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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的对抗？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影响因素的文献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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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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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国政学人第497期

作品简介

【作者】唐一鸣(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研究生)

【校对】郭新靓、杨帆

【审核】晋玉

命中注定的对抗?

——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影响因素的文献探析

内容提要

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话题，传统观点认为崛起国在不断壮大自身实力的过程中必将挑战体系中的主导大国，冲击现有国际体系，引发战争。按照这种逻辑，中美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和相对衰落的主导大国，注定会发生战争。但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理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不少学者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为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提供借鉴。

主要内容

01 权力转移理论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为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而不断追求更多的权力，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利益以及安全息息相关。根据这个逻辑，“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实力增长的过程也是崛起国与主导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过程，大国对自身安全和利益认知会相应发生变化，崛起大国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国际体系规则的主导权，进而引发与主导国之间的战争。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提出者，奥根斯基认为国家具有的主观意志会在追求权力时发挥重要作用，即国家对现存体系的满意度以及对自身实力的评判会影响其行为。据此，奥根斯基得出结论，“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由于没有参与国际秩序的创建过程，未能得到与其现有实力相应的地位和利益满足，因而最有可能成为“挑战者”。与此同时，“强大而满意”的国家虽然可能会有限度地让渡部分特权以维持地位，但绝不会放弃或牺牲自己的霸权地位，也有可能发动预防性战争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优势。

02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秩序对崛起国的约束

然而，随着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现实情况与国际理论的反复对标，传统的权力转移观点，即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定会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引发与主导国的冲突，遭到了质疑。约翰·伊肯伯里从自由主义秩序对崛起国的约束角度来探讨崛起国主动挑战主导大国的可能性。[1]在他的《崛起的中国与西方的未来——自由主义体系能否生存》一文中，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激烈的权力斗争或对现存体系的改变(或推翻)。他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秩序与以往崛起国所面临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有所不同。首先，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非歧视和市场开放的规则与规范之上的，这为新兴国家在秩序内发展经济、实现政治目标创造了条件。其次是秩序主导者的联盟性质。当前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国联盟，其中大多数是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共同推进了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秩序的建立和发展。通常认为，权力过渡会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即一个上升的国家和一个衰落的霸权国家，一旦权力平衡发生变化，秩序就会变化。但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壮大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权力的积累有利于秩序的平衡。第三，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包容的、由一系列受到广泛认可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组成的秩序体系，无论其缺点如何，它比以往的秩序都更加开放和基于规则，从而为全球社会的紧密合作和共同治理奠定了基础。国际社会中安全和经济联系越是多边且越具有包容性，全球体系就越能保持其连贯性。由于现存国际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它能以极大的空间来容纳崛起的大国，新兴国家也能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机会在国际秩序的管理中发挥作用。崛起国和主导国可以在准法律机制中找到各自的价值，使冲突得以解决或至少得以消散。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还为新兴国家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提供了机会，进一步削弱其挑战现有秩序的动机。大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也限制了新兴大国推翻现有秩序的能力。根据这个逻辑，伊肯伯里认为即使中国的崛起已成事实，但美国仍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最强大的战略武器是决定将采用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能力。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加入并维护现存秩序利大于弊，若其选择挑战现有秩序，它所面临的任务远不止是与美国的对抗，而是整个资本主义民主世界。

03 唐健：国家模式决定国家战略目标及手段

中国学者唐健从行为体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模式是不同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2] 在《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一文中，唐健认为国家模式决定了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手段，其相似和差异程度限定了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现代国际体系下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种：世俗-自由模式、威权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国家。面对不同国家模式的崛起国，主导国的应对战略也有所不同。世俗-自由模式与威权模式国家之争也是开放与封闭秩序之争，作为世俗-自由模式的主导大国面对前者更可能选择适应战略，而对后者进行限制。神圣-集体国家与世俗-自由国家从根本上就背道而驰，两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最大。但作者同时提出，国家模式的差异只是战争爆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实力差距、国家互动所处的战略环境同样也会影响彼此战略的实施，从而影响冲突的可能性。主导国通过自强战略实现自身实力的提升，从而拉大与崛起国的差距、进一步强化原有等级。这有利于削弱崛起国的挑战欲望，降低敌对和冲突的可能。此外，核武器的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全球化下各国的紧密联系沟通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战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现了从神圣-集体模式到世俗化的转型，这也决定了它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态度。目前的开放秩序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中美之间较大的差距以及所处的战略环境都使得中国对现存秩序并无挑战欲望，但未来中国的国家模式以及所处的国际体系、中美的战略互动是否会导致战争，都还尚未有定论。

04 Itzkowitz Shifrinson：主导国对崛起国有战略意义

美国学者 Itzkowitz Shifrinson则从主导国对崛起国的战略意义角度出发，解释了崛起国何时以及为何掠夺或支持主导大国。[3]在他的《合作伙伴还是你争我夺?崛起国如何应对衰落中的大国》一文中，他首先强调深入研究崛起国行为以及国际秩序、权力转移对其行为影响的必要性。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体系结构会对行为体产生深刻影响。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下，衰落大国对崛起国而言具有不同的战略价值，从而影响崛起国战略的选择。同时，他提出了能对崛起国战略选择的深层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的“掠夺理论”，即衰落大国的战略价值及军事姿态影响崛起国的战略。当衰落大国的战略价值较低且军事姿态软弱时，崛起国选择实施降级战略，即崛起国试图迅速改变现状以削弱衰落大国，并取而代之。当衰落大国缺乏战略价值但有强硬的军事姿态时，实施削弱战略，即崛起国试图通过将衰落大国拉入军备竞赛、挑战其次要利益、减缓其经济增长或者创造外交僵局等方式，逐渐改变权力分配的可能性更大。若衰落大国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且军事姿态强硬时，崛起国通常实施支持战略，即崛起国无需投入大量资源，而选择维持现状，防止衰落国家失去大国地位，并避免损失重要利益或破坏大国关系。当衰落大国战略价值较高但军事姿态软弱时，选择加强战略，即崛起国加强对衰落大国的支持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分配的可能性更大。新兴国家只有在认为自己不需要衰落大国帮助其对抗其他大国，且衰落大国不会选择采取军事手段阻止或击败崛起国家时，才会加强掠夺，因为崛起国可以通过削弱衰落大国来获利。相反，当衰落大国能够被用来对抗其他大国时，崛起国会选择继续支持衰落大国。当衰落大国作为对抗他国的同伴但存在军事失败可能性时，崛起国往往会进一步支持衰落大国。在这里，崛起国为防止衰落大国变得更加衰弱的动机有所加强，因为若不这样做，崛起国会被其他大国孤立。从该理论来审视中美关系， Itzkowitz Shifrinson认为相对衰落的美国仍能降低中国实施降级战略的可能性，中国甚至可能会选择支持战略。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相较于中国而言仍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从而可以限制中国的掠夺行为;另一方面，多极化世界中，美国的潜力以及地理优势对中国而言具有战略价值，中国因而有动力支持美国，而美国也应尽量避免与世界上反华联盟的紧密联系。通过调整政策应对崛起国家的制约和把握机遇，美国依旧可以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从权力分配的变化中获利。

05 王梓元：地位困境引发的误解是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

安全困境的存在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会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和不信任，崛起国与主导国都会寻求扩大权力以保障自身安全，但这进一步激发了对彼此的忧惧，导致权力冲突螺旋式上升，最终引发战争。对此，中国学者王梓元从观念角度出发，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安全困境并不必然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冲突，地位困境(status dilemma)引发的对彼此意图的误解在权力转移中会发挥重要作用，是加剧双方结构性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因。[4] 在《误解已成注定?地位困境与美中对抗的起源》一文中，作者提出误解是引发崛起大国与既定霸权国之间紧张关系升级的核心,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而地位困境，即对某一国地位的承认意味着另一方的相对损失，则是误解的关键来源。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大国的优越地位具有工具性价值——使其行为更具合法性，由于地位的主体间性质，当新兴大国寻求确认其所需身份时，该信号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对主导国特权的公开挑战，若无法妥善应对，这将会激发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地位竞争，引发地位困境，进而加剧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可以通过明确彼此的意图及核心利益、增强承诺可信度来缓解，但地位困境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双方更重视某一争端的象征性价值而忽视其实际意义，从而引发冲突。由于政治言论和外交互动与地位认同息息相关，地位困境可能会导致彼此误解加深，进而加剧安全困境。具体到中美关系，虽然双方一开始意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并试图通过明确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增强战略信任，但地位困境的存在反而加剧了彼此的误解，进而激化了安全困境。中美两国各有其追求的地位目标，美国寻求在处理实际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保持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更关注其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地位，并从此出发，提出其核心利益在于维护本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双方的安全对话中，美国忽视了中方对地位的潜在追求，在台湾、西藏以及南海问题中，双方都未准确理解对方意图，从而引发地位困境。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彼此明确战略意图，有效、可信的传递和理解合作意向，减少误解，也是降低战争可能性的重要条件。

笔者总结

可以看到，目前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更为关注崛起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认为崛起大国的意图以及所采取的举措是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认为崛起大国是否具有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决定了其是否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寻求改变。[5]但事实上，主导国为应对权力转移而选择的态度及战略也同样值得注意。若主导国倾向于扩大国家利益的定义范围，夸大对手的威胁程度并低估对外军事干预的成本，则可能陷入“自我牵连”(self-entrapment)，从而卷入第三方与崛起国的纠纷中，引发与崛起国的冲突。对中美关系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霸权衰落国而非崛起大国的进攻性战略取向，与其说是中国崛起挑战了美国霸权，不如说是美国正在主动增加与中国的冲突因素。[6]中美关系的变量是美国，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及行动会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是选择与中国处处针对还是相互合作，实现共赢，这是美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其自身并没有追求体系内霸权、取代美国的意愿和目标，希望实现与美国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其目标是在加快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及平台，推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如今的全球体系既是一个社会体系, 又是一个人与自然和环境共存的体系，在为人类发展提供空间的同时，也存在着全球性的风险和威胁，使所有国家都无法避免，对国际体系也提出了巨大挑战。[7]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国相互合作，共同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才能建立稳定的相互尊重的中美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追求显然更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更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Ikenberry, G. Joh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 87 (2008): 23.

