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兴杰  来源：《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

摘要

自特朗普 2016年上任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急剧调整，造成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震荡。四年任期内，特朗普掀起了全球性的贸易战、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中"退出"，修建边境墙，重塑美国的同盟体系，加剧对华战略竞争。这一系列外交行动既体现了特朗普总统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折射出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即特朗普主义。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美国优先"，特朗普将商业的"丛林状态"和谈判法则转移到国际关系领域，助推了地缘政治回归的趋势，将大国博弈视为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头等挑战，通过对等交易、极限施压等策略实现美国相对收益的最大化。特朗普主义强调发展美国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以实力求和平，以发展求繁荣，推动产业回流美国。特朗普主义夹杂着里根主义、杰克逊主义以及尼克松主义的要素，标志着美国在冷战后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从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周期性转变，以战略性收缩来消解"后美国时代"的挑战，调适美国内部矛盾，调整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特朗普主义尚未形成一种新的外交传统，但在国际关系处于历史性变革之际，其对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秩序的"极限施压"，也有可能促成美国外交战略的变迁。2020年大选是对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投票，而非对特朗普主义的检测，特朗普主义的遗产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在一定时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特朗普主义；美国外交；地缘政治；美国优先；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二战结束之后，从杜鲁门总统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有一个"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标签。当然，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主义"既标志着总统在执政期间采取了与前任有较大差异的政策，以应对美国面临的新的内外形势，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较大冲击并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的前景。二战结束以来，杜鲁内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都颇受关注。特朗普在 2016 年赢得大选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前几任总统的内外政策，一连串非常规的外交政策冲击了现有国际秩序。如何描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成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特朗普主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认为存在"特朗普主义"，有人否认其存在。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特朗普推行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内外基础，其影响也是长期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认为，"特朗普时代将持续 30年"，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代表着国际历史新周期的开始，前两个阶段分别是 1945—1975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和 20 世纪 80年代初开始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告结束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换句话说，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时代转折，特朗普式的外交并非"意外"，而是常态。迈克尔·贝克利认为，由于老龄化和自动化的发展，美国未来将可能成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特朗普的事务性外交政策，是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常态。因此，在特朗普本人离开后，特朗普的印记可能会长期存在。"

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方式与之前的总统有很大差异。他是个"政治素人"，行为乖张，通过推特等自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片段式、情绪化的观点。同时，依靠推特等社交媒体，特朗普赢得了 2016 年大选，入主白宫后，他非但没有关闭推特账户，反而依靠推特治国，可以说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推特总统"。如何描述特朗普看似杂乱无章的外交政策呢?能否以"特朗普主义"来冠名呢?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家伊肯伯里认为，"当美国权力的持有者对国际制度施加的制约和承诺愤愤不平之时，应该提醒他们，正是国际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美国权力今天如此持久、广为接受。" 然而，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看不到他对自由国际主义尤其是国际制度的尊重。在特朗普连任无望之际，总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根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从特朗普强烈的个人风格、小集团思维决策模式以及特朗普任内对诸多外交议题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等角度进行归纳和总结，试图回答是否存在特朗普主义的问题，如果存在，特朗普主义的内涵、根源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谱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有"特朗普主义"吗?

"特朗普主义"的提法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就已存在，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2015年 8月 28日，《纽约客》就有文章认为"特朗普主义就是要交易"，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中内含种族复古的情绪，延续了特朗普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持的日本占美国便宜的观念。随着特朗普在初选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特朗普主义"成为一个话题，其竞选顾问纳瓦罗會撰文解释"特朗普主义"的内涵就是以"实力求和平"。他认为，那些认为特朗普没有外交政策的人是"根本没有倾听"。特朗普主义是罗纳德·里根剧本中的一页，那就是通过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求和平，通过经济革新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在这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中保持美国的安全。进一步说，通过提供足够的国防预算、减税和打破不公平的贸易实现美国GDP的增长。纳瓦罗还列举了特朗普主义的项目∶击败恐怖主义、推翻伊核协议、应对复仇的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复兴、让盟友承担更多的成本。纳瓦罗的解释是，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是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外交政策支撑。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强烈，上任四年来的行动与其竞选承诺符合度非常高，对特朗普发表的各种言论进行综合研究之后发现，特朗普的世界观独立，保持了观点的一致性。特朗普"推文"一样的政策表达，背后有比较稳定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上任以来，其执政团队虽然频繁调整，但最终形成了贯彻与执行特朗普政策的"小集团"，抛开特朗普"咆哮"不谈，特朗普似乎有一个"连贯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有深厚的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同时对全球秩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特朗普主义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以此实现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主义"，特朗普主义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即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减少无谓的损耗，其实现的手段就是"美国优先"。就逻辑而言，"伟大"是美国与世界双向建构的，"美国优先"则更多的是一种"退出主义"，美国不要再承担太多的国际责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成本意识"之下的收缩与挑战。美国是二战以来全球秩序的构建者与维持者，美国优先"则是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中回撤，"在特朗普治下，华盛顿最终改变了自1945年以来马歇尔计划、肯尼迪新边疆所扮演的友善慷慨巨人的思维习惯。"米尔斯海默依据特朗普在 2016年大选时的言论判断，"他认识到自由主义霸权是无助的失败，而且也想放弃这一战略中的关键要素……特朗普最终别无选择，只能走向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即使这么做在国内面临相当大的阻力。"

第二，特朗普主义始于选举政治动员的话语，但在胜选之后，特朗普在相当程度上兑现了竞选承诺。特朗普胜选之后，作为选举话语的"特朗普主义"如何转变为作为外交政策与战略的"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总统在多大程度上会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竞选动员的话语与施政方针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美国选举政治的"通病"。此外，特朗普极具个性的反建制派主张如何与美国既有的外交制度进行对接?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如何描述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特朗普冲击"、"外交革命"以及关于有无"特朗普主义"的争论。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从"特朗普冲击"变成了"特朗普主义"的核心要素，"特朗普表面上看似’不靠谱的’对外政策频谱，实际上是利用了美国’自我中心、权力政治、功利实用’的’三原色’绘制而成的非常个性化的政策谱系。"特朗普的竞选承诺通过"安全化"进程而成为国家安全话语，借助自媒体平台以及极具"小集团思维"的决策团队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新动员和整合，从而形成了具有特朗普色彩的外交政策观点和行动。

第三，特朗普强烈的个人风格以及观念被植入美国国家安全议题之中，是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特朗普化"。在特朗普任期内，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总统个体及其团队的产物还是美国外交系统的产物?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没有真正的信念，然而研究发现，恰恰相反，他几十年来始终主张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包括∶认为美国被其朋友和盟友剥削，陷入一系列不公平的国际贸易安排;在国际上过度承诺;对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感到担忧;反对限制美国经济增长但不适用于中国等经济竞争对手的国际环境法规。这一切对特朗普来说，都是美国精英领导力无能的结果。特朗普是反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斯蒂格利茨认为，特朗普上台极大地破坏了对全球化的信心。特朗普重新识别和确认美国面临的威胁，即无边界的全球化。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主要敌人，是摧毁美国中产阶级工作和生活的全球化。"作为全球化威胁的对冲，"美国优先"呼之欲出。

