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海战略态势感知  来源：头条

此前，不断有《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美军将侦察机伪装成客机在中国沿海活动，但缺乏数据实证。“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通过空中广播自动监视系统(ADS-B)信号，连续三天(9月8日至10日)发现美军侦察机通过更改ICAO(国际民航组织)注册的航空器识别码[1]，伪装成马来西亚客机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

此事一经发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大众机械杂志Popular Mechanics、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 News、马来西亚自由今日大马Free Malaysia Today 和中国《参考消息》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而经过国内外开源信息专家和无线电爱好者的交叉验证，我们的推测属实。

详情及依据

9月8日上午，美空军1架RC-135W电子侦察机(AE01CE)从冲绳嘉手纳起飞后信号消失，随后1架国籍显示为“马来西亚的飞机(750548)出现在同一航线，轨迹高度吻合。该机进入南海后飞往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空域密集行动，距离海南领海基线仅约50海里，就其曲折的飞行轨迹看，显然也非客机作为。

9月9日凌晨3时，美空军1架RC-135S导弹监视机(AE01D6)从冲绳嘉手纳向北起飞后信号消失，随后1架国籍显示为“马来西亚的飞机(752B29)进入黄海空域，并从凌晨5时许起持续盘旋至上午11时方才离开，期间最近时距离中国胶东半岛领海基线约56海里。

9月10日，1架国籍显示为“马来西亚”、识别码为755CB7的飞机飞往广东近岸及台湾海峡南部空域，活动轨迹异常，并一度挺进至广东汕头领海线外不到60海里处，同一时间1架KC-135R加油机(AE0392)从关岛安德森起飞，前往南海上空活动。通常，加油机不会单独活动，加油机的出现，侧面证明了这一空域有其他美军机的存在。这架“马来西亚”飞机离开南海时信号消失，继而同一航线和高度上出现了美空军RC-135W电子侦察机(AE01CD)。推测是RC-135W冒用马来西亚飞机识别码对中国进行侦察，任务结束方才露出真实身份。

以上推测也得到了国内外开源情报专家和无线电爱好者的验证及肯定。

著名的开源情报分析师史蒂芬·沃特金斯(Steffan Watkins)，先是通过飞机摄影爱好者现场拍摄的照片，证明了前一天(9月7日)确有1架RC-135W电子侦察机从横田基地转场至冲绳嘉手纳;之后史蒂芬通过adsbexchange.com, Radar Box24以及Flight Aware多个ADS-B开源平台进行了交叉比对，证实了当天(9月8日)这架RC-135W从冲绳嘉手纳起飞后关闭应答器，后使用一个“捏造的马来西亚客机识别码”(a spoofed Malaysian-assigned ICAO hex)进入中国近空行动。

史蒂芬同时也对9月9日、10日的飞机航线进行了交叉验证，最终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一致。

美军全球伪装侦察的“常态”

对于美军机更改识别码，普通大众可能此感到陌生甚至惊讶，但是这在无线电爱好圈子并不是秘密。包括长期跟踪军机态势的“飞机守望”(Aircraft Spot)在内的不少国外社交媒体账号，都曾数次发布此类信息。

2019年2月24日，美空军1架RC-135W电子侦察机，使用虚假识别码“3F9867”，前往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空域侦察;

2019年7月3日，美空军1架RC-135W电子侦察机，采用虚假识别码“730000”假冒为伊朗籍飞机，前往波斯湾侦察。

……此类行为已不胜枚举。据中国无线电爱好者们的粗略统计，美军每年在中国沿海进行类似的伪装侦察就约有100个架次。

美军的目的

有人质疑，美军有必要通过这种手段进行伪装吗?直接将应答器关闭，不是更加一劳永逸?[2]

的确，军机并不需要长期开启ADS-B应答器，往往在行动的时候关闭了信号。但美军在中国近岸和近海侦察，有时候却不得不打开应答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9月16日11时许，实时航班信息软件Plane Finder显示的广东近海空情

一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南海及其周边，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空域之一，空中交通十分“拥堵”，美军机通过这些区域时打开应答器，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二是出于掩护侦察的需要。美军侦察机基本都由客机改装而成，如RC-135系列就是在波音707基础上改装的。它们除了涂装，外形和雷达特征与普通707客机无异，全球尚有少量707注册。而且，707与波音客机主打机型737 的机舱宽度相同，横截面类似，这更增添了伪装的空间。美国在抵近侦察的过程中，如果关闭了ADS-B应答器，就会显得很异常，容易被对方的空管部门和防空系统发现。而冒用他国客机的号码，则有较强的隐蔽性，因为它们在对方的雷达系统中的反射面积和同类客机非常相似，这就不容易被盯上。这对于绞尽脑汁加强对其他国家进行抵近侦察的美军而言，具有很强实操价值。

美军机冒充别国飞机(这些飞机通常并不存在)，主要是为了掩盖自身军事行动，更隐蔽地进行抵近侦察。但这一行为无疑给全球的飞行安全增添了重大风险和不稳定因素，会造成误判，并很可能给真正的民用客机和被冒用国的飞机带来危险。

美苏冷战期间就发生过惨痛的误击客机事件。1983年9月1日，韩国一架波音747客机飞至苏联萨哈林岛上空时，被苏军错误识别为当时同在这一空域活动的美军侦察机RC-135，导致一架苏联苏-15战斗机将其击落，机上269人全部遇难。[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美方近年来一再强调在他国近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抛开美方是否遵守国际法中有关“尊重沿岸国安全”这一基本义务不论，仅就其伪装他国客机而言，美方行为就构成了对“飞行安全”的直接侵害。更重要的是，在不能确保飞行安全的情形下，何来所谓“飞越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方又再次展现了双重标准和霸道逻辑，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参考文献

[1] 所有注册飞机都会分配一个6位数的ICAO 24位地址(以16进制表示，所以英文也叫hex code或ADSHEX)。通常，每架飞机都有唯一的识别码，不能被随意更改。它作为ADS-B信号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对外表明自己的身份信息。

[2] Hakimie Amrie Hisamudin, Claim of ‘Malaysian disguise’ for US spy plane baffles experts, Free Malaysia Today, 12 Sep 2020, https://www.freemalaysiatoday.com/about/.

