24335

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先说拜习通话，虽姗姗来迟，且从双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看，强调各自关切，交集基本没有，与外界的期待有落差，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的通话只是要向各自国家和外界做表面文章，两人能够通话且时间达2小时，其实释放出了比公布的新闻通报更值得咀嚼的信息。

美中关系经过特朗普四年的搅和，双方只差真刀真枪地干一仗。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美中高层完全断绝来往，双方恶语相向，拜登在这种情形下上台，外界对两国恢复高层接触，虽抱有期待，可并没有太大信心。尽管中国政府在拜登选胜后不断向其递橄榄枝，但习近平也是在1月6日美国参议院确认拜登当选后才向他发出贺电的。从拜登一方看，受制于美国眼下的反华气氛，他对中国递来的橄榄枝能避开就尽量避开，对习的贺电以及此前中国外交部的贺电，拜登及其过渡团队都未有回应，给人感觉中方热脸贴上了拜登的冷屁股。

现在两国领导人终于通了话，说明他们起码有坐下来沟通的愿望。这点很关键，如果像特朗普后期双方看一眼对方都厌恶，根本不愿来往，两国关系就只能继续冰冻。而误判往往就是在这种互相厌恶中发生的。双方愿意交流，尽管各说各的，但至少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不要轻易去踩，从而有助减少误判。而在底线之外的其他领域，双方可以求同存异或者进行有限合作。

美中领导人通话不仅仅是双方有沟通的愿望。冰冻了一段时间，又在如此气氛下，既然决定通话，就一定要在一些具体问题或者大的原则和方向上达成某种共识，若只是各自表述立场和态度，就真的没有必要通话，或者通话也不用2小时。因为在之前的布杨通话中，双方的立场和态度已经表达了。事实上，布杨通话乃拜习通话的前奏，是为后者准备和暖场的，双方在外交主管官员层面将分歧摆明，虽然在最高领导人的通话中还是要强调这些分歧，但后者的重点是讨论双方如何管控分歧，这一部分在双方各自的新闻通报中没有体现出，但不表明他们没谈到。

拜登何以选在中国牛年除夕同习近平通话?一方面当然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人的通话不是泛泛而谈，要有一点具体成果，而如果要达成某种成果，就必须进行精心准备，做好前期功课，而这需花时间。从这个角度看，拜登在上台23天才同习通话，非是故意要冷落习，可能实是因为两人都觉得，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及目前状况，要求两人不谈则已，要谈的话就需取得一定成果。这个成果也许是对改善双方关系的一种共识，也许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达成某种谅解，但眼下还不适宜公布出来。

竞争而非冲突关系

拜习通话虽然各唱各的调，然而拜登随后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意指出，中国是美国最激烈的竞争者，不是冲突者，两国是竞争而非冲突关系。这个特意的区别就定义了两国关系，它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实际把两国关系定位于敌对关系，特朗普四年的对华举措，尤其是后两年，只有从“敌对关系”的角度才能解释得通。两国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敌对关系，但敌对关系一定是冲突的。两个对手的竞争如果像拜登所言是最激烈的话，虽然最后也有可能导致冲突，但在进入冲突前，它在性质上还只是一种竞争关系，规范它们的，是一种竞争逻辑，而非冲突逻辑。假如是冲突逻辑，可以使用除现代文明不允许使用的手段之外的一切手段来打击对手，但竞争逻辑，哪怕是最激烈的竞争，则只能在竞争的框架内打击对手。虽然在现实中，对什么是竞争什么是冲突存在模糊地带，可理论上这两者是清晰的。所以，竞争和冲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具有本质差别。拜登将美中关系界定为最激烈的竞争，至少在他看来，中国只是美国不得不防范的一个最大竞争者，不是美国的敌人。此乃拜登和特朗普对待中国的不同，或许也是拜习通话达成的一个共识成果。

既是竞争者，那么拜登的对华政策和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无疑要有别于特朗普。拜登政府在这个月的行为初步显示了这种风格和特点，从拜登、布林肯和苏利文等美国政府国安团队和其他高官的讲话、表态和采访以及具体行动中，外界大致可判断拜登对华政策的关键所在以及美中关系今后的走向，也即本文开头指出的四个关键词。

