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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美国的敌意究竟从何而来?

作者:张静雯  来源:团结湖参考

7月21日,美国单方面挑起事端,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总领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的,美方表现出了罕见的敌意。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言,“这是在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依照对等原则,中国于7月24日决定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作为反制。

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的一则演讲,给美国的反常行径做了注脚:他完全否定了尼克松总统所奠定的对华“接触政策”,妄言其让中国占了便宜,却没能带来一丝“改变”:在他眼里,中国仍旧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敌人”。

蓬佩奥选的演讲地点也相当特别:尼克松图书馆。什么用意?自行体会。

自打2016年上台,特朗普就不断给国际社会“惊吓”,中美关系也没少波折。关税摩擦、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因素,让当前中美关系变数重重。但即便考虑这些背景,如今的紧张氛围仍不同寻常。如何看待这样的局面?美国针对中国的敌意,究竟从何而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向团结湖参考(ID:Talkpark)分享了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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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湖参考:蓬佩奥宣称尼克松以来的“接触政策”失败,以及之前美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勒令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熟悉中美关系基本模式的人会觉得很意外。中美关系虽然时有摩擦,但总体上保持着合作状态。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充满敌意的举动?

谢韬:蓬佩奥的这个演说,是一系列四篇有关中国的演说的收尾总结之作,另外三个演讲者分别是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Robert O’Brien)、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Chris Wray)和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这一系列的演说,本质就是向美国人“喊话”,表达三层意思:中国对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威胁,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之前历届政府盲目的接触政策,我们要改变这个政策。

当然,说中国是威胁是谬论,完全是在妖魔化中国,不攻自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的都是积极、有建设性的合作,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更是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怎么是威胁呢?

虽然不值一驳,这番言论仍旧值得我们警惕。

蓬佩奥安排系列演说、试图扭转对华政策的基调,很可能是在仿效已故参议员富布赖特在1966年举行的系列听证会。讽刺的是,当初富布赖特相信苏联是比中国大得多的威胁,从而为中美破冰铺路,如今蓬佩奥们却要抛弃当年的成果。今日的“造势”会不会和当年一样起效?这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在这个时间点四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同时出来发表这一系列言论,大概率和选举有关。但如果没有选举,这四个人多半还是会讲一模一样的话。蓬佩奥在讲话中并不否认尼克松的贡献,之所以想放弃“接触政策”,是因为接触政策有个前提,就是中国必然会按照美国所定义和预期的那样,变成所谓“民主国家”。这也是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另两个分别是商业上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巨大出口市场、宗教上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至少在他们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挺挫败,虽然程度不一。

团结湖参考:但在如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世界格局,不接触、乃至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吗?

谢韬:蓬佩奥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说,不可能像当初对待苏联一样“遏制”中国。中国和美国的相互融入很深,要完全切割是很困难的。但千万不要低估蓬佩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保守和强硬程度。蓬佩奥是从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政客,冷战思维根深蒂固。只不过他清楚,今日的中美关系与当时的美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他自己应该也很矛盾纠结,因此在讲话中并没有抛出真正的“战略”来和中国对抗。

特朗普给人的印象,也谈不上胸怀“战略”,他是比较典型的结果导向型政客。他打贸易战,在疫情中“甩锅”、不合作,战斗姿态做得足,图的是短期利益。特朗普政府还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它几乎集齐了民粹主义、重商主义、对华鹰派等类型的极端角色。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中国表现出特殊的敌意?各方合力,“杀伤力”自然惊人。

团结湖参考:表面上看,美国对中国发难是针对南海、知识产权、香港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是借口,而且解释不了美国对华态度的深层逻辑。这背后有什么结构性的因素?

谢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看。1840年是中国衰落的开端,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美国开始奉行海外扩张主义,中国急剧下降的时候,美国开始急剧上升。但到了2008年,情况几乎完全反转。美国从来没想过要在自己衰落迹象明显的时候,面对一个日益强大中国,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中国在国际上积极有为,在处于民族复兴阶段的中国人眼中再正常不过,却容易被走“下坡路”的美国过度反应。不巧,特朗普政府极端政客“扎堆”,过度反应的效应愈加明显,他们甚至会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政府”、“全社会”的。

团结湖参考:即便没有特朗普这届特殊政府,看起来这种“误解”似乎也难以解开,为什么呢?

谢韬:这就牵扯到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什么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有三个要素。第一,自由至上、民主至上,不仅美国如此,还要帮助全世界人民获得他们认同的“自由”和“民主”;第二,白人至上,在国内表现为种族主义,在世界上表现为西方文明的优越感;第三,美国至上,这可不仅仅是美国利益优先,通俗地讲,美国要永远是世界第一。

实事求是说,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跟它不相容,尤其当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一些美国人认为其霸权因此受到冲击,这让他们难以接受。从认同的角度来讲,中美之间是有“注定”的张力的。

团结湖参考:认同的冲突必定会导致敌对吗?

