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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作者:苏珊·赖斯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不顾一切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煽动种族暴力,鼓励武装自发组织去跟那些被警察杀害和重伤手无寸铁黑人的暴行激怒的抗议者发生冲突。特朗普正在用煽动民众冲突来转移选民对其失败领导力的视线,以此提高他的胜选可能性。

  尽管这会导致死亡,但特朗普的最新手法反映了他对总统职位的看法,他认为总统是他的个人工具。特朗普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只想试图延长自己的任期,同时削弱任何对其权力的限制。

  在整个行政部门,特朗普以及他任命的官员蔑视长期遵循的规范,违反法律,却相对不受惩罚。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只要能保住他们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早已把监督和问责献在了顺从现任总统的祭坛上。

  在唐纳德·特朗普统治下,权力的滥用几乎触及政府的每个角落,表明总统视民主本身为对手。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总统和高级官员们公然违反禁止政府官员在职期间从事政治活动的《哈奇法案》(Hatch Act)。包括在白宫举办有穿制服的联邦执法人员出场欢呼的活动,在白宫举行被用作竞选活动的入籍仪式,让参加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政治道具,还包括他的国务卿违反国务院规定,从耶路撒冷发表助选演说。特朗普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亵渎了总统的职位。

  特朗普无视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代价,要求减少病毒检测,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最近向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施压,要其不再为接触过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做检测,并停止直接收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住院病例的关键数据。特朗普对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进行类似的胁迫,让其大肆鼓吹用感染后痊愈者的血浆治疗新冠肺炎的好处,并可能在美国完成标准的三期临床试验之前迅速批准一种欧洲疫苗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国务院和许多联邦机构对国会的传票常规性置之不理。五名机构监察员因调查行政部门渎职的指控已被解雇,像紫心勋章获得者亚历山大·文德曼中校(Lt. Col. Alexander Vindman)和他的双胞胎兄弟这样的吹哨人则遭到骚扰,得不到晋升。

  武装力量总司令对军队司法进行不恰当的干预,以牺牲纪律和部队凝聚力为代价,赦免战争罪犯。特朗普的商务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缩减人口普查,显然是为了少统计贫困和少数族裔群体的人口。他当邮政署署长的亲信让邮局经理们放慢邮件处理,旨在破坏用邮寄投票。

  特朗普还损害了那些为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设计的神圣权力。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配合部署联邦部队,用暴力手段驱散了华盛顿的和平抗议者。国土安全部不顾地方官员的反对,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向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其他城市派遣武装部队。武装部队的出现不出所料地加剧了暴力。

  这些滥用联邦权力的行为如此过分,以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Gen. Mark Milley)有充分理由感到,必须做出军方不会在大选及其后果中起任何作用的保证。

  为了支持特朗普关于俄罗斯没有代表他干涉2016年大选,而且现在也没有这样做的虚假说法,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误导性地将俄罗斯与中国和伊朗的作用混为一谈,并拒绝向国会情报委员会进一步提供关于选举问题的口头简报。

  同样,因为特朗普在几年前反对其中一些内容,情报界也一直被阻止向国会提供年度全球威胁简报。

  特朗普利用司法部放过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和罗杰·斯通(Roger Stone)等被定罪的自己人,并编造出弥天大谎,指责奥巴马政府通过对特朗普竞选活动进行“间谍活动”犯下“叛国罪”。

  从2016年至今,他多次向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寻求外国势力干涉选举,打击对手,并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

  特朗普为将这个国家变成他的个人地盘所做的种种努力,不仅是专制统治,也严重侵蚀了美国的民主和国家的团结。

  美国上一次出现严重滥用职权的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人民的回应是在1974年的选举中,让反对党以压倒性多数进入参众两院。国会通过了全面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提高透明度,并对总统职位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加以约束。

  特朗普所蔑视的许多规范和法律,都诞生于那个时代。他最新的滥用职权之举,既凸显了现有法律的不足,也表明那些白纸黑字的条文未能得到充分的执行。

  这个国家需要总统和国会致力于影响深远的改革,填补水门时代在立法上留下的空白。新法律必须确保平等的政府部门有效地约束试图为所欲为的总统。在执法层面,不能继续依赖行政部门的自我监管,而且要免受总统在国会中的执政党同僚的干扰。

  作为毕生的民主党人和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我自然希望看到一位民主党人入主白宫。但这次选举事关重大,不仅仅是在政党层面。

  过去四年暴露了我们民主体制的脆弱,以及我们对规范而非可执行法律的过度依赖。美国的民主要想持久,就不能给未来会滥用总统权力的盅惑者机会。


  苏珊·赖斯(Susan E. Rice)自2013年至2017年之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是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她为时报观点版面供稿,著有回忆录《Tough Love: My Story of the Things Worth Fighting For》一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mbassadorRice。

  翻译:Cindy Hao、杜然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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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华政策兑现四年前的竞选承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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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加足马力寻求连任。2016年入主白宫前,他曾在许多和中国相关的议题上许下承诺或发表观点,总基调是,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

  4年后,BBC中文梳理特朗普的这些话是否兑现。

  对中国商品增税(兑现)

  选举前:入主白宫前,特朗普在2016年6月发表贸易演讲,点名要惩罚中国,要对中国贸易行为发起持续性攻击,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他指中国在贸易上“强奸”美国,是史上“最厉害的盗窃行为”。彼时媒体和观察者慎之又慎,他们更愿意用中美经济摩擦形容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对抗,而对“贸易战”持谨慎态度。

  选举后:中美开打史上最大规模贸易战,并持续至今。

  2017年8月,上任大半年后,特朗普下令,依据“301条款”对中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此举被视为他针对中国采取的第一个直接贸易措施。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中美对对方商品互相征税,开启贸易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2018年6月15日,美国宣布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于7月6日生效。中国对此报复,称将从同日起对545种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

  同年9月,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予以报复,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2018年12月,中美达成90天休战协议。

  经过多轮谈判后,2019年5月,特朗普一度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中国表示将采取反击措施。中国将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关税从5%至10%提高到25%,以回应特朗普的决定。

  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加入了针对具体企业的做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被列入美国的管制实体名单,遭受制裁,和华为齐名的另外一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也遭到了制裁。

  大选前夕,中美两国于2020年1月15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月15日正式生效。但双方互加关税的态势并没有彻底扭转。
  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兑现)
  选举前:特朗普说上任第一天就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中国被指控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比美国商品更具竞争力。

  选举后:2019年8月,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七”不久,美国财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这是美国25年来首次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2020年1月,中国同意不死守人民币美元兑人民币一比七的心理关口。此后,美国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移除。

  特朗普政府的确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他也把汇率作为了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工具和武器。

  见金正恩和实现朝鲜无核化 (部分兑现)

  选举前:特朗普表示,为了阻止朝鲜的核武计划,他愿意直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谈判。此前,朝鲜围绕核武器的多次实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选举后:上任后,特朗普史无前例的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面,他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似乎希望寻求中国的帮助。

  2018年6月,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一次“特金会”在新加坡召开,朝鲜承诺致力“全面去核化”,分析人士质疑金正恩并未作出具体承诺。特朗普当时盛赞中国和“好朋友”习近平,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我的朋友”。

  半年后的2019年2月,特朗普和金正恩再次见面。但二人未能在河内峰会达成协议。期间,金正恩的专列借道中国。

  2019年6月30日,第三次“特金会”发生在板门店朝韩边境非军事区(DMZ)。特朗普也成为首位踏入朝鲜领土的美国现任总统。除开媒体给的“历史性”等标签,细化核协议具体内容一事并未向前推进。

  南海问题(竞选时说得不多,当选后做得不少)

  选举前:特朗普在当选后上任前于社交媒体上指责中国让其军事力量在南中国海耀武扬威,而事前从未"问过美国人"。

  选举后:特朗普上任至今就南海议题态度释放的态度变化多端,琢磨不透。

  特朗普上任一百多天后,美军欲巡航南海争议岛屿黄岩岛被五角大楼否决。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南海巡航减少。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和中国签订多项协议。中国外交部发出声明,两位领导人都支持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也支持按国际法保护各国在南海自由航行的权利。这被指比奥巴马时代的态度温和。在2016年9月奥巴马访华前曾警告中国不可以在南海“展示实力”。

  但是,特朗普上任后,中国在南海建岛屿的步伐并未停止。美国则在2017年底开始推行“印太战略”。虽然其亚洲伙伴的态度还有待观察,但以台湾为代表的一些地区或国家已经积极配合,并争取美国海空力量的支持,以保障自身战略利益。

  2020年8月,特朗普政府将2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禁止购买美国产品的政府名单,理由是它们帮助中国军方在有争议的南海建造人工岛屿方面发挥了作用。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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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芯痛” 痛在哪里,出路在何方?

作者:  来源:财新网-知识分子的博客

  导 读

  8月22日,在西湖大学工学院主办的 “思享汇” 上,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副校长仇旻就芯片制造工艺、中国 “芯” 痛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剖析,西湖大学工学院院长杨阳,以及李子青、周南嘉等学者也做了精彩的分享。在仇旻看来,中国芯片的未来需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继续追赶现有技术,另一条腿是把下一代芯片技术的突破口做好。因为 “如果只追现在的芯片技术,可能永远落后别人,当我们把下一代芯片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未来才有希望”。本文由仇旻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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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希望2025年70%的芯片依赖自主生产,目前大约90%的芯片依赖进口,图源Pixabay.com

  演讲 | 仇 旻(西湖大学副校长)

  整理 | 叶水送

  在演讲之前,我选了很久的题目,希望给各位介绍一点我们在做的研究,又要讲一些大众能听得懂的故事。最近关注度很高的芯片话题正好跟我的科研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在西湖大学工学院的合作群体也有很大的关系。刚刚李子青老师提到在微纳光学设计上我们有很多合作。实际上,用AI技术辅助设计的光学器件,例如透镜也可以嵌入芯片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近期与一家上市公司合作开发的AI增强现实芯片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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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思享汇” 活动上,嘉宾的主题分享

  回到今天的主题,中国 “芯痛” 到底痛在哪里,出路在哪?我们有些自己的思考。

  芯片我们每天都在用,口袋里只要有电子设备就有芯片,如手机、相机等。手机里面有多少个芯片?大概是20多个,包括电源管理、屏幕控制、存储数据,也包括人脸识别芯片,核心是运算处理芯片。

  1、芯片制造对材料要求非常高

  芯片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我们现在说的芯片大多是硅芯片,硅芯片从哪里来?为什么用硅,有个很根本的原因,因为硅便宜。硅是地壳和土壤中含量仅次于氧的大量元素。沙子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把硅提纯出来就可以用来做芯片。但实际上制作芯片需要六千多道工序,里面牵涉材料开发、图案加工、测试表征等过程。从材料做成结构,而且逐渐变成三维的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步要做材料,要做硅的晶圆片需要高纯度的硅。其实冶炼硅的原理很简单,一根预制棒放到熔化的硅里面,然后慢慢提起来,结晶之后就会形成一个硅棒,越粗越好,因为能做更大的硅片。硅棒切片之后就是硅晶圆片。我们在看新闻时,通常会看到硅片有直径6寸、8寸等等,这是什么概念呢?1英寸是2.5厘米,12英寸就是30厘米,同A4纸的长边差不多大小。

  实际上,中国一直到近几年才开始生产高端的硅片。现在上海新昇半导体公司已经可以批量生产12寸的硅晶圆片,浙江也有一家企业,金瑞泓,他们可以批量生产8寸硅片。晶圆对硅的纯度要求非常高,通常是9N到11N(也就是百分之99小数点后面有7个9或9个9),几乎不能有任何的杂质。前段时间,苏州新美光发布了国产单晶硅的规划,这对国产替代进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未来中国的芯片产业也非常重要。目前,他们已经实现了18寸(450毫米)11N的单晶硅棒。

  2、芯片制造工艺为什么这么难?