[2]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当代亚太 .03(2014):63-96+158.

[3]Itzkowitz Shifrinson, Joshua R. "Partnership or Predation? How Rising States Contend with Declining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5.1 (2020): 90-126.

[4]Wang, William Ziyuan. "Destined for misperception? Status dilemma and the early origin of US-China antagonism."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4.1 (2019): 49-65.

[5]朱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忧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0期

[6]秦立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透视:体系性安排与战略互动[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02):223-243.

[7]金应忠.空间与轨迹:两个体系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战略定位历史变迁新解[J].社会科学,2009(12):3-11+181.

来源时间：2020/9/22 发布时间：2020/9/22

旧文章ID：23038

金斯伯格身后各方势力纷纷登场：叛变、弹劾、暴动……大戏将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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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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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圣地呀GO议事厅来源：圣地呀GO

在9月18日，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突然去世，无疑于在美国政治中引爆了一颗核弹。金斯伯格也自知自己去世可能会带来的惊涛骇浪，在病床上向孙女读出一项声明，她“热切希望，我(的职位)不会在新总统上任前被取代”。

但很遗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她的身后，俨然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

特朗普：女性保守派是首要人选

在金斯伯格去世之前，特朗普已经任命了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倾斜为5比4。他在周六表示，将寻求“毫不拖延地”提名一名保守派替代者，并表示女性将是他名单中的首要人选。

特朗普说， “我们被安排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有这样的权力，为如此自豪地选举出我们的人民做出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决定一直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选择。”

据透露，两名美国上诉法院女法官古巴裔芭芭拉‧拉戈亚(Barbara Lagoa)和保守派天主教徒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成为特朗普的大法官提名人热门人选。

现年52岁的拉戈亚是前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法官，于2019年9月由特朗普提名进入第11巡回上诉法院。在此之前，她在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度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那里她是第一位拉丁裔法官。此前，她在佛罗里达州中级上诉法院担任法官十多年。

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两个孩子是收养的海地孤儿，最小的孩子有唐氏综合症)，她曾是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者，特朗普于2017年将她任命为位于芝加哥的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的争议较多，因为她拥有强烈的保守教派观点。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表示，特朗普的提名将在参议院获得投票机会，以完成任命。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数小时，他承诺，无论特朗普先生挑选谁来取代她，都将获得确认投票。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将在美国参议院的会议上获得投票。”

如果特朗普如预期的那样选择一名保守派法官继任，则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将拥有“6：3”的压倒性多数，这一点有可能导致在诸如堕胎、LGBTQ权益及移民等议题的表决上，出现有利于保守派的结果，从而使美国的司法根基在意识形态上右移。

如果说今年选前有“10月惊奇”，金斯伯格之逝就是最大的惊奇，让特朗普和共和党获得反攻机会，并可能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前激发保守派选民的空前狂欢和投票热情。

拜登：煽动共和党人“叛变”

在听到此消息后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首先“坐不住了”。当地时间18日晚，拜登表示接替金斯伯格的大法官人选应该由11月3日总统大选的获胜者提名。

他说，“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那么参议院就应该在他的选择上继续前进，并公平地权衡他选择的提名人。但如果我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应该被撤回。而作为新总统，我应该是提名金斯伯格大法官继任者的人，这个提名人应该在参议院得到公平的听证。”

但同样打脸的是，拜登在2016年极力支持在奥巴马在选举前填补大法官斯卡利亚空缺，此次也一样被指责为“双标”。

拜登还呼吁共和党参议员“背叛”特朗普。拜登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敦促“少数”关键的参议院共和党人“遵循你们的良心”，不要在总统大选前通过参议院“硬塞”一个最高法院的提名人，并表示此举相当于“滥用权力”。

截至周日，已经有2名女性共和党参议员站出来反对在大选前接受大法官提名。

第一个表达不支持立场的是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目前她的连任竞选正面临极大的困难。第二个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她在2016年也曾持同样立场反对奥巴马。

共和党人目前在上议院对民主党人拥有53比47的席位优势。民主党还需要再争取到两名共和党人“叛变“，才有可能克服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平局时的关键投票，阻止特朗普提名大法官。

奥巴马：当年他们不是这样说的

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后，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拒绝审议由时任总统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梅里克·加兰德来填补职位空缺。当时，斯卡利亚去世时距离大选还有“将近10个月”时间，参议院表示，当年是选举年，因此不应该举行相关听证会。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引用当年阻止他的麦康奈尔的话表示，金斯伯格的职位空缺要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才能填补。

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四年半前，当共和党人拒绝就梅里克·加兰德举行听证会或进行投票时，他们提出了一项标准，即参议院在新任总统上任之前不应该就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职位举行相关听证会。”

奥巴马指出，由于本次大选投票已经拉开序幕，因此，现在共和党参议员应该被要求采用该标准。法院在现在和未来几年所面临的问题都太过重要了，以至于法院职位空缺不能通过不为人知的程序来解决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在去年12月爱荷华州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中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如果2020成功当选，或将提名奥巴马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如果这一幕得以实现，奥巴马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美国总统，上一位还要追溯到在1909年至1913年任美国总统的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卸任总统职位后，塔夫脱又于1921年被任命为第十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但最新消息称，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拜登已经改变主义，打算任命一个黑人女性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民主党人：弹劾、改革大法院、造反

9月20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被问在美国大法官新人选的问题时，不否认会不会通过弹劾特朗普或司法部长巴尔，来拖延时间阻止共和党确认新大法官人选。“我们有其他的选择，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佩洛西说。

她称金斯伯格的继任者必须坚持对“人人平等、机会和正义”的承诺。

民主党激进派“四人帮”的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OC)甚至表示，民主党应该考虑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不仅仅只有9名法官，要增加自由派法官来重新组合最高法院。

众议院司法机构主席杰里-纳德勒周六也在推特上说，”如果在新的参议院和总统上任之前强行通过提名人，那么新上任的参议院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扩大最高法院。”民主党代表乔-肯尼迪三世说，“如果共和党在2020年举行投票，我们就在2021年扩大法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民主党人要对最高法院动手了，美国媒体Axios指出，民主党人甚至考虑在美国国旗上加两颗星，通过推动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建州的方式，为最高法院增加两名大法官，把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一下变成11个甚至更多，这样可以摊薄目前共和党保守派法官的人数优势，是目前最有效的逆转手段，但当然，想要实现的难度非比寻常。

另外，还有怒火中烧的高调左派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暗示要进行“暴力起义”。

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雷扎-阿斯兰对他推特上29.3万名追随者说，“如果他们想取代金斯伯格大法官，我们就烧掉所有的东西。”政治评论员劳拉-巴塞特说，“如果麦康奈尔把新法官硬塞进去，就会暴动。”

来源时间：2020/9/21 发布时间：20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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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身后的空缺和分裂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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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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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UREEN DOWD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鲁思·巴德尔·金斯伯格，2013年。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我曾经非常乐观地认为，美国将完好无损地度过特朗普的任期。

2016年，美国恼羞成怒——而且发了疯。本届政府打开了那么多前所未见的地狱，以至于过去四年看上去就像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油画中的景象。然而这个国家的理念是如此卓越;它肯定可以承受一个侥幸挤进来的粗俗骗子。

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回头了。无论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尖锐的分裂能够缓解吗?

