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露馨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30日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视频会晤，双方在万众瞩目中宣布《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如期完成。作为世界上两个经济规模位居前列的大型经济体，中欧没有将投资协定谈判拖延到2021年，这在岁末给阴郁压抑的2020年增添了一丝亮丽的色彩。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旨在取代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在过去三十年分别与中国签订的26个双边投资协定，为中欧投资关系提供一个更加统一和开放水平更高的法律框架。在碎片化的国际投资制度中，这份涵盖多个重大和前沿议题的投资协定不仅为中欧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化保障，助力中欧经贸关系的全面升级，也为未来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和世界新一代投资规则的建立树立了蓝本，是中国联手欧洲在经贸领域为世界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又一次重大贡献。在中美经贸关系因关税战和技术战而持续硝烟弥漫之际，《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艰难完成，也是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之后，中国经济外交在2020年里的第二次战略性胜利。此外，先前中美也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些事件共同缔造了中国经济外交继2015年以来的又一高光时刻。这三份重要的国际经济协定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将一如既往致力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也是在向美国的政治精英公开表态：离开了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仍然蕴藏着开放的巨大力量，“金德尔伯格陷阱”并非历史的宿命。在多灾多难的2020年，中国、欧洲、日本以及亚太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已经通过实际行动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在多边合作与单边保护之间进行了庄严的投票，在此背景下，未来美国拜登政府何去何从，全球都拭目以待。

一、历时七年的艰难谈判

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与欧盟的26个成员国签订了水平不一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内容主要涉及欧方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法律保护，缺少对市场准入、企业运营等方面的规定。随着中国与欧盟国家的双边投资总量和贸易额不断扩大，原来的双边投资协定已经不能满足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需要，一份包含市场准入、透明度、劳工待遇、环境、争端解决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投资协定便成为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从2013年启动，到2020年底全面完成，历时七年之久，共经历了初始阶段(2014-2015)、缓慢磨合阶段(2016-2019)、加速推进(2020)三个阶段35轮的艰难谈判。

在2012年2月的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双方领导人达成了尽快开启投资协定谈判的共识。2013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称双方将积极探讨中欧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2014年1月，伴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展开，中欧第一轮正式谈判也在北京启动。此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与中美投资协定始终齐头并进，美欧之间在对华谈判立场上也多有协调，颇有2对1的态势。

第一阶段的谈判持续了八轮，直到2015年的12月中欧双方才在协定的议题范围上达成一致，开始着手制作合并文本，这也意味着双方开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但直到2017年5月的第13轮谈判后，欧盟方面发布的公告仍表明双方在企业运营要求、准入后国民待遇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签证待遇等众多细节方面有很大分歧。

2018年年初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按下暂停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开始脱离中美谈判的轨道，双方高层的领导人更加积极地推动了双边谈判。在2018年7月的第二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并同意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作为双边经贸合作中的最优先事项。2019年4月，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承诺要在投资自由化问题上取得结束谈判所必需的决定性进展，并首次制定了在2020年达成高水平中欧投资协定的时间表。在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之中，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从第20轮谈进行到第24轮，各方继续扩大了议题讨论，包括金融服务规则、国民待遇等相关承诺、国与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可持续发展投资运营的相关问题。

为了兑现时间表的承诺，中欧双方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仍然进行了多达十轮谈判，为2014年以来单年次数最多的一年。尤其是在2020年下半年，作为欧盟内在华最大投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德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积极奋力推动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2020年6月，在第二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双方重申致力于在2020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然而，谈判直到进入到最后关键时刻还是跌宕起伏。受疫情影响，双方原计划于9月中旬在莱比锡举行的欧盟27国领导和习近平主席的中欧特别首脑峰会上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但最终未能成行。在代替此次峰会的视频会晤上，中德欧领导人再次确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重申了年内完成谈判的政治决心。

2020年11月，美国大选落下帷幕，拜登获胜给美欧协调燃起了新的希望。有消息报道，候任总统拜登曾在协定签署前的一周游说欧洲个别国家反对协定。而美国候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苏利文则公开表示，希望在对华经济问题上保持与欧盟经济伙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其言下之意，不言而喻。面对各种外在的干扰，欧盟成员国仍对中欧协定表示一致支持。中欧领导人在新年钟声敲响前宣布谈判的完成，终于为这七年“马拉松”式的谈判画上了句号。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中国入世谈判之后，谈判时间最长、谈判过程最为曲折的一场经贸谈判。这场谈判之所以如此艰难，既因为它要兼顾中国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复杂利益诉求，也因为它是一份包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待遇和服务贸易等诸多敏感议题的全面协定，是双方在市场与企业管理上的一次深度制度对接。

首先，协定扩大欧盟企业在华的市场准入，中国不仅在制造业方面做出了全面开放的承诺，也在海运、航空、计算机、电信等高科技领域，包括医疗、金融等高附加值和服务性行业扩大了市场准入。协定也明确了市场准入条件不受中国内部政策的影响，允许欧盟在中国违反承诺的情况下诉诸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其次，协定致力于改善公平竞争环境，试图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通过对服务行业的国有企业补贴提出透明度义务，填补了世贸组织规则中的重要空白，也规定在国有企业购买和销售商品和服务时以商业考虑为依据，不得歧视欧盟企业。

第三，协定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反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定，例如放宽合资企业的要求和禁止干涉技术许可方面的合同自由，这些规定也包括行政机关在投资审批过程中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

第四，协定将可持续性发展嵌入投资关系，例如在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问题上，中方承诺不降低保护标准来吸引外资，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条约的承诺，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第五，中方对欧盟相关的诉求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得到体现。一是消除欧盟不同成员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于中国投资的不一致规定,在法律上确保中国企业在欧盟所有成员国享有平等的准入机会;二是消除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限制、对银行业等敏感部门的准入限制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造成的政治壁垒。

总之，这场谈判不仅关系中欧经贸关系特别是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事关中欧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之间的制度对接，甚至关乎全球投资规则的全面升级，是21世纪新一代经贸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协定达成对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意义

在当今投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美国推卸全球经济领导责任的历史关头，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双方完成高水平的投资协定谈判，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首先，在中美经贸冲突的背景下达成中欧投资协定，既反映出中欧双方撇开美国干扰共同行动的愿望和决心，也代表着欧盟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自主性战略选择。

美、中、欧作为世界上前三大经济体，它们之间的任何一次双边合作都会对第三方产生压倒性经济压力，促使另一方采取行动，也会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中美欧经贸大三角的一次典型的复杂博弈。在2012年中欧商讨双边投资协定时，美欧和中美也分别在进行投资和贸易谈判的互动。在《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关系协定》(TTIP)开始谈判前的2012年，进入欧盟的外资近40%就来自于美国，而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0%都流向了美国。彼时，中国与欧盟的双边投资额约为美欧的五分之一。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要力挺在奥巴马卸任前达成协定，但美欧社会内部的反对声音和双方在应对风险和管理市场的制度差异使得TTIP谈判自2016年起逐渐搁浅。这是美欧经贸互动的一次重大挫折。

特朗普的上台继续搁置了美欧经贸谈判，并导致大西洋联盟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但却从另一方面推动了中欧对各自经济外交战略的重新审视，促进了中欧之间的双边合作。由于美国迟迟没有取得中美“贸易战”的“全面胜利”，自2019年以来美国试图将对中国经济的围堵和打压上升为盟友国之间的“共识”，中国外交急需破局。欧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传统上与美国有较为特殊密切的盟友关系，自然成为中国外交突围所考虑的潜在合作对象。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四年间，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德美关系在北约军费、经贸政策、能源主权和对中国政策的问题上面临多次分歧，在外交关系中追求“战略自主”已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共识。不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中国企业自2013年起在西欧激增的投资并购行为，以及在东南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起了欧盟部分国家的政治警惕：而且，中国推动中国-中东欧“17+1”机制更是引发了欧盟的激烈反对。在这场复杂的三角博弈中，中美、美欧、中欧都出现了重大的矛盾分歧。然而，最终中欧双方领导人以战略性的眼光和勇气克服双方的矛盾，并领先于欧美和中美，实现了中欧的大握手，从而历史性地改变了传统的中美欧三边互动模式。

