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网
综合彭博社和路透社消息，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当地时间25日称，拜登政府将用“耐心”来处理与北京的关系，并将重新审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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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萨基当天说，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需要一种战略耐心” 。她还说，拜登政府计划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措施进行跨部门审查，包括征收关税和要求中企退市等。
彭博社分析称，普萨基此番言论表明拜登政府可能愿意改变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些举措。路透社则称，中美正进行一次严肃的竞争，在回应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针对华为时，她给出模糊回答，但表示“总统的观点是，美国要进行更好的防御，确保美国企业的技术不被用来促进中国的军事健设”。
针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20日的记者会上表态说，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是公开、透明的，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呼吁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来源时间：2021/1/26 发布时间：2021/1/26
旧文章ID：24093
作者： 来源：加拿大和美国必读
昨天(1月22日)，参议院以93对2的投票，确认劳埃德·奥斯丁(Lloyd J. Austin III)为拜登的国防部长。因为国防部长是文职官员，美国法律不允许离职不到7年的退伍军人担任这个职位。为此，国会已于前一天批准他免除这个法律责任。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黑人担任这个职位。国会整个动作非常快，而且以压倒性多数任命，反映了国会山两党的共识：如此重要位置往往都在新总统上任第一天宣誓就职，拜登急需完成这个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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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参议院确认后，奥斯汀将军发推说：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国家的第28届国防部长。尤其为自己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非洲裔美国人而感到特别自豪。让我们开始工作。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奥斯汀将军，2003年带领陆军第3步兵师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此后他又在阿富汗指挥了一个轻步兵师。2008年迈克·穆伦(Mike Mullen)上将视察伊拉克战场时，他已经又回到伊拉克担任地面指挥官。而遇上穆伦上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遇上穆伦上将的奥斯汀是一匹遇上伯乐的千里马
当时伊拉克的情况是，虽然已经平息了最严重的宗派暴力，但美军人员伤亡依然严重，伊拉克整个国家正处于人道主义危机的边缘。
在巴格达美国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奥斯汀是一个极其务实，从来不作秀的人，但他在一次与穆伦上将共进晚餐时，打开了伊拉克地图，并就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每一个战场的行动做了详细汇报。奥斯汀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他当时只是专注于战场布置，但穆伦上将告诉他，这是他很久以来所获得的最好的一幅战场图画。
对此，穆伦上将事后回忆道：“我完全被他征服了。我还没有遇到任何像他这样对地面战场有如此全面了解的人。”回到华盛顿后，穆伦上将询问负责联合参谋部最高职位晋升名单的陆军参谋长，奥斯汀是否在名单上。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说“把他放上去。”
2009年，奥斯汀成为第一位黑人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主任。穆伦上将还任命了一个黑人军官布鲁斯·格鲁姆斯(Bruce Grooms)作为奥斯汀的副手，并指示他们在其余职位上也要考虑多元。但是，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遇到的是一堵严严实实的墙：送上来的名单是全白人。几周后，奥斯汀不得不向老板汇报说，找不到任何少数族裔的候选人。奥斯汀将军说他得到的是穆伦上将最粗鲁，最生气的一次责骂。穆伦上将的答案也是简单粗暴：“他们就在那里，回去把他们找出来!”
二、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可惜好景不长
这件事让奥斯汀懂得了，如果你只是要求争取多元，而不是特别提出必须列入少数族裔人员，你永远不会达到多元的目的。于是，奥斯汀告诉管这事的人，不要再送只有白人的名单。
结果，第二次甄选中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超级合格的少数族裔人选。最后，穆伦上将手下有了这样一个组成：Dennis L. Via将军，他后来升任美军Matériel司令部司令;Larry O. Spencer将军，后来提升为空军参谋长;Darren W. McDew将军，后来的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Michael T.Harrison准将，后成为驻日美军部队司令。
这些人中，除了Harrison因在日本时处理下属的性侵案件不力被从少将降为准将退役外，其余人都成长为四星级将军和海军上将。
2010年的一天，穆伦上将的下属忽然意识到，这样的组成很可能是一个历史时刻，应该记录下来。他们邀请对这一切发生起了决定作用的上司穆伦上将，一起拍下了具历史意义的一张照片。
今天，这个部门的组成除了一位白人女性外，已经又是全白男人了。这也是军队的普遍状况。2019年白宫发布的一张川普总统和他国防部高级文职和军事官员的合影，因其“纯白”造成了极大反响。
穆伦上将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提拔少数族裔军官这件事：“这是一个简单的领导问题。如果真的想做，就能够做到。”
三、伯乐穆伦上将的心路历程
穆伦上将会倾心于提携少数族裔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因素。
穆伦上将的父亲是一个好莱坞媒体经纪人。他本人成长于50年代的洛杉矶。他高中的130名同年级同学中仅一个黑人。但是，1964年进入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的他，正好遇上了军事院校真正实现种族混合的最好时期，穆伦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当时穆伦的同学之一有后来成为首位领导NASA的黑人Charles Bolden，但他们进入海军学院的经历是那么的不同。在美国，要进入军事院校必须获得你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或副总统的提名。一般，只要你自身条件还可以，议员不会拒绝提名，毕竟，最后把关的是学校。但是，凭着篮球奖学金轻易入学的穆伦，怎么也想象不出黑人同学Bolden是在被自己的议员拒绝后，直接写信给约翰逊总统才获得录取。而这样的鲜明对比对穆伦上将是有影响的。
成为职业军人后，随着职位的提升，穆伦上将发现自己周围越来越白，直到后来全白了，尽管现在美国现役的130万男女军人中有43%是有色人种。他开始担心海军以及整个军队与他们为之而战的国家脱节了。他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机构，我们越不具代表性，与美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而我们就越失去作用了。”
其实穆伦上将的担心非常有道理，美国军队在这方面有过血的教训。
早期的美国，黑人、白人在军队中是分开的，不并肩作战，是二战后杜鲁门的一个总统令才结束了这样的组织结构。但是，改变组织结构是一回事，要让并肩作战的人能彼此信任，彼此毫无顾忌地交付生死，则是另外一回事。越战是美国军队实行种族混合后的第一场战争，事实证明，美军没能交出一张合格的答卷。在越战期间，美军内部用碎裂弹(fragmentation grenades)的谋杀事件有2000余起。几乎所有的碎裂弹案，至少作案者被抓住的，都是起因于种族矛盾。造成种族矛盾爆发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官兵中黑人、白人的比例严重失调，官兵间缺乏有实际意义的交流，造成重重矛盾。到越战结束时，美军内部的种族矛盾已经到了致使军队几乎难以实施正常功能的地步。
血的教训使军方高层痛下决心，努力招收黑人进入培养军官的军事院校。这也是为什么军校是美国最早实施平权法案的高等院校。但是，种族歧视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都会冒出来成为黑人往上走的阻力，包括黑人往往被排除在容易被提升的工种之外。
这就是穆伦上将遇到的情况，越往上走，黑人越少。所以，穆伦上将才以格外的努力去发掘部队中优秀的黑人领袖，奥斯汀这匹千里马就很荣幸地遇上了穆伦上将这个伯乐。
后来，奥巴马总统选择奥斯丁领导中央司令部时，他成为军队中最高等级的黑人之一，仅次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olin L. Powell。现在，他将再次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黑人国防部长。
四、拜登为什么选择了奥斯汀?