周五晚上鲁思·巴德尔·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的惊人消息肯定会引发一场政治大火。特朗普总统有机会通过第三位大法官重塑最高法院，让保守派获得6比3的多数优势，其影响可以远远超出他的任期。

民主党仍在为共和党拒绝考虑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大法官人选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而痛心，金斯伯格的去世将把他们推向极端，或许还会促进他们参加投票，尤其是女性选民。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会争取尽早就大法官人选投票，因为总统已经在说要提名汤姆·科顿(Tom Cotton)或特德·克鲁兹(Ted Cruz)，目的是让最高法能够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于周五表示，特朗普的提名人选——希望不是珍宁·皮罗(Jeanine Pirro)——将获得参议院表决机会。

“我们不能带着4比4的法庭度过总统大选日。”克鲁兹对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说。想象一下布什对戈尔的选举在最高法4比4的情况下重演。

事实证明，开国元勋们创建的国家极易受到总统的伤害，无论是由谁当选。他们认为，未来的总统会珍惜他们如此艰苦创造的东西，继续把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分属不同类型的人们编织在一起。

但是现在我们的总统拿着那些编织针，用它们无情地刺伤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体系到底有多么脆弱。

所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从总统的道德到选举的诚信，再到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司法部长——都被炸得粉碎。一个不相信科学的总统搞了四年的科学实验：当一国总统在权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分裂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

没多久之前，奥巴马在通往白宫的征程起点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呼吁无视那些将我们的国家分割成红州和蓝州的人，因为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

现在特朗普把一切都归咎于“管理不善的蓝州”和“民主党城市”。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总统。每当他谈到没有投票给他的那一半国家时，他就会描绘出一幅踏过州界就是斯科塞斯(Scorsese)式都市地狱的景象。

周三，总统做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假设——“如果你把蓝州排除在外”，那么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就不会那么糟糕。

《纽约时报》的彼得·贝克(Peter Baker)写道，作为红色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经常把国家分成支持他的部分和不支持他的部分，奖励前者，谴责后者”。

政治和政府治理之间的界限当然可以很模糊。但对特朗普来说，二者之间没有界线。

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对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吹嘘说，特朗普可以“通过向对方挑战，刺激他们采取愚蠢的立场”。伍德沃德写道，库什纳对一名助手说，“民主党人疯了，他们基本上是在捍卫巴尔的摩。”对于库什纳这样一个巴尔的摩贫民区大地主，这样得意洋洋的评价堪称犬儒主义的巅峰。

周四晚上，乔·拜登(Joe Biden)在参加CNN市政厅(CNN Town Hall)节目时，苏珊·康纳斯(Susan Connors)的提问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分裂本质的焦虑。“副总统先生，”她说，“我在窗前眺望，越过我前院的拜登标志，是特朗普的旗帜与庭院标志的海洋。我的问题是，你有什么计划，与反对党的选民搭起桥梁，带领我们走向共同的未来?”

拜登用安慰的口吻说，只要特朗普“不再挡道，他那些刻薄的态度和他找别人麻烦、报复别人的方式也不复存在”，他就会拿起那些编织针。

但这真会这么容易吗?文化生态系统以及放大特朗普疯狂的社交媒体狂热沼泽还将继续存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Facebook将继续去验证这个国家的偏见和阴谋论，而这个国家正日益以无知、反智主义和否认科学为荣。

鉴于总统在新冠病毒问题上的致命疏忽和故意推脱，以及他的种族煽动，拜登本应该碾压特朗普的，然而现在双方却势均力敌，这样简单的事实不就证明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如此分裂，以至于将人们团结起来的任务无异于清理一整打神话中的奥吉亚斯马厩吗?

伍德沃德的书中透露，特朗普很早就知道这种病毒有多危险，但却对它轻描淡写，随后我听到来自两个平行宇宙的声音。

“我快窒息了，真是难以置信，”我的朋友丽塔(Rita)生气地说。

“他只是想让人们振作，”我的姊妹佩吉(Peggy)平静地说。

上周五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一场竞选活动中，一个头戴MAGA帽子的男人嘲笑拜登，说他永远都赢不了。拜登走近这位来自另一个现实世界的人，跟他撞了下手肘，笑着向他保证，如果自己真的赢了，同样也会为他工作。

如果麦康奈尔得逞，拜登的工作就不会包括提名金斯伯格的继任者。

Maureen Dowd是1999年普利策杰出评论奖获得者，著有三本《纽约时报》畅销书，1995年成为观点专栏作者。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0/9/21 发布时间：20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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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院紧急叫停微信禁令，美国用户可继续正常下载和使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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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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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栋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9月20日(周日)上午，美国加州法院的一道临时禁止令在最后一刻暂时挽救了可能在美国被“全面封杀”的微信。

美加州法院颁布临时禁止令。

据《纽约时报》报道，根据判决，法官认为8月6日的特朗普总统令及9月18日发布的商务部实施细则均实际造成了在美国境内全面禁封微信的效果，存在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平权条款、程序正义条款的嫌疑，而美国司法部能够提供的微信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所谓威胁的证据又明显不足，加之细则从颁布到生效只有两天时间，将给美国微信用户造成了迫在眉睫和无可挽回的伤害。

法官裁定：虽然某些法理和事实上的细节问题尚未审清，但在法院最终判定总统令和实施细则是否违宪之前，该总统令和实施细则均不得实施。

换言之，法官的临时禁止令使得全美微信用户暂时免受总统令和商务部原定于9月20日起将实施的微信禁令的伤害。目前所有美国微信用户都可继续正常使用微信，应用商店可以继续发布微信这个app以及更新，其它电信运营商也可以继续提供对于微信app的服务。

不过这并非是最终结果。判决颁布之后，美国政府可迅速上诉到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就禁止令的问题重新审核。考虑到案件的重大意义，上诉的可能性大于90%。如果上诉法院同意加速审理，上诉阶段可以在1-2个月之内完成。而输的一方则可以选择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

过去的这个周末，微信在美国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坎坷命运。

当地时间9月18日(周五)，美国商务部发布通告，称将于9月20日(周日)起开始对TikTok和微信实施全面禁令，并公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

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称，美方多次动用国家力量，以莫须有的理由对企业进行“围猎”和打压，严重扰乱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了国际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这对于微信来说，相当于全面的封杀。”物理学博士。美国加州律师岳东晓18日晚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岳东晓指出，“美国商务部禁令细则的内容全面覆盖了：不准在美国设置微信服务器;不准在美国提供微信数据;不准给微信提供数据传输(包括通过代理进行传输);不准使用微信的功能，或者开发兼容代码，这等于全面封杀了微信的使用和功能。”虽然在具体实施上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按照禁令细则完全实施，微信无疑将在美国被“全面断网”。

据路透社报道，在18日美国商务部的吹风会上，官员没有透露更多关于禁令如何执行的细节。他们强调，禁令的作用在于严重削弱美国用户可使用微信的功能。一名商务部高级官员表示，已经安装了微信的用户应该能够继续使用一段时间。不过，由于微信依赖于美国公司提供的网络服务，用户将会体验到网速慢到超时的情况，并最终失去这些功能。

不过，禁令指出在中国的美国公司目前仍可以继续使用微信用于其相关支付业务。

此前，一群由美国微信用户组成的“美国微信用户联盟”(微联会)在16日向旧金山联邦法院提交反对特朗普禁令的诉讼，在17日的听证会上，尽管联邦法官对微信用户的诉讼表示同情，但没有立即发布针对特朗普政府禁令的临时禁制令。

但是在18日商务部公布了禁令细则，显示出将对微信使用全面封杀措施后，局势再次出现了翻转。

19日下午，美微联会律师团和美国司法部在加州联邦法院的微信禁紧急听证会上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激烈交锋。听证会结束后，法官正式颁布叫停总统令和商务部实施细则的禁止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微信的母公司腾讯则在20日发布最新声明称，20日之后美国用户可能可继续使用微信，将继续与美国政府磋商，并再次强调微信海外版WeChat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其数据政策与程序符合全球最严格的隐私标准。

如果微信在美国被“全面封杀”，将对在美国华人，以及与中国展开商贸、文化等交流的美国人造成巨大影响。

来源时间：2020/9/21 发布时间：20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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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严忠：美中当前需要的是反思，不是脱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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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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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严忠/文；陈怡/翻译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的政治免疫系统对中国反应过度：我们需要的是明智的反思，而不是脱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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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就尼克松在近五十年前开启的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发表了声明。他说：“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一政策，也绝不能重回这个政策。”

这一声明并不令人意外。早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上任之前，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就遭到了质疑。自2010年以来，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间或还发表一些带有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色彩的政策言论。这些因素助长了一种新的叙事，即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具有威胁性的对手。早在2015年年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就指出，中美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些“对中美关系的关键基础性支持”正遭到侵蚀。

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瓦解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核心挑战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自由主义者对接触政策几十年来未能按照美国模式塑造中国感到沮丧，他们也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改写。数十年的接触政策没有带来美国所期望的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反，现在的中国似乎变得不仅更富裕和强大，而且更富有压制性和侵略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强化了人们对与中国“脱离接触”的支持。美国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是疫情发源地，其在疫情的最初爆发阶段应对不当，再加上疫情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的中断让政客和专家都倾向于利用这次疫情要求与中国“硬脱钩”（hard decoupling）。中美对立曾经主要局限于经济和技术层面，但现在已经蔓延到公共卫生和个人交流等领域。与此同时，中方对香港、台湾、新疆和南海问题的举措或言辞，以及美国做出的反应都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说在疫情爆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关于与中国“脱离接触”的呼吁主要是得到了政策界的响应，那么现在它似乎获得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支持。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自2017年以来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

