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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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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本文原载《FT中文网》2021年1月22日。作者授权转载。这是作者《美国大选、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十二谈 – 全面反思华人社会的认识误区》12篇系列评论的第6篇。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与时事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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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2020美国大选中是否存在大规模舞弊?(联合早报,2021年1月11日)

余智:美国主流媒体是否背离了客观独立与言论自由原则?(FT中文网,2021年1月12日)

余智:美国是否发生了严重体制危机或宪政危机?(中美印象,2021年1月14日)

余智:如何看待美国制度与基督教、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合早报,2021年1月18日)

余智:如何认识“利益集团”、“深层政府”与“华盛顿沼泽”?(FT中文网,2021年1月20日)

2020年美国大选中,华人社会在挺川(川普,特朗普)、反川问题上的纷争,一个重要方面是双方对美国内政诸多问题的见解很不相同,这与美国内部的“左右之争”本质是相同的。这些内政问题包括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等等。

部分极端挺川人士认为美国“左右之争”是“决定美国国运”的“正邪之争”,将特朗普代表的右派视为“正义”代表,将民主党代表的左派视为“邪恶”代表。笔者非常不认同这种观点。下文前四个部分将对上述四个问题分别进行简要评述,论述“左右之争”非“正邪之争”的核心观点,第五部分简单总结,第六、七两个部分则延伸谈谈“反政治正确”的尺度问题,以及“白左”与“红左”的区别问题。

(一)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

美国本身是一个以英国移民后代为主的多种族、多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两党对合法移民问题的认知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非法移民:左派(民主党)对此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右派(共和党)采取比较严格的立场,核心区别在于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通过何种途径将部分非法移民合法化。

这一问题本身比较复杂,因为非法移民的来源类型、赴美渠道与滞留方式都不相同,对美国社会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包括为美国社会、特别是低端制造与服务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负面影响则包括移民归化成本、社会保障负担、社会治安隐患等。

美国立法与行政机构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这些正面、负面影响,也要考虑国际人道主义等诸多因素,因此产生意见分歧与政策辩论是很正常的。这种意见分歧不能视为“正邪之争”。

美国移民归化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穆斯林的归化方面。这是由于,其它族裔的移民宗教色彩不太浓,或者其宗教本身的和平色彩较浓,容易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融合;而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色彩较浓,且部分信仰者的暴力色彩较强,与美国主流价值观兼容性较低,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带来了困难。

同时,由于穆斯林鼓励生育,人口扩张速度较快,很多人担心:长此以往,美国的人口结构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穆斯林将占据主导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流文化与价值观

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美国现在乃至将来较长的时间窗口之内,人口结构发生根本逆转、由穆斯林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不太高。当然,美国社会可以提前“未雨绸缪”,采取适当措施控制穆斯林的移民速度。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就任伊始,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二,“社会人口结构改变导致主流文化改变”的前提是“每个族裔的文化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无论是白人、黑人、亚裔还是穆斯林,其文化与制度都会发展与变化。欧美文明与制度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主流。但这一文明与制度自身也是不断演进而来的,而且还在调整与完善。

欧美文明与制度的强大性,不仅体现在依靠这一文明与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比较发达、先进,也体现在它对其它文明与制度的影响与同化能力上:一方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包括黑人与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很多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欧美式现代民主政权,尽管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欧美的外来移民,包括黑人与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接受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遵守欧美的法律,即使没有接受基督教。

其中,穆斯林移民融入欧美社会的难度的确要大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暴力倾向)也比较多,但这些只是穆斯林移民的一部分。对这一问题,欧美国家也已经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例如,法国现在要求外来移民宣誓遵守欧美主流价值观,并将对违反者采取较为严厉的惩戒措施;欧美的坚定盟友以色列对外来移民的管理与归化工作则一直做得很好。他们的具体措施都值得美国借鉴或效仿。

总而言之,应该客观承认穆斯林的移民归化工作的确具有较大挑战性与难度,但不应该据此认为他们是不能改进与提高的,而应该充分相信欧美文明与制度的自身吸引力,并依靠各种配套措施(包括部分强制措施)加强其归化。

(二)反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

种族歧视是美国与西方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美国经历了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的废除奴隶制、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在法律上已经实现了“种族平等”。公开的种族歧行为已经被法律严格禁止,会给行为人与组织带来严重法律后果。种族平等、反种族歧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正确”。

部分右翼人士认为,种族平等、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已经发展过头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种族歧视标准过于扩大化,甚至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危害科学研究。例如,最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学者或其他人士发表了一些表明不同族群的特征差异(智力水平、某方面能力等)的言论,结果给个人带来严重负面后果,被雇主惩罚甚至解雇。右翼人士认为这是种族歧视标准的扩大化,侵犯言论自由,危害科学研究。但左翼人士则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些言论就是属于种族歧视;言论自由是个人言论不受公权力(法律)限制的自由,但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会给雇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受到雇主的惩罚。

第二,种族平等矫枉过正,发展为“逆向”种族歧视。这主要是指,由于考虑到黑人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些组织机构给予他们特别照顾,例如规定组织员工或大学学生中的黑人最低比例,这就几乎必然导致这些组织与大学中招收员工与学生的标准不统一。右翼人士认为这是对其它族裔的逆向歧视。但左翼人士则认为这只是对黑人历史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而已。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的“左右争论”,是民主体制下的正常意见与政策纷争,不应扩大化地理解为“正邪之争”。双方的争端也可促进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完善与提高,例如更准确地界定种族歧视言行、更准确地定位种族歧视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更适度地惩罚种族歧视言行、更适度地确定对黑人的历史补偿,等等。

尽管美国法律上已经严格规定了种族平等,但现实生活中隐形的种族歧视肯定也是客观存在的。加上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有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2020年美国的“BLM”(Black Life Matters,“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就是典型。该事件的起因是一名黑人违法嫌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在地时间过长死亡,导致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的黑人抗议活动。

近几十年来由于白人警察对黑人违法嫌疑人的处置方式带来的事件层出不穷,引发了很多纷争。本次运动是1960-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运动中,部分地区甚至爆发严重暴力打砸抢事件(怀疑有“安提法”组织的推动)。一些美国开国领导人因历史上的蓄奴行为也被殃及,塑像被毁,甚至名字从教科书中被挪出。

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对这一运动持宽容理解态度,其领导人甚至以下跪方式表达反思。而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则对这一运动持比较严厉的态度,特朗普则一再表示要对运动中的打砸抢行为实行严格追究与惩罚。中国部分挺川人士大力抨击“BLM”运动及民主党的“软弱”姿态,支持川普的严厉立场,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其中涉及的争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事件起因与运动性质的理解问题。

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倾向?本次事件是否是种族歧视带来的?这是两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部分左派人士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部分右派人士则用各种统计数据否认这一点,例如黑人的犯罪率本身比较高(这从逻辑上可以部分否定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倾向)、黑人死于自身暴力事件的数字高于死于白人警察的数字(这从逻辑上不能否定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倾向)、本次事件中的违法嫌疑人有多次违法记录的前科记录(这不能否定警察处理方式的不当),等等。

抛开此次事件是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争端不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此次事件中警察对违法嫌疑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不当的。当事警察也因此受到了严厉惩罚。此次事件与中国前几年发生的一个著名案件是同种性质的,属于公权力使用过当事件。因而,此次运动可以说是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即使我们可以否认其“反种族歧视”这一诉求与定位的合理性。

此外,应该说明的是,部分挺川派人士将这一运动的本来名称BLM -“黑人的命也是命”,歪曲地翻译为“黑命贵”,这就自然激起了一些对黑人抱有种族偏见的人士对运动本身的反感,这是不妥当的。

第二,对事件过程中的处置方式的理解问题。

部分挺川派人士根据违法嫌疑人的违法前科记录,指出他不是“英雄”(这没问题),因此“不配”享受民主党领导人与相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下跪谢罪。但是应该说明的是,下跪谢罪并非是基于认为违法嫌疑人是“英雄”,而是基于认为他作为一个公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司法对待,以下跪谢罪的方式表示道歉与反思,既是平息民愤的一种方式选择(尽管效果存疑),也是表态进行相关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系的一种姿态宣示(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运动中出现的极端势力的打砸抢行为(主要是针对财物而非人身),当然是过激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应该受到惩罚。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社会变革的民权运动,包括1960-1970年的黑人民权运动,也都伴随着一定的社会骚乱与暴力。

这种暴力,一方面对社会与公民财产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另一方面也推动社会与政府增强对运动相关诉求的重视,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予以回应。BLM运动在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两级都推动了警察执法规范的完善,加强了对公权力的约束,提高了民权保障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

总而言之,对BLM运动的性质与处置方式,美国左右两派存在的意见差异,是正常的左右之争,不能视为“正邪之争”。

(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

美国左右两派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认识分歧,也延伸到了华人社会的挺川派与反川派。挺川派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养懒汉”的制度,养了数千万好吃懒做、依赖福利生存的人,特别是黑人与移民;美国“白左”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建立无限政府,将把美国引向“极权主义”甚至“邪恶社会”。

时事评论家郭学明先生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文化对福利制度的排斥与让步》(以下简称《美国福利》),对上述认知进行了反驳。该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历史沿革以及美国的现行福利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政府援助(对不能供养自己的人和贫困家庭的援助)、职业培训(对失业者提供),并将其与其它工业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了对比。笔者非常赞同该文的分析,下面简单介绍该文的三个核心观点与内容(下面多处直接引用该文原文,但部分表达稍作变化,因此未加引号):

第一,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

首先,济贫是人类社会应有之责,是人类善的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人类是社会性最强的动物,救助生存困难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应有之义与责任,也体现了人类的善的价值观。济贫思想是基督教早期吸引信徒的重要因素。耶稣在传教过程中对穷人和被遗弃的人特别同情。基督教有济贫、做慈善和富裕教徒捐赠的传统,所有的教堂都有济贫功能。可以说,耶稣与基督教就是“白左”和“政治正确”的源头之一。一些华人挺川派中的基督教信仰者,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充满敌视与蔑视,是难以理解的。

其次,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且有其必要性。在农业社会,中外帝王都要赈灾济贫。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体对社会的依赖度远高于农业人口对自然的依赖度,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更有必要。工业社会生存门槛高,个人抵御灾难的自救能力弱。经济危机、产业变化和市场竞争因素导致的失业和穷困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无法做到个人自救。所以,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

再次,社会保障与福利不仅是人道的需要,更是维稳的需要。一个国家贫困人口多,社会治安就差,维稳花费大,而且革命概率大。罗马帝国对罗马城失业者发面包、建斗兽场、剧场和澡堂子等福利设施,都是维稳等需要。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1881年率先在德国推出社会保障制度,他说得很直接:“用于劳工的钱比用于对付革命的钱要省得多!”从功利角度考虑,无视贫困人口的基本保障,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革命,至少是不合算的。

第二,美国的公共福利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是垫底水平,极端挺川派对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批评是偏激的。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低:美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晚的;美国的贫困线标准比欧洲低;美国对贫困人口救助覆盖面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美国对贫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在63个工业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为所有困难家庭设立低保项目的国家,也是唯一没有为全体公民设立综合性国民健康体系的国家;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的贫困程度最高,是德国的3倍左右;在工业国家中,美国儿童贫困率最高。

美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比其它西方国家还差得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福利制度有4个等级:高福利国家(如北欧各国)、中等福利国家(如德国与法国等)、低福利国家(如英国),美国则是最低福利国家。有人说民主党上台美国就会走向没落,就会建立全能政府、极权主义政府,这是站不住脚的论断。瑞典实行高福利制度半个多世纪了,也没有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美国到瑞典的程度还有三个台阶,还很远。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文化也不可能向瑞典看齐。再说了,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也没有那么可怕,而是很多人所羡慕的。

即使是从部分极端挺川派知识分子推崇的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思想看,也不能否定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哈耶克认为有两种社会保障:第一种是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即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即一个人或集团与其他人或集团相比较的地位保障。第一种保障,社会没有理由不予提供;而第二种保障则是对自由存在的潜在危险。

美国现行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相当于哈耶克所说的第一种保障,而且还未达到,是哈耶克主张政府应当作为的情况。况且,哈耶克对第二种保障的担忧,将“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认为社会福利国家会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也是过于悲观了,60多年过去了并没有被验证。华人挺川派中部分哈耶克理论信奉者,既不了解哈耶克对于社会保障种类的区分,又不了解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情况,把美国福利制度说成不能容忍的邪恶,是不正确的。

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低,源于其文化对福利制度的排斥: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奋斗,鄙视依赖社会福利的行为;美国人把自由竞争带来的进步与繁荣视为促进了“公共福利”,排斥制度性的福利安排;美国文化对积极政府持排斥态度,警惕权力扩张,认同消极政府的理念,认为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生活,认为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会带来权力的扩大。

美国文化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让步或者说“基因突变”,缘于192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大萧条本身没能迫使福利增加,迫使其增加的是随后发生的暴乱。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使美国人意识到了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救助责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美国福利制度推进的步伐是克制的、缓慢的,而且还出现过大“回潮”,例如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就是“逆行”。这说明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具有被动性与经济性。这一制度从建立到发展,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而且主要是基于合算,而不是基于善良,因为美国文化认为自由才是最大的善良。

第三,美国两党在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上的政策主张既存在重大差异,也有相互交错。

从总体上看,共和党是消极政府的理念,坚持对福利制度的排斥,认为福利阻碍了个人努力,使他们对福利产生了依赖。民主党是积极政府的理念,主张对福利制度让步,认为对在市场中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竞争的美国人而言,或者当人们受到其无法控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打击时,政府必须向他们提供援助。几乎所有的重大的联邦福利项目都是民主党发起的。当然,民主党关于福利制度的主张,在世界范围比较,也不过是低水平的。

但两党的政策主张也有交错之处。共和党执政时也有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法案与政策措施。例如:1972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社会保障改革法案;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时,共和党总统小布什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民主党执政时也有削减福利的法案通过,如1996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的削减福利的改革法案。因此,如果将美国所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及其问题都归结到民主党头上,也是不公正的。

(四)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

围绕大麻合法化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麻本身危害性的大小(譬如与香烟相比较而言),科学上存在争议;二是禁止大麻与大麻合法化的成本-收益的对比。

围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反对者认为这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定义(男女之间)与宗教教义;赞同者则认为“婚姻”的定义与宗教教义都可以随着社会演进而改变,而且合法化之后可以解决事实上的同性恋者之间的财产继承等现实相关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观察者对大麻与同性恋婚姻问题持何种立场,主张这两者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要鼓励这两者,会造成这两者的泛滥,危及人类的生存:大麻的合法化不等于鼓励吸食大麻,更不会导致人人争相吸食大麻;同性恋的合法化也不等于鼓励民众同性恋,更不会导致人人争相同性恋。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即使不认可大麻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也不必夸大它们的危害,不必认为它们必然导致“邪恶”盛行。

(五)小结:美国的“左右之争”非“正邪之争”

综合上面的分析,美国的“左右之争”,包括双方在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民主社会内部不同政治与政策主张的争论,而不是什么“正邪之争”。在美国社会内部,除了极少数极右势力,无论是民主党(偏左)还是共和党(偏右)的主流,都不会将两党之争视为“正邪之争”。

但部分中国极端挺川派,对美国内政并没有深刻了解,却片面相信一些自媒体的宣传,将美国两党正常的“左右之争”,夸张为“决定美国国运”的“正邪之争”,将特朗普与共和党视为正派代表,将民主党及其代表人物(拜登、哈里斯甚至奥巴马、希拉里等)视为邪恶代表,对其进行极端丑化,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须知,美国共和党的主流也不会这么认为的。这些极端挺川派的观点,实际上只代表美国少数极右势力的立场。

政治主张的“左右之争”,西方古已有之。现代政治文明与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尊重利益与观念的多元化,不搞一元化或激烈对抗。正常范围的“左右之争”,应依靠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加以解决,而不是搞“我正你邪、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相反,只有当两派主张走向极端、视对方为“邪恶”、欲致对方于死地时,或当左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实现“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梦想、当右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实现或维持某些族群对其它族群的优势地位时,“左右之争”才会演变为“正邪之争”。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理念:主张极端的,才是“邪恶”。

作为中国人,对美国内政的了解,肯定没有美国人自己深入。我们应该尊重美国民众通过民主体制博弈的结果 -领导人选择及其背后的政策选择,尊重美国主流社会对内部争论的看法,而不要代入感太深,更不能站到其中一方的极端立场去看待问题,否则自己就可能成了极端派甚至“邪恶”势力了。

(六)延伸讨论之一:“反政治正确”不能矫枉过正

部分极端挺川派将美国的左派政策主张视为“邪恶”,并贬称左派支持者为“白左”,甚至将其污名化为“圣母婊”。这是偏激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西方左派思想,既符合人类自身的良善动机与基督教思想,也符合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其相关思想被落实为现实政策,则是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与表现,而且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完善,不应该加以贬低与嘲弄。左派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都不否定与抹杀。

至于左派的部分政策主张是否过头,包括“政治正确”是否过头,当然可以检讨,也可以调整。特朗普执政以来“反政治正确”的部分主张,笔者也是赞同的。譬如,笔者也认为美国种族歧视标准过于扩大化,部分地方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妨碍科学研究;笔者也不赞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认为可以通过其它单独立法的方式,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

但笔者认为,“反政治正确”也应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应该注意策略。如果认为某些“政治正确”走过头了,那就可以将其定义为“政治不正确”来加以反对,从而彰显自己的主张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确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那就应该牢牢把握“政治正确”的定义权,占领道德高地,而不要提“反政治正确”这样的口号。“正确”就是好的,为什么要反呢?这是策略问题。

其次,应注意防止矫枉过正。不能将左派思想彻底否定了,不能将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也一起反掉了。当前,华人圈中极端挺川派里的“反政治正确”,就出现了两种矫枉过正的不良倾向:

一是部分华人对黑人、穆斯林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或者为其辩护。甚至有人开口就是“黑鬼”、“绿毛”等侮辱性言辞。如果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白种人歧视黄种人、视黄种人为“黄祸”甚至“蝗虫”的行为,如何看待西方历史上的多次“排华”浪潮,以及今天部分西方国家还不时出现的对华人的歧视?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中国经济地位稍稍强大了一些,就开始理直气壮地对其他民族搞种族歧视。部分华人骨子里头特别崇拜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将其视为“一等公民”,将自己视为可以与白人平起平坐的“一等公民”或者稍低一些的“二等公民”,而将黑人、穆斯林视为“三等公民”,这种心态是不好的。

种族歧视的最大错误,在于因一些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某些缺陷、现在的某些不足,认为其人种低劣,甚至认为其不可救药、无法改进,因而对其进行系统性歧视。其实,每个民族都不是完美的,历史上与现在都存在某些方面的优点与不足,只不过是或多或少、表现不同而已。

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的优点与缺点都是动态变化的,可以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来加以改进、提高。黑人社会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管理水平的确有不足,部分穆斯林中的暴力倾向也的确是国际社会的问题,但这些都可以改进。如果否定这一点,岂不是要回到从前,鼓吹对某些民族的种族隔离?那又如何能够保证现在的华人不是被白人隔离的对象?

二是部分华人过分贬低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认为所有的相关政策都是在“奖懒罚勤”。如前所述,无论从人类社会特性与向善价值观出发,还是从古代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看,还是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一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都有其内在必要性与合理性,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是最低的,远远没有发展到“奖懒罚勤”的地步。如果看不到这些,仅仅因为民主党的社会福利制度主张就对其大加挞伐,我们为何又要提倡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难道我们要奉行双重标准?

