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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

苏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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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

作者：苏小玲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版

　　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决定论”
　　中国的木算盘能响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天空吗？当然不能。客观说，在处理与现代民主的国家关系上，中国还不是强国，缺乏足够有力的话语权。为此，政治学者荣剑先生本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认为，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我将其概括为”中美关系美国决定论”。
　　美国决定论似乎并不新鲜。追溯历史，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一直是以自己的全面优势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重大命运：参与并扭转二战局面；主导建立联合国；发起关贸总协定（WTO）；对抗苏共的专制与扩张体制并合力促使苏联最终解体；解放科威特并最终武力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主导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促成美朝直接谈判，缓解朝核危机等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都与美国有关，自然也同美国的现代宪政制度、美国的政治家们与知识精英们、美国的具备自由与民主意志的公民们有关。
　　然而，美国决定中美关系却是特别的现实。荣文指出，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为美国的民、共两党”站队”，都试图给一方押宝，却是严重误读了美国现实的两党政治，也不外乎是种天真。的确，无论是抑制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势头，或是造成压力促进中国重启改革之路，都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荣剑看来，在今天大形势下的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在捍卫民主自由信念上要远比共和党更胜一筹！而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未来只能面临更大的关系压力。
　　美国不会跟着中国感觉走，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对中国或世界的愿望与需求。美国的主流舆论也更不会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如果说美国有自己称雄世界的”文化霸权”或强悍的心理素质，这是历史所决定的。美国并非没有自身的社会缺陷，但它时常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规则的提出者与制定者，不是因为仅仅依靠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令人叹服的权衡民主自由的世界观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两百多年前在费城建立的一部美国宪政大法，至今依然使用着，并继续充当着世界各国政府政治的灯塔。
　　这些年，为了塑造中国的影响力，官方的某些学者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与现实常识，努力矮化美国的国家与政党形象，夸大和批评美国存在的一些并非制度所致的社会矛盾问题，极力唱衰美国的现代政治，同时以意淫的方式将中国实力任意拔高，以达到某种对外震慑的作用。某位军事学者，公开着意地调侃特朗普的政治智商，宣称美国退出若干国际组织是给中国输送千载难逢的”大礼包”。言下之意是，中国正在接手这个地球的领导权。
　　在中美开启贸易战其间，荣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包括《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内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从中发现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问题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同时也在纠正着作者和国内知识界存在的关于特朗普、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及关于两党政治关系的某些重大偏见，虽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之道，但却提供了思考问题本源的参照。
　　就此次美国之行中对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观察，荣剑先生归结为三：一是从美国严谨的学者身上，深刻感觉到特朗普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并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提醒中国知识分子放弃”特朗普神话”的幻觉；二是中期选举彰显了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没有人能一手遮天地独断朝纲、支配天下。但这并不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中态度上的一致性。中国人不要期待他们的态度选择，而”错把杭州当汴州”；三是眼下美国政商学各界已不同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反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两党内部只有鹰派没有鸽派。更严峻的是，美国亲中的智库和影响力学者已基本不为中国说话了！
　　正在形成的美国共识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将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激出了水面，也打出了本质原形。尤其是两国带着色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出台，他们或支持或反对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其撕裂与混战的程度，看似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星球大战”。也许，当下的这个世界，两个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加上身居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大国间较量，正是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悬念的戏剧性冲突。如能以理性的方式握手言和，则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若酿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必然是一片失序混乱的世相呈现，现代文明将遭劫难。
　　在同荣剑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黎安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知识界左派观点。他不认为特朗普作为总统有何特殊智慧与领导能力，并否定他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警觉：”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认为，中国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的外交投入，也同样会引发美国这样”以前超级大国的危机感。”
　　这位美国学者还批评了中国。因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国会、五角大楼、政府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是帮了大忙的，其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其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但最终中国没有民主化，反而走了回头路。他表示，美国欢迎友好国家，也欢迎新的大国崛起，但必须不能违反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崛起。
　　比之于特朗普不断加码的惩罚性关税，我以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反应，才是我们必须要给予严重关注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从民间到官方，更多时候是主动伸出援手。尽管双方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考虑，总有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会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彼此可能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提出报告或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全面对抗，或存在谁颠覆谁的潜在危险。
　　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自身也并不具有抗衡的实力。正因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融合大于对抗的现实与未来意义，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才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并提出”韬光养晦”之策，以避免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确立新型的、良好的、可持续的国际关系。也因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才抓住这个机遇，以包容共生的姿态邀请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也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乃至崛起的重大机遇。
　　GDP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化、教育、医疗、环境、舆论、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发展上，中国都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建构。而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加之各级官员每每巨额的贪腐，使国家财政或国民经济的社会品质出现了变异的巨大风险。缺乏公平正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扎实现代化的功课。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该成为本国国民的福祉所依。
　　可以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是当下美国在理性与情感上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杨帆出海、高调引领世界，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或是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提共产主义，都无法让美国理解其中的真实善意。中国自身还处于一个教育失范、法治失缺、民生失望和社会失序等等的问题状态中，整个国家还在为旧制度不断垫付巨大的成本。不管贸易战继续还是结束，或许都不能避免中美之间以某一种形式，卷入一场更大更广经济政治文化大交锋。而面对现代性文明进程，中国存在的历史负面与沉重包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自决？
　　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中美达成贸易休战90天！尽管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若能握手言，将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让世界再一次热切期望。中国应当如何趁此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有舆论称，中国可能无法兑现休战协议中的敏感条款承诺，中国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上路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余智先生也认为：”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可仍可能持续并扩大”。的确，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之战将不可能轻松地止于贸易。中国要平静顺利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化解矛盾源头的办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在华盛顿智库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是在告诉中国与世界，中美之间的历史友谊正在遭受损害：”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并且，彭斯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而”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中国是否应该将此解读为一种理性和善意？即便这样，中美在未来无疑要面临一个漫长的关系严冬。若要缓和，应对美国可能启动的”新冷战”，中国则急需做出重大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内外都在期待着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顺水推舟”之策。或许，仅仅尊重与遵循人类发展的历史常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可获得正解。而优质的国际关系也自有逻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利益或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但人权同时更不能被忽略。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正当权利，即对财富的共同创造权、流通权、分享权如何获得更好、更普遍地保护的一场文化较量，是现代文明在理解和实施上的冲突。这一点，中国似乎更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狭隘藩篱，以行动来融入–尽管落实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激发了美国社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斗志，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观点与立场的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针对所谓”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或更多不同层面的感受体。由于权贵利益集团的使然，”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显得相当抽象模糊，很难真切体会和触及实质。在近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中，人们也看到了国家利益被私人、被官员、被某个家族大量窃据瓜分的事实。这使得民众或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贸易战开打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样高调反驳、义正言辞，民间社会却并未出现像”钓鱼岛”或”萨德”事件那样，呈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这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经济的整体下行、民营企业众所周知的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上发生的民生矛盾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政府和国家几乎是个集合体，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如果政府不可爱，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跟着倒霉。这自然不同于美国：如果人民不高兴，可以通过选票，四年一次推翻并选择新政府。但这与他们如何热爱与忠诚美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前些日，几位在北京的自由派学者朋友聚餐畅谈中美关系，再聊起中美贸易战时，感觉大家似乎已热情大减。或许是，即便战火燃烧得遍地焦土，一时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行事规则。同时，也很难促使决策阶层屈服于美国的贸易压力，转变对市场经济之于中国的根本态度。不过，各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法上也有相左之见，但已没人提出让特朗普先生来直接影响或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出路寄托在中国的自醒自觉上，既不要倒退，更不要流血，而以协商共和的方式让国家更前进几步–这样自己决定自己，最好！

 

来源时间：2020/7/31   发布时间：2018/12/13

旧文章ID：22522

韦宗友：离大选不足百日，特朗普选情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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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宗友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美国时间7月30日，特朗普发推特希望能够推迟2020年的总统选举。这个想法遭到了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多方反对。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特朗普有可能挑战今年大选结果的一个信号，为日后如果败选做好铺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韦宗友分析了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选举将会受到哪些变数的影响，是否拜登就一定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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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选情告急

过去三年半时间，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非常稳定，在低位徘徊。然而，近两个月来，特朗普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快跌破40%。

美国 RealClearPolitics网站7月25日发布的全国民调显示，拜登以50%比40.9%的支持率大幅领先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北卡、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亚利桑那州等关键摇摆州，拜登都领先于特朗普。其中，在威斯康辛、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州，都领先6个百分点以上，已经不再“摇摆”。

选举问题专家Nathan L. Gonzales预测，在538张总统选举人票中，拜登对特朗普的优势可能扩大到319比187，远远超过赢得大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

不过，鉴于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出现的滑铁卢现象，民主党也不敢掉以轻心。

特朗普选情持续低迷原因

疫情应对不力，是这一波特朗普民调持续下滑的罪魁祸首。7月份以来，美国疫情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出现了新一波扩散高峰，每天新感染人数超过5万，甚至突破7万。超过30个州都出现了感染人数大幅攀升态势，特别是一些先前疫情相对不严重的红色州。

民调显示，疫情已经超越经济，成为目前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大部分民调认为，特朗普疫情应对不力，认为如果拜登是总统，可能会处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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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6月份由于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而引发的全国性种族骚乱，也拉低了特朗普民调。大部分人认为，特朗普下令部署国民卫队，甚至打算动用部队对付示威群众，极其不合适，无助于问题解决，甚至进一步煽动种族对立。

特朗普还有机会吗？

离大选投票还有三个来月，一切皆有可能。

第一，疫情如何发展是关键。最近，特朗普似乎认识到疫情对选情的重要性，在疫情问题上开始改口，承认目前疫情严重，提倡民众戴口罩，并且取消了原本计划在佛罗里达杰克森威尔（Jacksonville）举行的选举集会，恢复举行之前被取消的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

第二，选民热情。拜登虽然在全国性民调和一些关键摇摆州的民调大幅领先，但并非高枕无忧。他最致命的问题，是民主党选民对他缺乏热情。特朗普自信，铁杆粉丝对他依然热情不减，表示，“沉默的大多数将会在11月3号发出他们的声音！虚假的民调和媒体拯救不了激进左派。”

第三，种族问题是把双刃剑。特朗普在弗洛伊德事件及此后的全国性骚乱中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虽饱受诟病，但也并非没有支持者。特别是骚乱演变成街头打砸抢和对美国先贤雕像的涂鸦或“斩首”，质疑、否定美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时，反而激起白人保守派的担心和害怕，引发他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焦虑。他们更担心，如果拜登获胜，那么被激进派劫持的民主党，可能在种族、文化、移民、宗教、教育、家庭、堕胎、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上继续左转，美国的历史文化乃至制度将进一步受到冲击，最终将国家带向否定历史和伟大的歧路上。

特朗普打着“法律与秩序”旗号，亮出“文化战争”牌，采取强力手段应对骚乱，迎合了这部分选民的心理。

第四，经济依然是个重要问题。经济历来是美国大选中的热门话题，也是赢得总统宝座的重要杀手锏。虽然今年疫情冲淡了经济话题，但并不意味着经济议题不重要。如果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出现一些经济学家预期的V型反弹，对特朗普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特朗普也可以借此吹嘘，虽然美国面临重大疫情，但是经济依然实现了反弹。

第五，总统辩论。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拜登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特朗普和他更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正面交锋。接下来，特朗普与拜登会有三场总统辩论，这可能是特朗普扭转选情颓势的机会。

众所周知，拜登讲话时常跑题，甚至答非所问、不知所云。特朗普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更善于抓住对手漏洞，一阵死磕。如果拜登在万人瞩目的总统竞选辩论中，出现重大失误，或被特朗普死死揪住小辫子，可能会对其选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个月的时间，什么幺蛾子都有可能。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

【来源：中美印象】

来源时间：2020/7/31   发布时间：2020/7/31

旧文章ID：22521

苏小玲：冷战开启，中国何以化解？

苏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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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冷战开启，中国何以化解？

作者：苏小玲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编者按：本文2020年7月30日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作者授权本站发布。】
      近期美国对南海立场的转变、中美互相关闭领馆事件，让两国间的冲突敌意不断加剧。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部长巴尔之后，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又在加州发表了第四场对华政策演说，将敌对的政治表达推向高潮。他宣称1972年前总统尼克松以“引导改变”开启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认为“美国不能再忽视两国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他还借尼克松“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个世界就不会安全”的观点，来揭示美中关系对抗的历史性本质。蓬佩奥这份演讲，已被外界直接解读为“临战宣言”!

