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丽贝卡（Rebecca）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美国的政治分裂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昔日造就美国崛起的党派共识现已不复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将一切政策和议题推向了政治化的对立。无论是选择促成共识还是弥合分歧，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都未必奏效。鉴于此，这篇笔名文章提出了一项新的提议，即推动美国重返联邦制，在统一的货币、军事、征税体系下，实现各州政府独立自治的分治格局。本文是作者于2020年11月30日美国大选前夕发表在《美国精神》(The American Mind)的评论文章。

一个复兴美国的提议

我们以下面这篇笔名文章为例，说明许多深思熟虑的善良的人们正私下里频繁地畅想与阐发美国的未来。作者并非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某个新奇的知识分子小组的成员。相反，该文章的作者曾担任美军军官、先后在国会竞选和总统竞选活动工作、拥有多个常春藤大学学位、目前为一家合伙企业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另外，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美国和美国右派的理解，至少与共和党建制派和新保守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所持的观点有很大的契合。

——编辑注

林肯再现

在这个满是纪念碑的城市里，林肯纪念堂依旧独一无二。林肯静静地坐在这里，评判着这个他曾赐予新生的国家。四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便记住了这句话：

高居庙堂，深入人心。济邦之举，永被铭记。

美国深受同一理念的束缚，而其他国家未曾如此。当这一理念遭受分歧时，林肯将美国揽在怀里，拉近彼此的距离。有些夜晚，柱廊空荡荡的，这个伟大的身影将会隐约浮现。历史已然重演，“美国的理念”再一次受到争议。本文不是冲突中的另一场论战，也绝非诉求某种虚构的“中心”，而是对今天存在的两个美国现状的一项提议。

非同寻常的分裂

美国的分裂既非同寻常，亦不可调和。大多数人对这一观点抱有异议：“美国曾多次面临内部纷争，”他们说，“但我们总能解决。”20世纪60年代通常被作为一个关键的例子提出，但这不过是感性的自欺欺人。几十年来，对储备的制度稳定性的肆意挥霍误导了我们，以为我们的制度固若金汤。也许面对房间里的怪物保持沉默方为上策，但残酷的现实只会逐步逼近。

分裂的阵痛笼罩着我们的政治机构。这场斗争跨越了经济、文化和政治。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题目为《美国有两种经济，且正在迅速分化》。这两种经济意味着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得到不同的回报。“这两个(政党)观点不一，它们所处的经济和环境也日益不同。”另一项研究认为，“红州和蓝州在经济轨迹上差异很大，以至于它们可能成为美国境内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大文化阵营的轮廓非常清晰：一边是“传统”的来自农村信仰宗教的枪支持有者，他们打猎，热爱高中橄榄球。另一边是“进步”的城市崇尚世俗的足球运动员，而他们从不愿意碰枪。这一人物画像倾向简单却又不失精准。2020年，热衷高中橄榄球的美国各州与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各州别无二致。

经济和文化差异推动了政治分裂。皮尤研究中心有一张展示1994-2017年政治两极分化的动态图，可谓一图胜千言：一个曾经庞大的政治中心正在消失，像被从中间挤压的气球一样，形成了对立的两端。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具备较高科学知识的受访者中，89%的民主党支持者和17%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除了政府政策，远低于一半的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专家说，党派主义可能是健康的，但“极端党派主义”一定是有毒的。在1960年，只有5%的共和党支持者和4%的民主党支持者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跨党派结婚。今天，两党中大多数人均持这种观点。

有些人可能期待这次疫情能像“战争”一样能够团结所有人。但新冠疫情不是911，它产生了反作用。羟基氯喹的超标疗效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病毒沿着熟悉的路线传播。为公共目标服务的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及其风险发生冲突。我们不需要学术界来教我们何为分裂，毕竟各处都在画地为牢。加利福尼亚州为支持LGBTQ权利而限制人们前往俄克拉荷马州旅行，俄克拉荷马州也对此做出回应。还记得那个公司只制造产品的年代吗?如今，购买一罐鹰嘴豆或一双运动鞋都成了一种政治行为。

请看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在《美国大分裂》节目中前线采访的最后五分钟。戴口罩运动VS反口罩运动，开放VS封闭，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VS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福克斯电视台V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19VS1776(注：美国对于建国年份的争论，1776年是《独立宣言》签署的年份，1619年是第一批非洲奴隶来到美洲并建立了奴隶制的年份)，全球变暖VS森林管理，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VS尼克·桑德曼(Nick Sandmann),“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与“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面对这一切，同事、邻居、父亲和女儿、丈夫和妻子纷纷感慨：过去何曾是现在这样，现在所有事都走向了政治对立。

鸿沟就此形成。当我来到华盛顿时，蒂普·奥尼尔(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和罗纳德·里根(注：美国第40任总统，共和党领袖)领导着他们的政党。有时他们的冲突异常激烈，但即使面临府院之争，联邦政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引人注目的是相对的一致。两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爱着美国。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全球敌人，都坚信美国人是“好人”。今天，许多人认为这种爱国主义过于天真。奥尼尔想要更高的税收和社会开支，但与里根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只是没那么激烈。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在特朗普当选前的政策分歧超过了里根和奥尼尔时期两党的分歧，更不用说唐纳德·特朗普和南希·佩洛西(注：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之间的分歧了。奥尼尔和里根是“下班后的朋友”，佩洛西和特朗普却从不交谈。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离世，让我们走上了从粗鲁到混乱的不归路。美国见证了同样的悲剧，目睹了两个致命的罪恶：种族歧视的膝盖压在男人的脖子上，无政府主义的血手则扼住美国的脖子。燃烧着的城市证明种族问题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为何至此，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分歧。

模糊地呼吁“全国对话”或名人的感性场面只会掩盖问题和解决方案。那些呼吁对话的人实则期待一场独白。但没人清楚美国是否会继续以礼貌的点头或怯懦的沉默来回应“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白人特权”的指控，这就如同要求一名确信自己远离犯罪现场的被告认罪伏法。