  芯片的地基有了之后,接下来怎么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玻璃上雕花。我们先在玻璃上涂一层蜡,在蜡上画出美丽的图案,再浇上酸腐蚀,然后再把蜡和酸洗干净,玻璃上就 “刻” 出花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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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制作工艺简易图,图片来自kuaibao.qq.com

  芯片制造的过程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 “光刻”。先在硅晶圆上匀一层胶,再用波长很短的紫外光曝光,就可以形成一个图案化的模板。我们所说的光刻机,主要作用就是把微纳米尺度的图案印到晶片上。另外,模板做好后还要刻出来。在玻璃上雕花要用酸,这里利用离子把表面的硅材料带走,然后就会留下想要的结构。

  晶片表面的结构做好后,下一步就是连接金属线,做封装测试。通常一个芯片也就几个厘米见方,因此一片12寸、30厘米的硅片上就可以做出上百个芯片来。这就是为什么晶圆越大越好。封装就是把晶圆切片包起来,让它不受外界材料或者环境的影响。这块工作目前国内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芯片制造为什么难?主要难在我们要在一片硅晶圆片上做出几百个芯片,而每个芯片又是由上百亿个晶体管构成。芯片进化的过程就是晶体管不断变小的过程,这就是摩尔定律:芯片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两年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我们通常所说的5纳米、7纳米、14纳米、28纳米,这个数字就代表了晶体管的工艺水平。简单来讲,它指的是电子从晶体管两级流过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也不是随意定的,在工业界有一系列的规定,并且每次工艺水平的提升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距离小到一定程度后,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晶体管的性能也会发生巨大变化。前段时间,全球半导体的龙头企业台积电宣布,最新的5纳米工艺今年已经进入量产。5纳米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10个水分子的距离。

  为什么要越小越好?第一个原因,更节能。因为晶体管越小,电流穿过晶体管走的路相应减少,功耗也更低。此外,在芯片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里面的晶体管数量越多,芯片性能也越高,实际上成本也在降低。我讲一个有意思的例子:1994年,我刚进实验室开始做科研,当时我们实验室买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时候需要2万多块钱,相当于现在至少50万人民币的购买力。当时我的导师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拿到的科研经费一个项目也就几万元,为了买一台电脑,他需要动用好几个项目的经费。

  3、中国 “芯痛”,到底痛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现在天天在讨论芯片,因为它对于中国太重要了。每年全世界芯片市场产值约4688亿美元,这还是2018年的数据。中国的需求占了全球市场的1/3,我们自己的产能差了很多,需要(大量)进口。

  那么,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没人做,为什么不投资这个领域?因为做这个事情太贵了,不是投资几个亿就可以了,是按照百亿美元的级别来说的,而且投进去后短期很少有产出,投资回报率非常低。

  那么,为什么别的国家或地区做得那么好?实际上,它们也是从很小的领域开始做,慢慢积累起来的。截至目前,国内在芯片产业上的投入仍然不够,这件事情要做好一定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光靠民营企业不可能承担这样大的投入。

  回到我国的芯片产业,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我们封装和测试是全球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的设计也越来越好。现在华为的芯片设计,在全世界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比如他们设计的麒麟芯片。

  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我们用的芯片设计软件是国外的,不是自己开发的。我们的芯片制造业还可以,在全世界能排前十,然而同样的问题,这些制造公司用的制造设备大多数都是国外的。如果他们不卖设备给我们,我们就会出现问题。

  上游半导体设备有光刻机、刻蚀机、生长材料的PVD和CVD等。我们最痛的是什么?就是光刻机。国产刻蚀机比较先进,像北方华创有一系列的设备,14纳米的技术没问题,中芯国际等也在用他们的设备。而国产光刻机呢,国内最领先的上海微电子目前还是90纳米。90纳米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国际上2004年的水平。上海微电子预计2021年可以做到28纳米,但仍然落后市场十年。

  通常我们说起芯片都会提到光刻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极其昂贵。进口一台光刻机需要上亿美元,实际上它反映了中西方在精密制造方面的差距。我们都知道荷兰ASML的光刻机最顶级,但它的关键零部件是来自于美国、德国、瑞典、法国等国家,是全世界顶尖技术的通力配合。

  我举一个例子,光刻机能够发展到现在,有一种叫做“浸润式光刻”的技术功不可没。简单来说,就是加工的过程是在水里完成,通过水的折射将光波长缩短。这个 “疯狂的想法” 刚提出来时是被业界所排斥的。抛开水可能带来污染的问题,光是水中产生的气泡就会对光刻结果产生严重影响。另外加工过程中水还不是一直静止的,有时候要高速运动,这个时候还不产生气泡就非常难了。如何让水里没有纳米级的气泡?类似的技术问题如果让我们的大学来解决会怎么样?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是考核发表多少篇论文以及多少篇高影响因子论文。这种听来很平淡,可能需要做很多年都出不了 “好论文” 的方向,大学里是少有人愿意去研究的。当然现在好了很多,国家也意识到这种评价体系的弊端,相信未来大学里会有更多的研究组会愿意去重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从生产芯片的角度来说,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最好的是中芯国际,市场占有率在6%左右,而台积电占59%,台湾同胞确实非常厉害。世界上前十名芯片代工厂中,台湾有4家,中国大陆现在有2家,中芯国际和上海华虹。虽然中芯国际排名第四,但还是有很多东西做不出来,包括一些核心器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2019年中芯国际终于实现了14纳米产线。然而,台积电现在已经做到了5纳米,14纳米是他们2014年的事情。

  在芯片制造上,中芯国际投了非常多的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例的20%,比台积电以及其他同行都要高。但从投入总额来看,还是比较小的,主要因为它所占的市场还不够大。台积电每年约有200亿人民币的投入,中芯国际研发费用不到台积电的1/4。当然,我也非常敬佩中芯国际,他们愿意投入这么大的比例到研发里面。

  既然芯片这个行业这么好、市场这么大,为什么少有人做?就是因为生产线越来越贵。从材料生产到光刻、刻蚀、封装,按照月产5万片晶圆估算,5纳米的生产线大约需要155亿美元的投入,如果做到3纳米就要220亿美元。这里面,仅ASML的顶级光刻机就是1.2亿美元一台。2018年,中芯国际想买它,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在新闻里面也看到了,ASML的供应商突遇火灾,原定交货计划也被迫延迟。虽然ASML公司表示,绝对不会对中国断供,中国要买多少台都卖,但要取得荷兰政府的同意。据说到目前为止,荷兰政府还没有许可,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4、中国 “芯” 要想赶超,更应该布局未来

  所以中国要做自己的东西。虽然我们具备了原材料、晶圆加工、芯片设计等方面的能力,但在核心的光刻机领域我们依然落后。高端的只有ASML一家,市场占有率达到百分之百。

  对于未来,我们还是要持续资源投入并且重视人才培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足够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后,台积电的5纳米,我们再过10年也可能做到,那么再往下到了1纳米,量子效应怎么应对?这个时候就更加突显人才的重要性,

  中国的5G做得非常好,5G专利全世界行业第一,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我们只追赶人家不够,还要提前布局。3G兴起的时候,华为刚在瑞典设立研发中心,因为当时爱立信是世界老大,2G、3G的核心技术拥有很大的比例。华为那时就开始布局4G,后面又率先布局5G、6G,现在5G技术做到了世界最领先。芯片这个领域也一样,我们要瞄准的是下一代技术。如果只是追赶现在的技术,很可能永远落在别人后面。但是把下一代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无论是材料生产,还是加工、封装乃至行业标准都由我们来制定,未来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现有的技术都是基于0和1的数字化芯片,未来的芯片不一定要这样,它很有可能是模拟芯片,或者是其他类型。从计算能力上来说,人脑是很笨的,只有计算机的万分之一不到甚至更小。但人的处理能力是强大的,人体是模拟芯片,探测的不仅仅是电、光、声,还有触觉等等。把这些技术融合集成在一起,产生下一代的光电芯片,这是我们希望布局的,至少是一条道路。如果比作两条腿走路的话,一条腿是继续追赶现有技术,另一条腿是把下一代芯片技术做好。

  现在西湖大学工学院在联合国内最先进的企业,筹建一个微纳光电系统集成的工程研究中心,我们希望把不同材料的光电器件集成到一个芯片上,也就是异质异构集成,用这个芯片来做各种各样的应用,如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我们的雄心很大,但能做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我们希望先从几个点开始,瞄准一些卡脖子技术,包括高速电光聚合物材料、高端半导体芯片,三维微纳打印技术,以及光电混合集成技术等。

  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集中力量去做,通过几个点的突破可以逐步走到世界前列。这个过程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时间,二是资金。虽然时间就是金钱,但资金投入也很关键。如果 “天时” 和 “地利” 都有,加上国内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联合有抱负的民族企业,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可以做成。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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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美国曾与前苏联合作对抗天花,现在也应与中国合作提供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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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近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与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助理研究员詹姆斯·海恩斯于美国《国会山报》联合撰文,呼吁中美两国合作提供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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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上

  文章指出,正如美国与苏联在1960年代冷战最严重的时期合作消灭天花一样,如今中美也可以开展合作,组建政府工作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冠疫苗,这种合作也可以帮助阻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以下为文章全文编译。

美国曾与前苏联合作对抗天花,现在也应与中国合作提供新冠疫苗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詹姆斯·海恩斯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助理研究员

  似乎每个星期都有更多关于中美关系恶化的坏消息,持续的对等制裁,外交上的高谈阔论,签证禁令,诸如“中美关系持续处于低谷”“中美关系迈向‘最黑暗的一章’”之类的新闻头条。与此同时,在美国,新冠大流行持续恶化,死亡人数已超16万。

  在这两种恶化趋势之中,中美两国是有机会通过国际合作改善外交关系,共同对抗新冠大流行。这对两国都有好处,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两个竞争对手并肩抗击疾病。

  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前苏联病毒制备研究所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天花疫苗。全球健康领域学者彼得·霍特兹(Peter Hotez)指出,苏联提供了“4.5亿剂疫苗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全球性的消灭天花运动,而美国则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这种疫苗分发的行动曾被视为“物流运输的噩梦”,世界卫生组织所获得的接种资金十分有限。因此,这两个名义上敌对超级大国联合了起来,领导开展接种行动。1980年,世界根除了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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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世界根除了天花(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但大国合作抗击新冠疫情这个想法却与此有显著差异。新冠肺炎是一种全球流行病,中美两国都未能完全根除该流行病,而在新冠大流行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在发生着结构性的深刻变化。

  尽管存在差异,尽管中美两国难以在制造疫苗方面开展正式合作,两国领导人也应合作将疫苗提供给低收入国家。

  疫苗可能会优先在本国使用,但两国至少也可以致力于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中国已经表示将出口国产疫苗,但截至本文撰写时,美国仍未有所表示。

  中美为什么应该合作?