特朗普建立了一个新的"敌一我"结构，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敌人是华盛顿的建制派以及自由国际主义的措施，建制派精英是美国人民面临的主要威胁，而希拉里、奥巴马等不仅是特朗普的对手，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特朗普的风格接近于杰克逊，外交政策专家米德认为，"杰克逊主义美国是具有强烈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意识的同胞共同体，时常由像杰克逊本人等拥有光辉思想的人物来领导。" 在 2001 年，米德就预测，"杰克逊式政治忠诚的未来也将成为 21 世纪政治的关键之一"。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或者个人化的执政风格使其非常措施的提出和执行合法化。

第四，特朗普组建了一个极富"小集团思维"的外交与安全团队，"忠诚"是特朗普进行人事调整的依据。"小集团思维"的特征在于，"成员对团体的忠诚是最高形式的道德。这种忠诚需要每一个成员都不提出有争议的议题、对不充分的证据提出疑问或者要求停止愚蠢的想法。"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人事管理的经验，相反，他有非常明确的管理风格和理念。特朗普说∶"在经营管理上，我有一条最简单的原则∶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金。这也是我的经营管理能长盛不衰的原因。" 而对于跟不上节奏，尤其是不够自信的人，特朗普会祭出他最经典的那句"You arefired"，原因很简单，"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做生意需要获得收入，否则你就不能存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核心团队成员更替非常频繁，尤其是白宫幕W僚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联邦调查局长等。相比于平衡忠诚度与专业度的惯常做法，特朗普更加强调忠诚度，更加青睐立场相近的人员。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之后，出版了名为《至高忠诚》的自传，也为特朗普的"小集团"做了一个注脚。总统有没有权利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忠诚于自己?在特朗普的团队成员中，有些人是被特朗普突然炒鱿鱼，比如国务卿蒂勒森、科米都是在特朗普的推特上看到自己被解职的消息。而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国防部长马蒂斯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逐"，无法融入特朗普的小圈子之中。经过一轮轮人事调整，"特朗普主义"得到了一个非常忠诚于特朗普的执行团队，当然，小集团思维的弊病有可能导致重大决策的失误，特朗普主义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第五，特朗普以"交易"思维推进美国外交政策，退出、极限施压等谈判手段成为特朗普主义的重要特点，对全球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特朗普自诩为谈判大师，在其自传《永不放弃》中列举了谈判成功的法则，比如，比自己的谈判对手多一点竞争优势、知道什么时候说不、相信直觉、百般耐心等等。他把在漫长的地产商生涯中积累的商业谈判技巧和经验腾挪到外交谈判之中。特朗普主义的精髓就是交易，有人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反映出一种"战 术 交 易 主 义"(tactical transactionalism)思维，即追求零散(discrete)的胜利，以双边而非多边的方式处理外交关系，同时其手段和目的之间也未保持统一，而这正是一个大战略所必需的。特朗普主义以战术灵活性，甚至看起来的杂乱无章来达到战略目标。

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其本质是通过选择性"脱钩"，以退为进，将美国的相对优势变成谈判筹码，迫使对方作出让步。改变美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可以有两种手段，一是呼吁，也就是通过改革增进美国的话语权;二是退出。赫希曼区分了两种方式的差异∶"退出如快刀斩乱麻，简洁明快;而呼吁则是一内艺术，它永远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攀援。……当退出选择浮出水面时，反而容易使呼吁这内艺术萎缩。"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从一系列多边国际组织或者协议中退出，以双边谈判磋商向谈判对手进行极限施压，因此，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单边主义、强制主义、霸凌主义的色彩，对现存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是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也是对国际秩序的极限施压。

特朗普总统鲜明的个性、高度兑现竞选承诺的执政风格、内聚性的决策小集团以及"对等交易"的谈判策略等因素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结构，在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的外交行动中构建了新的外交战略图景，此即特朗普主义。

二、何谓"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重新界定了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改变了威胁的排序，并进行了持续的安全化动员，从而形成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特朗普主义的基础在于形成了新的安全话语。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在安全的话语中，经过渲染，一个问题作为具有最高优先权被提出来，这样一来，通过将它贴上安全标签，一个施动者就可以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 安全化是将常规政治议题通过一系列动员而变成关乎生存的话语与行动，国土安全、恐怖主义、移民、价值观、环境、核武器等议题都可能成为安全化的对象，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取决于一系列相互区别、相互竞争的声音和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它是一部交响乐，或者试图成为交响乐，而不是一支独奏曲。"特朗普冲击最终形成了特朗普主义或者说新的美国大战略，"将国家认同的概念、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行为联系起来，从而提供了国家利益的’大图景’。"

对于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的甄别、确认和安全化动员决定了外交战略的方向。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美国再次伟大"，战略路径是"美国优先"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其手段包括结果导向、极限施压和对等交易等，具体表现为对不同议题的安全化或者去安全化，从而重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在特朗普任内，地缘政治回归，大国战略博弈加剧，贸易战升级，全球治理退化，美国国内族群矛盾升级，美墨边境墙修建，等等。特朗普主义重塑美国的安全、利益与身份，尤其是白人在美国的优先地位。

第一，"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要义，重新界定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边界和角色。2016年4月 26日，特朗普应邀在国家利益中心作了外交政策演讲。在这次演讲中，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理念，他说∶"我的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将是我做每个决定的基础。我的政府，’美国优先’捋是主要也是永远的主题。" 特朗普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幸福、和谐的基础。"美国优先"源于二战期间的反战、孤立主义团体，耶鲁大学曾经的"美国优先委员会"，反对美国介入世界大战，即便英国在毁灭的边缘也不应参与战争，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那就是犹太人集团。"美国优先"在外交政策上是反犹太主义的，也是亲希特勒的，直到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优先委员会"才关内大吉，有历史学家质疑为什么特朗普会选择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作为自己政策理念的核心。

