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菲利普斯  来源：钝角网

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长期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道，巴林与以色列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9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主持了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协议的签署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和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出席了签字仪式。

官员们分别签署了两份文件:《以色列-阿联酋和平条约》以及《以色列和巴林达成和平意向声明》。自9月11日宣布第二次外交突破以来，它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第二项谈判达成最终协议。

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这两个海湾国家达成了协议，这是阿拉伯-以色列实现更广泛和平的漫长外交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自1979年埃及和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来，有两个阿拉伯国家首次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美国官员称赞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达成《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份协议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享的《圣经》中先祖的名字命名。

这两项和平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由内而外”谈判战略的双重成就，也是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接触策略成功的证明。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在某些利益和关切上越来越有共同之处。

由共同敌人推动的外交突破

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都面临着来自什叶派伊朗以及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这三个国家还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加沙和利比亚的冲突中对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所起到到影响越来越感到担忧。

这两项协议为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加强贸易、投资、技术合作、旅游业，以及最重要的针对伊朗的战略合作扫清了道路。这三个国家和美国都将伊朗视为区域稳定的主要威胁。 伊朗的敌对行动使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趋近且关系日益紧密。由于这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加强，伊朗将成为最大的输家。

《阿联酋-以色列和平协议》明确指出，“以色列和阿联酋将与美国共同启动中东战略议程，深化外交、商业和安全合作，并同致力于主张和平与不干涉原则的其他国家合作。”这一措辞表明，特朗普政府扩大了此前关于建立中东战略联盟的提议。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分析人士在4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呼吁建立中东战略联盟。

伊朗不仅需要提防以色列和两个阿拉伯王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而且需要面对和平协议将扫除这两个国家进口美国更先进武器的障碍的现实，包括过去一直被拒绝购买的F - 35隐形战机和武装无人机。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的决裂

通过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外围国家间的谈判，特朗普政府寻求启动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同时通过剥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长期以来对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对以色列政策的否决权，鼓励巴勒斯坦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这些外交突破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评估称，这些协议表明，“该地区的许多领导人已经厌倦了等待”，不愿被允许后，才承认以色列可以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

巴林和阿联酋的领导人将本国人民的利益置于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之上，而巴勒斯坦人因1990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而遭到许多海湾地区阿拉伯人的憎恨。许多海湾地区阿拉伯人也批评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分子与他们的死敌伊朗的密切合作。

巴林和阿联酋相对年轻而有活力的领导人也对那些老迈而且腐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忘恩负义感到愤怒，这些巴勒斯坦领导人认为，他们理应得到其他阿拉伯人的自动支持，以维持其无能的统治。

这两个国家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外交上的拖沓感到不耐烦，这些领导人坚持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巴林和阿联酋正推动和平进程向前发展。这两国都在支持美国在推动阿拉伯-以色列和平的外交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巴林于2019年6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和平促进繁荣”倡议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的经济利益。

沙特也暗中支持这两个国家的和平努力。尽管沙特谨慎地避免公开参与和平谈判，但他们表向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商业航班以及从以色列向东前往其他目的地的航班开放领空，以表示支持。

摩洛哥、阿曼和苏丹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那么阿联酋和巴林协议将为特朗普政府的和平倡议注入新的活力。今年1月，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了这一倡议，因为他们坚持要求巴勒斯坦建国，并要求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

最终，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协议可能会使得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采取更现实的谈判立场，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与以色列开启和平进程。但是，不管巴勒斯坦人如何反应，这两项协议代表着四边外交成就，并将为针对伊朗更为密切的战略合作铺平道路。

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是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中东事务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how-israel-bahrain-peace-deal-will-reshape-middle-east-169021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7

旧文章ID：23013

作者：  来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17日消息，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每个国家关心自身国家安全合情合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猜疑、仇恨等情绪所误导、蒙蔽，甚至落入陷阱。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安全，这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7年之久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到任时并未想到会干这么长时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我为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而深感荣幸。这很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一任常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为能在此继续履行使命、应对挑战而深感荣幸。我将全力以赴，不负祖国和人民重托，也不辜负美各界朋友的期望。我愿同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你说的很对，这确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感谢崔大使接受此次访谈。我想告诉你，十分感谢你在如此困难且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也感谢你今天所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原题为《崔天凯大使应邀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对话鲍尔森”节目专访(实录)》)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7

旧文章ID：23010

作者：朱锋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会更加明确，进而根据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演变推行相应的战略举措，必然要改变现有秩序中对自身利益追求的限制，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和自我认定的行为方式来重新塑造利益分配的规则和规范。

