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超  来源：FT中文网

孔子有云，民无信不立。国家也同样甚至更加需要有“信”。对国家来说，“信”既可以解读为信誉，也可以引申解读为信心和信任。美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货币，与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心是分不开的。但美国的国家信誉在特朗普任性的“不可预测”行事风格主导下已严重受损，各国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有所下降，而中美两国在互信方面的缺失则更为明显。

目前不少论断认为中美两国没有别的可依靠的支柱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了。持此悲观论调的人首先并没有理解清楚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性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本来是特朗普政府要逼迫中国做出整体结构性的改变未果，迫于总统选举日将近，才和中国达成了侧重于中方承诺进口货物金额这么一个奇特的协议。就中方而言，处在美国步步紧逼的压力之下，以承诺购买货物金额的形式与美国订下协议，也算是暂时休战。美中双方各有所求才催生了这个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如今的新冠疫情，则第二阶段经贸协议将会在特朗普顺利就任总统第二任期后开始。届时双方都已经过充分的休整，自当可以再来讨价还价，再做“交易”。孰料天不从人愿，一个新冠疫情犹如“完美风暴”，把中美关系原本还算牢固的根基变得松动了。美国政坛对中国早有不满的情绪借疫情期间更是完全爆发出来。一时中美上空乌云密布，仿佛暴雨即将来临。

另有一些人则认为中美由于关系紧张现在已经处在危机边缘了，但他们能想出来的处理办法是仿效原苏美争霸时期的“缓和”策略。“缓和”固然有消弭紧张的作用，但如果只是管理两国的紧张关系不要走向擦枪走火，那么离两国分道扬镳也就不远了。因为“缓和”策略所隐含的意思是两国的矛盾无法消解，只能以管理的手段使其不滑向热战，甚至核战。历史固然可以给予我们启发、借鉴，但不顾今天新时代的特点，一味泥古不化，也未必能得出正确的应对之道。

中美两国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定位?这个课题太大，很难贸然揣测。但参考美苏关系可以得知，要么两国不相往来，则以静态的“缓和”策略足以处理两国关系。但以今日中美更深更广的关系观之，或许可以采用一种更具平常心的动态良性竞争管理模式。所谓平常心，就是指双方谁也不要想吃下谁，尊重现实，也尊重对方。美国不要想着如何强使中国改变成自己心目中的模样，中国也不要认为美国处在衰弱中而不断地去刺激对方。所谓动态，就是承认中美两国还是要打交道的，老死不相往来甚或反目成仇并不符合两国各方面利益。敌对或冲突也许只符合美国军工集团利益，但他们无法劫持更多的利益集团。

而所谓的良性竞争，就是中美两国要在市场的、法治的规则秩序下竞争，而不是像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的一些做法一样，以非市场化、非法治化的手段来挟制他国就范。市场和法治的规则如果得不到尊重，最终其负作用也会反噬自身。

国与国之间，最终决定两国关系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各自国家的利益。这个道理，在上世纪70年代决定推动恢复建立两国关系的中美两国领导人眼里，是再清楚明白不过了。现在美国一部分政治人物竟然无视常识，企图挑动两国脱钩甚至敌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一味向美国示好或示强都很难挽回旧日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应该做的是要促使美国重新认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在哪里，两国各界人士应就此进行充分讨论。

对中国来说，还是要加强与美国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而且是要与一个更加复杂的美国进行利益合作。与特斯拉的合作是一着好棋，与苹果公司继续进行良好合作也是。如何加强、扩大与美国各方合作?如何减少对立面，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也许是中国未来要思考的课题。这也是统一战线的真谛：怎样尽可能多地扩大利益相关的朋友数量，同时减少对已方怀着敌意的敌人数量。如此，方能使中美关系这条大船成功渡过惊涛骇浪，平稳地继续向前航行。