尽管不少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对中国强大力量的恐惧犯了一些关键性错误。它将中国的崛起视作理所当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韧性，也忽视了对华接触给美国带来的重大收益。

谬误1：把中国的崛起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必然趋势。中国国内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仍在继续加深。我即将出版的新书《有毒政治》(Toxic Politics)探讨了环境健康危机是如何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最大障碍之一。2013年，仅空气污染就可能导致中国损失了约18%的国内生产总值。环境健康问题也阻碍了中国招募和留住对建设全球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人才——即便向硅谷的精英人才提供巨额支持，他们也宁愿住在加州也不愿住在北京。随之而来的经济放缓增加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中国最需要去解决的：无论是从中国人民、政府还是对世界的影响的角度而言。”

环境健康危机的严重程度凸显了北京在调动所需资源以实现其全球雄心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内挑战。2012年，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帖子开玩笑说，中国在以下领域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污染、腐败、有毒食品、辍学学生、维持稳定的开支、政府官员数量、上访者数量和移民。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动力引擎已经被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所侵蚀，其特征是极低的生育率水平、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不断萎缩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严重的男性过剩。

由于国内问题，中国在追求重获国际大国地位的梦想上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质量管控问题阻碍了中国向其他国家运送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的“口罩外交”，也削弱了中国重塑其作为抗击新冠肺炎领导者形象所付出的努力。同样，对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作为外包污染方式的担忧，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式互联互通”失去信心。

事实上，当蓬佩奥谈到中国对自由世界构成的威胁时，他可能忘记了自198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都很担心中国本身会成为“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目标——在美国唆使下的政权更迭。中国政府对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视解释了为什么自2010年以来，其在治安和监控等国内安全方面的支出一直超过军费支出。一个越来越将稳定维系于对一个人的忠诚的政治体系极易受到决策失误、动荡和各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谬误2：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韧性

蓬佩奥国务卿将中国共产党政权认定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并将其与他所谓的“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他1989年的经历，当时东欧执政的共产党的确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但他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得到的极强支持。事实上,即使考虑到人民出于害怕政府的报复而掩藏真实感受的可能性, 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支持。比如2014年皮尤机构的全球调查发现92%的中国受访者对习近平有着充足的信心。

“脱离论”也无意中把前苏联与中国进行了类比。诚然，中国共产党正在如蓬佩奥所言“重复某些苏联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但中国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远非前苏联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时间已超过了前苏联。经济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即使在其巅峰时期，苏联的经济产出也远不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然而，到201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继续缩小。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3.2%。

此外，中国并没有丧失有效动员资源和官僚体系以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持久韧性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疫情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让这场危机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是将传统治理方法与高科技手段(如大数据和二维码)相结合，在较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病毒的传播。

到4月初,习显然已成抗疫赢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的一系列全国范围在线调查显示，此次疫情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在1到10的评分中，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度从2019年6月的8.23上升到2020年5月的8.87。与其他受访者相比，更喜欢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受访者比例也从2019年6月的70%上升到2020年5月的83%。

正如蓬佩奥所说，习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指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但中国共产党如今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作为其合法性的支柱。美国未能有效应对疫情及其霸凌做派，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日益衰落、充满敌意的大国的评论和帖子。

社会不公、政治两极分化和政策瘫痪正在削弱美国作为中国民主灯塔的影响。根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同一项研究，今年5月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明显比2019年6月要负面。如今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公众，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甚至鄙视美国。中国国内也不存在反对中共的天然社会支持力量。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国的制度，如同前苏联的，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并且充满了固有矛盾。但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体系只是在戈尔巴乔夫消除了它赖以生存的恐惧和恐怖之后才开始崩溃。然而，习不是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权会在短期内崩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同中国保持和平和可控的竞争关系。“脱离接触”政策不仅可能引发新的冷战，而且还增加了两国军队因擦枪走火引发实际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也许仍可能赢得未来与中国的冷战(甚至是热战)，但代价太高，不能将其视为可行的政策选择。

谬误3：忽略了五十年接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美国对华接触在塑造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收获，要比主张脱离政策的人愿意承认的更多。在《有毒政治》一书中，我解释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其在中国的外交使团，在将PM2.5排放控制提上政策议程、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让其采取果断行动以改善空气质量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随之而来的中国对污染控制的承诺，让其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

对华接触对于扩大美中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两国共同关心的卫生问题要求两国共同努力解决一系列广泛的全球卫生问题，包括艾滋病、大流行性流感和与卫生有关的发展援助。H7N9爆发期间，两国疾控机构密切合作，共享流行病学数据信息，并携手开展病毒联合研究。2014年西非埃博拉爆发期间，两国也首次合作应对第三国疫情。

中美两国之间的积极接触还促使中国政府签署了此前不愿签署的多边协议——1992年的《核不扩散条约》；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8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呼吁，采取大规模、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美中接触在中国政府和社会曾形成了一种亲美心态，这种心态直到最近才被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所取代。以前，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谴责美国的价值观或制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送孩子去美国上大学。对美国教育的青睐，解释了为何直到2019年，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脱离接触”政策可能会疏远思想开放的中国精英，而他们原本可能成为美国与中国竞争时的重要潜在盟友。更糟糕的是，“脱离政策”非但不会诱发美国所想要的变革，反而会促使14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而这种局面恰恰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希望避免的。

另一种思路:灵活和全面的接触

此文的目的不是呼吁回归奥巴马时代的接触政策，因为这既不可行(因为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必要(因为政策本身的漏洞)。相反，它主张“重启”该政策以迎接其始作俑者从未设想过的新挑战。相较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零和策略，一个更加平衡和灵活的选择是“随机应变式的全面接触”战略。

这种战略承认美国强迫中国作出改变的力量有限，但它不会让美中两国之间的争议妨碍双方在利益趋同或责任重叠的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事实上，即使是在两国利益存在分歧的前沿科学领域，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两国在协调和防止技术滥用方面仍有“近乎完全一致”的利益。美国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接触并不会阻止美国改变政策以应对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挑战，但将会展示当前美国提议所缺乏的诚意和承诺，并使中国继续有兴趣维系双边关系，从而让政策改变更加有效。

为了在竞争与合作间保持平衡，美国当然应该在知识产权或南海等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问题上做出坚定果断的回应。但在这样做的时候，美国应该避免屈从于任何模仿中国的非民主方式的诱惑，或者对中国的影响反应过度——因为这样做其实是在削弱美国的真正优势。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其著名的“X”文章（注：1947年在《外交事务》季刊发表的《苏联行为探源》）中强调了在应对苏联威胁时保持美国独特优势的必要性。根据他的说法, 一个有效的反苏战略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塑造一个这样的国家形象——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成功地解决国内问题并担负起作为世界强国的责任，以及具有一种精神活力，能够在当时各种意识形态思潮中保持定力。与其追求“全社会努力”来对抗中国的举国体制——这让人想起1950年代的红色恐慌——美国应该更多地投资于重建其病态的民主和基础设施。

在“抨击中国论”甚嚣尘上之际，谈论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似乎不合时宜。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非但没有为日益严峻的“新红色恐慌”气氛提供解药，反而助长了“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使美国政体在面临中国挑战时过度生产反华免疫细胞。为避免华盛顿被自以为是和自我满足的危险空气所陶醉，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同理心、谦卑的态度以及开放和平衡的对华思维。

【黄严忠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本文英文版首发于Foreign Policy,作者授权中美印象发表中文版。转发请注明《中美印象》首发。2020年9月21日发布。】

来源时间：2020/9/21 发布时间：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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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大法官离世，美国大选又横添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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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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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来源：澎湃新闻

9月18日晚间，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46天，刚刚结束了在明尼苏达州贝米基县造势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登机回程之前被告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当天早些时候去世。特朗普面露惊讶，然后很快表现出十分哀婉的一面：“她一生很精彩，她是一位传奇女性，无论你是否同意，她都是一位一生精彩的传奇女性，我听到她故去的消息真的很难过。”

不确定这是否是特朗普准备后的表现，但从姿态上看感性且缓和，甚至还有了点所谓“总统的高度”。与此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主动发表简短声明，盛赞金斯伯格之外，还不忘强调自己曾作为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主导了1993年金斯伯格就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会。最后，拜登重复强调了2016年时共和党阵营的那句“选民选总统，总统再选法官人选让国会参议院批准”，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挑起了大法官补位的两党之争。

2020年9月19日，民众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点亮蜡烛，向大法官金斯伯格致哀。新华社图

“拜登规则”还是“双重标准”?

