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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鑫：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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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鑫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陈文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内容摘要

当前，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正进入全面动员实施阶段。从“全政府”概念在美国的使用情况看，其强调的主要是全面性和整体性，并不局限于政府，可包括社会;不局限于本国政府，可包括盟友和伙伴国政府。“全政府”对华战略所凸显的是一种战略组织原则，实际上是指通过加强府会合作、军民合作、公私合作、内外合作等途径，全面凝聚战略共识，整合“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共同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总目标，但其全面付诸实施仍将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全面系统阐述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随后，国务卿蓬佩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接连发表重磅涉华讲话，表明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正进入全面动员实施阶段。本文拟对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并对其组织动员、具体实施、限制因素进行剖析，以求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该战略。

一

“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WOG)或译为“整体政府”，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西方“后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概念。在长达20年的“新公共管理改革”(New Public Management，NPM)之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国家又率先进行现代公共部门第二轮改革，改革重点从之前的结构性分权、机构裁减和设立单一职能的机构转向机构协作、横向管理、全局整合等方面。在这轮改革中，英国布莱尔政府提出“协同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 JUG)概念，加拿大政府提出“横向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概念，新西兰政府提出“整合政府”(integrated government)概念，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则提出“全政府”概念。尽管名称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改变前期改革所导致的愈来愈严重的“碎片化”和“部门化”问题。此轮改革最初被冠以“协同政府”改革，后被称为“全政府”改革。在有关国家政府、私营咨询公司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全政府”成为一个“时髦的专业术语”。但关于何谓“全政府”，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现有文献看，“全政府”的含义非常广，既包括决策的“全政府”与执行的“全政府”，也包括横向合作或纵向合作的“全政府”;涉及范围可以是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或所有层级的政府，也可以是政府以外的组织，甚至是国际上各个国家、全球社会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私人部门。因此，有学者将“全政府”称为一个“伞概念”，用来描述希望解决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以及加强整合、协调和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相关举措。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关加强国家安全体系跨机构协调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于1998年成立“美国国家安全/21世纪委员会”(USCNS/21)，也称“哈特—拉德曼委员会”(Hart-Rudman Commission)。该委员会得到白宫和国会支持，“对美国国家安全进行了一次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最全面的评估”。该委员会于2001年2月15日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安全环境的性质要求超越现有跨机构合作体系，进行预先、综合、协作性规划和有组织的跨机构应对”，建议在维护国家安全时实现所有适当的国家权力工具的“战略融合”。

“9·11事件”以后，美国改革国家安全体制的要求愈发迫切。“9·11事件”使美国认识到“确保国土安全需依赖各级政府、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协调”，“在危机造成重大破坏之前要利用国内各种力量来应对威胁”。小布什政府提出综合运用防务、外交和发展(即所谓的“3D”)手段，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从而实现一个更和平、更安全的世界。但批评人士认为，防务、外交和发展三者并不足以应对21世纪的安全威胁和挑战，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作指导。到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时髦的“全政府”概念逐渐被引入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2006年9月，在前助理防长詹姆斯·罗切尔领导下，美国成立一个非党派、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国家安全改革项目”(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PNSR)。该项目汇集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界300多位精英，共同致力于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等在内的20多人组成了指导委员会(Guiding Coalition)。自成立之日起，该机构便积极游说国会，并向国会灌输“全政府”的国家安全改革理念。在其游说下，美国《2008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委托一个独立、非盈利、非党派机构研究国家安全体制中的跨部门机制问题，并向国会和总统提交一份报告。美国国防部随后将此项研究委托给“国家安全改革项目”。2008 年11月，小布什政府即将卸任之际，此项研究的主报告《铸造新的盾牌》(Forging a New Shield)问世，其强调将“全政府”应用于既有国家安全体制，通过跨部门机制整合国家安全组织资源，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提供有效组织支持;同时强调，要真正确保“全政府”应用绩效，美国政府必须为跨部门组织所需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提供充分制度保障。

在“国家安全改革项目”的推动下，“全政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界的共享观念，并深刻地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理念和机制建设。2011年12月31日，“国家安全改革项目”停止运作，在其总结的11项重大成就中包括：推动了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全政府”概念，并激发了“举国”(whole-of-nation)概念的发展;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组织架构等。其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首先是通过人事来实现的。在该项目的20多位指导委员会成员中，有多位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要职：詹姆斯·琼斯任国家安全顾问，阿什顿·卡特任国防部长，丹尼斯·布莱尔任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斯坦伯格任常务副国务卿，米歇尔·弗卢诺瓦任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这些人进入奥巴马政府国安团队担任要职，也把“全政府”的理念带进奥巴马政府。其次，该项目的人员帮助奥巴马政府起草涉国家安全的行政令和官方文件，其中也贯穿着“全政府”的理念。2009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角色和使命评估报告》，用很大篇幅谈“全政府”路径，强调“国防部的愿景是支持国家安全问题‘全政府’应对路径的成熟”，认为“战略性和战术性安全挑战的应对之道将基于运用综合、灵活、相互支撑的跨机构能力”，并表示“国防部强烈支持加强整个政府的团结努力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倡议”。

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除继续强调“全政府”路径外，还提出“举国”概念。同年5月，奥巴马政府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从国防、外交、经济、发展援助、国土安全、情报、战略沟通、美国民众和私人部门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增强国家安全应对能力的“全政府”战略。报告指出，为取得成功，美国必须更新、平衡和整合所有的力量工具，并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提升军事和民事机构技巧和能力整合，使其相辅相成，无缝运作;与国会密切合作;与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社区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利用政府以外的聪明才智。上述所强调的整合所有力量工具，加强府会合作、军民合作、公私合作、内外合作，基本上构成了美国所谓“全政府”战略的内涵。为推进落实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全政府”愿景，国会在“国家安全改革项目”相关人员协助下，在《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加入一个条款，要求总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落实“全政府”愿景的计划，并要求总统在随后的每年12月1日前都要提交一份年度进展报告。

可见，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全政府”概念已在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界落地生根，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思维。该概念还不断衍生出其他“全”概念，如“全社区”(whole-of-community)、“全社会”(whole-of-society)、“举国”(whole-of-nation)、“全国防部”(whole-of-DOD)等等，不一而足。奥巴马政府2015年出台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提出“全社区”战略，即“将个人、社区、私人部门、非营利部门、基于信仰的组织、各级政府等社会各元素集合起来，以确保美国在面对逆境时应对自如”。

“全政府”理念在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界历经十多年发展，为特朗普政府“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出台作了充足的思想储备。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即着手全面调整对华战略。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扬言动用“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与中国展开竞争，并联合盟友共同对华。虽然未冠之以“全政府”之名，但其思想与“全政府”并无二致。可以说，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的萌芽。为支持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1月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强调“与中、俄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头等任务”，而“长期战略竞争需要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等多种国家力量要素的无缝整合”。其中同样渗透着“全政府”思想。2018年8月生效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则标志着美国府会、两党在“全政府”对华的大方向上达成共识，国会在相关条款中强调对华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明确要求行政当局制定 “全政府”对华战略并提交国会相关委员会。以此为标志，美国的“全政府”对华战略进入战略设计阶段。2020年5月，时隔1年9个月后，白宫最终向国会递交《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正式宣告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落成。

二

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全政府”本身并非应对特定问题的战略或政策，而是为应对特定问题的战略或政策提供支持的组织原则。从“全政府”概念在美国的使用情况看，其强调的主要是全面性和整体性，并不局限于政府，可包括社会；也不局限于本国政府，可包括盟友和伙伴国政府。因此，“全政府”对华战略所凸显的是一种战略组织原则，实际上是指通过加强府会合作、军民合作、公私合作、内外合作等途径，全面凝聚战略共识，整合“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共同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总目标。《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竞争性”的方针，该竞争性方针有两大目标：一是“提升美国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期在面临中国挑战时占据优势”;二是“迫使中国停止或减少从事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动”。其反映的也是超越本国政府的一种更全面的战略思维。

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全政府”的成败系于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协调和行动上的协同。自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确定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方针以来，特朗普政府开展一系列战略动员，全方位、全领域推进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的落地实施。

思想上，以“中国威胁”“中国挑战”“中国竞争”等为核心，塑造全社会对华认知，凝聚对华战略共识，开展“全政府”对华思想动员。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高官不断发表各种涉华讲话，宣扬各色“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头号威胁，从而为“全政府”对华战略凝聚各方支持。2018年初，特朗普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rival)。在英语的语境当中，这是比“竞争者”(competitor)更负面的一种定位。随后，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称：“我们试图做的一件事是，将中国的威胁不仅仅看作是‘全政府’的威胁，而是‘全社会’的威胁。我们应当采取‘全社会’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威胁。”同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本届政府首个专门的对华政策讲话，在经济、政治、军事、人权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抨击，称中国正以“全政府”的方式推进影响、增进利益，呼吁美国媒体、商界、学界等形成广泛的反华共识。

2019年10月以来，美国“全政府”对华的思想动员更加频密。以2019年10月2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威尔逊中心的讲话为起点，特朗普总统本人、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又称波廷杰)、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接连发表十余次涉华讲话，内容涵盖意识形态之争、经济模式之争、国际体系之争、高科技竞争等具体领域，突出“中国威胁”“中国挑战”“中国竞争”“中国渗透”“中国影响”等主题。上述讲话指向性强、目标明确，有的针对大学、智库而讲，有的针对商界、科技界而讲，有的针对州和地方而讲，有的面向媒体和社会而讲，也有的针对西方盟友而讲，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按“全政府”的套路开展“从上至下、从官到民、从内到外”的反华思想动员。

组织上，以美国国务院为核心，由国务院主导“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其他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行动。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华战略的最高决策来自白宫。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首个对华政策讲话进行政策定调，时隔1年后又再次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作战略动员。但若落到“全政府”对华战略的组织层面，美国国务院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传统上，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中发挥协调作用的主要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两家机构。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层变换频繁，政策协调作用削弱。迄今，特朗普换了4位国家安全顾问、6位副国家安全顾问，比前几任美国总统都多。而国安会高层的每次变动又都会引发一连串离职潮，因为继任者都会在身边安插自己人，由此导致国安会一些重要岗位的变换率奇高。再加上特朗普的第4任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上任后对国安会进行大裁员，3个月内裁员13%，还拟裁员20%，使裁员总数达到1/3.这导致国安会人心浮动，难以有效发挥政策协调作用。

相比之下，蓬佩奥及其领导的国务院在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中的作用得以凸显。除了机构的因素外，国务卿蓬佩奥曾任中情局长，国安经验丰富，对华强硬，深得特朗普信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前期制定开始，蓬佩奥及其领导的国务院便深度参与其中。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安全论坛上鼓吹中美“文明冲突论”。据美国媒体透露，当时斯金纳正在领导一项工作，企图效仿冷战时期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制定对华新战略。后来斯金纳虽遭美国战略界抵制而黯然离职，但从中可管窥美国国务院在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讲得更清楚。他于2019年9月11日在美国国防部召开的一次有关“大国竞争”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修正主义竞争战略”所采取的行动，其中谈到美国国务院为应对中国“竞争战略”所带来的挑战，负责政策的各司局都被要求制定本部门的战略规划，这些部门战略规划当时已被汇集到一起，由副国务卿层级的官员进行协调，且正在由常务副国务卿任主席的一个指导委员会进行监督，以便进行组织、确定优先事项，从而服务于总体的对华战略。用福特的话说，“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聚焦也更注重协调应对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挑战”。福特的讲话为了解美国国务院在“全政府”对华战略前期制定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佐证。

而在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的组织实施中，国务卿蓬佩奥俨然已成头面人物。继副总统彭斯2019年10月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之后，蓬佩奥接连发表近10次涉华讲话，进行国内“全政府”对华战略动员，且利用出访中亚、欧洲、非洲、中东等时机，在国际上炒作南海、华为、涉台、涉疆、涉藏、涉港等议题，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谋求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对华国际统一战线。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最近两轮对华舆论攻势中，都由蓬佩奥打头炮，并预告后续将有一系列涉华讲话，凡此均凸显其在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中的组织操盘角色。其他部门在国务院主导下，也纷纷跳上台前，各司其职，协同对华立场。

行动上，以“贸易战”为牵引，继而对华发起“科技战”“政治战”“外交战”，在经贸、科技等涉及中国发展利益和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全面施压，使中美博弈从经贸向多领域蔓延，出现全面博弈态势。经贸领域，美国财政部、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与白宫密切协作，对华采取霸凌主义态度和极限施压手段，不断挥舞关税大棒，漫天要价。历经近两年共13轮高级别磋商，中美才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经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

