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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级散户血洗华尔街三天三夜!感受人民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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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话题虎  来源:老虎社区

2021年一开年,华尔街就上演了一出传奇故事:

以往,常常被机构压榨、收割的散户,却突然在上周五揭竿而起,上演了一出“以下犯上“的起义!

并且一路披荆斩棘,血洗机构三天三夜!

香橼(著名做空机构)投降,黯然离场… …

Point72(对冲基金)7.5亿美元,全部陪光… …

Citadel(对冲基金)20亿美元,打光殆尽… …

Melvin(千亿资产的明星对冲基金)直接爆仓,濒临破产!

…. …

鳄鱼终于也留下了眼泪… …

01

1月22日,WallStreetBets(华尔街赌场)股票社区集结了大量散户,他们要发起一场针对做空机构的报复行动。

导火索是,香橼公开嘲讽散户们热爱的$游戏驿站(GME)$ 只有20美元的价值(约50%的下跌空间),此举彻底激怒了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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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橼创始人Andrew Left 发表做空GME视频)

以往,被机构吊打、相互算计的散户,竟然团结了起来,他们互相打气,号召大家团结做多,只要他们一条心,就可以逼退空头。

于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尊严,散户们开始了第一次针对机构的报复行动。

1月22日(上周五),GME开盘了:

1小时,股价拉升了5%;

2小时,股价突破了10%;

3小时,股价爆拉,突破40%!

4小时,股价达到高潮,突破70%!股价突破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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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橼哭了,像个祥林嫂一样,她说: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规模的“金融暴力”!他们不仅割我的韭菜,还骚扰我的家人!我要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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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Left 称,会将网络暴力证据递交给SEC)

而另一边,是散户们不绝于耳的欢笑声,其中一位网友晒出了他的盈利单:5万美元的看涨期权,变成了1117万美元,盈利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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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业内人士分析,此次散户的集体逼空行动空前绝后,更要命的是,他们除了买入大量股票推高股价外,还买入大量的看涨期权。同时,利用高杠杆期权获得的暴利,在反手买回股票,继续推动股价拉升。

这一波违背物理学原理的操作,只有在中国武侠小说里出现过,就是那个用自己的左脚踩右脚,右脚再踩左脚就能直线飞起来的轻功,你们自己脑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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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本来华尔街大鳄们,以为韭菜们把香橼按在地上摩擦之后就结束了。

没想到的是,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散户们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在史上第一次由散户战胜机构的胜利后,散户们信心倍增,不少人卖出手中其他股票,准备全仓GME,要打败所有的做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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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本周一),又有大量散户参与到狙击机构的行动中来,导致GME竞价直接高开96%!

然而,这就结束了吗?开盘后,机构将进入更加惨绝人寰的境地。

这一天,散户们在论坛中大喊:“干掉卖空的,去TM的基本面!给我干!"

随后,不到一个半小时,GME股价被爆拉至140%以上!

终于,诸多做空机构纷纷爆仓,不得已缴械投降。

输得最惨的,当属华尔街知名千亿级别对冲基金 Melvin Capital,原本他们在上周五已损失惨重,但似乎他们坚信GME已完全背离基本面,理性下跌将会很快到来。

因此,Melvin Capital并没有止损空仓头寸,还向同行Citadel和Point72,求助了27.5亿美金续命。但今天超过140%的涨幅,让Melvin Capital彻底失败。

当天,杀红了眼的散户们,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这只股票里的空头全部拉爆。

不过,下半场似乎出现了分裂。

随着这场“庶民VS大鳄”的战场名气越来越大,不少新生力量逐渐参与其中,他们各怀鬼胎,只为从这场旷世之战中谋一杯羹。散户们的心思开始出现分裂,不少人选择了获利了结,也有不少人成为了“叛徒”,加入了做空序列中。

股价,最终冲高回落,收了一个巨大的上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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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月26日(周二),GME前一日巨大的上影线,让散户们产生了巨大分歧。

开盘,前3个小时内,股价一直在5%~25%的区间内震荡,上不去下不来,似乎在给这场世纪之战画上句号。

然而,从第4个小时开始,GME的股价突破快速拉升,迅速突破30%、40%、60%… …最终收盘价竟涨了92%,以一根擎天大阳线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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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E疯狂的波动,甚至引起了世界首富 马斯克 的注意,他惊讶的说:Gamestonk!!(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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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户论坛中,颇具影响力的社交账号WSBChairman称:

我感到有点不安(shook),在过去的四个小时里:

「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赞了我的推文;

DavePortnoy(美国炒股网红)转发了我的推文;

Facebook创始人Tyler Winklevoss关注了我;

4个小时内我的粉丝增加了2.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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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参与做多GME不仅仅有散户,还有一些偷偷倒戈的做空机构。

比如,美媒透露,在做空$特斯拉(TSLA)$ 上吃了大亏的,《大空头》的原型Michael Burry,也因做多GME赚的盆满钵满。

据了解,Michael Burry旗下资管公司,在2020年9月底,持有GME总值约1700万美元。而后,其GME市值在峰值时达到2.71亿美元,意味着Michael Burry大赚近15倍。

唏嘘的是,大赚后的Burry在周三发布推文,称:

GME的大幅反弹是「不自然、疯狂且危险」,并艾特了美国证监会SEC官方推特账号@SEC_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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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这条推特让人感觉Burry得了便宜还卖乖,引来不少嘲讽,最终Burry清空了推特。

04

毛主席告诉我们:

“我们党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充分信任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

“进行自我革命,同样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向群众学习。”

反观这场战役,一开始,只是熙熙攘攘的几个散户,抱着泄愤的目的发了几个口号,却没想到一呼百应、大家揭竿而起。很显然,面对机构的傲慢,散户们忍了太久太久。

那些机构不仅没有学习群众、依靠群众,反而一直嘲讽群众,与群众为敌。

他们割了群众的韭菜,还要教育群众怎么做人,明明干着吸血鬼的事情,却要给自己立个碑坊。

所以,这几天散户们抄起了自己的锄头和镰刀,疯狂的割起了机构的韭菜,亦如当年他们对待散户那样。

噩梦醒之后,留给华尔街大鳄们的,除了鸡毛一地,什么都也没有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最后大家请欣赏GME华丽的K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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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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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四件事保台?史文指美中冲突机会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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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对于美国前国防部高官主张做四件事来威慑北京,防卫台湾,美国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这将大大增加美中发生冲突的机会。如果美国在政治上将两岸分离,无论美国展示多少武力,中国都会冒险阻止,中国对此并非虚张声势。

在特朗普政府的前两年担任五角大楼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事务副助理防长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26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美国能防卫台湾。他宣称,北京有可能在今后四年内拿下台湾,这将是拜登政府将面临的严峻现实。

为了阻止北京攻台,柯伯吉称,美国亟需做四件事:第一,部署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来监视中国机场和港口出发的舰机,并在冲突爆发时瞄准中国部队。第二,购买更多远程弹药,尤其是反舰武器,并部署于该地区海上以及关岛、日本和菲律宾等地。这将有助于美国做好准备,削弱中国两栖舰队和空袭部队的最初攻击浪潮。第三,在太平洋和更远的地方拥有强大力量,随时准备加强这些削弱力量。第四,定期将这三个部分结合起来,向中国军事规划者展示,发动攻击不太可能成功。

对于柯伯吉的这些主张,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27日在推特上进行评点。史文指出,柯伯吉关于提高美国威慑力的建议不错,但他所主张的其他一切都将大大增加与北京发生冲突的机会。柯伯吉想结束一个中国政策,把台湾视为拒绝北京的战略资产。他似乎没有抓住基本要点,如果美国部署这些能力,同时明确拒绝一个中国的政策,北京会反击他们,亚洲人会发出警报,对美国进行对冲,然后中国会利用这一事实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地位。

史文强调,我们应该清楚一件事:如果美国在政治上把台湾和中国分离,无论美国展示多少武力,中国都将冒着风险阻止这种分离,柯伯吉会认为这是不理性的。他指出,也许柯伯吉和其他人认为中国只是在虚张声势。但“我不知道有哪个认真的中国安全分析师认为中国是在虚张声势,但出于某种原因,像柯伯吉这样的非中国专家显然认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或者觉得如果美国足够大发雷霆,中国就会放过台湾”。

当美国亲台专家主张明确防卫台湾时,解放军军机和舰船正密集在台海活动;美国也再度派“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中美两军在南海和台海周边对峙博弈的现象仍在持续。

美国新政府的国务院上周六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两岸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过去4年多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这是造成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根源。

关于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战性演练,朱凤莲表示,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表达过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上世纪40年代末台湾问题因内战产生以来,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一直坚定,从来没有改变。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选项。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朱凤莲指出,2008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就是双方均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九二共识”,停止谋“独”挑衅,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发展,台海才有和平稳定。舍此别无他路。

朱凤莲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至于大陆军机在台海密集演练会不会推升台海紧张情势,会不会擦枪走火?朱凤莲说,这取决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到什么样的程度。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8

旧文章ID:24116

贾文山 卢芳珠:再造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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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文山 卢芳珠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2101

【编者按:文章原标题为“再造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基于近年来美国<<外交事务>>与<<澎湃国际>>‘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话语分析”,发表在《中国传媒报告》2021年第一期。作者为贾文山(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和 卢芳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摘 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对世界格局的稳定与和平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历程,双方既合作又竞争。但是特朗普政府的鹰派执政理念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全球两极化趋势。本文以美国《外交事务》和中国《澎湃国际》“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专栏为研究文本,进行比较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美方的《外交事务》杂志的中美关系大讨论更多地包涵中美脱钩、中美冲突等议题,中方的《澎湃新闻》中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更强调两国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保持良性竞争的措施,这正是中美两种不同战略文化的体现。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文化;比较话语分析;外交事务;澎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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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Strategic Culture for Sino-U.S. Relationship: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upon a Sample ofForeign AffairsPublications and

The Paper’s Coverage of “the 40 years and 40 people” Interviews

Jia Wenshan & Lu Fangzhu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Weihai, 264209;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Chapman University, USA,  92866;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hina,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U.S., as the biggest developed country,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ensuring global stabil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9, China and the U.S. have maintained a both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However, the hawkish Trump government and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ve facilitated global polarization.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upo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U.S. and The Paper’s coverage of “the 40 years and 40 people” interviews. 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Affairs focuses more on conflicts and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ile The Paper gives more emphasis upon coopera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benign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is reflects two different strategic cultur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hip,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Affairs, The Paper

一、中美就双边关系的大讨论及其时代背景

自2008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随着美式全球化的式微,中式全球化的兴起,和欧美逆全球化的抬头,中美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却越来越高,国家整体综合实力也越来越接近。但是,自2016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两国相互猜疑、博弈和竞争的势头慢慢压过了过去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互信、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趋势。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不仅变得最重要,而且最为复杂。如果这对双边关系管理的不好,就可能会沦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学界过去两年分别开展了中美关系的大讨论。2018年元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重磅文章,反思中美过去40年接触为何没能够改变中国,反而失去了中国。2018年后半年,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澎湃新闻推出了“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起的中美关系大辩论仅主要由美国外交精英参与。作者通过比较发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起的大讨论更多地包涵中美脱钩和中美冲突等议题和中美竞争的悲观伤害性基调。而中国《澎湃新闻》选取了20名资深美国中美关系专家和20名中国中美关系专家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这40名专家几乎每人都承认了中美相互依赖的现实,阐明了相互合作已有和应有的基础和如何规避恶性竞争以及如何保持良性竞争。本文作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基调其实质是两种不同战略文化的具体反映。

