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锋  来源：孟话历史大风号-凤凰网

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这种观点非常平庸，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国情。有一种说法，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其他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这样的看法似乎立不住脚，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

虽然是顺应大势，但改革是否必然，是否会有那样的力度魄力，是否会用这种形式，这个速度、规模，那就不好说了。看看东边的邻居，他们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几十年了，改了个啥?今天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文革刚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小修小补，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

再合理的历史趋势，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看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都是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当时磨磨叽叽，优柔寡断，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再想开放也不成了。

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而是做，为老百姓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他说不争论，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因为，有些事情是争论不出个所以然的，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是争论不到综合实力的。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嘴仗胜利的。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小平做了一个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历史是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高度的政治智慧、无穷的后续可能性。就这三句话，除了小平，别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说，说出来也没用。

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穿越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不需要领导批准。这简直是破天荒，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领导不批准，这事怎么办?会不会犯错误?领导不批准，领导的权威在哪里?对不起，有些事情就是个人的权利，真的还不需要领导批准。领导操心操的太多了，有时候是需要休息的。小平就是这样豁达而明朗。

停止上山下乡，让知青回城，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怎么办，搞出大乱子怎么办，谁敢拍这个板?还是小平!包产到户，阻力重重，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备的，只有小平一人。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思想深刻，满怀理想远景的人，今天批评他的人常拿“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说事，其实他们完全说反了。不搞宏大构思，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历史上，各种各样空头支票、漂亮口号把人害惨了，小平不愿意那样做 。最令人敬佩的，是小平对下面的信任和放手，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先干起来再说，错了再改，别太出格就行。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治国理念，最上层是无为而治。上层无为，调动的是下面积极作为。

小平曾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有人少管，就会有人多干;上面的多干是添乱，下面的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没有那么尽事皆知的圣人，领导更不可能主意多多，诸事皆管，讲话必重要，指示必英明，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所谓“不折腾”，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老百姓空间，给社会大众选择，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

邓小平的眼界、意志、与威望，是他一生经历积累形成的，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大起大落，他经历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关键岗位锻炼，见识的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思维就不那么狭窄。16岁去法国，从1920到1926年，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1975年访问法国时，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目睹了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小平赴联大演讲，别人问他最想看什么，他说：华尔街。

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心里装着国家，眼里看着世界，不封闭，也不乱来。他在世时，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不对抗，并不意味着就是软弱。在外交方面，邓小平坚持的是务实主义路线，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准则。他访问完美国，就对越南动手，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邻，也让苏联有所顾忌，老实收敛起来，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

他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线。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民国时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那么，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不是的，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假如他那么搞的话，在中国很容易成神，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有一位领导人的伟大是全世界公认的，那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而无论评价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正是他主导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短缺经济”的现实，也由此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没有邓小平，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来源时间：2020/8/24   发布时间：2020/5/21

旧文章ID：22783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尽管我在去年已经发文警报，但当特朗普8月6日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宣布WeChat(微信国际版)禁令，还是在华人圈引起震惊错愕的炸锅式反应。不过，支持禁令和反对禁令的两种声浪也撕裂了华人族群。

有华人通过微信征集群友，正式于7月14日向白宫提交请愿书，主张不应禁止微信。根据白宫请愿规则，任何在30天内达到10万联署的主张将得到白宫的审视和回复。截至8月21日，这个请愿书有62478个签名，并未达标。

反对微信禁令的华人也组织了“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美微联会)公开募款，并于8月21日由律师团代表五位个人原告于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商务部长罗斯，试图阻止禁止个人、公司和团体使用微信的美国总统令。

但是，支持微信禁令的华人质疑这些“选择性维权”的华人。他们的质疑是，为什么借言论自由的名义支持一个“打压不同声音，限制言论自由的大杀器”?

反对制裁微信的声音

反对制裁的白宫请愿书中指出：微信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沟通。尽管美国华人可以放弃现有的众多休闲应用程序，但他们不能放弃与中国家人联系的唯一应用程序。在这一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微信在帮助家庭保持联系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国际教育学院的数据显示，目前有36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美国大约有450万华裔美国人。因此，如果禁止微信，将有近500万人受到严重影响。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这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唯一有效方法。因此微信不应该被禁。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只提到禁止美国人在45天后与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交易，禁令的确实范围还有待商务部决定。但美微联会发起的诉讼，挑战总统令的覆盖范围过广，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平权条款、程序正义条款和宗教自由恢复法等基本权利。并且由于微信主要使用群体为在美华人，封杀微信将造成“对在美华人的歧视性影响”。

美微联会认为：“美国是法治国家，更是宪法至上的社会。我们是一群关心华人利益的律师，我们相信公正的法院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我们这一组织完全是基于美国法律的诉求，因此我们不愿意对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发表评论。我们不代表任何政党、政府或腾讯控股公司的利益，我们仅代表在美国境内的普通微信用户。”

特朗普在行政令中引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国家紧急法》作为他的权力依据。1977年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给予总统权力宣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的特殊威胁”，并授权相关政府部门(如商务部或财政部)禁止使用特定产品或服务。特朗普的行政令称，微信的数据收集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但科技媒体TechMedia认为，将这些应用程序指定为造成国家紧急状态的先例很少，行政令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战。尽管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会强制微信封锁在美国的服务器，使服务无法正常工作，但科技媒体The Verge认为，美国司法实践中没有以这种方式阻止任何软件的先例，而白宫似乎不太可能执行这种严酷的在线审查。

另外有美国法律专家主张，《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能禁止不涉及金融交易的个人通讯，因此我认为，在法庭上，关于“个人通讯”的定义，以及鉴于微信的支付功能，微信是否完全是“不涉及金融交易”的个人通讯软件的问题，都将成为辩论的主题。但诉讼程序应该会等到美国商务部的具体规定下来后才会有实质性进展。