科技领域，美国商务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联邦通信委员会等机构协同行动，共同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势头。美国商务部接连将华为及其70家关联公司、中国5家超级计算机开发应用相关机构、46家华为子公司等列入“实体清单”，并将37家中国机构列入“危险清单”。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牵头，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内5个司法区的联邦检察官共同参加，目的在于反制所谓的“中国经济间谍”。美国执法机构针对所谓“中国学术间谍”的执法行为也进一步加强，导致中美一系列科研合作项目中断。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府会共同对华施压，逐步以“切香肠”方式掏空美往届政府坚持的“一中”政策。特朗普上任后7次宣布对台军售，美军舰频繁穿越台湾海峡，为民进党政府撑腰;美台官方交往层级不断突破;国会“挺台”更是动作频频，继通过《台湾旅行法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后，又通过旨在加强台湾“国际地位”、助台“巩固邦交”的《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给台海局势注入更多不稳定因素。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府会齐出、官民结合、国际国内联动，加大干涉力度。美国政要不断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为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为反华民间组织“借港滋事”提供支持，借“民主”“人权”之名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国会相继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香港自治法案》，从法律上改变美国现行对港政策，并授权美国政府部门对所谓“支持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或企业、机构实施制裁。同时，美国还联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共同“以港制华”。

在新疆问题上，美国府会要员走上台前，主流媒体煽风点火，非政府组织、涉疆学者等相互串联，拉欧洲和伊斯兰国家联合对华施压。2020年5月，国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涉疆实体实施制裁。美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则联合向美国企业界发出所谓“关于新疆供应链的商业建议”，要求其对自身供应链风险进行自我审查。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府会蠢蠢欲动，着眼未来预先布局，通过国会立法和国务院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等方式，加大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印太司令部密切配合，美军舰加强在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美军近期还派双航母打击群在南海联演。针对南海最新情势，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布《美国对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立场》声明，公开否定中国南海领土主权，干预岛礁主权归属，直接插手海洋权利争端。

三

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施压，强加战略成本，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陡增，同时也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在“全政府”的框架下，似乎美国一切国家权力资源都被动员起来反华。这种认知至少可以得到两方面证据的佐证：一是美国府会、两党在对华强硬的总体取向上具有较强共识基础，一系列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法案几乎都在国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二是美国普通民众对华负面看法上升，“全政府”对华战略具有较强民意基础。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4月21日发布的民调，约66%的受访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为皮尤自2005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最高比例。调查还发现，约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其中62%的人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上述情况都强化着美国“全政府”甚至“全社会”反华共识的认知。

事实上，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全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运用为时不短。过去的经验证明，“全政府”并不总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奥巴马政府时期，“全政府”战略被运用于全球反恐、危机管理、海外维稳和战后重建等行动，其有效性并未获一致认可。海外维稳和战后重建等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应对中国这个与美国利益盘根错节的大国。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要全面付诸实施，至少面临以下制约因素。

一是特朗普政府决策团队内部的分歧。特朗普政府对华核心决策圈在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上虽有共识，但在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方式上仍存在分歧。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其新近出版的《事发之屋：白宫回忆录》一书中，便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圈分为“拥抱熊猫派”(如财长姆努钦)、“自由贸易派”(如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西特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经济鹰派”(如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战略鹰派”(如博尔顿本人)。这些人在对华的具体政策上存在不少分歧。再加上特朗普本人把竞选政治作为重要考量，把赢得连任作为核心目标，其许多国家安全决策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哲学、战略或外交和国防原因，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实施仍存变数。

二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分歧。民主党多数精英虽认可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战略，但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却难以苟同，认为特朗普应对中国的方式是“灾难性失败”。随着大选的临近，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辩论将更加激烈，分歧也将凸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若当选，大概也会继续“全政府”这种在奥巴马政府逐步流行起来的国家安全理念，但其在对华政策上将回归民主党建制派的主流理念，不是一味强调对抗，而是与中国开展“巧实力”竞争。届时，美国的“全政府”对华战略也将出现一系列调整。

三是美国国内各界与特朗普政府的分歧。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商界、学界、州和地方团体，就目前而言，很难说在对华看法上已经与强硬派趋同。2019年7月，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前官员及商界人士发表致总统和国会议员公开信，反对特朗普政府“以华为敌”的对华政策，也凸显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对华政策上与特朗普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蓬佩奥近期密集开展“全政府”对华战略动员，本身也反映出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远未统一思想。

四是国际盟友和伙伴与美国的分歧。特朗普政府企图拉盟友和伙伴加入反华阵营，用好盟友和伙伴国这一“国家权力资源”，构建国际反华统一战线。但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与盟友关系疏离，欧洲盟友以及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洲盟友与美国越发不同调，多数国家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很难构建起冷战式的反华阵营，其“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国际动员效果受限。

五是中美之间深厚的利益捆绑。建交40多年来，中美在多领域形成深度交织、相互依赖的关系格局，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终归要受制于两国现实利益。即便强硬如蓬佩奥和莱特希泽，当接受议员质询时，莱特希泽表示“中美脱钩不现实”;而当蓬佩奥被媒体问及中美“新冷战”的前景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远高于与苏联的融合程度，“今天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挑战与中国经济深深交织在一起。”

综上所述，对于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既要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出发，认识其在凝聚反华共识、协调反华行动、塑造反华叙事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认识其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而保持战略清醒，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准备;也要从战略的组织落实角度出发，认识其在全面实施中面临的体制机制、党派政治、利益牵扯等方面的限制，从而稳住阵脚，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落入美国成本强加“战略陷阱”。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的美国对华战略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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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中美两国应避免恶性互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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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功秦  来源：萧功秦论评

作者按语：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会走向持续恶化?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守势方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合理对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中国在四十年改革中积累的强大国力与文明资源相结合，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来应对未来挑战。本文分三篇分期刊出。

  萧功秦：解析美国战略文化的特点 ——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中)

  萧功秦：如何应对中美博弈的新格局 —— 中美关系的新思考 （下)


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几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

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

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

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

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

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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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美国为什么拒绝与中国合作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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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2020年8月31日，中联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视频连线方式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多国学者、政要围绕“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交流。我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会议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谢谢王文院长、谢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给我学习的机会。作为这个话题第一个发言人我感觉有点压力，因为这个题目很有挑战性。中美能不能跨越意识形态障碍，能不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在政策圈子这都是没有定论的事情，有很多争议。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包括美国人民?如果不包括美国人民那就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包括美国人民，也就是包括美国，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一条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这条路径在哪里?我们突然发现，新冠疫情给我们展示了一条道路，就是中国和美国应当共同抗击新冠病毒。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美两国在高级层次上完整合作抗击新冠疫情，以至美国成为世界上确诊感染病例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大概现在超过600万病例，死亡人数也超过18万。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是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应该发生的。我们中国学者、中国公共卫生专家不止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向美国政府和美国同行提出，中美应合作抗击新冠疫情。今年以来，我们和美国各个智库对话就不下十次，每次都提出中美要合作抗击新冠病毒。很遗憾这样的建议始终没有被美国的决策者们所接受。有些美国学者专家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到了美国高层就置若罔闻了。

为什么美国会对这样的建议感到不可接受，甚至于是对抗、仇视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同事、中国同事们对此进行分析，发现这里面的逻辑很有意思。

其一，如果美国接受中国的合作建议，就意味着承认中国抗疫是成功的。中国抗疫为什么会成功?这里面就涉及到中国治理模式有它的优势、优越性，美国右翼集团不能接受这个结论。

其二，中国抗疫方式采取全面隔离、全民戴口罩，凡是有一个病例就要追踪到最后一个接触的人群。美国右翼宣称这是违反美国价值观的，所以也不能接受。

其三，美国抗疫需要来自中国的大量医疗物资，这和美国右翼要和中国经济“脱钩”正好相反。如果脱钩，怎么从中国进口这些物资?如果承认中国物资对美国是不可缺失的，那就是承认中美经济不能脱钩。这也不行。

其四，如果中国派人员到美国参与疫情防治工作，那就更敏感了。美国右翼非常担心中国掌握疫情数据。为什么要担心呢?因为他们要“甩锅”给中国，所有疫情中的问题都是来自中国，美国没有。如果疫情数据信息证明疫情不是来自中国，病例数据有助于追溯病毒来源。那是美国右翼不可承受的后果。

其五，这一点更难公开说，就是美国曾有一个历史上的光荣记录，二次大战中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兵工厂，向全世界提供反法西斯的武器和装备。现在要把中国当成全球抗病毒的兵工厂，也就是说历史上美国的荣誉帽子要戴在中国的头上，这也不能接受。

这些种种不可接受性都不考虑一点，就是怎么控制美国的疫情，怎么使美国人民少一点感染、少一点死亡，怎么使世界上的疫情得到控制。如果美国不能控制，全世界的疫情都难以控制，因为世界各种流通大部分要经过美国。

所以拒绝和中国合作的美国右翼不考虑其他问题，只考虑由意识形态带来的种种后果，而不考虑疫情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到底是意识形态重要还是疫情产生的全人类灾难重要!这些美国右翼决策者们完全不在乎疫情带来的人类灾难。

我用这样一个过程来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以构建的，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成见、傲慢以及付诸于新冷战的各种倒行逆施。我相信美国最终要和中国一起合作抗击疫情。如果中美不合作，美国疫情将无限制地扩大和恶化下去。这个灾难后果是无论哪个美国领导人都承担不起的。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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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调查：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情绪达到历史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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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公众号

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民调报告显示，66%的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只有26%持正面看法，这是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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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其中62%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这个结果比2018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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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面情绪在共和-民主两党的群体中均急剧上升，亲共和党群体对华负面看法达到历史性的72%。更值得注意的是，亲民主党群体的对华负面看法首次突破半数，飙升到62%。两党之间的分歧缩小到10个百分点，显示对华态度已经形成某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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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年龄段的美国民众对华看法有很大的差异，50岁以上老年人的负面情绪普遍高于18-29岁的年轻人。然而此次民调，年轻人的对华负面情绪也首次突破了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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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的中国的负面情绪在不同的议题上表现各异，在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人权政策以及网络攻击三个议题上，负面情绪上升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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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工作机会流失这两个问题上，美国民众的负面情绪有所下降。这个结果似乎表明，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本次民调反映的美国对华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亲民主党的自由派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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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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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深度分析：特朗普击败拜登的8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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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禄俊  来源：钝角网

导读：11月3日，美国人将重新选择他们的下一届总统，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拜登。目前有许多关于两人支持率的民调，在近期民调中，拜登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错得离谱的民调，还值得相信吗？当时的特朗普可是不被看好的。这一次，到底谁能胜出，谜底揭晓还有两个月。四川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李禄俊认为，8大原因，特朗普蝉联美国总统是大概率事件，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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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美国将举行第59届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间的较量完全白热化，双方都在抓紧时间制造话题批判对方，争取和团结支持者，以期实现最后的胜利。

对于双方的选情，美国大选著名的“神算子”美利坚大学的利赫特曼教授运用他从1984年就开始提炼的13个竞选准则，测算出2020年美国大选获胜者是拜登。

国内不少自媒体则从2020年的义乌指数来看待美国大选，认为特朗普将蝉联美国总统，判断依据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大选应援产品订单。

据义乌市场反映，这些产品订单物品大多是应援特朗普的，应援拜登的很少。但是不少国际贸易专家认为：今年义乌的应援品订单相比往年大幅减少，不少义乌老板并没有等来预期海量的订单，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且随着疫情严重，美国4、5、6、7四个月基本禁止了大规模竞选集会，“义乌指数”能否成为美国“大选风向标”尚且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特朗普和拜登的选情，专家和媒体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众说纷纭。作为一位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爱好者，我认为美国选民最终会选择特朗普！特朗普蝉联美国总统是大概率事件。

首先，特朗普兑现了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的绝大多数竞选承诺。

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许诺，假如我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伊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在美国与墨西哥300多英里的边界上修建9米高的边境墙，要重新谈判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要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要把奥巴马政府加强对企业监管的1000多个行政法规大部分废了它，要调查中国的贸易行为，要求中国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要求中美要平衡贸易，要在美国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特朗普从种意义上说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兑现了其中绝大多数承若，他拉开和各国的贸易战，退出各种国际组织，要求盟国分担防务经费，重新组织各种群，他将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没有按原来承诺的从35%降到15%，只降到了21%，但这也大大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交易成本，深受美国企业的欢迎。众多承诺当中，只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项许诺，由于国会分歧他没有办法实现。

特朗普是一个非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不同以往的建制派政治人物，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说的是这套做的也是这套，始终如一。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经常满嘴跑火车，还有那么多美国人坚定不移支持他的重要原因，美国选民经过多年的选举洗礼，他们不仅要看你说什么，而且还要看你究竟做了什么。

第二，在美国究竟是以“政治正确”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上，特朗普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边。