 

回顾过去两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自贸易战开打，美国政坛、金融界与知识界就已在经贸议题之外，表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2018年和2019年副总统彭斯在两次对华政策演说中，表达出对中国贸易与市场开放上的失望，被外界解读出一种冷战味道。同年的冬季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中国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为题发表演讲。这些涉及政经两界并具代表性的言论，显露出中美间已在多领域形成不可调和之势。对此，笔者曾在FT中文网上发表《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一文，表达对中美走向冷战的忧虑。而今年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终于使双方冲突直线上升，令冷战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中美关系走向破裂的必然性

可以说，面对这场已然拉开序幕的冷战，中国方面并无准备。美方的“绥靖政策”与中方的“韬光养晦”，几十年间“相得益彰”，双方当然各有重大的战略考量。正如许多中外学者都意识到的，美国大力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运行，是为了实现自己一套经济加政治的预设目标：随着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体系，国际市场的自由元素也将逐步消除“计划经济”的痕迹，并将中国纳入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中。关于这一点，中国高层和精英们当然明了。但不能完整理解美国的真实状态，即她的历史地位、现实动力，无视其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她在全球机制中的绝对优势，常使中国某些决策部门，甚至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误入认识的迷途，产生经济、文化与政治等不同视角上的常识匮乏与一厢情愿。

 

所以“翻脸”又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现实”而缺少“理想”的关系。美国华尔街集团的资本利益，以及少数社会精英与政客们的眼界观念，最终从不同角度断送了中美关系正常健康发展的可能性。而中国内部自身同样也出现一种非理性的、有悖市场规则的经济运行的力量，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与后劲，产生了无法让西方经济体彻底认同的被动局面。中美之间始终没能建立关键的价值互信，外表亲密的关系更像一场无爱“婚姻”，如此“家庭”关系也必然走向破裂。

 

缺乏真诚与透明的关系中，难免发生各种误判。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如日中天，“超越美国”似乎成为指日可待的共识。的确，“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都成为国际舆论热点，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也一时成为战无不胜的神话；不少私企老板成了纳斯达克或华尔街的“主人”，而某些政治精英们也开始勾画中国“后来者居上”的蓝图。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有人认为，一个即将回归保守主义传统的美国，一定会逐步淡化对世界的领导角色，留出的空档里，便可以填进中国经验与模式。更有人认定美国从此走向衰落，21世纪属于中国无疑。这些态度与言论的持续存在，让美国一些知识精英深为警惕与忧虑。曾一直被认为十分“亲中”的美国著名中美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是其中最早出现立场反转的一个典型。近期他再次亮相，将眼下的中美关系明确地定义为自美苏之后的“冷战2.0版”。

 

笔者以为，中美间的各种误判造成了重大的信息不对称。而中国最大的盲点，在于自陷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意识，亦即，认为中美之争是因“老大”惧怕“老二”崛起，试图打压遏制后者而起。许多人完全忽略中美两国之间的特性差异，以及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必须承认，今天的美国依然是大而强，而中国则是大而弱。美国之强，不在于拥有世人都渴望的坚挺的美元、科技和武力，其背后是一种聚合深厚的现代化资源，被世界多数国家认可的文明制度。而中国弱，是因为在诸多领域都依然落后，坚挺庞大的GDP经不起庞大人口的分摊。中国也并未构建起体系完整的、可向全球延展的“思想价值链”。中国的发展成就虽然已不可轻易藐视，她已可以持续影响这个世界，但前提是，她必须同美国结伴而行。

 

眼下美国提出“理想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新战略，不再将中国继续视作“发展中国家”，并誓言挑战这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这虽然表明中国的大国地位已被尊重，但两国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平和地合作勾兑。对此，中国需要亮出态度，拿出对策。作为后发的经济大国，中国的确具有惊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也缺少现代政治大国妥协和谈、以曲求伸的谋略与经验。虽然中国不缺自己“理想主义”的一面，只是表述起来，还必要有更多现代性实践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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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消除误判、柔和挽回、避免冷战

 

中美冲突以来，国内智库的力量似显单薄，看不见应对事件、解决棘手问题的群体智慧。更多处于边缘的学者，则只能表达出零散的思考与忧虑。在舆论大场域中，依然可以听到各种不同角色的高调抗美。极少数不谙战略却表现鹰派的口炮型学者们，依然沉浸在“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的自我感觉里，摆出一副可与美国轻松对垒的强势，有的甚至扬言要“敢于对美国发动凶猛地进攻”。个别超级名嘴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再次激荡，“摧毁近海的美国基地是很容易的，航母来几条打沉它几条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鲁莽的耍威风，无异于给中美关系火上浇油，将本可能争取的缓和局面搅成泡沫。

 

不过近期，体制内也出现了不少理性积极的反应，显然意在给中美双方提供努力复合的机会。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是较早意识到中美关系转向危险的中国学者之一。作为专家智囊，他认为中美关系应当坚守三条底线：避免战争；维持一定水平的经贸交往、技术交流、金融合作；保持一定规模的人文教育交流，应保持耐心、信心、韧性。他还相信“中美关系重新走向正轨，只是时间问题和机遇问题。”

 

中国前副外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女士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发表了如此看法：“要考虑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合理关切。当然，我们采取主动，并不是说我们也要提出对抗，我们做出的选择，或者主动做的一些事情，首先要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考虑解决美方的合理关切，还要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这一发言获得了外界的格外关注，也引人思考：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它与“美国的根本利益”之间是否必然冲突？如果二者都立足于“人类文明”这个价值维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势不两立的选项。

 

傅莹说，“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那么，在这个可以“相容的空间”中，双方能否就长期被回避的文化与制度间的冲突，做出探索？事实上，冷战正是意识形态之战，双方必然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上狭路相逢，这是中美双方都应正视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大课题。但放眼未来，若要实现真正的人类间的和平共处，除了直面别无选择。

 

优质的文明形态，历来是光明磊落的，也具备强大的向心力与辐射力，可以所向披靡。假设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套比“普世价值”更先进的文明话语，就必须走出国门，向其它国族做更有效的表达和更深度的交织。但在人心向背上，傅莹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的“第三方力量”——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似乎已经做出了站在美国一边的选择，哪怕他们必须放弃“来自中国的”物质“利益”。

 

面对一场新冷战，中国是否能像前苏联那样，展开一场涉及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持久战？一个已开放了数十年、与外部建立了复杂的国际关系、依靠内外有机循环才能健康生存的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对抗、拆解与消耗？

 

对于历史而言，“美苏争霸”的叙事绝不是一场喜剧而是悲剧。它不仅将世界生硬地划作两个敌对阵营，也将人类可以共通共享的文明价值切割得支离破碎。而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尽管融进了民主模式，却还是未能彻底摆脱与西方之间的互不信任的阴影。对于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软硬实力都还欠缺的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中国有自己更长的路要走，但必须是一条让内外都放心的康庄大道。

 

中美短兵相接，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是一场涉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新竞争。中国能做的是对急转直下的形势进行精准判断、延迟节奏和柔和挽回，而不是推波助澜，准备赴汤蹈火、决一死战。今日的世界已乱象频出，观念分裂，思潮分流，消极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关系的扭曲，正使全球进入多种发展形态的不确定性。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关系，无疑会有效缓解或结束这样的负面趋势。对中美两国来说，真正的风险藏匿在其关系的变化中，而人口巨大的中国，若应对不佳，则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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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应重启和谈，为中国转型创造空间

 

或许，只有站在现代人类政治道德的至高点，才能对国家间的制度作出优劣之比较。中美应尽量弱化意识形态，再实现一次理性对话，拓展更开阔的政治和谈空间。中美关系凝聚着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原本有着广泛的建设基础，彼此间曾有过真实的利益融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也提倡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的进步价值观，但显然还有不足与短板。客观上，中国可以借助这次机遇，从内政到外交调整各类重大关系，进行新一轮深刻的社会改革。

 

美国的“新战略”表示不会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但要保护自身利益和继续推进对外影响力。而中国一边，除了保持在全球化中的积极影响力，还应同时展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价值观。最近，美国福坦莫大学教授洪朝辉在一次题为“弄丢的中美友好关系，能不能再找回来？”的发言中说：“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他认为，两国关系只有建立在“共享的价值”上，才能和平共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墨子的“兼爱”、“非攻”之说：“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这些历史的宝贵思想，可以让我们学会以理服人，规避风险。

 

人类进入现代，文化依然多元，但值得聚焦的文明却只有一种。这种文明，首先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目的而建立的现代性的制度文明。对许多成功的现代社会而言，它体现为一种意义广泛、原则鲜明的宪政文明。其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根本价值，使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有了坚实进步的支点，也让国与国关系构建了互信的、持续发展的实质基础。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在如何完整地呈现这些价值的积极作用时，不同的社会区域在理解、表达与实践上则不尽相同。对此，人类依然需要形成共识与助力，消除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宗教间的误解与隔阂，让现代文明成果能被更加广泛而饱满地分享，而非“另起炉灶”再建另类的文明秩序。

 

中美之间应该放弃一场全方位的较量。对美国来说，无论冷战、热战，一旦发生，都要损耗纳税人的财力及漫长的精力与时间代价，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负作用亦难以评估。而以中国现有的军备实力，即使可以进行一场自卫反击，但代价一定是更为惨重的，仅就14亿人口的平安生存，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沉重现实问题。惟有拥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华民族才有和平崛起的未来可言。依然强大的美国，需要修复受损的鼎盛时代的伟大元气；而地位攀升的中国，同样需要在现代性上狠下功夫，剥离不良的历史负资产，并挖掘儒家思想资源中最优质的部分，来成就一个现代性的新型国家。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中国也并非什么彻头彻尾的“共产”社会，中美早就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混合生存状态。50年的接触交往，40年的密切合作，除了美国的“良好愿望”没有实现外，实际利益惠及了中美两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想必中美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都心知肚明，只是缘于各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或从一时利益需要的务实考量，而缺乏一种政治智慧来正视与解决“异质性”的重大问题。若彼此一致认同现代文明真实与持续的价值，僵局就有破解的可能。比如眼前，双方都应将矛盾控制在已发生的事件之内。正当的批评与反击是必须的，但无需以牙还牙、睚眦必报，以免恶性循环。

 

这一次美国表现出的主动出击，有如地震，中国须拿出有效的应变能力，避免震级的提高。无论是中国失去美国，还是美国失去中国，都必然造成一种巨大失衡，而以美苏之间的冷战教训看，也会让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更加分裂，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领土与宗教问题更趋泛滥；二战之后建立的和平发展、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亦面临剧烈冲击。

 

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或许远比人们了解的要复杂得多。而眼下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放弃一切可能引发新对抗的举措，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导致可能的局部战争；以“亲仁善邻、兼爱非攻”的外交理念，深刻调整应对战略，并重申尊重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同时确保中国正常的国际发展空间；必要时，结合双方的“合理关切”（当然包括意识形态），重启全面的历史性的和谈，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框架下，拟定出一揽子可行性计划，就正常贸易关系、相关制度改革、社会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关系定位等，与美国达成一份双方谅解备忘录。

 

从美国这边看，华盛顿应当遏制在大选到来前让内政绑架外交的冲动，在理想主义的高度释放善意，为新的积极的价值交换提供对话空间。而中国则应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智慧，推出足够理性的的国家战略，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不是期待“更猛烈的暴风雨”，而是尽快改变紧张而被动的局面，为自己重新赢得一个正常的向现代性转型的外部环境。