2016年2月13日，即距离当年特朗普当选还有269天，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离世，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当年3月16日提名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补位。当时以54席比46席掌握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人坚持杯葛了加兰的提名，采取了“不听证、不投票、不做任何其他行动”的拖延战术。直到2017年1月31日，刚刚上台11天的特朗普提名了合共和党心意的尼尔·戈萨奇，两个多月之后的4月7日，共和党主导国会参议院批准了新提名，至此才结束联邦最高法院长达14个月的“缺编”状态。

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为当年公开消极怠工找的理由，就是所谓的“拜登原则”。1992年，身为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拜登曾在院会公开演讲称，“当政治季节(选举)到来之际，必须推迟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提名程序，直到选后再恢复”。这句在当时完全是说给在任总统老布什的警告，后来就成为了拜登在金斯伯格离世时提到的那句“选民选总统，总统选法官”。讽刺的是，当2016年共和党拿出“拜登原则”反对奥巴马和拜登之时，拜登本人作为副总统却公开敦促国会参议院应该批准加兰的提名：“我负责过八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批准并参与过九位提名人的审议，可以说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有经验……无论我支持与否，每个提名都收到了委员会成员的礼遇，得到了委员会的听证，无论成功与否都应该得到委员会的投票。”

既然两党曾交换过立场，甚至当年的当事人拜登和已成为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米奇·麦康奈尔如今都还是主角，共和党转过头来顺应拜登本人对“拜登原则”的否定，誓言将放行特朗普的提名，而拜登反而又开始强调“拜登原则”，这样再次交换立场，如此的“双标”也就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

不过，从历史比较而言，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如此临近选举的时候出缺的情况颇为少见。比46天还短的大概只有在1956年大选前22天因健康原因辞职的谢尔曼·明顿(Sherman Minton)，以及在1864年大选前27天去世的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Roger Taney)两例。这两次大选中，前者是在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再次压倒性战胜民主党对手史蒂文森，后者则是在南北战争背景下林肯的必然连任。因而，可以理解为，在金斯伯格之前的这两个历史案例都不具备构成重大选举议题的潜质。甚至可以说，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一定程度上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具有独一无二性：如此接近选举投票日，且在任总统面对着如此之大的连任压力。

也正由于这种特殊性，特朗普几乎不可能在这46天严守历史传统，他必然会在选举之前(最新消息称可能就在下周)提名一个新的人选来补充金斯伯格留下的空位，否则其提名的足以让共和党保守派满意的前两位大法官能够带来的效用将前功尽弃。但如果考虑到1975年以来国会参议院从接受提名到最终投票平均耗时67天的速率，新人选的批准程序很难在选举投票日之前彻底完成，但在选举日之后到年底仍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走完程序。

再回到历史的话，最高法院大法官在选举年空缺后，在任总统提出人选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在选举日之前得到国会参议院确认的情况只发生过三次：除了前述的2016年之外，还有1844年和1856年，而且这三次在任总统最初的提名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共性是，在任总统与当时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都并非同党，即国会参议院多数党没有任何政治动力为即将换届的白宫背书。但目前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却落入了共和党同时控制的白宫和国会参议院手中。虽然特朗普若连任失败，11月3日之后国会参议院再去确认一个即将离任总统的提名一定会引发极大争议，但从特朗普捍卫遗产或共和党抓住塑造联邦最高法院良机的角度出发，共和党人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应该有理由可以预见到，无论2020年大选结果如何，特朗普及共和党都将完成针对金斯伯格席位的填补，进而彻底打造出一个所谓保守派法官以六比三占据绝对多数的“罗伯茨法庭”(编注：约翰·罗伯茨为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2020年9月18日，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降半旗，向大法官金斯伯格致哀。新华社图

失去金斯伯格是谁的损失?

87岁的金斯伯格估计自己也不曾想到，自己的离世将为2020年大选激发出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所能选择的新提名人被广泛认为将是一位持有保守立场的白人女性，不但延续了金斯伯格的性别标签，而且也有助于吸引在过去几次选举中持续成为两党争夺焦点的城郊中产白人女性群体的选票。目前看，联邦第七上诉巡回法院法官艾米·巴雷特(Amy Barrett)和联邦第五上诉巡回法院法官艾莉森·拉欣(Allison Rushing)得到了更多的讨论。两位女法官的现任职位都是特朗普提名、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所以相对具有一定起步基础。前者原本就是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弟子，2018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退休时，她还进入了特朗普用来接替肯尼迪的三选一最终名单。目前如此时间紧、任务重，已经被检验过的巴雷特应该是更为可靠的人选，进而也将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群体带入1970年出生的新世代。

后者话题感十足，除了与在任大法官托马斯和戈萨奇都关系密切、且被列入了9月初特朗普为竞选而公布的填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20位人选名单之外，其在选举意义上最为炸裂的一点即1982年出生的年纪将给联邦最高法院带来某种可能的“颠覆”。当然，在特朗普的填补名单中，至少还有五位女性，而且还有如现任肯塔基州检察长的35岁的非洲共和党人丹尼尔·卡梅隆(Daniel Cameron)或者联邦第六上诉巡回法院的印度裔法官阿穆尔·萨帕尔(Amul Thapar)，这种选择也未必不具备分化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但也可能具有一些减少相关群体对拜登的稳固支持或投票率的可能效果。

对于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而言，由于毕竟在当前参议院以47席比53席处于无法控制议程的少数地位，而且在所谓“核选项”条款(编注：指美国国会参议院在需要调整投票规则、以简单多数方式通过特定立法案或任命案时采取的一种手段)的影响下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确认只需要过半票数，因而无法使用所谓“冗长发言”(filibuster)等方式阻拦，所以民主党方面在程序上能做的事情较为有限。目前能够想到的动作包括针对特朗普可能提名人选的各种批评或者围绕这一类似于特朗普“分身”的人选曝出各种“猛料”，从而扰乱特朗普谋取连任的议程，或者拜登依照此前承诺在目前五位在任的非裔女性联邦上诉巡回法院法官或其他范围中完全形式化地选择一位，凸显自身完全不同于特朗普的路径。

试想，在大选最后冲刺阶段，如果出现类似于2018年卡瓦诺量级的巨大争议的话(编注：卡瓦诺被提名接替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时曾被曝出性侵丑闻)，特朗普目前“突击”完成“政绩”的焦点将被模糊，拜登从中坐收渔利、“躺赢”梦想将再进一步。

如果特朗普宣布提名如巴雷特等相对稳妥人选，那么此后一切争议的风暴中心就会转向国会参议院。从目前任期到明年初届满的第116届国会参议院的情况看，依照以往从推翻与替代奥巴马医疗、确认卡瓦诺提名以及特朗普弹劾等关键投票的情况看，共和党的53席中只有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犹他州的罗姆尼，以及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存在摇摆甚至反水的可能性。即便这三票全部反对，国会参议院共和党还可以请出还是副总统的彭斯来救场(编注：根据相关法律，当国会参议院投票出现平局时，身兼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可以投下关键一票)，从而催生出凭借历史上最具争议投票而就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并让特朗普成为48年来首位一任四年接连填补最高法院三分之一成员的白宫主人。

所以在国会参议院部分看，真正的影响其实不在于今年的确认过程，而在于第117届国会及其选举本身。对于需要巩固共和党基本盘甚至展现自身如何“忠诚”的参议员候选人而言，与麦康奈尔保持一致、支持国会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新提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今天面对不小连任压力的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蒂利斯(Thom Tillis)、欧内斯特(Joni Ernst)甚至莱夫勒(Kelly Loeffler)等都在第一时间显出了绝对支持。

但对于柯林斯这样生存条件每况愈下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而言，金斯伯格离世引发的席位争议简直就是自己政治生涯终结的“噩耗”。目前这位奋力谋求第五任期的共和党人在缅因州的满意度不足五成，且在民调中以5%到12%不等的幅度落后于更为年轻且同样深耕多年的民主党对手。2016年特朗普就输掉了缅因州，而如今拜登在该州以55%比38%大幅度领先的情况下，柯林斯所要面对的下摆效应更大，其在卡瓦诺提名确认上的赞成票成为了缅因州温和派选民对其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18日当天，柯林斯虽然在第一时间就金斯伯格去世发表了缅怀的声明，但在推特上几乎所有评论都在追问她是否会支持特朗普可能的新提名人选。这个问题估计是柯林斯无法逃避的。

19日，她小心翼翼地拿出了自己的态度：为了对即将决定在任总统连任或选举出新总统的美国选民保持公平，关于可以终身在任的大法官的人选决定应该由11月3日产生的总统来决定。这样“打太极”可能是柯林斯目前能做出的最充分的政治计算了。但问题在于，这个表态在没有新人选时可能有点用处，但在很快就要面对特朗普提出的新人选时，柯林斯到底要不要明确承诺支持，还是问题。如果承诺支持，估计无法摆脱败选局面;如果敢表示不支持，共和党选民则会彻底出逃，必然也得不偿失。金斯伯格给柯林斯留下的这个两难困境如果最终导致柯林斯落败的话，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维持多数的可能性就将继续下滑，这估计也算是民主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得到的一分。