(注：作者是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8/19   发布时间：2020/8/19

旧文章ID：22739

作者：伟达  来源：联合早报

中美关系自进入7月份以来急剧恶化，目前几乎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美国方面先有一系列对华政策改变的宣示，而后紧接就是连珠炮似的付诸行动，在外交关系、港台问题、数码技术、人员往来限制、南中国海等领域多管齐下，对中国展开反制或“脱钩”。

在时代剧烈动荡变革的关键时刻，明君贤将先哲的智慧和教诲往往弥足珍贵，烁照古今。譬如《孙子兵法》的一大核心原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中美双方目前对局势的认知，中国方面的说辞，好像基本都是美国的错;而美国方面呢，则认为过去是做错了很多，而现在必须全面改正过来。

美国这一开始“改正”，就颇有些地动山摇。而7月份双方关系恶化出现加速，也有一个直接的动因，那就是中国对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双方立场的关键差异，在中国方面宣称实施国安法是为了国家安全，而美国和西方并不认为香港威胁到中国国家主权。 要说抗议游行，西方也经常有抗议游行，那更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循环”而已。于是美国定性香港问题为意识形态之争，而在意识形态方面，一旦纷争开始，美国和西方确实无路可退，连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都没有，因为这是香港，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主权回归中国，而香港保持原有意识形态不变50年。

中方有不少舆论质问美国到底意欲何为?其实美国走的是“阳谋”，想要干什么已于7月下旬被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逊图书馆的演讲表述得很清楚。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国开始把中国当苏联了：即意识形态上是敌我博弈关系，国家利益上是对抗竞争关系。而且美国此轮对中美关系的性质与政策的反省反思，还不只回到1972年尼逊访华破冰，而是一直追溯到抗战的延安时期。

面对美国现在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的应对选择基本上有三个：第一就是你说我是苏联，我就是苏联，跟你硬碰硬拼了;第二则是我内心里苏联，但表面不必太苏联，双方总体上不要伤了和气;第三，我不是苏联，美国你搞错了，中美可以重新和好合作。

但目前比较糟糕的是，美国认为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问题和对华关系方面就恰恰是上了第二个选择的当，现在必须要充分接受教训，不再犯糊涂和失误。如此一来，就把中美关系挤压到只剩下“非友即敌”的两个选择上。当然敌对也不一定体现成“热战”形式，但双方态势相当对抗应是在所难免了。至于第三个选择，似乎目前还很难看到这样的前景。

据说中国方面目前的对美策略，是隐忍90天，寄望11月份美国大选结果是拜登上台，就能为双方的关系改善寻找余地空间。就美国目前的选情来看，基本已从前一段时期的拜登民调明显领先，转变成特朗普拜登双方争夺的胶着状态。最后鹿死谁手，估计要看谁临门一脚的功夫更强。

况且，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党掌权，中美更容易爆发激烈冲突，因为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更理想化和富于波动性，反而不如共和党的策略现实而严谨。譬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当政的民主党杜鲁门政府，先是天真地全面撤出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导致地区力量真空，朝鲜政权趁机开战统一，美国情急匆忙之下又折返回来，最终与中国一起被拖入战争状态。

中国目前稳定中美关系的关键牌，自然是贯彻执行中美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其实还有一个堪称王牌，那就是果断开放中美在疫情调查、控制和疫苗研发方面的合作配合。这样做并非为了取悦美国某个政府或政党，而是能传达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诚和情谊，方才是令中美关系转危为安的根本大计。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原题《中美关系危机当前更须知己知彼》。

来源时间：2020/8/19   发布时间：2020/8/18

旧文章ID：22736

作者：张超  来源：《天下网商》搜狐号

被美国打压一年多后，华为遭遇了第一个重大挫折。

昨天，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公开确认，由于美国制裁，华为自研麒麟系列芯片在 9月15日后无法制造将成绝唱。

如果未来美国禁令没有撤销，华为Mate 40 将成为最后一部搭载自研麒麟处理器的华为旗舰手机。

现在，美国又抡起制裁大棒，瞄准了TikTok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

未来会怎样?历史或许可以给出一点提示。

过去四十年，美国以反管制、反腐败、反恐怖主义为由，打压了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强迫他们认罪，强迫他们接受经济惩罚。

这些公司最终怎么样了?