拜登与奥斯汀将军曾有过多个交集，他早就对他有很好的印象。但最让拜登动心的是奥斯汀将军指挥美军有序成功地从伊拉克撤兵这个大行动。稍稍了解越战的人都不会忘记美国撤兵时的那个混乱和狼狈。当时奥巴马委托拜登负责监督伊拉克撤军，所以拜登有机会与奥斯汀一起工作。
不久前拜登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讲述自己为什么选择奥斯汀做国防部长。谈到伊拉克撤军，拜登说，“奥斯丁将军完成了工作。他在将15万美军从战区带回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经验丰富的战士的技巧和策略，它还要求奥斯汀施展外交艺术，与我们的伊拉克同行和我们在该地区的伙伴建立关系。他承担了政治家的角色，代表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尊严。最重要的是，他照顾好了自己的人民。”
拜登历数了奥斯汀的成就和贡献，强调了他稳重的个性是被选择的重要原因。他还说，“事实是，奥斯汀的众多优势以及他对国防部和我们政府的深入了解与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有着独特的匹配。他是我们这一刻需要的人。下一任国防部长需要立即设计一个庞大的后勤行动，以帮助广泛，公平地分配COVID-19疫苗。奥斯丁是那个负责陆军六十年来最大的后勤行动，即伊拉克撤军的人。”
可喜的是，这一次奥斯汀将军的提名很快就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在拜登上任第三天就走马上任了。希望美国的抗疫也能借此东风，走上成功的道路。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2/us/politics/lloyd-austin-defense-secretary.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9/us/politics/biden-lloyd-austin-defense-secretar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7/us/politics/lloyd-austin-biden-defense-secretary.html
https://www.usna.edu/Admissions/Apply/index.php#fndtn-panel3-Steps-for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12/secretary-defense/617330/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23
旧文章ID：24092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政局和中美关系有了些变化，两岸又多了些和平之梦。其实，从短期来说，和平并非难事。美国不会主动进攻中国，台湾也不会主动进攻大陆，只要大陆不启动武统，两岸就处于和平状态，中美也不会陷入战端。然而，这种和平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这种和平持续得越久，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问题只是让哪一代人来承受战争的痛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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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两岸关系上，没有前提地空谈和平是极不负责任的。和平并非没有可能，但它是有条件的，回避条件的和平如果可能的话，那也只是暂时的。
然而，两岸都有不少人在做着不切实际的和平之梦。不少大陆人做着“和统”的梦，不少台湾人做着“和独”的梦。来自大陆的“和统”言语和行为过去起到了什么效果呢?就积极的方面来说，的确增进了两岸同胞之间的交流，就消极的方面来说，则宽容了“台独”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人做起了“和独”之梦。这种梦做得越多，抗拒统一的声音也就越大，做着和统之梦的大陆人最终发现只剩下唯一的选择。
台湾人需要清醒地问自己：是否为了独立而冒险一战?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最近有关民调显示，支持两岸和平的台湾人竟然达到了九成以上。然而，这民调的问题所设是不带条件的和平。所以，这“九成”之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做着“和独”之梦的人，他们幻想大陆最终会不得不和平地接受台湾独立。
世界上少有百分之百会实现的梦想，我们不能完全猜测以后大陆人的想法，仅就目前的形势和确定的趋势而言，“和独”之梦几近百分之百地不可能。这也就是说，想要“和平”的台湾人就不得不放弃“台独”的念想，而接受统一的要求。如果这意味着“投降”，那么台湾人也不得不接受。
两岸之间，走向统一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的此消彼长。这里不需要做一番GDP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大陆的优势越来越具有压倒性。即使是中美之间，那个转折之点也日益迫近。台湾人幻想的美国保卫台湾即使为真，又当如何?哪怕放到现在，仅就攻台战役而言，在美国的直接卷入下，大陆也能获胜。大陆考虑的是中美能够进行全球较量的那一刻。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地说就是“东升西降”，再简单地说就是“中升美降”。有点头脑的“台独”分子内心的焦虑感日盛一日，几个过去的“台独”大佬已在转变腔调，试探大陆对台湾事实独立之“现状”的容忍程度。
走向统一的第二个因素是大陆“刚性”的统一意志。这种意志不是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而是通过党章和宪法表达出来的党和国家的意志。宪法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并且进一步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担负“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因此，促进祖国统一成为一届接着一届干的历史任务，直至最终的完成。除非中国共产党放弃执政，否则，这个任务就是必须完成的刚性任务，也就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道性之一。党和国家的意志，归根到底是整个民族的意志，这种意志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整个中国的现代执政者都必须坚持之，否则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这个道理，李光耀看得很明白，尽管他本人并不乐见两岸统一。一些分析家总喜欢分析某个领导人的态度软硬，从长期来看，一时的软硬并不重要。
走向统一的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前面一个因素是面向过去的，这个因素则是面向未来的。有人说，大陆现代化事业更为重要，台湾问题并不重要；有人甚至将统一意愿视为小农时代对土地的誊恋。这是对所谓“现代性”和“未来性”的误读。就“现代性”而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比古代政治体进一步地将领土边界硬化，从而强化了中国的统一诉求。就“未来性”而言，中西方都有自己的大同理念，这种理念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力量予以承担，这种力量就是“国家”。中美两国的竞争，从未来文明的意义来看，就是由谁来承担大同使命的竞争。中国“国家”的发展并不只是西方“现代性”所界定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是通往大同使命的政治载体的发展。台湾是中美这两种政治载体所要争夺的桥头堡。既使未来的使命有变，中国也不会放弃这个桥头堡。因为无论未来的使命如何，中国“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从此再出发，走向“海洋强国”部分地表达了两岸统一对于中国“国家”发展的含义。
走向统一的第四个因素是大陆政治的变化。大陆政治无论如何变化，国家统一的目标是不会变的，变化的只是统一的时间和方式。改革开放后，大陆不仅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而且将统一时间模糊化，传递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急于实现统一的信息。然而，台湾方面曲解大陆的善意，利用大陆发展自己的机会，不断朝着独立的方向操作，让民进党这只狼崽迅速发展成“台独”恶狼，国民党也跟进发展成“独台”狐狸。大陆多年和统的运作尽管密切了两岸人民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能有效阻止“台独”的发展，以至大陆民众兴起追究“养独”的责任。这种形势推动大陆对台政策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顺应了十八大之后“担当”政治的发展。“担当”政治就是一种历史使命感更强的政治，也是解决某个历史阶段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的政治。国家统一就是这种重大问题之一，围绕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大陆有一系列的讲话和行动。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讲话中指出，“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任务。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我们要为之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2016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这是建国以来军事体制最全面最深刻的改革，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是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2020年5月29日，栗战书在《反分裂国家法》实施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始终坚持做好以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方式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的充分准备，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要“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2020年11月13日，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于2020年11月7日起施行。
2020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后勤条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还有一些有关的具体动作，不一一列举，但更须细细体察。这里不妨提出一点，1986年美国进行联合作战体系改革，五年后便发生了海湾战争。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观察者认为，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会将台湾问题留给下一代。改革开放后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60后、70后、甚至80后都难以承担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重任。如果50后解决不了，那么大概只能拖到本世纪中叶了。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回旋与反转，但台湾问题的回旋空间已经变得非常的狭窄，这是近两年各方激烈互动的结果，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大陆诸多军事和非军事的动员已经公开，军队的情绪日益高涨，民众的期待也水涨船高。无论大陆人在政治上的看法有何不同，但如果领导人决心统一，他们都会展现出高度的凝聚力，给予领导人以极大的支持。相反，如果中途没有足够理由地“反转”，那么“去动员”则是一个比较困难，也比较危险的一个政治过程。尽管大陆决策体制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但在互联网开启的信息化时代，民意的作用越来越不可轻视。尤其是近些年来，全球民粹主义高涨，对大陆并非没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以潜在的，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存在，如果不细加体察，就有可能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爆发出来。解决台湾问题，是大陆防范民粹主义的一个突破口，如果取得成功，三十年内不用担心民众的支持问题。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执政党的“生存力”被正式提出来，具有深意。这种“生存力”与台湾问题的关系，需要更多的政治领悟力去把握。
现在不少人谈武统的窗口期，其实更可看作是和统的窗口期。但现在的和统与以前的和统性质上已有较大变化。过去的和统潜台词是“不急于统”，现在的和统潜台词则是“积极地统”。
潜台词发生变化，意味着统一的条件也发生变化。在统独拔河中，过去三十年，独的力量持续用力，往自己的方向拉得太多，统的力量不断退缩，直至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从现在开始，统的力量会持续发力，会坚决地打击独的力量，而且会采取以前不会采取的手段。
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强调与大陆的“对等”，前者意指对等的“国家”，后者意指对等的“政权”。大陆为了和统，过去也尽量满足台方所谓“对等”要求，然而，如果要实现统一，无论是民进党的“对等”，还是国民党的“对等”都是不可能落实的。其原因在于其政治逻辑不能成立。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对等”的主要条件是人口和面积，3.6万平方公里上的2300万人口如何同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4亿人口“对等”?地区的“对等”意味着个人的不平等，这是对大陆人民的不公平。台湾普通人民也不会从这种“对等”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对等”的最大受益者无非是台湾少数政客，说具体点就是有机会成为所谓“总统”、“行政院”官员和“立法院”议员的那些政客，一旦统一，他们便失去笼罩在这些职位上的那些光环、权力和实惠，至于普通的官员，统一后在名誉、地位和利益上并没有多大变化。普通民众则有可能在统一后得到更多的尊严、权利和其他利益。所以说，“台独”事业实则极少数台湾政客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欺骗台湾民众，危害中华民族的邪恶图谋。
如果大陆真正出手解决台湾问题，“台独”闹剧是无法再演下去的。“台独”分子会比“港独”分子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真的走到最后一步，“台独”分子通过战争的方式被消灭，那也算他们成功地“绑架”了台湾，这个结局对两岸同胞来说当然是个悲剧。为了不让这个悲剧发生，大陆应该启动“劝降”工作。既然“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而九成多的台湾人希望和平，那为什么不可以抛弃“台独”?最终会失去大多数台湾人民支持的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抓住时机，在拥有较多筹码的时候转变态度，支持统一?
