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兼  来源：风云大外交

来源@学人读书

一、什么是美国对华行为的重点?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对于美国本身发展来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对中美关系也极为重要。我是做历史的，我不搞前瞻，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些必要的线索。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到今年疫情发生之后，你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越来越走偏锋，直到特朗普在白宫的最后一次告别演说当中，他竟然还把新冠疫情称之为“中国病毒”，而特朗普当局对于中国的整个定位，就是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把美国从帝国主义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一系列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以及他自己在冷战时代制订的对外政策中始终存在的目标，到后面一个时代又屡次试图适用的政策目标，企图用在中国身上，叫做以政权转换为目标。

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拜登对中国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他曾经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怎么看?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特朗普的回答是中国，而拜登的回答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对中国基本定位的改变。

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读过王元崇的《中美相遇》会发现，在美国同中国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中，什么东西是他们对华的想象、看法、政策和行为的重点?

实际上就是两样东西，第一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中美相遇》中有一个情节，当美国烟草公司想向世界推广美国香烟的时候，在地图上看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于是大呼“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

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市场也太大了。

第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立国之本。第一代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自称是“山巅之城”。这种价值观在特朗普时代似乎是很模糊的，而在拜登时代会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所以，从历史中我们更能看清楚美国的行为逻辑。在《中美相遇》里，王元崇把历史中精细的地方、充满悖论的地方，以及历史当中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写了出来。

如果说中美关系发展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美相遇》把当中的一座座小岛、一片片浪花突出出来，写成这么一本很好读的书。这本书是接地气的，而今天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书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二、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

《中美相遇》尽管在很多地方可以说是从小处着手，但是却从大处着眼。我建议大家特别注意下这本书的导言，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从中国和欧洲的两次三十年战争写起，这非常重要。

中国的三十年战争就是晚明的三十年，既要对付内部的起义，又要对付边患，尽管最后一位皇帝兢兢业业，却未能够挽救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这场三十年战争产生了清朝这么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如果是大顺王朝出现，或者是晚明进一步发展，又或是郑氏集团反攻清朝成功，那中国历史就不一样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当时如何转变，这场中国的三十年战争也改变不了世界大局。而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它产生了到今天为止仍然在起作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在欧洲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接下来又把所有这一切推而广之，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可见，前现代的中国是有变化的，存在过很多历史的岔路口，但是在每个历史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又受到历史惯性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点。所以，怎么样抓住历史转折关头的挑战和机遇就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对自己的不断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在初期全球化阶段之后，也就是两次三十年战争之后，要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世界。

而《中美相遇》一书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工具，它涵盖的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中国皇后”号开始，讲到慈禧的时代，但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中美相遇之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长期和平，同时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完全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上限，从明末清初的一亿多人口增加到十九世纪初的四亿。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新大陆引进的一系列新的农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玉米、烟草等等，中国农业开始从有着高度灌溉需求的地区转向边缘地区、山坡地等等，所以产生了一场农业革命。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新的城市化潮流，因为不管在农业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如何精耕细作，都不可能同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同步，所以肯定有过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新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服务行业、商业、手工业，都是为别人工作，是需要得到工资的。因此中国总体货币需求量大大上升。那时候不像今天可以印钞票，当时的主要货币是贵金属，黄金的数量有限，因此主要是银两和铜。这个过程当中，中美贸易也好、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也好，都呈现出中国的巨大顺差，表现出银、铜的大量汇入。

而中美相遇的时代就以此为背景拉开序幕。

这段故事说明，教科书中强调的鸦片战争，的确非常重要，由它产生的条约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但是它并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唯一起点，它只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当中一个重要节点。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同中外贸易格局的改变，以及它引起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凡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发生积极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例如，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开放”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如果读《中美相遇》就会发现，漫长的十八世纪带来的开放的可能性居然被浪费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改革。

直到中国幼童被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也还是非得配上一个老夫子做辅导员不可，这实际上是为改革画地为牢。所以，单有开放，没有改革也是不行的，而且这是一个同步过程，是持续的。从《中美相遇》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点，在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看到的仍然是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又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在开放的同时不断深化改革，这就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

三、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

中美今天的关系，有人说是相互依存，我说它其实是连体婴儿，各自有自己的大脑，各自有自己的心脏，各自有自己的血管，但是它的血液相互之间一直在交流。

所以，有人问中美能不能脱钩?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把连体婴儿分割开来的手术，但为什么更多情况下不去做这种手术?

因为如果真的去做，可能把双方都杀死。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对于中美两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对方，都是来自内部，来自自身。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美国，所谓“亚洲沙皇”坎贝尔，最近在被提名后的一次讲话中，反复讲的也是“美国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事”。但我们看到，拜登在讲话当中呼吁团结，结果反而骂声超过赞同声，说明解决好内部问题并不容易。

今天美国的乱象，以前有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越战时期，美国比今天乱多了。我夫人有一位堂叔，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1972年从康奈尔大学辞职到美国劳工部当首席经济学家。我曾经问他为什么离开康奈尔大学，他说：“因为校园已经容不下我的一张书桌。学校里面学生背着枪在巡逻。”

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居然被派到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开枪把四个学生打死了，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时候，觉得美国怎么乱到这种地步，简直不可思议，但其实美国历史上比这更乱的时间还有。

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样很难。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文明的轴心时代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扬起解放思想的风帆。而这就需要研究历史的人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抱谨慎的乐观。中美两国都太大了，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不出大的问题，一些大的基本面就不会改变。

中美关系可以向前走，而且必须双方共同走下去。现在双方已经有一些重大的共同关切，例如气候变化问题，背后是人和自然、人和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中美是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不合作能行吗?疫情的控制、美国的债务和货币超发等问题，也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的。

但这些是连接在一起的。世界金融体系需要信用和信誉、信心支撑，如果中美关系像特朗普后期那样断崖式衰退，在某一个点可能会触发很可怕的连锁反应。所以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也要防止犯大错，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四、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

在冷战高潮、中美高度敌对的时候，毛主席讲过一句话：美国政府是反对我们的，美国人民是对我们友好的。这个判断今天仍然基本适用，但是前一段也值得商榷，那就是今天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反对我们?

美国政府是复杂的，美国本身更是多元的、复杂的。

2020年，美国政府不知道给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多少困难，但同时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美国最有名的大学，都对中国学生伸出保护之手，明确反对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学生所采取的非理性措施，这就是一个例子。

请大家不要忘记刚刚过世的傅高义先生，在2019年底我同他有过一次深谈。他心中对美国的热爱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写过《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他想做什么事情?那就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方。傅高义在美国不是孤掌难鸣的，在贸易战达到高潮的时候，由他牵头，一大批著名学者发表了公开信，对特朗普政府政策提出质疑。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

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后的一百二十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存在的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其中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敌国关系，但真正打仗的只有朝鲜战争那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都是战时盟国;在冷战最后二十年，基辛格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其余时间是伙伴关系，或者可以称之为“利益相关者”。中美之间形成的历史积淀不会因特朗普执政的四年被扫荡一空。

只不过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似乎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迅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一个邻居昨天还是一个小人，今天变成巨人，你会怎么想?更何况是两个大国的关系?因此，中美双方需要一个继续了解对方的过程。

在《中美相遇》中讲到了很多故事。为什么相遇的过程中会发生那么多故事?就是因为双方都在不断变化，而双方看待对方的时候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眼光。同时也都要不断反过来看自己。

正因为中美都是多元且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始终保持交流。留学生也好，记者也好，双方都要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五、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

但凡做历史做得好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所谓知识人，如果他真正在智慧层面，有雄心，有想象，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

比如《中美相遇》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是扎扎实实的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的。这和今天很多人信口开河、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大姑娘，从当中支离破碎地挑出一些东西来论证非常浅薄甚至错误的“现实关怀”是不一样的。

不过，欺世盗名的人在学术圈里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化倾向，把专业当成赚钱的一种途径，逾越了专业的边界。另一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这在美国大选中也显示了出来，它滥用政治正确性的倾向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后真相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自媒体的领域里重要的是粉丝数量，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专业知识的审阅程序是很难起作用的。

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有批判性的历史，同时也是能够同人交流的历史。

(作者陈兼，系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冷战国际史、中美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学者。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讲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学者。曾任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讲座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和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杰出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杰出研究访问教授。本文系陈兼老师于《中美相遇》新书发布会的讲话内容，整理自2021年1月21日)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7

旧文章ID：24223

作者：吴彤、张聪  来源：文化纵横

吴彤、张聪 |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上任后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向国际宣告“美国回来了”。对比上一届政府的种种脱钩路径，“美国回来了”究竟包含哪些信息?对中国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拜登政府的政策有迹可循。作为追随拜登多年的核心幕僚，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无疑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关键影响。一周前，他在一场智库会议上宣称，中国是美国的重大挑战之一，要让中国“付出代价”，但美国要“先整理好自家屋子”。本文分析了沙利文近年来一系列文章和言论，指出其并非要回归传统建制派，而是在特朗普带来的全球政治混乱中寻求更切实可行的路径。他主张美国重返全球领导地位，再塑联盟体系和伙伴网络，必要时动用武力作为外交的延伸。面对中国，沙利文假想中国会寻求全球霸权，但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冷战逻辑已难以适用，应在竞争中共存，防止竞争演化为直接对抗：军事上，增强可持续威慑;经济上，确立对等贸易条件;政治上，宣扬美式价值观;全球治理中，变单打独斗为结盟群殴，在全球形成整体性的制华力量，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域外”栏目。

