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利平  来源：环球时报

笔者近来参加了许多学术研讨会，谈到中国与他国的双边问题时，不免谈到美国因素，有时美国因素成为会议主题，似乎消除美国因素是解决双边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泛化美国因素或放大美国因素，不利于我处理双边问题。

我们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但不可避免我们同一些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双边问题。这些双边问题不外乎分为四类：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贸易摩擦、历史问题和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

这四类双边问题并不是我们同他国关系的全部，而是双边关系的局部问题。它们大多数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比如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有的是结构性问题，比如贸易摩擦;有的则是认知落差，比如人权问题等。这些问题短时间难以彻底解决，我们需要战略耐心，更多是通过双边渠道，而不是关联第三方因素，比如美国因素来解决。

我们的邻居——越南，曾经与我们存在陆地边界领土争端，但通过多轮友好协商谈判，双方在1999年12月30日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解决了这一争端。虽然目前中越仍然存在南海岛礁主权争议，但这种争议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近年来，美国通过所谓自由航行计划、防务合作、资金援助等手段，不断拉拢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但中越关系始终没有偏离正常轨道。不仅如此，疫情期间，中越贸易不降反升。根据越南工贸部的统计，截至11月底，中越双向贸易额达1170.9亿美元，其中越南对中国的出口额为431.45亿美元，同比增长16%;越南从中国的进口额为739.45亿美元，同比增长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月和1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相继访问越南，再度试图拉拢越南抗衡中国，但未果。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越南列为汇率操纵国，试图继续迫使越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显然，越南不可能做到与中国“切割”，毕竟中越之间拥有更加广泛的利益。

中越关系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缩影。东南亚作为沟通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地带，地缘地位凸显，特别是在中美博弈日益升温的背景下，东南亚的角色显得十分重要。对东南亚来说，美国因素只是对冲中国日益上升影响力的一张牌，但绝不是由美国因素决定东南亚的外交方向。

2020年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大年。2020年是中国分别与缅甸、越南和印尼建交70周年，也是中国分别与泰国和菲律宾建交45周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大型线下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但是线上的庆祝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在疫情期间，中国与东南亚投资和贸易双向逆势上扬，双方开创了“绿色通道”和“快捷通道”新模式，成为地区卫生健康合作的典范。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部分高官不断访问东南亚，拉拢这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脱钩”，但收效甚微。

不可否认，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双边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国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不选边站队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中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打交道，秉持求同存异理念，聚焦合作，最大限度挤压美国离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操作空间，降低美国因素的影响。

我们与印度也存在边界领土争端。自2017年中印发生洞朗事件以来，印度和美国各取所需，建立了2+2对话机制。但印度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因为不结盟是其外交重要原则，与俄罗斯关系是其外交传统。针对争端，中印两国领导人都一再强调要有效管控和处理分歧，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方案。而构建合法、高效、稳妥的中印边界争端解决机制，是实现中印两国领导人这一愿景的重要保障。这一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不是美国因素。

总之，美国因素是中国与他国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常数，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算是关键变量。这就需要我们在处理与他国双边关系的时候，更加聚焦对方的核心关切，真正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1/1   发布时间：2020/12/31

旧文章ID：23853

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对多边主义机制和理念的破坏显而易见，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也因此受到重创。《大西洋月刊》评论员汤姆·麦克塔格(Tom Mctague)在对特朗普政府前官员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特朗普很多激进的做法是出于他的本能而非理智的判断，这不仅激化了美国与中俄等对手的矛盾，也削弱了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和影响力——特朗普采取单边行动的本意是彰显美国的大国力量，但这些行动如退出主要的国际协议，实际上令美国越来越孤立。

与特朗普不同，候任总统拜登强调要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外界普遍认为，拜登上台后将带领美国重返多边主义，并借此提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斯图阿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所说，作为多边主义的一贯支持者，拜登“将会否定在2016年助力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美国优先’政纲，以及支撑这一政纲的超级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至上思维”。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对拜登政府抱有热切的期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拜登当选是美欧关系的新起点，双方应以多边主义和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塑造全球议程。

不过，拜登注定难以将美国带回特朗普执政之前的那个时代，他对多边主义的回归将是有限的，也会是有选择的。

民主党与多边主义

今年2月，拜登在《外交》杂志刊发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的文章，阐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构想。他强调，“世界不会自动地组织起来。70年来，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治下的美国，都在制定规则、达成协议和推动机制方面扮演领导角色，而这些规则、协议和机制引导了各国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共同的安全和繁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特朗普执政之前。”而如果美国不承担这种责任，会面临两种后果：一是其他国家将会替代美国的地位，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将难以得到维护;二是没有国家扮演美国的角色，世界将陷入长期的混乱动荡。

