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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希拉里外交顾问罗森伯格任白宫中国事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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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侨报网综合

据路透社报道,14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政权交接网站更新讯息,将提名罗拉·罗森伯格担任中国事务资深主任一职。罗森伯格曾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担任希拉里外交政策顾问,也是候任国务卿布林肯的前幕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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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罗森伯格熟悉东北亚与中国事务,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国安会的资深顾问,提供全面的国安政策建议,并担任国安会中国与朝鲜事务主任,负责协调美国对中国及朝鲜半岛的政策。目前是非营利研究组织"维护民主联盟"主任,也是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中国事务资深主任"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立的职位。据了解,拜登政府将台湾事务排除在该职位业管之外,交给东亚曁大洋洲事务资深主任负责,也属历来首次。

据政权交接网站显示,拜登还将提名外交政策专家库尔特·坎培尔出任印度-太平洋政策高级协调人一职,该职位也是拜登上任后将新设立的职位之一。负责中国事务、南亚事务与东亚暨大洋洲事务的三位资深主任都将由他来领导。

根据目前拜登政府公布的讯息,除主管中国事务的罗森柏格外,南亚事务资深主任将由美国外交部前官员古哈(Sumona Guha)出任,曾派驻印度和马来西亚的资深外交官凯根(Edgard Kagan)则将出任东亚暨大洋洲事务资深主任。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4016

坎贝尔不是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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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90期

1月15日,VOA发表一篇题为“接手白宫亚洲政策,坎贝尔将是拜登的‘博明’?”的文章。文章说,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挑选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太平洋协调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华盛顿邮报》的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记者罗根(Josh Rogin) 说,“这是一个高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级别、权限更广泛的职务“,负责亚洲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各个部门。

【点击这里查看《华盛顿邮报》的英文评论

VOA的记者就这篇文章采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塞耶斯(Eric Sayers),后者认为“建立‘印太协调员’的职务确实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此进行协调的必要性。”塞耶斯比认为此任命与川普政府过去两年提拔博明(Matt Pottinger)有异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国家安全副顾问,他确实在所有亚洲政策中扮演着四分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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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后的博明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念书时选修中文,后到中国做了记者,先是在路透社供职,后来成了《华尔街日报》驻中国最重要的记者之一。2005年,已经32岁的博明投笔从戎,在通过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后做了情报官,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在这个位置上,他认识了美国陆军情报官员弗林(Michael Flynn)将军。弗林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之后,也把博明带到了白宫。弗林不久就因对联邦调查局撒谎而被特朗普解聘,但博明不仅继续留任,2019年还成了国安会的副顾问,直到2021年1月7日他因前一天特朗普煽动华盛顿暴乱而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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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坎佩尔的经历要比博明更为丰富。

坎贝尔是50后,文化程度更高,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拿到马歇尔奖学金在牛津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坎贝尔虽然没有像博明那样参与实际作战,但他也曾在海军服役,先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海军作战部情报局供职。

坎贝尔还有在政府工作的丰厚的阅历。根据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的说法,坎贝尔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书时经约瑟夫·奈(Joseph Nye)推举进入美国国防部,后出任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副部长帮办。奈重返哈佛之后,坎贝尔决定在华盛顿落户,先后在国安会、财政部等部门任职。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后,坎贝尔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直到2013年。他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pivot)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人。

坎贝尔跟美国的智库有紧密的联系。他不仅曾在美国注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院(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做国家安全战略部的主任,还是阿斯本战略集团(the Aspen Strategy Group的高管。更为重要的是,2007年,他参与建立了华府智库界的后起之秀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这家智库曾向奥巴马政府输送不少外交、国安官员,也会是拜登政府物色同样官员的主要智库之一。坎贝尔目前做理事会主席和CEO的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也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

坎贝尔在华盛顿地位显赫,人脉广泛,他的夫人雷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是华盛顿知名的金融专家,现在联邦储备银行做理事,曾被当选总统拜登考虑出任财务部长。

博明进入美国国安会纯属运气,他之前没有参与过外交政策指定的经历,完全是现学现卖,而坎贝尔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有在国安会、国防部和国务院供职的经验,并且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2013年离开政府“下海”之后,坎贝尔一直潜心观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有没有把重返亚洲的政策落到实处,并在最近四年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评论。在过去8年,他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和政策的走向也提出了深刻的看法。

从2018年到上个星期,坎贝尔与一批年轻的中美关系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对美国外交界影响巨大的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为人们判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坐标。

【点击这里查看坎贝尔与拉特纳、苏利文、拉普—霍伯及多西合写的五篇文章英文原文】

2018年初,坎贝尔和拉特纳(Ely Ratner,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在有卡贝尔创办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出任副总裁的拉特纳可能被拜登提名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在美国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清算:北京是如何抵制美国的期望的”(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他们在文章里指出,美国绝不能回到希望中国实行自由化的以接触为基础的战略,美国必须承认这一战略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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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坎贝尔和苏利文(Jake Sullivan,苏利文已被拜登提名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坎贝尔将在他手下负责印太事务)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题目是《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防战略》中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完全正确,但是,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保持警惕与谦逊(vigilance and humility),围绕与中国共存的目标而不是期望颠覆它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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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新冠疫情已经遍及全球,坎贝尔和布鲁金斯中国战略项目主任多西(Rush Doshi)在美国外交学会的网站发表文章。在这篇题为“新冠疫情将重塑全球秩序:美国遭受重挫,中国正在争取全球领导地位”(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s)的文章里,坎贝尔和多西指出,新冠病毒将可能成为一个警钟,促使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的问题上寻求中美间的合作,比如气候变化。这样的举措不该视为美国对中国的让步,相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同年7月,坎贝尔又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星拉普—霍伯(Mira Rapp-Hooper,美国外交政策学会亚洲研究项目的苏世民研究员)撰文指出中国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美国必须提高警惕(China Is Done Biding Its Time: The End of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Restraint?)。在这篇文章里,坎贝尔和拉普-霍伯认为,对美国的下一位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要更有效地与中国博弈,他们必须放弃以惩罚为特征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搞好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的关系,否则就不能更好地平衡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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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日,坎贝尔和多西又在外交协会网站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挑战可以帮助美国避免衰败:为什么竞争可以再次证明唱衰派是错的”(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Why Competition Could Prove Declinists Wrong Again)。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必须修好美国政府这间因为善意疏忽和恶意破坏的房屋,必须设立一个可以收集和分析工业产能、产业链、经济发展瓶颈和进口依赖信息的办公室协调美国的重整河山。

三天前(1月12日),坎贝尔与多西在外交学会的网站发表了第三篇文章,文章题目是“美国如何可以稳固亚洲秩序:一个恢复均势和合法性的战略”(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文章说,美国可以通过恢复与中国的实力平衡、支持美国的同盟,并利用这些同盟来反击北京的挑战。他们认为,“这项任务将是美国近代治国史上最具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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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在过去四年彻底改变了过去四十年变化不大对华政策,博明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始于坎贝尔,而坎贝尔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系统的对策。难怪《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真正的考验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来完成十年前坎贝尔首次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如果说博明不好对付,坎贝尔可能就更难缠了。不过,坎贝尔没有博明那种要把中国置于死地的凶恶。这一点可以从他近年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中找到端倪。

来源时间:2021/1/16   发布时间:2021/1/16

旧文章ID:24015

“阻断法”:中国政府开始设计对美“优势抵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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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作为商务部新年第一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实施。这一法令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主动打破“被动”适应西方规则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设计本国的全球经贸攻防行动。

这一法令的颁布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自中国改革开放起,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全球化”赋予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丰富的物质文明离不开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发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说,国际经贸是实现中国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未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话语权。美国长期占据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端、执法端,设计和维系规则,制裁违背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商业实体。因此,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包容新兴大国崛起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治理权威”和“合法性”日渐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不仅表现在为他国贸易投资设置种种壁垒,也体现在伸展“长臂”制裁具体的国家,阻断特定的商业联系,用作用范围无限的《反海外腐败法》来打击可能削弱美国特定公司竞争力的“竞争国”跨国公司,用国内法来制裁、阻隔、“非法化”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国以国内法界定制裁对象,并以硬实力割裂全球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

全球化导致利益分散,事实上推动了世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国际体系正处于加速分化进程中,世界日趋走向多极化。大国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赖”情况下,武力和硬实力的作用在下降,经贸规则领域的“攻防”则成为大国博弈的主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意志与动力明显出现衰减,长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现明显逆转。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现减弱趋势。疫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速了新的经济格局产生,世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缓慢转移,东西方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构建进程之中。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近年来,无论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还是国会议员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对外经贸“安全化”、“政治化”、“连带化”。

中国力图改变,但时机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在“增量”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改进”,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产业优势对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兴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现了新的对华有利局面,但旧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投资体系严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场,中国的经贸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也回避不了美国的“长臂”。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的新变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国“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经贸藩篱,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挑战。

而要行动,就须在国内立法上实现对特定行为的“合法性赋权”。当前,美国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即使拜登执政,美国大概率还会延续保护主义,其对华经济战略依然会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驱动和影响。为了维护美国的经贸利益,拜登不大可能脱离民主党所崇尚的做法——积极利用“联盟”和“创设新规则”来排挤和抵消中国的优势。在这一条件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国际经贸规则就有必要进行“改良”。因此,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一新的政策型法规。

这一法令虽然文字不多,但要点突出,旨向明确,将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国内。这一规制的制定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这表明中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贸易、投资等跨国商业的地理限制业已损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正视这一现实威胁,并以国内立法来赋予反制措施相应的合法性。法令的出台大概率将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新协调,刺激新的配套规范出台。法令明确,国家注重国际主流规范的同时,亦要注重为商业行为体“保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尤其是“申请豁免机制”的设立,这反映了中国贸易规范与国际主流法规的接轨趋势。同时,政府向民众表明了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利益所在即政府提供保障和职能所在,政府会积极介入相应的国际经贸活动,不会在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之际“坐视不管”,明确会坚定地维护中国跨国公司的经贸投资利益。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在国际经贸环境权力依然是重要手段尚未改变之际,中国发挥“国家自主性”反而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而相应的争论则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以此法作为信号也作为“试探”。

在国际上。中国力图突出在跨国商业中的“国家自主性”。国际商业博弈在事实上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本质上业已成为安全、政治、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对接、合作与对抗,只有明确且有力地发挥“国家自主性”才能为商业利益寻求出路并提供保障。中国此举反映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进行国际上的行动,需要首先在国内实现“合法性赋权”,这是中国进一步平衡美国国内立法,并以国家力量奉行对美国既有优势的“抵消”战略的表示。