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4日，美国选举人团确认约瑟夫·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为这场万众瞩目的美国大选画上了句点。在拜登于11年23日宣布的内阁成员名单中，现年44岁的杰克·沙利文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沙利文就曾任其国家安全顾问，并获得过拜登的高度评价，更曾被希拉里称赞具备总统特质。可以想见，沙利文将在拜登政府中担任“政策智囊”，对未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关键影响。本文主要以沙利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为基础，全面梳理沙利文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主张，据此理解与预判拜登政府未来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

▍国内政策构想：回归“大政府”，重建中产阶级

近年来，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分化严重、财阀统治盛行、中产阶级衰落、民粹主义抬头，美国民众期待政府承担更大责任，这意味着自里根时代以来确定的“小政府”政治重心发生转移。2018年沙利文发表了《传统民主党的现代回归》一文，指出面对这一变化趋势，民主党应当抓住机遇，摆脱束缚，实行大胆改革。

沙利文的施政纲领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一个任务，四大支柱”：以回归“大政府”为核心，以重建和拯救美国中产阶级为首要任务，以发挥政府社会保障、社会再分配、解决区域发展失衡、团结社会力量四大功能为支柱。易言之，政府的目的在于：团结富人阶级、重建中产阶级、帮扶穷人阶级。

沙利文主张回归传统民主党人的执政理念，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推动“新的传统民主党人”(The New Old Democrats)崛起。正如沙利文在《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新的经济哲学引导》一文中指出的，美国需要构建新的经济哲学，有效管理本国经济并塑造全球经济。摒弃过去美国政府“强调自由竞争、放弃政府主导”的模式，重新实行类似于“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一揽子产业政策，结合社会现实需要，必要时积极采取干预措施。

作为美国价值观的体现，中产阶级近年来遭受了严重损害。沙利文认为，美国政府应更多关注国内中产阶级利益，打击避税天堂和制度漏洞，而不是致力于为企业构建安全的投资环境。2018年，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出口至美国的钢铝制品征收关税之后，沙利文发表《特朗普对贸易协议的观点部分正确，错在如何解决问题》一文，指出汇率操纵、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国有企业和旨在排除外国出口的非关税壁垒损害了美国工人利益，因此外交政策必须有所调整，摒弃昔日的自由贸易教条，更加重视公平贸易及保障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基于此，沙利文提出指导贸易协议谈判的四原则：第一，建立公平、对等、保护劳动权利的全球多边贸易框架;第二，重新衡量美国国内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利益权重，将重心从企业转向消费者、工人和中产阶级;第三，建立真正有效的执行机制，鼓励大家都按规则行事;第四，将贸易协定视作针对工人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服务于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技能和增加就业的目标。

将上述设想和目标付诸实践，需要以发挥政府四大功能为支柱。一是社会保障。美国当前社会现实已经变化：传统劳资关系与家庭形式均有较大改变，自由职业者增多，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且绝大部分劳动者在服务业工作。基于以上现实，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创新社会保障的应对策略，减轻家庭养育和赡养负担，确保自由市场为工人提供体面的工资、福利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并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为人们创造足够机会实现阶级跃迁。二是社会再分配，政府应改革税收和反垄断政策，以应对当前的财富与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保证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税收方面，政府需建立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反垄断方面，政府需针对新型互联网平台调整执法和监管策略，并注意避免破坏市场的创新与活力。三是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政府应当制定地方性政策，利用公共投资与重大公共项目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四是团结社会力量，政府应当与商业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适应现实社会需求，通过政策激励手段，鼓励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实现国内政策构想，沙利文强调需要有两大着力点：一是建立更加包容的社会，以帮助所有美国人为基础，摆脱“身份政治”窠臼;二是改革国防预算制度。在《国家安全预算法案改革》一文中，他提出美国需要制定总体国家安全战略，并对国家安全预算流程进行结构性改革。该预算程序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特征：每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及规划指南，列出提升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和需要对预算进行调整的领域;制定统一的、具有长期连续性的国家安全预算方案，并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挂钩，权衡部门间资源分配，加大对创新和工业基础领域的投入;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改革授权和拨款程序。

▍国际政策构想：以国际合作确保全球领导地位

沙利文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是“乐观而不绝望”的。虽然随着秉持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外交政策界一时间风声鹤唳，认为本已岌岌可危的自由国际秩序将雪上加霜;但不同于学者的悲观看法，沙利文认为特朗普上台仅仅是美国政治的非常态事件，现存的国际秩序具有很大弹性，足以撑过特朗普总统的任期。

在《特朗普之后的世界》一文中，沙利文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遵循自由国际秩序，并指望美国在秩序中心担任领导角色。美国主导地位的消失并不意味着领导地位的终结。第二，美国有效完成了从支配地位到领导地位的过渡。在处理跨国问题上，美国推动了国际问题处理机制向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方向转变，增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弹性。第三，尽管特朗普创造了全球领导者缺位的真空期，但国内外的压力与实际利益考量让他无法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系统性损害。总体而言，美国在经济、技术、外交等领域的竞争优势仍然显著，重建旧共识的机会依然存在。

就国际政策而言，沙利文主张美国应重返全球领导地位，再塑美国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通过参与多边治理、与盟友紧密合作来制定国际规则、规范与制度，让盟友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必要时动用武力作为外交的延伸。沙利文曾在《大西洋月刊》撰文阐述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宏观构想，认为应在明确深化美国独特国家属性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美国例外论”，以维护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保护和捍卫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与盟友合作抵抗侵犯、威权主义和恶性腐败的扩展”。

1. 参与多边治理，加强伙伴关系。沙利文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加入并加强在全球事务多边领域的合作，重构并加强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目前，拜登政府重新参与全球事务的政策已初见端倪。例如，2020年12月7日，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将重返《伊核协议》并取消制裁，为与伊朗就更广泛问题进行进一步对话铺平道路。

2.推行价值观外交。美国不是由领土或部落组成，而是由自由平等的理念构建而成。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中，美国应输出价值观而非仅仅提供实用主义观点，并联合盟友宣扬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

3.强调责任分担。美国外交政策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思维，即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他国利益。新局势下，美国应实行不同的领导方式，强调责任和成本分担，赋予其他国家更大发言权的同时，让它们承担更多责任。

4.控制但不放弃武力干涉。以往政策制定者习惯过度使用武力，在网络安全、外交、对外援助等软实力方面投资严重不足。美国应逐步减少参与中东战争，但并非放弃该地区或停止反恐行动;将资源从军事拨款转向外交、发展和技术;认清美国实力的局限性，并使其手段与其宣称的目标相匹配。

▍对华政策构想：在竞争中共存

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基本认知可能从“区域性大国”向“寻求全球霸权”转变。沙利文曾认为，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秩序的核心。因为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其基本全球战略是作为一个“有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selective stakeholder)采取行动，这种战略是以美国将继续作为最后的责任承担者为预设的，并根据成本效益分析选择性承担责任。在2016年的记者会上，时任希拉里外交政策顾问的沙利文还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全面负责的利益攸关方”(comprehensiv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但是，近年来沙利文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变。在2020年发表的《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一文中，沙利文阐述了中国寻求全球霸权的两条途径。第一条是通过军事竞争在西太平洋地区确立区域霸权，进而称霸全球;第二条是提升经济和科技实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塑造世界经济规则、技术标准和政治体制，确立全球领导力，从而间接取代美国。美国决策者必须明确中国将选择哪条道路，依此制定应对政策。

但总体而言，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态度，沙利文的对华态度更为中庸。在《没有灾难的竞争》一文中，他指出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双方应在竞争中共存，尽可能防止竞争演化为直接对抗。

“将冷战当作教训，而不是采取冷战逻辑”，将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美国对华“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失败以来，“中美新冷战”论调甚嚣尘上。但沙利文强调，鉴于中国的强大实力和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中美竞争的影响范围有限，美国对苏联的冷战逻辑在今天难以适用，应当“将冷战当作教训，而不是采取冷战逻辑”。

在可能引发不可控冲突的“新遏制战略”(Neo-Containment Policy)与可能严重损害美国利益及价值观、挫伤美国盟友体系的“大妥协”(Grand Bargain)之外，沙利文认为还存在不以美国投降或美中分治为前提的第三条路。美国应在军事、经济、政治等关键竞争领域与中国建立有利的共存条件，在不引发美苏对抗中特有的威胁感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的利益。