谢韬:即便存在根本价值分歧,大国之间也有合作的可能,比如在有共同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去定义这种威胁。新冠病毒等全球公共问题算这样的威胁吗?遗憾的是,如果有一方站得不够高、想得不够远,共识就很难达成。

但敌对是要付出代价的。蓬佩奥为什么去了一趟欧洲?如果美国真的要和中国公开敌对,就更依赖欧盟和日本的支持,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的联盟。问题是,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教育等领域与中国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很深,美国必须耗费前所未有的功夫,才可能撼动局面。“环球同此凉热”,“孤立”中国,意味着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伤筋动骨,恐怕会伤害到不止一代人。

团结湖参考:美国打出“勒令关闭总领馆”的牌,似乎是在做“胆小鬼博弈”,逼人示弱。在不乐观的形势下,中国要怎么做,才能既坚持原则、又减少损失?

谢韬:过去我们谈中美关系,总说“管控分歧”。眼下更要紧的,恐怕是“管控危机”。不过关闭成都总领馆,是对等原则下的反制措施,公平且伤害面积小。

但我也想邀请大家复习前面提到的一个“知识点”。短期内中美关系的温度陡降,美国国内政治是直接和关键的原因,相当程度上,它是特朗普政府过度反应的结果,未必是今后美国政治的常态。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意识到,中美在国家认同、政治体制、历史发展轨迹等方面有着根本性差异。尽管中美两国大多数人民都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但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好起来,这需要两国决策者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行。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对尼克松开启的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短期内好起来的可能性很小。

对中国来说,无论华盛顿的精英对华认知如何改变,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才是真正掌握中美关系主动权的关键。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面对“过度反应”保持理智,才能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

(采访/张静雯)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旧文章ID:22486

参院立法严查学界外国关系,白宫或将直接监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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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知社学术圈

7月22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争议法案的修改草案,该法案旨在加强对研究人员境外合作关系的监督审查力度。这项法案提出之初即遭到部分高校组织的明确反对,因为它或将对高校的全体职工的学术自由形成进一步的限制约束。不过,反对的声音似乎并没能阻止法案的持续推进,此次修改草案的批准通过即是证明。政治对峙的波澜延伸至学术界,似乎已成定局。

该法案初步定名为《美国创新保护法案 (Safeguarding American Innovation Act, S. 3997) 》,在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中,两党对该法案一致支持。这种一致说明美国政界在逐渐形成一项共识,即将跟中国支持相关的研究合作视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国会应当对这些威胁作出应对。对中国方面而言,这不啻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昭示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对峙态势正无可避免地蔓延至学术界。尤其是该草案提议直接在白宫下属设立研究人员监督机构,说明了美国对学界的干预正在进一步升级。

据悉,该法案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扩大国务院限制移民的权力;

对未能在申请中披露境外支持关系的研究人员的加大处罚力度;

降低个人和机构申报国外资助的门槛;

成立新的研究监督机构,由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直接领导。

但是,这项法案此前就遭到许多高校及组织的反对。反对者担忧,这样的措施实际上会使美国学界对外国学者的吸引力降低。他们认为,这项法案不会使国家安全保障提升,只是徒增文书工作而已,且实际上会破坏研究创新。在与委员会进行了数月的幕后谈判之后,这些反对方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做法,即在本次修改草案投票之前不久发表了两封公开信,以示反对。

四个持反对意见的主要组织——美国大学协会、美国公立及赠地大学协会、美国医学院协会、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提交了第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委员会在草案上的修改只是措辞上的,并未触及法案实质。信中强调:“我们对法案联合倡议人参议员Rob Portman和Tom Carper 表示感激,感谢他们改变了某些文字、措辞,以回应高等教育界的关切。但是,更多的更改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更改,我们还是无法支持该法案。”

然而,法案的修改草案还是获得了批准通过。投票结果公布后,Portman在简短的致辞里,也对这些组织致函委员会的行为表示公开反对,他说:“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些高校未经过Carper 参议员和我本人就直接致函委员会。”据悉,Portman主持着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常设调查小组,而越过该小组直接致函委员会是一种非常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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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Portman(左)与Tom Carper(右)

Portman宣称,他和Carper已经对上个月提出的法案作出了修改,以解决反对者“四个关切中的两个”,并且他们将“很乐意谈论”剩下的争论点。他特别指出,该法案不会阻止外国人才流向美国,更强调该法案和阻碍中国本科生进入美国大学“毫无联系”。Portman同时也对他的批评者反击道:“我们一些高校的行为已经不是天真二字可以塞责的了,当外国政府试图对获得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施加影响时,他们有时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Carper补充称,这项立法的目的是“减慢或禁绝中国窃取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努力。