从上任伊始，特朗普就抛弃了美国社会长久以来以“政治正确为中心”的固有执政理念，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特朗普一改美国传统政治人物一贯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大旗的做派，公开宣称自己不会试图去传播“普世价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

特朗普过去四年一再声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他这个政治主张实际上讲的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为基本点。

2017年执政后，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加强对企业监管的1000多个行政法规，大规模降税，降低美国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打贸易战，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保护美国企业，提升美国就业机会，到2019年底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近40年来的新低3.5%，美国股市28次创历史新高，美国经济一片繁荣。

美国新冠疫情肆意后，特朗普曾一度出台“居家令”，让美国企业停工停产，老百姓居家隔离，结果经济停摆，股市暴跌，民生问题异常突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要命还是要钱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保持社交距离，遏制病毒传染，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如果疫情防控一再延长，疫情防控的成本也会增大，彼时便会导致美国人民没有钱，没有钱的生活一样会带来“要命”的问题，仅4月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就有2200万。失业，这是很现实的威胁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后，美国经济主体是服务业，“居家令”其实是“冻结”了经济。

所以特朗普4月17日宣布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将何时取消“居家令”等限制措施的决定权授予各州州长。我们的媒体普遍说特朗普重启经济是他谋求连任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举措，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更相信根本的原因是他要顺应美国国情抗疫。

美国在新冠疫情上表现糟糕，让我们大跌眼镜，中美国情不同，美国不可能抄我们中国的作业。

美国新冠疫情糟糕得离谱，既有特朗普早期漫不经心的原因，也有美国文化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体制的原因。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比如外交、军事、征税、铸币等，剩余的权力是要留给各州政府，因此抗疫的主要职责在州政府，特朗普作为联邦政府的首长在抗疫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把疫情失控的责任完全算在特朗普身上。

第三，特朗普在抬高美国市场经济交易成本还是降低美国市场经济交易成本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选择了降低美国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

为什么在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缺乏竞争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太高了。特朗普是一位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他特别重视降低美国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

特朗普认为美国原来的税收政策没有鼓励美国人勤奋工作、节俭生活和积极投资，是有害的。他大力改革税收政策，推行更低，更简化，更公平，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特朗普政府对所有美国公司和绝大多数美国人减税，刺激美国人工作和美国公司将公司留在美国的积极性。

特朗普的税改是简化税法，将个人所得税从7档简化为3档，分别为12%、25%和33%;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减少到21%;育儿费用不纳入纳税范围，照顾老人的费用可以享受抵免;废除遗产税;美国公司将海外利润调回美国，可一次减税到10%，阻止美国公司将总部搬出美国。减税帮助企业扩大并雇佣更多的劳工，人们可以去挣更多的钱，带动消费，创造更多的工作。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减税较大，但也使美国富人获利更大。特朗普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200多个行政命令，放松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监管，改革了贸易制度。

特朗普抱怨奥巴马的原本旨在降低美国老百姓就医成本的《平价医疗法案》反而提高了他们每月需缴纳的医保费用，让中下阶层老百姓生活更苦不堪言，他一上任就废除了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

特朗普下令环境保护署对汞，臭氧和碳的限定进行调整，扩建石油管道，用廉价能源吸引制造业和促进生产就业。特朗普这一系列组合拳，让美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投资创业的中心， 2019年美国吸引的外商投资2510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

第四，弗洛伊德事件后，特朗普在全美各地爆发反对种族主义抗议活动时，旗帜鲜明地强调法律与秩序，反对混乱和暴力，这会得到绝大多数普通美国民众的拥护。

6月1日，美国各地民众对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暴力执法致黑人男子弗洛伊德死亡的抗议示威活动愈演愈烈，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弗洛伊德不能白白死去，自己会为他和他的家人伸张正义，但不能让正义的呼声以及和平的抗议者被愤怒的示威者淹没。

特朗普说：“最穷社区里那些爱好和平的居民是抗议示威最大的受害者。作为他们的总统，我会为保障他们的安全而战，我会为保护你们而战。我是你们的法律与秩序总统、是所有和平抗议者的盟友。”近日， 他的副手彭斯公开抨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对席卷美国各个城市的暴力和混乱只字未提，彭斯指出：暴力必须停止，我们将让法律和秩序对所有种族、信仰和肤色的美国人都有效。

特朗普彭斯共和党很会演戏，他们十分清楚政治所具有的戏剧性的一面。特朗普彭斯共和党不断给民众灌输：民主党人想让街头出现没有法律束缚的无政府状态，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孩子们将生活在不安全的世界里。

持续3个多月的游行抗议示威，已经在芝加哥、波特兰、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基诺沙演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打砸抢”暴力活动，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再加上部分亲民主党人士在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搞“人民公社”运动，要求政府取消或削减对警察部门的资助，这简直吓坏了美国普通民众。

毫无疑问，许多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选民更喜欢特朗普和彭斯的愿景，即通过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来应对混乱和暴力。

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近期拜登和民主党高层对于美国近期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采取的模棱两可或者沉默的态度将会有损其竞选活动，不能解决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后果就是输掉大选。

8月28日，传统的民主党票仓、本次反种族歧视风潮发源地明尼苏达州六名民主党市长联署发表声明，由于对民主党政策失望，转而跨党派支持特朗普连任。这种来自民主党内部的背叛极为震撼，对民主党可谓沉重打击。

第五，特朗普在美国外交是在对国际社会负责还是对美国人民负责之间旗帜鲜明地选择了美国外交必须首先对美国人民负责。

特朗普曾说：“美国优先将是我上任时的重要考量，” “我的外交政策将总是把美国人民和美国安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第一’将是我领导的政府主要和压倒一切的基调。”

他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列为最优先地位，其重要性凌驾其它事务之上。他发现美国国力与上个世纪后半期相比已经很大下降，美国战线拉得太长，美国要继续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就必须有一套新的战略主张和经济发展策略。

因此，特朗普上台后，将按照其竞选前的各种声明和承诺，领导美国进行战略收缩，退出各种不合他意的国际组织，减少对各种国际组织的资金投入。特朗普相信“以实力促和平”，轻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更多地采取单边或双边主义行动。

他甚至批评美国的盟友北约成员、日本和韩国等，在享受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军事帮助的同时，却没有承担该有的义务，要求盟国分担防务经费。

特朗普由于与德国在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为了向德国施压，甚至突然下令从德国撤军，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最终决定从德国撤出12.000名美军。他指出，美国在海外驻军虽然不错，但非完全必要，如果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美国随时可以从本土派兵，这样能节省很多开支。

客观来讲，特朗普这些外交主张具有浓厚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因此，这些主张遭到了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批评。可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切合了深受经济全球化之苦的美国选民的需要，美国选民要求权力必须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美国政府必须在优先重视改善本国民生的前提下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中下阶层老百姓感到很爽!

第六，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有利于共和党的特朗普阵营。

美国的总统选举不是直接选举，它是间接选举。美国总统选举首先是选民在各州投票，决定本州选举人票的归属，然后全美国由选举人团投票来选美国总统。

总统选举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分别分布在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哪位候选人获得超过270票即宣告获胜。其中有48个州决定选举人票归属的规则是“赢者通吃”。

加利福利亚人口4000万，有选举人票55张，蒙大拿州人口80多万，有选举人3张，所以美国总统选举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是在人口少的州、经济不繁荣的州赢了越划得着，因为相对的选举人票就越多。

民主党的铁票区都是人口多的经济繁荣州，共和党的铁票区都是人口少农业州，竞选规则对共和党的特朗普阵营有利。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一般只有60%左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只有56%。(这就意味着在很多州只有29%的人投票支持你，你就可以赢得该州的选举人票)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估计今年的投票率也不会超过70%，所以今年在美国只要有35%以上的支持率就很容易当美国总统。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不在乎大多数美国人讨厌他，但只要有35%—-40%的人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他就很容易蝉联美国总统。现在特朗普的支持率40%左右，拜登的支持率45%左右。

拜登的支持者自由派居多，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各种专业精英，特朗普的支持者保守派居多，主要中下层老百姓和中老白人，很多人有教会背景。特朗普的支持者更狂热更有激情，他们去投票的意志更坚定，不怕刮风下雨。

第七，特朗普比拜登更接地气，更能捕捉美国主流民意的变化，更擅长选举。

特朗普勤奋聪明，善于政治表演，是一位精于选举的大师。本次美国大选，正遇美国新冠疫情肆意，特朗普特别担心新冠疫情成为今年美国大选的主题，他抢先在中美关系上发难，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功夫病毒”，进入7月以后，他不停地在香港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华为问题上出牌，甚至不惜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成功地让“如何对付中国”成为了今年美国大选的主题，成功转移了美国选民和美国舆论的注意力。

关键是拜登团队没有识破特朗普的险恶用心，竟然也在对华政策上随特朗普起舞，声称什么拜登假如执政后要比特朗普对中国更强硬，痛失设定选举议题的能力。其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更接地气，更善于提炼特朗普的思想，竞选策略更胜一筹。

比如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保持伟大”朗朗上口，很多人都知道;而拜登的竞选口号“Build Back Better”(重建得美好)却很少人知道。再如特朗普的最新竞选口号“如果拜登知道如何治理美国，为什么不告诉奥巴马?” 一句封喉，让拜登竞选团队无言以对。

此外，特朗普曾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擅长演讲，语言夸张幽默，表演很有张力，抨击对手“稳、准、狠”，根据美国大选安排，特朗普还要与拜登进行三场电视辩论，不出意外，在特朗普的凌厉攻势下，拜登“老年痴呆”和“瞌睡虫”形象将深入人心，从而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愿。

最后，拜登选择哈里斯(贺锦丽)作副手是一个错误选择。

近年来，民主党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一路狂飙，2016年美国人民用选票选出一路不被看好的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就是告诉民主党人：停止，不要继续再搞“政治正确”。

但是，现在民主党既不是20年前的民主党，也不是2008年的民主党，民主党高层很显然没有听懂来自美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心声，继续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飞奔。

拜登选择非裔哈里斯作副手，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过去在种族歧视上的言论错误，发誓要挑选一个黑人女性做搭档的结果。哈里斯在加州做总检察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极度左倾政策。

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现在还在执行的47号提案，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抢劫950美元以下不治罪。自从此提案通过之后，加州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因为公然盗窃各类物品只要在950美元以下就不用担心被警察抓捕。

哈里斯是美国民主党参议院的左派先锋，她几乎赞成民主党左派阵营的所有政策，包括新绿色环保计划，裁减警察，给黑人下跪和给黑人历史赔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支持非法移民等议题。

美国绝大多数中下层老百姓和白人对民主党的这些左派政策根本不认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拜登已经77岁了，年事已高，身体状态又不是太好，美国选民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假如拜登在四年任期内身体出现重大问题，那就由哈里斯继任美国总统，美国社会做好接受一个非裔女性总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2016年白人女性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都失败了，现在肯定不接受一个思想极度左倾的非裔女性总统。

所以，我认为拜登选择非裔卡哈里斯做副手，不仅没有为拜登竞选加分，反而会有效地把中间派选民和浅蓝民主党推向特朗普阵营。2020年后的民主党必须在“政治正确”上刹车，在政治上向右调整才能赢得以后的美国总统选举。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左”还是“向右”的十字路口，社会精英和中下层美国人民严重撕裂。

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和中下层百姓希望美国社会“向右”转，特朗普正代表了他们的愿望，虽然现在拜登的民意调查支持率比特朗普高5-6%，我依然预判特朗普将蝉联美国总统。

特朗普蝉联美国总统将是大概率事件。我们之所以关心美国大选，是因为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双边关系。特朗普蝉联美国总统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必须思考特朗普蝉联美国总统后的中美关系，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趋利避害?还有60天就美国大选了，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2