1.军事：增强可持续威慑。沙利文认为，中美之间面临的冲突仅限于印太地区，尽管紧张局势加剧，但两国军队在印太地区的共存并非绝无可能。美国需要做的是加强中美危机管理，增强自身的威慑能力。第一，美国与中国需要更多的沟通渠道和机制来避免冲突，以便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澄清对方意图;第二，双边军事关系不应受制于政治分歧，而应加强交流、增进理解;第三，为确保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量，美国应该将投资方向从昂贵的航空母舰转向价格更为低廉的非对称武器;第四，美国应该多元化其军事布局，在必要时利用准入协议，而不是一味永久驻扎。

至于台湾问题，沙利文认为，鉴于涉及的历史极具复杂性，不单方面改变现状也许是最佳方案。这样的方案也可以成为中美处理其他具有挑战性的外交问题时遵照的范例。

2.经济：确立对等贸易条件。沙利文认为，中美经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削弱了双方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成为两国关系破裂的深层根源。鉴于此，美国应通过修改世贸规则，对中国设置新的市场准入障碍，同时加大基础研究投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的国内政策：第一，美国须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计算能力进行投资;第二，美国联邦政府应加大对各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并采取有利于增强美国人口和技术优势的移民政策;第三，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合作，就世贸组织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制定一套新的标准，约束中国搭便车的行为;第四，美国应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以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及“经济和安全部门的联合对抗”。

3.政治：宣扬美式价值观。沙利文认为，相比于苏联，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意识形态挑战。美国应注重提升自身价值观的吸引力，而非通过中美竞争寻求优势。随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日渐增长，美国不应把所有其他国家都当作与中国竞争的“战场”，仅仅依据第三国与中国的关系来看待第三国。美国还应通过强调善治来捍卫民主，支持公民社会、独立媒体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4.全球治理：变单打独斗为结盟群殴。沙利文认为，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针对中国的整体力量，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基于民主自由价值所建构的坚不可摧的盟友体系，而对手的弱势正是缺少有吸引力的价值观来团结同盟国。

但同时，中美竞争的结果不应该是压缩两国合作的空间。许多全球挑战亟须中美两个大国合作应对，两国领导人应该把跨国挑战上的合作视为双方的基本需要，而不是一方的单纯让步。

梳理沙利文的政策观点，首先可以发现，其政策立场并非回归传统的建制派，而是在特朗普政府所导致的全球政治混乱中寻求一种更切实可行的路径。其次，虽然沙利文的对华态度相对温和，但绝不意味着中美将“化敌为友”。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制定者，沙利文与蓬佩奥等人对美国根本战略利益的判断是一致的，他对中国怀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与昭然敌对情绪也不可忽视，与传统对华鹰派相比甚至可能带来更大威胁，值得高度警惕。

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已经夺去了35万美国人的生命。面对特朗普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拜登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工作，并积极寻求重振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形势、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方案。年轻有为、知识渊博的沙利文在未来能否为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转机，有待进一步观察。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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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遐思客  来源：《图解美国》公众号

导 读

在美国历史上所有转折性关口，保守派总是站在历史发展中错误的一方。从独立战争起始，到南北战争，进步主义时期，罗斯福新政时期，麦卡锡主义，1960年代民权运动，1980年代里根时期，再到今天，保守派每每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方。我们理所当然地要问，美国保守主义出了什么问题?

2020年9月17日，资深保守派专栏作家鲁宾(Jennifer Rubin)，在她多年为之撰稿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说明(参见 Rubin)，解释她为什么在自己推特公共号的个人资讯中，去掉了"保守派" (conservative) 一词。这位曾经因为保守派政治立场而受到自由派抨击的专栏作家，语调感慨地说，"让我们诚实面对：今天已经不存在保守主义运动或政党。现在的共和党被灌满了种族主义，在知识层面上被右翼民族主义彻底腐化了。"

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位保守派阵营内的知识分子，宣布保守主义的政治破产。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追问，美国保守主义出了什么问题?

美国保守派问题的由来

查阅维基百科"美国保守主义历史"(History of conserv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条目，稍具美国历史知识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个条目作者们的写作，点到了保守派在历史重大事件上的立场，相当出色地反映了知识界对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共识性结论：在美国历史上所有转折性关口，保守派总是站在历史发展中错误的一方。从独立战争起始，到南北战争，进步主义时期，罗斯福新政时期，麦卡锡主义，1960年代民权运动，再到1980年代里根时期，保守派每每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方。

知识界的这个共识在大众媒体上也有明确反响。从知名的全国性媒体，到不甚知名的地方性媒体和自媒体，都有作者撰文揭示保守派历史性失误的特色。《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13年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保守派不为历史上总是错误而羞愧“。《野兽日报》(The Daily Beast)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一连用五个"错"字来形容保守派在美国历史关口的选择。(参见 Horsey，Tomasky，Brook，Bailey，City-Data Forum, Haliburton)

一种意识形态和奉它为旗帜的政治派别，在历史行程中错误到如此荒诞的地步，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保守派总是选择历史上错误一方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深入的考察。

保守主义的定义和实质

顾名思义，保守主义意味着保守传统遗留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书对保守主义的解释，都从这里出发。可是这样的解释没有说明，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究竟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制度和价值观，还是某种特定的具体制度和价值观，亦或是一种随境而迁的制度和价值观，其内容此时非彼时?

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保守主义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是贵族观念，第二种定义是自主观念，第三种定义是情境观念。贵族观念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认为保守主义是贵族阶层对自由主义和革命行为的反抗理念，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思想运动。自主观念把保守主义看作一组独立存在的抽象概念，像公正，秩序，平衡，和适中，这些观念的合理性超越时空， 与历史具体演变无关。与之相反的情境观念，则把保守主义看作任一时代里维护既定制度的意识形态，所以保守主义的内容可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迁。

显然，贵族观念定义不适用于美国保守主义，因为美国从来就不曾有过法国大革命前那种固定的贵族制度。自主观念定义的保守主义，正是柯克(Russell Kirk)为代表的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论主张。柯克力图以这样的定义，把保守主义诗意化，哲理化，朦胧化。但是，柯克这种脱离历史环境的观念，受到了具有历史感的政治学家的有力批判。在亨廷顿看来，几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理论，都有各自的理想社会模型，比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惟独保守主义，没有给出过任何理想社会模型。因为无法告诉追随者去追求何种社会理念模型，理想空洞化的自主观念定义自然无法成立。如此推理，逻辑的结论就必然是，惟有情境观念定义适用于美国保守主义。

美国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保守派在各个历史阶段维护既定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理念，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迁。亨廷顿的这番理论分析，与美国知识界对保守派历史表现的共识，完全吻合。美国保守主义，一直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性环境中，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哲理观念。在亨廷顿之后，这个看法不断得到了其他学者的确认。其中声誉突出者，当属以研究美国保守主义历史著称的阿里特(Patrick Allitt)。这位出生在英国的学者精准地指出，保守主义这个名词，在不同时代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保守派对于信念中需要保守的东西，并没有一致看法。所以，美国保守派在各个时代的理念和行为，都是对当时社会变化的被动式反应。

毫无疑问，亨廷顿运用情境观念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定义和分析，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道出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表现特征。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亨廷顿没有再进一步，把这番定义分析隐含的另一个逻辑结论做透彻的阐述。这个逻辑结论，直指美国保守主义理念的内在理论弊端。谓其内在理论弊端，是因为理想空洞化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天生不足之处，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理念缺陷。由于理想空洞，保守主义者普遍缺乏志向远大的理念追求。又由于缺乏理想框架的指引，保守主义者对旧制度和旧价值观的保守，没有统一标准，倾向以眼前既得利益为选择标杆。这个理论弊端在保守主义实践中的表现，就是保守主义者在历史转折关口做政治选择时的堕落行为，总是沉溺历史逆流之中。

理论的问题非常清楚了。我们现在需要走进历史长河，考察美国保守主义在不同时期做出行动反应的具体原因， 因为理论永远需要历史事实的支持。

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分期

纵观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不难察觉的是，它和自由主义的冲突集中在两个重大社会课题上。第一个课题是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之间的选择;第二个课题是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公权力，对私人资本和社会事物的制约度如何界定。从这两个课题出发，宏观地看待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识形态的演变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1780年到1820年，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朦胧形成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820年到1920年，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锋芒初露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920年到现在，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全面展示时期。因为保守主义的实践，是针对各个时期进步追求的反应，这三个时期，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两大社会课题在历史进程中的逐步呈现。

朦胧中的保守主义——1780至1820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保王党(Loyalists)。保王党人是一批年长而富裕的社会上层人士。他们反对社会变革，认为反抗英国王室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这些保守主义者的理念，实质上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在北美的延续。所以，他们不能算作美国保守主义的发端。

独立战争以后，围绕着宪法的内容和政府的施政方向，美国的政治精英展开了一场理念之争。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一方是亚当斯(John Adams)，另一方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许多知识界人士看来，这场争论是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开端。被康迪奈梯(Matthew Continetti)在《大西洋月刊》上奉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之父的柯克(Russell Kirk)，就把亚当斯称作真正的美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历史学家伍德(Gordon Wood)2017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把这场争论的双方看作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先声。