反对者称,Portman对反对方提出的问题存在表达错误。一位反对者表示:“这跟来美留学的本科生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些本科生,Portman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我们担心的是外国研究生和其他想赴美的学者,以及法案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目前,美国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该所批准的最新版本法案尚未公布。但据消息人士称,修改草案存在的变更只是措辞上的微小改动,有关拒绝签证的部分以及在白宫属下设立新的研究监督机构等条文并未改动。

在反对方提交的第二公开信中,反对者详细阐述了有关签证申请的担忧,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会“仅基于怀疑活动而非真实确凿的违法行为”就拒绝申请人入境。信中还提到,相关条例大大扩大了必须申报的境外资助的适用范围。信件谴责立法者:“如果你要在草垛里找一根针,却想把草垛弄大,这是毫无意义之举。”

尽管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但Portman和Carper卡依然表示将与研究界继续进行谈判。Portman对其同事说:“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存在顾虑……我很高兴你们没有投票反对。”至于进一步的谈判,他表示“我们一直是对外开放的”。

虽然此次修改草案得以批准通过,但该法案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审议和更高层级的投票,来决定它最终能否落地实施。Carper称该法案为“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称希望使该法案变得更好,以便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中得以投票通过。不过在11月大选之前,参议院召开会议的日子已经很少,因此许多法案反对者认为他们今年已没有采取进一步反对行动的良好时机。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7/research-security-bill-advances-us-senate-despite-opposition-research-groups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旧文章ID:22485

美国拒绝承诺关闭成都领事馆, 白宫发言人遭“灵魂拷问”: 为何在大选前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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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冰汝  来源:冰汝看美国

7月2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成都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外交部指美驻成都总领馆一些人员从事与其身份不符活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美方对此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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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交对等原则,这是对美方在21日单方面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回应。中方已经对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不过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承诺会遵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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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24号上午10点,美国国务院,美国司法部与情报部门联合开了一场吹风会。匿名高级官员拒绝就特朗普政府是否打算在72小时内关闭成都领事馆表态。而接下来,美国政府会继续向中国派遣外交官,因为美国仍然要继续完成工作。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如果双方能够进行真诚的对话,那么仍然可以修复双边关系,防止新一轮针锋相对的报复(tit-for-tat)。

为什么是成都?

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建于198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老布什亲自参与开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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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美领馆一般情况下有200多名员工,其中150名是当地雇员。地处西南部的成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美国也把成都视为美国农产品,汽车和机械出口的要地。美国目前在中国总共设有7个使领馆,除了成都,大陆地区还有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武汉,此外美国在香港也设有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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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报道说,上周五一架从华盛顿起飞的飞机搭载一百多名美国外交官及家属返回中国,其中一些人目的地是成都。一些美方外交官认为,武汉领事馆是美国驻华领馆中最小的,被关闭的意义不大。而成都领事馆的地理位置,规模,负责的区域和战略意义与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相对相似。

如果是关闭美国在上海,广州或者香港的领事馆,那么将可能导致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因为作为回应,美方将会考虑关闭中国在纽约和旧金山,这两个主要商业中心的领事馆。

当然,网友们还脑洞大开,说关闭成都领事馆是因为成都人讲川普!身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讲川普这一点小王实在是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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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外交部于周五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后,央视随后派报道团赶往前方,做了一场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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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直播还被大量美国媒体转播了

直播中的领事馆大门紧闭,并没有任何人员出入。而从远景的镜头可以看到,多名领事馆工作人家在进行文件运输,将一些文件搬入到领事馆内的建筑中。

虽然领事馆附近进行了交通管制,依然有一大批的热心市民前往领事馆附近围观,大家都在等着现场“放烟(焚烧文件的烟雾)”,还有一位围观群众现场燃放了一串鞭炮庆祝“乔迁之喜”,结果现场记者说这是在“庆祝婚礼”…

现场同样也有消防车戒备,主要为了防止使馆内部因焚烧文件而引发火灾预警。截止当天下午,累计观看直播的人数达到了2000万人次。

Tit For Tat,以牙还牙

Tit-for-tat是一个外交常用词汇,今天在美国白宫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麦克纳尼也是用了这个词。她在回应中国要求关闭成都领事馆的时候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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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纳尼:我们的行动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保护美国人民的知识产权和私人信息。多年以来,中国采取全方面的行动,为了商业利益而盗取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很多这些行动都是受到外交机构的指使。我们敦促中国停止恶意行动,而不是继续进行以牙还牙(Tit-for-tat)的报复。

记者:指控中国盗取知识产权为什么要关闭休斯顿总领馆,还是在大选前?

麦克纳尼:我不会提供关于我们情报更多的信息,我只想重复刚才我已经给出的答案。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把美国关闭休斯顿领事馆的决定形容为严肃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对华长期存在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准备好应对第二级甚至第三级效应,但这位官员没有具体说明会采取什么措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预计在未来几周,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为何关闭休斯顿领馆?

