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排挤压制TikTok造成了TikTok极大的被动和风险。目前TikTok正在尝试以法律诉讼的途径积极自救。然而总统所签署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有其权威性，其实质在于威胁、否定甚至剥夺TikTok在美经营的合法性。如果在9月15日前(共45天缓冲期)事态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的话，TikTok的前景消极。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资本占主流，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企业微观经济利益这一特征，引发了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资本在战略面上的不信任。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服务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以往美国指责中国跨国公司是“国有资本”(State-owned enterprise)或“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ed enterprise)以及“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 agency)不同，TikTok完全是私营并实现资本化运作的中资子公司，其资金构成中不仅没有国有银行，也没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参股，这对奉行“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讲，原本是中规中矩的“合规企业”。然而由于TikTok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以及一流的投融资和市场渗透力，TikTok的出现冲击了老牌社交巨头Facebook、YouTube在社交细分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导致TikTok受到政治攻讦和排挤的重要原因。

往常，美国政治精英对中企投资实施排挤的理由很直接，即针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质疑和否定。这包含：中国政府是否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融资支持，公司是否是国有，公司是否有军方背景，公司是否受到政府控制等。美国专职的外资安全审查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当然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存在对外资的拒阻效果。中资被认定为“安全不合规”后，往往有较多的空间去进行申辩或司法起诉。

但在打击TikTok上，美国在政治面上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决策与政策出台主要以总统及其核心内阁成员为主。特朗普是决策的核心，而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则加以论证或辅助，在打击TikTok上特朗普内阁意见高度统一，实施极限施压。其二，美国各大政治力量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反对质疑的声音较少，这反映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质疑和理性的弱势，共和党及其核心人物在政治话语权上的强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显示出对行政权力应有的制衡。其三，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州政府的权势进一步弱化。TikTok行政总部位于南加州，而加州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席位最多的州，在特朗普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魁佩洛西主导众议院的事实下，TikTok所在选区众议员原本可从TikTok的投资福利效应出发为其声辩，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这一幕。现实看，TikTok缺乏政治人物、工会势力和产业力量以及关联利益集团的支持，这在多元化的美国政治中是不正常的事情。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成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构成。中美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行道”(Two-Way Street )的投资互动交集。尽管直接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美跨境资本、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对冲了贸易逆差，加速美元回流，但“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冲突的核心“工业技术安全”始终是中美双向投资的“埂”。中美一度尝试以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和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化解投资冲突的手段，而且取得相当的共识。但随着政党轮换，尤其在特朗普当选并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曾经付出巨大成本的各类关于直接投资的谈判都成了“沉没成本”。目前，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缺乏规范，BIT谈判重启无限期拖延，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化的桎梏。由于缺乏共识协作规范，中企的命运往往面临极大的法律、政治风险。直接投资的一大特征在于资本力量可深入东道国社会，在主权刚性依旧存在的现实下，母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对本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具体经营进行干预，在此情况下，TikToK的社会资本以及与东道国的博弈方式就显得异常重要。

也正是在缺乏规范的背景下，TikTok在面临美国行政压制之际迅速陷入被动。TikTok不同于国企，国企有公共财政兜底并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应援。比如，2016年当美国法院指控中航工业(AVIC)、中国建材集团(CNBM)在美的经营违法时，中国政府即以“主权豁免权”作为辩护，由于当时对国企的“主权豁免权”尚属美国法律管辖的空白，国企主权豁免权引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司法界的争执，最终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企在一系列司法赔付中全身而退。TikTok也不同于福耀这种民营中端制造企业，尽管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在体制内一度拥有“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其所主导的汽配玻璃制造与美国汽车制造集团实现了深度的利益交融，在就业方面使得其投资所在的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表现出对福耀的强依赖，即使其与工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及国会势力依然“大事化小”，始终支持福耀的投资和扩张。相反，TikTok尽管在行业上从事娱乐这一“低级政治”，但内容上涉及“互联网数据安全”这一高级政治，其结果就显得没那么幸运。由于深度涉入美国规模性民众的大数据分析、传输、存储，企业本身需要研究先进的数据算法和数据存储，原本可作技术化和法律化处理的事情却演变为政治制裁，激发中美两国的对抗，引发强政治风险。