二、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主要论点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比较话语分析法。话语分析法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应用在语言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由梵·迪克将新闻报道和话语分析结合在一起,成为新闻话语分析的奠基人;此外,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把话语分析应用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考察当中,因此话语分析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回顾话语分析发展的五十年,朱永生发现话语分析有着高度跨学科的特征,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汲取相关的方法和理论,其中梵·迪克对宏观和微观话语分析理论的论述,韩礼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对文学语篇的分析,和认知语言学对话语分析的发展等是话语分析发展中突出的贡献。[1]施旭把话语分析定义为“话语分析者一般认为,话语者受社会状况的影响,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关注点、价值观、视角、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立场、目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排除、排斥或诋毁其他人不同的话语,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效果等等”(p133)。[2]他认为话语分析主要分为“社群话语”、“行业话语”和“问题话语”三大类别。本研究采用施旭提出的话语分析定义。

本文采用的核心概念是战略文化。战略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江忆恩(A. Iain Johnston)认为,战略环境的秩序性和更具操作性的大战略偏好是组成战略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了战争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敌方和威胁的本质,以及使用武力的效力[3]。国内首次定义战略文化的李际均指出,“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4]。通过梳理战略文化的概念,赵景芳总结出战略文化的四大显著特征,即历史性与时代性、国家性与阶级性、主体性与多元性、区域性与全球性[5]。参考以上论述,本文作者将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定位为“中美在充分认识到和充分尊重与开发中美自身的全球性角色,自身的显性和隐性责任与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前提下就彼此关系的性质,内容,原则,方略,和具体的双边外交行动和交流做出使彼此利益最大化和人类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协同式思想,理论,战略,方针政策,和行为规则的综合体。”

本研究通过话语分析探究所选择新闻报道中的若干主题,作者基于《外交事务》和澎湃新闻“40年40人”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主题提取,寻找二者之间存在的共识和价值差异,并跳出话语框架本身,从而对事实层面的基本情况进行详述和深度分析。基于以上的战略文化定义和对以上提到的2018年中美两国对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话语分析,本文总结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中美关系准则:第一,因为中美两国军事武器的快速发展,共同毁灭原则(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或MAD)已经不能再起到有效制衡彼此的能力,双方目前的军事力量所产生的潜在危害是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应该代之以共赢机制(Mutually Assured Gains或MAG)以互助达到自救形成共同安全[6]。第二,中美两国在经济金融、互联网,教育等领域已经形成对彼此的高度依赖。这使得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复兴,脱钩只会导致中美双输。第三,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目前人类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等也需要高度依赖于中美的合作。中美和而世界和,中美交恶则世界乱。因此,出于对中美两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双方相互合作,进行良性竞争或合竞混合(copetition)是最佳选择。中美之间的战略文化是需要建立在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中美两国需要加深对彼此文化的全面理解,打造基本共识。如果用英文的ABCDE来表示,那么A代表联合(alliance),B代表商业(business),C代表交流(communication),D代表发展(development),E代表杰出(excellence),连在一起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应该建立联盟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的发展、推动两国的共同发展[7],实现中美共同复兴的宏伟目标。今日的中美关系是过去40多年中美两国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结果。中美应该通过类似这样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共同型塑中美关系未来40年的新型战略文化。

本文首先对近年来以《外交事务》杂志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和“40年40人”的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专家们就当前中美关系议题接受采访时发表的主要观点进行话语分析。基于话语分析结果,作者就在未来几年里如何管控中美关系分歧和发展中美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美两国战略学界对中美关系的分析观点综述

(一)《外交事务》上的中美关系大讨论:透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与新两极化

自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风起云涌。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稳中有变,中美贸易战尚未熄火,科技市场再掀波澜。2019年3月7日上午,中国华为正式宣布起诉美国政府,针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的合宪性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华为诉讼案暴露出中美两国在通讯科技及网络安全领域的博弈与冲突。

作者对《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18年1月以来有关中美关系的24篇文章进行话语分析后发现,基于地缘政治解读中美关系是这些文章主要分析框架,其中亚太和中东地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地带,尤其是南海、台湾和朝鲜半岛问题,时刻牵动两国神经。此外,“贸易冲突”和“信息安全”成为近年中美关系的关键词,美国意欲打破和解构自由贸易秩序,率先向中国开战。而在当前所处的后冷战时代,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正在转向对高科技产业高地的争夺和占领。具体讲,这24篇文章聚焦以下五个存在内在争议的议题:1)地缘政治:争夺亚太,对话中东和拉美;2)贸易冲突:贸易战是错误的药方;3)科技竞争:聚焦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4)合作与共识:能源开发与药物管控;5)国际格局:新两极化趋势出现。

(1)地缘政治:争夺亚太,对话中东和拉美

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较为激烈,尤其是体现在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中东问题上。具体体现为两国都在争夺亚太地区的话语权,积极对话中东和拉美等地。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直将“美国第一”作为其固守的原则。尽管特朗普仍旧要保证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安全仲裁方面占据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美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使用的大战略是“非自由霸权”,即特朗普已经不再一味追求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推广到其它国家,对于多边贸易政策也持保守态度[8]。在当下战略竞争激烈、多中心国际格局的时代,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既不是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也不是高级武器的广泛使用,其面临的真正风险是其自身威慑力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的核武器、传送系统、弹道导弹潜水艇等发展令人担忧[9]。

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平均每年要进行160次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尤其在中国的南海问题上,美国以“航行自由”为由增强其海军在中国南海地区的巡逻;在中东地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也加强了军事行动,如加快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ISIS行动[8]。美国需要在亚洲地区实施谨慎的实力均衡策略,尤其要确保中国不会在亚洲地区成为主导者。因此,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需要掌控南海地区的局势。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角色也颇受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落后或与美国不和的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中国会大量购买当地原材料,为当地提供工业制成品,进行大量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建造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对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地位构成了一种挑战[10]。在中东地区,中国缺乏在中东地区进行石油贸易的军事自保能力,因此需要依赖美国的帮助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从而将原油运回中国[10]。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会对全球经贸体系、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发展有负面影响,但是携手合作可以让两国共同解决地区问题。

(2)贸易冲突:贸易战是错误的药方

中美贸易争端自201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8月启动的对华301调查旨在调查中国是否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商业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做法;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认为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这种行为会“导致美国企业损失了千百亿美元的收入,并导致数千人失业”,因此每年将对中国货物征收约600亿美元税额[11]。此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战不断升级,双方经过多次会议谈判和多轮加税,并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基于对《外交事务》中美关系讨论的文章话语分析,我们发现贸易战是解决贸易冲突错误的药方。

美国购买中国出口的产品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同时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美经贸关系牵动着各方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高达37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在华企业施行了不平等的政策待遇,因此特朗普政府要使用贸易外交手段给中国不断施加压力,限制中国在美国敏感高科技企业芯片、5G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从而达到让中国妥协的目的[12]。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一直想用贸易政策迫使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但是这样的贸易威胁于事无补。中美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而加入世贸组织的初衷便是防止双方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手段来打压彼此;中国目前占据全球经济贸易份额的15%,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过去25年持续增加,现在美国的一系列做法威胁到了国际贸易规则,因此许多国家和跨国公司都采取谨慎态度和美国交往[13]。同样地,中国也不愿意看到当下的全球体系发生剧烈变化,他们一方面想向其他国家证明开放的经济发展和当下中国的政治体系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积极构建能够替代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此能够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14]。

(3)科技竞争:聚焦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已经延伸到科技竞争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称中国“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15]。中国领导人利用“举国体制”发展科技实力,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掌握最多5G技术专利的华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人类探测器“嫦娥四号”等均给美国领先的高科技地位造成了挑战。

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上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并通过网络水军或社交媒体机器人对异议信息进行筛查;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搜集用户的私人数据,并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进行自动内容推荐、新闻推送、搜索结果等[16]。除了网络上搭建“防火墙”,中国政府还创建了“社会信用体系”用来搜集公民个人信息,从而可以获取他们关于求职、教育、买房、旅游等的数据信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创新对于维护社会控制和增强国家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技术会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技术领域一直采取“追赶并超越”的策略[17]。面对中国在高科技和数据领域取得的竞争优势,美国则需要在科学技术和金融领域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和投资以和中国进行博弈,同时还要和盟友在贸易规则制定和机构建立方面继续携手合作[18]。此外,为了应对中国系统性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性技术投资,美国政府开启了针对外国投资人的审查,同时也加强了反间谍调查力度。

(4)合作与共识:能源开发与药物管控

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寻找到两国能够加深合作与共识的领域至关重要,能源开发和药物控制位列其中。在能源开发领域,水力压裂技术多被使用到原油和天然气领域,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不容忽视。有学者发现,虽然该技术对于俄罗斯和石油生产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给中国、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收益[19]。利用该技术对充足能源进行开采和挖掘可以缓解中美之间紧张的关系,因此两国可以在能源开发领域携手合作,为全球创造新的机遇。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合作,尤其是在药物管控方面。中国于2017年3月出台了禁止四种芬太尼的生产要求,这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政府所提出倡议的良好回应,但是特朗普政府并未和中国在该方面进一步扩大对话[20]。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少人对于植物种植的毒品存在严重依赖性,因此为了做好国际毒品流动的管控,特朗普政府需要和中国一道努力来限制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毒品非法输入美国。

(5)国际格局:新两极化趋势出现

大国政治会对国际形势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一国对人力资本、国家治理、外交事务等方面的处理能力往往会决定其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中美两国关系的恶性竞争会推动新两极化趋势的出现[21]。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民主制度,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整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美国目前允许中国不断发展和崛起,但同时也推动美国的盟友如欧洲、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美国将中国看作“战略竞争者”和威胁到美国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因此,两国在商贸、教育和其他协议签署方面会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矛盾,因而中美关系两极化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以自己为主导的全球格局,还是会和美国共享全球领导者的角色[21][22]。

两国应该意识到双方的竞争是处在整个全球秩序之下的,全球范围内失序才是当下地缘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22]。中美之间的外交和商业互动往来并没有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一步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均衡策略也未让北京放弃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意图[23]。美国在自己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制裁方面有所收益,所以在贸易摩擦方面作出了十分有限的让步。不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发展也走到了瓶颈期,2017年有八成的美国在华企业感觉到发展瓶颈越来越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也并未让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12][23]。

虽然两国之间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但是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方面两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以应对环境挑战。有学者也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年并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会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外交政策会聚焦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且避免和美国产生直接且公开的冲突[12]。中美两国的竞争主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一方面两国都在发展自身的军队,另一方面双方也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纷争和摩擦。

以上是本文作者对2018年至2019年初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旗帜性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24篇以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文章话语分析。

(二)对中国组织的中美战略学界“40人看40年”中美关系大讨论的综述

根据《澎湃国际》主办的“40人看40年”中美关系大讨论话语分析,作者认为这些讨论主要聚焦于八个议题:1)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2)中美经贸关系的挑战与机会—互利大于互害;3)中美关系之间的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4)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恶性竞争已开始大于良性竞争;5)中美两国的外交策略—应该把饼做大;6)中美军事外交和博弈—-急需化危为机,化险为夷;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二元对立迈向二(多)元一体;8)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通,变,化。

(1)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

美国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访华之旅打破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局面,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到目前为止中美关系40多年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且当下阶段是美国对中国负面情绪最多的一个阶段[24][25]。第一阶段是1972年到1989年中美关系战略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1年两国关系的动荡阶段,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9年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阶段,第四阶段是2009年到2017年中美关系从竞争合作转向全面竞争的过渡期,第五阶段是2017年至今中美在多个领域呈现出的全面竞争时代。美国已经看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变化,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在战略方面对美国造成了挑战,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两个定位”和“一个判断”上:“两个定位”即美国把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一个判断”是指美国两党精英认为过去四十年曾经采取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

尽管当下中美关系存在种种摩擦,作者认为确保中美两国将40多年的合作局面延续下去至关重要。美国胡佛研究所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报告指出,面对两国现有的挑战,应提倡“公开透明”、“独立完整”、促进“互惠互利”,为了促使两国达到互利互惠的目标,在某些领域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击和施压措施[26]。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重建战略互信是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一方面,中美关系既有合作的存量优势,也有增量优势,这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也会体现在两国的民间交往中,因此两国要尽量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对抗;另一方面,两国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来缓解分歧,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寻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点,让双边关系处在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共同塑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25][27][28]。

