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即将上任。可以预见，美国对外关系将面临多项调整，中美关系亦将面临“机会之窗”。

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有必要理性看待中美关系走势。

昨天，我们发布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在基金会读书会上，围绕《遏制战略》所作分享的上半部分。读书 | 美国对苏遏制与当下对华战略(上)

2018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卢迈在《比较》杂志发文，判断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向遏制的转型。

今天的分享，俞建拖将着重分析冷战前后遏制战略和中国发展，并对当下中美关系、中国应对之策作出分析。

基金会始终坚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与分歧将长时间共存，中方应以“两手”对“两手”的方式应对未来中美关系——对美战略围堵和挤压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寻求合作，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

四、遏制战略与中国

在凯南版本的遏制战略中，中国的角色是边缘的。

凯南的战略设计中忽视中国，与他对中国的认知有关，这种认知又受到马慕瑞和戴维斯的重大影响。还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凯南就主张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透顶无可救药，考虑到美国的民意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压力，他建议美国政府维持形式上的援助，随国民党败退再撤出中国就可以。

凯南对中共夺取政权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根据他的理解和认知，在中共到陕北后，具备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苏共的影响有限。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凯南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根本重要的利益，门户开放后的通商利益以及传教士来华建立的联系纽带对美国来说都是非核心的，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文化和勤奋的人民，但整体上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未来不会成为一个全球军事和工业力量中心。

凯南的这种看法颇有点奉行孤立政策的美国对无可救药的老欧洲的看法，觉得那片地方就是一个烂沼泽，美国投入没有效果也不要指望回报。

凯南可能对二战中日本的工业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印象深刻，认为日本才是美国应该争取和扶植对抗共产主义影响的地方。从遏制战略的逻辑出发，凯南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在构建环形或弧形防御带上有重要性，他不希望共产党控制台湾，也不希望国民党控制台湾，而是扶植一个台湾本土政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得知朝鲜进攻韩国后，凯南第一时间建议国务院封锁台湾海峡，名义上是“阻止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实际上是阻止大陆解放台湾，美国政府也立即这么做了。

可以说，美国在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就已经实质性地侵犯了中国根本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今天讨论中国入朝参战是否必要，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朝鲜战场和美国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评估，而没有将朝鲜和台湾地区一并纳入安全考量，还有人以美国政府没有跨过鸭绿江的计划来否定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政府计划是可信并且联合国军是严格遵守的，也就不会发生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了。所以站在当时中国决策者的立场上，入朝参战是痛苦但又不得不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犹疑，中国最终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但是中苏合作在经历不到十年的蜜月期后，开始交恶甚至暴发了严重的对立冲突，双方的对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因此在凯南之后的遏制战略中，中国时而因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遏制对象，时而又因为与苏联的对立成为美国合纵连横遏制苏联的准盟友。沈志华教授的《冷战五书》系列，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以及中苏结盟和破裂有详细的介绍，是很好的阅读参考。

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关键的选择，对遏制战略的实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除了大家熟知的“一边倒”、抗美援朝，还有抗法援越、中苏论战、抗美援越、珍宝岛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中间还包括参加不结盟运动、参与波匈危机解决等。但对外战略隐约存在一北一南的轴线，北是苏联，南是越南。值得重视但过去没有引起重视的是中越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对遏制战略的影响。

中国先是支持了越南的抗法独立斗争，加快推动了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步伐。随着美国越战升级，中国对越援助并在北纬17度线划线，使北越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使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影响国内政治议程，最终不得不从越南撤军，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受到大幅度削弱，进入遏制战略的低迷期。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打击了越南的同时，也冲击了苏越同盟的裂缝，使苏联为挽回声誉不得不出兵阿富汗，陷入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国际声誉和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

可以说，正是原初遏制战略对中国的轻视忽视，中国的禀赋、文明、治理积淀与现代的政治要素相结合，从历史的夹缝中得以成长。而在中国快速成为区域重要的力量之后，又积极主动地对冷战的态势和遏制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新遏制与中国的应对

2018年，在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文件后，卢迈、俞建拖在《比较》上发文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接触”转向“遏制”。