  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共享疫苗将展示美国对在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有同样的承诺,否则将面临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拒绝合作将会导致美国与主要盟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损害美国在全球的声誉。

  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最高领导人已承诺,一旦中国研发的疫苗获批使用,非洲国家将会是最早一批从该疫苗中受益的国家,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最近呼吁中美两国在此方面进行合作。

  通过进一步合作,美国不仅仅可以督促中国履行提供疫苗的承诺,而且也可以阻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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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承诺将为非洲国家提供新冠疫苗(图片来自网络)

  合作可以通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建政府工作组,协调私营部门,促进疫苗的生产和分发。

  重点在于供应链。这方面的合作将会非常艰巨。一份报告称,单单在美国市场交付10亿剂疫苗就至少需要8000架货运飞机,更不用提向国外交付。世界卫生组织和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机构已经建立并维持了美国与国际卫生团体之间的联系,而主要的跨国制药公司也承诺向所有人提供尽可能多的疫苗。

  合作可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2009年H1N1流感疫苗接种中也曾出现。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对疫苗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但在随后几个月中,供应远远超过了需求。鉴于这项行动的范围之广,政府与私营部门团体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可以帮助减轻这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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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H1N1流感疫苗接种曾出现供求失衡(图片来自网络)

  最后一个要点:政治环境无疑将对该项目的成功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立场,西方国家担忧中国或第三方如俄罗斯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卫生中心主任丽贝卡·马丁(Rebecca Martin)将面临一个选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默许总统,保持一种孤立的、民族主义的方法来提供新冠疫苗,任死亡人数在世界范围内激增。

  或者,可以搁置激烈的权力竞争,要求在此问题上与大国开展合作。如果美国和前苏联能够在冷战高峰进行合作,那么中美两国现在也可以进行合作,而世界将会因此变得更加健康。

  本文The US cooperated with the Soviets on smallpox – it should do the same with China on COVID-19 vaccine distribution原刊载于美国《国会山报》。

  翻译 – 韦玮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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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两年多前非礼女职员 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今年4月遭警方严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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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丽云  来源: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著名时事评论家郑永年,被东亚研究所女职员指在两年多前非礼并报案后,今年4月被警方严厉警告。

  警方发言人回答《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证实在2019年5月13日接获一起涉及非礼的报案,一名57岁男子被指于2018年5月30日非礼一女子。“经过调查,警方咨询总检察署的意见后,今年4月23日向该男子发出严厉警告。”

  来自浙江省余姚县的郑永年现年58岁,1997年到东亚研究所当研究员,2008年升任所长,2019年5月卸任,任期长达11年。他今年从东亚研究所辞职,8月离开新加坡,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东亚研究所发言人回答《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表示,留意到社交媒体“针对东亚研究所和它一些在职和前职员的广泛指责”的贴文。“郑永年教授已向东亚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辞职,并且获批假期,一直到本月合约期满为止。我们知道警方的相关调查已结束,大学已针对网络上载的一些事务展开内部调查,正在跟进当中。”

  “研究所和大学严厉看待职员行为失当的指责。研究所已为可能受此事件影响的职员提供支持和援助,并会继续这么做。”

  郑永年去年6月卸下所长职务时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他虽然喜欢所长的工作,但身为学者,研究是他的喜好和感召,所以他选择辞职,以便重返研究工作,继续撰写政策性文章和引导年轻学者,并更专注于长期的研究。

  自称被性骚扰的Charlotte在今年8月7日的推特中,感激关心她的人,她表示警方调查在今年5月了结,之后她接获国立大学和东亚研究所的“温和警告”(soft warning),并被东亚研究所管理层“劝诫”不要接近同样被骚扰的女同事。她声称自己在研究所还承受不断的欺凌和攻击,并说过去10年骚扰行为没有停止,但管理层假装不知道。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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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提出改变台海现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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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68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和该协会的研究员萨克斯(David Sacks)9月2日在该协会网站发表题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能含糊其辞”的文章(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文章的主要观点为:

1) 战略模糊政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2) 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中国军力的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在中国把祖国统一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最主要内容的情况下,美国对台海局势的战略模糊已经不能起到之前预设的目的;

3) 战略模糊政策会使被特朗普搞得乌烟瘴气的美国与其在亚洲的盟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4) 美国不会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5) 美国在对台问题上放弃含糊其辞并不等于说一旦中国采用非和平手段统一台湾,美国就会宣战;作者提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目前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因此美国必须通过国会立法形式明确表明,如果中国武统台湾,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号召盟国一起行动;

6) 目前改变美国过去41年一贯如一的台海政策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放弃含糊其辞的新的台海政策可以提高美国的威慑能力,减少美中之间最可能发生冲突的台海战争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改善美中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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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查看哈斯与萨克斯的文章】

《美中关系快报》短评:

一、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试图放弃模糊战略。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不久在玫瑰园接受记者采访,当问到如果中国试图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怎么做,他的回答是,美国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是年9月11日,基地分子攻击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美国进入反恐战争,中国也进入发展最快的战略机遇期,中美大规模竞争的时代被推后了近20年。

二、特朗普总统本人对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可能知之不多,因此才会发生他在2016年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的事情。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他全神贯注“指挥”史诗般的中美贸易战,间接阻止了政府内那些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然而,疫情和选情改变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忽视,美国政府打台湾牌的节奏突然加快,军售不断加码,高官也开始出访,军事活动的频率与日俱增。美国政府最近解密所谓的“六个保证”文件也显示了政府在台海问题上要大有作为的倾向。

三、美国国会一直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过去近四十年,涉台法案只有《台湾关系法》,而国会最近三年一股脑通过了三个新的涉台法案,最近通过的《台北法案》被很多学者认为美国通过这一法案已经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国会成员对哈斯这样的建议一定会喜闻乐见,国会对此立法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四、不能小看类似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智库的能量。这个智库2015年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起发布的《改变对华大战略》的报告跟今年5月20日白宫公布的《美国对华战略》如出一辙。其次,哈斯本人以前曾是美国外交官,属于建制派,他对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非常不满,认为脱钩只能把美中关系拖入新冷战的泥潭。因此,他的这一建议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代表了美国外交界主流派的思路,如果拜登11月3日胜选,主流派中很多人可能会在进入拜登的外交和国安体系。

五、中美都不愿意也会尽量避免因台湾问题发生武装冲突,但两国军方在台海海域和空域的“你来我往”造成檫枪走火的可能性极大,武装冲突因“事故”而起的可能不是没有。今天关于台湾防空部队击落中国苏35战机的假新闻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中美及大陆与台湾建立管控台海危机机制的重要性。

六、美国改变台海现状应该说已经是既成事实,今后会越走越远,中国一方面要明确告知美国和台湾自己的底线,一方面要避免情绪化处理美国台海政策的变化。无论是武统台湾,还是因台湾问题跟美国发生冲突,都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都会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大推后。用乔良将军的话说,“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收回台湾就可以满足这一大目标?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七、其实,最好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就是把它完全“内政化”,不允许也不让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国际势力参与大陆与台湾最后关系的确定。中国政府反对其他国家干涉内政,台湾人也不愿意做中美博弈的棋子或炮灰。怎么把已经“国际化”特别是“中美关系化”的台海关系变成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只能看两岸领导人的魄力、能力和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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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中评网:华府新论调:支持“一中政策”,鼓吹美对台防卫清晰化 

2020-09-03

在美国加大支持台湾力度的声浪中,华府外交学界知名人物发出新的论调:美国应当在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同时,改变美国对台防御政策的模糊性,明确表示美国将对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做出回应。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与CFR研究员萨克斯(David Sacks)2日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题为“美国支持台湾必须不模糊”的文章,发出了上述论调。哈斯是美国资深外交家,今年5月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美中不要开始新冷战”,一般被认为是主张对华接触的“温和派”人物。

美国对华“强硬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美国协防台湾明晰化,此次由对华“温和派”代表人物发出“美国应当明确协防台湾”的论调,有些出人意料。观察家相信,这显示在美中战略竞争进入白热化,“美国的一中政策”遭遇空前挑战的背景下,美国外交和战略学界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流意见正在悄然发生微妙变化。

哈斯和萨克斯的文章开首指出,40年来的多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拒绝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大陆发动武装攻击,美国会否协防台湾?“台湾关系法”并没有宣示美国肯定会协防台湾。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故意含糊其辞,有助于劝阻中国大陆不要试图将台湾与大陆统一,因为它不确定美国会否袖手旁观。这一政策同时也阻碍“台湾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无法确定美国会否明确支持台湾,而“宣布独立”可能会引发台海危机。

文章称,这种被称为“战略模糊”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从中国大陆方面来说,作者认为,模棱两可不太可能阻止日益自信、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从美国来说,文章指出,美国是否能在台湾冲突中占上风已不再确定,趋势线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发展。除非美国投入大量资源为台湾海峡的冲突做准备,否则它几乎没有机会阻止既成事实。等待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行动,然后再决定是否干预,将是一场灾难。

从台湾方面来说,作者称,阻止台湾“宣布独立”已不再是首要问题。台湾明白美国并不支持它的“独立”;蔡英文小心翼翼不突破北京的红线;台湾已发展为有活力的民主社会。

文章宣称,中国大陆强制接管台湾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如果美国不能对中国大陆动武做出回应,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将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不可信赖的,美国将从该地区撤退。这些亚洲盟友要么迁就中国,导致美国联盟的瓦解和力量平衡的崩溃,要么寻求核武器,以实现战略上的自力更生。这两种情况都将大大增加亚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者说,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已经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即美国是否会援助其朋友和盟友?美国政策明晰化就更有必要。

作者认为,模糊性已不能保存现状。文章写道:“现在是美国提出清楚战略政策的时候了:明确表示美国将对中国大陆对台任何使用武力行动作出回应。”

作者建议,白宫可以通过总统声明和附带的行政命令来阐明这项新政策,重申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但也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武装攻击,美国将作出回应。这一声明将表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从而阻止台湾利用美国新政策的企图。

文章表示,战略清晰不需要美国承认台北或提升与台湾的关系,也不需要“共同防御条约”或与台湾签署的任何文件。

除了声明之外,作者还建议,美国必须同时采取加强威慑的措施,并将应对台海紧急状况作为美国国防部计划者的头等优先,并与盟友加强协商;美国国会应通过立法,若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则采取制裁措施。

作者承认,有人会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将引发美中危机,但他们坚称,华盛顿可以与其“一个中国政策”相一致的方式做出这种改变,并将美中关系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文章称,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改变通过提高威慑,减少美中之间最可能发生冲突的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来加强美中关系。

最后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象征性地升级美台关系,并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这两种立场都可能引发冲突。作者认为,战略明确性将避免此类象征性举措,而只关注于恢复威慑的政策。他们称:“确保美国不需要插手台湾防务的最好办法是向中国大陆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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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外交事务期刊:华府应弃战略模糊并宣示捍卫台湾

2020/09/03

美台关系近期快速升温,美国智库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日刊文,呼吁华府是时候摒弃过去40年台湾海峡战略模糊政策,并清楚宣示若北京武力犯台,美国将出兵捍卫台湾。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旗下期刊“外交事务”网站2日刊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与研究员塞克斯(David Sacks)联名专文。