(2)中美经贸关系的挑战与机会—互利大于互害

在特朗普政府负责经贸领域的核心官员是全面鹰派的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在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签证受限等方面全面升级,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重性[29]。随着中国愈发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调适期来谨慎相处,在未来几年,美国在华企业所面临的关税、贸易战等问题会更加突出[30]。

通常学者们会从两个方面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一是从经济利益、市场分配的角度出发,即美国一些地区,特别是“铁锈地带”的经济利益确实受到一定的损害;二是从大国政治博弈、权力转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朗普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缺乏对于国际贸易相关的运作原理的了解[31][32]。尽管两国之间有种种冲突,且特朗普时期两国缺少在朝核问题、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第三方合作,经贸作为“压舱石”应当起到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力量。不过,近期中美两国互相征收惩罚性和报复性关税,对于两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都是严重的打击,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会让贸易争端的双方都成为输家,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推动中美两个大国发挥“稳定期”的角色,确保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持续发挥积极、利好的影响[33]。也有学者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改善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虽因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政治与个人利益短期遇冷,但是美国白宫内部尚未形成对华全面遏制的统一长期思路,美国的经济也并不会一直向好发展,此外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也有许多合作空间,因此长期看来两国合作潜力不容小觑[34]。

中美双边的贸易额非常大,难免会有摩擦。因此在如何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方面,国内外中美关系学者都认为两国应通过平等协商、携手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投资的争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世界是应该由大家共同管理,共同应对挑战,所有国家都应该平等相待,实现共同利益。中美之间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对中美两国而言,比较合理、成熟的做法是:双方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争斗,不是搞零和博弈,不是我赢你输,更不是走向冲突对抗。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处理问题,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需求大于冲突”[35]。目前两国经贸竞争尤为激烈,双方都需要采取大战略大思维,进行适当的妥协,寻找新的粘合剂、新的合作点,避免诱发中美军事冲突,不再只局限于将经贸关系视为“压舱石”[32][35]。中国要将“治标”的综合对策和“治本”的战略决心相结合,即要把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和谈判妥协相结合,又要让全球化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中国要借鉴“战略保守主义”思想,集中致力于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36]。中美可以在全球议题政治色彩不太浓的领域加强合作,比如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打击国际犯罪等,两国的经济互补和友好合作对于维系强大稳定的双边关系有着重要意义[37]。

(3)中美关系之间的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

中美两国关系自1949年以来应该从冷战时期的“共同毁灭”军事战略思想(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或MAD)转变为促进双边共同发展的“共同获益”(Mutually Assured Gains或MAG)模式[6]。中美关系之间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重新退回到“共同毁灭”(MAD)的历史漩涡。多数中美关系问题专家认为中美所谓的“冷战”是可以避免的,甚或可称为“伪命题”。从世界格局来讲,当今时代并不具备新冷战的一般条件,美国并没有能力单独发动一场对华全面冷战,因此不对抗、不冲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道路;另外当下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到欧盟、东盟、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的作用,调整双方海上战略关系以免竞争范围扩大化[38][39]。

中美关系对中国未来改革可能性的影响重大,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双方要采用平衡的政策避免冲突和对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才会更利于美国,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会伤害全球的利益;在社会和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上,中美可以通过贸易共同受益[40]。从软实力的角度而言,软实力是权力的一部分,软实力是通过彼此吸引而获取的,中美两国对彼此都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因而确实可以避免战争[41]。中国目前的软实力总体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差距源于中国盟友数量较少、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国际普遍度低于美国[42]。但是在过去40年里,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了双赢的成果,中美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可以增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加强双方的实力。

(4)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恶性竞争已开始大于良性竞争。

2008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何管控中美两国之间更具竞争性的关系,如何防止竞争导致的全面敌对冲突成为当前重要的挑战之一。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全面鹰派的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了更加负面的态度,双边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中美在处理各种风险冲突时需要格外谨慎。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初显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43]。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和利益,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造成了威胁,于是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策略以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崛起、保持亚太稳定、控制亚洲的变化节奏。两国在安全领域和战略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20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表明中美双方的军事冲突风险是确实存在的,近年的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更凸显了该领域的军事竞争[44][45]。

美国曾经对华采取的“接触战略”旨在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而获取自身所需要的战略利益,一方面可以在冷战期间联手制衡苏联,另一方面可以让中国延续美国的路径,达到塑造中国的目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利用进攻现实主义来到达遏制中国为目的,中美竞争在特朗普眼中成为了零和博弈[46]。此外,美国国会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起到的负面作用尤其值得警惕和关注。1979年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美国的国会在舆论环境上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持续的负面作用;在有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美国国会发挥了对华施压的作用,在“台独”、“藏独”、“疆独”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不断干涉,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47]。在中美两国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当下,中美关系的恶化已经不单单是双边关系的问题,亚太地区的其他因素,如日本、台湾、朝鲜半岛等地的危机和冲突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因此中美两国要谨慎管控危机以确保互信的建立[48]。

(5)中美两国的外交策略—应该把饼做大

在外交策略实施方面,中美两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两国同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49]。美国需要正确看待两国彼此力量的改变、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找到中美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径。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采取的假朋友策略,即中美两国总是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导致中美关系起伏频繁[50]。因此两国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聚焦于寻找共同利益上,而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发展教育合作、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未来40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问题,在处理中美权力转移的时候,两国都能够谨慎克制,把冲突和军备竞赛降到最小。如果两国能学会互相妥协、采取实用主义策略,不受民族主义和舆论民意的影响,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会更顺利[49]。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需要继续深入合作发展,进行有节制地竞争,管控好分歧,推动更加平等的双边关系。我们需要站在战略层面来看待中美关系,时刻审时度势,在不同的时期做出调试和适应,不断地寻找新的增长点,抓住共同利益[51]。实际上,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双赢的,只要两国关系稳定了就会有发展,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中美关系发展就会达到“新型大国关系”目标[52]。对于中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中美两国,还涵盖了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大国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于美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并且是以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三大问题导向为主[53]。不同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深重历史积怨,中美民间始终有一种相互学习,彼此欣赏对方国家文化的情结;中美两国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来做好危机管控,不要让个别危机事件冲击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旋律;此外,还应注重元首外交的作用以及做好民间交流[54]。

(6)中美军事外交和博弈—急需化危为机,化险为夷

20世纪9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经历了许多危急时刻,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中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要想妥善管控好中美两国军方的危机,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防止误读误判,中美两国军人之间需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外交政策、相互尊重对方[55][56]。在政府层面,中美军方要建立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加强战略层面的相互沟通、循序渐进地发展军事关系,让中美两军的交流合作走走实深;在民间层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民意基础和活跃的民间交流;在国际环境层面而言,中美两国在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对彼此有着很深的不信任感,加入多边主义的第三方因素会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57]。

过去40年,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需要更新思路,具备新的战略高度,对自身未来的利益目标作出整体性规划[58]。从美国对中国的定义从“利益攸关者”到“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在观念和战略上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两国需要保持冷静,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预先设立“二轨”对话或军事交流合作渠道。中美两国受到核武器的约束不会直接爆发战争,如果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那么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会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如果两国意识形态之争加剧,那么就会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格局造成影响,迫使其他国家站队[59]。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二元对立迈向二(多)元一体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概念是理念和实践的关系。中国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是中国进行全球治理的平台,全球治理是以区域治理为基础的,“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就是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典范[60]。目前的“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同周边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但是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会让各国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等领域成为多边合作。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亚太以及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保持国内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中美两国的处事方式不同根源在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奉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美国则主张非此即彼、两元对立的逻辑[61]。因而,中美既要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文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8)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通,变,化。

中国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对自身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通”、“变”、“化”三种主要方式改善两国关系。中国不需要在崛起过程中实行联盟政策,这既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又对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62]。中国需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保有理性民族主义、建立普世文化价值;实现大国大外交就要进行经济、军事崛起和外交的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大外交的权力结构。

多位中美关系专家表示,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了解他人和理解他人是最为重要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邓小平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准确把握使得中美关系即使在遭遇困难时也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63][64]。对于中方而言,中国需要积极落实加入WTO、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承诺,使自己的体制和现行的基于市场原则的国际秩序相符[65]。在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时,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空间,中美交往过程中的合作总是多于冲突的,政府和民间的互惠合作应是两国关系不变的主旋律,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会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66][67]。对于美方而言,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折前行的状态。曾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认为美国需要长期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以提升双方的信任,美国若采取攻击性的敌意措施和中国相处,便会加强两国对抗的风险,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美国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契合,这也是美国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之一,因此两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找到共同点、深化相互了解[33][68]。

中美两国的合作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亚投行的建设、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获取等,美国需要积极调整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需要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2001年入世时取得各种优待的发展中国家了,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至关重要[69]。中美两国学者需要加强与民众的对话和沟通,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在全球建立更多的经济合作和生态合作、加强相互依赖来避免冲突[70]。美国现任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表示目前中美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朝核问题、贸易争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阿片类止痛药的治理等,中美两国需要设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清晰的未来发展远景,从而为中美两国关系下一个40年奠定重要基础[71]。

四、比较话语分析结果

从以上中美各自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专家观点汇集来看,本文作者发现,二者存在异同,不同之处多于相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从美方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五个议题和中方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八个议题来看,这两个大讨论都承认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正在从合作走向竞争。中美的中美关系学界都在试图解读中美关系现状,为未来中美关系重新定位出谋划策。双方都承认中美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同时,双方都认为,中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世界新两极化苗头的出现。在融合两国大讨论的多个议题基础上,作者提炼出中美关系存在的四个基本方面,即,1)中美关系的性质;2)中美关系冲突;3)中美关系解决方案,4)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研究发现二者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如表一)。例如,双方都认为加深合作和相互理解是未来两国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前者侧重强调当今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后者侧重强调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成功经验能够给当今中美两个政府和人民提供足够的信心,并由此着重探讨了中美两国如何才能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化解中美间的冲突,迈向新的共赢。

表1:中美关系存在的四个基本方面


《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大讨论

《澎湃国际》“40年40人”

中美关系的性质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目前中美关系之间的战略竞争大于合作。

从历史角度而言,中美两国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互利大于互害;但是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使得双方的恶性竞争逐渐大于良性竞争。

中美关系冲突

中美关系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贸易冲突、科技竞争等方面。

中美关系冲突主要体现在经贸摩擦、安全领域、战略领域等方面。

中美关系解决方案

中美双方需要加强合作与共识,尤其是在能源开发、药物管控等方面。

美国应始终对华采取“接触策略”和“多面关系”策略,中美两国均需形成新的思维模式、寻找新的合作领域、降低对彼此的战略怀疑。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中美两国发展在未来会推动新两极化趋势的出现,双方要谨慎处理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避免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

中美两国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发,设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清晰的未来发展远景,双方需要共同合作努力、互相尊重、加深彼此的理解。


然而二者不同之处非常明显。首先,《外交事务》杂志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有24位中美关系专家参与,但是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即王缉思和阎学通,显然不够均衡和对等。而《澎湃国际》组织的“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由40人参加,20人来自美国,20位来自中国。《外交事务》通过书面发言的方式参入讨论,更显得“自发和自主”,更加正式,论述更加严密,重复较少。然而,美方组织的大讨论倾向内容否定中美关系过去四十年的成就,聚焦或放大中美之间的冲突,提供中美冲突解决方法的视野似乎过窄或过于聚焦眼前,过于近视。相反,《澎湃国际》受访者都是应邀参与,人数中美均衡,背景较为多元,对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认识更加辩证,对中美冲突如何解决视野更加宏大和长远。但是美方应邀参与者都采用口头表达,论述不显得严谨,但是议题却显得更加多元。这40人主张中美合作者居多。当然,估计限于记者的问题框架,他们的回答不仅突显共识,而且也有重叠或重复过多之嫌。这也许是《外交事务》杂志的学术性和智库政策性特点和《澎湃国际》的媒体宣传侧重的不同造成的。但是,整体看,前者的讨论似乎大多建立在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基础上的,集中论述了中国威胁论,研判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并就如何管理中美竞争提出政策建议。后者主要回顾,反思,和肯定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价值,以及探讨了如何克服当今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继续创造性地延续,扩展,和提升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前者似乎认为中美冲突大于合作,后者似乎强调了中美合作大于冲突。再者,后者对中美两国如何把饼做大,共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抑制冲突和两极化,推动多极化着笔明显多于前者。