其次，中欧投资协定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性保障，成为中欧长期合作的一块压舱石，并为未来开启中欧自贸区谈判奠定了基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欧盟层面签署的第一个对外纯投资协定，不附加在任何贸易协定中。对于在外交政策上注重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的欧盟来说，投资协定无疑是中欧经贸合作的一块压舱石。

据商务部数据，2019 年欧盟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2804 家，仅占当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的 6.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73.1 亿美元，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5.2%。这一数据表明欧盟企业未来在华投资的上升空间仍然巨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通常也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序曲，可助推中欧自由贸易谈判的启动。2019年，中欧之间贸易总额为705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4%。在2020年的前九个月，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洲最大贸易伙伴;但欧盟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位次却有所下降，2020年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变动在近15年以来还属首次。如果RCEP签署后中国将经贸重心转向东南亚，那将给欧盟带来巨大出口压力。以投资协定为契机，中欧双方可以借助贸易、投资和基建“三架马车”拉动中欧经济增长，加速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

 

第三，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战略信号，连同最近落地的多个关乎市场开放的法律文件，共同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模式”的战略中，中欧投资协定具有双重作用。对内，这份协定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基础的高标准投资协定，关键议题触碰市场准入、国有企业补贴、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经济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这一外力也会“倒逼”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以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基础的从沿海到内陆的立体对外开放格局和《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落地，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落实提供了有利的国内制度条件。近年来，中国也一再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削减限制性的投资行业，以负面清单制度取代了外商投资产业引导目录。《中欧投资协定》与中国近年来设立的众多对外开放措施相呼应，成为推动“双循环”经济模式的重要体现。联同RCEP和正在考虑加入的CPTPP，中国正在积极开展的经济外交表明了中国在不断深化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且切切实实地站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仁不让的引领者。

然而，在为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而欢呼鼓舞之时，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冷静。第一，协定还未签署，还需要双方立法部门的后续审批手续。欧盟虽然有权代表成员国进行投资谈判，但与贸易领域的权限不同的是，欧盟不能代表成员国直接签署关于非直接投资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协定，因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部分内容还需要成员国进行审批，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到2022年。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必将致力于重新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包括要求欧盟与美国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加之2021年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欧经贸合作的默克尔总理将告别德国政坛，这必将影响欧盟政治生态，因此中欧投资协定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目前的投资协定并不能完全解决欧盟对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这一壁垒。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和主权，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都有“安全例外”条款，对外资安全审查不做规定。在疫情之后，由于欧盟各国大量企业估值降低，急需外部资金注入，必将发生一波跨境并购的高潮，这可能又会推动美欧在外资安全审查政策上的合作或互相效仿。在协定达成后，中国仍需要对欧盟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化加以关注。因此，与其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一个终点，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刘露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资博士后，经济外交项目组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4   发布时间：2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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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于2020年6月27日宣布，将从校内两所学院的名称中，移除美国第28任总统、普林斯顿前校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名字，理由是他在任内支持种族隔离政策。但是无论威尔逊的个人观点和国内政策有多么成问题，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必须被视为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建造者之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形势，威尔逊主义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本文作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威尔逊主义虽然不是万能解药，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仍然对世界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美国参议院以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方式来羞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oodrow Wilson)的一百年后，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将他的名字从学院的名称中移除。威尔逊总统在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前，曾任该校校长。就此次“除名”(cancellation)而言，至少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以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威尔逊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者。他在幕后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以及滥用第一次红色恐怖(Red Scare)，这已经被大家歌颂了太久了，也远未对其加以批判。

执念还是先知

但是无论威尔逊的个人观点和国内政策有多么成问题，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必须被视为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建造者之一。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在威尔逊提议组建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一个多世纪前，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在维也纳会议上向他同时代的领导者发出过警示。他清晰地阐述了一个相类似的愿景：建立一个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并且，由一个基于对合法主权(legitimate sovereignty)拥有共同理念的大国联盟来维护该体系。此外，在威尔逊时代，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几乎普遍地认为，民主制度有助于实现国际和平，而绝对的君主制就其本质而言，是好战和不稳定的。威尔逊的贡献是将这些想法融合成一个有形的方案，以建立一个以国际机构为基础，以规则为导向的秩序。

他未能在国内赢得广泛的支持。这让他崩溃了，并在极度失望中死去。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的想法成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外交官、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灵感之源和行动指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开始后悔他们国家践行的战前的孤立主义(prewar isolationism)，包括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威尔逊的形象开始变得不像是一个被糟糕的政治能力所束缚的严格主义者，而更像一个先知。假如他的智慧在当时得到重视，原本可以阻止20年后的第二次全球性的大灾难(the second great global conflagration)。受这一结论的启发，二战期间和之后的美国领导人为构建他们所希望的威尔逊式的世界秩序(Wilsonian world order)奠定基础。在这种秩序中，国际关系将遵循《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提出的原则，并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制定的规则行事。

这项任务因冷战而变得复杂，但“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美国人当时称之为非共产主义国家)仍然沿着威尔逊路线(Wilsonian lines)继续发展。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美国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无情独裁者和军事统治者的支持就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虽然令人感觉遗憾，但是仍然被视为是消灭更为邪恶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建立威尔逊式世界秩序的机会似乎已经来临了。前苏联帝国可以按照威尔逊路线得以重建。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西方社会则可以更为一致地接受威尔逊原则(Wilsonian principles)。自决、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法治、自由经济和人权保护：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努力创建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非常符合“威尔逊模式”。

然而，在今天，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崇高的事业已经宣告失败。世界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并不会沿着威尔逊路线展开。地球上的国家将继续寻求某种政治秩序，因为它们必须这样做。人权活动家和其他人将继续朝着他们自己的目标努力。但是，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以确保国家之间和平以及国家内部民主为目标的世界统一秩序的梦想，将越来越少地出现在世界领导人的工作中。

述明这个事实并非欣然接受这个事实。即使威尔逊式的世界秩序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然而，这个秩序也有许多优点。许多分析人士(其中一些人与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有关)认为，他们可以做到使破镜重圆(put Humpty Dumpty[2] together)。人们盼望他们一切顺利。但撕裂威尔逊式秩序的离心力深深植根于当代世界的本质之中，即使特朗普时代的结束，也无法以最雄心勃勃的形式重振威尔逊的事业。尽管威尔逊理想(Wilsonian ideals)不会消亡，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也会持续产生影响，然而，美国总统围绕自由国际主义原则(principl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制定其外交政策的后冷战时代的宁静日子也不太可能很快回归。

威尔逊主义在欧洲

威尔逊主义只是以规则为基础建立世界秩序的众多路径中的一个。1648年结束了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之后，欧洲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the Westphalian system)，以及伴随十九世纪早期拿破仑战争而产生的大国协调体系。这两种体系，均以规则为基础，甚至基于法律而建;国际法的一些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从法国延伸到今天的波兰，从汉堡延伸到米兰，并且拥有从贸易到王室主权继承的高度复杂规则的国际体系，预示着欧盟的诞生。