理解这种战略转变的关键是美国外交采取的原则，特朗普政府称之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有原则的”是价值观上装点门面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甚至很大一部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2018年时，很多人心里不认同，要么认为中美只是局部的、临时的利益纠纷，要么认为是大而无当的文明和价值观冲突，但本质上和这些都无关，而是美国认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受到挑战。

现在大家越来越看得清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别的，就是遏制。如果是遏制，那么这将是持续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的进程。

遏制战略的出台，不是某一任领导人肆意妄为或一时兴起，本质上是国际秩序内在结构性紧张的结果。

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这一趋势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中国在战略上属于拥有长期主动权的一方。而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当下的实力对比中占优，在战略上属于拥有短期主动权的一方。对美国来说，自然的选择就是发挥短期主动权优势，创造不确定性，增加赢得长期战略主动权的概率。

但是美国对华遏制会成功吗?这会对我们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只要我们不犯颠覆性错误，这种遏制是刻舟求剑，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两个根本性原因，中国不是当初的苏联，现在的美国也不是过去的美国。也正因为这两个因素，未来这场遏制终局的时候，两个国家的结果都要比美苏遏制结束时要好(一方解体，一方在傲慢中衰败)，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小一些，不用那么你死我活。

1. 中国与苏联的比较

首先说中国和冷战时期苏联的差异。差异的方面当然很多，但至少有这么几条特别关键：

一是今天的中国是具有内在发展活力的。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上。虽然美国经济总量仍然世界第一，但中国在规模上已经史无前例地接近，而且发展的质量是高的，发展速度是美国的两倍，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优化。而苏联在最后十年经济不仅总量上低于美国，增速也慢于美国，而且质量还低下。

二是人民切实地从国家的发展中受益。在苏联的经济增长中，70%-80%都是投资驱动，军事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支出的40%，老百姓没有切实的获得感，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刚刚消除了绝对贫困，在过去四十年里，几代人都从国家的发展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了生活水平。

三是中国没有庞大的外部负担。中国没有一个盟友体系需要维护，也没有巨大意识形态体系需要负担，也没有耗资巨大的对外战争。而苏联在冷战对抗和意识形态全球扩张中负担很重。在内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外部负担长期尾大不掉，形成双重挤压，加剧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

四是党和政府的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高并不能自动地换来国家认同，这一过程中会带来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如果执政党不能实事求是地适应形势，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改革的阻力，没有推进改革的领导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没有改革政治体系完成社会新力量的整合，那么形势也是很危险的。

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一方面很好地实现了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比较好地完善和调整国家治理体系，这不是偶然的成功。如果以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到的指标和尺度去检验，大家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会有更好地认知。反观苏联历史，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任短命的总书记，再到戈尔巴乔夫，政治衰败无力。戈尔巴乔夫上台，被举国寄予厚望，但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执政团队，都是昏招迭出，一步一步滑向失败。左凤荣教授的《苏联史》(第九卷)很值得看。

除了上述差异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譬如，中国和苏联在国家心理和安全感知上，在历史文化上也都有显著的差异。苏联在有些方面也有突出的长处，如军事力量、太空技术、文化影响力等。

2.冷战美国与当下美国的比较

今天的美国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尽管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美国对中国已经不具有对苏联时候的那种实力上的相对优势，而且现在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对优势还在不断地快速缩小。

其次，中国对美国实际的安全威胁以及对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不大。一方面这不是中国所追求的，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在行动上和客观地产生这样的影响。不像“古巴导弹危机”，也不像第一个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飞越美国上空产生的举国焦虑，中国也没有到处扩大军事存在。所以美国政客要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虽有一时之效，对国内政治动员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今天的美国多了超额的安全负担，包括维持盟友体系的负担。在冷战时期，美国维持巨大的军费支出和盟友体系是必要的，那时候的威胁是切实可感可观的。当时苏联也在做同样的事。美国只要在安全支出和盟友体系维护上比苏联更可持续就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但中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因此美国的盟友体系维持就在加速自身力量的消耗。在这一点上，特朗普要求盟友负担更多安全成本的直觉是对的。

第四，当现在美国把中国作为对手时，这个对手的弱点比苏联要小很多。相反，美国自身在与中国不顾一切的角力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弱点和脆弱性也不小。譬如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疫情防控问题等。此外，美国还有长期存在的阶层分化、种族对立、意识形态撕裂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有些时候甚至比今天还严重。但是这些问题在美国上升期的时候相对好解决，在下行期可能会更复杂化。苏联及其所主导的是一个封闭体系，而中国今天已经是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要让盟友放弃与中国合作的利益，美国出不起这个价格。光靠安全威胁哄骗，能够唬得一时，但唬不了一世。

