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月9日，美国参议院将审理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2020年大选已经结束，但两党之间的战争似乎才刚刚打响。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撰文表示，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美国两党一百多年来基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重要共识，这让美国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进化。杜金借用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概念，将美国共和党所占领的中部选区比作为大陆“心脏地带”，民主党所占领的沿海选区比作海洋地带，前者代表着美国的“旧民主”价值观，后者代表美国的“新民主”价值观，美国大选实际上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较量，而今两党之间的各种龃龉乃至撕扯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可调和。杜金指出，美国大选恐怕不是分歧弥合的终点，而是全面内战的起点。

分歧弥合还是全面内战？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

译者：张聪

美国精英的百年共识

“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这一表达听起来不寻常且令人诧异。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对立——“红方”共和党(GOP)和“蓝方”民主党——已经成为一场竞争，这场竞争是以政治、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基本原则都被双方接受为基础的。美国的政治精英立基于一个深刻而完整的共识——首先是忠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其次是巩固美国作为西方世界主要力量的地位。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即全球主义、自由主义、单极化、大西洋主义和以美国为中心。

这种一致在外交关系协会中(CFR)得到了制度性的体现。一战结束后，在签订凡尔赛协议的过程中，两个政党的代表聚在一起建立了这一机构。二战后，外交关系协会的作用愈发凸显，并在二战后成为了日益发展的全球主义的大本营。

在冷战初期，外交关系协会允许各种制度在共同启蒙价值观的基础上与苏联趋同。但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剧烈衰退和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趋同”变得不再必要，全球的世界建构掌握一方手中，即赢得冷战的那一方。

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全球主义者和外交关系协会的光辉时刻。在那时起，尽管存在党派之别，但美国精英间的共识显著加强了，比尔·克林顿、乔治 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的政策——至少在外交政策和忠于全球主义议题的主要问题上——几乎是相同的。就共和党而言，主要由民主党所代表的全球主义者的“右翼”相似物被新保守主义者所占据，他们从八十年代起推翻了旧保守主义者，即那些遵循孤立主义传统并忠于保守价值观的共和党人，这是共和党在二十世纪初和早期美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传统和价值观。

诚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税收政策，医疗和保险问题上存在分歧(此处民主党是经济上的左派，而共和党是经济上的右派)，但这是在同一模式框架下的争端，并不会影响国内政治的主要向量，更不用说国外了。换句话说，美国大选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因此像“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这样的词语组合因其无意义和空洞而没有被使用。

特朗普打破了共识

2016年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意料之外上台后，事情发生了转变。对美国来说，他的到来是完全异常的。特朗普的整个竞选计划是建立在对全球主义和美国执政精英的批判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特朗普直接挑战了两党的共识，包括他的党内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但结果还赢了。当然，特朗普仅有的4年任期表明，其以如此意外的方式完全重建美国政策是不可能的，特朗普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包括任命新保守主义者约翰·博尔顿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但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遵循自己的路线的行为(至少部分如此)，激怒了全球主义者。

因此，特朗普戏剧性地改变了两个主要政党间的关系结构。在他的领导下，部分共和党人回归到早期共和党内美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即“美国优先!”或者“让我们实现美国伟大复兴!”。这导致了民主党人自身的激进化，他们从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对抗开始，实际上向特朗普和所有支持他的人——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媒体上的、经济上的等等——宣战。

四年的时间里，这场战争没有一刻停歇，而今天——在新的大选前夕——这场战争达到顶峰。它表现为(1)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广泛不稳定;(2)美国主要城市中极端分子的起义(获得了民主党内部反特朗普势力几乎公开的支持);(3)直接妖魔化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如果拜登获胜，这些人将面临真正的清洗，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4)指责特朗普和所有美国的爱国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为法西斯主义;试图将特朗普描绘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主要是普京。等等。

在这种党派间的激烈对抗中，其中一部分共和党人——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像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比尔·克里斯托)——反对特朗普，导致整个美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两极分化。2020年秋天的今天，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背景下，大选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不同于其在过去100年美国历史中的模样。这段历史要从凡尔赛合约，威尔逊的十四条全球主义原则和外交关系协会的成立开始算起。

90年代：全球主义者的光辉一刻

诚然，特朗普并非以一己之力打破美国精英的全球主义共识，使美国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自21世纪初以来，特朗普已成为深层次地缘政治进程的一个征兆。