至于人权，到20世纪初，威尔逊之前的欧洲体系已经在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列入国际议程的方向上前行了一个世纪。那时，和现在一样，最受关注的主要是存在于弱国的迫害行为。人们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军队(Ottoman troops)和非正规部队对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少数人群的灭绝屠杀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俄罗斯军队在同一时期针对高加索地区反叛的穆斯林人民犯下的暴行的关注。没有一个欧洲大国代表团来华盛顿讨论美洲原住民的待遇问题，也未就非裔美国人的地位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即便如此，威尔逊之前的欧洲秩序在将人权提升到外交层面的方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因此，威尔逊并没有将他关于世界秩序和人权的理念引入到那些以前无政府状态和落后的政体中。相反，他所追求的是改革现有的、有明显缺陷的国际秩序。这些缺陷已被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彻底证明。在威尔逊之前的秩序中，已确立的王朝统治者通常被视为是合法的。1849年俄罗斯入侵匈牙利而恢复了哈布斯堡(Habsburg)的统治，这一干预行为也被视为合法。除了在极其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或多或少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其国民或财物。尽管人们期望政府遵守公认的国际公法原则，然而没有任何超越国家的机构(supernational body)负责执行这些标准。维护权力平衡被援引为指导各国的目标;虽然令人遗憾，但是，战争仍被视为该体系中的一个合法因素。从威尔逊的角度来看，这些致命的缺陷使未来的战争不可避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试图建立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各国将接受对其在国内的行为和在国际上的行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约束。

这从未得到完全实现。但直到最近几年，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在诸多重要方面与威尔逊的愿景相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愿景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有相同的厄运。虽然威尔逊是美国人，但他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起先是作为管理欧洲国际政治的一种路径而发展起来的。威尔逊的思想在欧洲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同时，他的理念在欧洲的前景看起来仍然最为光明。当威尔逊第一次提出他的想法时，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但这些想法后来成为欧洲秩序的根基，载入了欧盟的法律，并付诸于实践。可以说，自从查理大帝(Charlemagne)以来，没有哪个统治者像多被嘲笑大的谢南多厄河谷(the Shenandoah Valley)的长老会(Presbyterian)那样给欧洲政治秩序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历史中的曲折

在欧洲以外，威尔逊式秩序的前景是黯淡的。然而，其背后的诸多原因与许多人的假设并不相同。对威尔逊式外交路径持批评态度的人经常谴责他的理想化。事实上，正如威尔逊在谈判《凡尔赛条约》期间所展示的那样，在适合他的场合，他完全有能力应付最愤世嫉俗的现实政治。威尔逊主义的真正问题，不是其天真地相信善意，而是该主义关于历史进程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关于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影响的观点。威尔逊的问题并非他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而是，他是一个辉格党人(Whig)。

像二十世纪早期的“进步派”的主流和今天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威尔逊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自由决定论者(liberal determinist);他与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说的“辉格党历史学家”(the Whig historians)一样乐观。辉格党历史学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思想家一派。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一直在改良中的。威尔逊认为，作为英美国家特征的所谓的“有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开辟了一条通往永久繁荣与和平的道路。这种信念代表了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黑格尔主义。他们认为，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自由市场、自由政府和法治的集合体正在不可避免地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随着这一进程的继续推进，世界将慢慢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自愿地向一种使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变得富裕、有吸引力以及自由的价值观靠拢。

威尔逊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并且很敬虔。他深深沉浸在加尔文主义关于预定论(predestination)和上帝绝对主权(the utter sovereignty of God)的教义中，他相信进步的弧线(the arc of progress)是命定的。未来将要实现《圣经》中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的预言：基督再临会融合天地，人类达致其最终命运的圆满之前，会有一千年的和平与繁荣的统治。(今天的威尔逊主义者给了这种决定论一个世俗化的转折：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将统治未来，将人类带到“历史的尽头”，这是人性使然，而非神圣意志。)

威尔逊相信，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建立统一的国际联盟的时代终于已经到来。1945年，从左派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到右派的威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和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美国领导人们对德国和日本的衰落有着相同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从同样的决定性的角度来看待苏联的衰落：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建立真正全球性和真正自由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基于这三个状况，威尔逊式秩序的构建者似乎都看到了他们的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每一次，就像尤利西斯一样，他们当然都被逆向而来的风吹偏了方向。

技术带来困境

今天，那些逆风的风力正在增强。任何希望重振威尔逊事业的人都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最明显的障碍是意识形态推动的地缘政治的回归。俄罗斯和一些与他们结盟的小国—例如伊朗—并无差错地将威尔逊理想视为对其国内事务管理的致命威胁。在后冷战时期的早期，美国彻底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这些国家试图淡化或掩饰他们对普遍的民主共识的反对。然而，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并延续到特朗普时代，这些国家变得不那么拘谨。莫斯科视威尔逊主义为美国以及欧盟(某种程度上)的幌子，并在联合国以及叙利亚等问题上，越来越大胆地对国际机构中的威尔逊式的想法和倡议提出质疑。

这些国家对威尔逊式秩序的反对在几个方面具都有腐蚀性。这增加了威尔逊式的国家干预其境外冲突的风险和成本。例如，我们可以想想，伊朗和俄罗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是如何帮助叙方阻止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更直接地参与其内战的。反威尔逊联盟中的大国也为其他小国提供了庇护和援助，否则这些小国可能不会选择采取抵制的做法。最后，俄罗斯等国家在国际机构中的成员身份使得这些机构更难支持威尔逊准则：例如，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联合国各机构中选举出反威尔逊的代表，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反对欧盟旨在促进法治的措施。

与此同时，被称为“信息革命”的技术创新和变革的洪流为在各国和国际体系中实现威尔逊式的目标制造了障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主义者经常相信技术进步会让世界变得更容易管理，让政治变得更加理性—即使技术进步会让战争变得更具破坏性，从而增加战争的危险。威尔逊自己也相信这一点，战后秩序的建立者和冷战后那些寻求扩大美国领导的秩序的自由主义者也相信这一点。然而，每一次对技术变革的信任都是错误的。正如最近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新技术往往有助于自由思想和实践的传播，但它们也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帮助专制政权。

今天，随着新技术扰乱整个行业，随着社交媒体取代新闻媒体和影响竞选活动，许多国家的政治变得更加动荡和两极化。这使得在许多地方，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派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获胜。这也使得各国领导人更难达成那些不可避免需要妥协的国际合作，并增加了新政府拒绝受其前任政府行为约束的可能性。

信息革命正在以其他方式破坏国际生活的稳定，这使得建立与规则之上的国际机构更难应对这一变化。例如，军备控制问题，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威尔逊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这一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威尔逊优先考虑军备控制，不仅仅是因为核战争可能摧毁人类，还因为即使核武器不被使用，核武器或类似武器的存在，也使得建立威尔逊式的完全以规则为基础、受法律约束的国际秩序的梦想遥不可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恰恰成了威尔逊认为的那种与人类长期安全不相容的国家主权的保障。我们不能轻易对一个核大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反对核扩散的斗争取得了成功，核武器的扩散被推迟了——但核扩散并没有被停止，而且这一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困难。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与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合作组装了第一枚核武器。今天，低收入国家的二流和三流科研机构也可以实现这一壮举。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反对核武器扩散的斗争。只是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疾病都有治愈的方法。

此外，作为信息革命的基础，技术进步也大大地加剧了军备控制问题。网络武器的发展和生物制剂对对手造成战略性伤害的潜力警告人们，新的战争工具将比核技术更难以监测或控制。疫情的大流行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领域进行有效的军备控制也许是不可能的。科学变化太快，科学背后的研究太难被检测出来，而太多的关键技术不能被彻底禁止，因为这些技术也有益于民用。