大国间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演变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样化的。美国学者研究的重心，压倒性地放在主导型大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和缺乏对“修正主义国家型”的崛起大国发动的挑战做出坚定的战略回击，视为国际秩序衰微以及战争霸权的主要根源。约翰·伊肯伯里指出，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大国的权力上升与主导型大国的权力衰弱，必然引发战略对抗(strategic rivalry)、冲突或战争。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型大国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对原有秩序稳定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规则和制度始终保持有效维护的决心。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研究，都是把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的国际秩序失稳、失序的根源，压倒性地放在崛起大国的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等方面。这些理论相信，对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当现有国际秩序难以满足其战略利益时，将会重新分配、塑造和使用其力量要素，通过与主导大国进行战略竞争来打破现有体系中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并推动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主导型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味将崛起大国妖魔化为“修正主义国家”时，国际秩序又如何验证主导型大国和崛起大国的话语体系竞争，并对其难以避免的战略竞争进行调节和引导?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持有利益和持续诉求的其他国家究竟如何对大国的战略竞争做出反应?世界其他大国对中美的战略竞争究竟如何认识和选择?未来的国际权力结构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延续，究竟是走向合理的均衡、还是美国的“单极霸权”继续巩固?

显然，只有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思考和回答，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是双向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同时，由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支持和选择的国际秩序的和平、合作和渐进式的变革方式，也将对大国战略竞争轨迹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际秩序的稳定、合作性发展是世界政治中最大“公共产品”

回顾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大国间权力竞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西方大国完成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无论16世纪的海上霸主和商业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17世纪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抑或18世纪中期开始全面走向世界、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优势，利用坚船利炮进行贸易掠夺、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英霸权和平轮替，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但对世界政治中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治理的影响力，作为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的美国压倒性地超过了苏联。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得以全面建立和成型。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遍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这一秩序的背后，是美国保持一超独霸权力优势下的“霸权和平”——自由主义的美国国际义务和责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可以相互调适。但单一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其弊病也十分明显。阎学通指出，美苏作为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规则、规范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和双重标准。对盟友采取的是道义规范，即通过建立双边或是多边军事同盟来为本国和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对非盟友采取的是实力准则，即通过培植亲美/苏政权、扶植代理人或进行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来解决冲突。

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国际规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国际局势出现“南升北降”的发展态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便中国一再强调尊重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机制，坚持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设文明互鉴、平等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果，必然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弹。美国学者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

然而，后冷战时代恰恰见证了中国不断加强国内体制的改革、继续深入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中国调整各种国内治理机制加入世贸组织，再到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融合度是在不断扩大和上升，而不是缩小和下降。近年来，中美双方摩擦、冲突和利益纷争的频率和次数不断增加，其本质不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大而采取的颠覆性的国际政策与行为，也并非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规则、规范和国际制度采取全面挑战和否定性主张，而是美国在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对策抉择上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和美国今后将围绕着资源配置、国际影响力和具体“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展开长期的战略博弈，但中国即便在美国压力下的竞争性国际利益，同样并非改变现有的秩序，而是需要继续推动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稳定和合作性发展。

说到底，中美战略竞争，争的不是简单的“美国接受中国”或者“中国接受美国”，而是在当今国际战略大环境中，谁的主张和国际实践能够更多地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谁的国内治理机制和能力建设能够更多地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尊重，谁的国际作为能够更好地被认为是引领世界所期待的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发展方向。现有的国际秩序并非只是中美的秩序，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熟悉和期待的秩序。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支持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合作方向发展的国家，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孰优孰劣的判断者、影响者和未来的决定者。

二、国际体系中权力格局的变化

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结构存在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秩序的形成是以特定的国际权力结构作为基础，并因为权力结构的稳定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崛起尽管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但崛起中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国际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变革，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无法排除依然存在着的不确定性。美国同样可以重新恢复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作用和在国别外交中的优势来展开和中国的全面竞争。例如，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和美国依然存在显著差距，在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依赖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更重要的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其中国战略的巨大调整更使得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正在出现历史性大调整。中国在无法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需要保持和实现的根本战略任务，是让中国崛起的战略进程不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伤害，保持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发展势头不受到断崖式的跌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不是谁能够领导和代表今后的国际秩序，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和伤害，寄希望于“美国衰落论”更是一种幻想。更可能的是，一个对自身实力不再自信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和伤害可能愈发严厉。

合理的中美战略竞争，不是简单地想象中国不断走向强大和美国的不断衰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将对推动区域内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洲际经济联系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创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成立金砖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设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作用”不断扩大。中国积极推进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强调结伴不结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理念的创造力。

但是，中国外交这些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也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与经济的治理权正在向新兴大国转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智库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从来不掩饰对美国优势力量的自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三、西方力量的变化与全球制衡态势的重组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竭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颠覆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一定程度开始转向“新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频繁的“退群”举措，例如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和终止美苏当年签署的中导条约，让大西洋两岸的美欧关系出现了裂痕。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同样也将欧洲国家作为制裁对象，力压欧洲主要经济体和美国重新签署自由贸易法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大西洋自贸协定计划已经完全终止。