鄙视是不敬和仇恨的结合。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共和党支持者和民主党支持者之间的鄙视程度近似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柏拉图说，在一个完美的国家，全体公民会为同样的事情哭泣和欢喜。而最近，当有人企图暗杀两名洛杉矶县治安官时，医院外的示威游行却期待着他们的死讯。

问题是根本性的

基于共识的政治制度需要共同的根本“目标”。1957年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对民主制度的研究中写道：“除非公民之间有很大程度的意识形态共识，否则两党民主制不能带来稳定和有效的政府。虽然“实现手段”可以存异，但在基本假设上必须求同。

美国具有独特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原则在其中起到核心作用。我们或许没有共同的血缘、地缘或千年的历史，诚然，我们甚至并不全是同一种理念。但我们的确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这部分的血缘、地缘和数百年的历史产生共鸣。但在1944年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写道，“美国人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一种社会风气，一种政治信条。”他称它为“美国信条”，杰克·坎普(Jack Kemp)则称它为“美国理念”。自由、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公民宗教”，一个“具有教会灵魂的国家”。

对于年长的美国人(像我一样)来说，这是一份公民遗产。世界大战和冷战提供了只应存在于故事书里的真实反派，而美国的立场在与反派们的对比中清楚地表明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美国教育系统都支持这一理念。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因。但如果“美国理念”失去了它的力量呢?如果它看起来过时了呢?如果它甚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呢?当美国人问到“我们是谁?”时，问题不在于我们无法回答，而在于我们将听到两个答案。

在我的有生之年，美国有着共同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堕胎问题上，美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阵营，如同一份不可上诉的有罪判决。问题争议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对立”，它们制造了分裂，用 Vox新闻的李·德鲁特曼(Lee Drutman)的话说，“演变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纯粹竞争——在这问题上不存在讨价还价，因为没有可谈判的原则，只有对所处阵营的忠诚。”

今天，许多问题和堕胎一样让我们产生了分歧。美国究竟是一份出众的罕见礼物，还是一个充斥系统性种族主义憎恶的国家?警察究竟是杀人犯，还是被错付的值得信赖的公务员?气候变化究竟要牺牲全人类，还是只不过是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全美枪支泛滥究竟反映了一种尴尬的不合时宜，还是一种天赋人权?我们应该保留“旧民族主义”，还是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意识和情绪，究竟谁知道真相?

李·德鲁特曼认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党派身份与其他社会身份的结合更加紧密。党派分歧现在已经涵盖了宗教分歧、文化分歧、地理分歧和种族分歧。在《追寻美德》(After Virtue，1981)一书中，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爱国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完整意义的祖国。” 他预见到，缺乏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将导致曾为单一国家、现在四分五裂的社群之间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正因政府的膨胀而加剧。掌权的一方控制着一个巨大的财政和行政机构，它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健康、宗教、教育和家庭本身。对于任何尚未被这一官僚体系影响的事物，掌权者们将任命法官对其加以塑造。

社会学和科技也与我们背道而驰。民主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举一个流派的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处于“各自单干”(bowl alone)的状态。我亲身体会到科技加速了个体化的转变：Facebook正在培养愤怒，算法将我们推向了分裂，科技成为一种无法退货的交付。

华盛顿是一个对峙的地方。是的，冲突是我们政治史的一部分，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杖击参议员萨姆纳(注：萨姆纳发文痛斥奴隶制的追随者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被其堂兄普雷斯顿·布鲁克斯打伤)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没什么能比这更糟 "的轶事。但现在的确更糟了。在观察参众两院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卑鄙、敌意和无能。

当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机构可为立法机构造法时，美国最高法院就拥有了意外的权力。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演变为全国皆知的互相揭发，这不是最坏的我们，而是最真实的我们。从卡瓦诺案(注：亲共和党派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在提名确认程序快完成时卷入多起性侵指控，共和党认为这一指控是民主党的政治阴谋)中得到的教训是值得警惕的：美国听取了简单的证词，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关于艾米·康尼·巴雷特(注：另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我们从两党那听到的都是“他们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种族灭绝的理由，而不是共和政府。

我们的宪法建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天赋人权”的共和国。这些权利甚至超越了多数人的意志。无论新旧的进步运动，都将多数主义运用到专家行政中，以实现其实证主义目标。个人权利往往成为一种障碍。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僵局并不反映出一部失败的宪法，而是一部按照设计的宪法。进步议程正在与不可剥夺的权利作斗争。我们听到了我们体制内的中流砥柱们的抱怨：为什么北达科他州要有两名参议员?为什么哥伦比亚特区不能成为一个州?选举团应该被废除。一个 "拥挤 "的法庭迫在眉睫。

今天我们的党派之间有共同点。收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或福克斯新闻：“说谎者”、“伪君子”、“喜怒不定的人”、“要摧毁民主的专制主义者”。改变专有名词和改变愤怒往往是一致的。

历史上，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等人的一份报告具有无党派影响力。但我们正处在一个后真理时代。达勒姆顾问(注：美国检察官，被司法部长任命负责调查 “通俄门”事件的特别法律顾问)几乎可以找到一切证据，亨特·拜登(注：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之子)的慷慨捐赠记录还在不断上升，而一半的美国人对此不屑一顾。皮尤研究中心发现，72%的民主党支持者和77%的共和党支持者同意双方“无法就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我们现在说的是“我方的真相”。这不是认知失调，而是认知分裂。

未来走向何方?