旧文章ID：22865

贝德：中美应避免陷入冷战（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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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贝德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8月13日，约翰•桑顿中国中心（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组织了一场关于美中关系挑战的虚拟对话。参加会议的有布鲁金斯高级管理人员、桑顿中心学者和布鲁金斯中国理事会成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致辞并回答提问。作为会议的一部分，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就双边关系中的主要挑战发表了评论。他认为，中国应当开启一场对话，而不是继续打嘴仗。杰弗里·贝德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贝德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并担任奥巴马总统在亚洲事务方面的高级顾问。2005年至2009年间，贝德先是担任布鲁金斯中国计划的主任，并在之后出任更名后新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任主任。本文由《中美印象》的实习记者王煜楠翻译，汤杰校对。汤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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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November presidential election looming, many China watchers are focused on what the outcome could mean for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hat question is no doubt a crucial one. At the same time, many trends in that all-important relationship are of course longer-term than on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What are the long-term prospects for U.S.-China relations at this stage?
    11月的总统大选日益临近，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在关注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无疑，这一问题是关键的。同时，对于这对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很多问题是不大可能在一届总统任期内解决的。那么长期来看，中美关系的前景何在？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political, economic, ideological, technolog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are real. They can and must be managed through dialogue, but we can’t pretend that we simply have a communications problem. Both sides know better.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going forward is likely to b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ooperation in discrete areas, hopefully covering many subjects. There could instead be strategic rivalry, which would be more adversarial and require cool heads to manage disputes. Or the relationship could degenerate into a cold war, which would be in the interest of n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nor China.
    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科技和国家安全上的差异与矛盾是真切存在的，他们能够，也必须，通过对话来解决，但我们也不能够掩耳盗铃地说两国之间的问题仅仅只是沟通问题。在这一点上，双方都很清楚。双边关系的基本定位可能是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在个别领域存在合作，合作多多益善。相反，双边关系也可能是战略竞争对头（strategic rivalry），这样双方将更加敌对，需要冷静的头脑来把控争端。双边关系也可能恶化为一场冷战，这是美中两国都不愿看到的，既不符合美国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A U.S.-China cold war would not be like the U.S.-Soviet one, which was largely military and ideological. A cold war would begin with radical decoupling and disengagement, which regrettably we are already seeing. It would descend and expand from there. It would fractu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issues on which there should otherwise be widespread cooperation. It would build walls between economies, scientists, scholars, and ordinary people. It would likely foment ethnic stereotyping, discrimination, and hatred. It would prevent two great civilizations from benefiting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contributions. It would exacerbate an arms race that would crowd out domestic priorities. Above all, it w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military conflict, even if neither side desires it.
    中美间的冷战不会是美苏冷战那样的模式，美苏冷战主要是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中美间的冷战可能会以脱钩（decoupling）和脱轨（disengagement）为开端，很遗憾的是，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些。事态将继续恶化并扩大，不会止步于此。这将令国际社会解体，在很多领域广泛存在的国际合作将烟消云散。在经济体、科学家、学者、普通民众之间，一道道墙拔地而起。民族成见，种族歧视，甚至民族仇恨，都在不断酝酿。两个伟大的文明不再从彼此的实力和贡献中受益。军备竞赛升级，国内其他更紧迫的问题都会被置诸脑后。总之，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剧，尽管双方都不愿如此。

How do we avoid such an outcome? There a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e U.S. and China will need to answer.
    我们怎样避免这样的结局？有一些根本问题需要中美两国来回答。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it willing to accept a peer competitor, particularly one with a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In principle, the answer should be yes, but there is an action/reaction mechanism in U.S. politics. An administration that fully accepts China as a peer inevitably will have to endure and beat back harsh attacks from a nationalist opposition. So it will require long-term steadiness, not a one-off decision. The United States can sustain such a view if China accommodates to the traditional stabilizing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East Asia rather than seeking to undermine it.
    对美国来说：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同等地位的竞争者？尤其是，这位竞争者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原则上，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作用/反应机制（action/reaction mechanism）。即如果一届政府全盘接受了中国的存在，那么不可避免地将经受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打击与拷问。这需要长期的稳步前行，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美国接受这一场景的前提是，中国能在东亚继续配合美国充当一个传统的稳定的角色，而不试图颠覆现有的格局。

For China: Can it comfortably integrate and assimilate into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created and historically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racterized by certain norms, such as on trad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ivacy, digital freedoms, rule of law, due process, transparency, law of the sea, and human rights? (I would add that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U.S. failure to show traditional respect for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must be corrected, as well.)
    对中国来说：能否心甘情愿地融入由美国创造并主宰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规范中囊括了贸易、专利权的保护、隐私权、数字自由（digital freedom）、法治、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透明度的要求、海洋法以及人权。（当然需要补充一点，过去几年，美国自己没能对国际体系规则保持一贯的尊重，这是需要纠正的）

Can China adjust to these norms, or will it simply demand that its national system be respected? Can China find ways to ensure that its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se norms, or at least do not undercut them, while maintaining its ow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中国能适应这些规范吗？还是说，只是简单地强调自己的举国体制应当被尊重？中国能否找到途径，保证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符合国际规范？或者，在维持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同时，能否做到至少不去破坏这些国际规范？

A lesson of the past few years is that, in a globalized worl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function well if there is a large gap in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among major countries regarding these norms.
    过去几年的教训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对待国际规范这样的问题上，如果主要国家之间在态度上和实践上存在较大出入，那么国际体系很难正常运行。

China made the fundamental decision 40 years ago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which it has derived great benefits and to which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But the world’s accommodation of China’s unorthodox practices when it was a relatively minor player is a different matter entirely. Today, China has become a dominant actor. China, alo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an elephant in the canoe. The elephants have to be careful, or they can swamp the canoe and everyon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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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适应这些规范吗？还是说，只是简单地强调自己的举国体制应当被尊重？中国能否找到途径，保证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符合国际规范？或者，在维持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同时，能否做到至少不去破坏这些国际规范？

For understandable historical reasons, China is especially fierce in safeguarding its sovereignty and asserting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and non-interference as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No mo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can China be expected to renounce that position. But China will need to do more than invoke its sovereignty under Westphalian principles if it is to be a lea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enjoy its full benefits. The country has not yet completed the journey it began in 1978 toward full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system. For example, it needs to accept the full obligation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pen its internet and level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 playing field for foreign participation on a reciprocal basis, and provide complete transparency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experts.
    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在维护主权问题上，中国是尤为狂热的。中国将国家主权不得干预视为国际规范的根本原则。仅仅是美国，不会使中国放弃这一立场。但是，中国如果想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那么仅仅乐此不疲地援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没完成自1978年以来所开启的融入国际规则体系之旅。比如，世贸组织所规定的有关发达国家的全部义务，中国都应当履行；开放互联网；基于对等的基础，为国外同行提供信息技术领域的公平竞争环境；对世卫组织及国际健康专家保持信息公开和透明。

It will need to lead by example. It will be hard for China to make such changes. The United States can provide an example, and serve its own interests, by showing that it intends to adhere to the rules-based system that it played the key role in creating.
中国需以身作则。当然，让中国做出上述这些改变是困难的。在美国自己参与创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应当遵守国际规范，既服务于自身利益，也为中国展现一个模范的样板。

【中美印象首发；2020年9月3日；转发请注明出处。】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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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東：如何理解國家主義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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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志東  来源：端传媒

忽視他們的聲音，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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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的「紅軍旗」戲劇晚會表演現場。攝：Feng Li/Getty Images）

2020年8月3日，儲百亮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了一些支持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包括田飛龍、強世功、陳端洪等。正好在幾天前的7月20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書評，討論 Anne Applebaum 的新書（可以翻譯為《民主的黃昏：威權主義的誘惑》），以波蘭、英、美等地的知識分子為例，揭示那些使獨裁者成為可能的侍臣們的心態，即那些「作家、知識分子、宣傳冊的作者們、博主、政治化粧師、電視節目的製作者、為獨裁者創造文化基因或者表情包以便將他推銷給世人的人」的心態。

他們是真的相信威權主義或者國家主義呢，還是說他們其實只是犬儒的機會主義者？對於該書的作者來說，這一點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些問題是可以看到的，比如他們對民主的失望以及向民族主義、威權主義的傾斜、對冷戰時期道德上要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鄉思」、對「任人唯賢」制度的失望、經不起陰謀論的誘惑、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話語系統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敵對思維方式、自己的職業野心等等。

這讓我們想到了中國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什麼，他們在為國家做些什麼樣的服務，他們面臨著怎樣的倫理困境，哪些結構、文化（包括意識形態）與個人的因素在影響著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呢？這些正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基本觀點

許紀霖2011年的文章「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為我們介紹了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並且總結了他們的思想。這一節先來簡述一下這個總結。他說，國家主義「主張以國家為中心，以國家的強盛、國家能力的提升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目標。國家不再是實現公民利益的工具，國家本身就是善……國家即是其自身的目的」。在2000年代，新左派王紹光、汪暉等人從同情和讚美底層民眾、痛恨西方資本主義及其民主，走向全面擁抱國家的路子，認為前30年和後30年都是中國模式的成功實踐，使得中國擁有了一個相對獨立和完備的主權性格及自我糾錯機制。

上述所謂的主權性格，在王紹光和胡鞍鋼看來，就是「國家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即吸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在汪暉看來，這個國家就是黨，即「政黨的國家化」，而這個黨國則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那麼有沒有黨國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時候呢？強世功說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政治問題的關鍵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服從與不服從的問題。只要不服從政治權威，『說你錯，你就錯，做對也錯』」。所以從邏輯上說也就沒有黨國是否代表人民利益這個問題，說代表就代表，不代表也是代表。當然在強世功看來，不容分說，中共就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黨的意志就是國家意志，黨國一體，黨是靈魂，國是肉身。汪暉也認為「黨國代表普遍利益」，而且從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就一直在代表著人們的普遍利益，只是在市場化改革之後，各種利益滲透到國家意志中，這個特點受到威脅，所以更應該加強共產黨的領導。

那麼，共產黨領導的特點是什麼？如何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呢？強世功從施密特主義出發，認為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在這兩者之間，只有暴力和政府，沒有什麼自由問題。這種暴力，在張維為看來，是善。所以他說「政府是必要的善」。即開明的強勢政府是善，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必要的惡」。這就是潘維所說的中國模式的根本特徵，即擁有一個先進的政治集團，一個代表全民福祉、公正無私、紀律嚴明、團結統一的執政集團。這個紀律嚴明、團結統一的政治集團的能力就是韓毓海所推崇的西方國家那種「極強的擴張和征服能力」、對社會領域具有的「高度的整合與動員能力」。

這種整合與動員能力來自於對敵友的明確劃分，來自於保持政治共同體的同一性。所謂劃分敵我，就是要排除內部和外部的異質性。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些需要排除的異質性就是「海內外敵對勢力」。由此而得來的國家意志是絕對的、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這正是施密特式的同一性政治秩序。

於是，他們反對公民社會。王紹光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公民社會組織「不過是些追求一己私利的利益群體或壓力集團而已」。他們還拒斥現代的代議制民主。在陳端洪看來，中共和人大就是人民的代表，並擁有超越憲法的、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最高主權。這是歷史的選擇。於是也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其他一系列事情。這裏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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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北京商務區一間沒有營業的餐廳。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

他們如何服務國家？有何倫理困境？

我在《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一書中討論了知識分子的三個政治角色，包括專業的角色、有機的角色，以及批判的角色。其實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扮演一個專業的角色，否則便不能稱為知識分子。

這個專業的角色要求他們對政治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如果他是一個教授，在課堂上討論政治問題，那麼他應該像韋伯說的那樣，將不同的政治觀點都擺到桌面上來，不能迴避不利於自己觀點的事實。討論事情要講事實、講邏輯，要實事求是，要追求真理。

有機的角色則是葛蘭西講的那樣，為統治集團做代言人，履行具體的社會控制與政治管理的職能，即做統治階級的吹鼓手、組織者與管理者。也是熊彼得所說的，為一個黨或者這個黨所代表的社會運動寫宣傳單、發言稿、黨秘書、顧問等。

而批判的角色則是曼海姆所說的「墨墨黑夜中的守更人」的角色，也即中國人常說的社會良心的角色。這個角色要求知識分子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上，為公平、正義發聲，進行社會批判。於是他們通常就站在了權力的對立面，在挑權力的毛病。

那麼這些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在扮演著什麼樣的政治角色呢？很顯然，是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比如，他們做政府的顧問，幫助政府論述為什麼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倡導香港要「二次回歸」的鄭永年，被稱為「海外國師」。他說香港在第一次回歸後，中國只有主權沒有治權。本文開頭所引的儲百亮的文章，談到了田飛龍和陳端洪的觀點。從國家主義的觀點出發，他們認為香港的社會運動是分裂國家的行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是分離主義者的香港，個人自由、個人權利要服從國家權威、國家利益。因為同樣的原因，西藏、新疆和台灣的分離主義也都在被撲滅之列。

強世功認為1980年代對香港地位的界定是中國還比較弱的時候的事情，而且還受到外國自由思潮的影響。正如田飛龍所說，我在弱的時候，接受了你的原則。現在我強了，有自信了，就要堅持我自己的規則，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看法。陳端洪認為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法律必須服從於這個根本目的，所以向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是非常重要的。他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直接引述了施密特的理論，來支持他的觀點。他說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與法律放在一邊，「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這些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們在扮演國家決策顧問的角色，為政府決策提供理論支持。他們認為，只有加強國家的力量，撲滅任何反對力量，也即「海內外敵對勢力」，中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恢復世界強國的地位，甚至取代美國成為新型的良性帝國。

但是，這個有機的角色，和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與批判角色是有衝突的。於是他們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倫理困境。

