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an Buruma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Who Is America?

By Ian Buruma

from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是最近《丘吉尔情结：从温斯顿和罗斯福到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特殊诅咒》(The Churchill Complex: The Curse of Being Special, From Winston and FDR to Trump and Brexit)的作者。

译者简介：

章霈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由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委托海国图智研究院翻译，进行全球传播。报业辛迪加与海国图智致力于携手整合国际多语资讯，为中国与世界读者提供国际、各界、多语专家的思想精华，促进国内外作者的互动交流。

纽约——为什么一位美国总统在其政府的最后几周里，竟然赦免了四名冷血杀害14名伊拉克平民的美国雇佣军，却要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处决联邦囚犯?联邦政府今年已经处死了10名男性犯人，比美国所有州今年执行的死刑加起来还要多。在特朗普下个月离任前，还有三起死刑即将执行：一个是一名在未满18岁时涉嫌谋杀的男子，还有一个是70年来联邦政府处死的第一名女性。

特朗普政府的杀戮狂潮违背了近段时间尽量避免死刑的常态和趋势，尽管这一“跛脚鸭”政府除了愤怒地争辩选举结果之外几乎无能为力，但狂热的死刑潮仍在继续。试图理智地谈论美国新冠疫情危机的是当选总统拜登，而不是特朗普。

特朗普大开杀戒是因为他输掉了选举而气急败坏吗?这只是个人怨毒吗?或者是象征性地对“法律和秩序”摆出野蛮姿态与承诺废除死刑的拜登对抗，好让他兑现诺言后显得像一个好欺负的软柿子?

要思考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我想起了已故伟大的比利时汉学家兼散文家西蒙·莱斯讲述的一则轶事。他当时是在回应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希钦斯用尖酸刻薄的笔触写了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题为《传教士的立场》，这是希钦斯典型的挑衅。虔诚的天主教徒莱斯认为，希钦斯对特蕾莎修女的精神优越性过于崇拜以至于想把她拉得和自己一样低。

不管莱斯对希钦斯的看法是否正确，同样的事情不断发生。一天，莱斯在澳大利亚某个嘈杂的咖啡馆工作。收音机正在播放低俗的流行音乐。然后，节目就奇迹般地变了，莱斯听到了莫扎特五重奏的美妙声音。在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一个男人突然站起来仿佛很生气地把收音机调回了流行音乐。当时咖啡馆内明显十分轻松快活，并没有什么惹人不快的事。

莱斯思考着这个人为何大动肝火。那个人讨厌古典音乐吗?他对莫扎特有特别的厌恶吗?也许是他缺乏修养，使他无法欣赏这首乐曲的美妙之处。莱斯得出结论说，这都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个人感觉到了音乐的质量，他不得不取消它。莫扎特使他觉得自己渺小、无足轻重、粗俗。他不得不把音乐降低到自己的水平上。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四年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激进行为。奥巴马作为总统时有他的缺点，但他总是散发着一种尊严和优雅的气息。历史上很少有总统有他的英文散文天赋。奥巴马不仅是一个时尚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眼光的读者。他任期内的行为一向是无可挑剔的，他和妻子米歇尔是一对素质很高的夫妻典范。

这正是他的一些对手永远无法忍受的。种族主义者讨厌被黑人统治的想法。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且教养的黑人，他升任最高职位更令人无法忍受。

过去四年里，许多评论员指出，特朗普是被一种执迷不悟的欲望驱使，想拆毁前任建立的一切。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特朗普极度的不安全感;不严肃对待自己的基础;或者他自己的种族偏见。我认为莱斯在澳大利亚咖啡馆的轶事提供了最好的解释。特朗普不得不抹去奥巴马所代表的高度文明的形象。他必须把它拖低到自己的水平。

奥巴马的口头禅之一是“不是我们的做派”。例如，作为美国人的“我们不会”有潜伏在美国生活黑暗角落的下流天性，在其他国家运行“黑点监狱”折磨囚犯“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绝不”在黑人教堂里进行种族主义杀戮，等等。

奥巴马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领导人。他在书和演讲中表达了美国的崇高理想。在这方面，他以马丁·路德·金为榜样，二者都充分意识到了美国粗俗、暴力、种族主义的一面。两人都努力迎合人类好的本性。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国家能实现他们的理想。

这正是激起特朗普及其忠实支持者激进行为的原因。鲁莽、偏见、称赞暴力是特朗普成功的关键。他的语言越粗俗，行为越粗鲁，他的支持者就越为他欢呼。这是他们对奥巴马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的报复。

拜登的受欢迎程度恰恰相反。他是反对特朗普的人，他承诺要恢复美国政治的尊严。与奥巴马一样，他表达了对理性和爱国两党合作的信念，并承诺他的政府将结束这个社会和政治被破坏的时代。

拜登是否能够成功还是个未知数。重建要比破坏难得多，特朗普任期内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拜登有多希望实现奥巴马对一个更文明社会的渴望，仍有数百万美国人认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作风”。

来源时间：2021/1/8   发布时间：2021/1/8

旧文章ID：23913

作者：罗亮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罗亮(Luo Liang)，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国白宫不久将再次易主，迎来它的第46任总统拜登。这位深耕于国会与白宫多年的资深政客将以何种方式开启“拜登时代”的内政外交呢?作为奥巴马的重要竞选搭档和长达八年的副手，拜登会在南海政策上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基因”吗?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南海政策及手段。奥巴马任期内，“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接踵而至，南海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和谋求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在军事安全领域，维持在南海地区高频次的军事抵近侦察活动，不断试探和挑衅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底线;在处理双边关系上，不断巩固与盟友及伙伴的关系，支持并鼓励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的侵权行径，幕后炮制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对中国施压，美越关系亦突飞猛进;在南海历史及法理问题上，围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歪曲客观事实和国际法规则，攻击我国南海“断续线”及正当合法海洋权益;在地区规则制定上，刻意破坏“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气氛，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和影响磋商进程;在话语体系上，肆意炒作我国在南海正常的陆域吹填等合法维权行动。总之，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及特点可谓名目繁杂，花样众多，使南海地区长期呈现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

毫无疑问，收拾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拨乱反正是对拜登政府当下最紧迫和棘手的考验。南海议题短期内恐难提上其对外重要议事日程，但在整个美国奉行对华示强的总基调下，为维持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及高压态势，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及策略可能成为其南海政策的选项之一。

其一，延续美军在南海常态化、高频率、强烈度的“航行自由行动”及密集抵近侦察。虽然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军将每次“航行自由行动”都定为“一次性事件”慎重对待，甚至一段时期内暂停了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直至2016年才重新恢复，但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已将美军“航行自由行动”决策权下放，五角大楼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将越发频繁，针对性及政治性也更为强烈，甚至日本、英国等国也将伺机而动。

其二，重拾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这一政治遗产。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亲手炮制了南海仲裁案。拜登在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也曾多次公开表态，要求中国接受菲律宾仲裁裁决。拜登上台后势必再打南海仲裁牌，重申裁决的有效性和拘束力。这样一方面可供媒体制造舆论热点，损害中国与菲律宾和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变相鼓励越南、马来西亚与中国“对簿公堂”，为推动这些国家提交新的国际仲裁摇旗助威。

