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华盛顿

美国第四十六任当选总统

乔·拜登先生阁下：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由一批身居美国、秉持宪政民主理念的华裔知识分子组成，长期分析美中战略关系、研究中国民主转型。在美中关系异常紧张的态势下，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就职的时刻，我们希望把自己对美中关系的不同于一般美国智库和学界的看法，呈递给美国新政府作为政策参考。

如《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正文所言，我们认为，自尼克松总统访华近50年来，美中关系发展总的说是好的。川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出现挫折和新的误区，不利于美中建构更好的未来和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虽然美国疫情仍然严峻，新政府上台后有大量国内问题亟需处理，我们还是想提醒总统阁下，在美国新政府即将履职之际，如何更准确地把握美中关系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做出更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决策安排，同时亦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助于两个大国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种种问题，至关重要。

在我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应该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第一，如何避开休昔底德陷阱（即世界“老大”与“老二”之争），用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与中国的矛盾及世界总体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的问题，避免激化矛盾、甚至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使两个大国回到世界合作格局当中。第二，如何保持美国对世界的价值观领导力，并以此影响中国的民主转型，同时尊重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利。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的所有对华具体政策，均应以上述两个基点为基础。

在这份建议书中，我们将就下列问题给出详尽分析：美中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如何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如何理解当今中国的实况和战略意图？为什么我们主张美国应该“不再武装台湾”并将这一政策视为美中合作的新起点？何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如何看待川普政府对中国的错误政策并加以改变？为什么美中合作才有利于解决东亚乃至全世界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建议书的最后，将汇总我们基于上述分析而向美国新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

一、重新厘定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是重塑美中战略关系的前提

本国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确定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换言之，凡“国家利益”，均带有以本国利益为核心考量的自私属性。美国的“例外”似乎在于，美国人以人类正义守护者自诩，在这个逻辑下，美国国家利益可以等同人类共同利益，捍卫美国国家利益就是捍卫人类共同利益。其实，这个逻辑只说对了一半。除“自由灯塔”外，美国当然有独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而且同样有其自私属性，只不过当美国足够强大时，这些自私考量往往在人类正义大旗下隐而不显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维持自己的全球存在角色，包括欧洲、中东和亚洲各热点地区。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美国具有的超强实力（当时美国GDP占全球一半）使其拥有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充当“世界警察”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冷战背景下，美国必须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日韩驻军、在菲律宾建军事基地）和195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围堵”（包括与台湾签订《中美共同防务条约》）都是服务于冷战之战略目标的。对美国来说，这样的东亚政策既体现美国的自由民主原则和价值观（美国要保护东亚地区人民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和侵蚀），又体现以自我为核心的美国国家利益（也就是，保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涉及美国的战略安全）。而这样的政策，是以美国军力的绝对优势为基础的。换言之，无可置疑的“威慑”能力拱卫着美国的东亚利益与战略安全。

然而，过去30年，东亚地区发生下列重大变化：全球冷战结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生态，以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正如宣言正文所指出，美中关系是复杂的，包含两个互有联系又各不相同的面向：意识形态的与地缘政治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专制国家，冷战后依然如此，但它已经放弃了毛泽东式的对外革命扩张，而且早在冷战结束前的邓小平时代已经和美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中国又是一个正在“复兴”中的民族国家，洗去“百年国耻”、重塑大国尊严是它正在追求的目标。在本建议书中，区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党国的中国在分析和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日韩的驻军本来主要针对苏联（同时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震慑北朝鲜之意），现在苏联没有了，换成了实力大不如前的俄国（且它的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欧洲），那么美国军力又是针对谁的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的。这应该是合理解释，但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作为意识形态对手的党国之中国（因为中国不再输出革命），而是作为地缘政治对手的民族国家之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崛起）。当然，美国曾经欢迎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回到世界舞台，但那时中国相对弱小，美国不会感到威胁。如今不同了。中国崛起的势头如此之猛，这个崛起在经济上并未否定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利益，虽然它确实构成某种挑战、试图建立中美间的新型经济竞合关系；但中国崛起在军事上的含义则另当别论：它的军事现代化进展神速；它拥有了第五代隐身战斗机J-20和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大型运输机Y-20并用于实战部署；包括航空母舰、055大型驱逐舰、071船坞登陆舰、075两栖攻击舰、094甚至096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内的新型作战舰艇正在成批下水或加紧研制；东风系列导弹已经具备从近程、中远程到洲际的常规打击或核打击能力；它的电子作战系统、无人机作战系统亦在迅速发展中。解放军当然还无力与美军在全球争雄；但它已经有能力挑战本来固若金汤的美军在台海地区乃至整个东亚的霸主地位。

两个大国正在军事意义上迎头相撞。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靠“威慑”立足的美国，是否到了应该重估自己在东亚的国家利益究竟何在的时候呢？按照传统思维，当美国在某一地区的战略安全受到挑战时，应该通过加强该地区的美国实力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过去多少年来在大部分场合也是这么做的。但如果对抗增加了战略风险、实际减弱了美国人理解的国家安全呢？而且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对抗除了使双方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外，很难使美国再次获得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机会，而且会让美国付出过高的、难以承受的成本，则这套安全战略，及其体现的国家利益就需要重新反思和重新界定了。

二、准确判断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样重要

北京为什么要发展它的现代军事力量？其战略意图何在？背后根据何在？理解这些，对美国重新界定在东亚的国家利益、进而厘清自己的对华政策同样非常重要。

中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中国只在原来声称的领土主权问题上坚持，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都属于上个世纪的遗留问题且大部分已解决或在友好协商中（除印度），并未提出任何新的扩张领土的要求，这一点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也不同于当年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北京的军力增长并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中国是个传统大陆型国家，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化进程而开始重视海洋，并拥有了自己的“发展利益”。如果美国人理解宣言正文阐述的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则不难看出，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复兴和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饱含一个古老文明历经衰败的惨痛记忆，也蕴含着新一代中国人重现汉唐盛世的拳拳渴望。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者，“政权安全”是它的第一考量，也被定义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这样一个专制政体（党国）与强大的民族国家复兴的并存，就中国两大历史任务而言，是深刻的历史吊诡（其吊诡在于一个专制政权为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复兴。这是学界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对美国而言，则是一个必须加以理解的复杂现实，并以此作为新的对中国政策的出发点。而美国人对此常常出错。比如，美国学者习惯于从民主-专制的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往往认为北京“实现统一”的国策未必代表民意（一个专制政权怎么可能代表民意呢！），北京如果真的对台湾“动手”，或是因为台湾“出格”，有了走向台独的实质性举动，或是因为大陆内乱，北京需要“转移目标”。——这样的分析充斥于西方媒体和各类学术、政策研讨会。然而，此类分析却是完全错误的。它们不理解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走到这一步，收回台湾主权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遍民意。当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2019年10月21日《环球网》报道）时，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含义。它意味着，“完全统一”是一个大国所以为“大国”的起码标志，更何况这个未统一的部分本来是国共内战的遗产，只是由于外力（美国）支持而迟迟不能收回。可以想象，这个逻辑符合复兴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的普遍期待，它成为压倒性民意一点也不奇怪。美国人也往往误读中国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动机，因“内乱”而“转移目标”就是一例。这个判断又是错得离谱。习近平决意拿下台湾，是其上任之初就立下的宏愿。毛泽东、邓小平等前辈领导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若在习近平手上完成，就习个人而言，乃彪炳千秋之“伟业”，可以使他进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帝王之列，谁能扛得住这样的诱惑呢？习有足够的动力完成这个统一目标，更何况中国正在具备这样的能力。