[3] Peter Grier, The Death of Korean Air Lines Flight 007, Air Force Magazine, 01 Jan 2013, https://www.airforcemag.com/article/0113korean/.

关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为维护和促进南海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发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 计划(SCSPI)，致力于聚合全世界的智力资源和开源信息，持续跟踪主要利益和责任相关方在南海的重要行动和重大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的数据服务和分析报告，助力各方管控分歧、超越竞争并走向合作。

来源时间：2020/9/16   发布时间：2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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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智sir  来源：智先生

壹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的原话。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并不友好。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毕竟这是我们的一种新式武器。」

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个方案，即用15-30颗原子弹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原子辐射区域。

到了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下令，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冲绳岛。

「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核讹诈下的新中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别说核武器，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

聂荣臻元帅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国军工基地」之称的昆明和重庆，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

就是在如此严峻情形下，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钱三强夫妇

他后来解释了回国动因：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

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约里奥·居里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钱三强和中国代表团参加一场国际大会。

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约里奥·居里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用来做原子科学研究，好打破封锁，运送回国，总估算在20万美元。

钱三强和约里奥·居里夫妇

但仅仅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售价就不菲。

李维汉找到了钱三强，说：「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现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来在电报里特意批复：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

这番经历，让钱三强特别感慨，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

在秘密访苏期间，刘少奇等人想参观核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只给他们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但斯大林并不想中国搞核武器，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所以，一切只能自己从头干起。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在建所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也买不到仪器设备。

多重压力下，钱三强悟出一条生存和发展之道——「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于是，研究所一众人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好自己制造仪器。

有一次，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

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

为了制造剂量笔，赵忠尧想办法弄来材料，自己动手拉石英丝;

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截铜丝……

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

总归有了希望。

贰

想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就一定需要铀资源。

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但寻找铀矿的过程并不轻松。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没有就住睡袋，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摄氏度，进入天山后，又会迎来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在西部的独龙山区，解放军第4521程团，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就为了找铀矿。

1954年10月，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尽管开采价值不大，仍然振奋人心。

他们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并迅速带回北京。

开业之石

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看那块矿石，并三番叮嘱：「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这是决定命运的。」

恰逢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赫鲁晓夫并没有准备，他稍做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不然中国国力难以承受。

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那就是，自从苏联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后，便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中国这边就要造原子弹，还要向苏联伸手，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为了不给中国浇冷水，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

在毛泽东看来，核反应堆也算数，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钱三强、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深知国际形势严峻，前有杜鲁门，后有艾森豪威尔，动辄以原子弹做威胁，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他召集钱三强等人的原因。

他把目光投向钱三强：

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要有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但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

西花厅长谈后，第二天，钱三强又来到另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这天举行的是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桌上，放了一块铀矿石料，钱三强用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矿石，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当把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十分好奇，亲自上前做实验，同样现象再次发生，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气氛活跃起来。

李四光对我国铀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经过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性讲话：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

钱三强等人也认为时机已到。

毛泽东看向在座的各位，接着说：

「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天，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

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

「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干杯!」

这一声「干杯」，拉开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序幕。

叁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包括：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

钱三强和刘伟一起到北京郊区选址，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后，他们选定了西南郊房山县。

昔日的荒山野岭间，很快就出现了一座原子科学城。

这边正如火如荼，另一边也在归心似箭。

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来到了陈叔通手里。

这封信的主人是钱学森，信中内容是：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

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钱学森要回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此前，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

因此，钱学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屿，受尽折磨，想摧垮他意志，好放弃回国的想法。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随着这件事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不得不释放钱学森，并进行驱逐，但同时又仍不允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让美国代表措手不及。

最终，美国政府只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毛泽东的评价是：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专家，为此，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希望苏联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图纸、资料。

见苏联那边没什么指示，周恩来当机立断：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50年代中期，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态度，其实一直始终处于摇摆之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保持着消极态度。

对于中国希望发展导弹事业的请求，苏联认为中国的基础不牢固，建议从培养干部开始，比如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等情况成熟后，再来谈其它。

也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只能紧缩投资，减少国防建设项目。

1957年1月14日 ，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认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数量增长，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苏联的这番态度，让中苏谈判陷入了僵局。

肆

破局很快开始。

1957年6月18日 ，苏联内部的斗争激化。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制服政治对手后，急切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

赫鲁晓夫很高兴，决定投桃报李，立即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尽管在谈判中，苏联还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热情。

苏方代表团团长、经委会主席甚至友善提醒：你们提出的这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不ok了，还是换更新的型号吧。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这位经委会主席再次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

聂荣臻被东斯拉夫人的热情所打动，开会时强调：苏联政府这次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研究和生产原子弹、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

当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然而，苏联援助是有条件的。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

这个要求，让中方很为难。

毛泽东说：

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助我们在前。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

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不能半点含糊。

经过慎重研究，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艇，这种潜水艇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毛泽东有点生气。

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说白了，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

彭德怀更是愤怒：「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周恩来也表态：「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继续表示：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建立长波电台是为了指挥潜艇，且必须在中国建。

毛泽东洞若观火，苏联真实目的，就是以对付美国为名，行控制中国为实。

他严厉地对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仍然没有答应。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他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由于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双方的裂痕已经难以弥补，蒙上了重重阴影。

伍

为了接受苏联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称为九局。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说：「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

钱三强笑呵呵说：「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叫邓稼先。」

研究原子弹，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钱三强盘算着该怎么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

1958年8月，邓稼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他想给邓稼先留下一段缓冲余地，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说完，他的目光很快掠过邓稼先的面颊。

「大炮仗?」

邓稼来不及细想，自言自语：「我能行吗?」

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虽然不明白这份工作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怎样变化，他还是服从了组织调动。

这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一些，而且整个人心不在焉，显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许鹿希试探性问：「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才缓慢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真奇怪。」

许鹿希挺茫然，她还猜测是不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不然怎么都不能说?