其三，美越关系将再度热络。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视越南为其在东南亚的重要伙伴，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扩大防务合作。越南则乘势而上，推行大国平衡战略。近年来中越双方因海上问题时常发生摩擦乃至对峙事件也屡见不鲜。一旦越南对华强硬派上台，重启在争议海域的单边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中越海上矛盾必将再度激化，进而为拜登政府创造良机。美国将通过向越南提供舰船、战机等军备，谋求越南对其开放金兰湾和岘港，以此作为美军深度介入南海的重要战略支点。越南则将更活跃地在南海问题上扮演马前卒角色。

从拜登披露的施政纲领看，其入主白宫后对外政策重心将聚焦重返国际多边框架、修复与盟友及伙伴关系，重新扛起全球领导者大旗，而对华政策难以推陈出新。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海域内国家的互动颇为值得关注。

原文标题《拜登会继承奥巴马的南海政策吗?》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6

旧文章ID：23911

作者：张云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云(Zhang Yun)，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随着拜登新政府执政在即，中美关系能否转圜成为世界关注焦点，而一个重要的可视性指标将是中美高层对话的重启。

过去一年，中美高层对话几乎完全中断，这当然有疫情影响的原因，但仍可说是中美关系史上极不正常的。拜登曾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多次参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高层沟通的意义相当了解。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近期也表示中美之间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谈，并提出对话、合作、管控三大清单，展示了对恢复中美对话的高度开放性和灵活度。

尽快恢复高层对话的必要性

从严格意义上说，2020年较为引人瞩目的中美高层对话似乎只有一次，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6月16-17日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闭门会谈。美国新政府执政后，迅速恢复高层对话渠道对中美关系今后几年的发展具有开局引领作用。

首先，高层对话的迅速恢复对中美两国国内悲观论有抑制作用。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两国国内的悲观论也在不断弥散。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受认知的影响，一旦主流认知认定中美是对手，中美关系是对抗，那么合作与对话的空间自然缩小。中美关系高层对话迅速恢复将给两国国内发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即中美没有走向全面对抗。

第二，中美高层对话的迅速恢复将极大重振国际社会对稳定与合作的国际秩序的信心。无论抗击疫情、恢复经济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美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合作。中美关系紧张让国际社会对国际秩序有迷失方向之感，中美高层对话的尽快重启将为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朝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全球主义方向发展起重要的定向作用。

确保中美高层对话的质量

中美迅速恢复高层对话是第一步，但恢复对话并不意味着关系一定会转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不自动意味着都能谈得拢。中美关系中有不少高度敏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核心利益，很容易让重启的对话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因为对话反而让双方的互不信任进一步升级。换句话说，在解决中美恢复高层对话效率的同时，还必须确保对话的质量。

首先，对话不应该聚焦那些容易走入死胡同的问题。高层对话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持续性，信任建立往往是反复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交易。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与日本进行首次战略对话之前的心境时写道，如果一上来就谈靖国神社，那么就会出现无休止争论。中美关系比中日关系更加复杂，敏感问题更多，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看法，也需要进行沟通，但如果从一开始就聚焦这些问题，很可能出现矛盾激化的反作用，在这一点上双方要有默契，也需要智慧。

第二，中美要在对话中共同学习如何建立合作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如何对付苏联、中东以及反恐，这实际上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世界。然而，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中美关系是多层面的，主要不是对抗而是竞争，用老经验来处理中美关系是工具箱的错乱。中美高层对话要保证高质量，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找到处理合作性竞争关系的钥匙。

第三，充分重视和发挥第三方的促谈作用。中美关系远远不只是中美之间的事情，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各国最关心的是国际体系会不会走向分裂，压缩它们的生存空间，因为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希望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发挥更多作用，并在合作机制和规范上有进展。中国近期签署RCEP，正式表态愿意积极考虑加入CPTPP，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些都具有通过加大多边主义投入为中美对话创造良好大环境的意义。

中美恢复高层对话既要有只争朝夕的效率意识，也要有确保对话质量的战略定力。相信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中美双方，最终会找到处理合作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原文标题《平衡中美恢复高层对话的效率与质量》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6

旧文章ID：23910

作者：大卫·保罗·戈德曼，张佳俊(译)  来源：修远基金会

【导读】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发生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正在进行中的总统选举人团计票程序被迫中断，更有示威者被枪击身亡。美国的政治乱局震惊了世界，更令美国精英深感忧虑。他们不仅担忧美国的政治体制遭遇破坏，更担忧美国的全球地位被超越。本文作者、美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保罗·戈德曼(David P. Goldman)的观点就代表了美国精英的一种典型忧思。他针对中国科技的崛起和美国科技的相对衰落，在《克莱蒙特书评》撰文追问：一个20年前被西方学者算定即将崩溃的国家，为什么今天成了很可能超越美国的国家?他从中国的经济、军事、教育、商业等方面，以改革开放数十年历史演进的眼光，系统而深入分析了中国之所以崛起的理由，试图辨析当下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的诸种误解。作者指出，中国是美国从未面对过的一种对手。而在这一历史关头，美国必须像当年肯尼迪的登月计划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那样做出全国性的努力，才能恢复美国在高科技制造和军事应用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否则就会沦落为当年第二个失势的英国，变得更穷、更弱、更不安全。由于作者的身份，本文对中国的一些判断带有鲜明的美国立场，请读者加以辨析，以便了解美国战略界的思想动向。

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描述了悲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一直否认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世世代代被视为贫困代名词的国家能够与我们竞争。随着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我们已经转变为愤怒。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不久就会讨价还价。

几千年来，中国内在的弱点，使其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内部。自公元前3世纪中国统一以来，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中国正在向外发展——但不想统治你们。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的博格人一样，它想同化你。

特朗普总统认定美国与中国的现状不能继续下去，他扭转了2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挑战美国战略优势的善意忽视，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中国的扩张。但是他没有成功。到目前为止，他只是治标不治本。到2019年底，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陷入了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双方经济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没有明显的赢家。

▍不算秘密的计划

自章家敦(Gordon G. Chang)2001年出版畅销书《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以来，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五倍。曾经是第三世界贫民窟的中国城市已经发展成为看起来像科幻电影场景的钢铁玻璃巨人——不仅仅是上海、深圳和广州，还有像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每个城市都有3000万居民。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至每年6%——约为美国增长率的3倍。中国的债务负担比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略高一点，和美国差不多。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在《必有一战》(Destined for War, 2017)中提出警告，认为那场战争是一个崛起大国挑战一个守成大国的典型结果。正如我在《我们必须战斗吗?》(“Must We Fight?”, CRB’s Fall 2017 issue)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艾莉森的文章里有很多地方是错误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可行性问题：中国在火箭、超高速滑翔导弹、潜艇和其他军事技术上倾注了大量投资，这些技术可以阻止(外部军事力量)进入中国海岸及其周边地区。悉尼大学2019年的一项研究警告称，战争爆发后几小时内，中国的导弹力量可能会压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大部分资产。即使我们希望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这条路也走不通。

哈德森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确信，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秘密计划，但其高科技军事建设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国已经证明了其击沉美国船只和遮蔽美国卫星的能力。中国火箭、潜艇、电子对抗和防空的结合，使我们的西太平洋军事资产成了靶子。几年前我们失去了南海。毫不奇怪，菲律宾在2020年2月单方面退出了与美国的联合防御协议。当我们在亚洲最老的盟友走到另一边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

中国的全球雄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的目标是在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将欧亚大陆融入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利用其5G宽带优势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自2011年以来，华为的网站一直在宣传中国的全球经济计划;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每一次电信会议上都大张旗鼓地宣称了这一点——而且花费了相当大的代价。