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而言，政府通常处于强势一方，往往可以动用行政管制手段来制约跨国公司的发展，比如实行征收、中止交易、恶化经营环境、罚款、进出口限制等。美国政府对TikTok的限制已经远超“保护幼稚产业”和“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是要彻底否决TikTok的存在，特朗普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不“脱手”，要不“撤退”。美国反对TikTok的主要理由是其数据可能向中国本土传输并为安全系统利用，犹如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近期表示的，“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所有与关键基础设施、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网络威胁”。美国政府处理TikTok的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事实上，随着高性能光纤以及超级计算机的出现，从窃密的技术角度看，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何况美国自身才是全球黑客攻防以及信息犯罪高发的国家。特朗普着眼于对TikTok实施报复性制裁，既有“公仇”也有“私恨”。从“公仇”来讲，美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强迫”美国企业以知识产权来换取市场，对中资企业实施补贴，对外资的歧视导致两国在投资准入上极不平等，在众多领域中国政府实施投资保护，外资并不享受“国民待遇”。这种情绪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每年例行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国网络软硬件设备的审查，不少美国网络企业由此被迫撤离中国市场。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在美一流的投资公司，如中兴、华为、TikTok等，有平衡美资企业在华“不公平”待遇的考虑。而从“私仇”来看，不久前TikTok搅黄特朗普竞选集会，尽管这完全是“熊孩纸”的恶作剧，但这让力图塑造“万民拥戴”形象的特朗普政府难堪。特朗普认识到TikTok作为年轻美国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参与的工具意义，为了保证在大选期间不再重演“乌龙”，给TikTok施加空前的压力，即使不能彻底将其驱逐出美国市场，也完全可以对TikTok进行预防性打击，至少可以保障其不在大选敏感时期再节外生枝。

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实效，奉行现实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治选举的密集，政治人物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来实现选举胜利，而这一过程催生了无数的政策泡沫。客观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以较好地对美国民众潜藏的“爱国主义”进行迅急高效的动员。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必须煽动对华经济民族主义，在选举战中必须刺激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塑造中企巨型跨国公司的“污名形象”有助于特朗普勾勒全美民众安全的具体“威胁”，有助于实施选举动员。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使得TikTok承压。

在最后通牒之前，TikTok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经济学上的对接供需，而是战略意义上的生存死亡。一个普通跨国公司，既要兼顾“存量业务”维持商业和客户信誉，也要额外分配众多的资源应对政治风险，这对任何企业都是考验。具体而言，TikTok面对的政治风险如下：

其一，权力压制风险。TikTok面对美国最高行政权力直接且明确的压力。尽管长期以来美国精英对TikTok的评价停留于技术层面或法律方面的讨论，但特朗普直接推动事情走向质变，将TikTok推向生死存续的境地。美国联邦政府越过技术官僚性质的CFIUS部门的调查定性，其对安全的忧虑敏感神经被触发并被放大，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体直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强制干预。此外，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元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TikTok如果不执行美国政府的限制令，或将面临巨大的由行政干预生成的金融风险，甚至诱发债务危机而陷入经营困境。

其二，司法不确定风险。目前TikTok面临极大的被动，法律途径是可行但存在很大风险的选择。美国采取“辩论式”诉讼制度，其周期漫长，尤其在涉及商事审判上各类听证会连绵不绝。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既存在三一重工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存在华为这样的败诉案例。尽管各州的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存在一定的政治独立性，但美国联邦法院在各州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监督落实联邦法院和司法部门的政策，联邦政府往往以联邦拨款作为要挟各州服从的手段，这是联邦政府介入美国州和司法审判事务的重要力量。此外，美国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始终一边汲取经济福利，一边加强法制弥补漏洞。2018年8月1日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在实操层面上为打击TikTok提供了制裁依据。如果TikTok在加州法院上诉获胜，特朗普可能指责民主党人偏袒中国企业，并拖延、回避取消制裁，甚至可对州法院开启司法审查;如果败诉，那TikTok只能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起诉，但这一周期肯定会超过特朗普行政命令规定的截止期。何况，无论何级法院，其奉为圭臬的原则是“国家至上”(national supremacy)，即当国家政府在采取宪法授权活动时，若与某一州或地方政府采取宪法授权的行为发生冲突时，国家政府的行为占优势。可以说，无论起诉成功与否，政治风险都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而起诉更大可能会招致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的调查，甚至将打击扩大至字节跳动在美投资的其他产品。