本智库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我们对习近平的许多极权主义政策一直是批评的，但我们对专制政体的厌恶不应该成为阻碍对中国政治、中国民意做出客观分析的理由。事实上，收回台湾、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从共产党领导人到普通中国民众一致的诉求。如果说，习的收回台湾除“千秋伟业”外亦有“政权安全”考量（拔掉对党国安全的一颗钉子），那么对普通中国民众讲、对新一代中国青年讲，收回台湾乃天经地义之举，与“民主”还是“专制”没有多少关系。这恰恰是北京进行“国家统一”动员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民意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意基础比前边列举的中国军事现代化成就还要重要。还需强调的一点是，按照这个逻辑，北京何时收回台湾，并不取决于台湾是否有“出格”举动，是否在主动挑战北京，就便台湾乖顺如兔，北京也仍然是要把它收回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要海峡两岸都保持“克制”，两岸现状就可以长期维持，这又是一个判断上的错误。我们智库评估：未来5-10年内，大陆用各种方式（包括武力）收回台湾是大概率事件，台湾搞不搞台独动作、美国是否继续支持或能不能武力驰援台湾，都不会影响大陆收复台湾的决心。这是个必然要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如何在这个事件发生前，找到守护台湾的民主成果和尊重2300万人的意愿，又不把美国拖入热战并使美国能够发挥正向历史作用的战略出路，就变得格外重要。从现实力量对比角度考虑美国对中战略，而不是囿于过时思维制定政策，正是本建议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只是一例，它并非当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国家战略的全部，尽管它确实是这个战略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中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巨大的、全球第一的进出口规模不但影响中国自身，而且影响全世界。中国还是巨大的资源依赖型国家，它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5~70%（到2030年可能达到80%）。在这个情况下，如何保障海上运输航道的安全（特别是石油运输航道安全），自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过去，中国的海上运输安全靠美国，是美军在提供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公共航道安全保障。但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悄然变化，双方都陷入某种安全困境。美国担心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原有的霸主地位，所以10年前就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甚至要把60%的军力部署于太平洋地区。中国也在加深对美国的不信任，从而提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蓝水海军建设），以便有能力保护其漫长的海上石油运输线。我们这里看到的，不仅是一国安全的强化在自动损害另一国的安全（不管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且双方以自身安全为由对对方的防范，会形成真正的恶性互动。这才是安全困境的本质。

总之，可以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要点及相应的国家战略归纳如下：

● 台湾。这是必须完成的“统一大业”，不仅和国家安全有关，而且事关民族复兴根本。

● 海上运输安全。这是中国作为资源依赖型国家的命脉所在，必须确保。由此又有了控制南中国海。一方面彰显中华民国以来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另一方面提升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

● 由于担心来自太平洋方向的美国的围堵，北京又势必向西发展，拓展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既可以在亚欧非地区建立广泛的中国朋友圈、扩大中国影响，又可以解决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所有这些，均被视为中国重要的“发展利益”。

理解以上中国战略意图（包括其战略顺序），对美国而言极其重要。严格地说，这些战略规划对一个已经拥有全球影响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基本的。它的基点在于自卫而非扩张，即便扩张（如“一带一路”），出发点仍是自卫。如果不是美国在中国崛起之前已经沿“第一岛链”布置下对中国的包围圈，中国崛起本来不至于和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碰撞，也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关于台湾，站在中国立场上，更具有处理家门口遗留问题的含义。美国得天独厚，从来没有、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家门口挑战美国。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样被怼回去的。换位思考一下，美国必须驱逐苏联在美国家门口的威胁，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感受呢？

三、为什么我们建议美国不再武装台湾？

宣言正文，我们用了整整一节论证何以美中不应继续对抗，何以美中合作应该从台湾问题始。本节的讨论可以视为该问题的继续展开。

让美国不再武装台湾或“放弃武卫台湾”，即便最温和的美国“鸽派”或“拥抱熊猫派”似乎都难以接受。他们担心的无非三点：第一，台湾是民主社会，放弃台湾意味着美国背离了自己的价值传统。第二，美国必须考虑对盟友的信用。美国如果放弃了台湾，会动摇与东亚盟友的战略联盟。第三，美国自身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台湾“失守”，意味着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出现重大缺口，台湾不再是美国监视中国大陆之“不沉的航空母舰”，反倒成了中国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菲律宾、日本都将处于“威胁”中，中国通向西太平洋的通道也将打开，从而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安全。

站在美国角度，不能说这些担忧没有道理。我们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充分理解并感谢美国同道支持台湾民主的善意。当然，我们不完全赞同美国学者完全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战略立场看问题，就如同我们不完全赞同中国体制内一些学者完全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战略立场看问题一样，这样的立场冲突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使冲突更加尖锐化。其实，即便站在美国立场上，也要看到，政治是现实的。美国过去可以以仲裁者身份站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中间，既迫使大陆不敢对台湾动武，也迫使台湾不敢“反攻大陆”或走向“台独”，压倒性的军力优势、强大的威慑能力是前提。而今，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台海地区的美中力量对比正在逆转。美国超强实力若仍在，自然可以按理想主义行事；实力不足，则只能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美国必须回答的是：现实情况发生变化的今天，美国是否仍要飚住台湾不放？“保卫”台湾是否仍是美国不容动摇的东亚政策、体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如果是，什么都不说了。如果不是，那就要调整原来的美国亚洲战略，重新界定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我们认为，这个原则和调整，既可以化解美国人基于价值立场的焦虑（上面的第一、第二条），也可以化解基于地缘政治立场的焦虑（上面的第二、第三条）。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台湾对美中两国而言，其意义是根本不对称的。台湾对中国是国运所在：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鸦片战争以来180年屈辱历史的最后终结，所以只能完胜，退无可退。台湾对美国只是其东亚利益的一部分，可以争之也可以弃之（事实上，1950年和1979年，美国政府曾两次做出抛弃台湾的选择）。理解了这种不对称，就可以判断一旦双方因台湾发生冲突，各自能够依托的资源、信心、道义与历史基础、民众支持度和参与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可以为“解放台湾”而全民动员，美国又有多少民众愿意为遥远的台湾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上战场？

不妨模拟一下如果发生战争，两国将面对的风险：美国军方早就有所谓“海空一体战”的战争设计，它当然不仅针对可能的台海战场而适用于整个中国近海作战，但用于分析台海战场的可怕后果却颇为合适。“海空一体战”在比较谨慎的含义上意味着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而美国决定军事介入，美国海空军将相互支援以破解中国的“反介入/区域阻滞”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把美军拦阻于驰援台湾的有效区域之外）。“海空一体战”的更加积极的含义则是为了避免部署在中国大陆本土的导弹部队对美国航母舰队或高价值反导防空系统的致命威胁（如东风21D、东风17等）而率先对这些大陆本土设施实施攻击并摧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美中两国为了台湾将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美军的攻击将直接指向中国大陆本土！如果中国全无还手之力也倒罢了，但中国已经拥有对关岛、夏威夷实施常规打击和报复的能力，更何况中国还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美洲大陆本土的核子武器。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哪怕开始只是战术层级的，美军只是想摧毁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某些军事设施，但攻击中国本土最富庶的地区势必激发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美爱国热情，亦招致中国军队最凶狠的还击，包括摧毁美军在东亚、西太的前沿基地，战争会迅速从战术层级转变为战略层级。如果美军机从驻日本、韩国美军基地起飞参战，日、韩也将成为解放军导弹攻击的目标。如果美军同时封锁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线，战争就可能在广阔的太平洋甚至印度洋打响。战争性质、规模将发生根本变化。战争很可能失去控制。