美国战略家们似乎认为我们在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打交道。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他们最有才华的科学家说：“发明点新东西，我们会给你一枚奖章，也许还会给你一个腊肠。”中国说，“发明新东西，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然后成为亿万富翁。”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有285位亿万富翁——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他和其他许多亿万富翁一样，都是共产党员。身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全中国都多。

我们面对的可不是喝醉的、腐败的苏联官僚，而是从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美国面临着更令人生畏的事物：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它务实、好奇、适应性强，而且饥肠辘辘。

华为提供了模板。该公司使竞争对手破产，并雇佣了他们的人才。它在R&D(译注：R&D即研究开发，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三类活动)的移动宽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的5万名外籍员工从事大部分基础研究。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首次成功吸收了西方科学和工程精英中的关键群体，并利用他们实现其全球雄心。

移动宽带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的目标是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控制点”。试想：工业机器人通过5G网络相互交流，并利用人工智能设计生产技术，而无需人工输入;医学诊断利用了10亿人不断更新的生命体征和遗传史;由穿着白大褂、戴着虚拟现实护目镜的技术人员指挥的采矿机器人;宽带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使得其他十几种颠覆性技术成为可能。中国就像一枚两级火箭。邓小平改革后，出口驱动的廉价劳动力经济将它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国家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化巨人，这是一个助推器。十年前，中国开始抛弃这种助推器。下一阶段是华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互联网以及供应链管理、运输、医疗保健和其他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推动。

▍“大黄蜂”的飞行

美国对中国全球雄心的回应已经失败。这次失败有两大原因。首先，我们长期低估了中国的能力和雄心。其次，我们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将大量资源投入基础研究、科学教育和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的投入已经缩减到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只大黄蜂，不应该会飞——但是居然会。美国评论员很难解释中国的成功，所以他们假装中国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也不会长久。例如，特朗普在2019年7月30日的推特上写道，“中国表现非常糟糕，是27年来最糟糕的一年……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消费量几乎是他出生时父母的十倍。在地上脏兮兮、厕所在屋外的房子里长大的中国人，现在住在有中央供暖和室内管道的公寓里。省吃俭用买自行车的中国人现在可以买得起汽车了。中国的数据，是为了让事情看起来更好而伪造的吗?别妄想了。经济活动的基本指标，如电力生产、货运和关键工业项目的生产都是可以核实的，它们密切跟踪报告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系统(约90，000英里)，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今天约18，000英里，到2025年将增长到24，000英里)，以及足够将近6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住房。这些东西30年前都不存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是现代世界的奇迹。与中国的机场、公路和铁路相比，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现在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和韩国加起来还要多，是美国的六倍。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科学教育质量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得益于美国的研究生院，中国的大学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和工程学院。美国五分之四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授予外国学生，其中中国学生是最大的一部分。

很难衡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科技教育的相对质量。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50强工程技术学校排名中，就有五所中国大学。中国科技公司的高管告诉我，他们不太喜欢聘用美国大学的中国本科毕业生。他们认为，中国的项目更加严格，出国的中国学生很可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在中国的高考中没有取得好成绩。

中国不再需要窃取或复制西方技术。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好的5G设备，一些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超高速战略导弹，可以与美国设计的最好的计算机芯片相媲美的计算机芯片，以及一种不可破解的网络安全技术——量子密码技术。2019年，一艘中国机器人飞船首次软着陆在月球的背面。那仅仅是一个开端。

▍研究与债务

中国目前在研发上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美国为2.8%——但考虑到我们经济的相对规模，他们在R&D的绝对支出与我们大致相当。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支出的构成。美国R&D的主要构成是寻求对现有产品的渐进式改进——一种升级的洗衣液或一罐不太咸的汤。正如五角大楼在2019年对中国军事能力的评估中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R&D专注于军民两用技术。在关键领域，中国的支出比我们多得多。2019年，哈德森研究所的分析师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

北京是美国量子计算的主要竞争对手。它每年至少在研究上花费25亿美元——是华盛顿花费的10倍多——并且在合肥省有一个巨大的量子中心。中国渴望开发破解密码的“杀手级应用”，这意味着保护美国数据和网络免受量子入侵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作为全球移动宽带行业的领导者，华为在R&D的投资超过了其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总和。

根据巴布森学院教授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的说法，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支持使美国的努力相形见绌:

2017年，(中国)国家政府宣布，希望到2030年，让中国及其产业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世界领导者。政府最新成立的风险资本基金预计将在国有企业的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领域投资逾300亿美元，该基金还将加入规模更大的国有风险资本基金。仅中国一个省就表示将投入50亿美元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业务。北京市已承诺投资20亿美元，开发一个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工业园区。天津是一个主要港口，计划投资160亿美元来发展当地的人工智能产业。

美国的投资计划，主要是在国防工业，与中国的努力相比相形见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国防部的研究机构，多年来一直赞助人工智能研究和竞赛，并拥有一个名为“人工智能下一步”的20亿美元基金，帮助大学和公司开发下一波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还不清楚它的努力取得了多大的实际进展。

一些分析师称，中国经济将遭遇一场令其元气大伤的债务危机。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和美国的债务负担差不多。中国政府、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1%，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9%。最大的区别在于谁欠谁的债。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但美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相比之下，美国私人企业债务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左右，而中国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0%。

诚然，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它过度依赖大型国有银行，这些银行习惯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不加任何刁难。中国当局允许私营企业倒闭，而不是鼓励银行掩盖它们的问题。2019年前11个月，中国有170亿美元的企业债券违约，与4.4万亿美元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相比，这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债务是由基础设施融资的，而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撑债务负担。中国为基础设施支出融资的方式解释了债务集中度的大部分差异。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从税收或借款中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在中国，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借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017年，我在给亚洲时报的一项研究中提出，据计算，在中国基准股票指数深证300中，非金融企业所欠净债务的三分之二，仅由22家企业所欠。几乎所有公司都涉及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基础设施、航运、航空或金属)。中国企业的债务应该被视为中国主权的“公共工程”投资。

相对于各自的经济规模，中国和美国借入了大致相同的资金，它们得到了什么回报?美国国债增加了20多万亿美元，这还不算未注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负债所预计增加的46万亿美元。我们把这笔钱的大部分花在了转移支付上。中国利用其债务将5.5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新、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没有权宜之计

我们用“帝国”这个词，来唤起人们对军事征服和殖民占领的记忆。但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它的目标是同化和间接控制，而不是帝国统治。它避免了帝国对外国军事承诺的过度干预，并试图通过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来锁定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对中国没有简单的回应方式，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也没有捷径。世界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的全球突破。它将改变这个星球上每一个居民的生活，包括美国人。俄罗斯革命家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说，你可能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对你感兴趣。中国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仅仅因为是美国人而得到报酬。全世界都得来找我们。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深度资本市场，独一无二的风险资本家，独一无二的国防机构能够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基本的R&D领域，独一无二的熟练劳动力准备把创新转化为产品。我们发明了数字时代的每个组成部分：半导体、显示器、传感器、激光、网络和互联网本身。美国公司在几十个领域享有自然垄断。我们的商品和服务高价出售。美元是国王。当我在第一届里根政府期间住在德国时，驻扎在德国基地的美国士兵用军饷购买了宝马汽车。