如果我们部分人仅仅因为自己现在身处社会“中坚阶层”,就忘了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疾苦,就忘了他们的疾苦有很多并非是由于懒惰、而是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就忘了自己或亲友某一天也可能会因某种特殊原因遭遇各种意外而坠入社会底层的可能性,而否定一切社会保障与福利,将其斥为“奖懒罚勤”,那么,这样的“暴发户”心态既可能缺乏良善动机,也可能不利于社会发展与和谐,甚至在将来的某一天反噬自身。

(七)延伸讨论之二:“白左”与“红左”截然不同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一是“白左”与“红左”是否同源同害?有人认为,左派思想是人类自然具有的思想倾向,“白左”与“红左”源头相同。这一认知或许正确,因为它们都源于人类自发(先天或后天)的良善动机。但这有什么问题吗?上文说过,基督教也是认可并提倡这些良善动机的,甚至可以说是“白左”的思想来源之一。

但部分人进而认为:由于“白左”与“红左”同源,其危害也相同,甚至超过“红左”:“红左”的危害是暂时的,而“白左”的危害是长期的,因为这是人的天然思想倾向。

这种认知是极其错误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同源的事物,可能性质完全不同。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具体而言,“白左”与“红左”虽然目标类似(社会公正),但手段即政策主张完全不同。“白左”认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以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民主(核心是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法治(核心是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系)为基础的普世价值观。这些与“红左”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两者的社会影响也截然不同。

二是中国温和自由派是否“形右实左”?部分极端挺川派人士批评中国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人士(赞成普世价值观,但在美国大选中支持美国民主党,或者立场相对中立甚至摇摆不定)“形右实左”。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中美两国的“左”“右”概念,即“白左”与“红左”的概念。

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左派”(“红左”)是指偏向传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倾向,“右派”(“红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倾向。而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几乎没有中国“左派”即“红左”的空间,只有中国的“右派”即“红右”。

美国的“左派”(“白左”)与“右派”(“白右”)都是赞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视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场选择的缺陷与不足,照顾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更注重保护个人在行为方式上的自由选择,而“右派”更加强调尊重市场与自然选择的结果、主张弱化政府的外在干预,并更多强调传统价值观对个人自由行为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右派”(“红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极端挺川派批评为“形右实左”的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实际上是中国的“温和红右”:他们要么支持美国民主党(“白左”),要么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

“形右实左”批评的错误在于: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红左”,则这种批评完全张冠李戴,因为这些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属于“温和红右”,与“红左”截然不同;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白左”,则这种批评可能以偏概全,因为“温和红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如果这一批评的对象仅限于支持“白左”的“温和红右”,“形右实左”的说法也属于标准不一,将中国“红右”与美国“白左”直接对立。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旧文章ID:24074

Author of Wuhan Diary faces new wave of backlash after being picked as one of 100 influential women by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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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o Siqi and Chen Qingqing  来源:Global Times

Fang Fang — the author of Wuhan Diary — is facing a new wave of backlash online, just half a year after the overseas publication of her daily accounts on Wuhan residents’ lives under lockdown was slammed for only expos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city which soon became a handy tool for the West to sabotage Chinese people’s efforts in fighting COVID-19.

A swarm of Chinese netizens flooded the writer’s Sina Weibo account to mock her for “being really busy.” After she was named as one of the 100 inspiring and influential women around the world in 2020 by the BBC, together with Hong Kong secessionist leader Agnes Chow, to people’s surprise, Fang Fang did not feel shame, but proud, they said. 

The “pride” they referred to means that Fang Fang embraced the award and frequently accepted interviews by foreign media to atta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concea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city’s epidemic situation. 

The stories later published by Western media enraged Chinese netizens, scholars, as well as Wuhan locals, with many saying that being a “crazy woman” cannot gain her any real fame but only serves as another handy tool for anti-China forces in the West to frame China as an evil actor.

With WHO experts visiting Wuhan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coronavirus, Chinese netizens believed it was not a coincidence that Fang Fang would receive wide coverage in Western media. In fact, many online said it was “pathetic” and “detestable” for her to be a “perjury” in the planned ring-fence.
 
But others believe it is understandable for a writer to make such moves for personal fame or wealth and Chinese society should be inclusive to different voices.

Handy political tool

On Tuesday, world-renowned Spanish journal Cambio 16 publish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ang Fang, claiming her diary faces “a storm of censorship in China.” Fang Fang’s quotes have also been used as “evidence” to connect the coronavirus with the Wuhan lab leakage theory.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the same day that BBC covered a long story that portrayed Fang Fang as a resilient figure unafraid of speaking the truth. 

In the story, Fang Fang said it’s very difficult for her to understand Chinese netizens’ hatred as her records are “objective” and “mild” and the reason why her books were shunned by Chinese publishers was that maybe she expressed more sympathy for ordinary people than applauding the government, making her feel guilty.

“It has become common for Western media to use Fang Fang’s perjury to attack China. This keen interest in perjury deepened as the COVID-19 crisis escalated in the West,” said Zhang Yiwu,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y do not care about the truth or the efforts that China has gone to, nor the sacrifices that normal Chinese people have made. To them, Fang Fang’s quotes and her diary are vivid examples that turn China’s effective response into a horrible crackdown,” Zhang told the Global Times. 

It is also what Western politicians need to divert the public’s opinion as their countries continue to be plagued with COVID-19. They’ve failed to learn lessons from Wuhan’s lockdown and mounting voices are calling for a similar investigation by the WHO in other countries, Chinese observers said. 

In China, Fang Fang has become a bizarre clown; however, for anti-China forces, she is seen as a “first-hand witness” that can be brought out to attack China, a key role in proving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was a laboratory in China, and a key tool that can be used whenever to implic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specially as the WHO continues its work in Wuhan, Zhang said.  

In the interview with the BBC, Fang Fang insisted that China’s figures in the epidemic were faked and accu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not being responsible enough.

In fact, before April, more than 3,000 officials from upper and grassroots levels in China had been dealt with. China has also thoroughly reflected on the country’s loopholes in early anti-epidemic reporting systems and formulated public health regulations and laws that cover a wide range of spheres. 

“On the contrary, more than 400,000 people have died in the US. Who is blamed besides the whistler? What kind of reflections has the US government made,” Chinese netizens asked.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and criticism, Fang Fang said on her Weibo that she did not say anything “anti-China” and her interviews were not related to the WHO’s work in Wuhan. She said she was politically framed. 

Half-truths are worse than a lie 

Over the past months, Fang Fang has never stopped venting her condemnation of the country’s far-left forces on her Sina Weibo account. She believes the far-left ideological trend that brews in the country is the reason why she was besieged by public opinion. However, critics of Fang Fang are just ordinary netizens. 
A journalist in Wuhan who has been following Fang Fang’s works for years and talked with the Chinese writer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hat she is a woman of subtle and deliciated feelings about the city, about its people. When the city first locked down, when many people didn’t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her articles documenting people’s lives under lockdown became a comfort to many,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n many of her diary entries, there was a strong sense of being hyper-critical, the journalist described. For example, Fang urged the public to not remain silent, as collective silence is the most horrifying thing possible to her. She also cried for local doctor Li Wenliang, saying the whole city was crying for him; and ran with headlines like “wait until the lockdown is lifted, tell people what’s going on,” which all underscored a strong sentiment of grief, indignation and resentment. 

“Our society needs different voices,” the journalist said. “Even though her motivation is out of personal interest, it’s understandable.”

Looking back at what Wuhan has gone through over the past year, Chen Xingxu, founder of the Wuhan 520 Volunteer Alliance, felt upset about Fang Fang’s recent interviews.

“How dare you call hearsay the truth? Have you ever moved a body of the deceased? Have you ever transferred patients infected with the coronaviru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hospital and talked to a doctor face-to-face? Have you called or texted even one patient? Have you ever delivered a loaf of vegetables to another community?” Chen rhetorically asked. 

“These are what we, as volunteers, managed to do. We didn’t sit on our hands and talk rubbish as bystanders. We practiced our oath in person. On the internet, talking is often more popular than taking action. But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only action brings meaningful change to the world; empty talk is meaningless,” Chen said. 

On Amazon, Fang Fang’s Wuhan Diary is still being sold for $15.99. The diary has so far received polarizing views from its readers. 

“This diary provides a window into what it was like to live in a city that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said a reader from the US. 

A comment saying “half-truths are worse than a lie” ranked on top with 360 likes. 

Another reader from the US suggested they do not waste their money as it was “poorly written, lacks details, insight and depth. More like blogs than personal diary entries. An opportunistic attempt to gain fame and money out of a pandemic situation.”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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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抓住机遇 重建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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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国网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为重建中美关系提供了机会之窗。自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中美关系遭到了全面的严重破坏。

虽然民主党也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与特朗普政府有不同的认识。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中美关系得出理性的看法;拜登及其团队不赞同民粹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两国之间仍然有共同利益,仍然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相关问题上进行合作,尤其是在应对新冠疫情、实行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两国的人文交流等领域。被任命为总统气候变化特使的前国务卿克里已经表示,在气候变化领域可以与中国恢复合作。在拜登新政府任内,中美关系将是一种竞合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许多领域是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

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尤其是安全团队,中方都是熟悉的,与他们打过交道的。这个团队是务实的,比较理性,不会像蓬佩奥那样罔顾事实,无端挑衅,刺激中国,而是寻求解决问题。双方也更可能会就分歧进行认真谈判,制定管控的必要规则。

虽然特朗普政府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但呼吁理性对待中国崛起、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看法在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美国商界、学界和前政府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不断发声反对中美“脱钩”;美国地方上,各州恢复和发展对华交往,尤其是经贸关系的愿望依然强烈。自然,我们也清楚,新政府的执政受到种种制约,对改善中美关系预期过高是不切实际的。

中方多次发出明确信息,希望新政府重拾理性,美中双方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选择。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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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讲座: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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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线上讲座:美国时间2月6日(周六)晚上8点到9点半

北京时间2月7(周日)上午9点到10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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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或点击这里注册

(因为时差或其他原因无法现场观看线上讲座的,请注册,我们将把视频链接发到你注册使用的邮件地址)

美国东部时间11月21日晚上8点,《中美印象》(cn3.uscnpm.org) 、美华史记(http://ahistoricalrecord.com)和彼岸文化联合推出中美关系史系列线上讲座第三讲。青峰对话(http://www.charmingforum.com/)也为这次线上活动提供了支持。主讲人为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评议人为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主持人为《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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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简介

在中美关系已经上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的时代,《中美相遇》一书力图从长时段的历史的角度来提供一扇观察中美关系与中国变化的新窗口。从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到1911年清朝灭亡,将近130年,这本书讨论了这一期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移民、司法等多个方面的交往和冲突。书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完全忽略或极少注意的。《中美相遇》不仅呈现了中美两国早期的相遇、相知和相撞,而且分析了整个近代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在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之中发生的剧烈变化。

""""主讲人介绍

王元崇,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史和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变迁,相关研究作品发表于美国《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欧洲《通报》(T’oung Pao)、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英文专著《重塑中华帝国:1616-1911年之满韩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荣获美国CHOICE杂志 2019年杰出学术著作奖。中文专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将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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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人介绍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美国东北大学。出版有《塑造新人—从启蒙运动的理想到社会主义的现实》(Creating the New Man—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等中英文著作和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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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介绍

刘亚伟,中美印象网站主编,美国外交学会会员,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1982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9年在夏威夷大学获得美国历史硕士学位,1996年在埃默里大学获得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1998年进入卡特中心工作,2008年出任中国项目主任。中美印象网站(cn3.uscnpm.org) 创办于2014年9月,是全球唯一专门关注中美关系的中文网站。
“美国面面观”介绍
《中美印象》、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Center) 和美国中文同学会(American Mandarin Society)从2020年10月10日起推出“美国面面观”系列线上中文讲座,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社会、外交、民间组织和种族关系等。美国的“龙鹰卫视”是本系列讲座的战略伙伴,每次演讲都会成为“龙鹰卫视”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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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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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崇:清朝对美国的理解是如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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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梦龙  来源:燕京书评

从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之变,到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慈禧太后的“夫人外交”,再到现实的中美关系,我们和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母校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聊了聊中美相遇、相望、相撞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1979年,中美正式恢复建交,邓小平访美回国5天后,王元崇在山东半岛的一个村子出生。当时,村子里没有自来水,更没通电,经济落后。如今42年过去,中国发生巨变,王元崇意识到,自己成长的年代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开始全方位融合的新时代。

“到我2007年出国留学,那也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相当友好的时期,进一步坚定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一直到前几年特朗普上台,你发现事情原来可能不是那样。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赶上了一个中美关系相对最好的时代?我希望不是,希望更好的时期是将来。”王元崇说。

王元崇是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专攻近世中国和东亚外交史,著有《再造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年》(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1616-1911)等。现在,特拉华大学最有名的校友是拜登。王元崇希望他上台后,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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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拉华大学,王元崇面向本科生高年级,开设了一门中美关系史课。他发现,相比中国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和看重,美国学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对双边交往历史,更是一片茫然。他在《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一书中写道:

“我教过的这些美国学生中,无一人听说过一艘叫作‘中国皇后’号的去过中国广州的美国船,也没有听说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听说过上海英美公共租界,没有听说过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竟是一个美国人,没有听说过晚清中国赴美留学生和庚款留美学生,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作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而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的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全名。”

“美国这种情况,和我们中国鸦片战争之时的状态多少有些相似,认定自身是天下文明的中心,颇具万邦来朝之势,而不去关注甚至严重忽略了其他国家,包括历史上跟这些国家发生过的积极的交往。”

《中美相遇》是王元崇的部分课程讲义和专栏文章仔细重组和修改以后,面向大众的一部通俗作品。他希望在书中“呈现中美两国在漫长的19世纪内的相遇、相望和相撞,从历史的细节中展现大国交际背后自身的社会巨变,及全球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国际秩序的新陈代谢,并观察在这一百多年的交往中,晚清中国是如何一度中兴,但最终没落衰亡的。我们亦可由此得窥中国为何在20世纪初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期,以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如何卷入了新一轮的剧烈变化”。

《中美相遇》虽是通俗作品,但也不乏学术性和专业性,得到许多中外一流学者的推荐,如康奈尔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教授陈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和牛军。沈志华评价道:“对中美早期交往的历史进行远距离观察,有助于人们看到起点、发展和全貌,而不为近期和现实的一时一事所遮蔽;把高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文化作品,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了解中美关系的由来,毕竟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在于民众和舆论。此书值得一读。”

2021年1月,我们和在美国的王元崇做了一次视频访谈,聊到从近世史理解中国,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之变、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慈禧太后的“夫人外交”、现实的中美关系等话题。

“在这130年之间,中国对美国而言就是消费市场。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到底对美国有什么意义呢?从美国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现在被作为了‘敌人’或‘对手’,而在当年建交时,中国是战略上的盟友,所以角色其实也一直在变化。美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很复杂。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敌人’和‘对手’,但也是中国学习很多先进经验和技术的国家,是中国留学生首选的几个外国留学国家之一。”

“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确定的答案,我把问题放在这儿,希望大家读书时有现实的考虑。这本书虽然下限到1911年,实际上很多故事都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一直到2020年。例如说从其中的一些内容里,读者会看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政治与历史上的某些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王元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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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崇

以下为《燕京书评》和王元崇的访谈节录。

「清朝中国为什么不是大众通常认为的闭关锁国、保守孱弱、停滞不前?」

燕京书评:你在《中美相遇》中主张采用较长历史时段的“近世史”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内部开始的变迁是界定中国进入近世时期最重要的尺度。现在很多中外学者也都将明末清初视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美国学者史景迁等。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采用这种视角,它有什么好处,可以让我们看到哪些以往忽略或误解的地方?比如我感觉这种视角的一大特点是破除中国中学历史教材里的屈辱史观和线性进步的现代化史观。

王元崇: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近代史”和“近世史”只是词语上有差异,在英文里都一样(modern history)。近世史是为了区分鸦片战争把古代史和近代史一截为二,这种一分为二的做法是我们现在构成所谓百年屈辱史观的很重要的标志。它的背后,重点不在于民族主义,或者线性进化史观,当然都是有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反映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阐释模式,抹煞了中国自身的重要因素。

以鸦片战争来分期的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等,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甚至有时说整个中国,也就成了“腐败落后”、“闭关自守”、“老大帝国”,我们也批评乾隆皇帝做“天朝迷梦”,云云,像我读书时都是这些话。后来,我发现比我年轻好多的学生还在学这些话,背后表现的是,在欧美世界到来、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孤立状态的国家。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像我这本书讲的,还有很多学者都提到,清代中国不是闭关自守。鸦片战争之前,它也跟西方有很密切的交流。鸦片战争之后,完全成了一部世界史。所以,如果你再继续以鸦片战争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分期,还会延续一种对中国自身历史理解的片面化路数。鸦片战争分期法,对培养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观念,塑造近现代的中国国民或公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要看得更多,不能仅仅做到这里就停下了,或者以一概全。

这也涉及线性历史观念。这个观点基本上就是欧洲启蒙时代以后开始迅速发展,到法国大革命以来走向一个高潮。法国大革命对知识界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线性进步史观的确立,从人类的时间角度、历史角度,确定了这种进步观念,即将来势必比现在、过去都更加光明。因为它要跟过去一刀两断,开启新时代,推广“进步”的观念。

到了后续的历史交融中,我们中国也就接受了这一观念。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历史叙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19世纪的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之下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多,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之类,也是侧重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天经常讲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从学校到商业,大体还是这一套理念。

我想,我们最好把历史推到明末清初,把清朝作为整体单元观察,而不是用鸦片战争为标准,把同一个朝代分为两个部分,那样我们会模糊、割裂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边疆、民族等。

从这个时期着眼看中国,简单来说,一个方面就是清代中国自己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明末清初,清朝登上舞台,整个中国在边疆、民族等各个方面渐次重新融合,跟明代中国有很大差别,从东北到蒙古高原、到新疆和西藏,再到云贵和台湾,一个新的大一统中国再度形成,多民族再次发生大的融合,这些现象从明末清初来看比较好,有些甚至也要上溯到宋、元、明时期。

另一个方面,就是中西交通。明末,欧洲传教士来了,中西交通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之前中西交流也很频仍,像我们熟知的马可·波罗、汉代的所谓“丝绸之路”、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等,但到明末清初很不一样。因为它是欧洲新成立的耶稣教会派遣耶稣会士来中国,在雍正初年完全禁教之前,长达几乎一个半世纪,交流十分频繁。

中西交流对欧洲了解“中华帝国”,主要是清朝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也向中国输出当时欧洲先进的自然科技,比如天文历算、大地测量、地图绘制等。今天看到的阴阳历、老黄历、民间通书,基本框架都是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和中国的钦天监的官员一起确定下来的。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一中西交通的遗产之中。

我之所以用近世史的说法,目的很简单,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个更大更宏观的图景和多元立体的清代中国。你会发现,不光是枪炮条约、血与火争执、19世纪屈辱、你败我胜,它背后有更大、影响更深远的文化交流。在美国,我一直都是从1600年左右谈中国近代史,很多学者都是这样的。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发明,民国初年大家就在讲,我在书里趁机会再推动一下,往前看,能看到更加多元丰富的图景。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王元崇著新经典·琥珀丨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燕京书评:你说:“今天的我们常常批评乾隆对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甚至将他的圣旨中的一些话截取出来加以嘲笑,例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云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完全彻底地接受了马戛尔尼所生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里的话语与文明尺度,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程度的马戛尔尼,也是不同程度的小斯当东,认为清朝错失了一个走入‘近代’文明的机会。……事实上,我们往往忽略了站在马戛尔尼事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能不能具体讲讲清代中国这套世界秩序(宗藩朝贡体系)的价值?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清朝中国不是大众通常认为的闭关锁国、保守孱弱、停滞不前?

