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百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81期

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拜登将接替特朗普，正式出任美国第46任总统，中美关系处在又一个阶段性调整的当口，是止跌企稳，还是继续在竞争的轨道里螺旋下滑，全球瞩目。近期，围绕这一问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行了一系列研讨活动。经主办方授权，《中国新闻周刊》 独家刊发傅莹、王缉思、章百家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基于上述研讨活动而撰写的文章。从1月17日起，共分四组推出，今日推出第二组，敬请关注。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自1979年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也影响世界的未来。本文中，我想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其一，中美竞争的现实已不容回避，两国间的竞争或博弈不断向纵深发展是一个长期趋势;尽管如此，中美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关系是可能的。

近二十年来，主要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这导致两国间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双方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建立互信的基础已经消损。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是前所未遇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中美关系不会回到从前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中美之间呈现出竞争态势已有一段时间。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显而易见，这场竞争包含对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并被置于全球框架之下。

大国间的竞争是严酷的，但未必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避免将竞争对手升级为敌手，逐步建立起一种有规则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简称“竞合关系”)之所以可能，取决于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同于两国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的联系空前广泛而密切，同时又在诸多领域存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联系与矛盾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可说是对当前中美关系困境的写照。在此情况下，按领域切分竞争与合作，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第二，在中美正在展开的这场竞争或博弈中，双方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是因为，竞争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属于同一层次，美国要极力维护的是其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决心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如能客观地认清这一差别，两国完全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各得其所，实现双赢。

第三，以大历史的眼光看，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带来的趋势是世界的整合，而不是割裂;同时，解决环境、气候、疫情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要求的也是各国间的普遍合作，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未来两年，相对于2020年，中美关系在表面上可能比较平淡，但对两国关系今后的走势至关重要。双方均会算计得失，调整政策，为竞争博弈的进一步展开布局，也可能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

近期中美关系可能会相对平淡的原因，主要是未来两年，双方都有许多重要的国内事项需要优先处理。对中国来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和“十四五”规划的启动之年，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2022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美国来说，目前正面临政府换届，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必将集中精力，解决疫情问题，弥合严重的社会撕裂，恢复经济增长，以及确保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地位。

在对外关系方面，就中国而言，现行的基本外交政策将延续。其中包括：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美关系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在美国方面，预期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将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拜登政府将放弃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以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能力”。美国政府的政策，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疫情控制、贸易政策以及维持金融稳定等方面，都可能作出重大调整。为避免中美关系失控，美国政府换届后，两国关系的某些方面会有所和缓，在某些领域甚至会有所合作。不过，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已成为美国两党的战略共识，这一点不会因白宫易主而改变。中美“战略竞争”仍将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准点，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增强协调性，不仅是协调美国内部各方，而且将积极协调盟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力争对华施加“整体压力”，其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将进一步突出。

未来两年，中美关系虽难有大的变化，但至少可为近年中美紧张关系提供一个缓冲期，为嗣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转圜做些铺垫。

我的第三点看法则是，中美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竞合关系将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需有长期打算。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仅要目标清晰，而且要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并在曲折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对目标的战略管理，保证不偏航。

中美这样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大国要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关系，这在世界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殊为不易。就近期而言，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决顶住美国极限施压的做法，使其知难而退。特别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如台湾问题，不能允许美国突破底线。同时，也应限定核心利益的范围，如果把核心利益泛化，必然使自己的政策失去弹性，导致过火反应。

第二，加强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这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两国军队之间已经存在危机管控机制，应积极推进使其制度化，以防擦枪走火。另应争取早日恢复中美两国安全和经济战略对话，至少表明我方意向。

第三，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常有一连串的政策互动，由于目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美双方的政策互动以何种形式、向何种方向展开将至关重要。在此种互动中，应增强预判力，有智慧、讲技巧，防止互动陷于恶性循环，而是有利于逐步迎得转机。

第四，在中美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采取积极姿态。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包括气候与环保、防止核扩散(伊核/朝核)、应对疫情、维护金融稳定、经贸交流构架重组、人文交流等，特别是解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

最后，中美要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新关系，需要对竞争与合作的领域进行细分，具体解决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在对等基础上建立规则。这意味许多方面的工作可能要从零开始。困难是多方面的，谈判、协商、冲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事在人为!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时间：2021/1/18   发布时间：2021/1/18

旧文章ID：24027

作者：兰斌强  来源：兰斌强

1月14日，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对2021年世界各地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做出预测。

【《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报告标题截图】

该报告首先提醒人们注意：“在拜登新政府将不得不应对的一系列紧迫的国内危机的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应忽视出现严重国际冲突的风险。”