2019年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地区安全政策，例如用无人机暗杀伊朗革命卫队领袖苏莱曼尼，完全袒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建立合法定居点的“中东和平”倡议，以及用结束情报共享来威胁欧洲国家完全拒绝与中国的华为公司在5G建设中的合作等，让欧洲主要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不满持续上升。2020年2月德国主持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扬言“西方正在获胜”的论调，遭到了欧洲主要政治领导的怒怼。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会议开幕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特朗普的外交和国际政策。

然而，欧洲国家即便对美国不满，期待中国崛起为国际权力结构带来更好的均衡，也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强。今天，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欧洲国家的疑虑和顾忌依然沉重。欧洲的立场同样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国家的态度和主张。面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加，美国内有观点主张，美国要通过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并且调动现行秩序的资源与中国进行竞争。尤其是美欧关系和整体的“西方势力”，具有宗教主义、政治价值、社会结构和高度的经济、金融、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内在聚合力。中美战略竞争是否真正能够带来欧洲选择更加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这一战略选择，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原文标题为《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本文原刊于2020年第2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文章来源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公众号。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5

旧文章ID：23008

作者：刘东和  来源：国观智库

《中美观象周刊》第十一期，2020年9月9日

本期观象速读：

1. 特朗普提升对台政策，扮演“政治正确”的形象，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争取连任的最大利益。

2. 特朗普提升对台政策，造成“政治脱钩”的迹象，迎合“台独”，坐收台海利益。

3. 特朗普提升对台政策，形成“军事对抗”的现象，获得美军对解放军探底的机会，稳收南海未来利益。

近年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措施，大幅调整美国对台政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润滑剂”，反而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加速器”;“遭遇战”一时难以化解，“持久战”短期不可逆转。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在疫情阴影的搅动下，风云转向，美国提升台湾关系成为热点，走向前台。

2020年3月18日，美台首次以“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名义发布“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3月26日，特朗普签署《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提出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即所谓《台北法案》)。8月9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率团访问台湾。这一切似乎在向外界说明，美国与台湾正由非官方的关系向官方“外交”的方向发展。特朗普通过不断改变原来的做法，积极提升台湾关系，给“台独”“投名状”一个“生死契约”。

当前，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动作频频，用意效果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首先，特朗普提升对台政策，激怒中国，扮演“政治正确”的形象，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争取连任的最大利益。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近期刊文称，虽然美国两党在诸多政策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但在对华强硬方面建立了共识。美国两党政治领导人都一致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式启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得到了美国国内的普遍赞誉。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约有73%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分别为83%和68%，达到了历史高点。因此，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竞相展开针对中国的攻击，利用反华情绪赢取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提升与台湾的关系是对华强硬的具体体现，为争取连任造势。

其次，特朗普提升对台政策，激怒中国，造成“政治脱钩”的迹象，迎合“台独”，坐收台海利益。

大家都知道，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与民主问题(涉港、涉疆、涉藏)、国际地位，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等。排在第一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底线。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历届政府有着定义台湾现状的绝对自信，在对台政策方面一直是直言不讳，基于“一中”政策，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的现状。

特朗普政府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台政策处理上还忌于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即使是进行实际性官方往来，也是在披着法人性质的民间组织“美国在台协会(AlT)”和“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外衣下处理美国与台湾的事务。1995年李登辉私人访美事件导致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使中美关系跌落到低谷，最后，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又重新评估对华政策，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克林顿政府在处理美、台事务时，采取了适当的相应“降温”措施，抑制台湾当局图谋“台独”的膨胀势头，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之前可能是因为无知，现在可能是因为选情，采取了简单粗糙的方式进行。2016年和蔡英文通话是“出于做生意的考量”，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和“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9年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的“2019年台湾保证法”以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已全然不顾“一个中国”的原则。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祁凯立(Kharis Templeman)认为，中国大陆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压力攻势”的政策，比如绕台巡航，进行针对性实战演练。自2016年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由于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大陆方面切断了过去作为两岸沟通的官方渠道。同时，中国加大了外交力度，台湾当局所谓的“邦交国”，正在逐年减少。祁凯立表示，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反制措施。

新冠疫情似乎为美国调整对台政策找到了一个好“借口”和“突破口”。

2020年3月台美共同发布“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布将在快筛检验试剂、疫苗和药品的研发、追踪接触者的技术、专家交流以及防疫用品生产等四方面展开合作。从内容看，这是一份专业合作协议，然而，协议签署的形式却是以官方名义公开，这对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台来说，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随后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说是为了“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肯定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其实是给民进党当局打气鼓劲，调动民进党当局对抗大陆，不断在岛内掀起“反中抗陆”浪潮，做大“台独”改变台海现状，造成与中国“政治脱钩”的迹象。