20世纪90年代，全球主义达至顶峰，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美国的直接代理人在俄罗斯领导层中掌权，中国开始借鉴资本主义制度，这造成了“历史终结”(福山语)到来的假象。与此同时，全球化仅遭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域外组织的公开反对，但这反过来被美国中情局和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美国盟友控制，而一些“流氓国家”像伊朗和仍然实行共产主义的北朝鲜，本身并不构成较大危险。这表明全球主义的统治是全面的，自由主义是征服所有社会的唯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经济制度。而距离构建世界政府，仅有一步之遥。这是全球主义者，尤其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战略目标。

多极化的最初迹象

但是自21世纪初以来，事态急转直下。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避免了解体和进一步的衰落，而它最终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本是全球主义者胜利的必要条件。俄罗斯开始走上恢复主权的道路，并用了20年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成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一极，虽然仍逊色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但已不再像90年代那样奴隶般地服从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以经济自由化为武装，将政治权力保留在共产党手中，避免了苏联的命运，避免了崩溃、混乱，避免了以自由主义标准衡量的“民主化”，逐渐成为与美国比肩的经济强国。换言之，多极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除了西方本身(美国和北约国家)，至少还得加上两个相当重要的力量——普京的俄罗斯和中国。而且，这种可供选择的世界图景展现得越为清楚，在这一图景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的西方以外的，实力日益强大的其他类型的文明(像共产主义中国和保守主义俄罗斯)，就会更加让自己声名远扬。

两个国家都存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这虽然还不会成为真正的意识形态的替代，不会成为反霸权的力量(据葛兰西的观点)，但已经有些苗头。在21世纪，世界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多极世界，但毫无疑问不会再是绝对的单极世界。全球主义开始窒息，并偏离其既定的轨道。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之间出现分裂。此外，西方国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并日益表现出对自由全球主义精英霸权所掌控的社会的不满。

伊斯兰世界也没有停止对伊斯兰价值观的斗争，然而，伊斯兰价值观已不再被严格认定为原教旨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全球主义者所控制)，伊斯兰世界开始获得更清晰的地缘政治形式，这表现为(1)中东地区(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部分地区)什叶派的崛起;(2)埃尔多安的逊尼派土耳其的独立发展——直到与美国和北约发生冲突;(3)海湾国家在西方和其他强权国家(俄罗斯、中国)之间摇摆，等等。

特朗普时刻：大转折

唐纳德·特朗普胜出的2016年美国大选，正是在全球主义和全球主义精英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

就在那时，在自由主义共识的前沿，一股新的势力出现了：即美国社会中那部分不愿意将自己定义为全球主义精英的人们。对特朗普的支持成为了他们对全球主义战略所投的不信任票，而他们中不仅有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因此，在单极世界的大本营，在全球化的总部，这种分裂暴露无遗。

在极度的蔑视下，他们，即所谓的可悲的、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的大多数站起来了。特朗普已经成为美国民粹主义觉醒的象征。

于是真正的政治回到了美国，并同时带来了意识形态的争端，废弃文化(译者注：cancel culture，类似于文化抵制，从文化圈拓展到政治、商业和学术等各个领域，废弃的方式也从抵制作品升级为要求道歉，甚至强制辞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国历史纪念碑的破坏成了美国社会在最根本问题上存在深刻分裂的表现。

美国的共识瓦解了。从现在起，精英和大众，全球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成为成熟和独立的两极——他们拥有各自的替代策略、计划、观点、评估和价值体系。特朗普摧毁了美国，粉碎了精英共识，破坏了全球化。

当然，他并非孤军奋战。但或许是受到非典型保守主义和反全球主义史蒂夫·班农(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熟悉欧洲保守主义，甚至熟悉格农和埃沃拉的传统主义的罕见案例)的意识形态影响，他才大胆地超越了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开启了美国政治故事的最新一页。在这一页，我们可以清楚的读到这句话，即“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

2020年美国大选：一切都岌岌可危

2020年12月大选的结果将决定：(1)世界秩序的架构(特朗普胜选：向民族主义的过渡和事实上的多极化;拜登胜选：全球化痛苦的延续);(2)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特朗普胜选：美国优先;拜登胜选：对世界政府的孤注一掷);(3)北约的盟友(它的解体有利于塑造一个更严格地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构，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作为全球化的大本营，也不是像拜登那样作为超国家自由精英保留大西洋主义集团的工具);(4)主流意识形态(特朗普的右翼保守主义，美国民族主义和拜登的左翼自由全球主义，美国的身份最终将被消除);(5)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端极化(特朗普胜选，共和党中旧保守主义的影响将增加)或者回归两党共识(拜登胜选，共和党中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将增加);(6)甚至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命运(特朗普胜选，它将得到保存;拜登胜选，它将被废除)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医保的命运、“特朗普墙”，甚至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都变得次要了。美国的分歧如此深刻且根本，以至于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还能否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选中存活下来。这一次，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斗争，是两个相互激烈对立的社会之间的斗争，而这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景象，其结果根本不取决于任何东西。美国命悬一线。无论这场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情况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转变。