接着是一阵死寂的沉默。

他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既有家国情怀，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邓稼先克制住自己的伤感情绪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弹，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这些他很清楚。

仅隔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这句话，让许鹿希很难过。

当时家里有两个小孩，而且爷爷奶奶都得了肺病，自己还要兼顾事业，身上压着许多重担。只是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这个决定，确实让邓稼先两人牺牲了许多。

邓稼先一家人

之后，他正式进入九局，担任理论部主任，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庭院里还有一大片高粱地。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

他满身泥巴，没有什么怨气，反而从心里溢出一股豪情：「这是白手起家。」

同样白手起家的，还有先后进来的上百名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既有物理、数学、冶金、建筑，也有外文，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大家对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下，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汇聚了全球精英，仅科技人员就有15万人。

人才储备方面，中国真的是从零开始。

起初，邓稼先亲自给他们讲课，讲得既通俗又透彻。

当时条件极差，许多理论书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整个北京图书馆没有第二本，而且还是俄文版，他们只能手刻蜡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邓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个盹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女儿和3岁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记了。

这一次，让邓稼先产生沉重的自责心情。

第二次，是关于他的年迈母亲，备受哮喘病折磨，在体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自己却不能在她身边，以至于拖到病情加重。

母亲的离去，也让邓稼先深受打击。

实际上，到九院工作后，邓稼先回到家里说话就明显减少，和朋友亲戚们的见面机会就更少了，整个人沉默寡言。

因为原子弹研制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在一起工作不能说，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来禁止讨论，总有间谍善于分析，能从毫不介意的细节中测推出许多重要情况。

所以邓稼先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被划到了最小限度。

他确实付出了太多。

陆

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

苏联专家在讲授内容时，有严格规定，不能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更不敢放开手脚帮助中国同行。

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态度和蔼，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会和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也有的专家，在国内学生反映对讲课内容记录不完全时，甚至会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十分友善;

苏联专家

有的专家则态度恶劣，在讲课时，会强调「不允许做记录，你们大致有个概念就行」，并且在黑板上每画一点图，就会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笔记的同志，会后一定要收回来。

当时听讲的宋任穷部长有些不高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这些由我负责。

一位名叫列捷涅夫的专家，此人到九局后就沉默寡言，十分消极。

他要求大家先学习俄语，理由是掌握了俄语才能进行工作交流，其他问题则一概不谈，被大家称为「哑巴和尚」。

副所长朱光亚想了一招，就是逼「哑巴和尚」开口。

他一个个找技术骨干谈话，分别根据他们研究和承担的任务，要他们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主动找苏联专家询问，逼着哑巴开口，不断挤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盐不进，只要被问到核心问题，一律是万金油回复：「你现在先把俄语学好就行了。」

刘长禄曾带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请教，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他直接扔掉《火工品》，生气道：「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哑巴和尚」还列出上百个专业的书籍，其中甚至有关于养花的书。

邓稼先客气地请教：「花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和尚回复：「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残忍的现实是，向苏联学本事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这一段工作基本停滞。

在当初的援助协议中，苏联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资料，但苏联三番五次推脱，迟迟没有兑现。

原来，在当时已经有一枚原子弹样品被组装起来，一直放在车站，随时准备送往中国。

苏联高层明白，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却又不想撕毁合约，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

苏联不肯提供资料，中方这边只能自己想办法。

朱光亚试着将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重新整理，但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门作用，对具体如何研制原子弹，基本没有涉及。

为了拖延时间，苏联一些保密专家甚至挑剔起来，先是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于是邓稼先和一群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

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然后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邓稼先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补建。

直到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时，就开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苏关系也到了恶化边缘。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

他再次谈起「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情，算是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

没有任何意外，被中国严正拒绝。

也因此，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向中国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过去，苏方索要的是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从1959年开始，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1959年6月20日，这是一个需要划重点的日子。

苏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让国际局势紧张，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后，苏联强调：「放心，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说，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也有能力……提供核打击，如果中国不听话。

一切都白费了，回到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知耻后勇下，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时刻铭记在心。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柒

1959年9月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

有记者问他和美国人谈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和平、友谊!」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9月30日，赫鲁晓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晚进行了中苏两党会谈。

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指责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公鸡」，让苏联很难办。

陈毅立即拍桌子，愤怒站了起来：「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泽东时，语气冰冷：「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不卑不亢：「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大家已经不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毛泽东指示：要做好两手准备。

宋任穷召开了党组会议：「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理由是：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粗暴对待，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时，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还撂下一句话：「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尽管专家临走时，因为匆忙而掉下了一点碎纸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状的弧线和数字，领导要邓稼先整理，经过拼凑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后来才发现，这些内容完全没用。

奇迹是不会发生的，仅此而已。

此外，苏联援建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烂尾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为缺少配套的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时间。

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刘杰找到了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但其实，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邓稼先早就对苏联援助不抱有什么幻想。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正迎上了三年灾荒，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

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

是没有一个人喊苦，但情况真的非常严峻。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心不吃肉了，中央领导人全部戒荤。

周恩来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再三叮嘱主管的负责同志，有再大困难，也要想方设法让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并且特别叮嘱二机部的领导：要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不能靠突击。

住在医院治病的聂荣臻，想出一个临时应急主意，以元帅身份向军队求援募捐。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请求海军调些鱼和海带，各军区则调些猪、羊、牛肉，沈阳军区支援些黄豆、食油、水果来支援科学家，再三表示：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

陈毅也发起号召：「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也要靠他们。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人才。

各路支援物资运到后，聂荣臻发出指示：「募捐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有时候开完会，周恩来特意留下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并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外加几碟咸菜和烧饼、馒头，不停地动员大家吃：「这样的饭菜，又经济，有热量，营养又好，大家要多吃一点啊。」

或者干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员去宴会厅开会，而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三年灾荒中，周总理一方面忙于其他国务，一方面还要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有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总理一边当茶喝，一边倾听大家发言，竟忘了喝。

会后，还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让倒掉，带上车去，又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没有多少灰心丧气，更没有消极沉闷，他们身形憔悴，眼里都仿佛透着光，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顽强攻关。

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形势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屡出奇迹。

捌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进行大量计算。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满一屋子。

为什么如此艰难，主要还是计算工具太过落后……

他们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器，算乘法正着摇，算除法就倒着摇。

手摇计算器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剩余的其它运算，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甚至是动用算盘，忍受的反复失败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结果。因为他回家后一般都不休息，即便在床上躺着，也是盯着天花板在那心算。