显然，曾两度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对多边主义的认同感颇深。

在民主党内部，主流观点也认为美国应该回归多边主义，从而更好地解决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如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等人就明确说，当前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外，世界还面临全球气候快速变化、脆弱国家暴力冲突频繁、大规模流离失所与复杂网络攻击等威胁，这都超出任何国家自行解决的能力，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工具、思想和倡议，以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应推动重建联合国，升级全球治理体系，重振世界对多边机制的信心。

不仅是奥尔布赖特这样的“老派”谋士，民主党“进步派”外交政策专家同样认为，面对气候变化和疫情等挑战，美国应重回多边合作机制。民主党左翼领袖伯尼·桑德斯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马修·达斯(Mathew Duss)在阐述桑德斯的外交政策议程时称，应以“正和”而非“零和”的方式看待国际关系，通过多边合作各方都可以获得收益，“我们面临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近些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一般认为这是多边主义衰微的深层次原因。不过，民主党内也有观点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设法将它们结合起来，以增强美国的优势。在曾提出“软实力”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看来，美国需将强烈的国家认同与广泛的全球合作相结合，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吸引其他国家与自己建立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以应对美国相对优势逐步减弱带来的一些问题。

无可否认，拜登政府向多边主义的回归与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密切相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等人认为，拜登的多边主义外交理念有助于联合盟友解决所谓的“中国问题”。事实上，拜登团队处理对华关系的总体思路，即是加强与欧洲等盟友的协调，改变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通过构建“民主国家联合体”强化对中国的制衡。换句话说，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将与“大国战略竞争”相互联系而非相互割裂，具有“跨大西洋主义”的鲜明底色。

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挑战

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在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推动国际合作，这会是其多边主义外交的重中之重。

拜登及其团队已在多个场合表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处理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是上台执政后的首要关注。在他们看来，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世界将面临更大程度的经济灾难和政治动荡，民主国家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会遭遇更大损害。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做出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该决定将在2021年7月6日生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等人认为，特朗普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国际合作，拜登执政后料将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废除特朗普的“退群”决定，尽快修复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在疫情防控方面推动国际多边协调。

实际上，拜登一直支持增强世卫组织的作用，更认为美国应当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上台后，他将着重提升世卫组织的执行力，维护相关国际卫生规约的法律效力;也会支持该组织的“能力建设”，使之更加有效地应对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

对于特朗普“疫苗民族主义”的做法，拜登也不认同。上台后，他料将推动美国加入由170多个国家参与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该计划旨在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并确保各国公平获得疫苗，包括向无疫苗研发能力或低收入国家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此外，拜登政府对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等问题也较为关注，料将通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推动相关的国际合作。

拜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认为这一问题给美国带来“日益加剧的威胁”，并为此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纲领。拜登将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宣布美国返回《巴黎协定》，在执政的第一年召开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参加的峰会，推动各国提升各自的减排承诺并尽快取得实效，减少全球航运业的碳排放。拜登政府承诺加强《巴黎协定》等相关国际条约的强制力度，确保其他国家所做承诺是“透明的和可执行的”，采取措施防止其他国家利用减排问题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会把气候变化问题与外交政策、国家安全战略和处理贸易问题的策略进行“全方位的融合”。拜登团队格外关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的角色。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等人的理解，中国做出气候治理承诺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全球合作和人类的未来。所以，未来拜登政府既会推动中美就此展开合作，也会继续对华施压，要求中国停止对煤炭出口的补贴，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停止支持化石燃料能源类项目，等等。

拜登与国际贸易体系

特朗普执政四年，不仅对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带来冲击，还破坏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上台执政后，拜登将推动美国对外贸易关系的部分正常化，纠正特朗普用经贸关系做交易的做法，但他无法全面扭转特朗普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

应看到，与特朗普一样，拜登也宣扬“公平贸易”的重要性，强调“确保国际经济的规则不让美国受到伤害，因为一旦美国公司参与的竞争是公平的，它们就会胜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等人认为，拜登将推行“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其国际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帮助美国中产阶级提升竞争力。

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给美国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害，却未能有效解决“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但在目前疫情蔓延、美国国内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认为，拜登很难重返国际多边贸易协定，或是推动达成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他需要考虑国内工会、农民和外国企业等多方面利益关系，而且任何贸易协定都将经历漫长的谈判过程。