其三，执法风险。TikTok难以自证其拥有的数据和信息的独立性，或将面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检查。作为娱乐APP，TikTok不会像华为收购“3COM”那样存在显性的限制技术转移的风险。2015年7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要求中国公民、组织有义务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成为美国外资审查机关加强对中国投资尤其对涉及半导体、网络和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安全审查的重要依据。网络数据原本属于敏感行业，在中美双方都在反思过往的交往路径之际，TikTok始终不能改变的是其隶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的身份的事实，尽管其一再声明数据储存美国并在新加坡备份，但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相对特殊，同属华人文化圈，TikTok不能拿出十足的技术型证据说服美国政府。在TikTok准备起诉之际，美国执法机构实施行动力图坐实某些证据的可能性加大。

其四，经营风险。强政治压力往往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虽然张一鸣拥有高超的领袖魅力和应对复杂事务的掌舵能力，但TikTok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众多的风投和私人股本参与其中，股本投资的动机在于分享投资利润，在政治压力下，TikTok的经营战略与方向完全可能被逆转，盈利能力不是下滑而是可能被剥夺。当经营战略与股东起初的设计蓝图存在较大的差异时，集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意见分裂，这需要张一鸣极大的危机领导能力。美国市场是任何想成为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企业所不能放弃的，但面对美国强大的政府以及司法力量，如果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张一鸣有可能被联邦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的制裁给TikTok潜在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空间，比如Facebook所推出的“Reels”正在迅速抢占TikTok的市场份额。跨国收购往往是趁人之危，目前，印度信实工业正在洽谈投资TikTok印度业务。如果失去美国市场，TikTok客户市场很大可能将被压缩至中国周边，TikTok的全球化努力将遭遇重大挫折。

其五，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在美国政治精英主导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排斥中，美国形成了对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遭到美国国防部门、军事部门、交通部门等的联合抵制。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TikTok展开批评，攻击TikTok在美经营中的“劣迹”，包括传播儿童色情、虚假广告、破坏传统的家教方式、收集情报等。美国舆论对TikTok评价开始走低。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实施其所谓的“净网计划”，力图切断囊括TikTok在内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所有的业务存在，包括海底电缆，使经济脱钩在互联网空间上重演。特朗普在实现其选举利益的过程中主打中国威胁牌，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空前的反华经济民族主义。TikTok在经营上升期遇到美国政府打压，被激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更使得TikTok难以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本身是一种艰难的实践，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政治风险更是一道道坎。在中美关系经济面弱化，安全面上升的特殊时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大爆发。TikTok作为中国一流的私人跨国公司，其面对的政治风险是史无前例的，在美的中资公司忽视或一厢情愿地弱化政治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通过TikTok的案例，中国更要看到美国很多政治精英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态度是现实而又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但在国际关系危险的均势中，后发国家的强大更可能遭嫉恨甚至报复性围攻。一切的一切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美的权力竞争与深层次的不信任还在上演。TikTok是一个信号，是美国发给中国的一个危险但明确的信号，未雨绸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注：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8/18   发布时间：2020/8/18

旧文章ID：22725

作者：张涛甫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时间8月1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又针对字节跳动发布第二道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90天内完成TikTok美国业务出售交易的交割。

特朗普在行政令中表示，特朗普此举的所谓理由是：“有可靠的证据使我相信，字节跳动通过收购音乐社交应用musical.ly最终融合成一个社交媒体应用TikTok，可能会采取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特朗普此举的依据是：美国《1950年国防生产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如果有可靠证据表明外国投资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总统可以阻止交易。8月6日特朗普曾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签署了第一道行政令，要求9月20日起，禁止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人或企业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

这接连出手的两道行政令，引发业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引发很多联想和猜想。不少人表面化、乐观地认为，第一道行政令逼得太紧，第二道行政令是来松绑的，从原先的限时45天缓期至90天，这为字节跳动公司在规限时间内实现美国业务出售交易的交割赢得了时间。