王元崇:你选的这一段也很好。我们所谓的文明判定标准,线性史观决定我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缺少文明和开放的心态。鸦片战争以后,被打开大门,被迫接受这一套,逐渐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教材基本不谈背后的这种文明观念的变迁,但实际上体现的背后原则,就是中国加入欧美文明这一“文明”和国际外交体系。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非文明的、野蛮的、落后的。

清代中国没有自己的文明吗?有。这种文明就没有价值吗?当然有的。比如它本身的政治外交关系就一直在延续,中国跟朝鲜、越南、琉球、暹罗(泰国)这些国家的关系,没有因鸦片战争一刀两断。这就涉及你说的宗藩朝贡体系。它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暹罗、缅甸、苏禄(菲律宾)等,共同建立和维系的一套跨国的多边秩序。

像俄罗斯,一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才从传统的中国的理藩院管理的系统中,转移到欧美列强这一支脉,而朝鲜等国家继续在礼部管理的宗藩体系内。所以,就这个例子来讲,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俄、中朝、中越、中琉等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更没有改变。

宗藩秩序,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在这套秩序里,虽然中国是一个相对的主导者,但真正能够在文明上深深影响的藩属国,说白了只有两个:一个是朝鲜,另一个是越南。这是它们都认可的外交秩序,非常明确地沿着儒家伦理进行交流的等级关系。

在近代欧美国际原则舶来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秩序良好运作,相当稳定。虽然在一些国家,它对秩序的理解存在本质差异,尤其暹罗、柬埔寨、缅甸。即便这样,它们也没有否定这个关系,因为从中能够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而且中国站在后面,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

从1368年明朝建立以来一直到1895年,在这500多年里,中国和周边国家小的冲突一直都有,但没有发生剧烈的战争。唯一可能比较突出的是1590年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也就是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明朝出兵助战。所以,如果近代欧洲的外交政治秩序不渗入,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下去。这不是一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从这个方面来讲,你可以看到,清代不是闭关锁国,那么多的国家都和清代交流。

中国历史教材里说清代只有广州一口通商,这是片面的,一口是对欧美国家通商。中国有秩序,你得照着秩序来,比如你是英国人,就到广州;你是朝鲜人,经过东北到北京;你是俄罗斯人,到恰克图;你是越南人,去广西;你是暹罗人,也去广州。所以,这是一套体系,它有不同分布,你要延续跟着规则走。

像丹东凤凰城那边,朝鲜人可以做点贸易;往北还有庆源,一年开两次,春秋互市;再到蒙古和俄罗斯交界的恰克图,恰克图也是很重要的中俄贸易交通口岸。我们有很多别的地方的口岸都在运行中,可现有叙事只是强调广州一口,把其他那些“外国”都模糊掉了。中国有自己的“国际法”的,是清廷和礼部规范的,双边和多边都认可的一种秩序。

我们为什么变得只注重强调广州一口呢?因为鸦片战争就是那儿打起来的,历史记忆因之变得特别重要,把其他口岸的历史都给埋没掉了。现在我的工作就是重新把这套东西展示出来,这样你的理解就不会太偏颇。这也联系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推到明末清初?因为这样一看,它的周围一直都在频繁贸易,甚至是长途跨国贸易,如茶叶贸易、白银输入,很多都是全球性质的贸易,并不存在闭关自守、一口通商的事情。SHAPE * MERGEFORMAT

「为什么说今天的美国就是当年的中国,它开始衰落了吗?」

燕京书评:《中美相遇》讲了很多中国应对变化的故事,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慈禧太后与康格夫人的外交。先说留美幼童,能不能概括一下你觉得为什么留美幼童项目会失败?它给今天的中美交流能提供什么经验教训?我感觉你是非常遗憾。

王元崇:对。我在这一章前面讲中国是文明中心,数千年来从来没有派人像留美幼童那样到外边学习。留美幼童项目真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之所以出现,跟19世纪国际化大有关系,但它最后失败了。

简单来讲,可能有三大方面。一是美国的排华浪潮。他们去那儿学习挺好,一般大学招他们,美国家庭也特别欢迎孩子们,可是清政府想把很多学生放到军事学院进一步进修,可军事学院不招华人,这就比较麻烦了。

第二个因素,中方态度不坚定。最早送孩子们出国时,他们觉得一定要让这批孩子中间一部分人成为国之栋梁。曾国藩、李鸿章下这么大力气,数百万两银子,培养一批人留美学习,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他们认为,拔十得五,50%的人能成功,那也非常成功。可是,到后来出现种种问题,他们就犹豫了,也没有把这帮孩子转到英国等国家继续深造。中国有时办事就是一了百了,不要再闹事,落得个清净。当年,像作家马克·吐温、美国总统格兰特,都跟中国官员交流,希望他们把孩子留在美国继续学习,但最后没有成功。

第三个问题,他们内部比较分化。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到美国学习,容闳是带队,主张西化,可是里边也有像陈兰彬这种典型科举考试出来的官员,不懂西方,不希望这帮孩子过于欧美化。有的孩子把辫子剪了,他们觉得矛盾很大,存在抛弃本国孔孟伦理的路子。这些矛盾汇集北京,所以最后他们决定全部召回去。

这个项目被召回时,也就几个学生毕业,很大一部分人是刚刚来,没有读完,只好回国。回国的话,这就麻烦。有些在战争中死亡,有些泯然众人,有一批到了民国初年比较拔尖,像唐绍仪、詹天佑,但大部分人不知所踪、湮没无闻。这是一个很大的智力损失,总体上整个规划失败。为什么非得把所有孩子一夜之间召回中国呢?召回并不是唯一选项,可他们就是选了这个选项,认为可以把所有矛盾一举消灭掉。这真是让人感到愤懑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故事,我说中美今天的教育交流,应该保持大门畅开。美国是世界上教育资源最好、最多的国家,掌握世界的学术、自然科技、高精端技术的话语权。今天中国留学生这么多到美国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的关心点放在中国,到美国留学应该一以贯之,我们很多领域有待继续提高。尤其这两年,我个人感觉,无论格局怎么变化,千万不能像当年清政府那样,一股脑地把孩子们都撤回国,那是不行的。当初是官费,现在很多是自费,都要保持住。我们中国人要时刻记住留美幼童项目的惨痛的经验教训,不能重复这种事情。

我国的近代化之路,一定程度上看,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观察的,到现在也并没有结束,只是我们可能处于这个长时段链条上比较靠后的一端。我担心有的人认为,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了,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做事,不要向别人学习了,那就麻烦了。

燕京书评:在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上,你了解到美国学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对双边交往历史更是一片茫然,觉得“美国这种情况,和我们中国鸦片战争之时的状态多少有些相似,认定自身是天下文明的中心,颇具万邦来朝之势,而不去关注甚至严重忽略了其他国家,包括历史上跟这些国家发生过的积极的交往。美国走到今天,在笔者看来,也跟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有诸多的联系,当然其中的历史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之一是美国在20世纪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能不能具体分析下其中复杂的历史原因?

王元崇:主要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二战以后,美苏争霸,但1990年代苏联倒台,美国就是单级霸权,直到今天。我刚才讲中国在地域框架里是中心,现在美国对全球框架来讲,它是中心。今天的美国就是当年的中国。

今天的美国已经不需要再像当年那样,去中国、日本扩展远洋贸易,到东亚世界发展。最大变化发生在1898年占领菲律宾以后,因为美国在1823年到1898年之间是门罗主义,主要关注美洲,不让欧洲干涉自己所谓后花园的事,但没有强硬到全球帝国的地步。1898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它从西班牙手中拿了菲律宾,菲律宾在东南亚跨全球,所以1898年的美国已经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

从1898年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停下海外战争脚步。简单来讲,1898年的美西战争,很快是八国联军侵华,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反恐战争,哪个战争缺了美国?哪个地方都有它,所谓“世界警察”就这么来的。全球霸权,是军事金融结合在一起的体系,这就是当代的美国,也就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取经”了。

而且,美国的移民政策在1960年代改变以后,开始大量吸纳全球各国移民,甚至欧洲国家也做得没有美国好。全球人才向美国流动,所以情况就变成,中国人不来,还有印度人;印度人不来,还有日本人、肯尼亚人……美国收割全球的高端智力资源,这都多少年了?移民政策来讲,美国也是世界上包容性最强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能跟美国比。虽然它有很多条条框框,但对人才的吸引力总体来讲仍然是首屈一指,因此美国其实就不需要往外走。

由此造成的状况,即美国年轻人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后就丧失去知道、了解其他国家的需要或者迫切。我说的美国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是个比喻:“中国”不仅仅是指我们中国,而且是其他的非欧美文化的“他者”。美国中心主义已经数十年,很难打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跟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真是有些一样的状态。

燕京书评:美国中心主义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时段、宏观的背景,但最近几年美国发生很多变化。一种声音认为,美国现在开始衰落。你怎么看?

王元崇: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尤其这两天国会山都被人所谓“攻山”,实在天下大乱,不像一个美国。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心中的美国都是理想化、想象的美国。反之亦然,美国人心目中对当代中国也都是臆想的中国,甚至是扭曲后的中国。

但是不是就说美国在迅速衰落呢?我觉得也不能这样看,不能因为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就觉得美国的时代结束了。那是政治上的事;华尔街不是还在吗?加州的硅谷不是还在吗?苹果手机在中国不还在大卖吗?即便不是中国,苹果手机在欧洲、日本、韩国、越南、印度不也在大卖吗?美国不还照样是世界很多国家留学生首选的目的地吗?包括中国很多中产家庭。所以抛却政治层面不讲,现实中很多方面并没有出现本质变化。

我想,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看到的一些表面的、表现比较剧烈的、媒体容易渲染的现象,就认为美国这个掌握着全球性霸权的国家在衰落。美国有自己的运行制度,和我们中国一样,是很多元的大国。对中国来讲,首先要看它在世界上对高精端技术领域的掌控,美国还是独一无二。而且,短期来看,仍旧掌控;长期来看,也没看出可能在这方面会迅速失去优势,毕竟全球各国源源不断的人才还是在涌入美国。

「我想展示这130年间,中国对美国的理解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的?」

燕京书评:回到慈禧太后与康格夫人的交往故事。你认为,这是掩在1900年前后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背后的一幅几乎默默无闻的女性交游为主导的景象,从这个小小的中美关系的侧面却反映了一个正在步入剧变的时代,以及中国人对这一局面的调适。能不能讲讲你如何评价慈禧这段外交故事,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王元崇:我之所以写这个故事,有好多考虑,比较大的是两个:一是揭示外交上这么一个艰难的调适过程;二是我想展示历史中女性的作用。女性在中国近代史叙事中几乎被完全弱化掉。在我们中国近代史教材里,女性几乎没有。慈禧太后出现也是腐败形象,偶尔谈几句。我书里还提到一个民间妇女郭梁氏,在广州被砸死的,你翻遍中国官方史书,绝不可能有郭梁氏这个人。

我想把慈禧太后作为女性外交家、政治家的角色展示出来。她是当年中国最有权威的政治家、朝廷的核心,通过她也可展示清廷在这一阶段外交的非常艰难的调适过程。慈禧太后周围有很多格格、公主,还有跟她联系的也是欧美、日本驻华公使的太太,长期以来她们都被埋没,现在我们应该在中国正统叙事中注重性别上的事情。这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也是有益的吧。

为什么慈禧太后要搞夫人外交?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而且是惨败。之所以出现八国联军侵华,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然后就是所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个叫做“庚子事变”。从之后清廷反应来看,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屈辱和外交上的调节。你说慈禧太后做这些事,她心甘情愿吗?我觉得不见得,她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吧?但她在外交场合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

你想想,慈禧太后的茶叶都能送到别人嘴边,喝茶,自己抿一口,再让别人喝。我最初看到这个,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有点中国人称兄道弟的感觉。这个东西完全不符合欧美礼仪,但欧美公使夫人从这里看出中国太多变化,不像以前有人打杀他们。她们从中把这个态度传递给她们的丈夫,那就是驻华公使。

慈禧太后这一招也很明智。夫人外交背后,其实是公使外交。你只要抓住公使的另一半,就可以产生一定外交效应。事实证明是这样子,康格夫人对她老公经常说慈禧太后的好,康格公使就在给国务卿汇报中提到这些变化,所以它有外交效果。

这个故事我写得越具体,比如慈禧握着她们手哭,把茶和点心递到人家嘴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掌控一个帝国的政治家在做艰难调整,甚至装模作样学英文。我完全相信慈禧太后有可能说过goodbye、hello,让他们看到,摆样子,做姿态,完全因为中国战败,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大的变迁。看到慈禧的变化越多,越能感受到这样一个都快70岁了的中国老太太,也是为了这个朝廷和国家在做事,也不是完全为了她一个人的荣华富贵,越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烈变迁的时代和个人的身不由己。

燕京书评:关于中美关系史,比较早的有哈佛大学费正清的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等,比较新的则有香港大学徐国琦的《中国人与美国人》(2014年英文版,2019年中文版)等。相比过往著作形成的脉络,你觉得《中美相遇》处于什么位置,有什么特色?如果说徐国琦希望讲述中美共有、合作的历史,强调文化交流,而非对抗、冲突,那你想给读者讲述一段什么意义的历史?

王元崇:这个问题真是很好。像费正清也好,徐国琦、孔华润(Warren I. Cohen)他们也好,他们写的都是比较宏大的叙事。徐老师提到一些个案,但相对来讲都是在宏大层面谈中美关系,说中美两国如何做调适,应对彼此。我也考虑这个事情,但我从最早的时候就想展示一些具体事件,通过具体事件勾勒中美关系变迁,然后让大家从中见到中美两国如何了解对方——中国和美国相遇之后发生什么。

我并不是要把单一理念贯彻到这本书里,我就想把很多我认为在中美关系史中被我们现在叙事给忽略掉,甚至给完全裹挟掉的东西,把它重新拿出来,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叙事。我谈政府之间的外交,但也谈一些非常基层的人物,看看这些故事能对我们了解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积极作用?我完全赞成费正清、徐老师他们的说法,主张中美交流,保持友好姿态,但我在书里不是要去论证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难一句话说明白这本书在中美关系史著作的地位。因为中美关系史著作汗牛充栋,学术类非常多,冷战类特别多,但是前期关注的比较少,尤其是清代。你说我这本书有什么特色吗?因为我本身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我依靠中国一手的档案资料和文献记载,最大程度呈现了中国对美国理解的变化。

这在以往很多历史著作中揭示得不是很多,平常大家都在谈两方,然后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像我对国书的分析,你得对中国政治运作有一定了解,才能看出清廷怎么把美国总统的信变成像外藩属国的表文的,中方如何处理对外交涉,如何把他者引入固定渠道来,中间人的变化、中介的作用是怎么产生的,等等。

所以这个书,我的根本落脚点还是在中国方面,想把这130年间中国对美国的理解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给展示出来。其实我也不仅仅在讲述中美关系,而且在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近世中国和东亚世界在欧风美雨中的前所未有的巨变。

「中美关系未来会朝一个相对积极的方向发展吗?」

燕京书评: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生很多变化,2020美国大选也算跌宕起伏,直到最近国会大厦事件,更让人开了眼,但不出意外,拜登这个月会顺利接任总统。我比较好奇,你对这几年的中美关系,乃至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变化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比如2020年11月,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做了一个“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的讲座。他认为,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波动和滑坡来看,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而且他觉得,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不知道你怎么看?

王元崇:中美现在的困局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不太愉快的时刻,但都通过各种方法渡过关口。可能最大变化是1972年“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中美关系。我就是生活在他们见面遗产之中的一代。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开始,当年大方向没变,现在遇到挫折,但方向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在一些关键领域还是需要合作,不是一方面决定改就可以改的。王缉思老师说的在很多方面是极有道理的,也自然是我们中国这一方面需要认真考虑的。

如果特朗普再执政四年,形势可能会很危险,他把很多事情做到不可回转的境地。现在这个历史时刻,好像大家都在寄希望于我们校友拜登登台以后政策的积极性变化,拜登是我们特拉华大学历史系与政治系双学位毕业。目前看来,他上任后的前10天内会发表很多的总统行政命令出来,改变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从疫苗、外交到移民,现在看来都会有。这一轮过去以后,中美关系会不会朝一个相对积极的方向发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毕竟这个背后也不仅仅是一个总统的事,还牵涉美国两党政治。

我想拜登应该不会像特朗普政府推出很多没有转变余地的政策,可是我有另一个担心,4年、8年、12年以后会什么样呢?共和党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会不会卷土重来,而且做一些比特朗普时期更为严厉或者过分的政策呢?这个可能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虑一下,及早进行全方位分析。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认为拜登上台后的第一个任期,是我们中国方面及早未雨绸缪的关键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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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1616-1911,王元崇著,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燕京书评:你的第一本书是2018年出版的《再造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年》(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1616-1911)。能不能讲讲当初为什么写这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和核心观点是什么?

王元崇:我是2002年到北大历史系读硕士,当时正好有高句丽的问题,涉及边疆、民族等学术争论,也涉及地缘政治上的事情;我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关注周边国家关系,主要是朝鲜半岛方面。中国几乎对任何一个周边国家了解都不透彻,包括蒙古、日本、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都还是需要很多研究的领域。

美国的日本研究,在过去七八十年时间内,日本研究具体到了府县的女性活动、资本发展等,做得相当透彻,非常不容易。美国对日本的研究是各方面,不光是历史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都有。反观我国对日本的研究,大部分依然停留在比如明治维新的对比、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些大的方面。我们对周边国家的了解,一直到今天仍旧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跟我们今天谈的另一个话题有关系。我们的注意力,因为线性史观的关系都放在欧美世界,我们整天都在关心美国攻占国会山,但你怎么不报道一下东京、河内、新德里在发生什么事?你想上次我们看到新德里有什么新闻是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好像很严重吧,比如尼泊尔,上一次什么时候大家关注这个国家?简直感觉蒙古新闻几乎都不在我们报道范围之内,彻底忘记北边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可是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跟蒙古、俄罗斯、东南亚、中南半岛这些国家有这么长的历史交流,可是没有太多人关注,重点都放在所谓欧美“列强”。

我那本书主要是通过探讨清代和朝鲜的关系,观察清代中国的变化。清朝入关前有7年跟朝鲜建立关系,入关之后,分两个大的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宏观上观察这两个国家中韩关系的变化,通过这个来看清代是如何逐步构建自己中国、天朝的认同。到了19世纪,又变成国际法可以规范的主权国家。

我的题目叫做remaking(再造),其实有好几次remaking。清朝入关之前,显然不被明朝和朝鲜认可,觉得是东北蛮夷。实际上,它已经慢慢构建自己的中国认同。如果它不入关,迟早要像金朝,也要称中国。入关之后,它又开始建构一整套外交体系。这里边,朝鲜充当非常重要的桥梁和样板作用。到了19世纪,它和朝鲜、越南变成主权国家。所以,从这么一个线索来观察中国,通常你要看两个国家的关系,可能有的人就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大事就结束了,但是我那本书不是要描述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点是要揭示中国这几次的变化,探讨我们今天为什么走到这个状态。中国在20世纪开启以前,为什么变成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为什么有了非常清晰的边界线?