尽管如此，拜登强调通过多边国际贸易机制，尤其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对中国进行施压的意义。“谁来为21世纪的贸易制定通行规则，要么是中国，要么是我们”，他提议“用涉及劳工、环境、知识产权和透明度的高标准把相关国家联合起来，利用我们的集体力量去抑制中国的越轨行为”。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上，拜登政府虽然会调整特朗普政府的对抗性做法，但将继续大力推动世贸组织的实质性改革。美国国内对世贸组织存在深刻的不满，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彼得•德法齐奥(Peter DeFazio)直言“世贸组织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他在今年5月曾提出一项有关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这种激进的做法不会得到拜登的认同，但大幅改革世贸组织在美国国内存在两党共识，比如需要加快该组织处理贸易争端的速度、限制该组织对成员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力、推动该组织更有力地解决非关税壁垒和产业补贴问题。

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伯利·艾略特(Kimberly Elliott)等人认为，拜登政府将会按照美国的国内共识，在与欧洲、日本等加大协调的基础上，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拜登政府还会把数字经济、涉及环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农业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并寻求加强世贸组织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总之，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将向多边主义回归。即便这种回归是有限度的、有选择的，也会使中美在多边层面的博弈进入新的阶段。无论是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还是国际贸易，在这些议题领域中，中国都是主要角色，如何应对拜登政府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策略，如何处理中美在多边层面的竞争与合作，是我们亟待思考和谋划的问题。

来源时间：2021/1/1   发布时间：2020/12/31

旧文章ID：23852

作者：李恩民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嘉宾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第九篇

一位谦虚的大学者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我与傅高义先生的几次接触全都是经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李廷江教授介绍的，虽然没有一对一细谈过，但通过一件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谦虚的学者。

傅高义先生于2019年出版了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这本书，同年中文版和日文版也相继出版。大家都知道，他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但他写这本书时再三强调自己不是学历史的，需要大家的帮助。记得是2018年春天书稿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委托李廷江教授召集了中日韩三国的几位中日关系史和国际关系论方面的学者，精读书稿的Word版，进行历史事实的Fact Check，提供修改意见。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分担了战后部分中的一章。我们Fact Check小组的每个人都写了书面的精读报告并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如人名地名的拼写错误)修改意见，原计划大家齐聚哈佛开个座谈会，后因日程难以调整只好作罢。该书出版以后，我们惊奇的发现，大家所提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了，也在后记中得知出版前他还请其他不同专业的学者阅读过。为人谦和，广泛听取他人的意见并虚心接受，这也许是大家敬仰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2019年11月，傅高义先生应中央大学的邀请访日，在李廷江教授的主持下，我们Fact Check小组的部分成员在国际文化会馆就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及其成果进行一次很有意义的研讨并共进晚餐。不料这张用手机随意拍的合影，竟成为不会再有的永恒的纪念。

来源时间：2021/1/1   发布时间：2021/1/1

旧文章ID：23850

作者：陈玲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嘉 宾

参与本期快评的学者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的机构：

赵全胜 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九教授缅怀一代宗师傅高义系列第8篇

缅怀一代宗师傅高义

陈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傅高义教授是学术界的巨人。他的突然离去也让无数人悲痛万分。我和傅高义教授接触不算多， 但毫不夸张的说，他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君子和智者。他著作等身，又对谁都和蔼谦逊。我第一遇见他，是2007年读博士的时候去哈佛开会。当时就惊讶为什么他那么忙还能给出如此详细的意见。那个时候他说话逻辑慎密，行走健步如飞，我还有点跟不上。之后在哈佛做博士后期间，以及最近两年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期间，也时时因为各种讲座活动在中心碰见他。他十分活跃，组织了很多内容丰富的讲座。他不仅健谈，而且善于倾听，对年轻学者格外关心。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有次去他家里访问，我还没有按门铃他就从客厅出来开门了，还准备好了两本要送给我的书。我和他那时候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发展模式。他建议我要仔细研究问题，千万不要被理论框架套死了。其实中国的政治经济很复杂，既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大家一般理解的社会主义。即使是东亚国家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也不太适用于中国。所以没有太多现有模型和概念可以套。他很高兴的给我分享了他在四川和广东的经历，我也分享了自己在沿海的调研经历，他还询问了我的下一本书，可惜我当时也没有任何成型的想法。不过跟他的交谈让我放松了很多，而且让我认识到自己经常研究还没做完就为了理论框架作茧自缚的行为的确没有必要，而且容易限制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像傅高义教授这样一位对中国，日本，国际研究都很透彻，对学术和政策界同时贡献很大的长者，要概括他的作品的确很难。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个话题的必引之作。他早期的日本研究极有洞见力，可以说是关于发展型国家的先驱之作，虽然大家一贯引用 Chalmers Johnson 的书作为最早的作品。他的儿子 Steven Vogel 后来在研究日本经济制度的渐进演变的时候也传承了他的精神，对我很有启发。在近几年，特别是我完成第一本书期间，傅高义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两本和广东有关的书和对邓小平的研究。这些书对研究者来说是难得的史料来源，详实而见解深刻。他的研究展示了为什么在经历了各种至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和历史浩劫之后，一些地方的官僚和人民仍然完整保留了很强的实用主义，以及政府和市场怎样得到灵活的结合。而且这些重要论述要比现有流行的文献早很多。怀念傅高义教授就应该去读他的每一本作品。他的作品正是他的治学态度和人品最好的体现。