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撰文指出，美国的台海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平衡地区权力方面至关重要，台湾地区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特朗普采取像围剿华为、甩锅疫情、涉港制裁一样的方式，大摇大摆地派阿扎尔访台，以图刺激中国大陆实施激烈反击，向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帮助台湾维护“邦交”是认真的，鼓励西方盟国一起改善乃至升级同台湾的关系，给北京与西方建交国增大外交难度，形成外交危机。

特朗普提升台湾关系，不仅是像特朗普所说“台湾买了很多美国武器，是美国很好的客户”，而且是向民进党进行奖励，表明美国是台湾对抗大陆的靠山。华盛顿只是动动嘴，台湾既愿意成为美国的“客人”，又愿意充当美国的“急先锋”，可谓“一举二得”。

就算今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上保持着互动沟通，但是华盛顿也不会轻易收回对台的示好姿态，后续可能将有更多动作。

现在，在对台政策问题上，美国智库内部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保持现状”，一种是“突破现状”。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表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应遵循“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没有争议性，损害这一政策不是明智之举。此前，多位学者批评特朗普和蔡英文的电话交谈，指出特朗普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菲尔(Charles Tiefer)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目前，美国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已陷入经济衰退，深度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中国早已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并且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向好态势持续发展。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理应推动国际合作，承担起领导全球的责任。中美两国应充分加强在疫苗研发和药品开发等领域合作，造福人民、惠及世界，而不是冲突对抗。

如今，“突破现状”的声音正在成为主流。这一部分学者对现状感到不满，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建议美国政府在一中政策上继续保持模糊、倒退，甚至突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底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埃尔布里奇·A·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说，美国需要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明确美方的立场，消除“战略模糊”，增强威慑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初发布了一系列涉台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帮助台湾扩大其国际活动空间”，“协助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加强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和经贸关系。美方的言论和做法旨在增加两国修复双边关系的成本和难度，使中美关系进一步锁定在“战略竞争”轨道上。这些智库学者鼓动美国政府利用台海问题来对中国政府施压，抢占战略主动，增加进退兼具的空间，以迫使中国在其他领域上妥协让步。

就目前台海形势来看，特朗普投石问路，借此试探中国的底线，美对台政策或许会进一步加强军事关系，加大洽商“美台贸易协定”的力度。特朗普可能会派遣更高的官员甚至现役军人访台，更为极端的可能派遣陆战队驻扎在台湾，以“切香肠”的方式压缩中国政策空间。而民进党当局正是心心念念、求之不得、甘当棋子，必全力配合。(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美台”的军事合作其实已经“如胶似漆”，只是为了避免中国大陆过度反应没有公布而已。海军陆战队成员也已经在AIT提供警卫。最近流出的台湾战机在空中接受美国空中加油机输油的照片就反应了“美台”军事合作的密切程度。)

再者，特朗普提升对台政策，激怒北京，形成“军事对抗”的现象，获得美军对解放军探底的机会，稳收南海未来利益。

在北京眼里，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权问题。其中最核心、最敏感、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中国台湾问题。台湾是完成统一大业的标志，解决台湾问题，第一岛链上最关键的一环不仅被打破，而且变成重要的出海通道，海上安全的战略问题就都迎刃而解。台湾海峡南北通道似乎可以变成中国内海走廊。以基隆港为基点，向东向北的有效保护范围大大拓展;以高雄港为基地与海南亚龙湾港互为左右，则可以大大加强快速到达南海诸岛的海军力量。

在华盛顿眼里，美国没有“国家核心利益”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永久性国家利益”，其内涵为：第一、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在世界范围内行动的自由，第二、确保美国获得重要市场和战略资源，第三、阻止敌对力量控制关键区域。

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由，长期介入中国海洋争端，联合周边国家，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维护自身在亚太的地缘优势和同盟体系的领导地位，对中国实施战略防范和围堵。

近年来，美国务卿蓬佩奥，前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把南海称为有争议区域，对于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南海岛礁的扩建深感“不安”。美国主导环太军演，联合多国“谴责中国控制进入关键贸易路线和水道的行为”，以“打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在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中，南海被看作为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海洋高速公路”，台湾地区在这条海上高速公路上起着一个服务区或加油站的作用。美国近年大打“台湾牌”，牵制中国的海上防御力量，使中国腾不出手来顾及其他很多重要的海上安全问题，通过一系列布局，来获取最大利益。这符合1890年美国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

中国为了震慑“台独”和警告美国，解放军开展了一系列军演，而美国为了体现对台政策和表现控制优势也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军演。2020年7月4日和7月17日美国海军“尼米兹”号和“里根”号两艘航母在南海举行大型军演。8月14日“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海域进行了演习。其中7月4日解放军西沙军演之时，美军派“双航母”进南海举行近年“最大规模演习”，美国军队和中国军队同时在同一地区进行演习，媒界惊呼“十分罕见”。