关于关闭休斯顿领馆的来龙去脉,前两天的文章已经讲了。

但美国给出的原因,刚开始很模糊,无法令人信服。以“窃取私人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监控”为由就要关闭他国大使馆,那美国在全球的大使馆都应被重新审视。斯诺登当年不就是拿着外交护照为CIA在国外干活吗?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持双重标准的。美国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领事馆的本质就是外国政府工作的基地,包括从事“情报服务”。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领事馆在美国的位置,以及它属于外国主权领土,领事馆是可以被利用,这些活动最终可能上升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水平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2号晚向《纽约时报》提供了7页文件,阐述了对休斯顿领事馆的调查。文件描述了领事馆招募研究人员和其他人收集技术和研究的秘密活动网,包括在大休斯敦地区的几个顶级医疗中心。

在23号,美国司法部指控4名中国公民,称他们在申办J-1和F1签证时隐瞒了在中国军方身份,并称赴美的目的是在美国大学做科学研究,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若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10年有期徒刑,和高达25万美元的罚款。

这4位中国公民,包括被指藏身旧金山领馆内的Tang Juan,美方官员24号证实她已经被捕,之后她将出庭应讯。Tang Juan在2019年10月申请美国访问学者J-1签证,12月27日入境美国。根据美方起诉书,她在申请签证时,没有如实上报军人身份。FBI还发布了两张她身着军装的照片,指她隶属第四军医大学。

美方官员说所有这些信息最终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时候采取行动(when enough is enough)。

72小时后

按照美方此前要求,休斯顿总领馆应该24号下午6点前关闭。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蔡伟23日接受美国媒体Politico访问时表示,他不会按照美国要求关闭总领事馆,而是要对美国下达的关闭令表示抗议,直到美国发出新的命令。

不过在24号下午6点前,休斯顿领事馆已经降下了国旗。美国媒体报道说下午美国联邦特工和当地执法人员已经进入了休斯顿领事馆。一排黑色的SUV,卡车和两辆白色货车,还有一个锁匠的货车进入了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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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后与关闭前的对比图

蔡伟当天发表了一封致美国南部地区各界朋友的公开信,他表示历史的前进方向虽然有时会受到少数人的干扰而出现曲折,但中美人民友谊不会中断,中美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Dmitri Trenin)在推特上写道:Déjà vu(似曾相识)。他表示,如今的美中对抗让人看到了美俄对抗的影子。"是先变糟糕然后好转?还是先变糟糕,然后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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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方的反制措施看来,其实仍然留有余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4日表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其目的就是企图彻底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毫无底线。

而美方近期所采取的动作似乎是按照既定“脚本”。这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有周密计划的美国高级官员系列讲话。美方官员今天还说,在美国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的中国访客,美国的行动不是针对中国人民。但是从美国颁布的对华旅行禁令,再到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限制,以及对中国多家科技公司的打压,这里美国官员所说的不针对中国人民更像是一句空谈。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旧文章ID:22484

南海介入升级,美越签署备忘录,将助越渔民免受他国“非法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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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神鸟知讯观察  来源:腾讯新闻

最近数天内,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7月22日,美国突然发出通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在7月24日16点前必须关闭,所有领馆人员必须离开,瞬间引发国际社会哗然,多国人士纷纷发声批评美国,认为这是美国单方面的挑衅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同一天内,美国驻越南大使馆也对外发布了一个消息,称已经与越南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国将会协助越南阻止其渔民在南海受到他国的“非法恫吓”。

对此,有分析表示,越南可能已授予美国在南海的海上执法权。如若这一猜测属实,南海局势将会进一步升级,与其他国家不同,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强大的海空实力,过去因为是域外国家而有点束手束脚,如今在越南的默许下,美国等于是有了一个抓手和大义,这样一来其在南海的行动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

越南渔民遭遇“非法恫吓”的说法,实际上是颠倒是非黑白,在过去几十年里,越南渔船在南海的非法活动频繁发生,屡屡出现请侵犯他国内水与领海的情况。直到最近数年里,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善,因为我国海警船在南海的执法巡逻活动增加,开始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海上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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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越南渔民遭遇的“非法恫吓”,实际上是在抹黑我国海警的执法巡逻活动。限于自身的实力有限,越南渔船一直采取类似游击战的方式,挑衅我国海警船的执法巡逻活动,无法与海警进行正面对抗。