"美国优先"是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反叛，认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没有有效地回应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在特朗普看来，美式全球化的收支结构是失衡的，需要进行调整，关注和扩大美国的收益。特朗普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认为，"遗憾的是，阻碍美国实现长期繁荣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其他国家坚持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关注本国、本土利益。首先，美国在尊重其盟友方面已经让自己变得过度扩张。其次，美国应该从对美国最有利的角度考虑贸易问题，而不是从对全球经济体系最有利的角度考虑。再次，僵化的多边主义是冷战世界的遗产。在美国霸权时代，美国应该和任何与其有共同利益的人合作，而不是固守一种已经过时的结构。特朗普上任之后，几次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都强调"主权国家"，既彰显"美国优先"的意志，也是对多边主义的打击，主权国家而非多边主义才是特朗普主义关注的焦点。"美国优先"其实是主权国家优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国家"自助"，由此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基于新的国家利益结构调整对外政策。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指出，今天的仪式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权力从一个政府交到另一个政府，也不仅是一个政党交给另一个政党，更是从华盛顿交还给你们，人民! 这一民粹主义话语既是特朗普的"拜票"之举，也意味着"美国优先"的主体是为特朗普投票的选民。特朗普将"美国优先"进一步明确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第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对"美国优先"理念的细化，内含特朗普主义的外交操作"图谱"，克制美国干预外部世界的冲动，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和承诺。特朗普上任之后首访沙特时提出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美国是个主权国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我们公民的安全。我们不是在这里向其他人民说教，如何生活，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怎么去祈祷。相l反，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合作，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去追求我们更好的未来。"有学者认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背后是民粹主义主权学说，是特朗普外交政策思想中的鲜明特征，这种学说包含了政治行动和政策优先事项，与特朗普的政治本能相协调，也深植于美国政治文化之中。2020年6 月 13日，特朗普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出，"我们正在重塑基本原则，那就是美国士兵的职责并不是重建外国，而只是坚决捍卫我们国家免于外敌入侵。我们将终结无休无止的战争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重新聚焦于捍卫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解决那些我们甚至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地方的古老冲突并不是美国军队的责任，我们不是世界警察。"

"美国不是世界警察"并不意味着美国从世界退出，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实施所谓的"克制"战略。巴里·波森认为，"如果特朗普真贯彻竞选时的想法，那么他可能就会聚焦于现在世界安全的各种问题。克制的大战略，始于美国是个非常安全的国家的假设，而且极少事情可以损害这一安全。"美国的地缘位置和庞大的核武库使美国成为天然安全的国家，而美国可能需要担心的本土安全威胁除了恐怖主义之外，就是西南边疆。"美国西南边疆趋于模糊化已成为一个地理事实，所有安全设施都不能改变。"当拉美的合法或者非法移民群体成为美墨边境城市的主体，塞缪尔·亨廷顿发出的"我们是谁"的焦虑变得愈发明确。特朗普上台之后收紧移民政策，执意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他声称修建高墙是为了防止墨西哥的移民、毒品进入美国，但也标志着美国边疆的封闭与退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介入欧亚大陆的纷争，却忽视了边疆的安全，特朗普"修墙"这一行为表明美国将美墨边境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诸多外交议题进行了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动员，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和结构。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就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面临的威胁进行了重新排序，大国政治被重新"安全化"并且成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和威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被认为是这一报告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目标是将美国从近 20年的反恐战争转向对抗所谓的"修正主义大国"。麦克马斯特在完成这一文件后不久就离开了白宫，在其出版的《战场》一书中，麦克马斯特扩展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思想，他并不认为特朗普接受了自己的构想，因为特朗普没有读过这份文件。无论特朗普是否阅读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否认真听取简报，其任内都实现了美国国家战略重心的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的《国防战略报告》和《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都将"大国政治"作为美国战略的重心。虽然特朗普在形式上反对奥巴马，但是在内在战略机理上，特朗普主义与奥巴马主义具有相通之处。进一步说，奥巴马主义和特朗普主义都是为了扭转布什主义的过度扩张，消化布什主义造成的冲击。"从’布什主义’到’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开始褪色，审慎的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来说，特朗普主义是更加激进的奥巴马主义，实现了美国在欧亚大陆棋局的再调整。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反恐战争、欧美关系、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了"去安全化"操作，降低了这些议题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分量。

特朗普继续从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泥潭中"退出"，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结束中东战争的思路。其一，美军从叙利亚撤出，与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即承诺要在年内结束阿富汗战争。备受关注的是，特朗普退出了伊核协议，恢复和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2020 年初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引发美伊战争危机，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开战问题上保持了"克制"。其二，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空前强化。特朗普政府不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而且推动阿联酋等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耗费巨大、深陷泥潭，修改战略目标、进行"去安全化"动员势在必行。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当地政府和军队强大到能够阻止塔利班再度执政，并防止 ’基地’组织重新利用该国作为其恐怖主义酝酿地。" 即便对这样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与塔利班签署协议以便从阿富汗脱身。其三，美国国内的页岩油气革命对美国以及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了重大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结构也随之一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在页岩油气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对气候变化的漠视，对环保主义者的鄙视，使特朗普政府捋能源生产视为非常轻松的胜利。"页岩油气这一非常规的碳氢化合物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的规则。它削弱了俄罗斯的权力，引爆了伊朗的国内危机，迫使沙特重新思考从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特朗普政府加速推进中东地区的"去安全化"进程，为实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调整创造了条件。

第四，特朗普政府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进行了战略大调整，"退群"和"建群"相结合，加速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特朗普调整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对于联盟、自由贸易、人权等美欧关系纽带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动员，从而造成了西方内部分裂的隐忧。特朗普寻求更具"性价比"的北约，要求北约盟友提升防务经费支出，分摊美国的防务成本。特朗普上任之后提出"北约过时论"，引起了大西洋共同体关系的波动。2020年7月，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军 1.2 万人，调整在欧洲地区的军力部署。除了北约，美国与东亚盟国如韩国、日本也调整了防务经费的分担，日韩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军费开支。"美国为了保护在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付出了大量的资源，而这些国家本来已经很富裕，完全可以承担起本国防御的全部责任，或者对本国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国与各国签署的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出修改，从而改变当前与这些联盟的责任关系，这样它们会一开始就对自身的命运负起责任。"

特朗普政府在欧洲、中东的"退出"，与遏制中国、俄罗斯的"大国政治回归"同步进行，特朗普主义中的"退出"与在亚太地区的"进攻"是一体两面。印太战略本质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在 2019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出台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2020年美国的印太战略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美日印澳"四方同盟"越来越成形，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印边境对峙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使这一地区朝着多边军事同盟迈进。第五，以"极限施压"、"对等交易"等非常规手段，特朗普试图在一些结构性难题上取得突破，同时将经济议题安全化，发动全球性的贸易战，尤其是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大国政治的回归是特朗普主义的鲜明特征，主要指向中国和俄罗斯。从安全化的角度来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化对象主要指向核武器，从美俄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限制核武器的条约中退出，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受到冲击。特朗普政府最具戏剧性和爆炸性的外交事件是美朝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试图以首脑外交的轰动效应打破美朝关系的僵局，但因双方的立场和利益差距甚大，特朗普所构想的"大交易"并没有实现。2018年6月 12日，美朝首脑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发表了声明，形成了"朝核外交"气氛。从本质上说，通过首脑外交对朝核危机进行了"降级"，在整个外交操作中体现了特朗普的"极限施压"、"结果导向"和"对等交易"的思维。2017年特朗普恐吓对朝动武，施加空前的制裁，在韩国传递朝方无核化谈判信息之后，特朗普"灵活"转身，提出"核武换经济繁荣"的倡议，这一看似"对等"的交易缺乏交易的环境和保障，虽无果而终，但也避免了朝核危机的升级，当然，特朗普这一极限状态下的外交尝试也标志着这一非常规外交操作难以解决朝核问题。