在写作本文正时，解放军在青岛至连云港以东海域、海南岛东南部海域进行了实弹军事演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RIMPAC)也在夏威夷拉开序幕。

美国在提升台湾关系的同时加热南海问题，加剧中国海问题的复杂化程度，干扰中国“一带一路”布局，引诱中国开启新的军备竞赛，是想重新演绎1991年美国携盟友通过44年的组合拳将前苏联巨人打倒的冷战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在许多时候是以“利益”为尺寸，时间是尺寸的变量。太平洋东端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具有全球性的科技、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太平洋西端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两国关系，中美应该遵循“利益”原则，“利益”趋同，太平洋就太平;“利益”相悖，太平洋就不太平。

中美关系紧张局势不仅是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而且是基于巨大的互不信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源。中美双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鸿沟在日益扩大，导致了两国之间摩擦不断。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Jr.)在他撰写的《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傅立民指出，美国人倾向于将台湾问题视为政治层面上的一个军事问题，中国人却把它视为军事层面上的一个政治问题。大陆对台政策既不是把军事作为主要，也不把军事作为唯一。

随着美国军舰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频率大幅增加，对中国的挑衅日趋恶劣。此举极易导致军事误判，增加了中美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Kevin Rudd)8月初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文章称，未来三个月，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特别高”。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8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对抗中国，五角大楼已做好准备》的署名文章，无疑暗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危机可能会由“冷战”转向“热战”。笔者认为，在选情不利的情况下，特朗普不排除有在台海地区主动挑起冲突的想法，不惜铤而走险，将自己塑造成“战时总统”，催化“聚旗效应”保住他的选情。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其溢出效应可能使西太平洋成为冲突升级主战场，进而导致事态失控。

因为疫情和选情，加之美国军工复合体必须不断制造敌人才能保证有钱(国防预算)和挣钱(国防合同)的本能，美国在改变台海局势现状的问题上会越走越远。9月2日美国外交学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发表题为“美国在支持台湾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的文章进一步表明，美国改变台海现状是朝野共识，不会因为白宫换人而发生变化。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国政府首先要做到不要情绪化，不用跟美国打嘴仗。其实，美国改变台海现状正是因为决策人意识到中国军力的增加使美国鞭长莫及。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大陆明白武统的政治和人文代价或许不可承受，而台湾地区也知道在独立的路上走得太远可能会导致家破人亡。因此，为了避免中国人之间又一次的自相残杀，两岸领导人和学者需要从长计议，寻找新的框架，堵住美国人挑拨离间的路径，不让它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制造障碍。

但是，中美在台海海域和空域的不断增加的军事行动是军事事故成为发生武装冲突的导火索。因此，中美两国需保持对话磋商，争取双方对彼此的相关利益与原则相互谅解。两国可以建立中国-美国防长热线联络机制，就重大和频发问题进行及时的通报和处理;各战区或舰队之间可以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增信释疑，努力避免误解和误判。中美两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制定一套行之有效、有约束力的准则来管控风险。与此同时，海峡两岸也可以恢复之前曾经尝试过的建立军事互信，并建立通报和热线机制，防止檫枪走火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两岸中国人共同解决台湾问题是必由之路。俗话说，“血浓于水”，天下中华儿女是一家，这其实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同宗同源的优势。在21世纪的今天，只有两岸在制度上、价值观上相互认可、相互理解，他们的回归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9

旧文章ID：23006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报告摘要如下：

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是指，在追求国家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影响其他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的能力。本报告用两种方法来衡量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第一种是分析外国公众对美国的尊重和信心的相关民调数据;第二种是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

正如摩根斯坦利的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charma)所言，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主要可以从经济和军事层面分析。按照这两个方面的指标，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下降。美国在军事上的支出比所有可能的对手加起来还要多。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引领着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美国私营部门展现出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虽然美国的硬实力(体现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减弱，但它的软实力，即维持他人信任、激发喜爱之情和鼓励他人效仿的能力，明显下降。过去几十年的民调数据显示，外国公众对美国的尊重和信心显著下降，尤其是在那些华盛顿长期指望能效仿美国的国家。

外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和信心下降

首先，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对美国的好感和信心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急剧下降，在奥巴马时期有所改善，但之后再次下降。

比如，自2017年以来，全球有更多的人认为美国对自身安全构成的威胁比中国或俄罗斯更大。2013年，23个国家中只有四分之一将美国视为对本国的威胁，2017年，这一数字大幅跃升至38%，2018年升至45%。

 

皮尤调查显示，2017年和2018年，相较于中国和俄罗斯，更多的人认为美国是本国面临的威胁。来源：兰德公司网站

此外，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开展的民调显示，人们对美国信心的下降一直持续到2020年。对于华盛顿和北京哪个是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有37%的人选择美国，36%选择中国;另一项调查询问法国人哪些国家最适合应对未来几十年的挑战，只有3%的人选择了美国;在一项调查中，36%的意大利人认为意大利应该重点与中国发展密切关系，而只有30%选择美国。