来源时间：2020/12/31   发布时间：2020/12/31

旧文章ID：23849

作者：诗酒年华（亚特兰大华人）  来源：来稿照登

2020年的平安夜晚，部分亚特兰大地区的夜空飘了一点小雪，虽然着地即溶没有积淀，更远远当不起瑞雪之名，但好歹也算是为一个白色圣诞做了铺垫。经过这么惊心动魄的非凡一年，乔治亚州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疗伤，静静熬过黎明前的黑暗。

 

亚特兰大平安夜下起了小雪

今年5月，因为州政府轻视新冠病毒的危害，不但着急开放经济活动，而且对于是否需要强制戴口罩一直犹豫不定，州政府跟亚特兰大市政府为此还隔空打了一场舆论官司。如此这般，州政府颟顸又急于求成，致使乔州的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一直名列全国前十，夏天几个月更一度飙升到全美前五，这个僻处一隅的南方小州，竟然因为疫情和州政府的躁动，小小的出了一把风头。

但真正把乔州推到举世瞩目的风头浪尖上的，是十一月的大选日，乔州三十年来第一次把16张选举人票投给民主党的拜登，为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做了最后裁判。对于此次由红转蓝的翻盘，乔州律师兼民权活动家Stacey Abrams 居功至伟，而亚裔各个族群自发的动员力量，也应该在乔州民权运动史上大书一笔。原来，乔州自80年代开始，一直都是偏共和党的深红州，共和党在基层有了超过三十年的耕耘，不少基层老百姓对共和党的支持已然历经三代人，票投共和党成为多数乔州人民理所当然的家族传统。多年以来，除了在个别少数民族聚居的郡县里，民主党人几乎没有胜选的可能，所以，出于战略考虑，民主党在乔州历来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Stacey Abrams于2018年角逐乔州州长失利之后，发现乔州于2012和2018年间，通过不断清查公民的投票资格，共取消了140多万不活跃的登记选民，大部分人仅仅是因为没有回应州政府重新登记的通知就被取消投票资格，而且其中30多万公民依然健在也没有搬迁(注1)。事后反思，Stacey认为乔州选务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于是成立公益机构，集合同志招募义工，倾尽全力鼓励选民登记并积极投票，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据统计，该机构于2019年中到2020年大选之前，透过挨家挨户的探访和电邮，教育并协助了80多万名合格的乔州居民登记成为选民，大大提升了乔州的公民投票率，为乔州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注2)。多亏了这么多年来各路人马的严谨和执着，乔州州长和州务卿才可以于12月14日三度重新点票之后，高调向全世界宣告，2020乔州选务不存在大规模舞弊造假!这是所有乔州选民多年努力所赢得的骄傲!

 

2020年选举乔治亚州翻蓝

在2020空前积极的乔州选民中，亚裔算是一支独角兽，今年的投票率比前期大选窜高了足足一倍有多，从6万7千旱地拔葱到了14万，虽然亚裔选民只占全部乔州选民的3.2%，但已经用响当当的实力高调进场，担当起一个关键少数派的角色。这次乔州亚裔投票率大飙升，要感谢多个亚裔群组，包括印度、韩国和越南的年轻人们，自发地在多个印度超市、韩国教会、和越南奶茶店练摊摆阵，动员老一辈的公民登记成为选民(注3)。

在亚裔各个民族里，印度裔后来居上，超越了华裔、韩裔和越南裔，成为第一大族裔，而华人目前总人数仅次于印度裔，是乔州第二大亚裔族群，但是华人的参政意识却大大落后于上述几个亚裔族群。这当然要追溯到华人老祖宗失败的教育，什么“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什么“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此这般，上自学霸下自草民，都抱着大树底下好遮荫的心态，悄没声息地混迹在白人为主的美国中产阶级里蹭饭吃，轻易不敢高声张扬引人侧目。更有一小部分华人好似乡俚进城，对有幸移民至白人的国度感激涕零，卑微的心让他们自矮半截，不但不敢跟白人平起平坐，更不敢高声宣告：美籍华人也是美国的主人!