此外，经济激励如今正在推动新领域的军备竞赛，而这些经济刺激在冷战时期并不存在。核武器和远程导弹技术极其昂贵，给民用经济带来的好处很少。相比之下，对于任何希望在21世纪保持竞争力的国家或公司来说，生物和技术研究都至关重要。一场跨越一系列尖端技术的、不可控制的多极军备竞赛即将到来，这将削弱威尔逊式秩序复兴的希望。

并非万能解药

寻求威尔逊式的秩序，背后的一个核心假设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更加类似于现存的发达国家，并将最终趋同于塑造北美和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威尔逊的设想需要高度的趋同才能成功;威尔逊式秩序的成员国必须是民主的，这些国家必须愿意并且能够在自由的多边机构中处理它们的国际关系。

至少就中期而言，趋同的理念已无法前行。今天，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似乎都不像1990年那样倾向于自由民主。这些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变得更像西方国家，而是为了更加独立于西方，并追求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威尔逊主义是应对一系列特殊的欧洲问题的特殊的欧洲解决方案。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就被分为同级别(peer)竞争对手和接近同级别(near-peer)竞争对手。在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战争是其不变的主题。欧洲能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法国和英国之间长期的霸权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金融、国家组织、工业技术和战争方式的发展，使欧洲的国家成为暴躁且凶残的竞争对手。

随着大国战争的幽灵不断笼罩着他们，欧洲国家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更早地发展了更为复杂的外交和国际政治。早在威尔逊横渡大西洋推销国际联盟倡议之前，欧洲就已经有了发展完善的国际机构和主权合法性学说。国际联盟本质上是先前业已存在的欧洲国际治理形式的升级版本。尽管需要另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来确保德国及其西方邻国遵守新体系的规则，但欧洲已经为建立威尔逊式秩序做好了准备。

但欧洲的经验并非全球的标准。尽管中国曾不时遭到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在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列国争权的情况，但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一个没有真正国际同行(international peers)的单一合法国家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就像基于相互承认的多国体系的理念植根于欧洲一样。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曾发生过冲突。但直到19世纪末，跨国的冲突还是很少。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续持久的文明型国家模式似乎比欧洲同类国家之间竞争的模式更具代表性。现代印度早期被莫卧儿帝国统治。在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着现在被称为中东的地区。印加人(Incas)和阿兹特克人(Aztecs)在他们的地区没有真正的对手。战争在人类文化中似乎是普遍的或近乎普遍的存在着，而欧洲模式似乎并没有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国际生活的特征。在欧洲模式中，不断升级的战争循环往复，迫使人们动用和发展技术、政治和官僚资源，以确保国家的存续。

在近代史上，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往复出现的大国冲突。相反，问题在于如何赶走欧洲列强。这包含为了利用自然和工业资源而进行的、痛苦的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调整。欧洲内部的纷争对非欧洲人来说，其冲击并不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有关存亡的文明挑战，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独立的可喜的机遇。

后殖民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经常加入国际机构，以此作为恢复和加强主权，而不是放弃主权的一种方式。这些国家对国际法的主要兴趣是如何保护弱国免受强国的伤害，而不是限制各自的国家领导人巩固其权力。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不同，这些国家没有在专制政权压制异议人士或将无助的人拉去为殖民者服务的环境下形成的政治经验。相反，他们的经历关涉到一种屈辱的意识，即地方当局和精英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臣民和公民免受傲慢行为的伤害和外国势力颁布的法令的管辖。在殖民主义正式结束和新生国家开始对其新领土行使控制权之后，后殖民世界的典型治理问题仍然是弱国和妥协让步的主权的问题。

即使在欧洲内部，历史经验的差异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各国对威尔逊理想有不同程度的承诺。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达成了欧盟内部的谅解，即它们只有通过集中主权才能实现基本的国家目标。然而，对于许多前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成员来说，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西方俱乐部(Western clubs)的动机是为了重获失去的主权。他们没有对过去的殖民统治以及德国的大屠杀感到内疚和悔恨，正是这些经历让许多西欧人接受了国际关系新路径的理念。他们对充分利用欧盟和北约成员的特权没有任何疑虑，也没有受到这些组织所宣称的信条的任何约束，这些信条被许多人视为虚伪的样板。

得克萨斯州专家

最近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揭示了威尔逊工程的另一个危险。如果美国在2016年都能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那么未来会怎样呢?其他重要国家的选民会怎么做呢?如果威尔逊式秩序在西方变得如此有争议，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前景又如何呢?

威尔逊生活在一个民主治理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担心这些问题是无法克服的。工业革命撕裂了美国的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巨型企业和信托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并且非常自私地利用这种权力来抵制对其经济利益的所有挑战。当时，美国首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财富超过了联邦政府的年度预算。相比之下，202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净资产约等于联邦预算支出的3%。

然而，从威尔逊和他同时代的“进步派”的立场来看，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简单地将权力赋予选民。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接受八年制或更短期的教育。欧洲的移民浪潮已经来到这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有数百万不会说英语的选民。这些人通常是文盲，并且经常投票给腐败的城市政客。

“进步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支持建立一个非政治的、由主管和行政人员组成的专家阶层。“进步派”试图建立一个遏制富人的过度权力，并纠正穷人的道德和政治缺陷的行政国家。(禁酒令是威尔逊选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他积极逮捕，并在某些情况下驱逐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通过改善教育、严格限制移民和优生节育政策等措施，“进步派”希望创造出受过更好教育、更负责任的选民，这些选民将成为技术专家治国的可靠支持。

一个世纪后，这种进步思想的原理仍然对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威尔逊式的治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如过去那么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破坏了对各种专业知识的尊重。今天的普通公民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不太需要依靠专家指导。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政府应对不力在内的这些事件，严重地削弱了民众对专家和技术型官僚的信任。许多人认为，这些专家和技术型官僚正在构建一个邪恶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

国际机构面临着更大的信任危机。怀疑本国的技术性官僚统治价值的选民，对持怀疑的世界主义观点的外国技术性官僚更是持怀疑态度。正如欧洲殖民地的居民更喜欢地方自治(即使他们管理不善)而不是殖民国所派遣的公务员的统治(即使他们有能力)。美国西部和后殖民世界的许多人甚至可能拒绝全球机构充满善意的方案。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丧失、工资增长停滞或下降、少数群体持续贫困以及毒品流行等问题阻碍了技术性官僚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当谈到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移民等国际挑战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繁琐的全球治理机构和管理这些机构的那些争吵不休的国家有能力提出可以够激发公众信任的物美价廉的解决方案。

这对拜登意味着什么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脱离威尔逊式秩序的运动可能会持续下去。世界政治将越来越多地沿着非威尔逊主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沿着反威尔逊主义的路线进行。像北约、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可能会很好地生存下来(官僚主义的顽强性永远不应该被忽视)，但这些机构将更没有能力甚至更不愿意实现它们最初的目标，就不必说迎接新的挑战了。与此同时，国际秩序将越来越多地由已然分道扬镳的国家来塑造。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它确实意味着全球机构将不得不去适应比过去更为多元的观点和价值观。

威尔逊式秩序的许多成果有望得以保存，甚至可能在少数领域得以拓展。但沉湎于过去的辉煌无助于在一个日益危险的时代提出所需要的理念和政策。非威尔逊式秩序过去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存在。世界各国可能需要借鉴这些例子以寻求构造某种稳定的框架，如果可能的话，在当代条件下实现和平。

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酵的威尔逊式秩序危机带来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困扰总统的治理。其中一个问题是，许多在国会、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界的政治家和有影响力者都坚信，威尔逊式外交政策不仅对美国有益，而且是通向和平与安全，甚至是确保人类和文明之存留的唯一途径。他们将继续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在官僚机构内部进行堑壕战，利用国会的监督权力，不断向同情他们的媒体泄密，以维持美国的生存。