美国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而对他国不利的成分。美国基于本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长期且习惯性地使用权力,条块性地分割全球市场,用制裁规制全球经济体边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存有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局部性”的,还不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从中国商务部新年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可以看出,中国业已放弃对美国会“改弦更张”的期待,力图整合被“分割”的市场,开辟贸易投资“新边疆”,积极设计对美的“优势抵消战略”。这是深入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也是试探性“动摇”美国所设计的“全球经贸政治板图”的实践。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4

旧文章ID:24014

杨安泽宣布竞选纽约市长 承诺推动全民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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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久岛  来源:美国之音

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46岁的亚裔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星期四(1月14日)在曼哈顿正式宣布竞选纽约市市长。

杨安泽在发布会上说:“我之所以竞选市长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看到了危机,并且相信我能帮忙。”

杨安泽表示,他将实施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协助纽约摆脱新冠疫情困境。

杨安泽在参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时提出的每月一千美元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吸引了很多支持者,形成了他的草根基础。

杨安泽出生于纽约州,是台湾移民的后代。 如果杨安泽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市长。

纽约市现任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第二任期即将届满。截至周四,纽约市已经有36名候选人宣布参选纽约市长初选,其中包括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Eric Adams),纽约市审计长史特林格(Scott Stringer)和曾为现任纽约市长白思豪工作过的民权工作者、律师玛雅·威利(Maya Wiley)等。

民主党的纽约市长候选人初选将在6月22日举行,纽约市市长选举定于11月2日举行。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4013

拜登是否会为了寻求美中气候合作而在其他方面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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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于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对于新一任政府来说,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优先政策。一些分析人士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选择在美中关系的其他领域做出让步,以寻求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是核心

目前的全球气温正在上升,如果人们不减缓全球排放,气温到2100年可能上升3摄氏度,并对生态系统造成进一步不可逆转的破坏。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需要包括美国和在内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采取行动。

拜登曾说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头号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威胁”,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他的核心优先事项之一。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一次活动上说: “我们需要开始工作,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工作。”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简·中野(Jane Nakano)表示,在过去四年里,气候变化并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一情况即将改变。

拜登承诺美国将重回《巴黎气候协定》。此外,即将上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星期三(1月13日)表示,拜登政府创造就业议程的核心将是通过增加对新技术的投资来解决气候危机。

他在路透Reuters Next会议上说:“我认为,在当选总统的拯救和复苏(rescue-and-recovery)战略中,你将看到的是一种将解决气候危机放在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心的做法。”

美中合作至关重要

加州前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上个月则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当选总统拜登的首要任务应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美中两国应合作扭转气候变化趋势。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上星期五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国合作这些国家的合作将解决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问题。合作还将提供一个宝贵的平台,通过更有效的国内政策推动全球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并恢复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国际领导地位的可信度。

报告还建议美国与中日韩等国的工业、能源和环境部门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并在2021年上半年建立一个美国-东亚气候变化工作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王立德(Alex Wang)表示,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近45%,两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例如协调、信息共享、联合研究等是必要的。

克里为对华政策带来问题?

在气候问题上,拜登选择约翰·克里(John Kerry)出任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是一个以外交政策为重点的职位,这一职位的人选也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成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团队认为,克里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熟悉,可能有利于定于未来数月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的前景。

但有专家认为拜登选择约翰·克里(John Kerry)出任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可能会给拜登的对华政策带来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莱特(Thomas Wright)在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一些像克里一样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改善总体关系的氛围,并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确保北京方面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

莱特还说,克里认为与中国达成气候协议是关键。克里很可能呼吁两国把气候问题作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他认为美中间的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克里会把自己放在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的核心位置,并要求美国改变政策来支持他的努力。

文章提到,一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说:“中国的外交就是不断寻找筹码,克里每天都会用手推车(wheelbarrow)把一大包筹码送到他们家门口。”

除了克里等人的因素外,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曾对美国之音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完全有理由自己减少碳排放。它不需要美国的激励措施,但我相信,习近平将要求拜登政府做出让步,以换取减排承诺。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或许是一种过度担忧。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何瑞恩(Ryan Hass)认为新一届政府将“由认识到政策协调过程的纪律效应的(disciplining effect of a policy coordination process)专业人士组成,以确定优先次序,权衡利弊,并制定一系列行动来推进具体目标。”

他还说:“在拜登的领导下,将会有一个单一的、综合的对华政策来处理两国关系的整体,而不是像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经常出现的那样,只关注一个具体问题。”

王立德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为了让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承诺而放弃其他核心利益。而中国也不会这么做。”

“拜登政府的做法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是交易式的(transactional),而且他们也极不可能在美中关系的其他领域做出让步,以寻求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中野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可能会探索各种方式,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这将最好地促使中国采取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何瑞恩还指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协调的争论是在错误的问题上纠结,“正确的问题不是是否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而是在竞争加剧、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之际,如何最好地探索与中国的政策协调。”

他还建议不要把“分散的协调” (discrete coordination)与美中广泛伙伴关系的建议混为一谈。美中在个别问题上的协调不会改变双边关系的根本竞争性质。“任何一方都不应寻求以基于问题的协调为契机,为一贯困难的关系披上美好的外衣。”

莱特也在文章表示:“拜登需要尽早明确表示,他支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必须与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分开,这样即使中美之间存在其他分歧,也能继续取得进展。”如果他不给出这样的指导,克里就会认为他有权走自己的路。

(美国之音记者莫雨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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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浮梦录:到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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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  来源:澎湃新闻

有一天,我在门口碰到出来遛狗的邻居安德鲁,他是个十分热心肠的美国工人。我们照例聊了几句:

安德鲁:北京的空气有时候是不是不太好?

我:嗯,大城市的污染问题,现在好多了。你想去中国看看吗?

安德鲁(身子本能地往后仰了一下,作吃惊状):中国?那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我:你的狗狗真是很可爱!

朦胧的理解

“中国”,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十分朦胧甚至有几分可怕的地方。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未到过中国,也缺乏去中国的兴致和冲动。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主要靠小说、新闻、影视作品和自身的想象。一位朋友曾向我展示她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这是一部介绍乡土中国的经典作品,初版于1931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年。

这些年,中美政策圈对彼此的高度关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关注度并未体现在社会层面的互动中,尤其是美国一侧。美国基础教育采取K12模式,亦即从6岁一年级到18岁十二年级,虽然各地各校采用的教科书各有差别,但其中忽略对华交往的历史系一大通病。

就我所接触或教过的学生而言,从十一或十二年级的高中生到大三或大四的本科生,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特朗普所谓的“竞争对手”,知之甚少,对双方交往的历史,更是一片茫然。他们不知道有一艘叫做“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的美国船去过广州,也不知道有《中美望厦条约》,更不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竟是一个美国人。这些年轻人中无一人听说过上海公共租界、庚款留美学生,或是那个叫做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并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名字。

美国今天这种情况,和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状态颇为相似,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有万邦来朝之势,无需关注美国之外的世界,甚至于美国与这个世界的历史渊源都忽略了。而美国走到今天,在笔者看来,与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不无关系。

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初期一个亡命般的选项,后来成为该国贸易史的一个传统。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塞缪•莫礼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考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的研究,在《巴黎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波士顿周围的商人们就开始谋划对华贸易。很快,他们于1783年12月派遣了一艘55吨的单桅船“海瑞特号”(Harriet),载着北美人参即中国人所谓的花旗参,从波士顿港口出发前往中国。

这本来应该是一桩很好的买卖,因为北美花旗参在广州很受欢迎。但是这艘船到达非洲好望角以后,东印度公司横插一刀,以两倍重的熙春绿茶与美国人的人参做了交换,海瑞特号贪图茶叶利润,遂半路返航,没能去成中国。但是到中国去的梦依旧在,而且让很多人为之兴奋迷倒。

致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

在海瑞特号启航后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这一天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算是黄道吉日了,后来也证明这艘船的确十分幸运。

美国没有单独和中国交往的经验,也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customary sea-letter)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罗列了一串名堂,要致“所有奉教或世俗的好城市和好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most Serene, most Puissant, High, Illustrious, Noble, Honorable, Venerable, Wise and Prudent, Lords, Emperors, Kings, Republicks, Princes, Princes, Dukes, Earls, Barons, Lords, Burgomasters, Councillors, as also Judges, Officers, Justiciaries and Regents of all the good cities and places, whether ecclesiastical or s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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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治装成本,总计耗费了大约12万美元。船长叫约翰•格林(John Green),商务经理则是独立战争中官至炮兵少校的山茂召(Samuel Shaw),嗣后山茂召担任了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当时大西洋等各处海盗猖獗,为了防备海盗,中国皇后号和其他很多商船一样也武装有大炮,山茂召的军伍经验在此次航行中也恰好用得上。该船装载的货物包括: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

中国皇后号毅然远航广州的精神是可嘉的,但运气也帮助了他们。在抵达巽他海峡的时候,他们正好遇到了正准备驶往中国的法国军舰,当时法美的国际友情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而相当不错,于是中国皇后号就跟在法国军舰后边于1784年8月底经过澳门顺利抵达了广州。嗣后,驻法公使杰斐逊还特意致谢法国政府对中国皇后号的襄助。

据记载,抵达广州港的时候,中国皇后号特别鸣礼炮13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13个州,也是向中国以及在广州贸易的各国致敬。非常巧合的是,美国人鸣了13响礼炮,而在广州居间做中西贸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即闻名遐迩的十三行。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把携带的美洲货物销售一空后,采办了如下中国货品: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美国人交易之后不久即扬帆回国,同行的有荷兰的商船,所以只有普通地图却没有详细航海地图的美国人这趟中国商务之旅是非常幸运的,从中也可见到当日广州国际贸易的繁盛,欧洲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络绎不绝。

1785年5月12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一番贩卖以后,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虽然对比后来者而言这趟所赚取的利润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贸易获得巨大成功,各方都皆大欢喜。联邦政府从各种有关中美贸易的报告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1789年到1791年之间纽约、宾夕法尼亚州以及联邦政府都立法特别保护对华贸易,并对中国货物实行特殊的较低的进口税。在这种大的政策引导之下,美国对华贸易开始直线上扬。

美国的探险精神在这个期间开始得以很好的表现,各种船只竞相开往广州贸易。1785年,一艘单桅船“埃克斯百瑞门特号”(Experiment)号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出发,船员只有七个成年男船员与两个男孩子,他们把船开到中国并拉回了一船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货物,前后总计用了18个月。