我們先看他們的有機角色和專業角色的矛盾。像鄭永年那樣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分開，非此即彼，就不是專業主義的分析。另外拿香港最近幾年的社會運動來說，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運動都會有各種派別。香港這個社會運動主流是爭取民主，而不是港獨，也不是暴力抗議。用港獨和暴力來概括這個運動，顯然是以偏概全的，不符合事實的。香港的民主化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並不是像陳端洪所說，香港民主了，中國就要滅亡。專業主義強調客觀、公正地分析社會現象，不帶黨派偏見。所以他們的這些觀點，顯然不是專業主義的觀點。他們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和專業主義的角色有衝突的。但是如果不進行專業主義的分析，那麼他們還是知識分子嗎？這顯然是一個倫理困境。

香港科技大學唐文方教授，2020年8月19日在《南華早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國安法實行之後，香港的學術自由完全沒有受到影響。香港的學術自由比美國都好。從專業主義的角度上看，這個論斷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具體例子很多，我就不講了。但是從邏輯上講，國安法就是要限制人們的言論與行為的，當然是要讓人們謹言慎行。否則為什麼要立法呢？連美國的幾所名校都在採取措施，看是否應該讓學生們在網上討論時匿名發言，以免「觸法」，會有嚴重後果。香港的大學教授和學生能不小心嗎？能不受影響嗎？

上面兩個例子說明，有機知識分子在為國家服務的時候，是會犧牲專業主義的精神。這無疑是一個他們需要考慮並解決的倫理困境。否則他們便不應該被稱為知識分子，而是應該被稱作政治家或者政客。

他們的有機角色和批判角色也有衝突。批判角色強調做社會良心。這就要求堅持普世價值，將公平、公正放在首位，而不是強權政治。田飛龍所說的我強大了，就可以為所欲為，就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這裏看不到對人的尊重、對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金燦榮2016年1月10日接受浙江海洋學院的陳玲採訪時說，大陸軍力解決台灣問題很容易，幾十個小時就能打下來。台方的20萬軍隊，「大部分就投降了，剩下的幾萬人就消滅了」。把「消滅」幾萬人說得這麼輕鬆，哪裏有什麼人道、人性、人權可言。

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這些觀點，顯然和社會良心不沾邊，和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不沾邊。但是這正是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正如他們需要解決有機角色和專業角色的衝突一樣，他們也需要解決有機角色和批判角色的衝突，否則他們也不能被稱作知識分子，只能被稱作政治家或者政客。

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會扮演這個有機角色，而不是專業和批判的角色呢？這可能和結構、文化與個人的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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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北京國際消費電子博覽會，機器人為觀眾跳舞。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為什麼要扮演有機角色？

結構的原因相對比較容易理解。在目前的大環境下，專業的角色是不太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和歷史問題的時候。專業的角色要求客觀、公正，不能非黑即白、非對即錯。因為政治問題總是非常複雜的，比如香港的社會運動問題。歷史問題就更是如此。但是在大陸的語境中，知識分子必須站隊。

比如胡錫進在5月24日《環球時報》的一篇評論中說，在中美衝突中，知識分子們必須站隊：「精英們這個時候不能戀美國、怕美國，而要敢於站到與美國開展複雜博弈的一線，把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放在首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是很多中國人需要重温這句話的時候了」。專業主義要靠邊站。他說知識分子們不可以說美中關係變壞，中國是否也有錯，中國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儘管現在的問題的確是互動的結果，但是問題在美國。所以這個隊不能站錯。

田飛龍也說中國知識分子們要「選邊站隊」。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沒有專業主義可言了。如果你站錯了隊，是會影響到你的飯碗的。所以很少人有這個膽量。

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批判的角色就更加困難。相當一部分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已經被開除公職。不身陷囹圄已經是非常客氣的了。所以結構性的因素使得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會扮演有機的角色，甚至是本文所講的國家主義的角色，主動為政府出謀劃策，當顧問，而不是批判的角色。

文化的因素可以包括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等傳統觀念。做一個政府的顧問，幫助政府決策，自然是非常榮光的事情，也有很多實際的利益。文化的因素也可能是意識形態問題。這些知識分子或許真的信仰國家主義。許紀霖在前述文章中，提到傳統儒家觀念、共產主義烏託邦、普世價值在中國逐漸受到攻擊，於是國家主義乘虛而入，成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去價值的價值、去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追捧。國家被他們神魅化，國傢俱有內在的善，可以造福人民，維持穩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並不認為國家主義會催生出一個反人文、反人性的國家。

但是結構和文化因素都還不足以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思想。這裏還有一個個人的選擇問題。金燦榮在前述訪談中回答了陳玲關於他為什麼年輕時比較激進（小學三年級組織地下游擊隊、大學組織辯論隊、研究生時期組織推翻了研究生會、食堂罷餐等等）而現在比較保守的原因。金燦榮引述了蕭伯納和羅素，說一個人如果在年輕的時候不激進就是沒有良心，沒有激情，沒有創造力。但是在30歲以後，年紀大了，還激進，就是沒有腦子，沒有出息，沒有把握好那個度，沒有戰略定力。成家立業之後，有了家庭責任之後，人會穩重一些。

換句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一些扮演批判角色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因為年紀大了而不再批判。那些所謂「兩頭真」的老革命家們，恰好是在老年才更加具有批判性的。例子也多不勝數。

當然對個人的選擇，或許有一些歷史事件也起了一些催生的作用。比如金燦榮提到當年蘇聯解體，使他感到尋求西式民主自由，國家就給搞沒了。這個不對。「傷害了這個國家了，我覺得人生意義就沒有了」。這些都是個人的認識。田飛龍也提到2014年在香港，「目睹了騷亂」，決定「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

這些也都是個人的選擇。還有很多人也都經歷了同樣的歷史關頭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做出了像批判型知識分子那樣完全不同的選擇。

但是個人選擇為什麼如此不同呢？這或許和個人的性格有關、和所接受的中小學和大學教育有關（田飛龍說他也是自由主義學者培養出來的——不過這或許是對他的導師的一種反叛吧），當然也和他們對環境和文化的認知有關。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

總之，理解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比較容易，許紀霖已經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整理。理解他們的角色扮演與倫理困境比較容易，因為這個可以從他們的行動中看得比較清楚。但是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許上述的結構、文化和個人的因素在相互影響，從而使他們做出了國家主義的抉擇。

不過無論是什麼原因，正如齊慕實（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知識分子的專家）在上述《紐約時報》那篇關於中國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文章裏所說，忽視他們的聲音，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危險。許紀霖在他文章結尾也說，「國家，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給大家提個醒，讓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些國家主義知識分子，正是本人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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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旧文章ID：22862

Weiss & Wyne ：美国，不要学中国打民族主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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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SSICA CHEN WEISS, ALI WYN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版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对美国面临输给中国的风险认识上却是一致的。

对共和党人来说，中国是一种存在的威胁。特朗普总统最近发出的关于前副总统的警告是，“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拥有我们的国家。”

对民主党人来说，中国是一种可以对付的挑战。尽管如此，拜登已承诺，就大流行病防范而言，美国“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绝不会再任由中国和其他国家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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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种强硬言论主要是为了竞选宣传，但下届美国总统也应该谨防使用民族主义的辞令来表述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长远来看，北京标榜的极端民族主义很可能会削弱中国共产党争取世界领导地位的努力；这种民族主义让太多的政府担忧。

但从在短期来看，这种民族主义在中国国内是团结民众的有效战斗口号，因此华盛顿必须小心，不要让中国国内的情绪变得难以控制，否则可能会迫使北京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立场。

民族主义的美国政策也使美国动员其伙伴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努力复杂化，而且这种政策有疏远拥有华裔血统族群的危险，他们也是为美国经济活力做贡献的人。

简言之：美国政府不应该试图用更中国的手法对待中国。

北京试图将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转变为一次公关机会。政府一方面转移外界对它早期应对武汉疫情不力的批评，一方面标榜自己在国内采取的应对措施和个人防护装备的出口，同时批评西方国家的表现。

在今年4月对中国各地近2万人进行的一项调查中，81%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对中央政府在疫情期间的“信息发布”感到满意。约89%的人说，他们对政府提供的“日常必需品和防护材料”感到满意。

但中国政府的自夸在国外并没有多大作用。

一些国家并不买中国政府的账。例如，澳大利亚呼吁对中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进行正式调查。（北京已经作出反击，对澳大利亚的牛肉和大麦实施了制裁。）

中国也因压制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香港进行镇压、加大对台湾施压、与印度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发生冲突，以及在南海强有力地推行自己的海上主权，面临着全球的集体反对。

中国政府自己也对国外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感到担忧。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智库曾在今年4月提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高层官员注意，海外对中国的敌意已达到了自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就在北京谴责外国政府干涉其认为属于自己内政的事务的同时，包括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国最高外事官员杨洁篪在内的中国重要官员们也一直在试图缓解紧张局势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发出了中国对稳定美中关系感兴趣的信号。

这种姿态对华盛顿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新调整美中关系来说是个机会，前提是华盛顿能够得当地处理北京的民族主义。

这将意味着让中国的沙文主义战略受制于自然，而不是美国采取本国的针锋相对措施。

重新调整关系事关重大。华盛顿必须用一种让北京能够接受的方式对北京施压，而不使其在国内听众面前丢脸：中国政府不能在显而易见的挑衅面前显得被动。

例如，在何时以及如何高调地在南海或台湾海峡进行海上巡逻的问题上，华盛顿应该比特朗普政府迄今所做的更有选择性和更审慎。

北京以前也曾配合过，通过主要是象征性的军事行动或言辞上的咄咄逼人，在试图表示决心的同时，小心地避免直接的对抗。

但这是一种不容易的走钢丝。北京的姿态也许会暂时安抚中国公众的极端爱国主义，但也可能会让这种情绪长期滋长。

这种风险是华盛顿在阻止北京打民族主义牌上必须做点什么的一个原因，部分要通过与亚太地区的伙伴组织起更统一的抵抗力量。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的政府对中国的好斗越来越担心。但他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到特朗普政府的程度。他们也不想在美中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充当工具。

但他们会乐于接受与华盛顿加强协调，尤其是如果华盛顿恢复到不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那么单边的外交政策的话。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应该注意不要暗示它在寻求中国的政权更迭，否则它可能会让中国公民有更多的理由团结在习近平周围，而不是要求他的政府解决国内的严重挑战，比如经济增长放缓和环境恶化。

华盛顿对中国在香港日益严厉的镇压所采取的大范围报复措施，实际上可能对香港居民造成更大的伤害，而不是对中国政府造成伤害，因为这让香港居民在失去自治权的同时，在财务上变得不确定。

更有用的做法是推出能帮助来自香港的难民——以及在大陆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在美国重新定居的庇护政策。

美国政府也应该缓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学生和游客的全面限制，会让人觉得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

对比如某些个体涉嫌犯罪活动的问题，采取更恰当的针对性措施。而且，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为美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朗普政府据称正在考虑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来美国旅行。但中共有大约9200万党员——相当于美国人口的28%——其中许多人入党更多地是为了增进自己的职业前景，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

华盛顿对习近平越来越民族主义、越来越专制的中国的最好对策是，采取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在重振长期以来奠定美国外交基础的关系的同时，重申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

美国的民族主义只会引发更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将损害美国，尤其是在短期内。最好的办法是，听任中国的战略自行发展或自行搁浅。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旧文章ID：22861

美国解密对台湾“六项保证”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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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BBC等

BBC：美国解密对台湾“六项保证”中国担忧“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周一（8月31日）解密有关对台湾军售的电报，披露时任美国总统雷根（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2年与中国协商《八一七公报》期间，针对台湾安全向时任台湾总统蒋经国作出的“六项保证”。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周一在美台经济合作网络会议上发表演说，称美台关系并非是美中双边关系的一部分，美国与台湾的合作是基于两者自身的利益。他还称，美国正在与台湾建立新的双边经济对话。

史迪威将“六项保证”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并列，他强调，在美台关系中，“这些政策元素都很重要”。

此时正值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美国解密“六项保证”成为两国对峙的最新话题。一些美国防卫专家和前政府官员最近呼吁，改变传统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认为华府应明确承诺，一旦北京武力犯台，美国将会驰援台湾。分析认为，这是美方决定解密“六项保证”的重要原因。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对BBC中文分析称，解密“六个保证”是美国对台湾“向更清晰的战略迈出的一步。”

高敬文说，“对台模糊战略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它带给美国更多的回旋余地和灵活性，但是鉴于解放军的恐吓和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更加明确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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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公报电文）

“六项保证”具体内容

根据美国在台协会的解密信息，“六项保证”的电报内容包括：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日期；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美中双方签署的《八一七公报》则列明，“（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不过，从事实来看，近40年来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的关键，是根据雷根当时的“六项保证”。