美国的结局如何?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也是一个应该由我们的领导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尽管冲突迫在眉睫，但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更别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方案。

民主是指双方合意且合法的权力移交。在2016年大选时，美国是否达到这一标准还有待商榷，而到了2020年大选，美国似乎更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许多人期待着这次大选结果，但这只是分裂附带的现象。无论哪种结果都会进一步加剧分裂。今年对美国来说是可怕的一年，新冠病毒、火灾、洪水和骚乱频发。这次选举似乎是个合适的结局。

像无党派选举这样的“修修补补”并非解决方案。迫使大多数公民被那些不能代表他们最深刻信念的政客所统治只会带来失败。尽管选区划分是个问题，但其并没有造成我们的意识形态分裂，只是在边缘地带加剧了分裂。垂直选举充其量只是弥合裂缝的创可贴，我们的分歧才是问题所在。

或许唐纳德·特朗普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未曾见过的东西。直觉告诉他，我们是一个一分为二的美国。他没有制造美国分裂，但他确实利用它获选。两党对团结的呼吁听起来虚伪得像广告结尾的免责声明，中间派已不复存在。举个例子：如果议长和总统真的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言并寻求妥协呢?佩洛西及其支持者希望花费数万亿来避免对地球生命的威胁，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这一威胁过分夸大了，很可能是歇斯底里的骗局。在骗局和生存威胁之间，怎么可能产生妥协?

不要把外表的症状误认为是疾病的根源。回想起特朗普总统抱着美国国旗的照片，他是一代美国人的政治偶像。这代美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喜欢它的现状。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四分五裂、功能失调的政体的产物，这个政体下任何领导人的产生都已失去可信度。除掉这个人并不会改变创造他的力量。

我们的时代是林肯的时代。几十年来，政治试图将“特殊制度”与个人自由融为一体。密苏里州妥协案、1850年的妥协法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都试图调和这一不可调和的结果。由于冲突不能在体制内部得到解决，最终，内战完成了宪法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也许目前没有任何问题能与奴隶制相提并论。但是，综合来看，我们现在的分歧在数量和意义上丝毫不亚于19世纪60年代的分歧。现行的政治制度无法弥合两个美国之间的鸿沟。宪法没有被破坏，宪法为之而生的人民却分裂了。就像内战前的准备工作一样，纵然会有妥协和片刻的和谐，但分裂始终在扩大。

林肯的当选标志着内战的开始，萨姆特堡战役在其当选6个月后打响。特朗普的当选是我们 “冷战式内战”的模拟。和林肯一样，他也是由分裂的美国中的一方选出来的。也许今天的萨姆特堡战役是对“通俄门”调查的“抵抗”和“保险政策”。从那以后，摩擦和小规模冲突就一直持续不断。否认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果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是特朗普获胜的原因，那么这一观点是否等于否认了半数的美国人?认定特朗普胜选是一个错误的渎职行为，无异于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他们的同胞、同事、邻居和朋友曾投票支持这个人，然后又这样做了。

我们觉得形同陌路是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些迹象是明确无误的。我们最有分歧的问题是我们团结的象征，像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这样的派别有他们自己的旗帜。我们的传统受到半数的美国人尊敬的同时，正被另一半人破坏和颠覆。甚至我们最受欢迎的运动现在都以两首国歌开始。

美国就像一对老夫妻，孩子们已离家而去。在一个漫长的，难以察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渐行渐远。我们做着不同的事，有着不同的喜好，最终成为了不同的人。习惯，惯性和对过去的记忆掩盖了诸多暗示。明智的人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分居是糟糕的，正因它不可避免。困难的问题不是“这两类美国人如何共同生活?”，因为他们并不一起生活。真正困难但又正确的问题是："他们分开后如何生活?"

分治才是答案

美国需要的是分居，而不是离婚。我们的目标是拯救美国，而不是毁灭它。分治是一个有序的协议，允许红州和蓝州拥有各自的政治生活空间，同时承认二者在地理、商业、货币债务、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实际联系。愤怒、愚蠢的脱离联邦——不管来自个别州还是少数州的联盟——都将以糟糕的结局收场。离婚般的脱离联邦只会导致配偶相残。

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放松连接他们的政治纽带将是必要的。美国是分裂的，但有趣的是，双方仍然声称对宪法的忠诚，这是非党派的。美国在设计宪法政府颇有天赋，而这一特质必须再次为我们服务。

篡改国父们的作品是亵渎吗?美国宪法是有史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但国父们的成功早已远超他们预期，毕竟曾经大多数人只相信美国宪法能维持三十年。改变绝非冒犯，而是先辈们的期望。

美国的国父们，那些戴着假发的智者，为使时代适应永恒的原则，提供了变革的机会。美国宪法已经修正了27次，这本身就是对《邦联章程》的修正。国父们的设计是为了让美国宪法始终充满生命力，而不是为了使其成为让人崇拜的遗迹。

分治的理由

致红州人民：

没人“赢得”这场内战，但如果有人输了，那就是你们。你们的群众基础是年迈、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群人，而他们几乎不再增长。你们指责左派生活在梦里，但你们却在等待罗纳德·里根回来。将决定美国未来的选民从来没有听说过里根，更不屑于了解他。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想法会占上风：你们的想法如何?随着政府权力和范围的扩大，美国的宗教信仰和爱国情怀也逐渐减弱。尊重国歌成为了可选项，而BLM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司，体育联盟和学校都带有强制性。

这不足为奇。你们忘了里根著名的告诫：自由“离灭绝只有一代人之遥。”它必须被捍卫才能被保存下来。也许你的遗产让你沾沾自喜。媒体业、娱乐业、各级学校都成了你们对手的帮手。社交媒体，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介，付钱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让他们暗中向你们灌输民主党的思想。你们没有反对这一切，因而你们尝到了代价! 你们交出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操作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无异于打破玻璃，踩紧刹车，制止了系统运转。

你们听到时钟在滴答地响。你们手中的牌较弱，但仍在牌桌上。分治是莎拉·康纳(注：电影《终结者》女主角)的机会，让你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建立社区和机构，以支持一个信仰宗教、右倾保守的有限政府，一如美国初创。这是《圣本笃选择》(注：作者罗德·特莱尔是《美国保守派》杂志资深编辑)，但你可以选择整个州，而不仅是纽约北部的一个农场。

致蓝州人民：

你们干劲十足，毕竟你们正在赢得这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你们已经越过了制度，正在接近意识形态霸权。你们的敌人正在全面撤退。但你们的对手已被唤醒，正在向前进军，轻松的胜利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们发觉硅谷正在压缩他们的政治氧气。有一段时间，他们的领导人似乎缺乏创见、骄傲自满，愚蠢地嘟囔着减税的路线。但唐纳德·特朗普就是这一状况已经改变的证据。他们会战斗到底，如同自己已没什么可失去。

你们也听到了时钟在滴答地响。你们能等到胜利吗?你的日程紧迫：“常识”枪支法、保护堕胎权、真正的碳排放政策和全民医疗。打败那些手握枪支、参议员和大法官的人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你们最缺少的。

但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不想要分治?你们更富有，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年轻。你们住在海滩边上，在很酷的行业工作。你们拥有好莱坞、百老汇和几乎所有最好的餐馆。你们控制着国家三分之二的 GDP。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走?