这些派别将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制约，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国际联盟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威尔逊派的选民。但是不自量力和作出糟糕的政治判断的这一代人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威尔逊思想在美国选民中的可信度。乔治·布什总统在伊拉克的建国灾难和奥巴马在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惨败，都没有给大多数美国人留下成功的印象，公众对在国外建立民主也没有什么热情。

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一个联盟的问题(coalition affair)。正如我在《特殊天命》(Special Providence)一书中写道的那样，威尔逊主义是自18世纪以来致力于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学派之一。汉密尔顿主义者(Hamiltonian)希望围绕一个与金融和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强大的国家政府来构建美国的外交政策。威尔逊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世界秩序。杰克逊的民粹主义者(Jacksonian populist)对大企业和威尔逊的东征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希望制定一个强大的军事和民粹主义经济计划。杰弗逊主义者(Jeffersonian)希望限制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和参与度。邦联总统杰佛森·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是第五学派的主要支持者，该学派认为维护奴隶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奥巴马开始重新引入一些杰佛逊主义者关于克制的思想。在利比亚灾难之后，他对这种方法的偏好明显增强。特朗普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悬挂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President Andrew Jackson)的肖像，试图建立一个由杰克逊主义者和杰佛逊主义者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以此来反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占优势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的全球主义联盟(globalist coalition)。

即使拜登政府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特朗普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向别的方向，他也需要根据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化，重新调整威尔逊路径和其他学派思想之间的平衡。过去也做过类似的调整。在战后最初充满希望的那几年里，埃莉诺·罗斯福等威尔逊主义者希望杜鲁门政府将支持联合国作为最高优先级的事项。哈里·特鲁曼(Harry Truman)和他的团队很快意识到反对苏联是最重要的，并开始为冷战和遏制苏联奠定基础。转变是痛苦的，杜鲁门只是在1948年艰难的选举中从罗斯福那里获得了冷淡的支持。但是，威尔逊派民主党中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这样一个逻辑，即战胜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Stalinist communist)是最终证明了那些结束冷战所需的手段，虽然存疑，但是合理的。拜登可以借鉴这个例子。当涉及到盟友和策略的选择时，在拯救地球免于气候灾难，以及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别国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性，才能使许多威尔逊主义者达成一致。

拜登政府还可以利用历届总统用过的其他方法来获得威尔逊主义者的支持。其一是向华盛顿影响力范围内的弱国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引入各种热点问题的改革。另一个做法是对鼓舞人心的方案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即使那些方案几乎没有成功希望。总体而言，威尔逊主义者习惯于光荣地失败，通常他们会基于某种(假定的)高尚意图而支持某位政治家，并不会对成功的结果要求太多。

还有其他不那么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方法可以让威尔逊主义者参与进来。即使威尔逊政策的最终目标变得不那么容易实现，但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聪明和专注性的美国政策可以产生一些威尔逊主义者们喜欢的结果。开展国际合作，使洗钱变得更加困难，并消除避税天堂，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结束后，对国际公共卫生的担忧可能会持续几年。在外国，帮助得不到充分服务的群体—妇女、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穷人—发展教育也是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佳方式之一。许多政府会拒绝威尔逊理想，但是，只要这些支持与明确的政治议程无关，他们会接受外界对其领土上的这种对教育的支持。

目前，美国和世界正处于威尔逊式的衰退之中。但是政治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希望也很难被扼杀。威尔逊的愿景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它所表达的价值观在全球具有太多的吸引力，因此目前还无法为一愿景撰写讣告。

注释：

[1]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外交与人文学科詹姆斯·克拉克·查斯(James Clarke Chace)教授，《华尔街日报》“国际观察”专栏作家，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2]Humpty Dumpty是英国《鹅妈妈童谣》中的角色，其形象为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亦引申为一旦破碎就难以恢复原状的事物。

文章来源：

Walter Russel Mead, The End of the Wilsonian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2-08/end-wilsonian-era

译者：李时浩然，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3   发布时间：2021/1/2

旧文章ID：23873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Biden’s foreign policy team is full of idealists who keep getting people killed

By Robert Wright

The Washington Post

作者介绍：罗伯特·莱特。美国记者，曾撰有《道德动物》、《非零：人类命运的逻辑》等著作

本文编译：萧静怡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摘要

尽管现实主义者给人冷血的印象，但是强调美国应该在海外传播民主、捍卫人权的理想主义者同样“手染鲜血”。奥巴马外交团队的理想主义者曾触犯进步现实主义者遵守的四个基本原则，并将在拜登时代的外交团队中继续担任要职，再次重蹈覆辙。

奥巴马总统时期美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最近写道：“在对拜登总统时代外交的各种猜测中，有许多自称‘进步现实主义者’的人士。”‘进步的现实主义者’还是一新概念，许多批评拜登的左翼人士常以该标签自我标榜。麦克法尔对这一标签表示担忧。不管怎么说，“现实主义”总会让人联想到在国家利益上寸土不让、完全忽视他国人民福祉。基辛格出了名的冷血，正是自称为现实主义者。以往的现实主义者曾支持“死亡和恐怖压迫”，而麦克法尔则颇有怨言。可能这时候麦克法尔已经想起了基辛格，并悲哀反问：“‘进步理想主义者’在哪里?”

不过，麦克法尔先生，如果您所说的“进步理想主义者”指对美国的“全球使命”依然抱有理想主义态度的中间偏左派，那他们遍布美国。这些理想主义者们认为，美国外交应当强调在海外传播民主、捍卫人权。而自由派外交政策圈子更是充斥着激进理想主义者。未来，这些人还会在拜登政府中身居要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务卿提名候选人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和国家安全顾问候选人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这就是问题所在。麦克法尔等人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残酷血腥的意识形态，毕竟基辛格肯定“双手沾满了鲜血”，但近年来，幼稚的理想主义者造成的人祸罄竹难书，其中很多就发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而在那时，布林肯和沙利文就已经是总统的左膀右臂了。

那如果现实主义者当权美国，情况会有什么不同?接下来我们不妨分析四个“进步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再对照下奥巴马政府时期如何违反这些基本原则。拜登政府还可能重蹈覆辙。

01 战略谦逊

当代左翼和右翼现实主义者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非预期后果法则具有着恰如其分的尊重。其中，他们也意识到善意的军事干预往往会使事态变得更加严峻。但是，沙利文和布林肯等理想主义者都曾支持此类干预。在2013年对叙利亚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中，美国与中东和欧洲盟友对据称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各种反叛组织提供了武装设备，尽管反叛组织也并不都是为自由而战。然而，干涉不仅没有改变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掌权的结果，还导致了更多伤亡，使大批民众流离失所。

我能理解理想干涉主义者将置身事外的现实主义者视为冷血动物的原因。阿萨德以恶劣手段回击和平抗议、并无情镇压叛乱，是残暴独裁者。尽管如此，与无情镇压相比，干预却为各方带来更多伤亡和痛苦。从道义上讲，这也不是更好的结果。

这些理想主义者当中，也有许多人曾支持奥巴马早期的干预政策。在2011年，北约主导的利比亚空袭在人道主义和地缘政治层面产生了糟糕后果。美国及其盟友帮助叛军废黜穆阿迈尔·卡扎菲(Moammar Gaddafi)，同时导致利比亚陷入血腥僵局。而且，武器库存突然外流至非洲和中东国家，也导致了局势动荡以及致命后果。

02 认知同理心

现实主义之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20世纪中叶写道，高效战略家必须“尊重与理解”所有相关行为者，“设身处地，以他人角度看待世界并作出判断。”

通过认知同理心，我们能够了解许多现实主义者为何批评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和2014年为废黜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ctor Yanukovych)推波助澜。从普京角度而言，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地区怂恿并欲驱逐亲俄罗斯总统的抗议者，还在幕后操纵选举和任命新政府首脑，这些行为无法接受。尤其，后期武装反对派在街上游荡、亚努科维奇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逃离乌克兰等事态发展，这种干涉便显得更加不可理喻。

我们无从得知美国的不干涉政策将产生什么结果，即亚努科维奇是否会被废黜、或以更有序的方式被免职。但干涉政策却导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叛军，乌克兰从而陷入分裂、暴乱四起。随后，俄罗斯插手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奥巴马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认为，这是俄罗斯为上述行为对美国进行的报复。

理想主义确实具有自身的优点。然而，一场“促进民主”的运动却最终导致一名民选总统被强行推翻，许多乌克兰人死亡，美俄关系严重受损，我们不由发问：这种理想主义是否真的是可靠道德标杆?