作为商人总统，特朗普高度关注经济议题，尤其是贸易问题。从 2018 年开始，美国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了"极限施压"，经济议题快速"安全化"。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让美国拥有一系列独特的胁迫性工具，经济制裁、长臂管辖，对违反美国规定的外国公司动辄处以数亿美元的罚款。特朗普多次依据 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一些公司发出禁令，将美国所具有的"粘性权力"发挥到极致。拉塞尔·米德认为经济权力没有军事权力那样锋利和凛冽，"经济权力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粘性权力’，由一系列经济制度和政策组成，将其他国家吸引到美国的影响中来。"至于什么是粘性权力，米德也没有下定义，而是打了个比方，"想想这种食肉的茅膏菜，它用一种软实力吸引猎物，一种诱人的气味吸引昆虫靠近它的汁液。但是一旦猎物碰到了它的树液，他们就会被粘住，这就是粘性权力，这就是经济力量的运作方式。" 从加征关税到技术出口制裁，特朗普将经济的粘性权力效用发挥到极致，而且将经济权力政治化、硬权力化了。

特朗普的团队变动非常频繁，在 2020 年大选投票之后，特朗普处于下风，但他依然将国防部长埃斯珀解职，为外交、防务高官的震荡画上了一个句号。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中的经济高官相对稳定，比如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白宫贸易办公室主任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都没有更换，这说明特朗普经济团队的"世界观"相似，在经济贸易政策上保持了连贯性和一致性，当然难以摆脱"小集团思维"决策的弊端，即不断推动关税战、经济战的升级。在特朗普任命库德洛为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有评论认为，特朗普总统像多数前任一样，无法理解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盈亏的基本观点，而库德洛也是个问题，他连表面上的自由贸易者都不算。纳瓦罗是特朗普经济团队中比较极端的一员，他认为，"自由贸易就是特洛伊木马，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偷走了数以百万的就业机会。"美国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了，但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先是对钢铝等传统贸易产品加征关税，对于钢铁等行业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并非是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受制于本国的游说集团。研究表明，"美国保护政策的两个因素是部内的劳动力规模和进口渗透的水平，前者是产业的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后者反映了限制进口对产业经济利益的影响程度。"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调整最受关注的还是中美关系，尤其是在 2020 年大选期间，中美关系跌入建交四十年来的低点。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经济议题的安全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多议题绑定的趋势。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从"修昔底德陷阱"向"脱钩论"、"新冷战"转变，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对华贸易战背后是特朗普主义将贸易安全化，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退出，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贸易、投资、技术等进行遏制和打压，凭借美国具有的相对优势，频频对华"极限施压"，压低中美关系的底线。2020 年7月 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中宣称，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特朗普主义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和商业利益而具有鲜明的重商主义色彩。特朗普主义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冲击，对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造成了扰动，削弱了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基础。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产业转移导致就业机会的全球调整。美国金融资本的发展重塑了全球产业空间的分配，造成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特朗普承诺要将就业岗位带回美国，这是特朗普主义"美国优先"的重要目标和诉求。就业岗位是"产业公地"的构成要素，"产业公地是人才、支持和生产机器的储备，有了产业公地，企业才能在想要从事生产的地方生产想要的产品。" 要实现就业岗位回流，就需要将产业资本带回美国，这意味着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的调整，由此引发了将经济议题不断安全化的动员。罗宾逊认为，"特朗普主义和其他类似行动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不稳定的条件下重建国家合法性的充满矛盾的尝试。民族国家面临着促进领土上的跨国资本积累的需要与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结果是，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螺旋式的合法性危机，这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看似矛盾的危机管理政治。"

三、特朗普主义何以形成?

特朗普主义因特朗普强烈的个人风格而颇受关注和质疑，但是特朗普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早已具备。特朗普意外获胜之前，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具备，或者说柴堆已经架好，只差特朗普这样的煽动家点燃。特朗普的偏执风格将"特朗普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加速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调整。

第一，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及其商人世界观是特朗普主义的"外表"，如同蛋糕的奶油一般。二战结束以来，总统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权力不断膨胀，美国外交政策打上了强烈的总统个人风格的烙印。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但在商海沉浮，也经历过商业上的失败，生存是商场的法则，特朗普认为，"做生意就是洞晓世界"。他的口头禅是"没有人比我更懂"，既是自恋人格的体现，也是曼哈顿这一商业丛林世界观的反映。曼哈顿的第一原则就是效率，是结果导向，时时刻刻的生存压力让人不敢懈怠。特朗普主义具有明确的"敌我"分野、极限施压与灵活调整相结合的谈判风格、不顾过程与程序的结果导向思维等等。

特朗普具有强烈的表演欲望，以及操控观众情绪的煽动能力，而以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为他提供了廉价而直接的政治动员工具。自媒体改变了媒体的逻辑，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虽然美国媒体不断披露特朗普一个又一个"谎言"，但所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特朗普在各类社交媒体的粉丝有上亿人，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圈层，特朗普的直觉、观点、情绪通过社交媒体传递出来，与"粉丝"形成情绪共振。特朗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推特总统"，依靠推特赢得大选和治理美国。推特提供了一种去结构化、去等级化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一个以特朗普为中心的扁平而绵密的网络，特朗普获得了绕开主流媒体而直接与美国公众互动的媒介，其情绪以及"谎言"能够像病毒一样传播。

第二，美国政党极化以及选举人制度造成的"少数人统治"是特朗普主义内在的权力逻辑。特朗普以反建制派的姿态上台，2018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多数支持，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党总统。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和党右转、民主党左转，且共和党右转的速度更快，从而出现了两党政治的"非对称两极化"。碎片化的选区制和选举人制度使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即便没有赢得多数选票也能够获胜，选举人制度倾向于乡村地区，共和党从选举人制度中获益颇丰，从政治立场来说，共和党已经成为第三大党，选举人制度使共和党可以维持"少数人统治"。美国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崛起的背后是美国转向财阀民粹主义，将财阀统治与民粹主义两股力量结合起来，"除了对民主的不信任和对共和党的投资之外，两者基本没有相似之处。"财阀民粹主义将恐惧、愤恨等情绪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政治化"，形成了共和党选举政治的"3R"路线，怨恨(resentment)、种族化(radicalization)和操纵选举(rigging)。特朗普不仅将"3R"路线用于选举，而且变成了日常状态。财阀统治与民粹主义是非常奇怪的结合，自里根政府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变成了一种"霸权"，通过智库、媒体等进行宣传，富人的利益变成了全社会的利益，中下层也跌入了这种话语体系之中，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富人利益。"民选代表被巨额财富牢牢把控;會经温和的政党开始以在美逐渐兴起的财富统治中最为反民主的部分作为其核心纲领;数以千万计收入不高的美国人不仅给一个奉行对普通民众不利的经济政策的政党投票，而且对该政党的忠诚变得愈发部落化。"