其实，新行政令对字节跳动来说，不是松绑，而是补刀。第二道行政令主要针对TikTok，强迫字节跳动在限期内剥离TikTok美国业务，第一道行政令针对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意在遏制字节跳动全球业务的发展。这两封行政令不会相互覆盖，而是相互独立、并列执行。

第二道行政令下手更狠：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建议，强制字节跳动，其子公司，关联公司和中国股东剥离以下方面的所有权益和权利：

其一，委员会确定的用于支持ByteDance在美国运营TikTok应用程序的任何有形或无形资产或财产。

其二，从美国的TikTok应用程序或Musical.ly应用程序用户获得或衍生的任何数据。资产剥离后，字节跳动应立即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书面证明，完全和永久地执行行政命令中所要求的行动所需的所有步骤均已完成。

第二道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90天内完成TikTok美国业务出售交易的交割。除了撤资，特朗普还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销毁所有美国用户数据。新行政令进一步明确TikTok美国业务完成交易的交割时间为11月12日。此项内容属于新增选项，并非意味出售时间的延期，更不意味着特朗普放下屠刀，突发慈悲，而是加了一道紧箍咒。据专业人士分析，11月12日这个时间点的设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朗普此时补刀，再发第二道行政令，是对TikTok的极限施压。美国动用一个霸权国家的权力，动用总统的特殊行政权力，绕过正常法律程序，对一个中国商业公司极限打压，这种压力显然不是字节跳动所能承受的。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调查结果表明：美国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特朗普第二道行政令规定的90天(或许可以延长到120天)时间内完成退出TikTok美国业务，否则，即是违法。若消极等待到美国政府来封禁，也是违法的。由此看来，留给字节跳动的空间就非常小了。字节跳动无论如何不能继续运营TikTok美国业务了。退出美国，字节跳动面临两种出路：

一是卖给美国公司，比如选择卖给微软，让微软在美国跟Facebook就短视频社交进行竞争，让微软与Facebook在美国市场同室操戈，也就能牵制Facebook在全球市场上与TikTok的竞争。目前如果TikTok美国业务售给美国，则TikTok品牌仍然可保持统一，能与Facebook持续在全球竞争。且收购企业能游说美国政府，撤销长臂管辖，避免字节跳动在全球被制裁，获得商业收益。

二是直接退出美国市场，将TikTok千辛万苦开拓的美国短视频社交市场拱手让给Facebook，这意味着TikTok把在美国的一亿多用户白送给Facebook。如果TikTok选择主动关停，把美国市场让给Facebook，这对TikTok接下来在全球其他市场与Facebook的竞争也很不利。

其实，特朗普想要做的，不只是清理门户，把TikTok在美国赶尽杀绝，更进一步的野心是要遏制TikTok的全球发展势头。有人说，特朗普对TikTok下狠手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谋求连任。中国牌成了特朗普竞选的一张硬牌。特朗普打压TikTok，因为TikTok是中国的企业。他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名义，制造借口，树立 “假想敌”，借机缝补特朗普美国千疮百孔的社会共识，以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共情，浇筑特朗普临时性的选情共识。美国式的民主行程至此，竟沦落到靠打压一个按照国际化通行规则行事的互联网企业来续命，这委实是莫大的讽刺。

来源时间：2020/8/18   发布时间：2020/8/16

旧文章ID：22723

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7月底，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全面封禁”为要挟，威逼字节跳动卖出TikTok在美业务，随后传出微软接盘。8月5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拟从运营商、应用商店、移动应用、云服务、光缆等角度，全面实施对中国的“清洁网络”计划。8月6日，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及企业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

字节跳动对白宫行政令表示失望，“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由于相关执行细节尚未彻底公开，TikTok在美国乃至海外市场上的最终走向，仍存较大的不确定性。唯一确定的，是字节跳动CEO张一鸣8月4日在公开信中所言：“问题的焦点不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Musical.ly并购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强制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这不是对方的目的，甚至是对方不希望看到的，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全面封禁以及更多。”

美方打压TikTok：巧取豪夺还是另有目的？

我们该如何理解张一鸣公开信中所说的“强制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不是对方的目的，甚至是对方不希望看到的”?