这就是我们讨论“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以及这如此重要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命运就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命运。

心脏地带现象

自麦金德时代以来，地缘政治最为重要的概念是“心脏地带”，而麦金德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它代表的是与“海权”文明相对立的“陆权”文明的核心。

麦金德本人，以及发展了他的思想和见地的卡尔·施米特，都谈到两种文明间的对抗，而不仅仅涉及地理环境中的力量战略部署。“‘海洋文明’体现了扩张、贸易、殖民化，但也体现了“进步”、“技术”、社会及其结构的不断变化，反映了海洋流动的元素，就像鲍曼口中的流动社会。”这是一种无根的文明，移动的、流动的、“游牧式的”文明。“‘陆地文明’在经济上与保守主义、恒常性、同一性、稳定性，与具有普遍的精英统治和不变的价值观、有根的文化、安定性相关联。”

因此，心脏地带也获得了一种文明的意涵，它不仅是远离海岸和海洋空间的领土区域，而且还是一个保守特性的矩阵，即一个根深蒂固的区域，一个身份认同最集中的区域。

通过将地缘政治学运用到美国的当代结构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得令人惊奇的画面。美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坐落在两个海洋中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不像俄罗斯，虽然美国历史是从东海岸开始，并逐渐向西移动，但美国没有那么清晰地从中心向一极的转移，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两个沿海地区都足够发达，代表具有强烈“海洋文明”印记的两个部分。

各州和选举中的地缘政治

于是，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拿来各州的政治地图并根据哪个州长和哪个政党在各州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用两个主要政党的颜色涂上它，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三个条纹。

东海岸是蓝色的，大城市在此集中，因此由民主党所把控;美国的中部——飞越区、工业区和农业区(包括“单层美国”)，也就是心脏地带本身——几乎全是红色的(共和党的势力范围);西海岸同样是大城市、高科技中心，因此也是民主党的蓝色。“欢迎来到经典的地缘政治，也就是‘大陆大战’的前线”。

因此，美国2020年大选不是由许多(几个)文明区组成，准确地说是由两个文明区组成——位于中心的心脏地带以及两个代表着或多或少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与中心地带截然不同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是民主党的地盘。那里是最活跃的BLM、LGBT +、女权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反法西斯恐怖主义组织)抗议活动的温床，并参与了民主党支持拜登和反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似乎仅是沿海地区。而特朗普给了美国心脏地带发言权。因此，美国红色中心被激活并采取行动。特朗普是这个“第二美国”的总统，这个“第二美国”在政治精英中几乎没有代表，与全球主义者的议程几乎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由小城市、基督教徒社区和教派、农场乃至大型工业中心、被产业空心化和廉价劳动力摧毁和荒芜的地区所组成的美国。

这是一个被抛弃、被背叛、被遗忘、被羞辱的美国;这是不幸者，有根的、真正的本土美国人的家园。不管他们是白人还是非白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这个中心地带的美国受到沿海地区的排挤，正在迅速消失。

美国心脏地带的意识形态：旧民主

重要的是，美国人自己在最近发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倡议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该研究所将致力于制定位于美国中部的微型城市、小城镇和工业中心的振兴计划。研究所的名字不言自明：“心脏地带向前冲!”(Heartland forward)。而“心脏地带向前冲!”本质上是对特朗普口号“让我们使美国再次伟大”(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解读。

在保守派杂志《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2020年秋季刊第三期)近期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政治分析家科特金发表了有关同一主题，即心脏地带的复兴的重量级材料——“心脏地带的复兴”(The Heartland’s Revival)。虽然在完整意义上，科特金还没有得出“红色州”事实上代表着与沿海地区相区别的文明的论断，但他从务实和更为经济的立场上出发，实则已经接近这一结论。

美国中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其居民受“旧美国”范式的主导，这一范式包括“旧民主”、“旧个人主义”和“旧”自由观。这种价值体系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或任何傲慢的知识分子、大都市和国家频道的记者通常形容普通美国人的其他贬义词无关。

如今的美国是一个有着各种特质的美国，但是从前的美国，即传统的美国中那种始于开国元勋时代，对待个人自由的原始意志略微被冻结了。它最明显的代表是仍然穿着18世纪风格的阿米什教派，或者是犹他州的摩门教，他们自称是一个怪诞但纯粹的美国教派，与“基督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旧时代的美国，一个人可以有任何信仰，无论想什么还是说什么都很自由。