第三，特朗普主义背后是"深层故事"的显性化，特朗普放弃了关于平等、自由的"政治正确"的话语。美国社会不平等及其愤怒情绪成为特朗普政治动员的资源和筹码。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平等导致美国民主制度的"空心化"。不平等让"美国梦"破碎，尤其是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自己成了"故土的陌生人"。像福克斯新闻这样的媒体讲述的故事是，一些外来者"插队"，导致原先在队列中的人掉队了，这成了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深层故事"。"深层故事是个’感觉仿佛'(feelsas-if)的故事——这是一个情感讲述的故事，以象征为语言。它无关看法，无关事实。它告诉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如何。" 比如移民、女性、难民、黑人等都成了"插队者"。这一深层故事被特朗普搅动起来，并且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话语之一，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对美国政治话语的重大冲击。"强烈的排外转化为爱国、爱乡的情绪。凡此内卷心态，遂将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更因不能沟通竟恶化为仇恨——对外，他们坚决支持美国至上的霸权; 对内，他们拒绝接受新移民，尤其肤色不够白的’异类’。"

第四，21 世纪以来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态势，引发了新一轮"美国衰落论"。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凸显，大国的相对位次发生变化，关于权力转移的讨论引起了美国国内的霸权焦虑。21世纪前两个十年的反恐战争以及金融危机在国际秩序的中心地带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30 年，国际体系向多极世界的转型还不会完成，美国的"全球角色"处于迷雾之中，与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面临的困境类似。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在于结束越南战争，进行战略收缩，除此之外，尼克松还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搅动了国际经济体系。通过比较特朗普和尼克松的内外政策，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治国之道与尼克松有着惊人相似。特朗普政府对威胁的评估及其安全化动员，试图解决美国的战略迷茫，回到大国战略竞争的逻辑之中。

第五，经济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冲击沿着社会断裂线不断扩散开来。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1929年大危机时期，社会不平等造成的断裂线延伸到国内政治，并且外溢到外交领域。2008年大危机对于生活在郊区或小镇的美国人来说是一次长久的考验，"由美国几大银行倒闭、汽车工业几近崩溃所引发的的经济大衰退给许多小镇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依靠制造业、矿业生存的小镇一下子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美国有3000 万人生活在小镇，通过选举政治，小镇居民获得了表达的机会。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国家利益的波动，而特朗普主义是这种利益结构变动的折射，内政和外交的界限已然模糊。美国的普通民众会发出疑问，为什么有钱建造航母，却没有钱给普通人提供脱瘾治疗?基辛格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带来的挑战，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评论道，"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来的实践，有成为国内政治一部分的危险。如果大国都在本国内以这种方式推行政策，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将遭到相应的扭曲。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随着外交变成迎合激情的姿态，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

四、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2020年的美国大选异常激烈，投票率创新高，选情胶着，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一次极限施压。2020年大选夜没有决出胜负，计票时间不断拉长，特朗普和拜登先后宣布自己胜选，大选之后的博弈和竞争更加激烈，对美国政治的冲击不亚于 2000 年大选或者 1876年大选。虽然选情变幻，胜败未分，但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特朗普主义在特朗普败选之后依然会影响美国内外政策。换句话说，2020年大选是对特朗普个人的投票，而不是特朗普主义，拜登即便胜选人主白宫，将面临沉重的特朗普主义遗产。

第一，2020 年大选的选情超出了预期，拜登以及民主党预期的大胜并没有出现，相反，选情胶着，特朗普拒绝宣布败选，其竞选团队在多个州提起了诉讼。在关键的摇摆州，比如亚利桑那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双方选民票差距微乎其微。英国《卫报》发表评论认为，拜登的胜选意味着特朗普对民主和真相的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内外政策是否可以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状态?与总统选举同时进行的是参众两院的选举，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增加了众议院席位，换句话说，这场大选是特朗普以微弱的劣势失败，而非拜登的胜利，共和党没有预期中的失败，反而是小胜。特朗普的连任可能失败，但是特朗普主义以及共和党并没有失败。

第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超过了7400 万，比 2016 年增加了1000 多万，由此进一步确认了"特朗普选民"基本盘依然稳固。虽然特朗普个性乖张，但是其民意基础稳定，甚至还有所扩大。出口民调显示，相比于 2016年，特朗普在拉美裔中的得票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从28%上升到32%。除了传统的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社区之外，亚利桑那、加州、科罗拉多等州的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在增加。特朗普很好地理解和满足了拉美裔在经济个人主义、宗教自由以及"法律与秩序"等方面的诉求。大选的结果与民调的数据相差甚远，"沉默的特朗普选民"再次影响选情，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情已经变了，80%的受访者认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问题。

第三，特朗普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依然强大，对拜登的施政是非常大的制衡。拜登在发表胜选演讲时，呼吁美国人要团结起来，誓言要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相比于 2016年大选，美国的选举政治地理固化了，形成了东西海岸与中部腹地之间的对垒，特朗普选民主要分布在乡村和郊区，而拜登的选民主要来自都市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政策和思想可能在重塑共和党，除了主流媒体不断批判的民粹主义之外，还囊括了中产阶级的主张，尤其是形成了跨越种族、年龄界限的具有扩张力的联盟。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理查德·哈斯认为，拜登胜选之后依然面临 "一个美国、两个国家"的局面。

第四，特朗普主义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个人风格，在权力交接和过渡期间，特朗普会制造更多的特朗普主义遗产。在大选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之际，特朗普在推特上解雇了国防部长埃斯珀，同时与以色列、沙特等国商定新的对伊朗的制裁。从特朗普的个性来说，他是个睚眦必报、"永不放弃"的人，计票结果尚未出炉，他就呼吁停止计票，拒绝失败。从美国的选举制度来说，各州选民票的计票只是第一步，最终决定大选结果的是选举人的投票，在选举人团投票之前，特朗普会利用在任总统的权力施加影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认为，特朗普是故意种下混乱的种子。从特朗普主义进行的威胁评估识别以及安全化动员来看，特朗普调整内阁成员，是为了给拜登留下更多难以改变的遗产。比如伊核问题，堵塞拜登重返伊核协议的通道，通过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刺激伊朗做出反击，从而使拜登政府难以挽回伊核协议，这是特朗普的目标。