支持制裁微信的声音

去年3月24日有一封白宫的请愿书公开征求联署，控诉微信对信息的审查制度：“腾讯在美国开展业务，一直有系统地审查公众意见，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侵犯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阻碍美国民主……在美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国会和总统必须站在美国和美国价值观的立场上，告诉腾讯要么遵守我们的法律，要么彻底离开美国。”

虽然微信在美国是很有名气的超级应用，大多数用户限于华人和与中国人有联系的美国人，用户基于方便的原因，对于禁止使用微信没有强烈支持的意愿，到去年底只有2284人联署这个要微信离开美国的请愿。但这并不阻挠美国媒体和国会高度关注微信的言论审查机制。

尽管腾讯一直坚持WeChat的服务器位在海外，海外用户不受到国内的监管机制，但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WeChat借着AI及人工机制密切监视国际用户的活动，并使用监控所得的数据训练其审查系统，用来加强控制中国境内用户的审查机制。

美国记者大卫•吉尔伯特在年初通过网络征集微信用户，希望能了解他们对于微信删帖封号的体验。2月12日他在《Vice传媒》发布文章，显示微信如何打压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讨论，受访者分布在北卡罗来纳州、费城、旧金山、特拉华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休斯敦、宾夕法尼亚州、亚特兰大、印第安纳州、加拿大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各地。吉尔伯特得到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科技公司走向全球，中国也有能力审查大陆以外的通信。

特朗普的WeChat禁令引述了一个2019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研究者发现一个包含数十亿条微信信息的中文数据库，其中的信息不仅来自中国用户，还来自美国、台湾、韩国和澳大利亚。行政令因此表示：“微信也对中国共产党认为对政治敏感的内容进行审查，也可能被用于造福中国共产党的虚假宣传活动。”

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约瑟芬•沃尔夫认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倡导开放全球互联网的构想，使世界各地的用户能够访问相同的内容和服务。如果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安全数据和网络只能来自其境内，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从根本上不相信无国界的互联网。

这个论点已经遇到反驳。倡导自由开放互联网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尽管特朗普不适合作为这场关于“争取互联网灵魂的斗争”的主导者，但美国不应该再容忍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互联网开放性“不公平的不对称”，因为开放性互联网的特权仅仅应该提供给“来自尊重互联网开放性国家的公司”。

以研究言论自由和信息战闻名的吴修铭有一半华人血统，他在2002年因提出“网络中立”一词并倡导平等使用互联网而名噪一时，代表著作有《主交换机：信息帝国的兴衰》(2010年)以及与杰克•戈德史密斯合著的《谁来控制互联网?无边界世界的幻象》(2006年)。

吴修铭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先驱，视互联网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监视和思想控制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功能。

吴修铭认为，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盛行的全球互联网愿景正在受到挑战，当时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建立一种普遍通行的网络，一种数字的世界主义，将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但现在没有人愿意为那种幻想买单了。因此吴修铭认为，如果要实现互相尊重的开放性互联网，拥有这种价值观的国家就必须开始对破坏开放性互联网的势力进行反制。

《世界日报》在8月15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微信被禁华人提告，好意思吗?”的华人文章，质疑华人组团聘请律师，要对美国政府发起诉讼推翻禁令。该文作者认为，尽管华人有权利提讼，但如果这部分华人一意孤行，会对整个华人群体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观感更雪上加霜。

为什么呢?该文作者认为，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不但对政治敏感内容进行审查，也被用于“大外宣”，“凡是有一点良知要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人士，都有自己微信号被禁言，甚至彻底被封的经历。微信不但是打压不同声音、限制言论自由的大杀器，也会自动捕获其用户大量信息。”

因此这篇文章认为，大批华人虽然身在自由世界，却“让自己的脑子自带防火墙”，在美国维权，却不敢说美国禁令只是“抄中国作业”，因此要起诉美国的微信用户，也会让其他族裔对华裔的偏见进一步加深，因为他们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骑墙派”也不好受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即使有些华人想要保持“中立”立场，也免不了惹人嫌。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19日发表题名为“中美对峙中，我们这种讨人嫌的骑墙派”的观点评论，作者黄乔治很生动地描述了夹在两种观点之间的尴尬：国内体制内工作的家人朋友批评他“斗争意识不强”，而在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工作的朋友们要他表态支持美国对华强硬的举措。

黄乔治写道：“从贸易战到媒体战到所谓‘新冷战’，从针对华为到针对TikTok和微信，从绿卡的暂缓发放到留学生网课签证新规，从制裁军方背景高校到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孔子学院，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2020年对于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紧张、焦虑和难上加难的一年 ……对于我来说，近来一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愈发强烈，主要是因为在中美两边的朋友讨论政治话题时，都能明显感知到对方对‘骑墙派’的敌意。”

近年来美国对华鹰派组织如“迫切危险委员会”直接点名华人组织如“百人会”，攻击这些组织选择在自由的美国维权，却选择服从中国的“禁口令”。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华人也将面临同样的指责，逼迫他们“选边站”。

目前虽然微信在美国的命运未卜，但可以确定的是，特定华人组织对美国政府的诉讼，将触发许多“骑墙派”华人不满微信动辄删帖封号的审核和数据收集制度，但又无法从微信生态圈“断奶”的“爱恨交织”，也将引发新一轮的质疑：为什么那些挑战美国行政令违反言论自由的美国华人，对微信的违反言论自由却选择性地保持沉默?