到1960年春天，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

重复验算，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纯粹是用人力来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

宋任穷部长看着都有点担心，只能鼓励他们：「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整整一年时间，邓稼先领着一批人，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

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最终，邓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方式，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研制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有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于是在回国前一天，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价值15万美元)交给驻苏大使，说：「我愿为祖国还债。」

有赴英留学，并且师从马克思·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语气很坚定：「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在接触机密资料，被问询「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时，他的回复是一个「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并肩作战。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波恩，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他心里认定：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

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

这四个人，就如邓稼先一般，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名字成为绝密，消失在大众眼里。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宽的夫人回忆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要走了，要走很长时间。」

我感到很奇怪，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他沉吟片刻后，又字斟句酌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

那时候，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他不说，我也不再深问，只是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

话是这样说，但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弹了。

那里条件十分简陋，荒滩上只有几幢干打垒平房。

来自全国调集的200多名高、中级科学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在这片土地紧张地开挖地沟，埋电缆，架设电线，一刻都不能停留。

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新一轮爆轰物理实验准备。

当时生活极为艰苦，大家饿得狠，也没野菜来煮汤充饥，组里不少人饿坏了胃，往往在做关键性实验时胃痛发作。

王淦昌只能这样勉励组员：「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

玖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

也从这年开始，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进度。

美国情报部门还发射了许多间谍卫星，并且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胶片，得到了国内的许多清晰照片。

当时中央获悉，美国会采用手段破坏兰州的核燃料工厂，便准备了两个对策，一个是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个是加速兰州厂建设，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即使被炸毁，也得到足够的核燃料。

中央采取了后一对策。

当时大家都很谨慎，那年，有一种外号叫「黑寡妇」的美制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2.2万米，可以无所顾忌、长驱直入中国腹地罗布泊，具有打击核基地的能力。

只有苏联产的「萨姆2」导弹，才能打中黑寡妇，但当时中苏已经交恶，所以中国只能加快自制导弹的工作进程。

这个重任，便交给了钱学森。

1963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

二机部党组决定，从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员，从北京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

金银滩海拔3200余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度。

由于当时的基地建设，是抢建科研设施和生产线，最后才是宿舍等生活设施，不少科研人员去后，还得住在简易的坯房和军用大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

张爱萍知道那里环境艰苦，便作了10分钟的动员报告，激情澎湃，充满了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过。那里一片茫茫，人迹罕至。这个地方苦不苦?当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适应，影响研制原子弹，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过，也绝对不是像王维所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连一个人也见不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1958年，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就已经进驻那里，建设核试验基地了!他们正等着你们，准备欢迎你们呢!他们已经为你们建了宿舍和实验室，你们现在去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去的时候好多了!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们表示：我愿当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

确实，解放军工程兵初到戈壁滩时，条件更为艰苦，就连李觉将军也只能住地窝棚，用黑毛毡盖顶，用土木围墙，没有暖气。

甚至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因为时间长了，就会堆积很多蚊子，在杯里有厚厚的一层，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

经过了三四年建设，工程兵部队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环境，终于在荒凉地带建起了一座新城。

由于人多，楼房不够分配，李觉带领机关行政干部住进了地窝棚，让科技人员住进暖楼，让人敬佩。

此时，国际上又发生了一场大变故。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全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同年10月，联合国通过该条约。

这个条约的真实意图显而易见。

条约公布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公开讲，必须对富有野心的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遵守条约规定，并且采取措施，从各种渠道阻止中国得到一切有关核武器的技术。」

周恩来又说：「主席，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英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发展核武器，而中国要进行一般性核试验的权利被剥夺了。」

毛泽东问：「我们搞原子弹，能搞地下核试验吗?」

周恩来摇头：「目前条件下，中国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我们第一次核试验只能在大气层进行。」

毛泽东有点生气：「欺人太甚!三家条约，想让我们停下来，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发表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原子弹哪怕100年也要造出来，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1963年11月，美国和苏联已经做出作战部署，一同对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打击，试图将实验设备和人员全部抹去。

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战略导弹，作战半径覆盖中国大部分区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点城市，而苏联对此保持默认。

局势十分紧张。

直到有一件事的突发，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布局。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

拾

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来到了实验场。

一切准备完毕，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下达了「起爆」命令。

顿时，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光亮。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向心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这标志着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突破。

只要装上核部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能进行总装，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一步之遥。

亲临试验场的张爱萍兴奋之余，直接赋诗一首：

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

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到1964年春天，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银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装配开始前，张爱萍看望了全体装配人员，语气感慨：「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第一颗原子弹!现在，你们要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它呀!」

现场总指挥吴际霖一声令下：「总装，开始!」

装配人员走向各自岗位，紧张有序地开始对原子弹进行总装。

原子弹总装进行了3天时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完毕时，在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横空出世。

1964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分析，向白宫报告：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美国国防部设想了四种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式：

一、由美国进行空中打击;

二、由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派战机空袭;

三、在中国内部雇用特工进行破坏;

四、空投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小组进行攻击。

他们认为：动用外科手术来摧毁中国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总统和他的核心顾问们，原则上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让中国共产党在核方面绝育。」

总指挥张爱萍回忆道：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报告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

他向中央专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定于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是晚试，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进行核试验。

周恩来最后表态：

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国动手的迹象很多，他们对我们情况大体是掌握的，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如果现在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但不管它怎样轰炸，我们都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也说我们不行，我们搞出来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还要仔细研究。

会后，周恩来立即面见毛泽东，将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作了汇报。

毛泽东思索良久，说道：

「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响嘛!」

于是，中央最终决定早试，并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周恩来还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核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保密，应规定出一些暗语和密码来，今晚就制定出来。

在张爱萍的主持下，有关人员立即着手编制暗语：

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

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

连接火工品的电缆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

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为「住上房」;

气象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起运。

朱光亚通过专线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上轿。」

路程终点是新疆罗布泊，放在一个测试塔上引爆，塔楼高102米。

原子弹分两部分装运，大部分部件由专列火车运抵乌鲁木齐，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警卫规格。

最关键的两个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由另一专列运至西宁后，再由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10月4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