第五，特朗普主义中特朗普个人风格的遗产或快或慢会被拜登扭转，但是特朗普主义所进行的外交战略调整会影响和制衡拜登的内外政策。如前所述，特朗普主义是极端化的奥巴马主义，其根源在于美国外交战略或传统具有超越总统任期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拜登上台之后会对美国内外政策议题进行"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调整，新冠疫情、种族关系、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议题是拜登的优先事项。从拜登的个人风格来看，他秉持建制派的精英话语，具有长期的华盛顿从政经验，他不会将建制派作为主要威胁，也不会像特朗普一样与主流媒体进行"持久战争"，更可能的是，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依靠推特治理美国，而是回归传统的治国方式。对于气候变化、疫情等议题，拜登会进行安全化，同时也会延续特朗普主义对于大国政治、地缘政治的调整。从拜登的民意基础来看，既有华尔街金融精英、硅谷技术精英，也有民主党的激进派，虽然拜登呼吁依靠多边主义制度，但是难以回到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之中。特朗普主义的重要特征是"边界"的安全化，逆转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话语。从理论上说，全球化是不断突破边界的过程，基于市场边界的不断扩展，国际体系的广度和密度得到极大提升，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同群体利益的"失衡"，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失去就业岗位的群体，特朗普将"边界"安全化，区分"我者"与"他者"，这一趋势在 2020 年大选中不但没有逆转，而是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断层线固化。拜登可能会在移民问题上有所调整，但是对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边界"不会"去安全化"。可以说，如图-2 所示，未来的"拜登主义"会是奥巴马主义与特朗普主义的混合体，即便拜登与特朗普是个性截然相反的两位美国总统。

结 语

2020 年的美国大选风波不断，这也是非常态下的美国大选，从选前关于邮寄选票、计票规则的争论到大选日计票的你追我赶，再到选后的法律纠纷，背后是美国民情、政情的巨变，同时与特朗普这样一位非常规的总统候选人也有莫大关系。特朗普在选后没有按照常规发布败选声明并祝贺拜登胜选，可以说，这场大选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极限施压与全面检测。从选举结束到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的权力过渡阶段，特朗普主义的惯性会继续扰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大选结束之后，美国医药公司辉瑞宣布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有效率超过90%，也为选情和疫情之间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注解。特朗普将疫情"去安全化"以及过于粗疏的疫情防控影响了选情，疫情大大刺激了邮寄选票的规模，在宾夕法尼亚等州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蓝移"，最终改变了大选结果，也带来了一个关于特朗普主义是否终结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没有将新冠肺炎疫情上升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而是不断转嫁责任，尤其是10月初特朗普本人确诊新冠肺炎并且在短时间内治愈之后，对疫情采取的是"去安全化"政策，回避、忽视和否认疫情造成的安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确认了特朗普主义的内核以及政策指向，美国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边合作网络中退出，将疫苗研发安全化，同时将疫情追责与大国政治绑定，疫情之下的特朗普主义更凸显出其权力政治的逻辑，软权力基本被弃之不用，粘性权力"硬权力化"，特朗普连任失败也折射出特朗普主义的局限和限度。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战略调整与收缩的延续。特朗普虽然反对奥巴马，但是特朗普主义是奥巴马主义的延续。特朗普主义以"美国优先"实现"美国伟大"的目标，进一步说，特朗普从多边主义网络中"退出"，并不是美国霸权的"退场"。特朗普主义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离经叛道"，抑或构成新的外交传统?现在还不能下这样的判断。特朗普主义是杰克逊主义内含的民粹主义情绪、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与调整以及里根主义"实力求和平"的大杂烩。

特朗普主义依然从属于"注定领导"的霸权范畴之中，但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剧烈变化，世界从美国支配或者领导下的世界逐步走向了"多元权力中心"的世界。《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保持如此优势地位，没有必要再去追求全球支配地位，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源于二战的灾难，美国需要以武力的优势来保持与世界的联系，而八十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倒本为末，为了维持自己的武力优势地位而满世界寻找敌人。显然，特朗普主义还没有完成这种观念和思维的超越，拜登也是如此，拜登宣布胜选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回来了。我们重新回到游戏之中，我不会让’美国独行’。"拜登在维持美国霸权的政策方向和目标上与特朗普并无差别，当然，拜登在外交政策的手段和方式上会摒弃特朗普强硬甚至蛮横的风格，回到外交竞争与合作的轨道上来。即便如此，拜登也很难回到特朗普之前的世界，一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深度调整，二是拜登会借用特朗普强硬风格和极限施压为美国带来的筹码。拜登胜选之后回到白宫，也誓言要让美国回来，但是美国与世界关系、美国的外交战略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来源时间：2021/1/18   发布时间：2021/1/11

旧文章ID：24033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保罗·范·胡夫特(Paul van Hooft)，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海牙战略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员。

【编译】肖龙(国政学人编译员，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生)

【校对】李源

【审核】张曼娜

【来源】Hooft, Paul van, “All-In or All-Out: Why Insularity Pushes and Pull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 Extremes,” Security Studies 29 (2020): 701-729.

全进或全退：孤岛状态何以将美国大战略推拉至极端

All-In or All-Out: Why Insularity Pushes and Pull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 Extremes

Paul van Hooft

内容提要

反对美国的国际主义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大战略的人认为，美国应奉行紧缩政策以避免与其他主要大国发生冲突及盟友搭便车等问题。紧缩支持者相信，美国的孤岛地位可以为其提供内生的/天然的安全保障，并尽可能地推迟美国可能进行的国际介入。若是一个霸主大国在欧亚地区崛起，其控制海洋公地的企图则会使得美国再次进入到该地区。作者认为，此孤立主义战略能够在亚洲为美国带来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也不可能在持续深入介入的过程中避免与地区性大国的事态升级。因为美国的距离性和离岸性，其与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利益均衡将势必不对等。这导致了美国对外很难令盟友和对手相信其情愿付出生命和财力，也使得美国对内很难说服民众其付出的必要性。因此，对外参与、对内吹嘘便成了美国大战略的独有特质。作者随后分析了这种两极化的动态如何可以被运用于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中。如果美国坚定希望在亚太地区维持均势，则必须做好承担灾难性后果的准备并将中国视为存在性威胁。由此，美国将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升级事态或撤退。

文章导读

在过去的近七十年中，美国一直奉行 “深度介入 ”)的大战略，旨在避免其他大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尤其是东亚、欧洲、和波斯湾，平息这些地区内的冲突及防范该地区的核扩散，并通过支持自由市场、多边合作与推广价值观维持全球自由秩序。虽说贸易关系和共同价值观或利益均可以强化这种战略，但是美国的 “共有权控制力 ” (command of the commons)却是该大战略最坚强的后盾。共有权控制力是由美国的军事科技优势所支撑起来的，可以安抚盟友并震慑对手。然而，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早已从不同角度批评和反对该外交政策。

比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克里斯多弗·连恩(Christopher Layne)、以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认为此种大战略主要有几点问题。一，介入政策有可能使美国触发与其他大国之间不必要的争端。二，介入政策会致使美国不成比例地承担更多为保护欧亚地区盟友所带来的代价和风险。三，介入政策会将美国带进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泥潭困境，譬如伊拉克。因此，与介入论相对立的紧缩论(retrenchment)便诞生了。反介入政策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奉行紧缩政策，即大力削减甚至结束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以避免事态升级，在有绝对必要时可以重返该地区。紧缩政策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作者认为，要想理解介入和紧缩之间的争辩，还需首先理解美国的孤岛状态及其为美国带来的天然安全地位。