产业死了东芝也活不舒坦

上世纪80年代，日本高新技术崛起。

1983年，美国商务部发出警告，美国只在飞机制造、航空航天领域领先，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已全面落后于日本。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芯片生产国，全球十大半导体厂商，五家来自日本。

1985年日本制造的电路板

美日贸易逆差连年增长，美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甚至竞选议员时，喊上几句抵制日货的口号，就能顺利当选。

1985年12月，东芝事件曝光，美国抓住机会反击，美日半导体争端迅速白热化。

先是东芝矢口否认违反巴统协定向苏联出口机床，可是在美国威胁动用301条款制裁之后，日本政府被迫于1986年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日本产半导体从此只能限价出口美国，企业利润逐年下滑。

利用东芝机床制造出来的螺旋桨叶片

在东芝事件更多证据浮出水面的同时，1987年4月，美国又对日本3.3亿美元存储器加征100%关税。

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东芝制裁法案，对东芝集团所有产品实施禁止向美出口2-5年的惩罚。

美国高举大棒，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得不向美国道歉。

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东芝机械公司社长、东芝董事长、总经理相继引咎辞职，并于1987年7月投入1亿日元，在美国50家主流媒体刊登整版“谢罪广告”。

东芝组织在美雇员向国会写信陈情，并发动一切与东芝有生意往来的美国企业，通过各自游说渠道向国会和各界陈情。

东芝刊登的整版谢罪广告

为了支持这场游说战，东芝又花费了900万美元。

198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最终法案，将制裁范围由东芝集团缩小至东芝机械，时间也由5年缩短至3年。

东芝死里逃生，但日本却失去了半导体行业的未来。

1989年，美国又迫使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开放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

日本还加入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双方共同开发FSX战斗机，美国有权共享所有技术，打开了获得日本技术的渠道。

以FSX战斗机为原型打造的三菱F2战斗机

同一时期，恰逢美国掀起以PC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东芝焦头烂额错失良机。

三星趁势崛起，用三倍工资挖空了东芝半导体工程师，快速提升技术，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战发动攻势。

2014年，东芝半导体被三星超越。

2017年，全球十大半导体厂商中，日企只剩下东芝一根独苗，未曾想也成了日本半导体的最后一抹余晖。

由于核电业务巨额亏损，外加财务造假丑闻爆发，东芝在2018年将半导体部门作价180亿美元，卖给了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联盟。

至此，日本在这场半导体之争中一败涂地。

正如东芝当初申辩所说，当年冷战缓和、贸易复苏，巴统各成员国都偷偷越过禁运协议，一家法国公司也向苏联提供过高精度机床。

贝恩资本收购东芝半导体业务

东芝后来也许想明白了，美国不在乎谁卖了机床，也不在乎谁占了市场，只在乎关系未来的核心技术，绝不能落于他国之手，这才是美国不惜动用举国之力打击一家外国公司的主要原因。

美国精心构建的法律陷阱

苏联解体，冷战落幕，美国一家独大。

1993年，克林顿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必须担负起带领全世界的责任”，“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

要当世界警察，需要搭配手段，现成的武器，就是长臂管辖。

1993年的克林顿

本来，长臂管辖的法律概念只存在于美国州际之间，只要被告与法院所管辖区域有“某种最低联系”，便可以发起诉讼，行使管辖权……

为了将长臂管辖延伸到海外，美国修改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特别是修改了《反海外腐败法》(FCPA)。