要说我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相似,都是国际关系为引子来探讨中国自身的变化。如果读者看完有这方面的考虑,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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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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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  来源:澎湃新闻网

编者按:1784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出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帆船,满载对财富的渴望和对东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华;100多年后,大清轰然崩溃,而美国却在通向霸权之路上如日方升。

在一个多世纪的相望、相遇与相撞背后,是中国逐渐认清世界,并蹒跚追赶时代脚步的历程。双方的此消彼长,正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交错的侧影。

从蒲安臣使团到留美幼童,从排华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旅美历史学家王元崇在新书《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中,就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分析了清美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试图打破线性历史观的陈腐教条,让读者可以重新审视今日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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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
  有一天,我在门口碰到出来遛狗的邻居安德鲁,他是个十分热心肠的美国工人。我们照例聊了几句:
  安德鲁:北京的空气有时候是不是不太好?我:嗯,大城市的污染问题,现在好多了。你想去中国看看吗?安德鲁(身子本能地往后仰了一下,作吃惊状):中国?那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我:你的狗狗真是很可爱!
▍朦胧的理解
  “中国”,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十分朦胧甚至有几分可怕的地方。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未到过中国,也缺乏去中国的兴致和冲动。
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主要靠小说、新闻、影视作品和自身的想象。一位朋友曾向我展示她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这是一部介绍乡土中国的经典作品,初版于1931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年。这些年,中美政策圈对彼此的高度关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关注度并未体现在社会层面的互动中,尤其是美国一侧。
  美国基础教育采取K12模式,亦即从6岁一年级到18岁十二年级,虽然各地各校采用的教科书各有差别,但其中忽略对华交往的历史系一大通病。
  就我所接触或教过的学生而言,从十一或十二年级的高中生到大三或大四的本科生,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特朗普所谓的“竞争对手”,知之甚少,对双方交往的历史,更是一片茫然。
  他们不知道有一艘叫做“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的美国船去过广州,也不知道有《中美望厦条约》,更不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竟是一个美国人。
  这些年轻人中无一人听说过上海公共租界、庚款留美学生,或是那个叫做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并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名字。
  美国今天这种情况,和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状态颇为相似,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有万邦来朝之势,无需关注美国之外的世界,甚至于美国与这个世界的历史渊源都忽略了。
  而美国走到今天,在笔者看来,与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不无关系。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初期一个亡命般的选项,后来成为该国贸易史的一个传统。
  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塞缪•莫礼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考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的研究,在《巴黎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波士顿周围的商人们就开始谋划对华贸易。
  很快,他们于1783年12月派遣了一艘55吨的单桅船“海瑞特号”(Harriet),载着北美人参即中国人所谓的花旗参,从波士顿港口出发前往中国。这本来应该是一桩很好的买卖,因为北美花旗参在广州很受欢迎。但是这艘船到达非洲好望角以后,东印度公司横插一刀,以两倍重的熙春绿茶与美国人的人参做了交换,海瑞特号贪图茶叶利润,遂半路返航,没能去成中国。
  但是到中国去的梦依旧在,而且让很多人为之兴奋迷倒。
  ▍致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在海瑞特号启航后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这一天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算是黄道吉日了,后来也证明这艘船的确十分幸运。美国没有单独和中国交往的经验,也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罗列了一串名堂,要致“所有奉教或世俗的好城市和好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most Serene, most Puissant, High, Illustrious, Noble, Honorable, Venerable, Wise and Prudent, Lords, Emperors, Kings, Republicks, Princes, Princes, Dukes, Earls, Barons, Lords, Burgomasters, Councillors, as also Judges, Officers, Justiciaries and Regents of all the good cities and places, whether ecclesiastical or s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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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治装成本,总计耗费了大约12万美元。船长叫约翰•格林(John Green),商务经理则是独立战争中官至炮兵少校的山茂召(Samuel Shaw),嗣后山茂召担任了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当时大西洋等各处海盗猖獗,为了防备海盗,中国皇后号和其他很多商船一样也武装有大炮,山茂召的军伍经验在此次航行中也恰好用得上。

该船装载的货物包括: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中国皇后号毅然远航广州的精神是可嘉的,但运气也帮助了他们。在抵达巽他海峡的时候,他们正好遇到了正准备驶往中国的法国军舰,当时法美的国际友情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而相当不错,于是中国皇后号就跟在法国军舰后边于1784年8月底经过澳门顺利抵达了广州。嗣后,驻法公使杰斐逊还特意致谢法国政府对中国皇后号的襄助。据记载,抵达广州港的时候,中国皇后号特别鸣礼炮13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13个州,也是向中国以及在广州贸易的各国致敬。非常巧合的是,美国人鸣了13响礼炮,而在广州居间做中西贸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即闻名遐迩的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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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把携带的美洲货物销售一空后,采办了如下中国货品: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美国人交易之后不久即扬帆回国,同行的有荷兰的商船,所以只有普通地图却没有详细航海地图的美国人这趟中国商务之旅是非常幸运的,从中也可见到当日广州国际贸易的繁盛,欧洲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络绎不绝。1785年5月12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一番贩卖以后,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虽然对比后来者而言这趟所赚取的利润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贸易获得巨大成功,各方都皆大欢喜。
  联邦政府从各种有关中美贸易的报告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1789年到1791年之间纽约、宾夕法尼亚州以及联邦政府都立法特别保护对华贸易,并对中国货物实行特殊的较低的进口税。在这种大的政策引导之下,美国对华贸易开始直线上扬。美国的探险精神在这个期间开始得以很好的表现,各种船只竞相开往广州贸易。就在美国开始发展对华贸易的当口,1789年到1799年之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继起的拿破仑第一帝国和欧洲战争,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与欧洲对手进行国际贸易竞争的机会。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欧洲大陆政局动荡,并且直接波及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而美国因为地缘因素,得以置身事外,能够一门心思做生意,而且把茶叶等货物转销到烽烟遍地的欧洲去,赚得盆满钵满。
  ▍远在万里之外的巨变美国也乘着法国大革命之机,将贸易触角再次深入西印度群岛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西班牙在这一地区的最富有的两个殖民地即古巴和墨西哥的最强硬的贸易伙伴。在古巴和西班牙,美国商人获取大量的西班牙银元,然后跨洋输送到银两不足的中国。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自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始和中国做生意的是后期,在对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货船在将载到中国去的货物销售一空后其所得不能够满足购买中国货物的资金需求,因此美国货船都携带大量的银元现金,以期顺利完成对华交易,而西班牙银元恰好提供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陆的75%的银都输送给了中国,加上多年以来日本银也通过对华贸易和朝鲜对华贸易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和东北方向流到中国,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银两通过各种方式沿着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张库大道川流不息地从北方进入中国,都无疑为中国乾隆年间以来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06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对华输送银元最多的国家。明清以降的中国笼统地称呼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佛郎机”,所以这种逐渐由美国为主力大宗输往中国的银元被称为“佛洋”、“佛银”或者“本洋”,在对华跨国贸易中被广泛使用。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长期名列第一的是茶叶,其次是棉布。据研究者们统计,179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5575担、棉布166700匹;十年以后的1801年,棉布进口已经上涨了8倍,高达140万匹
  
然而,同期美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一个革命性变化,棉花产量开始飞跃式上升,而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够意识到这种远在万里之外的巨变。
  
188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家棉花种植园1792年,雷亚德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年),受一次在乔治亚州的棉花种植园的参观的启发,发明了轧花机,能够有效地将棉花籽从棉桃中摘除,比人力快8倍。这一技术开始迅速推广到了南方棉花种植行业,使美国的棉纺织业突飞猛进。
  
1790年美国棉花的年产量是4000多标准包(bales),到了1840年也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美国棉花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包,占美国出口货物的一半左右,而且供应着全球60%的棉花消费。
  
美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棉花王国”。
  
南方的棉种植业刺激了北方的银行业和转运业,南方对北方工业品的需求和对中西部农产品的需求也大大提升。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主要靠远洋贩运和差价利润的茶叶生意,在整个美国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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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花机示意图

  就中美两国具体的贸易货物的结构而言,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棉纱、棉布市场逐步被英国和美国自己生产的同类货物所取代,茶叶在中美交易中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并占据大宗。
  茶叶的比重加大,意味着中国无力占据美国棉纺织等工业制品的市场份额,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时代信息是当时代的中国已经开始被欧美工业革命落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820年的时候,美国对丝绸和棉纺织品的消费,已经超过了茶叶。茶叶以及加工茶叶的技术,都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并不是清朝中国自己创制出来的,如果说茶叶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恐怕是没有异议的。
  当中国人向海外兜售这种传统并眼见国内财富堆积如山之时,却没有能够好好看一下别人在干什么、已经到了哪里。
  1793年,乾隆皇帝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乾隆眼中,这句话并不是夸张之词,即便在很多平民眼中,恐怕也不是假话。然而,富庶的天朝开始真正缺少的,并不是丰盈的物产,而是新的技术和思想。1820年是中国的大清嘉庆二十五年。
  这年秋天,嘉庆皇帝驾崩,次子绵宁继位,次年改元道光。这个时候的广州,茶叶、瓷器和丝绸贸易仍然如前般的活跃,然而它们也开始静悄悄地让位给英国旅行家乔纳斯•汉维曾经提到的土耳其人早就开始在消费的商品——鸦片。(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原文标题“中美浮梦录︱到中国去!“,节选自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来源时间:2021/1/23   发布时间: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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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研究中心:拜登政府国际事务政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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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研究中心

中美研究中心于202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之日推出《拜登政府国际事务政策团队》信息板块。板块囊括拜登任下决定和影响美国国际事务政策的官员(截止1月15日已提名或任命),并分别按照外交,经贸,国防与安全,气候、卫生和科技四个领域进行分类。鉴于这些人物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轨迹,此信息板块旨在将这些官员的简历、官方立场(特别是对华政策)、公开演讲、媒体发言等进行跟踪和汇总,为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研究人员提供快速和有效的信息搜索渠道,同时也会将中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撰写的有关拜登政府对华事务相关的研究文章。第一阶段将主要包括四个板块内相关部门与机构第一把手和副手的综合信息。中美研究中心后续将定期更新拜登政府其他新任命官员的信息。

第一阶段官员名单

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贺锦丽 (Kamala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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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领域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力文(Jake Sullivan)

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

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

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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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金融领域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

贸易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凱瑟琳·琪·戴/戴琪(Katherine Tai)

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蒙(Wally Adeyemo)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塞(Brian De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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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与安全领域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Lloyd Austin)

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尔卡斯(Alejandro Mayorkas)

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

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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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卫生和科技领域

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哈维·贝西拉(Xavier Becerra)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Rochelle Walensky)

环保局局长: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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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官员图片来源:白宫官网

来源时间:2021/1/22   发布时间:2021/1/22

旧文章ID:24068

美国的地方政府,为什么可以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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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 赵修业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

李成(Cheng Li),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即将出版的《上海中产阶级:重塑中美关系》一书作者。

赵修业(Xiuye Zhao),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亚洲事务总监。

尽管有关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及有争议问题上,但是,只有从美国州和地方决策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才是合理的,这些决策者们非常关心双边关系给自己的州、县、市带来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支持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是两党共识,然而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却在努力挽救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为选民培育的中美经济、教育和文化关系。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特别是随着过去两年与中国全面脱钩,中美双边关系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不过,太平洋两岸的地方交流却基本上得以幸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繁荣发展。

例如,从2018年年中贸易战打响,到2020年初因为疫情暂时中止国际旅行,这中间有三位州长(均是共和党人)派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特朗普总统同属一个政党的州长们并不支持他与中国脱钩的呼吁,这个事实表明,除了国内政治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华盛顿以外的观点

这种观点与华盛顿内部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华盛顿,两党在国会已经就对中国采取对抗性政策达成一致。人们常说,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分歧,除了在中国问题上。而地方与此形成的对照,对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欲以一种新的、更连贯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是非常重要的。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在地方合作与战略竞争之间取得平衡。

地方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和推动者,尤其当拜登政府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公共利益,同时大力增进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就更是如此。经过联邦政府以往的支持和引导,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已经熟知成功的路径。在40多年的交往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已经结成50个姐妹省州和200多个姐妹市。美国的州政府在中国设立了27个代表处,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由于商业和文化交流基本上独立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方交往迅速发展。强大和有针对性的地方合作为两国带来了就业和投资,给中产阶级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单边行动却让地方一级的就业机会减少。

脱钩损害地方利益

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普遍认为,包括教育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地方合作已经不再是通过接触让中国出现积极转变的希望所在。相反,它变成了恐惧和担心,担心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对美国的政治施加全面专制的影响,是要“武器化”中国的学者和学生,通过牺牲美国的利益来加速中国的崛起。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经把地方上的交流作为脱钩的战场之一。美国国务院去年11月宣布,美国将退出2011年建立的中美省州长论坛,理由是担心中国的影响力。

虽然担心外国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是合情合理的,但笼统地描绘中美两国的地方交流,有可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脱钩”决定是由华盛顿做出的,但全国各地都感受到了痛苦。

例如在华盛顿州,每三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直接或间接与贸易有关,从新鲜樱桃,到波音飞机,而该州的出口在2020年下降了65%。在密歇根州,从2018年到2020年,即使去年春季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已减少16%。受脱钩伤害的还包括南达科他州的大豆种植者,以及威斯康星州的人参种植者。

一个无党派倡议

自从40多年前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方伙伴关系并不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故亦不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而结束。即使面对经济困难和关系恶化,在促进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文化交流、在疫情期间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州和地方层面对中美合作问题也有广泛的两党共识。

当同中国的贸易和相互投资出现在美国各州州长资产负债表的前列时,寻找合作途径对他们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2011年密歇根州在经济衰退中挣扎时,州长里克•斯奈德抛开政治,选择中国作为其贸易代表团的第一个目的地,以考察美国的就业岗位为什么会流向中国,以及如何扭转这种趋势。斯奈德任期内派出的七个贸易代表团,为密歇根州带来了12.1亿美元的中国新投资,给该州居民创造出6304个新的就业机会,使密歇根成为中西部利用中国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州。尽管阻力重重,美国的州和地方领导人还是成功地把中国从一个产业外包目的地,变成投资和就业增长的来源。

哪怕在疫情最严重和脱钩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州长们也在努力抵御政治压力,为他们所在的州寻找解决方案。在2020年9月北京举行的北美投资峰会上,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通过视频连线,欢迎中国企业到他的州来。当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要求对那些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保持谨慎时,李团队的回应是:“好消息是我们招募的是公司,而不是国家。”当然,要有严格的审查程序来审查入境的外国投资,但地方的领导人不能因为担心语焉不详的“外国影响”,而切断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所有经济联系。

对于即将上任的新政府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性动议比气候变化上的伙伴关系更能为他们提供灵感了。2015年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加希提主持的美中气候领袖峰会,为两国达成一个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全国性双边协议铺平了道路。即使是在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一个包括25名州长的两党团体仍然结成“美国气候联盟”,继续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带头并提供了路线图,拜登团队可以以此为基础,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

地方外交可以造福中产阶级

认识到冷战式脱钩是不现实的,是会适得其反的,下届政府就有机会制定一个受到州和地方层面的两党支持,并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为美国中产阶级谋求更多利益的精细的对华政策。

在对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的中产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与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不同。从他们的角度看,有效的对华政策,是在反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防止全面的地缘政治对抗之间取得平衡,因为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无休止对抗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保持地缘政治与地方合作互不干扰才可令美国中产阶级获得经济利益。

联邦政府同地方领导人之间更清晰的沟通和更好的协调,是地方外交取得成功的关键。国家与地方政府间实现有效沟通,有助于下届政府为地方领导人划定清晰实用的国家安全范围。笼统定义国家安全只会破坏跨境交易,侵蚀两国民众之间仅存的信任。

地方外交始于国内,需要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进行全面和持续的投资。两国地方层面的大范围脱钩无助于美国与中国竞争,因为它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切断了美国人对中国同行的软实力影响与合作渠道。

如果联邦政府帮助为地方领导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的地方外交就可以做到有效和自律。当美国的州长和市长们为振兴本州或本市的经济和商业利益而前往海外时,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华盛顿的支持,而不是被过度审查和过度政治化。

通过与地方领导人主动接触和授权,下届政府可以推动中美地方外交发挥积极作用,从而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受益,并增强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中的影响力。

原文标题《为什么地方利益很重要》

来源时间:2021/1/22   发布时间:2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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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聊斋:陶渊明的生命观和陶诗的三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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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志熙等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面对新冠危机、政治撕裂、种族对立和中美关系不确定,我们的人生如何选择?我们的灵魂何处安放?1600年前,陶渊明创作了组诗《形影神》,提出了人类面对生命有限的三难选择:及时行乐(形)、立善求名(影)和听其自然(神)。美国纽约聊斋第43期(2020年1月16日)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钱志熙博士发表了题为“陶渊明的生命观与陶诗的三种境界”的演讲,并邀请了五位文史哲方面的教授黄易居、李同路、陈丹丹、洪朝辉和董平做了点评,得到近200位来宾的热烈反响。以下文字根据线上讨论录音整理。】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是与其人生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普通人会说陶渊明是一个隐逸诗人,更多时候会说是田园诗人,其实都不太确切。我自己愿意说,陶渊明是一个人生的诗人,他的诗歌可以说是一种人生主题的诗歌。

这表现为他有比较自觉的生命思想。说他一辈子都在进行有关生命问题的思考,也许并不过份。但是他并不是专门从事哲学的人。或者说,他对当时接近于哲学的那些学问如经学、佛学、玄学的兴趣,远不如其他的一些诗人,如他的朋友颜延之,以及后来与他合称陶谢的谢灵运。他们都曾醉心于佛学与玄学,写过专门阐发哲理问题的论文。陶渊明没有这样做,相反的,他对当时玄学的清谈、佛学高度思辨化、逻辑化的阐述方式,似乎并不感兴趣。这与他不喜欢当时那种雕琢、繁缛的诗文风格是一致的。他的阐述思想的方式也是十分朴素的,他说自己“每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正是这种表达方式。但是他在思想上的造诣,却能在当时流行的佛学与玄学之外,自己阐述一种生命的哲学。事实上比他同期的那些思想家都要深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人生的思考,是从解决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出发的,不是单纯的哲学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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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陶渊明思想,甚至是说构成陶诗的基本主题的,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出与处的问题,即出仕还是归隐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生老病死这一人生必遇的事情。这两个问题,又都关连着身与名、心与形等问题。这些问题,内容很丰富,但都指向灵魂与肉体,也即人们所说的灵与肉。

我们今天要讲的生命观,即《形影神》组诗中所表现的内容。从哲学上看,就是为了解决上述的生死、出处、身名这些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从最初比较单纯地阐述形、影、神三种生命观的基本内涵,到展开对其与魏晋思想背景关系的探索,再到强调其作为“最高理性”的一种生命哲学性质的论定。从最初将其表述为“陶渊明形影神的生命哲学”,到后将其表述为“陶渊明神辨自然的生命哲学”。这里有一个较长期的思考过程。我之所以对此有持续的思考与研究,不单是学术的兴趣,还有解决个人现实的生命问题的需要。

与思想层面的探讨同时进行的,是由陶渊明的《形影神》诗启发而提出的陶诗三种境界之说,即整个陶诗中存在着形影神三种境界。这个问题最早的提出是1990年《求索》杂志上发表的《矛盾与和谐——论陶诗中的一重关系》一文,后来又在《唐前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一文里做了一些阐述。比较系统的阐述则是在去年出版的《陶渊明经纬》里。另外,我最近在修改《唐前生命观与文学主题》这本书,对陶渊明的形影神思想及“神辨自然”生命哲学的思想史联系,又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形影神》的基本内涵及与魏晋各派思想的关系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先列上《形影神》组诗全文,从而展示其思辨层次:

(小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悽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是陶渊明的一种哲学思想,既然是思想,我们探讨他,除了讲述清楚本人为何有这种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要讲清楚它与思想史的一种关系。单纯地注释,就事论事,就义释义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为什么我要一再对这三首文本并不难懂的诗进行探讨的原因。