如此看来，中央台主持人李红无意中的“求和”说反而成了民进党的最好选择。大陆和统工作者和研究者也要换换脑筋，不需要为了“和平发展”而去迁就台湾明独、暗独的政治力量，也不要为台湾一时的民意而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从而丧失了基本的政治判断力。今后的和统工作主要是两件事情：一是继续推进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这个不需要什么政治条件；二是着手展开以“劝降”为目的的统战工作，这个需要对过去的政治条件进行加码。
在“劝降”的过程中，“台独”分子有可能表现得更加嚣张，但大陆无需担忧，更不可随之起舞。毕竟是秋后的蚂蚱，让其崩跶几下之后，反复讲明利害即可。
也要相信部分“台独”分子会顾念台湾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做出正确的选择。（作为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比较政治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25
旧文章ID：24091
作者： 来源：IPP评论
郑永年教授接受微信公众号“IPP评论”访谈时指出：“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是1840年代的被迫开放，鸦片战争让我们的大门被英国炮舰打开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主动开放，也就有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现在要开始第三次开放。我希望2021就是第三次开放的元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国际环境怎么变化，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历史上看，哪个国家开放，哪个国家就会在胜利的一端;哪个国家封闭，哪怕是最强的国家也会衰落。”
IPP评论：疫情确实对全球各国都带来巨大冲击。在您看来，疫情给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究竟造成了怎样影响?
郑永年：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在过去这一年，疫情对人类产生了全方位冲击，人类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都面临巨大的检验。美国目前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军二战阵亡人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如果中国的疫情死了这么多人，美西方会如何批评我们?他们可能会把所有妖魔化中国体制的词汇都用上。
但目前美国国内并没有因疫情而对制度进行反思。不同国家在抗疫方面的不同表现确实涉及根本性的制度之争。疫情以来，制度之争不可避免，每个国家都在争论。不过，我觉得大家很多的争论还是太狭隘。政治之争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有广义上的制度之争，包括经济制度之争、政治制度之争、社会制度之争。
首先是经济制度之争。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有一次拿出一个口罩来说，尽管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具有最先进的医疗体制，但是美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这是因为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这些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安全的医疗物资，美国国内不生产了。这不是说美国没有能力生产，背后就是一个经济体制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生产口罩了?
资本在美国的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口罩、防护服、洗手液这些医疗物资的附加值不高，国内生产的利润不高。在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 · 罗杰克所说的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美国资本把这些附加值低的生产线全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资本主导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结构畸形了。当一个经济体体制中资本太占据主导地位，就要出现很大的问题。
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一样。在东亚社会，我们戴口罩已经成了自觉习惯，老百姓不会抱怨戴口罩。但在美国社会，戴口罩就成为大问题。美国的武装民兵甚至要捍卫不戴口罩的权利。这就涉及社会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太个人主义，那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很难得到保护。
制度之争最核心的还是政治制度之争。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当中央决定武汉封城的时候，中国政府知道这必然会伤害经济，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跳出来说经济比生命更重要。各个地方都动员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动员起来后，大家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力量帮助武汉。我们所说的举国体制，就是国家的动员能力。
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美国国会就有议员说经济比人的生命重要。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动员能力，美国也有非政府组织(NGO)，但NGO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两党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面临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的政治治理制度出了大问题。
这次新冠疫情对人类各种类型的制度是个大检测。那么，大家是不是能从中学到一些教训去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呢?我觉得很难说。人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希望各个国家看问题不要太意识形态化。疫情是人类的一个共同敌人，不同制度上可以相互学习。
世界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卫生体制来对抗病毒。不仅仅是疫情危机，实际上随着我们工业化，人类还面临着各种危机，人类发展面临很多挑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全球化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如何建立一个全球村的样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是下一步我们发展的方向。
IPP评论：从制度层面看，为什么中国的疫情可以控制得这么妥当?
郑永年：这次疫情确实是对各方面制度造成冲击。中国做的好还是需要从各个方面的制度因素中分析原因。
首先就是经济因素。中国现在属于混合经济体，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还有国家和民营企业的互动。中国既不是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像英美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体。中国官方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经济。
我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中文版名字是《制内市场》。其中谈及中国从汉朝到今天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的是庞大的中小民营资本，中间层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中国的三层资本均衡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好;如果出了偏差，国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国都是三层资本的有效分工合作。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混合经济的结构非常好，正是因为这三层市场，我们国家现在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
中国基本上实现了所有的产品我们都能生产供应，当然质量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不一样，它是资本主导的。我们既有政府主导的经济，也有民营资本主导的经济，所以非常平衡。中国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情况。
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质疑我们为何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他们觉得世界上粮食多的是，中国可以从外国采购。但我们政府还是坚守住了这个红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假定一个世界市场是存在的;问题是地域政治一变化，我们的麻烦就来了。
所以经济体系不能太过于让资本来主导。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为社会服务的。马克思说，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资本没有社会功能。在中国，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而不像西方那么失衡。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就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到今天为止，这个经济结构还没调整过来，依然是资本主导，中国的情况好得多，政府跟市场两个角色都发生作用，会更有效。
社会制度因素也很重要。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打压社会组织，但是我们这次看武汉的情况，我们既有政府，也有民间组织和企业家共同参加防疫工作。社会与政府间的配合也是一个关键要素。
政治制度因素更重要。美国的问题就是其政治主体出现问题了。过去两党比较有共识的时候，美国的决策就比较有效，但现在两党为了否决而否决，没有一点共识。在重大问题上，大家没有共识就很麻烦。危机时候，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就无法应对重大危机。
中国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主体是有效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疫情问题上没有多大的争论，没有人反对生命第一，没有人跳出来说经济第一。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的动员能力、决策能力、实施能力，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都全面体现出来。中国的短板只是没有讲好我们的抗疫故事，我们需要总结如何把故事讲好。
IPP评论：疫情之下，中国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能向国外提供援助?
郑永年：大国应当有大国的样子，也应该做大国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在受帝国主义挤压封锁的时候，我们也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那个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西方一些人批评中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其实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确实有封建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国家强大，所以向中国周边的小国提供单边开放政策。这些小国的代表向中国皇帝叩个头，中国皇帝就同意向这个国家开放贸易，小国给中国皇帝五块钱，中国皇帝退给你十块钱。用今天话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愿意向周边国家开放，共享发展成果。
今天的中国当然更好，我们已经是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什么是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就是各种国际公共品组成的。所以我们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出口医疗物资，承诺向国际社会分享新冠疫苗。这是国家应有的文明精神。这种文明精神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疫情爆发后，中国在自身很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像美国那样，把责任推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反而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去帮助别人。我们如果自己发展起来，却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我们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如果你自己一个国家富裕了，其他国家还很贫困，你能感觉到安全吗?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富邻、睦邻?共同的发展才是发展。如果你在困难的时候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最终受害者还是你自己。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IPP评论：2020年马上就过去了，您能不能对中国和大国的关系做一个整体评价?2021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走向何方?
郑永年：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载入史册，2021年可能还有更多的危机会爆发。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认为，2021年的粮食危机可能比2020年还严重。大国关系也面临巨大挑战。疫情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一个检验，对大国关系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中美关系在20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虽然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系，与特朗普的性格有关系，但主要原因不是这些，而是大国关系在发生重大变化，二战以来的所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在动摇。我们当前就处于一个新老国际秩序碰撞的痛苦过程中。
联合国体系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欧洲一些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要改变，但美国不同意。美国认为现有的体系是它自己领导建立的，看成是美国的“私有财产”。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不像苏联，我们没有另起炉灶。尽管我们强大了，但我们还是选择加入当前的世界体系，跟世界接轨。我们不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革命，而是寻求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合理。我们的很多动议像“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金砖银行都是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补充。
今天，如何跟美国相处就成为我们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未来世界的体系建立肯定避免不了中美之间如何合作。中美之间如果合作了，重建或者重塑世界体系没有问题。如果中美之间找不到合作的地方，分裂或者冲突了，那么世界体系就会碰到很大麻烦。我希望2021年中美在未来世界体系的建设上能有一个好的开端。这个好的开端并不是没有希望，美国的一些精英人物也意识到，特朗普从世界事务抽身出来、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像中美贸易战，美国损人一千的同时也自损八百。拜登的领导团队可能会比较理性地去处理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可以找到很多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层面，比如气候危机等都是需要中美合作的。
区域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中美合作。中国现在与东盟国家等签署RECP，中国与东盟就是一个共同市场，那美国要不要参与到这个市场?如果美国只是在军事上耀武扬威，自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经济基础，军事是不可能可持续下去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对CPTPP也持开放态度。
特朗普毫无理性地把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都停下来了。过去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就是因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众多优秀人才，也包括中国人才。特朗普把科技问题高度政治化，切断了一切，美国自己也受到很大损失。拜登会比较理性一点，他不见得会对中国退让，但是会比较理性。只要理性就能看到中美的共同利益。所以我觉得2021年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新秩序将要拉开帷幕。
下一步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是技术竞争，更多的是规则竞争。最近几年，美国从南海到WTO，各领域的对华政策都在强调规则。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只要中国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那美国就是主导者。中国不是不守规则，但有些规则是美国单方面制定，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认为要修订规则。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依然保持了很快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总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们4亿人口是中产，这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国内消费市场很大。我们要改变规则的话语权，合理的规则我们可以继续用，但不合理的规则需要改革。
IPP评论：除了和美国关系之外，中国还需要做些什么?