FCPA诞生于1977年。

水门事件曝光后，美国传媒自揭黑幕，曝光出大量非凡政商交易，在冷战背景下，这对美国全球道德形象构成了致命打击。

为了重建公众对美国商业系统的信心，卡特总特签署了FCPA，规定美国的个人或公司通过贿赂国外政府官员来获得或保持业务，或使其他人获利，即为非法行为。

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反海外腐败法》

这就导致，美国公司在一些海外市场处于竞争劣势。

1998年，FCPA修正案扩大管辖范围，将外国企业或自然人列入管辖范围。

1996年，美国还颁布了两项禁止任何企业与美国敌对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法律，比如针对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以及针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

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可对违法企业处以罚款，数额可以高达几十亿美元，甚至将他们完全逐出美国市场。

通过反腐和禁运法案，美国将长臂管辖名正言顺地伸向了世界各国。

有了“某种最低联系”的模糊概念，美国可以自由解读任意发挥，任何国家的个人和企业，只要与美国发生某种关联，例如用美元支付，甚至仅仅只是使用了服务器在美国的电子邮件，都会被纳入长臂管辖范围。

2001年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又赋予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的权利。

法律陷阱到位，美国磨刀霍霍。

西门子成了美国磨刀石

乍看起来，FCPA的立法出发点，似乎包含了全球反腐的正当动机，但它最大的不正当在于，僭越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

美国深知这种做法的争议性，所以直到2000年代中期，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不断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

美国司法部

德国西门子，作为一家典型的大型跨国公司，不幸沦为美国打造的标杆案例。

2006年，美国司法部从德媒处得知，德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的行贿案件。

这件事，跟美国没半毛钱关系。

案件涉及了阿根廷、孟加拉、俄罗斯、伊拉克等国，而且西门子涉案旗下子公司分别注册在孟加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未曾在纽交所上市。

然而，美国司法部却以“为了在美国市场上市，西门子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股权证书(美国存托凭证)”和“几笔疑似行贿的款项通过美国境内的银行账户转移”两项理由，获得了整个案件的调查权，并据此对西门子提出指控。

美国是西门子最重要的市场，面对这场无妄之灾，他们只能内部调查，自证其罪。

最终，西门子不仅分别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了4.5亿美元和3.5亿美元罚款，还在2008年向德国政府缴纳了5.96亿欧元罚款。

经此一役，美国大型律所突然发现，长臂管辖制造出了巨大需求，因为，美国政府几乎只愿与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型律所打交道。

为了开展内部合规调查，西门子前后花费了超过10亿美元，聘请了美国超过100名律师、130多名外部审计师，在34个国家举行了1750次听证，向美国司法部提供了24000多份文件。

美国司法部甚至对西门子聘请德普律师事务所、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均为美资)的充分配合大为赞许。

最终，西门子以约26亿美元的总支出和300名嫌疑人接受调查为代价，与美国达成和解，被放了一马。

2017年，西门子刚刚以114亿欧元出售了威迪欧(VDO)汽车电子公司，有充裕现金流保障，西门子并没有因此伤筋动骨。

法国企业受伤最深

尝到甜头之后，美国开始大打出手，法国成了司法围猎中受伤最深的国家。

2010年，法国阿尔斯通位列世界500强第290位。

阿尔斯通的工厂内

阿尔斯通主要业务是电力及轨道交通，特别是电力业务，号称“世界上每4个灯泡中就有1个灯泡的电力来自于阿尔斯通的技术”。

不幸的是，阿尔斯通有一个美国死对头——通用电气。

从2002年开始，两家公司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

在巴西、埃及、沙特、印尼等国的电力建设采购项目中，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总会共同竞标。

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

阿尔斯通胜多败少，从通用电气手中抢走大约40亿美元的订单金额。

2010年，法国阿海珐出售下属输配电设备部门，在法国政府的干涉下，阿尔斯通和施耐德轻松击败通用电气成功竞标。

新仇旧恨，阿尔斯通成了真正的眼中钉。

通用电气雇佣了30多名美国前司法部官员，与美国司法部互通消息，在通用电气法务总监和员工会议上，有人公开提出，“通过反腐败让阿尔斯通屈服，最多只需要10年。”