最后,前者似乎更多地反映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而后者反映了中庸和谐的哲学理念,建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前者以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为主,后者更加亲近建构主义角度。以上比较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印证了中美两大文明里外交哲学思维的根本差异所在。构建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必须从理解和创造性地弥合中美之间的根本哲学思维差异开始。其实,接受《澎湃国际》采访的二十位来自美国的中美关系专家或顾问大多亲历和参入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制定。想必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跨越了中美之间的哲学思维方法的鸿沟。这些美国专家和中国的中美关系专家在成功运筹帷幄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中习得的跨文化思维能力正是当前中美关系冲突最终能够得到化解的基本定力。

五、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中美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参照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

训,当前中美关系从媒体上看似乎挑战大于机会。但是,只要事在人为,机会总是可以大于挑战。研究发现澎湃新闻的访谈展现了较为积极的论调,而《外交事务》杂志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以悲观主义论调为主。这是因为:1)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在从零到一到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2)中美过去内部改良和完善,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美彼此比四十年前更加彼此了解和适应对方。3)中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促使中美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再玩得起零和游戏,最后不得不相互合作,共生共荣。4)中美双边关系以外的世界越来越需要中美之间合作或良性竞争;中美越来越有责任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5)中美在竞合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饼做大,使中美共同演进的同时,共同发展,共同复兴,和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文化应该是以良性竞争为特征的,而不应该是恶性竞争为特征的。良性竞争可以使双方彼此在制度,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不断得到优化,不断提升各自制度,科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促使中美共同复兴,共同带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这种良性的竞争需要两国决策精英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中美关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理性,守住道义底线,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和美国目前处在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关系状态,一方面两国都极力促使自己变得更强大;而两国的发展和彼此的竞争也只有在维护世界未来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对未来的基本信心基础上才能成功实施。另一方面,21世纪的中美两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包括安全领域的核武器问题、卫生健康挑战,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很难脱离彼此。因此,这需要作为全球性大国的中美双方充分欣赏和积极发挥彼此的相互依赖现状所蕴含的正能量,在促进中美共同复兴的同时,共同携手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各自应有的力量。

如果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逆差的说法成立的话,造成这一贸易逆差的主因则恰恰是另一种逆差—-中美之间理解的逆差。可以说,过去40年是中国虚心学习和有限复制美国模式的40年,也是美国耐心将美国经验与中国有限分享的40年。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已有25%人口,即三亿人口掌握英语和熟悉美国文化,而美国过去40年很少主动学习中国。掌握汉语和熟悉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除在美华人和美籍华人外,估计最多三十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这种逆差再加上美国人老大的俯视心态直接导致美国社会,尤其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俯视和误读。对中国的误读导致他们对中国产生深度偏见和不信任,进而导致美国决策精英过去40年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产品技术含量低下,客观上明显减少了美国产品向中国出口总量,

因此,未来几年,两国精英,尤其决策精英,需要加紧加深对彼此文明的理解,尤其彼此战略文化的理解,力争促使两国战略文化趋同,最终构建积极理性高瞻远瞩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如果用英文的ABCDE来表示,那么A代表联合(alliance),B代表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明互鉴交流等内容的事业(business),C代表交流(communication),D代表发展(development),E代表卓越(excellence),连在一起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应该通过沟通协商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鉴事业的发展,最终促成两国的共同进步和共同走向卓越[7]。中美之间应该就彼此的战略文化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沟通与交流,尤其围绕美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5工业4.0计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议题与中方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太联盟战略,非洲发展战略,美国的国防工业振兴计划以及特朗普意欲打造的全球新秩序计划等进行战略对话,战略调适,乃至战略对接,尽量避免战略对冲。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就美方给中国草率单边的“修正主义大国”的定位及其所提出和实行的打压中国所谓“锐实力”的举措做出必要的回应,辩解和批评,就美国决策精英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产生的焦虑予以必要安抚和关切,最终摘掉这顶“修正主义大国”的帽子。

如果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发生了从零到一,到生生不息的变化,彰显了中美精英的智慧,那么将高度相互依赖和生生不息的中美关系退化到零的企图是多么的蚍蜉撼树。通过对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澎湃新闻推出的“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内容和《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大讨论内容的比较话语分析,本文作者发现,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新型崛起大国和世界第一守成大国,都在不同层面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只要中美两国充分理解与弥合中美外交哲学思维差异,融合各自的智慧和经验,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美必将能够开垦出通向中美和平共处2.0的道路[72]。在此过程中中美互动形成的良性竞合(copetition)模式必将促使彼此的共同复兴[73]。

最后,通过以上对中美两国各自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分析,作者发现,二者存在的差异使二者在认知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对比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作者和《澎湃国际》采访的40年40人,我们可以发现除北大学者王缉思外,二者不再有相同的采访对象。王缉思在接受两国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中美都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冷静处理双边关系以避免冲突进一步加剧。在中美关系大讨论中,我们并未在《外交事务》中看到与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学者数量相当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这样的中美关系大讨论未免太自说自话了。《外交事务》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通过进行议程设置相当程度上迎合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所采取的零和游戏这一战略意图。因此,运用地缘政治视角来处理中美关系并非是合适的策略;而《澎湃国际》采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视角,邀请20位中国专家学者和20位美国专家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出评判,汇聚中美智慧,对中美之间现存的问题提出具体对策,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更显客观,更为前瞻,和更为互惠。《澎湃国际》这种对等平衡的采访策略正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特征:中美关系的交谊舞需要双方的平等配合才能顺利和成功。

为了更好地研判中美关系,提出更为科学的政策建言,当代中美关系学者必须从熟悉以上这两大讨论的内容和实质开始。任何只熟悉一个大讨论,忽视另一个大讨论,只关注本国中美关系专家思想言论,忽视对方国家的中美关系专家思想言论的研究行为或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孤陋寡闻的,不职业化的,和偷工减料的。遗憾的是,目前这两场大讨论仅用了各自的语言发表或出版。因此,为了弥合这一认知鸿沟,笔者建议有关方面将各自的大讨论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正式出版。待这篇文章中文发表后,作者打算尽快发表英文版本,以便两国中美关系学界都知晓近两年期间的中美关系大讨论的内容。本文为了弥合两国中美关系学界存在的这一鸿沟做了以上的努力,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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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陈佳骏:40年40人|何亚非:中美需要大国胸襟来推动关系向前发展,澎湃新闻,2018年

12月18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3。[Chen Jiajun: 40 years 40 people| He Yafei: China and the U.S. need to embrace great mind to promote mutual relationship, The Paper, December 18,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3]

[62]郑永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时政国关分析,2018年11月24

日,检索于http://aoc.ouc.edu.cn/7f/98/c9821a229272/page.psp。[Zheng Yongn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blems China needs to face while rising up, Shizheng Guoguan Fenxi, November 24,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aoc.ouc.edu.cn/7f/98/c9821a229272/page.psp]

[63] 辛恩波,薛雍乐:40年40人|傅高义:中美需要更多有“人情味”的学者,澎湃国际,

2018年11月29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426。[Xin Enbo, Xue Yongle: 40 years 40 people| Ezra Feivel Vogel : Chin and the U.S. need more “humane” scholars, The Paper, November 29,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426]

[64] 薛雍乐:40年40人|李侃如:中美应谨防两国关系走向总体对立,澎湃国际,2018年12

月3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2。[Xue Yongle: 40 years

40 people| Kenneth Lieberthal: China and the U.S. need to prevent both countries from stand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 Paper, December 3,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2].

[65]文贯中:我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大国策智库,2018年11月29日,检索于

http://daguoce.org/article/12/415.html。[Wen Guanzhong: My Opinion upon Sino-U.S. future relationship, Daguoce Think Tank, November 29,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daguoce.org/article/12/415.html].

[66]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3

年第5期,第3-12页。[Jin Canrong, Liu Xuanyou, Huang Da: “the impact of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in Asia Pacific area upon U.S.-China relationship”, Northeast Asia Forum, No.5(2013), pp.3-12].

[67] 倪建平:汲取“共享历史”智慧,促进中美民间友好,美国学与国际研究,2018年12月21

日。[Ni Jianping: Absorbing the wisdom of “shared history”, and promote Sino-U.S. friendship among people, U.S. Stud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December 21,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MxHVxfrYy0duxPn6TQqktQ].

[68]薛雍乐:40年40人|芮效俭:美国能和更强大繁荣的中国友好相处,澎湃国际,2019年1

月1日, 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0。[Xue Yongle: 40 years

40 people| J. Stapleton Roy: U.S.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a prosperous China, The Paper, January

1,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0].

[69]薛雍乐、龙菲:40年40人|韩磊:中美加强国际议题合作惠及及人,澎湃新闻,2018年12

月29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670509&from=wifiKey。[Xue Yongle, Long Fei: 40 years 40 people| Paul Haenle: Sino-U.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beneficial to everyone, The Paper, December 29,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670509&from=wifiKey

[70] 辛恩波:40年40人|兰普顿:中美加强相互依赖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澎湃国际,2018

年12月9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2。[Xin Enbo: 40

years 40 people| David M. Lampton: The strengtheni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an help both countries overcome Thucydides Trap, The Paper, December 9,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2].

[71] 叶君:40年40人|布兰斯塔德:良好领导人关系引领中美美好未来,澎湃国际,2018年12

月15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515&from=yidian [Ye Jun: 40 years 40 people| Terry Branstad: good leadership can let U.S. and China have a better future, The Paper, December 15,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515&from=yidian]

[72] Jia Wenshan: Toward Engagement 2.0, not Cold War 2.0, CGTN, July 26th,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7-26/Toward-Engagement-2-0-not-Cold-War-2-0-Sr4WQoxZiU/index.html

[73] Fu Ying: Opinion|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Vietnam and

East Asia Blog, November 24,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thetaysonrebellion.com/2020/11/24/opinion-cooperative-competition-is-possible-between-china-and-the-u-s-by-fu-ying-the-new-york-times/.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8

旧文章ID:24115

崔天凯放重话: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手法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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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网

针对美国有人提出,拜登政府应当调整策略,联合盟友制衡中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这种调整是换汤不换药,很可能重蹈覆辙。他还发出警告:美方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来处理台湾问题很危险,再加上新疆、香港、西藏等问题,让人怀疑美国真实意图是想解体中国,非常危险。 