美国的外交政策成就减少

在追求政策目标时，实力会转化为影响力。为了衡量美国影响力水平随时间的变化，报告考察了美国自二战后崛起为全球大国以来，其外交政策每年取得了哪些成就。被纳入“成就”范畴的是符合下列条件的美国行动：通过塑造全球规范、建立国际机制、阻止侵略、减少核冲突风险、推动全球舆论和促进广泛的经济增长，为一个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做出了持久的贡献。报告还纳入了重大失败(即在当时看来很重要但几乎没有产生持久影响的举措)以及本可以产生巨大影响但后来被放弃的举措。

报告认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各取得11项重大的外交政策成就，肯尼迪和约翰逊总共有8项，尼克松和福特总共有6项，卡特有6项，里根和老布什各有7项，克林顿有8项。相比之下，截至目前，本世纪的几位总统，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总共只取得5项重大成就。因此，1945年至2000年，重大成就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每年一项，而自2001年以来，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四年一项。

尽管对“重大”的定义不同可能使这个列表扩展或缩小，但最终结果很可能遵循相同的模式。小布什陷入了无休止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反恐战争”。奥巴马本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外交政策举措几乎都被他的继任者推翻。特朗普的主要外交举措尚未取得成效。朝鲜可能会放弃核武器，伊朗可能会停止其邪恶的行为，阿富汗的敌人可能与美国达成持久的和平协议，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会缩小，但截至目前，这些结果都不太可能出现。

美国影响力减弱的原因

美国影响力减弱的原因一直是热门话题。观察人士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分析认为，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是，国内分歧加剧，公众对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减弱;一些人批评21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过度依赖武力，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缺乏战略一致性;还有一些人指出，美国的影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限制。

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似乎是最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二战期间和之后，苏联实力增长在整个冷战期间都是美国取得成就的动力，而不是美国缺席的借口。自那以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变得更加强大的挑战者，但这更多是一个关乎未来的问题，而无法解释过去20年美国政策遭遇的挫折。

“9·11”事件、全球反恐战争、未能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伊朗核计划、经济大衰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在这些事情上都没有责任，中国也没有阻碍美国为应对这些挑战作出努力。

对美国影响力下降的最佳解释似乎是傲慢招致报应。冷战获胜让美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巴尔干半岛局势的稳定以及经济的繁荣加强了这种无所不能感。“9·11”恐怖袭击的刺激、塔利班的迅速垮台和“基地”组织的分散促使美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政策来对付核扩散者，入侵伊拉克，并宣布要把伊拉克变成中东其他国家的民主榜样。这些多重任务使美国不堪重负。没有一项任务令人满意地完成。

这种成功、自负、过度扩张、失败和撤退说明了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如何相互作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影响力为何大幅下降。

过去二十年，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开始出现倒退。小布什撤回了克林顿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的签署、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一直在稳步削弱战后秩序，他认为，在美国忙于支撑国际体系、保卫全球公众的同时，美国的伙伴和对手却在“搭便车”、渗入美国市场。

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感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未能分享国内和全球进步的果实。而且，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的收入增长分配极不均等。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放缓甚至完全停止，这粉碎了人们在二战后经济繁荣的三十年间形成的经济将持续繁荣的期望。

文化焦虑也助长了反全球化态度，但几十年的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流动性下降更能解释“美国优先”立场的吸引力，这种立场否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并将所有的对外往来视为交易。对全球化的抵制绝不限于美国，但鉴于美国一直是当前全球秩序中最重要的单一支柱，美国的背叛将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补救措施

由于导致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美国需要采取多种补救措施。

为了重新获得国际伙伴的合作意愿，美国领导人需要再次将美国的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需要实行有力的治国之道，采取谨慎的政策，追求可实现的目标;需要展示历届政府的政策连续性，因为持久的成就很少能在一届总统任期内得到巩固。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说服怀疑者，让他们相信为一个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而努力，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其次，争取公众对建设性国际参与的持续支持需要跨党派合作，否则，下任政府总是会扭转前任的政策，抹去前任的成就。

本文摘译自兰德公司网站报告The Lost Gener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ow American Influence Has Declined,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6

旧文章ID：23005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自二战以来，威慑已成为美国避免全面战争的国防战略的基础。威慑涉及阻止对手或“目标”采取被禁止行动的努力。一般通过影响对手对从事被禁止行动相关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计算来实现威慑。在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美国的威慑战略发挥了作用，美国的军事实力似乎保证了任何对手都不会冒险发起一场全面战争。

然而，过去十年来，随着美国军事占据优势的时代褪去，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只用最笼统的措辞来处理威慑。他们假设，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20年间行之有效的做法，将确保威慑在未来依然强大。但是，军事劝阻发挥作用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正在削弱威慑的效力。