关于陶渊明《形影神》组诗的思想背景,有两位前辈学者做过富有启发性的阐述。一位是陈寅恪,他著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他的核心观点,是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属于魏晋自然派,来之于魏晋玄学中的自然派。以饮酒、纵诞及不与政治合作为特点。但陶渊明在这之外,还有提出委运任化的观念。陈氏认为这是他独特的思想,是他一生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思想史上的孤鸣独发,直透千年后禅宗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还直透陆王心学的一些问题)。因此,陈先生为了区别于原来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旧自然观,陶渊明的思想可以叫做新自然观。另一位是逯钦立。他的《陶渊明集附录:关于陶渊明,三,从《形影神》诗看陶渊明的玄学观》,主要是阐述陶渊明形影神与慧远思想的关系。慧远阐述神不灭的观点,以确立其“宗极”思想,为三世报身的净土佛学提供了一种宗教哲学方面的依据。陶渊明不同意慧远这种思想,因此而写作形影神。从当时的神灭、神不灭的两派来说,慧远是神不灭论者,陶渊明是神灭论。“神灭说”是《形影神》组诗所阐述的思想的基本前提。

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我们必须将形影神组诗联系到一个更大的思想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从汉魏以来,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人们在生死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人类学家已经反复论述过,人类在蒙昧时代,并不能认识到死亡必然发生的事实。经过较长的时期,才逐渐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建立“自然死亡”的概念。也就是“生必有死,自然之理”(晋、王祥《训子孙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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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上看,对这种“生必有死,自然之理”加以清楚的阐述,并形成自然哲学的生命思想,开端于春秋诸子,而最后完成于汉魏晋南朝的思想,比如淮南子、桓谭、范缜,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家。陶渊明其实也是这方面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但是,生命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他的曲折、反复的性质。即理性与非理性、清晰现实与神秘玄远,常常处于一种共存的状态。写作《原始文化》的泰勒在论述原始文化在文明时代的继续时,用一个词叫“遗存”。“遗存”是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在生命思想的发展历史尤其如此。但不仅是遗存,还对遗存做出新的发展。

就在我们认为对“自然死亡观念”已经做出哲学上清晰的论述,并且已经成为知识阶层甚至广大庶民的一种“常识”的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却正是神仙信仰极其活跃,并最终发展出中国本土的宗教即道教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佛教在这个时期,终于由初期众多道术的一种,发展成影响最大的、实际影响超过儒、道(道家与道教)的宗教。而儒家思想,在汉魏六朝时期,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将其相当程度的宗教化。儒家之所以成为三教之一,也正是这个原因。可以说儒家是被道教与佛教带上宗教化之路的。这一点,我们重新研究汉魏六朝的思想史,就能看得很清楚。

那么,上述问题与陶渊明形影神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是,上述神仙、道教、神鬼、神佛之教,从根本上说,是泰勒所说的一种“遗存”的现象。也就是人类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仍然抗拒着“自然死亡”的观念,仍然认为死亡并非必然要发生,认为历史上有过不少不死的事实,在这种不死的事实的前提下,认为可以利用神仙方术来获得永生。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主要阐述了这种“神仙学”的观点。这种永生的方术及其影响更大的永生的幻想,虽然不断地受到质疑,但却越来越强固地捕捉人们的思想,包括士大夫阶层。(其实,关键是捕捉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

上述各种观点,都最终归向对形神问题的认识。炼神长存是否可能?形神同灭,还是形神分离,形灭神不灭?陶渊明的《形影神》当然很清楚是属于形神俱灭之论,他是接受生死自然之说,不接受神仙道教之说。这一点,《形赠影》、《影答形》两首诗的相关文字,已经表述得很清楚。“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可以说,在这方面,他已经向道教那方面挑明自己的立场了。

形神影三种思想,在伦理与哲学的层面上虽然不同,但是在对生必有死这一基本的事实的认识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说,陶渊明生死观是属于自然派的。我觉得认识这个事实对于了解陶渊明很重要。陈寅恪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从生死观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所以对于陶渊明在魏晋南朝思想史上的大归属,还是没有说清楚。

接下来我们讲讲形影神思想与当时的玄学及佛学的两个具体关系。第一个是与玄学相关的关于形名问题的讨论;第二个是与佛学相关的关于形神的讨论。

陶渊明的形影,用当时的概念来说,就是“形名”、“身名”,也就是玄学家常说的自然与名教的问题。《形赠影》所表达,正是陈寅恪先生说的“旧自然”一派的观点。这一派里面,有一种否弃名教、礼义,服从自然的欲性而生活。即当时流行的所谓的“任达”、“做达”、“纵诞”。当时流行的《列子》这本书,就较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列子》的《杨朱篇》就是宣传任情纵欲以全身的一种思想。其中讲了一个故事,子产努力地治理郑国,并且取得成效。但是他的两个兄弟公孙朝、公孙穆,却是一个好酒,一个好色,乐之不疲,无有厌足。子产日夜以此为忧,请教邓析子,邓析子让子产以礼义、性命之义劝说他的两个兄弟。其中核心一番话如下:

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列子集释》卷七,第225页)。

子产的这番话,尤其强调“名位”的观点。看得出来,即是陶渊明《影》诗的思想。但子产的兄弟,却批评那是“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这里面反映的就是一种重身、贵生而轻名誉的思想,并且认为礼义是一种虚矫的事物。《杨朱篇》认为名是一种空虚的东西:“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而不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列子集释》卷七,第232页)。陶渊明的《形赠影》诗,讲的就是这种思想。《晋书·郭璞传》记载一件事,也能典型的反映魏晋时期形派思想的流行:

(郭璞)然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患乎?”

郭璞这种想法,即是着眼于形的。而干宝的“适性之道”,从逻辑的倾向来说,是指向陶渊明的神的思想。

陶渊明这三首诗中,《形》诗的关键之句,是“得酒莫苟辞”。《影》诗关键句子是“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而神则说“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形以身为贵,虽没说“名”,实际是说名不足贵。其诗题为《形赠影》,赠的意思,就是说服影放弃名的思想,以饮酒为务。《神》也是认为名誉为虚,但强调立善为欣。是要有立善之实,而放弃求名之虚。这是陶渊明伦理思想的根本。也是他与儒家会归的地方。但这是会归,而不是简单的服膺。

这些形影,或者身名、形名问题的矛盾与思考,其实伴随着陶渊明的一生。立善求名曾是陶渊明的出发点,这在其《感士不遇赋》中有比较清晰的表述。但名之虚幻这种列子式的观点,也是他经常发生的感叹,如“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饮酒》中所说的:“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有,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但陶渊明虽受列子影响,但超越列子,也就是超越魏晋自然派。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破除求名之虚,而强调立善之实。这是解决了长期以来玄学中礼义与心灵,自然与名教相冲突的矛盾。第二个更重要,当然是顿悟生命本质,建立“神辨自然”的思想,达到真正的生命自由与自觉。尽管神的思想,从思想来源来说,与庄子、列子,甚至佛教的某些内容,都有些关系,但陶渊明都超越了他们。

二、“神辨自然”与“委运任化”

所谓“神辨自然”,它的第一层意思是“神”对“形”宣称为自然的这种思想进行辨析,提出更高层次的、更能揭示造化万有的真相,同时也更能揭示生命真相的更高的自然说,或者也可说是揭示自然的本质,陈寅恪将其称为“新自然说”。

形与影,其实都宣称他们的阐释的生命观是合符自然之义,即合理的生命观。诚然,在“形”所陈述的部分,并没有直接出现“自然”这个概念,但它的内容就是一种玄学自然观的生命观,即旧自然观。影所关注的是生命的社会属性,从群体出发来定义生命、强调生命的伦理道德价值,它所代表的是从汉至魏晋持名教论的一派。但这种名教论,后来也援引自然之义,认为名教的基础就是自然,进而就是名教即自然。当时佛教六家七宗的“即色宗”所说的“即色游玄”的思想,就与之呼应。阮籍《达庄论》引缙绅之说:“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此即名教的要义。另外,陈寅恪文曾引《后汉纪》献帝初平二年蔡邕述宗庙之议:“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务者也”(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14页)。

这样看来,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即向来被视为儒家一派的名教之说,在汉魏晋之际,也被援引为自然之义。也可以说,自然之义,不仅存在于尚自然一派,同时也存在于崇名教一派。这样,陶渊明的“神辨自然”,不仅是辨“形”说的自然之理,而且也在辨析“影”说的自然之理。其实,汉魏之际名教说源自自然之义,这正是后来两晋时代名教自然合一说的思想渊源之一。

上述形影的各种立论,都是魏晋时代流行的思想,陶渊明本人也曾不同程度地接受它们。但是陶渊明的建树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成熟的生命哲学。对于这新的生命哲学来说,前两种只是他的思想材料,或者说是他思想的两个出发点。他没有停留在这两种思想上,在形与影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认真地思考这两种生命观各自的缺陷之后,不再简单地停留在任自然与崇名教的对立之上。他提出不同于旧自然说与名教说的第三种观点,就是他自己认为唯一圆满的、终极性的生命观,即“神”的生命观。神的生命观是对形与影的生命观进行分析之后,剖析了其中非理性的成份,保留了其中合理的成份,再加以升华而形成的。这个思想的过程,就叫做“神辨自然”。

《形影神》诗所阐述的哲学内涵,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生命哲学,事实上包含或者指向一种本体论。首先,我们看到,陶渊明是站在宇宙自然的宏观背景下来落实生命的位置,就是他诗中所说的“天地”、“大化”,并认为生命属于万物运化的一部分,所以要纵浪大化。纵浪大化,即委运任化。这种思想,当然是来自道家,尤其与《庄子》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老庄在强调人类的个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时候,取消了人的主体性。而陶渊明则通过“神”这个范畴的建立,阐述人的主体精神。所以,陶渊明在思想方法上,受益于魏晋玄学甚至佛教般若学等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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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学,都强调人的智慧,以及智慧所具有的最高作用,即“照鉴”的功能。陶渊明早年所作的《感士不遇赋》中说:“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可见“神”这个范畴,是与“智”、“照”联系在一起。晚年的陶渊明,显然已经脱略了魏晋玄学与佛学这些名相,所以在《形影神》诗中,没有提出这一类概念。事实上,这一组与当时思想潮流相呼应的哲学诗,并没有用当时习惯使用的哲学论述方式进行,正如他并不关心当时哲学里的名教与自然关系,以及形神俱灭或神不灭这些问题。它其实是超越了魏晋玄学与佛道哲学的层面,但仍然受益于那个时代的思辨风气。

我们反复强调,“神”的概念并非一般形神之说的神,而是指一种主体精神与最高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神辨自然”的生命哲学,其实具有本体哲学的性质。也就是说,陶渊明从“大化”中确立了主体的最高理性之后,这种理性也就具有冥合于道的性质。

“神辨自然”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委运任化,其实质是强调精神相对于运化的独立地位。就“形”与“影”两个层次来说,生命是直接受制于物质世界与一般所说的社会。生老病死,祸福荣辱,乃至于属于主观反映的喜怒哀乐,这一切,都是属于形、影层次的生命内容,都是受运化支配的。而“神”作为最高理性,却是宁静、澄明的。这种宁静、澄明的理性是具有本体性质的,前者陶渊明曾用“形迹”来称呼,后者则用“灵府”来称呼: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 (《戊申岁中遇火》)。“形迹凭化往”,即委运任化的意思;“灵府长自闲”即认为精神可以保持一种永恒的宁静。这里的关键是强调精神有一种可以独立于运化,不受运化支配的作用。当然这个精神是属于理性的范畴,而非一般理解的心灵活动,尤其与平常所说的心理活动不一样。可以说,这个“灵府”与“神”是同等的概念,具有哲学范畴的特点。这类思想,在陶氏作品中经常出现。如: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有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所谓“迁化有夷险,肆志无窊隆”,与“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显然是一样的意思,其中“肆志”即灵府自闲的意思。本诗中所表现委运任化思想,与《神》诗是完全一致的。此外,《连雨独饮》中的“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也是同样的意思: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根据逯钦立的《陶渊明集》所言:“曾本云,一作‘形体凭化往’,又云‘形神久已化’”又云:“和陶本作在心。曾本云,一作在心。”按宋刊汤汉注、《陶靖节诗》、元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并作“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按此两句,实亦《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的“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类似《戊申岁中遇火》中的“形迹凭化往,灵府长自闲”之意,特措辞稍异尔。其言之意,是说“形骸”即“形迹”,“形骸久已化”、“形迹凭化往”,皆纵浪大化之意,亦即生命本身及人生之种种遭遇,都是运化所致,主观并无执着与决定之能力,所以只有委运任化。“心在复何言”之“心”,即是“灵府长自闲”之“灵府”,也是“肆志无窊隆”。“心在复何言”为感叹自慰之言,此两句言:形骸久已委运任化,然此“心”则是自我之唯一体现,此心即能自我拥有,则迁化之夷险、生命之短长,复有何可系虑者?故上述三诗中的这三联诗,所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陶渊明所表达的“神”、“灵府”、“志”、“心”这些概念,与一般的生理或心理意义不太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具有哲学内涵的范畴,这是因为陶渊明是用这些范畴来阐述一种生命的哲学。渊明诗文中,多“心”字,其中最富哲学范畴意味的用法即是《归去来兮辞》中的几句:“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寓形宇宙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这些表述,都是属于“神辨自然”范畴的内容。可以说,陶渊明将“心”、“神”、“志”理解为一种独立于形影之上的理性,将此作为真正的自我所在。他对“心”的独立作用的强调,与后来的禅学、心学是有相通之处。

三、陶诗的形、影、神三境界

“形”构成生命的第一重矛盾,即生命作为一种物质的有限、以及对生命的物质亨受的认识,也就是对生命短暂的焦虑。我们通常说魏晋诗歌的生命主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即纯粹立足于生命短暂的考虑而引发一种颓唐的、放纵的、及时行乐的态度。

陶渊明的一部分作品继承了魏晋诗歌的生命主题,表现出对生命短暂、衰老、时序推迁等生命与自然现象的激越与忧伤的情绪。其中所表现的生命情绪与观念,倾向于《形赠影》诗中所表达的内容。这里面有一种最具标志性的表达,就是此时所呈现的生命,是一种除了它的物质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念的存在。这样的诗,除了《形赠影》之外,如下列作品: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这首诗描写一次清游,其中重要的词句,如清吹、鸣弹、清歌、新声,都是汉魏以来用来表现一种娱乐情调的意象。而在这些意象背后,则蕴藏着因为感叹生命短暂而发生的及时行乐的情绪。这是“古诗十九首”中已经出现的,如《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等,实可谓魏晋此类情绪表达的母题。而坟墓、墓柏这样的意象,汉诗虽然也已经出现,但陶在这里显然受到阮诗的影响。阮《咏怀》第八十二首:“墓前荧荧者,木槿耀朱华。荣好未终朝,连飙陨其葩”(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十,册上,第510页)。虽然我们不能说,渊明在写作此诗时,他的其他的生命思想(如影与神)就不存在,但在这首诗中,的确只是单纯地表现了“形”的情绪。这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外,不能不归结于上述诗学的主题传统。

正如《形赠影》一诗所表现的“形”对“影”的主动质疑,渊明诗歌中属于典型的“形”的境界的诗歌,在主题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对于“影”(名教伦理)的质疑。其中最明显的如以下的诗句: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饮酒》其三)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饮酒》其十一)

在这些诗中,身与名形成了突出的对立。

陶渊明诗中的形的境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魏晋诗歌的主题风格。因此,从诗学来讲,我们也可以说形之类的诗,是陶公诗学的发端,从这里可以看出陶诗与魏晋诗歌的一种联系。但除了上述较多地体现魏晋诗歌生命主题的一般风格的作品之外,陶诗在形的境界上也有许多发展。他的《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己酉岁九月九日》等诗,都是立意于生命的感叹,并且往往从魏晋诗常见时序迁逝的主题入手,但是在艺术境界上,融入了丰富的生活体验,意象也多新颖的创造:

市朝悽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

上面两首诗,在陶诗中基本上属于一种类型,他的构思方式,是从平居有感于时序迁流开始,因此感叹生命之短暂,并且由此引发纷错的感物之思。三诗中不约而同地写到饮酒的情节,联系陶诗中类似的饮酒情节的表达,可见《形赠影》诗中的“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的确是陶诗形的境界的一种重要标志。可以说,酒是形的生命境界的第一解脱法。至于《岁暮和张常侍》诗中“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则是一种思想上的解脱。这两句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神”的境界,是从“形”、“影”两重境界的矛盾中解脱而来的。这可以证明,形、影、神的确是三个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生命境界,首先来于陶渊明自身生命境界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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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境界立足于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取得。这本来是好的,但其中存在一种求名的观念。陶渊明的破影,不是破立善行为本身,而是破名。正如“影”这个概念所显示的意思一样。陶诗中典型的影的境界,当属四言诗《荣木》。此诗所写的内容,是固有感于生命的短暂与脆弱,而引发出一种及时努力有所建树的强烈愿望。在前面的诗人中,建安诗人多是表现感叹生命短暂,希望及时建树的愿望。如曹操的就有“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感叹。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有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影的境界体现了生命社会价值的追求,就个体愿望来说,就是建功立业、垂名后世等思想。这首诗由荣木起兴,首两章反复感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是阮籍式的荣悴主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则是对所谓天道佑善之说的破除,表达的是与《感士不遇赋》相近的思想。但《感时不遇赋》主要属于质疑,此处则强调个体的贞脆,并且以“道”与“善”为旨归。此处的道,显然与“神辨自然”之道有所不同。而“匪善曷依”则让我们联想起《影答形》诗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的告诫。当然,此处强调立善,是超越于祸福的利害考虑之外的。后面两章,感叹道业未成,与《离骚》之恐修名之不立,是一样的境界。与形境诗之倡言饮酒不同,《荣木》因“安此日富”的饮酒之事而自责不已。这与《影答形》诗中以饮酒为劣,也是完全相同的。可见此诗,即是个性化、场景化了《影》诗。

影的境界以“善”为基本的义蕴,其中又包含正面地阐述善的原则、抒发由此原则而发生的种种济世弘道、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激情;以及因为立足于行善而得不到应有的报偿的感叹甚至忧愤的情绪,即传统所说的不平之鸣。后者的表达中,如果是加进了一些理性的自释的内容,则是由影的境界向神的境界转化的开端。如果这种理性上升到明显地表现出“道”的内涵,则可以说已经转化为一种神境。正如由“形”的境界转化“神”境一样。

正如《影答形》诗中所表现的那样,“影”在感叹生命短暂、形质易衰,所以,有时情调也是激越哀叹伤。从这个意义说,形、影两种境界都是矛盾体的表现,与神境界的趋向和谐是不同的。但形的境界从感叹荣衰而转向及时行乐,影则转向及时勉励,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这首诗,从“感物愿及时”一句来看,应当归于影的境界,但他从时光流逝、繁华衰落开始,是典型的叹形衰之言。而其中的“逸想”,又趋于神的境界。所以这首诗处于形影神三境界复杂的转化之中,所谓一念三千,回肠九转。其实反映了陶渊明日常情绪的一种比较真实的状态。

影的境界,又常常含有比较激越的情绪,宋元以来的学者,多强调渊明具有求道的热情,他们所说的这个“道”主要在于儒道。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即以渊明《饮酒》所写的孤飞鸟,来寄托其求道之情:

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故其诗曰:“悽悽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越(按:通行本清晨),去来(通行本作远去)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敛翼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莫相违。”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转引自《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上册,第55页)。