可是，当我们仔细审视亚当斯和杰弗逊所秉持的理念时，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柯克和伍德这些学者，夸大了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区别，人为地替亚当斯造就了一个保守主义奠基者的历史牌位。事实上，亚当斯和杰弗逊都遵从政治自由哲学思想，都信奉宪政民主理念指导下的共和国体制，都主张权力制衡，都认同政教分离。两者间的区别，与其说涉及政治理念原则，不如说有关抽象哲理和政府职能的技术性表现方式。在抽象哲理方面，亚当斯的政治思想，基于对人性阴暗面的恐惧;而杰弗逊的政治思考，更多出于对人性光明面的信心。

在政府职能的技术性表现方面，亚当斯和其他联邦党人一样，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把握国家运行的方向;而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则注重州政府的制衡作用和保民职能。所以，在政治思想层面，亚当斯和杰弗逊都属于欧美古典自由主义范畴。如果古典自由主义在当时算作自由派，那么他们二者都是自由派;如果古典自由主义在今天应该被看成保守派，那么他们二者都可以归为保守派。华盛顿在他们两派的政治争议中，一直保持中立，是一个重要佐证。这表明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分歧，在华盛顿眼中，无涉原则问题。

历史地看，这种奇特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两个造成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重大冲突的课题，在立国初期的美国，还没有成为政治精英关注的对象。两个课题对美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在历史进程中展开。在摆脱了保王党人之后，保守主义在美国的特殊形态，尚处朦胧不清的状态之中。

美国保守主义锋芒初露——1820至1920

美国特色的保守主义展露锋芒所需要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在立国初期有关政府形式的技术性问题大体有了结论后，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生活的成长，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显露。上面所提到的第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提上了政治精英的议事日程。精英们感觉到了解答这个历史课题的迫切性。南方黑奴制度的存废，事关国家的发展方向。

美国保守派，尤其是南方白人保守派，当然知晓黑奴制度存废的重大历史意味。对于他们来说，事关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特权的生死存亡。他们开始行动了。在最早意识到黑奴制度有被废除危险的保守派人士中，有一位的影响既广大又深远。他就是第七任美国副总统，来自蓄奴州南卡罗来纳的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有关卡尔霍恩在南北战争前的影响力，历史学家卡泼斯(Gerald Capers)的论断最显精辟。卡泼斯认为，要论个人对推动内战爆发的贡献度，卡尔霍恩绝不在废奴主义者盖里森(William L. Garrison)和林肯总统之下。需要对卡泼斯的评论做一点修正的是，卡尔霍恩的历史影响力并非限于南北战争前。就是在今天，这位毫无掩饰地维护南方制度的政治人物，依然以他的理念，活在当下保守主义的世界里。

卡尔霍恩为美国保守主义所做所为，一是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二是提出了一个理念。这场政治运动，就是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取缔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在卡尔霍恩等人的主导下，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执行联邦政府的新关税政策，认为联邦政府的政策没有得到州政府认可，侵犯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主权。由于没有得到其他州的响应，这场政治运动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它造成的宪政危机，举国震动。卡尔霍恩倡导的理念，就是州权(State Sovereignty)。"取缔危机"之后的20年内，这位从副总统变为参议员的保守派人士，全身心投入于州权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美国宪法只是享有主权的州所签定的一份合约(compact theory)，而主权在民的含义，是在州一级体现的。因此，任何一个州，都有权宣布国会的任一法案违宪。

从"取缔危机"到州权推广，卡尔霍恩为保守主义注入了美国特色的活力。以合约为中心概念的州权理念，要害在于保护南方州在联邦范围内处于少数情形下的特权。就是说，假如联邦政府在举国多数民众支持下，想要废除或确立某个法案，南方州可以用州权名义拒绝。这里，卡尔霍恩这样的保守人士一心在意的，当然不是关税这种重要性不高的事情。他们念兹在兹的，是事关南方州白人特权的关键之物：黑奴制度。

卡尔霍恩倡导的合约概念和州权理念，为南北战争时南方州对联邦的反叛，奠定了法理基础，提供了理论解释。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杰弗逊在立国初期也提倡州权，并为之与联邦党人激烈争辩，但杰弗逊的州权观念没有与黑奴制度联结。卡尔霍恩则在宣扬州权理念的同时公然主张，要维护南方州既存的种族关系(参见Capers)。尤其重要的是，杰弗逊时期，废除黑奴制的呼声，尚未成为政治主流的一部分，而卡尔霍恩时期，这种呼声已经进入主流了。这也正是卡尔霍恩奋力推广州权理念的原因。

由此可见，美国保守主义从发端起始，就与白人种族主义理念相生相成。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各州实行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正是卡尔霍恩州权理念的实际运用。就是到了今天，保守派仍然在用州权理念，替南方州当年的反叛作辩护，为种族主义言行张目。可以豪不夸张地说，美国保守主义者口中和笔下的州权，就是种族歧视之权，维护落后之权。卡尔霍恩开张的这种理念，不仅挑动了内战的风暴，而且在战后阻碍了南方的深层改造。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延宕至今。

除了白人种族主义，在锋芒初露的时期，美国保守主义在其他社会问题上，也开始展现自己的立场。紧接着南北战争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见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表现。美国的工商业，在制造业，矿业，铁路，和银行业的带动下，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暴露无遗。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内在的野蛮性，引发了社会各界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到了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时期，试图走出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们，开始用公权力对资本的盲目扩张进行干预，对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和法规(如妇女投票权)进行改革。不难设想，那些站在改革反对面的，都是保守主义人士。不过，由于涉及公权力制约度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在这个历史时期尚未充分展开，古典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得还不彻底，现代自由主义观念没有得到阐明的机会，美国保守主义针对这一课题的反动性，并没有全面表现出来。在一些有关工商业规范化改革的议题上，保守派基于效率观念，甚至愿意与进步主义者合作。

简而言之，美国保守主义的发端期，保守理念由白人种族主义思想开道，以对公共政策和法规改革的质疑收尾。

美国保守主义全面展示——1920至现在

所谓全面展示时期，实际上就是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出现和发展的岁月。

学术界对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发端的时间，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1955年创办《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标志着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开端。第二种观点流行最广，认为保守派对罗斯福新政的全面反对，是现代保守主义各流派集结的时刻。第三种观点在时间上推得最远。在那位以预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奇曼(Allan Lichtman)看来，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起源于1920年代。

李奇曼的观点，有三个重要支持论据。首先，正如李奇曼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保守派的重要论点，比如有关激进主义，国家忠诚，生育，族裔，移民, 性别，犯罪，宽容，神创论， 校园祈祷，等等，都可以在1920年代找到先导。其次，1920年代连续三届共和党保守派政府，为现代保守主义的成型，提供了意识形态氛围，创造了政治基础。再次，李奇曼的观点和第二种发端时间观点，并无矛盾，实际上是可以融合的。现代保守主义，并非在罗斯福新政提出后突然成型。它在1920年代早已打好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新政所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恰好为现代保守主义树立了棋逢对手的发难对象。惊涛骇浪式的改革措施，和扑天盖地的反击声浪，让两种治国思路在鲜明的对比色彩里各显风骚。

如果说，头一个百年里，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聚焦点，是历史洪流中的第一个社会课题，种族隔离与种族融合的冲突;那么，第二个百年里，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聚焦点，先是在第二个社会课题上，公权力对私人资本和社会事物的制约度，然后再次落在第一个社会课题上。最后，在第三个百年开始之际，现代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冲突，在两个社会课题上同时展开，而且争斗的力度前所未见。

毫无疑问，罗斯福的新政是从经济和财政改革入手的。但是他的改革远远超出了经济和财政领域，因为大萧条所涉及的问题是根本性的，涵盖了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新政的意识形态意义，不难觉察。保守主义阵营当然不例外。共和党参议员费斯(Simeon D. Fess)严辞抨击罗斯福，认为这位民主党总统试图把法西斯压迫和共产主义集体化结合起来，以便让政府里充满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实现苏维埃的建议。其他保守主义者也惊呼，需要倡导美国式民主，美国式生产线，和美国式制度的精神(参见Lichtman)。虽然保守主义者对罗斯福的思想指控，夸大其辞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是他们表露自己的心意，却是情真意切的。

对于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任何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改造，都是对美国意识和制度的挑战。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第一战，成功地获取了美国意识的解释权。以此至今，保守主义阵营总是能以"非美活动"，来指控自由主义阵营的理念和行动，似乎唯有保守主义才是美国的真正代表。事实却是，没有罗斯福新政力挽危机狂澜，以必要的公权力介入经济管控和社会治理，我们理解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新政思维才是美国的真正代表。新政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真髓，其内涵包括公权力在宪政体制框架内，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到了今天，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正在为应对生物病毒和政治病毒而发起新版新政，其思想基础正是现代自由主义。拜登选择罗斯福画像，悬挂在办公桌的正对面，极具历史象征意义。