从逻辑上讲，“巧取豪夺”的利益最大化之路，通常是预先放松外资进场，“养肥”之后再予处罚或封杀，进而强迫外资离场，自我接管。特朗普政府之举，却更像是杀鸡取卵。

TikTok在美国真正火起来也就是去年的事，其下载量虽然可观，但营收起飞才刚开始，尚没有实现盈利。特朗普政府没有选择“养肥”TikTok，或像欧盟一样通过强力监管把互联网企业当做“摇钱树”，而是迅速发起调查、以颁布交易禁令为要挟逼迫TikTok尽快“卖身”。

由此可见，美国的目的，首先是希望限制中国数字产业进入美国。2016年以来，白宫授意CFIUS加大了对半导体、大数据、通信、国防工业以及政府供应链方面的外国投资监管，CFIUS的所有审查案例中，中资案占比高达25%，位居榜首。2018年8月，美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赋权CFIUS对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或敏感个人信息类外国投资严加审查，必要时可予叫停。

其次，希望严控本国的关键技术出口中国。2018年8月，美国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的升级版本《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生效，ECRA的管制对象涵盖了几乎所有“于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关键、基础技术”。

最后，希望把已经嵌入美国内供应链中的中国元素“清洁”除去。去年5月，白宫援引专注于供应链安全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发布了《关于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13873号)，授权商务部在审查评估后，可对外国供应商的电信产品、服务类交易活动实施禁止、暂缓或取消措施。此番特朗普针对TikTok的最新行政令，援引的依然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上述“三板斧”，砍向的正是中国数字产业，TikTok则成了相关律令的最新“练兵场”。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特定的非美国企业，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违反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

以美国商务部为例，其在白宫授意下，对于何谓“国家安全”进行扩大解释，2018年以前，作为出口管制主要实现方式的“实体清单”只适用于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禁令和经济制裁法案的实体，2018年以后，这一工具被滥用，几十家中国企业上榜。

在CFIUS发起调查后，字节跳动原本大可果断卖出TikTok，落袋为安。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正是因为TikTok已经嵌入美国社会且发展势头看好，字节跳动因此虽积极配合CFIUS调查，但始终对调查结果有所保留。白宫见“劝退”不成，便行“逼退”，选择在字节跳动与微软接触的当口，先放风威胁，继而颁发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与字节跳动做生意的行政令，想以此“断掉”字节跳动的后路和念想，同时给出45天的宽限期，逼迫字节跳动在期限内尽速卖出Tiktok。该行政令的逻辑与去年13873号行政令如出一辙，即白宫认为Tiktok已嵌入美国供应链之中，且威胁到供应链安全，因此必须“被清洁”。

“三板斧”中，美国目前祭出了CFIUS调查和“清洁”供应链的行政令，暂没有使用出口管制法案ECRA。此前有声音认为TikTok可能会被纳入“实体清单”，但“实体清单”并不适用于美国本土公司，即TikTok美国公司难以被列入，要列只能列字节跳动。此外，“实体清单”的制裁对象多为重度依赖美国出口的企业，而字节跳动属于软件企业，对美国出口技术的倚赖性偏低。

值得警惕的是，当下未启动ECRA，绝不意味着字节跳动没有被纳入“实体清单”的风险。白宫固然可通过限制中方投资、出台供应链安全行政令等方式，将中国元素“拒之门外”或“清洁出去”，但白宫的“清洁网络”设想，绝不可能止步于美国国内，要“走出去”则离不开ECRA的配合。

对美方而言，启动ECRA，将中国互联网企业纳入“实体清单”，是实施海外遏制的捷径。此情况下，苹果、谷歌等应用商场将不得不下架相关应用，研发合作将被叫停，中企的涉美上下游供应商、银行等融资机构也将被震慑。TikTok与微软的后续谈判中，有传闻称美方希望收购美国以外更多地区的TikTok业务，这实际上已是一种“边缘试探”，暴露出美方拟对字节跳动全球战略进行根本性遏制的企图心。

当然，如果美国将字节跳动纳入“实体清单”，无异于将把硅谷彻底卷入争端，且美国的司法长臂管辖，在没有盟友积极配合的情况下，也很难落地。从建欧洲数据中心、可能选址伦敦作为欧洲总部来看，字节跳动对于保留TikTok海外业务有决心，但仍应做好特朗普政府通过“实体清单”极限施压的底线准备。