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0%。现在它占24%。更重要的是美国在高科技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9年的18%下降到2014年的7%，而中国从3%上升到26%。美国对高科技制造业的承诺随着2000年的科技泡沫而崩溃，再也没有恢复。绝非巧合的是，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正在与14亿聪明勤劳的人竞争。中国小学生早上7:30到校，下午5:00离开。每年有1000万中国青少年参加高考，并在两年内每天学习备考12个小时，以期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亚洲人的职业伦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常春藤盟校28%的学生是亚洲人，尽管亚洲人只占美国人口的5.6%。我们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世界级的工程系，其中最好的大学与美国最好的大学不相上下。

但我们早已不可能用中美技术能力的一对一对比来解释战略平衡了。中国已经招募了几十万名西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华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在20多个西方国家拥有5万名外籍员工和研究中心。它是一种可以产生雪球效应的技术驱动的群体。随着它的成长，它挤垮了竞争对手，吸收了他们的才华。

1258年巴格达被蒙古人攻陷，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教训。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躲在18英尺高的城墙后面，阿巴斯·哈里发·穆斯塔法(Abbasid Caliph Al-Mustasim)拒绝了蒙古人的进贡要求。阿巴斯认为，蒙古人是轻武装的骑兵;面对18英尺厚的巴格达城墙，他们能做什么?但是蒙古首领旭烈兀(Hulagu Khan)带来了1000名中国炮兵专家，他们只用了三个星期就攻破了城墙，之后蒙古人把巴格达人的头颅堆成金字塔——“筑京观”。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蒙古人，但这个类比是成立的：中国人从西方获得了摧毁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危险的是，中国已经学会吸收同化西方最优秀的人才。

美国能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生产力和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吗?我们以前也曾面临过这种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国家的军力压倒了轴心国;在太空竞赛中，我们克服了早期俄罗斯人的领先优势，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在里根政府时期，数字革命超越了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的虚幻优势。我们需要像约翰·肯尼迪的登月计划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那样的全国性努力，来恢复美国在高科技制造和军事应用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中国超过美国——我们将会退居二线，就像20世纪的英国一样。我们将变得更穷、更弱、更不安全。选择在我们手中，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本文原发表于《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2020年春季刊(VolumeXX2 Spring 2020)，原标题为《The Chinese Challenge: America has never faced such an adversary》，由“修远基金会”公众号编译首发，篇幅所限，内有有所编删。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7

旧文章ID：23909

作者：王辉耀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新政府即将上台，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下，中美面临严重信任赤字，既往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已悉数暂停。重构中美关系，可搭建更多对话桥梁，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增进双多边合作，并利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双方交流。

首先，面对新冠病毒变异传播、多国日确诊病例再创新高等严峻形势，中美可推动建立全球抗疫基金，为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作用及中美等国协作抗疫募集资金;可在G7基础上加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召开G10国家疫苗峰会，商议协作疫苗研发产销及分捐等，在世卫组织统筹领导下为欠发达国家疫情防控提供更多资金、物资、技术及人员支持。疫情持续对世界经济及国际金融造成严重冲击，中美也应像曾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那样共同筑起经济危机防洪坝，保障世界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

其次，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合作空间巨大。中美均是碳排放量大国，在国际碳交易机制完善、清洁技术及能源研发应用、气候灾害防治等方面可以开展合作，还可效仿中欧建立数字经济及绿色合作双边会议等。

第三，中美可就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WTO改革等展开经贸对话，共同完善全球经贸规则。拜登上任后可能重返CPTPP，中国则可尽早启动加入CPTPP的谈判，为中美交流搭建新平台。同时，除推进WTO改革外，中美还可重启投资协定谈判。中美BIT谈判在2008年启动后,迟迟未能达成共识，随着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中美可重启投资协定谈判，在着力协商双方分歧的同时化解一些合作难题。此外，欢迎美国加入RCEP，共同商议构建亚太地区经贸规则。

第四，中美及朝韩可召开四方会谈，推进朝鲜半岛问题解决。美朝对话此前陷入僵局，在六方会谈失效背景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可举办四方会谈，推进各方就半岛核问题形成分阶段、分步骤解决共识。在此过程中，美朝可适时重启对话，中美也可在斡旋朝鲜半岛问题中增进政治对话及互信。

中美加深交流有利于双方正确看待差异，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中美在官方层面应争取恢复一些高层对话机制，也可建立新的中美欧对话机制，协调应对中美欧关系及一些全球治理议题。智库等非政府组织因其非官方性质具有较高灵活性，又因其专业度可有效沟通中外，向双方传递彼此意图，可在中美二轨外交中发挥重要沟通连接作用。此外，良好的青年联系可为健康的中美关系注入活力，年轻人尤其是青年领袖应在中美交流中发挥更多作用，国际社会应有更多青年交流机制。中美既往人文交流频繁，疫情过后可放宽入境限制，欢迎更多美方人士来华留学、旅游，进行文化及学术交流等，使其各年龄各领域人士可通过深入接触更好了解中国。

在20世纪，世界曾分裂为美苏两大阵营，双方军备竞赛不断，民众相互敌视，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盘亘在部分人脑海中，使其深信国际竞争就是你死我活。进入21世纪，中美“脱钩”“分裂”言论频起，逆全球化潮流汹涌，全球化又走到十字路口。但中美关系并非美苏关系翻版，中美可建立良性竞争，围绕全球治理难题展开更多双多边合作。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7

旧文章ID：23907

作者：孙成昊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1期

美国大选投票日之后，随着选举结果逐渐明朗化，拜登胜选已经不存疑虑。从11月23日开始，拜登陆续公布了其外交及安全核心幕僚班子，从人事层面率先释放“美国回归”的强烈信号。拜登的对外政策可能重现奥巴马时代的部分特点，当然或许也会遭遇奥巴马时期同样的烦恼。

“建制派”卷土重来

奥巴马任内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曾把包括前防长罗伯特·盖茨在内的建制派外交精英称为“一团赘肉”，拜登在开启过渡进程后率先公布了其外交与安全团队的核心幕僚，其选人用人的标准预示着“一团赘肉”将重返美国决策圈。这一趋势与拜登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不无关系。相比在参议院没有打磨太久的奥巴马和政治素人出身的特朗普，拜登数十年的政治履历使其最重要的人脉主要集中在华盛顿“建制派”精英圈，典型代表是已经提名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布林肯1962年4月出生于纽约州扬克斯市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与拜登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2002年，布林肯任民主党参议院外委会办公室主任，当时外委会民主党的首席议员即拜登。自那时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得力助手。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了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安顾问，后担任副国务卿，成为奥巴马—拜登组合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只不过，布林肯的风格更像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而不是奥巴马，他更强调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性，不会像奥巴马那样为实现目标而更务实。

沙利文1976年11月出生于佛蒙特州的伯灵顿，成长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尽管沙利文只有44岁，却拥有丰富的决策经验。在奥巴马任内，沙利文曾担任总统的副助理和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副幕僚长。2016年，沙利文还成为希拉里的总统竞选高级政策顾问。沙利文的对外政策思路与拜登十分契合，他在《大西洋月刊》撰写《是的，美国仍然可以领导世界》一文中，猛烈抨击特朗普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提出在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将会进行大规模自我调整，保护和捍卫美国的生活方式，重塑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对外政策：熟悉的配方?