1797年到1798年之间,一艘不大的只有93吨重的“百特斯号”(Betsey)商船,从纽约出发,经南美洲的合恩角横越太平洋抵达了南海,然后驶入广东,交易以后又穿过非洲好望角横贯大西洋回到了纽约,总计用了23个月。百特斯号的船员总计30人,全部在28岁以下,他们从中国带回美国的货物销售后,再扣除关税、船长薪金、船员薪水和投资成本等等,净利润竟然高达53118美元。

美国的造船技术在这个期间发展迅速,驶往中国的船只的吨位逐渐提高到了250到300吨,截止1813年在广州黄埔停靠的吨位最大的美国船已到493吨,虽然比起英国的动辄600到1400吨的船只不算大,但是船身轻便、船员又少,反倒成了一个优点,而且一开始船员的平均素质也很好,普遍教育程度较高,不似英国船员有各种无赖混杂,所以美国商人很受中国人的欢迎,生意也就做的十分顺利。

就在美国开始发展对华贸易的当口,1789年到1799年之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继起的拿破仑第一帝国和欧洲战争,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与欧洲对手进行国际贸易竞争的机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欧洲大陆政局动荡,并且直接波及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而美国因为地缘因素,得以置身事外,能够一门心思做生意,而且把茶叶等货物转销到烽烟遍地的欧洲去,赚的盆满钵满。

在1784年到1814年这30年间,美国前往广州和澳门的船只数量,由491艘上涨到618艘。截止到1790年代末,美国商人每年从广州贩运300万到500万磅的茶叶,仅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屈居第二,超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在华贸易。到了1806年的时候,美国每年从广州的贩茶数量达到了1200万磅,并从英属印度市场往大西洋市场贩回了更多的货物,超过了大英东印度公司,而且开始充当将很多货物分销到南美等地方的二道贩子,大西洋上开始有了一支新生的跨洲际贸易力量。

西班牙的银元,广州的茶叶

美国也乘着法国大革命之机,将贸易触角再次深入西印度群岛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西班牙在这一地区的最富有的两个殖民地即古巴和墨西哥的最强硬的贸易伙伴。在古巴和西班牙,美国商人获取大量的西班牙银元,然后跨洋输送到银两不足的中国。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自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始和中国做生意的是后期,在对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货船在将载到中国去的货物销售一空后其所得不能够满足购买中国货物的资金需求,因此美国货船都携带大量的银元现金,以期顺利完成对华交易,而西班牙银元恰好提供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陆的75%的银都输送给了中国,加上多年以来日本银也通过对华贸易和朝鲜对华贸易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和东北方向流到中国,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银两通过各种方式沿着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张库大道川流不息地从北方进入中国,都无疑为中国乾隆年间以来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06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对华输送银元最多的国家。明清以降的中国笼统地称呼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佛郎机”,所以这种逐渐由美国为主力大宗输往中国的银元被称为“佛洋”、“佛银”或者“本洋”,在对华跨国贸易中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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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西班牙银元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长期名列第一的是茶叶,其次是棉布。据研究者们统计,179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5575担、棉布166700匹;十年以后的1801年,棉布进口已经上涨了8倍,高达140万匹。然而,同期美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一个革命性变化,棉花产量开始飞跃式上升,而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够意识到这种远在万里之外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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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家棉花种植园

1792年,雷亚德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年),受一次在乔治亚州的棉花种植园的参观的启发,发明了轧花机,能够有效地将棉花籽从棉桃中摘除,比人力快8倍。这一技术开始迅速推广到了南方棉花种植行业,使美国的棉纺织业突飞猛进。1790年美国棉花的年产量是4000多标准包(bales),到了1840年也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美国棉花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包,占美国出口货物的一半左右,而且供应着全球60%的棉花消费。美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棉花王国”。南方的棉种植业刺激了北方的银行业和转运业,南方对北方工业品的需求和对中西部农产品的需求也大大提升。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主要靠远洋贩运和差价利润的茶叶生意,在整个美国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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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花机示意图

就中美两国具体的贸易货物的结构而言,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棉纱、棉布市场逐步被英国和美国自己生产的同类货物所取代,茶叶在中美交易中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并占据大宗。1822年的时候茶叶占中美交易货物的36%,1828年上升到45%,1837年涨至65%,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直线攀升到81%了。茶叶的比重加大,意味着中国无力占据美国棉纺织等工业制品的市场份额,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时代信息是当时代的中国已经开始被欧美工业革命落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820年的时候,美国对丝绸和棉纺织品的消费,已经超过了茶叶。

茶叶以及加工茶叶的技术,都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并不是清朝中国自己创制出来的,如果说茶叶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恐怕是没有异议的。当中国人向海外兜售这种传统并眼见国内财富堆积如山之时,却没有能够好好看一下别人在干什么、已经到了哪里。1793年,乾隆皇帝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乾隆眼中,这句话并不是夸张之词,即便在很多平民眼中,恐怕也不是假话。然而,富庶的天朝开始真正缺少的,并不是丰盈的物产,而是新的技术和思想。

1820年是中国的大清嘉庆二十五年。这年秋天,嘉庆皇帝驾崩,次子绵宁继位,次年改元道光。这个时候的广州,茶叶、瓷器和丝绸贸易仍然如前般的活跃,然而它们也开始静悄悄地让位给英国旅行家乔纳斯•汉维曾经提到的土耳其人早就开始在消费的商品——鸦片。

节选自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18/4/18

旧文章ID:24011

快讯!川普所有推文被完整恢复 在Gab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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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宇宙之声  来源:腾讯新闻

社群媒体推特永久封杀美国总统川普账号,不仅引发国际反弹,也激起川普支持者愤怒。连日来许多人“转场”至Gab等平台。而Gab创办人暨执行长托巴(Andrew Torba),更把川普在推特的所有推文,完整恢复到川普在Gab的账号上。

美国保守派网站权威者门户(Gateway Pundit)在报导惊呼:“WOW! Gab CEO藐视技术暴君——把川普总统在Twitter上的所有推文,恢复到川普在Gab上的账户上了。”

报导说,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有一个账号,已经有好几年了。上周,推特、脸书等平台禁止并删除了川普总统的账号。Gab首席执行官CEO托巴在川普总统的推特账户被删除之前,完全备份了总统的推特账户,并在Gab上重新创建了总统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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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说,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是在流量上升700%,并受到左派攻击的情况下做到的。Gab目前正在对服务器进行升级,以处理大量涌入的流量。

1月6日,美国国会召开联席会议认证新一届总统。会议期间,国会大厦发生暴力冲击,国会大厦一度被封锁。

川普随即发布推文,呼吁反对暴力,维持和平。但左媒和民主党把暴乱事件归罪于川普,随后,脸书、谷歌(google)、苹果(apple)等社媒平台和大科技公司,集体关停了川普在各个平台上的账号,试图封杀川普的一切民间发声渠道。

大批川普支持者则以行动抗议,连日“转场”至Gab、Parler、MeWe等其他平台。

Gab创辨人暨执行长托巴9日公布,在推特封锁川普之后,Gab每小时平均新增1万个账号,整体流量增长约40%,更单日有逾50万个新账号登记。

托巴9日在Gab网站撰文说,网站流量不断增长,正安排更多服务器应对。

托巴10日再发文说,川普支持者正“被共主义者在网路步步进逼”,形容保守派、基督徒和“对共产主义利益集团统治有异议的人”正遭受“数位大屠杀”,预言日后会出现“大饥荒灭绝”(Holodomor)。

他重申正准备服务器,希望用户保持耐心。托巴所指的“共主义者”应是指美国左翼分子。

Gab还在推特账上公布,该网站上周有3500万次浏览量,其中单在9日已占1800万次,当天有逾50万个账号新登记,形容“硅谷逃亡潮”已展开,又强调网站无需注册账号也可使用。

Gab版面类似推特,自称是“言论自由的社交平台”,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容许资讯自由流通。

除Gab之外,Parler受惠于川普支持者的“移民潮”,一度登上应用程式下载榜第一位,但Google及Apple之后相继把其应用程式下架,现已无法下载,提供云端资料储存的亚马逊(Amazon)11日下午停止Parler的云端服务器寄存账号。

Parler估计,该网站可能需时约一周重建。

近日MeWe同样受川普支持者热捧,该平台定位为“下一代社交平台”,主打保障隐私、不作政治审查、免广告,其网站9日更一度因太多人使用而“当机”无法登入。

目前大多数社交网站已封锁川普及其部分亲信的账号使用权,川普之后一度尝试使用美国总统的官方账号“@POTUS”发帖,但不久也被推特删文。

川普长子小唐纳德的推特账号暂未受影响,他9日再发文说,言论自由正备受攻击,且出现前所未见的言论审查,呼吁支持者在他的个人网站登记,继续接收他的讯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警告:“噤声是危险的。这不是美国人的风格。可悲的是,这不是左派的新策略。他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压制反对者的声音。我们不能让他们压制7,500万美国人的声音。这里不是c。”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旧文章ID:24010

方舟子:为什么很多华人崇拜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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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舟子  来源:万维博客

在美国华人当中,有很多是川普的狂热支持者。这个现象最近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有一些讨论这个现象的原因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没有说到点子上,并没有真正解释了“华人川粉”的问题。

我这里说的“华人川粉”指的是在美国的华人当中的川粉,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也有很多的川粉,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实际上,各个民意调查结果都表明,美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是反对川普的。那些支持川普的、而且特别狂热的,主要是那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并不是说投票给川普就一定是川粉,因为投票投给川普会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对拜登看不上、历来就反对美国民主党等等。我这里说的川粉指的是那些特别活跃、特别狂热、特别崇拜川普的。

这些华人川粉主要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这里面有一些是有组织的,比如说法轮功。法轮功的李教主下令要支持川普,所以法轮功出动了它掌握的宣传机器,拼命地去力挺川普、反对拜登。很多谣言都是法轮功的媒体、法轮功的人炮制出来、传播开去的。网上很多支持川普的水军可能都是法轮功组织的。为什么法轮功要去抱川普的大腿?李教主没有明确地说。

还有一类华人川粉也是出于信仰的原因,只不过他们信仰的是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基督教。福音派基督教在华人当中也很流行,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很多人都被福音派基督教拉进了教会。福音派基督教认定川普是上帝选中的救世主,是来拯救美国的,他们当然就很狂热地支持川普。