郑永年：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以前说过，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国内制度崛起的外延。大英帝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如果制度优势表现出来了，别的国家自然会来学。所以我觉得中国下一步还是要建设强国。我们短板在哪里?华为是我们国家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之一，但华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技术依靠进口。世界市场只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超级全球化的产物，这给了我们很多企业一个幻觉，认为世界市场是永远存在的。但从历史上看，世界市场的不存在是常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也是像今天的中美一样贸易互相开放，互相依赖程度很高，但这并没有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中国不是说不能生产芯片，而是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起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好多产品，只是简单地从国际市场采购，甚至连大飞机项目都停下来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短板已经明显暴露。8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说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那当然是说这些国家生产的是整产品。好的电器都是日本的。
但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产业链重新分配后，中国是组装中心，不是制造中心。很多的产品都是从日本、韩国等地生产后运输到中国，中国组装再出口西方。中国的技术进步很快，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技术应用大国，原创性的东西还比较少，“卡脖子”的东西太多。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解决的。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大国，中国汽车行业的国产化比例很高，但哪怕有5%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们还是会面临生存问题。
再说知识产权问题。华为等中国公司也有很多原创性技术，我们要不要知识产权保护呢?我们要深化制度改革。我们以后跟美国的竞争是制度之争和规则之争，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规则统一起来。大英帝国当时为什么崛起?首先是统一它内部的规则。我们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但这9个城市的招商引资规则都不一样。欧盟为什么强大?因为欧盟内部20多个国家很多规则都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国内有很多制度上的改革可以做，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可以推进规则统一，内部规则的统一会让中国更强大。
IPP评论：对于2021年，您有什么愿景希望?
郑永年：2021年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内角度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我们的第一个百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从国际角度来说，2021年是我们第三次开放的元年。
为什么说第三次开放?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1840年代的被迫开放，鸦片战争让我们的大门被英国炮舰打开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主动开放，也就有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现在要开始第三次开放。我希望2021就是第三次开放的元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国际环境怎么变化，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历史上看哪个国家开放，哪个国家就会在胜利的一端;哪个国家封闭，哪怕是最强的国家也会衰落。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相对不开放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开放。哪怕是美西方封锁中国，我们也要向它们开放。开放是一个自信的象征，也是中国为世界做更多贡献最有效的方法。
IPP评论：现在疫情这么特殊的时期，中国制度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呢?
郑永年：疫情考验了中国的制度，彰显了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一面。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文明，我们是个文明大国。实际上，中国古代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从汉朝建立一直到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我们忘掉了过去我们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周边国家竞相模仿竞相学习的制度。我们讲今天的制度不能忘记中国传统的制度，我们今天的制度是中国传统跟当代结合的产物。
中国传统制度有三条原则绝对不能忘记。第一，我们解决了政教分离。西方政教分离走过了多少年的血腥道路?孔子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一句话就解决了政教分离。宗教是存在的，但不能影响到政治。第二，我们解决了政商分离。我们“士农工商“这个等级体系解决了商人问题。西方一直是商人主导，政商分离到现在还是没解决，中国的制度绝对不会让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
第三，有教无类。近代以后我们被西方近代国家打败了，又走上了新的制度之路。孙中山先生早期引入西方的议会制就失败了。然后他又搞个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把西方的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当代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十八大开始监察权试验，十九大正式实施监察权。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权分工合作体系。
我们不要低估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不能把它简单贬为封建落后。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现在半个世纪就遇到了很大困难。所以我们要有文明自信。我们不排斥学习西方，但学西方是为了使自己的制度变得更好。
中国从来不会输出制度。唐宋时期，中国周边国家都跑到中国来学习。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是学习人家的，如学习美国和新加坡。但我们从来不会照抄照搬别国制度，这就是中国成功的根源。同样，我们不会向任何国家去输出我们的制度，我们绝对不会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美国的体制以前是强大，但美国是不是用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颜色革命，甚至用军事的去输出它的模式，没一个是成功的。
记者：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奇迹，再加上中国防治疫情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能成功?
郑永年：我们现在好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羞羞答答的。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中国能?中国实现了两个可持续，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社会的可持续稳定。有些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不稳定了，美国就是这样。四十年的超级全球化，美国成为全球化获利最大的国家，但现在美国民粹主义崛起，中产阶级规模缩小，社会陷入了不稳定。亚洲社会的一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发达;而另一些社会高度政治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我们的台湾和香港。
反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持续稳定的背后逻辑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每一个社会一定要一个政治主体、一个执政主体，没有这个主体，社会很难组织起来。二战后美国能稳定下来，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到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人口总数的70%，这个70%是美国的政治主体。哪怕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不管哪一个党都要照顾到总人口70%的这个群体。美国现在不稳定了，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规模大幅缩小，从70%缩小到今天的50%，政治主体动摇了。
中国的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全社会都组织起来。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也是开放的政党。我们为什么强调人大和政协呢?因为各个社会利益阶层都可进入体系，体系内可以有商有量，不用走上街头去闹事。所以我们的政治主体是不可以动摇的。如果政治主体动摇了，国家就会产生麻烦，社会就会陷入不稳定，西方也是一样的。
IPP评论：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和世界会是怎么样?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而且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中国未来30年是什么样子可以预测。因为作为使命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都需要达到自己设定的使命。西方政党的政治主体出了问题，特朗普的整顿方向是对的，只是方法不对。特朗普看到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了，反而去操纵民粹主义。拜登现在提出了重振中产阶层的目标，他如果回归到中产阶级路线的话，那中美还是会有趋同的地方。这不是制度趋同，而是价值观趋同。因为中产阶层有共同的价值观。
桑德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需要一场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我希望拜登领导的美国也会往这个方向走。中国实际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是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三者平衡。每个国家一定要有与自己的文明、文化、国情符合的发展模式，达到三者之间的平衡。我现在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世界还是慢慢会趋向一个以前所说的大同社会。
IPP评论：在这个疫情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我们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幻觉。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村，利益非常相关。当年邓小平先生的决策让我们加入世界体系，跟世界体系接轨，所以我们成为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世界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
我们还是要持开放心态，西方骂几句我们不用马上去回应。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我们要走出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欺负的受害者阴影。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国大民的心态。毛泽东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挨饿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挨骂问题。解决挨骂问题并不是对骂，并不是比对方骂得更凶。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制度可持续支撑。这三方面做好了，挨骂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要以行动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条条大路通罗马，路是走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样。具体到这次的新冠疫情，它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人道主义危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拯救的就是如何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中国证明自己有能力向全人类提供疫情救助，而且我们也确实在做了。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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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知识分子
导 读
在美国司法部门对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的起诉书中，其中一条称陈刚接受了2900万美元的海外经费资助，其中1900万美元来自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
2021年1月22日，MIT校长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就MIT与南方科技大学的合作以及陈刚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澄清：合作得到了MIT的支持，合作涉及到的2500万美元用于双方的合作研究和教学活动以及MIT的建筑翻新和研究生奖学金。
翻译|邓志有
校译|陈晓雪
致麻省理工社区的信
关于麻省理工与南科大的合作关系和陈刚教授的几点澄清
2021年1月22日
致麻省理工人，
自上周陈刚教授被捕以来，我们的社区一直非常关心陈刚及其家人，深切关注与此案有关的更大问题。除了上周的分享之外(指1月14日校长的第一份公开信Distressing news about professor Gang Chen, 译者注)，我想提供一些想法。
由于案件正在审理中，所以我不会谈具体细节。但是，由于政府的指控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都提到了麻省理工与南方科技大学的合作，因此，我想就这一合作的性质作出澄清。
正如《麻省理工新闻》当时所报道的，麻省理工学院于2018年与南科大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两所高校创建了机械工程教学科研中心。虽然陈刚教授是麻省理工方的首任主任，但这一合作并不是他个人的合作，而是院系的合作，并得到了校方的支持。
该协议提供2500万美元，分五年支付给麻省理工学院。其中1900万美元用于合作研究和教学活动，600万美元作为捐赠用于支持我校的建筑翻新和研究生奖学金。迄今为止，我校已收到该协议承诺金额的一半左右，款项已分配用于支持机械工程系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以及奖学金和各种运营费用。换句话说，这些资金被用来推进了一批同事的研究工作以及学校的科研和教学任务。
与南科大的合作是教职工主导的我校与其他学术机构的众多合作之一。众所周知，合作，包括国际合作在内，对于推进前沿科学至关重要，这在学术界很常见。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会认真对待在复杂的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要求，以及外国对科研的不当影响带来的特定风险。麻省理工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认为保持科研的诚信与严谨是一项基本责任。这一承诺是我们所有政策和实践的基石。
最后，我想对我们的华人和华裔美国人群体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学者、研究人员、员工、教职员工、校友和华裔校董事会成员：我听你们中很多人跟我讲过你们在社会上不断增长的不信任与怀疑氛围中的经历，这种氛围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变得困难、痛苦、疲惫不堪。
因此，我想明确地申明，就像之前那样，你们是麻省理工社区必不可少的关键一员。我们珍视你们作为学生、同事、老师、创新者和领导者所做的贡献;作为个人，我们珍视你们这样的朋友——正如我们珍视麻省理工全球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包括陈刚教授和他的家人。
在这个艰难时刻，让我们以尊重和体贴，彼此照顾。
真诚地，
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
LETTERS TO THE MIT COMMUNITY
Letter to the community re. SUSTECH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or Chen
To the members of the MIT community,
Since last week’s arrest of Professor Gang Chen, our community has been deeply concerned – for Gang and his family, and about larger issues surrounding the case.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few thoughts beyond what I shared last week.
