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对拜登时期的美中关系，普遍预期比特朗普时期要乐观一点。鉴于拜登本人的温和民主党人的建制派色彩，行事具有可预测性，以及双边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已跌入谷底，再坏也莫过如此，人们预期的稍稍乐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政府在拜登上台前后也多次递橄榄枝，向美国新政府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但拜登的就职演说几乎没提对外关系，更没涉及中国。他入主白宫后签发的行政命令多是同疫情有关的内政问题。这表明拜登至少在初期将像他在竞选中主张的，会把施政重点放在国内。事实也使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只有尽快控制疫情，重振经济，才能放手去做其他事情。

然而，这并不表示中国就被华盛顿忽略了。虽然拜登没有公开谈及他的中国政策，但在华盛顿，中国就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在参议院日前的听证会上，拜登政府准备走马上任的内阁官员，如国务卿、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均表达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尤其国务卿布林肯，不仅认可特朗普政府谴责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还赞同特朗普过往对中国采取的较强硬立场。他对前任国安团队不满的是认为他们对中国只一味施压，而没有采取强硬的预防外交去威慑北京。拜登自己在竞选中也把中国在新疆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

这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会马上对北京在新疆的做法出台比前任更严厉的制裁，有待观察，但也说明一个事实，即华盛顿在对华关系上，不可能也无力摆脱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和四年前的特朗普比起来，拜登时代的美中关系将明显受到两方面的强有力约束。一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内政问题，疫情和经济重振、党争和政治极化、种族矛盾和社会撕裂，都将严重牵制拜登的对外政策，让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和资源去处理，它们的解决程度影响拜登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包括对华关系。

二是特朗普的对华遗产。特朗普四年最大的外交改变是重置了美中关系，这种重置不仅针对两国的邦交，也在美国社会内部改造了对华关系的基础和氛围。今天的美国对华强硬不只是两党和精英层的共识，也成为多数美国民众的认知，美国社会已经接受了特朗普塑造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的观念。这种情景下，拜登注定无法再重置美中关系，只能在特朗普搭下的对华政策框架内寻求改变或修复。

也许有人会把拜登的内阁官员特别是国安团队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对华强硬表态不要看得太严重，认为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实际行动。因为美国历届政府上台伊始一般对中国都会表现得很强硬，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要向美国人民表达不会对共产政权妥协。但在过一阶段后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会缓慢或快速地软化其强硬立场，甚至有可能和中国走向“蜜月”。特朗普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即使是特朗普，也在初期强硬后有所缓和，后来就算打贸易战，也和习近平“惺惺相惜”，不愿对后者恶语相向。从这个角度说，拜登政府现在表现出的对华强硬言辞不让人奇怪，特别在考虑美中关系的情形下。

可问题或许正出在这个强硬抗中的共识上。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不只是像历届政府一样，简单为显示立场，因为拜登本人做过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且长期在参议院从事外交工作，对中国事务熟悉，不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坛素人不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外交事务，上台后有一个熟悉过程;他的多数内阁成员也是奥巴马时期的阁僚，和中国打过交道，甚至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设计者，因此，在目前的大气候下，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不能仅仅以新政府上台之初惯有的表现来认知。鉴于拜登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立场及坚守价值观外交，北京和拜登政府的冲突，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提早发生。

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有务实一面，它推行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后期，将矛头公然对准中共和习近平政权，要切割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关系，改造(实际是)颠覆中共。但拜登政府会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外交，打民主和人权牌，其人权外交会更具韧性。布林肯已公开表示，拜登当政后，会将民主和人权摆在对华政策的关键位置，并在这些问题上更有力地回击北京。因为如果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与中国接触”，那么除了实力之强，就是价值观之强。拜登在选胜演说并在就职演说中两次提到，美国要以榜样为力量，而非仅仅用力量的榜样。

这个榜样的力量落实在对华关系上，莫过于推行人权和价值观外交，让中国民众重拾美国民主的信心。虽然美国在政府交接期出现了国会骚乱一幕，让美国的民主灯塔之光在全世界有些暗淡，然而民主和人权外交依然是美国对待专制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最好“武器”，有如布林肯所言，拜登政府会在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上对北京实行“强硬的预防性外交”，如联手民主国家制定国际贸易的人权规则和规范，同北京公开讨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加大对受迫害人权的个案救济等。

对中共而言，以它现在的实力，是不太担忧美国在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的，因为这样反而会强化它在中国民众中的民族利益维护者的形象，提升其合法性，从而掩盖政权本质的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声称切割中共和民众关系，然由于它实际打击的是中国而未达到该目的的原因。但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外交点中的正是中共的死穴，后者最害怕的就是给人民自由的政治权利。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会唤醒大众被中共残酷镇压，以及因表面的抗疫成功对官方宣扬的极权体制的“优越性”的某种认同，而蛰伏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