来源时间：2020/8/24   发布时间：2020/8/24

旧文章ID：22782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就中国作出的表态。那场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被称作“新铁幕演讲”的讲话中，蓬佩奥提到，应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的“新联盟”。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系列举动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其布局全球，试图建立一个世界联盟压制中共政权在全球扩张。美国接触的国家中既有其传统的西方盟友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有中国的邻邦印度以及在中美两国间游走的较为中立的国家。这些努力虽然有些已初具雏形，但伴随美中抗衡的形势变化、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给各国带来的疑虑、以及这些国家对各自利益的考量，这个“自由世界”的国际联盟存在诸多变数。

而上周刚刚结束的蓬佩奥欧洲四国之旅便是这个行动的最新体现。华为与中国影响力占据他此访的主要议程之一。蓬佩奥期间多次呼吁，欧洲国家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威胁。

“现在正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0.”蓬佩奥上周在捷克上议院发表演讲时称。“对抗中共威胁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更为艰难，中共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中，在某些方面上他们所做到的是前苏联从未有过的程度。”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7月23日，蓬佩奥在加州约巴林达镇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演讲。

“时机”已到?

从5G网络建设到军事合作，从增进外交互动到加强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已经覆盖大部分地区。

在这次中东欧之行第二站的斯洛文尼亚，蓬佩奥与斯国外长签署5G网络联合声明，将“不被信任的”、“受到外国政府控制的”供应商排除在本国5G建设之外。

作为世界领先的5G供应商， 华为因其与中国政府和军方的关系在西方世界广受质疑。

美国自2018年便禁止本国政府部门使用华为产品，同时开始阻止华为参与各国5G建设。伴随美国对华为的围堵不断加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及运营商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是自行将华为排除在本国5G建设以外。

美国国务院信息显示，截至目前，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已声明在5G网络建设中只会选择“可信任的”供应商;有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及英国等国家的主要电信运营商拒绝使用华为等“中共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已选择华为之外的合作方打造自身5G网络。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制衡早已开始，但组建“国际联盟”部分是由于华盛顿看到目前出现了一个“时机”。

“过去一些小心翼翼不愿冒犯中国的国家现在对中国的威胁更加警觉，”她对BBC中文说道。“新冠全球大流行尤其让许多国家警醒，意识到对中国供应链过于依赖的风险，这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立场比过去更加强硬”。

有的国家甚至比美国走得更前。虽然特朗普多次呼吁美国制造商撤出中国，但并未制定太多政策上的指引。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的盟友日本启动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拨款22亿美元帮助本国企业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他国家，已帮助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新冠全球大流行后，北京也因最初对疫情应对不力广受质疑。

同时，美国也在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互动。在6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印度国内呼吁增强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呼声不断高涨。7月20日，美国与印度在印度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同一周， 美国还与日本及澳大利亚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演。

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及在新疆设维吾尔族“再教育营”等做法让西方世界普遍担忧， 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和世界格格不入。 这都给特朗普政府为其国际联盟政策争取支持创造了条件。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由，新冠疫情只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遇到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社会的常规与操作，中国的做法让这些国家感到担忧，”葛来仪补充道。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蓬佩奥7月访英期间会见首相约翰逊。

“美国第一”与“国际联盟”之间的矛盾

然而，自特朗普就职以来所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让许多国家对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双边及多边合作中的诚意存疑。不少国家在中美争端中谨慎行事，避免选边站队。

即使与美国签署了5G联合声明，捷克政府仍未声明将弃用华为。在上周蓬佩奥到访期间，捷克总理巴比斯(Andrej Babis)在二人共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捷克的经济贡献巨大，而虽然他一直批评中国对捷克的投资与他所期待的有差距，且捷中贸易逆差庞大，但捷克在中国的投资上“没有大问题”。

“当然，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我们与欧盟遵循同一指引。我们同我们的盟友意见一致，”他在记者会上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另一盟友韩国也与中国保持友好互动。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周五至周六(8月21、22日)访问韩国，两国媒体普遍将此行解读为习近平的访韩行程铺路。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屡屡抱怨韩国分摊的驻韩美军费用比例太低，让韩国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不免有所保留。

而德国、法国虽然针对香港及香港等人权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贸易等问题上没有跟随美国脚步。

最近便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7月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后仍然想要在七国集团(G7)主导改革世卫组织改革的讨论。路透社报道称，法国与德国对此感到不满，已经退出这一谈判。

“很多国家对美国其实也是相当不满的，他们认为美国背弃了战后自己努力帮助构建的全球多边体制，推行保护主义的‘美国第一’政策，这些危害了很多重要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亚太防务问题专家袁敬东副教授表示。“他们在特定问题上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美国，但很多问题上跟美国并不是同心同德的。”

图片版权EPA，Image caption蓬佩奥本月早些时候访问斯洛文尼亚，两国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排除使用"不可靠方"提供的5G网络.

中国的“被动”

袁敬东认为，虽然美国的联盟目前来看“没有太大效果”，但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的反应。

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共政权的批评一向予以强力还击。在近年的“战狼”外交政策下，中国外交官的措辞相较特朗普和蓬佩奥也丝毫没有示弱。

“蓬佩奥走到哪里，就把‘政治病毒’和虚假信息带到哪里”，“他像打了鸡血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的谎言，心虚不虚?”在评论蓬佩奥中东欧访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这样说道。

袁敬东指出，中国在回应美国的策略上存在“一定的失误”。“它的反驳比较生硬，属于批评，会马上给你脸色看，这样会加深其它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满分是10分)我觉得中国现在是5分以下，”他告诉BBC中文。

“中国处于一种被动局势，但其实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化解美国的言论。要跳出美国的圈子，作为一个大国，要做出实际行动维护多边体系，这样效果会好一些，”他指出。