此诗所写失群鸟得孤生松,究竟寄托了什么具体的感情,难以猜揣。但他所表现的情感极为激越,的确可视为渊明平生立身行道的一种贞苦执着的写照。比如渊明一生执着的固穷守节,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托身已得所,千载莫相违”,也不外是这样一些感情,它们都还是属于影的境界。《咏贫士》七首,所表现的即是这一类的“道”。如《咏贫士》其一,与《饮酒》其四寄托相近,但情感较为平和: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这首诗里所写无所依托的“孤云”和迟出早归的“出林翮”,寄寓的正是渊明平生身世之感与出处之迹,其平生追求寻觅之苦衷也已见于其中。最后四句正面赋写,以“量力守故辙”自处,虽有饥寒之苦,亦不翻悔,但最又悲世无知其心迹。全诗情感时有起伏,亦可谓荡写尽情。《咏贫士》其二写“凄厉岁云暮”的时节诗人家居的寒苦之状,以及家人的怨望之情,然犹以“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为意,其行道求学之意,未曾少歇。正是典型的影的境界。

其他数首,如“袁安困积雪”、“仲蔚爱穷居”、“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等,写贫穷的贤士,以节概自持,不屈道以干世,安贫自守,其思想即渊源于《论语》的“君子固穷”的思想。其中的意趣,也多得自《论语》,如其三:“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等句,都可印证于孔门谈义。总体上看,象《咏贫士》七首这样的以固穷守节为主题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典型的影的境界,属于伦理层次的主题,如其咏袁安等人,有“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咏贫士》其五)之语,所强调的正是一种道德境界。但是作者又因固穷而悟得通达之理,适然自守,如其中所塑造的荣启期的形象。所以此类诗的境界,常在影与神之际。

陶诗中的神境之作,其激情仍然根源于“形”、“影”两境,是矛盾得以解决后的一种和谐境界。神的基本内涵为“神辨自然”,神即“神识”。曾国藩《十八家诗钞》评陶阮两家诗,多用“识度”一词。陶渊明评“识度”者尤其多。所选“陶渊明五古一百十四首”中,如《归园田居五首》的全部作品、《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中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连雨独饮》、《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诗,都评以“识度”。【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二,台湾世界书局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第1-47页】。“识度”是以“神识”为用,倾向于理和理境。曾氏评“识度”的这些诗,其中大部分都可归之于神境。然此神识之获得,在于体认自然之旨。所以,“神”境所表现的最基本的精神为神识,其在审美境界上,则以自然为旨。

陶渊明的整个精神气质趋于自然率真,其基本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也在体任自然,在这过程中造成了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并且表现于文学之中,造成文学上的自然境界或称神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神境是贯穿于渊明所有作品中,是造成他的文学超越常流的一种基本特质,也是人们体认陶诗境界的基本归趣。但是从陶诗内部来看,与形、影两境相对,仍然可辨认出那些最典型地体现了神辨自然生命境界的作品,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渊明的神境诗。

渊明神境之诣体现在境界上,最突出的表现为平淡和谐,具有明显的理性宣释的特点。陶诗中凡呈现这种倾向的,都可以说是趋向神境的。其中又有直接言理与寄托于自然及事物境界之不同,《神释》即是直接言理的代表。渊明神境诗最具审美价值的作品,是在一种日常生活的境界,以随处感发的方式呈现其哲思。此种当以《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连雨独饮》为代表:

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中作和戴主簿》)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勉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

《五月作和戴主簿》一首,实属两晋流行的表达时序推迁、感物兴思的主题。其风格也近于晋宋流行之体,用词典雅,且多用典,开头两句都用《庄子》中以壑舟藏山,譬喻生命的忽焉已逝的故事。后面发岁两句,也是从史书中的天文语。“南窗”四句,形容物色,对属精工,这一首其实是思考生死问题的。第二首也是同样的主题,却是渊明自家的体制,即所谓“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其中“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两句,意象甚为奇特,但却是渊明自己的句法。所以,两诗的风格,实有文质之不同。两首诗都是借助具体的生活境界,自然地展开哲理的表达。其中前诗凭借感物,后诗则托之饮酒。要之志不物与酒,而是寄托之辞。因此,这类神境诗,比直叙哲理者,具有更丰富的美感。

最能代表渊明艺术高度的神境诗,是凭借诗人的田园生活展开,表现了田园生活情调与自然山水之美。圆满的神境的获得,与其说是哲学思维的成果,不如说是一种和谐的审美境界更接近其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陶诗神境也是其人格个性的体现,有时它表现为一种高逸的情调。如最早的《五柳先生传》,就是渊明文中的神境。在诗歌中,早年所作的《和郭主簿》其一、归隐所作的《归田园居》其一、隐居早期所作的《读山海经》其一,这一列诗,都可以说是陶诗神境的代表。这些诗歌中神境,都是在对自然与生活之美圆满的审美活动中达到的: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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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以自然之理寓自然之美,实东晋士人所追求的体任自然的最高境界。各首所表现的内容虽有不同,但都包含回归自然、体认人性的本义、寻得人生的本来面目的境界。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自然,而是就在自然中,在审美上安顿了人生。

黄易居,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中国文学教授】:非常有幸能聆听钱教授的讲座。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通过钱老师的研索、思辨、展开,更显出无限的意思。三种诗境,得酒忘忧,立善遗爱,纵浪大化,以不同的层次,启发我们如何来安顿人生。我先围绕形,影,神这三个概念,做一个漫谈性的联系和延伸,再谈谈钱教授所提出的日常审美,最后具体到《形影神》组诗,探讨一下陶渊明的生死观到底为何。

形、影、神应该是说中国思想史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对陶渊明影响深刻的老庄思想,或者是老庄思想流变之魏晋玄学,再或者佛家思想,都能看到形、影、神三者的反复意象。《道德经》第一章即提出了道、名、万物的观点。我们可以和神、影、形对照并观。道对应神,名对应影,万物对应形(当然,影,所谓立善求名,和《道德经》中宠辱观也相关)。

在《道德经》首章,我们能看到一种宇宙观,即恒常之道与变迁世界的并立。我们看到一种态度,就是不执迷于实体,由空入有,从有观空。《道德经》里,形的世界,即名、分别、万物,或者老子所说的“器”世界,可以说是障道,隐道的。老子说,大制不割,也说,朴散为器。但是根本上讲,道又与万物一体不二,玄之又玄。

佛家思想,体,相,用之说,也是三段式论。虽有不同,但有所相应。体为真如自性之万能体,对应庄子的大化,对应神。有体必有相用,真空一定妙有。相用反过来映射理体。《华严经》亦云,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以破二分法的困境。我们再简略谈到诗学,道家讲言不尽意,庄子有得鱼忘筌的典故。魏晋玄学里也有对言,意,象三者关系的论述。这对美学理论影响至深,反映在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词语中,譬如,写意、得意、忘形、传神。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所谓画之道,眼前无非生机。形,或者迹的妙处在于心源和精神的东西。

下面我想谈谈钱老师讲座中引人深思的一点,即陶渊明是诗人,他所做的并非整合性、思辨性、抽象性的哲学思考,而是一种日常审美,他将生命的根本问题融入朴素直白的诗境。这个观察让我想到《论语》中如履薄冰的孔夫子,知人、知事,在具体情境中求真,一种沿象求体的精神。我也想到《金刚经》里的佛陀,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吃饭、洗足,是平平常常的样子。还有将陶渊明推到经典诗人位置上的苏轼,他的《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就是说,人生宇宙的大秘密,所谓的摩尼宝珠,实在是平平淡淡的本地风光。再有提倡格物致知的理学家朱熹的诗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日常生活,万事万物,自有一种理境”。

最后,我想简略谈谈陶渊明对生死的观照。《形赠影》首先给出一个自然的意象,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山河大地的恒常和人的生命迁流必然死亡形成对照。这是一种熟悉的慨叹。陶渊明的语境下,在古诗十九首里能看到。展开说,西方心理分析理论也给出呼应的答案。人如何消除对于死亡的焦虑?Robert Jay Lifton说,人各有依托,不外乎于nature, religion, work, procreation, 或者trance, 即,自然,宗教,工作(这个对应“影”之立善求名),再有生儿育女,出神。

回到自然这个话题,有一个问题,陶渊明很清楚,山河大地并非常不没。《庄子》大宗师里有名的一段,也是陶渊明常用到的意象,把舟藏在沟壑里,把山藏在深泽里,好像是稳固了,但是“夜半有力者负而走之”,庄子是在说,凡所有相,哪怕是座山,也逃不脱变化秘移。那么,“夜半有力者”又是什么呢?庄子说是“恒物大情”。把具象的生命依托于恒物大情里,应该是陶渊明给出的答案。所以在《神释》里,我们看到“大钧”,“大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在陶渊明的组诗里,我们见到两种自然,形境的山河大地,神境的大化。一为实体,一为造化。何为造化?是实体背后的生生之德,生生之力。所以,我想提出的一点异议,陶渊明是属于自然派,但是此自然,应该和范镇的神灭论做出区别。与其相关的,“顺化委运”应该和“服从物欲”做出区别。顺物性,顺物欲,在我看来,是很不同的意思。

结束处,我想提一个问题。关于“酒”的暧昧性,或者说不稳定性。组诗里将酒和生命苦拙联系,属形的范畴,用来解忧,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对于李白来说,酒却是超越形而游仙的路径。苏轼也专门写过《和陶饮酒二十首》,虽然他酒量并不好。我看到一种张力,酒属于日常生活之物,饮、食、花、酒,但同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种超脱之境。禅宗里也有睹桃花而悟道的公案,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想听听钱老师是如何解读酒这个重要日常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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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形影神”–陶渊明的现代幽灵。    钱教授的精彩讲座,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基本概念问题:钱教授主张陶渊明是人生的诗人,写的是人生的主题。而题目则是关于陶渊明的“生命哲学。”那么“人生”和“生命”有何不同?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有何不同?当然这只是问题的开端。钱教授的讲座启发我重新审视现代文学文化的历史,尤其引发我对陶渊明在现代,具体就是上世纪30年代引起的一些争论。可以说,是陶渊明的幽灵在现代继续附体。


现代文学文化在开端有一个宏大的意图:人的解放。在一九一零、二零年代,最初就是标榜“为人生”(文学研究会),反对贵族,山林的古典的文学(陈独秀),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周作人)。人的文学基本就是个人的文学,“为人生”也就是强调“形”的基础性,建立超越性的“神”与物质性的“形”的和谐关系,同时颠覆已经异化的“名”(名教)的束缚。“形”的发达,就是承认欲望、情感的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的核心意义。神则比较复杂,一方面要消除名教的话语霸权,一方面要清除道教“迷信,”同时五四知识分子意图用世俗性的机构,比如科学(陈独秀)、美育(蔡元培)等替代宗教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当然都没有成功。此处我提出一点与钱教授商榷:钱教授在讲座中将“神”定义为理性。但是二者否可以等同?我认为,“神”还是与非理性的、精神的层面(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有关。

到1927年之后,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白热化。后果就是,一方面,对于“形”的意义逐渐压低,个体的、日常的、欲望性的东西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形”的最重要意义不在自身,而是要作为救亡图存与民族国家建设、政治斗争的材料(李泽厚将其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包括左翼对周作人“玩物丧志”的批评,以及对梁实秋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而“神”也已经被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绑架。“纵浪大化中”,这个大化就是国家,而不再是宇宙自然,甚至天下。在现代中国,进行超越民族国家话语的哲学思考,已经不再可能。在政治功能上,“形”和“神”,都要服从于国家之“名”。在认知论上,西方话语主宰了我们的表达,而我们则进入失语状态,以至于今日。

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发生了鲁迅(理性左派)与朱光潜(自由主义者)围绕陶渊明的争论。当然,鲁迅比年轻一代的左派批评家更有历史深度,这一争论没有简单复刻左派右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更是表现了历史性(时代要求)与哲学性之间的内在冲突。

鲁迅深受魏晋影响,被人称誉“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刘半农)。朱光潜当时则受德国古典美学思想较重。简单说,鲁迅主张知人论世,看重人物因外在社会政治变迁而导致的自身矛盾。读书要看全集,最好是编年的,而反根据选本,对抓住一点将其做哲学化的抽象解读。(他关于陶渊明的论述课参考《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而当时的朱光潜则强调了陶渊明的“浑身静穆”,也就是承认矛盾,但将矛盾埋藏,而以和平外表示人。当然这些争论不只是学术之争,而是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话语权之争的体现。(朱光潜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参见《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极化的政治,与极化的思维可谓一体两面。 

由此引出了我的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陶渊明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同时也在以自身经验改写、丰富“陶渊明”。在现代以来的混乱当中,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是党派之争还是瘟疫造成的,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现在都处在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资本统治的时代,“996”风行的时代。那么陶渊明与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自身的处境,与我们对于生命的认识有什么关联?我们如何既能够回到陶渊明的“历史现场”,又能够从其著作中得到超越历史规定性的哲学启迪?

陈丹丹,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副教授(终身教职),河南大学文学院兼职讲座教授】:从陶渊明的形影神说开去。

钱志熙教授的演讲与前两位与谈人的发言带给我很大启发。钱教授的研究破除了一般意义上对于陶渊明的既定看法。陶渊明不只是一个单向度的、浅显、消极、隐逸、逃世的形象,而是有其多面向的深度与厚度。很喜欢钱教授提到陶渊明所拥有的“理性的、自觉的人生”。在钱教授看来,陶渊明思想有两个脉络:一是魏晋玄学之名教与自然;二是形神哲学。而陶渊明之说“影”,则有一种哲学上的创造。钱教授的研究体现出文学、哲学、思想史之间的互动,而钱教授也在三个层面与前贤展开对话。比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强调陶渊明的“委运任化”的新自然观;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集附录:关于陶渊明从〈形影神〉诗看陶渊明的玄学观》中,论述了陶渊明与慧远思想的关系。钱教授在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很多点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诠释。

如同李同路教授所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有一个重新发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中说: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这里鲁迅认为,所谓“悠然见南山”的自然状态,是很难达到的。鲁迅的议论同时具有当时的针对性,比如他讽刺了“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在同篇文章中,鲁迅也指出: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鲁迅点出陶渊明《述酒》一诗的政治性(关于《述酒》,前人多有论述;田晓菲教授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也进行了诠释)。在他看来,“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在刚才李同路教授也提到的《“题未定”草》(六至九)(写于1935年,发表于1936年)中,鲁迅进一步强调陶渊明之金刚怒目的一面: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

鲁迅点出陶渊明可能也是活泼泼的(他幽默地用了当时的新名词“摩登“)。更关键的是,陶渊明有对“猛志固常在”的歌咏。譬如后世婉约派李清照有“生当作人杰”的慨叹,被后人目为飘逸无尘的陶潜亦有慷慨激昂的一面、金刚怒目的一面。如李同路教授所说,鲁迅所针对的是朱光潜论陶渊明之“静穆的伟大”。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朱光潜如是说: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回应刚才李同路教授所说现代中国对“神”(超越性)的追求,我也觉得朱光潜对“静穆”的诠释有追求“神”(超越性)的一面。同时,如《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标题所引诗所呈现的意境,朱光潜这里不仅有对古希腊以降的西方美学的借鉴,还有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与再诠释。我看到有听众在会议室聊天框里提问关于“神”与“境界”的问题。就中国文论之传统而言,“神”通常被视为极高的境界,比如说“出神入化”,比如说“神品”、“神韵”。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常常被视为最高境界。所以朱光潜之从“曲终人不见”论到古希腊之“静穆”,也是融合了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

在此我可能不太同意刚才李同路教授所说“‘神’也已经被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绑架。‘纵浪大化中’,这个大化就是国家,而不再是宇宙自然,甚至天下。在现代中国,进行超越民族国家话语的哲学思考,已经不再可能。在政治功能上,‘形’和‘神’,都要服从于国家之‘名’。”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家国与天下是有机联系的,所谓“治国平天下”。“天下”自然包含在古代之“政”之中。所以我不太同意把“纵浪大化中”的“大化”理解为国家,并将国家理解为抛弃了宇宙自然及天下。在儒家的框架中,“国家”的延展,就是“天下”,并不会有一个完全剥离于“国”的“天下”。在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话语一定是要的;甚至到今天,也没有说已经到了超越民族国家话语的地步。所以基本我还是赞同鲁迅的左翼立场。他赞扬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正合于当时中国的语境。

此外钱志熙教授诠释的陶渊明之由“情”入“理”很有启发:“情”包含着矛盾,“理”则达到某种和谐。联系到刚才黄易居教授引用了孔子谈到的“如履薄冰”,这可能不是一个全然静谧安详的状态(当然我也喜欢黄教授提到的“本地风光”)。矛盾之激荡所达到的和谐,可能既有某种浩荡涌动的奔流,又有“如履薄冰“的慎独自省。

关于陶渊明之“形影神”以及其他相关问题,除却以上所提到的,还有不少学术著作可以参考。比如钱志熙教授的《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陶渊明传》、《陶渊明经纬》(本书谈到了“神辨自然“与“形影神”,也梳理了从南北朝到宋对陶渊明的接受史)。钱教授还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魏晋诗歌艺术原论》。此外还可推荐的包括:罗宗强教授《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陈平原教授《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文章);田晓菲教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本书第一章《“观想”:东晋时代对世界的观看与想象》处理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当然这里也是仅举几例。对陶渊明的诗文与思想世界的继续发掘,还有赖于每个人对陶渊明文本的细读,对当时历史与文化背景、哲学与思想情境的探索,及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切磋与对话。

洪朝辉,美国福坦莫大学历史学教授】:我先简单聊聊陶渊明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陶渊明活了62岁(365-427),距今已有1600年的时间,当时他亲眼目睹了东晋的寿终正寝(317-420),东晋灭亡后,陶渊明在南朝的刘宋又生活了7年才去世,一生经历了两个动荡不定的朝代。当时103年的东晋历史,有三个现象值得思考。

一是国家分裂。当时东晋的版图仅限于长江以南,但不包括今天四川以西的领土,根据历史地理大师谭其骧先生的研究,东晋领土只有192万平方公里,远不如西晋的416万平方公里,而且还不如西晋灭亡后的刘宋22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这种分裂和动荡也催生了思想和文学的繁荣,应验了清朝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便工”,生命力受到压抑的苦闷和孤独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所以,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每当中国古代出现国家分裂、国弱民富、重文轻武的朝代,似乎就比较有利于思想、文学和艺术的蓬勃发展,如先秦诸子百家所处的春秋战国、偏安江南的南宋、国弱民富的明朝等,当然也包括东晋。当北方被五代十国长期的战争困扰之时,偏安江南宝地的东晋,却迎来了诗文、歌赋、书画的黄金时期,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王羲之、顾恺之等大家。

二是文化交流。当时北方战乱,南方却因祸得福,因为大批北方世族和汉族人口移民江南,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在东晋晚期,信奉佛教的高僧慧远将佛、玄、儒三教融合,最后成为佛教净土宗的祖师之一。而且东晋还出现了中外交流,当时的法显就是中国首位西行取经的僧侣,比唐代的玄奘更早,他经多国到达印度,后回到东晋首都建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功臣。

三是东晋这样的时代氛围,也容易产生清谈之风、颓废价值,尤其是炼丹术盛行,社会普遍追求长生不老术。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炼丹术,整合了道教理论,编著了道教典籍《抱朴子》。我们不要小看道教的文化功能,因为它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

所以,国家分裂、文化交流、清谈之风对陶渊明的诗学、哲学和神学思想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除了历史背景,我想聊聊如何定义形、影、神。我想先用我自己的语言复述一下钱教授的定义,看看是否理解有误。

“形”是指生命作为一种物质或肉体的存在,它是有限的、有终极的,因为人不可能长生不老。这样,如何面对短暂的生命,就成了人类的一个大问题。流行于魏晋的风气就是主张颓唐放纵、及时行乐、纵情肆性,就是所谓西晋的“作达派”,陶渊明就在“形赠影”中最后一句诗对此作出了概括:“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发现那时常以酒作为放浪人生的工具。