Because the legal case is proceeding, I will not address its specifics. However, since the government’s complaint and the resulting media coverage touch on MIT’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STech) in Shenzhen, China,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SUSTech engagement.
As reported at the time in MIT News, MIT established a collaboration with SUSTech in 2018 to create the Centers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MIT and SUSTech. While Professor Chen is its inaugural MIT faculty director, this is not an individual collaboration; it is a departmental one, supported by the Institute.
The agreement provides $25 million to be paid to MIT over five years. Of that sum, $19 million is fo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6 million is designated as a gift to support MIT building renovation projects and an endowed graduate fellowship. To date, MIT has received about half of the amount committed under the agreement, which has been allocated to suppor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a numbe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aculty members, as well as fellowships and various operational expenses. In other words, these funds are about advancing the work of a group of colleagues, and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mission of MIT.
The SUSTech relationship is one of many faculty-led collaborations MIT maintains with academic institutions. As we all know,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are crucial to advancing frontier science, and they are common in academia.
At the same time, MIT takes seriously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a complex world, and the specific risks of inappropriate foreign influence on research. As a community, we believe the integrity of our research is a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itment is bedrock to our policies and practice.
Finally, to our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 our undergraduates, graduate students, postdocs, scholars, researchers, staff, faculty, alumni and Corporation members of Chinese descent: I have heard from many of you about your experiences with a growing atmosphere of mistrust and suspicion in our society, an atmosphere that can make daily life and daily work difficult, painful and exhausting.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state clearly, as I have before, that you are essential and integral members of our MIT community. We value your contributions as students, colleagues, teachers, innovators and leaders, and we value you personally as friends – just as we value every member of the global family of MIT, including Professor Chen and his family.
In this difficult moment, let’s take special care to treat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and thoughtfulness.
Sincerely,
L. Rafael Reif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24
旧文章ID：24089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编者按：本文原载《联合早报》2021年1月25日。作者授权转载。这是作者《美国大选、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十二谈 – 全面反思华人社会的认识误区》12篇系列评论的第7篇。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与时事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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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2020美国大选中是否存在大规模舞弊？（联合早报，2021年1月11日）
余智：美国主流媒体是否背离了客观独立与言论自由原则？（FT中文网，2021年1月12日）
余智：美国是否发生了严重体制危机或宪政危机？（中美印象，2021年1月14日）
余智：如何看待美国制度与基督教、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合早报，2021年1月18日）
余智：如何认识“利益集团”、“深层政府”与“华盛顿沼泽”？（FT中文网，2021年1月20日）
余智：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FT中文网》2021年1月22日）
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很多华人自由派挺川(特朗普又译为川普)人士，经常指责美国民主党高层长期与中国执政当局暗中“勾兑”，为了个人或家族私利，而不惜“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危害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安全。
笔者认为，关于美国民主党与中国“勾兑”的指控，带有强烈“阴谋论”色彩;其中双方公开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沟通，两党都有，属于国际上的外交惯例与维护本国利益，无可厚非。而关于美国部分政治人物或其亲属，与中方进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传言，在有确凿的司法起诉与判决之前，不应采信;中美双方的相互“渗透”不必否定，但有关非法指控还是应尊重司法系统裁决。
首先看双方公开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沟通。
这样的沟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它们当政还是在野时，都是存在的，不独民主党及其政治人物而已。其中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部分，有部分外交工作的策略考量;而在野党成员参与时，要么是基于其与中国的特殊历史联系，要么是基于在野党在美国国会也拥有强大力量，也可视为“民间外交”的一部分。这样的沟通本属于国际上的外交惯例，属于维护而非“出卖”本国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很多。譬如，民主党的克林顿当政时，中美关系经历过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误炸”事件，当时双方曾通过公开与私下管道沟通，促成了事件解决。再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共和党尼逊政府，首先是派基辛格秘密访华进行准备。
而尼克松与基辛格卸任后，都曾多次访问中国，为中美双边关系出力。其中基辛格的角色与影响一直持续到特朗普政府，甚至跨越两党政府。按照挺川派的说法，这些其实都是“勾兑”。
其次谈谈关于美国部分政治人物或其亲属，与中方进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指控。
这对政治人物而言，实际上就是“腐败”甚至“叛国”指控。美国对此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与惩罚。美国是一个两党制国家，两党之间互相盯着对方，如果一方重要人物有这样的腐败或叛国嫌疑，一定会被对方牢牢抓住不放，并诉诸严肃的法律制裁。但美国同时也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如此严重的腐败与叛国指控，在有确凿的证据、司法起诉与判决之前，公众不应该轻易采信。
例如，挺川派声称，拜登之子与中国存在非法交易。对这一传言，至少应该分清四个层级的问题：第一、这样的交易是否确实存在、是否非法;第二、拜登之子的行为与拜登本人是否有直接关联;第三、中方参与人背后是否有公权力部门的背景;第四、相关交易是否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
如果以上任何一个环节的答案是否定的，有关拜登本人腐败甚至叛国的指控都是难以成立的。然而迄今为止，以上任何一环节都没有被特朗普政府掌控的司法部门起诉，更不用说审判与认定了。因此，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传言是没有被坐实的。
同时，部分挺川派还指责克林顿、希拉莉、奥巴马等民主党前领导人与中方存在非法交易。甚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美国国会选举人团确认拜登当选、向拜登表达祝贺后，也被部分挺川人士认为是由于其华裔妻子赵小兰家族与中国存在不当交易。
这些指责，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更没有被司法机构调查或起诉，却被挺川派传得神乎其神，完全是“阴谋论”的套路。而因在特朗普“通俄门”事件中撒谎而被起诉与定罪(最近被特赦)的弗林将军，则被挺川派视为“被陷害”的英雄。这些挺川派的标准，的确令人惊诧。
另外指出两点：第一、美国外交政策方针的决定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不仅仅是美国总统与国务院，还包括其他有关部门与美国国会;其他国家要想通过贿赂等非法方式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其运作成本、被发现的概率、被发现后受惩罚的力度都是很高的。
第二、部分政治人物或亲属，如果在该政治人物在野时与外国存在利益瓜葛，在其当政后也会特别小心谨慎。特朗普本人在未当政时，与中国也有商业方面的业务往来，但在当政后就与其商业业务切割了。美国在这方面有严格法律规范，又有两党互相监督，局外人士真的不必为其操心太多。
再看不久前一个关于中美“勾兑”的特大传言。
前不久一位中国著名学者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中国在美国高层“有人”(有关系)，可以在关键时刻帮上忙。这一说法引起全球舆论轩然大波，更被华人挺川派、美国右翼挺川媒体，甚至特朗普本人用来大做文章，支持他们关于民主党高层与中国“勾兑”的指控。
但如果仔细看下他所举出的例证，只不过是美方在一次公开活动的场地安排上，提供的区区“小方便”而已，也没有说明是民主党人士所为，完全可以归结为上面的第一类即双方的公开渠道合法沟通，甚至算成“勾兑”都有点儿过分，更不涉及非法腐败行为，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
除此之外的所谓“证据”，该学者都故作神秘地宣称“你懂的”而不肯说明。实话实话，就算双方真有什么不法“勾兑”，也不是他这个层级的学者所能掌握的。笔者认为，他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位哗众取宠者，为了抬高自己身份的故弄玄虚而已，完全不足为信。
最后谈谈双方的相互“渗透”问题。
以上这些，是否说明中方或美方完全没有通过各种途径，对另一方进行各种“渗透”、影响对方外交政策的动机或行为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比较对立的两个国家之间，这种相互“渗透”与影响是很常见的，甚至双方都是心照不宣的。这里面，既有符合对方法律的公开行动，也有不符合对方法律的隐蔽战线斗争，不必否定。