实力竞争

第一个关键词，实力竞争，即提升美国的国家实力，在实力的基础上同中国展开竞争。竞争是美中关系的基调，但拜登给它加了一个前提，即美国要有强大的实力，只有实力强大才能达到威慑中国之效果，在美中竞争中取胜。这不是说美国的国家实力现在不如中国，而是拜登看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尤其在特朗普四年，拜登认为，其内政外交，包括同中国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威胁盟友、大选乱象以及糟糕的疫情处理手法，都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声誉，导致美国实力在这四年下降明显。所以拜登在去年总统大选期就提出要同中国对抗，先把美国的事情做好，提升美国的国家实力。需注意的是，提升美国实力并非仅仅针对中国，而是拜登的一个总的施政方针，只是他首先把它落实在对华政策上。拜登已指示专门团队全面检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评估美国在经济、科技、产业的状况，特别涉及美国关键技术优势方面的供应链是否依赖中国。这是拜登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

民主人权

第二个关键词，民主人权，拜登对华政策的核心或者关键将聚焦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促使中国遵守普世价值，纠正和惩罚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和迫害行为。民主和人权是美国坚守的价值观，也是民主党的思想武器，至少在思想和政策上，这是它的立党之本，民主党更会把民主和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点。特朗普四年，华盛顿在后期才在对华关系上将政策的着力点转移到民主和人权上，对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的一系列做法进行了制裁。然而，由于特朗普本人不重视民主和人权，经常攻击媒体和政敌，尤其在美国的种族骚乱和大选中的种种表现，导致美国作为民主灯塔的形象严重受损。拜登需要修复这一形象，才能对中国更好地开展民主和人权外交，提高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吸引力。在拜习通话和布杨通话中，由于习、杨已经宣告新疆西藏香港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最好不要轻易去触碰，否则会损害两国关系，而拜、布也宣称北京将为它在这些地方的压迫人权的做法付出代价，美国不会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上退让，因此，两国势必在此角力，如果不能有效管控，很可能会由竞争关系滑向冲突关系。

战略忍耐

第三个关键词，战略忍耐，这是拜登处理对华关系的总的作风或特点。拜登之前在谈到他同习的通话时表示不急于通话，不到时候，这实际是一种“忍耐”做法，他也明确说过不急于和中国打交道，对中国要“战略忍耐”。这个词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实力弱的一方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保存实力，避免对方锋芒，等待时机大举反击。美中关系当然不是美弱中强，但拜登为什么要提出“战略忍耐”?一方面原因在于拜登以内政为优先，美国目前的撕裂和矛盾达到了一个阶段之最，拜登本人也被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指责为靠舞弊窃取了大选，此外，疫情和经济尚没有太大起色，这些问题是拜登施政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原因也许在于，清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积弊需要时间，拜登要搞清楚特朗普四年和中国的对抗到底对两国关系特别是美国的利益损害到何种程度，美中经济、科技、产业、人文的缠绕状况，盟友对华的立场和美国的看法等，在这些问题基本摸清前，不宜贸然对中国出大招狠招。战略忍耐给了双方时间去思考各自的应对模式。

盟友体系

第四个关键词，盟友体系，这也是拜登对华政策的支柱。特朗普基本上是疏远盟友，同中国单打独斗，尽管美国实力远强于中国，但中国也在快速追赶美国，尤其在某些领域，比如经贸这块，中美的实力在拉近，美国要单挑中国，把中国压制下去，会感觉很吃力，付出较大代价。拜登看到了这一点，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需要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对付中国。这既让盟友和伙伴分担美国的责任，同时在它们那里又能树立美国尊重盟友和伙伴的形象，使它们信任美国。还有，组建民主国家同盟体系，在涉及民主人权以及全球利益的问题上，建立包括经贸科技、气候变化等在内的一系列更高的国际标准和规则，用民主国家的整体力量迫使中国遵守，否则就将中国排斥出新的国际规则规范和秩序之外，从而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权。拜登将会持续强化盟友和伙伴的关系。

以上四个关键词能让我们看清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框架、原则重点和处理手法，它能否达到拜登的预设效果则要看具体的运作，中国的反应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现在言成功尚早，但总的来说，拜登时期的美中关系会拉长对抗过程，降低对抗程度，未来两国依然处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互相适应中。

来源时间：2021/2/24   发布时间：20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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