点击这里查看卡特总统给本次会议发来的贺信
点击这里查看这次会议的议程和发言人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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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邓小平访美42周年纪念日前夕,崔天凯27日晚间参加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与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的“中美接触42年:过去的成就,未来的调整”在线对话会。他在发表主旨演讲,评点美国对华手法时做上述表示。 
  崔天凯指出,过去几年来,一些人试图否定中美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本事实,制造谣言,煽动仇恨,挑起争端,劫持了美国对华政策,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的危险深渊。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注定以失败告终。 
  “近来又有观点提出,美国应调整策略,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重建平衡和秩序合法性。这种调整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很可能重蹈错误的覆辙,导致新的失衡,进一步扰乱地区秩序。”崔天凯说。 
  美国前总统卡特致信此次对话会,表示坚信美中两国人民要和平不要冲突。他写道:“我们需要齐心协力,呼吁我们各自领导人放弃零和竞争,找回互信,恢复相互尊重,再度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崔天凯表示,在新的历史关口,中美双方再次面临重大抉择。中美两国必须紧密相连,重建尊重、信任和正常关系。当美国努力走向团结、治愈、修复之际,中方祝愿美国取得成功,也希望正直、坦诚、尊重和远见能够回归美国对华政策。 
  崔天凯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四个主张: 
  第一,中美要互信,不要误判。崔天凯重申,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为了挑战或取代任何国家。各国可以和而不同,应该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引用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指出的:各国应摈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不是对立对抗的理由,而是合作的动力。 
  第二,中美要对话,不要对抗。崔天凯承认,中美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客观存在,但强调双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坦诚对话、相互倾听、增信释疑。对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应当以善意对善意、以诚意对诚意,寻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散布“对话无用论”,说穿了就是鼓吹对抗。 
  崔天凯特别指出,在中美关系中被炒作的一些问题,打的是所谓“价值观”的旗号,实际上聚焦的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让人不得不质疑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在这些事关中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希望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不要挑战中方的红线。 
  在对话会最后,当双方对话者谈到台湾问题时,崔天凯对他的这个论断进行了阐释。他说,他要发出警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两国处理非常重要和敏感的台湾问题提供了框架,而现在美方提三个联合公报时,也提“台湾关系法”,然后又加上“六项保证”。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指出,美国这么做,势必冲淡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甚至令之成为空话。 
  崔天凯进一步指出,不仅是台湾问题,现在这个名单越来越长,美方把新疆、香港、西藏等都加上。他透露,他曾经质问特朗普政府掌控国务院的那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中国所有的省份都加到这个名单上?你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中国人民会如何解读?美国这么做,中国人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美国的真实意图在于解体中国这个国家。如果真是这样,那太危险了。  
  第三,中美要合作,不要争斗。崔天凯重申,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他表示,当前新冠病毒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与日俱增。中方真诚欢迎美国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期待与美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抗疫合作。中美双方还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防范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 
  第四,中美要交流,不要隔绝。崔天凯指出,中美人文交流遭到的破坏令人痛心。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学者质疑,美国还是不是他们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学术研究还能不能摆脱政治迫害的阴影?越来越多中国游客担心,他们的签证申请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遭到拒绝?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在问,美方标榜的“公平营商环境”是不是真的存在? 
  尽管如此,崔天凯指出,没有什么能够割断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去年以来,我比疫情前更加繁忙,参加了更多云会议和视频交流,真切感受到中美两国各界加强交流、增进理解的强烈愿望。”他相信,21世纪没有“麦卡锡主义”横行之地,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中美两国人民推回封闭隔绝的时代。 
  至于中美双方是否正在进行沟通以安排双方高层通话和交流,崔天凯说,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这种接触和沟通进行讨论,拜登刚就职一周,也许双方需要多一点耐心。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8

旧文章ID:24114

崔天凯:中美两国必须紧密相连,重建尊重、信任和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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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天凯  来源:中美印象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与卡特中心共同举办的此次对话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人类社会,中美关系走到新的十字路口,而即将到来的农历牛年带给人们更多信心和憧憬。我们此次对话特别重要而有意义。

明天就是邓小平先生访美纪念日。42年前,他同卡特总统共同做出中美建交的历史性决定。自那以来,中美两国打破冷战坚冰,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不断深化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有力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事实证明,中美共同做出了正确选择,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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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去几年来,一些人试图否定这些基本事实,制造谣言,煽动仇恨,挑起争端,劫持了美国对华政策,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的危险深渊。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注定以失败告终。

近来又有观点提出,美应调整策略,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重建平衡和秩序合法性。这种调整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很可能重蹈错误的覆辙,导致新的失衡,进一步扰乱地区秩序。

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再次面临重大抉择。我赞同卡特总统的主张,中美两国必须紧密相连,重建尊重、信任和正常关系。当美国努力走向团结、治愈、修复之际,我们祝愿美国取得成功,也希望正直、坦诚、尊重和远见能够回归美国对华政策。

习近平主席在致拜登总统的贺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我们衷心希望中美为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中美要互信,不要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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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聚精会神脱贫攻坚、保护环境、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唯一的目标就是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为了挑战或取代任何国家。我们从来认为各国可以和而不同,应该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指出的,各国应摈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不是对立对抗的理由,而是合作的动力。

我们始终认为,中美都可以从对方的繁荣发展中获益,两国可以有竞争,但不必做对手,更应当成为伙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需要坦诚地回答一个问题:能否接受其他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发展起来,并与其和平共处?

我要强调,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和假想敌是严重战略误判,如果据此制定政策,将犯重大战略错误。

——中美要对话,不要对抗。

中美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客观存在,双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坦诚对话、相互倾听、增信释疑。对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应当以善意对善意、以诚意对诚意,寻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散布“对话无用论”,说穿了就是鼓吹对抗。

必须指出,在中美关系中被炒作的一些问题,打的是所谓“价值观”的旗号,实际上聚焦的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让人不得不质疑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在这些事关中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希望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不要挑战中方的红线。

——中美要合作,不要争斗。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以及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热点上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协调合作,充分表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

当前,新冠病毒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气候变化对我们星球的威胁与日俱增。中方真诚欢迎美国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期待与美方加强应对气变和抗疫合作。中美双方还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防范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中美要交流,不要隔绝。

中美人文交流遭到的破坏令人痛心。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学者质疑,美国还是不是他们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学术研究还能不能摆脱政治迫害的阴影?越来越多中国游客担心,他们的签证申请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遭到拒绝?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在问,美方标榜的“公平营商环境”是不是真的存在?

尽管如此,没有什么能够割断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去年以来,我比疫情前更加繁忙,参加了更多云会议和视频交流,真切感受到中美两国各界加强交流、增进理解的强烈愿望。我相信,21世纪没有“麦卡锡主义”横行之地,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中美两国人民推回封闭隔绝的时代。

女士们,先生们,

女诗人阿曼达·戈曼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上说:新的黎明会随同自由绽放,因为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看见光明、成为光明,光明就永远存在。

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追求光明,传播光明,一起为中美关系和人类社会开辟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预祝对话会圆满成功!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8

旧文章ID:24113

从华一代移民到加州Saratoga 市长,她希望能为华人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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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霜  来源:相约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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嬿近照 (照片由嬿提供)

【写在前面】趙嬿在12/16日当上了加州Saratoga市市长,周围多个邻里群,家长群,还有嬿的朋友们,热烈祝贺她的当选。一些朋友知道我两年前在她当选为市议员时曾采访过她(写过“访谈嬿”),建议我续访赵嬿,大家想了解她是怎么当上市长的?这两年她都经历了什么?于是联系了嬿进行了这次续访,感谢她的时间和分享!

被访谈人|嬿

采访人/撰稿人|晓霜

热烈祝贺您当选为Saratoga (萨市)的市长!2年前您被民选为萨市的市议员,2年后当了市长。您是(我们所知道的)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中第一位成为加州城市的市长,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Q:您可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市长是怎么产生的?你是怎么当选为市长的?

A:谢谢大家的祝贺。市长是每年由市议员投票选举产生的,一般与市民/选民无关(不是由选民投票决定的)。一般会考虑市议员的资历,工作经验和能力,很多时候是从市议员到副市长,再从副市长中选市长。

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我们市有5位市议员,其中2位白人,2名印度人,1位华人。今年一位白人议员和一位印度议员为了当选市长,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找了二百多名市民支持者来助选。为了公平起见,市里决定5 位议员都可以作为候选人。

最后投票的结果,我的得票最高,而且我是唯一一位超过半数的(4:1 当选)。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我当选为市长。 

12月15日市议会选举以 4:1 通过我当选后,16号我就正式上任了。没想到,那位印度议员没当上市长或副巿长非常生气,不服输。他发邮件对大家说,这不公正,他应该是市长。随后有人给我和副巿长送黑Email, 打电话来骂人,发泄私愤,甚至人身攻击。民主总会有不同的声音,选举总有输赢。我痛心这个国家的分裂和民主制度的破坏,不过我很坚强,经历过磨难,我只想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值得做的事情上。

Q:您觉得自己当选为萨市市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我想他们选我,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能力。

今年我们城市面对很多的挑战。

第一,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疫情财政收入降低,一方面州政府拨的财政经费减少了;另一方面因疫情商家生意减少,甚至关门,市里的收入减少,但是服务的需要增加了。

第二,我们这个城市,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人,老年人口比例高,市里的工作量非常大,尤其在疫情中。

第三,今年我们要做8年一次州政府规定的城市规划(Housing Element Planning)。 

每8年我们都需要制定城市未来土地使用的规划,必须得到州政府的审查和批准, 否则城市会失去土地使用权,州政府会直接接管。加州有自己的法律,对于每个城市的住房规划有强制性的要求,包括可负担住房的份额。比如说2006年,我还在城市规划委员会(City Planning Commission),那时要求我们萨市未来建房270幢;8年后要求建439幢;到了现在要求建1700幢。

我们这个城市99%是居住地,没有空地,所以没办法盖那么多房子。而且我们这个城市不像其他城市,人口增长有限,州政府统一的要求让我们难以做到。

面对市里的这些挑战,很多跟我共事过的人觉得我有能力,他们推我上去。虽然我是2018年才当市议员, 刚上任两年,也不是副市长,但我做过8年的城市规划委员,当过Chair;我在市里做各种义工,担任各种委员职务有15年以上的经验;曾任硅谷工程师协会理事长7年;我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了20多年。

与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我做过很多工作,他们知道我能够团结人,可以跟各种人打交道,可以跟所有的人合作,他们认为我有领导能力。

今年他们把我推上去,实际上是肯定了我的能力,但是我也感到一种责任和挑战。

市里的财政是不能赤字的,不像联邦政府可以印钞票。我们萨市非常有效,市里只有50多个雇员,负责整个城市的工作,警察、交通,防火,路面、公园服务,市政服务,财务等等。

我是工程师出生身,有数字概念。我在2人的财务规划委员会(Financial Planning Committee)。我马上会着手研究财务计划,与另一位财务规划委员商议,起草财务预算,然后交到市里审批,最后由市议员全体投票通过。

另外,我马上要着手准备今年的 Housing Element 的计划。 

Q:看到您在12月16号上任后,第一天就开了9个小时的会,第一次主持市议会,到了晚上11点才想起来还没吃晚餐,非常辛苦。

这2年您当选为市议员经历了什么?有没有什么预料外的事情?

A:没有什么预料外的大事情,但是工作量很大,而且每一天你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看到这次大选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在城市也一样,市民有不同的心声,有不同的意见。每一天,你都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市议员的工作主要是为市民服务,每个人的利益不同,所以要尽量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希望努力去做,跟竞选时所说的那样,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大家服务。一句话,就是做实事。

我还是在不断学习,也要学习州的法律,以便在市里制定相应的法规。

每天要面对很多不同的诉求,不同的声音,面对各种冲突,让这份工作具有挑战。

Q: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谈谈遇到的挑战或者冲突的事件。

A: 我们这边的山上有个酒庄(Mountain Winery), 它是我们附近的一个风景点,坐落于萨市西边的圣克鲁斯山脉,风景很美,一直是酒庄品酒和户外音乐会的场所,吸引很多人。

这个酒庄属于Santa Clara County,但是必须经过我们萨市,经过我们市里的公路,才能到达那里。萨市每年提供所有的服务,包括路面的服务,警察的服务和其他相关的服务,所有的经济效应都归 County, 我们只是提供服务,没有管理权和话语权,更没有经济收入。多年来萨市一直讨论这个山庄的归属问题,希望能解决服务(包括财务支出)与权益(管理权和经济收益)不一致的问题。

讨论多年后,终于在2019年市里提出了一个兼并计划(Annexation Project),并按要求做了一个环保方案。这本来是件好事,可以给市里增加财务收入,我们可以用来服务市民。

但是在这个计划中,酒庄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在山上盖酒店,虽然现在并没有这个计划,他们希望保留这个权利。这个兼并计划得到一些居民的支持,但是也遭到了很多市民的反对,他们觉得这会破坏城市的环境,影响交通和安全,还有环保问题等等。他们不仅反对,有人甚至要Recall 市议员,记者涌入,媒体报道,变成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事件。

我们那次在市里开会,将近150人参加,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市议会最后以3比2的投票结果终止了这个项目。

我们为这个兼并项目忙乎了大半年,跟市民见面,听他们的倾诉,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最后迫使市里放弃了这个项目。 

Q:看到竞选公职的,在职的官员,常会遭受对手的抹黑和人身攻击,您遇到过吗?您会如何对待?