如今美国与越南签署谅解备忘录,很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因为美国有心干预南海局势,一直缺乏一个合理的借口,越南的松口给了美国一个绝佳机会,而有了美国的帮助,越南也将在南海拥有更强的实力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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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杂志曾在2019年5月20日刊文称,海警船是美国在南海新的工具,出动海警船可以让美国在南海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让抵制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变得更加多元化。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政治学者史蒂芬·纳吉也认为,海警船的活动,表明美国在南海的活动正在摆脱窠臼,不再是单纯的、强硬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南海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与外国的侵略存在很大关联,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法国与日本先后对南海岛礁发动侵略行动,非法占据南海岛礁开采矿产资源,期间英国与德国也对南海岛礁有过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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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二战后,岛礁再度回归到我国手中,但在发现南海蕴藏丰富资源,与南海岛礁的重要性提高后,南海域内各国却动起了小心思,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借口,非法侵占南海岛礁与开采南海资源,实质上就是在效法日本与法国在南海开展非法侵略活动,用一种既成事实的现状宣示所谓的主权归属。

越南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如今选择与美国展开合作、与虎谋皮,表明越南不甘于现状,不愿意放弃手中占据的非法利益。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3

旧文章ID:22483

冯学荣:两个不想打仗的大国为何还是打了起来?

作者:  来源:

读书人当中有一句话很流行,那就是:两个不想打仗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爆发战争。


请问这个说法,正确吗?


答案是:


错的


这种说法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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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两个明明彼此都不想开战的国家,由于局势的发展,最终被迫走向战争,这种历史先例很多,近代史上的美国和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到历史上,回顾当年的太平洋战争,看看当年的日本和美国,它们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太平洋战争之路的。


为了照顾大众读者,本文力求简洁明了,务求老少咸宜、大家都能读懂,不追求学术性。


首先,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那就是在1941年的时候,其实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是不愿意和对方开战的,其实此前日美两个国家,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谈判,并且双方都在让步,可是最终,两个国家还是打起来了。


是的,


两个不愿开战的国家

最终走向了开战


乍一听,这逻辑不通呀!既然双方都不愿开战,怎么最后还是打起来了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战争最初的两三年里,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


什么叫“孤立主义”呢?


“孤立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你中国和日本打仗,关我美国屁事,我才不管你们死活。


简单地说,这就是当时的“孤立主义”。


但是呢,美国只是思想上的“孤立主义”,在行动上,美国实际上是在支援日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打仗所需要的钢铁、石油等战争资源,主要都是向美国购买的。




那么抗战初期的中国,为何不从美国那里买钢铁石油呢?


因为中国没有钱,买不起。


日本有钱,而且日本是美国的老客户,它买得起。


所以在抗战初期,美国只是在思想上“孤立主义”,在实际行动中,它一直都在通过商业贸易,不断给日本这台战争机器加油。


但是呢,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杀人放火,扶植傀儡政权,各种霸道,各种暴行,美国人看在眼里,逐渐产生了一股思潮,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但是对于日本这个亚洲小霸王的胡作非为,我们如果听之任之,养虎为患,那么以后,难保日本会侵犯到我美国的头上。


所以呢,渐渐地,美国的想法变了,所以后来变成援助中国,所以就有了后来“桐油贷款”、美国援华航空队,以及后来的租借法案……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援华措施。


美国这些援华的措施,引起了日本对美国的抗议,不过,抗议归抗议,美国当时是一个大国,日本还是不愿意去惹美国,所以日本抗议完了,也就算了。


说到这里大家要注意:美国的援华,并不是纯粹的慈善,而是美国已经认识到:村里出了个小霸王,我袖手旁观,虽然可以苟且偷安,但是长远来看,小霸王变成大霸王,以后它迟早会欺负到我的头上。




美国一援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援助,也跟着来了,这些物资、武器等等,通过“越南—昆明”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所以呢,日本就出兵越南了,为什么?因为日本要截断这条援华交通线。


而日本一出兵越南,美国舆论突然大哗:我们果然猜对了,日本这个亚洲小霸王,如果对它放任不管的话,它的野心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看,它今天占领越南了,如果我们美国人再对它不闻不问,那么日后它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整个亚洲太平洋,都是日本的了,我们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终于坐不住了,于是,美国出台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且,禁止美国的军火商、物资商向日本输出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而且美国一封锁,一些欧洲国家,也跟着对日本实施类似的封锁。


当时日本80%的石油,都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等国家一封锁,日本就无油可用了,要知道不但战争需要石油,其实日本国内正常的工业生产,也需要石油,甚至连民生事业本身,也需要石油,这下石油被掐断,日本人当时计算了一下,说日本国内的石油储备,只够用


两年


是的,两年。


两年之后,日本就要断油,你要知道“断油”二字对于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就是“要命”的意思。




好了,读到这里,我们捋一下:日本出兵越南,难道不知道那样做会吓坏美国、得罪美国吗?


答案是:


还真不知道


日本人当时认为:我出兵越南,是为了切断国际援华的交通线,这是“日中战争”的延伸,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事,关你美国什么事?怎么会“吓坏”你?怎么会“得罪”你?