该报告称：2021年全球潜在的战争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朝鲜问题，二是台湾问题，三是中印问题。至于其它的包括一级风险的伊朗问题、俄罗斯问题等战争机率为中等。

在分析台湾问题时，该报告称：

2021年，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危机首次上升为1级风险。“美中为台湾爆发危机”在2019年首度列进报告，之后连续2年被归类在第二级风险。不过，随着美中对抗加剧，专家预估中国在政经层面对台加强施压、导致美中陷入严重危机，因此将第二级风险升至第一级，预期今年发生概率中等、对美国利益造成冲击程度“高”。

【该报告涉台部分截图】

同时，报告还称，美中两国2021年在南中国海爆发武装对峙的潜在风险降低，从第1级降为第2级。这一评估结果成为该报告列出的30个潜在危机或者冲突因素中唯一发生机率降低的事件。

《外交关系协会》下属的“预防行动中心(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从2008年起，每年根据来年的预防优先次序发表报告，以预测和评估可能爆发或者升级的潜在冲突或者危机。

 

【该报告“2021年最值得关注的冲突”示意图】

过去13年来，该中心在每年秋季对数百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列出未来12个月全球30个潜在危机或冲突因素，评估它们发生的概率及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影响。风险评估表依发生概率与利益冲击程度分为3级。

这次公布的报告首次将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爆发严重危机列为全球潜在冲突中的最高级别。

美国智库的这份报告对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关注。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这份报告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做哪些应对?

一、促“川规拜随”成形

要说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风险，在特朗普执掌白宫期间应该机率最大。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何?

一是中国一直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二是台海局势尚未完全达到《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非和平统一”的三项条件。

也正是如此，特朗普最后阶段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激烈暴冲的势头，其目的就是要激怒中国，使中国陷于其制造的中美激烈冲突陷阱，给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一副烂摊子难以收拾。然而，特朗普、彭佩奥之流的阴谋显然没有得逞。

但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期间的一系列对台政策，特别是最后阶段的暴冲举动(最关键的是“取消限制美台交流”)，无疑已经给未来的拜登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带来了许多“伤脑筋”的麻烦。因此，拜登是否会尊随特朗普期间的所有对台政策才是更应该关注。

也就是说，如果“川规拜随”成为事实，那么中美冲突很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引爆。

二、给拜登设陷井

从特朗普四年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可以看出，《外交关系协会》的某些专家们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的。因此，在拜登即将入主白宫之时公布这样一份报告，对拜登来说带有明显的“陷阱”作用。

如果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继续特朗普的政策，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那么2021年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当然由拜登政府承担;而若拜登对朗普先前的一系列对台政策“改弦更张”，在美国国又会绝非易事。

因此，《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们继续在特朗普的意志下给拜登出难题。就看拜登以及未来美国政客们是否甘愿向这个陷阱里跳。

三、挑衅、要挟中国

按常理，拜登上台后应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更谨慎，在恢复中美关系上对台问题应该尽量避免出现一些过激举动，毕竟现在的美国还不是剧烈挑衅中国的时候。

然而，美国政客的思维是一般人不可预测的，中国在他们眼里无论是“伙伴关系”还是“竞争对手”，从来就不是盟友。因此，对待非盟友的手段，美国政客们除了打压、制裁外就没有其它的选择。加上他们长期形成的霸道意识，自以为是的做派，制造出更激烈的美中冲突也无所谓。

现在《外交关系协会》的某些专家们公布这样一份报告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是挑衅、刺激中国，一方面也是要挟中国。试图向世界宣告：如果中国采取非和平方式统一，中美之间就将发生一场影响“全球的大战”;如果中国不理睬，美国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继续肆无忌惮。

可见，这也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们给中国设下的一个陷阱!

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们在报告中没有告诉世界一个事实，那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美爆发战争必定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关乎着中国的核心利益，任何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都会遭到全体中华民族的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不惜一战!台湾不是美国的一个州，美国为了台湾与中国一战，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法理上都无法自圆其说，都是非正义的!

至今，中国依然推进和平统一，但必须是在《反分裂国家法》的原则下，如果有违这个原则，中国必将依法采取非和平方式实施统一，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因为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也是全球中华儿女的心声!

因此，如果美国胆敢挑衅全体中国人民，胆敢挑衅全球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一定会用行动给予最强力的回击!

中国人民从来就不好战，我们从没有侵略别国的一寸土地，更没有侵犯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反美国在全球四处扇阴风点鬼火，不断挑起战争，不断捣毁别国的家园，导致数千万平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中国绝不允许，更不容忍美国干涉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如果台湾当局挟洋谋独，胆敢触犯《反分裂国家法》，那么2021年定是“台独”的末日!如果美国胆敢参与充当“台独”的“自卫队”，中国必将与其决一死战!