文章呼吁美国对台支持应明确化,因为唯有清楚让中国知道动武行不通,才能维系台海和平。

专文表示,过去40年来,美国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都不愿在中国若武力犯台,美方是否会出兵保卫台湾议题上明确表态。这种刻意模糊的做法让中国因为无法确定美方是否会介入,因此不敢试图武统台湾,也让台湾不敢贸然宣布独立。

不过,专文认为,在未来40年,战略模糊恐无法再协助维持台海和平,原因是许多环境因素已改变。

专文举例,中国现在已有能力威胁美国利益与台湾未来,且北京国防支出是台湾15倍之多,关注重点之一就是如何在“台湾变局”之际,阻止美国介入。

不只如此,专文强调,中国近年军事实力大增,美国若介入台海冲突也无法保证能胜出,除非美方投放大量资源做好准备。专文担忧,美方若等到中国真的对台行动才决定是否介入,将会是一场灾难。

专文表示,中国最快能2021年就会尝试武统台湾,任何人都不该排除“台湾可能变成下个香港”的可能性。加上总统蔡英文对中政策向来谨慎,也小心避免跨越北京红线,吓阻台湾不要宣布独立不再是美国主要担忧。

在这背景下,专文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应改采“战略清晰”立场,清楚表明若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作出回应,此政策能降低中国“失算”、因而促发台海战争的机率。

专文进一步建议,白宫能透过总统声明及行政命令,重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明确宣示若中国武力犯台将予以回应;为了加强吓阻功效,美方接下来应在该区域部署更多海空军力,也应与日本、南韩磋商,讨论台湾若发生变局他们能提供何种协助。

此外,专文表示,美国国会应该通过法律,明定中国若武力犯台,美方将对其实施重大制裁;美方也应在选举安全与网路防御上提供台湾协助,并与台湾探索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能性,以确保台湾经济活力。

不过,专文提醒,“战略清晰”政策不包含承认台湾或升级美台关系,也不包括签署双边共同防御条约,因为这么做恐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采取作为。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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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8月21-8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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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65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25)

(8月21日-8月31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止8月31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达6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8万。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过去一个月来,美国新冠病毒新病例下降了38%。他还宣布在疫苗研发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包括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公司的一款疫苗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8月30日,印度报告说,24小时内新增7876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全球单日感染人数最多的一天。这也是印度连续第四天出现超过75000例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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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问题成为热点。解放军在四大海域演习,美国防长称“五角大楼已经为中国做好了准备”。美国U-2高空侦察机闯入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中国则发射了4枚中程弹道导弹。美国商务部将24家“参与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国防部将11家中国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清单。菲律宾外长表示亚洲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美日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特朗普再谈“脱钩”。在教育交流领域脱钩升级,又有中国研究人员被捕,北德州大学驱赶中国公派留学生,美国称考虑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前来美国就学和从事研究。美解密里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并称这些保证至今仍有效。共和党也重申《台湾关系法》和里根总统六项保证。贸易领域成为仅存的对话途径,双方同意继续推进落实中美贸易协议。

  一度稍有平静的中印边境冲突近日再次出现紧张。中印双方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并在拉达克地区再度发生冲突,印度指出军事选择仍在谈判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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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台湾举行八二三炮战62周年纪念,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前往金门出席追思活动。这是功能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首次参加一年一度的八二三炮战纪念。

——特朗普团队发表第二任的施政纲领,提出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把100万个制造业工作职位从中国转回美国、为这样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从中国采购的公司将与联邦政府合约无缘、要让中国对病毒蔓延到世界承担全部责任。

——特朗普总统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席人斯蒂夫. 希尔顿(Steve Hilton)专访时,当谈到对华政策问题再次表示,"我们不必"和中国做生意。 特朗普在提及两国经济脱钩的可能性时说,“如果他们以不正确的方式对待我们,那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8月24日

——中国海事局近期发布的相关信息显示,8月下旬以来,解放军在黄海、东海、渤海、南海四大海域组织多场军事活动,包括武器实弹射击演习和相关军事训练。

——共和党代表大会发布声明稿,表示共和党将沿用2016年的党纲。其中涉及台湾议题的部分,共和党将会重申《台湾关系法》与美国前总统里根于1982年提出的6项保证。共和党反对中国与台湾任何一方采取任何举动改变现状。该党党纲也重申,台湾是美国的忠实朋友,美国坚定支持台湾争取加入各项自由贸易协定,并适时出售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此外,美国也将继续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丶国际民航组织与其他多边组织。

——针对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州尼克逊图书馆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以3个全版共刊发新华社31,000字全文〈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罗列蓬佩奥的「26个谎言」,其中包括涉港、涉疆、双边贸易、华为5G、南海等问题。指出该演说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摘,散播「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在拉达克东部爆发印中危机三个半月后,中印双方军事指挥官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不愿作出让步。24日,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将军尖锐地指出,如果解决争端的军事和外交谈判失败,那么军事选择仍在谈判桌上。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五角大楼已经为中国做好了准备”的文章,旨在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家,共同抵制北京的霸凌行为,支持所有国家的主权,捍卫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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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

——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和财长姆努钦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推进落实中美贸易协议。美国农业部(USDA)表示,随着华盛顿和北京重申落实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中国进口商再次购买美国大豆,并签订了近一个月来单日最大规模美国玉米采购合同。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25日至9月1日对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和德国进行正式访问。王毅表示,“当前,世界各国不仅受到疫情冲击,更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冷战思维重新抬头等诸多威胁与挑战。作为全球两大文明和两大力量,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的现有国际体系。

——美国U-2高空侦察机被指擅自闯入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指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今年上半年,美军机在南海活动多达2000多次。本月15日至28日,美军机已连续12天抵近南海侦察。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 在罗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敦促北京释放其拘留的两名加拿大公民。

8月26日

——美国防部官员向路透社、彭博社证实,中国26日发射了4枚中程弹道导弹,击中了位于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某个区域。其中一枚从青海省发射的是东风-26B型导弹,另一枚是从浙江省发射的东风-21D型导弹,前者是中国首个射程可达关岛美军基地的常规弹道导弹,后者则有 “航母杀手” 之称。该报导称,解放军此举旨在向美国发出警告,以回应美军侦察机近日飞到南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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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外长洛钦(Teodoro Locsi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亚洲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以维持当地的力量平衡洛钦指出,美国在亚洲地区维持军事存在符合菲律宾的利益。 并重申,菲律宾永不停止与美国安全盟友的合作。

——美国媒体透露,北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宣布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结束合作关系,已要求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经费、在美国与北德州大学合作的所有研究人员都须离境,共有15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国“极端反华势力”处心积虑对中国留学生污名化。这是美国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又一例证。

8月27日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制定新的法案,要求所有州政府与外国签订协议前,必须事先得到联邦外交部长同意。外界预计这部称为《外交关系法》(Foreign Relations Bill)的草案与当地维多利亚州政府早前与中国就“一带一路”签订备忘录有关。

——美国以参与南海争议地区人工岛礁建设、将南海“军事化”为由,美国商务部将24家“参与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政府将对“负责或参与”南海岛礁建设的个人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相关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与军事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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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第七舰队宣布,“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27日通过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了“航行自由行动”。实施此次行动的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18日刚由北向南穿行台湾海峡,是今年以来美国军舰第十次穿行台海。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州亚太安全问题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称,美国打算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分派兵力,以便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对抗俄罗斯和中国。

8月28日

——美国国防部28日已经决定将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内的11家中国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清单,这为美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奠定了基础。今年6月,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在内的20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列为 “中国军方拥有、控制或有联系” 的公司清单。

——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说,在维吉尼亚大学(UVA)做研究的中国公民胡海舟(Hu Haizhou音译)当天被逮捕,并被控两项联邦罪。据司法部的新闻稿,34岁的胡海舟被控未经授权进入电脑,或越权从受保护的电脑中获取信息和窃取商业机密。胡海舟此前在维吉尼亚大学进行生物模拟物和流体动力学的研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将辞去首相职位。这是安倍第二次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位。而在4天前,安倍刚刚创下日本首相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纪录。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当前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低迷等诸多问题,安倍突然宣布辞职,一方面将使日本政坛群龙无首,加剧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将使围绕安倍接班人的角逐迅速升温。

——中国商务部与科技部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新增限制的项目中包括:根据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互动接口技术的个人信息推播服务。这些修订适用于TikTok,如果字节跳动计划出口相关技术,应该履行申请许可程序。”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参加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访谈,在中国政治制度、涉台、涉港、南海等问题上指责中国,并提出利用美同盟体系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

8月29日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宣称,日美防长一致反对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他已与美防长埃斯珀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特称,中国的经济有太多是建立在对空气、土地和水质的肆意漠视之上的。中国人民和世界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中国对全球近30%的塑料污染负有责任,是最大的汞、海洋垃圾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8月30日

——在参议院议长维特齐(Milos Vystrcil)的率领下,捷克代表团8月30日抵达了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开始为期5天的访问。中国方面此前已经谴责捷克方面的“卑劣行径” ,认为参议院议长带队的这个代表团正在 “蓄意破坏中捷关系政治基础”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约见捷克驻华大使佟福德,就捷克议会参议院主席维斯特奇尔访台提出严正交涉。

——印度国防部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印方将不会派遣代表团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高加索—2020”(Kavkaz-2020)多国军事演习。新德里电视台称,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都将参加这次多国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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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印度军方今天发表一项声明公告,指控中国军队2020年8月29/30晚上,违反先前在拉达克东部对峙期间经由军事和外交接触达成的共识,采取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以改变现状。”印度军方还称,印度军人挫败了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地面现状“的行动。

——蓬佩奥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电台WMAL的一个节目中说,中共政权正通过各种方式渗透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窃取美国数百亿美元计的知识产权,特朗普总统决心要制止这类行为,但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暗示特朗普总统正在认真考虑一项紧急措施,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前来美国就学和从事研究。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美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办的视频论坛上称,近40年来,美政策一直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里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导。美已解密里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这些保证至今仍有效。美最新举动并非政策转变,而是在“一个中国”政策框架内进行的一系列重大调整之一。史并称美正与台湾建立新的双边经济对话,旨在加强对台关系,支持其应对中国压力。

——澳大利亚外交部表示,中国的调查人员拘留了一名曾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担任主持人的澳大利亚记者,这位记者名叫成蕾,在中国环球电视网(以下简称CGTN)报道英文商业新闻,于8月中旬被拘留。澳大利亚外交官上周获准通过视频与关在一个扣押地点的成蕾进行了交谈。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旧文章ID:22866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8月11-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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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64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25)

(8月11日-8月20日)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2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9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突破555万,死亡病例超过17万。

      8月20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再度突破100万人大关,高于市场预期的92万人,逆转了该指标连续两周下降的趋势,凸显美国就业市场复苏依然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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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副外长乐玉成表示中美关系要向前看,确保不失控、不脱轨,随时准备对话。另一位副外长郑泽光与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了视频对话。

       台湾通过了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案,提出增加国防预算10.2%;台湾正式签订采购合约向美国购买66架最新型的F-16V战机。

      美国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使团”;美国商务部把38家华为关联实体列入实体清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美国资产,并销毁用户数据。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签署的三项涉及引渡与免税的双边协议;敦促美国各高等院校剥离旗下捐赠基金中持有的中国公司股票;推迟对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情况的评估;考虑在亚太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考虑禁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业务。