还有一类华人川粉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主要是那些“海外民运”,像魏京生、王丹、胡平、陈光诚、何清涟等等,这些人支持川普有的可能跟法轮功有关系,被法轮功收编了;有的可能没有被法轮功收编,他们支持川普是出于“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动机。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川普敢跟中共对着干,例如敢跟中共打贸易战,让他们觉得说不定可以把中国搞垮,所以他们要支持川普。这是很可笑的。他们一直在骂民主党对中国政府太软弱,实际上中国的人权问题只有民主党真正还在关心。川普这四年什么时候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发过话?什么时候为了救某一个在中国的人权活动家去讨价还价过?根本没有,只有民主党才会关心这些事情。现在骂民主党骂得特别厉害的、支持川普特别狂热的这些“民运人士”,很多还是民主党把他们给捞出来的,却恩将仇报,当了白眼狼。

我今天主要要谈的是普通的选民,他们既不是“轮子”(法轮功的信徒),也不是进了福音派的基督教,也没有政治的动机要反对中国政府,说不定还挺支持中国政府。普通的美国华人,有很多也是支持川普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种族歧视。虽然他们也是少数民族,但觉得自己是仅次于白人的“模范少数民族”,紧跟白人好好地干,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实现“美国梦”。他们瞧不起其他的少数民族,认为拉丁裔美国人、黑人都是好吃懒做在吃福利;又觉得黑人有暴力倾向,暴力犯罪都是他们干的。由于有这种种族歧视的心态,就认为民主党是在支持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是要让大家都吃福利、培养懒人、纵容犯罪,所以就要反对民主党。以前由于“政治正确”,他们不敢公开地把这种种族歧视的想法说出来,知道如果说出来,轻则被人瞧不起,重则有可能因此丢了工作。现在出来川普来反对政治正确,而且自己频繁地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就让这些华人觉得找到了知音,就要支持甚至崇拜川普。

第二个因素是“法律与秩序”。有一些人想要好好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觉得最好能这么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所以特别关心社会治安的问题。他们觉得民主党是要纵容犯罪的,所以就很反对。他们经常举的反面例子是加州。加州现在是民主党的天下,他们就把加州描绘得特别的乱,好像人间地狱一样,加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当然都是胡扯。我就在加州生活,而且骂加州的华人川粉相当多也在加州生活。他们一边骂着加州,一边又不愿意搬到别的州去。美国迁徙完全自由,看不惯加州完全可以到别的州去,他们却不愿意,要待在加州。

网上有各种各样妖魔化加州的谣言。其中传得最广的一个是,在加州如果去偷东西,金额不到950美元就不算犯罪,这就导致很多的黑人到超市拿了东西就走,店主还不敢拦着,也不敢报警,即使报警,警察来了以后一看东西价值不到950美元,就把人给放走了。这个说法流传非常广,我不知道已经见到多少次了。这完全是对加州法律的误解。那一条法律说的是,涉及到财产的犯罪,如果金额没有达到950美元就不算是重罪,要按轻罪算。按轻罪算不是说不算犯罪,轻罪也是会受处罚的,只不过量型标准比较低,最高能够判半年的监禁,还可以罚款,最高可以罚1000美元。所以并不是说去偷东西如果达不到950美元就没事,谁不信的话自己去试试看。而且,第一次是轻罪,第二次有可能就被按重罪来处理了。

并不是加州才这样,美国各个州都有类似的定重罪的门槛。加州门槛还不是最高的,反而是属于比较低的。例如得州定的门槛就非常的高,是2500美元,偷东西如果偷到价值2500美元才按重罪算,不然就是轻罪。得州在华人川粉眼里那可是保守派的圣地,难道得州这个共和党的地盘也是在纵容犯罪吗?只要跟别的州一比,就知道那些妖魔化加州的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子女教育问题。华人川粉认为民主党搞平权行动要照顾黑人、拉丁裔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结果导致华人的子女虽然很会读书,但是要上好的大学或所谓的“藤校”就比较难。实际上这是很短视、自私的行为,平权行动总体上对华人也是有利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另文讨论,这里就不谈了。

为什么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会有这样的想法,会那么狂热地去支持川普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造成的。他们的子女几乎全都是反对川普的,知道他们的父母在支持川普都是气得要命的,这种区别不只是简单的代沟问题,最主要的教育的问题。这些华人川粉是在中国大陆受的初等、中等教育,很多人是在中国读完了大学到美国来上研究生或工作的。他们最基本的教育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而中国大陆学校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相当差。这些人虽然在中国大陆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受的教育是有缺陷的。也许他们在理工专业方面很强,但是在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方面却很差,他们的政治判断力、人文的素质也就非常差,跟美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差不多。所以毫不奇怪,到了美国以后,他们认同的是美国社会当中比较愚昧、落后的部分,在那里找到了知音,发生了共鸣。所以,这首先是教育的问题。

还有,他们接受的信息是比较闭塞的。在中国受的教育有欠缺,到美国来了本来有提升自己、自我教育的很好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中有一些人读长一点、深一点的英文文章可能都有困难。有一些人也许英文其实不错,但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习惯去看美国的主流媒体,一说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就说是假新闻,其实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认真真地看过那上面一篇比较长一点的报道,就一概地排斥。他们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时事的了解居然主要还是通过中文,看的是微信公众号上面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传来传去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错误百出的文章,他们就喜欢看。在美国上的也是中文的网站,看的还是二、三手的文章,里面充满了谣言、谎言。在纽约唐人街开电脑店的一个人写的关于美国政治、社会的文章,很受这些华人川粉的欢迎。虽然这些华人川粉受的教育可能比那个唐人街电脑店的店主还要高得多,但是他们居然会去崇拜这样一个人的胡言乱语,居然还会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们偶尔看一点英文的东西,是那种极右的网站、极右的小媒体,或者是在微信朋友圈、聊天群里传来传去的一个新闻标题的截图,根本不去看它的内容究竟说的是真是假。

这涉及到最后的一个问题,这些人对接受的信息的真假缺乏判断能力。他们分不清事实和意见,分不清现实和幻想,老是把自己想象当中的东西当成现实,不知道怎么样去辨别一则新闻的真假,把真新闻当成假新闻,却把谣言当成真新闻。他们不会用逻辑、理性来推敲看到的这些文章能不能站得住脚、符不符合逻辑、有没有证据。说到底就是缺乏批判性思维。这也是跟他们受的教育的缺陷有关,因为中国的初等、中等、甚至高等的教育是不会教批判性思维的,甚至不鼓励批判性思维的,而要对学生进行洗脑的。结果这些人到了美国反而主动地去接受保守派、极右媒体、极右网站的洗脑。

他们的子女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对美国的政治、历史、社会的了解比他们要好得多,深入得多。由于美国的教育特别强调批判性思维,他们的子女也就更具有批判性思维。但是,这些华人川粉反而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子女更懂美国,更知道美国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发展,还觉得自己之所以支持川普,支持这些极端的保守派,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而他们的子女并不领情,觉得他们的父母是在胡搞、乱来。那不是太自作多情了吗?

2020.11.15.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3

旧文章ID:24009

特朗普被社媒巨头“噤声”与美国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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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在特朗普的众多支持者1月6日“攻占”国会山后,包括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YouTube等在内的众多社交媒体平台先后宣布限制或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以“推特治国”闻名的特朗普被噤声引发了一连串的疑问,总统的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受到侵犯?科技公司禁言总统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科技巨头的权力是否过大?谁又来限制它们的权力?

总统被社交媒体“噤声”和美式民主的权力制衡

推特在国会暴力事件发生的当天将特朗普总统的账户短暂冻结了12个小时,理由是特朗普“不断严重违反”推特平台的公民诚信政策(Civic Integrity Policy)。推特公司要求特朗普删除当天早些时候的三条推文并警告,如果未来有进一步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况发生,包括暴力威胁政策等,将会导致账号被永久移除。

这三条推文包括:一条指责副总统彭斯缺乏勇气,不敢帮助总统扭转现有的“欺诈投票结果”;另一条称赞参与国会山骚乱的抗议者为“爱国者”;第三条是视频信息,在其中,特朗普一方面呼吁抗议者和平离开国会山回家,不要与国会警察和执法人员冲突,一方面继续声称他的胜选被盗窃。

脸书和Instagram当天也决定将特朗普的账户封锁24小时。1月7日,脸书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账号上又发出一则声明,指出脸书将无限期冻结特朗普在脸书和Instagram的账号,直到总统交接和平过渡完成为止。他的理由是“让总统在此期间继续使用我们服务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1月8日,推特公司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由于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已“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推特是特朗普主要的言论平台,他的个人推特账号有8,800多万关注者。自2017年宣誓上任以来,特朗普一共通过自己的个人账户发出了2万6,234条推文。

根据美国的政治网站,在推特上,特朗普推动政策日程,宣布内阁成员解职的消息,甚至将它当作一件外交工具,对伊朗总统发出“战争威胁”,并为来自极端阴谋论狂热“沼泽”的信息提供了一只强大的麦克风。他的做法被戏称为“推特治国”。

截止1月13日,大约已有13家社交媒体平台宣布封禁或限制特朗普账户和与其相关的内容,包括推特、脸书、谷歌、亚马逊、YouTube等全球知名互联网巨头。封禁的理由与推特和脸书大同小异,即让特朗普在这个时期继续使用它们的服务,风险太高。

除了总统之外,总统的盟友,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律师西德尼·鲍威尔(Sidney Powell)以及其他总统的知名支持者的推特账户也被封禁。事实上,自国会山暴力事件后,推特宣布已经关闭了超过7万个与“匿名者Q”阴谋论有关的账户。

特朗普被社交媒体巨头集体“噤声”的消息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和哗然。有人认为,总统被禁言来的太迟了,甚至还不够充分,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乎总统一个人,而是关乎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的。

将在新一届国会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看到脸书、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处理了总统长期不当使用这些平台散播不和谐与暴力的问题,但是这些零星的行动不仅来得太迟了,也几乎是不充分的。”

另一些人,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和家人以及支持者,则怒斥总统的言论自由被侵犯。

1月8日,在推特短暂解除封禁后,特朗普就在推特账号发表了一个两分多钟的视频,怒斥推特“禁止言论自由”,并表示他的政府“正在与其他多个平台进行谈判,将很快宣布重大消息”。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罗兹(Ted Cruz)说,“大型科技公司的清洗、审查和滥用权力是荒谬和极其危险的。”

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甚至将这些科技巨头的做法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描述的由政府的“思想警察”控制的可怕社会相提并论。他说:“我们生活在奥威尔的书《1984》里,言论自由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它死于大科技公司。”