A:民主社会,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大家要发声,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有时我想,大家参与,充分讨论,然后怎样回归理性,接受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现在看到任何的观点,都不会生气,我会去尽量解释,然后依法办事。

看到黑我的email, 我也不会生气,但我觉得有责任回复。我当选市长以后回复了三百多个邮件,包括前市长没来得及回复的邮件。

Saratoga 市的居民财富和受教育程度在美国都是排名很高的。在2009年被《福布斯》(Forbes) 评为美国20个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小镇之一。根据 2018年的美国社区调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的数据,Saratoga 列为美国第8最富有的城市。

这里注册的选民中70%是白人,老居民基本都是白人。你跟他们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很友好,但是有竞争的时候,老居民心里还是很微妙的。他们会觉得你一个姓赵的华人,怎么到我们这里来当市长了,所以你要做得比别人好才行。

我想通过自己努力告诉别人,我们也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外人。我要用自己的努力赢得市民的信任和认可。

我一张华人的脸,别人自然把我当作华人的代表,我也用不着藏起自己的身份,我肯定会为华人争取利益。比如说我在城市规划委员会工作时,华人要盖大房子,白人反对,不能理解。我就告诉他们,很多中国家庭三代同堂,我跟他们解释,别人就理解了,也保护了华人的利益。

但是作为民选官员和代表,我们要面对很多市民,很多议题,华人的利益也不一定统一,希望大家能看到民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在市里的工作跟党派无关,只是服务市民。 

Q:美国的华人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参政的,当上议员、市长、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仍然非常少,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些挑战?如果改变?

A:这与我们华人的教育背景有关,我们都觉得政客不可信,好像一提到政客就觉得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们只会玩权术,不可信。很少有人来赞扬他们做得如何好。

华人的文化更注重孩子的教育,家庭和工作,美国文化更注重让孩子出去参与社区活动,当义工。举个例子,在国庆节,Memorial Day,圣诞节的活动,我们城市的这些义工中,你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带着孩子在一起做, 庆祝活动中大家装饰节日,摆桌椅, 送水, 点灯,清理场地等等。

华人不太愿意出头组织这些活动,也很少参加,很多人觉得这些跟我没有关系。你如果不把自己当作主人,不把这些当作是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当外人,你不去付出,你不出现,你怎么可能得到社区的承认呢?

我们在美国的生活跟在中国很不一样。在中国,我们从小没有这种风俗和文化。美国小政府,很多社区的工作和活动都是靠民间的义工来做的。我们就是要为自己的社区付出时间和精力,就是要出现,去付出, 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参与社区是一种文化意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华人站出来发声,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这很好。我们还要让更多的华人参与,融入社区,应该有更加广泛性的参与和融入。

Q:怎么鼓励华人参与到自己城市和社区的建设?

A:首先要改变我们内心的观念,不要觉得跟我自己没有关系。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参与进去,当作自己的事情。

我当了市议员后,希望推动更多的华人参与到城市的服务。现在我们城市的 Commission 至少有3位华人了(一位城市规划委员;一位图书馆委员;一位管理公园的委员)。萨市2019 年成立的野火防卫 Task Force, 现在6人中有2 位华人。

每个城市有很多Commission,可以到你所在城市的网站去查,他们会不断招人的。有时招一个,有时两个。你看到感兴趣的位置就可以去申请,然后经过面试录用。面试时,他们会看你的兴趣,问你过去做过哪些义工,不一定要有相关的经验和专业背景。

我看到市里有什么空位子的话,都会马上转发,让大家看到。

这些城市委员会的工作,也包括市议员,市长,实际上都是义工,没有工资,市议员每个月也只有几百美金的车马费,但是可以做很多工作。

你怎么理解呢,可以把市议员当作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市长就相当于董事长,一个月开两次听证会,但是他们负责城市的管理,决定城市发展的方向。

美国的小城市,都是小政府,依靠义工做事。 

Q: 这次竞选,看到挺川与反川两大阵营价值观的冲突,看到美国社会的分裂,华人社区的分裂,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有什么建议?

A: 我们华人有时候非黑即白,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面对社会的分裂,我们要提醒自己,其实我们的共同点比我们的不同点更多。

在城市和社区的层面,除了挺川与反川,我们还有太多其他的事情,有太多的共同点。

我们城市规划委员会有7 人,我们市议员5 人,你不可能跟每个人,或者某个人的观点永远一致,往往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这个人观点一致,但在别的事情上,可能你跟他观点不一致,跟另外一个人观点一致,所以这是变化的,不同的议题就有不同的结论。

我想做到对事不对人,不以观点论敌友。民主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说的算。

我不会把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当作“敌人”。有时我看到一些华人非黑即白,对这种思维方式也不是很理解。

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华人的利益和后代的发展,但得到的结论可能不同。

作为市议员,也会有自己的观点,但希望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Q:您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市长?

A:我就是想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的城市和市民做点事。

前面已讲到,今年市里有很多挑战,这些都是我要做的工作。

1. 房屋规划,马上要参与,肯定也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事情。

2. 控制疫情,服务市民。我建议和推动我们城市每个月建一个临时的测试站,可以给老人每月提供一次免费的新冠测试。

3. 安全问题等等。

这些工作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我希望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大家一起把它做好。我感到自己的责任,这一年有很大的挑战,时间也很短,我会尽一切努力把工作做好。

我要用十倍的努力去做事,希望能给后面的华人铺路。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7

旧文章ID:24112

美媒爆料:蓬佩奥将加入华盛顿一智库,为2024竞选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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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网

海外网1月27日电 美媒26日曝光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最新动向,称其可能为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铺路。

美国Axios新闻网站消息称,蓬佩奥将加入华盛顿保守主义智库哈德逊学院(Hudson Institute),为他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参与2024年美国大选提供平台。通过加入保守派智库,蓬佩奥将密切关注对共和党至关重要的讨论和捐助者。

蓬佩奥将加入该智库的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美国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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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永远不会成为总统,科鲁兹和霍利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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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人感到不快,即便是共和党人也不会为他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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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投票给他。”

在美国国内,关于蓬佩奥参选总统的报道一直不断。21日,他发推写下“1384天”的字样,也引发不少美国网友猜测。美国《外交政策》21日发文,批评蓬佩奥将政治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择手段利用职权谋私利,堪称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国务卿。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7

旧文章ID:24111

美国财政部推迟对中国军企投资禁令生效期至5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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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财政部修改了有关对某些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及其子公司进行投资的限制性措施,把禁令生效日期延长至5月下旬。

美国财政部网站周三(1月27日)公布了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拜登政府表示,在5月27日之前,美国投资人对被列入清单的中国军方企业名字相接近但不完全一样的企业进行的投资项目,大多数都会获准。

但是,这项禁令将不允许美国投资者从事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军队企业及其子公司的证券交易活动。

上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12日颁布行政令,宣布从今年1月11日开始,禁止美国投资进入被华盛顿认定的由中国军方所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

行政令指出,这些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企业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筹谋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军队,提升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

该行政令还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这类中国企业的证券。这个做法的目的被认为是要对某些中国最大的企业施加影响,比如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公司。其中有些企业声称它们跟中国军方没有关系。

北京指责美国政府没有相关证据,认为这项禁令是对中国企业进行的任意打压。

来源时间:2021/1/28   发布时间:2021/1/28

旧文章ID:24110

麻省理工华裔教授陈刚涉隐瞒与中国关系被捕,学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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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LLEN BARR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这是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任期的最后一周,所以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安德鲁·E·莱林(Andrew E. Lelling)知道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时间不多了。但仍有一个重要的逮捕事件要宣布,这个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案件将会使他任期里的关键行动记录大放异彩。

当天上午,警方逮捕了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机械工程教授陈刚,他涉嫌隐瞒与中国政府机构的联系,以获取190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研究经费。

对陈刚的起诉是司法部已实施两年的“中国计划”(China Initiative)的最新行动,该计划旨在铲除将敏感技术交给中国的研究科学家。

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莱林说,他相信现年56岁、二十年前入美国籍的陈刚仍然忠于他的出生国。

他说:“诉讼指控暗示这不仅跟钱有关,而且与对中国的忠诚有关。”

自从陈刚被捕以来的10天里,他的同事们公开抗议,认为检察官的行为已超出范围,模糊了信息披露的违规行为与更严重的犯罪——例如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盗窃——之间的界限。

麻省理工的160多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明陈刚被指控隐瞒的与中国的联系是例行的学术活动,例如审查经费申请,并不是明确要求披露的活动。

校方则对检方的一项主张提出了质疑,称刑事诉讼中引用的来自中国的1900万美元经费并非陈刚个人所得,实际上是麻省理工和一所中国研究中心通过陈刚的联络进行的一项广为人知的合作的一部分。

陈刚不认罪,并以10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 麻省理工在为他的法律辩护付费——在类似案件中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M·里伯(Charles M. Lieber)的案件,他去年被指控隐瞒中国资金来源。

拜登政府已表示,将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维持强硬立场,并且正在进行大量调查。

联邦调查局负责波士顿办事处的探员约瑟夫·博纳沃隆塔(Joseph R. Bonavolonta)说:“为了让大家对这种威胁有个了解,作为参照,现在FBI大约每10小时就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反情报调查立案。”

但是一些学者说“中国计划”应该对仅基于外国经费披露的刑事诉讼予以重新考虑。这一计划已对大约10名美国学者和六名访问研究科学家提出了指控。

“该刑事申诉的许多内容似乎真的令人不安,”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的兼职高级研究员艾尔莎·B·卡尼亚(Elsa B. Kania)就陈刚的案件表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些指控似乎不足以作为如此强烈回应的理由。”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周报道,司法部官员正在考虑实行一项大赦计划,该计划将使美国的学者能够披露过去的外国供资而不会面临刑事调查的风险。该报报道说,高级官员已在传阅一份按照此方针起草的提案草案。

令人瞠目结舌的指控

1月14日,对陈刚提出的起诉令人瞠目结舌,部分原因是涉案金额巨大。

检察官说,以纳米级导热物理研究而闻名的陈刚自2013年以来已获得1900万美元的美国经费,同时还获得了2900万美元的外国经费,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政府资助的一所研究型大学的1900万美元。

“在这些案件中,真正的受害者是你们纳税人,”博纳沃隆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相信,他在申请稀缺的联邦资助时,通过利用我们的系统来加强中国对纳米技术的研究,故意并自愿骗取了至少1900万美元的联邦资助。”

尽管从中国获得经费是合法的,但未向美国披露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可能会导致电信欺诈或虚假陈述的指控。

在五天后提交的起诉书中,指控中的详细数额略少。

有两项与信息披露有关的电信欺诈指控。检察官表示,2017年,在向能源部申请270万美元资助时,陈刚没有披露与中国有关的五个联系——例如,他是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评审专家”,以及中国政府的“第四位海外专家顾问”。然后,在2019年的进度报告中,他没有列出这些机构以及三家新的中国机构,其中一家机构承诺向他支付35.5715万美元,起诉书称。

第三项和第四项指控更为直接:起诉书称,陈刚在2018年的税务申报文件中未能按法律要求,申报一个存有1万多美元的中国的银行账户。

莱林承认,陈刚没有被指控向中国传递敏感信息。

“这是关于欺诈和税收指控,”他说。“起诉书没有说明敏感信息是否真的由陈教授交给了中国。我可以从大体上说,中国人使用的策略是通过慷慨资助外国科学家的工作来促进研究合作。”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任司法部中国立法提案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莱林说,他希望这些备受瞩目的起诉能在学术界产生普遍影响,迫使研究人员遵守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