第五，国家心理上，美国今天更具备不安全感、更不自信。在和苏联竞争的时候，美国心理上一直是占优的。那时候的美国对自身价值观、对自身的发展模式有高度的信心，相信美国的体制能够纠正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能够比较从容地撩拨和刺激苏联不安的神经。美国的自信在冷战结束后达到了巅峰，以至于要“终结历史”。

但是现在中国的崛起，对一批美国人来说是在美国之外走了一条成功的路，非基督教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通过市场加政府调控的模式取得了持续的经济成功，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信念。对一些人来说，这构成不可接受的信仰危机，把中国崛起描述为盗窃掠夺他国取得成功。可以把这看成是心理上的自我保护。

3.中国该做什么?

总体上看，美国想要复刻对苏联遏制的成就，但是这不啻于刻舟求剑。对美国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不来自中国，因此没有这个必要。美国对国际体系掌控会削弱，但这是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中国一国的发展导致。

美国在安全和盟友体系的强化投入得不到安全上的回报，反而放大国内的弱点。在没有中国切实威胁的前提下，盟友们也难以全力投入遏制中国。所以，遏制中国是目标、能力、环境和手段上都可疑的战略。美国一直以新罗马帝国自居，如果一意孤行，很有可能加快走向罗马帝国的最终命运。

在这场遏制中，中国是被动应战的，但事实上拥有长远的主动权。

中国不论民间有多少情绪，国家层面对发展目标和路径的选择是清晰的。新中国从成立到现在，目标都是现代化，这是从没有掩饰的，不是阴谋是阳谋。在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稳步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和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也没有理由和动机去破坏这一切。中国想要和平崛起，避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愿望是真诚的。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没有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抱有美好理想和愿景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毕竟我们还处在历史的丛林里。如果说凯南和后续的遏制战略里有很多洞见，它们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反遏制的洞见：

第一，清晰地定义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第二，分清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核心利益要坚决维护;第三，正确评估我们的能力和优势，将这些能力和优势主要用于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上;第四，不做虚耗实力的扩张，要对资源的投入和收益作评估，及时调整策略;第五，从长远看，美国可以不是中国的敌人甚至对手，要综合运用手段使美国“非敌化”;第六，不要在对手发起的每个挑战领域进行回应，选择自己的战场;第七，要有历史理性，即看得清历史趋势，也要有历史耐性，不急于求成;第八，中国未来的关键还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在发展中完成现代化，让实践结果来检验和验证;第九，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中心问题。

总的来说，只要中国善于保存和发展自己，以更平和自信的心态面对外部的挑战，多交朋友少结仇，弥补短板加强弱板，等到构筑美国霸权基础的优势领域被逐步瓦解或平庸化，在多极化框架下的新合作性的体系就有了基础。

本文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内部《遏制战略》读书会的分享内容整理扩展而来。主要参考了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和《乔治·F·凯南传》、乔治·凯南《凯南日记》、保罗·希尔的《乔治·凯南和美国东亚政策》、沈志华教授的“冷战五书”系列、左凤荣教授的《苏联史(第九卷)》。感谢同事郭丝露、赵诣涵在整理中的帮助，作者对文责自负。

整理 – 昕奕、慧韬、诗妮

来源时间：2021/1/20   发布时间：2021/1/20

旧文章ID：24051

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即将上任。可以预见，美国对外关系将面临多项调整，中美关系亦将面临“机会之窗”。

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有必要理性看待未来中美关系走势。

2018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卢迈在《比较》杂志发文，判断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向遏制的转型。

近日，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作了约翰·加迪斯教授《遏制战略》的读书分享。

分享从遏制这一“大战略”的概念出发，回顾遏制战略诞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框架和演变，梳理美国对苏联在五个时期的遏制战略，并对中国应对提出建议。

我们将演讲分为上、下两期，分两天发出。

基金会始终坚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与分歧将长时间共存，中方应以“两手”对“两手”的方式应对未来中美关系——对美战略围堵和挤压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寻求合作，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