但是2020年的大选改变了这一切，很多平时完全不关心政治的华人，都被过去四年美国政坛的混乱与社会的撕裂激怒了，他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在各个微信群里发声表达不满，慢慢形成一股力量，汇集了左中右各方人士反对川普连任的同盟，微信群里也由散兵游勇式的嘴仗，发展成摆事实讲道理的辟谣打假兵团，很多本来腼腆内向的华人，都被训练得孤军舌战而滔滔不绝。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乔州华人对川普政府抗疫无能的愤怒也濒临井喷，越来越多的中间派和中间偏右派，都看清楚了川普继续当政的危害，于是各路人马陆续从线上走了下来，开始用实际行动参与反川：

有自发写明信片的：在金瑾的组织下，几十位义工在大选前的一个多月里，手写了6000多张明信片，寄给乔州的华人拜票催票;

有打电话发信息的：在廖碧兰的带领下，70多位义工在选举前三天和选举当天，打了近3000通电话，鼓励华人出来投票(注4);

有策划制作视频的：由金瑾统筹，与华讯网合作，制作了一系列视频节目，以中间派的角度看美国政治，秉承不左不右向前看的守中务实之道，冷静看待美国与美籍华人的前路;

有开讲座见面会的：由倪健、肖宇、金瑾等人主持，透过网络向乔州华裔讲解候选人政纲与政绩，让选民在选择之前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有沿街举牌造势的：多位华人响应乔州亚裔同盟的号召，自发串联于华人聚集的超市外，沿街举牌造势，尽管过路的车辆对华人有敌视的言语，参与的华人们依然满怀热情坚持理想;

有制作微信海报的：网友们自费购买APP，花时间学习美工排版，每天把网络文章分段浓缩，制作成精美的微信版海报，方便传阅更方便传讲;

有发文章写诗词的：网友们收集了外州网络大咖的文章，消化整理之后，结合乔州华人圈子的实际情况，写出一篇篇网络文字，有比较红蓝政策的，有罗列拜登政纲的，有批判川普祸国殃民的。

向乔州明信片义工们致敬

 

Hanna Xiao

 

Gang Li

 

Jian Ni

向乔州参议员复选义工们致敬

 

Bilan Liao, Jin Jin

 

Liping Guo

 

Michelle Au, Jin Jin, Jing Zhong, Dora Wang

以上所有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唤醒众多的中间派华人，认识形式、衡量利弊，凭着良心投出神圣的一票。既没有强大的党支部动员，也没有绵密的基层组织统筹，乔州华人反川同盟就这样用土法炼钢的想象力，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加上邪不能胜正的信心，在撬动政治板块的亚裔杠杆上，压下华人关键性的一根稻草。

 

感谢所有为参议员复选付出的朋友们!

乔州的朋友，外州的朋友，你们真棒!

 

注1：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cey_Abrams

注2：https://www.npr.org/2020/11/02/930504055/former-georgia-gubernatorial-candidate-on-a-push-for-voter-turnout

注3：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0-12-10/georgia-senate-runoffs-asian-american-vote

注4：https://supchina.com/2020/11/20/how-chinese-american-activism-helped-georgia-turn-blue/

来源时间：2020/12/31   发布时间：2020/12/31

旧文章ID：23848

作者：迈克尔·奥汉隆  来源：参考消息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2月23日发表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项目主任迈克尔·奥汉隆对美国陆军上将、第二十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的访谈文章【点击这里查看访谈英文原文】。马克·米利认为，中美关系仍将是困难和复杂的，但不会开战。全文摘编如下：

12月2日，布鲁金斯学会对美国陆军上将、第二十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美国最高级别军事官员——进行了一次访谈。他围绕如何看待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讲的内容十分重要，也是对军界内外一些认为我们总有一天会与其中一个或两个不友好大国走向暴力冲突的人的观点的有效匡正。

部分美国人对中俄“过度紧张”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些背景。米利的前任、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在2015年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俄美冷战后的蜜月期结束了，尤其是普京再次安坐克里姆林宫。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防务政策一直把重点放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家身上。后来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在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主导下的国防政策转向了“第三次抵消”战略，以加强对其他大国的常规军事威慑。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都把重点放在俄罗斯和中国身上。邓福德在四年任期结束时警告说，中国很快将成为我们的“头号威胁”。米利本人在接受我的访谈时称中国对我们构成的威胁“在不断加大”。