来源时间：2020/7/31   发布时间：2020/7/31

旧文章ID：22520

王黎：蓬皮奥远离了经典外交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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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极端性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因为他试图重新挑起意识形态对立，从而把世界引入一场新的冷战。为此，7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撰文，坦率地批评了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蓬皮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及其观点。哈斯认为，蓬皮奥既不懂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也不知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老罗斯福的忠告，甚至对经典外交传统的核心价值与使命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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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先生本人是一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和训练有素的国际事务学者。他在英美接受的博雅教育以及犹太人家庭培养出来的君子之风，再次让笔者深信美国绝不缺乏熟谙国际事务的专业人才，故美国知识精英拒绝不理想的剑指中国。因此，无论蓬皮奥团队是否有来自东土大唐的高僧指点，中美关系对两国的福祉以及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都不会被削弱。哈斯不仅目睹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地走出了“冷战”阴霾，而且见证了双方的通力合作促进了远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四十年。为此，他的观点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公允、客观和“权威”性，甚至有助于没有实际工作的学人和评论群体澄清一些基本事实。

首先，哈斯坦诚道，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首席顾问基辛格前往北京的目的，不是意在帮助中国走出国际“孤立”或者国内“文革”的困境。其根本原因犹如基辛格本人所说，切实推进由他设计的“大战略”内容，即与苏联签订战略核武器限制条约，体面地摆脱越战泥潭以及现实地同中国接触。其中，核心的一步是结束与中国20余年的对抗，以便“借助中国之力对抗苏联”，或曰希望塑造今后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而不是中国的内政。但历史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本来主要是由于苏联第四代领导人的天真想法和不切合实际的政策所致（详见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信赖》），但可笑的是自由主义学者偏偏迷信所谓“不战而胜”神话。可是，历史上的政治化神话终究都沦为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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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哈斯不同，蓬皮奥属于越战后成长的新一代美国人。他的军旅生活以及亲自目睹苏联的解体，让他对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产生了一种虚幻，那就是美国无所不能。虽然他有过哈佛法学院的学习经历，但是蓬皮奥的理工科学习背景以及传统的技术性思维让他在美国首席外交官的位子上常常表现出过于执着和不懂妥协的一面。这些都有悖于经典外交的传统；况且，哈罗德﹒尼科森早就告诫这些不是外交官员应有的素质。也许是“天定命运”的驱使，蓬皮奥在接管美国国务卿大印后，无论他如何不辞辛劳，游说盟友，但还是被美国媒体评为“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之一”。诚如哈斯所指出的，蓬皮奥在罔顾事实的同时，夸张性地给“美国承诺了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历史早已证明，美国企图决定中国的未来，或者改变它，这些均不在美国的能力范围之内。的确，中国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并且面临很多挑战——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受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包括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的诸多软肋；经济增长模式过多依赖于大规模投资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中国执政党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长期探索和逐步改进的事务。美国政府、尤其是蓬佩奥只有通过与中国政府的直接谈判而非所谓“脱钩”才能够得以解决上述问题。毕竟，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守城大国，美国还有很多事务需要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比如朝鲜、阿富汗和气候变化、核不扩散这样的全球性挑战。

具体地讲，美国对外政策能否成功依赖于盟友的支持和广泛的国际共识。想当年，正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带给了全球战略平衡的重大影响，它不仅结束了两国在东亚的对抗,而且推动了后来苏联的解体。的确，“冷战”后期苏联在地缘上是相当孤立的，它不得不同时在欧洲面对北约和在东亚针对中国，以及在中东地区和战略武器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和竞争。然而，今天特朗普政府却把欧洲主要大国视为经济竞争的对手，同时，他与其欧洲盟友以及日本和韩国在分担美国驻军费用问题上争执不休。更有甚者，此届美国政府还威胁要从那里撤军。这些一意孤行的做法已经让世界各国不得不质疑美国到底有多可靠。

毋庸置疑，鉴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变化，疫情之后的两国关系不可能再次回到40年的朦胧关系。虽然美国两党在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似乎达成共识。同样，笔者相信大选之后的美国“建制派”会重返理性的对华政策，其中包括经典外交奉行的核心原则：通过谈判与合作解决国家间争端；双方必须坦诚自己的核心利益与底线；为此，双方需要做出必要的让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是长期的；为了这一历史使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有赖于中国的强盛与稳定。虽然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总是拥抱“美国第一”的口号，但是他推行的与中国“脱钩”政策不会让他及其美国得到任何好处。甚至连著名的保守政治家、前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都说，现在是蓬佩奥和他的同事需要同中国政府谈判协商的时候了。哈斯本人也表示，美国能做的或曰应该尝试做的是“影响中国的选择”而非中国的决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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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英国资深政治评论家瑞戴尔（Peter Ridell）写道，美国人必须学会要在耐心说服而非强制的情形下建立起国家间平等关系。鉴于此，只要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而是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结果导向的关系，中国就会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与美方合作，建立必要的危机沟通机制，并且与其他大国一道在共同发展的框架下努力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来源时间：2020/7/31   发布时间：2020/7/31

旧文章ID：22519

特朗普想推迟11月的美国大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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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澎湃新闻

“如果那些“推迟论者”心想事成了，即国会民主党人最终“鬼迷心窍”地同意了推迟大选，又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极可能是也不会发生什么，至少不会发生对特朗普全然有利或者“保送”他进入第二任期的情况。”

当地时间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邮寄投票或构成选举欺诈，表达了有意推迟选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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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视觉中国 图

如果11月3日选不了……

需要最先说明的是，美国联邦宪法、1845年《总统选举日法》等相关法律都没有赋予在任总统单方面推迟乃至“没收”总统选举的任何权力。选举日理论上不是不可以推迟，但一定要由国会两院作出决定，而在明年1月3日之前仍在任的第116届国会众议院在民主党主导下几乎不可能做出这种暂且放特朗普一马的决定。于是，即便存在特朗普可以通过发动战争等理性归零方式制造巨大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否已经到了足以推迟选举的地步，还是要由国会来决定。特朗普无法自导自演，因而出现事实上推迟选举的可能性一定比白日梦到还低。

不过，如果那些“推迟论者”心想事成了，即国会民主党人最终“鬼迷心窍”地同意了推迟大选，又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极可能是也不会发生什么，至少不会发生对特朗普全然有利或者“保送”他进入第二任期的情况。

如果大选推迟，但仍可以在2021年1月20日即新总统法定就职日期之前完成的话，那椭圆办公室还是会顺利迎来新当选总统。如果大选投票日被推迟到2021年1月20日之后，即在新总统法定就职日期之前无法按一般程序产生新总统的话，1月20日之后履职的也不该是特朗普。

根据联邦宪法第20修正案中“正副总统的任期应于原定任期届满之年的1月20日正午终止”之条款，无论是否产生了新当选总统，特朗普都必须在2021年1月20日卸任。随后，总统职责将按照2006年修订过的1947年《总统继任法》的规定来安排临时代理，直到大选投票日产生新总统。

当然，如果11月3日的总统投票无法进行，那大概率国会选举也随之被推迟。于是，第117届国会众议院无法在1月3日就位，进而也就更不可能在1月20日存在合法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来代理总统职位。进而，接力棒就继续传递到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头上。

由于国会参议院只有35位议员(23位共和党与12位民主党)将在11月3日改选，这就意味着2021年1月20日时只会有65位国会参议员合法在任，而这65位议员中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控制35席和30席，多数党随即转换为民主党。这样一来，代理总统职位的临时议长也自然就是届时35位民主党人中最资深者——1974年首次当选至今、80岁的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佛蒙特州的老百姓也会为本州时隔快一百年之后再次贡献出一位总统而自豪吧，只是完成这个任务的竟然不是小莱希一岁的桑德斯。

如果“脑洞”再大一些的话，还会遇到一种更为离谱的可能性，有趣的是这种可能性竟然也已经被纳入了公共讨论：即11月3日大选投票并未被推迟而顺利进行，但各州选举人团的产生过程却遭遇了共和党阵营的程序抵制。

虽然各州选举人最终在“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第一个星期一”投票时的意向基本上在“胜者全得”的原则下由各州选民票确定，甚至各州在产生选举人的方式上也各有千秋，但选举人本身大多还都是需要各州立法机构在程序上的确认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选民票结果计算出的各州选举人团票对特朗普不利，那共和党主导立法机构的州就完全可以找来各种理由(如所谓“选举舞弊”)来拖延确认选举人程序，从而杯葛选举人团投票。甚至还有观点更为直接地为这种阴谋论设定了具体地点，即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关键州的州议会目前均由共和党主导，因而也就都有可能成为“2020年的佛罗里达”。

的确，这种一州或多州拖延大选程序的情况，看上去很类似2000年戈尔对决小布什时的佛罗里达州计票风波，但客观上可能还是有不少区别。宪政学家或程序法学家可能有自己的解释，但就算是在两党政治层面也有足够本质性的差异。

一方面，当年佛州争议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计票环节飞出的所谓“蝴蝶票”(编注：佛州的“蝴蝶式对开选票”设计会使选民因圈选错位而选错候选人)，民主党要求重计，分管选举事务的共和党籍州务卿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却偏心本党的倾向十足，最终结果还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快速裁决下以小布什微弱胜出结束。

而在前述情况下，至少是在上文提及的四个州中只是共和党驱动的州会议不确认选举人团的问题，而非选举或计票问题。即便这些共和党人以选票或计票存在问题提起申诉、要求重计的话，四州恰好都是民主党人出任的州务卿也不会支持，除亚利桑那州之外的三位民主党籍州长更不会纵容。就算真的出现“2020年的佛罗里达”，也恰好会成为反而对民主党有利的“佛罗里达”。

另一方面，如果选民票意义上的选举在全美各州被认为顺利完成，只是在多数州确认选举人团的情况下某些州因为政治原因迟迟未决，按照联邦宪法第12修正案中所谓“获得票数占全部已确认或已指定(appointed)选举人团多数者”当选总统的规定，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环节极可能还可以如期(今年12月14日)由已确认的选举人团完成，即无视尚未确认选举人团各州的选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谁有利，就要看已确认州的结果了。

进一步讲，如果再出现选举人团因无人过半而无法产生总统的话，就需要交由当时还在任的第116届国会众议院选举。其方式是每州一票，而此票的归属当然依照各州国会众议员两党分布来决定。虽然按照这种算法，共和党在26个州占据多数，明显领先于民主党的23个州，宾夕法尼亚州的18个国会众议员两党平分，进而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理论上的确更有可能胜出。但其前提还是佛罗里达州的14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无人跑票，且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仍可履职，从而保持仅比民主党多一席的优势。

由此可见，这种某些州共和党借助州立法权不确认选举人团的“奇招”需要预设太多条件。其实际操作的路线图复杂到难以想象，而且因为涉及到宪政阴影区过多而随时可以因为司法介入而改变方向。对任何一方而言，不可控因素都太多。

特朗普阵营到底能做什么?

虽然剧本过于复杂，但如果特朗普竞选团队一定要演一下的话，也难说不可为。目前看，特朗普确实还可以在这个维度上主动做一些事情，甚至是前文中提到的制造各种混乱，从而尝试迫使国会推迟选举，如果有必要或者能成功的话。

同时，可能比较主动且可控的做法即以疫情、种族抗议或其他能找到的借口，动用总统某些紧急状态权力，针对某些州采取措施，尽可能压低某些支持民主党群体的投票率。

比如，在佛罗里达州，在州层次选任的共和党政治人物“协助”下，通过控制投票站点设置、操作邮寄选票等方式尽可能减少相关群体的可能参与。但问题在于，从目前态势看，特朗普就算拿下了佛罗里达，也难锁定胜算，而其他必须得到的关键摇摆州由于不同的州层次政治格局，都很难“配合”特朗普作局。

此外，关于特朗普在白宫“赖着不走”的猜想，其实更像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假命题”。所谓“赖着不走”，当然就是该走而不走。那么，特朗普会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理由“赖着不走”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选举推迟到明年1月20日之后，特朗普在1月20日当天，即2016年大选授权任期耗尽之时“赖着不走”。试想，那时大选尚未举行，特朗普还在竞选状态，这么“耍赖”甚至公开挑战美国宪政规矩的做法，一定是减分的。一个在任总统，连基本规则都不接受，都不放心别人代理，还怎么连任?