美国对苏遏制战略可以分为凯南版本和非凯南版本，两者时间上先后承续。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为对苏遏制战略构建了一个总体框架和基本精神，此后美国对苏遏制大体是在该框架下围绕战略目标、意图、能力、条件进行修正。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也转向了遏制，试图复刻对苏遏制的成功。

但世易时移，中国不是苏联，当下的美国也不再是冷战时期的美国。美国自诩是新罗马，如果继续刻舟求剑，将会面临罗马同样的命运。

一、理解遏制战略

作为战略概念，遏制(Containment)意指将对手的行为和影响限制在一定的边界内，以巩固和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但遏制并非一遏了事，并非简单地固守边界，实际上是一种软性的进攻，其最终目的是尽可能用战争之外的方法消除对手的威胁(但不排除战争选项)。

遏制战略或遏制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大战略(Grand Strategy)。

在美国的战略学界，大战略不是随随便便的规模上大或者口气上大的战略。人们经常在不同层次上用战略这个词，但大战略特有所指：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安全和发展总体目标所作出的系统的战略安排，涵盖内政与外交，需要综合考虑和权衡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等要素。

大战略研究不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后者更多关注国家之间互动的方式和机制，前者需要考虑国际关系，但是前者侧重从特定国家主体出发的战略设计、部署、实施和成效，具有高度的目的性和导向性。

《遏制战略》的作者约翰·加迪斯教授是著名的冷战史学家，也是一位大战略研究者。他在耶鲁大学和同事合作教学大战略几十年，近两年还出版了《论大战略》。

《遏制战略》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2年，2005年做了修订，是加迪斯教授的大战略分析框架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运用和理论检验。因此，《遏制战略》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一个历史回顾，还包含了一整套战略分析。

以历史学方法做大战略研究是加迪斯教授选择的研究进路，他内心拒斥和贬低所谓的“科学”方法在大战略研究中大行其道，赞赏凯南通过历史和文化精准感知和总体把握形成的战略洞见，在这一点上，两人可谓是惺惺相惜，这也是凯南为什么选择了加迪斯教授作为他的传记作者。

二、乔治·凯南与遏制战略

在历史中理解战略，是极具挑战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既有变动不居的规律和法则，又充塞着纷繁复杂的细节。

遏制战略最初的轮廓，是凯南描绘的，充满了凯南的风格，并对后续的美国对苏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介绍遏制战略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凯南这个人。

凯南其人

乔治·凯南1904年出生于一个相对贫寒的家庭。父亲当过律师和工程师，母亲早逝，这可能使他性格变得异常敏感。

凯南早慧，从小成绩优异，又使他对自己的才智颇为自得甚至有些自傲。所以，他性格里有敏感、脆弱、充满保护性的一面，也有孤傲的一面。凯南家族中有位同名的叔祖父，曾经去过俄罗斯旅行和做生意。凯南自己在日记中也提到，或许潜意识里因为叔祖父留下对俄罗斯的最初印记。

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期间，凯南感受到智识的乐趣，这也对他未来的道路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离开政府后回到普大任教。

大学毕业后，凯南进入外交部门工作，他预感到未来美国和苏联关系的重要性，选择了对苏关系领域，成为俄罗斯和苏联研究的专家。

1929年到1931年期间，凯南被派到柏林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化，并先后在日内瓦、汉堡、柏林、波罗的海沿岸等国家和地区工作。

在对俄罗斯文化的学习中，他对俄罗斯文化和文学产生了由衷的喜爱，尤其喜欢契诃夫的小说。按他自己日记里的说法，他对苏联底层民众的困难生活充满同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苏联政党和政府拒斥和敌视的原因。

1944年到1946年，凯南任驻莫斯科代办。在此期间，他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八千字电报。

在二次大战时期，因为战争的需要，美苏关系都相对较为缓和。在罗斯福的认知里，把苏联排斥在战后国际体系之外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美苏之间一旦形成对抗性关系代价巨大。

事实上，当时美国社会的左翼思想也相当流行。这使得罗斯福倾向于对苏联采取一种包容与限制并行的思路。美国政府在应对大萧条以及战争期间也采取了扩大政府干预、扩大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举措。当时政府主流对于美苏合作抱有较为积极的姿态。