认知同理心缺失不仅导致个别政策糟糕，大多数美国人还会错看美国优势，最终导致美国不理会他国对其的看法，陷入自负，这很危险。比如，沙利文最近歌颂“美国例外论”时写道：“在2011年一次亚洲国家聚会上，我听到中国外交部长这样谈论中国在南海的野心：‘中国是大国，这里的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是事实。’这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处事方式，却不是美国的惯用方式。”

这可谓异想天开。回归现实，美国从不欺压小国的说法恐怕会受到小国的全员嘲笑。即使美国不靠自身或代理人军事力量，经济手段对他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美国对古巴、叙利亚、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制裁便可见一斑。

沙利文曾在去年表示，美国应该对委内瑞拉“加倍”制裁。这也显示，尽管历史表明旨在更替政权的制裁基本上不起作用，理想主义者却以解放大众为由，支持那些使大众陷入困境的政策。对此，现实主义者反问，在为遥远的小国带来苦难的同时期盼奇迹发生，是否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

03 反摩尼主义

现实主义者避免将世界各国分成善恶集团。奥巴马并未像小布什那样犯下这个错误，但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中有很多人都具有强烈的摩尼主义倾向。布林肯将世界视为“技术民主体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技术独裁体制”之间的战斗。因此，他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联盟”，以推进“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并加强“军事安全”。

每个行为必然引起反作用。“民主联盟”将导致事实上的独裁联盟，以及两者之间的深刻分歧，这不可避免。如果大家不介意经历又一次历时数十年的冷战，这或许不算什么。然而，进步的理想主义者强调解决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武器扩散等问题的紧迫性，而这些问题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很难得到解决。

这是进步理想主义者世界观中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他们与新保守主义者同样热衷军事干预、代理干预、经济制裁，并对美国例外论提出荒谬主张。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气候变化、武器扩散和其他需寻求国际治理的课题感兴趣，而这些课题虽受到进步主义者支持，却遭到新保守主义者的质疑。

然而，进步理想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所共有的干涉倾向已导致世界各地的混乱和对立，也对建立国际治理形成巨大的挑战。目前，许多进步人士志在团结世界的民主国家，与专制政体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而这也是进步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共同点。当拥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和十分之一经济产出的中国处在他们的对立面时，形势也将变得更加严峻。

与一般的进步理想主义者相比，进步现实主义者更强调建立强大的国际治理体制。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环境和军备控制等熟悉领域的挑战，也能应对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武器建设，甚至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在国家间竞争激烈、缺乏指导规则的世界里，上述进程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此外，进步现实主义者还希望在贸易协定中加入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条款。以上论述都有助于解释进步现实主义的第四个原则:

04 尊重国际法

当代左翼和右翼的现实主义者都倾向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在这个层面上尊重了国家的主权。但进步现实主义者比保守现实主义者更有可能援引国际法。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有效的国际治理需要强有力的国际法律和规范。另外，人们也认识到，如果美国在过去20年里严格遵守了国际法，就不会有入侵伊拉克、通过代理人干预叙利亚等重大错误。

与此同时，国际法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允许军事干预。1995年北约在波斯尼亚的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美国也在此行动中使用空袭保护平民。就连2011年干预利比亚也短暂获得了进步现实主义者的支持。在最初阶段，由于卡扎菲的部队随时准备攻击班加西居民，对班加西居民的空中防御以人道主义理由得到安理会的批准。但奥巴马政府随后将这个行动公然转变成更迭政权的行动，最终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以及国际法精神。

从进步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由国务卿希拉里(沙利文作为高级助手之一)牵头的政权更迭任务包含了对国际治理的利用和对国际法的狡猾援引。因此，它不仅造成人道主义和地缘政治灾难，更损害了国际治理机制和国际法的规范性权威。

进步现实主义者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强调加强国际法和国际治理。这个主张得以区分进步现实主义者与进步理想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许多右翼现实主义者。然而，进步现实主义者如同其他现实主义者，将对国家利益的关注作为基础。他们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两败俱伤风险更高，各得其所希望更大，在对自身利益进行全新考量之下，美国将追求更大程度的制度化国际合作。

这种非零和逻辑的另一种解释方式，是认为世界各地人们命运愈发密不可分。疾病没有国界，军备竞赛导致世界动荡，在他国产生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跨境恐怖主义或独裁民粹主义同国内黑暗势力协同工作。由此可见，如同本人等进步现实主义者确实关心海外人民福利，尽管这更多只是出于国家自身利益而非高尚动机。

然而，我们仍然对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关心海外人民福利之说存疑。他们关注的领域往往具有选择性，并与利益集团和企业的目标相吻合。即使目的单纯，美国目前功能失调的政治体系也会使这些目标转化成糟糕政策，造成人员死亡与混乱。

进步现实主义者认为，若要成功地谋取人类长期福利，就必须遵循原则和保持克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善意必须受到约束，并以建设一个真正的全球社会作为必要性指导。曾经负责奥巴马外交政策、并将在未来负责拜登外交政策的进步理想主义者表示，他们也想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然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却令人费解。

来源时间：2021/1/3   发布时间：2020/12/31

旧文章ID：23872

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拜登执政后，其对华政策难以出现根本性调整，更可能的是在对华施压方式或接触合作方面有所变化。这是目前美国战略界人士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较普遍看法，它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长期影响，也表明民主党的传统政策观仍具备重塑对华政策的可能性。

上述分析框架对于展望拜登政府的对华军事政策尤其适用。一方面，军事领域历来是中美关系的敏感地带，也是衡量两国关系状况的一个试金石。特朗普政府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由此给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亦十分明显。过去四年，美国启动了以中国为目标的新一轮军事转型，中美两军关系全面趋冷。另一方面，军事领域是事关中美能否和平共处的关键，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对此存有共识。但在对华军事竞争的方式策略方面，两党仍然存在些许微妙差异。