“影”的境界立足于生命的社会价值。既然生命的“形”很短暂,我们就需要在生前留影、留言、留声,其实质就是留名,包括名誉、名声、名节,而所有这些与影和名相关的境界,必须由一个字作为基石:“善”,也就是陶渊明的第二首诗“影答形”所提的“立善有遗爱”。

一旦我们把这种表现善的影,升华到“道”的境界,那就由善而得道,将影转化为一种神境。这样,如果形、影两种境界是一种矛盾或对立的话,而神的境界则是和谐。《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而陶渊明说:“神辨自然”。其实并不矛盾,与西方宗教中的神也是相通,尽管西方的神是指上帝,而东方的道主要是指自然规律、宇宙本源。其实,我一直以为,神就是道,而道法自然,这样,神、道最后都以自然为依归。所以,陶渊明的神境之根本就是平淡和谐,其中包含了回归自然、体认人本、还原人生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他在第三首诗“神释”的最后所提到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

最后,如果我理解钱教授的定义大致正确的话,我想对形、影、神三者的关系,分享一些体会。钱教授将“形”与“影”理解为一对矛盾,而“神”则是一种和谐的生命体验,非常睿智。但是否也可以将“形”与“神”理解为一对矛盾,而“影”则是一种解决这对矛盾的桥梁和选择。也就是说,从肉体的形,进化到精神的神,需要一个影或名来体现生命的价值,然后通过这种生命的价值,寄托自然与生活的和谐,最后到达到神的境界。

这种视角转换的意义在于,将影的地位理解为一种中介和过渡,同时也给我们芸芸众生提供了一个第三种选择:我们的生命其实还存在一种不是形,也不是神、道、灵,而是一个似形、似灵的名或生命价值,这样就给了人类一个新的生命通道与选择。比如,如果你不信神和道,也不相信物质的生命可以永恒,但你相信生命的价值不一定建立在形而下的命,也不是形而上的神,而是可以通过生前的努力,达到一个“形而中”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思想,著书立说、行善积德、学雷锋做好事。

其实,儒家的孔子,追求的正是这种“形而中”的境界,反映了一种中庸之道。例如,孔子不信人生不老,但也不信鬼神,所谓“未知生,焉知死”,而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对鬼神是“敬而远之”。但孔子非常爱惜名誉和名节,所以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立德立言,留下传世的经典,延续了他生命的价值和精神的遗存,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及的“遗存”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提倡保持晚节、坚守名节,因为生死事小,失节事大。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陶渊明这个东晋诗人的重大贡献是将二元的形神观或二元的形名观,发展为形、影、神的三元观,引入了影这个第三元。这样,整个哲学境界与空间顿时得到了拓展和提升,贯通了形、影、神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西方,这种三元观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思想,精髓就是一分为三;后来西方学术界发展出著名的三元悖论和三元困境,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将这种三元哲学观应用到伦理学、经济学,并提出“客观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境界,认为这个旁观者具有三种境界,似乎与陶渊明的形影神有一点点交集:现实的、理想的、灵性的(spirituality)旁观者境界,而最高的境界与标准就是三种旁观者视角的综合。

这种三元观也能启发我们对形影神关系的另一种感悟。前面提到影应该是形与神之间的桥梁,其实,这只是一种线性思维,以为我们通过影,可以从“落后”的形进化到“先进”的神(见下图上部)。但如果我们形成一种“三角思维”,将形、影、神理解为三角形的三个独立的角,就会对三者的评价出现更加价值中立的客观(见下图下部)。因为这三个“角”是客观形成的,而且是我们不同人生和人性的必然选择,所以,他们都有存在的合理,没有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这三种选择有可能是一种各自的永恒,不会也不需要进化或退化。这样,影的桥梁功能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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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我是钱教授的大学同学,他一直非常有灵性!几十年后,不仅保持了哲学家的睿智,而且保留了文学家的潇洒。今天钱教授的演讲从生命哲学意义上去解读陶渊明的诗,令我耳目一新。钱教授对陶渊明诗中“形影神”问题的演讲,触及了我们在场很多听众的内在关切。

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总是要“化”的。孔子、老子,以及后来的佛教,他们都在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接近这个问题,只是他们的结论不全然一致而已。老子最早提到“化”的问题。现象生命是有限的,但引导现象生命背后的“大宗师”是常在的、无限的,于是,这就有了生命的易逝与生命主导者永恒之间的问题。老子讲天长地久,其实,天也不长、地也不久,唯有使天地之所以长久的“大宗师”才是真正长久的。儒家也认同自然生命不可能长久,刚才洪朝辉教授所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所理解的长久之道。后来的佛教则提出,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唯不生不死,才叫永恒。

今天钱教授把“形影神”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所谓的“形”就是我们的身体(body),是一个物质的躯体,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不朽的。而“影”则包括了社会伦理,从佛教和道家的角度,“影”还包含了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是道的“影”,社会伦理、名相、名教(包括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等等,则是我们生命的“影”,是“形”之“影”。但除这些以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存在者—“神”。“神”既不可能脱离“形”和“影”,但一定包含了对“形”和“影”的超越。正是这种超越才构建起生命真正的意义世界。

这一点与洪朝辉教授所讲的不冲突。洪教授非常敏锐、非常博学,他是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却富有诗心、文心。他提出“影”是建构“形”与“神”之间联系的桥梁,从我们人的现实生活来讲,这个观点没有错,是富有洞见的。但是,正因为“影”是一种途径或桥梁,一旦过了这座桥梁之后,你的心里就不要再惦记这座桥了。到达了神境,前面的就可以忘怀。这就是为什么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如果我们都不忘,死死抓住不放,我们就很可能到达不了“神境”。

来源时间:2021/1/22   发布时间:2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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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東: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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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本文原載於澳門《訊報》2021年1月8日和15日,作者授权本站发表。文章中的观点为作者所有,不代表本站任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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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童大煥在他的宏文“為什麼很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中說反川的知識分子是“左”。我在上面兩篇文章中已經指出了他觀點的偏頗,我說反川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中左、中、中右。而挺川的知識分子們更多才是極右或者極左。他還說為了反左防左,知識分子們要明辨是非,要將事實判斷作為價值判斷的基礎,要敢於懷疑,要講邏輯,要講法治。但是正如我們在這篇和下篇文章中所展示的,他和其他挺川的知識分子們恰恰是不要是非、不講事實、盲目相信川普、不講邏輯、不講法治的有嚴重極右和極左傾向的知識分子。

在這次美國大選問題上,有極右傾向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思維方式上有很多誤區,包括1.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2.罔顧事實、明顯造謠、助紂為虐;3.有沒有是非?4.支持不支持獨立媒體和言論自由?5.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嗎?6.川普是天選之人嗎?7.能夠達到邏輯自洽嗎?8.到底是誰在搞文革?9.你確定要認可川普邏輯嗎?10.到底反不反專制?因為篇幅較長,我們需要分為幾篇文章來討論,這篇討論前三個思維方式。

我們會發現極右和極左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其實在土改、反右、文革等等中國革命史中,這些思維方式就一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見本人關於文革思維的文章,“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 2017)。它們在當今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中,在中國的民主化中,仍然在繼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對這些思維方式的討論就顯得尤為重要。極右和極左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思維方式,和他們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問題上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所以這是任何一個關心中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人所必須認真思考的。

1.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

何清漣(2020年6月25日大紀元文章)說“一位名叫Ziad Ahmed的穆斯林黑人,因为在考卷上一口气写了一百遍Black Lives Matter,獲奧巴馬親切接見,并被名牌大学争相录取,最後他選擇了斯坦福大學”。聽起來好像是一篇作文,三個字寫了一百遍,就被名牌大學錄取了。那確實是太荒唐了。其實這只是在一個問卷裡該學生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並不是一篇作文。該學生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優秀的。錄取該生並不是因為他將這三個字寫了100遍。另外他也不是黑人,而是孟加拉族人。奧巴馬接見是2015年,不是何所暗示的2017年,時間順序不對。該生選擇了耶魯大學,不是斯坦福大學。臉書上的網友指出,她58個字裡有四個“謠言”,其實是四個似是而非的“事實”。

胡平(2020年11月23日)在轉述Dominion公司回應川普團隊的指控時,只轉述前半段話:“当选民在Dominion机器上投票的时候,他们会在触摸屏上填写一张选票,然后他们会得到这张选票的纸质版,并把它交给当地选举官员保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任何电子设备的干扰,电子投票记录都会和纸质版选票不符”。似乎證明確實會有作弊現象,川普團隊的指控是有道理的。廖亦武回應說,“變魔術哦”。

但是在胡平給出的鏈接文章中,該發言人還有胡平沒有轉述的緊接著上面一句話的後一句話,“但在我们检查的每一个案例中(无论是在佐治亚州还是在全国各地),纸质版选票都与电子投票记录完美相符”。“有機會犯罪”不等於“已經有人犯罪”。胡平將兩個概念混淆了。胡平是民運圈裡比較睿智的人物,不知道他如何解釋這個混淆概念的問題。不過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是把後一部分也說上了的。

這種對事實的扭曲,就和人在大陸的叢日雲扭曲多元文化主義一樣。他說美國是的多元文化主義就是“比如學校裡來了兩個穆斯林學生,學校的食堂就不再供應豬肉”;“比如按種族比例分配上大學的名額,以及各種職位和機會”;“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費上學,一些福利待遇超過退伍老兵……”;“將被捕的非法移民與其子女分開,由聯邦政府照管,每個孩子每天的費用是770美元,其生活水準超過美國公立寄宿學校”;“開放邊界,廢除邊境巡邏執法機構,接納非法移民”;“大學中的美國史和西方文明史課程陸續被取消,代之以女性、少數族裔、移民、同性戀者的歷史”,等等。他也提到了“黑命貴”作文的例子(政法大學教授:別幸災樂禍,特朗普反對的真就是你支持的嗎”?2020年11月12日)這些說辭都有點影子,但是都不是完整的事實,即捕風捉影、似是而非。

李南央說拜登已經承認民主黨“已經建構了一個迄今為止,美國政治史上規模最大、包容性最強的選舉欺詐組織”。這就證明了民主黨有大規模舞弊現象。就憑他這一句話,“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也不】會允許拜登按照他所說的方式被選為總統”(“‘李南央狀告海關’跟進報導七十七”,2020年11月30日)。但是連福克斯電視都說這是拜登的口誤,實際是說他們有一個強大的團隊來保護選舉的公平公正、防止共和黨舞弊。李南央顯然是捕風捉影,還預言最高法院會介入此事。可見她和現實的距離有多遠。而且如果民主黨真要大規模舞弊,能大張旗鼓地宣傳嗎?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說川普獲得的7300萬票表明在“某種意義上別拜登獲得的8000多萬選票含金量更高”,這是因為他的“7000多萬選票是在寒風中、很多人等了四五個小時現場投票的結果;而投拜登的選民很多人說是選舉工作人員到黑人家裡動員其投的郵寄選票”(見“清華教授李稻葵:2021年我最擔心三件事,希望不要發生”2020年11月29日)。

這裡有幾個問題。在寒風中投票就證明含金量高嗎?中國當年的紅衛兵造反派為了保衛毛主席赴湯蹈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那是含金量很高嗎?況且寒風只在北方有,南方並沒有寒風刺骨的情況,即使個別地方個別時段有,和李教授所在的北京的寒風相比也不是一個級別。到黑人家裡動員投票的事情也是捕風捉影。事實是儘管不能排除個別人到別人家裡動員投票的情況,但是因為疫情,這次選舉中民主黨的基層組織很少有人像共和黨那樣到處敲門動員投票。連造勢大會參加的人都很少,且保持距離,戴口罩,不像共和黨造勢大會那樣人山人海,基本不帶口罩,也不保持距離的情況。

朋友轉來高瑜的推文(2020年12月3日),說美國民意調查機構拉斯穆森11月29日至30日的調查發現,24%的受訪者人認為美國最大的敵人是拜登的支持者,同樣的24%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敵人。這給人的印象是美國人自己認為美國的最大敵人是拜登支持者和中國。但是調查還發現幾乎同樣多的美國人(22%)認為川普的支持者是美國最大的敵人。這只能說明美國民意的衝突程度。高瑜這種斷章取義的信息和謠言的功能是類似的,只是更加迷惑人,因為其中的只言片語可能是真實的。

胡適先生說“由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但是不少知識分子有一分證據就能說八分話。這也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知識分子所犯的最重要的錯誤之一,比如土改和文革中所發生的對有地富反壞右背景的人的定性和迫害。

如果說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扭曲事實是極右或者是說極左傾向的一個主要表現的話,下面說的罔顧事實甚至造謠的問題就更大了。

2. 罔顧事實、明顯造謠、助紂為虐

何清漣說“今天川普团队与联邦政府的法律行动有个小小的效果,宾州已经从拜登赢的州中拿掉了,现在变成259票了”(2020年11月9日)。“川普总统已通知参众两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020年11月13日)。“位于德国法兰克福一家西班牙公司Scytl不当托管美国大选数据,本周被美国陆军突袭,没收了服务器”(2020年11月14日)。曹長青說Dominion計票軟件有中共資金背景(2020年11月14日)。在另一個推文中(2020年11月19日),他說“現在全球左派【都】在用這種方式奪權”,聽起來好像中國也有民主選舉了。

陳破空(2020年11月12日)說賓州的十萬選票被收到拜登頭上。張洵說“賓州有22.1萬【張選票】從川普轉給拜登”(2020年11月12日)。李劼在他的臉書上說是270萬張投給川普的票被道米納計票軟件刪除。他說“朱利安尼以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的努力逐州訴訟,越來越多的證據,越來越多的證人挺身而出”。不知道一個老人一天工作24小時連一分鐘都不休息,那他肯定是什麼神仙了吧。盛雪說“大規模選民欺詐的證據在繼續堆積”(2020年,具體日期不詳)。封從德說拜登“這次竟然團伙作案偷盜選票”(2020年11月12日)。艾未未轉推說拜登基本沒有為選舉造勢,眼看就要輸掉了,怎麼10天之後就選上了呢?認為裡面肯定有鬼。直到現在,童大煥在前引文中都還在說民主黨盜竊選票、通過技術系統性轉移選票。

在所有州的負責選舉的、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官員都說這次選舉是最成功的選舉的時候,在59位全國頂級的計算機科學家和負責選舉安全的專家都說大規模選舉作弊是不實的指控的時候(Nicole Perlroth,“Election Security Experts Congradict Trump’s Voting Claims”,2020年11月16日),這些知識分子還在為這些謠言張目,或許是因為他們的確相信“另類事實”。但是這些“另類事實”並不是我們常識中所能夠認定的事實。

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文章,報告了他們關於推特發帖的情況。他們發現散步虛假消息的推文在轉帖比例超過宣傳真實信息的推文70%。虛假消息的受眾通常也遠遠超過了真實消息的受眾人數。他們的結論是:虛假消息與真實消息相比,傳播得更遙遠、更快速、更深入、更廣泛(Nicholas Carr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2020年11月19日)。非常可惜的是,上述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們也加入了這些虛假消息的傳播當中。

更可怕的是,傳播真實信息會被網友圍攻。賀衛方和浦志強只是說了一點真話,就被謾罵。在美國也是,很多在搖擺州各層政府負責選舉事務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籍官員,尤其是後者,僅僅因為說自己所負責的選舉沒有發現任何舞弊現象,或者不願意昧著良心為共和黨關於民主黨大規模作弊的謊言背書,就被挺川派謾罵、被人身攻擊,甚至被武力威脅。不少人不得不採取各種防衛措施。喬治亞州的州務卿因為川普在該州敗選,被共和黨籍的國會參議院議員要求辭職,他也受到各種威脅(Peter Baker and Kathleen Gray, “In Key States, Republicans Were Critical in Resisting Trump’s Election Narrative,” 2020年11月28日)。共和黨總統推薦、參議院認證的聯邦法官,因為判川普陣營敗訴,也被華川粉污衊為“名義上的共和黨”,被包括川普在內的人認為是司法腐敗的一部分。

在一個說真話會有危險的環境下,除了終身法官之外,誰還敢說真話呢?這些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按說也是因為說真話而在國內日子過得很艱難,有的甚至受到安全威脅而流亡海外。那麼現在為什麼在川普問題上不光不說真話,還散佈謊言,而且謾罵說真話的人呢?是他們發生變化了呢,還是他們本來就不是民主派?還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不是民主派,在其他問題上是民主派?人們至少要質疑他們的誠實和正直吧。

下面我們看這些知識分子如何處理在川普問題上的邏輯問題。這也是極右和極左共同的問題,實在中國革命中最常見的問題,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3. 有沒有是非?

榮劍說王天成和何清漣觀點相左,是因為其不同的黨派立場的原因。誰對誰錯只能由大選結果來判斷(2020年7月6日臉書)。那麼世界上還有是非嗎?大選是決定是非的唯一標準嗎?世界上多少獨裁者不都是被“選”上的嗎?榮劍說如果叫他去選,他會選川普,因為拜登太老。年齡比是非還要重要嗎?這次川普失敗,他寄希望於伊万卡四年之後代父出征,再創奇蹟。在他看來年齡和長相都很重要。難怪瑞典茉莉說榮劍“沒是非”。

更重要的是,川普主義的內涵是白人至上、白人民族主義、白人文化優越感、對現行美國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川普留給美國人的遺產是為了讓美國再像以前那樣強大起來,人們需要保持一種危機感,要感到一種威脅,要繼續和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抗爭,不要相信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不要相信對手的合法性,永不言敗,永遠抗爭(見John Herrman, “What Does the MAGA Hat Mean Now? 2020年11月13日; Eliza Griswold, “Trump’s Battle to Undermine the Vote in Pennsylvania”, 2020年11月27日)。

從2017年到2019年,白人民族主義組織的數目增長了55%。針對少數族群等弱勢群體的仇恨犯罪和偏見犯罪在2019年達到10多年來的頂峰(Tim Arango “Hate Crimes in U.S. Rose to Highest Level in More Than a Decade in 2019,” 2020年11月16日)。這和川普和川普主義的歧視少數族群、歧視婦女、妖魔化移民有非常大的關係。這難道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嗎?

美國的新冠問題、經濟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和川普的不負責任也有非常大的關係(見本人文章“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中美抗疫故事之三”)。“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自然》、《科学》、《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等纷纷打破惯例,公开谴责川普的反智主义,希望把川普选下去”(也見滕彪,“為什麼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2020年12月4日)。新冠死亡已經近29萬人,難道川普不要負責任嗎,這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嗎?

川普領導下的中美關係對中國的民主化沒有絲毫幫助;相反,中國的民主化這幾年大踏步後退。這些,都是挺川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所樂見的嗎?這難道不是大是大非問題嗎?