10月8日，原子弹装配完毕，由装配间工房吊出，运往铁塔。

张爱萍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经坐在梳妆台前。」

10月16日15时，被定为核爆「零时」，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16日凌晨6时30分， 开始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张爱萍再次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开始梳辫子。」

16日10时30分，首次核试验进入清场程序。

张爱萍、李觉、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都进入了距离铁塔60公里处的指挥所里。

大家的心情很紧张，当时有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吸烟。

当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才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6日14时40分，张爱萍发射指令：「K1指令已经发出。」

当时大家的表情异常严肃。

拾壹

主控站人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系统进入自动状态，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远在数千里外，首都北京，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手执电话认真听着。

他们只听罗布泊试验基地传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的声音：

10，9，8，7，6，5……

这10秒钟里，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静，笔直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零时」一过，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原子弹的冲击威力，扬起无数沙尘，直接点燃了汽车飞机，将房屋轻易摧垮。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

多数人一直到烟云形成蘑菇状火球时，才突然欢呼雀跃。

他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沙石，仿佛任何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的亢奋。

他们跳跃着，眼泪全都流了出来，互相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邓稼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想痛哭一场。

六年煎熬，都随着原子弹的烟云一块升上天空。

张爱萍拿起专线电话，连接着几千里之外，声音有些颤抖：「报告总理，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周总理冷静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这时，防化兵已经测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数据，确认了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张爱萍再次向周恩来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也很激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

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员问聂荣臻：「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为什么不早点公布消息呢?」

聂荣臻笑着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这天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一群科学家开怀畅饮。

李旭阁回忆：

到晚上开庆祝酒会时，大家敬酒喝酒啊，兴奋得很。连平时不大喝酒的朱光亚也喝得步履蹒跚，走路都让人扶着。朱光亚看了后说，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没吃饭，没睡好，累的，所以他让邓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在那儿玩啊闹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兴啊，久久郁积在心中的盼望、紧张、辛劳，随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释放出来了，都轻松了。

朱光亚后来说，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当天傍晚，周恩来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

谁也没料到，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向全体人员说：「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这一消息太过震惊，以至于在场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先惊愕，接着便是欢呼，使劲地跺地板。无论周恩来怎么示意大家安静，欢呼声都没有消停。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北京街头大家疯了一般地抢阅号外。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

几天后，他们不得不改变这种说法。

因为根据云尘的分析检测，他们确认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而且采用先进的內爆型，在设计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亚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道：「连美国原子能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超过了美、英、法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美国总统约翰逊询问，世界各地人们都说些什么?

美国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温表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表态说应该接受中国参加联合国。

10月18日晚，约翰逊在全国电视演讲中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统，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我们美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将保持这种优势。」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

香港《晨报》则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说得更加干脆痛快：「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法新社巴黎10月17日电，内容是：

中国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5日让赫鲁晓夫下台，一颗是16日的原子弹爆炸。

这颗炸弹是心理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它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形象，在亚洲增加了威信。亚洲那些依附它的人会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国人，将更加害怕它。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

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在桌子前谈判的资格。

拾贰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

钱学森着力去解决「枪」的问题。

他用的「枪」是导弹，也就是原子弹+导弹=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足以震慑敌人。

但是研发导弹的过程并不顺利。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随后失去了控制，坠落在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生剧烈爆炸。

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事故。这次导弹的失败，给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团队泼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急忙赶到酒泉基地，虽然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仍然镇定地给大家打气：「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一脸严肃，仔细分析着「东风二号」失败的原因。

这次失败，也让他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这一原则，后来成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不可动摇的原则，沿用至今。

改进后的「东方二号」导弹，再也没有出现事故，成功发射。

经过周密部署，经中央批准，中国首枚核导弹在1966年10月择机发射。

核导弹如果失误，后果会相当严重，周恩来主持会议，下达了命令：「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周到细致，做到万无一失!」

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枪」。

翌日，钱学森的大名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报道中这样写及他：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

马不停蹄下，氢弹也提上日程。

实际上，早在1961年，钱三强就找到了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他。

于敏后来回忆：「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而且点燃氢弹，必须要用到原子弹。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年也造不出来。现在，他们又说我们有了原子弹不算什么，离有氢弹、洲际导弹还很遥远。这话没错。但我们呢，就得要争这口气。」

不久之后，毛泽东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于是，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要研究热核燃烧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时，我国只有一台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就是靠着这个小机器，每周十几个小时，于敏和全组科研人员耗费四年时间，才将氢弹理论涉及趋于完善。

外国人称之为「邓一于理论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这个火球的威力，让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聂荣臻得知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

人民拿着「号外」，在田野里大声朗读，满是喜悦和激动。

而这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

法国戴高乐总统，直接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叫到办公室，质问法国的氢弹为什么迟迟搞不出来，让中国抢在前面了。

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中国这样超常的原因。

戴高乐当时很愤怒，直接拍桌子。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应发给他一个1吨重的勋章。」

同年，钱学森研制的「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成型，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妇」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直接被「红旗二号」击落。

此后，「黑寡妇」不敢再光顾中国大陆。

中国的领空终于安静。

拾叁

氢弹试验成功后，地下核试验成为中国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经过两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工程兵开始进行回填、封堵坑道。

这一天，周恩来三次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问道：「一周时间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当时，大家都以为总理在督促工作，但据后来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知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展开核打击，奉命征求美国的意见。

基辛格十分震惊：「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这是他刚接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说：「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回绝了苏联，并且想办法告知中国。

因为在当时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已经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需要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十分醒目：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报道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判断，如果苏联动手，时间很可能在国庆节，为以防万一，应取消国庆节群众集会，国家领导人也不要在天安门城楼亮相。

毛泽东听后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苏联要扔原子弹，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国庆节不搞集会，就是让人家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毛泽东又说：「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它两颗?吓唬一下他们嘛。」

于是，在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

一周后，也就是9月29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空爆试验。

两次核试验后，中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保持着沉默。

美联社为此发表评论说：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两次核试验，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游行队伍。

一切都风平浪静。

最终，苏联没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场核危机随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他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最终，我们决定了放《东方红》乐曲。」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等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