同时解密的电报还包括美国对《八一七公报》的阐释，称美国“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当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则美国将增加对台军售。”

电报还强调，并未答应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逐步终止对台军售的要求。

解密“六项保证”意味着什么

史迪威说，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延续至今，当前并未改变对台政策，而是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整”，但仍在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范围内。

美中双方自建交以来坚持“一个中国”。不过，北京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华府对“一个中国”的承诺是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即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把台湾当作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独立政治实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中两国在外交、科技、金融等领域展开竞争，甚至在某些方面呈对抗态势。许多中国专家认为，美中进入“新冷战”。在此背景下，台湾也成为两国之争的焦点之一。

近期美台交往频繁，在经贸领域，台湾政府宣布，自2021年起扩大美国猪牛肉进口，被认为有助美台进一步拉近经贸关系。在卫生领域，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 II）8月初到访台湾，并会晤总统蔡英文。在他访问期间，中国解放军的空军军机飞过台湾海峡中线，台湾军队出动空中侦巡战机驱离。

长期研究两岸政治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特朗普政府早已不提‘一中政策’(the one China policy ) 而强调‘我们的一中政策’（our one China policy）。而美国政府的一中政策会往更加注重台湾安全，而不是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中国主张的方向发展。”

松田康博说认为，“如果美国决心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就像20世纪的冷战初期，美方很可能会出现为了保护台湾而减少模糊空间的想法。”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对BBC中文表示，美国解密“六个保证”的举动是在对台湾以及其他潜在盟友示好。其动机一是特朗普的连任考量；二是美国在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形象大伤之际围堵中国的一个环节。

宋文笛说，“在战略上，台湾是蔡英文口中的中美冷战的前线阵地，也是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战略区域的第一岛链的重要枢纽。美国深化对台湾的安全保障，自然是增加美国同盟体系可信度和盟友向心力的试金石。”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走向明确？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导，有两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未来。

美国国防部主管战略与军力发展的前副助理部长柯尔比（Elbridge Colby）表示，台湾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至关重要，因此美国有必要在台湾议题上明确态度，不仅在军事行动上，而且“我们的信誉已经岌岌可危，最好低调但坚定地表明我们将有效捍卫台湾，也要让中国明白这一点。”

柯尔比是影响特朗普政府制定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关键人物，该报告首次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

高敬文认为，美国对台湾向战略清晰迈进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终结‘一中’政策。”他说，美国将继续按照《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保持“非官方但密切的关系”。

高敬文对美国是否会正式采取明确的战略持怀疑态度，他说，“美国的介入仍将取决于当下的状况、北京的行动以及台北的行为。”

松田康博也说，“美国还是不会绑住自己的手脚，应该会继续保留一定的模糊空间来确保自己的决定权。否则美国是否开战要取决于台湾或中国大陆，这与美国的传统战略思维不符。”

宋文笛也认为，此次解密文件“对政策实质影响有限，对台湾安全保证的增减也只是特朗普政府需要时收放自如的筹码”。

各方回应

台湾外交部在解密电报的同一天（8月31日）发表回应，表示“对美方展现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表达由衷感谢。”

回应还表示，“吁请中国正视其对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承诺，并阐明美方将持续致力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9月1日）回应称，美国《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完全错误和非法、无效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华春莹敦促美国“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她说，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任何人都不能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昨日也回应称，“美方所谓的‘六项保证’严重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是非法、无效的。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倚美谋‘独’无异饮鸩止渴，必将自食恶果。”

VOA：美解密对台军售、六项保证电报

美国政府正式解密1982年里根总统在与中国发表《八一七联合公报》前涉及台湾的两个机密电报，一个是对八一七公报中关于对台军售内容的解释，另一个是关于给台湾的六项保证。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说，由于北京“有一个习惯扭曲它”，因此有必要经常去回顾并查阅这些事实。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 星期一(8月31日)说，继去年美国将里根总统“六项保证”备忘录解密后，美国政府又将两个与台湾有关的机密电报解密，他鼓励大家到美国在台协会网站上去看这两个电报的内容。

史达伟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美台经济合作网络会议上宣布这个消息，美国在台协会(AIT)当天已经在其网站上公布由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今年7月20日解密的关于八一七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机密电报。

史达伟说，去年美国已经公布里根总统1982年8月所写的备忘录，内容在于强调“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全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持续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为前提。此外，重要的是，美国对台提供武器的性能与数量完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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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保证电文）

他说，回顾像这样的历史极为重要，“因为北京有一个习惯要扭曲(distort)它，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经常回去查阅那些事实。”

“那些事实很清楚。美国长期以来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一中原则下宣示对台湾的主权。美国对台湾的主权不持立场。”

史达伟表示， “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台湾问题(the Taiwan question)必须在不受胁迫并以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下和平解决，如北京所承诺的”，与此同时，美国也和台北维持广泛、紧密和友善的非官方关系，包括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协助台湾自卫。

史达伟强调，美国完全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的政策。美国正在做的，是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更新，以更好地反映那些政策并对形势的变化作出回应。那些调整非常重要，不过仍然在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界线内。”

对于美国为何“被迫”(compelled)要更新对台政策，史达伟说，这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是北京对地区和平稳定与日俱增的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军事威胁、网络攻击和经济施压等，那些行动挑战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而地区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重大利益：“让我们搞清楚，这些破坏稳定的行动是来自北京，不是台北或华盛顿。”

其次，就是美国只是要反映美台日渐深化的关系，“我们与台湾的关系不是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边关系的附属。我们与台湾的友谊与合作是独自一体的，源自于对彼此的共享价值、文化好感、商业和经济关系。”

关于两个解密的电报，第一个是与八一七公报有关的“台湾军售”(Taiwan Arms Sales)电报，这是1982年7月10日由时任国务院副国务卿(Under Secretary)劳伦斯·伊戈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在白宫战情室”(The Situation Room)单位名称下发给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James Lilley)的电文，内容是关于美中两国将在当年8月17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有关美国在对台军售立场上的细节。

电文说，这是里根总统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决定，以及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回应。邓小平给里根的信息是透过5月访问中国的副总统布什带回美国，里根的回应则已指示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连同美国对联合公报内容的提案转达给邓小平。

电文明白指出，里根批准的关于对台军售的做法“没有超越美国以往的立场，也没有同意邓小平要美国做出承诺，在一定时间内终止军售的要求。”

伊戈伯格要李洁明尽快安排其与台湾总统蒋经国会面，并为他提供与蒋经国会面时的“谈话要点”(talking points)，包括美台军事审批会议举行的时间、现行对台军售项目照常进行、美国在与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的立场，以及六项保证的内容。

根据“谈话要点”，李洁明可向蒋经国表明的美国立场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demanded)我们承诺，在一定的时期以内(TSAI I TING TE SHIH CHI I NEI)终止所有对台军售。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敦促我们对台湾施压去与他们谈判。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必须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来解决。我们已经公开和私下对北京清楚表明这个立场。我们唯一的关切就是这个事情的解决必须是和平的。”

此外，美国愿意在联合公报中说，美国对台军售在质和量方面将不超过自美中建交后近年来军售的水平，“这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谋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前提”，“如果我们与北京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我们预期将在联合公报中公开这些条件。”

美国的上述立场“远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北京当局也有可能拒绝这些提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预期双边关系将会有所降级。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也意味着美台关系会持续僵持。因此我们正在做这个进一步的努力来达成协议，同时也考虑到台湾的利益。”

最后，谈话要点说，李洁明可以向蒋经国提出“一个最终的保证：美国对台军售将会持续。”

第2个解密的电报，是关于里根给台湾的“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发函机构是国务院，这是1982年8月17日由美国国务卿舒尔兹(George Shultz)发给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的电报，主题是“对台湾的保证”(Assurances for Taiwan)，这是对台湾要求公开里根“六项保证”的回应。

这份电报正是当初李洁明对蒋经国口头转述里根总统六项保证的内容。电报还要李洁明告诉陪同他会见蒋经国的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在宣布六项保证时只能在公开声明中说，“根据从适当管道得到的信息，他们理解到…”而“不能有任何与里根总统的联系。”

根据美国在台协会的中文版本，“六项保证”是美国：

–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

–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

–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

–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

–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

美国在台协会说，关于《八一七联合各公报》的电报是在解释，美国“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当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则美国将增加对台军售。”

“这个立场表明，美国的主要关切为维持两岸的和平，因此，对台军售的性能和数量将完全取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威胁。”文件并以“最后一项保证：美国将持续对台军售”作结。

中国政府一向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贯宣称对台军售违反美中联合公报原则。

8月17日，在台湾正式签订向美国采购66架F-16V战机合同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他说，中方敦促美方认清售台武器的严重危害性，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旧文章ID：22860

美国务卿推动美中外交关系对等的声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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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在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日)发表声明说，华盛顿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驻美外交官的活动实施新的限制，以实现美中外交关系的对等。这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个。

下面是蓬佩奥国务卿声明的全文翻译：

推动美中外交关系对等

多年来，PRC对在PRC境内工作的美国外交官设置了远远超出外交规范的重大障碍。PRC当局实行一套不透明的审批程序，旨在阻止美国外交官的日常业务以及与中国人民建立联系。美国外交官举办文化活动、举行正式会议和访问大学校园的努力经常遭到阻挠。

相比之下，在美国，PRC的外交官在美国社会享受着开放式的接触，而无视美国不断提出的改善平衡的要求。为回应PRC对美国外交官的长期限制以及拒绝在对等和相互尊重的根本问题上进行善意接触，国务院被迫对PRC外交官施加某些新的要求。

国务院现在将要求PRC驻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必须获得批准才能访问美国的大学校园以及与地方政府官员会晤。PRC使领馆在使团地界外举办的参加者超过50人的文化活动，也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也将采取行动来帮助确保所有官方的PRC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社交媒体账户的被恰当地标注为PRC政府账号，因为美国大使馆被禁止自由使用PRC的社交媒体，而且PRC公民被禁止使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等其它社交媒体平台。

美国坚持认为，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应享有对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准入对等。这些对PRC外交官的新要求是对PRC已对我国外交官施加的过当限制的直接回应，而且目的是就PRC政府的做法提供更多的透明度。倘若PRC取消对美国外交官的限制，我们随时准备作出对等回应。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旧文章ID：22859

陈艺元：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内容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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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艺元  来源：中美印象

1982年8月，中美签订了第三个联合公报之后，美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的官方声明中一直强调中美三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构成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1]。《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也是美国官方一再坚称的美对台政策的基石。每一届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后，都会向台湾当局重申“六项保证”。然而，不同寻常的是，美国政府一直坚守的对华政策的基本主张中所强调的“六项保证”并没有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存在，现实情况是作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的对台“六项保证”的以“口头承诺”的政策形式存在。该保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并没有官方认定的正式版本，各种表述版本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是美国奉行“战略模糊”对台政策的具体表现，模糊性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属性之一，这种模糊的性质令美国中美关系中处理台湾问题更加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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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 星期一(8月31日)说，继去年美国将里根总统“六项保证”备忘录解密后，美国政府又将两个与台湾有关的机密电报解密，他鼓励大家到美国在台协会网站上去看这两个电报的内容。】

虽然里根总统图书馆档案的解密已经具备揭开“六项保证”神秘面纱的条件，但是和新近解密的涉及对台军售的“里根备忘录”不同，对台“六项保证”的原件仍然没有公诸于世。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之前，对台“六项保证”作为最具有执行力的口头承诺，并非以正式文件存在，其原件也并未示人。“六项保证”是口头传达的，并且在政府文件中被刻意隐藏，传达过程也是高度机密的，因此至今关于“六项保证”的文本仍然存在争议，台北和华盛顿对“六项保证”的认知大有出入。目前“六项保证”的文本有三个：台湾“外交部”的版本、何志立版本和钱复版本。这三个版本除有关“台湾主权”问题的保证不同外，其他均一致。由于该“保证”是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做出的承诺，所以本文以美国官方认定版本为准。[2]

一、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内容及实质

1982 年7月14日，美国签署《八•一七公报》一个月前，美国向台北转达了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3]，其中规定，关于对台军售承诺，美国“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保证1），也“不在事前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保证3）。“六项保证”最初是由里根总统的代表李洁明以口头形式传达给时任台湾总统蒋经国，随后，通知美国国会。

其内容如下：

1. 美国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限期。

2. 美国不变更《与台湾关系法》。

3. 美国不在事前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

4. 美国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

5. 美国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即台海两岸共同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美国不强迫台湾与大陆谈判。