01 孤岛状态与美国大战略

一个海洋大国的孤岛状态(insularity)源自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理上，海洋国家(maritime state)与陆地强国的最大不同便在于它有海洋的隔绝和保护，且这种保护并不简单的指军事力量因为 “距离的障碍 (tyranny of distance) ”而减弱。作者认为，这种源自于地理距离的孤岛状态源自于地形和技术的共同作用。历史上，海洋起着 “大高速公路” 的功能，不仅承载着大量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也对军事实力的远距离投射至关重要。对于潜在的进攻者来说，大洋的存在可以起到阻挠和震慑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充足的技术和资源来保护自己，并已经发展起了足够成熟的海洋军力时，它将拥有更多选择余地来决定何时何地行动。与海洋大国相比，陆地国家互相接壤，相互的纠葛更多，面对利益攸关的情况时，其选择余地将非常小。一个海洋大国可由此选择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的策略，游离于冲突之外，只在地区权力失衡的情况下介入。历史上的许多海洋大国，诸如葡萄牙、荷兰共和国、大不列颠等都得以运用类似的战略并成为了与临近陆地强国相比极有竞争力的国家。

然而，一个海洋大国的孤岛状态也有各种弊端。第一，海洋大国通常对于其他大国威胁性较弱。历史上的拥有庞大国土的陆地强国，譬如俄国和1945年前的德国，都有一种永存的不安全感，会为了保证自己安全而时刻准备对外扩张制霸。陆地强国拥有内可保家卫国，外可纵深征服的陆军。而海洋大国引以为傲的海军则较难达到对外纵深征服其他大国的目的。的确，诸如英美这样的海洋大国虽然经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实力较弱或边缘(peripheral)地区的国家，譬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拉美、加勒比海、南太平洋国家，但是因为海洋隔绝带来的远距离和孤立性，其对可以自卫的陆地强国威胁不大。

第二，海洋大国在大陆地区的攸关利益(interest at stake)有限，订立和信守安全承诺的难度增加。海洋隔绝所带来的安全红利意味着海洋大国在三个方面将面临着困难：威慑或胁迫对手、安抚盟友、以及对内制造威胁认知。敌对国和同盟国在考量一个大国的安全承诺时，通常会选择观察它过去行为所带来的名声以及该大国的实力和在该地区的攸关利益。根据定义，一个可以自主选择何时何地介入的国家势必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少的攸关利益，其在安全承诺上的可信度自然也更低。另外，海洋大国在做出可信的威慑或安抚姿态之前，也需要获得国家内部的支持。国土安全的威胁一般是最能够激发国内民众渴望加强国防投入的议题，因此政府需要有效地在内部制造威胁认知。威胁越直接，安全承诺的投资越容易被正当化。但是，一个被海洋隔绝的大国与陆地强国相比，更难感受到侵略的威胁，因此这种认知将很难制造。所以，作者认为，海洋大国赖以成功的优势同时也是其劣势。

这种孤岛状态非常适合用来解读美国的大战略。就算是在海洋大国中，美国的安全地位都是屈指可数的。美国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资源充沛，技术发达，且邻国中没有任何足以对其造成威胁的强国。其他的成功海洋国家诸如荷兰和葡萄牙都有容易被侵略的陆地边界，英国也与其传统对手仅一条海峡之隔。相比之下，美国已经是西半球地区的霸主、北美地区的陆地强国，有丰富的必需资源储备，且自从南北战争结束以来几乎未损失过领土。因为其孤岛性、远距离、较少攸关利益，美国可以自主选择在不对本土造成风险的情况下，在他国领土上诉诸武力。

为了弥补自己的孤岛状态所带来的弊端，美国则选择了深度介入的大战略来加强自己在其他地区的攸关利益。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指出，美国需要 “压倒性的进攻能力” 来补足其远距离带来的弊端。这样，美国可更具威胁性，从而更好地威慑对手和安抚盟友。美国也需要在不同地区拥有实体存在来增加自己在该地区的攸关利益和政治砝码。同时，波森认为，“美国人民不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远在天边的问题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因此，美国领导人历来就需要向选民提供诉诸武力的正当原因，多是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和国际领导力持续下降做文章，夸大美国的脆弱性和国际形势的危险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外参与介入、对内夸大威胁便成了美国大战略的独有特质。

02 美国在西太平洋

美国的孤岛状态在西太平洋得到了比较好的展现。从美国本土到东亚的距离限制了美国进入或重返该地区的能力。大多数水面舰艇从美国西海岸跟夏威夷到西太平洋的运输时间需要以星期计算，而虽然核动力航母可以在海上持续巡航，但是负责保护的支援舰仍然需要补充燃油和弹药。同样的，空中力量也需要巨量的地面和海面支持，以提供人员、零件、燃油等。为了克服这种困难，美国控制夏威夷和关岛，还有其他的亚太盟友为其提供额外的领地用作空港、船坞、运兵站。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驻有大量的美国军队，另有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属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等地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设立了两条岛链，企图借此在战略上卡住中国。然而，中国在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A2/AD)技术上的投入是对美国军事优势的一个直接回应，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已经可以对美国的固定目标和水面舰艇进行瞄准，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附近的美海空军基地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射程之内。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关于中国的反介入能力是否可以真正挑战美国霸权，说法不一。然而，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无意外情况发生，美国将比中国更加关心冲突所带来的代价。作者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是非固有，外在的。而中国则在该地区有着固有利益。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在被中国的反介入能力逐渐削弱，因而美国在西太平洋展示军事实力或者挑起冲突的代价也在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才可以保持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地位，并安抚地区盟友。同时，其也需要在国内大力推销国际责任和国家安全，从而说服国内民众。

03 美国的五项可选大战略

作者随后归纳总结并对比了美国学者为美国大战略谋划的五个选项。详见下图

表一. 美国战略选项

来源：译者从原文摘译

这五大选项之中，覆盖范围最广的就是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人支持的深度介入战略。该战略旨在防范区域性霸主崛起，并在欧洲、亚洲、中东地区通过结盟和前沿防御来缓和冲突。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则严格聚焦于安全利益上，是一个 “介于做太多和做太少之间的中间地带”。在选择性介入的指导下，美国需要在欧洲、波斯湾、亚洲等地区维护关键同盟关系以及前沿基地。两种介入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且都可以令美国在亚太地区犯下冒险主义错误。

结合之前章节所提到的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以上两种美国介入战略均认为，胜利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在美国的军需和燃料进入短缺或者出现高伤亡率之前屈服于美国的强大军力。为了能够对中国的反介入能力做出回应，美国则必须加大投入。介入战略因此会陷入一种三步逻辑循环：为了能够威慑中国，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追求共有权控制力;为了促进该控制力，美国需要区域盟友及合作伙伴给予适时进入该地区的接入点;为了安抚盟友并保证不会在安全代价上升之时抛弃对方，美国则继续追求控制力。正如2012年的联合作战接入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所说：“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世界性大国，美国必须保持在世界上任何地区显示军事实力的可信能力，以支持其利益……此外，能够可信地做到这一点既可以消除盟友的疑虑，也是对任何企图损害美国利益的一方强有力的威慑。”