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

周恩来发现后，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毛泽东赞叹：「了不起啊，了不起!」

拾肆

两弹一星元勋，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了无数光芒，也因为岁月流逝，最终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亚的腿脚不方便，散步的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搀扶。

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当站岗的战士向他敬礼时，他会立即站定，将右手的拐杖换到左手，然后正规地举起右手，给战士还了一个军礼。

而80岁高龄的钱学森，走路同样困难，甚至双腿疼痛，经检查，患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

钱学森夫妇

由于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缩，甚至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于是，趁着钱学森住院，大夫对他进行老年痴呆测试。

大夫按照测试流程，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知道大夫在怀疑他的思维能力，竟拿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一生谦逊的钱学森，从来不会把自己当成大科学家，这一次是被激到了。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如此便能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同样，看不出是大科学家的还有钱三强。

「他比普通人还要普通。」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人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

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由于年经月久，十分得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也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

1985年，在许多人劝说下，他才花钱在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但全年开不了几次。

他说：「电力供应本来紧缺，开空调既浪费能源，还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学院专门建了几栋新楼，供老科学家居住，只是钱三强夫妻执意不搬进新房，甚至想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在工作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

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因为两人平时穿戴普通，说话又不摆谱，经常被世俗眼光误解。

钱三强夫妇

有一年冬天，他们一起到西单菜市场买菜，正选购冬笋时，被女售货员用不屑的口气指责：「老太太，这是冬笋，很贵的!你要看清楚价钱，不要看错了小数点啊。」

而让人扼腕痛惜的，是邓稼先。

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后，邓稼先没有停下过步伐，组织了几十次核弹试验，仿佛永不疲劳。

他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到辐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核试验中，事故发生了。

当时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变成了哑弹。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发现核弹痕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被陈彬将军阻挡：「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但邓稼先只想的是：「这事我不去谁去?」

到了事故区边缘，他从汽车下来，并且大声阻拦一行人：「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如果把这句话完整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把钚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千二净。

他弯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滩上，四处扫视，边走边找。

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

那一刻，他竟用双手捧起了剧毒的碎弹片。

观察了一番，他便放心，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

随后，他拖着疲惫步伐，向吉普车走去，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邓稼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但这一次，他邀请赵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左邓稼先，右赵敬璞

他显然预感到了什么。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

没有任何悬念，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胞功能不好，肝脏受损。

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邓稼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去疗养院治疗，仍然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后，他的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更快，头直接发白，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行，思维变得迟钝，工作重担下，他越加疲惫。

有一次，他和许鹿希到颐和园，准备看菊花展览，但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了。

园内，此时的晚霞斜挂西山，他们一同漫步在后山小路上，步子逐渐慢了下来。

还没走到最高处，邓稼先觉得有些累了，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斜阳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

邓稼先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

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拾伍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向张爱萍汇报工作。

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

随后，他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

医生查完后，认为是恶性肿瘤，生气地问邓稼先：「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邓稼先急忙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

医生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认真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

他立即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

六天后，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张爱萍急忙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了大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个小时，手术结束，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林巴结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变硬，已经到了晚期。

手术结束，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

一段时间化疗后，因为白血胞数目太低，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邓稼先已经猜到，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只有几个月了。

这时，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须抢时间，把几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他最关心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几个核大国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达到了实验室模拟地步，也就是无需再做核爆，并且他们想用核禁试来封住别国，保住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邓稼先敏锐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会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出院回家后，他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杂志、资料和剪报，请来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议书。

同时，他还关心着九院的工作。

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邓稼先约了一位同志到家里谈工作。

这位同志刚下公共汽车，竟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了，原来他刚从城里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

邓稼先已是晚期癌症患者，身上还挂着一个引流瓶，身为二机部九院院长，62岁的老人，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开拓者，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可以要一辆公车。

许多人并不理解他。

其实，这只是邓稼先多年的习惯，他就是不愿意引人注意，永远呆在大众之中，这样他才自在。

不久，他再度住院，开始做化疗，往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给他擦着满头虚汗。

他在1986年3月14日给同事的一张条子上写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那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

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靠着毅力，他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

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封建议书，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为后十年的核武器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件大事了结，他开始干另一件事，那就是写那本预计80万字的大部头书，内容是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

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李锦秀医生回基地时，一本本从他的书架上挑拣出来，带到病房里。

但医院有规定，桌上不准摆工作用书，放一本都不行。出于无奈，邓稼先只好把这些资料塞进壁橱和衣柜里，让悬挂着的衣服作为防护墙。

他很细心，知道晚上8点以后，护士不怎么进病房，这时就可以写书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时回想起来，他自己也忍不住发笑。

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但医生的手术刀已经达不到要害之处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计时。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汗流不止，「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友人前来探望，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完后，他努力翻身。

最后，他握着友人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疼痛减轻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怀念与之长期共事的牺牲者。

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

他胸中还有许多抱负，一口气说了很多计划：「我对规范场很感兴趣，想把场论的书写出来，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极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他也曾旧地重游。

有一天晚上，他坐车来到三号院，这个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地方。他心里充满欣慰，但今天他是来告别的，这是最后一眼，楼房形象可能永远要从他的眼前消失。

后期，邓稼先很少谈工作了。

他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护照顾。

一天晚上，李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晚间他睡得很死。

半夜过后，一个很重的声音把李医生惊醒。

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怒斥邓稼先：「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啊?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

老邓一声不吭，后来，用略带求情的口气说：「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这点事。」

1986年6月，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邓稼先，在和杨振宁合影时，邓稼先嘴角还有一丝没有擦掉的血迹。

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奖章和证书。

邓稼先提前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他一贯的真实看法：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7月20日，邓稼先日夜思念的女儿典典，终于在凌晨从美国飞回北京。

父女相见，抱头痛哭。

两人断断续续，回忆了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邓稼先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本书，叫《基本粒子物理的规范理论》，但他的病已经很重，没精力去跑书店，便告诉葛孟曾：「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把这本书买到。」