中国也借此抨击和嘲讽美国的民主以及言论自由。中国半官方的小报《环球时报》就以“噤声特朗普 让‘言论自由‘情何以堪”为题发表社评。社评说:“无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什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说不了话了,失去了普通美国公民的这一权利,这当然违反了美国政治精英们通常主张的言论自由原则。”

中国的央视国际锐平则以“总统被‘禁言‘ 美式’言论自由’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为题讽刺说,“ 在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一国总统失去了在社交平台自由发言的权利,不啻是对美式‘言论自由’的莫大讽刺”。

然而美国的宪法学者以及分析人士指出,总统被禁言恰恰体现了美国民主体系中的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

克莱·卡尔维特(Clay Calvert)是佛罗里达大学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说: “这实际上表明,政府官员,甚至美国总统也不能强迫私营企业发布他想发表的内容。从许多方面来看,它实际显示了美国(民主)系统的良好运作,即便是美国总统也无法强推特和Youtube等企业发布他认为公众应该听到的内容。”

政治风险研究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创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也认为体现了美国民主中的权力制衡,但是他认为,这些媒体平台也可能没有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足够的考虑。

特朗普继续发声,美国总统依然在实践言论自由

不过,即便没有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即便面临第二次弹劾,在1月20日之前,特朗普仍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可以利用美国总统传统的言论工具发声。

美国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的战略高级分析师和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作为美国总统,他当然拥有言论自由,你知道,他有能力。实际上,是他自己决定使用推特之类的这些工具作为他的主要交流工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们那样使用传统的新闻发布会或在电视上露面。他当时决定使用推特对现代总统来说也是个大事件。”

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可以进入白宫简报室、东厅和椭圆形办公室来传达他的想法。他有一个新闻办公室专门发表他的声明,以及一批专门报道他的言论和行动的记者。

星期三(1月13日)晚间,在众议院投票决定对他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弹劾后,特朗普总统公布了一段5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中他谴责了国会山的暴力,并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纽约时报》、CNN等传统媒体都给予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的“负责任的言论”。

CNN播放了全部视频。在视频中,特朗普没有对弹劾案作出回应,但是抨击了互联网巨头对他以及支持者的封禁行动。他说,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对我们的同胞进行审查、取消和列入黑名单的努力是错误的,而且很危险。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彼此倾听,而不是让对方禁言”。

星期三下午,特朗普还通过白宫发布声明,要求自己的支持者“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违法和破坏的行动”。

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德州阿拉莫视察边境墙前也通过记者向外界表示:“弹劾将会引起巨大的愤怒,而他们正在这样做,这是非常可怕。”他说,国会民主党人以煽动冲击国会的指控对他发起弹劾是针对他的“猎巫”行动的延续。

面对社交媒体的彻底封杀,特朗普总统还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声,这也是他的权利。特朗普也表示过,自己在考虑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公司禁言总统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

佛罗里达大学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主任卡尔维特说,社交媒体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户并不违反保障民主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说:“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自由。推特、脸书和Youtube都是企业,并不是政府,因此它们不受《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约束。 ”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卡尔维特解释说,在社交媒体平台禁言总统的事件上,应该要问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加强对这些社交媒体的监管。

他说,“一个更大的相关问题是,‘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变得太强大,美国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更严格地监管?’因为许多人依靠它们来获取观点、新闻、体育以及各种类型的信息。但是,就他们目前的状态而言,它们纯粹是私人实体,因此,他们所采取的任何审查都不会引起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问题。”

卡尔维特认为,只要这些社交媒体严守自己的用户服务条款,公平对待所有用户,他们就不该有问题。

推特的服务条款允许该平台移除违反其规则的内容,大多数其他媒体平台也遵守了类似的用户服务条款,虽然它们的决策过程不会像在法庭上那样接受公众审查。

相反,特朗普总统过去曾在推特上拉黑反对自己的用户,却被联邦法院判决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文中认定,特朗普身为总统,他的帐户是公共论坛,因此,无权排除观点不同的人民。

甚至这些科技巨头的做法还受到美国互联网管理法—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of 1996 Section 230)的保护,简称“230条款”。该条款1996年开始实施,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互联网公司不需要为平台上的第三方言论负责,第二,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其出于善意而针对暴力、色情等内容采取的任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也不为其向网络内容的上传者提供限制访问的技术措施承担责任。这项条款被视为美国互联网公司高速发展的基石和保护伞。

不过,由于2016年的总统大选被认为遭受假新闻影响,2020年,许多媒体平台受到压力,对假新闻和不实言论做标记。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就经常被这些媒体平台打上“事实核查”的标记。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总统曾多次表示要废除230条款。甚至有人分析,科技巨头对特朗普的此次封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要废除230条款的“报复”。

科技巨头的权力引发全球担忧,美国已经有行动

尽管如此,社交网络公司在这次封禁行动中展示的影响公共话语的能力同样引发了业界内外的巨大担忧,这些人中甚至包括推特的首席执行官。

在推特禁言特朗普总统发生将近一周后,推特公司CEO杰克·多西 (Jack Dorsey)在其个人账号中表示,禁止特朗普总统使用推特从他们获取的已知信息来看是一项“正确决定”, 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让自己“感到骄傲或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多西还认为封禁特朗普账户是一项失败的行动,因为它象征着促进健康对话的失败。而且,他还认为,封禁特朗普也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从长期来看,企业拥有关闭用户的权力“将会破坏开放互联网的崇高目的和理想”。他说,“虽然一个公司作出的企业决定于政府的禁止某种渠道不一样,但是,你或多或少感觉会差不多”。

乔治.沈(George Shen,音译)是IBM合伙人,是一位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专家。近年来,他为反对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在北美封杀微信账号,反对其监视、审查及扼杀美国公民言论自由而不断呼吁,要求美国政府启动法律制裁。

他告诉美国之音,在看到特朗普总统账号永久被封事件,他颇为震惊。他说,从他对美国政府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理解看,这是违背美国宪法精神的。他说:“如果掌控了话语权的科技大公司有权拒绝或限制个人基本言论的话,此行为将与美国建国的精神和宪法的根本理念背道而驰。”

美国媒体巨头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行动也让国外领导人质疑社交媒体平台的自主审查的权力。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推特永久封闭特朗普总统账号的决定是“有问题的”。欧盟委员会委员布雷顿(Thierry Breton)表示,“(社交媒体平台的)CEO能够下架总统,而没有任何核查和平衡措施,令人费解。”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社交媒体现在“做出编辑决定,选择谁可以出声音,谁不能出声音”。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则感到“震惊”,他认为 “网络寡头也同样对美国和民主构成了威胁。”他认为对网络平台的管理,不应当由“网络巨头”来承担,因为这是国家和司法机构的任务。

不过,在美国对科技巨头的影响力的担忧并非从这次封禁行动才开始的。一直以来,脸书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都被指控带有政治偏见,在社交网络中故意压制保守派言论,限制相关人士的账户使用。甚至可以说,特朗普共和党政府在其任期后半段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或大幅修订230条款。过去两年时间,美国国会已经就230条款进行了多次听证讨论。

今年5月28日,特朗普发布了《关于防止网络审查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eventing online Censorship),并在29日发布了一条内容为“废除230(“REVOKE 230!”)的推文,更是将230条款和社交媒体公司推向风口浪尖。

特朗普指责大型互联网平台审核言论的行为违宪,要求对社交媒体的该免责条款作出限制。

6月,美国司法部发布呼吁国会修改第230条的意见书。在同一天,五位共和党参议院共同起草提出了《限制第230免责条款法案》(Limiting Section 230 Immunity to Good Samaritans Act),提议取消大型互联网公司在第230条下的免责待遇,授权公民起诉那些有选择性的审查政治言论、恶意删除竞争对手内容的网络平台公司。

2020年9月23日,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了立法提案,提议对230条款进行修改。

不过,脸书和推特以及反对废除和修改230条款的人说,对230条款的改变可能会迫使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审查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脸书表示:此举通过让企业为全球数十亿人所说的一切承担潜在责任,将惩罚那些允许存在争议言论的企业,并鼓励平台审查任何可能冒犯任何人的内容。

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则解释称,“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以‘真相仲裁者’自居。我们的用意,是把发起冲突的各个点连结起来,呈现争议中的信息,好让民众自己做判断。”

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认为,大型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肯定会加速有关这些大的媒体平台是“国家公共资产”还是私营企业的讨论。

他说:“当你看着这些大型技术平台的时候,你禁不住想,它们是国家公共资产还是依然是私营公司?如果是私营企业,它们有权执行自己的规定,哪些该继续留在网站上,哪些不能留? 哪些可以被发布?”

美国候任总统拜登也曾表示支持废除该条法律,不过,与特朗普不同,他的出发点是鼓励社交媒体平台的自律,减少假新闻的散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曾表示,自己对废除230条款保持开放的态度。

罗里达大学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的主任卡尔维特说,美国政府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也让科技巨头的未来影响力受挫。美司法部反垄断负责人马克·德拉希姆(Makan Delrahim)星期四还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调查科技巨头。

美国之音记者毕虎对本文也有贡献。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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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白宫亚洲政策 坎贝尔将是拜登的“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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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冰  来源:美国之音

周三(1月13日),根据拜登过渡团队被广泛引述的消息,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挑选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太平洋协调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

“这是一个高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级别、权限更广泛的管理职位,负责亚洲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各个部分”,“坎贝尔将直接向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报告,” 华盛顿邮报负责报道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记者引述白宫的消息来源写道。

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共和党人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告诉美国之音,“建立‘印度太平洋协调员’职位确实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此进行协调的必要性。”

塞耶斯比较此任命与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启用博明(Matt Pottinger)有异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国家安全副顾问,他确实在所有亚洲政策中扮演着四分卫角色。”

《外交政策》报道称拜登任命坎贝尔主管亚洲政策将加强新政府对华政策,是“在亚洲问题上的第一个大胆举动”。因为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国安会提名官员主要是针对中东和跨太平洋地区的。

坎贝尔是民主党最资深的亚洲事务外交官之一,曾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任国务卿时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参与帮助奥巴马政府制定了“重返亚洲”(Asian Pivot)战略。奥巴马的白宫后来将其更名为“亚洲再平衡”,但坎贝尔在2016年出版的《重返亚洲》一书时仍延用自己的说法。