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

2013年，美国司法部介入阿尔斯通在印度尼西亚的一桩行贿事件。

当年4月，阿尔斯通锅炉部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

此后，美国又陆续逮捕了4名阿尔斯通高管，“坐实”了阿尔斯通用行贿手段在埃及、沙特、印尼等国项目上力压通用电气的证据。

2014年，美国司法部要求阿尔斯通支付7.72亿美元罚款，并威胁将阿尔斯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柏珂龙送进监狱。

阿尔斯通苦于没有西门子那般强大的现金流，最终只能在2014年6月，将最核心的电力业务以170亿美元转让给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

法国骄傲就此迅速衰败，阿尔斯通如今还剩下轨道交通业务，但是已经跌出世界500强行列。

阿尔斯通在德国推出的氢燃料电池火车

法国的受害者还有能源巨头德希尼布。

德希尼布主营油田服务和油气相关工业，全球行业排名前五，在美国也中标了不少页岩油气企业的项目。

德希尼布员工

德希尼布在中东和美国大肆开展业务，直接影响了美国油服企业利益。

2010年，法国公司被美国指控联合其他三家公司，在1995-2004年尼日利亚建造液化天然气工厂的一项合同中存在腐败行为。

德希尼布公司的业务

尽管尼日利亚距美国非常遥远，但2001—2007年,德希尼布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所以难逃长臂管辖。

德希尼布签署《延缓起诉协议》，被3.38亿美元罚款拖垮了，裁员6000人后，于2016年被竞争对手美国美信达收购。

法国又一家顶级工业企业被美国人纳入怀中。

美信达公司收购后组成新的德希尼布FMC公司

用长臂管辖发动经济战

去年，摆在任正非桌上的一本《美国陷阱》，成了全国畅销书。

前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在书中写到，“FCPA修正案就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

任正非桌上的《美国陷阱》一书

《纽约时报》2012年统计显示，前10大因违反FCPA被查处的公司中，总部在美国的仅一家。

从1977年到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针对外国公司，但是它们却支付了罚款总额的67%。

自2008年起，罚款总额呈爆炸式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1年，仅美国财政部一家就进账30多亿美元，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外国公司。

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 );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

法国道达尔公司

所有人都在指责，美国政府机构是在借FCPA谋取被查处企业的巨额和解金。

而且从本质上讲，美国法院的任何判决，都为优先维护美国利益，一旦发现长臂管辖对本国有利，便会毫不犹豫地适用。

而当美国国内法被滥用于打击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手，法律本身早已丧失了权威性与公正性。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在《隐秘战争》一书中，揭露了美国如何将长臂管辖做成了经济战的新武器。

事实上，美国就是只手遮天，肆意挑选哪些可以与其结盟的国家，打击不与其结盟的对手，有些国家和企业屈服于“山姆大叔”的霸权，只是为了得到其施舍。

一位在数家上市公司任职的前高管就表示，“美国人到处都有耳目，专门监视他们的外国竞争对手，从来不会针对本国公司。因此，美国人可以通过隐藏在避税天堂的公司，坦然自若地行贿或违犯禁运令。在这场游戏中，我们始终就是被愚弄的一方。”

打压中国企业不需要法律吗?

自家企业被欺负得这么惨，日本欧洲就没想过反制?