尽管拜登提名的外交与安全团队成员在族裔、性别等方面体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但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建制派”老面孔。除布林肯和沙利文之外，还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等，他们都是奥巴马任内的“前朝旧臣”。这一任命似乎向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在特朗普试图“抽干泥沼”的四年后，熟悉的华盛顿政治又回来了。欧洲盟友更是难以抑制兴奋之情，从欧委会到智库界纷纷抛出报告与建言，热切盼望拜登执政后扭转美国对外政策走向，重振跨大西洋同盟。

总体看，拜登执政后将努力重塑美国的国际地位。拜登承诺，上任后将召开“全球民主国家峰会”，推广民主价值观，作为美国领导世界的抓手。拜登、布林肯、沙利文都曾强调这一峰会的重要性，认为能够通过这一方式证明美国不再是“独行侠”，而是回归国际社会，通过美国的规则与价值观构建“民主国家联盟”，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

拜登还将重新修复并巩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如，美国将大力投资并保持北约的军事实力以防备俄罗斯，同时增强应对新的非传统威胁的能力，并呼吁所有北约国家重新承诺履行其作为民主联盟成员国的责任;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同盟互动，深化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继续履行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争取使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融入更广泛的“民主国家网络”等。

拜登外交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点将是恢复多边合作。伊核问题上，美国可能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加强和扩大该协议;朝核问题上，美国将与盟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展开谈判，推进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对俄关系上，美国将寻求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此作为新军备控制安排的基础，并致力于减少核武器的作用;气候问题上，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召开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峰会，承诺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全球航运业和航空业的碳排放。

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的总基调将是“战略竞争”。拜登在应对中国的策略上将会与特朗普有所不同，对内更加注重提升美国竞争力，以自身实力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对外则强调重塑美国的世界领导力，避免孤军奋战。拜登团队认为，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不可行，难以联合他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同时，拜登政府将在确保美国优势地位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选择性的合作，多边领域包括全球抗疫、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等，双边领域包括重建对话机制、推动经贸谈判、改善人文交流等。

决策挑战：“路线之争”与“叠床架屋”

虽然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拜登搭建的是对华盛顿政治极为熟悉的“明星团队”，成员是建制派老手，能够确保决策流程按部就班，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能够高枕无忧。拜登上任后，除了必须面对府会和两党斗争的掣肘外，也将面临来自民主党内分歧和决策流程调整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作为奥巴马曾经的副手，拜登必然记得奥巴马执政之初幕僚路线之争对决策机制的冲击。回首当年，年富力强的奥巴马决心鼓励白宫加强辩论，任命了两组反差巨大的团队处理对外决策。第一组成员都是政坛老手，包括拜登、盖茨、希拉里、琼斯、莱昂·帕内塔等，第二组成员相对年轻，决策经验相对较少，包括苏珊·赖斯、丹尼斯·麦克多诺、马克·利珀特、罗兹等。两组人马因观点不同而时常关系紧张、针锋相对，最终第二组成员成功在奥巴马身边组建小圈子，捍卫了在对外决策运作体系中的地位。

拜登自然不愿重蹈覆辙，目前任命的核心幕僚在对外决策上都拥有丰富经验并相互熟识，确保不会形成“我们对阵他们”的竞争性决策氛围。然而，即使在归属于拜登的民主党温和派中也存在微妙的路线之争，这将考验拜登的决策平衡能力。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托马斯·莱特的总结，温和派在对外政策上分为两类：一派是“奥巴马派”，又称“复兴派”，他们认同奥巴马执政最后几年所持的世界观，包括对华采取平衡政策，不愿让地缘政治竞争定义美国外交政策，在中东既要发挥传统角色也要避免牵涉其中，警惕毫无战略目标的激进主义等;另一派则被称之为“2021民主党人”，视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为美国民主和国际秩序的威胁，政策上与前一派最明显区别之一是将外交政策重点置于地缘政治竞争之上，更强调利用“中国挑战”推动美国国内和国际经济议程。

在决策机制和人员设置的安排上，拜登或将难逃建制派官僚设置的“叠床架屋”的通病，这也是奥巴马任内顶层协调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遭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拜登有意在白宫内设立分管重要议题的“政策沙皇”，但这一职务本身与相关对外决策部门的关系可能难以理顺，甚至出现踩脚现象。比如，克里担任总统气候特使后，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直接对总统负责，必然要出席国安会相关会议，却又必须接受国务院或国务卿布林肯的业务指导。尽管克里与布林肯私交甚笃，但如何明确划分职责领域仍将考验拜登团队的政治智慧。

国安会内部的权力架构设置也将面临类似问题。拜登正考虑在国安会内设立负责亚洲事务的“政策沙皇”，对下领导三个高级主任，分别负责中国事务、印度事务、日韩澳及其他盟友事务。这一安排与奥巴马任内负责网络安全的“政策沙皇”相似，体现了拜登对亚洲事务的重视，但也将打破原有国安会的权力结构，增加更多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在白宫决策协调流程中塞入一位新的竞争者，对于提升决策效率而言恐怕未必是件好事。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7

旧文章ID：23906

作者：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1月6日，特朗普号召百万美国民众赴首都华盛顿“勤王”，以期最后一博。特朗普的意图是什么?对未来的冲击会怎样?2021年开局的中美关系如何看?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2021年1月4日晚、5日晨播出专访，主播胡玲对话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文。以下为直播视频与文字实录：

观点摘要

1)不妨以“吃瓜群众”继续在看戏的心态来看最后特朗普在位的大概两个多星期吧。2)(闹到这下的田地)不只是特朗普输了，美国民主输了，也是人类文明进步走到今天的一次巨大的损失。3)特朗普执政对中国有启示，即制度改革永远不是一劳永逸的，“改革永远是在进行”，要不停地改革下去。中国人不能自满，也不能骄傲。4)中美要尽快拉出“三份清单”：管控清单、合作清单、对话清单。5)过去两三年特朗普政府不停地要掀起新冷战的攻势，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中美两国完全地选边站。现在看来，没有新冷战的基础。

主播胡玲：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今日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当中，敦促佐治亚州州务卿重新计票，好让他赢下这个摇摆州，但是后者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自从2020年11月3日举行大选以来，特朗普是一直拒绝承认败给拜登，现在距离他离开白宫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特朗普目前还计划继续发起努力，阻挠6号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将会确认拜登胜选的国会投票。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是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文先生来做分析点评。王文好啊!

王文：你好!

主播胡玲：你看，按道理说今天(1月4日)是2021年上班的第一天，但今天大家都在刷屏，一方面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录音曝光了，另一方面6号国会投票之前，特朗普的动作频频，大家也在怀疑，这样的举动最后还会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还会出现反转吗?