塞耶斯认为,对中国强硬的共和党人士应该也会欢迎这一任命。“那些对中国的行为高度怀疑、主张对中国更为强硬的人士,他们应该对这一选择感到鼓舞,这不仅因为坎贝尔可能有正确的亚太策略,而且也因为拜登政府希望提高这一问题的层级。

2019年底,坎贝尔和苏利文在《外交事务》撰文,题目是《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阐述了他们应对中国的理论。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防战略》中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说,“这种竞争必须保持警惕与谦逊(vigilance and humility),围绕与中国共存的目标而不是期望改变它来进行。”

2018年,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美国绝不能回到希望中国实行自由化的以接触为基础的战略,美国必须承认这一战略无法成功。

观察家认为,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人选宣布延迟至今可能意味着对这一任命重要性的考量,其中也包括了希望它能顺利通过参院的确认。

“你需要一个个性、性情,受到广泛尊重的人来胜任这一职位。” 塞耶斯说。“坎贝尔具备这些,他的服务记录,以及他能成功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的个性,他在五角大楼,在海军服务过,他在国务院和奥巴马政府任职,最后几年他有自己的私营公司,一直与美国公司合作。”

塞耶斯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应忽视这一角色,美国商界在美中关系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竞争方面。”

“坎贝尔是个非常有技巧的外交官,他知道如何进行争论,如何说服对手,如何跟怀疑我们立场的人进行讨论,”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负责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高洪株(Harold Koh)说。

2012年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离中共监视进入美国大使馆后,时任国务院法律顾问的高洪株曾跟坎贝尔一起应对处于危机中的美中关系。

高洪株对拜登启用坎贝尔感到高兴: “他在中国关系、亚洲关系上有大视野,对我们的国家很有好处。”

周二(1月12日)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组织主任拉什·多西(Rush Doshi)撰文强调,美国可以通过恢复与中国的实力平衡、支持美国的同盟,并利用这些同盟来反击北京的挑衅行为。

他们写道,通过重叠的联盟网络,美国应该与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向北京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目前的走向很危险。”他们说,“这项任务将是美国近代治国史上最具挑战性的。”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真正的考验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来完成十年前坎贝尔首次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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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十大推手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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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值此见证众多“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2020年的尾声,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据“美国选举项目”网站的统计,目前已有6300多万选民完成了大选投票,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得票上领先优势明显。如果拜登在大选中获胜,其必将推行一系列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及时研判哪些人有可能加入拜登的执政团队,成为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推手,对我国有序稳定选后中美关系、适时寻求有关合作共识、有效管控未来可能分歧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试图根据相关资料,预判选后拜登执政团队对华政策可能的十大推手。

一、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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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布林肯,58岁,犹太裔,曾就读哈佛、哥大。身在外交世家,父亲和叔叔曾分别任美驻匈、比大使,其妻曾任拜登政府间事务和公共联络助理,后出任分管教育和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

布林肯1994进白宫历任克林顿特别助理、战略规划和国安会撰稿高级主管等。2002-2008年任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参谋长,成为拜登外交臂膀。曾短暂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08年为拜登竞选,后加入总统过渡团队。2009-2013年任总统副助理和拜登国安顾问,帮助制定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核计划的政策。2015-2017年任副国务卿参与“亚太再平衡”。卸任后合伙创立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帮客户扩大在华市场准入。2020年大选任拜登竞选高级外交政策顾问。

布林肯早在2018年就批评特朗普正把全球领导权让给中国,反对其裹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仇外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用优势建立更高标准,对等互惠,必要时可用关税,“完全与中国脱钩不现实且最终会适得其反”。要捍卫美国在构建国际规则和制度上的领导地位,确保有关改革符合美国利益而不是简单退出。要大力布局未来技术,不可把优势让给中国。为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亚洲再平衡”仍有意义,要确保南海“航行自由”,支持预防性外交和军事威慑相结合,主张通过构建连接欧亚盟友的“民主国家共同体”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网络战、移民和气候变化是本世纪的新挑战,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中美竞争之外,也可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健康等方面合作。总之,重点不是谁对中国强硬或软弱,而是谁能拿出有效策略确保美国优势。

此外,有消息指尽管布林肯熟稔国务院事务,但由于他是拜登长期心腹,拜登可能更想把他留在身边,可能任命他为总统国安顾问。

二、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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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坎贝尔,63岁。曾就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牛津大学,希拉里系,奥巴马时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设计者。

1987-1995年任海军部特别助理,同时1988-1993年任教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2000-2007年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等。2007年任新美国安全中心CEO和联合创始人,同时任Aspen集团主任和《华盛顿季刊》编委会主席。2009-2013年任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卿。卸任后成立The Asia Group咨询公司,为有意进入和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战略和商业建议。

由于在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智库界等皆任过要职,坎贝尔门生众多,即使特朗普当政也遍及国务院诸多部门,对美国外交影响较大。

近年,坎贝尔与埃利·拉特纳、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等平台发文称,美国外交界多年来高估了改变中国的能力,对华接触政策已结束,但也要防止两国滑入危险冲突的冷战模式。美中并不存在任何一方完全胜利或彻底失败的最终状态,应寻求共存。他批评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致使美中关系恶化。主张和盟友、伙伴一起制定科技、贸易、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坚持应把重心放在亚太,但须接受美国在亚太军事主导地位未来旁落的现实。美中需在南海等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减少误判风险。在台海问题上,不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是最好的战略。此外,他认为未来双方可在防控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面临的问题领域展开合作。

三、苏珊·赖斯(Susan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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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赖斯,56岁,1986年毕业于斯坦福历史系,在校获过杜鲁门奖学金。后就读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国际关系方向)。父亲是康奈尔经济学教授和美联储地方主管,母亲是教育政策领域学者,弟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从小梦想成为华盛顿特区的首位参议员。父母教导她“不要把种族作为借口或优势”。

1993-1997年是克林顿国安委成员。1997-2001年任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2001-2002年任智慧桥(后被欧亚集团收购)执行主任。2002-2009年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失败国家、全球贫穷及跨国性安全威胁等。2008年曾任奥巴马竞选高级对外政策顾问,11月她成为总统过渡团队成员。2009-2013年作为第一位非裔女性任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人权、反贫困、气候变化、妇女权利、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领域颇有作为。2013-2017年任奥巴马国安顾问(因共和党指责赖斯对美国在利比亚班加西使馆的失利负有责任,未能被提名为国务卿),在促成伊核协议和巴黎协定上发挥作用。2017年卸任后至今,任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杰出访问研究员、哈佛贝尔福中心高级研究员。2020年赖斯还一度进入拜登竞选搭档的“短名单”。

早前,赖斯曾在演讲中指出中国黑客问题事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2020年以来,赖斯批评特朗普政府污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不利全球合作抗疫,还放弃了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领导,把权力真空留给了中国。她指责特朗普政府在中国违反人权问题上的沉默使美国道德领导力受到了质疑。10月,赖斯在耶鲁活动中批评了特朗普“贸易战”政策,指其未给美国带来重大收益。她表示中美关系是拜登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尽管中美全球竞争增加,但双方仍在多个领域具有共同利益。

四、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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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沙利文,44岁,曾就读耶鲁、牛津,属希拉里嫡系,是民主党内公认的外交智囊和政治“新星”。

2008年任希拉里初选顾问,后在大选期间任奥巴马顾问。希拉里就任国务卿后,沙利文加入希办公室任副幕僚长和政策规划主任,和希拉里一起访问了112个国家。2013年2月希拉里卸任国务卿后,沙利文成为拜登第二位首席安全顾问,在制定美对利比亚、叙利亚和缅甸的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作用。沙利文2014年离任后前往耶鲁法学院任教,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2016年希拉里竞选总统期间,沙利文是希拉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希拉里败选后,他联合创立反对特朗普外交的“国家安全行动组织”,旨在支持和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外交共识,大多数重要成员都曾与奥巴马政府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2020年大选期间担任拜登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

沙利文主张与坎贝尔相近,2019年与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撰文主张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已过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2020年他指出中国对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显而易见的挑战。中国在军事装备(航母等)、高科技产业、海外补给基地等方面大量投入将影响未来亚太及更广泛地区经济、军事实力分配。中美在亚太和全球的竞争,与美苏冷战不同,但可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更大,也更为复杂。8月,沙利文在接受访谈时强调拜登新政府需在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中产阶级、移民、种族歧视、民主制度本身等国内议题上恢复元气,也要修复与盟友关系,恢复美国形象,与全球伙伴网络一起合作应对中俄竞争。在国际组织和制度方面,美国应重新重视联合国、WTO、WHO等,并进行改革,也应重返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组织全球民主国家峰会等。此外,沙利文还支持美国政府大力扶植本土制造业,打击海外逃税天堂,阻止货币操纵,缓解贫富分化等。

五、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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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拉特纳,43岁,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曾就读普林斯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坎贝尔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任执行副总裁。

拉特纳2002-2003年进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与拜登共事。2009-2011年任兰德公司分析师。2011-2012年在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2012-2015年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亚太安全项目副主任。2015-2017年任拜登副国安顾问。2018年至今任新美国安全中心任执行副总裁,主要关注重返亚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亚太海洋争端等。

拉特纳在国务院时是坎贝尔下属,负责中国事务,立场与坎贝尔相近。两人近年多次合发关于中国的文章。他认为中美竞争并不是另一场冷战,而是“一种更加差异化的竞争”。双方有着密切的经济交流,中国也已融入国际体系,其他国家并不愿选边站,应根据不同议题与中国竞争。他建议在5G等高科技领域加强与日欧澳韩等盟友协调合作,确保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并制定技术规则来巩固抵抗中国的筹码。他还特别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头等大事”,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六、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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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多尼隆,65岁,曾就读天主教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多年来负责过民主党卡特、蒙代尔、拜登、杜卡基斯、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竞选总统工作。其家族与拜登交情颇深,弟弟迈克·多尼隆从拜登任特拉华州参议员时就与其共事。其妻曾任第二夫人吉尔·拜登办公室主任。多尼隆曾多次协调中美高级别对话,与多位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

197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卡特白宫国会关系办公室工作。1983年作为全国竞选协调人参加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竞选工作,期间结识发妻凯瑟琳·拉塞尔(Catherine Russell),1988年两人一起为拜登竞选总统工作。布什总统时,多尼隆受雇于美迈斯(O’Melveny & Myers)律所。1992年多尼隆领导了克林顿大选辩论准备工作并出任过渡团队顾问。1993-1996年任克林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此间到访50多个国家,参与了波斯尼亚和平协议谈判、北约扩大等诸多重要外交议题。1999-2005年在房利美公司担任法律与政策执行副总裁。2010-2013年任奥巴马第二任国安顾问,为总统提供每日国安简报,协调政府对外政策、情报、军事、经济、网络安全和能源事务等,也作为总统特使会晤过多国领导人。