可想而知，虽然拜登政府明言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但北京会无法容忍华盛顿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强硬要求，在这方面将迟早产生激烈交锋。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5

旧文章ID：24102

作者：杨探骊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从去年3月我和孩子被迫从美国回到中国，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前，半岁大的宝宝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现在，他会跑会跳，会亲切地呼唤爸爸妈妈，还学会了说一个英文单词，up(向上)。

除了孩子的成长，在这样艰难的一年里，“向上”是我努力保有的一种信念，即便现实困难重重。

2019年年底，我被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选派为驻美国记者，任期为三年。然而刚到美国三个月，随着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击范围不断扩大，美国要求中国驻美的五家官方媒体机构裁减人员，我和其他59名中国在美记者被变相驱离。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非常时刻，我只好带着孩子冒着感染的风险辗转多地，历经三十多个小时回到国内。

事件刚刚发生时，我和其他被驱离的中国记者都选择了沉默。但后来我发现沉默没有换来和平或者进步，中美交流空间在被不断压缩。所以，我开始公开讲述这次中美媒体交流危机。通过审视两国媒体工作者的遭遇，可以看到，中美向对方媒体重新开放的迫切需要。

对中国记者的这次驱离看似事发突然，但其实这场“媒体战”早已开始，去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五家中国媒体机构将作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受到监管，遵守与中国外交使团类似的规定。第二天，中国宣布将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迫使他们离开中国，以惩罚该报此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文中批评了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但中方认为其报道内容是对中国的一种诋毁，尤其是文章标题在中国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

宣布我们将要被驱离美国的那天，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指责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外国记者进行“监视、骚扰和恐吓”。庞皮欧称美方寻求对等，他说，“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将促使北京对美国和其他在华外国媒体采取更加公平和对等的态度。”

然而，这个举动换来的是中方的反制。半个月后，中国对美国驻华媒体采取了“对等”措施，13名在中国工作(包括七名《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也遭遇了与我们类似的挫折。

在美国期间，我曾负责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美国新冠疫情等事件的中英文报道。由于驱离是突发事件，公司需要时间给我做出重新安排，所以至今，我仍在北京等待再次被派往新的国家。在中国，我只能通过别人的报道研究中美关系，跟进美国新冠疫情、黑人平权运动以及总统大选，内心终究有些失落。我的职责本是在现场报道这些事件，但我却无法履行这项职责。很多被驱离的中美记者也都跟我有着同样的遗憾。

而依然留在美国的中国记者，他们不得不加倍工作。其中有一部分记者的签证时效被缩短，需要三个月申请一次续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因此而充满了不确定性。近几年，特别是最近，许多美国媒体的驻华记者也面临类似的困难，需要每一到三个月申请一次续签。

新年来了，中国人常说辞旧迎新，摆脱旧事物，迎接新改变。

特朗普离任，乔·拜登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我像大多中美记者一样，希望中美关系有机会来到一个新的起点，即使特朗普政府在最后执政时期继续恶化了局势。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前景已经有众多分析与预测，那么至少在媒体交流方面，双方能走出阴影吗?

我最近联系到几位中国和美国媒体的记者，跟他们做了一次小范围的调研，大家的答案是一致的：受制于两国关系，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善，但中美现行的记者签证限制政策很可能会有所缓和。

近一年来，对中国媒体的限制政策主要由美国国务院发起。在最近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新任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特朗普的对华强硬立场表达了认同，但并不同意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与前任庞皮欧相比，布林肯曾多次访问中国，有更多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他此前表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主张美国寻找与中国的合作机会。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孙成昊认为，布林肯也会对中国强硬，不过会更为理性。

而且，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新政府高级官员都曾表达，中美依然有合作空间。拜登政府已签署行政命令，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世卫组织，也有意恢复伊核协议，这些“返群计划”无疑将增加与中国的交集，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

但无论如何，中国驻美媒体的工作环境很难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时，从美国政府到民间，中国记者都能作为比较正常的媒体人员被接纳，时任副总统拜登还接受过《人民日报》的专访。而在过去四年里，美国政界鼓动了一种对中国媒体的意识形态化歧视，而它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根据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超过70%的美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其实我在美国民间感受到的更多还是友好的氛围，我相信民调结果并不能说明一切。但不可否认的是，官方意志和大量的负面新闻对美国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我知道有种观点认为，美国内部正就过去的对华政策进行检讨，因为“拥抱”政策并未让中国变得更加符合西方定义中的民主开放。于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必要的克制变成了现今必要的打压。以至于我所工作的和另外几家国有的官方媒体单位，在美国开设好多年之后，突然被告知其性质变成了“外国代理人”和“外国使团”。显然，这不是媒体机构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是大环境变化所产生的结果。