从1920年代到新政，美国保守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1922年起，牧师劳斯(Curtis Lee Laws)开始使用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一词，并把它普及化，以反对基督教改革派对教义的理性化解释，力求保存圣女事迹这样的教义原意(参见 Thompson)。这场原教旨主义运动，迅速获得了基督教内守旧势力的青睐，与福音派一拍即合，并积极介入以反智思想为基础的各类政治活动。这场原教旨主义运动所带动的反智潮流，迅速在保守主义中发扬壮大。以圣经中的结论诘难现代科学发现，成了现代保守主义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的不断发扬，导致保守主义阵营连续不间断地流失知识分子。拥抱特朗普，又让保守主义的思想旗手，换成了班农(Stephen Bannon)这种极度缺失学术修养的冒牌人物。

与原教旨主义同步兴盛的，还有在原有思想基础上强化而成的反多元文化保守主义势力。这股势力针对的目标，是随着1920年代突飞猛进的经济变化和大量移民形成的多元文化现象，它的政治口号是保卫美国特性(参见 Lichtman)。所谓美国特性的含义是多方位的，关系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它最突出的核心议题，是头一个百年中一场战争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种族隔阂。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保卫美国特色，就必须守卫种族隔阂。如此才能让反多元化具有正当性。假如种族隔阂被彻底打破，所有种族在各个方面都取得平等地位，那么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将是理所当然的后果，无法阻挡。正因如此，保守主义的追随者们反对民权运动的种族平等诉求，反对民权法案，贬斥政治正确。到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新百年之交，新一代保守主义者们更是赤裸裸地主张白人主导美国社会，以保卫所谓美国特色。

总而言之，两个重大社会课题，在百年中接连不断地迫使保守主义营垒的各色人物表露心迹。不管柯克和他的追随者们怎样坚持保守理念的抽象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在必须面对实际社会问题之时，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荒谬选择。

美国保守主义的宿命

纵观美国保守主义两百年的种种表象，今天的观察者难免疑惑：为何涌现了柯克和巴克利这般体面理论家的保守主义，会衍生出佩林前州长(Sarah Palin)，图伯维尔参议员(Tommy Tuberville)，盖兹众议员(Matt Gaetz)，格林众议员(Marjorie Taylor Greene)，和博伯特众议员(Lauren Boebert)这样愚昧而疯狂的政治人物?

答案在保守主义理念的内在理论弊端之中。

由于没有理论前瞻动力，保守主义无法为变化中的世界提供新问题呼唤的新答案。它总是在旧价值观，旧理念，旧方式中挖掘不合时宜的陈腐观念。这种逆转历史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保守主义历史的特点：层累递进的荒谬性。以种族理念为例。19世纪以前的种族主义理念，主要体现了道义上的问题，它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不同种族。19世纪时期，种族主义的问题中，加上了经济活动方式的非理性因素。它阻碍了工业化的全面发展。到了20世纪，种族主义的问题，又加上了反科学的因素。它完全违背科学共同体得出的人类种族结论。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科学的思想冲突，尤其是与进化论的对抗，有异曲同工之谬。所以，保守主义理念是旧错未去，新错叠加，错上加错，荒谬递增。它与历史进步背道而驰。历史愈往前行，保守主义愈显反动。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能够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立于保守主义庙宇内的，大约只剩下两种人了。一种人知晓保守主义致命弊端，但是出于自身利益死命维护没有前景的意识形态;而另一种人出于无知或愚钝，甘心情愿把自己绑在保守主义战车上胡冲乱撞。从这样的视角看，保守主义阵营内充斥宣扬荒诞阴谋论的政治人物，是理论逻辑的必然结局，实践过程的正常表现。

风风雨雨的历史过程，让我们见证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逐步衰微。纵然有柯克和巴克利这般才子的勉力营造，美国保守主义的天生缺陷，令鲁宾和威尔(George F. Will)这些良知尚存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伤感地意识到，保守主义理念大厦，龙种未现，跳蚤满地。

丧钟既已敲响，终局必可期待。我们心如雀跃，目送散发腐朽气息的保守主义“烟雾”，随风飘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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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和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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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思想火炬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也是影响我国发展和安全的最大外部因素。因此，跟踪研究美国新政府对内对外政策走向，对于我们努力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从美国大选结果显示拜登胜利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拜登政府将对特朗普的对内对外政策作何调整的问题上。美国人、欧洲人、俄罗斯人、亚洲人都在做各种分析和判断。拜登在竞选中提出的口号是“重建美好未来”，表面看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并无特别不同。但从最近拜登本人的一些讲话以及他新组建班子里的重要成员的表态看，拜登在对外政策做法上的调整还是很大的，同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一意孤行的方式确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一、拜登对外政策的趋向

1、突出“全政府”的意识形态外交。拜登主张将民主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曾提出当选后将推动民主问题回归全球日程，主办民主峰会，并在反对腐败、反对威权主义和促进人权方面作出承诺。民主党2020年8月发布的党纲中，重申民主价值观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称要将“保护和促进美国安全、繁荣和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最终衡量标准和目标。现在看，拜登政府将会加强谋划和部署，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发起全方位的价值观攻势。

2、通过重建同盟体系来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作用。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几次讲话都谈到这一点。拜登今年2月4日在美国国务院的演讲中说，“我们将修复盟友关系，再次与世界接触，不是为了应对昨天的挑战，而是为了应对今天和明天的挑战。美国领导层必须应对威权主义不断推进的新时刻，包括中国同美国竞争表现出来的日益增长的野心，以及俄罗斯破坏我们民主的决心。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我们将再次与盟友和主要伙伴并肩站在一起。”布林肯1月19日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说，世界发生了变化，但美国领导仍然重要。世界不会自我组织，如果美国不领导，要么会被其他国家以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取而代之，要么就发生一片混乱。

美国现在无力独自应对当今世界任何重大挑战，但仍有动员其他国家共迎挑战的强大能力。

1月31日，布林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又说，美中关系有对立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但无论我们处理美中关系的哪一方面，都必须能够以优势而非劣势的地位同中国打交道。这种优势来自于强大的联盟，来自于美国参与世界事务和参加国际组织，来自于美国在遭受中国挑战时捍卫美国的价值观，来自于美国能确保军队威慑住中国侵略，等等。而这些都是中国不具备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述几个方面“重建美好未来”。拜登和布林肯的这些言论表明，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将从“美国优先”一下子跳到“同盟优先”，即在方式方法上用拉帮结派来取代单打独斗。美国的一些智库也在积极鼓动拜登利用盟友关系重塑全球秩序，认为拜登如果重启同盟关系，就能解决当前遇到的一些最重大的挑战和危机，并为未来几十年构建起新的秩序。

3、目前看，美国拓展同盟体系网络，可能会有以下路线图：

1)将“七国集团”扩大为“民主十国集团”，即吸收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亚太地区的伙伴。美国可能会把“民主十国”打造成重塑全球贸易规则并掌控世界经济议程的重要机制，甚至取代20国集团;还可以打造成新的气候变化倡议的平台，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共同规则和标准的平台等等;但最关键的一条，是整合自由世界，搞出一套新战略和新策略，以更有效地围堵、打压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等与其价值观不一致的国家。

2)恢复并加强对北约的支持，包括采取更强有力对抗俄罗斯的举措。北约冷战后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完全以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为前提条件。我们注意到，每当美俄或者欧俄就某一问题发生尖锐冲突时，北约都会跳出来帮腔，进而提出要搞军演，要加强装备力量等等。拜登2月4日在外交政策演讲中，明确表示美国将着力修复同北约的关系。

3)提升印太“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美日印澳)，更加明确地推出“印太战略”。实质是要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作用，在亚太地区建立起由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进而谋求在该地区部署反导系统。不仅如此，“印太战略”的推出，还有在经济合作方面搞小圈子的意图。

在经历了特朗普对盟友和国际规则4 年时间的“大砍大杀”之后，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美国的盟友，都非常欢迎拜登的到来，对美国重返全球舞台充满期待。欧盟的内心更为复杂一些。但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都是希望美国多出面，他们跟着捞好处。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忧喜参半，既期待美国重返亚太，重塑地区力量均势，也质疑美对地区投入的能力和意愿，更担心美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各国内政。

4、还有一点很重要。对特朗普在大选结果明了之后对中国继续采取一系列疯狂打压、制裁的动作，拜登没有说一个“不”字，而是选择沉默。这意味着他并不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加紧打压，而且就是退一步说，也可以为他日后压中国作出更多让步做铺垫。拜登和布林肯等人最近的讲话，证实了这一点。

二、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几点估计

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会不会出现大幅好转?我们还要再看。我的看法是问题不那么简单。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社会政治精英阶层都持遏华立场。首先是两党在对华立场和态度上高度一致，区别只在于各自的着眼点不同，具体做法和形式不同。两党都希望借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人权等问题牵制中国、遏制中国;都赞同扼杀中国先进科技企业，把中国永远限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都主张纠正中美经贸关系的所谓“不公平”、“不平衡”。美国人，不管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是站在共和党一边的，亦或是相对超脱一点的，都已经不止一次地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我们，两党对华立场和态度一致。这里不再细说。美国涉华民意整体上也是趋于负面。