《华盛顿邮报》曾定义“多尼隆主义”为“致力于资源和利益在亚洲的再平衡”。2013年当他宣布离任时,奥巴马评价他“少有的能把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人”,拜登认为没人能比多尼隆作为国安顾问“富有才华且善于战略判断”。《外交政策》评价多尼隆: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战略眼光,即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反恐战争转向中国、网络、能源革命、跨大西洋、太平洋经济规则等下一代议题。

多尼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主要支持者,还支持TPP、TTIP。2013年他会晤我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军建立“健康、稳定和可信的军事关系”。他是第一位公开责备中国所谓“网络窃密”的美国官员。离任前负责协调了中美领导人的加州庄园会晤。卸任后多尼隆任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席。他反对“美国衰落”的概念,认为“没有国家能匹敌美国在人力、物力、全球联盟网络、军事实力、创新、自由政治经济传统等方面全方位且多维度的持久优势”。2016年奥巴马任命多尼隆任增强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主席,并提交相关网络安全报告给特朗普过渡团队。2017年以来多尼隆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2019年批评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呼吁更多地投资美国的科学、教育、基础设施和盟友,并欢迎优秀的移民。

此外,他弟弟迈克·多尼隆在拜登2020年竞选中作为首席战略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帮拜登提出“三管齐下”的竞选方案:本次大选关乎“国家的灵魂”、困境的中产阶级是“国家的支柱”、最需要的是“团结全国”,而只有拜登能恢复国家的灵魂、修复中产阶级、团结全国人民。

七、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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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曼莎·鲍威尔,50岁,爱尔兰裔,美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曾就读耶鲁、哈佛。

1993-1996年做过南斯拉夫战地记者,后获过普利策奖、基辛格奖。1998年在哈佛建立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任创始执行主任。第一本专著影响了“保护的责任”信条的提出。2005-2006年就职参议员奥巴马办公室,2009-2013年任奥巴马特别助理,任内主张基于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利比亚。后在联合国期间致力联合国改革、妇女和LGBT权利、宗教自由、难民、人权和民主等议题。2017年4月任职哈佛法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是贝尔福中心董事会成员、国际和平与安全项目主任。她被奥巴马誉为“我们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家之一”。

2019年11月,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鲍威尔指出“给中国一寸,中国会拿走一尺。”2020年10月,在宾大一次纪念联合国75周年的活动中,鲍威尔谴责了特朗普政府在抗击新冠大流行中拒绝国际合作,使美国丧失了领导世界抗疫的地位,却把这一地位让给了中国。为了重申美国的全球领导,美国必须修复国内的秩序。

八、柯林·卡尔(Colin K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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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卡尔,曾就读密歇根大学、哥大,目前任斯坦福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联合主任、拜登中心战略顾问。2014-2017年任奥巴马副助理和拜登第三位国安顾问。2009-2011年在五角大楼任负责中东事务副助理防长,为防长中东事务提供政策咨询。2007-2017年,不在政府任职期间,卡尔在乔治敦大学担任教职、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任高级研究员,在众多学术期刊和媒体发表研究成果。目前正在研究新冠疫情的地缘政治后果及未来全球趋势,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对战略稳定的影响,9·11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与历史分析等。

卡尔对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多有批评。2020年4月他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将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地缘政治影响,并将潜在影响国家间特别是中美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的转移或调整。此外,中国正在寻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影响力网络,促进反映中国视角的国际制度和规范。

九、何瑞恩(Ryan H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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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瑞恩生于华盛顿州,曾就读华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001起先后任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办公室、对外服务局、美驻韩大使馆领事部、台湾地区协调办、美驻华大使馆政治部、白宫国安委中蒙事务主管。期间,他获国务院颁发荣誉,奖励他在原创报告和影响力方面的突出贡献,这项荣誉通常授予那些因其工作报告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外交官。此外,他参与了奥巴马2014年对北京的国事访问,也是接待我国领导人2015年对美国事访问的政府代表团成员。2016年他作为总统代表团成员参加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还参加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2017年至今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2020年大选之际,也为拜登竞选提供非正式咨询。

2020年他在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项目“全球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的作用”系列报告中撰文指出随着美国近年在某些国际组织“后退”,中国试图在这些组织、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中更好发挥作用。尽管中美在诸多领域竞争激烈,但在气候变化上仍需探索更紧密合作。5月,何瑞恩表示美中关系降至1979年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历史低点,但抗击疫情需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合作。7月,何瑞恩在《纽约时报》表示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特朗普总统之下的众多官员企图让美中关系转向一种全方位的系统对抗,且达到无法被即将到来的大选结果扭转的地步。此外,何瑞恩对中国港台事务偶有微词。

十、麦艾文(Evan Medei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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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艾文,曾就读贝茨学院、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文流利,任亚洲集团高级顾问、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主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妻子曾任国安委发言人、现为奥巴马基金会国际首席官员。

麦艾文2009年成为国安委中蒙事务主管,2013-2015年任奥巴马特别助理和国安委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负责协调美亚太外交、国防、经济和情报事务,是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关键缔造者之一。此前,麦曾在兰德任高级分析师,专注东亚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美中关系、中国国防和安全议题等。2007-2008年曾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为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提供政策咨询。加入兰德前,2000年麦艾文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访问学者和外交学院兼职讲师。

2019年他撰文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发展到一个关键转折点,中国寻求民族复兴,成为全球性大国,在安全、经济、技术、治理理念等方面不可避免与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利益发生竞争与冲突。2020年4月麦艾文批评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认为逃避责任、一味“甩锅”中国无助美国赢得盟友和世界尊重,而应适时与中国合作推动世界抗击疫情,重新凸显美国全球领导力。7月,麦艾文在由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及其影响所发表的陈述中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中少有的能对全球稳定、安全和繁荣产生深刻而持久影响的议题。在当前的历史时点,要注意区分驱动美中关系变化的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使美中进入竞争为主的阶段,甚至时而产生敌意和冲突。他为疫情后的美国有关决策者提出“四重”建议:重新思考(Rethink)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在哪些领域,以哪些方式竞争;重建(Rebuild)双边的沟通渠道,避免误解误判;重置(Reset)美国对中国及美国盟友的期待,不能期望盟友在所有议题上都与中国作对;重构(Reconstitute)美国对华资料的来源分析,特别是中国政府事实上用中文公布了很多意图和政策,但并未得到准确翻译,为此美国政府需加强与大学、智库合作。

总之,上述可能的拜登对华政策团队以奥巴马政府时期人员为主,适当吸纳一定数量女性和少数族裔精英,50后、60后、70后共同构成老中青梯队。他们多是哈佛、牛津、耶鲁、加州伯克利等世界一流名校的博士,很多还是国际关系、法律等科班出身。他们离开政府后又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智库、高校中“旋转”。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和战略竞争是美国外交面临的重要挑战,应联合民主国家盟友,在经济、高科技、知识产权、人权、航行自由、重返亚太、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确保美国优势和领导,同时也可与中国在抗击疫情、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方面务实合作。与特朗普团队相对松散、政见分歧明显不同,拜登团队成员彼此多年共事,联系紧密,政见相合远大于分歧。中国有关部门未来在与拜登团队的战略和战术互动中既要做到专业精细,又要加强协同合作。

最后,无论上述人员是全部还是部分入选拜登新政府,由于他们与拜登的关系密切,又都熟悉亚太事务,长期关注中美问题,且基本都与相应的中国同事打过交道,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作者: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金潼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0/10/31

旧文章ID:24006

致MIT校长副校长的信:抬起头颅 直起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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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饶议科学

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Rafael Reif

MIT研究副校长Maria Zuber

亲爱的Reif和 Zuber博士:

波士顿联邦调查局(FBI)于2021年1月13日逮捕陈刚博士不是其他,就是种族主义行为。

如果MIT不支持陈刚博士,MIT将被认为参与了二十一世纪最糟糕的学术界种族歧视案例之一。

陈博士是受高度尊重的MIT科学家。他与中国的关系是学术界非常正常的关系。

陈博士与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的关系,你们两位都知道。南科大所在的深圳市领导曾经访问MIT,与MIT领导层会晤。陈博士与南科大签署的合约是代表MIT,不是代表他本人。陈博士咨询南科大丝毫不是秘密。

FBI对陈博士的关键指控是陈博士在申请能源部经费时,没有披露他与中国的五个关系:1)南科大顾问,2)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评审专家,3)中关村发展集团战略科学家,4)中国留学生基金会顾问,5)中国第四届海外专家顾问。

这一指控极其荒谬。首先,研究经费发放机构要求申请人披露与研究相关的关系,以避免同一研究有多重经费支持。如果申请人有一项研究同时得到美国两个基金、或一个美国基金和一个中国基金支持,他应该披露。但以上五个关系都无关陈博士的研究经费,所以他当然不用在研究经费申请上披露。其次,他的这些关系是大多数学者一般的校外活动,不影响其研究和工作。它们不影响经费评审过程,不用向经费单位披露。第三,美国科学家为外国基金发放单位(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是常规工作。如果不披露为中国国家基金会评审经费是罪,那么有可能几乎所有MIT教授都可以被起诉曾经为以色列、意大利或英国政府的经费机构评审过研究课题。单单挑出中国的科学基金会为政府机构当然是种族主义,因为所有主要政府都有科学基金会。

陈博士的其他四个关系,可能充其量加起来一年只需要用他半天时间。与他有那些关系的机构不过是用他的名字,以便报告上级,自己“咨询了”国际顾问。

问题的根本所在,当然众所周知:川普主义从根本上腐蚀了美国的道德。

美国需要做很多才能从川普主义恢复过来。全世界都见证了,在川普和他的谎言面前,美国很少政治家有脊梁。

人们当然希望,作为学术卓越和学术自由灯塔的MIT,将昂起头颅,在波士顿FBI及其探员面前显示自己的脊梁,保护陈博士。

这是为陈博士,也是(如果不是更是)为MIT。

世界在看着。

饶毅

主题: MIT and racism Re: A slippery road

Rafael Reif

Chancellor, MIT

Maria Zuber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MIT

Dear Drs. Reif and Zuber,

The arrest of Dr. Gang Chen on January 13th 2021 by the Boston FBI is nothing but thinly veiled racism.