每当日美发生争端展开谈判，日本所做的最大抵抗，就是将谈判时间拖到最后一秒。

因为政治军事严重依赖美国，日本别无选择，任何条件必须以维持美日同盟关系为底线。

欧洲倒是硬气得多。

1996年，美国刚颁布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三国的贸易禁运法案，欧盟就制定了阻断法令，支持欧洲企业在上述三国继续开展合法贸易，阻断美国制裁在欧盟境内的域外效力。

阻断法令当时并未实施。1998年，欧美最终达成政治协议，美国答应限制部分制裁条款对欧洲企业的效力。

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美国展开了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封锁，并用长臂管辖权威胁同伊朗交易的外国企业。

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定

8月7日，欧盟正式启动阻断法令来对冲美国长臂执法，保护受到波及的欧洲企业，并向伊朗表明欧盟维护伊核协议的决心。

然而，截至11月，道达尔、雷诺、西门子、马士基等百余家欧洲企业纷纷中止在伊朗的投资贸易活动，就连总部位于布鲁斯尔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也被迫关闭来伊朗进入银行间网络的渠道，伊朗就此失去了支付进出口货款的能力。

马士基公司的货柜

欧盟阻挡法令的运用，证明其很难与美国长臂管辖抗衡，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欧盟主权在欧美关系中长期处于被压抑地位。

美国能用长臂管辖实施经济打击，建立在科技霸权、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之上。

特别是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工具的美元，以及美国遍布全球的监控网络，起到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撑作用，确保了美国司法部超强的“情报与证据收集能力”。

欧洲没有互联网巨头。

2011年，微软和谷歌都大方承认，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他们必须把欧洲数据中心的信息交给美国情报机构。

任何一家美国公司，不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或任何其他云端服务供应商，只要是在欧洲营运，都无法保护欧洲的数据不受到美国的检查。

看到这里，你也许明白了，日本没有完整主权，中国有;欧洲没有互联网产业，中国有;美国可以凭借市场地位支配日欧跨国企业，却只能遏制中国企业。

所以，在用长臂管辖制裁华为之后，美国其实并没有太多法律手段来毫无顾忌得打击中国企业。

最近这两天，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企业出台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政策。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升级净网计划，将涉及网络运营商、硬件厂商、云储存、海底光缆诸多领域的中国企业一概封杀。

8月6日，特朗普又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在45天内禁止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WeChat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美国交易。

同一天，特朗普政府又提出一项计划，要求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审查文件，如果不能在2022年前达到监管要求，就必须从这两家交易所退市。

蓬佩奥宣布升级净网计划

其实，除了国家安全这个非常牵强的理由，特朗普几乎找不出什么合适的帽子栽到中国企业头上。

所以，字节跳动昨晚才能用官方声明回怼美国政府：美国总统最新颁发的这项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擅自决定协议条款，甚至试图干涉私营企业之间的协商……

这份声明，字字诛心。

也许，特朗普还会继续张牙舞爪一阵子，但是真要掀牌桌，也许并没有那么容易。

参考资料：

阿里·拉伊迪，《隐秘战争》，中信出版集团

AP News：Rep. Bentley: None Dare Call It Toshiba

GIZMODO：That Time Republicans Smashed a Boombox With Sledgehammers on Capitol Hill

Department of Justice：Technip S.A. Resolve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Investigation and Agrees to Pay $240 Million Criminal Penalty

来源时间：2020/8/19   发布时间：2020/8/8

旧文章ID：22734

作者：郭台铭、黄钦勇  来源：起点财经plus2

在2019年7月16日的G2非凡论坛上，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和电子时报社长黄钦勇，分别展望了中美两大国未来关系的走向，以及在这一世界格局影响下，全球科技的发展趋势和台湾未来的战略定位。

以下为二人演讲全文。

1、 郭台铭

当今世界Unicorn Company(独角兽公司)，美国占了60%，中国占了25%，中美两国加起来85%，就占了世界大半。所谓独角兽公司，一般指成立不到10年，但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科技企业，他们的特点是，成立时间短，但估值很高，未来被看好。这类代表未来的公司，称之为独角兽公司。

那将来在G2的世界里，就会出现两套系统，一套在中国大陆做，一套在美国做。而关于G2.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方面是5G。在5G方面，华为的规格，已经主导了世界5G的规格。但美国不要用，怎么办?