然而在凯南看来，苏联绝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因此，当财政部向莫斯科发电报谈及苏联为什么不愿加入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凯南当即回复了一封洋洋洒洒极具个人风格又充满洞察的长电文。

这封电报在美国对外决策的圈子内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对美国决策层判断二战以后的形势、认定苏联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和形成对苏联的遏制作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7年， 凯南以X先生为名将这份报告在《Foreign Affairs》上正式发表。他自己也意识到，由此获得了外交决策的巨大话语权。

1947年1月，乔治·马歇尔将军出任美国国务卿。出于对美国全球战略需要的深刻理解，及对凯南的战略视野、平衡性和综合性的赏识，马歇尔新设立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任命凯南担任首任主任。

马歇尔本人也是极其优秀的战略家，这使得两人获得了超越层级的共鸣和信任。

两人的办公室更是紧密相邻，凯南可以随时向国务卿沟通规划室的想法。凯南及其战略规划室的成员所做出的判断不需要经过国务院其他部门的审核而直接进入马歇尔的视野，在马歇尔-凯南的构想里，这是适宜规划室的特殊制度安排，由此可以摆脱官僚体制的掣肘。

但是对凯南来说，规划室的这种特殊地位，还和他个人在智识上的骄傲相匹配，对国务院官僚机构的很多部门和人，他心里压根就瞧不上，因此也不愿意自己和规划室团队的工作被这些部门和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对他来说像是一种羞辱。

在外交上，凯南无疑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个人的道德偏好和才具，又使他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对立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成就。

作为一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凯南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其中包含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给理解带来了更多困难，使得政策的价值很难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内心高傲的凯南无法接受与官僚机构之间的扯皮或妥协。政策设计与实际应用中必然的偏移，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凯南在1949年底离任。

尽管如此，此后数十年，美国政府在包括对华政策、东南亚政策、越战等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仍然会征询他的意见。

在凯南的人际关系谱中，有几个人值得一提。

马歇尔对凯南有知遇之恩，在马歇尔麾下工作是凯南政府生涯中最有荣誉感和成就感的阶段。在亚洲政策和对苏联政策方面，凯南对曾任驻华公使的马慕瑞，以及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的戴维斯，在思想上比较认同，他关于东亚洲的政策设计的很多思想和认知来自于他们俩。

1949年马歇尔辞去国务卿职务后，艾奇逊接任了他的位置。

凯南和艾奇逊的关系比较微妙，他觉得艾奇逊要把规划室纳入平庸的行政官僚序列中，这实际上有违规划室设置的初衷，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艾奇逊虽然也欣赏凯南的敏锐洞察，但不愿意给凯南和政策规划室以超然的地位，对凯南的理论偏好和书生气、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感知感到不满。

凯南文人式的特有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他和国务院以及政府、国会其他部门的良好沟通，这也使得凯南的很多主张受挫，导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离开了规划室。

2. 凯南的苏联认知和遏制战略框架

在长电报中，凯南就苏联的行为及其根源提出看法和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苏联内在地具有扩张性。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倾向于通过不断地扩张和破坏对手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其次，苏联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存在背离。

第三，苏联体制僵化，缺乏创新活力，决策信息失真，在长期无法和美国竞争。

第四，不能仅从官方宣称的意识形态来预测苏联的行为，民族主义、官僚机构和个人的因素起很大作用。

第五，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

基于这些分析，凯南认为，苏联不可能是美国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的对苏政策要走战争和绥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采取遏制政策。

在长电报中发端并在后来正式成型的遏制战略，如果进行分解，大致有以下几方面要素：

一是明确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即要保卫国家安全，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美国人民福利的世界秩序。

二是锁定苏联作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对手。凯南定义的五大力量中心分别为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日本和苏联。其中只有苏联对美国既有敌意又有能力构成威胁。美国要坚决地对苏联的扩张进行反制和回击。

三是选择均势策略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为了遏制苏联，需要加快德国和中欧的复兴以及日本的复兴，使之成为抵御苏联扩张的关键砥柱。

四是分清楚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他主张聚焦和维护美国关键和核心的利益，可以放弃次要的利益。

五是主张一种非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的国际秩序。美国不应该也不需要将民主自由理想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普遍主义的道路将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与代价。