“我们的目标不是给国际合作制造寒蝉效应,所以这是不好的一面,”他说。“好的一面是,现在这一切已经公开了。现在,学术界知道,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执法是认真的。”

“他很会筹钱”

陈刚的同事及朋友锁志刚表示,近一年来,联邦调查人员显然一直在准备针对陈刚的案件。

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教授锁志刚说,去年,陈刚从中国返回波士顿后,受到了移民官员的质询,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也被没收。

锁志刚说,令陈刚陷入困境的是,筹集资金是他在麻省理工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来自中国的资金,尤其是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当时他担任该校机械工程系主任。

“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研究人员,”锁志刚说。“他很会筹钱。”

在此期间,麻省理工学院与深圳当地政府成立的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开展合作,陈刚成了该合作的公众形象代表。锁志刚说,这笔交易同时完成了两件事:它让中国推进了纳米技术研究,也为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资金。

“当然,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但最终目标是给麻省理工筹钱,”他说。“麻省理工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签了这个大合同。院长签署了这个大交易。”

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上周发表声明,指出与南方科技大学合作的1900万美元资金不是提供给陈刚个人,而是提供给麻省理工学院的。

“虽然陈教授是该中心代表麻省的首届教务主任,但这不是个人合作,而是一项院系合作,得到了学院的支持。”

与南科大项目相关的1900万美元中国资金,虽然在刑事控诉中被强调,但在五天后提交的刑事起诉书中并未提及。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黄亚生说,比起以往的案例,如果说学者们为陈刚提出的抗议更激烈,那是因为同事们觉得,陈刚被控隐瞒的活动只是普通行为。

“这是我们学术界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写推荐信,筹集资金支持研究,”黄亚生说。

他说,研究人员发现自己受困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过去几年,美国政府鼓励与中国机构合作,不会对潜在冲突进行积极审查。

“政策变了,”他说。“以前,你做的事情是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了。我认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是合理的,但将正常的学术行为定为犯罪,这并不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办法。”

Ellen Barry是《纽约时报》新英格兰分社社长。她曾担任时报俄罗斯和南亚分社社长,是2011年获得普利策奖国际报道奖的团队成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EllenBarryNYT。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7

旧文章ID:24109

拜登将如何处理特朗普的“南海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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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相秒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给拜登留下了诸多的“南海遗产”。除了实施对中国军事高压态势之外,美国已经承诺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并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外交合作成果。美国还公开表态支持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越南及印尼对南海某些岛礁主权和部分海域的权利主张。更有甚者,美国成功推动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德国对中国在南海某些主张的法律基础联合发起挑战。那么,拜登团队将如何处理这些“南海遗产”?

对拜登南海政策的四个预测

显然南海问题绝对不会是拜登政府未来四年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新冠抗疫、经济复苏、修补社会裂痕、重建同盟和伙伴国体系才是未来1-2年内其施政重点。但不管拜登接不接受前任的施政理念,他都将不得不面对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留下的烂摊子。从拜登团队组成及其偏好看,美国未来南海政策可能会出现四个较大的变化。

预测之一:美军在南海的行动将从战场建设、战争准备回归以威慑为导向,在维持规律性航行自由行动之外,对中国抵近侦察和底线测试的力度或将有所收敛。

总结美军2020年在南海行动,其出发点已彻底转向测试中国底线,为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做好情报搜集、战术演练等方面的准备。拜登团队深知对中国步步紧逼可能会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而这与其优先处理国内和经济议题的政策安排相悖。拜登政府将重回奥巴马时期的行动目标,围绕对华有效威慑,部署南海军事行动。未来美军不会停止在南海对中国的海空军事行动,但行动频率、抵近程度(距离中国海岸线远近)、时机选择等方面都将有望呈现降温迹象。

航行自由行动已经成为美军在南海显示存在的一种政治手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军对重启航行自由行动可能引发中国过激反应尚有顾忌,但经过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检验之后,美国不仅认定北京不会对其航行自由行动做出更大反应,还抱怨这一行动过于软弱、不足以形成对华有效威慑。因此,拜登政府将沿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采取年度计划批准形式,把航行自由行动的审批权限下放给国防部,由国防部决定行动时间、频率和力度。但几乎可以确定,美在南海对中国航行自由行动的间隔频率、力度和范围不会有较大调整。

预测之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重心将从看得见的军事、舆论、外交打压转向看不见的规则和法理上的遏制。

特朗普执政四年里,美国四面出击,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实施全领域压制,包括军事、外交、仲裁裁决及“准则”磋商等,并优先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从26次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一个月内两次在南海开展双航母演习到2020年一整年不间断、高频率、多样式的对华空中抵近行动,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规模、范围、频次、军种都创下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新纪录。同时,美国两次派遣航母访问越南并将美越军事安全合作提升至两国恢复建交后的新水平,并在2020年上半年出动军舰支持马来西亚在南康暗沙的单边油气活动,种种举措都表明美国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打压中国的意图。

布林肯、沙利文等拜登团队核心决策者显然清楚对华军事和外交高压政策将冒中美武力冲突的风险,且难以得到马、越等国的支持。因此,奉行规则至上主义原则的拜登团队将把目光聚焦到国际法规则的运用和“准则”磋商方面,在继续援引仲裁裁决挑战中国南海主张的法律基础的同时,还将通过外交干预、公开声明对“准则”磋商施加影响,最终实现对中国的规制。相比于一线军事较量的“有形战场”,规则和法理的“无形战场”对中国的挑战和压力将只增不减。

预测之三:拜登政府将编织更加紧密的多边合作架构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但会采取更加灵活、多样化的措施获取南海沿岸国家的支持,其目的也将从打造所谓“反华统一战线”调整为干扰中国与声索国及东盟国家间稳妥处理南海问题的进程,并在安全领域进一步 “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拉拢南海沿岸国建立对华阵线的意图早已是众人皆知,但其以军事为基础、直接将矛盾对准中国的手法并未得到菲、马等声索国的支持,甚至颇令南海周边国家感到为难和担忧。自奥巴马时期开始,将“冷战”时期建立的双边同盟架构调整为三边甚至多边合作架构,就是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中心思想,而南海问题恰好成为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将继承这一战略思想,在南海地区重新建立由美国主导、区域内外国家广泛参与的多边架构。

但拜登团队将吸取特朗普政府的教训,避免沿岸国家因担忧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而放弃与美国合作,降低这一多边架构的遏华色彩,转而通过提升双边或多边军事安全合作,对菲、马、越、印尼等国与中国妥善处理海上分歧施加负面影响。犹如“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所呈现的,美国组建多边架构的直接目的不在于正面打压中国,而是借南海问题把周边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安全架构,从而在安全领域令中国孤立无援。事实上,军事安全合作一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如果美方采取这一措施,南海地区地缘安全格局或将迎来新的变化。

预测之四:为了遏止美中在南海地区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态势,美国将促使日本成为美军在南海行动的得力伙伴,并推动印度在南海军事存在常态化,利用同盟和伙伴国遏止自身力量相对优势下降的态势。

美军在南海地区力量绝对优势式微态势早已显露,水面舰艇数量与任务量不相匹配,部分老旧舰船亟待更新换代,加之国防预算增长因经济衰退而减速。美国虽雄心勃勃地提出庞大的建造新舰计划,但即使如此,亦可能出现力量补充断档期。维持力量压倒性优势是美国印太地区战略的中心目标,只要美国还坚持现有全球战略框架,就不会容许南海地区力量对比继续朝着“中升美降”的方向发展。同盟和伙伴国早已是美国全球性权力的重要组成。在印太地区,日本的海军力量在美国诸盟友中当属首位,而且执着于追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日本对向东南亚地区常态化投射兵力也有迫切的战略诉求。此外,美国如果能推动印度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将为在南海地区构建美、日、澳、印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找到突破口。因而,在自身力量增速跟不上地区力量对比变化节奏之前,熟悉日本事务和热衷拉拢印度的拜登团队将重点支持日本扩大前沿军事行动,甚至在南海周边建造前哨军事基地,并推动印度常态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以确保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不会遭到根本性破坏。

中美南海博弈的三种结局

中美南海博弈无非有三种结局:对抗型、冲突和危机管控型、对话与合作型。中美在南海的结构性矛盾并非新近才产生,十年来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两国在南海的较量朝何种方向发展,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决策。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尚能通过首脑会晤、决策部门间的战略沟通取得共识,并运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规则防控潜在危机。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彻底将双方南海较量推向全面对抗的一边,双方已经建立的危机管控机制几近失灵。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南海问题军事化、法律化和国际化态势从趋势逐步发展为事实的四年,这三个动态也是2020年南海形势的显著特点。2020年南海的“军事化”态势因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军事活动的空前加大而成事实;美国宣扬及各声索国在给联合国外交照会或公开声明中普遍援引仲裁裁决,使得南海问题的“法律化”已是大势所趋;美、日、英、澳乃至德国发表选边站队立场鲜明的外交照会或声明,标志着南海问题已成为国际性问题,“国际化”几成定局。

未来,不管美国如何调整南海政策,其主线仍然是与中国展开博弈。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有选择的继承,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会降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直接对抗,但双方较量的烈度似乎并不会降低。特别是拜登政府在上台72个小时内就派遣“罗斯福”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南海,从此举似乎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目前无意为愈演愈烈的中美南海较量及高烧不退的海上安全局势降温。

更令人担忧的是,规则之争才是各方地区秩序主导权争夺最后但也最为重要一环。美国“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正是建立在对国际机制的绝对控制权的基础之上。以“准则”磋商为主要内容的规则主导权之争,已经被美国视为关乎能否继续维持地区秩序支配性地位的标志。因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打压虽然不会停止也断难降低,但其已经很难采取除战争之外的新形式,而中美以规则主导权为核心、覆盖力量和话语权优势的竞争将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激烈态势,而有关南海形势回归趋稳向好的期望可能会再度落空。

缓和中美南海较量的出路

近几个月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提出,中方如果能主动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将缓和中美在南海愈演愈烈的对抗性关系。反之,在中方学者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军事和外交打压才是两国南海较量升级的根本原因。倘若拜登政府能在一些议题上停止对中国海上权益主张的侵犯、安全上的威胁和声誉上的损害,中美缓和南海较量紧张局势完全可能,甚至双方还可以在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领域建立对话合作关系。

需要指出,缓和中美南海愈演愈烈的竞争态势并不是一个“谁先让步”的问题,而应从根本上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对中国南海政策主张的不满几经变化。奥巴马时期美国要求中国澄清在南海的主张及战略意图,中美在南海矛盾的直接体现是:美方认为中国模糊不清的主张和战略可能危及其利益诉求。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以自身扩张性历史经验为基础,直接推定中国将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己”那样,在南海地区建立“帝国”。“有罪推定”的思维使得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一切政策主张都蒙上了“挑战”和“威胁”的心理阴影,而美国基于这一心理判断所采取的军事、外交、舆论、规则等领域的应对行动则直接导致了中美在南海对抗的升级。

相对于美国在南海随着自身认知和心理变化而变化的利益诉求和威胁定位,中国对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主张自始至终从未调整,所不同的是因应海上形势演变而采取略有差异的应对措施。

要想美国完全消除对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地区影响力不断显现的中国的警惕和遏制,这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实现,而中国则不可能因美国的阻挠而放弃不可让渡的主权和海洋权利。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中美南海竞争毫无缓和可能,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为此创造空间。