那么我们也试问:美国当年决定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美国难道不知道这样会引发太平洋战争吗?


答案是:


也真不知道


是的,美国当时也不知道制裁日本,会引发太平洋战争,因为从美国的角度看,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恰恰可以迫使日本从中国大陆撤军,这有利于和平,而且日本没有了石油,怎么可能敢发疯、对我美国开战呢?它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所以你从美国当时的角度看,制裁日本,不但不会引发太平洋战争,而且还会“促使亚洲很快恢复和平”,你看,一个理性人的正常推理,和真实历史的发展,可以脱节到哪个地步。


是的,美国人的推理,符合逻辑,但现实世界,偏偏不是这样演化的。


你有你的推算

世界自有打算


是的,人类的逻辑推理,无论看起来多么合情合理,最终都可能会不准确。


好了,美国切段了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就开始眼巴巴地盯着自己国内油库的油,在一点一滴地干耗,那么这个时候,日本做了什么呢?


答案是:日本派出了外交代表团,天天缠着美国外交人员,干什么呢?解释,诉苦,请求理解,请求美国解除石油禁运。


美国人说,你要我解除石油禁运?可以啊,你从中国撤兵,那就可以了,那不是很简单吗?




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不简单,因为从中国撤兵,意味着日本帝国的威信全无,它无法向国内的民众合理解释侵华战争,一旦从中国撤军,日本的军心、民心都会不服(尤其是广大的军人会不服),于是的话呢,日本的国内可能会爆发内乱。


不但日本本土会内乱,而且日本的殖民地,例如台湾、朝鲜等等,那里的亡国奴就会开始鄙视日本,纷纷起来反抗,或者至少不会像以前那么服从,管理起来,就不再那么容易了。


所以呢,日本做不到,那么美国和日本,就僵持在这点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是否愿意和日本打仗呢?其实美国也是不愿意的,所以在谈判中,美国在一些小细节上,不断做出让步。


而其实日本也不愿意和美国打仗,所以日本也尽了很大的努力,要求美国撤回“日本从中国撤军”的要求、并且对日本解除石油禁运。


美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答应,美国人为何没答应呢?因为美国人认为:石油在我手上,主动权在我手上,你日本其实没有多少筹码,我谅你也不敢拿我怎么样,而且你国内的石油,一天天在耗尽,你迟早也是会妥协的。




美国人的推理对不对呢?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是对的。


但是,日本有日本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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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的逻辑里,既然你美国不对我解除石油禁运,那么我日本除了对你开战之外,我没有其他路子走了,为什么?因为我国内的石油储备,每天都在减少,再等下去,我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当时日本国内有“日美必有一战”的说法。


好了,既然“日美必有一战”的逻辑前提成立,那么日本人顺理成章,得出了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越早开战越好。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的战争国力,虽说比美国弱,但问题是,越往后就越弱,所以当时日本人的逻辑是:要么不和美国开战,要开战就要尽快开战,因为越往后拖,对日本就越不利。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难道尽早开战,就可以改变“日本国力弱于美国”的基本事实吗?


其实要说日本人是蠢猪,倒也不是,当时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


日本在1941年开战之前,虽说国力不如美国,但其实二者的差距,远远没有1944、1945年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打起来之后,才开动战争机器,疯狂生产军备,后来和日本的军事实力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但是在1941年开战之前,差距是没有后来那么大的。


换句话说,日本在开战之前,低估了美国的战争动员潜力。也就是说,日本低估的不是美国的实力,日本是低估了美国的潜力。




可问题是:“潜力”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看不见的,谁又能估算得很准呢?


除此之外,日本人胆敢对美国动手,还有一个逻辑,那就是:当年日本的先辈,也是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打赢的日俄战争(1904到1905年),难道我们这些日本子孙,连我们的先辈都不如吗?


也就是说,三十六年前弱国日本打败了强国俄国,这件事给后世的日本人造成了一个误解,认为弱国不一定打不赢强国,事在人为,关键是:胆子要大。


所以我们说,当时的日本人,在一个又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逻辑推理中,得出了一个极端不合理的最终结论:要打就尽快打,现在打还有一定的胜算,再等就更不利!


所以,也就有了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


日本为什么要偷袭珍珠港呢?因为当时珍珠港停驻了美国海军的相当力量,把珍珠港摧毁了,日美力量对比立马发生变化,用人话来说就是:日本要在开打之前,偷偷先卸掉美国一条胳膊。


只是,日本人没有料到:激怒了美国,美国可以在一夜之间,生产出无数的“胳膊”。


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就没有选择了,只好还击,大战开始。


可是大家知道吗?即使日美开战了,日本还是坚信美国会和日本谈判,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认为,太平洋毕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的核心利益在美洲和欧洲),所以只要美国在战争中人员伤亡过大,就会促使美国国内舆论“反省”美国的亚太政策,进而催生反战的民意,那样的话,就会促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心平气和地,恢复和日本的谈判。


换句话说,日本即使是炸了珍珠港,它的国策仍然是“以战逼和”,也就是说,日本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和美国打仗,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这样。


只不过,日本这次的逻辑推理,出错了,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战争意志,换句话说,日本人不但低估了美国的战争潜力,而且还低估了美国人的战争意志。


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两颗原子弹以及日本的投降。




这就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日本和美国,这两个不想和对方开战的国家,最终偏偏走向战争的简单过程。


那么我们从这件往事里,读出了什么信息呢?