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源头，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所有关系只有在强有力行动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澄清。同样的，这样的行动只有一个标准，即它管用或者不管用，仅此而已。没有人能对一个人应该思考、说话或写作的“旧自由主义”指手画脚。政治正确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只需要清晰地表达你的想法就可以了，理论上可以是你喜欢的任何东西。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是“美国梦”的精髓。

宪法第二修正案：武装保卫自由与尊严

美国心脏地带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它还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本土意识形态，而且，它更偏向共和政体，一定程度上反欧洲(特别是反英国)，承认权利平等和自由的不可侵犯。而这种立法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拥有和携带武器的自由权利上——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对这样一个“红色”(共和党的颜色意义上的)美国的整体意识形态的总结。“我不拿你的，但你也不要碰我的。”这是对刀、手枪、步枪，甚至突击步枪或机枪的概括。这不仅适用于物质——也适用于信仰和思维方式，以及自由的政治选择和自尊。

但是沿海地区，“海洋文明”的美国领土，正遭到蓝色州的侵蚀。这样的“旧民主”，这样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自由”，与政治正确的规范、越来越偏执和咄咄逼人的取消文化无关，与拆除内战英雄纪念碑或者奉承非裔美国人、变性人、身体积极运动的狂热爱好者(“body positive”运动，源于美国，意指所有的身体都有同样的价值，体型不存在好坏之分，译者注)无关。“海洋文明”将“旧美国”视为一群“可悲的人”(希拉里·克林顿语)，一种“法西斯分子”和“低等人类”。在纽约、西雅图、洛杉矶和旧金山，我们已经在与一个不同的美国打交道——与自由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后现代教授、歪曲和违背规范的无神论的倡导者组成的蓝色美国打交道，将一切类似宗教、家庭和传统的东西排除在允许的范围之外。

美国的大陆大战：接近尾声

两个美国——陆地美国和海洋美国——今天在一场无法妥协的总统大选中相遇。而且，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显然都不会承认来自对立阵营的胜利者。拜登坚信特朗普“已经伪造了大选结果”，而他的“朋友”普京在格勒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译者注)、诺维乔克(前苏联研发的一种军用级神经毒素，译者注)、奥尔加喷子和其他“俄罗斯宣传”的多极生态系统的帮助下“已经介入了”。因此，民主党人并不会想要承认特朗普的胜选。这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个骗局。

最为一贯如一的共和党人同样这么觉得。他们认为，民主党在大选中动用了非法的手段，美国事实上正在发生一场反对特朗普和其政府的“颜色革命”。 在它的背后，是其组织者完全透明的痕迹，他们是主要的全球主义者和特朗普·乔治·索罗斯(Trump George Soros)、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新民主”的狂热分子之一，是美国“海洋文明”最聪明和最坚定的代表。因此，共和党已经做好了抗争到底的准备，尤其是因为民主党在过去4年中对特朗普及其任命者的怨恨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拜登最终入主白宫，对部分美国当权派，至少是对特朗普任命之人的政治镇压将会波及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这就是一块美国巧克力在我们眼前破碎的样子，可能破碎的轮廓变成了一场真正战争的前线。”

这不再是一场大选，这是全面内战的第一阶段。在这场战争中，两个美国将激烈交锋，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民主、两种自由、两种身份、两种相互排斥的价值体系、两个政治家、两种经济和两种地缘政治的博弈。

如果我们现在理解“美国大选中的地缘政治”是多么重要，世界将屏息以待并将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情，包括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者局部的战争、冲突和灾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中心，清晰地存在着“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大陆大战”的美国战场，美国陆地vs美国海洋。

文章来源：Alexander Dugin, Geopolitics of American Elections, Geopolitica, October 14, 2020.

网络链接：https://www.geopolitica.ru/en/article/geopolitics-american-elections

译者介绍：张聪，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2/10   发布时间：20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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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怀普  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

内容提要

在经历了“特朗普冲击波”后，拜登执政为美欧关系的修复打开了“机会之窗”。拜登政府的外交理念回归传统、美欧原有的共同利益基础以及双方短期利益汇合等因素，将助推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会有所加强。但由于受到国际变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以及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美欧关系的修复空间较为有限。中国因素的凸显既可能刺激美欧加强协调合作，也可能加大美欧战略分歧。归根结底，美欧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的错位决定了美欧传统盟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拜登政府也无力改变这一点。