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以前一个华为朋友告诉我，当华为人听到5G将在法国阿尔卡特朗讯公司(Alcatel-Lucent)开发的时候，所有人都激动的跳上餐桌，因为他们知道，当诺基亚买下“阿尔卡特朗讯”之后，并没有把5G的研发摆在美国，也就是没有摆在“朗讯的贝尔实验室”，而是将5G的研发放到了法国阿尔卡特。各位知道，法国出名的是香水和皮包，半导体硬件上是不行的。所以选择比决定重要。

当初因为5G由阿尔卡特主导，就没有让“朗讯贝尔实验室”那批更出色的团队来做，所以华为人很兴奋的认为，他们赢了，事实也是如此，华为在5G上确实赢了。美国输了5G。但今天，美国不服气，美国也要做5G。

我也不瞒大家说，孙正义和我一直在谈，我们也一直在谈这个事，美国怎么做5G，以及我们怎么帮美国做5G，其实这次我在美国做投资的时候，我进白宫，特朗普总统也叫我在美国科技园区做5G。我昨天刚拿到新的报告，现在成长最快的5G供应商是谁大家知道吗？是三星。我吓一跳，三星起来的这么快。刚刚黄社长说，亡秦必楚，大陆对于韩国产业链的挤压确实是越来越厉害的，但三星是一条很有危机感的大鳄鱼，我们不能小看。

但现在问题是，美国一直想要主导规格，而且我知道，美国已经开始开发6G了，那这中间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将来美国的5G系统，一定和中国的5G系统不一样，尤其是在安全部分。

还不光是5G，我再举个例子，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大陆有很多基因定序的公司，基因测序，已经被定位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了，所有资源，优先往那块地方倾斜。

所以未来的世界，G2的这个规格和定位，是不会变得，全世界开车都有两套系统，一个左边开的，一个右边开的，其他的规则，也会逐渐出现两套系统，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够大，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强，那站在我们台湾的角度，我们可以做大陆的，也可以做美国的，我们半导体公司，没有道理把华为推掉，所以我说，台湾的机会是左右逢源。

在G2的格局下，左右逢源，而且也不止台湾，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两套准备，就是为了应对以后世界上出现的两套规则，一套大陆规则，一套美国规则，日本在做，韩国在做，德国做的更早，德国汽车工厂，在规格问题上BMW在美国设厂，在中国也设厂，这两地方的规格就不一样，BMW的车厂规格将来就会出现两套标准，据我所知BMW的设计研发团队已经在拆分了，一个专攻美国市场，一个专攻中国大陆。

至于欧洲，欧盟缺少互联网公司，欧盟最后能不能成为ONE WORLD，THREE SYSTEM(一个世界，三套系统)，我不知道，我现在能看到的趋势，就是G2.

我们不要去害怕，也不要去回避，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在G2中，抓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2、黄钦勇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了，台湾目前面临着一个非常艰困的情况，这个艰困，来源于“科技岛链”。什么是科技岛链?在美苏冷战时期，叫第一岛链，东起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这一整条叫做第一岛链，但是当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其实质早已不是贸易战，而是科技战，那科技战的定义是什么?真正的科技战，指的是两大方面：一、全球供应链;二、半导体。

在这两大方面里，台湾都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除了台湾外，韩国日本，也同样重要，这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很像。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打仗，战场在中国东北，现在中国和美国打仗，但是战场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那各位想想，台湾怎么生存?

在科技岛链的概念之下，台湾该怎么生存?

特朗普说，美国要再次伟大，但各位也知道，北京那些大佬都不是吃素的。而台湾夹在中间，是“利害关系人”，所以台湾又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又怎么可能任人摆布呢?