美国智库的一些专家们，你们分析过没有：为何美国处在全球战争风险中?这些风险是谁造成的?现在你们给拜登设陷阱拜登是否会跳，那是你们的事，但试图以此挑衅、要挟中国，那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来源时间：2021/1/17   发布时间：2021/1/17

旧文章ID：24026

作者：李巍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202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参加了民智国际研究院举办的《全球经贸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主题讲坛，就中美未来五年的经贸竞合关系进行了预判。他认为，未来中美关税战将不会进一步发酵，但金融战爆发风险仍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中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将成为未来两国关系中最严峻的风险。具体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一、中美关税战已经到了尽头

拜登上台后应该不会再加码打关税战了，双方平均关税水平目前是20%上下，从关税不对等状态打到了高度对等的关税壁垒。但拜登上台也不会自主地把关税降到以前的3%左右。特朗普留下的重大政治遗产就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高度对等，我们所追求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美国要求经济上的对等，经过这轮关税战至少在关税方面已经实现这样的目标了。所以拜登政府要跟中国谈关税问题的话，肯定是在对等基础上降低关税，不会再回到美国关税低，中国关税高的状态。寻求一个对等的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二、金融战爆发风险尚存

过去一年我非常关心中美在特朗普激进攻势下是否会发动金融战，特别是去年出现的瑞幸事件以及美国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待遇。中国香港国安立法的时候，我经常跟在香港金融机构工作的几个学生进行连线，询问香港金融资本怎样流动。当时他们比我有信心，告诉我虽然美国取消了香港特殊关税待遇，但是香港在金融上总体还是保持稳定，摩根大通这样大投行的资本还没有大规模逃离香港。中美虽然出现了金融战的边缘状态，但大规模金融战没有成为现实。

不仅如此，中国赴美上市企业达到新高，已有30多家，比前几年都高，去年一年在美国IPO的中国企业是历年之最，募集的资金量也超过2019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击了中美金融脱钩的说法。

但是，金融战始终是悬挂在中美经贸关系上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比关税战更为严重。12月份，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它里面的核心条款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和母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我昨天让学生梳理了目前在美国上市的13家央企，这13家央企都是中国政府的企业，而且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企业。这13家企业是：中国人寿、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信、南航、联通、华能、东航、中国铝业、中石化(上海)、广深铁路。这13家企业中，中海油已经上了美国实体清单。美国实体清单的本质就是：在清单上的企业，其与美国产生的各种交易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审查。

去年中美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金融战，主要原因是华尔街一直在抵制特朗普的极端行为，包括这次中国三家电信公司摘牌又复牌、复牌又摘牌，出现反复情况的原因是华尔街跟政府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

总之，中美发生大规模金融摩擦的风险是存在的。当然目前有利的方面是拜登政府总体和华尔街关系不像特朗普跟华尔街那么紧张，相对会比较理性。但是我们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是美国手中巨大的人质，和外汇储备一样。

三、中美技术战已成定局

技术战是我最关心的，关税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已经在逐步地化解，虽然一些企业因此遇到困难，但是疫情期间，中国外贸整体还是在逆势上涨。真正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构成重大伤害的是美国实体清单。

我们梳理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100多家企业，如果把子公司、分公司一并算入大概有300多家企业。这100多家纳入实体清单的企业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你要看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美国已经帮我们找出来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或者说中国在海外有能力的企业，能够在“一带一路”发挥作用的企业，还有中国广大的、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在ICT领域发展良好的企业，大都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华为就是典型的代表，我们老说华为是民族的骄傲，但是华为的痛苦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华为的高端手机已经成为绝版了，这是非常巨大的痛苦，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痛苦。

拜登政府会在关税战、金融战问题上有所节制，但技术战上会有更猛烈的攻势，不过方式会比特朗普更加聪明。我觉得特朗普的经济战伤害了美国，遇到这样的政府确实是美国国运不佳。拜登政府任命的团队绝对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建制派老道的人，至少不比我们笨。