其他可能，比如11月3日正常投票但某些州因为共和党驱动而不确认选举人团，或者某些州(如佛罗里达)出现便于共和党操弄的所谓“选举舞弊”问题需要重新计票等，但这些情况下基本上都需要在今年12月14日完结所有争议的解决，并最终进行选举人团乃至国会投票，而这些程序大概率都会在明年1月20日之前完成，即面对当选或落选的结果，特朗普还有必要“赖着不走”?

当然，这个“赖着不走”也可能极端到特朗普不接受通过任何程序产生的自己落选的结果，更不接受明年1月20日自己任期到期的游戏规则。那么，这种“耍赖”在美国政治语境下显然是极为不智的，因为绝无可能保持住总统职位，属于毫无意义的纠缠。

不可否认，在过去三年多里，特朗普的确做了很多挑战美国总统制的事情，但他似乎像是一只被养在带电水箱里的章鱼：已经将触角伸向了水箱的任何一个角落，但却从未触电。而今，如果他拒绝结果、否定制度“赖着不走”，必将对美国总统制乃至美国政治造成万劫不复的伤害，极可能为民主、共和两党所不容，从而彻底失去在驴象恶斗的政治世界里生存的基本资格。

所以，在预判选举时，美国疫情几近失控的“黑洞”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更需要多多关注。特朗普的“脑洞”也不得不防，但过分讨论的话，只能说是我们自己的“脑洞”被特朗普影响了。

来源时间：2020/7/30   发布时间：2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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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板：中美的新页与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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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老板  来源：远川研究所

1989年6月30日深夜，一架通体漆黑的C-141军用运输机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Andrews空军基地秘密起飞。这架军用飞机的外部经过了涂装，抹去了一切军事标记，看上去就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货机。而宽敞的机舱中唯一的货物，是3名神色沉重的乘客。

飞行日志的目的地是冲绳，但在波涛汹涌的北太平洋上空完成了一次惊险的空中加油之后，它直奔这次行程的真正终点：北京[1]。

经过2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后，飞机从东海上空进入上海的空中走廊，并随即掉头北上。尽管已经提前得到通知，但仍有空防部门将电话打进了军委领导人的办公室[2]，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最终在空管和军方的严密监视下，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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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之后，走下舷梯的是华盛顿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另一个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他们迅速钻入一辆等候多时的黑色红旗轿车中，开始了这次紧张的秘密访华之旅。

两人抵达时，没有任何一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在随后的20个小时内，他们密集拜见了诸多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总设计师到总理，再到外长和副外长，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此一无所知，驻华大使李洁明甚至不在中国境内，而是跑到韩国探望妻子去了。

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做的非常严格，甚至超过了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3]。当时两人的全部行程轨迹，包括会谈、宴请、交通一律高度保密，所乘坐的汽车、所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美国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拍摄的影像资料更是一律封存。

这两个资深外交官的神秘之旅，是受总统乔治·H·W·布什之托。老布什在1974年至1975年曾经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面在里根政府长期主导对华战略。在一片黑云压城的国际环境中，他意图通过派遣特使秘密访华，来将岌岌可危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

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这位资深外交官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职，是“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的亲密伙伴。因此，总设计师会见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

然后小平同志又说上一句[3]：“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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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访华的确是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来中国。在1972年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里，他的身份是尼克松的军事顾问。

有一件小事令他记忆犹新：“一天早晨，按照行程安排，总统应该上午9时前往故宫参观。早晨7时，我下楼去确认相关安排。当时路上积雪四至五英寸，我竟然看到几千人在拿着扫帚扫雪。9时，总统一行启程。从饭店到故宫，路面积雪已清扫干净。”

那会儿西方对中国感到既陌生又好奇。在尼克松访华的同一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受周恩来的邀请来华拍摄了《中国》。这段220分钟长的彩色纪录片虽然在中国被禁了接近30年，但在海外受到热捧，一度是西方国家了解当时真实中国的唯一影像资料。

1970-1974年的中美关系，被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定义为“重新唤醒的好奇心”(reawakened curiosity)，1974-1979年的中美关系被他定义为“真诚的迷恋”(guileless fascination)[4]。此间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就是这种定义的典型代表。

1974年，乔治·H·W·布什来到尚未正式建交的中国，担任“驻京办主任”，期间他和妻子芭芭拉骑自行车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为他赢得了“爱骑自行车的外交家”的声誉。多年后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还送了老布什一辆国产飞鸽牌自行车。

尽管在北京只待了不到两年，但老布什收获了大量高层的私人关系。1975年底他离职，回国出任中情局局长，中方罕见地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总设计师表示：“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是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

谁也不会想到，这段经历会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接近30年的基调。1977年老布什卸任中情局局长，以私人身份访华，负责陪同翻译的是一位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姓年轻人。多年后，这位年轻的翻译也在外交领域不断晋升，最后成为了国家外交战线的最高负责人。

进入到80年代后，布什家族开始在美国政坛上崭露头角。1980年老布什作为里根的副手担任美国副总统，1988年他带着里根巨大政绩的光环成功当选总统。1992年虽然在连任选举中败给了克林顿，但他的儿子小布什于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把布什家族推到了巅峰。

因此，从70年代后期，到小布什结束两年总统任期的2008年，美国参与对华战略设计的政客基本上都出身于“尼克松-布什”这条轴线。尤其是在80年代，中美关系在这些政客和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所谓“蜜月期”。

彼时的中美合作细节，会令当下的人倍感惊奇。比如1984年，中国被允许进口24架“黑鹰”直升机，这些飞机直到2008年还在汶川救灾中发挥作用。而在80年代末，我们甚至送了两架歼8-Ⅱ战斗机到美国去进行改造(和平典范计划)，这在现在看来难以想象。

现在回过头来复盘，所谓“蜜月期”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核心原因：一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即所谓的“中美友好靠苏联”;二是体量不对等，中国是穷国，而美国是全球第一强国，因此无论“美国朋友”是来自于政界还是学界，看待中国的目光里充满了“俯视”，而不是“防范”。

而文章开头的秘密访华，实际上就是为了挽救“蜜月期”的成果。1989年的秘密访华很快就在年底被CNN报道出来，让老布什在国内遭遇了不小的压力，因此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跟老布什对垒的克林顿把他跟中国的亲密关系，形容成“过于溺爱北京”。

但是在克林顿当选的1992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在总设计师南巡后骤然加速，这为90年代的两国关系带来了最大的压舱石：经贸关系。

02

苏联解体后，共同的“敌人”轰然倒下，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粘合剂已经消散，而“尼克松-布什”轴线的一众资深外交家暂时退出了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子，也让外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倒退”的担忧，而在克林顿上台半年后，就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

“银河号”是一艘载有782个集装箱的中国远洋货轮，1993年7月7号从天津驶向中东。行至半途，美国却宣称“银河号”上装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原料，不仅截断了GPS信号，还令第7舰队派军舰尾随，最终“银河号”被迫在沙特停靠接受检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这激起了国内对霸权主义的漫天怒火，后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在接受《面对面》专访时，用了17次“窝囊”来形容此事。这也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奠定了基调：“蜜月”一词已是过去时，“遏制和接触”(containment &engagement)才是90年代的主基调。

而在“银河号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冯小刚导演、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却又热遍了大江南北，这从侧面反应了民间对美国经济文化和野蛮霸权的矛盾态度。在整个90年代，这种复杂的感情一直贯穿了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和考克斯报告引发的反华浪潮。

在太平洋两岸磕绊的同时，中美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这一点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由时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和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主导。两人在克林顿政府执政之后，就一直试图将之前老布什无条件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跟某些其他问题进行“挂钩”。

这一政策导向遭到了美国商界的强烈反对，1993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并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长，而当时美国的能源、航空、汽车、通讯等行业正在跟日本和欧洲展开激烈的竞争，显然不想把日益壮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人。

因此，当克林顿宣布“挂钩”政策后，中方邀请“尼克松-布什”轴线的资深外交家如尼克松、基辛格、舒尔茨、亚历山大·黑格在1993年2月-5月期间先后访华。而之后，基辛格、伊格尔伯格和万斯等人公开表示，克里斯托弗-洛德两人搞的“挂钩”政策是失败的[1]。

而美国商界更是身先士卒。1993年5月12日，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共同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而波音公司更是暗地里怂恿华盛顿州众议员发起了要求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公开信，获得了160位众议员的签名。

最终，“挂钩”政策在一片口诛笔伐声中只持续了一年多，就被宣告破产了。

而纵观整个90年代，中美处处充满了这种磕碰，“热三年，冷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挂钩破产后热了一段，但台海危机时冷了，然后两国元首互访又热了，但炸馆事件后又冷了。在踉跄中，中美经贸总额从1990年的122亿美元，飙升到了2000年的744亿美元。

尽管“尼克松-布什”轴线不在台上，但“美国朋友”们仍在发挥着作用。比如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傅高义这位“老朋友”就主动站出来，以“前情报官员”的身份怼中情局，指出他们宣称因地图错误而“误炸”中国使馆的说法并非事实。

当然，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所谓“互补性”。美国《商业日报》就做过一个很让美国人感到松一口气的统计：1997年美国零售商从中国进口了10亿双鞋，价值90亿美元，但中国人已经从美国订购了387架波音和麦道飞机，价值180亿美元。

2001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尽管其在竞选时不赞成克林顿政府“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的说法，认为也应该将中国看做一个“战略竞争者”。但由于其幕僚团队很多都来自于他父亲当年的团队，因此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年的延续。

而一件小事，更是透漏了未来8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小布什入主华盛顿后吃的第一顿饭，是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起，这位美国总统选的就餐地点，是华盛顿的“北京饭店”，两人就着卷饼和大葱吃了一只烤鸭——这是他1974年暑假随父亲来中国时养成的爱好。

03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得到一个惊天的大消息：俄罗斯已和中方接触，准备大量抛售持有的“两房”债券。

大量抛售将严重打击外界对摇摇欲坠的“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的信心，并会导致全球资本市场陷入动荡。保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中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一再重申美国会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而中方也明确表态：不会抛售持有的“两房”机构债券。“

中美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是身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回忆录中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中美关系的缩影。当然，这种关系得益于两个基础：一是“尼克松-布什”轴心重启影响力，二是911事件后美国精力转到了反恐。

2006年，代表美国精英观点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发布，里面明确表示：“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主导这份报告的乔治·P·舒尔茨(GeorgeP. Shultz)，就出自“尼克松-布什”轴心：舒尔茨早年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并在中美蜜月期期间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1982-1989)，跟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关系密切，直到2015年还以90多岁的高龄跟基辛格一起访华。

虽然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等人不在外交一线，但他们仍然能够通过各种地缘政治智库组织来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而斯考克罗夫特更是在2001年到2005年担任了布什政府的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协助巴拉克·奥巴马组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

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未有，经贸联系与日俱增。虽然小布什政府也试图将“接触”和“遏制”并举，但是中美贸易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事实上的“压舱石”，因此有人评价：小布什政府的两国关系是中美建交以来的最稳定的时期。

但随着中美国力差距的逐渐缩减，以及美国从反恐泥潭中抽身，太平洋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供“美国朋友”穿针引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亨利·保尔森在卸任之前，留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这个交流平台。这也是他甚至小布什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第一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200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美两国的代表团面对面地对着长长的桌子，中间放置了能够观看PPT的屏幕。保尔森领导一支由28名成员组成的团队，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而中方则有14名部级官员以及高级助手出席。

这种对话贯穿了整个奥巴马执政期间，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对华策略已经出现了改变，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后，奥巴马政府开始将中国定义为“非敌非友的竞争者”，并不断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不断挑事儿。

当然，奥巴马政府的整体外交策略，仍然是坚持后冷战时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倡导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中美之间必定合作大于敌对。另外，2016年两国贸易额已经高达57867亿美元，这块“压舱石”又沉又重又贵，谁又敢来掀桌子呢?