第二，拜登不会否定特朗普打压中国的基本依据。特朗普坚持打压中国的基本依据有两条，一是不能容许中国的发展愈加接近美国，更不能追上或超过美国;二是不能容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大的冲击。这两条，对拜登等民主党人以及他代表的美国大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是不能允许的。

举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两点。拜登2020年12月1日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谈到对华关系时说，我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部分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我将全面评估现有对华协议，并同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盟友协调立场，制定一致的对华战略。最好的对华战略是让每一个盟友都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我担任总统的头几个星期，我将致力于此。这是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我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约束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对外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同中国打交道，关键在于要有“杠杆”，但现在我们还没有。

拜登提名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020年底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美面对的重大挑战是正确的，美国确实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方式同中国竞争。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国同中国竞争的依靠力量所在。至少有四大力量没有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一是美国内的力量。美国需要加大对美国人民、创新、工业基础、工人、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二是盟友力量。美国需要通过同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民主国家构建共同议程，一道抵制中国在贸易、技术等领域的不当行为。三是美国在国际机构的领导地位。每当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协定，中国就会积极介入填补真空，进而推动这些组织朝着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应该都参与其中，而不是躲避。四是美国价值观。美国必须在事关人类尊严、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敢于发出响亮声音。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1月28日发表的匿名文章，列举了中国政府为实现崛起、取代美国而确定的七大目标，包括要在技术上赶超美国、将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并取代美元地位等等。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制定大战略遏制中国，确保中国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目前这种论调已经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观点，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是如此。

鉴于上述，应该说拜登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灵活性将受到很大限制。美国同中国敌对的态势仍将继续，意识形态对立可能还会上升。当然，就个人特点而言，拜登和特朗普也有很大的不同。拜登说话办事不会象特朗普那样情绪化、极端化。他上台后推行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的预见性，而且没有再对中国进行新的制裁。因此，双方可能会有一段调整和修复的时期。

第三，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拜登对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和中俄两国关系的定位有了一点新的变化。特朗普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把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现在拜登说，他认为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里面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是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的定位做了新的调整吗?还是就是一种挑拨和离间?我觉得拜登的表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拜登政府会在不同的领域对中俄两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第四，中美关系也不是没有开展合作的可能。现在大家都明确的是，中美双方可以在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甚至经济复苏等方面开展合作。拜登已宣布返回《巴黎协定》。双方还应推进在执法、禁毒、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在减贫、反恐、防扩散等重大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总之，中美两国现在在世界上牵扯的面极大，只要有合作的可能，我们都要积极争取，努力实现。不管美方态度怎样，我们还是要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

第五，习近平主席2020年11月25日在给拜登的贺电中，指出了中方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主张。这就是：1)双方要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2)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3)中美要同各国、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主席的话反映了中方对下阶段中美关系的主张和期许，希望双方能一道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阻力，争取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

杨洁篪主任和王毅国务委员最近都就中美关系发表了讲话，提出了中方对中美恢复关系正常化的设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方要正确认识中国。这实际是恢复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美国将中国看作是主要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对手，是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美方不能大肆攻击中国人民选择的制度和道路，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甚至搞“脱钩”和新冷战。二是恢复正常交往，开展包括政府、地方、智库和民间团体等各领域各层级的沟通对话，战略问题，具体问题，都可以谈，以寻求突破，并梳理出对话、合作和管控分歧三份清单。三是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双方应尊重彼此历史文化传统，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双方认知不同出现的分歧，要通过积极沟通寻求并扩大共识。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则要本着建设性态度加以管控，避免激化升级。四是开展多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领导人的上述努力，现在还没有得到拜登及其班子成员明确、具体的回应。两国元首、两国外长还没有通话。两国外交渠道及其他渠道也没有恢复原有的那种经常性接触。当然我们也没有遭到美方的直接拒绝。拜登2月4日的最新讲话没有直接回应中方领导人的呼吁，而是说，美国将直面所谓的“中国经济的恶行”、“反击其侵略性、胁迫性的行为，并继续反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就准备与北京合作。”所以我们还要再看，要有耐心。总书记说，“时与势都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我们对拜登政府，对美国新一届国会，即对整个美国执政当局，依然不能抱有幻想，绝不能把中国的发展与否，寄托在美国执政当局身上。要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总书记说，“全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还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继续承受美国巨大压力的准备，在对外工作中努力发扬进取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开拓进取，历来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敢于斗争是必要前提，善于斗争是方式方法。两者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目的，都是促进合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倒推合作。总之，我们要坚定信心，加强战略谋划，讲究策略运筹，不断提高工作本领。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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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课题组  来源：澎湃新闻

三、推进中美在网络空间合作的思路和路径

(一)中美应恢复和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对话机制

虽然地缘政治对网络空间的影响日益加深，中美竞争加剧，但在诸多“涉网”国际事务的处理上，诸如发展数字经贸、促进数据跨境流动、打击网络犯罪、规范网络空间国家行为等重要议题，双方的合作不仅事涉各自核心利益关切，更关系网络空间良性发展。[①]与此同时，即使是竞争加剧，双方也不愿危及网络空间的根本稳定，因而在管控中美网络风险，以及共同应对重要网络安全威胁等方面，中美必然存在合作的空间。[②]再加上民主党具有重视国际机制建设与规则制定的传统，特朗普时期相关“涉网”国际治理进程陷入“停滞”的局面会有所改观。鉴于此，双方均应抓住机会，在中美政府对话机制的大框架下，就共同关注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事务进行沟通，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第一，中美双方可适时全面恢复与重启相关对话机制，尤其是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除却原有的网络安全议题外，可加强议程设置，重点多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方向性牵引，着重拓展数字经济、数据流动、新技术应用等问题的沟通与合作。

第二，中美双方可共同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相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虽然联合国框架存在各种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合法性与权威性无可替代。中美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帮助联合国不断完善相关机制，提升其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影响力，使其成为规范网络空间国家行为的坚实平台。

第三，中美双方可就重大全球性网络安全风险搭建共同应对平台。随着新技术与应用的不断更迭，尤其是AI与物联网等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潜在的重大安全甚至是系统性风险也随之上升。中美作为网络大国，应就这些风险的信息分享、前瞻研判与共同应对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第四，中美应本着开放多元的态度，鼓励与“多利益相关方”间的交流与合作。网络空间发展特性决定，即使是中美两国，亦不能单靠政府之力解决所有“涉网”议题，必须为各相关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避免政治化与安全泛化给相关方合作带来不必要的阻滞。

(二)构建中美网络空间军事互信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对手在网络空间以何种方式竞争。要想使战略对手在网络空间实现良性竞争，互信是重要基石。[③]网络的匿名、跨境、低门槛等技术特性与固有的战略信任缺失交织在一起，网络空间的互信建立面临更多挑战。[④]尤其是军事领域的互信缺失严重，互疑甚至是误判极易“擦枪走火”，严重威胁网络空间稳定。为此，构建中美军事互信，促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应成为下阶段双方网络交流与合作重点。

首先，以应急处置为牵引，建立多元化的中美网络安全危机沟通渠道。鉴于美国与西方国家已将平时建立的危机沟通渠道作为重要的网络互信措施之一，建议由中央网信办与美国土安全部建立包括军方在内的多方参与的热线机制——设置联络人、联络电话或联络邮箱，作为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时的高级别直接沟通渠道。该热线机制既可作为现有机制的补充，让中美网络安全交流渠道保持多元，有利于防止误判。另外，还可考虑以战略透明为重点，建立新的中美网络安全“一轨”对话渠道。

第二，以危机管理为核心，重启两军对话机制。预防冲突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双方应共同保持战略克制，防止第三方国家、组织或个人利用网络技术挑起事端，制造中美冲突和摩擦。中美双方可在2014年两军签署的《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研究增加“网络安全危机通报”和“网络空间安全行为准则”的附件。对网络军事对抗场景中的具体交手规则(例如对网络冲突场景中特定行为模式之含义和意图的解读)，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缔结特别双边协定，参照1972年美苏《防止海上事件协定》的形式和内容，构建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定期进行高层交流与联合复盘，从而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网络冲突升级进行有效管控。

第三，聚焦新技术的军事应用，缓解安全困境。网络信息技术军事化应用快速更新推广且势不可挡，对传统作战领域、太空领域、核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影响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⑤]中美军事研究机构可开展联合研究和建立军事学术交流机制，聚焦网络技术引入的战略风险，重点关注包括无人机、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新技术在作战领域的使用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共同防范技术扩散和恶意使用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降低新兴技术引发的安全困境。

(三)发展和协调国际法在网络空间中的实践

在中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大局中，国际法策略选择亦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作为“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中的初级法律形态，国际法虽然无法划定国际法律系统与国际政治系统的界限，但通过其内生的规范性，仍然可以影响战略对手采取国家行为的成本计算和决策判断。因此，中美可善加利用国际法工具，有效促进中美网络博弈的战略稳定。