现在关于美国如何打技术战的很多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特别是我很关注的国会众议院的一份报告，是委托UCSD的一位专家带队起草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小院高墙”战略。特朗普打技术战太蛮横、面积太广，美国受到的伤害和反弹特别大，所以导致特朗普遭受了很强的后坐力。拜登就是要把核心环节的高墙筑起来，但是高墙里是小院，不是大院，这会极大伤害中国，但美国只会受到最小的伤害。报告也提出美国要实现新的产业政策，未来国际社会我觉得不会再批评产业政策了，因为在中国的鼓励下，美国也会大规模采用产业政策。从60年代肯尼迪时期的“高边疆战略”，到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都可以看出，民主党政府很擅长做产业政策。这份报告里面也提出在量子科技、芯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生物医疗等多个方面的产业，美国要拉开跟中国的技术差距。特朗普打的是被动战役，即让中国不发展，美国也不发展。现在美国是不管中国发展不发展，美国首先要跑得比中国更快，美国候任贸易代表戴琦也是这个思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搞战略科技，发挥国家作为重大创新的组织者的作用。

但是我对中国未来能不能跟美国打赢技术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原因是要搞技术创新就要将五个关系处理好：第一，国家主导的创新和市场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二，民营企业主导的创新和国有企业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三，集体攻关和个人灵感或是天才之间的关系。第四，基础学术研究和前沿实用技术之间的关系。五是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五大关系我们能不能处理好，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借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现在想国家冲在创新前面，但其实国家应该把钱更多地投入到基础研究。任正非说企业遇到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水平跟不上，国家最适合的是支持基础理论研究，而不是搞前沿技术和应用技术。现在社会对国内芯片产业的评价不一，这波芯片发展的浪潮到底成效如何需要靠历史检验。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外交项目组召集人)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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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刚被拜登挑选出任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民主党大咖坎贝尔(Kurt Campbell)提出美中关系停止直线下坠的设想：双方暂停针锋相对，各自后退一步;再各自前进一步，发出建立可行的美中关系愿望的信号，可以从签证、记者、领事等方面改善的小步做起。

奥巴马时期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批评蓬佩奥下台前的一系列行为，意在苛刻对待拜登政府，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是政治化的，意在以党派分裂的外交行动，将之作为武器来对付拜登政府。

白宫国安会新设的印太事务协调员职位，被外界称为“亚洲沙皇”(Asia Czar)，由奥巴马时代“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推手坎贝尔出任这个职务，显示拜登政府面对美中战略竞争，试图“加固亚洲秩序”(Shore Up Asian Order)。

现任亚洲集团主席的坎贝尔14日出席美国亚洲协会举办的美中关系在线年会，重点谈论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美中关系。

坎贝尔指出，现在正在真正形塑亚太地区的国家是中国，最大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崛起，而是美国还能否在本地区发挥历史上的作用。他说，看看国会周边林立的铁栅栏、铁丝网，现在华盛顿的美军比在阿富汗还多。“我们必须以一种非凡的谦卑态度来处理我们正面临的国内挑战”;“美中之间可行的平衡战略是我们自己的成功”。

坎贝尔表示，相信有可能向中国提供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选项，同时也展示中国继续“沿着令人担忧的道路走下去”的清晰后果。他称，这种对华手法的关键不仅是伙伴关系，更重要的是美国作用。未来不仅要集结联盟，在经济、技术、军事、战略上联手，最重要的是向亚洲国家表明–“关于我们禅让的谣言是错误的，我们将继续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有力、主导、迷人的作用。”他承认很难，需要美国谦卑的战略，动用外交和所有工具，且持续不仅一届美国政府。

在亚洲协会的研讨会上，美国政坛元老基辛格和舒尔茨等都强调美中建立互信的重要性。坎贝尔却认为，美中关系最重要的特质应是可预见性、稳定性和清晰性，不必过分强调信任。他表示，自己长期与中方打交道，深感双方彼此不信任是如此深远，像难以逾越的高山。他建议，美中之间应更着眼于建设和发展可行的(workable)关系。可以采取小步走，不要太有雄心。如果总想发表战略声明，经常会失败。

坎贝尔承认拜登政府面临诸多挑战，必须先专注于内部事务，但他相信从一开始就要与中方同行有一些沟通。他认为，有两件事是必要的：第一，设立合适的接触渠道和机制;第二，向中方提出，两国关系如果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将进入非常可怕的境地，某些方面可能比冷战还要糟糕，而且因为两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对双方、区域和全球造成的损害更大。

坎贝尔表示，有机会做的明智做法是，双方都暂停目前针锋相对的做法，深吸口气，后退一步，稍息放松，然后向对方迈进一步，都向对方发出信号，显示至少建立可行的关系的愿望。他指出，这些步骤应当是可以实现的，不是那种美国想让中国改变整个体系，中国让美国从亚洲撤军之类不可行的步骤。有许多事情可行，比如签证、记者、领事等，都可能有助于关系改善。双方都可以采取一些温和步骤，至少离开让各方深感麻烦的美中关系下落。