答案是:


形势比人强


是的。形势比人强。


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次推动力,其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事情该来的,其实谁都挡不了,而且,谁也躲不了。


回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简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日本、美国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其实脑袋都很聪明,而且你如果细看他们的每一个推理,其实在逻辑上,都是合理的,而且双方都在努力避免战争,但是,结果双方还是被形势所推动,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并且最终,走上了惨烈的战争之路。


那么,冯老湿说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来点有用的知识点总结呢?


来点总结,当然可以。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以下的启示:


历史启示一:人类的历史,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在一路上,有太多的变量,所以说,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不可以准确预测的。其实当年的太平洋战争,至少在1940年以前,美日双方都是没有料到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场次的外交谈判了。


历史启示二:人类的逻辑推理,虽然说有用,但它并不是绝对准确的,许多时候很聪明的人所作出来的逻辑推理、预测、事件推演等等,都是不准确的,人的大脑,是经常会出错的。


历史启示三:任何两个国家,只要存在重大的利益冲突,那么就算彼此都不愿意打仗,可是随着局势的推动,一点点星星之火,也可能会推到多米诺骨牌,进而引发战争,换句话说,好的意愿,不一定会导致好的结果。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一点历史。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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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沙:说说蓬佩奥的华裔“国宝”余茂春

作者:后沙  来源:作者公号

延伸阅读:Miles Yu是一面镜子

    《华盛顿时报》近日采访并曝光了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重要推手–美国国务院“中国班”(华裔学者顾问),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关键角色: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这个名字正在被许多网友熟悉(唾弃)。

据美媒介绍,余茂春是国务卿蓬佩奥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顾问,被助理国务卿史迪威(负责亚太事务)称为“国宝”,其它反华悍将对他也是“赞不绝口”,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称他是对冷战有清醒认识的华裔学者。

余茂春在美国国务院头衔是“首席中国政策及规划顾问”,他的办公室离国务卿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随叫随到。许多匪夷所思,美国政府以前都没有采用的对华恶毒手段,很多都是他建议的,比如限制中美人文领域交流、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捏造中国人在美国“窃密”谣言等等。

他主张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不应当考虑中国的反应程度,可以冲击任何底线,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都是不正确的,让中国得到了几十年的“利益”,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这样一个人,被蓬佩奥捧为“面对中国挑战时,提出保护美国人民,确保美国自由建议的人”,而蓬佩奥是什么人?被《新闻联播》多次点名的“世界乱源”,就是个全球外交界唯恐天下不乱的祸害。

能成为蓬佩奥心腹,并对中国屡施毒计的人居然是个上世纪80年代出国的赴美留学生,这才是余茂春引起中国网友广泛关注的最主要因素,否则,这些桌底下的阿猫阿狗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网上关于其人的信息相对简单,一般都是来回复制,因为他的信息确实非常零碎,连台湾省媒体都知之甚少,两个原因:

一、他一直工作在美国学界、校园之内;

二、纳入官方团队后,也是做幕后策划工作,鲜为人知。

简单说下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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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1962年生于安徽,在重庆长大,自称南方人,1979年由高中直接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那个年代的知名大学大学生,是很宝贵的,前途无量。

他在南开度过了六年岁月(四年大学、两年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杨生茂教授,专攻美国史。

但把他带入“精神祖国”的引路人主要是另一个教授,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的儿子冯某柏(后来也是馆长),1980年余茂春等大二同学帮忙图书馆整理旧资料,这个是体力活,那些是抗战时期打捆来回转移的旧书(天津–香港–天津),冯某柏教授“监督学生”干活,因此两人相识。

1981年冯某柏去了美国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又译坦普尔大学)进修两年,1983年回国后,就变成了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力证美帝蒸蒸日上)。

当时的交流学者不少,一般被称为“富布莱特学者”(“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美国这边来人讲学,冯某柏则是翻译。

余茂春现在说自己是“受到了里根总统的演讲感召,才去了美国”,相信美国“人类最后的、最好的希望”。与其这样崇拜式描述,不如直接说是冯某柏对他的“学术成果传授”。

1985年余茂春去了美国就读于宾州斯瓦斯摩尔学院(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公费),后来冯某柏每次去美国也必与他相聚,2000年余茂春以美国学者身份回南开交流,还去了冯某柏家中作客,2007年1月10日冯某柏病故。