对于后者，双方都会认真防范。但如果涉及“非法”指控，还是得回到前面所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尊重司法系统裁决，而不能从“阴谋论”角度自然采信某种说辞。即使是怀疑与指控，也不能随意全部针对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派政治势力。19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造成的“人人自危”，是历史丑闻，在美国主流社会也是被否定的。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汲取。
来源时间：2021/1/25 发布时间：2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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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在国会大厦骚乱余波仍在、民主党议员对特朗普发起二次弹劾的背景下，2.5万美国国民警卫队员被增派到华盛顿，以防再度有人闹事影响权力交接过程。这样的美国还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吗?过去几年疯狂对华进行打压或“疫情报复”的美国，还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大幅转变对华态度的美国吗?中国民众的美国认知，该到反省和调整的时候了。
中美关系一路风雨兼程
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关系。两国是二战中的盟国，一度并肩战斗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国际和亚洲秩序重建进程中，中国一度成为从罗斯福时期到杜鲁门时期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也曾想将中国拉入美方阵营，但新中国的红色基因和亚洲的冷战态势决定了两国当时的对立。从1949年到1972年，中美两国曾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湾海峡多次军事交手，新中国在抗击美国的战略封堵中成长，昔日盟友变成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苏交恶改变了东亚地缘战略版图。1972年2月尼克松跨越大洋与毛泽东的握手，开创了大国制衡的新格局，两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让中美又重新走到一起。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进程，中美和解也可以说是影响这一决策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在那之后的很多年来，美国引领国际秩序、中国积极参与其中，是很多中国民众朴实的对美认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美形成“准军事同盟”关系，借助中国制衡苏联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要素。这期间，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文化和社会交流逐渐对华开放，美国对华投资开始启动。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期间虽然经历了克林顿政府持续数年的中国政策辩论，也曾经历“银河号事件”、以人权为由暂时停止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和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炸馆事件，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开始成型。这一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引导中国”“经济上接触中国”和“战略上看管中国”。推动中国不仅市场开放而且体制与国际接轨，拉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是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中美关系第三阶段，两国的市场、投资和商业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相互依存度更是不断增强。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心开始不断上升，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政策，并进一步演变成盯防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欢迎一个“崛起、强大和稳定”的中国，中美两国基于国际规则的商业、市场和科技合作，并未受到“泛安全化”的恶意限制和打压。
美国形象进一步被颠覆
中美建交后近四十年，美国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和社会进步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国际因素之一。其间，美国长期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国之一。四十年间，从中国大陆前往美国学习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缩写)的学生达到470万人。中美之间的教育、学术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大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学术资源。中美商业与科技合作也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科技创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美国成了影响中国知识界视野、学业、科研和创新的一个“标杆”。这也是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给中国不少普通民众留下的印象。
但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已决定性地改变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待中国的基本方式。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团队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价值与理念，加速恶化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人的“美国认知”也必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这既来自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来自美国两党和精英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所谓“共识”，来自美国首次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更来自特朗普政府蛮横对华科技打压、市场关门、深度战略遏制，以及为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在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领域推动“去中国化”的图谋。
过去四年美国对华全面打压，不仅彻底背离美国以往实行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更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国嘴上说要增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一旦为了美国的霸权利益又完全可以置国际规则于不顾、一味追求自身利益优先的美国。美国嘴上说一套、行为上做一套的“双重标准”，在对华政策、在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以及之后美国当局全力打压和拘捕的行动中都表露无遗。
重新塑造我们的“美国观”
更糟糕的是，美国战略界、政治界和精英界观念上的“美国例外主义”过于深厚，导致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在竞争者面前基本不具备价值上的多元主义、行为上的规范主义和对华认识上的进步主义。
蓬佩奥即便马上就要下台，仍在宣布取消美国对台政策的“自我设限”，妄图完全摆脱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设定的对美涉台政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中政策，给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埋雷”。这种行径，只能说真的“很滥”。再联想到特朗普政府围绕疫情对中国肆无忌惮的抹黑和甩锅，对中国高科技公司毫无道理的限制和打压等等，这些都助长了“新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抬头。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也早已开始放风要筹建抗中的所谓“全球民主联盟”。这让人不禁疑虑，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能够多大程度上“去特朗普化”。
随着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而美国一些精英又无法接受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出现的战略竞争周期还将延续。但21世纪的今天，中美两国编织什么样的双边关系，将决定未来世界是否能够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发展前景。中美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进而形成可以管控的“竞合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需重新塑造我们的“美国观”：美国依然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科技和商业伙伴，是环境保护和减排等各种全球议题和地区稳定的合作伙伴。但我们绝不可再有“崇美”“媚美”之心。美国作为“多面体”正在更多地对华展示出它“狰狞”的一面，也更需我们在竞争与合作中全力防范和应对。中国社会的“美国认知”需要摆脱所谓左与右的低级纠缠，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客观、准确与均衡的“美国视野”。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仍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大国可持续崛起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作者是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4087
作者：杭子牙 来源：会顶聚焦
拜登如果当选，中美关系会得到修复。 和极富冒险特质、个人性格极其鲜明的特朗普相比，拜登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制式政客，传统的美国外交家，完整经历并深度参与了中美关系改善后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所以，他会把中美关系往他熟悉的方向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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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中国崛起会持续冲击美国的领导力与地缘利益，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升级是大势所趋，所以，双边关系即便得到修复，也已经回不到过去。 必须认识到，虽然美国是两党制选举社会，它的很多国内政策会随着政党轮替而摇摆，但是其外交政策往往具有跨党派的长期连续性，其对华政策正是如此。所以，即便拜登上任后会适度修复中美关系，美国也会继续打压、遏制中国，中美新冷战仍然不可避免。
和特朗普相比，拜登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会搞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外交，而且，不仅会直接在这些议题上打压中国，还会通过修复并强化与盟友的关系，联手盟友体系对中国施压。他会把中美之间的冲突，泛化为中西方之间的冲突，会在继续寻求贸易平衡的同时——尽管手段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么猛烈，在其它领域加大对中国施压。 对中国来说，这会带来长期的、系统性的麻烦。
特朗普时代在贸易经济领域的打压虽然猛烈，但贸易经济既是中美差距最小的领域，也是中国反击能力与手段最强的领域，同时也是双方互相渗透交往最密切的领域，再加上特朗普不仅打压中国还敲诈盟友，其盟友体系也不愿意配合，所以特朗普在贸易战上打压中国，火力虽然十分猛烈，但是美国自己也失血严重，内部反弹强烈，中国也能对等反击，并且能通过和其它国家的增强合作来抵消美国方面的损失。
但是，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会在中国最薄弱的领域下手，而且会联手西方一起下手，这是一种战略性绞杀，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拜登当选，对中国有利的一面是，双边关系会适度修复，可以在相对平稳的中美关系下抓紧时间继续发展壮大自己；不利的一面是，美国会全面修复与盟友关系，会联合盟友在中国最薄弱的领域下手，会使中国的国际开放空间经受更严峻的外部考验。