可以说，台湾的自卫能力在大陆的强大军力面前基本基本起不到多大作用。而北京也未必真想摧毁台湾（武力围困迫使其投降即可）。北京对台海的武力准备基本是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围点打援（围住台湾，打美国援军），而且正在拉开与美国在中国家门口决战的架势。如果美国执意“保卫”台湾（无论为了民主还是为了“美国利益”），一场硬对硬的厮杀将不可避免。

美国真的愿意打这样一场战争么？

回到老问题：在实力对比变化后，什么才是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所在？难道是在一场双方都不可能赢的战争中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我们不认为美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战争对美中两国人民都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正是为了避免两国交战、让东亚陷入战乱、甚至引发核战争，本建议书才用了如此多的篇幅，提出我们的劝诫。

中国有句老话：退一步海阔天空。美中两国各退一步，战争就不会打起来。而且，事情发生在中国家门口而不是美国家门口，美国有主动先退一步的义务。我们相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真正的善意，会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称赞（而不仅仅是北京政权的欣赏）。我们也会在给北京的建议书，要求他们放弃武力统一的计划，力促两岸用三种方案走向谈判桌。当然，这需要美国根本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不再把围堵中国视为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所在。美中之间还会有博弈，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但博弈未必一定是零和博弈（全输全赢），正和博弈（双赢）也是可能的，需要双方争取。

鉴于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给美国新政府的具体建议是：

● 停止川普政府时期大规模增加军售、出售先进武器系统给台湾的做法，这帮不了台湾，只会刺激两岸关系紧张、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敌对。而且只援助武器但不实际出兵帮忙，等于怂恿中国打内战，对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都是不道德的。

● 停止美国军机、军舰在台湾海峡及相关海域对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

●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仍保持在原来的非官方水平。

● 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应主要体现于价值观层面的肯定、声援，而不是美国国会、政府通过刺激性法案去鼓励岛内激进势力，更不是改变美台关系的原有性质。

在美国不再介入两岸事务的条件下，和平实现两岸统一不再有悬念。这不但会免除战火，而且有利于保留台湾的民主制度（哪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也有利于大陆的民主转型（如宣言正文所言：外部越不安全，内部就越要控制；外部安全了，内部的变化反而容易发生）。就美中关系言，两国摆脱了这个多年之结、多年之累，反倒可以轻装上阵，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有原则的合作。比如，美中之间的贸易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川普政府如此打贸易战，都没有改变双方在经贸上彼此需要、彼此互补的现实。美中在台海乃至东亚地区对抗的结束，只会有利于双方经贸关系和文化、教育等其他领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

至于两岸统一过程中如何保住台湾的民主成果和尽可能满足台湾各阶层的意愿，我们将在给北京的公开建议中详细阐述。我们提出了三个能够守护台湾民主和美国战略关切的、供两岸选择的和平统一方案：中华邦联、中华第三共和国和台湾特别自治区。请参考附件一。

美国放弃“武装拱卫”台湾后的东亚战略利益保障问题，将在第六节一并讨论。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美国？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美国？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中国和世界仍然需要一个在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力的美国，一个继续维护全球民主、公正的美国，而不是一个重新回到丛林世界、只顾“美国优先”而放弃全球责任的美国，也不是一个仍然生活在昔日幻想中、留恋于一强独霸时代的美国。前不久共和党主导的一份国会报告宣称：“要确保下个世纪仍是美国世纪”。而“美国世纪”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独霸意味的宣示，这不应该是美国追求的理想。美国应该注意到已经发生的大变局，即世界多极化的兴起。在多极化中保持价值观领导力和维护这个价值观的能力，才是美国的世界使命。

我们欣慰地看到，拜登总统在胜选演说中说：美国仍应是民主灯塔，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不是力量的领导，而应是榜样的领导。这话说得非常到位。力量可以有兴衰，榜样的感召力却绵延长远。当然，美国只有满足世界需求，才能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力。还要看到，这个需要，并不是让美国单方面付出，美国在作为世界民主灯塔和世界领导者的那些年，自身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如美元在全球的支配地位。美国也成为全世界吸引人才的金字塔尖，使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一直充满活力。大批中国留学生就是在本国完成基础教育后来到美国进修提高，很多人最终留在美国，为美国服务。

美国坚持其自由民主价值观，自然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专制政体发生碰撞。

我们在分析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艰难成长、历史定位和当今的种种需求时，丝毫也没有忘记中国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党国政体。作为党国的中国，我们称之为红色帝国，但请不要误会，这里的“红色帝国”不意味着中共还要搞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只是说，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其对外政策仍有为专制政权利益服务、扩大中共价值观的外交影响、通过“中国模式”向世界传播威权主义治理要素等内容。而这些均对民主国家共同体和世界民主事业构成威胁。所以，中国仍然需要民主化。中国民主化的世界意义正是由此得到定义。我们也希望美国的民主更加健康有力，这样中国的民主化才会有一个好的国际条件。

原则上讲，制度和意识形态冲突，带有零和博弈性质，但这不意味着在具体谈判场合，完全没有对话交流的余地。美国应该抵制“中国模式”中的威权主义要素，继续批评中共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但应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情感、民族主义是复杂的社会存在。就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既有“百年国耻”背景下寻求自立自强的合理内核，又容易籍“中国崛起”之势而带有非理性、病态化膨胀的特征，后者既是党国教育“洗脑”的结果，又是当政者可以利用的资源。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呼唤健康的民族主义、完成民族精神重建方面还有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我们希望美国朋友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美国新政府如何与作为党国政体的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我们的具体建议是：

●坚定不移地在所有国际场合表明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立场。

●可以组建美国两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对话交流，交换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看法，表达对中共专制政策的批评。也可以呼吁西方盟友采用类似的办法。

● 可以在党际对话范围内，呼吁中共放宽言论限制、善待中国异议人士、尊重民族地区的宗教自由等等。

● 双方也可以讨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概念的价值含义和实际政策含义，就如何理解、推进人类合作进行有意义的辩论。

● 由于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的执政者，以上各项并不是不可以在政府对政府的层面进行，只是说，以党际交流的形式可以减少冲突的剧烈性，便于双方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找到共识。

● 为了真正落实人权，美国自己也应说服华尔街和对中国的投资商注意在与中国合作中的人权和其他政治因素。美国甚至可以考虑出台一个对中国投资的人权因素指导原则，并鼓励西方盟国也这么做。这不是干预市场，而是为市场行为确立道德界限。

● 我们不认为川普政府推出的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之类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国有9000万共产党员，加上亲属就是几亿人。他们的认知和政治倾向各异，并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就一定信奉共产主义。川普政府的此类政策，只会加深两国的相互敌意、毒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我们也不认为动辄对中共官员进行“制裁”的做法是有效的。对人权记录不良的中共官员当然应该制裁，但考虑到效果，应该慎用。

另一方面，面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美国又需要把它当作平等的对手和合作伙伴予以尊重，包括作为中国当政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更多新兴大国的崛起，未来世界将不再是美国一强独领天下的世界，美国要适应这个新变化。承认世界多极化，需要共同协商当今世界的治理方式，崛起的中国在这个治理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美中双方都要努力把零和游戏变成双赢。我们坚信，在民族国家层面，这种双赢是可能的。双方都应该听其言、推其行、合其声、查其果、备其变、促其成。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建构合理经济秩序、寻求区域安全、完善全球治理、保护生态等方面，双方都应该以身作则，己所不欲而又苛求他人对双方都是不可取的。