王文：实际上现在已经99.999%的可能性都可以说特朗普大势已去了，他只是在做一个困兽的挣扎，有三个方面可以来佐证这个。

第一，从民间层面，我也有很多美国的朋友，他们现在是非常渴盼拜登能够执政，都在掰着指头在数这个日子。第二，从拜登团队来讲，他任命的速度，各方面的岗位、高官都已经快就位了，所以是准备就绪，只欠东风，只欠1月20日上任了。第三，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基本被共和党所遗弃了，他边上的人该走的走，该收拾包袱的收拾包袱，该找下一份工作的找下一份工作，等等。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特朗普已经大势已去，他基本没有力挽狂澜的任何可能性。那他为什么现在还要那么做呢?我认为，他现在这么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 要塑造他永远不服输的强人形象，满足他那些粉丝的意愿，因为流量决定，粉丝能够决定他塑造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种状态。2. 他实际是以进为退，什么意思呢?他要不停地对拜登进行施压，这样使得他好一点就是让拜登对他有所忌惮，体现出来他对拜登这种压力，让拜登在他退了以后不会清算他，体现出一种架势。还有一点，他想为2024年再卷土重来做一些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经过精细计算的。3. 他摆出这种状态，也是为了在整个世界，整个在美国显示我还是总统，我还有十几天时间，你们要充分地尊重我，也符合他的个性。所以，种种看来，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也就是当作，用我们网络上网民的话说当“吃瓜群众”，继续在看戏的状态来看最后特朗普在位的大概两个多星期时间吧。

主播胡玲：但其实在20号之前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1月6号，参众两院要对投票进行确认，如果有任何一名参众议员投反对票的话，会进入辩论或后续的情况。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的确现在也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已经表态将会支持特朗普，去对整个选举结果投个否决票的话，1月6号会上演一出什么样的戏码呢?

王文：的确，会有一些否决票的话，两党之间将会有辩论，但即使有辩论也没法更改在选举人票上，拜登有300多票完胜特朗普的事实。因为美国类似这样的机制，民主的更替机制，总统的继任机制要持续下去。前段时间，联邦法官也已经否决了副总统，也就是参议长彭斯能够所谓力挽狂澜的可能性。所以，从法理上来看，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认定，拜登在1月20日的上任应该是个铁定的事实，铁板的事实，尽管在国会层面上会有一些反复，会有一些闹剧，但基本不会影响拜登上任的预期。

主播胡玲：因为我这里有个数据，包括一些美国媒体的报道，已经有12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140位共和党的众议员将会投票反对拜登的当选。这样的数字它反映出了美国目前两党什么样的状况?它这种割裂的程度，包括未来即便拜登1月20号就职之后，拜登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他会成为“跛脚”的总统吗?

王文：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的四年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从选举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虽然输了，但是共和党没有输，共和党在参议院保住了多数，在众议院他仍然也有将近50%的席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共和党充分拥有制衡拜登未来四年的能力。

第二，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双方的相互敌视和相互讨厌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我曾经做了一项研究，90年代的时候，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投选票，调查问卷里说，“你非常讨厌，极度讨厌对方的比例有多少?”大概两党的比例是23%和26%，有1/4的人说我极度讨厌对方，在国会上相互吵架，下来以后该吃饭吃饭，该聚会聚会，该当朋友当朋友。但现在2020年6月份的一个调查数据，是82%-85%双方极度讨厌对方，老死不相往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美国的高层，国会议员角度来讲，的的确确形成了否决政治的极度分裂的状态了，大家不是为了真理而战，不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而战，而是为我自己的立场而战，我是什么党派，你是什么党派，你主张就是我要反对的，你反对的就是我要主张的。所以，可以看出，我对拜登未来四年能够做点什么是非常看低的。他过去八年当副总统的时候，政绩也是乏善可陈的，未来四年他能够做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我的很多美国朋友对他也有很高的期待，认为他能做成的事儿只是把美国这艘大船回归到特朗普起点的那个位置就已经烧高香了。

主播胡玲：就是把船头稍微掰正一些?

王文：对，掰正到特朗普掰歪之前的状态，现在基本上大多数人是这样的预期。

主播胡玲：你看特朗普成为了120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不承认败选的总统，1月6号，首先宣布要进行大的示威游行，包括即将在国会上演的戏码，你认为，特朗普在这最后的操作，有他未来一些考量，但对美国政治来讲，大家也在看后特朗普这种遗产的影响，你会如何来分析?

王文：我觉得这次选举不只是特朗普输了，美国民主更是完败，让全世界都看美国民主的笑话。其实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现代化非常重要的结晶，虽然美国民主制度一向被全世界认为它的制度设计、执行都是最好的，特朗普这么一弄，突然感觉到，其实这个民主制度原来有那么多漏洞，美国作为全人类发展的一个结晶，原来出现了那么大的笑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不只是特朗普输了，美国民主输了，也是人类文明进步走到今天的一次巨大的损失。

按理说，人类文明应该越来越发展，人类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改革，越来越演进，越来越能够治理，能够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但突然发现，一个最发达的国家非但在人类最危险的时候，最有大危机的时候，拯救不了全世界，领导不了全世界，连自己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美国的医疗体系在崩盘，美国的很多人民在绝望，因为2000多万人被感染，那么多人死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民主走到今天，这真是一个悲剧，挺为其感到悲哀的。

主播胡玲：其实在这样一场我们所说的，即便在最后还不断地有所谓闹剧上演或危机出现的话，有些什么样的部分我们可以来总结，或者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反思的呢?

王文：我觉得，对于美国这个制度来讲，它应该是全人类发展到近现代化以后，抓到牌最好的一个国家，它成立200多年，抓了一手好牌，地缘政治位置非常好，也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设计，人们最想要的那套制度。按理说，这张牌打了200年，整体上它打得还算可以的，但走到今天越打越臭，尤其冷战结束以后，基本没打对过，整个都是战略失败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制度的改革永远不是一劳永逸的，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改革永远是在进行”，要不停地改革下去，这是第一，所以，我们也不能自满，也不能骄傲。中国整体上，过去七八年我们干得不错，尤其过去一年抗疫，我们也算力挽狂澜，整体上说是不错的，也不能骄傲。

第二，制度的设计一定要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我们不要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少一点主义，多一点问题;老说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不如解决问题更重要，你看美国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永远都举着旗，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保守”一会儿“自由”，但你最终解决不了老百姓的疾苦嘛。Francis Fukuyama，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福山就说过“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最关键还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福祉”，你能不能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能不能提升经济的收入，能不能共享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福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我们应该永远地不停努力下去，只有不停努力下去，这个国家、人民才会不停地进步。

主播胡玲：而且把解决问题放在重中之重。

王文：是的。

主播胡玲：欢迎回来。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强调中美关系已经是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有望打开新的希望之窗，王毅呼吁，美国新政府要重拾理性，重开对话，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重启合作。外界认为，距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就职不到三周的时间，王毅的这份讲话是再度向美国释放了友好信号，相关话题请王文先生继续做分析点评。王文，我们看到，在新年讲话之前，外长多次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这次说到了“重拾”“重回希望之路”，如何看待王毅的讲话?

王文：实际上王毅国委兼外长过去大半年一直在做类似这样非常真诚的努力。远的不说，近的，我们研究院7月9日就举办了一场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王毅国委兼外长就在这个视频论坛上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和美国很多的政要、名流做了这样的呼吁。当然，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词叫“三份清单”，哪三份清单呢?