这一切都被特朗普的崛起所打破。

04

如果仔细审视，你会发现“美国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反特朗普阵营的，即使是共和党成员。

作为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布什家族对特朗普的厌恶已经溢于言表。老布什已经向媒体证实他在2016年大选时把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投给同一个党派的特朗普。而小布什则更是明确表示2020年不会投票支持特朗普。整个布什家族只有一个人是懂王的粉丝。

亨利·保尔森也是特朗普的强烈反对者。2016年6月份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共和党推举出特朗普作为候选人，等于给根植于无知，偏见，恐惧和孤立的民粹主义背书。”言辞激烈。而同样的，斯考克罗夫特在2016年大选前也表态支持希拉里。

但在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三十年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斯考克罗夫特的位子上坐着的是对华鹰牌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国务卿的位子上换成了Mike Pompeo，前者昨天刚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后者居然敢站在尼克松故居前发表对华挑衅性的讲话，How dare you!

而贸易的码头上更是站满了一水儿的强硬派：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这些人的名字早已在新闻中被中国人所熟知。在他们面前，连当年在WTO谈判中横眉冷对的铁娘子巴舍尔夫斯基，都显得更像个正常人一点。

中美关系的一个潜在准则是：两个国家需要用频繁的经贸纽带，来制衡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就是“压舱石”应该起作用的地方。但正常的经贸来往开始被特朗普政府抹黑和污名化，并人为地设置无数障碍时，对后者的处理就会遇到重重困难。

当然，并非没有新朋友诞生。但无论是依靠上海工厂翻身的马斯克，还是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这是个“朋友”扎堆的地方)委员的苹果CEO库克，都远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对东海岸华盛顿的参与度本来就不高，对特朗普这种异军突起者则影响力更低。

到了2020年，亨利·基辛格已经98岁，斯考克罗夫特已经95岁，早已远离主流舞台，华盛顿最新炙手可热的中国通是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前华尔街日报记者，报道过SARS疫情，43岁担任国家安全助理顾问，能讲流利的北京话，被两党认同，对华强硬。

平心而论，自贸易战以来，中国其实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合资控股管制，还是金融准入门槛，中国基本上都沿着既定路线在走向开放，甚至某种程度上在加速。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倒退，从贸易摩擦，到攻击华为，到疫情抹黑，再到撤销领馆，都不是由中国挑起的。

1965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由艾哈迈德·舒凯里(Ahmad Shukeiri)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说[8]：“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意思是面对挑衅，既要讲究策略和战术，也要有“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的淡定从容。

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中国就不害怕任何的挑战。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产业升级，继续发展民生，历史一定站在我们这一边。

参考资料：

[1].中美关系史，陶文钊，2009年

[2].A World Transformed，Brent Scowcroft，George H. W. Bush，1998

[3].外交十记，钱其琛，2003年

[4].Wester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史景迁，1990年

[4].白宫掌权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2019)，孙成昊，肖河，2020年

[5].峭壁边缘，亨利·保尔森，2010年

[6].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2008

[7].U.S. policies are pushing our friends in China toward anti-American nationalism，傅高义，华盛顿邮报，2020年

[8].毛泽东打仗的办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民网，2017年

来源时间：2020/7/30   发布时间：2020/7/30

旧文章ID：22517

美中新一轮外交冲突彰显“新冷战”态势，专家担忧两国可能走向“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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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影  来源：BBC中文网

近期美中两国外交冲突加剧。美国政府7月21日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指控将其用作情报中心。中方随后作出反制，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对华政策演说，语气强硬并呼吁全球自由国家以“不信任且要验证”(distrust and verify)的原则应对中共，果断促使中国改变。

该演说在中国观察者中掀起巨大波澜，一些人形容是“新铁幕演讲”和“新冷战宣言”，等同于宣告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正式失败”。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美中两国基本没有官方层面的谈判和接触，反而因病毒溯源而口水战不断。到近期诉诸行动，相互关闭总领事馆， 更被认为是外交恶化的较强信号。随着两国陷入信任危机，专家担忧美中两国可能走向战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美国国务卿蓬佩的演讲地点选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被认为代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

美中关系急转直下

在过去不到两周时间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联邦调查局局长雷(Christopher Wray)和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先后发表演讲，表达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华的强硬态度。

彭佩奥的演说几乎是对三位要员的话定性与总结。“中共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彭佩奥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国际关系系主任朱志群对BBC中文说，蓬佩奥的演讲“清晰表明了美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其反共和‘惩罚’中国的立场，这些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病毒大流行以来，北京和华府在军事、经贸、科技等多个领域对抗姿态显著。香港《国安法》在6月30日开始实施后，中美对抗加剧。美国政府宣布对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对与这些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还在7月9日宣布，制裁多个涉及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国官员及政府实体。与此同时，记者、留学生等群体也在两国外交冲突下受到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领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4日宣布，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的主张“完全非法”。这是美国首次就南海主权争议公开表明反对中国的立场，被认为是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少观察者认为，美中进入“新冷战”时期。

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特朗普政府内阁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未来很多政府部门都将对中国施以对抗性战略。”

他认为，这种对抗是一系列事件累计的结果。包括华府在2017年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初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以及今年5月发布《对华战略报告》，称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遏制中国。

夏明说，这些纲领性的文件和最近几位要员的讲话“集体标志着中美进入全方位对抗，是一种‘新冷战’。”

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的全方位的对抗。一些分析人士将美中之间的对抗与冷战时期做对比，认为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有所不同，因此称之为“新冷战”。不过北京一直呼吁“摒弃冷战思维”。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对BBC中文说，“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像冷战时期有普世价值的竞争。‘新冷战’的对抗是一个古老中华帝国和一个现代强国之间的对抗，一个低端全球化和一个没有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对抗，以及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对抗。”

"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7月24日，在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关闭休斯敦领事馆后，一名抗议者在领事馆外举起美国国旗。

从冷战升级到热战?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近日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访问中说，“很不幸，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他对于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了担忧。

傅高义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解释，他说，“一战始于一件小事，并很快波及多个大国，尽管它们并未计划参战。”

90岁的傅高义依然寄望于美中接触政策，他在去年与几位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执笔《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吸引百多位学者和智库领袖签署。外界对傅高义向《环球时报》的此番讲话多有疑惑， 因为该报在西方自由界被称为民族主义小报。

朱志群说，“傅先生应该是对当前形势非常担忧，发出如此警告，希望美中双方要冷静，不要刺激对方，从而引发战争。”他也认同近来美中两军在南海和台海的活动加剧，“插枪走火的可能性不断增高。”

围绕南海的主权争端已持续数十年，近年来紧张局势升级。北京提出“九段线”的领土主张，并在有领土争议的区域填海造地、修建军事设施、设立行政区等，引发周遭各国抗议。而在台南领域，美中两国近几个月来频繁发生军事活动，局势紧张。

夏明说，武装冲突有时并非彼此情愿，可能因为战略误判导致，或因为恐惧而进入一种“安全的困境”。

他解释说，“近期中美两方的矛盾和冲突并非基于理性、务实，或是抱有良好意愿去解决问题，而是大家借机羞辱对方而令危机升级。”他认为，双方这样做的目的都是挽救各自政权在病毒大流行和经济衰弱面前的合法性危机。

吴强认为，中国在东海、台海以及南海领域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抱传统帝国主义的心态，不承认现有国际规则。“这也是中美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他说。

"中国解放军"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中国解放军

战争的热点会在哪里?

吴强认为，南海领域不排除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但危机不会扩大。他说，中国在南海的主要战略利益，是为海南岛的核潜艇进出提供掩护。而不是口头声称的主权主张。“中国仍然存在与其他各国共同开发南海的集体意识。”

“真正的危险在台湾”，吴强说。他解释，中国以民族复兴为目标，打算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内完成对台湾的统一。同时这也是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在香港否定一国两制，推出《国安法》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吴强认为，夺下台湾后才能解决海南岛需要大量海空掩护核潜艇的问题，由此展开美中在西太平洋的对抗。

“对北京来说，只有夺下台湾，把台湾作为核潜艇基地才能在未来真正有能力与美国对抗。所以中美关系越紧张，中国越急于夺下台湾。”

夏明则认为，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热点地区取决于哪一方首先挑起。

他说，如果美国先挑起，可能选择南海。原因是美国在海军空军的优势令冲突最容易控制，且最容易触碰中国的痛处，而在道义上也最少引起平民伤亡。

如果中国先挑起，最有可能选择台海领域，其次是中印边境，夏明说。他认为，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来说最具合理性，且拥有多年累计的军事装备和势力渗透。而在中印边境，中国陆军可以发挥优势， 而且对于北京来说，一方面有助强化国际安全战略，尤其是对西藏的控制，另一方面与“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相吻合。

“热战的前景在增加，而且热战不会只是中美两国的战争，一定是世界大战。这是非常危险的。”夏明说。

"永暑礁"

图片版权XINHUA，Image caption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岛屿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填海扩建工程，在扩建岛屿上修建了飞机跑道(永暑礁)

两国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傅高义对BBC中文说，两国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并不是他想强调的重点。他说，“我想明确传达的信息是，中美两国依然有希望合作，我们不需要成为敌人。”

他认为，两国可以在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公共卫生，以及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始合作，并扩展到更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外国企业的国内补贴，以及南海船只和飞机运营方面。

傅高义强调，希望中美两国的官员可以“合理讨论”这些问题。

朱志群认为，在最新一轮的美中对峙中，中国是被动应对，是迫于国内舆论压力，“不得不做适当反击”。他认为，接下来中方“可能不会针锋相对，在有些方面可能会退让。”

他解释说：“一是中国一直强调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且从上到下确实重视中美关系。中国也没有本钱跟美国彻底翻脸。 二是，中方会耐心等待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然后再采取适当的措施更全面地处理中美关系。”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从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两国可能有更多摩擦，互动难以预测。

"习近平和特朗普"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来源时间：2020/7/30   发布时间：2020/7/28

旧文章ID：22516

Richard Haass：A Cold War With China Would Be a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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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hard Haass  来源：CFR

Beijing poses some real challenges, but the most formidable threats the U.S. now faces are transnational problems like pandemics, climate change, cyberattacks, and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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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as deteriorating long before the eruption of Covid-19, but the pandemic has greatly sharpened tens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A rising chorus of American voices now argues that confronting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U.S. foreign policy, akin to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ajor strategic error. It reflects an out-of-date mind-set that sees dealing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as America’s principal challenge. Today and for the century ahead, the most significant threats that we face are less other states than a range of transnational problems.

After all, even if the U.S. successfully countered China, ou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could still plummet due to future pandemics, climate change, cyberattacks, terrorism and the spread or even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The conclusion to draw from today’s crisis is clear: America needs to focus not just on directly addressing such global challenges but on enhancing our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in facing them.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broke out in the central Chinese city of Wuhan, spread in significant part because Chinese authorities suppressed information on the disease, played down its significance, limited cooperation with outside experts and were slow to stop those who might have been infected from leaving the city. Some are demanding that China be held legally and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of the pandemic, while others are calling to expand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Pacific.

China certainly bears enormou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ndemic, but we can’t blame Beijing for our own lack of protective equipment, inability to produce adequate testing, uneven insistence on social distancing and limited capacity for contact tracing. Other societies—including Taiw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Germany—have all fared far better, which speaks volumes about the U.S. response. We would be wiser to adhere to the dictum “Physician, heal thyself” than to scapegoat China.

We also should not misread the aim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2017,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scribed China as a revisionist power wanting “to erode American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shape a world antithetical to U.S. values and interests.” The Pentagon’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ook that view even further, describing China in 2018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hat seeks “Indo-Pacific regional hegemony in the near-term and displac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global preeminence in the future.”

These assessments overstate China’s ambitions and capabilities alike. China’s strategic preoccupation, as its 2019 defense white paper makes clear, is maintaining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nternal stability. Beijing fears that the success of any internal separatist movement would lead to others—and to the country’s unravel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oss of power or both.