8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1日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明确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新冠大流行爆发之后,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习近平通话了。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观察者网“中国论坛”栏目采访。乐玉成在采访中表示,对于中美关系,不能只看眼前,不能被极少数反华势力带偏节奏、带错方向。我本人已做好随时与美方同行对话的准备。我们要保持定力,不被各种极端势力所左右,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确保其不失控、不脱轨。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正式宣布,加利福尼亚州印度裔和非裔混血女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将成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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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

——香港特区政府分别向德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及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发出通知,暂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定》,以及搁置正待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的协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捷克议会参议院发表演讲,呼吁中欧和东欧的年轻的民主国家捍卫自己得来不易的自由,勇敢面对俄罗斯、中国等威权国家的威胁。他表示中国的全球经济实力使其在某些方面成为比冷战期间的苏联更难以对付的敌人。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同日在官网上发文告回击,指蓬佩奥访问捷克期间,多次就涉华问题发表错误言论,恶意挑拨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8月13日

——蔡英文政府通过了政府下一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案,其中国防预算为3668亿新台币(下面的数字单位都是新台币),比今年增加156亿,增幅4.4%。再加上购置新式战机特别预算290亿和非营业特种基金576亿,全部军事开支达到4534亿,与今年的4113亿相比,升幅为10.2%。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使团”,还声称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是“一个推动北京在美国校园进行全球宣传及恶意影响活动的实体”。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同日在其官网发文抨击美国务院与真相脱节,并称邀蓬佩奥参观,帮他了解真相。根据全国学者协会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全美已经有45所大学关闭了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截至今年6月30日,全美仍有75所孔子学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3日联合发布研究成果指出,中国预计在2025年前后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2030年之后,经济总规模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将面临、低成本优势丧失、人口快速老龄化、全球化反转三大挑战。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与美国国会议员举行视频对话,美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主席、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拉 (Ami Bera),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首席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胡(Ted Yoho),众议院少数党助理督导、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勒(Carol Miller)等出席。

8月14日

——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明确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下令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Musical.ly的美国资产,并销毁用户数据。特朗普称,有可信证据表明该公司可能采取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行动。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通过推特发表声明介绍指,以“罗纳德·里根”号为首的航母打击群在当天进入南中国海,进行海上防空演练,以支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并展现美方对区域内盟友和伙伴们的承诺。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大使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维也纳期间有关“三边军控谈判”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蓬佩奥将中方扯入三边谈判,颠覆了国际核裁军共识;中方在遵守国际公认核裁军共识的基础上参与相关进程,绝不缺席。

——美国总统军控问题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亚在《日本经济新闻》专访中表示,美国正在研发中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正是日本等盟友未来所期望且必要的防卫能力”,称日本将成为考虑部署的地点。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对美方频频向中国周边国家施压、公开在中国“家门口”挑衅表示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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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中国高层推迟了原本预定于本周六进行的对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情况的评估。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考虑到两国领导层日程安排上的冲突,以及中国需要更多时间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双方作出了上述决定。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15日在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致词时强调,任何觊觎印度主权领土的国家,印度军队都会以他们自己理解的语言做出回应,世界已在拉达克看到。并称赞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控制线(LoC)及中印实际控制线(LAC)的士兵,指他们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英勇。

——特朗普总统在新泽西州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正在考虑”是否应该禁止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业务。

8月17日

——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全体馆员乘包机抵达北京,外交部在首都机场举行简短庄重迎接仪式。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讲话。迎接仪式上,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还代表部党委宣布授予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集体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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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正式签订采购合约向美国购买66架最新型的F-16V战机。美国国防部8月14日发表声明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获得价值62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合约,生产90架先进的F-16战斗机。首批90架战机中除了台湾采购的66架之外,摩洛哥订购了24架。台湾军方说,预计美方将在2023年交付单、双座各一架,2024年起分批交机,预计2026年可完成总数66架战机的交机作业。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以及被列入实体清单上的华为在外国的附属机构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禁止它们获取在美国境内外开发和生产的美国技术和软件。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还决定把另外38家华为关联实体列入实体清单。这38家华为关联机构分布在21个国家,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说,它们代替华为行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对外政策利益构成了重大风险。

8月18日

——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回应称中国此举 “令人非常失望与费解”。

——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各高等院校剥离旗下捐赠基金中持有的中国公司股票,原因是这些中企面临下市的高风险。

——美国交通部宣布,美国和中国答应让两国航空公司将每周来往两国之间的四个航班增加到八个。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在涉及亚太区域部分提及台湾,重申民主党承诺履行“台湾关系法”,并将持续支持符合台湾人民期望及最佳利益的两岸议题和平解决方案。在最新的92页党纲中,甚至删除了从2016年就记载于党纲的“一个中国”政策。

8月19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签署的三项涉及引渡与免税的双边协议。包括移交逃犯协定、移交被判刑人的协定和对得自船舶的国际营运入息给予课税宽免的协定。此前,美国已经终止了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并对11名参与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

——《华尔街日报》发布题为《美中经贸对话延后但未脱轨》的报道称,据消息人士,美中经贸磋商牵头人将在“未来几天”举行视频会议,讨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情况。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表示“不想与中国谈判”后,白宫官员向媒体澄清,该表态是一种“泛指”,并非专门针对经贸协议。

8月20日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发布新闻公报,宣布暂停港美移交逃犯协定及港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

——近日,中国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芯片的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而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

来源时间:2020/9/4   发布时间: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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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从接触走向对抗,进入“新冷战”双边关系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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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影  来源:BBC中文网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成为中共建政后首位访华的美国首脑这场破冰之旅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开启两国“接触”(engagement)时代

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约巴林达(Yorba Linda)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称“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接触政策没有在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引导的那种改变”。蓬佩奥将两国关系上升至文明冲突,称之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西方自由世界”之间的对抗。

在蓬佩奥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联邦调查局局长雷(Christopher Wray)和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三位高官相继发表演说,从意识形态、间谍问题和经贸往来等方面呼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他们的观点与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的讲话相呼应。彭斯称,前几届政府选择与中国接触,是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在政治方面,但是,“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分析普遍认为,这一系列讲话表明美国当局已有广泛共识,摒弃对华接触战略,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两国在多个领域进入对抗。

近几个月来,美国首次在中国声称自己拥有“核心利益”的南海争端上表明立场,称中国对南海领土的主张“完全不合法”;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指其是获取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司令部”;并因北京实施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宣布不再给与香港贸易特殊地位等等。中国也对美国予以大致同等程度的反击。美国还加强在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与中国“脱钩”的计划。国际上许多中国观察者认为,两国已经形成“新冷战”,甚至有爆发局部武装冲突的风险。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在BBC中文的访问中分析称,美国近年来经历了从沮丧,到生气,再到愤怒的过程,直到病毒大流行将这种积怨一触即发。他说,“他们觉得,中国走到今天这么强大,却在价值体系上离美国渐行渐远,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整个国际秩序也构成威胁。”

"尼克松访华"

图片版权CORBIS HISTORICAL/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美国总统尼克松(又 尼克森 Richard Nixon)1972年访华被称作“破冰之旅”。

美中接触四十载

1979年,尼克松访华后第七年,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也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开始推进体制改革。当年1月底,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在休斯顿附近的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面带笑容戴上一顶骑手送上的宽边牛仔帽。这一场景被全球媒体广为传播。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曾说,美国普通民众看到这样的中国领导人,觉得“虽然是共产党,但好像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会笑,也许我们可以和他接触、谈判。”

在建交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与中国签署双边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基础。同时,因与前苏联关系紧张,中国将中美双边关系放在重要位置,满足了美国的战略需求。两国在80年代增加贸易往来,双边贸易总额稳步上升,并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合作。

美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孔杰荣(Jeremy Cohen)80年代初随一批美国法律界学者来到北京,向中国商务官员教授美国合同法,推动美中法学交流。孔杰荣在6月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们渴望了解更多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同时中国官员也向我们紧急求助,希望大力改善中国人生活水平,我们被这种信念所鼓舞。”

"邓小平"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休斯顿附近的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

孔杰荣否认当初与中国官员接触是为了“引诱”中国朝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转变。他说,他和一批学者的努力是在“寻求满足中国领导人在提升国内执政和与世界合作的能力方面的需求。”而中国官员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迅速制定出适合中国特殊政治、经济和司法状况的法律,“从而使资本主义技术适应社会主义需求。”

在这些学者的帮助下,中国努力完善法制。在商业领域,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法律解决经济纠纷,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但目前的法制体系依然有缺失,中国企业被批评盗窃国外知识产权,在华外资企业被强制技术转让。另外,中国在刑事司法程序方面有所改进,但也被诟病在压制人权方面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和更先进的技术。

孔杰荣承认这些弊病,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中国的法制进展,认为这是美中接触的成果。他写道:“尽管中国目前采取高压治理,但我们的合作帮助建立了有序的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为其‘开放政策’所设定的目标。”

孔杰荣等人的中国之行在1989年6月中断。中共以武力镇压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市民,导致数百甚至上千人死亡,震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制裁。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几乎戛然而止,也为美中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他说,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接触,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并推进解决我方其他重要议题”。美国随后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美中关系在经历短暂停滞后,重新回到接触轨道。

然而,美国民众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反感程度大幅增加,让美国官员在与中国打交道中陷入尴尬。1989年12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作为特使公开访华。这是他7月初秘密访华的延续,为解决两国矛盾前来协商。据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回忆,在中方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双方举杯祝酒的欢迎场面被新闻媒体拍摄下来,给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造成一定麻烦。他本人后来也向钱其琛抱怨。

"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图片版权AP PHOTO/CHIEN-MIN CHUNG,Image caption1999年,美中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中)在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右)的签字仪式上。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与中国接触并非一开始就是错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70年代后的中国亟需改善社会环境、推动法制建设,而“美国乐于帮助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朝着更开放、更民主的方向走,“自觉履行君子协议”。

但他认为,80年代后美国继续选择与中国接触,是因“利益纠缠而蒙蔽了眼睛”。他说,当时美国面临经济调整,人力成本上升,希望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此时的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因资本短缺而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美国的金融资本和制造业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乐意推动中美联姻。”夏明说。

经贸往来于是成为90年代两国关系的主旋律。根据中国官方记载,中美双边经贸额从1990年的122亿美元,飙升至2000年的744亿美元。中国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收益;而美国在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高劳动力需求、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地。

美国在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次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hell)在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两项举措都提振了人们的希望,即中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仅会降低双边贸易逆差,还会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

除了加入世贸组织,美国还助力中国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两国还在反恐、朝鲜半岛核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协商与合作。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说,中国是美国、乃至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不过他呼吁,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2008年8月,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

“崛起”的中国与美国渐行渐远

2008年8月,北京国家体育场礼炮齐鸣,夏季奥运会正式开幕。而此时,美国正遭遇次贷危机,一场金融海啸在酝酿。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作为总统布什的随员,来到北京观看奥运比赛。他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峭壁边缘》(On the Brink)中说,带着一岁多的孙女坐在看台上,总有人给她发中国小国旗,让他觉得不安。保尔森回忆,他当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美国媒体刊登孙女坐在他腿上摇晃中国国旗的照片。