总之，必须找到同全新战略对手对话、合作的全新方式，这对美中两国都是如此。

五、修正川普政府对中国政策中的错误逻辑和后果

川普总统当政这4年，美国不仅在坚持民主价值和全球责任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倒退。而且在对中国政策方面制造了大量混乱，给新政府重新定位美中关系设置了很多困难的前提。共和党成为在野党后，川普定下的对中国政策基调，可能继续成为共和党在国会中与民主党争论的焦点。并且由于过去川普对民主党的“通共”污名化，可能使民主党的对中政策，时时被过去的阴影掣肘，无法按我们上面建议的那样理性地施展。因此我们必须回顾反思一下川普到底制造了什么混乱？厘清这些混乱，确立美国对中国的理性认知观念，也是我们上述建议的前提。

1、川普认知中国的逻辑前提就是错误的，他把全球化给美国红州带来的失落，形容成整个美国的失落——认为美国不伟大了，因此需要他带领美国重新伟大。而让美国不伟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中国抢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偷了美国技术，留学生都是间谍，在贸易上中国占了美国大便宜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是对美国现状的虚假陈述。为了他的竞选连任，他在给美国制造大祸临头的恐慌（如果不选他，美国就会被中国统治），过度描述了中国的影响，并把竞选对手妖魔化、敌人化（说成是敌国的代理人）。这是一套纳粹式的动员方式：在外部找一个敌人，在内部也找一个敌人，然后把自己形容成可以引领美国战胜大祸、打败内外敌人的救世主——神子或“美国队长”，以便获得竞选连任。川普这套竞选策略能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但却因此严重污名化和毒化了美中关系。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确占得了先机，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中国过去40年从来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是经济上和制度上的竞争对手(很高兴看到拜登政府又回到了这一准确定位)。川普的中国政策的核心错误，就是把中国敌人化，而且这个定位将长久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必将掣肘拜登新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把中国敌人化，是川普对待国际事务和大国关系的、与中共相似的“阶级斗争思维”，或者是要把世界拉回“帝国之战”的丛林思维。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害的。

2、美国红州的失落，只与全球化有关，与美国两党没有处理好经济转型升级后传统工业州如何应对转型的策略有关，而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只是一只“替罪羊”。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不等于贸易红利。那是因为美国自己不生产日用工业品之后，中国恰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而已。美国不向中国买，也要向其他国家买，但可能更贵，实物贸易逆差总规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真能像川普主张的那样把传统产业都拉回美国。如果做不到，与中国经济脱钩和打贸易战都是没用的，中国产品将继续对美国出超，2020年的贸易结果已经说明这一点。对美国而言，关键是如何解决红州的产业转型、工人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问题。因此贸易战中的关税战，再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两败俱伤，并给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不必要的关税负担。但中美贸易失衡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确是美中之间的真问题，目前已签订的贸易协议是必要的，可以继续履行。也可以继续督促中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因为这对中国自己也有好处，以及遵守贸易规则（这包括美国自己以身作则）。

这里也有个“榜样”问题。如果美国自己不遵守世界通行的贸易规则（如动辄用关税战来惩罚贸易伙伴，已被WTO判输），也不尊重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如用政府干预手段抢夺抖音，及用莫须有罪名惩治华为），又有什么资格谴责中国呢？

3、川普团队认为，美中关系40年来的历史证明，尼克松的接触和改变中国的政策失败了，成了对中国的绥靖政策。但这不是事实，川普团队的结论是轻率的。据我们这些更了解中国的华人观察，美中交往40多年来，美国和西方极大地“和平演变”了中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中共的共产逻辑（包括输出革命的逻辑），使它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予以放弃。共产主义对中共来说，已经在国家奋斗目标上成为过去时，目前只剩约束党员纪律的功能。中国人民正在逐步接受普世价值观，为进一步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只是中国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内生的民主动力仍不足（如中产规模还不够大），仍然需要时间来向民主演化而已。怎么能轻言接触政策失败了呢？怎么能轻率地进入国与国的整体敌对模式呢？

目前美中关系遇到的困难是由两个层面的问题引起的：一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崛起与美国的大国碰撞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包括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都有这个因素），两国需要做的是如何协调大国利益关系。我们后面会谈到，美中之间其实有五大地缘利益冲突的“棋局”需要化解，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大智慧和两国相向而行，在照顾各自地缘利益的基础上找到合作和化解冲突的战略突破口。第二是中国当政者在美国和西方强大的普世价值外交压力下，自身说辞的扭曲变形和瞒天过海带来的冲突，即中共在面对普世价值观无力再辩驳时，把这些价值观统统“中国特色化”了，做了有利于一党独裁的解释。把一党垄断公共权力的事实掩盖在表面承认所有普世价值概念的表象之下，瞒天过海。西方对此当然不会上当，仍然抓住问题的实质——独裁和压制人权等问题进行反击。这个价值观和制度的博弈仍然是长期的和要有耐心的。至少目前中共已无力再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直接敌视，改变成了按自己理解来解释，甚至解释成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比西方还好。这怎么能理解成“和平演变”政策的失败呢？恰恰相反，这是成功了大半的表现啊！美国需要做的就是继续接触，继续要求中共改变，并用民主和普世价值寻求中国人民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理解和支持，持之以恒地“和平演变”下去，直到中国发生制度性变化。

4、川普的对中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反中不反共”。后期其团队虽然给他的政策披上了若干反共外衣，但本质上还是在地缘利益上反对中国，川普试图把美中和世界都拉回丛林之战中。在把中国敌人化的总政策背景下，川普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氛围拉回到了“麦卡锡时代”。对中国留学生以莫须有的间谍理由加以限制，动用政府权力抢夺中国的技术企业，将病毒责任完全甩给中国，并用“中国病毒”和“功夫病毒”等羞辱性描述造成在美华裔的种族歧视性威胁，等等。

川普政府的国务卿曾在讲话中声称要把中国人民与中共分开（中国政府还做了个滑稽的反对声明）。但在我们看来，一边声称上述“分开”，一边在整体上反对中国，是个矛盾的政策。中国人民在政治立场上各异，有的拥护中共，有的批评中共，可以另论，但中国人怎么与中国分离？反中政策势必伤害他们的利益，并使他们在民族主义驱使下自动站在中共和政府一边。还怎么区分人民与中共？一边说要区分中共与人民，一边又把中国（包括14亿人民的中国）敌人化，把华裔族群妖魔化——带病毒的或间谍，让中国人民如何看待上述区分的“善意”？

我们认为，首先要将中国与中共区分看待，即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与作为党国的中国分层次精心区隔，在大国关系方面与中国有合作有竞争；在与中共党国关系方面强调普世价值和人权关注，督促和监督中共遵守人权标准并谴责甚至制裁中共的打压人权的行为；在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上努力“拥抱熊猫”，改善中国人对美国的观感，努力建立两国人民在各个层次上的交流和合作，发展民间的友好关系。让更多的中国人理解、学习和适应民主自由，生发出要在自己的国家促成民主制度的意愿。中国才能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产生内在民主化的动力，从而使整个中国不再与民主世界敌对，和平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