特朗普的全球联盟面临的另一个疑问是，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只剩几个月，这项政策是否会持续下去。

葛来仪指出，特朗普是否能够连任是一个因素，但鉴于特朗普在任期最初对中国态度曾暧昧不清，如果特朗普得以连任，他的对华态度可能会出现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蓬佩奥等特朗普内阁的高官会察觉到当下的“紧迫性”。“他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他们已经将美中关系重新定位称战略竞争，他们希望可以做些事情阻止这种转变在未来被改变，”她说。

“从现在到选举前，我们应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行动，”葛来仪表示。

来源时间：2020/8/23   发布时间：2020/8/23

旧文章ID：22781

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近两年来，无数次地在华文阅读中遇到一个词：“白左”。笔者想借此短文谈谈欧美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除去极端自由派)与西方文明的关系。

近两年来，无数次地在华文阅读中遇到一个词：“白左”。在美华人用“白左”这个词称呼欧美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liberal intellectuals)时，是带有贬义的，含讥讽的意思，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很愚蠢，是白人却居然左倾。笔者想借此短文谈谈欧美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除去极端自由派)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首先要指出，“白左”这个词，定义不准确，在华语语境中，极富误导性。欧美自由派知识分子高举法国大革命擎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之三色理念大旗，坚持宪政民主理念，应该与华语语境中的右派对应。用自由派来称呼欧美主流知识分子，更准确，传神。华语语境中的左派，指的是斯大林主义倾向的人。

左派 vs 右派

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和欧美自由派人士根本不是一回事。不错，欧美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但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北欧的社会主义，与一般理解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华语语境中的左派倒是和欧美语境中的右派近似对应。在这个意义上，华语语境中的左右派和欧美语境中的左右派是相反的。

更进一步分析，在2016年世界性的新法西斯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左右两派有合流的趋势。两个阵营的人都欢呼同一个异类美国政治人物的出台。也就是说，一方连续地左转，另一方连续地右转，双方尴尬地相遇了。尴尬的根源，恰恰是两方对“白左”的共同错误理解。讨论“白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虽然“白左”这个词含有贬义，不宜使用，但在这里，为了讨论华人使用“白左”一词贬称欧美主流知识分子这一现象，笔者仍然使用这个词汇，但加了双引号，以表示不赞同这个贬称。

“白左”的历史渊源

笔者想谈论的主题是，“白左”代表着欧美(或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文化成果。否定“白左”，就意味着否定欧美近代四百年的文化积淀，制度建设，和物质成果。贬低“白左”，就是贬低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约翰·密尔，雨果，左拉，巴尔扎克，伏尔泰，牛顿，爱因斯坦，卡尔·波普尔等等，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呢?近代欧美文明有两个古代源头，一个是雅典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一个是古罗马文明。雅典文明奠定了科学和哲学的智慧基础，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虽然远非完美，但雅典民主制度具备了民主制的基本要素。民主一词(Democracy)就来源于古希腊语，意为民众统治。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罗马文明奠定了法治思想的基础。这样，近代欧美文明的基本要素：科学，民主和法治，古希腊罗马都具备了。

这两个文明的时间段，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和汉朝。这两个优秀的文明源头，很遗憾，在五世纪时中断了。原因是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来自北欧的日耳曼人毁灭。日耳曼人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罗马人，他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连贵族都还是文盲。文盲占领罗马帝国，那就只会烧杀抢掠。罗马帝国各地几百年间建造起来的图书馆，通通被付之一炬，知识分子则被杀的杀，关的关，所剩无几。在地理上，古希腊在罗马帝国境内。这样一来，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几乎被同时毁灭了。古罗马帝国(包含古希腊文明成果)被北方日耳曼人灭亡后，从大约公元500年到1500年的一千年内，欧洲处在极度落后之中，史称黑暗时代(Dark Age)。由于学校和图书馆都被日耳曼人毁掉了，一千年中，识字的人主要集中在教会里。只有占人口极少部分的天主教教会人士可以用拉丁文读书写字，内容当然以圣经为中心。

在公元1000年左右，欧洲大陆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大学。建立这些大学的最初动机完全是为宗教研究服务。天主教教廷此时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又通过十一税掌握了大笔财富，可以建立大学以供宗教研究之用，以巩固教廷的统治权。可是，任何教育体制都会培养叛逆者，欧洲大学也不例外。渐渐地，就有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就有人想，古希腊和罗马人到底思考什么问题?我们能顺着他们的思路往前走吗?当学者们的思绪超出了圣经的范畴，开始渴求古希腊罗马的学问思想时，他们发现，他们想要读的古书早就被没有文化的日耳曼贵族祖先焚毁了。怎么办呢?有人找到了办法。原来，阿拉伯人曾经仰慕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就，把许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欧洲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藏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那时的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统治，文化上还相对开放，可以容忍这些异端书籍的存在。阿拉伯学者还在古希腊罗马人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在许多学术方面有开创性贡献。这可帮了欧洲学者们的大忙了。欧洲学者们把重要的古代文献从阿拉伯文翻译回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让古希腊罗马的大批文献复活了。

公元1500年左右的欧洲，已经和1000年以前大不一样了。商人阶层的崛起，独立城市的出现，宗教改革的成功，都极大地冲击了旧秩序，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活动拓展了空间，一场文化大演变的氛围形成了。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既然叫作文艺复兴，那在思想主题上自然就要光复古希腊罗马的文明要素：科学，民主和法治。于是，数百年间，历史见证了伽利略，牛顿等人超越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近代科学;见证了伏尔泰，卢梭等人对专制统治的严厉抨击和辛辣嘲讽，以及对民主制度的期待和阐述;见证了孟德斯鸠等人对法治精神的深刻分析，精湛描述;见证了约翰·密尔等人对自由主义精神实质的精密求证，合理归纳。在文艺复兴运动奠定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要素基础上，欧洲近代文明大厦矗立人世间。