China can best be understood as a regional power that seeks to reduce U.S. influence in its backyard and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with its neighbors. Beijing isn’t seeking to overturn the current world order but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within it.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n’t looking to impose its model on others around the globe or to contro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nd when China does reach farther afield, its instruments tend to be primarily economic.

China faces serious limitations in trying to extend its reach and influence. The era of double-digit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s over.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leaves him vulnerable to challenge, not just from a slowing economy but also from policy blunders, such as his handling of Covid-19. China must deal as well with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looming demographic crisis of an aging and soon-to-shrink population. Arguments sounding the alarm about China’s world-dominating future should be taken with a healthy dose of salt.

Of course, China poses both an actual and a potential threat—but it’s one that can be addressed without making China the focal poin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ome U.S.-Chinese strategic rivalry is inevitable, and the U.S. should push back against China where necessary to defend American interests. As much as possible, however, this competition should be bounded so that it doesn’t preclud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What would this mean in practice? The U.S. should criticize China over it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back call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s. But Washington should als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working for changes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o that China (along with every other country) understands both its obligations and the costs it will incur if it fails to meet them.

We must also rethink our approach to trade with China. Bilateral trade still serves U.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with two exceptions: We should become less dependent on China (or any other single foreign supplier) for materials and products that we deem essential, and we obviously must safeguard our technology and secrets, both governmental and commercial.

Some critics are frustrated that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dn’t lead to hoped-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But such progress was never really in the cards. China’s closed political system is unlikely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Still, economic integration was and remains worthwhile: It gives China a stake in Asian stability and another reason not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its neighbors.

None of this should stop the U.S. from criticizing China for its violation of its legal commitments to respect Hong Kong’s autonomy or its harsh repression of its Muslim Uighur minority. While we cannot and should not try to prevent China’s rise—that will be China’s to determine—we should react when its ascent turns coercive and threatens our interests in Asia. Given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and its proximity to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Asia, we should define success in terms of deterring China from using force or intimidating its neighbors.

The U.S. should continue to demonstrate its right to sail through waters that China, contrary to international law, claims as its own. And we must shore up our ties with Japan, South Korea, Vietnam, India, Australia, Taiwan and others, even as we avoid forcing them to choose between us and China. Our overall goal should be to foster a framework that makes clear to China that aggressive unilateral action on its part will fail—and that its interests, more often than not,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cooperating with us on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With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in 1991, U.S. foreign policy lost its lodestar. Three decades later, American strategy still lacks a consistent direction, but it shouldn’t try to find one by reviving the Cold War policy of containment. Chin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 and a world defined by globalization demands new strategic thinking.

来源时间：2020/7/29   发布时间：20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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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璐：硅谷创新趋势，中美科技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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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璐 张瑾 王昊辰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主讲人张璐是Fusion Fund创始合伙人，硅谷知名投资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2015年创立Fusion Fund，现管理上亿美元资本，专注于美国市场新兴技术类初创公司的投资。2018年，张璐当选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入选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2017年，张璐入选福布斯美国版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T&C 2017年度全美top 50现代影响力女性。创立Fusion Fund之前，张璐还曾创立了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并担任CEO（2012年被并购）。张璐不仅在斯坦福大学的多个创新项目以及NASA的奇点大学等知名创新中心担任导师，也在未来科学大奖、未来论坛担任青年理事轮值主席。评论人是张瑾，Morgan Stanley经理，主要从事二级市场交易市场风险管理，曾就职于AIG，从事投资风险分析；王昊辰, Stifel Finical Group高级经理，主要从事美国二级市场交易策略研究并进行算法交易的开发与实现， 曾在德意志银行、美银美林多家大型金融机构任职。主持人是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根据2020年7月18日纽约聊斋第九期云沙龙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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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简介：硅谷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一直引领新一代科技趋势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大量前沿科技进入成熟市场化阶段，奇点临近，智能时代的到来会深刻改变产业格局，带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转型，同时科技赋能人类，利用技术释放人类潜能。同时，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也给全球政治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国与国的博弈也是科技的博弈，中美科技发展的阶段不同，但又互利互补，政治局势对科技合作也造成了新的挑战，科技创新也需要寻找到新的合作形式。在过去这几年，突然间很难再去说科技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行业。其实，科技的发展会对社会价值、政治系统产生变革性的影响。但反过来看，政治领域的争端也第一次对科技领域的生态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挑战的时代，但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張璐：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近來由疫情和抗疫所推动的一个科技发展的大跃进。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作为科技领域的投资者，既兴奋无比，又忧心忡忡。这是因为大的经济环境确实在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全球的政治环境也越来越糟，但同时，科技创新趋势也发展到了一个奇点，很多新兴技术不仅已经成熟、进入商业应用阶段，同时行业也在改变思维，快速进行新技术的整合。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个新趋势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大的主题就是企业和工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的投资无论是产业技术、企业技术还是医疗技术，就是為了如何帮助整个产业快速整合，应用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一个核心。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运用数据的力量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效能，进行个性化服务。其实，传统行业并不缺数据，在过去这几年，低成本传感器的大规模铺设，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数据的生产方，但以前这些数据没有被采集起来。现在有了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小的传感器，就可以把我们的数据都采集起来。但在采集之后，怎么去应用、挖掘数据的价值呢？这是最大的挑战。所以说，“数据化转型”是这次创新的一个大主题。数据化转型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软件层面的技术，一个是硬件层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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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软件层面的技术，我们必然要讲人工智能。大家已经听到很多人工智能的应用，比如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个性化服务等等。其实，人工智能已经问40多年了。在过去几年AI能够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因是数据的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应用的核心是有大量的高质量数据，即现有的基于我们现有算法的这些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是可以支持我们去训练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工智能算法，如谷歌的Tensor Flow。

如何可以获得优质的数据去用于AI？目前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叫“合成数据”。既然从现实世界获取数据如此困难，我们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合成数据去产生一些极端情况下的数据应用测试，然后去训练AI算法，这是在数据层面上的。更大的创新实际上是在算法自身。现在也有新的算法发展，是指使用我们现有算法的不到5%的数据量，提供超过90%甚至一样的数据准确率。人工智能并不是说在每个领域都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最好的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域包括医疗领域、金融领域、保险行业等。

在硬件层面，有更多更前沿的新技术正在产生。技术的创新是有周期的，上一轮的互联网驱动的创新趋势经历了基础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三个阶段。新一代的智能时代的创新趋势在过去几年也经历了基础技术和基础应用创新，尤其很多软硬件整合类的创新技术正在快速涌现，这些新技术会在未来带动商业模式的进一步进化。

首先，人工智能领域的机器人发展日新月异。大家日常想到的机器人就是五大三粗的工业用机器人。其实，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很快，那就是纳米机器人，比如纳米胶囊机器人，它可以做无创的内腔手术；纳米纤维驱动的植入性的机器人可以在脑神经系统修复脑损伤，为治疗老年痴呆提供了新的空间。

其次，柔性电路的发展也出现飞跃，它可以把一个传感器做成像一块胶布，贴到皮肤上之后，可以检测温度、湿度和压力，还可以做人工皮肤，更多方面地收集我们身体的信息，还能整合到衣服里和车里。更重要的是，柔性电路将机器人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那就是软体机器人。为什么我说它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甚至数字化转型很重要？因为其核心是数字化的转型。我们生产数据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数据的入口，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方式去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如果我们的数据的入口是传感器，而传感器的形态可以如此多样化的话，我们以前和世界互动是通过我们的指尖跟智能手机互动，然后再去上传很多的信息数据，现在这个功能可以由你的身体各个部位，你的皮肤，你的车完成，然后你的去完成，这样收集来的信息会更加全面。互联网可能帮助我们个体实现60%左右的数字化转型，工业和企业可以完成的可能20%不到。但这一批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完全完成人的数字化、企业的数字化和工业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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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软件层面上还有很多新的技术的发展，包括大家经常提到的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等很多新的发展方向。

数字化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时收集到的数据如何传输。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发展趋势是怎样用更好的网络技术支持传输大量的数据。举例来讲，一辆车如果在外面跑一天的话它基本上可以收集的数据量是1个TB。所以这1TB的数据量用现在的网络技术传输会有几大问题：一、传输的速度非常慢；二、会有非常大的延迟；三、耗能巨大。这其实就是过去这几年中美之间科技竞争的焦点，即5G技术。5G技术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要传输大量的数据支持数据化转型，5G可以增加带宽，帮助我们更快地传输数据，但是，5G技术耗能也是非常的巨大。所以，为了支持未来的产业发展得以快速应用网络技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就是边缘计算，即把运算能力挪到边缘，不需要把所有信息都传到云端，这不但解决了延迟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耗能问题。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对于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要，这就是网络安全。所有东西都数字化了，所有东西都移到云上了，这是有史以来对这种数字安全、数字资产的最大威胁。一是我们的数字化程度，二是边缘计算，这是整个网络架构的一个复杂性。以前可能是所有数据放在一个地方，你只需要保护那儿，但现在，保护的面较多而且更为复杂。同时，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数字资产的概念。不是什么加密货币，我讲的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生产的数据，作为企业生产的数据，作为工业生产的数据，这些数据实际上都是你的资产，之所以我们之前会享受更多免费的服务，是因为我们是在用数字资产付费。但是现在，我们在推进时候，无论对科技圈的监管，还是对数据的监管，就是为了要明确你对你自己数据资产的所有权，然后进行商业化变现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快速形成数字资产这个概念，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数据既然是资产，当然需要一个保护方式。比如说，把你的资产虚拟化，当然黑客有可能进来，所以需要加密；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加密搜索。

医疗技术的发展，主要是新技术和医疗领域的整合，引发了疾病的早期和个性化诊断的革命。比如，早起癌症的诊断会给个人、保险公司和政府都带来巨大好处。

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和工业是提高效能、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对人类来说是让人潜在地变成超级人类。技术的发展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人工智能不会替代医生，但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医生，会替代拒绝使用新技术的医生。对每个人来说，首先对这些技术要了解很关键；其次，对技术面临的挑战和实际商业化应用的时机要了解；第三，要明确你自己的态度，到底你会拥抱技术，还是你希望做一个与技术无关的人。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并做出抉择的现实。我们不仅要从科技的角度去讨论，还要从社会的、伦理的、法制监管的等方面去思考。我们做科技投资的，要用资本的力量助力科技的发展。只有技术创新，才能根本上解决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问题。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创造财富重要，但改变世界本身更重要。

张瑾评论与提问：这是一个丰富的、新鲜的科技盛宴。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科技的一些感受。2020是不寻常的一年，全世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与疫情抗争、共生。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科技给予了我们新的方式去实现足不出户便可以知天下的可能，不仅仅是知，还能吃喝玩乐。亚马逊购物、网络影视、Zoom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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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运营的角度，Zoom对于经营活动、客户沟通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公司应用层面，疫情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刺激呢？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智能工业，刚刚您提到5G的技术，还有无人驾驶，您在硅谷，尤其是看到很多早期的企业萌芽与创新，对这方面的创新如何看呢，谢谢。

张璐：第一个问题，关于企业应用的推动，如我所说，疫情和抗疫其实推动了很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如科技公司，从正常工作到远程工作的转换非常流畅，因为之前已经应用和整合的非常好了。一些传统行业，像医疗、医药行业，在疫情期间还是要正常运行，它面对巨大的压力，要进行产品的推进。但是，之前没有搭建这种远程工作的平台，现在必须快速地去购买这类的服务搭建平台。所以整体上市，推进了整个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你说的Zoom应用，就涉及到新的概念、新的未来工作形态，这样的形态是集成类的。

硅谷的公司已经开始渐渐形成这种更加扁平的、分散式的工作形态了，现在这个疫情，无论你喜欢还是抵触，都得接受这种远程会议的方式。这样的应变会给整个企业提供更多的可能。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这种未来工作形态的话，对于企业来讲最根本的就是成本的节约。你不需要把所有人都聚集在非常贵的地方，如硅谷。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种远程工作形态的话，将来在核心区只要设立一个比较小的机构就行，企业员工可以更加分散地工作。所以说这绝对是一个推动，包括高校的远程上课。