首先，中美可共同发展“共存国际法”的实践，明确危机情形的法律规范。对关乎两国根本利益与核心关切的网络安全议题，如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双方可在多边场合或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呼吁构建以禁止性义务为主的国际法强规范，明确法律判断标准和国家责任的形式，为此类危机事件的防范塑造明确的观念共识和规则指引。对影响两国网络行动决策但短期不易取得共识的关键法律问题，例如区分网络攻击烈度的法律标准以及针对网络攻击行使自卫权的法律条件，双方可以通过对话机制加强沟通，同时对本国立场进行系统综述并予公布，作为国际法实践之直观证据，亦能增进透明度和互信。

第二，中美可协调“合作国际法”的运用，开展实质性的法律合作。对于双方存在共享利益的网络议题，例如国际性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漏洞治理、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等，中美可强化反映双方共性的规范创制，构筑更深广的国际法合作空间。对于双方虽有利益纠缠但存在较大分配分歧的网络议题，例如关键信息技术的标准制定、供应链网络安全风险管控、数据跨境流动和安全保护的平衡等，中美可以考虑探索达成若干底线规则，通过例如限制对国家安全口实的过渡泛化和滥用、增加特定程序性要求等，对单边措施的程度和范围进行规则约束，为双方形成更广泛开放的合作保留空间。

第三，推动双方国内立法，制定互相承认的技术安全规范、贸易守则和安全标准。以尊重他国主权、司法管辖权和对数据的安全管理权为导向，推动对两国互联网企业的互信和监管，通过执行共同承认的安全标准或可信标准而实现互信。尤其是对于某些议题的细节事项，例如漏洞治理国际合作中的漏洞信息出口共享管制、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中的跨境电子取证等，在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基础上，双方的国内立法需要有配套安排。

(四)推动数字贸易成为中美合作的新增量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拜登政府执政后，应着手修复并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朝着更加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其中，数字经贸合作可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增量，同时也是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新引擎。

第一，将抗疫合作列入中美数字贸易的合作清单。拜登政府与中国在抗击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有共同利益。拜登曾明确表示，他将带领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WHO)，抗击疫情将成为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可借美国政权交接之际，以联合抗击疫情为抓手让经贸合作助力公共卫生。通过组建“中美数字卫生产业联盟”的方式，鼓励中美生物、卫生企业合作，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在通关、备案、物流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持， 利用数字技术减少交易成本，增加效益，放大中美经贸与卫生合作的乘数效应。

第二，借鉴美欧成熟模式，便利中美数据流动。当前，中美因数据安全问题龃龉不绝，已严重威胁中美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因此，中美在达成双边数据流动协议尚有难度的背景下，可先行借鉴美欧间的数据《标准格式条款(SCC)》，稳定双方企业层面的交流。即使中美之间因政治问题再生龌龊，也可借此《标准格式条款》来维系双方民间正常合作。

第三，立足世贸组织平台，中美共建电子商务新规则。鉴于拜登政府可能加速推动WTO电子商务规则谈判，并且美日欧三方事实上已组建规则制定的“攻守同盟”，以期达成符合其利益的高标准贸易规则。这对中国在电子商务谈判中推动“中国方案”构成严峻挑战。[⑥]对此，中国应立足WTO平台，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为核心，在增强多边数字贸易体制包容性的同时，积极同美方就此问题开展双边谈判。

第四，围绕数字基建，构建中美共赢互利格局。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拜登政府将更加注重地区盟友与伙伴国的力量，提升“数字伙伴关系”，并加大以“智慧城市”为名的对外数字基建投资。虽然对中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形成阻力，但中方可采取更加包容的心态，以合作竞争的心态来应对。中美双方都不可能包揽全部的数字基建项目，一个大工程必然包含许多子项目的合作机会，中方在关注大项目的同时，也要寻找小的合作机会，适时地参与到美方数字基建的子项目中，构建共赢互利格局。

(五)积极构建中美在科技产业领域的良性竞争

自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科技产业领域竞争关系的恶化，正在向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领域外溢，并与双方在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分歧与博弈叠加联动，从而对地区安全、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造成负面冲击。[⑦]在此形势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需要构建一种有利于管控分歧、促进两国互利共赢，且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良性竞争关系。

首先，加强中美在新兴科技产业领域合作的高层对话。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与扩大诸多新兴产业，中美在新兴科技产业领域存在宽广的合作空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发展为例，美国在此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储备，而中国拥有丰富的数据与应用场景。两国企业在此领域扩大合作，有助于互利共赢。为此，可在中美高层级对话中，就出口管制、科技产业投资制度、企业合规等问题进行磋商，努力消除对双方企业不利的政治限制。

其次，重点推动关乎人类生存福祉的中美技术合作。第一，对于两国共同关切的气候变化问题，需扩大合作空间。无论是在气候变化的监测与评估技术领域，还是碳减排与碳捕获等应对技术领域，中美均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共同利益。对此，需扩大中美在此领域的沟通并建立相关机制。第二，在新冠疫情仍肆虐全球的形势下，中美需拓展在疾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空间，例如尝试扩大在疫苗研发与改进等领域的合作，以强化对疫情的控制，并为将来防范与妥善应对此类风险创造有利条件。第三，可探索与拓展中美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合作议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更多国家参与的国际太空合作联合体，以充分发挥各国优势与合力，共同谋求全人类的福祉。

最后，稳步推进中美在全球科技治理领域的合作。在全球科技治理领域，中美存在着共同的国际责任与较大的合作空间。对于美国重点关注的网络通信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性问题，中美可尝试构建相关的治理议程。[⑧]具体而言，可针对数字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探索、创建具有权威性和技术能力的监督、核查与认定机构。在此过程中，可汇集相关国家、国际性专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行为体的代表，建立国际性的网络通信安全监督机构，对于供应商所提供设备的安全性予以监督。由此，回应各国对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性问题的关切，并有助于消减中美在科技产业领域的紧张关系。

(本文原标题为《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课题组成员

课题组负责人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鲁传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课题组成员

许蔓舒：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海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蒋旭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

李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所副所长

杨帆：厦门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莉欣：西安交通大学科教院网络安全法治研究所执行所长;西安交通大学苏州信息安全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天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注释：

[①] 蔡翠红：《网络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分析的新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第40页。

[②] 陈东晓：《拜登执政后如何重建可持续和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 中美印象网，2020年12月23日，http://m.uscnpm.org/wap/article.aspx?d=99&id=23807。

[③] 许蔓舒：《促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思考》，《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第7期，第6页。

[④] 鲁传颖：《网络空间大国关系面临的安全困境、错误知觉和路径选择——以中欧网络合作为例》，《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0-121页。

[⑤]周宏仁：《网络空间的崛起与战略稳定》，《国际展望》2019年第3期，第21-34页。

[⑥] 徐程锦：《WTO电子商务规则谈判与中国的应对方案》，《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第57页。

[⑦] 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32期，第51-74页。

[⑧]孙海泳：《美国对华科技施压与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4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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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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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课题组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但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

为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研判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及其走势，分析其对中美在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互动的影响，并就如何推动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维护战略稳定和共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获授权刊发报告全文，今日刊出的是报告的正文。

奥巴马时期，中美围绕网络安全问题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双边关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两国元首的指示下建立的“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对话机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双方围绕着网络安全与执法问题开展首轮对话，但是，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蔓延，双方官方层面的对话机制陷入暂停状态。与此同时，美方不断通过单边方式，在网络安全领域对华开展打压。不仅多次起诉中国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并且对华为、字节跳动和微信等企业开展了多轮制裁举措。这严重影响了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建立的互信，并且引起了网络安全的泛国家安全化，加剧了双方在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对抗。

课题组认为，拜登政府执政后将继续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由于网络安全问题与国家安全高度关联，拜登政府不会对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问题作出剧烈的调整。中美网络空间竞争主基调不会发生本质变化，但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双方在网络空间的合作总体会有所“回暖”。根据中美双方政府当下释放的信号，除却承认竞争面之外，仍有合作的意愿与空间。中方一直强调合作的大门随时敞开，而美方也提出任何时候都应确保“美中竞争不会危及全球稳定”，此基调同样适用于网络领域。

拜登政府会更加理性和全面地看待网络安全问题，并恢复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对话，构建“竞争但不失控”的中美网络关系。因此，本报告从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军事稳定、网络空间国际与国内法律协调以及数字贸易和数字科技竞争等多个层次，对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在网络领域的互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希望双方能够以此为基础，开展对话合作，切实稳定双边网络关系。

一、拜登政府网络政策展望

特朗普任期内“轻视”网络安全的做法已招致各界人士的不满，加之2020年底SolarWinds供应链攻击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各界集体反思前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作出改变。[1]无论是迫于改革特朗普时期网络安全政策不到位的压力，还是遵循从政的职业惯性和经验路径，拜登政府都将适度回归奥巴马时期的“治网”方略，并从以下四方面重塑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主体框架。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统领国内外网络安全事务。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取消白宫网络安全事务协调员一职后，遭到包括国会两党和网络专家的一致批评，被称为“网络安全政策的一大倒退”。[2]各界要求增强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事务中的比重，恢复网络安全事务协调员的呼声贯穿特朗普任期始终。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了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提出的设立网络安全总监的要求，或将成为拜登政府在网络安全事务上的首要举措。[3]总监将协调应对国内外网络安全事务，直接向总统汇报并提供应对建议，这将显著提升网络安全事务在联邦事务中的优先位置和重要性。