这些事态发展大多是合理的。但现在，我们遇到了问题。五角大楼内外的许多人现在不仅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且还视它们为潜在的未来敌人。有些人信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认为国家间行为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取得进展，认为大国间的冲突是常态。这可能导致美国的警觉和准备超出适当水平，可能对未来的危机反应过度。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冲突爆发的起因是一场小危机，而发生危机的原因是不信任，也因为军队制订了战争计划，认为一旦敌对行动开始，可能就会迅速升级。

大国开战是“绝不能打的战争”

现在，米利冷静清醒的评论是中肯的。他的话并没有反映出对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当前事态的漫不经心，但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静，而我们大家都应记住。米利预计美中关系仍将是困难和复杂的。但他并不认为会开战，且认为战争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具体来说，当我问及有关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所谓的大国竞争的情况时，他回答说：“我们希望保持大国竞争状态。大国就是要展开竞争。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大国之间将在许多不同的空间展开竞争。因此这没什么问题。这也未必是错误的。但务必要保持大国竞争状态，确保不会转向大国冲突或大国战争。”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随后米利确实明确强调了一点。他说：“在上世纪上半叶，从1914年到1945年，我们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在1914年至1945年间，有1.5亿人在战争中惨遭屠杀。大量流血牺牲，大规模破坏，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有大国开战的想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设想与中国围绕太平洋上某个无人居住的小岛爆发一场“有限的”冲突，或与俄罗斯因某个与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接壤的边境城镇而爆发小冲突时，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点。美国军事和战略精英中的某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在冲突升级之前控制住冲突。历史告诫我们，情况未必如此。

当然，有句古老的格言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因此，米利列举了美国必须采取的一些重要行动，以便通过威慑来减少冲突风险：增强美国军事能力，加强联盟，保持在世界各地的存在，保持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投射意志。

必须指出，美国打了很多场战争，这些战争包括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更不用说在从巴基斯坦到叙利亚、索马里、利比亚等无数小规模的反恐行动了。米利传递的信息是，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冲突的计划不同于其他。这不仅是因为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会更困难和更复杂。相反，它们是绝不能打的战争，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成功的衡量标准不是军事胜利，而是威慑，如果战争确实发生了，那成功的衡量标准就是迅速使战事降级和结束冲突。

就在拜登政府就要开始执政并思考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之际，米利的这种劝告和建议值得研究和关注。

来源时间：2020/12/31   发布时间：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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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2020年的中美关系，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不久，仿佛进入静止状态：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中美人际交流陷于停摆，美国总统大选前中国成为候选人竞选宣言的靶子，从特朗普的“中国病毒”标签，到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关闭，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冰点。2021年，如果疫情得到控制，特朗普下台，是否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稳定的“底线”和“反弹”?中美竞赛是否会形成新的游戏规则?这是年底前许多西方学者和专家关注的议题。

《外交事务》杂志2021年1/2月号发布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的专文，题为“中国想要的世界：强权会不会重塑中国的野心”。这篇文章试图梳理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愿景，“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应对等问题。

在这些看来很基本的问题上，其实中美并没有“共识”，对于对方“居心”或“意图”的看法也似乎存在着本质上的歧异。即使在中国和美国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担心中国崛起会形成威胁的西方人士通常都对中国的“居心”有负面预设;而认为中国会参与积极重塑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的“意图”采取相对正面的诠释。同样地，中国国内对美国的“居心”也有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论”到“公平竞争论”的差别，然而在特朗普当政期间，中国国内精英的观点进一步朝美国“遏制中国论”的方向靠拢。

米特认为，今日的中国力量主要由四个元素构成：威权主义、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创新。这形成了中国模式的骨干。这四个元素结合并重组，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政治DNA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中国执政党希望巩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鼓励国内外消费主义，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开发和出口本国先进技术。米特认为，必须综合观察这四个目标，才能理解中国目前的地位和未来前景。

根据米特的分析，这四个主要目标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位领导人或危机，它们塑造了中国对于重构世界秩序的理念。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将在亚洲扮演重要角色，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型，这个经济模型借鉴了共同体的发展思想，对自由规范漠不关心(虽然也不总是积极地敌对)。而且中国经常通过引用历史，或者重新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来证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

从2008年到2020年

对于西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2008年和2020年是两个关键节点。这是因为中国对于美国实力的评估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影响了自身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

在中国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西方体制，以及放任型资本主义的缺陷，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对中国媒体说的，当时王岐山对保尔森说，“亨利，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有些中国政治精英甚至认为中国幸亏没有改得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反而似乎变成了改革非必要的论据。

新冠疫情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失控，更加深了许多中国人看衰美国的看法，使执政者更为肯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个观点呼应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员朱利安•格维兹在2020年11/12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写的：“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败退：华盛顿必须证明北京错了”。也就是说，“美国衰败论”与“遏制中国论”在许多中国政治精英的心目中紧紧捆绑在一起，持有美国正走向没落想法的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企图通过遏制中国来挽救或掩饰自己的颓势。