张璐：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中美科技现在的博弈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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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硅谷这边的情况。大家对于硅谷这边科技可能非常关注，知道这里的情况。我的印象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大量的中国资本进入硅谷。中国资本的特点就是做跨境，在这边投资一些企业之后，拿到国内去进一步发展。我们没有做过跨境。之所以我们不做跨境，一部分的考量是中美之间的商业环境非常不同，即使是非常好的基础的话，在不同的商业环境，都是要花非常大的精力从头做起；二是担心潜在的政治风险。

目前中美的博弈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聚焦在科技领域。在今后几年，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都会是巨大的。现在对于科技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数据垄断的监管，让它的权力有限。必须防止科技公司作恶，因为科技公司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重视技术，因为不了解，所以就更加恐惧，对此，可能两边的政府都是一样的态度。

有关中美的技术博弈，可能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是华为、5G、芯片等等。我想给大家整体、客观地分析一下目前中美两国的技术差异。

第一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而数据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数量，另一个是质量。比较中美两边数据的特点，中国的特点就是数据量非常大，但它的质量并不高，有很多噪音数据，用这样的数据做人工智能应用会增加成本。美国的特点是数量并没有中国多，但它的质量很高。从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其实两边在数据层面上的优势不分伯仲。我之前提到的新算法，它要推进的方向是更少的数据应用，现在只需要20%、甚至五百分之一的数据，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这说明，数据量虽然重要，但再往下走，质量的重要性在往上走。

现在有超过50%的人工智能的新文献，是由全球华人发表的，但这50%人里面的80%的华人并没有居住在中国，而这些居住在海外的80%人里面的75%，都居住在美国。所以，要深入地去看这个数据，研究成果来自华人没错，但是这些华人在哪儿，在哪个企业，到底在哪个领域有新的发现？

其次就是集成电路、5G相关的技术。我刚才也讲到了，除了5G技术之外，很重要的网络技术是边缘计算，而边缘计算技术最好的企业在硅谷。如果没有边缘计算去解决数据的延迟性问题，那你去把路扩得再宽，还是要受限。边缘计算技术构建的是一个新的生态，它需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感器，智慧的、智能的传感器。

第三是芯片技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在芯片设计方面的进步固然重要，但芯片，或者说半导体行业，最大的技术管卡在材料。芯片应用材料企业背后是精密仪器公司，这些最核心的技术还是在欧美这边。所以，中国和欧美整体的差异是巨大的。你光有芯片设计的技术还不够，你需要有非常强的精密仪器的技术、非常强的沉积技术、运用扫描进行质量控制的技术，这些技术的最尖端的部分都被欧美垄断。芯片行业是所有电子产品的一个根本和基础。

最后一个领域就是医疗。美国的医疗市场占美国GDP的20%。在中国，医疗系统整体占中国GDP的5%，所以它的存量没有美国大，但是它的增量很大，尤其是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医疗市场会不断扩大。中国在医疗服务层面可能做得比美国好，但是在基础医疗器械制造和新药研发方面，两边的差异还是很明显。还有，在生物技术方面，中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专家，他们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出国，现在回国工作，推动了很多生物医疗的技术创新。所以我觉得中美在这个方面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从中美技术合作来讲，以前双边技术合作相对容易，平台、渠道和参与方多样化，但是在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还会有合作，但是合作的渠道、平台和参与方都会锐减，合作只能在特定的人或组织间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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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辰评论与提问：不管说技术也好，或者国家发展也好，对一个产业来讲的话，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应该包括人才、技术和资本。通过这三个方面，其中有三个不同的问题，首先就是人才，虽然我们老提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籍，有自己的祖国，我想问的就是说中美这个大环境，现在可能竞争比合作更多，刚才你讲到了，50%人工智能论文的作者是华人，80%是在国外,而80%的75%在美国。这一批在美国的华人专家将何去何从？如果未来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的话，就涉及这些科技人才的未来，何去何从？未来在这些美国华裔科学家会不会受到这个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出现钱学森第二？

张璐：当然我们都是说wish for the best，但是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现在中美你争我夺，绝对会对华裔科学家产生影响。但是从科技方面而不是从科学家而言，我还是比较乐观，我的乐观是基于硅谷的强势。以科技圈为例，科技公司还是非常强势，在过去几年，你会看到华盛顿的排名前三的游说团体，他们的赞助方以前全都是医药公司或保险公司，但现在的前三名都变成了科技公司，所以科技公司已经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玩政治这个游戏。同时，由于科技公司的强势、它的资本量，包括硅谷这边的一个整体的天然的文化，即硅谷这边将近40%的当地居民，是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人，所以他们有很强的话语权。从科学家的角度，我觉得确实是会受到比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相对敏感的科技领域，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解决方式的。

王昊辰提问：以中国的技术领域为例，技术行业的崛起其实是离不开美国。包括像Intel、IBM、微软，这些公司其实在很大一定程度上都是作为一个中国技术上的领路人。但是，现在可能有一种与美国分道扬镳的趋势，包括华为、字节跳动等。但是你又说像美国这些大公司，已经完成了全球化布局。对此，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是否有能力彻底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二是如果限制成功，它未来的发展将何去何从？

张璐：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不会完全脱钩，就像我刚才讲的，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公司会提前做这好布局。实际上他们对政治风向也有自己的预判。好在美国政权的架构决定了权力是相对的。比如说，鹰派的声音即使非常大，他们也难以一手遮天。其次，硅谷本身的强势注定它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掌控一些进行反抗的机制。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从长计议，要做好心理准备，中美关系绝对不会回到从前，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在不停的冲突中寻找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合作首先是不可能被禁止的，两边的合作还是会有。但是可能合作的企业，还有合作的渠道会更加的有限。所有以技术驱动的商业公司，它们是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巨大的话语权。政治在暂时会对它们产生影响，但我觉得从长期大趋势而言，这些公司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利益。它们只有通过全球化的平台去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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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辰问题：中国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政府力量的推动，而美国、西方主要靠社会力量推动，这是文化差异使然吗？科技创新，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张璐：其实想要创新，无论是模式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从本质上来讲，所有的科技创新，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为，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为最适合由民间公司去做，任何公有机构是没有承担高风险的架构和空间。同时，政府机构或者国营企业需要内部的一致性和统一化，而创新需要的是多样性，所以要求政府鼓励创新是勉为其难。不是说政府官员不够聪明，但是政府的机制与创新的本质是不共戴天的。所以，创新应该交给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才能进行多样化的探索，才能勇往直前。

（听众提问省略）

来源时间：2020/7/29   发布时间：2020/7/29

旧文章ID：22514

李建秋：国反华的大脑—-华人余茂春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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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秋  来源：李建秋的世界

余茂春，男，1962年8月8日生于中国重庆，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继续求学，1985年进入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并获得硕士，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了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在中美印象网站里面，是这么描述余茂春的

“余茂春现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他被蓬佩奥视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划团队的关键一员。特朗普执政三年以来，余茂春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内重塑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把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余茂春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

余茂春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了一个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

可能大家以为，对华制定政策的是纳瓦罗、蓬佩奥这批人，蓬佩奥只不过是一个负责FBI的官员，后来被特朗普提拔成为了国务卿，但是影响对华政策的，其实是蓬佩奥下面的那个“中国班”：

如果各位想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中美关系变成这样，余茂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明确的说到：

“在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掌舵，我们不只是「管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革新和寻求结果，而且修正这种关系中一些过时不能反映现实的基本戒律。”

说的很清楚吧。谁在挑事很清楚了。

除了此人以外，还有国务卿科技顾问蒋濛，蒋濛属于技术性官员。

而这次领事馆闭馆事件，背后主导的人，就是余茂春。

蓬佩奥旗下的这帮官员，其实知华派还是不少的。举个例子，目前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马修·波汀格，此人在中国呆了七年，普通话非常流利。

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目前美国的政策，是倾向于什么阶段，而这个余茂春，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余茂春其人

余茂春在外交圈子里面有一定的名气，实际上胡锡进在19日的时候就说过此人，蒂勒森当国务卿的时候，余茂春不受待见，蓬佩奥当国务卿以后，大力提拔了一帮人，这其中就有余茂春。

我看了一下余茂春的采访，余茂春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但是由于其实他出生的比较晚，因此印象不深，1983年就出国了，因此对此后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感情。

由于余茂春他到美国的时候，正是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余茂春对于里根印象极其深刻，在采访的时候说过：“正如前总统里根所说，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

80年代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也是美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彼时美国和中国正在转型，美国开始大力推进全球化以及全球普及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此后的美国的工业逐渐外移。

说起来也好笑，今天的特朗普的主张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把里根时代的MAGA口号拿出来用，一方面又抱怨美国工业外流，问题在于美国工业外流罪魁祸首就是里根，不少在美国的保守派华人也是这样。

不过这批华人的思想是和今天的美国大环境相悖的，我已经在推特上看到数个类似这种的已经参政的华人，在推特上发反对黑命贵的推文，一旦民主党上台，这批人基本上都会下去。

且这批人对华了解是停留在八十年代，和今天的中国有较大的背离，而华二代相当多数是支持民主党的，华人在美国的分裂程度极高。

共和党的问题

目前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问题，蓬佩奥最近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也有可能是把关注的视线从共和党内部分裂转向到中国。

目前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把持了众议院。

参议院共和党本来想和白宫的官员互相交还意见，拿出一个共同的提案那对抗民主党，这样的话对民主党的谈判会更有力一些。

问题在于，民主党自己还什么都没说，参议院就和白宫吵起来了，首先参议院共和党要求增拨州一级冠状病毒检测的款项，大概数百亿美元，但是白宫不同意，白宫不但不同意，还专门拨款了2.5亿，用来翻修FBI的大楼。

特朗普又寄出他的老本行：减税，消减薪资税，参议院共和党反对，搞的局面就复杂了，最后特朗普让步。

参议院共和党内部也分裂的厉害，一部分共和党参议员不希望联邦政府为失业者提供救助，这部分参议员说，企业主抱怨说雇不到人，因为失业者都待在家里。

另外一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希望消减开支。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看到这种情况，讽刺的说：“参议院共和党人……如此分裂，如此混乱，毫无准备，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党派会议里面都拿不出提案。”

甚至某些共和党人还和民主党人合谋，反过来搞特朗普，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基地命名的问题。

美国有不少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的名字，部分是以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将领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说罗伯特李之类的，民主党人伊丽莎白沃伦就提案，要求把这些名字全改了。

特朗普是坚决反对这个主张的。

神奇的是，参议院以86:14，压倒性的比例直接通过了提案，这基本上让特朗普根本没有选择，只能签署。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特朗普还会不断的打中国牌来掩盖问题，共和党内部肯定也不希望内部的分裂太过于暴露，在11月3日大选之前，一起都没有尘埃落定。

且继续再看看。

来源时间：2020/7/29   发布时间：2020/7/24

旧文章ID：22513

丁咚：怪罪余茂春？该注意下体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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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印太观察

好像一夜间，余茂春在中国成了“名人”，而且荣膺“汉奸”称号。

然而仔细推敲，他还真没资格做“汉奸”。这是因为他已拥有美国国籍，严格来说，他只能做“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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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余茂春的母国，但他现在是美国人，接受美国务卿蓬佩奥的邀请，充任美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为美国家利益服务，是其身为美国公民承担责任的表现。

对于母国，如果过去曾留下美好记忆，并一直保持这种美好的印象，他可能从情感上会亲近母国；如果过去留下的都不是好的记忆，或者在此之后的印象变差、变坏，他可能从情感上也会拒斥母国。

但这些都不影响他现在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向所属国家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他是一名专业人士，蓬佩奥向其提供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发挥专长，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向其雇主回报由自己的智慧凝成的研究成果。如此而已。

他在对华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取决于其专业能力和洞察能力，但他绝对不能左右甚至决定美国务院的对华政策的制订及执行。

而且美国务院在整个美国家政府体系中虽然地位突出，但并非是对华政策制订的唯一部门，甚至不是决策部门。在整个美国政府体系中，余茂春的角色很小，比他有分量，说话管用的，多得是。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是，中美关系的演变、发展，绝对不是任何美国人的个人思想、研究成果或者政策建议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内外政策碰撞的结果，是由各自国家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或权力如何将自身力量和权力投射到国际社会，以及双方以何种方式互动的结果。