分治首先对双方都有好处：避免冲突，缓解城市公民之间的压力，避免任何现代的葛底斯堡演说。其次，美国人将会有所作为。美国人仍然拥有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看到的：公民经历的“骚动”和“喧嚣”。这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大计划”。第三，今天的分裂导致法律和政策即使颁布，也显得不伦不类。分治将允许各种不同但形式完备、内容连贯的法律和政策出台。

各种各样的方法成为实验室，以实现更好的政府。两个美国之间的竞争将产生一种自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公民参与。当今政治最黑暗的方面之一就是几乎不为失败喝彩。我们反对自己的领导人，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分开后，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愿景而奋斗。

分治应如何运作?

留给美国的答案是联邦制，这答案古老而熟悉，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建国者们认识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设计一个集中的权力来管理多元且向往自由的人民。杰斐逊曾怀疑这不可能实现，200余年过去，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

分治不是背离，而是回归到国父制定的宪法。《邦联公约》建立在联邦权力所需的三个关键职能上：一支有效的军队，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以及一个可以为国家职能承担债务的国库。未来的联邦政府将保留其对这些职能和征税的权力，这些领域之外的活动和州际问题的裁决将由各州负责。各州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为其州内的公民制定政策，加以执行并提供相应资助。蓝州将不再“补贴”红州，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社会议题都将得到更多资助。第九修正案(保护在宪法中未列举的权利)和第十修正案(将宪法未授予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保留给各州)也将重获新生。

将政府自治回归到一个更地方性的领域有两个好处：一是使法律更适合其约束的人民;二是赋予公民更大的自决权。再没有什么比与指导美国人生活的不透明官僚和法律部门保持距离更令人高兴的了。

美国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分治可以通过下列有限的宪法修正案来实现：1)一个新的修正案，限定联邦的职权，使之与上述核心职能相一致;2)调整第16条修正案，将征税权与上述职能联系起来;3)取消第17条修正案，使州立法机构再次选举参议员;4)新的修正案正式赋予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但将该权力集中在与联邦和州际问题有关的事项上(即持枪权、言论自由和堕胎权的最终决定权将由各州最高法院行使)，5)新的修正案规定联邦任期限制。

真正奏效的变革将由是宪法改革所带来的法律和现实变革。与其他宪法修正案一样，有一句话不可或缺：“国会有权通过适当的立法来强制执行这一条款。” 这种规模的变化将会逐步实施。分治将会加速正在进行的“国家分类”。美国人可能会在有意义的时候选择搬家，这反映了红州和蓝州在地理上的显著差异。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州可能寻求加入其他州(例如东部的华盛顿州与爱达荷州)

当然，许多问题和困难将会出现。分治提议是对开展心脏外科手术的一种隐喻性的呼吁，而不是手术完整流程的指南手册。军队将仍然是一支中立的力量，从全国征兵并基于全国的基础。当两个选区必须被说服时，军事力量的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这是一种双方共同支持的进步。祖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我们国家的财政纠葛(社会保障和债务等负债)可能是最复杂的问题。美国最大的力量不是其军事力量，而是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印钞机”。美国不应该抑制其以极低利率为自己融资的能力。但还有什么能比当前的功能失调更让美国的债权人感到恐慌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一夜之间翻了一番;我们被千禧年一代的那些持有英语学位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地写下的数万亿美元的支出提案所困扰。我们不但没能支撑福利计划的偿付能力，还把它变成了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限制联邦政府的授权和支出，并将更多的债务管理权分配给各州将是积极的一步。

债务和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仍将是国家债务和对各州的税收要求。但各州有能力承担转移支付责任，作为交换，各州也不对联邦政府承担相关义务。各州将是问题的解决者。我们注意到州政府的效率相较于政党更加实际高效。为什么不奖励各州更大的权力以解决国家问题?分治不会产生一美元的额外负债。它为解决已经存在的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制。

《宪法》中规定了实现分治的工具：州公约(Convention of States，COS)。15个州已经通过了起草州公约的决议。但起草州公约的问题也是美国目前的问题：任何需要广泛共识的事情(需要38个州批准修正案)都不会在多党政治的基础上发生。但对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和马克·莱文(Mark Levin)来说，州公约也是如此。

一支军队，一种货币，独立但仍然是美国。每隔四年，我们都会为同一支奥运代表队欢呼“美利坚”。保险杠上的标语很简单：“选择和自由”。

困难但无法避免

决策是相对的，艰难的选择是为了避免更艰难的选择。非凡的挑战召唤着创造力和决心。起草宪法有什么不同吗?在美国，我们选择道路“不是因为它们容易，而是因为它们是艰难的”：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提出的变化是重大的，但让它成为当务之急的变化也是如此。分治不会分裂国家：它将合理地围绕现存的分裂自我重组。分治和州公约也许没能起作用，但现状已经不起作用。你可以称之为93号航班公约(注：911中撞击世贸大厦的飞机航班号)。

我们不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我们是一个超级大国和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的前一站引起了长期的、严重的家庭分歧。今天，我们不能为多年来的僵局辩解。现在需要效率。中国正在观望，但不会持续太久。美国的内部冲突将导致以下任意一种结果：一方经历长期、代价高昂、甚至暴力的斗争后将另一方击垮，抑或是一场旷日持久、两败俱伤的僵局。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太可能生存下去。