米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威权统治体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迈向开放国家的过程，潜台词是，中国社会从党的有效领导那里获得的好处，超过了人民缺乏政治参与的不足。新冠危机更加巩固了中国国内的威权主义。

2020年中国自夸根据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体制有效地抑制病毒，反映在对外更为自信和“战狼”式的言论。“中国领导者不只是想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他们的野心具有全球性。中国领导者从历史中汲取了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地位的认知。现在他们以修正主义者的身份宣称自己在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中起着创举作用，拥护中国传统的治理规范，寻求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并明确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高度对抗性的外交策略。米特认为，如果中国在全球施展强权时采取更明显的对抗性态度，这种敌对情绪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格维兹认为，中国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要扭转这种看法几乎不可能;中国的目标与美国的利益在许多领域都有冲突，而且特朗普证实了北京对美国的许多看法，因此再多的外交策略都无法说服中方放松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减少对国家主义经济体系的支持，或不再试图减少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这么做都是基于自身安全考量。

格维兹主张，唯一能改变这场角力的格局的方法是，美国向中国证明：美国并没有衰败。我相信这也将是拜登政府的看法，这不仅反映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也反映在他内阁人选的公开言论中。

更重要的是，格维兹并不认为中国政府的全盘打算都是一成不变的。他挑战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无法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僵化国家。要走出这个思维模式，格维兹主张对美国和中国的利益进行更现实的评估：“虽然北京以激烈竞争和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世界，但华盛顿仍然可以在中国问题上促进自己的利益。”

格维兹写道：“美国必须要恢复自己的权力和领导力，通过彻底反驳那些渲染美国消亡的夸大报道，来改变中国的算计，找出一条可让中美两国互惠互利、可持续共存的道路。”

中国的合理目标

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范围，自然需要扩大在全球的安全设置。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伞(例如本世纪初北约在阿富汗对中国资产的实质保护)已不足够。

因此拜登政府在制定中国策略时必将面临的首要挑战将是：中国的崛起不但不可避免，也有其合理正当的目标，但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合法目标是什么?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可能已经超越美国。米特认为，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的失败，例如，华为的5G技术对许多国家都具有吸引力，因为没有明显的西方替代方案。美国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给予中国扩大其在联合国影响力的入场机会。

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生态危机、众多边界争端，以及在全世界受欢迎程度下滑。但米特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将不是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本身的专制转向。对于威权的坚持，将使中国模式的其他三个核心(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创新)的成功变得更加困难，在国外引发敌对情绪，并在中国和它努力改造的世界秩序之间增加障碍。

美国的“衰败”?

米特和格维兹都认为，中国对外采取的对抗性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认为美国不可避免地“衰败”的认识。

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力量正在减弱，因此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曾经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比拟为“一个垂死的，正在迅速下沉的人”。2008年金融危机使中国领导人怀疑毛泽东曾预言的资本主义毁灭性破坏是否已经到来。

现在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已将这一缓慢的过程推向了急剧恶化且不可逆转的新阶段，从退出国际协定和机构，到国内政策加剧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排斥移民和削减联邦政府研发资金，他们看到了美国不可避免的衰退。

在今年1月达成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中，中国同意购买一系列美国商品，而不是做出任何重大的改革承诺。对中国来说，应对新冠疫情的结果验证了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优势，国有企业已俨然成为“应对大流行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美贸易战开打后，“中国制造2025”的口号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但该计划的目标并未实质性改变：到2025年前实现在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等核心技术上70%的自给自足。中国正在加速争取关键科技的全球领导地位，通过无线网络、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部署，计划至2025年为经济注入1.4万亿美元。从今年初开始，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地方的政府已经拨出6.6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9350亿美元)用于技术开发。

赛迪智库近期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在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人民币，带动投资累计或超17万亿元人民币。

许多中国领导者和学者坚信，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中关系的轨迹现在都是由美国衰落和对中国的敌意这两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决定的。

特朗普的中国策略把中国推向与美国表述的目标恰好相反的方向。虽然特朗普政策的目标是迫使中国脱离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但从2018年美国掀起贸易战起，中国政府就断定特朗普的目标是重商主义，他只关心得到美国的所谓“好协议”。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加倍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以应对与美国冲突造成的不稳定。

因此格维兹主张，美国要与中国展开有力竞争，当务之急莫过于振兴本国的经济基础、技术优势和民主制度。决策者必须管控好新冠疫情，实施惠及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政策，欢迎能使美国社会更加富裕的移民来到美国，追求种族平等，以向世界展示美国民主仍然是自由和平等的灯塔，明智地进行投资，以加强美国的国防能力，增加联邦基金来资助科研活动。