关键词

拜登政府；美欧关系；特朗普冲击波；欧洲战略自主

美欧关系变动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部反映与表现，也是刺激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美欧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遭受重创，跌至历史最低点，而随着拜登入主白宫，美欧关系的修复似乎迎来了曙光。拜登政府回归美国传统外交价值理念、重拾大西洋主义以及欧洲急欲摆脱“特朗普冲击波”带来的困扰，将助推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是，在世界格局加速转变和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美欧结构性矛盾与障碍难以简单地被平抑，美欧盟友关系难以完全回到过去。美欧关系的调整会持续下去，其影响将会愈加凸显。

美欧关系遭遇“特朗普冲击波”

特朗普执政4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堪称历史性的。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旗号，大幅度调整了对北约和欧盟的政策，严重激化了美欧在安全、经贸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矛盾，导致跨大西洋联盟急剧退化，美国与欧盟关系陷入危机。

特朗普秉持“零和博弈”理念，从重商主义角度看待跨大西洋联盟，用经济成本来计算美国的北约义务。他认为美国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贡献远高于其盟友，且盟友利用了美国的天真和对欧洲安全的承诺，因此必须与欧洲重谈交易。他将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及北约义务作为施压工具，胁迫欧洲在北约军费乃至贸易上对美国让步，由此损害了北约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以及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交易成分增多甚至冲击了跨大西洋联盟的情感基础，使之有滑向交易型联盟的风险，即从情感和价值领域的“天然联盟”向实用主义的交易型联盟退化。此外，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强化与中国的竞争，重新分配其军事资源，导致美国在欧洲及其外围地区进行收缩。在美国不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的情况下，一个更加内向、不得不更多关注自身及周边安全的欧洲与战略上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将逐渐走向更加松散、责任分担型的安全伙伴关系。这一变化既是跨大西洋联盟松散化的表征，也是加速其退化的重要诱因。

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更是极尽分化打压之能事。特朗普认为欧盟有可能使欧洲变成美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因此希望看到欧盟失败。特朗普不仅支持英国“脱欧”，而且为欧洲右翼保守势力、民粹势力挑战本国建制派和欧盟打气助威。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前所未有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并公开指称欧盟为“敌人”。此举不仅加剧了美欧贸易摩擦，更是重创了美欧伙伴关系。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怒怼”特朗普：“有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在全球多边领域，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退群弃约”行为和单边主义做法亦令欧盟备受打击，严重冲击了以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美欧关系框架。

“特朗普冲击波”加速了冷战结束以来美欧关系的调整进程，其破坏力空前。尽管特朗普执政前美国国内要求改革北约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美国也一直对欧盟的独立倾向抱有戒心，但美欧关系史上从未有过哪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公然质疑大西洋安全和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权力不对称或是美欧关系衰变的主因，但“特朗普冲击波”的“强刺激”无疑更加速了这种衰变。奥巴马时期的美国驻欧盟大使安东尼·加德纳(Anthony Gardner)指出，美欧关系陷入低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放弃了美国60年来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两党外交政策。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美欧关系观察数据也显示，在特朗普任内，美欧关系跌至历史低点。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的4年，不仅对华关系发生巨变，美欧关系也进入了“非盟友”状态。欧洲对美国是否仍是一个可靠的安全、外交或贸易伙伴愈发感到怀疑。法国《世界报》以《美欧之间的“严寒”》为题，揭示了特朗普任内不断恶化的美欧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评论指出，在特朗普政府所有外交政策遗产中没有什么比削弱美国几十年来建立和依赖的伙伴和联盟体系，更严重地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了。

特朗普政府对美欧关系的“践踏”成为欧洲人不堪回首的梦魇。正因如此，他们对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高度关注，期待拜登当选并将欧美关系带回理性与合作轨道，以摆脱“特朗普冲击波”的困扰。尽管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拒绝认输甚至还打起了官司，但欧洲领导人仍迫不及待地对拜登表示祝贺，期待拜登当选的想法溢于言表。抛开这一点不论，此次美国大选的更深刻意义或在于它能够验证，以反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特朗普效应”究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反映了美国政治中一种更深层次的变革趋势，而其验证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内政外交，亦将决定拜登政府时期美欧关系修复的空间大小。