夏明说,“美国陷入巨大尴尬,需要中国帮助融资,走出金融风暴。”他认为,美国接下来对中国做出许多“战略让步”,包括容忍中国在争议海域南海的主张,并在朝核问题、全球流行疾病、气候变化等方面继续寻求和中国接触。

在金融海啸后的几年里,当西方国家经济处于结构调整的困难中,中国经济依然快速增长,并且在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报告估算,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将在十几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中国国内,非凡的经济成果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老百姓脸上挂满喜悦。

“骄傲自得的情绪在中国领导层中逐渐蔓延,”夏伟写道,“北京的领导人开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不比美国的制度更优越,也是与美国的模式平起平坐的。”

2012年,新一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在他的铁腕统治下,中国大陆公民社会遭到强烈冲击,当局以高压政策治理新疆,持续引发国际关注。他在中共十八大上正式提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导思想。在外交上,中共逐渐背离坚持多年的“韬光养晦”策略,倾向积极、主动的“有所作为”,并提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6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另外,中国还在南海加强岛屿建设,强化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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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中国在2013年提出该倡议。

在美国看来,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将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延伸至中亚、巴基斯坦和中东,同时可能让这些地方深陷债务陷阱。而随着中国宣称拒绝承认海牙国际法庭对中菲间南海争议的仲裁,并继而加强在南海领域的活动,中国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地设置的新港口似乎在布局一盘更大的战略局势。夏伟说,中国领导人的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焦虑和不平等。”

在中国高层部署这些计划的同时,宣传领域也展开行动。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到国外宣讲“一带一路”,然而似乎并没有考虑清楚如何解决潜在问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在今年6月一次论坛上说,“大多数人往往只谈‘一带一路’如何利人,不谈项目如何利己。加上‘一带一路’在制度设计上把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国家排除在外,所以费劲大谈理想、愿景,还是得不到美国公司和企业的共鸣。”

孙哲说,“从中国角度来说,中国政策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确实是造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法继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中国采取的猛烈宣传攻势,以及似乎要输出“中国模式”作为发展道路的行为,“让美国觉得有点来势汹汹,好像要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说,这种迹象至少出现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

刘亚伟引用美国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的观点称:“中国模式是有财富没自由,这种模式不仅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对美国主张的国家开放和允许言论自由的政治体制都是一种挑战。”

"电影《战狼2》"

图片版权WOLF WARRIOR 2,Image caption电影《战狼2》由吴京自导自演,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时殷弘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也说,从2008年开始,“两国国民的民族心理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开始越来越胜利主义,美国开始越来越担心绝对和相对的衰落。”

为大众所熟知的《战狼》系列电影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炉。这两部中国现代军事题材电影将主角塑造成挽救国家命运的英雄,演员吴京的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为经典台词,广为流传,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

在经济方面,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中国加大补贴国家企业,并加强控制私营企业,与美国曾经期待的自由市场贸易背道而驰。中国还在解决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裹足不前,令美国企业质疑中国是否真正有可能实现经济自由化。2015年,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意在通过加强保护措施支持国内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加剧了美国企业的担忧。夏明说,这是“美国商界开始与自己政府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进一步触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经济学人》杂志以《西方如何误读了中国》(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为题做封面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将两国冲突上升至文明冲突。

“冷战”已经形成,“热战”还远吗?

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逐渐消失,两国作为政治盟友的基础也不再牢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后第二年开始调整对华战略,提出“重返亚洲”来应对美国在亚洲地位削弱的问题,但被批评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依然过于软弱,未能有效遏制中国势力扩张。经济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在2017年奥巴马卸任当年,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年增长超过8.1%,总额创历史新高。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开启“美国优先”的政策,即一切以美国为中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当年7月,特朗普下令对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展开调查。次年要求对多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力图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中国也做出反击,对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两国展开一场过程曲折的贸易战。双方曾一度剑拔弩张,又曾一度停滞不前,经过将近两年的贸易谈判,最终定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美国还围堵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在高科技方面谋求与中国脱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策与“美国优先”的纲领发生碰撞,令美中两国“竞争和对抗的动能大为加强”,时殷弘说。

"贸易赤字"

两国尚未从贸易战中得到喘息,随之而来的便是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及今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立法及实施。在随后仅仅两月内,两国关系呈“自由落体”式变化。

7月21日,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此举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政治挑衅”,三天后,中国决定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两国互关总领事馆的举动实属罕见,是双边关系恶化的重要表现。

从今年2月开始,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急升,3月底超过8.2万例,居全球之首。美国陷入巨大经济和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矛头指向中国,批评中国在抗疫前期行动迟缓,缺乏信息透明,令病毒在全球蔓延。特朗普本人还在多个场合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中国随后予以反击,两国在病毒溯源上针锋相对,展开“口水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8月底,新冠病毒造成美国18万人死亡,是越南战争中美国阵亡人数的三倍多。

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年率下降32.9%,是有统计记录70多年来美国经济遭受的最严重下滑。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疫情重创了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竞选优势的美国经济发展,令其连任受到阻碍。

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说,“疫情和选情,再加上美国反华鹰派的影响,令十几年来累积的怨恨爆发。”

在美国的带动下,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呼吁中国调查病毒源头,中国陷入外交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在5月22日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议案,在6月底迅速通过并开始实施。

"香港"

图片版权BBC CHINESE,Image caption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抗议运动,持续半年之久。

香港《国安法》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中国人大通过该法的立法决定后,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7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不要继续实施立法计划。

时殷弘说,“中国在香港的核心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亚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核心利益和尊严。”他说,在北京看来,经历了去年香港激进反对派牵扯的“程度越来越大的暴力行动”,以及北京2003年对于有关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全盘妥协”,因此“下决心一步到位”。

刘亚伟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使得北京在落实‘一国两制’,把香港打造成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宏伟计划上面临新的挑战”。他认为,如果北京在实施该法上“长臂管辖”,不仅对香港本地人不利,也影响中国未来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而如果香港变成普通的内地城市,那么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意图和制度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

刘亚伟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是中国整个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催化剂。”他认为,近年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在国际组织中的退群行为并非没有意见,“但都因为香港问题,相对来说跟美国走的更近。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美国的制裁清单不断增加,包括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被指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外交、军事、高科技、媒体、社会交往等方面加剧对抗中国。中国也大致以同等力度予以还击。“中方虽然力度不如美国,频率不如美国,但相当程度上是对称性反击,”时殷弘说。

时殷弘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中美已经开始进入新冷战。”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对抗措施依然持续。而中国相对态势有所缓和,外交部长王毅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都强调对话和合作。时殷弘认为,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作为与对方谈判的条件。

“(中国)还是跟美国一样,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完全对立的所谓道德制高点谴责对方,要求对方做出重大让步,”时殷弘说。他对两国关系短期内得到缓解持“谨慎悲观态度”。

美中两国从接触走向对抗并非一日之寒。加之疫情与大选因素,两国关系似乎正迈向失控状态。最近,双方在南海和台海领域增加军事活动,包括中国据报在南海发射弹道导弹。专家普遍担心,两国有擦枪走火进入“热战”的风险。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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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Trump政策及“贸易战”——将使美国经济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五)

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前些天的文章,笔者提到了美国存在导致过去二三十年严重经济社会不平等的诸多因素。根儿上包括资本的全球化、自动化、金融化、移民等。应对方案包括从源头上解决,或者出台经济与社会再分配政策(包括税前与税后的调整)来应对和补救。

那么几位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政客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

现在快速来看一看几个政客。

一、 Trump(假设连任)

如何准确的理解Trump呢?可以把他看作美国乃至西方(右翼)民粹政治的带头人和引领者。Trump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以及比较强的个人政治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他能够参透自己的基本盘(中低层白人)的内心深处,理解到他们的痛点,与他们在心灵上连接在一起。

中低层白人基本盘内心深处的痛点是什么?

——对美国华盛顿精英政客的不信任。既包括对政治家个人的不信任,也包括对政党的不信任。对政治家个人的不信任,乃在于他们认为从左到右的政客都过于精英,不接地气,包括传统上代言工人阶层的民主党。民主党政客也都是哈佛耶鲁常青藤毕业的精英,高高在上,不了解百姓的生活,不了解百姓的苦衷,不了解百姓的诉求,不了解百姓的需求,不了解百姓的心灵。他们只是在选举时亲近百姓,平时则和华盛顿及美国社会的精英,以及工商业企业家及华尔街捐赠者在一起。这不仅仅包括民主党政客,也适用于共和党政客,所有在华盛顿的人们。

有美国学者发现,Trump的行事风格与传统民主党(“锈带”及一些南部诸州)的基层领袖(咱们可以粗略理解为“县长”、“村支书”)风格非常相似——非常好斗、雄性、在利益上极力维护本地人及本地社区(罩着本地乡亲)、从来不流露任何软弱(打死不能认错)。在Trump身上看到的不是共和党政治精英(无论Mitt Romney还是Paul Ryan),而是老一代民主党草根政治头目的影子。Trump好比帮助人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老一代白人就喜欢Trump这样的人格,让他们觉得亲切可信。相反,希拉里(以及Biden所选的副总统Kamala Harris)虽然言语专业,但让人们觉得高高在上,非常不舒服。

——认为民主党不能再代言自己。2016年大选投奔Trump的中低层白人选民中有许多是传统的民主党人。他们投奔Trump,在于认为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不能够再代表自己的利益,不会再为自己说话。民主党不再关注中低层白人的问题,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更加边缘的群体里——同性恋者/LGBTQ、非洲裔、拉丁裔、非法移民、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而且,这些白人精英(俗称“白左“)是带着悲天悯人的道德崇高感和正义感去关注这些低层群体的。如果有人挑战这种关注,就会被认为偏见、歧视,扣上各种政治不正确的帽子。习惯并容忍多元文化、见多识广的城市自由派精英无法了解也不认可(appreciate)中低层白人对美国白人经济社会地位、社区的传统与完整性、生活方式的保存、种族的相对同质性的关注和担忧。原本构成美国最大的基本盘以及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中低层白人——在奥巴马之后对民主党彻底失望,在Trump民粹主义的引诱下大规模转向共和党。这个现象在西方社会普遍出现,即左翼政党的基本盘大规模转向右翼政党,譬如英国脱欧前后工党的基本盘系统性转向保守党——因为工党(以及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党)都脱离了群众,不能理解中低层民众对移民的恐惧及对社区传统及完整性的执念。这些左翼党以为,只要提倡一定的福利政策,就可以通过经济和物质获得中低层民众的支持。实际情况上,中低层民众关注的是文化问题、社群问题。他们于是转而支持那些反对移民的右翼政党。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有出现,包括极端年代,譬如希特勒/纳粹在1930年代大规模、系统性的转化收割共产主义支持者。

——过去二三十年欧美左翼政党选择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失败。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托尼·布莱尔,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乃至Joe·Biden,以及德国的施罗德等。第三条道路,通俗地说,就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为了获得社会主流(即城市中产阶级)的认可,不再提左/右,默默地向“右”移动的过程。他们在社会问题上维持主流自由派的姿态(例如容忍多元文化、对移民持开放态度、对同性恋持有开放态度,对执法和犯罪采取宽容态度等,崇尚世俗文化、世界大同文化等),在经济上则向右转,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及建制安排,淡化社会主义(或social democratic)价值,不再提重税收、工会及福利国家政策。走“第三条道路”党的左翼党和主流右翼已经没有什么分别。