第二，加大“公私合作”的步伐，整合国内资源。2020年民主党政策纲领中强调“与私营部门合作，保护个人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4]拜登也提出将利用民主党与科技企业亲近的天然优势，扭转特朗普政府时期私营企业对于政府的回避和远离，拉拢科技巨头，加强公私网络安全合作，包括强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加强威胁情报共享，投资高新技术，甚至是制衡对手，重塑美国公私联盟。[5]拜登政府的国内网络政策将回归“主流”，即在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6]

第三，修复同盟关系，强化网络空间伙伴关系建设。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指导下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盟友体系遭受重创。[7]而身为传统政治精英的拜登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提出要修复盟友关系，将联合盟友作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网络外交更是其重要抓手。[8]在此背景下，拜登将加强与欧盟和北约国家在具体网络议题的立场协商，并通过更为平等和互利的方式要求盟友采取一致行动。[9]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公开表示，互联网议题将成为重振美国外交的重要核心，[10]在数字贸易、网络空间使用武力、网络犯罪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加大与盟友的协调。

第四，推进多边主义，重新掌握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领导权。拜登在竞选期间曾公开表态，“将促进各国就负责任地使用新型数字工具达成国际协议共识”，而且会“重新振作起来建立全面的网络规范，保护民用基础设施，推动美国成为鼓励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采用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原则的领导者。”[11]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将陆续回归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并通过各种多边手段重塑其领导力，例如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解决争端，并通过制定规则来对竞争者施压。[12]

二、拜登政府网络政策对中美网络关系的影响

中美网络关系在特朗普任内受到贸易战、科技封锁和新冠疫情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呈现出高度竞争甚至是对抗的态势。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民主党对华政策总体上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13]这会对双方网络领域的对话议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美网络安全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中两党拥有最大共识的领域之一。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举措也将一定程度上会得以延续。[14]

首先，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对抗将成为两国网络关系稳定的巨大掣肘。基于民主党传统的价值观念，拜登政府在所谓“自由、开放、民主、人权”等领域对我国治网政策的指责会进一步加剧。同时，特朗普政府时期民主党人提出的所谓“数字威权主义”[15]将继续成为新政府打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说辞，阻碍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另外，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价值观同盟”策略，推动形成符合美国利益且具有排他性的技术版图，加速中美高科技“脱钩”的步伐。此外，拜登政府或将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观输出”，提高我国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成本。

其次，美国将重新塑造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中美全球网络空间规则主导权之争将会愈发激烈。[16]拜登政府较前任更为重视美国在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内的主导地位，[17]其上台后将为美国网络外交机构重新赋能，推动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从而削弱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影响力。此外，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和“人工智能防务伙伴关系”等以“志同道合”国家为基础的多边进程或将得到延续，这些颇具排他性的多边机制将作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确保战略优势与领导权的工具，对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合作造成更多不确定性。

第三，拜登政府强调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确保在面对中国等竞争对手时的优势地位。鉴于新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方面的共同认知，“美国制造”、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仍将是未来四年美国网络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旨在从安全逻辑出发稳固美国在国际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抵御由中国等战略对手造成的安全压力。在经济领域，拜登政府则将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规则两条路径来对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发展持续施压，确保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未完待续……

注释

[1] Caitlin Chin, ”After the SolarWinds hac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ust address Russian cybersecurity threats”,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11,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21/01/11/after-the-solarwinds-hack-the-biden-administration-must-address-russian-cybersecurity-threats/.

[2] Tim Starks，”Dems Launch bid to undo White House Cybersecurity coordinator elimination”, Politico, May 18,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morning-cybersecurity/2018/05/18/dems-launch-bid-to-undo-white-house-cybersecurity-coordinator-elimination-222934.

[3] 张腾军：《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政策调整特点分析》，《国际观察》2018年第3期，第64-79页。

[4] 2020 Platform Committee,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July 27,2020, p.81,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1-Democratic-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

[5] Joe Biden, “Statement by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on Cybersecurity”,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7, 2020,

https://buildbackbetter.gov/press-releases/statement-by-president-elect-joe-biden-on-cybersecurity/.

[6] Samuel J. Palmisano and Kiersten E. Todt, “A cybersecurity agenda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rtune, December 9, 2020,

https://fortune.com/2020/12/09/cybersecurity-agenda-defense-biden-administration/.

[7]田旭：《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0页。

[8] 2020 Platform Committee,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July 27, 2020, p.57;

and

Evelyn Cheng, “Biden’s pick for foreign policy head affirms a push to get allies on board with U.S. policy on China”, CNBC, November 24,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1/24/bidens-blinken-pick-implies-changes-for-us-foreign-policy-on-china.html.

[9]Lauren Zabierekand Julia Voo, “The Case for Increased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2020,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case-increased-transatlantic-cooper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10] Natasha Bertrand, “Blinken pledges ‘humility and confidence’ as secretary of State,” Politico, January 19,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1/19/blinken-secretary-of-state-460257.

[11] Zarker, “绕过特朗普?解读拜登的网络安全战略”, 2020年8月26日，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f45dd5d8e9f09362822a38e/?f=xiaomi。

[12] 2020 Platform Committee,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July 27, 2020, p.85.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1-Democratic-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

[13] 时殷弘：《近昔与未来：总统竞选期间与其后的美国对华态势》，《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第7页。

[14] 倪峰等：《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第103-104页。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799.f.20210119.1028.012.html。

[15] Erol Yayboke and Samuel Brannen, ”Promote and Build：A Strategic Approach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romote-and-build-strategic-approach-digital-authoritarianism; and

Aidan Powers-Riggs, ”Covid-19 is Proving a Boon for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7, 2020,

https://www.csis.org/blogs/new-perspectives-asia/covid-19-proving-boon-digital-authoritarianism.

[16] 木子衂：《网络空间渐成全球政治博弈新“角斗场”》，《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5年第10期，第30-41页。

[17] 2020 Platform Committee,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July 27,2020,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1-Democratic-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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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晓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但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

为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研判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及其走势，分析其对中美在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互动的影响，并就如何推动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维护战略稳定和共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获授权刊发报告全文，今日刊出的是报告的前言。

自2012年以来，网络安全就一直占据着中美关系议程的重要位置。网络安全不仅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也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来试图管理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历经近十年的发展，中美两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挑战也不断增加。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但是，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

我们认为，增进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合作，维护网络空间稳定和共同发展符合中美双方共同的利益，也应该成为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在网络领域互动的主要方式和目标。鉴于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团队的牵头下，联合了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研判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及其走势，分析其对中美在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互动的影响，并就如何推动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维护战略稳定和共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将适度回归奥巴马时期的“治网”方略，尤其将强化美国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政策顶层设计和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强调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国家安全”，并将着力通过公私合作、同盟协作、多边外交等方式来维护和提高美国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治理能力。

报告同时分析认为，尽管拜登政府将部分调整特朗普时期的网络空间政策，但其对华政策，包括对华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政策将以继承性为主，尤其将继承前任对华“遏压”的政策遗产。这种政策态势将对中美关系，包括两国未来在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互动产生复杂影响。中美两国将继续在网络数字科技领域展开高强度竞争，围绕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竞争和斗争将会愈发激烈。此外，美方高调凸显所谓中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势必严重掣肘两国今后在推进网络关系稳定方面的努力。

为此，报告以推动中美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增进两国在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发展利益为目的，提出若干政策清单。一是重启(resume)对话协商机制。尤其在数字经贸、数据跨境流动、打击网络犯罪、规范网络空间国家行为等涉及两国共同关切和利益的领域，双方需恢复并加强沟通对话机制。二是重建(rebuild)网络空间的军事信任措施。包括重建和强化一系列的危机预防、管控、降低风险沟通和信任建设机制。三是重申(reassure)国际法对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治理的规范价值。通过共同发展、协调“共存导向的国际法”及“合作导向的国际法”的实践和运用，明确危机情形的法律规范，推动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领域的国际法建设。四是重修(revitalize)中美数字经济合作的议程。包括将抗疫合作列入中美数字贸易的合作清单，组建“中美数字卫生产业联盟”，共建电子商务新规则，围绕数字基建构建中美共赢互利格局等。五是重塑(reshape)中美网信科技竞合新态势。中美应该加强在新兴科技产业领域合作的高层对话，重点推动关乎人类生存福祉的技术合作，共同探索、确定网信科技国际合作同国家安全关系的合理边界。

报告的作者长期从事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研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当前中美在网络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相信，本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对于拜登政府时期管理中美在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竞争，拓展合作空间、增进网络和数字领域的互信建设，实现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和共同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本文原标题为《维护战略稳定 增进共同福祉》，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时间：2021/2/9   发布时间：2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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