上述建议，可以简单归纳为与川普政府正好相反的政策取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策但不反对中国。反共产党的专制也不是要激发冷战冲突，而是要靠榜样的力量，靠对话和诱导，靠和平演变！

六、解开美中在印太五大棋局的战略方案（台湾见第三节）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美中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矛盾和博弈，以及在总体照顾双方战略利益（即拜登政府说的“战略同理心”）的基础上化解双方冲突的战略方案。这些方案需要美中双方耐心谈判，通盘解决。最后应让双方都感到照顾到了各自的战略需求，每一方的适度退让都得到了足够的战略回报，并建立起对未来的安全信心，有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美中在亚洲地区实际存在五大战略棋局，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美朝关系问题、中美日关系问题和中美印关系问题。还间接牵涉到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澳大利亚各国，涉及美中双方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因此要想根本解决美中之间的五大地缘利益棋局的博弈问题，必须将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联动解决。这个棋局对美国来说是在印太地区的传统战略利益与中国的碰撞，对中国来说是保障战略资源运输安全和传统国土安全与美国在此地的碰撞。说白了，是美国要维系对中国的传统战略包围圈，与中国要突破这个战略包围圈的碰撞。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还不凸显，但本世纪特别是近年来，美中双方正在此激烈博弈，甚至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演化成热战。为了避免冲突，历史已经走到了两个大国都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刻。大国之间，利益很难让步，但利益可以交换，可以代偿，可以双赢而不是零和。以下我们将尝试解棋，看以下方案能否化解双方心结，并相向而行。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已在前面阐述过了，下面集中讨论其他四个问题。

五大棋局的核心看似单纯地缘冲突问题，其实包含制度演变的含义。我们不否认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推广“中国模式”、极力扩大中国影响力。但换个角度看，这又恰恰是他们应对美国威胁和围堵的战略回应。这种安全困境是双向互动的。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就会失去合理性，中共对外的模式输出也有望收敛，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随着中产阶级增长，国内平权的问题必然会日益凸显，中国并不会违背“中产带来民主”这个历史规律。美国只需要在缓和对中国的围堵时提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求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执政者是有可能做出响应、相向而行的。而对美国而言，一个逐步趋于同制度并与美国构成战略同盟关系的中国立于东亚，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就不会再有威胁。因此促使中国改变制度，是走活这五大棋局的核心目的。具体棋局的走法只有战术策应意义。而向尼克松那样，将中国拉入美国战略同盟圈，并与日韩也构成同盟关系，才是战略的核心和大智慧。我们相信中国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与美国战略拉近乃至合作的传统，在美国释放善意之际，中共领导人顺势而为，逐步改变政治思维，接受内外的民主化呼吁，并非全无可能。美国不妨从弹性化处理台湾和南海、朝鲜等问题入手，撬动这个大格局的变化。

我们在给中共的建议中同样谈到了五大棋局，只是角度不同，可以参考附件一。

（一）南中国海问题

南海问题的复杂在于有众多主权声索国正围绕这片巨大的海洋利益进行博弈，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中国等国家。中国人定义的“U型线”产生于民国时代（1934年绘入中国海疆地图，1948年正式设立，先是十一段线，1953年中国让渡给越南两段，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坚持十一段），如今被称为“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线”。上个世纪70年代南海巨大的经济价值被发现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抢先开始南沙岛礁的争夺，中国则在1980年代后期加入，如今这些国家各控制南沙岛礁若干。为化解南海地区争议、找到各国和平相处的办法，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愿意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应该承认，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加快了对南沙岛礁的扩建步伐、提升了岛礁的军事化力度，如前文所指，这个举措与保卫中国海上运输线的整体布局有关，也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相关，而并非仅仅着眼于南海经济利益。但这些举措自然会引起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不满。2016年7月12日，国际仲裁法庭曾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相冲突的海事主权要求没有国际法依据，但被中国政府拒绝。近年来，中国和有关各方正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管控南海局势、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最近（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此举也当有助于这个地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稳定。

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本来不持立场。但前不久（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国的海洋主权要求，批评“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地区离岸资源的索求完全不合法，与其为控制这些资源采取的霸道行为如出一辙”。我们知道蓬佩奥宣布这一美国新立场，是川普政府加大施压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公开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选边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国家行为，仍然体现美国鹰派政客在东亚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围堵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蓬佩奥称“在南中国海，我们要求维护和平与稳定，坚持按照国际法实现海上自由，保障商业往来不受阻碍”。中国政府会回复说：中国从来没有妨碍过南海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也没有阻碍过正常的商业往来。这个回答不能说错。我们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不一定完全赞同中国政府关于南海主权的立场，但我们赞同中国政府通过与各有关当事国和区域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我们也理解，美国虽非南海域内国家，但拥有含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之美国国家利益。问题是在传统围堵政策显然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南海政策才符合今天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怎样的做法才既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又有利于促进这个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

简单说，我们不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对抗是可取的。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战略关切，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重要前提。美国可以不同意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主张，但没有必要以如此鲜明、赤裸裸“选边站”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美国愿意为解决南海问题尽一份力，保持某种超然态度反倒更有利于在南海各国间做工作、化解矛盾、找到平衡。我们也建议美国减少以“航行自由”名义在南海地区的海军巡航，这样的“宣示”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只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加深美中两国间的敌意。但可以要求中国进一步明确南海的公海水域面积和航道，并为此签署多边协议，使南海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成为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

（二）朝鲜问题

南北朝鲜分立本是冷战遗产，又因美国南韩驻军、北韩发展核武器而导致半岛形势长期紧张。本世纪头一个10年，中、美、日、俄、南韩、北韩曾进行几轮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希望找到半岛和平的解决办法，并取得某些阶段性进展，但从未获得突破。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北朝鲜加快核武器和中远程发射装置的研制、发射实验，半岛核危机加剧。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三次会见，除了作秀，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促使平壤与北京长期冷却的关系重新热了起来。2019年，朝鲜恢复导弹发射试验，继续推进运载火箭开发，拒绝与美国进行实质性工作磋商，宣布不再考虑无核化政策，关闭了与韩国谈判的大门。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2020年全球核力量报告，朝鲜的核弹头拥有量已经从过去的近30枚，提高到近40枚。形势是严峻的。

朝鲜半岛安全与否事关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对美国来说，北韩专制政权蔑视基本人权，武力威胁盟友大韩民国，又用核武威胁世界与美国，属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流氓国家”之列。美国坚持在韩国驻军，道理在此。对中国来说，金氏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是中南海的盟友，但又是一个不听话、且不断制造地区麻烦的盟友。北京需要朝鲜作为东亚和半岛地区与美国势力对峙的战略缓冲，但并不希望金氏政权用核武器要挟世界，这对中国也不安全。所以，半岛无核化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

我们认为，在东亚地缘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美中应该从战略对抗走向战略合作的今天，充分发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特有优势，联起手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并非没有可能。我们的具体建议是：

●美中两国首先取得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战略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共同重启朝鲜问题六方会谈。

● 美方同意将朝鲜纳入中方的核保护范围，中方同意美方继续对日韩提供核保护。

● 中方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由五方监督予以销毁；同时，为了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美国公布驻韩军队撤军计划，逐步减少以致最终完全撤走美国驻韩国军队。

● 由中国劝说和帮助朝鲜启动改革开放，提出对朝鲜的20年投资开发计划，并将其总体上纳入中国东北经济圈，给朝鲜提供新的战略市场和投资来源。美日韩俄也均可加入朝鲜改革开放进程，在朝鲜设立各自的合作自贸区。朝鲜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五方参与竞标，利益均沾。