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情况窘迫的中低层民众而言,这样的左翼政党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左翼党都不能代言他们的利益。他们政治参与度及投票积极性持续下降,但一遇到敏锐的、民粹的右翼党,就可以把他们集体收割。这个情况广见于近年的各欧美国家,即所谓欧美政治“右转”问题。欧美政治右转,也反映了欧美左翼政党的系统性失败——把自己的传统基本盘(中低层本地人)视为理所当然,而为了吸引中产阶级选民,在经济价值观上向右倾斜,结果全盘皆失。美国的Bernie Sanders、英国的Jeremy Corbyn都是摈弃“第三条道路”,重回左翼的政治家,但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办法挽回民主党和工党的传统基本盘,因为他们不敢在族群/种族/移民等身份政治问题上发声。

我们可以把美国民主党的传统基本盘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

1) 大都会精英/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 scholars)。大家可以粗略理解为住在“北上深”,受过良好教育(大学以上)、在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专业行业工作(所谓的“professional-managerial”)、收入水平较高、比较国际化和见多识广的人士。

2) 中低层/工人阶级白人——这就是民主党作为经济左翼政党的“残存”——工会组织、工人阶级,并且以白人为主。大家可以通俗理解/类比为东北的(下岗)工人。

3) 社会边缘群体,包括非洲裔、拉丁裔、同性恋、绿色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等。他们在人口基数中快速增长,有巨大的政治价值,同时,他们作为边缘群体,又博得了精英们由衷的关注,认为新的政治主角。

民主党的基本盘里的大都会精英及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政治机器里的上层精英)和社会边缘群体越走越近,结成了新的“联盟”,而原本基本盘中低层白人认为自己完全被忽略,同时又无法接受精英“白左”惠及边缘群体及少数族裔的福利政策(认为这是破坏美国文化及价值根基),因此决定放弃民主党,在2016年大规模转向Trump的共和党(或者说Trump党)。

Trump之所以能够吸引到这些中低层白人,是因为他能够理解他们的心声,说出了他们希望听到的话——尤其是那些压抑已久、又遭到高知群体鄙视的“政治不正确”的想法。

中低层民众的想法,Trump是看得很清楚的:

——认为全球化存在严重问题,希望制造业岗位能够重回美国;

——反对墨西哥/拉丁裔非法移民;

——认为华盛顿精英(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完全漠视民众利益与诉求,一直以来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但还有很多问题民众是搞不明白的。

——民众并不知道制造业岗位是怎么流失的,譬如有多少是自动化造成的?有多少应该归咎美国工商业企业/资本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制度本身?有多少应该归咎中国?搞不清楚。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美国价值观,反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又很难落地。——最为有效、最能触及和调动人们朴素情感的方式,当然就是右翼政治、身份政治,先找一个外族的假想敌——譬如“共产主义中国”,然后再找一堆“美奸”(历任出卖美国民众利益的美国华盛顿精英政客),这就给中低层民众提供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中低层民众对金融了解很少。美国前些年针对最富裕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由城市精英及年轻人主导的左翼运动,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中低层蓝领对此没有什么感觉,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他们并不会跳起来反对华尔街和金融业。——所以,Trump不用去触及金融问题。

——中低层民众认为非法移民/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移民是对自己生存的最大威胁。Trump自然火力全开反对移民,声称要墨西哥人付费修墙,要遣返非法移民。

——利用“黑命攸关”运动挑拨族群政治——民主党精英平时不关心中低层白人,而一到黑人/族群矛盾,他们就异常积极参与,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不去谴责黑人的激进抗议行为,却谴责同样是普罗大众的美国白人警察。这类事情很能加剧中低层白人对民主党的反感,是Trump要大加利用的。

——中低层白人的痛点都是身份政治、族群政治,是文化问题,价值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以在再分配问题上,Trump就没有压力了,可以祭出“自由市场”和“涓滴效应”的大旗,继续呼吁减税(他本人及家族也是受益者),继续减税、削减福利。但中低层白人文化教育水平有限,被自由市场主义洗脑太深,对减税可能是由衷的认可,抑或只为了“打击”他们忿忿的少数族裔、抗击“养懒人”的文化歪风,宁愿伤敌1000.自伤800.富人当然笑到了最后。

笔者不认为Trump能提出什么系统性的公共政策,他只是发现了诸多问题,在他的认知和知识范围之内,尝试解决问题,或者呈现出解决的态势。他提出的政策要么不得要领,要么自相矛盾,要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少政策还适得其反,会让情况更糟糕。

我们再逐一看看他的各项政策。

1、“贸易”与制造业回归美国

中低层白人需要Trump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美国本土制造业工作岗位问题。仅从“贸易”角度理解是错误的。

Trump注意到了许多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美国与许多盟友国家的贸易协议——都不利于美国本土工人的利益。

但Trump并没有具体解决的方案。

其一,Trump很多时候把理解和“KPI”局限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上——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小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Trump认为要达成“公平”和“互惠”(fair reciprocal)的贸易就要解决贸易逆差。

有很多学者根据国际经济学常识指出,贸易收支和一国的储蓄与投资相关(S – I = NX),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就会导致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太低blah blah。

笔者退一步,从生产的原理讲这个问题:在构建全球产业链且科技不断升维的现代经济里,贸易收支和就业已经没有关系了。举个例子,中国在谈判中,为了妥协,同意跟美国多购买农产品。假设中国所有的农产品都跟美国进口,大概是能够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但这能够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么?不能。因为农业是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品都是机械/机器生产的。除非美国农场主放弃农业机械化生产,重新雇佣大量的农民手工作业生产。但反过来,如果美国农场要大量雇佣农民手工生产(而非农业机械化),而假设美国农民手工劳作的生产力不比中国有优势,要求工资又高,那美国的农产品竞争力有什么理由会比中国高呢??根本就不成立。

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出口品可以全部是机器人生产,另一个国家的出口品则全部是人力生产,两国的进出口额可以相当。但和就业有关系么?没有。

再者,假设中国跟美国购买波音飞机。中国多购买几架波音飞机,能够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能够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么?不能,因为飞机是超高端制造,不是手工制造,会大量的应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其次,一架现代喷气式客机是通过全球供应链生产的,一架飞机有无数的零部件,分布在世界各地生产,而不是都由美国本地工厂及工人生产。之所以形成全球供应链,因为各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其中也许多许多的因素,包括劳工成本的优势。波音飞机构建全球供应链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生产比在美国利用美国工人生产的效率要更高。

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动化的问题,没有全球化及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假设全世界只有美国一国能够从事生产,那么美国工作机会外流/离岸化(offshoring)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所以,解决贸易收支平衡和就业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把中美贸易顺差/逆差作为美国贸易政策的KPI和努力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在实操中,全球化及自由贸易会有许多完全意想不到的影响,譬如美国和墨西哥签订了NAFTA,使得墨西哥大量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美国是高度机械化的,墨西哥竞争不过美国,许多墨西哥农民就“失业”了,离开了土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构成了两股力量,一是非法移民到美国去打工,和美国低技能劳动者产生竞争(回到了“移民问题”),二是走向毒品行业,种植生产海洛因然后通过庞大的贩毒网络贩卖到美国(受众者又主要是白人,尤其是中低层白人,美国每年吸毒过量死亡的白人有数万之众,都是经济窘迫的中低层白人)。

其二,Trump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又是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贸易框架的,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悖论。让人非常的无语。

Trump理解贸易的核心是公平和互惠。他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存在不公。中国不当竞争,导致美国吃了大亏。2018年,Trump政府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指责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对外资的牌照及准入限制,未能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非市场化经济的因素,等等。

诡异之处在于整个谈判框架都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认为,全球贸易和框架应该基于全面的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全面开放外商投资(open to FDI),要对产业进行私有化,要最小化监管管制(de-regulation),要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要最大程度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主导美国政府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都是维护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贸易鹰派。在他们背后抱怨中国贸易“不公平”的,是美国一众在中国投资的工商业主和资本家。

正是他们。在中国投资,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外包到了中国。他们抱怨中国对美国还不够开放。

如果中国政府立即全盘答应Trump政府基于301调查的谈判诉求的话会是如何呢?

结果是,美国资本家——工业、商业、金融业——将全面进入中国,美国更多的工作机会将被转入中国。

中低层白人选举Trump上台,希望Trump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而Trump委任一群信奉新自由主义、代表工商业和精英利益(而非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专家在和中国谈判。

美国广大工人应该祈祷中国在贸易战里挺住,不要屈服于代表美国资本家利益的美国贸易谈判专家们!

至于Trump什么态度,我认为他要么自己就搞不明白(他是一个美国的开发商,对全球供应链没有概念),要么就根本不关心认为美国老百姓搞不明白,到时骗骗就可以了。

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奇景,一个声称要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总统在全球范围推动更加原教旨和硬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最后,Trump所理解的贸易“公平”“互惠”是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的。只要两国的工人存在差异——譬如工资的绝对水平,或者工人的生产文化(影响生产力及效率)——那么资本就会做出选择。只要中国的工资低,在其他条件接近的情况下,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里就会从美国流向中国。

只有彻底推翻和逆转全球化和自动化的行政措施才能组织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这样的政策不仅仅是限定美国将工作机会外包给中国,也包括越南、墨西哥、印尼,只有强迫企业将就业搬回美国(否则制裁)才有可能改变态势。同样,只有出台政策,限制企业使用自动化取代人力,才有可能改变人工智能及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在Trump任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和认识水平。笔者也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包括Bernie Sanders)都做不到这些点,因为它们违反美国的法律框架及制度文化。

笔者判断:制造业机会在Trump任内不会系统回流美国。美国工人的艰难状况将维系,并且还将受到COVID-19疫情的进一步打击。

2、自动化

前面已经提及。Trump是搞右翼民粹政治的,他不会把工人的假想敌变成机器人,反对自己的雇主。假想敌就是异族——中国。所以Trump不会对自动化采取任何行动。

笔者判断:自动化因素在Trump之下不会逆转。美国工人的艰难状况将维系,并且还将受到COVID-19疫情的进一步打击。

3、金融化

前面也已提及,中低层老百姓对金融没有什么直观感觉。Trump不用去理会金融。他唯一在做的,是因为反华而打击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或者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标的,对金融行业的收益形成一点间接影响。但他不会去重塑、整顿、整改金融行业。

疫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美国金融机构坐拥金融全球化及全球货币的胜利果实,可以投资于全球任何一个有增长的经济体。华尔街可以通过投资中国股票/资产赚取超额收益,而普通老百姓要继续面临失业和窘困之苦。

笔者判断,在Trump任内及COVID-19疫情的影响下,美国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加大。具有全球资产配置能力(或从富人的全球资产配置中获取收益)的人士(即1%人口)将更加富裕,美国贫富差距将拉大。

4、非法移民

Trump是致力于非法移民的。而能够影响美国中低层白人的移民就是墨西哥裔移民(且主要是非法移民)。

Trump任内加强了边境防护(将国民卫队派遣到边境巡视,努力减少非法移民)。

但美国中低层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有2000~3000万滞留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把这部分人全部找到并遣返回墨西哥或其他母国的技术及政治难度极大,超出了美国的政治现实。Trump连小目标——取消DACA(《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项目)都无法达成(其废除DACA的举措终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无效)。

笔者判断,Trump在任期间,墨西哥赴美国的增量非法移民不会大幅度增加,但也不会有太多遣返。非法移民的现状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对美国中低层白人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