6. 美国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六项保证”虽然只是口头传达而非正式文件，但却是美国对台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对台军售政策框架中与正式文件并列，是中美台三方博弈中台方的重要砝码。之后的事实表明，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效力甚至高于中美领导人正式签署的《八•一七公报》。[4] 2002年3月，小布什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佛罗里达举行的“美台军事工业会议”上表示：“在1982年以来，这‘六项保证’一直是美国政策框架的一部分。在随后的年代里，虽然它们不是公开讲话的主题，但在国会作证时经常被提到。” 曾长期供职美国政府部门、美国著名台湾问题专家容安澜在其关于美国台湾政策的专著中指出：“本作者在政府工作的实践是，按照凯利（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的观点，把这些保证作为政策文件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加起来一起，构成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处理海峡两岸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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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公报电文】

对台“六项保证”缺乏官方文件支持的天然缺陷导致其真实的基本性质只能是美国政府一份缺乏文字依据的政策（policy），甚至不属于国际政治中只有总统才具有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权的范畴。因此，在美国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台“六项保证”只是里根政府在其任期内制定的对台政策，并不具有强制延续性。仅是出于以台湾制衡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考虑，里根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重申并且坚持奉行对台“六项保证”，但在法律上美国政府并没有必须履行该项政策的责任与义务。2011年10月31日，美国前国防安全合作局运作部主任罗斯(Edward Ross)在“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中就表示，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各任政府的政策而非法律，对继任政府并不具备法律拘束力，只要有需要，这些政策可以被废除或改变。[5] 罗斯曾经负责保管里根总统给台湾“六项保证”的原始文件，他说：“它（“六项保证”）对奥巴马总统或其他人没有约束力，那是里根总统的政策，不是克林顿政府或其他政府的政策，未来的总统可以在上任后改变这个政策。”[6]

时过境迁，事实证明除了主权问题[7]之外，“六项保证”的主要内容依旧成立，基本上未发生改变，美国政府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并不与中国政府正式磋商，美国不仅没有放弃《与台湾关系法》，甚至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加强美台关系。虽然，美国在每次军售前会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并有时候会通过其他“非正式”方式同中方进行某种沟通并试探中方底线，但这也仅限于非官方非正式的私下渠道和方式。例如，2010年1月30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升级，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琼斯（Gen. James L. Jones）在美国国际战略学会（CSIS）称：“有关这项军售案，不论我们所将宣布或不宣布的内容，都不会让我们的中国朋友意外。我们将会以透明化的方式进行磋商（We will consult in a transparent way）。”[8]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印尼时曾表示，对台军售前美国曾向中国“知会”（heads-up）相关情况。[9]

二、美国国内关于“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10]）的争论

在中美关系发展合作层面大于竞争层面的大背景之下，处于各种原因，美国国内数度出现放弃或修改（modify）“六项保证”的声音。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文提出：“美国最终可能需要放弃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与中方制订一个对台军售的对话机制。”[11]史文认为，这些保证必须在美国的整体利益下来考量。美国的政策最终是要实现美国的利益，“六项保证”只是政策，不是美国法律，它们可以被修改，如果美国利益认为应该如此。因为这项口头承诺的意义在今天中美地缘政治利益的大环境中已经与过去不同。

小布什总统时代，美国政府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六项保证”已经无法适应当时情势发展的需要，主管两岸事务的助理国务帮办卿薛瑞福曾于2005年提议更新“六项保证”，扩充其内容。关于对台军售问题该版本的第二点称，美国将总是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并将继续确保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确保美国军队维持在台湾海峡抵抗武力的能力。其中增加了通过军售保持美国军事能力的内容，却删去了“美国不在事前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的内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该条“保证”于现今意义不大，中美决策层之间完全有更多地方法和渠道就军售议题进行沟通。

但是美国官方从未承认放弃对台“六项保证”。无论具体执行情况如何，但是在公开声明和表态中一直将其同《与台湾关系法》一起作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精神。2011年1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升级145架F-16A/B战机军售案之后，曾传出美国政府在宣布军售之前就其内容同中方进行沟通的传闻。2011年10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立即在美国众议院就台湾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代表政府5次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对台“六项保证”。其作证称：“我从未听到过美国官员曾和中国讨论过或者是询问他们对台军售的意见，我绝对保证。我们从没有这样做过，不论是在台湾或是对中国大陆。”[12]此外，2014年3月28日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13]、4月3日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iel Russel）都公开重申美国信守“六项保证”。2017年1月12日，美国候任国务卿蒂勒森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作证时重申美国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以书面形式强调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14]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提名听证会上不断重申“‘六项保证’等文件构成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

美国亲台势力对政府是否重视“六项保证”非常敏感。2014年4月3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在《与台湾关系法》35周年之际评估美国对台政策”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15]（Daniel Russel）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美国参议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委员会成员卢比奥（Marco Rubio）的追问下，拒绝重申“六项保证”是指导美台关系的原则。之后卢比奥参议员致信给克里国务卿，要求奥巴马政府就里根总统制定“六项保证”是否有效做出澄清。[16] 美国亲台派根据此事件做出奥巴马政府拒绝重申对台“六项保证”的判断。而拉塞尔当天稍晚就通过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此事做出澄清，公开重申美国信守“六项保证”。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表述“六项保证”时必须严谨审慎，否则会引起国内亲台派的强烈反扑。

美国政府很难放弃对台“六项保证”，其毕竟是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之一，但是其具体执行力确实存在日益下滑的状况，美国已故对华问题专家费浩伟（Harvey Feldman）认为，“这一政策延续至今，有一个重大例外和一个部分例外。部分例外是，华盛顿出现了根据北京最终的容忍限度来决定向台湾出售哪些武器的趋势。重大例外则是‘主权’问题。从发表上海公报到现在，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不可知论，拒绝做任何表态。但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以及最近美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的声明使美国的立场变成：无论台湾是什么或可能成为什么，它现在不是一个‘国家’”。[17]费浩伟对于台湾“主权”问题发生变化的判断虽然既敏感又偏激，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里根政府的“六项保证”在行文上宽泛和模糊的用词给历届行政当局留下足够可以发挥的解释空间。行政部门会在大的原则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中美关系的情况对“六项保证”进行可以变通的解释和操作。由此可见，“六项保证”地位虽高，但毕竟不是正式文件，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拥更多操作和解释余地，事实也表明其在执行对台军售过程中会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蚕食相关内容，但从未在公开表态中表示放弃相关内容。而在近期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比较紧张的时刻，美国亲台势力推动“六项保证”法定化的事实也表明，中美关系对“六项保证”的地位和执行力的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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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保证电文】

三、对台“六项保证”立法化的进程

在美国传统亲台势力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国内出现了推动“六项保证”立法化的浪潮，意在将该非正式文件用法律的形式进行固定，将其从一个口头保证提升为和《与台湾关系法》并列的美国对台政策基石。2015年10月28日，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Rep. Steve Chabot (R-OH)）向众议院提出标题为《再度确认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石》（HCR88“Reaffirm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的议案。该议案最后以“敦促总统和国务院公开地、主动地、持续地确认‘六项保证’作为美台关系的基石”[18]结尾进行加强。这是美国前总统里根1982年提出的“六项保证”首度诉诸书面文字。

2016年4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19]，重申《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将对台“六项保证”列入法案，并于2016年5月16日在众议院院会表决中顺利通过。[20] 2016年7月8日，参议院通过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提出的第38号共同决议案（SCR38 “Reaffirm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完成国会法律程序将“六项保证”诉诸文字（文字化），以书面形式表述里根总统1982年对台湾做出的口头保证。参议院的38号共同决议案表达参众两院共同意见，一是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两者皆为美台关系的基石，二是敦促美国总统及国务卿，“公开、主动并始终如一地确认‘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21]，共同决议案旨在表达国会立场，无须总统签署生效，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这个最终通过的修正版本采取的是前亚太助理国务卿何志立1982年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内容[22]。1982年8月18日，时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何志立（John Herbert Holdridge）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办关于“中国-台湾:美国”的听证会上作证中美国政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六项保证”内容，这也是之后美国各界公认的版本。

根据梳理国会相关文件发现，夏伯特版本经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审议，修改后递交全院的版本在措辞和顺序上都做了很大的调整，内容为：第一，美国不赞成对台军售设定限期；第二，美国并不寻求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作调停；第三，美国也不会施加压力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第四，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第五，美国并无计划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第六，《八•一七公报》的内容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售武之前会征询北京意见。其最为重要的是夏伯特版的提案原始内容，该版也被称为所谓的“台独版”，“六项保证”的第6点为：“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然而，众院外委会2016年4月20日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的共同决议案后，已将上述内容修正为“美国对台湾主权相关议题长期以来的立场并未改变”。这可以解读为“美国对于台湾属于中国并不否认，但对属于哪个中国有所保留”。

[1] “NOMINATION OF HON. MIKE POMPEO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FTEENTH CONGRESS”，APRIL 12, 2018，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20HRG.%20115%20339%20Pompeo1.pdf

[2] 2016年5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再度确认与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石法案》，H. CON. RES. 88，“六项保证”条款第一次被正式付诸于美国官方书面形式。本文“六项保证”内容摘自该法案。

[3]1982年8月17号美国与中国发布联合公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在当年的7月14号，由台湾外交部次长钱复陪同，向当时台湾总统蒋经国递交了里根总统的一张纸条(blind memo)。里根在这张没有办公室标记也没有签名的纸条中写下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第3个联合公报的过程中所承诺的“六项保证”。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May 17, 1982, Taiwan 5/1/1981-6/17/1982 CFOA 219, Edwin Meese Files.

[4]事实表明在美国实施对台军售政策中，“六项保证”被得以贯彻，《八•一七公报》公报内容则被忽略。

[5]“专家：对台保证与美中公报皆无法律效力”，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1031-taiwan-six-assurances-legal-132948973/789930.html.

[6]同上。

[7]克林顿总统在被称为“三不”的声明中称：“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们也不认为台湾可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在小布什政府声明：美国将反对任何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最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高级成员又加上了一点，称无“论台湾或中华民国（这仍是台湾的正式名称）在国际上都不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以上与《与台湾关系法》相关条款相悖。

[8]HELENE COOPERJAN，“U.S. Approval of Taiwan Arms Sales Angers China”, http://www.nytimes.com/2010/01/30/world/asia/30arms.html?_r=0

[9]“知会=咨商？帕内塔对台军售说引关注”，http://www.ccitv.ca/bbs31/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6452。

[10]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2007年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组织的一项回顾里根总统时代有所谓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六项保证的研讨会上表示，“六项保证（assurances）”的a要小写，因为它并不是正式官方名称。http://www.taiwan.cn/plzhx/gjshd/200710/t20071015_468011.htm.

[11]“修改六项保证？学者认为中将反制对台军售”，http://m.voachinese.com/a/article-20110929-us-taiwan-policy-130796018/788401.html，2011年9月29日。

[12]Kurt M. Campbell,“为什么台湾重要（二）”，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1年10月4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1/10/20111005173010×0.448753.html#ixzz3N7DobTWR.

[13]麦艾文在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举办的一项以“35 YEARS OF U.S.-CHINA RELATIONS: DIPLOMACY, CULTURE, AND SOFT POWER”为题的研讨会重申美国对台政策，https://www.brookings.edu/events/35-years-of-u-s-china-relations-diplomacy-culture-and-soft-power/。

[14]“U.S. secretary of state reaffirm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https://newssummedup.com/summary/U-S-secretary-of-state-reaffirms-Six-Assurances-to-Taiwan-68ew06.

[15]拉塞尔是坎贝尔的继任者。

[16]"Obama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Reaffirm That “Six Assurances” Is Still U.S. Policy On Taiwan", Apr 03 2014, http://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52fbe6f0-6484-41cf-865e-eb943f0bb3a0

[17]Harvey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October 2, 2007,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7/10/president-reagans-six-assurances-to-taiwan-and-their-meaning-today（上网时间2013年6月13日）.

[18]同上。

[19]“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Unanimously Passes “Six Assurances” Legislation, ”，http://fapa.org/wp/2016/04/house-foreign-affairs-committee-unanimously-passes-six-assurances-legislation/.

[20]According to govtrack，“the “83% chance of being agreed to”,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4/hconres88#，（上网时间2013年6月22日）。

[21]“Legislative Research: US SCR38 | 2015-2016 | 114th Congress”，https://legiscan.com/US/research/SCR38/2015.