据说，金斯伯格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大法官的27年中与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建立了跨越政治光谱的更深的私交。如今，这两位老友分别在前后两次大选年离开人世，却不约而同地成为测试出两党各自“双标”、各取所需的政治事件。于是，在金斯伯格与华盛顿告别的时候，或者也是华盛顿彻底告别了那个由金斯伯格们代表的时代。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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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提前投票在四个州启动，有投票站排队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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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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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来源：澎湃新闻

9月18日，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日还有45天，有四个州的提前投票已正式开始。本周末，选民在明尼苏达州、弗吉尼亚州、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开始投票。

据《纽约时报》报道，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18日均前往了重要的摇摆州明尼苏达进行竞选拉票活动。特朗普在2016年以微弱差距输掉了该州。

弗吉尼亚居民为了投票等待了长达两个小时

报道称，当天投票最踊跃的现场在弗吉尼亚州。该州的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 County)投票站前选民需要排队数个小时才能投票，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交距离限制所致。选举工作人员不得不另外开设了一个投票站。

由于美国新冠疫情限制了室内集会，选举官员敦促选民在选举日之前通过邮件或提早进行投票。截至目前，一些州已经收到了创纪录的海外选民提交的缺席选票申请。选举官员们预计，在11月3日大选日之前，选民的投票率会超过此前预期。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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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高法院出现空缺政治争吵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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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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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美国之音

星期六，围绕替代星期五去世的最高法院法官金斯伯格的人选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摆开了阵势。金斯伯格的去世使最高法院当中最著名的自由派的声音沉寂下来，并使最高法院可能出现6比3的保守派优势。

最高法院出现法官空缺正值还有几个星期就是11月3日，届时美国大选将决定特朗普总统是否能够连任，以及哪个党将成为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最高法院法官空缺如何以及何时填补可能会有即时的政治影响，并可能对参议院如何运作以及美国如何治理产生长远的影响。

保守派急于通过特朗普提名填补最高法院第三个空缺。他们欢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五晚间的承诺，这就是特朗普最终提名的人选“将获得参议院全体会议的投票”。但他没有提出一个时间表。

自由派团体和民主党人则准备好了战斗。

来自佛蒙特州的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利希对美国公共电台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平的政治伪善。” 他指出，2016年，麦康奈尔拒绝考虑前总统奥巴马最后提出的最高法院法官加兰德，理由是最高法院法官的空缺在大选年应当保持虚位，以便美国人民可以对法官人选发表意见。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利希说，“这是出尔反尔，是纯粹的玩弄政治，这会玷污最高法院。”

利希和另外一些民主党人致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院格林厄姆说，“不能对共和党人总统有一套规则，对民主人总统有另一套规则。在下一个总统就职之前审议填补最高法院法官空缺的提名人是完全不合适的。”

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3比47的多数席位，可以有三个共和党人脱队不投赞成票也仍能让总统提名的人获得通过，因为在参议院出现投票僵局的时候，副总统彭斯可以投出一票，打破50对50的僵局。

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科林斯表示反对参议院就特朗普提名的人进行投票表决。科林斯通过推特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我们必须行动公平，前后一致，不管是哪个党执政。我不认为参议院应当在大选前就提名人进行投票表决。对最高法院终身职的法官提名人的决定应当由11月3日选出的总统来决定。” 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则表示，她在大选前不会为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投票。其他共和党参议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随她们这么作。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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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暴在前却无力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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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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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德华•卢斯来源：FT中文网

大自然有时仿佛在提醒美国。候鸟从天空坠落；美国西海岸山火的烟雾飘到欧洲；海平面上升淹没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整个气氛是瓦格纳式的。人们正焦急地等着大自然消停一会儿。未来几周将揭示，在可能爆发第二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 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情况下，美国能否在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对方党派只有通过使诈才能赢得大选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公平的选举。美国从来没有为这种情况彩排过。

对于这个国家所谓的筋疲力尽的多数派，现在不是个好时候。两党的基本盘都认为对方阵营准备“窃取”这场选举。民主党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想让人们在疫情期间尽可能难以通过邮寄方式投票。特朗普一整年都在说这将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他已准备好让他的支持者在时机成熟时回应他的呼吁。支持特朗普的媒体谈论民主党政变已是家常便饭。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已两次发出警告，称特朗普11月可能“试图窃取”这场选举。拜登还有些鲁莽地预测，如果特朗普败选后拒不承认失败，美国军方将“护送他离开白宫”。事实上，很难想象美国士兵会打破两个多世纪的传统，干涉平民事务。这项工作将落在特勤局(Secret Service)或国会山(Capitol Hill)警察的肩上。但拜登暗示特朗普将需要由其他人(不管是谁)带离白宫可能是对的。

最不详的一点是，两党的极端势力都准备应对一场被操纵的大选。有两股力量驱动这场比赛。第一股是知道对方在为暴力冲突做准备。自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以来，民兵极端分子已出现在美国数十个城镇。右翼武装组织明显数量更多，而且经验更加丰富。但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有关的左翼团体也开始行使第二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

如果特朗普输掉了普选，但像2016年一样赢得了选举人团投票，美国街头的反应可能更加剧烈。如果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落败，情况可能更加糟糕。特朗普一再暗示，他将带领他的人走上街头。

第二股力量是这次大选关乎生死存亡的性质。美国人越来越将此次大选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比赛。双方都认为对方胜选会使游戏规则变得对自己不利。再加上今年是逢十年份，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各州中地方选举的胜利者将有权重划选区，使之对本党有利。美国学者们都在怀念常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操作的日子，这证明现在事情已经变得多么腐臭。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是一回事。我们所知、或所希望的——那个美国的终结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果大自然手下留情，流行病学家所说的“第二轮新冠肺炎疫情”(Covid 2.0)将推迟或取消。唉，大自然不放过人类向它提供的任何机会。美国正在每天至少新增3.5万确诊病例和逾800例死亡病例的情况下进入秋天。这与科学家们原本希望在流感季开始时看到的平坦曲线相去甚远——美国人也再次退回家中。

美国顶级流行病学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筋疲力尽的多数派的一员，他说，为了避免第二次封锁，这个冬天人们将不得不“蛰伏起来”。美国最好的预测机构之一——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预计，如果情况得不到进一步缓和，大选之前还会有6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这已经是较低的预测数据了。

10月很有可能出现意外。可能是特朗普推出新冠疫苗。或者与伊朗爆发战争，甚至是与中国发生冲突。具体会是什么谁都说不准。但一定会发生什么。像这样的选举不会以呜咽收场。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20

旧文章ID：23031

沈大伟：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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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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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大伟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荣誉客座教授。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入最后60天倒计时，尽管有新冠疫情掣肘，但竞选强度已明显加大。两位候选人都在忙着宣传他们各自钟爱的政策。当你听这些候选人讲话，或者浏览他们的网站时，你马上会发现，与国际问题相比，国内问题才是他们的议程和美国人民关注的重点。外交政策仍然(不幸地)相对缺失，而它出现时，当日话题往往是中国。

唐纳德·特朗普在四年前曾把抨击中国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核心，这确实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尤其是在中西部各州)。很可能正是这个有分化作用的问题，让人们把选票投给了他。四年前的胜利优势微弱，而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知道(希望)，这种情况会再次出现。

这一次，特朗普可以把他四年来的对华强硬立场当作“积极因素”，以拉拢美国心脏地带、农民和工业基本盘，而不再是利用中国来倒苦水。确实，特朗普在这方面是可信的，他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最强硬、最对着干的总统，他的做法与两党对中国的怀疑看来是一致的。

特朗普针对中国出台了各种惩罚政策，几乎涵盖到所有问题领域。贸易方面，他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前所未有的关税，并将一些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它们在美国国内或者与美国做生意。办公室设在财政部的跨部门实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大大收紧中国投资的许可类别，财政部也正式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美国国务院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行动：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要求中国官方媒体和在华盛顿的孔子学院总部注册为“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外交官的行动自由，要求他们在访问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机构前通知国务院。在北京通过严厉的香港国安法后，国务院还撤回了先前给香港的特殊优惠。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一直是内阁部长当中一马当先的最直言不讳的鹰派，而在今年夏天，其他一些主要官员也协调一致地对中国发出严厉批评。

司法部已经启动一项内容广泛的“中国行动计划”，旨在反击中国的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其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FBI也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反情报行动，大约每11个小时就会启动一宗新案。国防部已经全面加强美国对抗中国的军事能力，这与国防部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全面、最长远的威胁是相称的。教育部加强了对与中国有往来的美国大学的监督，并与国务院一道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学生在某些领域学习。其他行政分支也采取各自的措施，打击中国的“影响力活动”。此外，美国国会也制定自己的“对中国强硬起来”立法，并对政府的行动给予广泛的支持。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一长串行动，让他在大选中拥有“对华强硬”的可信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8月13日的民意调查，只有26%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积极看法，所以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许会成为他竞选的一个真正优势。可以肯定的是，外交政策不太会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占据前排和中心位置的。在这方面特朗普有优势。