综上,Trump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在主流政治世界里形成声音。他注定只是一个“过渡”。

5、社会解决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措施

Trump虽然反对贸易现状,但提不出有效的能够给美国复兴制造业的具体政策;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所有涉及财富再分配和福利的经济政策上,他都和共和党主流精英一脉相承,把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政策视为要彻底毁灭美国的洪水猛兽。

在第一任内,Trump成功推行了减税政策。分析家认为,该减税政策80%的收益归于1%最富裕的人群,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减税导致企业投资的增加。自上而下惠及大众的“涓滴效应”根本就不存在。减税措施确实会使得一些资金回流美国,但这些资金可能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并进一步推高资产价值,加大贫富差距。对美元需求的增加还会导致美元升值,进一步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的吸引力。减税也导致政府预算的减少赤字的增加,其结果是进一步减少美国的储蓄水平,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

假设Trump得以连任,这项惠及美国超富阶层(包括Trump及其家族)的减税政策只会使得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除此之外,将福利政策/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Trump也将继续不遗余力的废除Obama推出的医保制度(Obamacare),降低美国医保覆盖人群,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的不平等。

COVID-19疫情对不同阶层的打击面是不一样的,中低层受到打击更大,而精英阶层受到的影响非常有限。疫情之下,美国的贫富差距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一部分小结:虽然Trump能够体会到中低层白人的苦衷,但他没有任何必要的政策知识及主观意愿去具体解决这些问题。

Trump将只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他在他的任内,将美国的民粹诉求“摆在台面”。如果他得以连任,如前面分析,再过四年,美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积累的民怨会更深,而后续接续Trump的政客,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共和党需要推行左翼经济政策,在经济上照顾基本盘;

——民主党需要考虑的是,靠“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希望的。但仅靠经济也不行,还需要在文化上拉拢中低层白人。

下一节我们讨论Joe Biden-Kamala Harris。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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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郑洋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把户口迁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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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渊  来源:上观新闻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据上观新闻17日报道,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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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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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档案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国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第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后,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

去美国:“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他们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巴巴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要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 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他的很多本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渊:去美国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120美元,从纽约下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香蕉,加起来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开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大学不错,专门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说就行了。

高渊:半年以后把语言关过了?

郑永年:就是克服恐惧心理了,不能说过关,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但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高渊: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郑永年: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但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诺丁汉:“我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向杨福家去说,问他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东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身份证:“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

高渊: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新加坡?

郑永年:因为王赓武教授希望我回来,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待人亲切、学术精深,是我眼中的当代大儒。2007年,他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后,转任主席。当时,请来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担任所长,但不知什么原因,杨教授一段时间之后后就辞职了。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切东亚所,问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翰教授(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东亚所接下来怎么发展的问题。黄教授就提了我,李光耀先生也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我从1996年起就为新加坡政府写政策分析文章,他也觉得我合适,要我回来。东亚所就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量,通过评审程序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因为我在英国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了。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关心,我是很感动的。

然后,王赓武教授亲自到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回去。英国方面挽留我,而且当时已经申请到欧盟和英国的研究基金,我在那边会做得很好。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回新加坡。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每个单位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人,有的捣蛋,有的干活,但我的体会就是一条,任何组织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干活的人,就像我以前当农民一样,我自己不捣蛋,当一个干活的人。

高渊:2008年至今,你一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不是,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没有考虑过要申请新加坡国籍。

高渊:这些年来,你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新加坡学者,甚至不知道你生在浙江余姚。你始终保持中国国籍,却又常年在新加坡工作,会觉得不方便吗?

郑永年:以前确实不大方便,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用中国护照手续相对麻烦些。现在好多了,而且我也不想老是出去开会,很多国家来请我,我也可以借此推脱。因为没时间,我就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我是谁:“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了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报纸写专栏?

郑永年:1996年底开始的,已经持续21年了。一开始是为香港的《信报》写,从2006年开始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写。一周写一篇,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要停也停不了,因为习惯了。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傻乎乎的,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编辑,编辑再分拆成几篇发。所以万事开头难,后来写起来就容易了。当时《信报》要求每篇在2500字以内,后来在《联合早报》越写越长,最长写到过5000多字,现在控制在3500到4000字。我在早报上的专栏是星期二发,只有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晚一天。比如,上次李光耀先生去世,那个版面基本上都是纪念他的文章,我的专栏就推迟了一天。

我的专栏是把学术思考和时事结合起来,比一般的时评更学术化,但语言会比较土一点,农民也能看得懂。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有人说你是保守派,也有人说你是自由派,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有一位记者曾问我,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的话,你自己怎么形容?我说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太多的西方的左派,有太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用中国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研究问题。

高渊:你怎么看待西方?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实,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高渊: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做智库:“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高层发展论坛,像上海的中国学论坛等。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高渊:地方政府给你什么头衔吗?

郑永年:余姚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话,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人左右。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像今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于基金,一半钱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

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2017年6月24日,广州,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演讲中。

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就像去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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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如何应对新冠和怎样评估美国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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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洋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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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教授,是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也是“金融40人”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如果你有现场看过他的演讲或看过他的文章,就不难发现他见解独到,言语犀利,金句频出。

比如他呼吁对穷人直接发现金,三个月不花掉就作废;他直言美国没有衰退,中国也未到冒头时候;他还提醒一定要防止地方政府掀起新一轮的债务高潮,过去十年间已经发生过两次了,事不过三,不能犯第三次错误。

国内

01、应该给低收入人群发现金补贴

现在政府要关注什么?应该关注消费,关注企业的订单。

以往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拼命投资,过了那个点,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经济下行。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投资积极性下降了,收入、消费都下降了。所以不管是搞投资、保就业,还是保中小企业,作用都是有限的。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表明,在沿海城市1元消费券可以带动3.5-5元新消费,内陆城市效果甚至更多一些。

假设1元消费券可以带动4元新消费,那么从2万亿新增国债里拿出1万亿去发消费券,就可以带动4万亿消费,加起来就是5万亿新增消费。

除此之外,我呼吁发现金补贴,因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还是低收入人群。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元以下。”让大家大吃一惊,我们国家还那么穷?

事实上,我们国家收入分配是非常不平衡的,最富有的1%的人占了全部财富的30%,最富有的10%的人占了全部财富的70%,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53倍左右。

我在家做直播,我的工资没有减少,但是那些失业或者只能打零工的人,受到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财政补贴。

有数据统计说,中国的农民工有2.7亿人,这么多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失业了?我们不知道数字,却知道他们没有失业保障,所以这部分人应该纳入救助范围。财政补贴具体怎么发放?政府有很多办法,一定能想到办法。

02、防止地方政府掀起新一轮的债务高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增长目标,总理解释说,今年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新增政府债务融资花到民生和就业上,防止地方政府走偏了,比如刺激经济,又回到投资带动复苏的老路上去。

财政在发力,新增中央国债1万亿常规债,还有1万亿抗疫特别债,总理说这2万亿要直接下达到县市的民生和就业工程,加上保企业的工程。省一级是过路财神,过一下,不能截流,直接下去,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真正能够把这2万亿花到民生上面,会起到很大作用。

当然也不是说不需要投资,政府要增加1.6万亿元地方债,用到地方扩大投资。这次新基建主要是指数字领域,特别是5G网络的建设,如果真是多数新增投资用到5G上,估计中国5G会有大的发展。

今年的地方债和中央债全部加起来是8.5万亿,有人问我们发债够不够,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去年国债和地方债加起来是5万亿,今年相当于增加了70%。

但是,一定要防止地方政府掀起新一轮的债务高潮。过去十年间已经有过两次了,事不过三,不能犯第三次错误。

2008—2010年的“4万亿”,中央政府让大家都去搞投资,中央政府资金是不够的,只发了1.2万亿的债,剩下的钱怎么办?地方政府没钱,只好去市场上筹措资金。

以前可以问银行借,到了2009、2010年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就把银行卡死了,但是地方政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城投债,城投债在2010年之后猛增,也因此影子银行膨胀得非常厉害。

2015年股灾造成经济滑坡、资金外逃,2016、2017年债务再一次达到增长高潮。这些商业性债务增长起来,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还。

2017年—2019年,不得不开始去杠杆,很多民营企业被去死掉了,因为它们很多做的都是地方政府的项目,地方政府没钱了,它们就破产了。这都是那时候国家政策的后遗症。

做企业的,在这一轮局势中要认清形势,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仍然有地方政府去举债,大规模搞建设。从企业角度来说要提高警惕,不能再让地方政府给忽悠了,再次出现2018、2019年那样的事情。

国际

01、不要误判美国衰退,中国远远未到挑世界大梁的时候

中国要意识到,美国的行为并非完全针对中国,其作为多年的全球领导者,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也有需要调整的空间。

多年来,美国为建立和维持世界贸易体系有不小的付出。比如,WTO规则是美国创造的,这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有巨大意义,美国本身成为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最大外需。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超过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盈余,也就是中国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相当于都是贸易赤字。

如今,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不断地极化,1%的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不断上升,超过总财富额的30%,而50%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在过去50年里没有实质性增长,政府没有合理的二次分配调节制度或改革,造成美国的极化现象不断加重。

美国国内的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再像过去一样为全球经济秩序付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断“退群”,但大家也不要简单地把美国“退群”理解为美国在主动让出世界领导地位,这是错误的。

美国的“退群”只是美国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目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保持世界第一,美国只是从策略上不再想为世界提供那么多免费服务,以后要想获得美国的服务,各国需要付费。谁不想付费,就要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来。美国其实是通过“退群”的方法,用自己的标准在重新构造新世界体系。

我们千万不要误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现在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02、中国需要关键技术的突破,致力于推进全球创新体系

虽然全球化目前遇到较大的阻力,有回潮之势,但我们还是要积极地维护和推进一个开放、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

国际上,中国要积极参与WTO改革,因为美国不干,WTO就持续不下去,中国应该主动帮助重新建立新的规则。如果美国人关注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这些问题中国应该都可以谈。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其实对中国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受益,更多只是名声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谈?

同时,在国内我们要切实减少政府干预。除了少数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产业,比如芯片,应该有政府一定的资金进入和相关扶持之外,其他的一定要交给市场。市场才是创新主体。因为谁也不知道创新从哪里来,没人能在几十年前知道华为的今天。20多年前,当互联网兴起时,谁能预测马云、马化腾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中自己长出来的。

最后,我们要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应该趁机放弃和美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跟美国说因为疫情,中国已经无法执行协定。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美国还想跟中国在一起,这是一个跟美国深度融合的绝佳机会,而且我们也需要能源、大豆和飞机。

但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可能因为疫情,按照原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有难度,能不能延长为三到四年完成。前一段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两个人放出来的信号都说谈得非常好,说明双方依然还保有默契。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仅要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而且要积极开展第二轮贸易谈判。因为美方透露出来的谈判议题就是美国要在WTO里进行的,刚好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机会。我们总说美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我们也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如果美国愿意先跟中国谈,谈了之后拿着谈判结果到WTO做模板,照着修改,那不就代表我们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

最后再强调一下:中国和美国作为大国,都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避免滑向热战。一个纵然激烈但保持良性的竞合关系,即“竞争+合作”的关系,对中美和整个世界都有利。

来源时间:2020/9/3   发布时间:2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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