[22] 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president-reagans-six-assurances-taiwan-and-their-meaning-today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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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最大恶意，旨在下一任期全面对付中国的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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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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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四天的共和党全国大会(Republic National Convention)结束了。Trump正式接受共和党内的总统候选提名，参加11月的大选。

在这个大会上：

1、 Trump及其幕僚没有提出关于未来四年的具体政策，而是继续制造恐惧(manufacture fear)和散布谎言，当谎言重复一千次的时候，不但Trump的粉丝能够相信这些谎言，连反对派及媒体都有些无所适从了：对于民主党及主流受教育人群而言，有小一半的美国人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宇宙。在主流媒体上揭露Trump的谎言对Trump的基本盘起不到任何效果，反而还会被这小一半美国人称为fake news。美国已经完全进入后真相时代，不同的人群相信不同的真相。

2、 Trump竭尽全力散布恐惧，对Biden及民主党进行妖魔化，将Biden描绘为一系列的毁灭者：

"destroyer of American jobs",

"destroyer of American Greatness",

"[represents/allows] a radical movement to completely dismantle and destroy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毁灭美国的工作，毁灭美国的伟大，让一场激进运动毁灭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如果Biden当选，中国将拥有我们的国家(China would own our country if Joe Biden got elected".)

3、 Biden被Trump描绘为“社会主义特洛伊木马”。

——“拜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如果拜登不敢站起来反对桑德斯及其激进盟友等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怎么可能站起来保护你?”

(Biden is a Trojan horse for socialism. If Joe Biden doesn’t have the strength to stand up to wild-eyed Marxists like Bernie Sanders and his fellow radicals, then how is he ever going to stand up FOR you?)

过去几十年，Biden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枢，不左不右，Trump及幕僚研究了半天，觉得很难对Biden的政治立场进行攻击，于是转而将Biden描绘为一个可能被民主党激进左翼(Radical Left)操纵的昏庸的老头儿(Sleep Joe)，民主党左翼即指Bernie Sanders, Elizabeth Warren及“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拥护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客。Trump认为Biden年事已高，这届政府就是过度，当选后就会被左翼操纵和利用。老一代美国人极为惧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这是对传统美国政治价值、生活方式、社会建制的存在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本来Biden是一个左右两边都能接受的温和中间派，为了打击他，Trump就将Biden描绘为脑子已经不灵光，是激进左翼的傀儡，其作为特洛伊木马被植入华盛顿，一旦进入华盛顿，就会释放社会主义力量。

4、 “Trump党人”主导的共和党代表大会避免提及具体政策，而是诉诸恐惧和情感，通过散布美国生活即将毁灭的恐惧来鼓动自己的基本盘。这和他2016年的套路一样。而2020年的Trump虽然是在任总统。却仍然试图将自己包装为华盛顿的外来者、挑战者(insurgent)，将Biden及民主党精英表述为华盛顿既得利益者，这是主政白宫的Trump让Biden“被反客为主”，继续煽动自己的基本盘对抗“华盛顿精英”。

5、 这些天美国最严重的公共事件是威斯康辛州Kenosha的暴乱。黑人Jacob Blake在街头被白人警察由身后连射七枪(居然生还，只是致瘫)，然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及升级的暴乱。这时，一些持械的白人(都是Trump的支持者)组织起来，参与到街头维护治安活动。其中一名17岁的青年Kyle Rittenhouse在与抗议者冲突时被抗议者围攻，射杀了两名抗议者、打伤一人，并在混乱中离去。在场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了第二天才将其抓获。这就是2020年美国的现状：疑似持械或被认为会给警察造成威胁的黑人可以随时在街头被射杀;而在街头公开持枪的白人却可以被认定是与执法队伍一方的守法公民。如此严重的种族问题引发了更多规模的抗议(包括NBA罢赛)。这个事件爆发的同时，共和党全国大会正在进行。Trump说了什么呢?和过往一样，没有对警察暴力进行谴责，没有对种族冲突做出分析，没有对暴力表示遗憾，做出回应，提出美国应该团结，而是明确站在基本盘的一边，谴责抗议者的暴力行为，而且还具体谴责到民主党治理的城市：

——“共和党用最严厉的措辞谴责民主党治理城市所发生的暴乱、抢劫、纵火和暴力

——包括Kenosha、明尼阿波利斯、波特兰、芝加哥及纽约“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he Republican Party condemns the rioting, looting, arson and violence we have seen in Democrat-run cities like Kenosha, Minneapolis, Portland, Chicago, and New York)

Trump在这场种族冲突中是明确站队，站在他的中低层白人基本盘一边，支持警察，强调“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实际上谴责整个左翼抗议运动。

距离大选还有两个月的时间。Trump很明显是希望看到更多的暴力。他看到，威斯康辛“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暴力抗议活动就是为COVID-19疫情问题翻盘的机会，暴力越严重，Trump的白人基本盘就越反感，而民主党如果羞于表态，就可能使得厌倦暴力的白人们重回支持Trump。

如果民主党不再出来明确表态，谴责暴力行为，则威斯康辛Kenosha事件有可能是使Biden大选翻盘的事件。

6、2020年的共和党已经与2016年、本世纪初乃至九十年代时的共和党完全不同了。这时的共和党已经没有具体政策，共和党也已经转变为“Trump党”。如果你不支持Trump，那你就不算共和党人。而Trump的政治，就是诉诸民粹情感，偏激、反动、反智、反现代。Trump基本盘支持的是Trump这个具体的个人及其所代表的美国草根政治文化。而另一支支持共和党的传统力量——工商业及金融精英，却在民粹大潮下渐行渐远——这些人一定会认为，Trump的反智和反动实在是超出了自己容忍的底线，Trump真的是在侮辱智力和道德。从智力智识和道德上，他们实在耻于与这样的共和党为伍。而Trump在讲演中大量的反贸易反全球化讲话，白宫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及金融战的前景，也定让他们感觉到巨大的不安。Trump会不会为了自己的草根支持者最终抛弃工商业界精英和华尔街?Trump主导的共和党未来何去何从?共和党在过去几十年所依赖的“工商业界精英与白屌丝联盟”会否最终瓦解，并转而为白屌丝的民粹政治所主导?没有人能够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共和党”已经完全蜕变为Trump党，与人们传统上理解的共和党完全不同。而民主党却在变得更加多元化，融入了从左到右政治光谱上更大范畴的人群。

不过，拥护Trump但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中低层白人——所谓的“Trump Democrats”，与80年代转投里根的民主党人(Reagan Democrats)非常相似，美国政治经历的只是一次回归，当然也可能是回光返照。

今天笔者无意对Trump选举政治做更多的分析，只是打算援引一下他在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及中国的内容，让我们一窥他未来四年的中国政策及Trump连任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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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在讲话中提及中国的内容：

Transcript of Trump’s Speech at 2020 RNC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8/27/trump-rnc-speech-transcript-404061

1)“For 47 years, Joe Biden took the donations of blue collar workers, gave them hugs and even kisses, and told them he felt their pain – and then he flew back to Washington and voted to ship their jobs to China and many other distant lands. Joe Biden spent his entire career outsourcing the dreams of American Workers, offshoring their jobs, opening their borders, and sending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to fight in endless foreign wars.”

过去四十七年，Biden拿了许多蓝领工人的捐赠，和他们拥抱和亲吻，告诉人们他知道他们的痛苦。然后，他就飞回华盛顿，投票支持将这些人的工作机会送到中国和许多其他遥远的地方去。Biden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将美国工人的梦想外包到海外，把他们的工作转移到海外，开放美国的边境，并让人们的孩子和女儿到外国去打无数的战争。

2)“Washington insiders asked me NOT to stand up to China – they pleaded with me to let China continue stealing our jobs, ripping us off, and robbing our country blind. But I kept my wor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e took the toughest, boldest, strongest, and hardest hitting action against China in American History.”

华盛顿的局内人建议我不要站起来反对中国——他们请求我继续让中国偷窃我们的工作，把我们大卸八块，恣意掠夺我们的国家。但我要对美国人们信守我的诺言。我们对中国采取了美国历史上最强硬、大胆、强烈、有力的打击行动。

3)By the end of my first term, we will have approved more than 300 federal judges, including two great new Supreme Court Justices. To bring prosperity to our forgotten inner cities, we worked hard to pass historic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prison reform, opportunity zones, the long-term funding of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efore the China Virus came in, produced the best unemployment numbers for African-Americans, Hispanic-Americans, and Asian-Americans ever recorded.

到我第一次任期结束时，我们已经任命了300个联邦法官，包括两个最高法院法官。为了给我们被遗忘的内陆城市创造繁荣，我们努力的通过历史性的刑事司法改革、监狱改革、“机会区”、对有历史传统的黑人高等院校进行长期资助——直到中国病毒侵入前，我们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及亚裔美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低的失业数字。

4)Biden’s record is a shameful roll call of the most catastrophic betrayals and blunders in our lifetime. He has spent his entire career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Biden voted for the NAFTA disaster, the single worst trade deal ever enacted; he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ne of the greatest economic disasters of all time. After those Biden calamities, the United States lost 1 in 4 manufacturing jobs. The laid off workers in Michigan, Ohio, New Hampshire, Pennsylvania, and many other states didn’t want Joe Biden’s hollow words of empathy, they wanted their jobs back!

拜登的职业记录就是在列数我们有生之年最具灾难性的背叛及错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历史错误的一边。Biden投票支持了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史上最错误的贸易协议。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世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在这些Biden造成的灾难之后，美国丢掉了25%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密歇根、俄亥俄、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和其他州不需要Biden空洞的安慰，他们要拿回他们的工作!

5)As Vice President, he supported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which would have been a death sentence for the U.S. Auto Industry; he backed the horrendous South Korea trade deal, which took many jobs from our country. He repeatedly supported mass amnesty for illegal immigrants. He voted FOR the Iraq War; he opposed the mission to take out Osama bin Laden; he opposed killing Soleimani; he oversaw the rise of ISIS, and cheered the rise of China a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for America and the world. That’s why China supports Joe Biden and desperately wants him to win.

在当副总统之后，他支持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协议会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判处死刑;他支持了可怕的韩国贸易协议，夺走了我国许多的就业。他不断支持对非法移民的大规模赦免。他支持了伊拉克战争。他反对搞掉本拉登的军事行动;他反对杀死苏莱曼;他看着ISIS壮大;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及全球的一个“积极发展”。这就是中国支持Biden并且极力希望他当选的原因。

6)China would own our country if Joe Biden got elected. Unlike Biden, I will hold them fully accountable for the tragedy they caused.

如果Biden当选，中国就会拥有我们的国家。和Biden不同，我会让他们对他们造成的灾难负全责。

7)In recent months, our na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been hit with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 that China allowed to spread around the globe.

最近几个月，我们的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正在被一场百年不遇的瘟疫侵袭。这场瘟疫就是在中国的容许下传播全球的。

8)When the China Virus hit, we launched the largest national mobilization since World War II. Invoking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we produced the world’s largest supply of ventilators.

在“中国病毒”侵袭时，我们进行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动员，我们动用了《国防生产法案》，生产了供应数量全球第一的呼吸机。没有一个需要呼吸机的美国人被拒绝提供呼吸机。

9)Unfortunately, from the beginning, our opponents have shown themselve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a partisan ability to criticize. When I took bold action to issue a travel ban on China, Joe Biden called it hysterical and xenophobic. If we had listened to Joe,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Americans would have died.

很不幸的，从最一开始，我们的对立面就显现出来：他们除了从自己党派角度对我们进行批判外什么也做不了。当我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时，Biden称这个行为是歇斯底里、排外的。如果我们听了Biden的话，美国还得多死几十万人。

10)He has pledged a $4 trillion tax hike on almost all American families, which will totally collapse our rapidly improving economy and once again record stock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just as I did in my first term, I will cut taxes even further for hardworking moms and dads, not raise them. We will also provide tax credits to bring jobs out of China BACK to America – and we will impose tariffs on any company that leaves America to produce jobs overseas. We’ll make sure our companies and jobs stay in our country, as I’ve already been doing. Joe Biden’s agenda is Made in China. My agenda is MADE IN THE USA.

[Biden]提出要对几乎所有美国家庭增加4万亿美元的纳税，这将彻底摧毁我们快速恢复的经济及创造历史高位的股市。另外，正如我在第一次任期时所做的，我会对努力工作的母亲和父亲进一步减税而非增税。我们还会提供税收优惠把工作机会从中国带回美国。我们会对所有离开美国，在海外进行生产的企业征收关税。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企业和就业机会留在美国，正如我一直以来所做的。Biden的计划是“中国制造”。我的计划是“美国制造”。

11)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we will make America into the Manufacturing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We will expand Opportunity Zones, bring home our medical supply chains, and we will end our reliance on China once and for all.

在未来四年，我们要把美国变成全球的制造业超级大国。我们要拓展“机会区”，让我们的医疗供应链回到国内，我们要彻底结束对中国的依赖。


这就是Trump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提及中国的部分。全面的敌意及恶意。Trump政府今年以来对中国的极端恶意也使得后续的高层对话与合作非常困难。

威斯康辛Kenosha事件突然为Biden竞选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如果Trump连任，那么他将在未来四年把打击中国作为自己的最大目标，并且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努力把遏制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遗产。中国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外部环境。

来源时间：2020/9/2   发布时间：20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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