但总体而言，因为拜登任期有限，他又必须将应付内部疫情与特朗普时代造成的分裂作为优先工作，在外交上也面临修复与盟友关系的现实挑战，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排序并不太靠前。因此，拜登四年可称之为中国的时间窗口。中国必须抓紧这个宝贵的时间窗口壮大自己，并持续深化和世界的经济融合，以应对四年后可能更激烈、更尖锐的中美新冷战冲突。
另外，在台湾问题上，和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交易性格与冒险策略相比，拜登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过度冒险，他会继续支持台湾，打台湾牌，但是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往前暴走。 就台湾问题来说，特朗普和拜登最大的差异是，如果两岸发生武装冲突，依特朗普的随机冒险性格，他可能放弃军事介入，也可能会在一夕之间，脑袋一热，决定大规模军事介入，白宫军事决策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 但是，在拜登任内，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除非有特别强烈的民意推动，他只会有限介入，比如租售武器给台湾，或者为台湾提供军事情报支持，或联合西方制裁等，他不会大规模军事介入。
而且，因为美国的外交惯性，在拜登任内，美俄关系很难出现根本性松动。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俄交恶而中俄关系持续稳定，就意味着中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后方。 无论从中美还是两岸的角度，时与势肯定都在中国一边，但是对时机的把握也是决策思考的一个关键维度。
所以，从美国介入和中国战略后方稳定的角度，拜登四年是推进两岸统一的难得时间窗口，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接下来会怎么样，就又要看两岸与国际形势发展了。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4
旧文章ID：24086
作者：道宁 来源：中美印象
*央视称：欠薪问题上海、浙江等地集中处理，工程款缺钱未发，包工头欠薪，民工讨薪，政府协调做到双赢。上海政府出资350万，解决百余人的欠薪。
*河南商丘超市果菜丰富，销售萧条。原因：销售价格成倍上涨。
*广东、广西橙子等水果卖不掉，中间商收购价，去年几元，今年几角。
*北京大量组织蔬菜进京，使价格下降30%。超市每斤2元的土豆，卖八角，引起抢购。
*江苏发现进口车厘子表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专家称：洗净吃是安全的。
*去年打击走私案4,061起，主要为洋垃圾进口；今年发现蚕丝走私70余吨，涉款3亿。
*房价又起，上海实行新政策防止假离婚炒房，广东深圳则预防假结婚炒房。
*广西南宁有赌徒以低价房为诱饵，骗钱三百万参赌，上百人上当。
*以北京为首，校外培训收预付款后跑路众多，安徽、福建等地设立专门监管机构。
*十六家机构拒收人民币被罚，其中包括湖北秭归县的政府机构。
*原河南副省长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策感召下自首，得以保留退休待遇。
*浙江大学第一医院，有病人为发泄不满，自制炸药炸医院，3名医护、1名病人受伤。
缺钱就是贫穷，巴尔扎克说：贫穷是万恶之源。
我们虽贫穷还要搞工程，于是欠薪。欠薪带来讨薪，于是社会不安定。现在政府出钱，来买双赢，其实是为了自己能过上安稳日子，问题的根本在：贫穷还搞什么工程？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或者是社会受罪，搞工程的少数人得利吗？我们这个社会总是让少数人得利，这是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可见相应的管理应该改进了，增强民主，以利监督，加以杜绝。否则，拿纳税人的钱，去买利用权力得利者的双赢，是没有天理的。更何况，偌大一个上海，被欠薪的只有上百人吗？杯水车薪，只怕连个马屎外面光的双赢都做不到。
有工作的拿不到工资，更多的人还找不到工作。仅仅农民工回乡的就有2亿多近3亿人，这样一来，社会就更缺钱，所以超市蔬菜销售萧条，水果卖不掉。消费不畅，自然生产、运输和经销者也赚不到钱，这样成本反而更高，于是就涨价。政府为了稳定，只好出来救市，当然依旧是先救自己，因此北京人就能买到八角钱一斤的土豆。而进口食物价钱低廉，必须利用，所以，先前专家称冷链的肉类，就算外包装上有病毒也不要紧，反正可以煮熟了吃。现在，车厘子不能煮熟了吃，就讲洗洗也一样，不要紧，也可以吃的。
只是走私进来的洋垃圾，不知有没有病毒？而蚕丝，本来是出口的，现在，也走私进来了。恐怕还是因为今天，我们国内的蚕丝，反而比国外的贵。我们缺钱，还弄得什么都比人家贵，实在是越穷越见鬼。也正因为此，用来聚钱的房市，又起价了。
有趣的是，在我们限制炒房的政策之下，上海靠假离婚能炒房；深圳以假结婚能炒房；而一般的省会城市，像南宁，以假的低价房源，也就是权力控制的房源能炒房……可谓无奇不有，不一而足。当然，其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越缺钱，越想发财，越希望赚大钱。
这，已经体现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上了。比如校外培训，要几万、十几万的预付。规定不得预付超过三个月，没有用，三年都有预付的。然后是卷包会，跑路。一句经营不善，破产，就做了挡箭牌。现在的加强监管，如果没有民主监督，肯定不会起作用的。
不信？连国家信用作保障的现金都有政府部门不肯收，自拆台脚，还说什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顶得住缺乏民主意识的，行政作为的腐败吗？！
无意识中自行腐烂引起的广泛不满，就像非全民免费医疗引起的愤怒，是会爆炸的！
噫嘻，自古缺钱万事囧，如今赚钱气势汹；不讲民主社会乖，早晚庙堂归轰隆。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3
旧文章ID：24085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What Polls Say About Trump’s Impeachment and Possible Removal
by Giovanni Russonello
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介绍：乔瓦尼·鲁逊尼罗，《纽约时报》记者
本文编译：何炜俊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摘要
美国国会大厦暴乱发生后，特朗普遭受了其任期内的第二次弹劾。美国国内的各大民调机构也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民意调查，其中大多数民众认为特朗普应为这次暴乱负责。同时，各项民调中也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全面下降，过半数民众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和罢免持支持态度。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受暴徒袭击。最近几天发布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1月6日以来，美国试图恢复平衡，这段时间里美国民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这些民调展现出美国因总统的行为而陷入困境、对未来茫然无措。
武装极端分子袭击国会大厦仅两周后，当选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将在国会大厦台阶上举办。2021年1月6日发布的一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CBS News)和舆观调查网(YouGov)的全国联合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就职典礼上可能会有暴力事件发生。
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于2021年1月11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选民对国内当选官员的安全感到担忧。
在上述及其他全国性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应为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发生的暴乱负责，并且其支持率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天跌至历史最低水平。然而，尽管一些民调确实显示全国民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弹劾和罢免特朗普，对其表示支持的意见却并不普遍。
2021年1月13日，在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下，众议院民主党人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了投票。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总统遭受二度弹劾的情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项民调发现，55%的美国民众支持对特朗普的弹劾，而另一项由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及在线调查公司晨间调查(Morning Consult)于2021年1月13日发布的联合民调则显示53%的选民支持弹劾。昆尼比皮亚克大学民调(通过电话进行，与在线进行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政客》的民调不同)显示有52%的选民支持罢免总统。
2020年，不同流派的民调研究者都饱受挫折。在这一年，民意调查第二次系统性低估了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的支持率。民调专家们尚未确定最终导致民调失灵的原因，因此很难确定特朗普的支持率是否会全面提高多少个百分点。
然而，对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进行观察可能会更有用处。这更像是一种苹果与苹果之间的比较，唯有通过时间方可显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似乎比去年同期更为接受弹劾总统的想法了。这种变化虽然很微小，但却是有意义的。当时，民主党人试图罢免总统，几乎将美国彻底割裂。
彼时，近一半的选民表示，民主党人推动罢免总统是出于政治利益，并对以针对特朗普的指控来弹劾他是否值得表示怀疑。
如今，美国对特朗普被指控的可怖性质达成了更广泛的一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中，约60%的美国民众认为总统鼓励了对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袭击发生后的次日，《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一小时》(PBS NewsHour)和玛丽斯特学院(Marist College)进行了一项联合电话调查，发现63%的美国民众认为总统对这场暴乱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特朗普的支持率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近期所有民调中，对特朗普的工作认可度在百分之三十这一区间段的中位和高位徘徊，且大约有五分之三的美国民众不满意其工作表现。
前总统尼克松、前总统布什任期即将结束时，支持率都跌至百分之二十这一区间。尽管特朗普凭借约三分之一选民的坚定支持，支持率免于重蹈前任覆辙，但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以及其它层面的支持率数据都已全面减少。他在本党成员中的工作表现满意度也由有口皆碑跌至百分之七十这一区间。
长期从事民调工作的共和党人爱德·戈亚斯(Ed Goeas)表示，最近几周，特朗普吓跑了最后一批传统、保守的共和党选民，这些人之前仍然站在他这一边。
戈亚斯说：“对于‘大选胜利果实被盗取’一事，上述选民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觉得‘这不是真的’。然后他们便看到了2021年1月6日的事件。我认为他们对此也很是担忧。”
他补充道：“我认为接下来八天将会发生的各种事态令人极其担忧。现在部署于华盛顿特区的部队人数已经比我们部署在阿富汗的还要多了。这是一个有目共睹、不可避免的现实。而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4
旧文章ID：24075
作者：雾谷飞鸿Xiao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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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位华裔律师张康仁(照片：公有领域)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是全美知名的教学研究机构，前不久该院院长吉莉安·莱斯特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中心改名为“张康仁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张康仁是第一位毕业于哥大法学院的华人，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律师执照的华裔，他于1888年5月17日在纽约成为执照律师。
将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以张康仁的名字来命名凸现了哥大对早期来美华裔法律人才遗产的重视，阿里巴巴集团前法律总顾问、哥大法学院1989级毕业生石义德(Tom Steinert)和妻子张莉霞是此项命名的主要推手，他们发起捐款，在获得百多名校友的积极响应下，募得500多万美元，使 “张康仁中国法律研究中心”(Hong Yen Chang 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的命名成为现实。参与捐款的有不少华裔校友，包括李小加、李禄等。