“白左”和欧美近现代文明

这栋文明大厦后来直接在北美复制，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讲的欧美近代文明。这个文明的实体可见于科学革命的成果，工业革命的辉煌，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它的精神实质则是法国大革命举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大旗和宪政民主理念。

如果要用一个形象来代表这个文明的精神，那就是德拉克洛瓦的著名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前进(收藏在巴黎卢浮宫)。毫无疑问，这种精神是为民众的，人权的概念也就包含其内了。

在这个近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欧美知识分子全体参与了，并逐渐形成了共识，所为自由主义思想是也。不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知识界有不同看法，不同解读，不同追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故而有左右之分，有自由保守之别。比如：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该到什么程度，税收的合理比率在哪里，个体生命的起点是什么，等等，大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在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根本制度方面，主流知识界有共识，大家认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没有人挑战三色理念和宪政民主制度。所以，从广义上讲，欧美主流知识分子都属于自由派，即所谓“白左”。这就能解释，为什么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知识界主流，包括新闻媒体主流，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主流知识界看来，2016年的大选，根本不是左派对右派，自由派对保守派，民主党对共和党，而是文明对野蛮，三色理念对中世纪偏狭，民主对专制，开放对闭关，多元化对一元化，科学对矇昧，优雅对粗鄙。这一点是大部分大陆在美华人对2016年大选的认识误区所在。

“白左”和北美华人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抽象的三色理念和我们的生活无关，所以“白左”是为空洞的说教空忙。这种想法有失偏颇。事实上，一个社会要有效运行，必须要有一套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这正是三色理念的功能所在。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三K党，反对种族歧视，理由何在?理由恰恰来自于三色理念。抛开三色理念，凭什么谴责种族歧视?这就是“白左”坚持三色理念的原因，也是“白左”的价值所在。其实，2016年左右在欧美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英国脱欧，法国勒庞的国家主义，美国的白人国家主义现象)之所以具备巨大影响力，就是因为欧美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年龄大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加上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某些其他东西(比如特定族群对国家的控制)高于三色理念，重于宪政民主。他们愿意接受法西斯色彩明显的政治领袖，以获取或保持某种特权。与这些人相反，欧美知识分子主流则坚守三色理念，拒绝新法西斯主义，成为保卫近代欧美文明的中坚力量。没有“白左”的坚守，美国恐怕已经踏上19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道路了。

就是北美华人的日常生活，也与“白左”价值观坚守息息相关。美国二十世纪的民权运动发起于1960年代，倡导者是马丁·路德·金。金博士身为非裔人，追随者首先是，也一直主要是非裔人。但金博士的理念和运动，远远超越了非裔人的界限。毫无疑问，金博士本人和非裔人群体对民权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和主要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非裔人一直处在美国社会底层，平均教育水准偏低。要他们发起一场政治社会运动，造成轰动效应，没有问题。可是要把政治社会运动转换成制度成果，意识形态观念，以文化形式扎根社会，则有困难。这种工作，恰恰是知识界“白左”们的强项。“白左”的加入，使得民权运动如虎添翼，向纵深发展，最终导致了民权法案的出台。

有些在美大陆华人认为，我们属于知识精英，子女也是优秀异常，无需民权法案保护。此言差矣!华人找工作，肯定有民权法案的保护因素。没有该法案，白人至上主义者就可以明目张胆地说，某个职位是为白人准备的。想去告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吗?法理基础何在?法理基础不正是民权法案吗?可能还有在美大陆华人会认为，我们自己和子女那么优秀，他们白人需要我们，不会把我们和非裔人和墨裔人划在一起的。想得太天真了。在美华人们不妨问一下自己，有哪个华人敢于宣称，华人群体比犹太人群体优秀?数数犹太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摆摆犹太人在金融界和法律界的影响力，甘拜下风吧?华人中科技工作者众多，可有哪个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算在内)敢于宣称，自己比爱因斯坦更优秀?群体优秀如犹太人，个体优秀如爱因斯坦，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是什么遭遇?法西斯色彩明显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一旦得势，华人那点优秀算得了什么?根本就不会在人家眼里。君不见，福克斯电视台(Fox News)上那些狂热的极右翼主持人是如何给种族主义扇风点火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公开声称，非法的与合法的移民毁坏了他们所热爱的美国。谁能保证，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发展，这些人不会做出更出格的事情?纳粹对整个欧洲的压迫，就是从羞辱个别犹太人开始的。也就是说，没有与“白左”息息相关的民权法案保护，华人的地位和命运堪忧。我们千万记住，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反移民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译为“排华法案”，制定于1882年)，就是针对华人的。大约到20世纪中期才被废除，而迟至奥巴马时代，民主党控制的两院才通过对华人的正式道歉决议。

二十世纪后期来美国的大陆华人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美国成长的历史，看看自己曾经享受过美国福利的什么好处。那些福利，或多或少都和“白左”相关。那时，从飞机上下来的大陆留学生，怀揣几十，几百美元，手提两只箱子，许多人连英语都说不流利，和国际难民有多大差别?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大学张开怀抱拥抱大家，“白左”知识分子为大家在新大陆的发展奠定了知识基础。有多少那时的大陆赴美留学生可以说，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美国政府的任何福利?从医疗保险，到子女教育，到低收入住房，应有尽有。美国的福利在欧美国家不算高，但也已经给了发展中国家来的学生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了。那时的大陆华人和留学生，一边倒地偏向民主党，尽管还没有投票权，原因就在这里。所有这些福利，都和“白左”长时间的努力相关。“白左”们聚集的民主党是这些福利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大陆华人们千万别像有人嘲讽的那样，住在最“白左”的州，享受最“白左”的福利，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往最“白左”的学校(常春藤学校是也)，自己却支持最右的政客，并因此与自己接受“白左”思想的孩子争吵不休。个中荒谬，令人唏嘘不已。