加速的冲突可能让分治看起来很明显。也许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就是催化剂。特朗普如果在这次大选中后来居上，并最终获选，将立刻推动半个国家的分治运动。但另一半人认为即将到来的拜登哈里斯政府同样令人无法容忍。如何分类代表49%公民的政府，取决于它如何与剩余51%的公民兼容共处。两个美国公开承认彼此的分歧。分治尊重现实，寻求和平共处。如果拒绝伸出求和的手，未来将难以预测。

美国重生

美国在奴隶制后获得了新生，而现在美国需要第二次重生。林肯说，宪法是《独立宣言》思想的框架，二者是如此协调适宜。目前的美国共存着两种思想：“过去的美国反对未来的美国”。美国必须调整框架，以适应这两种矛盾的思想。

诚然，分居可能导致离婚。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最好的思想和领导者将胜出并引领我们的人民，团结的力量将再次显现，败者将提醒我们共同的光荣。作为一个分居家庭，我们努力避免分裂。让我们冷静下来，建立更接近家园的关系，也许会重新欣赏彼此。

拯救美国需要领导力。美国的故事与那些为她挺身而出的男女紧密相连。夺走政府的话语权和分散权力只会动摇我们目前的领导层。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的团伙，作为我们的灭亡的同谋，也将被削弱。

但现在，我们需要新一代的领导人。

人们常说苦难造就伟大的人，而我们正在步入苦难。属于我们的林肯在哪呢?我们等待知晓他们的姓名。

编辑注：据我们所知，丽贝卡是亚伯拉罕·林肯唯一使用过的笔名。

文章来源：Rebecca, The Separation, The American Mind, November 30, 2020

网络链接：https://americanmind.org/features/a-house-dividing/the-separation/

译者介绍：洪松，厦门大学法学院2020级国际法学研究生，兴趣为美国政治与文化，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2/2   发布时间：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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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新春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3期

无论有多么留恋、多么不甘心，特朗普1月20日必须离开白宫。最后时刻，国务卿蓬佩奥、总统顾问库什纳不辞劳苦穿梭于中东各国之间，竟然促成摩洛哥与以色列建交。显然这不是选举操弄，而是对外交遗产的抢攻，中东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任期内最闪亮的外交成就。但是，拜登誓言铲除特朗普的外交遗迹，让特朗普在美国外交史上无立足之地，使得奥巴马之后紧接着就是拜登的名字。但拨开政治斗争、情绪对立的浮云，不论拜登嘴上是否承认，新政府中东政策都将具有相当大的延续性，把特朗普中东政策推回去的空间不大，“不变”是主流、本质和内容，“变”是支流、表面和形式。

战略收缩的态势不变

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搞“离岸平衡”战略，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实施“大规模直接干预”战略，发动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2011年后，美国在中东进入“战略收缩”时代，不寻求大规模直接干预，放弃“民主化”改造。战略收缩始于小布什第二任期，奥巴马、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持续推进，拜登上任后不会偏离这一轨道。

战略收缩反映了美国全球利益的变迁，中东重要性下降，亚太重要性上升。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和保证能源供应是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冷战结束后，能源供应和反恐怖是美国的重大关切。现在，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中东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有所缓解，9.11事件后美国本土没有遭遇过重大恐怖袭击。中东对美国到底还有多重要，这在美国仍然是一个辩论不休的话题，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人物、学者、媒体认为中东更重要，认为美国应当增加对中东的投入。相反，辩论的焦点是中东剩余的重要性还有多少，美国对中东战略收缩的重点、节奏、方式是什么。

战略转型也是对前20年“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反弹”和“反思”，旧方法不仅不奏效，而且适得其反。自从实施“大规模直接干预”战略以来，美国战争开支达6.4万亿美元，这个数目超过美国、中国之外全球其他所有国家一年的GDP。干预的结果却是中东更乱，美国处境更尴尬。“不要中东战争”成为美国两党、公众的高度共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人均在竞选中承诺“结束中东无休止的战争”。过去十年，美国没有大规模干预中东任何一场危机，反而不断尝试撤军。

“民主化”曾是旧方法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却因处处碰壁而被束之高阁了。2006年以来，美国曾经热情支持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也门的民主选举，除突尼斯外几乎全部是灾难性结果。在沉痛的教训面前，美国改变了政策。2019年中东爆发所谓第二波“阿拉伯之春”，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出现大规模示威，四国领导人被迫下台，但美国却出奇地安静，既没有给予道义支持，也没有深度介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美国永远不可能放弃向外输出，但是作为一项可操作的政策、成体系的战略，向中东输出民主的时代结束了。

简言之，中东没那么重要了，不值得美国投入那么多资源。退一步讲，借用奥巴马的话，即使中东仍然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也没有好的办法。

留与走的困境不变

战略收缩是有代价的，美国没有准备好承担相应的后果。战略收缩必然留下权力真空，对真空的抢夺会破坏旧的战略格局，而新格局又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冷战结束后的20年，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独自承担代价，却也独享收益。而现在，美国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被各域外和域内势力竞相填补。在国际层次上，美国、俄罗斯、欧洲、中国各有千秋;在地区层次上，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各领风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洲、俄罗斯、中国分享权力，又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地区大国各行其事，是一个远远没有共识、定论的问题。美国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在战略收缩的同时，还能保留主导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现实情况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收缩，俄罗斯不可能主导叙利亚局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沙特不可能控制也门战局，土耳其军队不可能跃进利比亚。这些都不是美国愿意看到却又必须忍痛承受的代价。

近年来，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撤军问题上几度反复，目前在伊拉克还有2500人，在叙利亚有500人，正在等待拜登新政府决定去留。这典型地反映出美国在“留”与“走”之间的两难选择。“留”不符合战略收缩原则，“走”又不愿承担后果。中东提供“正能量”的能力下降，但提供“负能量”的水平还很高，油价波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令人恐惧。这里的博弈不是双赢，甚至也不是零和，而是多输，看谁输得更多。如果你不在场，别人就会利用你的缺席制造出威胁。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你就会在菜单上”。