美欧关系修复的空间与限度

与特朗普缺乏外交经验并以狭隘的交易方式处理联盟事务不同，拜登擅长外交，并且对如何处理联盟关系有着成熟的想法。拜登认识到美国的优势正在减少，因此要利用软实力来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来保持美国的霸权。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系统性的“退群弃约”侵蚀了支撑美国领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与安全制度架构，疏远了美国最需要的民主盟友。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总统后，即签署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令。拜登希望通过外交来挽救美国的声誉，再次重视对通过联盟来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意义。有分析指出，与特朗普厌恶联盟和多边组织不同，拜登一直是“联盟人”，他清楚外交的重要性，知道联盟可以增加美国的力量。拜登宣称，美国对联盟的承诺是神圣的，而不应是交易性的;北约是一个价值观联盟，这使它比通过胁迫或金钱建立的伙伴关系更加持久、可靠和强大。当下，拜登正在重建被特朗普颠覆的传统外交团队，将美国外交重新交到真正的专业人士手中。拜登已任命和拟任命的一些关键内阁成员不仅熟悉外交业务，而且大都同欧洲关系深厚。有学者指出，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将“一切恢复正常”，这意味着一个通过推特治国的古怪、个性化、冲动的美国政府将被终结。

总之，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回归以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和联盟来保证美国霸权的战略轨道。美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70%的美国人希望推行外向型合作的外交政策。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改善美欧关系的氛围。拜登在同欧盟和北约领导人通话中，强调了深化和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并重申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欧洲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呼吁“重建强大的欧盟与美国联盟”，共同塑造全球议程。法德两国外长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推进跨大西洋“新政”，以使双方的伙伴关系适应全球各种动荡。美欧关系氛围的改善具有凸显双方“团结”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美欧双边关系的修复。

短期来看，拜登政府“返群复约”将为美欧关系的修复提供动力。重返部分多边制度是拜登政府调整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拜登上任后首次签署了17项行政令，除了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及世卫组织的行动方案，还可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多边组织。拜登亦曾重申美国对新时代军备控制的承诺，这意味着美国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同意延长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如果这些得以实现，无疑会受到欧洲的欢迎，从而有助于美欧关系的修复与改善。当然对拜登政府而言，重返不只是参与，更重要的是要“领导”，即“以国际合作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以及大国地缘博弈加剧的形势下，美欧在所谓民主、人权和全球规则方面的共识也可能为“重建”双边关系提供一定空间。近年来，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持续紧张，同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也在加剧，双方基于共同价值观在应对俄、中“挑战”方面存在合作需求。拜登政府将国际规则之争与地缘政治角逐作为其大国外交的主旋律，宣称要把加强民主重新提上全球议程，并计划举办“全球民主峰会”，其有可能将应对俄、中“挑战”纳入美欧关系的“重建”议程。欧盟则投其所好，在拜登就职前提出了一份题为《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的计划草案，除了表示欢迎拜登提出的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建议并强调欧美在俄罗斯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还特别提出重新制定跨大西洋和全球合作新议程是“一代人难得的”、可以结成新联盟来对抗中国崛起的机会。今后一个时期，美欧在加强所谓民主、人权和全球规则方面针对中、俄的协调联动值得关注。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上台伊始美欧之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障碍难以消除，这就决定了双方关系的修复是有限度的。特朗普任下，美欧贸易摩擦是一个突出问题。欧盟期待拜登政府能够缓和美欧紧张关系，为此提议成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试图以此加强欧美经贸关系，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同时促进数字税争议和贸易争端的解决。有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可能会寻求将美欧贸易摩擦保持在一个“更清晰、可预测、易于管理”以及双方都接受的程度范围内。据此判断，拜登可能会寻求结束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发起的“人为贸易战”，并通过协商谈判解决波音和空客的航空补贴案争端。此外，拜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也可能为美欧贸易谈判提供机会，如在碳边界问题上协调立场;还可能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以此重塑美国重视多边贸易机制的形象，同时体现美欧“团结”，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但需要指出的是，拜登难以完全摆脱现行贸易政策的制约，因为这一政策与过去4年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拜登尚未提出新的贸易政策，因此他可能将贸易政策纳入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议程之中。拜登将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继续支持“购买美国货”政策，由此对美欧贸易关系的改善构成制约。拜登尚未表示他是否会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欧洲征收钢铝关税的政策，且也有可能延续反对欧盟征收数字服务税的立场。欧美在如何征收数字税以及如何保障网络数据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较深。欧盟主张加强对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等互联网技术巨头公司的审查和监管，并将征收数字税作为欧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优先议题。美国则质疑欧盟的做法是为了保护欧洲企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非真正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由于美国国内党争持续以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当务之急，美国国会短期内难以通过有关数字税的任何议案，拜登政府也不大可能在制定新的数字规则方面向欧盟立场靠拢。此外，由于美欧内部都存在强大的反对力量，拜登政府即刻重返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的可能性亦极小。该谈判久拖不决暴露出双方利益分歧之深，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美欧关系修复的难度较大。