六是正确评估美国的能力和优势。因此凯南主张一种“非对称反应”，即不是针对苏联的行动处处设防和反应，只在自身具有优势的领域进行回击，自己选择战场。

七是美国实施遏制战略需要军事力量作后盾，但不能过度依靠军事力量。凯南特别重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认为加强军事的主要作用是心理威慑，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美国将国内资源过度消耗在军事上。

对军事力量的投入能够让苏联感知“力量逻辑”、阻吓其扩张行为就可以了，反对将外交战略建立在核武器和过度军事扩张上。他反复告诫，美国要避免走向自己的反面，避免走向军国主义。

八是认定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断层线，主张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来实现遏制的目的。他认为，在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最终会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铁托主义”会在其他东欧国家产生。因此主张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保持接触。

九是发挥制度的优越性，保持战略耐心，形成长期压力。

十是改变苏联领导人的观念。凯南认为苏联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政治领导人，美国可以通过威慑和诱导等方式说服这个关键人物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式改革苏联的体制和模式，主动消除对美国的威胁。

应该说，凯南对苏联的认知不失洞见，但也不乏偏见和误判。凯南正确地预见了苏联体制存在的一些内在缺陷，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但是他也过高估计了苏联对美国的敌意，低估了苏联在一些领域硬实力的增长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

凯南战略中最大的短板可能还在于对中国的认知上，在后文中详细讨论。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使凯南的这些认知，包括其中错误部分，都在胜利的光芒下隐而不显。

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作为美国国务院中的苏俄专家的身份、分析中呈现的逻辑和雄辩的语气，对美国决策层起到了很好的说服作用，推动了遏制战略的快速成型和实施。

但也正是凯南分析中内在的缺陷，使后来的美国战略决策者不得不对苏联在战略上的攻势和力量作出应对，使凯南版本的遏制战略在很短的时间内变调走形。

而凯南自己，则在离开政府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新的遏制战略批评者。

三、凯南之后的遏制战略

经过美国国务院内部讨论，遏制战略在1947年正式成为官方的新战略，但随着凯南1949年的离任，这一战略在随后也不断修正。根据加迪斯在《遏制战略》中的总结，大体上有5个版本。

1. 国安会68号文(1950-1953)

凯南离开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后，保罗·尼采于1950年接替了他的位置，主导了国安会68号文件的起草。

国安会68号文是在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下出台。先是国民党战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强烈讨论。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被美国一些人认为是苏联的胜利和“自由世界”的失败，引起了公众和国会的愤怒。朝鲜战争的爆发则进一步加速了该文的生效和落实。

在当时，第三世界反殖民和争取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一大批原殖民地国家要求独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使美国政府和社会都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担心苏联会趁机进一步兴风作浪扩大影响，美国不能对此无动于衷，给国内民众和盟友留下节节败退的形象。

国安会68号文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核心利益的阐述和凯南版本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在几个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修正：

首先，对美国目标和核心利益受威胁态势的评估。凯南认为失去亚洲大陆无关宏旨，但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不允许这么认为。

其次，既然苏联(以及共产主义阵营)在非美国利益核心区的胜利都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美国必须作出反应，那么实际上美国就不再区分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

第三，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作出反应最直接和有力的手段就是加强军事准备和投入，包括核武器的升级。

第四，68号文中也提到“要用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阻止苏联的扩张”，包括使用宣传战来暴露苏联的“各种虚假的政策主张”。

此外，要通过和平演变在苏联内部培养破坏的种子。与凯南相比，68号文件中的遏制战略更加强调“对称性反应”，即对苏联的进攻处处作出反应。

2. 新面貌战略(1953-1960)

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上台，杜勒斯成为战略的新设计师。

这一阶段实施的“新面貌”战略更加强调价值观、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杜勒斯认为，美国必须担任起世界的领导者的角色以保护对美国生存至关重要的多样性，反苏联恰恰是保护多样性的必然选择。这导致美国在事实上选择了普遍主义。

新面貌战略选择通过舆论战的方式，不断的夸大和渲染苏联的威胁，塑造政策议程。实际上，在当时战略情报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所评估的苏联对美造成的威胁，远远小于政府对公众所说的威胁。