“白左”和政治正确

也许是出于科学上的无知，也许是出于欧美人几百年间对世界的主导，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白左”们对于种族平等的倡导，也是大陆华人鄙视这些知识分子的重大原因。“白左”的种族平等观念被讥称为政治正确，意谓政治偏执。究其根源，对深肤色人的歧视是主导意识。首先，笔者衷心期望，大陆在美华人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读几篇古人类起源的科普文章，了解一下古人类学主流看法。所谓黑人，白人，和黄人，只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在人类学上，地球上的现存人种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智人(homo sapien)。我们同出一处。用英国“白左”生物学家理查得·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话说，我们都是东非人。肤色的区别，就和身高，体重的区别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以肤色来决定对人的歧视程度，不仅在道义上属于错失，而且在科学上毫无道理。科学从来就是“白左”们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换句话说，“白左”们的政治正确，是建立在科学根据基础上的，绝非单纯道德说教。如若想打倒“白左”的种族平等观，需要先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证明古人类起源主流学说属于谬误。其次，大陆华人千万不要认为，黄种人的智力高过非墨人种一等，有理由歧视他们。非裔政治家的演说能力，政治动员能力，表现突出，远非华人可以一比。华人政治家中的骆家辉已经在华人中算是鹤立鸡群了，可是与奥巴马比比，在各方面就显出差距了。面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眼下的猖狂挑衅，我们有色人群正需要勇敢的人权卫士起身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卫士，恰恰最有可能从非墨裔中涌现。谓予不信?那就在周遭巡视一番，看看能找到几个在大庭广众面前可以口若悬河发表激情演讲的华人。由于华人文化基因的特性，我们缺乏在民主体制中寻求合法权益的能力，实际上属于需要保护的人群。非墨裔们长于民主体制中的合法抗争，是我们的天然盟友。我们的长项是他们的短项，他们的长项是我们的短项，这不恰好是互补关系吗?非裔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1960年代头上挨大棒重击，留下永久头壳裂缝时，他可没有说自己只为非裔族群奋斗。作为马丁·路德·金的战友，刘易斯议员终身为所有族群的权益奋斗。“白左”们出于理念和道义，倡导和维护种族平等。在美华人则不仅仅有理念和道理的缘由需要和“白左”站在一起，还有自身的利益需要联合其他少数族裔和“白左”携手并肩，抗击白人至上主义。

综上所述，“白左”，也就是欧美主流知识分子群体，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民主人权文化的传承者，维护者，和发扬者。他们代表历史的荣耀和未来的光明。中国五四先贤们渴望把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请进中国，和欧美主流知识分子是知音和同道。五四先贤们虽然也有观念上的分歧，也可被分为左中右，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文明发展的基本信念上是一致的。如果五四激进左派陈独秀和温和右派胡适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坚定地站在新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严厉批驳其反文明倾向。北美的大陆华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多数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理应与五四先贤们取同一立场，口倡三色理念，臂挽欧美主流知识分子，即“白左”。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一大批大陆华人在2016年与共和党右翼站在一起，反智，反科学，反移民，反三色理念，拥抱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明显的法西斯主义，与欧美主流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也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五四先贤们背道而驰。他们似乎忘记了，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主流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主导者。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大陆华人是唯一大部分人站在“白左”对立面的非白人群体。读过书的北美大陆华人，却与公开的反智主义者站在一起。这真是一部新世纪在美大陆华人儒林外史的绝佳题材。让人欣慰的是，这批大陆华人的子女，因为接受了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部分是站在“白左”这一边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等等)异常活跃的时代，传统媒体所具有的过滤机制缩小了甚至没有了，谣言的影响力因此以惊人的倍数放大。有鉴于此，在美华人尤其要关注代表这种过滤机制的"白左"的意见，以保证自己在理性的轨道上思考问题。

与“白左”的成长和努力息息相关的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个两百年见证了欧洲族裔的大融合。曾经发生过的对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的歧视，今天只能在史书上看到了。同样与“白左”的奋斗不可分割的是，美国第二个两百年的进程，将见证更加伟大的全球族裔有序融合。纽约入海口历尽风雨洗涤却永不颓丧的，是我们风采永远的自由女神。

2019年3月于美国

来源时间：2020/8/23   发布时间：2019/4/9

旧文章ID：22780

作者：胡平  来源：网络

胡平：美台建交此其时也（2020版）

2020年4月12日 

台湾的最大愿望是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台湾的最大苦恼是总处於中共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

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台湾既没有权利参加许多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尊严，而且如果大陆对台动武，国际社会大多都只会以那是中国内政为由而袖手旁观。换句话说，只有赢得国际承认，台湾才能既获得尊严，也获得安全。

我认为，呼籲美国政府率先以两韩模式，对大陆和台湾实行双重承认，是帮助台湾走出目前困境的最佳方式。

美国可以依照两韩模式，与台湾建交

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制定有台湾关系法。美国承诺保护台湾的安全。但这条关系法是以台湾不率先单方面改变现状为前提的。美国政府过去也多次宣佈它不支持台独。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因为率先单方面改变现状宣佈独立（无论是台独还是华独），而招致中共动武，美国未必会出兵保护台湾。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不够喜欢台湾，更不是因为中共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封杀有理。事实上，台湾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尤其台湾这次对冠状病毒疫情的既尊重人权，又乾净俐落的处理方式，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尊敬。但美国有理由不希望自己被卷入战争。美国政府过去也曾多次表示不愿被卷入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中。所以每逢台湾闹独立的呼声过高时，美国很快就向台湾施压，劝阻台湾不要搞台独。