导致威慑力下滑的因素

01、地缘政治变化

与冷战时期的两极国际体系或冷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同，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越来越多极化。这起码意味着美国试图威慑的对手的数量增加了，威慑失败的几率也因此增加。

向多极化世界的转变在核武器方面尤为明显。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俄罗斯大幅削减核武库，降低了希望成为“核俱乐部”主要参与者的国家的“准入门槛”。这可能为威慑带来难题。例如，长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都认为均势——核力量的大致对等——是其军控协议的一个基本特征，以确保双方在遭受突袭后仍然能保持造成大规模“确保毁灭”的能力，从而增强威慑力。在实际上是两极核竞争的冷战期间，保持均势是可能的。然而，在多极核竞争中，每个国家都与其对手达成均势是不可能的。日益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威慑变得更加复杂。地缘政治格局和核平衡也许会迅速发生变化，可能对美国的威慑战略构成重大挑战。

02、军事—技术进步

近零失误常规武器的发展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精确制导武器或许能够替代核武器对付某些类型的目标。这使评估战略军事平衡的工作更加复杂。此外，一些精确作战能力无法与美国匹敌的国家正在部署低当量核武器，以抵消美国的优势。这些发展使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果美国领导人不考虑对战略目标广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常规战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美国的威慑可能会被削弱。此外，网络武器的发展，具有高攻击速度的武器和地理上的邻近也给依赖威慑的战略带来重大挑战。

03、新的作战领域

近几十年来，军事竞争在太空、网络空间和海底等相对较新的领域不断扩大。在这些领域中，竞争都偏向进攻。在所有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采取被禁止行动所需的成本低于成功防御的成本，这就削弱了通过拒止进行威慑的效力。此外，与陆、空、海等更传统作战领域中的大规模攻击相比，在这些较新的领域中迅速确定攻击来源相对困难。这可能会降低在这些领域采取被禁止行动的风险认知，并激励容忍风险的行为者，从而削弱通过惩罚进行威慑的效力。

04、认知科学的进步

了解对手如何进行风险管理是制定有效的威慑战略的核心。其基本假设是，对手的决策者将根据其风险状况理性行事。但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进展表明，在涉及风险的决策中，不能指望人类会理性行事。例如，前景理论发现，人们相对不愿意冒险去获取他们没有的东西，而当涉及到保护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们更愿意冒险。这看起来似乎会加强威慑。然而，当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损失地位”，从而愿意为了获胜承担相对较高的风险时，问题就出现了。在危机中，双方可能都认为自己处于损失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能都愿意冒非常高的风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公平和荣誉等模糊的概念也会扭曲决策者的理性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对成本、收益和风险的计算方式有很大不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未受到尊重，他们容易选择双输的结果。如果威慑战略要避免两败俱伤的结果，了解这些因素对于对手领导人决策的影响十分重要。

无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美国都有可能继续将威慑作为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为了使威慑战略适应今天的现实，克雷皮内维奇为美国国防部提出了如下建议：

理解竞争：在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做出了大量努力来了解苏联领导人如何计算成本、收益和风险，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战略军事平衡和关键地区的平衡。对这些平衡的净评估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确定薄弱领域和潜在机遇，增强美国防御态势的威慑效果。

重新思考升级动态：当代威慑战略必须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表明有必要更新纵向和横向的升级“阶梯”。梯级标志着冲突强度(纵向升级)或地理分布(横向升级)的飞跃，它们确定了阻止对手升级的重要节点。在更新这些“阶梯”后，可以开始巩固那些需要加强的梯级，以提高威慑力。了解对手如何看待升级对于成功也至关重要。

缩小归因缺口(attribution gap)：如果不能及时确定攻击的源头，就有可能破坏基于威胁对侵略者施加及时和不可接受的惩罚的威慑战略。加强情报工作可以改善这一问题。

保留选择余地：在战争特征迅速变化的时代，加之财政管理不善和新冠疫情，国防预算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考虑到威慑手段和方法可能需要作出重大调整，在确定新的防御战略和威慑要求之前，应优先考虑最大限度利用国防部的投资选择。

只要威慑战争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威慑战略就仍然是美国国防部工作的核心。很多趋势表明，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战略越来越难以制定和执行。然而，如果威慑失败，爆发全面战争，美国要付出的高昂代价使下届政府必须致力于确保威慑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本文编译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文章The Decline of Deterrence，作者：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 Jr.)。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7

旧文章ID：23004

作者：  来源：海峡导报

“台美关系”看似持续升温，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8月访台后，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今(17)日至19日率团访台，19日将参加已故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惇涵说明，蔡英文预计18日晚间于官邸宴请美方代表团，促进双方合作情谊。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次卿克拉奇将于本月17日至19日率团访台，代表美国政府出席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对此，蔡办发言人张惇涵表示，“诚挚欢迎美国政府代表团来台，并感谢美方对于李登辉的表达追思之意。克拉奇次卿来访，充分显示台美是共享民主价值的坚实伙伴。”