1.管控清单;2.合作清单;3.对话清单。所以，2020年7月9日那次国委兼外长的讲话，实际就是非常清晰地讲清了，在目前分歧实际是不可怕的，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要找到解决的方法。但突然发现美国那方面它没接啊。当然，我不是性别歧视，如果来比喻，它就有点像更年期的人一样，或者像有些非常调皮的少年一样，说它老是因为它很固执，到了更年期情绪很大;说它小是因为它特别得不爱听人讲话，他说“我不听我不听”，闭着耳朵说。中国实际很有诚意的，相反中美两国的交往，中国显示出了成熟度，就是无论从7月9日，后来9月27日王毅国委再次又对这个问题做了讲话，包括这次今年接受记者的采访，都在非常真诚地提出怎么解决?我觉得总不至于战争吧?总不至于一直耗在这儿吧?两个大国要对全人类，全世界负责任，那怎么办呢?对话。所以，王毅国委不停地呼吁对话，我觉得下一步就是看美国新上来的拜登政府怎么接，怎么样同样有诚意地响应中国国委兼外长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

主播胡玲：王毅讲话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说之所以中美关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是因为美国政府对整个中国的认知出现前所未有的偏差，但这样的认知偏差，它需要怎样的扭转度呢?尤其我们看到，这样的认知慢慢渗入到了美国各阶层民众底部之后，似乎并不是拜登一上台就很容易去扭转的，你刚才谈到三份清单，首先管控是重中之重，要把危机管控了，我们才有后面进行对话的可能性。

王文：目前中美关系的确是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将近50年来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危机的时候，去年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有点像一战的时候，双方一定要划红线”，关键的时候不能够擦枪走火。我觉得这样的提醒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其实中美两国不只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民众的利益，而且是全人类的利益，全地球的利益，一旦两国发生摩擦冲突，那将是一次文明的灾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首先两国高层尤其是美国的高层，两国的民众尤其是美国的精英和民众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让这样的危机，这样的摩擦，这样的紧张状态继续再断崖式地下坠下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要有这样的共识，就是要有底线思维。

第二，要有诚意地进行对话，相互之间不能再谩骂下去了，中国已经在不停地呼吁，已经摆出我们大国的姿态，现在轮到美国要继续诚意地来回应这样的对话的呼吁。第三，我们还是要看到更多的利益面、合作面，现在看来，我觉得整体上，最冷静，最理性的是谁呢?是那些做生意的，搞企业的。我们会发现2020年很多数据，中美两国贸易额是涨的，美国的金融界投资中国的数额是在提升的，美国的金融圈、华尔街看中了中国盈利的未来空间。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高盛，还是摩根史丹利，还是其他华尔街投资公司都大幅增持在中国公司的股份，当然，这也是中国金融开放非常重要的成果。所以，我发现，资本和做企业的生意、利润是拿脚来投票的，看好中国，看好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还是审慎乐观的，所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也是审慎乐观的。

主播胡玲：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只有深入到经济一线或深入到民众之间能感受到经济的冷暖，尤其今年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对于美国人来看拜登上台，对中国来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包括今年还有建党的百年华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王文：的确，2021年对中国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对于“十四五”规划来讲，和过去的规划也不太一样。因为“十四五”规划是建立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基础上，再次开启了新的征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对中国来讲，我们在第一个百年的节点上当然要更自信地面对未来。

对美国，坦率讲，他们也非常非常得重视这一年，因为美国2021年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年份，实际在美国很多精英看来，如何保全美国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2021年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2021年，美国再不能扭转他的疫情，再不能扭转它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他们认为，四年以后，最多八年以后，第一经济体的地位就不保了，那将是怎样的百年变局呢?是美国持续130多年全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将画一个句号，这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所以，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中美两国，我认为，要解决这些关键的难点和分歧，最关键还是两国都要坐下来对话、谈话。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有诚意的，中国是非常审慎的，不停地向美国做出这样真诚的邀请。

主播胡玲：双方坐下来进行对话，有没有可能通过第三方的外力来进行?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年底的时候，中欧首先达成了投资协定，但大家也在看未来或这一年，整个世界格局会不会从之前的中美冷战演变到了中欧美“三国演义”的格局，您如何来看待呢?

王文：的确，有一点我认为我还是非常欣慰地看到，过去两三年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奥逢中国必骂，不停地要掀起新冷战的攻势，但对全世界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中美两国完全地选边站，就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很多时候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在很多时候也要悄悄地和中国搞好一些关系，不能和中国完全撕破了脸。

所以，现在看来，没有新冷战的基础，过去旧冷战的时候，这个世界完全划为两个阵营，现在中美两国另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再选边站，这个历史时代环境就不一样了。欧洲在没有选边站的环境下，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欧洲和美国意识形态是相似的，但欧洲没有站在美国那一边，相反它起到缓冲带的作用，尤其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我认为非常重要，和一个多月以前RCEP签署一样，它可以视为是后疫情时代重启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未来全球化虽然在疫情期休克了，但全球化因为中国、西太平洋和欧洲的努力，全球化未来还是会继续下去的。所以，我认为欧洲选择了历史的，未来的正确的方向。未来，中欧美三个国家之间会不会三足鼎立呢?我认为，经济的层面是可以这么认为的，我的预期，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有世界大概18%-19%左右，欧洲大概是21%-22%，美国大概在23%-24%，这三家加起来大概占有全球经济总量60%-65%左右，就是全球三分之二是这三家，理论上来讲已经是三足鼎立了，而且三家基本差不多。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的确是三足鼎立。但从安全层面上、军事层面上，我们不能忘记了俄罗斯，甚至还不能忘记印度和日本。在其他社会作用，全球治理，包括电子商务、互联网、科技等等，包括还有社会层面上，全世界又是更复杂的，它不可能是中美欧三家来，全世界可能存在着多股力量，我以前发明了一个词，我说全世界不可能是G2，两国独大，未来发展也不会是G20，是什么呢?是“Gn”，就是n种力量在n个层面在主导着整个世界，甚至还有公司，还有国际组织，不同层面都有不同层面去主导着整个世界的运行和发展。

主播胡玲：而且这个N也代表着万种的可能性。

王文：是的，不确定性。

主播胡玲：非常感谢王文，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明天再会!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6

旧文章ID：23905

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屋内，人们抱着头，躲到了桌子下，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女议员躺在地上，单手放在胸前，眼神绝望。

屋外，有人群不停地撞击着大门，高声叫喊着。

渐渐地，抗议者们没了耐心。有人用手里的工具，开始砸屋子的玻璃。

一下，两下……举着枪、旗帜和拳头的抗议者们，踩着碎片，冲进了屋子。

这不是什么电影和小说里的场景，这一幕真实地发生在1月6日下午2点多的美国国会大厦。

抗议者们，正是当天在国会广场集会示威的特朗普的支持者。

一名警察被来势汹汹的人群逼入墙角，瑟瑟发抖。

此时唯一敢与这些抗议者视线相对的，恐怕只有国会大厅里那些目光清冷的雕塑和肖像。

在国会圆顶上，华盛顿的目光注视着一切：

自1776年建国以来，这是美国国会的大门第一次被美国人自己打破。

用黎巴嫩外交官、常驻联合国大使的话说：

“如果美国看到美国正在对美国做的事，美国肯定会入侵美国，并从美国的暴政中解放美国”。

言下之意，美国已经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美国，到底怎么了?

这个问题，没有人比身在其中的人更有发言权。

1月6日游行的队伍里，有一位叫山姆的小伙儿。在过去几个月，他参与过数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特朗普支持者游行。

抗议过程中，山姆发来了一些“进军”国会大厦的现场图片。

谭主也跟山姆聊了几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游行的心态。

山姆觉得：美国主流媒体不值得相信，2020年大选存在严重造假行为，特朗普的胜利被人窃取了。

其实，早在2020年12月14日，美国选举人团共538位选举人已经按照各州选举结果投下选举人票，正式选出了下一任美国总统，拜登。

共和党关于选举造假的诉讼请求，也已经被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全部驳回。

但这些都不影响山姆的想法。特朗普在6日召集起来的，正是这样的“铁杆粉丝”。

为了组织和号召这场集会，特朗普已经准备了10天。

2020年12月28日，还在圣诞假期，特朗普就发布了第一条预告：“别错过1月6日，我们华盛顿特区见，等我的消息!”