在军事理论方面，杜勒斯强化战略恐吓和大规模破坏力量，实际上就是强调核武器的威慑和作战能力。

这种在经济学的博弈论中也被称为“可置信的威胁”。这种措施可用以威慑苏联不敢随意扩张。任期结束前，艾森豪威尔对这个时期美国所形成的军工复合体的倾向进行反思，他认为这有可能威胁美国的民主体制。凯南对于这种军备的竞赛也多有批评。

新面貌战略利用同盟的力量，但使用了更多的权谋。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期间，实施了许多带有秘密外交和政治颠覆性质的活动，发表解放东欧、推翻共产党的言论。这实际上放弃了凯南的可与非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方针。

这一时期，全球层面发生的许多事件，表明了苏联和美国互有攻守和得失。

一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南最初判断的正确性，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印证;苏联在美洲也加强了存在，古巴革命的成功更是对美国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灵活反应战略(1961-1969)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实施的遏制战略被称为“灵活反应战略”。在理念上，肯尼迪和约翰逊同样认识到美国的利益不是重塑世界，而是在其中制衡权势。且他们认为均势的维持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世界也不应有中心与外围之分。

基于此，他们将巩固美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安全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与前任政府显著不同的是——肯尼迪和约翰逊重视通过经济增长来抗衡苏联，长期繁荣和迅速增长亦是其重要战略支柱。

但在国际关系的实际操作层面，灵活反应策略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视为美国的失败——这实际上又使美国走向“对称性反应”。

在战略规划和实施的技术层面，“灵活反应”的基础是大规模采用现代分析方法建立庞大的政策评估体系，评估行动与形式的适应性，避免出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政府战略僵化的情况。

从结果上来看，“灵活反应”策略在“古巴导弹危机”、“(第三次)柏林危机”等方面都占得优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美国最终又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影响了国内“伟大社会”政策议程，导致“反战”、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也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成功是有限的。

4. 缓和战略(1969-1979)

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美国正处于内政外交士气疲弱的阶段。外部因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处于守势，内部面临左翼思潮崛起及一系列民权运动。但苏联与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裂痕，也为美国遏制苏联带来了可能性，这促使美国放弃普遍主义，向凯南的设想回归。

一方面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遏制苏联，另一方面采用压力和诱导相结合推进对苏谈判，联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手段来修正苏联行为。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试图大幅减少美国在全世界的义务和承诺。这些都是尼克松-基辛格在当时美国能力和条件下所作出的正确战略修正。

在战略的策划和实施上，两人主导的战略带有强烈的权谋和宫廷政治色彩。为避免内部官僚体系的束缚，绕过相关部门开展秘密外交活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尼克松的认知里，总统应该无限制地扩大对外政策制定的权力。但是尼克松对自身权力的扩张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政治压力，并最终引发水门事件。

总体而言，尼克松的战略是成功的，符合当时美国在战略上的守势。其后的福特政府、卡特政府基本沿用了这一时期奠定的战略框架。

5. 里根的遏制战略与遏制的终结

虽然凯南本人对里根及里根主义评价不高，但是加迪斯认为，里根对苏政策更全面和良好地体现了凯南的战略设计初衷。

里根将缓和战略视作绥靖，主张直面苏联的挑战。在重新评估美苏力量后，里根政府认为美国有充足资源和能力在国际体系中竞争，而苏联则存在包括意识形态脆弱性和人权在内的重重问题，国家能力与西方阵营相比也十分薄弱。

基于此，美国一方面开始放弃“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与戈尔巴乔夫签订核武器控制协议(这样消耗了苏联在对外整体战略上的中心和专注);另一方面又将苏联在道德上塑造成“邪恶帝国”，并通过“星球大战”导弹防御体系施压，试图从根本上挑战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把苏联旧制度推向崩裂点。

苏联内部的羸弱也为美国多管齐下的战略提供了空间。美国抓住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机会，给苏联高层普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加速苏联走上经济停滞、国家崩溃的道路。

本文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内部《遏制战略》读书会的分享内容整理扩展而来。主要参考了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和《乔治·F·凯南传》、乔治·凯南《凯南日记》、保罗·希尔的《乔治·凯南和美国东亚政策》、沈志华教授的“冷战五书”系列、左凤荣教授的《苏联史(第九卷)》。感谢同事郭丝露、赵诣涵在整理中的帮助，作者对文责自负。

整理 – 昕奕、慧韬、诗妮

来源时间：2021/1/20   发布时间：2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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