中美贸易战，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最关键的时刻，所以当冷战时的第一岛链，变成了如今科技岛链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特朗普企图用四波的贸易关税，来重整全球供应链，当他打出第二波关税的时候，英业达的董事长将笔记本工厂和服务器，从大陆撤回了台湾，但供应链太过庞大，搬，不是那么容易。

郭台铭董事长在郑州的工厂我去看过，我说郭董你真了不起啊，你郑州有28万人。郭董马上纠正我说，不对不对，我刚刚超过30万。大家想想看，30万人的工厂，如果特朗普关税一波波打下来，这30万怎么搬?就算只从大陆搬出30%，那也要搬出个10万人的工厂来，这绝对是个高难度的工作。

硬体是个障碍，而半导体更是个难以打破的天堑，因为半导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它从最上面的EDA、IC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最后的零件流通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而台湾都深深的参与其中。台湾如何在两头大象打架下，两边操作，左右逢源呢?台湾不是没有机会的。

台湾要重视一带一路，同时也要重视“印太战略”。各位知道，印度洋周边有25亿人口，台湾要左右逢源，而且他们也需要我们，或者说，暂时需要我们。

前两天我看了一封韩国杂志，上面一篇调查报告说，2000年以后，中国选择的重点产业，没有一个失败的，2003年以后，中国的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等等所有的行业，中国没有一个失败的。全世界十大手机，有七个是中国品牌;全世界十大车用电池，有六家是中国品牌;美国至今加起来就卖了36万辆电动车，但中国卖掉125万辆。

你说，谁说了算?

报告最后得出了结论，四个字：亡秦必楚。将来把韩国半导体干掉的一定是中国。中国有庞大的国家资本，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两大元素加在一起，打遍天下无敌手。当韩国一系列优势产业都逐一被中国赶超后，韩国的半导体，将在202几年，被中国超越呢?那韩国也在科技岛链上，当韩国垮了，下一个会不会就是台湾?台湾有什么本事能不被大陆超越?

我们先来看到底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大陆进口减去出口，加上自己生产的半导体，一共2511亿美金，大概占全球市场的58%，这个58%里面，大陆自己的本地公司贡献了36%。而剩下的则由外资公司，像鸿海、广达、伟创，三星，LG，索尼，这些外商全部加一起，贡献剩下的22%。在半导体设备上，大陆本地工厂只购买了35%，剩下的三分之二，是由外商的公司买的。结构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好像大陆自己的本地厂买了更多设备，不是的。

前些天我和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吃饭，饭局上董事长问我，你说中美大战对半导体有什么意义?我说这背后牵扯了太多“政治力”的问题，我不是特朗普，我无法预测，但是它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中国以国家资本继续横扫全球;第二种，特朗普也以国家力量成功制衡中国;第三种，双方僵持5-10年。

但台湾必须从不同角度来编制不同剧本，不管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台湾都有不同的牌可以打。而且半导体未来将有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半导体越来越是一个权贵的游戏。光一个12寸的晶圆厂，到7纳米，10万片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工厂的投入，至少要180亿美元。180亿美元的投入，多少人玩得起?未来，越高端的半导体，越是一个权贵的游戏。到那时你会看到，只有倾全国之力，将一个产业做到全世界都无可替代的时候，你才能活得下来。

半导体行业，以后就是国家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对抗，背后没有国家力量支持的半导体企业，没一个活得下去。而台湾要玩这权贵的游戏，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全面性的整合，人才的整合，如何将人才整合起来，变成一个无可替代的团队。

跨产业的整合，半导体行业与传统行业的整合，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合作，台湾那么多半导体厂，半导体人才，彼此间能不能合作?外面都打的风生水起了，台湾内部还在内斗，还在自我消耗，不加速整合的话，怎么活得下去?

台湾很棒，很有竞争力，但是我在大陆一个很好的朋友，大家也都认识，京东方的董事长王东升，他对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你们台湾人，是大饼挂在脖子上，被活活饿死的人，各位同意吗?

每当想起这句话我都很惭愧，台湾确实有很多优势，很多好的地方，但我们没法去凝聚这些优势，大饼明明就在嘴边，但却吃不到。

来源：制造界(ID：baixiu01)(ID：baixiu01)

来源时间：2020/8/19   发布时间：20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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