美国战略界并不乏明白人,这些有志之士深知从成本-收益来讲,对话与合作才是多赢之道,既有助于中美彼此减少在南海的军事和外交投入,又可降低地区紧张局势。但从布林肯等内阁要员国会听证会表态、国防部长奥斯汀甫一就任便与日本和英国就印太地区战略进行对话以及出动航母进入等一系列表现看,美国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将南海政策思维由特朗普时期以对抗甚至战争为导向,转换为基于危机管控和海上合作的目标。拜登政府只有走出特朗普政府的阴影,树立新的价值观和政策目标,才能为从本质上跳出呈现螺旋式上升的中美南海竞争困局创造可能。

就现阶段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就几个问题采取建设性立场,为中美南海竞争打开另外一扇窗。第一,美国应首先停止炒作岛礁建设、渲染“中国南海威胁”损坏中国国际声誉的行为。第二,美国若能停止针锋相对的航行自由行动和步步紧逼的海空抵近行动,那么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将随之大大降低。第三,美国如果停止鼓动域内外其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海洋主张,将大大有助于两国实现在南海问题上的和解。

倘若美国能将诸如此类的积极措施纳入政策框架并付诸实践,中国也必将采取相应有助于给两国南海较量降温的措施,那么两国摆脱“南海竞争困境”则指日可待。

(注: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7

旧文章ID:24108

福山: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如何加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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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来源:IPP评论

2014年,我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衰退表示了遗憾,美国的治理机构正在不断失灵。在该文中,我写道:“知识体系的僵化和各方政治力量的固化相结合,正在阻止这些机构进行改革,而且,如果不对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就不能保证情况会有多大改观。”

在紧接着的几年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崛起似乎有可能呈现出这样的冲击。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我在这些版面上重新审视了政治衰退的问题,看到“两派选民都奋起反抗他们认为腐败且假公济私的建制派,转向支持激进的新兴势力,希望进行一次净化清洗”,我很受鼓舞。然而,我也警告说:“民粹主义十字军所兜售的万能灵药几乎完全无济于事,如果接受这些土偏方,它们将扼杀发展,加剧痼疾,并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但事实上,美国人接受了这些偏方——或者至少是被足够多的美国人所接受,从而将特朗普送入白宫。而情况确实变得更糟了。恶化的过程以惊人的速度和此前难以预料的规模继续进行着,最终导致了1月6日暴徒袭击美国国会大厦这样的事态发生——一次由美国总统鼓动的叛乱行为。

与此同时,导致这场危机的基本条件仍未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削弱了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体制仍然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进行自我改革。然而,这些情况已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两种新出现的现象使情况严重恶化:新的通信技术使民主审议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蓝”派和“红”派之间曾经的政策分歧已经升级为文化认同的分歧。 无法调和的分歧

理论上讲,精英阶层对美国政府的把控可能会促进团结,因为它激怒了政治分歧的双方。不幸的是,这种敌意的对象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不同的。对左派人士来说,这些所谓的精英是公司和资本利益集团——化石燃料公司、华尔街的银行、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们和支持共和党的巨额捐赠者-——服务于这些利益体的游说者和资金一直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利益,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清算。

对那些右派来说,劣迹斑斑的精英们是好莱坞、主流媒体、大学和大型公司中的文化权力经纪人,他们拥护一种“警醒”的世俗意识形态,与美国保守派所奉行的传统或基督教价值观相左。即使在人们可能认为这两种观点会重合的领域,比如针对巨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日渐担忧,双方的关切点也是不相容的。民主派(蓝)指控Twitter和Facebook宣扬阴谋论并鼓吹特朗普主义,而共和派(红)则认为这些公司对保守派抱有无药可救的偏见。

美国政府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明显,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它也有其优点。总的来说,宪法的分权制衡是有效的:尽管特朗普不遗余力地削弱国家的制度基础,但法院、官僚机构和地方一级的官员阻止了他做出最坏的举动。最明显的案例是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所付出的努力。

司法系统(通常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组成)拒绝纵容特朗普一方向法院提起几十起无理诉讼。而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Brad Raffensperger)等负责监督佐治亚州选举的共和党官员则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总统,因为总统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非法扭转他在该州的历史性失利。

但是,在制约特朗普的同时,这些掣肘也将限制未来任何试图改革该体制基本功能障碍的努力。最重要的制度缺陷之一就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参议院的构成,共和党人拥有关键优势,这使得他们尽管在国家和州两级赢得较少的民众选票,却能掌握权力。鉴于通过和批准修正案的门槛高得惊人,对美国宪法的修改,如取消选举团制度,根本就不可能。

虽然民主党在参议院里勉强过半数的席位使共和党在内阁任命等日常问题上失去了否决权,但在更大的改革方面,例如哥伦比亚特区的州地位议题,或为了对抗共和党试图剥夺公民选举权的举动而提出的新投票权力法案,都将遇到共和党的极力阻挠。

本届当选总统拜登将需要一定的运气和技巧来推动立法案通过,即使这项立法案显得并不那么具有野心,如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基础设施支出。在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近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设想的结构性转型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将遥不可及。 从政党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美国政治的根本性功能障碍是国家的制衡机构与政治两极化相互作用,产生了停滞和无休止的党派斗争。此后,这种两极分化变得更加极端和危险。其中一个驱动力是技术,它削弱了主流媒体或政府本身等既有机构塑造公众信仰的能力。

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如今,77%的共和党人认为2020年大选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人们一直在谈论右翼日益增长的专制倾向,这点在特朗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身上确实得到了体现。但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投票给他,并继续支持他,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的理念,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捍卫民主,反对一个操纵总统选举的民主党。

如何解决这个由技术引起的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推特和脸书在1月6日国会大厦遇袭事件后,对特朗普进行了去平台化处理,这是正确的做法。作为对国家紧急情况的短期快速反应,这一决定是有理有据的。煽动暴力与行使受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是不同的。但从长远来看,私营公司擅自做出这种会导致公共性后果的决定是不合法的。

事实上,国家当初允许这些平台发展得如此强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和两位合著者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推动建立一层由竞争性的“中间件”(middleware)公司组成的筛选机制,让这些平台将内容审核的任务外包给这些“中间件”公司,从而减少平台的权力,让用户对所遇到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不会消除阴谋论,但会减少平台放大边缘声音和压制其他不受欢迎的声音的权力。 制约特朗普的制衡机制也将会限制未来任何试图改革体制的努力

第二个新变化,即从对政策问题的争论转变为身份认同的对立,已经不可估量地加深了国家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趋势初现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左右两翼在税率、医疗保险、堕胎、枪支和海外军事力量使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固定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群成分等问题所取代,这些固定群体是由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其他广泛的社会标签定义的。政党已被政治部落所取代。

部落主义的兴起在共和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朗普轻而易举地让该党及其选民放弃了推崇自由贸易、支持全球民主、敌视独裁等核心原则。随着特朗普自身神经质和自我陶醉的程度加深,该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你是否是共和党人,取决于你对特朗普的忠诚程度:如果你稍有背离,批评他的任何言行,你就会被赶走。

这最终导致该党拒绝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纲领,而是选择简单地申明将无条件支持特朗普。这就是为什么戴口罩和认真对待COVID-19传染病的简单措施会成为让人苦不堪言的党派问题。

这一切都建立在2016年后出现的社会分化上,而这项分化毫无掩饰地体现在地理分布和人口构成上。正如政治学家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所表明的那样,支持和反对特朗普情绪的一个最大的相关性就是人口密度。这个国家被分为蓝色的城市和近郊,红色的远郊和乡村地区,反映了在价值观上巨大的文化分裂——这种分裂存在于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 政党被政治部落取代

但现在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益普索(民调公司)去年秋天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阴谋论所提出的荒诞核心主张,即如民调人员所说,“一群崇拜撒旦、运营儿童性爱产业的精英正在试图控制我们的政治和媒体”。共和党不再是一个基于思想或政策的政党,而是更类似于邪教的东西。

部落主义也存在于左翼,但形式上不太明显。身份政治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觉醒之后在左翼诞生的。基于身份的动员,相悖于基于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别取向的歧视,对于左翼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演变为对群体认可的要求和对一个群体差异性的积极肯定。但总体而言,民主派比共和派更加多元化。在拜登担任总统后,民主党内各派系之间将在这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人身上从未发生过。

分崩离析

拜登就职后,国家将何去何从,谁也说不准。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共和党内部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行为太出格了,一些共和党人终于公开与他决裂。在政治上,特朗普的当选并没有让共和党处于强势地位:该党从2017年的掌握总统职位和国会参众两院,到如今,无力掌握任何一个机构。但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经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即使这次变成暴力行为,也未必能让人们望而却步。

可以想象,随着前主流共和党人适应了下台的现实,以及出于扩大党内联盟以便赢得未来选举的需要,他们会缓慢但稳步地重新夺回主动权。或者,特朗普也可以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祖国牺牲一切的烈士来保持对共和党的控制。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想象,特朗普及其铁杆支持者会蜕变为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来回击他们认为不合法的拜登政府。

这一切最终如何发展,将在未来几年对全球民主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给威权国家送上了一份“大礼”:一个分裂的、充满内忧的、与自己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驰的美国。

拜登以民主党在国会的勉强过半席位入主白宫,并不能让美国恢复以往的国际地位。特朗普主义必须被彻底摒弃、连根拔起,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样。那些在国家机构周围建立规范性护栏的精英们必须重拾勇气,重新建立他们的道德权威。他们能否勇于迎接挑战,将决定美国国家制度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决定美国人民的命运。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塞缪尔·P. 亨廷顿。“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

本文系IPP独家译著。译者:衡一凡审校&编辑:IPP传播

来源:Francis Fukuyama, “Rotten to the Core? How America’s Political Decay Accelerated During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2021-01-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8/rotten-core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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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Condemning and Combating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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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eph Biden  来源:Whitehouse.gov

Advancing inclusion and belonging for people of all races, national origins, and ethnicities is critical to guarantee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inflammatory and xenophobic rhetoric has put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API) persons,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businesses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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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deral Government must recognize that it has played a role in furthering these xenophobic sentiments through the action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cluding referenc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by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its origin.  Such statements have stoked unfounded fears and perpetuated stigma abou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increasing rates of bullying, harassment, and hate crimes against AAPI persons.  These actions defied the best practices and guidelines of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nd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harm to AAPI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t must be addressed.

Despite these increasing acts of intolerance,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have made our Nation more secur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An estimated 2 milli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have served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crisis as healthcare providers, as first responders, and in other essential rol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combat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nd should work to ensure that all members of AAPI communities — no matter their background,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 are treated with dignity and equity.

By the authority vested in me as President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is hereby ordered as follows:

Section 1.  Condemning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everyone in America, including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My Administration condemns and denounces acts of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API communities.

Sec. 2.  Combating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hall,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VID-19 Health Equity Task Force, consider issuing guidance describing best practices for advancing cultural competency, language access, and sensitivity towards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OVID-19 response.  In developing any such guidance, the Secretary should consider the best practices set forth by public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for mitigating racially discriminatory language in describ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agencies) shall take all appropriate steps to ensure that official actions, documents, and statements, including those that pertain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do not exhibit or contribute to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gencies may consult with public health experts, AAPI community leaders, or AAPI community-serving organizations, or may refer to any best practices issu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to ensu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AAPI communities.

(c)  The Attorney General shall explore opportunities to support, consistent with applicable law, the efforts of State and local agencies, as well as AAPI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 bullying, harassment, and hate crimes against AAPI individuals, and to expand collection of data and public reporting regarding hate incidents against such individuals.

Sec. 3.  General Provisions.  (a)  Nothing in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construed to impair or otherwise affect:

(i)   the authority granted by law to an executive department or agency, or the head thereof; or

(ii)  the functions of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relating to budgetary, administrative, or legislative proposals.

(b)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implemented consistent with applicable law and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appropriations.

(c)  Independent agencie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memorandum.

(d)  This memorandum is not intended to, and does not, create any right or benefit, substantive or procedural, enforceable at law or in equity by any part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ts departments, agencies, or entities, its officers, employees, or agents, or any other person.

(e)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s authorized and directed to publish this memorandum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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