● 中美俄日向半岛南北方同时表达希望，在北方改革开放20年后，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达到南方一半左右之时，开启朝鲜和平统一进程，国际社会将予以支持。

● 在半岛开启无核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之际，日俄关系（北方四岛问题）、日韩关系（慰安妇问题和竹岛/独岛问题）、朝日关系（历史和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中日关系（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下一小节详论）等，也有望在半岛无核化获得解决的鼓舞下，同时获得推进、解决或改善，为实现东亚永久和平奠定基础。

● 在朝鲜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同时，中美可以进一步促使它进行民主化改革。

（三）钓鱼岛问题与美中日关系

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迄今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是台湾附属岛屿的一部分，从明朝起就已纳入海防范围，清朝时明确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日本则宣称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始终是日本领土之西南诸岛的一部分。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发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编入日本领土。日方特别强调尖阁诸岛没有被包括在1895年4月缔结的《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诸岛当中。日本没有提到的是，构成日本“西南诸岛”的琉球群岛原来本是中国朝贡国，1609年日本萨摩藩征服琉球，但仍维持琉球与北京表面上的朝贡关系，在以后200多年时间里，清廷对琉球的双重身份竟未察觉。由于中国国势日衰，日本于1875年正式进驻琉球，终止其与北京的朝贡关系，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县。这样，才会有——按照日本的说法——冲绳县政府发现并“确认尖阁诸岛”的后续故事。钓鱼岛之所以和美国也有关系，是因为根据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同意由美利坚合众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方。1971年美国把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且在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中承诺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义务，“以行动因应共同危险”（《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此后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中日1972年恢复邦交后，碍于中日关系大局，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长期低调处理。

2012年，日本东京都政府欲买下钓鱼岛迫使日本中央政府将该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围绕该岛的主权争议迅速升级。中国并于2013年设立东海识别区，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区的巡逻。美国虽然对岛屿主权不持立场，但作为日本的盟友，又有条约规定的义务，事实上被卷入这个冲突关系。

我们认为，面对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议，中日作为两个大国，又是近邻，应该展现胸怀和气度，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无人小岛，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方没有意愿再去追究冲绳的历史纠葛，我们赞同这种态度。我们也相信北京的战略重点是收回台湾，未必希望在东海与日本发生冲突。主权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先放一放，“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不错的思路。但它的前提是建立信任。中日之间要建立信任，中美之间也要建立信任。我们对美方的建议是：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继续持中立立场；在东亚安全和发展领域，美国在和盟友日本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加强美日中三国的战略沟通和协调也是重要的。上一小节谈到的朝鲜问题即是一例。关于日本本身，我们钦佩日本在经济建设、国家治理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也理解日本国民国家自立的愿景。我们不反对驻日美军再停留一段时间，但日本总要成为正常国家的，结束外国驻军是其中应有之意。在朝鲜和台湾问题获得合理解决之后，美国应该让日本获得正常国家地位（当然要保留和平宪法），同时欢迎中日和韩日之间签署长期和平协议。

（四）印度问题

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从历史渊源讲，涉及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时对中国西藏地区的觊觎和野心，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就是这种野心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坚持英印时代的领土主张，虽然中印两国在1950年代曾有不错的关系，还是因领土问题爆发1962年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直到最近，在中印边界若干重点争议地区仍然不断发生紧张和军事对峙。

美国并非中印领土纠纷的利益相关方。但近年来，川普政府出于围堵中国的需要，强力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理论上，这是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号召的战略联盟。前不久（2020年10月27日），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印度，还表示“美国和印度必须共同努力，应对中国给安全和自由带来的威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呼吁却是危险的：中印之间的冲突从未涉及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领土和边界冲突，至多加上两个大国间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博弈。蓬佩奥这样的呼吁无疑是在告诉中国人，美国在中印领土、边界纠纷中是站在印度一边的，是在“拉偏架”。川普政府也确实显露出这样的意图。然而，我们不认为这样的作法真的有助于印太地区的稳定。

在一些美国鹰派人士看来，争取印度的合作有助于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这个战略通过支持印度在印中边界地区加大对中国压力，而缓解台湾面临的威胁，还可以在必要时切断印太地区中国的海上运输线。此外，争取印度，还有分化瓦解中国倡导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之含义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围堵中国的合纵连横之术，但它更多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地缘战略图谋，表面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招牌罢了。我们认为这样的努力不符合美中之间应该停止对抗、寻求合作的新战略方向。特别是，中印关系涉及领土纠纷，而领土纠纷牵动对中国人而言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面对这个极其敏感的、事关民族尊严的领域，美国人尤其应该谨慎。

我们会在给中共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含流亡藏人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参见附件一），彻底化解中印之间的矛盾。同时使中美印三方进入友好互助的战略和平状态。为美国解除地区冲突的担忧。也希望美国不要再像川普政府那样，主动挑起和介入中印冲突。

就印太地区海上安全言，这本来应是美中在新的相处原则下尝试合作的领域。我们并不鼓励中国无节制地发展远洋海军，我们也不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增设第一舰队是可取的。还是那句话，这种军备竞赛的恶性互动只会使双方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相反，双方应该在保持战略克制、增进战略互信的前提下找到合作的可能和新途径。理想状态下，双方合作分担印太地区海上公共安全的守卫者角色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至于中印双方，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良性竞争，只会给双方和世界带来好处。我们相信，摆脱了围堵思维的美国，也会乐于看到这个前景。

七、美中俄关系与多极世界

美中俄关系是今天世界上重要的三角关系，但又充满了对抗性。美中关系同时含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已如上述。美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本来在改善，叶利钦当政时期，俄国的民主转型大体保留了初期取得的成果。然此时的美国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北约东扩，直接刺激了俄罗斯的神经，这是普京的俄国重新敌视美国、重燃俄罗斯大国梦、俄罗斯民主转型亦发生倒退、俄国重新回到威权统治的背景之一。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美国发起制裁，美俄关系至今剑拔弩张。中俄关系则在近年来有准结盟之势，重要原因是共同面对来自美国的威胁。就结盟性质言，中国是党国政体，俄罗斯联邦保留了形式上的宪政体制，但实质是个人独裁，故中俄之间的这种准结盟，有政权性质相似因素（都有专制属性），但亦出于地缘政治上抗衡美国的相互需要。

我们反对中俄联手在价值观层面对民主世界的挑战，民主国家共同体应该抵制这样的挑战；但我们也不认为美中俄三国作为民族国家的长期对峙会有好的前景可言。美中俄（加上欧日）代表着当今人类最高科技成就，美俄两家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这个地球掀翻100次。正如宣言正文指出的，人类不应再对抗下去，这个地球已经承受不起。美中俄三大国以及欧洲、日本对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负有特殊责任。我们主张，无论美中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都应该从冲突走向缓和、走向合作。美苏曾于冷战年代签署《中导条约》（1986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也曾签署《开放天空条约》（1992年），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的人类需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建立必要的相互克制和军事透明机制，有利于各方的战略互信。此外，我们相信，美俄走向缓和，也会有助于俄罗斯降低国内紧张气氛，有助于俄罗斯重新回到民主化的轨道上。

在国际组织层面，大国间的相互合作亦非常重要。由于联合国安理会迄今仍实行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度，大国间的不合作将使联合国一事无成。我们主张，美英法俄中五大国应带头促进国际合作，在关乎人类命运的多种问题上（如气候变化、新能源、减灾扶贫、粮食安全、国际维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领域）相向而行。博弈总是会有的，比如所谓国际组织的“主导权”或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之争。但我们相信，如果人类理性能克服或减少民族国家考量中的自私性、狭隘性，则此类问题必有望化解。各国或跨国民间组织也应该发挥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八、总结