葛孟曾知道表叔爱书急切，他一有空就到书店打听，但始终没有买到，每次他带着遗憾的心情到医院探望表叔时，心里就很忐忑不，怕看到表叔失望的表情。

每次他硬着头皮进到病房，表叔总是抱着希望急切地问：「那本书买到了吗?」

葛孟曾只好说：「书还没有来。」

邓稼先叹了口气。

终于有一天，葛孟曾在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欣喜若狂。

他已年届半百，却顾不得疲劳，拼命挤车，想尽快把这个喜悦带给表叔，想看一眼表叔拿到书那一瞬间的满意笑容。

他疾步赶到了病房外边，但病房门大开着，里面的人很多，没有说话声音。

他心里一沉，知道自己来晚了，晚了。

站在病房门口，他眼泪夺眶而出。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

他的临终遗言是：死而无憾。

无憾，是因为他这辈子为我国一代代的核武器研制，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哪怕生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迹，哪怕生前仍然承受了不少诋毁，这一刻，他可以安心闭眼了。

这群老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饿着肚子埋头苦干，用鲜血和长满茧子的手，筑起了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屋檐，让国家不再遭受核讹诈，疆域不再有侦察机侵略，导弹落不到大地，卫星能在宇宙翱翔，火箭可以腾云揽月，让防空洞成为一种摆设，让百姓出门无需提心吊胆。

他们就是为了如此。

为了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年代里，不必再成为被敬仰的英雄伟人，可以只当一名普通人，健康平淡地过一辈子，可以从小接触诗歌美术音乐，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理想，可以成为一位正直有善心的人，可以有无数选择，可以有无数希望。

这就是老人们，对后辈的一种最高期望。

请永远记住，这群可爱的老人。

参考资料：

赵炜《西花厅岁月》;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纪录片《两弹元勋邓稼先》《东方巨响》;电影《横空出世》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许鹿希《邓稼先传》;叶永烈《钱学森传》

奚启新《朱光亚传》;郭兆甄《王淦昌传》;王霞《彭桓武传》

王建蒙《孙家栋传》;陈丹、葛能全《钱三强传》;梁东元《原子弹调查》

西德尼·德莱尔《中国制造原子弹》

来源时间：2020/9/16   发布时间：2020/9/8

旧文章ID：22999

作者：田薇_TianWei  来源：新浪微博

【前特朗普政府高官揭秘：“其实他不会做DEAL”】近期，我深度专访了董云裳(Susan Thornton)，她曾在2017年到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不久的美国国务院里，担任有关中国政策的要职：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又称：亚太助卿)。由于她坚持认为，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目前采取的方式“损人不利己”;于是她在上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离开了国务院。专访中董云裳表示：作为总统，“打破一切”是特朗普的专长，“但是当打破一切的时候，却没有新的真正的计划和落实方法，将事情做好”。董云裳认为：其实，特朗普并非他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最擅长谈deal。在对华问题上，这就有明确的体现。董云裳认为：“特朗普这届政府，不能够及时抓住中方的意愿，进一步推动美中之间真正的deal。这主要是因为其审时度势的能力较弱，专业能力较差，以致于无法真正把事情做实。”

来源时间：2020/9/16   发布时间：2020/9/15

旧文章ID：22998

作者：陈语暄，卢骁弈，王煜楠，赵丹宁，朱旭东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近期，《中美印象》通过Zoom平台，就一系列与美籍华人以及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深入采访了吴华扬（Frank Wu）教授。吴华扬目前是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院长，曾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汀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的William L. Prosser 杰出教授、院长（chancellor）和主任（dean）。在皇后学院和黑斯汀法学院，吴华扬都是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亚裔美国人。本次采访共分四次发表，今天发表第四部分：中国学生应该继续到美国留学。本采访由本站四位学生记者联合完成：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生卢骁羿同学，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谢鸿雁同学翻译，香港浸会大学学生王煜楠校对。本采访为中美印象原创，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发布时间为2020年9月8日。】

中美印象：您认为中国的规模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学术领域，导致美中学术关系的脱钩吗？

吴华扬：这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在“真空”中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即使你不关心华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即使你不关心种族平等、不关心民权，即使你对中国怀有敌意，你也应该欢迎中国的移民。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放眼硅谷或者任何一个美国大学的物理系，那里的企业家或教授都是来自哪里的呢？他们或是想要留下来后成为移民的外国人，或是来美国一段时间并接触到美国价值观的人。我们把他们分为两类。他们交融在一起：有些人在不打算留下来的时候留了下来，有些人本不想离开却离开了。许多移民、亚洲人，乃至中国人作为归化的美国公民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所有的华裔美国人都从硅谷消失，那么近一半数量的编程和工程人员将会消失(另一半是南亚人——不能确切地说占一半的数量，但近乎一半)。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一夜之间，你将看到几乎所有以科技为基础的重要部门的研发都崩溃了。有人告诉我，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个笑话，“美国人害怕中国人来窃取机密。可如果中国人不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窃取了。”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想弘扬美国价值观以及保护美国国家利益，那么这种欢迎各国人民并将他们塑造成美国人的能力就是美国在历史上能够超过其他国家的优势之一。我的父母便成为了美国人，他们是纳税人和尽忠职守的公民。我的母亲去世后被葬在美国。我问我的父亲（为什么要把母亲葬在美国），他说因为她的整个家庭都在这里。

这并不是单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一个美国故事。从外国人变成美国公民只需要一代人。因此，继续欢迎各国民众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否则不仅这群人难以成功，美国社会也将不复繁荣，美国梦就结束了。纽约这座城市是由移民重建的。20世纪70年代曾有关于纽约市的著名标语，“杰拉德·福特使纽约城陷入衰亡”，但随后这座城市卷土重来。原因是什么？正如汉密尔顿（Hamilton，一部非常流行的音乐剧）中的台词所说：移民完成了重建工作。他们的儿孙也将如此。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回到自己国家的人将会是一个“外国代理人”，但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他们接触到美国的自由和美国的机会，所以他们将作为外国代理人带着美国的价值观回到自己的国家，比如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以及个人主义的思想。这就是软实力（soft power），这就是美国输出的内容，例如：电子游戏和好莱坞。但在其中蕴含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思想及一整套理念。

中美印象：可惜如今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欢迎。在您的文章《攻击校园里的中国人只会伤害美国》中您写道：“10年前，我们大力推进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现在这些接触被认为是负面的，并引发了怀疑。”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美中学术关系出现这种180度大转弯？