在安全防务领域，欧盟也就“重建”欧美关系提出了一揽子倡议，包括建立欧盟—美国安全防务对话、加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共同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议程等。关于欧盟防务与北约的关系，欧盟认为加强自身的防务作用有利于北约和跨大西洋合作，还提出欧盟和北约在能力建设的优先事项方面应尽力保持一致，并就各自的安全和防务举措、危机管理、军事行动和双边安全事项进行交流。可以肯定的是，拜登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蛮横地对待欧洲盟友，他执政期间，美欧在北约框架下针对俄罗斯的防务安全合作将有所加强。同时，拜登对待欧盟防务建设的态度也可能会多一些弹性，以鼓励欧盟在维护欧洲及周边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尽管如此，美欧结构性矛盾仍难以消除。不让欧洲再像过去一样任意“搭便车”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拜登政府也不会例外。拜登政府仍会继续向欧洲转移防务负担，并要求欧洲盟友为北约军费作出更大贡献。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短期内仍难以实现军费达标，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家利益分化加大，这些都不利于弥合美欧在北约军费问题上的分歧。拜登政府依然不会放弃对欧盟独立防务建设的警惕与防范，其如何应对欧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计划以及如何回应建立欧盟—美国安全防务对话的倡议，将是一个重要关注点。

中国因素对美欧关系的影响加大

中国因素的影响加大是当前美欧关系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中美竞争格局下，美欧都在重新审视和评估彼此的价值，美国试图拉拢欧洲以加强对华竞争地位，欧洲则将欧美协调作为维系跨大西洋联盟与促进自身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朗普执政期间，在美国影响下，欧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其对华政策，包括双方在收紧投资审查、5G安全等问题上协调了部分立场。2020年10月，欧盟和美国还举行了首次“中国问题”对话。由于拜登政府难以根本改变对华强硬态度，协调应对“中国带来的共同挑战”被认为仍将是美欧关系的重点之一。

由于拜登政府和欧盟在对华关系上都强调价值观和技术竞争，因此双方在该领域的协调联动值得关注。拜登指责中国在技术和知识产权上侵犯美国利益，并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构成挑战，他上任前就表示不会立即取消对华关税，而是要与盟友合作建立应对“中国挑战”的统一战线，包括建立一个多边技术民主联盟(Multilateral Techno-Democratic Coalition)等。由此可见，拜登或许会在对华语调上比特朗普温和一些，但他更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反华多边主义。欧盟则主动迎合拜登政府，提议搁置双方之间的争议，采取一致立场并展开新一轮针对中国问题的欧美对话。欧盟有意将数字领域的合作作为欧美关系“重置”的一部分，这也是其提议成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的重要考虑之一，目的是要把中国挤出全球技术贸易市场。总之，欧美认为中国的数字技术崛起及对外经济活动带来了价值观和安全“威胁”，因此，在这些领域“重新发现西方”并共同应对“中国挑战”成为双方的战略共识。

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近年来日益关注中国并将应对“中国挑战”列入其议程中。目前，以北约为中心，美国、北约欧洲盟国以及欧盟已就如何开展涉华安全合作进行探索。在美国持续加大对南海问题介入的同时，欧盟则扮演“助力者”角色，在南海问题等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上尽量发出和美国一致的声音，并加大同中国在国际安全规范和价值观方面的软博弈。拜登政府仍会延续对华军事威慑政策，同时会继续要求欧洲与美国配合;而欧洲为了迎合拜登政府，则有可能在配合美国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包括英、法两国继续派军舰赴南海行使所谓的“航行自由”。此外，美欧对中俄两国的密切合作尤其是军事联系不断加深感到担忧，防止中俄结成“反西方轴心”也可能成为美欧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之，由于美欧将中国视为一个经济、技术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双方有可能在数字技术、投资贸易、价值观和制度竞争以及军事安全等领域加强针对中国的协调联动。但同时，由于美欧在诸多领域存在利益不对称的博弈关系，双方协调联动难以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在双方谋求价值共识的背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与欧盟的经济主导观点始终存在冲突，这根本上是缘于双方各自利益的分歧。欧盟对华政策的核心仍集中在中欧经贸关系上，双方均希望通过谈判回应对方的关键诉求，尤其是通过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来降低双方关系的竞争性。2020年12月30日，中欧双方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共同宣布《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完成，这标志着中欧经济合作迎来了新时代，同时也反映出欧盟不愿为了迎合拜登新政府而舍弃自身利益。在数字技术领域，由于欧洲对中美的技术有着双重依赖，因此它并不赞同中美技术完全“脱钩”。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称中国为“头号威胁”，而欧洲的主要安全威胁仍是俄罗斯。虽然欧洲同意将中国纳入北约战略视野，但不愿将应对“中国挑战”列为北约议程中的优先事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出，欧盟与美国不同，既不追求“新冷战”的战略对抗，也不支持广泛的经济脱钩，欧洲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按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行事。