现在，把本建议书的建议内容要点归纳为14点，如下：

● 重新厘定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是重塑美中战略关系的前提。

● 准确判断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样重要。

● 区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党国的中国在分析和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对共产党专制应该批评，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包括其人民）则必须予以充分尊重。

● 台湾对美中两国而言，其意义是根本不对称的。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今天，现实主义地“放弃武卫台湾”（同时中国“放弃武统”），对美国是更好的选择。它可能构成美中真诚合作的开始。

● 中国和世界仍然需要一个在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力的美国，而不是一个重新回到丛林世界、只顾“美国优先”的美国，也不是一个仍然生活在昔日幻想中、留恋于一强独霸时代的美国。与力量相比，榜样更重要。

● 美国应清理川普政府留下的关于美中关系的错误思维和政策，重新厘定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美中政策。

● 美国应该抵制“中国模式”中的威权主义要素，继续批评中共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但应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

● 组建美国两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对话交流，交换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看法。也可以呼吁西方盟友采用类似的办法。同时在民族国家层面结束对抗、加强合作。

● 美中在亚洲地缘利益上矛盾可以归结为五大战略棋局：台湾、南海、朝鲜、日本和印度。这五大棋局应通盘考虑解围，核心目的是给中国的制度改革创造外部平稳环境，并以中国执政者承诺政改为前提，逐步放松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直至中美两国都找到新的战略合作点，既解除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也促进了中国民主化。

● 公开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选边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国家行为。

● 充分发挥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特有优势，联手解决半岛核问题是可能的。要销毁朝鲜的核武器，必须同时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和朝鲜的经济发展需求。

● 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不符合美中应建立的新关系原则，只会使各方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

● 美中俄关系是今天世界上重要的三角关系，无论美中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都应该从冲突走向缓和、走向合作。

● 鉴于美中俄三大国以及欧洲、日本代表人类最高科技水平，它们对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负有特殊责任。

此致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来源时间：2021/2/1   发布时间：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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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2期

跨入2021年，回首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看到人类再一次在伤痛和磨难中艰难前行。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语言的具体写照，显然是当前全球政治变革的最大变量。然而，当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变化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反倒是激化了一些固有的冲突性和对抗性的矛盾。了解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政治的“变”与“不变”，是准确和科学判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政治效应的关键。

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人类再一次在伤痛和磨难中艰难前行。

2020年新冠疫情给世界政治带来的新变革

首先，新冠疫情开始颠覆冷战结束后建立在“霸权稳定论”基础上的全球安全秩序。美国特朗普政府频频“退群”，在美国国内故意淡化疫情危害，拒绝在应对疫情问题上强化多边合作和国际治理，加速单边主义行动等，这不仅造成美国疫情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稳居“世界第一”，也使得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遭遇自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削弱。世界政治加速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型成为难以避免的大趋势。

“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是认定美国是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原则且其国际行为是受内在民主体制约束的“良性霸权”;二是美国的自我战略定位是美国的领导力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力量优势，更能代表国际主流的主张;三是美国不会重回“新孤立主义”，保持美国的国际责任和投入是华盛顿的战略利益。然而，新冠疫情来袭之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抛弃了传统理论和观念中的“美国形象”。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极变”——“两极”“单极”还是“多极”的变化，必定来源于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力量调整。但导致美国每天死亡和发病人数巨增的新冠疫情表明，国内政治变量却是比大国兴衰更为直接的因素。

其次，世界政治将会进入“新战国”时代。多个主要国家在一系列不同的“问题领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努力显示自身在促进危机缓解和全球合作进程中的国家作用。例如，中国在推进抗疫药物全球供应上的贡献，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与合作，以及应对疫情的的“首脑云外交”;法国在调解黎巴嫩局势中的积极行动;德国在疫情后在接受北非和中东难民问题上主动与欧洲国家进行的协调;欧盟在推进自由贸易进程中和中国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等等。这些都显示了危机中的世界更需要“大国担当”的时代精神。未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不可能、也不会重回“两极体系”，多极化的进程将会以大国引领“问题领域”、从而进行全球合作和治理机制革新的方式更加实体化地展示出来。具体来说，“多极化”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世界重新陷入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分裂，也不是简单的多极制衡，而是在多种全球性议题上的国际治理机制与多边合作中的“多极”驱动。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将出现调整甚至局部的倒退。面对美国国内沉重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依然严峻的疫情，以及特朗普对败选拒绝接受、依然还在煽动“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偷走了选举结果’”这种阴谋论，即便新总统拜登发誓要重拾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其重回传统美国外交的进程必定是困难重重。而且虽然特朗普下台了，但“特朗普主义”仍将是拜登政府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内政壁垒”。二战结束75年来，美国国内如此分裂并拖累美国的外交进程，还是首次。

第三，疫情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和高科技发展进程，联合国所致力于的全球“脱贫”目标将明显滞后。新冠疫情的冲击，绝不仅仅是公共健康危机，疫情的持续蔓延和恶化正在引发经济困顿、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等综合效应。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其下降的幅度在2020年将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13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在2020年下降4.4%，发达经济体萎缩5.8%，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下降3.3%,美国萎缩4.3%，欧元区下降8.5%。新兴经济体中，印度的下降幅度最大，将跌落10.3%。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逆转了自1990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计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出现7.1%的增长，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也将新增贫困人口7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贫困人口指的是每日生活开支在1.9美元之下的人群。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10月份的预测报告，2020年全球新增贫困人口将达到1.3亿，明显高出6月份的8600万的预测数据。

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顿和一些国家民众对政府抗疫行动的不满激化了社会矛盾，并进一步上升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2020年全球49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骚乱，甚至暴力冲突。美国黑人弗洛伊德5月25日被白人警察窒息致死事件引发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反系统种族迫害的“黑命贵”(MIT)抗争活动，并在美国31个州造成了街头的暴力事件。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引发民众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总统卢卡申科被要求下台，明斯克出现了“颜色革命”的征兆，甚至有可能引发俄欧关系上的“第二次乌克兰危机”。泰国民众对泰国国王去德国“避疫”表示不满，连续数月进行街头示威行动。如果2021年全球疫情继续出现第三波、第四波，那么经济低迷、社会紧张而招致的政治动荡等综合性的“疫情效应”有可能进一步蔓延。

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政治的“不变”

首先，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世界政治中的国家、社会、种族和宗教势力之间已有的对立和冲突，更没有降低大国博弈的烈度和延缓地缘战略竞争的进程。相反，它甚至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助燃剂”。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正在遭遇冷战结束30年来最大的挑战。中美关系的恶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共同威胁”历来是中美关系开启务实合作的催化剂。无论是冷战期间的苏联威胁，还是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9.11事件，亦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中美有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上的不同，但“共同威胁”最终都成为让两国搁置争议、推进务实合作以及追求互利共赢目标的战略动力。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危害是中美两国在2020年面对的最大“共同威胁”，但两国不仅未能有效合作，甚至几乎中断所有对话机制，关系急剧恶化。究其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的所谓政治与战略精英错误地认为，新冠疫情将会给中国开辟力量上升的“机会之窗”，促成美中两国的力量对比出现实质性有利于中国的转变。因此，华盛顿在对华政策上的“中国焦虑”急剧上升，把全面打压中国、制造“高科技新冷战”、寻求商贸和市场关系上的“对华脱钩”作为稳定美国霸权地位优势的工具。其结果，不仅导致两国关系跌入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近50年的最低点，更是危险地将中美关系推到了“新冷战”的边缘。2020年，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贸易战扩大到了高烈度的科技战、外交战、人才战、媒体战、价值观战，在台湾问题上更是疯狂挑衅“一中政策”，五次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等军政高官访台。在12月末，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台湾保证法案》。2020年7～8月，美国两次派遣双航母编队进入南海海域，执行了九次挑衅中国主权与安全的“自由航行行动”。12月，美国战舰又一月内两次驶过台湾海峡。