哥大法学院是全美顶尖法学院之一，院长吉莉安·莱斯特(Gillian Lester)表示，该院以国际法、比较法最具特色。该院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成立于1983年，由著名中国法学者兰德·爱德华兹(Randle Edwards,)教授创建，近40年来该中心已经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法研究机构，汇聚了大批来自各国的学生学者，同时也成为哥大有关讨论中国相关议题的重要场所。中心主任李本(Benjamin Liebman)说：“我对校友们的慷慨支持深表谢意。”“来自中国的几代学生学者以及几代亚裔美国人不可估量地增强了我们的实力，以第一个华人校友的名字来命名中心并纪念他是非常合适的。” 李本还表示在当前环境下，该中心的地位也变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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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照片：Ajay Suresh)
张康仁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是留美幼童中的一员，他于1872年被清朝政府派到美国公费留学，当时只有13岁。他在1879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但1881年清朝政府突然中途结束幼童留学计划，将所有幼童召回国，当时在耶鲁学习的22名“幼童”，除了容揆和谭耀勋不肯回国外，张康仁与其他人一起回到了中国。不过，张康仁回国后，不甘学业被中止，1882年前往夏威夷他哥哥张茂疆家，后在张茂疆的财力支持下，前往纽约，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学习(哥大法学院前身)，并于1886年毕业。
张康仁从法学院毕业后，加入纽约戴迪-古德里奇律师事务所工作，并着手申请纽约州的律师执照。按当时纽约州的相关规定，要成为律师，除了专业学位、能力外，还必须是美国公民。但早在1882年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由于张康仁不是美国公民，他的申请被拒绝。但张康仁并不灰心，自己起草法案要求纽约州豁免他的公民资格要求，并在1887年4月26日与州长戴维·希尔(David B. Hill)面谈，力争自己的权利，得到希尔的同情与支持。纽约州议会通过了特别法案并得到州长签署，豁免张康仁申请律师时的公民资格要求。不久后，1887年11月11日张康仁又在纽约成功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并得到国务院发出的美国护照。1888年5月17日张康仁终于得到纽约州的律师执照，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不仅是第一个在纽约州持牌执业的华裔律师，也是全美第一个获得律师执照的华裔。
张康仁的下半生先后在中国驻美、加使领馆担任过外交官，1913年担任过驻美使馆代办，也在日本横滨银行工作过，期间还回到中国，在上海担任政府职务及在南京教书，并担任过中国海军留英、留美公费生总监，他于1920年退休，1926年去世，享年62岁。有关张康仁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雾谷飞鸿2015年4月3日发表的博文“迟到125年的律师执照”。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旧文章ID：24077
作者：李巍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在国会大厦发生骚乱、华盛顿特区实施戒严的背景下,拜登于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宣誓就职。拜登曾承诺上台后将迅速采取策略，应对美国新冠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低迷。那么，他会采取哪些施政措施?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对此，新京智库发起举办专题研讨会，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探讨拜登的执政策略及其即将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指出，拜登上任的头半年，其经济政策将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助推美国经济的疫后复苏;二是通过科技产业政策捍卫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三是采取绿色新政应对气候变化。这三个方面将成为拜登执政经济政策的三个支柱。
一、运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助推美国经济的疫后复苏
李巍指出，由于货币政策是由美联储控制的，而且由于特朗普时期的无限量宽松已经基本将货币政策的“子弹”打光，所以拜登上台后，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的疫后复苏，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将很快在美国落地。
2021年1月14日，拜登对外公开的新的财政支出计划大约1.9万亿美元，主要用于与抗疫有关的支出，其中超过一半是用于各种项目的家庭资助，帮助美国中下层渡过难关。这1.9万亿绝不是终点，未来，美国很可能会财政、税收和金融杠杆等工具多管齐下。其中，在支出方面，拜登可能会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加大改善国内制造业的营商条件，从而努力完成特朗普没有完成的经济使命。
李巍表示，目前来看，拜登经济团队的理念总体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并且，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说明拜登政府存在一定的征税空间。但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不好，拜登不会立刻大规模征税。但对富豪征税将会是拜登政府的长期趋势。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处于历史的较高水平。如果1.9万亿美元支付出去，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历史新高，有可能超过“二战”时期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美国出现债务和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增高。而且美国国内因为量化宽松以及之前特朗普政府的赤字积累，美国出现通胀和债务违约的概率正在激增。
李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主动采取大规模对华“金融战”的可能性较低。相反，美国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稳定金融和财政的诉求会进一步加大。这是中美合作的空间所在，至少美国会希望中国不要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甚至是进一步增持美国国债。而且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够接受美元的贬值，允许人民币的升值，而不要和美国进行货币贬值竞赛。
因此，李巍认为，中美金融关系在2021年会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至少美国不希望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来扰乱美国的金融和债务体系。
二、拜登政府将改变对华科技战略
李巍表示，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肯定会采取更聪明、更有效的对华科技战略。在过去的半年里，美国发布了三份主要的科技政策报告。这三个报告着重强调中国科技发展对美国造成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对美国企业的损害以及可能在技术上对美国实现的赶超等问题。
因此，李巍认为，未来拜登政府有可能采用供应链排除手段，保证关键产品供应链由美国和盟友全权提供，跨国供应链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供应链要建立在盟友的范围内，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目前拜登最为关心的是医疗领域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在疫情结束后，还会进一步延续到电气、人工智能、5G和量子计算多方面。
李巍特别强调，中国最应该警惕的是未来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供应链包围。比如，美国有可能建立一个供应链体系，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和盟友领导下的供应链之外。这有可能成为拜登对华经济战略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特朗普任内就已经在这样做，他的“经济繁荣计划”就要搞针对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重构，只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而不了了之。特朗普的这一政策很可能被拜登部分继承。
李巍指出，拜登的外交团队大都是奥巴马时期的旧将，他们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缔造者。拜登虽然未必会再度使用“亚太再平衡”这一概念，但在加强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方面，与奥巴马将并无二致。而用供应链合作充实到具有军事色彩的美日印澳四边对话，并将这一对话机制进行升级，将越南、新加坡、韩国等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伙伴纳入其中，缔造一个全方位的亚太安全盟友和经济伙伴网络，这种局面是中国最需要防范的。
同时，李巍表示，在具体的对华科技政策方面，拜登会大规模地吸纳全球高级人才，因此可能会取消或放宽特朗普签署的收紧留学生签证政策。由此看来，今后中美的科技和人文交流将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三、拜登政府会加大推行“绿色新政”
李巍指出，拜登政府会加大推行“绿色新政”。这主要基于四个目的，一是希望打造“绿色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选民基本盘。“碳中和”在美国已经超越了一个科学问题，也超越了纯粹的利益之争，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对立双方泾渭分明，很难说完全是基于科学的讨论或利益的博弈。关于二氧化碳的减排问题，科学界内部不同的人士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个问题在美欧逐渐地被意识形态化。
二是美国需要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推动经济增长。特朗普的经济增长策略主要靠减税，但减税的效果是逐渐递减的，而拜登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绿色革命。如果拜登能够在美国引爆一场“绿色革命”，在经济上有可能达到当年克林顿IT革命的效果。
三是拜登希望以“绿色新政”为切入点推动美国多边主义回归。在“绿色新政”方面，美国搞多边主义恐怕会比较容易。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都对环保和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心，如果美国站出来当老大，它们会很支持。因此，拜登很容易在这些领域实现与盟友的联合。
四是拜登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气候和环境的问题牵制中国，给中国施加压力。拜登可能采取的具体气候和环保领域政策行为，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在国内的救助计划中，除了1.9万亿美元外，拜登还会进一步推出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会大幅度向清洁能源和环保倾斜。
其次，拜登会推行对绿色经济更有利的税收政策。比如，对污染企业加大幅度征税，对气候改善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策。这会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帮助提升清洁产品产能，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最后，拜登在政府采购方面，会更加侧重于清洁能源的相关采购。这一方面把绿色经济的红利留在美国国内，并对清洁能源等创新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推动清洁能源革命，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上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技术代差，确保美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引领能力。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外交项目组召集人)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旧文章ID：24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