在中国问题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面临与特朗普的艰苦斗争。首先，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前几届政府奉行的“接触模式”密切相关，特别是他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这段时期内，拜登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有过大量互动，在奥巴马时期(或之前)的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敦促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为了利用这一点，特朗普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一直在搞“北京拜登”的媒体攻势。

鉴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过去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他现在要转而批评中国和其领导人并非易事，虽然他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对其进行了严厉指责。但经过初选阶段的几次早期失误，如他曾说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已经在努力寻找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对抗特朗普的“比较优势”。拜登尚未发表任何系统或全面的讲话，就中国问题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对他成为候选人是有很大帮助的。除了批评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伤害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他不曾对中国发表过多言论。目前不清楚他的竞选团队为什么还没有着手这样做。拜登的竞选团队中有许多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出对华政策。即使立场与特朗普没有太大不同，他也可以出来说，中国已经构成了一系列跨党派的挑战，需要两党合作来解决(拜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倡导两党合作)。

如果拜登在哪个领域可以与特朗普对抗的话，那就是与盟友、伙伴和其他国家合作反击中国在海外的“恶性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中国的行为日益感到不安，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北京实施“惩罚性和操纵性行为”的对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十分不幸地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其中许多国家本可以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成为反击联盟的一员。说到外交政策，重建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促进民主并实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些是拜登的标志性优势之一。还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好拿来开刀呢?

因此，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让我们仔细观察两位候选人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拜登有自己该做的事，特朗普能否利用好其政府的记录，则还要拭目以待。

注：文章部分内容有删改。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18

旧文章ID：23030

心仪特朗普：民主党州明尼苏达州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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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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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ZDECHLIK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译者：刘京津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Trump’s Rural Support Puts Democratic Bulwark Minnesota In Play

来源：NPR

作者信息

马克·迪切利克(MARK ZDECHLIK)，NPR News撰稿人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明尼苏达州本是民主党的支持州，然而在2020年的大选中，明尼苏达州的农村地区大多数选民倾向特朗普。在两位候选人表现看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十分注重该州的选票。民主党因为提倡的环保主义的政策，对该州农村地区经济有负面的影响，于是失去了先前的选票优势。尽管一些观点认为，民主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所在，但从选民的态度看来，共和党赢得该州选票的几率更大。

民主党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在明尼苏达州北部乡村小镇艾特金(Aitkin)的一家精酿酒吧外，有一位名叫格雷琴(Gretchen)的选民坐在那里。

她说到：“我有些失望，而且我真的很困惑，”“我是一个注册在录的民主党支持者，但是我所看到的民主党的所作所为都令我不满意。”格雷琴要求不要透露她的姓名，因为她担心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会影响到自己家族的生意。

她并不喜欢特朗普，她四年前投票给了希拉里。然而她已经对民主党不满意了。她反对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州长下令的强制口罩令，此外，她仍对民主党有所抱怨，她认为他们并没有处理好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其他城市地区的抗议活动所引发的骚乱。

所以，这位前希拉里支持者转而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格雷琴阐述道：“共和党比民主党更能表达我的心声。”

不久前，民主党获得了明尼苏达州的大部分乡村地区的稳固支持，但支持率已显然降低。艾特金县民主党领袖比尔皮克(Bill Pick)表示，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一转折，而且觉得这种情况实在是难以置信。

在艾特金一个公园里，皮克坐在野餐桌旁感叹道：“眼见明尼苏达州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州，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2016年，特朗普几近赢下明尼苏达州;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北部工业州，民主党人下了大力气，但特朗普在这些州的乡村地区支持率大幅上升，这令希拉里感到十分沮丧。当年，特朗普只输了明尼苏达州的约4.4万张选票，他希望在2020年能够赢下这些选票。

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和拜登的妻子吉尔·拜登(Jill Biden)都计划于九月九日访问明尼苏达州，这足以证明两个竞选阵营都认为明尼苏达州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特朗普的乡村地区支持率仍保持较高水平。

自6年前击败民主党以来，共和党州众议员戴尔·吕克(Dale Lueck)，一直代表艾特金及其周边地区参加明尼苏达州议会。他说，明尼苏达州乡村地区对共和党的支持不断增加，这与明尼苏达州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党所支持的都市环保主义有很大关系，因为民主党的提议会威胁到新的矿业和化石燃料能源的就业机会。

吕克说：“明尼苏达州不再是单纯的民主党州，这可一点都不奇怪，人们不会再忍受他们的所作所为。当地居民会觉得‘我们不能在这里做任何事，因为我们会破坏环境’。”

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雅各布斯(Larry Jacobs)说：“像艾特金县这样的地方不再是民主党人的优先考虑争取选票的地方了。”

雅各布斯说：“民主党人宣称会积极争取明尼苏达州乡村地区的支持，但根据他们的政策和选民来看，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明尼苏达州的乡村地区已经排除在外了。”

雅各布斯认为，几十年前党派分歧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发展，明尼苏达州城乡之间的党派分歧有过去的影子。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明尼苏达州北部强大的工会矿业经济，民主党在长期内占据了更多的优势。而如今，许多相关工作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对此，雅各布斯认为现在的明尼苏达州和其它州情形相似。

最近，拜登在明尼苏达州民调中保持个位数的领先优势，不过这一优势没什么大变化。政治分析人士托德·拉普(Todd Rapp)说，共和党在明尼苏达州的选举中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

拉普说：“我仍认为拜登是明尼苏达州最最受欢迎的候选者，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心城市和一二环郊区，民主党的核心选票仍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在艾特金县，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今年秋天大多数人将通过邮件投票。黛布·伊巴内兹(Deb Ibanez)自豪地在家门口展示特朗普的横幅和草坪标志，她担心选举过程中会存在选民舞弊的现象，并且对最后的选举结果产生怀疑。

考虑到最近的游行内乱问题，伊巴内兹担心如果特朗普输了，可能会出现游行示威的情况。

伊巴内兹说：“我希望我们共和党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我也不确定，又或许会出现更加难以预料的情况。”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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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脱钩：中国最需要警惕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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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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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光来源：财经十一人

要点：

• 专利是技术的主要载体，涵盖了全球9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从专利互持角度，中国对美技术存在较高依赖，处于技术净进口的被动地位

• 1993年-2018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发明专利累计为7.3万件，美国持有的中国发明专利累计为24.5万件，差距3.3倍

• 中国对美技术依赖度从2001年入世后快速增加，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呈单边快速加深态势，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反转

• 中国产业对美技术依赖程度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类，高依赖行业主要是计算机技术、医疗技术、发动机、药品、基础材料化学等

• 科技竞争将伴随中美竞争的全过程，高度警惕美国从高依赖行业入手，打压中国科技进步。

当前，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第一阶段协议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全面爆发科技战的概率在减小，但在局部仍有可能。长期看，科技竞争将伴随中美竞争的全过程。面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特别是由跟跑为主转向“三跑”并存，美国未来很可能在权衡贸易收益、本国产业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甚至在局部领域推动技术“脱钩”。分析中美技术关联程度，是判断脱钩的可能领域和提出应对思路的基础。专利涵盖了全球9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是技术的主要载体。本文从专利互持的角度，分析中美两国技术关联的总体态势和演变趋势，区分了中国高度、中度和低度依赖美国技术的三大类产业，并提出科技脱钩的可能与应对思路。

中国对美国存在较强技术依赖但近年来创新能力持续改善

(一)中国总体上高度依赖美国技术，处于技术净进口的被动地位

中美两国科技关联密切，这突出体现在两国相互在对方持有大量发明专利——中国的自然人或法人(下文简称“个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下文简称“中国持有的美国专利”)，美国的个人也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下文简称“美国持有的中国专利”)。从本质上看，前者是中国对美国的技术出口，后者是中国从美国的技术进口。在对方国家申请专利，既有助于在其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利，也有利于压制对方国家的竞争企业。例如，在数字通信领域，美国高通公司充分利用专利战略，在中国持有大量专利，且大多是绕不过的核心专利或标准必要专利，中国的通信设备和手机制造商向高通支付了大量专利使用费。专利许可收入约占高通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高通即使不生产销售任何产品，仅靠专利许可就能获得高额收入，这切实体现了高强度专利保护下创新的高收益。

中国总体上高度依赖美国技术，处于技术净进口的被动地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1993年-2018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发明专利累计为7.3万件，美国持有的中国发明专利累计为24.5万件，是前者的3.3倍。2016年之前，在各个技术类别中，中国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技术净进口状态，即中国获得的美国专利，少于美国获得的中国专利。从专利价值上看，专利许可费是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国家外汇局统计，2018年中国专利许可费逆差高达304亿美元，是除旅游之外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项。因此，无论从专利数量角度，还是专利价值角度，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依赖度。

(二)中美技术关联演变存在松散关联、快速依赖、胶着反复、部分反转四个阶段

中国对美技术的高度依赖并非一直如此，它与双方经贸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总体看，中美技术关联度经历了松散关联、快速依赖、胶着反复、部分反转四个阶段。