格维兹还认为，美国的战略还必须拒绝不准确的观念，即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支不可渗透的力量，走的道路是一成不变的，对外部压力和激励措施没有反应。通过在必要时(甚至在两方激烈竞争之时)与中国展开合作，美国就可向北京展示，只要中国能承担起世界大国的责任并按规则行事，它并不害怕或谋求遏制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假以时日，这些举措也可能使中方开始相信，更重要的是解决紧迫的双边问题，而不是执迷于自己对美国的偏执妄想。

其实，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第一名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和他的团队，在年底发布的报告《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第一名》中，质疑G2竞争的思维陷阱。

这篇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陷入经济、安全和政治“史诗般”的全面战略竞争，是基于一个错误假设：美国和中国正在争夺第一。虽然围绕经济规模、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技术创新、军事复杂性和部队投射能力等狭义范围的竞争，中美的确可能面临第一还是第二之间的比拼，但在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领域，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第一。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政府治理、医疗保健、犯罪、环境方面，两国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与其他国家相比，中美与最佳实践者之间的差距往往很大。

作者还指出，权力固然重要，但远非一切，因为许多典型的权力指标无法轻易转化为普通公民的有形收益：比方说，对老百姓来说，核武器不能当饭吃。

即使幸福感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但也不是无关紧要。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的表现并不特别好，分别排名18和94，远远落后于芬兰。在民主和自由方面，美国的排名高于中国，但美国距离遥遥领先的其他国家也还有一段距离。根据《经济学人》的全球民主指数，美国排名第25，中国第153。根据智库“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指数，美国排名第52，中国第192。

就连网络自由度，“自由之家”也评美国第5，中国第65。“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度排行显示中国排名177，但美国也只拿下第45名。

尽管中美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竞争激烈，但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7.3%和54.3%(分别排名第31和54)，而冰岛、卡塔尔和韩国等较小的国家/地区拥有达到95%或更高的普及率。

中美两国若想增强在创新领域的领导力，就必须解决薄弱环节，包括两国在教育和生态可持续性方面的弱点，以及对中国来说最紧迫的监管环境改善问题。

财富分配问题上，2016年世界银行评估各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以每天5美元为贫困线，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名第21位和第53位。这篇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自定义的每天2.2美元的贫困线仍然太低，掩盖了持续不断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现实。

以广泛使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2019年美国(0.481)和中国(0.465)在绝对值上以及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仍然存在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7年估计斯洛文尼亚的基尼系数最低，为0.242。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和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税前国民收入分别为全民收入的41%和45%，分别排名第65位和第91位，表明两国都有财富分配非常不平均的现象。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暴露了美国和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弱点。尽管美国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中排名最高，但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仍然举步维艰，目前每天有超过20万的新病例。中国的病例总数要低得多，但在2019年末和2020年初因对疫情管理不善，中国病例5%的病死率在全球排第十高，远高于美国的1.9%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3%。为了提高对大流行病的防范能力，两国应在机构医疗基础设施上进行更多投资，并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评估公共卫生部门的另一个关键指标是公民获得优质医疗保健的机会：2016年医疗质量指数(HAQ)研究了32种如果公民有足够的医疗机会则不应死亡的原因，在满分100中，美国得分为88.7，中国为77.9，分别排名第29和第48。

中国各地的卫生保健水平和质量水平差异很大，从北京91.5的HAQ值到某些西部省份50以下的HAQ值。美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虽然较小，但也存在类似的差距：2016年，高于90的HAQ值仅限于新英格兰、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州的某些地区。这个比较凸显了两国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和质量的必要性。

“去美国化”和“去中国化”

从这些发人深省的数据来看，2021年是美国和中国摆脱“争第一”思维的契机。在互联网喧嚣的时代，如果仅从中美各自鹰派的言论来看，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双方都有想要扳倒对方的意图，双方都已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中美贸易战已经演化为中美体制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新冠疫情加深了这种比拼。

中国正在加强与世界各地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正显示，中国的“双循环”策略并不是为了“去全球化”，而更多地是为了“去美国化”。

拜登政府应该会力图摆脱“脱钩论”的阴影，尝试重新定义符合实用主义的对华政策，停止“去中国化”的徒劳举措。

中美双方都应该走出单纯指责对方进行“零和博弈”的心态，停止轮番以五十步笑百步，重新定义彼此竞争的游戏规则，让两国人民的福祉成为良性竞争的受惠者。

来源时间：2020/12/30   发布时间：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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