综合分析，拜登政府可能采取“谨慎遏制”的对华军事政策。该政策将具有两个特征。首先，遏制或对冲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将是拜登政府对华军事政策的主要考虑，这是由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基本认知所决定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中美军力平衡的评估日益严峻，美国国防情报局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国防部2020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均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在各个体系都取得快速突破，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等形成全方位影响。在美国看来，中美军力的局部平衡(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或许会很快到来，进而危及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因此遏制中国军力快速发展已是“时不我待”。美国两党对此存有深度共识，拜登政府大概率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防止中国军力快速发展将是其军事战略的首要重点，同时更加重视通过区域性军事布局、技术研发、发挥同盟作用等综合手段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其次，在遏制的同时谨慎避免发生重大军事摩擦，将是拜登政府对华军事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为此，拜登可能重新重视对华军事交流的作用，中美两军各层级对话和交往存在重启契机。这将是其区别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主要方面。奥巴马执政期间，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两军交流一度显著发展，成为彼时中美关系的最大亮点，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作为两军交流热络态势的见证者，拜登在竞选期间宣称中国是“竞争者”而非“威胁”，显示其既重视对华军事竞争，也会关注“管理竞争”，防止竞争引发军事摩擦甚至冲突。从拜登目前确定的国家安全团队人选看，安东尼·布林肯、杰克·沙利文、劳埃德·奥斯汀均是奥巴马政府的旧臣，这些人的政策观点与拜登较为一致，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更多呈现为传统性和专业性，重视发挥规则、盟友的作用，主张慎用军事手段。上述团队的观点，也将有助于美国谨慎对待军事竞争可能带来的军事摩擦和军备竞赛风险。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极速下滑，今天又处于新的历史关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致拜登当选的贺电中，重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表达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希望。希望美国方面能够重新认知中美关系稳定的重大意义，在军事安全领域等重大敏感问题上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切实举措确保两国和平共处、良性竞争，通过重启两军交流避免误解误判，通过务实合作确保全球安全形势的总体稳定。

来源时间：2021/1/3   发布时间：2021/1/1

旧文章ID：23870

作者：滕建群  来源：网易新闻-百万庄通讯社

12月24日，中国外文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前瞻2021：世界之中国”对话活动在京举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作了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2020年的美国大选可以说非常“梦幻”。如今大选结果已经出炉，大概现任总统特朗普现在已经忙着“打包”准备度假了。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参加拜登即将于1月20日举行的就职典礼，现在还不好说，毕竟他还没有正式表态。

不过，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可能不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也就是说，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不参加向新任总统移交权力仪式的总统。

一场新冠疫情让 “特朗普经济小繁荣”灰飞烟灭

为什么拜登能够赢得今年的美国大选?

通过和美国学者、百姓的交流，我发现，今年的美国大选，与其说是要把拜登“选上来”，倒不如说，实际是要把特朗普“选下去”。

从选举投入来看，今年的美国大选，总投入超过了100多亿美元。更是有1.5亿选民进行了投票，创百年新高。可以说，双方的选民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要把自己心仪的代言人，推到总统这个位子上来。

经济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为数不多的可夸耀领域。今年2月，美国非农失业率低到了3.5%，创历史新低。人们把特朗普上台到今年2月份之前的经济叫做“特朗普小繁荣”。

然而，一场新冠疫情让这种“小繁荣”灰飞烟灭。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下降32.9%，创二战结束后最低点。股市经历4次熔断后跌到2万多点水平，失业率6月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1.2%。

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只要疫情不得以控制，经济就不会好转。

疫情引发了美国经济下滑、股市混乱、族群对立等等问题，而这也是特朗普大选失利的重要原因。

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摆到台面上

接下来再说说特朗普留下的“遗产”。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已经进入到大国竞争时代，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

随后，美国先后发表《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特朗普政府试图完成冷战后美国一直想转的战略重心，即把目标对准中国和俄罗斯。

这也预示着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

特朗普政府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摆到台面上，认为中国正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和利益，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可以说，美国提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是其对华认知已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

可以预见，拜登治下的中美关系，将会呈现竞争继续与合作回归的特点，其对华政策，将有以下几个着力点：其一，强调意识形态争夺;其二，修复盟友关系;其三，强调国际规章制度;其四，寻求与华部分合作。

中美贸易摩擦是从2017年8月份开始的。当年8月14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18日，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对华发起301调查。此后，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反复。

中美贸易摩擦，不单单是关税问题，也不单单是贸易逆差顺差的问题，它其实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很多政治的含义。

2018年3月8日，美国正式批准对进口钢材征收25%关税，铝征收10%关税。这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一个开端。

2018年7月6日，美方宣布对818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7月10日，公布了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达到高峰。

2019年6月29日，中美国家元首在大阪达成共识，重新启动贸易谈判。

与中国“脱钩”并对华极限施压

中美科技领域的最大问题是“脱钩”。

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把目光盯在了华为身上，因为特朗普看到了华为的潜能。而如果说华为是硬件上的先进，那抖音海外版TIKTOK则是软件上的先进，让美国感到了恐慌。

在军事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军事合作进行“脱钩”并极限施压。

中美两军合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还比较弱，难以与美国进行较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是两国海军港口访问，双方高级将领互访，美国帮助中国改进武器平台，向中国出售武器系统，海军进行“海上通过”演习等。

中美两军合作是构建新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期间双方达成了《海上相遇规则》《空中相遇规则》《两军重大事项通报制度》，并建立起军事热线。

一直持续到2017年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基本上切断了与中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所有的交流，包括机制化、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安全对话都被特朗普政府给停止了。

特朗普政府根本不想与中国谈安全和军事合作问题。此外，特朗普政府多次派电子侦察机到南海，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施压的表现，甚至可以解读为在为战争作准备。

就目前来看，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两国之间的关系需要维护。毕竟，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利好两国，更是利好世界。

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呢?

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国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

来源时间：2021/1/3   发布时间：2020/12/28

旧文章ID：23869

作者：王鸿刚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2020年12月18日，中华美国学会、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海国图智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系列研究会第三场“美国新政府与新时期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以“中国的对美战略”为主题发表演讲。本文根据王鸿刚老师发言整理，经本人审阅后授权发布。

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中国的对美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过去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当中，美国是主动出牌的一方，但中国发挥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并不是单纯被动回应。因此我们要全面地分析中美关系，既要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同时看中国的对美战略才行。而且现阶段，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马上要迎来新政府，中国也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两个五年计划交汇——这是很重要的节点，未来的变化也必然是异常深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既要系统梳理一下美国的对华战略，力争更好地预见预判，更要对过去几年里的中国对美战略进行总结评估和修正优化，以便未来我们能做得更好。这是我今天想谈中国对美战略这个主题的原因。

中国过去这几年对美战略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三个词归纳，分别是竞争性、防御性和混合性。

首先看竞争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对美战略的最主要特点或者说最主要原则就是扩大合作。中国选择了融入美国在其中占据优势的国际体系，在很多问题上同美国相向而行，尽可能扩大合作领域，包括在一些并不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好多领域，美国提出要求，中国也大多是予以配合的。但现在，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显著增加了。过去这几年美国总是讲战略竞争，我们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说法，仍然强调两国关系中还有合作共赢的一面，但无论是中国决策层还是中国战略界，我们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中美关系竞争性不断上升这个现实。如果说中国对美战略当中一点竞争性色彩都没有，那是不尊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利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从心态上到行动上，中国的战略都有了更多的竞争性。

第二个特点是防御性。虽然很多人都批评中国的对美战略过于强硬，但是我感觉，无论是从两国的实力对比、两国关系的基本态势还是从中国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具体事务的摆放来看，中国显然认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更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并不是主动挑事的一方。这决定了，过去几年里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态势是防御性的，中国对美战略也自然就有了防御性或者说防守性的特征。这是美强中弱这一客观态势在两国战略中的必然反映。