到了31日跨年夜，他再次提醒：“华盛顿特区，1月6日见!”

新年第一天，特朗普正式宣布：“1月6日上午11时，华盛顿将目睹一场规模盛大的抗议集会。停止窃取选举!”

随后几天，类似的推特特朗普发了不少，有一条，发布时间是当地凌晨四点。上心程度，不一般。

白宫发布的特朗普6号日程里，也写明了，这场集会的名字，叫“拯救美国”。

特朗普设想的“拯救”，大约是要改变美国大选的结果。

按照惯例，这一天，国会参众两院将举行联席会议，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并宣布总统选举的正式结果。

这次认证，一般只是比较形式化的常规流程，但特朗普号召的这场集会，直接把“拯救美国”变成了“掀翻国会”。

美国国会大厦上一次遭到攻击，还是十九世纪的英美战争。

巧合的是，就在几天前，美国在世的10名前国防部长因为担心权力不能平稳交接，联合发出警告：美国200多年选举史上，只有1860年林肯当选后，发生了内战。

现在，虽然没有真战争，但跟着国会大厦的玻璃碎一地的，还有美国的法律和制度。

看到局面失控，特朗普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1分钟左右的视频。

这条视频，仅有不到10秒的时间在呼吁抗议者回家，剩下的时间，还在重述选票造假的观点。

视频发出后不久，就被社交媒体平台删除，特朗普的推特账号也被冻结12小时。

原因之一很耐人寻味：煽动暴力。

而这样的场景，自大选以来，并不少见。

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青年小伙亚历克斯，原本也想参加6号当天的抗议，但最后，没来成。

他说，自己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找到同行的伙伴。

对周围拒绝与自己同行的人，亚历克斯很失望，他还呼吁美国人民尽早警醒。

这句话，给谭主一个提醒：

实际的游行人数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这让谭主想到了在美国网友中被广泛传播的一张图片：

很多人初看这张图片，都以为是本次游行的“盛况”，毕竟在抗议团体口中，参加本次抗议的人数将超过百万。

但其实，这张图是2018年在道格拉斯枪击案之后，人们支持管制枪支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

到底多少人游行?现在还没有权威数据统计，但根据总台驻美记者王逢治观察，整个华盛顿特区的人数才70万人，抗议人数最多10万左右，不可能超过百万。

这样看来，美国的“选战”抗议，一部分是在靠“水军”煽动，心里有百万人同在的底气，群情激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从去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到现在，64天，华盛顿除了抗议就是抗议。

谭主回溯了之前的选举抗议，发现这些抗议背后不仅有同样的组织，还有同样的套路。

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发起了一个名为 “Million MAGA March”(让美国再次伟大百万人大游行)的活动，目的是发起全国百万人的抗议游行，反对选举结果。

这个活动官方网站显示，大选结束以来，一共举办了三场游行。

第一场游行是在11月14日，大选结束后不久，白宫新闻秘书当时就称，超过百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但根据事实核查机构的调查，抗议所在自由广场加上周围的街道，最多只能容纳135000人。

所谓百万，只是谎言。

但这样的谎言，说者有心，听者有意，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煽动性的谎言走上街头。

按照亚历克斯的观察，美国正处于内战的边缘，武装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这出闹剧，最大的赢家可能没有定论，但最大的输家必然是美国民众。

通过不少现场的图片，能清楚看到，很多抗议者不带口罩，甚至有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宣扬，“拥抱陌生人，以创造一个超级传播事件。”

当美国民众被煽动为自己支持的政客和党派而战，那些政客们却早为自己谋划好了后路。

早在12月，特朗普2天之内就动用自己最后的特权，特赦了41人。

其中既有自己的亲戚，还有自己的铁杆粉丝，比如首位对自己2016年当选总统表示支持的纽约州共和党人克里斯•柯林斯。

当然，也有一些特朗普的内阁成员看见了另一种风向，不少人早已倒戈，甚至装作不再关心政治。

最典型的是主持这次联席会议、并最终宣布大选结果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原来一直是最“忠诚的下属”，这一次，他明确反对了特朗普的请求，不会推翻大选结果。

国务卿蓬佩奥最后一次提及“总统特朗普”的推文，已经停留在了2020年12月12日。

1月6日的“盛大”的抗议活动，蓬佩奥没有鼓与呼，而是直接表达了不满——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不可接受。

他们，似乎都在翘首等待新总统加冕的时刻，但美国的疯狂可能才刚刚开始。

在经历了一个下午的混乱之后，当地时间6日晚，美国国会再次启动了联席会议，确认拜登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距离1月20日拜登就任仪式，只剩下13天。

这13天能不能安生，13天后，又是怎样的结局，我们可能都预想不到。

因为，美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只有你们想不到，没有美国做不到。

医疗技术最强大却成了全球抗疫最失败的国家，种族歧视的恶性案件一起接着一起，大选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依然是一地鸡毛……

更不会有人想到，原本只是一场“走形式”的选举程序，现在都能成为已经导致4人死亡的“屠杀现场”。

等到正式权力交接，还真说不好结局。我们可以先看看已经筹划好的行动计划：

早在12月21日，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们就开始了线上的狂欢，酝酿着给拜登再“找点麻烦”。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将在1月20日拜登就职典礼当天，举行“特朗普二次总统就职典礼”的线上活动。

▲脸书活动截图“特朗普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2021年1月20日举行。

这一活动的发起人自称该组织拥有32.5万粉丝，声称与任何正式组织没有任何联系。脸书的该活动页面显示目前已有6.5万人打算参加、26.5万人对此活动感兴趣。

虽然有些自娱自乐的味道，但现在的美国一次一次刷新大家的想象力，会不会同时出现两位总统，一位现实总统，一位网络总统，也未可知。

有人可能会说，未来不好预判，我们可以看看历史。

美国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四次有争议的总统选举结果，但无一例外，最终都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

但以史为鉴，可能也解释不了今天的美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最近一次的选举争议案例，是在20年前。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和戈尔对具有决定性的“摇摆州”佛罗里达州的计票结果产生争议，官司从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判决小布什胜。

当时，戈尔的支持者也鼓励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的判决，继续抗争。但戈尔说了这么一句话：

“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虽然完全不同意高院的裁决，但决定接受，承认败选。

今天的美国，似乎再难看到“团结”和“民主”这些字眼。相反，美国的“民主”盟友们一时之间竟有些看不清方向：“美国在全世界主张民主，因此和平有序地移交权力是至关重要的。”

有西方领导人直接用“可怕”甚至“可耻”形容美国国会的一幕。

美国的前政要们，也已经顾不上面子，纷纷惊呼：

这是“巨大的耻辱和蒙羞时刻”，“令人作呕”，“让人心碎”。

一场疯狂的抗议，让灯塔之国，露出了底色。而这样的疯狂，可能才刚刚开始。

正像已经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五年，切身感受了选举年影响的杨希所说：当越来越多的人民不再信任这个体制和系统，再精细成熟的法律也将变成一纸空文。

你怎么看待今天的美国呢?

来源时间：2021/1/7   发布时间：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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