过于强调余茂春的角色和作用，就好比一个人在哪受到不良待遇，然后拿自己无辜的孩子撒气。

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体面，一个人要有一个人的体统，将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一个拥有中国出生和成长背景但现已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对其无限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甚至破口大骂其“汉奸”，甚至将其名字从纪念碑上刻除——是不是有点挫骨扬灰的意味，是不得体、不恰当、不合理的，不能使一个国家更有体面，甚至损害这个国家人民的体统。

事实上，对余茂春的斥责并不是孤立的现象，随着中美关系从建设性接触向全面战略竞争直至全面次冷战转变，很多人心态失衡了，失去了起码的教养，对中美交往中的个别人进行标签化处理、人格侮辱、随意谩骂，都是不够自信、缺乏风度的表现。

无论是余茂春，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能力和资格充当美中关系恶化的决定者角色。他们都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本分，是作为智库研究者或者国家政务官，向自己的国家效力，无可厚非，更不宜胡乱泼脏水，最重要的是，如此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更是缺乏外交技术含量的表现，只能使局势坏上加坏。

有这闲工夫，倒不如将时间花在研究中美关系到底是如何、为何走到这一步的，分析其中的点点滴滴，并探讨如何从各个方面遏制中美关系恶化势头，改善、加强中美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人民福祉。

有这闲工夫，倒不如更多地反躬自省、自问，寻找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如何克服问题，为中美关系和国家未来，缔造光明前景。

无论如何，请守住体统，不能将中美关系恶化的重罪，加于一个拥有专业背景的外国华裔头上，他担不起这个责。

更关键的可能是，这么做以后，在产生极大的快感之余，会忘记扭转中美关系的全面次冷战态势，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

来源时间：2020/7/29   发布时间：20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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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单方面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散布的谎言与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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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严重违反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中方就此做出了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美方为其错误决定编造借口、散布谎言，在短短几日之内就抛出多个说法不一的版本。但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仍然是谎言。美方所炮制的种种说辞，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颠倒黑白，拿不出一条真凭实据。对此，有必要把美方谬论和实际情况列举出来，以正本清源，还事实和真相一个清白。

谎言1：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包括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成果。闭馆是为了保护美知识产权和美公民私人信息。

事实：美方信口开河，从未拿出一条确凿证据证实其说法。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毫无理由窃取美方相关知识产权。

◆中国是全球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直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中国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研发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9677.9亿元，年均增长17%，世界排名从第6位上升至第2位。研发人员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发展也很快，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中国科研攻关组按照5条技术路线布局多项疫苗研发任务。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已经成功进入临床试验。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已经率先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新冠肺炎疫苗生产车间。中国国家药监局等主管部门也正在全力推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上市。中国正在同有关国家积极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和分发方面的合作。美国诬称中国窃取其疫苗研发成果，不仅是对中国科学家辛勤付出的极不尊重和对中国抗疫成果的恶意抹黑，也严重损害全球疫苗研发合作，破坏国际抗疫合作。

◆《休斯敦纪事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认为，美国务院声称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针对所谓“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的理由令人生疑。此举目的是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抗疫不力的关注。美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特朗普在选举前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以支撑其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国成为其最易攻击和用来拉抬选情的目标。美国几乎每天都有针对所谓“中国剥削美国”荒谬论调的新行动。在美国大选季来临、美国经济受到疫情严重打击之际，特朗普认为“打‘中国牌’具有政治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方从国内考量的角度推动的，只会使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

谎言2：中方在美国通过人才招募计划，在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这样的科研机构和休斯敦地区能源和高科技公司盗取美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

事实：美方对中美正常的科学、人文交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罗织“莫须有”罪名。中国的人才引进工作与国际通行做法无本质区别，光明正大，无可指摘。

◆全球化时代，人才跨国流动，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合作。中国人才引进工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并无本质区别。

◆中美加强科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包括美方利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罗”智库6月中旬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学为美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分之一的相关人才。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

◆美国政府所作所为，与其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和美领导人公开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与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给中美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谎言3：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从事颠覆性行为，是中共在美庞大间谍和影响力活动网的核心节点，也是中国军方通过向美派遣留学生来提升战争优势的中心，一直进行大规模“非法”间谍和意识形态宣传行动。

事实：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开设以来，一直遵守国际法和美当地法律，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不存在美方臆造的“间谍”活动和意识形态宣传。美方说法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渗透、干涉别国内政从来不是中国外交的基因和传统。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友谊，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美双边条约及当地法律。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建交之后中方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馆。40多年来，该馆坚持致力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致力于促进中美各界的相互了解和各领域合作。针对美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分别向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捐赠口罩，并积极搭建中方同美南地区开展抗疫合作的桥梁，协助上海市、山东省、深圳市分别向休斯敦捐助了防疫物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人员构成和数量对美方是公开的。把该馆说成是中国在美间谍和影响力活动网的核心节点以及中国军方通过向美派遣留学生来提升战争优势的中心，有违外交常识，十分荒谬。

◆美国驻华使领馆一些人员从事与其身份不符活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美驻华使馆经常在其官网公然刊登攻击中国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据媒体报道，美驻香港总领馆在“修例风波”期间同“港独”分子密会，讨论美企图制裁香港等事宜，插手香港事务。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

◆2018年7月、2020年1月，美方两次擅自开拆中方外交邮袋，这一举动公然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方外交尊严和安全利益。事件发生后，中国驻美外交机构第一时间向美方严正交涉，美方并未否认相关事实，但一再以技术理由为其错误行径进行开脱，推卸自身责任。美方上述行径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背道而驰，应该受到谴责。除外交邮袋外，自2018年以来，美方擅自开拆中方公务物品至少13次。

◆《纽约时报》质疑有关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有从事“颠覆活动”的历史、是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的“中心”的说法，认为没有任何证据。

◆《休斯敦纪事报》社论称，中国是休斯敦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地区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受益良多。40多年来，休斯敦总领馆已成为休斯敦地区同中国旅游、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得克萨斯州能源、化工、科技等关键产业的重要贸易伙伴。美方此举将危及得州工业发展。关闭总领馆将直接影响领区内人员申办护照或签证，并将大大降低中国公民将来赴美学习、旅行和工作的热情。休斯敦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感到震惊，希望美中和平解决分歧，重启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美国联邦众议员阿尔·格林表示，休斯敦地区有大量亚裔美国人，他们已经因为特朗普的反华言论受到歧视，工作和家人安全面临威胁，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将使这种情况更加糟糕。格林呼吁不要将所有亚裔都当作间谍，要充分评估相关言行可能给美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多为美国人民着想。

谎言4：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和另外两名外交人士最近被发现在休斯敦机场安检区使用虚假生日信息护送中国旅客到包机登机口。

事实：美方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人员在美履职一贯遵守国际法和当地法律。

◆外交领事人员到任后，需领取驻在国外交部门发放的身份证件，其个人信息包括生日信息对驻在国外交部门是公开的，不是秘密。这是常识。

◆中方领事人员使用的是美国务院发放的领事官员身份证件，进入机场限制区域得到美方批准，目的是照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搭乘临时航班回国的中国公民。

谎言5：美中驻彼此国家外交领事人员待遇完全不对等，美方对美驻华外交领事人员待遇的关切始终得不到解决。

事实：中方一贯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依法在华开展正常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便利。相反，美方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无端设限，人为制造障碍。

◆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数量和外交领事人员数量而言，美方远多于中方。中国驻美使领馆共5个，美国驻华使领馆共6个，据媒体报道，仅美驻香港总领馆工作人员就达1000多人。

◆中方一贯支持包括美国在内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在华开展正常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便利。前美国驻华大使在3年内跑遍了中国所有省份。

◆美方于2019年10月、2020年6月两次单方面挑起事端，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在美活动设限，严重违反有关国际法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比如，要求所有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正式会见美地方政府代表、正式访问美教育或研究机构时，须提前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美国务院使团办公室;所有派驻中国驻美使领馆的军方人员包括临时访美的军方人员公务或因私活动范围超过任职所在地或入境口岸25公里半径范围，须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该办。面对美方无理挑衅，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正当的对等反应。

谎言6：美方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因为中方没有为美国驻武汉总领馆重启及美驻华外交官返华核酸检测豁免等提供便利。

事实：中方未对包括美在内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返华设置障碍。恰恰相反，中方为其依法履职提供了必要便利。

◆1月25日，美方单方面宣布临时关闭驻武汉总领馆并撤离总领馆人员。中方为美方人员撤离提供了便利。美方在多个层级向中方表示感谢。这都有案可查。

◆6月，部分美外交人员已返回武汉。中方为美总领馆依法履职提供便利。

◆中方在尊重各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特权和豁免的基础上，要求对所有入境人员一视同仁进行核酸检测，美方也接受这一安排。所谓核酸检测问题纯属借口。

谎言7：美方声称其要求接管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房产符合美相关法律规定。

事实：美方蛮横无理要求严重违反一系列国际法。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地皮和馆舍均为中国政府财产。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27条规定，派遣国有权责成在驻在国其他外交领事机构保管已关闭之领馆馆舍及其中财产和档案。中方有权指定中国驻美使馆或其他总领馆接管驻休斯敦总领馆房产。美方无理要求接管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房产，严重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侵犯了中方的正当权益。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地皮和馆舍均为中国的国家财产，即使退一万步讲，有关房产不再享受领事特权与豁免，有关财产仍受国际法的保护。

谎言8：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通过“猎狐行动”威胁异见分子和难民回国。

事实：中国执法机关根据国际法，在尊重外国主权和法律基础上开展对外执法合作，所针对的并非美方所谓“异见分子和难民”，而是外逃嫌犯。

◆打击跨国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与各国开展司法执法合作，抓回外逃嫌犯，是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中方将进一步加大境外追逃追赃力度，将嫌犯绳之以法。

◆美方将嫌犯视为异见分子和难民是颠倒黑白，无视基本事实，甘当避罪天堂，充分暴露其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谎言9：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外交官为中方特工人员，中方特工人员在全球制造麻烦。

事实：干涉他国内政不是中国外交的基因。中国外交官积极推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从未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

◆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外交官一贯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遵守驻在国法律，做促进中国同驻在国双边关系发展、促进友好合作的事情。

◆美方影射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外交官曾在美盟友如澳大利亚等国从事特工活动，是无中生有、以己度人的猜测。受政府派遣，外交官在各国轮换工作是外交常识。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外交团队，据媒体报道，仅美驻香港总领馆工作人员就达1000多人。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合作同盟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监控，这是公开的事实。

◆从“维基解密”到“斯诺登事件”再到“法国阿尔斯通前高管皮耶鲁齐被捕事件”和“瑞士加密机事件”，事实已证明谁是全球最大的特工制造方和麻烦制造者。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称，美国以“间谍特工活动”为由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一项“奇怪的决定”，美国政府提出的理由含糊不清。

谎言10：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在校园公开批评香港泛民派人士，支持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制活动，总领馆在美校园安插眼线，向留学生实施宣传，破坏言论自由。

事实：美方所谓“中方支持的反制活动”是广大中国留学生自发形成的理性爱国行为，是他们的言论自由。反而是美方有意纵容个别乱港分子在美国校园中的反中乱港行为。

◆相关活动是中国广大留学生为表达对个别反中乱港分子在美国校园中公开发表极端言论、无视法律、煽动暴力的强烈愤慨，而形成的自发而理性的爱国行为，也是在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言行，支持广大中国留学生维护祖国统一、香港繁荣稳定的愿望和诉求，希望中国留学生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理性表达爱国热情。

◆美国借“人权”“民主”之名美化反中乱港势力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纵容个别反中乱港分子在美国校园中的行为。美国对香港居民的安全和福祉根本不感兴趣，满脑子想的仅是一己私利和霸权，所谓“人权”“自由”只是美方干涉他国内政的一块遮羞布。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来源时间：2020/7/29   发布时间：20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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