If MIT does not support Dr. Gang Chen, MIT will be implicated in one of the worst cases of academic ra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Dr. Chen is a highly respected scientist at MIT. His associations with China are very normal in academia.

Dr. Chen’s association with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SUSTech, is known to both of you. The top leadership of Shenzhen city, where SUSTech is located, visited MIT and have met the MIT leadership. Dr. Chen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SUSTech on behalf of MIT, not on behalf of himself. There is no secret hidden by Dr. Chen that he is advising SUSTech.

The key charge by the FBI was that Dr. Chen did not disclose on his grant proposal to the DOE 5 associations with China: 1) an advisor to SUSTech, 2) “review expert” for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or NNSFC, 3) a Zhongguanchun Development Group or ZDG Overseas Strategic Scientist, 4) an advisor to the China Scholar Councilor or CSC, and 5) a “4th Overseas Expert Consultant” to the PRC government.

This is a ridiculous charge. First of all, funding agencies require applicants to disclose associa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in the grant proposal, so that a research project does not receive duplicate funding. So, if Dr. Chen has a project funded by both a US agency and another US or Chinese agency, he should have disclosed it. But none of the 5 associations are related to Dr. Chen’s research funding, so of course he should not list them on his grant proposals. Secondly, these associations are usual outside activities of most scholars that do not impinge on their own research or work. Thus, they do not affect grant review processes and do not need to be disclosed to funding agencies. Thirdly, reviewing grants for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NNSFC) is a regular activity. If failure to report reviewing for NNSFC is a crime, then almost all MIT professors could be charged with reviewing for funding agencies of Israeli, Italian, or British governments. Singling out a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s a government agency is simply racism as all major governments have science foundations.

The other four associations of Dr. Chen would add up to less than half a day of work per year because those associations have little to ask him other than using his name to let superiors know that each agency “had consulted” international expert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s, of course, known to all of us: Trumpism has fundamentally eroded morality in the US.

Much have to be done for the US to recover from Trumpism. The entire world has witnessed how few US politicians have spines, in front of Trump and his lies.

We certainly hope that MIT, a beacon of academic excellency and freedom, will hold its head high and show your spine in front of a racist Boston FBI and its agents in defending Dr. Chen.

This is for Dr. Chen, but it is also, if not more, for MIT.

The world is watching.

Yi Rao

发件人: Transmissome

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19, 2018 at 1:51 PM

至: Maria Zuber

抄送: "L. Rafael Reif" >, "R. Gregory Morgan"

主题: A slippery road

Dear Maria,

I appreciate that you are “a strong and vocal proponent of the U.S. having an open research system that attracts the best students and faculty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NIH recommendation for strict control is based on a rule that was not and can not by enforced in the court. In effect, it will only create frictions in the US and distrust by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 am glad that, on your panel, Dr. Wallace Loh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tudies law.

NIH is using “Other Supports” to ask applicants to list funding sources and projects. But:

1) what was written in Other Support was never a big deal. The major purpose wa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duplication of federal support of the same project at the same time. Most applicants would list federal and other public sources, but not private donations.

Funding from foreign sources has always been unclear, but no one cares. There is a good possibility that Japanese government funds, in the form of RIKEN, support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memory at MIT. You can check, but my guess is that such support has not been listed in any of the NIH grant applications of the MIT investigators. I do not blame them, I think that this was OK if I sat on an NIH study section reviewing their grant applications.

2) NIH grant applications are supposed to be true, but how can they be required to be “complete”? This is scientifically impossible.

The major parts of the grant application are not “OTHER SUPPORT”, but “Preliminary Studies” and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In most experiments, one will obta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ults. Few if any grant applicants will list negative results countering their own plan in grant proposals. It is understood and allowed because researchers have the freedom to decide the best way forward based on their own judgement of their results.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provide complete information. If they choose the wrong road despite their knowledge of negative results, it will be to their detriment. But they can ignore some negative results and move forward and, with more experiments after NIH funding approval and support, find their hunch to be correct.

This happens in science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of this, Jim Watson of the double helix fame once remarked that a good theory should not be ruined by bad results.

3) How can Chinese or Japanese funding influence NIH in a bad way? I can not imagine. I don’t know who can.

If a PI in the US gets an extra lab in China or Japan, the funding is usually for the labs in China or Japan, not his/her US labs.

His/her home institutions would want to ensure he/she still performs well in the home institution, but that requires no extraordinary caution because many biomedical scientists have associations with companies.

Because the PI’s US lab is not supported by other sources, it is unclear whether he or she should list them in OTHER SUPPORT.

If a PI has funding from another country supporting his/her lab in the US, that complements and amplifies the NIH support, and strengthens the mission of the NIH. How can that be wrong? NIH study sections review grant applications with NIH criteria, and if NIH decides to fund a proposal, it is because the NIH finds it good enough.

In summary, the ado about nothing created by the NIH will have no good effect because there was no real problem to be solved. Problems with a few bad eggs are not systematic and can be solved with existing rules and laws at existing institutions, without consuming the time and efforts of the NIH.

Keeping this report only sends a signal that the NIH and 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gree with the Very-Large-Brain: keep distances from the Chinese.

What a sad turn of events? US scientist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used to support scientists who suffered in Soviet Union, for example. Now, some Chinese academics are blocked from visiting the US (including attending symposia at MIT), or intensely questioned at the airport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US scientist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ve joined in persecuting scientists from other countries (a few Houston biomedical researcher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Clinton manner, stretching from one question to another until the focus was far from the original and could not even be tested in courts but careers were already ruined, all sending the same signal: dare you have Chinese connections).

If academics can go this far, then what can possibly prevent the Very-Large-Brain and his people to push in other ways (note the recent arrest of a Chinese IT company executive, a Chinese citizen supposedly have violated US domestic law while working in China)?

The Chinese are now puzzled,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l, the usually quiet Chinese will be forced to walk away.

This is a slippery road that was pushed by the US side along, against many other countries.

Yi

发件人: Maria Zuber

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19, 2018 at 6:19 AM

至: Transmissome

抄送: Maria Zuber

主题: Re: thinly veile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national and racial origins

Dear Prof. Yi–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write to me and other members of our panel about your concerns. I am a strong and vocal proponent of the U.S. having an open research system that attracts the best students and faculty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those views are shared by our entire panel. Our report explicitly discusses the value of foreign scholars.

That said,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all researchers who receive research funding from the U.S. government be open about their support and comply with basic, longstanding rules. The goal of our report is to remedy transgressions that have been uncovered at NIH, so that valuabl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can continue.

Thank you again for taking the time to lay out your concerns.

Sincerely—

Maria Zuber

On Dec 15, 2018, at 11:16 PM, Yi Rao wrote:

Dear Dr. Zuber,

I met the delegation led by the MIT president a few weeks ago. I was encouraged that MIT is not bending to the toxic brand of Trumpistic xenophobia.

I am surprised now that you were one of the co-signatories of to the report presented by the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NIH director: Foreign Influences on Research Integrity.

I was on the Facul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1994 to 2004, in the then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Neurobiology (now Neuroscience). I enjoyed my ten years at Wash U and my children also grew up there. I felt welcome at Wash U, though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continued but discriminations were not overt.

The report on Foreign Influences on Research Integrity is a textbook case of distortions, fabrications and lies, all beginning with thinly veiled national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s.

NIH’s mission is to support biomedical research to improve human health. Your institution is here to save lives, not a military organization to kill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NIH does not even claim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from research supported by its grants. So the current hysteria is not based on your own mission, but hypocritic response to Trumpism.

MIT has many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The first Chinese biochemist Hsien Wu was trained at MIT before he invented the most useful method for measuring blood glucose with Dr. Folin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he Folin-Wu method helped millions of patients over many decades. Upon returning to China in the 1920s, he became father of biochemistry in China and made contributions regarding antibodies and protein folding.

I hope that you do not view current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MIT as thieves sent by China. They all went ther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some even with American dreams. How disappointed they would be if they find out that their director and deputy director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a report implying that China a systematic effort to steal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through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non-militarily related disciplines. Had it not been about them, they would have "laughed to death” (a Chinese proverb).

I am one of the 4 scholars who proposed what was later named awkwardly as the Thousand Talent Program. Its purpose was solely to recruit. All countries do this. Canada has a program called Canadian Chairs which also includes recruitment.

From the 1980s to 2010,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been semi-depleted in science because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emigrated. It is very reasonable for China to recruit when resources allow. The other reason is for China to pay back to the world with increasing support of science: most advances in sciences contribute to humankind, not limited to one country. It is so ironic when China’s effort to contribute to humankind is now distorted by Trumpism prevalently in the US.

A major problem with the Thousand Talent Program is that a fraction of the putative recruits hesitate about returning to China full time, some of them may need a transition, which is reasonable, but some intentionally take labs and funds in China whi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US with no intention to move to China full time. Whether this is allowed is decided by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and not encourag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f fac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clean up this kind because it is viewed as a waste of Chinese resources. Some institutions intentionally hide such cases from the government so that they do not get blamed. For universities such as Peking, we do not allow that. When such cases arise, China usually loses because such individuals have full time jobs in the US, and thus stick to US rules and laws, but not those in China where they only have part time jobs. Some even take such advantages only to visit their families.

Thus, not only the Thousand Talent Program never tries to steal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but its major problem actually hurts China. It does not hurt the US at all, when US scientists get extra funding and resources. Research in biomedical sciences leads to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ccessible to all scientists.

When a few individuals behaved wrongly, it is their fault, not the fault of an entire country or billions of people. The current NIH director, Dr. Francis Collins, once withdrew two papers because of fabrications by a student in his lab. Should we call the Collins lab a thief or liar? Or by extrapolation, call the NIH an institution led by someone who had scientific misconduct? Of course not. Because the problems were the faults of that student, not Dr. Collins or the NIH (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that time).

I hope that you will revise this report or withdraw your signatory.

When history looks back, this report, as it stands now, will be a stain on everyone who signed the morally corrupt report.

Sincerely

Yi Rao, Ph.D.

Professor and Director, PKU-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Dean, Division of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Director, Chinese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Beijing

Chin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ria T. Zuber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E.A. Griswold Professor of Geophys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7 Massachusetts Avenue, 3-234

Cambridge, MA 02139-4307

http://orgchart.mit.edu/vice-president-research

Research Office:

Department of Earth, Atmospheric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7 Massachusetts Avenue, 54-518

Cambridge, MA 02139-4307

Phone: 617.253.6397

http://www-geodyn.mit.edu

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

— J.R.R. Tolkien

来源时间:2021/1/15   发布时间: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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