在另外三个选项之中，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离岸制衡(一型)(offshore balancing I)、波森支持的克制政策(restraint)以及连恩倡导的离岸制衡(二型)都认为欧洲和波斯湾的主要国家可以自相制衡，防止一国在该区域独大。这三种理论的最大分歧点就在于日本、印度等国在亚洲能否做到这一点。作者认为，克制政策和二型离岸制衡基本上没有区别，但是一型离岸制衡却包含了介入政策的许多特征。一型离岸制衡认为美国应该在东亚持续介入，军事覆盖应以海空两军基地为主，并保持在亚洲的安全同盟。而波森与连恩两人基本上认为美国应该全面撤出亚洲。

在这三项紧缩战略中，美国的重返或再进入能力是关键。紧缩派认为，美国得以后撤的关键在于能否可以 “可信地展示自己仍然拥有随时重返欧亚大陆的能力，并可以届时组织同盟对抗扩张主义国家”。因此，与其称其为“紧缩战略”，不如称其为“延迟防御” 战略(delayed defense)。紧缩战略的倡导者均认为，美国应该 “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介入”，并将第一防线 “禅让” 给地区内的其他大国，因为“它们更加希望避免某一国在该地区拥有控制地位”。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作者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提出了五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障碍。

04 紧缩战略的五大难点

第一，从西太平洋的盟友领地撤军将加重美国在太平洋的资产过于集中的问题。若是仅依靠关岛，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有效制空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比如，中国现有的H-6 轰炸机(即轰-6)已经可以向关岛发射长距离亚音速巡航导弹(long-range subsonic cruise missile)，更长距离的弹道导弹也可以瞄准并压制关岛的防空导弹系统。因紧缩战略而被迫聚集于关岛的战斗机和运油船将成为主要目标，而对该地的防御将会因为失去在日本及菲律宾的接入点而异常困难。

第二，美国重返西太平洋的行动将会耗费极大的财力、后勤需求、时间，并且非常危险。放弃第一至第二岛链将限制美国在太平洋的行动能力，并增强中国的行动能力。美国若与中国正面冲突，其将面临孤岛状态下的巨大挑战，即海洋带来的距离障碍，后勤保障将受到很大威胁。以空军为例，在亚太地区重新植入制空力量需要转移大量地勤保障人员，且在没有现成军用机场和燃油储备的情况下，美军空中力量将受到极大限制。

第三， 美国重返西太平洋将会遭遇重重政治困难。波森认为，美国对于盟友的需求仅限于其在亚太地区提供的基地。然而，如果美国单方面终止现有安全纽带并移除军力之后，其盟友和伙伴可能会不愿意继续提供基地和其他帮助。美国盟友已然十分担心甚至惧怕潜在的事态升级会为它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损失，而美国的再进入势必会为区域状况增加进一步不稳定性。当美国再进入时，对于更容易受到攻击的美国盟友们来说，不提供任何帮助的“靠边站” 或许是保全自身的上策。因此，若是想要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再进入能力，美国就必须持续兑现其安全承诺，并最终落入到与深度介入和选择性介入相似的逻辑循环之中。不然，美国只能像波森与连恩认为得那样，从亚太地区继续脱离。

第四，紧缩政策对于如何界定需要重返的情境模糊不清，美国政客将很难求得国内民众和他国的支持。紧缩论既没有明确地指出地区权力结构失衡的基准在哪里，也没有说明如何判定某事件发展是否需要美国重返甚至派遣军队。其次，美国的孤岛性质也使得美国民众很难承认某个事态的严重性，并同意并支持美国政府的派兵举措。

第五，在完全或部分脱离亚太地区后，美国需要保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海空霸主的地位以保留重返的能力。美国民众是否愿意为保持亚洲长期权力均衡而承担这样的开支?既然已经脱离亚太地区，那么美国政府就自然很难在内部继续渲染夸大敌人威胁论。美国国内对于持续国防投入已然十分不情愿。在紧缩政策下，对于国防投入的热情可能会继续下降，进一步阻碍美国获取重返能力。

译者评述

本文详细阐述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以来都被迫面对的一个问题：孤岛状态所带来的两极化问题。这种状态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超乎其地理位置，应该从政治角度去理解。如果美国想要阻止一个带有敌意的区域大国在欧亚崛起，其大战略会不可避免地将推向两个极端：事态升级或撤退。美国与亚太地区之间的较远距离与较少攸关利益加大了其安抚盟友和说服民众的难度。为了持续介入或者保持重返能力，美国必须在海外加大对于安全承诺的投入，并在内部继续渲染和夸大外界威胁。这样的持续介入举措可能使得美国被卷入冲突的风险增加，也是紧缩主义者对两种介入政策的主要批评点。比如，以巴里·波森为代表人物的美国克制政策就评价介入政策为“浪费资源，增强一些国家和人民的敌意，并使另一些国家幼儿化”，他主张美国应该大力削减在西太平洋的驻军以节省开支并逐步脱离与盟友的安全关系，从而促使地区国家自己承担起安全责任。【1】可是，作者指出，紧缩主义者在大肆批评介入政策的错误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美国重返西太平洋的难度和代价。

本文的一个学术价值就在于其汇总了一些显要学者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政策处方。的确，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国际主义论一直是以所谓的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和汉密尔顿主义者(Hamiltonian)为主，认为美国应该担起世界大国的责任，从军事、经济、以及价值观三个方面建立起一套国际自由秩序。而孤立主义则是以杰斐逊主义者(Jeffersonian)为代表，认为美国应该削减其对外参与从而降低外交政策上的风险。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孤立主义里的另一股势力杰克逊主义者(Jacksonian)则获得了空前的抬头机会。与其他孤立主义者不同的是，其以“美国至上” 的民粹主义为基础，宣扬美国例外论，对传统的外交精英有着极深的不信任感，很容易扰乱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乃至其自由秩序的维护。【2】

作者在文中还提到了美国政客为了获得民众支持，会大肆渲染外在威胁以提升介入的正当性。历史上，越南战争前期的约翰逊总统利用民众对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多米诺效应” 的恐惧来增加驻越美军的数量。小布什也利用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以获取民众对侵略伊拉克的支持。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是否会为了保证其介入或重返能力而对民众宣传中国威胁论，甚至将中国描述为存在性威胁?目前为止，虽然许多美国民众都将中国视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并非会同意将中国视为头号军事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在未来与民众的沟通中关于中国的描述或许可以为其亚太战略布局带来部分预测性效果。在这一方面，中国应该持续关注美国官方、媒体、以及政策界人士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局势的论调。

参考文献

[1] Barry Posen. (2013). Pull Back: The Case for a Less Activis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 Walter Russell Mead. (2017). The Jacksonian Revolt. Foreign Affairs 96 (March 2017)

来源时间：2021/1/18   发布时间：2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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