过去十年，战略收缩主要体现在观念上、增量上，并没有反映到存量减少、实质性撤退方面。目前，中东仍然是美国海外驻军规模最大的地区。2020年，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驻军7万人，常年在中东附近维持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存在，开支估计为2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目超过美国之外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年军费预算。2019年，美国对中东军售255亿美元，占其全球军售(697亿)的1/3。中东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地区，约占美国全部对外援助的35%左右。在热点问题上，美国综合使用空中打击、军事威慑、军售军援、结盟互助等手段，频繁介入。在外交上，美国也没闲着，奥巴马同伊朗政府达成伊朗核协议，全力斡旋巴以和谈;特朗普组织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推出解决巴以冲突的“世纪交易”，组建“中东版北约”，斡旋“东地中海联盟”，调停沙特与卡塔尔的关系，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建交。

可见，战略收缩不是一个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选择，而是对程度、时机、方法的权衡，是一个长期实践、不断试错的过程，政策混乱、矛盾、反复不可避免。布什、奥巴马、特朗普三任总统都说要从中东撤军，都没有做到，中东总是有危机留住美国，拜登也不会成为例外。美国在哪些地点可以撤、何时撤、如何撤，美国能多大程度上接受撤退的代价，美国如何平衡收益与代价之间的关系，这些难题曾经长期困扰奥巴马、特朗普，现在烫手山芋传到了拜登手里。

政策红线不变

迄今为止，美国基本容忍或默认了俄罗斯、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国家的挑战，没有采取措施把这些国家新获得的影响力推回去。但是，战略收缩是有底线的，美国不会无原则地一直往后退，美国的实力也没有衰落到那样的程度，这是当前美国战略收缩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从其殖民国家撤退最大的区别。

目前，美国不寻求在中东地区每个国家、每个热点问题上都享有主导权，接受了同其他世界大国、地区国家分享权力的现实。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遭遇恐怖袭击后，美国撤出了利比亚，直到今天都没有重返利比亚和平进程。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美军撤出也门，也门局势主导权旁落到沙特手中。2015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美国坐视俄罗斯控制叙利亚战局，随后逐渐撤出驻叙利亚美军。2019年伊朗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博弈加剧后，美国多次威胁撤出伊拉克，这并非虚张声势。实践证明，在诸多热点问题上美国有妥协退让的空间。

同时，实践也证明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红线、底线在哪里。第一，对于敌对国家排他性地控制重要国家或重大议题，美国可以不享有主导权，但是不能没有发言权。特朗普最终在叙利亚留下500人，继续支持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就是要保留一定的话语权。第二，绝不容忍美国人受到直接攻击。过去几年，伊朗不断试探美国底线，2019年12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打死一名美国合同工，美国底线被探到了。2020年1月3日美军施行报复，打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第三，绝不允许恐怖组织安营扎寨，甚至“封城建国”。2011年美军已经全部撤出伊拉克，2014年“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后，奥巴马又派5000人重返伊拉克。第四，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核问题经过近20年的博弈，美国与伊朗都熟知对方的底线。一旦伊朗真的拥有了核武器，美国一定会实施空中打击。这是伊朗核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最大的区别。

战略收缩是整体态势，但是一旦出现上述四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都会改变美国战略收缩的节奏甚至方向。

对伊朗的政策会变

特朗普用尽吃奶力气要把奥巴马对伊朗的政策推回去，但只获得部分成功。虽然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但伊朗和其他签约大国都坚持留在协议内。拜登想把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推回去，显然决心没有特朗普大，全部实现的可能性更小。

一方面，触发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问题都还在，重返伊核协议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问题包括三类：核协议部分关键条款将在2025年到期，这就是所谓的落日条款问题;伊朗的导弹研发能力没有受到限制;伊朗的地区政策没受到制约。当年，特朗普想把这些议题与核协议挂钩，没有成功。拜登则态度模糊，不敢明确提议挂钩，但是主张重返核协议后立即磋商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是要挂钩。

另一方面，抛开其他问题，单就重返核协议而言，美国处在有利位置上，必然会提出新要价，不可能无条件重返协议。2018年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一年内伊朗货币贬值70%，通货膨胀率达30%，石油收入减少700亿美元，经济遭受重挫。尽管伊朗不断制造事端，但未对美国形成重大损害。因此，尽管美国与伊朗都想重返核协议，但是着急的一方是伊朗，时间在美国一边。美国无条件重返核协议，就是自废武功。拜登政府不会轻言解除制裁，反而会向伊朗索取更大的让步。今年1月3日，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请，要求把浓缩铀丰度提高到20%，目的就是想在与美国谈判前抓点筹码。可以预料，谈判不会一帆风顺。

同时，美国与伊朗两国目前的国内政治状况也不利于达成新协议。伊朗国内，温和派失势，强硬派当道，今年6月就要举行大选，没有人敢对美国示软。美国国内，两党斗争进一步极化，公众普遍对伊朗不满，对伊朗示软同样需要付出高昂政治代价。

但是，同特朗普相比，拜登愿意重返核协议，愿意同伊朗谈判，这是最大的变化，剩下的是怎么谈、谈什么、能否谈成的问题了。

同中东四大强人的个人关系会变

特朗普同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沙特王储小萨拉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交甚好，这一点遭到美国自由派、民主党的广泛诟病。预计拜登执政后，这一现象肯定不会出现了。但是，美国同这四个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这四个政治强人被美国自由派认为是“独裁者”“反民主人物”，特朗普与他们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同美国传统外交价值观相悖，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例外。改变特朗普的这些做法，会得到美国国内大部分人支持，甚至包括共和党保守派人士，拜登何乐而不为呢?近期以来，美国国会在制裁沙特、土耳其的议案上，往往能获得两党一致的支持，这也为拜登纠正特朗普的上述做法提供了政治基础。

当然，私人关系只是硬币的一面，美国自由派没有说的另一面是：这四个国家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国不认同的是他们的执政方式，其执政者的一些做法有时甚至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四个国家作为美国盟友的身份和地位没有改变，其行为整体上仍然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美国需要在价值观、整体利益与具体议题之间做选择、平衡，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拜登很容易改变同这些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可是国家间关系的调整要复杂得多。