川普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破壞,包括不接受選舉結果,捏造大選舞弊的謠言,想盡辦法試圖圖推翻合法選舉的結果,削弱人們對民主機構、法院、自由媒體的信心,都是“送給全球獨裁者的告別禮物”(Andrew Higgins, “拒不承認敗選:特朗普送給全世界獨裁者的‘大禮’”, 2020年11月12日)。這在美國總統大選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他加入了普京等永不失敗、永遠當選的獨裁者的行列,也為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國家與他臭味相投的民粹主義者們樹立了一個榜樣。當然與此同時,他也將美國帶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Thomas B. Edsall, “What Is Trump Playing At?”2020年11月11日)。

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民主化的戴蒙德教授也在《外交事務》上刊文指出美國民主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正常。在川普“敵意接管”(hostile takeover)了共和黨,共和黨也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原則、無法“擺脫川普民粹主義的魔咒”的情況下,美國民主面臨的挑戰就更加巨大。

在川普敗選之後,12月2日,剛剛被川普特赦的福林將軍、川普之前的國家安全顧問甚至鼓動川普宣布軍事管制、終止憲法,由軍隊來監督重新選舉總統。一些退伍軍人近來也加入了呼籲軍管、重啟大選的行列,包括一位白宮剛剛提名做國防部助理部長的Scott O’Grady(Greg Myre, “Backing Trump, Some Ex-Military Officers Spread Conspiracies, Urge Martial Law,” 2020年12月5日)。

當然這位曾經罵原來的國防部長是“叛徒”的人的提名能否得到參院通過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即使通過,新政府一個多月上台後也會將他很快拿下來。另外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已經宣布軍隊不介入政治,還有幾百位退休的軍官和國安系統的官員已經聯名寫信支持拜登。

與此同時,共和黨的高級官員如參議院議長對好幾個州的負責選舉的官員遭到死亡威脅的事情不置一詞(Michael Wines, “Here Are the Threats Terrorizing Election Workers,” 2020年12月3日)。可見民主制度的確面臨很多危險。或許川普真的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即破壞美國民主制度的棋。

如果川普和川普主義成功了的話(川普暗示他準備競選2024年的總統大位),美國政治就會現在這樣陷入一種無休無止的選舉紛爭之中,陷入一種包括族群矛盾在內的政治危機中,新當選的總統無法有效地應對像新冠這樣的大型傳染病危機,無法應對現在這樣的經濟危機,更不用說充當世界民主的領袖、幫助中國實現民主化了。這難道不是一個事關普世價值、事關人權、事關民主的大是大非問題嗎?

況且在川普治下,美國已經正在滑向威權甚至納粹主義:容忍甚至鼓吹對政治敵人施行暴力、種族歧視、尊重一些人的生命而蔑視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無視人權、歌頌白人民族主義、反非白人移民的白人至上極端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個人崇拜、總統要求軍隊和安全部門的領導對自己的絕對忠誠、商業公司的巨大權力、裙帶主義、認為自由媒體是“人民公敵”、對異見與知識分子的蔑視、反智主義(特朗普說科學不能決定是否有全球變暖的趨向,10月19日他還說68%的美國人所信任的美國頂級防疫專家福奇等科學家是“笨蛋”、是“災難”)、壓制投票(特朗普不顧現有的監票機制,鼓勵他的支持者到投票站去為他監票造勢)。

川普還聲稱要用惡犬(vicious dogs) 和“不祥”的武器 (ominous weapons)來對付遊行示威的群眾。他說自己和世界上的威權統治者都是朋友,而且憧憬著像他們那樣做永遠的總統。他還要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他宣稱自己本次選舉一定會贏,除非民主黨作弊。選前他就聲稱自己如果選輸,不會和平移交政權。他鼓勵右翼極端武裝組織隨時準備戰鬥。

正如李劼(2020年12月4日臉書)所言,從11月7日開始,“美國已經進入戰爭狀態”。現在“法律戰接近尾聲,暗線的美國保衛戰將浮出水面”。“美國民眾已經有言在先,總統再不動手,我們自己持槍護憲衛國!” 身在國內的童大煥也說“如果ZF背叛了人民,人們有權揭竿而起”。他認為這是“文明”,不是“野蠻和獨裁”。童大煥認為像民主黨或者反川的“野蠻人除了暴力和子彈,聽不懂其它任何形式的語言。他們只會用口號(理念)思考,用子彈交流”。川普的表現和像李劼、童大煥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鼓譟暴力奪取政權,已經和威權、極權、納粹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最近李劼的推特號被封,而童大煥的微信號卻為所欲為,孰是孰非應該很清楚吧!)

川普治下的美國讓很多人想到了1930年代的德國(以上討論也見本人“美國的社會不公及其對中國的啟發”一文)。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也有人把川普和希特勒做了比較,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在尋找外部與內部的敵人當國內問題的替罪羊方面,在種族主義方面,在動員方式方面等等。Burt Neuborne 詳述了川普如何在20個方面拷貝了希特勒,比如使用了煽動性的辭藻和極具分歧的政府政策 (見Steven Rosenfeld, “Leading Civil Rights Lawyer Shows 20 Ways Trump Is Copying Hitler’s Early Rhetoric and Policies,” 2019年 8月9日)。

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中國挺川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難道看不見嗎?像童大煥這樣號召人們講是非的人為什麼看不到在川普問題上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呢?(作者为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

来源时间:2021/1/22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4064

彭胜玉:拜登2万亿印钞拉开金融战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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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胜玉  来源:中美印象

当地时间1月14日晚,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公布一项价值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该项计划细节包括:向大多数美国人每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连同2020年12月的600美元在内,救济总金额将达到2000美元;将联邦每周失业救济金提高到400美元,并延长到9月底;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拨款3500亿美元用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援助;拨款1700亿美元用于K-12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和高等教育机构;拨款500亿美元用于新冠病毒检测;拨款200亿美元用于国家疫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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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法案还将包括一系列增加家庭税收抵免的措施,允许父母为每个17岁以下的孩子申请最多3000美元的税收抵免(目前为2000美元)。该法案还包括超过400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用于对抗新冠大流行。此外,拜登还呼吁拨款1300亿美元,在法案通过后100天内帮助学校安全开学。另外3500亿美元将用于资助面临预算短缺的州和地方政府。法案中还包括一项提案,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为儿童保育和营养项目提供资金。除了发钱,连租金水电也管。新政还将为在疫情期间失去工作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250亿美元的租金援助,拨款50亿美元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租户支付水电费。

据一位拜登交接团队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除了这份提案以外,拜登还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推出第二个涵盖范围更广的就业和经济复苏计划,其中将包括为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等长期发展目标提供资金。

针对本轮庞大的刺激计划,路透社也谨慎地表示,这一计划使得美国的财政刺激总额达到了5.2万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美国年度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美联社分析认为,拜登的救济法案将用借来的钱支付,而这无疑将增大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目前,美国政府已经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背负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

就在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2020年10-12月份,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5729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最高水平,同比增幅61%。

笔者认为:拜登选择了如此大规模的印钞刺激计划,并且未来几周内还有第二轮范围更广的刺激计划,明显可以判断:拜登选择了用金融手段谋取解救美国于水火。

笔者在2020-08-19日《 联合早报》上撰文:中国要防范金融战。其中提到:美国人不傻,不会一直容忍不利于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态势一直继续恶化,也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国家一直背负越滚越大的债务雪球,美国会琢磨做些什么?会努力想办法做点什么改变现状!如果有一个办法,既收获巨大利益,同时,阻力不大风险可控,他们会认真考虑的……

而现在,拜登,开始这么做了……

因为美国可以发行全世界通行的美元,最终能通过货币贬值等各种方式减轻实际债务负担。拜登的团队看重的可能就是,华盛顿印多少美元刺激美国经济,都可以有各种金融办法减轻实际债务负担。

也就是说美国疯狂印发钞票,不会只让美国人民自己买单,不会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在钞票印出后,华盛顿一定会想方设法向世界转移这种压力。而这种转移本质上就是一种变相得金融战。

8月16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求是》刊文称,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当前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在消耗美元的信用,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更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

2020年7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在IMF与东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网络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据IMF预测,2020年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额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8%,超过1946年的历史最高值。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期,各国被迫增加巨额财政支出。包括民间借贷在内,全球借款额(国际金融协会调查数据)1~3月创历史新高,达到258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3倍以上。   

随着美债规模的持续攀升,人们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还能维持多久。2020年7月26日,全球最大避险基金创始人、桥水基金达里奥表示,他最担心的是美元的稳定性。他说,政府预算不能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不断发行政府债券或印钱。但是,这种美元稳定性的担忧完全抵挡不了疯狂印钱发给百姓的全面经济刺激和解决疫情需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是一个持久的问题,而解决眼前的美国疫情问题和经济恢复问题才是美国最着急最紧要的事。各种动摇美国货币地位的长远担忧敌不过当前的刺激需求,更何况,美国人对使用金融战手段转移自身压力也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有人可能认为,美国疯狂印钞是寅吃卯粮,动摇美元信誉是自掘坟墓,这可能高估了几万亿美元的能量了。2019年10月瑞信研究院近期发布了一个对全球主要国家的财富统计分析报告,认为目前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已经达到了360万亿美元。美国人的财富总量达到了106万亿美元(按3.272亿人口计算,人均达到32.4万美元),约为全球财富总量的29.44%。基于美元的全球地位,几万亿美元的印钞,还不足于让美元地位地动山摇,这也是拜登团队肯定评估过的风险。

可以明确的说,拜登政府如果获得国会批准今天印1.9万亿美元,明天就能变成1.9万亿美元中国工人日夜加班加点产出的各种货物。

金融战序幕正在开启,中国当有周全应对预案,既要确保金融稳定,也要确保亿万人民辛苦创造的巨大财富不会被人廉价大肆掠夺!

(作者为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18

旧文章ID:24066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战略框架(中译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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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IPP评论

编者按:2021年1月5日,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签字同意,提前21年解密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全文(少量敏感文字依然被涂黑)。IPP评论组织翻译了这份文件的中译稿,供读者在批判基础上阅读,以全面评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整理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副主任 M.Pottinger
源自:NSC SCG
原定解密日期:204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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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全文截图

一、国家安全挑战的三大问题

1. 如何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先地位,防止中国建立势力范围,促进自由经济秩序,培育区域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2. 考虑到朝鲜现在、未来潜在威胁,美国该如何确保自己及盟友不受其威胁?

3. 如何在促进公平互惠贸易的同时,提升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力?

二、美国的重要利益经久不衰

1. 保卫美国本土。

2. 促进美国的繁荣。

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

4. 增强美国影响力。

三、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利益

1. 保护美国本土和海外的美国公民,防止核武器及其运载武器的扩散。

2. 印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区,占全球经济体量三分之一以上,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维护自己经济、外交和军事权利。

3. 增强我们联盟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4. 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地位,同时保护美国国内的核心价值和自由。

四、假设

1. 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程度,该地区仍将是美国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2. 朝鲜的核导弹及其侵占韩国的意图对美国本土和盟友都构成严重威胁。

3. 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将持续推动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竞赛,导致该地区内许多国家增加国防投资,包括印度和日本。

4. 核武器的扩散、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和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仍将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和冲突来源。

5. 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优势地位的丧失将削弱我们在全球保障美国利益的能力。

6. 由美国主导的强大联盟是遏制冲突、推进实现美国核心利益的关键。

7. 由于中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同性质和目标,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下去。

8. 中国将利用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关系动摇后的真空与机会。

9. 一个强大的印度,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将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

10. 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在短期内将继续增强,并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能力。

11. 中国试图主导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在内的尖端技术,中国在这些技术上的主导地位将对美国价值观构成深远且广泛的挑战。

12. 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的行为,将不仅出现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还会更多地出现在西方世界以及美国本土,抵消我们为维护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努力。

13. 中国将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来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

14. 俄罗斯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仍将处于边缘地位。

五、期望的最终状态

1. 朝鲜将不再对美国本土或美国的盟友构成威胁;朝鲜半岛将不再存在核武器、化学武器、网络武器和生物武器。

2. 美国在印太这一世界综合指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保持外交、经济和军事优势;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将美国视为他们的首选伙伴;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在整个地区不断增强。

3. 地区国家坚持那些使美国和地区繁荣稳定的准则,包括主权、航行自由、贸易和投资标准、尊重个体权利、法治以及军事活动透明化。

4. 自由市场将是亚洲的主流,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互动将使美国的经济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与增长点。

5. 地区争端将通过合法途径得到解决,而不存在胁迫。

6. 东南亚国家在商业、国家安全和公民社会等领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包括加强东盟。同时与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及其主要伙伴密切合作,以维护上述原则。

7. 东南亚有能力在不借助任何非东盟协助的情况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8. 美国将是印度在安全问题上的首选伙伴。两国合作维护海上安全,并对抗中国在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双边共同关注地区的影响力。印度保持对中国边境挑衅行为反击的能力。

9. 印度在南亚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维护印度洋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扩大与该地区其他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经济、国防、外交合作。

10. 美国及其在各大洲的伙伴都将抵制中国影响。

六、努力的方向

联盟与伙伴关系

目标:强调我们对该区域的承诺,突出“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共同愿景。

措施:振兴美国对友好国家政府的技术援助,以推进法治和民间机构成长。同时,宣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额外附加条件。发展强有力的公共外交能力,能够与中国的宣传活动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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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全文截图,部分敏感文字依然被涂黑

目标:强化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能力与意愿,以促成实现该战略所计划的最终状态。

措施:(此处文字未解密)

1. 将我国的印太战略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战略统一起来。

2. 致力于建立以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为战略要点的四方安全框架。

3. 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的三边合作。

4. 鼓励韩国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5. 赋予日本权力,使其成为印太安全架构中实现区域一体化、拥有先进技术的支柱。

6. 协助日本自卫队的现代化。

目标:重新振兴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在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方面,加强这两国作用。 措施:保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对外的发展援助规模和防务接触,包括访问、演习、培训以及装备的互操作性。 目标:通过扩大与印度洋-太平洋国家在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的接触,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领导力。

措施:

1. 扩大与印度洋-太平洋国家在维和、人道主义援助/灾害应对、全球卫生等方面的合作。

2. 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共享研发的成本和成果,以保持我们的军事优势。

3. 鼓励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分担更多责任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 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分享我们的研发成果,以保持我们的集体军事优势。

目标:使台湾能够发展有效的非对称防御战略和能力,以确保其自身安全,避免遭受胁迫,保有战略韧性,以及有能力以自主的方式与中国大陆接触。

七、印度和南亚

目标:加快印度的崛起和综合能力建设,使其成为网络安全服务的提供者和主要的防务伙伴;巩固与印度的持久战略伙伴关系,达成该项目标的基础是,印度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与美国和本区域的其他伙伴有效合作,以维护共同利益。

措施:

1. 为实现防务合作和互操作性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扩大我们的防务贸易,提升转让防务技术的能力,以增进印度作为主要防务伙伴的作用;加强我们在地区共同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并鼓励印度在印度洋以外的地区参与国际事务;支持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NSG)的成员;与印度合作进行国内经济改革,并使印度在东亚峰会(EAS)和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通过外交、军事和情报渠道向印度提供支持,以帮助印度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和水资源获取问题。(此处文字未解密)

2. 支持印度的“东进”(Act East)政策及其成为全球领导力量的愿望,强调其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愿景,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具有一致性。

3. 获取对美印在印度洋地区共同原则的地域性支持,包括畅通无阻的贸易、透明的基础设施-债务实践以及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

4. 推进美印在所有资源和技术领域的能源合作,使印度能源的来源和供应多样化。

5. 与印度在网络、空间安全以及海洋领域意识方面建立伙伴关系。扩大美印情报共享和分析交流。(此处文字未解密)建立更强有力的情报伙伴关系。

6. 与印度和日本合作,为加强印度与本区域各国之间区域联系的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目标:加强包括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新兴伙伴的综合能力,以促进建立自由和开放的秩序。

措施:

1. 以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为模本,与南亚伙伴建立新的倡议方案,以提高海洋领域意识、互操作性以及与美国的数据共享水平。(此处文字未解密)

2. 支持在印度洋建立一个海洋信息“融合中心”。

3. 建立一个区域论坛,促进推行普适性原则和标准。

4. 就关于准许的海洋行为原则声明达成广泛共识,包括承诺根据共同的安全目标开展区域合作。

八、中国

目标:防止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扰乱全球市场并损害美国的竞争力。建立一个国际共识,即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正在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措施:(见:“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ounter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目标:和中国相比较,始终保持美国工业的创新优势。 措施:与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合作,防止中国军事和战略能力的不断增强;扩大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以涵盖来自中国的风险资本和其他形式的投资;采取可以促进关键技术增长的国内政策。

目标:在整个地区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以保持影响力,从而抵消中国式体制的影响。

措施:

1. 发展公共和私人的信息传递渠道,落实动议,彰显民主、自由会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好处,包括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福利层面。

2. 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保护和促进得到国际认可的权利与自由。

3. 让韩国、中国台湾、蒙古、日本和其他该地区的民主伙伴参与进来,展示他们自己的成功和他们所积累的发展红利。

4. 支持整个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改革者。

5. 向那些寻求改革的国家提供发展、技术和法律援助。

目标:发展现实能力和理念,以挫败中国在各种争端中的军事行动。

措施:

1. 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加强美国具有实效性的军事战斗部署,升级战斗态势,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所做出的安全承诺。

2. 制定并实施能够满足但不仅限于以下几项要求的防御战略:(1)在任一突发冲突中,遏阻中国在“第一岛链”内持续占据制空权和制海权;(2)保卫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区域;(3)主导第一岛链以外的所有领域。(此处文字未解密)

3. 帮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改善安全态势,包括军事能力和互操作性,以确保战略独立和不受中国胁迫。扩大伙伴关系,提升限制中国胁迫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能力。

目标: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度,同时也通过教育,使各国政府、企业、大学、中国海外留学生、新媒体和普通公民了解中国在全球进行的活动和手段。

措施:

1. 建立一个机制,提供公开信息,解释中国的活动及其对各国利益、自由和主权所造成的问题。(此处文字未解密)

2. 投入更多资源,提升能力促进中国人之间交流。(此处文字未解密)

目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中国进行合作。

措施:在我们的对华外交中,强调高层次、实质性的互动,以实现总统关于建立建设性、结果导向型关系的设想。过去的外交往往是宽泛而浅薄的,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目标:保持对中国的情报优势,使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免受中国情报活动的影响。

措施:

1. 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有能力与美国合作,对中国采取行动,打击中国的情报活动。

2. 扩大并优先推进美国的情报和执法活动,对抗中国。让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也这样做。

3. 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防御性与进攻性情报对抗职能,以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情报优势;扩大与其他国家政府的情报外交和执法合作,以加强对中国意图和能力的了解。

4. 帮助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反间谍、反扩散、网络安全、产业安全和机密信息管理方面制定高标准。

九、朝鲜半岛

目标:使朝鲜政权相信,其存续的唯一途径是放弃核武器。

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外交、军事、执法、情报手段和信息工具对平壤施加压力,以挫败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切断货币流动,削弱朝鲜的经济实力和政权,并为旨在阻止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发展的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彻底的、可核查的并不可逆转的目标——半岛无核化。如果朝鲜采取措施取消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则考虑进行谈判。(见:“The President’s North Korea Strategy”,内阁备忘录,2017年3月28日)。(此处文字未解密)

通过以下方法达成该目的:(1)帮助韩国和日本获得先进的常规军事能力;(2)拉近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此处文字未解密)

十、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目标:促进和加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在本地区安全架构中的核心作用,并鼓励其在关键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

措施:

1. 深化我们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此处文字未解密)

2. 突出东盟的中心地位,将其作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核心内容。

3. 加强日本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扩大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目标。(此处文字未解密)

目标:防止恐怖主义在东南亚蔓延。

措施:扩大东南亚国家参与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程度,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国家之间更完善的执法、军事和情报合作,并为反恐工作提供来自美国的直接援助。(此处文字未解密)

目标:促进和支持缅甸向民主过渡。(此处文字未解密)

目标:确保太平洋岛屿(如美国领土、自由联合政体(FAS)的立场与美国保持一致。

措施:巩固我们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外交、军事、情报、经济、发展援助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此处文字未解密)

目标:和愿意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并加强联系的紧密性。争取达成那些符合美国制定的贸易和投资标准,并可以减少本区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贸易协定。

十一、为美国的综合财力和经济实力指定战略
  目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推广一个综合经济发展模式,为替代“一带一路”提供可靠方案;针对如何最优利用公私合作关系,建立一个工作组

1. 促进美国及其盟国、合作伙伴主导的能源、电信、物流标准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2. 扩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作用。

3. 现代化和标准统一化,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

4. 鼓励美国私营部门重振开拓精神,以扩大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双向贸易和投资。

本文系IPP独家译文。译者:衡一凡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19

旧文章ID:2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