美式数据安全观：数据自持+长臂管辖

用户的数据安全，是美国政府高悬于TikTok头上的利刃。TikTok在美国市场的走热，恰逢信用报告机构Equifax和“剑桥分析”发生重大隐私泄露风波，美国朝野上下将隐私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难想象，在国会、舆论与行政部门的高压监管下，TikTok会不识时务、顶风作案。事实上，特朗普政府至今也未拿出TikTok不当搜集、使用、处置用户隐私的实锤。

首先，TikTok在数据安全方面动辄得咎，暴露出美国隐私保护立法的滞后。TikTok事件中，特朗普政府和本届国会，将自己打扮成美国公民隐私的捍卫者。讽刺的是，尽管“剑桥分析”事件教训惨痛，联邦政府和国会在隐私立法方面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为防止各州单独立法推高合规成本，硅谷一直倡导联邦层面统一的隐私立法，但受商业、政治等因素掣肘，联邦立法至今进展缓慢，且前景不明。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一旦无法可依，企业看似获得了一时的自由与豁免，实际上却是将解释权交到了监管部门手中，难免无所适从，得不偿失。面对莫须有的指控，TikTok采取了包括公司架构重组、数据存储与审核团队本地化、尽量远离政治、建立透明中心在内的多种措施来自证清白。如果一家美国企业做出类似动作，其可能成为行业标杆，甚至成为隐私立法的推动者，但对于一家有中资背景的企业来说，即便如此自证，也于事无补。

其次，驱逐或收购TikTok，折射出美国意图掌控全球数据霸权的野心。随着数据作为基础生产要素得到各国认可，数据主权概念日渐流行，数据本地化被视作维护数据主权的利器。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美国主张相对彻底的数据跨境自由流通，反对数据本地化。美国这一主张有两大措施作为配套：其一，亚马逊、谷歌、微软、苹果、脸书等数字巨头，通过各自的业务积累和云服务，已经占有甚至垄断了全球“大数据”中的主体部分。第二，2018年美国会通过《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俗称“云法案”)，确立了“数据控制者管辖标准”，即只要数据到了美国数据控制者手中，不管数据是否存储于美国本土，美执法部门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可从全球各地自由调取，从而实现长臂管辖。

这就意味着，硅谷巨头分布于全球的服务器、云计算中心，实际上成了美在数字时代的“类海外军事基地”，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以“数据本地化”为核心的“数据主权”理念。通过外交和对外贸易谈判等方式，美国一方面以反对数据本地化为由，要求对象国坚持“非歧视”原则，向美国科技企业敞开大门，以方便美国公司尽可能多占有数据，另一方面以“云法案”为抓手，通过谈判建立政府间跨境获取数据的双边执法协作机制，以最终塑造一个美国领导下的跨境隐私与数据安全治理范式。

总的来看，在美国内政与外交语境中，数据安全一直被区别对待。对内，联邦政府虽肯定隐私价值，但在进行隐私与安全立法时被动、审慎，并不急于通过“一揽子”立法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倚重企业自我监管和政府的执法监督。对外，美国采取进攻姿态，一手通过硅谷在全球采集数据、创造价值，另一手通过“云法案”等手段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其“拧巴”之处在于，美国对内的审慎与被动，仅针对本土企业，一旦TikTok等外资企业已经“嵌入”美国内数字领域，美政府则完全区别对待，策略通常是通过将隐私与安全问题“政治化”，把水搅浑，以实现特定的国家利益。

依靠社交打入北美市场的TikTok，在商业模式上与脸书、谷歌竞争，尽管其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就地存储，但有中资背景的美国企业可以搜集、存储、访问并使用美国公民的数据，这让美国政客无法接受。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大型“数据收割机”都由美国公司扮演，但美国却不能忍受将公民数据存储于他国或受他国影响的公司服务器之上，也不习惯通过他国的电信网络设备传输数据。正因为此，特朗普政府看重的，远不是从Tiktok并购中斩获利益。他更希望Tiktok从来没有来过美国。

来源时间：2020/8/18   发布时间：202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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