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过程中，从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图1是1993年-2018年中美互持专利差额的变化趋势。2000年之前，中美技术关联松散，基本没有专利互持。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美技术依赖度呈单边快速加深态势，美国对中国单向输出技术，而中国持有的美国专利近乎为零(见图2)。2010年到2016年，中国对美技术依赖度进一步增强，但中间出现多次胶着反复。其中，2010年、2014年依赖度一度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冲击较大，美国在华专利增速放缓。2016年中国对美技术依赖达到峰值，专利互持差额近2万件，此后大幅反转，中国在部分产业开始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

在胶着和反转阶段，中国持有的美国专利一直平稳增长，美国持有的中国专利数量在2016年之前增长更快，但2016年之后明显下降(见图2)。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对美技术依赖程度的下降，既因中国自身创新能力在增强，也因美国在华专利数量在下降。

(三)科技摩擦是美国应对中国技术依赖部分反转的战略选择

中美科技摩擦近年来明显增加，特别是2016年后更加频繁，这与中国对美技术依赖进入部分反转期的大趋势变化基本一致。这种时机选择并非偶然，背后体现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中美科技竞争就已日趋激烈，这在一些关键领域尤为明显。例如，在中国优势增长最快的电信行业，2016年以来，美国以违反对伊朗制裁禁令而制裁中兴通讯，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通信设备和智能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欧洲国家施压禁止采购中国通信设备。

但是，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苹果、英特尔、高通等美国高科技企业约四分之一到一半营收来自中国市场，并将产品组装、半导体封装测试等生产环节转到中国。因此，虽然美国在国家战略上试图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但由于中美产业关联紧密、经济利益交织，美国发起科技战会面临多方面掣肘因素，在行业选择、方式手段和时机判断上要综合权衡贸易收益、本国产业发展等因素。

产业层面对美技术依赖程度的差异及特点

(一)中国产业对美技术依赖程度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类

中国不同行业对美技术的依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依赖度高的行业，面临的技术脱钩风险更大。WIPO将专利划分为35个行业类别。本节通过分行业计算“美国优势综合指数”，评估了中国35个行业的对美技术依赖度。测算公式是：

美国优势综合指数=[50%×美国优势倍数/max(美国优势倍数)+50%×美国优势差额/max(美国优势差额)]×100。

其中：

美国优势倍数=美国累计获得的中国专利授权数量÷中国累计获得的美国专利授权数量。

美国优势差额=美国累计获得的中国专利授权数量-中国累计获得的美国专利授权数量。

上述测算公式综合考虑了两国技术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两方面因素，二者权重各占50%。“美国优势倍数”是两国互持专利数量之比，体现了相对差距。“美国优势差额”是两国互持专利数量之差，体现了绝对差距。之所以区分这两方面，原因是行业规模不同导致跨行业不可比。规模大的行业往往互持专利的数量差距大，但倍数差距小，如计算机技术，美国优势差额高达17443件，但优势倍数只有2.6倍，说明中国在美持有专利数量也比较多，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规模小的行业往往互持专利的倍数差距大，但数量差距小，如食品化学，美国优势倍数高达13倍，但优势差额只有1833件。此外，上述公式经过了标准化处理，取值范围是0-100，取值越高，表明中国对美技术依赖度越高。

根据美国优势综合指数，中国产业对美技术依赖程度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类，如表1所示。图3是各行业的美国优势综合指数值，前十位是高依赖行业(指数值大于40)，后十位是低依赖行业(指数值小于20)。高依赖行业中，规模较大的包括计算机技术、医疗技术、发动机、药品、基础材料化学等(美国在华专利累计都超过8000件);规模较小的有食品化学、纺织和造纸机等。低依赖行业中，规模较大的是视听技术、电信、光学(美国在华专利累计都超过6000件);规模较小的是纳米技术、IT管理方法、热处理和设备、其他消费品等。

(二)三类产业对美技术依赖度动态演变趋势

我们根据表1分类进行加总，得到高中低依赖度产业专利差额的总体情况。图4显示了三类产业的演变趋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2001年中美技术关联快速加深以来，低依赖产业互持专利差额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而中、高依赖产业则经历了大幅增长。这表明，低依赖行业对美技术依赖程度一直较低，中国有相对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低依赖行业既有纳米技术、光学、视听技术、电信、控制等高技术产业，也有家具玩具、服装鞋帽等对美出口较多、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加速技术迭代，市场竞争激烈，这些是低依赖产业保持较强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

二是高依赖和中依赖产业在2008年之前对美技术依赖程度相近，之后才拉开明显差距，前者提高更快。这一分水岭的出现，与中国开始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密切相关。高依赖行业中的医疗药品、发动机、基础材料、特殊机器装备等都是中国重要的产业短板，产业基础薄弱，长期依赖进口。

从技术特性看，这些行业先发优势更强，需要长期渐进的技术积累，这加大了后发技术追赶难度。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出台后，中国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在上述领域陆续组织实施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有力引领了产业发展，技术引进力度也在相应提高。中依赖行业中的有机化学、化工、机械机床、电机能源、材料冶金、数字通信、半导体、土木工程等多为当前中国主导产业，引进吸收美国技术有助于加快产业升级，但由于国内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所以不至于对美技术产生过高依赖。

三是三类产业对美技术依赖度在2016年后同时出现大幅下降，且降幅远高以往。这种同时间出现的共同变化，可能具有较强的趋势性。

图5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展示了中国对美技术依赖的变化过程。2001年以来，半导体行业对美技术依赖度快速提高，英特尔、高通等美国企业在中国加快布局。特别是2007年智能手机的兴起，带来了对CPU、存储器、液晶面板等半导体产品的巨大需求，对美技术依赖度2009年达到峰值(由于产业周期各异，不同产业对美技术依赖度的峰值时间不同。中国总体对美技术依赖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见图4)。2010年以来，半导体对美依赖度在波动中减小。一方面，中国将液晶面板和集成电路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半导体行业发展迎来新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摩尔定律，半导体技术更迭快，2012年和2016年对美依赖度的两次反复，大致对应28nm和14nm两次制程工艺创新的出现时间。2017年以来，中美在对方获得的半导体专利授权数量已接近平衡，但由于美国有近20年的在华专利累积，总体上仍占优势。如果中国的反转态势能够持续，并随着专利保护陆续到期，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有望继续提升。

应对思路和建议

科技竞争是中美长期竞争的关键。中国各行业对美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依赖，但2016年以来对美依赖度有所下降。但应看到，这种转折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基础仍不牢固。美国经过多年积累，在各行业仍有显著技术优势。在这一关键时点，如果中美科技脱钩，短期内很可能会延缓或阻碍中国创新能力的持续反转。从更大范围和更长期限看，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科技脱钩是囚徒困境，将对全球相关产业链布局和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

要客观认识到，全球化时代各国技术相互依存是必然趋势。中美技术关联程度的总体趋势是不断深化，这体现为两国在对方持有的专利数量在增长。中国对美技术依赖度的反转，不是因为相互封闭技术，而是在技术联系持续增强的过程中，技术交流从单向为主(美国输向中国)转为双向并存(美国输向中国和中国输向美国)。近年来中国在美获得专利数量增速加快，导致中美科技博弈中，中国正在由守势转向均势。美国的优势仍然存在，只是在逐步弱化。展望未来，在最好情景下，中美科技竞争将实现均势，你追我赶，交错进步;在最差情景下，中美科技可能在局部脱钩。

中国要保持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良好态势，不断增加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筹码，巩固各产业链布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科技关联越紧密，科技脱钩对双方产生的成本就越高，就越容易避免科技脱钩的囚徒困境。如果中美科技局部脱钩，虽然可能有助于倒逼中国自主创新，但因无法获得现有技术而被迫从头研发，这会推高技术进步的成本。在对外技术依赖度高的行业，要加强与欧洲、日韩的科技合作，减少对美国单一技术来源的依赖。化危为机，引导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多采购国产产品，鼓励国产替代。利用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和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增加试错机会，加速技术迭代。

高度警惕美国从高依赖行业入手，对中国发起科技战。在最差情景下，如果美国要与中国科技脱钩，高依赖行业将是优先选择，因其对中国相关产业冲击更大。但从美国角度看，需要权衡脱钩的成本，这主要包括市场成本和产业链成本。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和民用大飞机市场，如果在发动机领域技术脱钩，将对美国企业带来很大市场损失。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计算机产业链，如果计算机技术脱钩，美国企业需要承担调整产业链布局的巨大成本。

综合考虑技术依赖、贸易收益、产业链布局三大因素，美国可能优先选择脱钩收益大、成本低的行业，如医疗技术、药品、基础材料、特殊机器等。对此，短期内中国要制定应对预案，做好产品储备，避免技术脱钩后对国内产业和市场需求带来过大冲击;长期内，要加强上述领域技术研发，逐步提高自主可控程度。

原载2020年9月14日《财经》杂志，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9/20 发布时间：20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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