然而，要打破中共对台湾的无理封杀，帮助台湾摆脱国际孤儿的不公正局面，其实并不需要台湾改宪法乃至改国号，只要美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建交就行了。

中共处理台湾问题一贯的杀手锏是：谁承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跟谁断交，摆出"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架式，逼迫外国二者择一。由於大陆和台湾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外国政府觉得与大陆断交的代价太大，於是纷纷选择大陆而抛弃台湾。

但美国可以打破这种局面。因为断交是柄双刃剑，你和别人断交，你也要付出代价。如果美国依照两韩模式，在保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的同时，也承认中华民国，中共将能如何反应呢？宣佈与美国断交吗？如果美国再拉到几个重要国家一起与中华民国建交，中共就更难办了。而假如中共不敢和美国断交，其他的国家就可能接二连三地效仿。这样，台湾就获得应有的国际人格了。

美台依照两韩模式建交，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

乍一看去，南韩和北韩的关系就是两国关系。南韩和北韩各有自己的国号、土地、政府、军队，以及自己的货币和海关。南韩和北韩都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了有关的国际组织和活动，也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与很多国家建立了正式邦交。世界上有150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是既承认南韩也承认北韩。在奥运会上，南韩运动员和北韩运动员可以各自打着自己的国旗出场，赢了金牌都可以各自奏自己的国歌。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

南韩宪法第三条规定："大韩民国之领土，在於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注意：这里说的是整个朝鲜半岛，而不只是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北韩宪法第五条也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在北半部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排除外来势力，於民主基础上和平地统一祖国，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这就是说，北韩所说的全国，是包括南半部在内的。虽然它目前实际管辖的地盘，只限於北半部。

在这里，南北韩在讲到自己的领土范围时都讲的是整个朝鲜半岛，也就是说，都把对方实际管辖的那半壁江山算入其内。但双方又都承认自己在现阶段的治权即实际管辖权只限於自己这半壁江山，并且尊重对方对它那半壁江山的实际管辖权。双方都尊重并承认分裂分治的现实，允许对方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和外国建立正式邦交。双方都坚持只有一个韩国，但在一个韩国内有两个以中央政府自居的政府。所以，可以看出，两韩之间的关系是"一国两府"的关系。

中共早已不反对"一中两府"

在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里，中国写下这样的句子："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中共的国台办前后发佈过两份白皮书。在发佈於1993年9月1日，标题为《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的白皮书里，有如下一段话："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

然而，在2000年2月1日发佈的，标题是《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里，写的却是：中国政府"反对所谓’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请注意：在这份白皮书里，把中国政府"反对""一国两府"的说法去掉了。我们还注意到，自从2000年2月起，在台湾问题上，中共当局就只提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没有再提反对"一国两府"了。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9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词中讲的也是，"坚决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在这里，他也仍未提反对"一中两府"。

当然，中共不再提反对"一国两府"，并不等於它接受了"一国两府"。但同时却也并不等於它不接受"一国两府"。换句话说，中共对"一国两府"既没有接受，但也没有说不接受。

总归上述，处理台湾问题，一国两府，或者说一中两府，即，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是完全可行的。而美国将在这里起着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台湾维持现状——包括维持现行宪政体制的法理现状——的前提下，美国可以在维持与大陆正常邦交的同时，又与台湾正式建交。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对大陆和台湾实行双重承认，即，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既然其前提仍然是一个中国，因此也就并未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因而中共也就无话可说。既然台湾并没有做任何事情率先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共也就没有理由悍然动武。更何况，既然北京可以既承认北韩政府又承认南韩政府，那么，华盛顿为什么不可以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呢？

2019年5月14日初稿；2020年4月12日修改

胡平：中共为何不再反对“一中两府”？

2020年4月22日

在《美台建交，此其时也》一文里，我写到，中共早已不反对“一中两府”了，见之于中共国台办2000年白皮书以及胡锦涛、习近平的有关讲话。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中共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这一微妙而重要的改变及其意涵，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似乎都没多少人注意到。

中共当局为何要作此改变？因为形势变了。从1972年中美签订第一份联合公报到现在，两岸各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两岸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早先，两岸政府高度敌对，彼此都把对方视为伪政府，两岸之间没有任何经贸与人员的往来。后来，两岸政府的敌意渐渐淡化，两岸之间经贸与人员的往来越来越多。伴随着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的发展，衍生出种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两岸已经签署了二十几项协议，涉及人员交流、投资与贸易、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等诸多方面。

按说，签订这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当然应该由两岸的政府出面。然而，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签章和中华民国政府的签章并列于同一份法律文本，那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是唯二的合法政府了；那也就意味着双方都已经接受了“一中两府”。由于大陆当局不愿意接受“一中两府”，可是又必须和台湾方面签订这些协议，于是双方就各自推出一个民间团体，大陆方面是海协会，台湾方面是海基会。海协会和海基会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授权，于是就签订了这一系列协议。

海协会和海基会都是白手套，但这是两只很奇特的白手套。一般的白手套是为了掩藏里面的手，让世人不知道里面是谁的手。然而海协会和海基会这两只白手套里面是谁的手却无人不知。海基会海协会这两只白手套是透明的。可是，既然人人都知道是谁的手，戴手套岂非多余？这就揭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在名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但是在实际上，它至少是默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如果说由两岸政府出面签署协议，就意味着双方已经承认了对方的存在，意味着双方已经接受了“一中两府”；那么现在是由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会出面签署协议，而世上无人不知在两会的白手套里边是两府的手，那就说明双方已经间接地承认了或者说默认了对方的存在，双方已经间接地接受了或者说默认了“一中两府”。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不再反对“一中两府”的原因，因为它在实际上早已经默认了“一中两府”，只不过在名义上没接受而已。