其次，新冠疫情在2020年并没有改变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战乱地区的动荡和冲突，甚至部分地区的军事冲突形势更加紧张。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仍然不时出现直接的、零星的军事冲突。也门的分裂和内乱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相反，特朗普政府却在也门内战中挣到了大笔的军售美元，而也门民众因为疫情、战乱遭受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情况却越发严重。

2020年还有一个残酷的国家间军事冲突，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围绕纳卡争议地区所爆发的边境冲突。两国动用了无人机、导弹等在边境地区大打出手。虽然在俄罗斯的强烈干预下，两国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但该地区局势依然脆弱。除此之外，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因领土争议在2020年也出现了局部的暴力冲突事件。

而导致美国每天死亡和发病人数巨增的新冠病毒丝毫没有降低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打压伊朗的气焰。特朗普政府坚持单方面实施对伊朗的制裁，美伊关系持续恶化。2020年1月3日，美国动用无人机暗杀了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年终，又有伊朗首席核专家遭暗杀。12月初，美国向波斯湾派遣航母和核潜艇，伊朗做好了随时准备回击美国各种行动的准备。特朗普12月21日发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直接军事打击。虽然12月末美国宣布在波斯湾巡航的美军航母返航，但12月30日两架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52D战略轰炸机又飞抵波斯湾上空再度对德黑兰进行军事恫吓。当天，美国宣布向沙特出售3000枚价值2.9亿美元的精确制导炸弹。伊朗随即宣布放弃伊核协定的承诺，将浓缩铀提炼水平上升到20%。

第三，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经济下行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不仅没有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了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财富分配两极化的趋势。

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活动的局部停顿和制造业、供应与消费的低迷状态，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带来沉重打击，仅全球航空业就有45万人面临失业的压力。但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和金融短缺危机，因而有大量的闲置资本涌入股市。202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股市收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平均股票指数都创造了历史新高，其中数字经济和网络金融领域内的上市公司的价格最高，成为2020年全行业最大的受益者。2020年，美国上市公司老板中财富增长最快的是亚马逊的贝佐斯和特斯拉的马斯克。两人2020年合计净资产增值2170亿美元，成为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全球首富。全球前500名最富有的企业家的资产净增值为1.8万亿美元，是八年来最高的年增长值，相比八年前增长了31%。而根据美国劳动部的报告，2020年11月美国有1500万人失去或者缺乏有保障性的工作;12月末申请失业救济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接近90万人。

2020年结束了，新冠疫情产生的全球震荡在2021年还将延续。笔者认为，不管2021年全球疫情、政情和经情出现什么样的起伏和动荡，国际社会都必须坚持加强团结与共同应对的基本价值观与原则。但在疫情综合效应的冲击下，要展示人性的尊严与光辉、保持对全球治理的信仰与参与、回击权力政治思维中某些国家赤裸裸的利益与标准至上的傲慢与狂妄，国际社会依然路途艰难。

作者：朱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时间：2021/2/1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4135

作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点滴科技资讯”

　　

　　

　　

　　

　　

　　

　　

　　

　　

　　

　　

　　

　　

　　

　　

　　

　　

　　

　　

　　

　　

　　

　　

来源时间：2021/2/1   发布时间：2021/1/25

旧文章ID：24133

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1月26日，拜登总统签署备忘录，呼吁联邦政府打击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API)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应努力确保每一位AAPI社群的人士，无论其背景、语言或宗教信仰为何，都受到有尊严且公平的对待。以下是备忘录全文。

白宫备忘录：谴责和打击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在美国所遭遇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

推进共融，让不同种族、原始国籍、族裔的人都有归属感，对保证美国人民的安保与安全是关键的。2019冠状病毒(COVID-19)肆虐之际，毁谤性和仇外的言论使得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屿(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API)人士、家庭、社群和企业陷于险境。

联邦政府必须认识到，通过政治领袖的行为，其扮演了助长此类仇外情绪的角色，包括以其始发地来称呼COVID-19流行病。诸如此类的论调煽动起毫无证据的恐惧，持续抹黑AAPI，使其被霸凌、骚扰、面对仇恨犯罪的情况日益增多。这些行为与公共卫生官员所倡导的最佳实践和指导大相径庭，并对AAPI家庭和社群造成严重伤害，必须予以解决。

尽管不容忍行为日益增加，但是无论在冠状疫情期间或在我们的历史上，AAPI都使得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具估计，约有两百万名AAPI投身医护、急救、以及其他核心职位的行列，在前线与这次危机奋战。联邦政府应打击针对AAPI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应努力确保每一位AAPI社群的人士，无论其背景、语言或宗教信仰为何，都受到有尊严且公平的对待。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我身为总统的权力，特此明令：

第一节 谴责任何针对AAPI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联邦政府有责任防止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包括亚AAPI在内，不受到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的攻击。我所领导的政府谴责并唾弃任何针对AAPI社群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

第二节 打击针对AAPI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a)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与COVID-19健康公平工作组(COVID-19 Health Equity Task Force)协调后，应考虑发布最佳实践指导南，说明在应对COVID-19疫情中，联邦政府如何在文化能力、语言便利和敏感度上提高对待AAPI的方式。制定指南时，该部长应列入考虑公共卫生组织和专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最佳实践，以期降低使用具种族歧视的语言来描述COVID-19疫情。

(b) 各行政部门和各署(机构)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官方行动、文件、声明，包括与COVID-19疫情有关的在内，不呈现或造成针对AAPI的种族歧视、仇外和不容忍行为。各机构应与公共卫生专家、AAPI社群领袖、服务AAPI社群的组织进行磋商，或者根据本部分(a)项下所制定的任何最佳实践，确实了解AAPI社群的需要和所面临的挑战。

(c) 司法部长，在符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应探索机会支援州和地方部门所做出的努力，以及AAPI社群和社群组织的努力，防止针对AAPI个人的歧视、霸凌、骚扰和仇恨犯罪行为，并扩大收集针对这些人的仇恨事件数据和公开报道。

第三节 一般规定。(a) 本备忘录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损害或以其他方式影响：

(i) 法律授予行政部门或机构或其负责人的权力;或

(ii)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有关预算、行政或立法提案的职能。

(b) 本备忘录应根据适用法律并在有拨款的情况下执行。

(c) 极力鼓励独立机构遵照本备忘录的规定。

(d) 本备忘录无意、也未创造任何人可依法或衡平法强制执行的实质或程序上的权利或利益，来与美国、其部门、机关或实体、其官员、雇员、或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产生对立。

(e) 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长经授权和指示，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本备忘录。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memorandum-condemning-and-combating-racism-xenophobia-and-intolerance-against-asian-americans-and-pacific-islanders-in-the-united-states-cn/

来源时间：2021/2/1   发布时间：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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