在去美国前，我曾在非洲和拉美地区工作过七年的时间。在那些国家，我不会因为是来自中国国家媒体的记者而遭到“区别”对待，评判一个媒体和记者的标准是报道内容。但在美国，即便我一如既往做着基于事实的报道，但我却发现自己被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我们往往被视为没有独立思考的“宣传工作者”等等。

虽然受到影响的中国媒体仍被允许在美国进行报道工作，但背负着这些标签，无论是申请采访许可还是联络采访人，我们都无法阻止对方更加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甚至是因质疑我们的属性和动机而拒绝我们。当然，在中国的西方媒体也长久以来表达了类似的苦恼。

未来中美两国肯定会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继续激烈碰撞，价值观的互不认同也会压缩两国媒体的话语权。西方对中国国家媒体总是缺乏信任，同时，中国对西方媒体总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中国民众十分热衷外媒的涉华报道，尽管有很多在中国看不到。而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上存在偏见与双标，认为西方总以高傲的姿态去夸大中国的问题。这些矛盾仍难以改变。

尽管如此，在提高外国媒体报道环境方面，中国有动力也有条件更主动。随着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迫切需要让世界更加了解自己，也需要听到世界对自己的评价。所以，中国从心底里应该是希望更多的外媒来华，也应该为此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在签证问题上更为宽松。

但是，这场恶性循环的“媒体战”却是影响了中国树立开放形象的努力，也降低了美国的声誉，背离了自己推崇的民主价值观。它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方式证明，美国对华的“对等”行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有让形势恶化失控的风险。

美国认为自己对中国驻美媒体采取的每一项举动都有其理由，同样，中国也一直强调，今年针对美国驻华媒体的限制是被迫的。在未来，也许谈判过程会长久而艰难，但我还是相信，双方在拜登就任之后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这次“媒体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向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政治稳重。在12月的一次研讨会中，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扭转这一局面，我们也愿意对此进行研究”。他所提及的正是两国互关领馆、互相驱逐记者的情况。

媒体往来往往远不如经济、商贸、外交关系更引人瞩目，但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关键期，两国需要保障双方的媒体发挥能量，让重要新闻得到更多现场采访与传播。保持和扩展中美的交流渠道，更是防止两国跌入冷战的最后防线。

作为一名在不同国家工作的驻外记者，将来某一天我可能会被重新派到美国。希望那时，我可以轻松地跟孩子讲述中美人文交流的这段危机，可以告诉他我的工作是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求同存异”。

杨探骊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MG)的记者。

来源时间：2021/1/27   发布时间：2021/1/27

旧文章ID：24096

作者：邓宇  来源：FT中文网

“后特朗普时代”来了。

曾经在历史上排名第五年轻的参议员、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出任美国第46任美国总统。世人普遍以“建制派”定义拜登的行事风格，与前任特朗普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从普遍共识看，拜登政府执政风格将趋于多边主义和可预测性，整体上国际社会对其表达了较积极乐观的看法。

现实的另一面在于，美国国内政治分裂、国际社会碎片化治理以及与严重经济衰退叠加，拜登政府对华政经与贸易政策的演绎逻辑仍有一些不确定性。研究机构和市场部门需要有理性客观的预期，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作出预期研究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背景

“新冠”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分水岭。全球层面，目前世界经济正陷入“新冠”经济的严重衰退周期，这一周期的特征在于糅合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和由此衍生出的经济金融潜在危机。未来不确定性在于病毒自身的变异以及持续困扰的可能性较大，而疫苗接种上市的进度同样存在一定风险，《柳叶刀》杂志提出“群体免疫”的质疑声，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均对“新冠”疫情走向发展表达了担忧，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疫情防控仍不能松懈。“新冠”疫情危机与经济衰退共振，除极少数国家有经济复苏迹象外，普遍“弱复苏”的预期增强。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萎缩4.3%后有望在2021年恢复增长，但存在“增长失望的十年”的风险，这取决于各国采取的应对政策和改革前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2%，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并预计2021年全球实际GDP增长将达到4.2%。因此，拜登政府上任所面临的全球经济环境更趋复杂，且美国经济的衰退趋势仍在，经济复苏并不强劲，就业数据也不甚理想，通胀预期可能会出现，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的限度、效果备受考验。未来若“新冠”疫情短期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将十分暗淡，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将极为不利。