在今天，美国若本着“一中两府”的原则和台湾建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双重承认，既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立国理念，也是基于形势的改变，基于两岸关系的改变，基于中共当局自己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改变，基于中共当局自己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的改变（不再反对“一中两府”了）。如果美国和台湾建交，中共是没有任何理由抗议的，因为是你中共改变在先，是两岸关系改变在先，美国只不过是根据这些改变而做出相应的改变而已。

来源时间：2020/8/23   发布时间：2020/8/23

旧文章ID：22776

作者：马晓野  来源：中美聚焦

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之后，中美关系下坠的势头没有受到有效牵制，反而在双方国内政治、舆论和不期而至的疫情影响下加速下行。现在，连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本身都可能成为质押品，一旦处理不当，或会转变成双边关系下滑的助推事件。在这当口，中方提出开启全面对话通道的建议，美方也同意安排一场虚拟对话作为呼应。双方都通过行动在表示，这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有一个临界点，现在的对话是探讨这一临界点在哪里，并考虑临界点到来前双方应该以及可能采取哪些动作的必要安排。

面对历史转折点，观察与思考是现阶段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

对话如果落入俗套则可能浪费机会

首先，对话双方似乎无需花精力澄清自己或弄清对方的战略目标。这也是防止对话成为宏大宣讲与说服，以至于影响双方在紧迫事情上拉近认知距离的迫切需要。双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不同，通过40年的接触已不必通过对话再次进行宣示了。只要双方还愿意接受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基本原则，不打算坚持用政治理念尺度审视、重置国际关系的每一个方面，不准备抛弃近代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并牢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社会的外交实践与教训，那么这些已经足够为对话提供原则上的指引。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的低点，部分原因是在相关具体行动的战略意义上存在过分解读的空间。通过实质性对话争取压缩模糊地带，不放任过度解读和误读的空间，会有收敛矛盾的作用。

中方强调，对美方要听其言、观其行。美方国务卿在尼克松故居的讲话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这是双方的共同点。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过若干年，观察了对方行动后再来整理双边关系。目前我们也更不应该以最大恶意“战略性地”审视对方的每一项具体政策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一些教训：有时一厢情愿地希望现实、具体的行动会影响对方的战略选择；有时出于过于现实的思考，又驱使行动一方刻意模糊战略选择区间。尽管这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很显然，当两国各方面差距都在以较快速度缩小的时候，当美方试图以“冲撞式外交”重新界定与中国打交道的边界的时候，保有较大的战略模糊地带也许便不可能了。

处理这一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力争务实地划分阶段，重新就近期阶段的指标和相容空间进行讨论，争取通过对话对政策行动的战略意义尽可能予以厘清，争取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此基础上，还应就尚不能澄清的问题进一步作远期阶段对话安排。这有助于双方摆脱目前竭力误读对方每一个行动的梦魇。否则，300年前国际关系事件中思想信念唯先的信条一定会淘汰一切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历经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后，其后果将是难以修复的。

期望更有效的对话

双方政治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邓小平关于阶段划分的理论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没有理由指责邓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欺骗和烟雾弹。需要发展的是，上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设想超出之后，初级阶段战略目标是否仍然清晰，战略目标底线是否已经前移，可否在透明的基础上与战略竞争对手更细致地划定行为准则。战略模糊的优点有局限性，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清晰”是避免过分误读误判的一个途径。

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在战略目标模糊状态下合作走过40年已属不易。两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加强竞争本不是恶斗，但博弈的方式方法本身会实质性地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用两国根本利益冲突是错觉的假象对话，以求化解矛盾，这是不可能的。实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来的规律，对合作-竞争-博弈-对抗几个阶段分别设定优先讨论内容，也许会减少战略压迫的焦虑，为冷静解决分歧提供条件。如果不对影响战略判断的模糊空间进行有力的清理，听任各自解读，并假以重新界定关系为目的的冲撞式外交手段，实质性的大国冲撞与对决后果就会自我实现。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愚蠢做法。在现阶段，应该明智地将寻找巩固双方的共同利益作为战略对话的工作目标，通过共同利益的再确认为新的共识建立基点，并通过推进共同利益来重建互信基础。这是必不可少的。

中美双方也不需要过多花时间和精力，去徒劳地淡化远期战略目标的竞争性质。具体可以努力的工作，是判断讲清楚战略目标和阶段划分工作本身是否符合双方当下的共同利益，同时努力不使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如经贸领域）被其他战略利益冲突所绑架，并争取在扩大共同利益的新基础上通过合作尝试增加互信。

经贸方面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在这个维系双边关系极其重要的方面，除了两国基本上表明会维持第一阶段谈判成果，并需要不断确认之外，我们也看到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最近公开谈论美国关税“重置”。重置关税势必提升美国总的进口关税水平，这个设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我们暂不谈论，仅就中美谈判来说，美方大范围提高了中国产品的适用关税，一旦美方达到原来的目标，谈判有了可接受的进展，那么，对中国的适用关税是回到加税前的低水平，还是只回到拟重置的较高关税水平呢？这类预期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出现，并对原来可能达成的局部改善造成颠覆性冲击。唯有提前针对未然事件进行对话，才有可能避免应激反应。

来源时间：2020/8/23   发布时间：2020/8/23

旧文章ID：22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