第三个特点是混合性。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中国所释放的信号和采取的行为，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有多重考虑和多重意味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平衡的，绝不是所谓“战狼外交”能概括的。例如，在贸易战方面，我们既表示打则“奉陪到底”，也同时表明谈则“大门敞开”的态度。事实上，中国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方面确实拿出了比较大的诚意。在地缘安全方面，中国一方面通过各种军事演习展示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也同美国积极探索危机管控;面对美国的切割和脱钩，中国在对等反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很多反切割和反脱钩的举动，力争保持捆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评估这种战略的效果如何。总体上看，我觉得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以是不是有效维系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既定局面为评判标准的话，我觉得显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用这种评价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对美战略。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所以这并不是评价中美对美战略是否成功的头号标准。真正的头号标准，我认为是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是否有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否维护了我们的国家尊严与国际信誉。显然，我们应该把国家尊严和国际信誉也作为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捍卫。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个大概的实力对比之下，能做到这一步，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过去一年里，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在节奏和先机上还占据了更大优势。疫情看似偶然，但疫情对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是如此差异巨大，从侧面表明两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是有巨大差别的。治理力，是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把自己国内的疫情控制好了，这在中美关系方面和中国的对美战略方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对美战略在未来会不会延续?会做或者说应该做怎样的调整优化?这是我们的重要观察点。

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从美国的方面看，要看拜登和特朗普相比，对华战略上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对华继续搞战略竞争，这是不会变的。在此基础上，具体的变化体现在：一方面，从谋求速胜到长期竞争的转变。特朗普想通过排山倒海的压力，一下子压垮中国，对华谋求速胜。现在“速胜论”显然已经破产了，拜登因此要搞对华长期竞争，转而谋求夯实国内根基。另一方面，是从短兵相接到第三方的争夺。中美这么大的两个国家，直接硬碰硬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拜登看清楚了这一点，未来一定会加大对第三方的争夺，走间接路线，绕着弯儿算计我们。这是美方的变化，是我们构思未来对美战略时必须加以考虑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我们构思未来的对美战略，也要放在国际秩序破旧立新、大国博弈显著升级、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大背景中去看，把对美战略和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内外战略放在一块去考虑，这是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的体现，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反复强调的。

基于这样的原则，从整体上看，我们未来的对美战略可能需要、或者说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三个层面的转型：一是从短期战略到长期战略的转型，二是从混合战略到综合战略的转型，三是从以防御为主转向攻防兼备。这是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几个大方向;最近国内有一系列的讨论，我觉得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种信号。在最近的文件讲话，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当中，我认为更能读出来这些信号。

基于上面说的这种态势，具体来看，与中国对美战略相关的转变有这么几个值得观察的方面：

一是战略观念的深刻转变。具体体现在针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关系”、“维护和进取两种路径的关系”以及“合作和竞争两种手段的关系”这几对关系的处理上。未来，中国理应更加重视夯实国内根基，更加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注重积极引导塑造，更加注重应对和运筹战略竞争。

二是战略优势的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包括制度优势、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制度优势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对处于发展关键期、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首要后发大国而言，保持集中统一领导的这样一种政治阵型，是最好的选择。规模优势，在过去几百年的大国博弈中，也被证明是极为重要的;大市场优势，更不用多说了，在世界危机阶段，市场乃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必须用好。后发优势，学术界也有比较多的讨论，它意味着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大规模投资沉淀和模式固化，观念上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容易换道超车和迭代升级。

三是战略短板的尽快补齐。科技短板、金融短板，网络短板还有其他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诸多短板，以及大家都熟知的生物安全短板等，都需要运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尽快找到、尽快护住并尽快补齐。相互攻击短板，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这里面既有防的内容，也需要思考如何强化震慑能力。

四是战略布局的循序拓展。包括国内大循环的布局、新的国际经贸布局、新的周边军事布局，以及新的大国关系布局等。这方面大家最近谈论的比较多，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具体就不多说了。

五是战略工具的熟练运用。面对大国博弈，我们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这也是最近反复强调的。“善于斗争”不是对“敢于斗争”的暗中否定或打折处理，而是要有更加成熟的竞争技巧，这包括运用市场工具、法律工具、科技工具甚至包括金融工具等好多方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结合我们的现实需要，尽快琢磨一下。鉴于时间关系，也不细说了。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1/1/3   发布时间：2020/12/30

旧文章ID：23867

作者：苏天泽 皇金  来源：末谈国是

2020年的最后时刻，中欧终于就投资协定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华盛顿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中欧及时避开美国完成谈判，其中的意涵值得玩味。

2020年12月30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会晤期间，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至此，经过近7年的谈判，欧盟和中国在消除投资壁垒方面取得历史性进展。该协议涵盖新能源汽车、房地产、制造业、金融服务和云端计算服务等领域。这一历史性协议可能会让欧美增添新的贸易摩擦，阻碍拜登新政府联合盟友制华的策略。与此同时，它的签署更能说明，中国在对美经贸博弈中已然处于优势地位。

2020年的最后时刻，中欧终于就投资协定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华盛顿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中欧及时避开美国完成谈判，其中的意涵值得玩味。有意思的是，推动中欧果断达成协议的人，正是目前仍身处白宫的特朗普总统。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的最大推手?首先从中国方面来说，过去一两年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确实给中国造成不小压力。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在高端科技和制造方面，中国仍有不足和短板。特朗普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让中国真实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足，所以开始加强与技术先进的欧盟之间的联系。美国之外，技术最先进是欧盟和日本，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对中国自身的科技发展是有利的。

另外从战略层面看，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也逼迫中国不得不在全世界寻找更多的伙伴和朋友。而欧盟是中美之外全球最具实力的政治经济体，对世界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考虑，北京自然需要在此时此刻处理好与欧盟的关系，中欧关系保持稳健发展的态势，有利于中国对抗美国的非理性打压。

特朗普的疯狂，让中国基本放弃了对美国的友好幻想，北京明白，中国必须为未来可能的中美对抗做更多的准备。虽然理性的拜登赢得美国大选，即将主导白宫，他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对中国进行疯狂打压，但拜登希望联合盟友来应对中国的表态，不会让北京放松对美国的警惕。在中美对抗的状态下，欧盟是中美共同的拉拢目标。

从欧盟方面来说，特朗普过去四年对欧盟的冷漠与伤害，已经让欧盟下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道路。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导下，特朗普不断通过关税，要求欧盟各国提高军费开支等方式，向欧盟敲竹杠。原来慷慨大方的美国不在了，欧盟开始明白，今天的世界已经悄然改变，美国不再是原来的美国，欧盟也要成为新的、不依赖美国的欧盟。

所以，法国一度要求建立欧洲联军，以摆脱对美国主导的北约的依赖;德国也表示，欧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要进行新的调整，欧盟需要更关注自身的利益，具有更多的独立性。总之，在特朗普的催促下，欧盟开始积极摆脱美国的影响，尝试创造自己主导的世界新格局。

那么，美国之外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是谁?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中国。202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显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战略选择。中欧之间没有战略矛盾，只有战略互利;且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消费市场，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符合欧盟的根本利益。

未来世界经济的三角，就是中国、美国与欧盟，同样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主导者，也是中国、美国与欧洲。欧盟要摆脱对美国的政治、军事依赖，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是最容易达成目标的捷径。欧盟明白，友好的中欧关系是欧盟向美国要价的重要砝码，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欧盟会赢得最丰厚的现实利益。

可以说，正是特朗普四年来的折腾，让中欧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中国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中国。所以，双方很默契地抓住了美国权力交接的空窗期，合理避开美国的干扰，加快了从2014年就开始的谈判步伐，终于在2020年底完成影响深远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和特朗普一样，拜登也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承诺要将供应链从中国拉回美国。但他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宣布具体举措。不过，可以确定是，拜登已认识到，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虽然拜登很不高兴，但这就是现实，人类世界的发展不会再任由美国随意摆布。

如习近平所说，中欧投资协定将有力拉动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中欧两大市场的重要贡献。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也从反方向为此作出了贡献，虽然这并不符合他最初的本意。

来源时间：2021/1/3   发布时间：2020/12/31

旧文章ID：23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