吴华扬：我认为这要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故事说起。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于1993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之后他又将其扩写为一本著作。我想澄清的是，我不会称他为偏执狂。但遗憾的是他的观点会衍生出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他有一个宏大的想法，他的理论核心是一场灾难性的冲突：他预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最终会走向冲突。这不仅仅是贸易战或文化战争，而将是一场军事战争、一场会鸣枪的战争，是一场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破坏的大规模冲突。它将始于贸易战和文化战争，并将走向一场由不可抑制的部落冲动而引发的军事战争。9.11之后，人们回溯起那本书，惊觉他所说的是对的、他预测到了。人们却忘记他曾设想了三个竞争者，其中一个是中国。

最近，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撰（Graham Allison）写了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书。他绝不是一个偏执的人，我会说他是一个富有思想的人。大多数人都没有联想到修昔底德，但他以此为灵感研究了这些案例。修昔底德是一位希腊将军和诗人，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所有情况），当一个既有强国和新崛起的大国并存时，通常会产生战争，只有少数情况下例外。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通常会夸大其词，并指出他所说的是“全部”，但他并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大多数”。他分析发生了战争和没有发生战争情况下的区别。同样，兰德公司也发布了《中美战争研究》白皮书。兰德公司是备受尊崇的，在冷战时期曾参与了分析与前苏联之间核战争的军事演习。

所以，这些人都在警告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这种警告可能从某种方面也在使得中美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这个预言反而更可能会实现。中国与美国都有核武器，而有可能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始于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也可能是一场类似于朝鲜和越南的代理人战争（通过盟友进行，但是代理人战争可能会扩展成为全球战争）。我想说的是，严谨的思想家即不是阴谋论者，也不是危言耸听者或怪胎，更不是（柏拉图洞穴寓言”里的）疯子，有思想的人只是正在模拟战争的可能性。

斯金纳博士（Dr. Kiron Skinner）是亨廷顿的追随者，她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研室）。她是特朗普总统在国务院的战略智囊之一，她曾写过一份有趣的内部备忘录，后来被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在这篇备忘录里，她试图说明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威胁，而她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不是高加索白人建立的国家。我们暂且不考虑这是不是种族主义。我决不想说这是种族主义的，然后不予理睬；我宁愿去接触理解这些理论。很多人都指出这个框架或许还不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但这种叙述的确也和二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的情况相符合，因为美国在二战时也曾和日本针锋相对。（关于日本，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其被当作西方的一部分。）

人们还指出，台湾在历史上是美国坚定的盟友，而其民众不仅不是白人，而且在种族，民族和文化上都归属于华人。回顾斯金纳的论点，你可以看到该论点的事实前提是错误的：美国从未遇到过非白人的敌对国是不正确的，而非白人的亚洲国家也都不总是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美国和亚洲许多国家都是伟大的同盟。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美关系）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被如此针对？我会说这源于一种对战争的恐惧。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也有一种普遍的警惕。

种族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我想明确地说，出于很多原因，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原因之一就是我的种族和国籍不一致。我的美国白人朋友对我说，嘿，如果中国占主导地位，你就会万事大吉了。我的回答是你在开玩笑吗？如果中国成为世界霸主，我将在劫难逃。这意味着我的家庭在过去的三代都做错了，我下错了赌注，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我们站错了队伍，我选了美国！这并非是在冒犯我的中国朋友或亲戚，从政治忠诚和公民身份来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充分尊重站在中国一方的人民。

我认为，如果美国和中国最终陷入到一场军事战争，将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悲剧。贸易战已经足够糟糕了。现在的互联网和手机技术将会被分为两个世界，每个人都被迫在其中做出选择。我认为将有更好的方式来构建世界。

中美印象：对于正在或将要在美国学习的数十万中国学生，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吴华扬：继续到美国留学。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危险时刻。我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总是活在历史中，我们不会停下来说这就是历史。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历史的创伤。在美国也有一些历史性的时刻，比如约翰•肯尼迪枪杀事件、9.11事件、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还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两个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和种族主义，但有些人会总会否认后者）。我知道五十年后的人们会疑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你可以把日益升级的美中紧张局势也算进去。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超加速期”。如果你是宗教信仰者，这就会是末世论中的末世征兆。这让人感到忧心忡忡。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更加需要像你们一样的人来到美国，去宣扬中美之间的友谊。

我确实有一条建议：当你来到美国时，悦纳这段经历。如果你来到美国，和你一起坐在自助餐厅里的每个人都是华裔，那么你并不是真正来到美国，也没能获得在美国的那种体验。交一些美国朋友：他们可以是亚裔美国人，也可以是非裔美国人，犹太人——交很多朋友。

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来到美国，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家庭里，他们并不贫穷，但他们也不富有。总的来说，我父亲不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他向我解释说晚餐应该是一碗米饭和一根蔬菜，再加上一点肉——就像肉作为调味品一样。通常没有肉，只有豆腐，就算是有肉的话，也只会是像肉汁一样。接着他来到美国，他意识到，就算你不是国王也可以买8盎司的牛排。他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做，但每个月都要吃一次，8盎司的肉是他曾经一年内吃的肉的总和。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你仅仅用你能吃多少肉来衡量的话，美国的物质优势是惊人的。当你作为一个贫穷的研究生来到美国时，你一顿饭能吃的肉和你曾在一年内吃的肉一样多。

现在让我们想想今天的情况。豪车、法国印象派绘画、第一批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在哪里被拍卖和大量购买？在中国，而不是美国。这样的逆转仅仅发生在在一代人，在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以一种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方式崛起，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表现出如此快速又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离开中国，并认为自己将贫困和冲突抛在身后，来到这座闪亮的“山巅之城”的人们来说，事实证明，在物质层面，中国即将在物质总量上超过美国。

老师总是会说你们就是未来。你们真的是未来，因为你们的双语能力很强。这一标准不断提高，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会说双语，但我其实不是。【吴用普通话说了几句话，解释他的语言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我不会读，不会写，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你可以读和写。如果你只会说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你是一个美国人，还意味着你没有为一个多边世界做好准备。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大国和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自豪。发生变化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在内，还没有为此准备好——那就是美国将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

【本采访为中美印象原创，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

来源时间：2020/9/16   发布时间：2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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