处理阿以问题的方式会变

特朗普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破坏“两国方案”，背离巴勒斯坦，受到国内外广泛指责。但是，特朗普最终促成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就连美国民主党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成就。预计拜登上台后，会恢复对“两国方案”的道义支持，但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会继续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但会改变方式方法。

“两国方案”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及国际社会仍然享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拜登恢复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可以树立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两国方案”成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美国很难找到理由对其进行政治投资。更何况，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获得突破后，巴勒斯坦问题被进一步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政治压力减弱，美国的动力相应下降。拜登不可能把特朗普给予以色列的好处收回，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的可能性较小。除了口头上支持“两国方案”外，人们恐怕不会看到拜登政府的实际行动。

在拜登看来，促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特朗普做了一件好事，但好事没做好。为促成建交，特朗普同意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斗机，同意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名，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这些行为大胆、鲁莽、离经叛道，甚至违反国际共识。拜登会继续把这件好事做下去，但是一定会重新回到美国外交传统的轨道，更平衡、全面地把握各方面的关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2/2   发布时间：2021/2/1

旧文章ID：24146

作者：平章  来源：美国之音

随着拜登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和新一届国会的上任，美国进入了由民主党全面掌控白宫以及国会参、众两院的新局面。有人戏称这是美版的“一党专政”。不过，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一党，真的有可能“专政”吗?

事实上，政治学家通常将一个政党同掌行政与立法机构的状态称为“统一政府”(unified government)，其最近一次出现是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即将上任之时，那时白宫和国会两院均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两年，直到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夺回了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将美国带回到了政治学家所称的“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状态。

在美国近代史上，“分治政府”是常态。过去50年中，只有14年是美国处在“统一政府”之下。

历史显示，“统一政府”和“分治政府”各有优劣。不过，无论在哪种状态下，执政党都无法逾越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州权对联邦权力的挑战

由于美国施行“联邦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很多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策实际上掌握在各州手中。就目前来看，虽然民主党的势力在联邦层面占优，但它在州一级政府中的控制力却不如共和党——美国50州里，有27个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31个州的州议会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这对民主党的施政议程构成了有力牵制：在一些需要各州配合才能得以实施的政策上，拜登政府或将在“红墙”面前孤立无援。这些由共和党控制的州甚至有可能故意推出与联邦政府背道而驰的政策，以抵消联邦政令的影响。

这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在特朗普政府放松枪支和环保管控之际，由民主党控制的加州推出了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案和更高的环保目标;在奥巴马政府推行“奥巴马医保”和“清洁能源计划”之时，共和党州长们将用以扩大医疗补助的联邦经费拒之门外，还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指控其能源政策侵犯了州权。

拜登政府显然难免于此。历史证明，联邦权力越是集中在一党麾下，反对党手中的州权就越会反弹。一个显见的迹象：拜登在上任之初就宣布要推翻特朗普的某些移民政策，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当即宣布，该州将“加倍”对边境安全的管控。

微弱多数地位对民主党的制约

在联邦层面上，民主党虽然在参众两院占多数，但却优势微薄——参议院目前两党各占50席，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仅靠副总统哈里斯的一票来维持;在众议院，民主党也只比共和党多出10席而已。

脆弱的多数地位使得民主党必须珍视党内的每一票，稍有跑票便会满盘皆输。可民主党内部左翼进步派和中间温和派分裂严重， 双方相互牵制，大大压缩了民主党作为执政党的“任性”空间。

另外，由于民主党在参议院只占50席，这使得共和党可以动用“冗长演讲”来阻止民主党提出的某些议案。所谓“冗长演讲”(Filibuster)，指的是任何一名参议员都可以在参议院讨论议案时提出“反对”，然后就其反对理由进行无限期的演讲(根据现行规则，参议员也可以不真的进行演讲，只是名义上在演讲即可)。在这个过程中，参议院必须停止对该议案的讨论，这也就阻止了该议案进入表决阶段。若想终止“冗长演讲”，需要至少60名参议员提出“终结”(Cloture)。

因此，民主党若想避免共和党利用“冗长演讲”来拖黄自己的议案，就必须将共和党的诉求考虑在内，以争取至少一部分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近来，一些民主党议员提出利用其多数党地位废除“冗长演讲”。这不仅遭到共和党方面的强烈反对，甚至已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西维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尔斯顿·塞内玛(Kyrsten Sinema)——明确表示不会支持这项行动。

美利坚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克里斯·埃德森(Chris Edelson )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曼钦和塞内玛是民主党人，但他们说，我们希望给少数党权力。”

司法系统保守化所提供的屏障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下，司法系统对行政和立法权力也有相当的制约。如今，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6名是保守派，下级法院中也是保守派法官居多。法院如若裁定总统的政令或者国会的立法“违反宪法”，便可将其推翻。

在很多保守派看来，司法系统的保守化成为了阻挡行政和立法机构进一步“左倾”的最后一道屏障。

“对政府的最大制约是人民”

对民主党而言，最大的制约或许来自悬在其头上的另一把利剑——选举。这一点对国会议员尤甚，因为还有不到两年，国会就要进行中期选举，届时435名众议员要全部改选，34名参议员也将面临挑战。历史经验显示，新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中期选举往往对其所在党不利，尤其是在“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潜意识里会寻求“平衡”，另一方面也因为“统一政府”下的执政党无法“甩锅”，只能对民众的不满承担更多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必须更为谨慎，如果凭借一时的权力强推某些争议较大的政策，很有可能为其带来反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凭借着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强行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主党在半年后的中期选举中丢掉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美利坚大学教授克里斯·埃德森引述美国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的话说，“对政府最重要的制约是人民“。

“如果理论上真的出现了一党专政，人民会通过行使宪法权力予以回应，他们会抗议，会发声，会联系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会在选举到来的时候通过投票表达他们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媒体的监督。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美国政治制度之下的“统一政府”都与所谓“一党专政”相去甚远。尽管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和民主党议员们雄心勃勃，力图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种族平等、改革移民系统等等议题上大踏步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但也不得不在各种制约之下放慢脚步，倾听不同的声音。在支持民主党议程的人看来，这些制约打压了执政效率，但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核心不单在于对效率的关注，更在于对权力的制衡。