在研讨中，坎贝尔对蓬佩奥在下台之前急促推出的一系列举措颇有微词。他表示，特朗普政府中许多人对顺利过渡不感兴趣，甚至倾向于让过渡变得更难，有许多意外，许多事情更像是陷阱而不是欢迎包。

“如果他们觉得这些事情那么好的话，为什么六个月、一年前不做，而是在离任四、五、六天才做?”坎贝尔反问道。他指出，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留下执政遗产，而是意在苛刻对待拜登政府。他进一步指出，与台湾展开某种程度有尊严的接触是说得通的，但他们做事的方式是政治化的，意在以令事情更困难的党派分裂的外交行动的方式，将之作为武器来对付拜登政府。

坎贝尔预期，下一阶段大国竞争最可能在技术领域展开，不是简单地使用特朗普政府最近使用的“残酷工具”，而是用更微妙的不会完全破坏全球供应链、造成市场混乱的方式。他承认这很难，因为新政府不太可能有全新的、可行的战略。他最近在另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不能一个新政府上台全盘否认前任政府，拜登政府应当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可行之道。

坎贝尔的这些观点在12日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专文有所体现。那篇由坎贝尔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项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合写的文章题为“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文章称，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使亚太地区的微妙平衡变得不稳，并使北京的“领土冒险主义”更加大胆。而特朗普几乎让亚太地区操作系统的每一个元素都变得紧张。特朗普的行动已经退让，让中国拥有重写对亚洲秩序规则的机会。美国有必要认真地与亚洲重新接触。

坎贝尔认为，美国不应形成一个针对所有问题的大联盟，而应寻求针对个别问题的定制特设机构，比如可在西方七国集团(G7)的基础上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组建“民主政体十国集团”(D10)。这种联盟目前在贸易、技术、供应链、标准上显得最紧迫。同时寻求扩大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联盟(Quad)等现有联盟，把重点放在军事威慑上。

但坎贝尔也为与北京的合作保持开放，他指出，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更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说服中国，让它相信一个有竞争力但和平的地区是有好处的，”他指出，如果北京遵守各方达成一致的规则，就应该让它在地区秩序中占据关键位置。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6

旧文章ID：24019

作者：薛笔犁  来源：新华网

外交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帆，近日在参加新华网第十一届“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时认为，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中国大国外交正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新挑战。我们需要提升外交能力，努力实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飞跃。王帆的主要演讲内容如下：

首先，非传统安全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挑战。在过去一年甚至更前一段时间内，我们面临着很多意外事件的冲击，打乱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节奏，所以应对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对于中国外交而言是一个艰巨任务。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尚未解除，全球仍然面临着疫情的巨大挑战。这些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加大了外交工作的难度。

第二，安全的挑战。我们要发展，只有和平还不够，还要特别强调安全。当前疫情下，我们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健康与安全的关系。实际上，在2003年联合国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把健康和安全连在了一起，那时正值SARS的流行。所以健康与安全也是相关的，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安全挑战。

第三，战略机遇期的挑战。以前说世界大国关系总体稳定，我们讲延长战略机遇期、维护战略机遇期。现在对我们而言，要进一步争取战略机遇期，尽全力保持这个战略机遇期。

第四，大国关系的挑战。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了性质上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成为牵动很多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下中美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面临着重塑大国平衡的艰巨任务。

第五，承担人类责任的挑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在，中国外交面临兼济天下之际，如何更好地承担人类责任、国际责任?如何更好地顺势而为、为所当为?面对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国际责任赤字、治理赤字、逆全球化动向、贸易保护及人类共同安全问题，我们如何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不可推卸的新责任。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滥权，也不能滥责。

第六，公共外交面临的新挑战。在公共外交方面，很多人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化解误解和分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会相当漫长、非常不容易，尤其当中国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的阻力和压力也会越大。所以，我们国家发展和复兴过程中，可能会长期面临各种各样的疑虑、排挤和打压，甚至在特定时期、特定事件中，遭受某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敌意。我们将长期面临增信释疑的艰巨工作，还必须在与他国交往过程中，从机制上解决好避免或者减少战略误判的问题。少数西方国家基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敌意在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这不是一个简单解决挨骂的问题，关键在这种敌意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不能引发更大的危机。

在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平台和国际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在国际体制层面对我们的质疑和指责。扩大影响力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要在议题设置、话语权，包括各种新的观念、理念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设法解决好现有资源转化的问题，如何把我们的资源更快、更有效地转化为外交影响力，这就需要在原则、理念、机制以及人员方面有充分的准备。整个世界处于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也处于新的转型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提升我们的外交能力，实现外交能力的现代化飞跃。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