隐忧仍在：美欧盟友关系难回过去

特朗普执政被终结之后，美欧修复关系是双方的理性选项，也有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但同时，双方关系的修复又注定是有限度的。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并由此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形势下，包括美欧在内的各大战略力量都面临调整站位、界定利益目标和实行灵活多样的政策转型等挑战，这意味着美欧关系将会失去原有的稳定结构，其竞争的一面会加大，合作的限度也会从隐性转向显性。同时，美欧优先事项不同、战略分歧难消和信任缺失更是会直接制约双方关系的修复。“特朗普主义”虽已被击败但远未被摧毁，这将迫使拜登政府仍会坚持国内优先。不仅如此，“美国优先”仍将隐形地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之中。欧盟虽然急欲推进其“重建”欧美关系的议程，但同时又对美国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特朗普主义”崛起的推动力源自于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在欧洲看来，特朗普能够高票当选总统，正是美式民主衰落的表现，由此也使得美国这个国家不再值得信任。欧洲对2024年或2028年美国是否会产生“另一个特朗普”感到不确定，届时若“特朗普分子”(或特朗普本人)卷土重来并将特朗普的政治本能转化为方法和策略，而不是一时的奇想或推特治国，那么这样的“特朗普”可能比特朗普本人更危险。如此，美欧关系也将再次遭遇无序和低潮。

从中长期来看，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将会使美欧关系在战略层面变得更加疏远。欧洲在期待拜登带来一些变革之风的同时，也认识到必须为其后美国外交可能重回特朗普路线做好应对准备。有分析认为，拜登执政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在不引发不必要摩擦的情况下思考并形成自身战略的机会，欧洲应表明愿与美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但同时应更加致力于实现战略自主。欧洲人一直以为有了美欧联盟就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操心，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护欧洲，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更是残忍地粉碎了这种幻想，即便是最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也应该明白，欧洲不应该永远依赖美国，也不应对美欧关系的未来盲目自信，因为美国也时不时会采取损害欧洲利益的行动。在未来由幅员辽阔的大国所主导的世界里，欧洲人捍卫自身利益的唯一途径是进行整合并达到同等的规模，而这只有依靠欧盟才能实现。欧盟2016年提出“战略自主”并不是为了应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如今也不应因特朗普失败、拜登当选而放弃这一目标;战略自主是未来几十年的欧洲计划，而不是应对下一届美国总统任期的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因素的凸显也将对美欧战略关系的走向产生复杂影响。拜登政府将会延续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趋势，这不仅意味着欧洲对美战略重要性的下降，而且美国将会更加工具性地看待欧洲的价值，即欧洲能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作出什么贡献。欧洲对美国转向与中国竞争应是忧大于喜，因为它一直希望美国和跨大西洋联盟将重心放在欧洲并将威慑俄罗斯作为主要目标，同时忧虑中美关系恶化可能会加剧欧美分歧。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欧盟本能地希望在中美间寻求平衡，通过“战略自主”使自己能够在激烈的中美竞争中找到立身之处以及获益。虽然欧盟会寻求同拜登政府就“中国问题”加强对话与协调，但它不会对美国亦步亦趋，更会避免沦为美国推行其对华战略的工具。若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强拉欧洲与其完全配合，则势必会引起后者某些反弹，从而进一步加大美欧之间的分歧。总之，美欧关系会越来越受到中国及俄罗斯等大国因素的影响，变量增多凸显了美欧关系的脆弱性及其存在弱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隐忧之下的美欧关系实际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而难以完全回到过去。美欧关系的裂痕既不始于特朗普，也不会终结于他。拜登政府或许会用其他表述替代“美国优先”，但其对欧政策中的本国利益优先的本质不会变，或者说对美国而言，修复美欧关系是其实现长期“领导世界”的手段。欧洲固然会寻求与拜登政府合作以“重建”欧美关系，但它不会因此而放弃“战略自主”，因为对它而言，“重建”欧美关系只是手段，“战略自主”才是其大战略的核心与终极目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欧战略利益分歧加大难以避免，从而注定了美欧传统盟友关系难回过去。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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