张惇涵表示，“期盼透过克拉奇次卿此行，让台美之间能够有更多面向的交流与讨论，为台美进一步的合作，包括经济层面的合作，奠定更坚强的基础。我们也期许，台美之间未来能持续深化全面合作，创造互惠双赢的伙伴关系。”

张惇涵进一步说明，“由于此次美方代表团行程紧凑，蔡英文预计9月18日晚间于官邸宴请美方代表团，促进双方合作情谊。”

国台办多次警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倚美谋“独”无异饮鸩止渴，必将自食恶果。而此前针对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已就此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7

旧文章ID：23003

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今天，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在大使馆举行了他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

以下是他的开场讲话：

我想你们都已经知道，我上周末与特朗普总统通了话，确认了我下月初返回艾奥瓦州的决定。我的夫人Chris和我对于离开感到难过。我们非常喜欢过去三年在中国的时光，认识这里的人，努力调整好美中关系 –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我离任之时和到任时抱着同样全心奉献的精神。过去三年多里，我们在重设和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想要有个以公平对等为基础，以结果为导向，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经过数个月的艰难谈判，我们在今年一月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那时起，尽管疫情带来了挑战，但我们在所有层面都与中国有良好的接触。双方都看到进展，并致力于采取必要步骤来确保我们的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我们已经看到切实的结果，中方购买美国玉米、猪肉和牛肉破纪录，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进展。关键在于协议的执行，有了执行能帮助打造互信。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一份重要的路线图。如果我们继续遵循这一路线图，我们将会在两国都看到有意义、可衡量并且积极的变化。

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大使和斯蒂芬·马努钦(Steven Mnuchin)部长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之间紧密的个人关系，也令我感到鼓舞。双方都致力于维持这一关系于正轨。

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也有进展。经过数月的努力工作、艰难的谈判与合作，中国同意将芬太尼及其衍生物列为管控物质，中国的执法部门开始与我们的执法部门合作，阻挡这个危险的类阿片物质非法输送到美国。这有可能在美国拯救数千名生命。

在安全方面，美国依然致力于推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安全。并且，我们敦促包含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尊重国际法，包括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我们也会继续对台湾海峡的安全及稳定做出贡献，我们持续呼吁双方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接触。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发展上取得了出色的进展。我相信，中国人的职业道德、对教育和家庭的注重，以及企业家精神推助了这个国家的增长。美国并不寻求要围堵中国——我们想要看到中国繁荣，做一个全球体系具有建设性的支持方。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重设此一重要关系，让它长期下去可以对等、公平，可持续，这将会确保我们两国和全世界的稳定。

虽然我要卸任了，我有信心我的副手Rob Forden, 作为代办，以及我们驻华使团人才济济的团队将会继续这份重要工作。

Today, U.S. Ambassador Terry Branstad held his final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embassy.

Here are his opening remarks:

As all of you may already know, I spoke to President Trump last weekend to confirm my decision to return to Iowa early next month. My wife Chris and I are sad to leave. We have very much enjoyed these past three years in China, getting to know the people here, and working to get right U.S.- China relations –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I leave just as committed to this relationship as when I arrived. W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reset and rebalance US-China relations,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to be done. We want a results oriented, constructiv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In January, after months of difficult negotiations, we began the year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historic Phase One Trade Agreement. Since then, we have had good engagement at all levels with China despite the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Both sides see progress and are committed to taking steps necessary to ensure our trade is more balanced and fair. We have already seen tangible results with record Chinese purchases of U.S. corn, pork and beef. And progress o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key is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which will help build mutual trust. The Phase one trade deal is an important road map, and if we continue to follow it, we will see meaningful, measurable, and positive changes in both countries.

I am also encouraged by the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 Ambassador Lighthizer and Secretary Mnuchin have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He. Both sides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on track.

We have also made progress in the public health sector. After months of hard work, negotiations and cooperation China agreed to classify Fentanyl and its derivatives as controlled substances and China’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been working with ours to stop the illicit shipments of this dangerous opioid to the U.S. This will likely save thousands of lives in the U.S.

With regards to security, the U.S. remain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we urge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respect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e continue to call on both sides to engage in peaceful dialogue.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work ethic,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and family,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has fueled this country’s growth. The U.S. is not seeking to contain China – we want to see China prosper and be a constructive supporter of the global system. We hav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help reset this important relationship, so it is reciprocal, fair, and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term and will ensure stability for our two nations and for the world.

Although I will be retiring, I am confident that my deputy, Rob Forden, serving as Chargé d’affaires, and our talented team in Mission China will continue this important work.

来源时间：2020/9/17   发布时间：2020/9/17

旧文章ID：2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