来源时间：2021/2/2   发布时间：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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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凯恺  来源：FT中文网

美股GME(游戏驿站)的散户逼空事件是近期资本市场的焦点新闻(此前FT中文网已有报道《Reddit炒股大军死磕金融精英》)。令人注意的不仅是美股散户此次行动的组织协调性和显著效果，还有其背后的理由。一封据称流传在美国股票论坛中的公开信，提到了美国草根阶层在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中遭受的痛苦，并毫不掩饰其对华尔街资本的愤怒和报复意图。GME股票成了这种积蓄已久力量的一个宣泄窗口。

正在改变的金融秩序

刚刚过去的两周是无疑令美国华尔街感到不适应，甚至可能有些担忧——道琼斯指数在1月27日至29日出现了超过3%的下跌。直接或间接持有GME股票空头仓位的金融机构遭遇了巨额亏损，久负盛名的做空机构香橼宣布不再发布做空报告;部分指数型ETF因GME的异常表现而面临扭曲，市场在重新认识这只在半个月以前徘徊在退市边缘的股票的威力;部分量化基金正在重新审视金融衍生品工具的风险，可能会风险再评估后明显削减其衍生品工具的空头仓位和相应的现货多头仓位;以知名券商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基础设施，由于限制GME等个股的开仓及强行结算期权，在此事件中也备受争议。华尔街正在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险冲击。

GME从1月中旬的20美元上涨到下旬的450美元以上，显然已经脱离了游戏驿站公司的基本面，那么它反映的是什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眼下这场金融暴力的烈度，以及愤怒的美国草根散户的能量。当人们都在讨论西方经济体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在短期没有明显代价”时，代价已逐步显现。贫富分化，或者说社会阶层对立风险，这头“灰犀牛”正是这些问题的幕后推手，因该社会风险具有长期性，类似GME逼空事件很可能会再次上演。长期社会风险有短期加速爆发的迹象，这是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

正在改变的“社会-资本”关系

被改变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自身的秩序，社会和资本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2007年1季度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全社会总财富份额是29.3%、前10%的富人(刨去前1%)占比37.9%，排名后50%的美国人共占比1.7%;在2020年3季度，这一比例更新为31%:38.2%:2%。数据呈现出两个特点：一、少数富人占有的社会财富绝对比例很高;二、前1%富人拥有财富的上升速度最快。美联储公布的连续数据也刻画出08年金融危机对不同财富阶层人群完全不同地影响：前1%富人财富比例在2008年2季度后经过3年时间恢复到29%以上水平，而后50%的美国人足足等了10年，在2018年1季度才恢复到2008年2季度的1.6%，在这期间长期徘徊在1%以下，甚至在2010年和2011年最低达到过0.4%。

如果我们将前1%富人的财富值除以后50%美国人的财富值，我们发现这一相对比例在2010和2011年达到了70倍以上的惊人水平，然后逐步下降至2020年3季度的15.5倍，这已经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有数据记录的1989年以来，一直至2003年，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在10倍以下。

数据的结论是清晰的：贫富分化的程度是惊人的，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强了这一分化。如果说20年前美国人民对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还抱有一些憧憬的话，20年后这些憧憬无疑换来的是失望。在GME逼空事件中，08年金融危机后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是因，这些当年的受害者长大后以金融暴力的方式打击华尔街，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是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问题和资本问题的循环映射——资本的扩张和风险爆发，通过金融风险的外溢侵蚀社会秩序，导致社会问题加剧;而社会问题又会导致对资本的敌视甚至攻击，造成资本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本来是社会与资本之间一座稳固的桥梁。“积累更多知识，继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让财富通过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一朴素的社会共识正在失去市场。最近十年，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知识的平等化，但是同期财富分配的极化问题明显加剧，知识与资本的正向联系被削弱。这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现象，如“学区房的价值高于学历”，或许换个说法，“土地资本的价值高于知识”，就更易于理解了。

正在改变的货币政策框架

美联储在近期对货币政策框架的阐释中，将“就业”因素的重要性提高。美联储称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即使通胀水平抬升也不考虑加息。无独有偶，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分析文章中也突出对“就业”因素的重视。就业率的提高对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20年疫情期间，李克强总理就多次表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就业为’六保’之首”，第一时间控制住了社会风险。

2020年3季度，美国前1%富人持有资产中比重最大的为“股票和基金”，而后50%美国人持有资产中比重最小的也同样是“股票和基金”，前者的绝对金额达到后者的88倍。这一比例在2000年前稳定在30倍的中枢水平，2000年后一路不断走高。可以说金融资产膨胀是推动美国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随着2020年3季度之后美股的良好表现，有理由相信美国财富分配格局中最富有人群相较最不富有人群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是美国散户将怒火倾泻在美国股市与华尔街的经济背景。

人民银行体系高级别领导近期多次强调“资产价格应纳入通胀考虑”，其背后深意值得思考。货币政策如果继续无视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而继续延续大力度的宽松取向，无疑会加剧财富两极分化的格局，对整个社会体系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金融体系是经济系统的产物，而经济系统依赖于社会系统，这是人类经济社会结构的普遍层次框架。此次美股逼空事件，绝不应该仅限于金融和经济层次上的讨论，应该把讨论的目标聚焦在社会层次上。2021年1月美国白宫的骚乱事件也证明，社会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已经出现，这种变化上溯至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已有迹象。特朗普执政美国的这四年，这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得到了控制还是强化?答案只能交由历史来回答。美国在2020年以前的高就业率是个好消息，但2020年大幅量化宽松或许不像想象中的美妙且没有代价。是时候由央行来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边界和局限性。

在著名投资人雷•达里奥的重要研究文章《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第八章，他写道，在一场“同自己的战争”中，“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他的这一预言如今似乎出现了新的涵义——一种社会阶层间冲突加剧的风险警告。当桌子上的茶杯在震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查看这张桌子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去查看门外是否出现了地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2/1   发布时间：2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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