美国国内严重政治分裂与经济衰退形势。美国国内层面，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巨大的政治分歧，由于过去四年的特朗普执政造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制，贸易摩擦和争端大幅上升，盟友关系严重受损，国际组织的信任机制遭遇破坏，国内经济的衰退和“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等，加剧了过去十多年积累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美国民主制度僵化和内部分裂如何修复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这将对拜登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产生较大掣肘。首要的问题是，拜登政府需要加快疫情防控，推动经济迅速走出衰退阴霾，帮助民众恢复信心，解决民众就业问题。拜登政府预计推出的1.9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只是前奏，未来仍需推出更加强有力的经济复苏计划。拜登政府新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均提出加大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于市场而言是“强刺激”，但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政府债务负担。美联储正以每月至少购买12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和抵押支持证券在快速扩张资产负债表，债务赤字总额已超27.8万亿美元。未来，如何平衡政府债务赤字和解决宽松政策流动性陷阱将是拜登政府任期内的重要议题。

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可预期部分

政治安全层面“重返亚太”战略与同盟制衡将是主要手段。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发布《抓住弱点：与中国展开全球化军事竞争的联合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利用中国的结构性弱点限制中国全球化并从中获取战略性红利”，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2019)发布《迎接中国挑战——重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力》报告指出“美国应优先考虑与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布《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行动计划》提出贸易、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应对威胁的行动计划，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国会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进优质技术政策的24种防范》提出就先进技术产业方面加大对华施压并与盟友一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拜登政府此前已强调中国并非潜在的敌人，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朋友。但基于中美实力对比差距日渐缩小，美国国内军事、安全与外交领域的精英群体仍主张对华制衡，拜登政府“重返亚太”后，双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强外交层面的博弈，并加快修复同盟关系，重新加入国际组织，预计采取同盟威慑和一致行动的意图较为强烈。

经贸层面中美间将以“规则竞争+关键合作”为主。目前拜登新任命的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于2019年与拜登外交政策顾问杰克•沙利文合作撰文《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提出围绕于中国共存的目标进行竞争，而非期望改变中国。从国际社会共识以及美国国内部分学者观点看，主张中美双方摒弃“零和思维”，不打“关税和贸易战”。预计拜登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威胁”，摒弃会更加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此前拜登政府已暗示双方“贸易战”将不会扩大化，给市场吃下“定心丸”，但双方在如先进半导体、5G和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竞争可能会加剧，而在气候变化、区域合作和国际制度建设层面仍具有较为广阔的合作前景。除了对华采取可能的科技、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性政策外，规则外交或将是更全新而有力的对华制衡手段。因此，虽然拜登政府以多边主义著称，但并意味着美国政府会“软化”现有的投资与科技限制政策，并可能在高科技、国际金融层面制定新的政策。因此，可以预计，双方一定程度上的规则竞争和关键领域的合作将是可预期的结果，而出现大概率冲突和争端的可能性较低。

三、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国内政治分歧恐会延伸到对华关系层面。拜登政府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均比较棘手，对其执政水平和政策预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拜登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遭遇“新冠”危机而国内政治社会“撕裂”的特殊时期，与特朗普政府上任时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国会两党仍是由保守派把持，对华关系的博弈和战略竞争认知并不会轻易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知华派”如亨利•基辛格等人均发表了一些对华疑虑的言论，而一些精通中国事务的学者如傅高义等相继离世，美国国内部分反华思潮和知华网络收窄并存，未来双方政治互信与民间交流机制有待进一步破题。从这次疫情舆论形势看，美国对华敌意的舆论基础仍然较为深厚，主流媒体和一些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分歧加剧可能会延伸到对华政策，保守主义势力料会会强调加强对华制衡，通过军事威胁、外交施压以及挑起周边地区争端，“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力求以此缓和较为严峻的国内政治矛盾。

地缘政治竞争可能诱发不可预知的风险。从全球疫情的发展趋势看，“新冠”并未进入到末期或者尾声，而是存在反复波动和病毒变异扩散的风险，这给全球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合作抗疫，而中西防疫措施和效果的反差以及经济复苏分化的不平衡，由此也带来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心理”，如批评和质疑中国防疫措施的声音仍然存在。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和争端仍存在，例如美国与伊朗的对立情绪、英国“脱欧”后欧洲地缘政治失衡以及部分传统地区国家内部可能出现的争端等，预计会引发“黑天鹅”事件。尽管中国已与东盟、欧盟达成了经济层面的合作协议，一些经济贸易合作共识也逐步凸显，但政治、安全层面的部分忧虑和分歧仍不可忽视，如美国强化同盟制衡和威慑，恐引发一些未知风险。因此，需要密切关注“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防范西方阵营一致的“反弹”风险，并预防因地缘政治风险而诱发的其他不确定性因素。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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