1985年12月,余茂春与“美国历史学会”有了接触,当时该协会正在纽约召开100周年成立大会,余茂春以中国研究生身份去观摩。通过跟这些老头子教授接触,余茂春了解到美国开始重视历史学,而几年后随着老头子们退休,各大学历史系将出现大量工作机会。

美国的物质条件加上他本来对美国崇拜心态,再加上工作机会出现,余茂春就准备留在美国等待。

硕士毕业后,1994年他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美国海军军官学院副教授,“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他的学术轨迹是比较怪异的,专业学的是美国史,教的却是“东亚”(中国)史,美国看中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原专业,而是对于中国的了解。

另外,他对情报史也情有独钟,出过一些关于中统、军统、戴笠、延安地下工作相关内容研究的书籍。

他被蓬佩奥选入顾问团队并成为制定对华政策小组的核心人物,这里有个问题,蓬佩奥成为国务卿为什么马上招纳了他?肥蓬这么信任他?

余茂春在进入蓬佩奥团队前,极有可能是中央情报局成员,专门负责对华秘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蓬佩奥对他的高度信任,换句话说,在肥蓬担任CIA局长时,他就在肥蓬手下工作。

这样,余茂春身份就复杂了,教授、学者、CIA雇员、国务卿顾问……

这些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有不少留在了美国,这可以理解,毕竟当时中国物质条件跟美国差很多,最多说他们没良心。

但余茂春不一样,他是恨不得中国崩溃。加入美国籍,就一定要对中国如此狠毒才证明自己的忠诚吗?没必要嘛。

何必对生你养你,供你读书成材的母国如此恶毒?他对南开的回忆就是穷、破、冬冷夏暖,连自己睡在上铺也要抱怨。对当时南开校园“有着深刻的失望”,因为唐山大地震,南开的操场设了地震棚,他觉得是“贫民窟”。

对母国没感情、对母校没感情、这大概就是他能够转身为敌的最主要条件。中国心被自己挖掉了,只剩一副他自己都不喜欢的皮囊。

为了讨主子欢心,余茂春在政治、外交、军事、舆论领域绞尽脑汁为美国出主意对付中国。

余茂春对解放军的看法,他在美国海军军官学院工作曾写文章写过:“解放军从来没有被吓倒或者在气势上被削弱,虽然中国一直在强调军事现代化,但政委制度是解放军灵魂之一……”

所以这家伙跟那些喷子们还不大一样,他知道解放军根本不会被美国吓倒,但他要帮助美国找到“钢铁长城”的“秘密”,瓦解人民解放军战斗力,为将来可能的硬碰硬作准备。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蓬佩奥他们觉得很受用。

余茂春不管被反华政客捧得多高,都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他跟那些躲在美国的反华分子一样,都要被主子安排与台湾当局一起为美国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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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成员,这是一个由台湾当局出钱,在美国设立的NGO组织。

余茂春在里面干什么活呢?举个例子,2017年建议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兵驻守“美国在台协会”(AIT)就是他们策划的,直接冲击中美关系底线。这事到去年还在闹,只是特朗普并没有采纳。

在美国国务院与台湾当局无法进行官方接触时,余茂春就扮演了居中协调的角色,有了蓬佩奥核心顾问的身份,他在台湾当局眼中份量相当重,这意味着他有大量新台币进帐,与靠唾沫四溅养家糊口的章家敦、曹科长等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台湾当局与美国在疫情期间频频在WHO(世界卫生组织)上演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默契闹剧,余茂春可谓“功不可没”。

余茂春本来属于不可说人物,这次美国将公开推向前台,是想作个示范,看,为我们卖命的中国人(在美国白人眼中,美国公民余茂春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是他们注定的角色)如此受重视,你们该知道怎么做了?

余茂春价值也就在于他对中国的了解,但了解中国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体制结构的在美国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是他?因为他足够忠诚,虽然不清楚他通过了CIA多少次“考验”。

作为一个离开中国三十五年的80年代大学生,余茂春对日新月异的中国还了解多少?恐怕他对他的主子也只能是连哄带骗,搞不好还得从网上摘录文章。

从美国政府对华所谓的“强硬政策”效果来看,越来越疯狂的美国,得到了什么?只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看清美国真实嘴脸–中国人不能过好日子。否则,我就要闹你。

而为蓬佩奥出主意,制定一个个恶毒计划的余茂春,难道真有多少战略思维?绝不是,他只是在用极端反华手段来迎合蓬佩奥,就像蓬佩奥迎合特朗普一样,余茂春的作用只会比蒋干更“大”。

这种人的坏是骨子里的坏,话说回来,余茂春这个疯狂的团队将中美关系推向极端危险边缘,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忘了二战时的日裔集中营吗?

最终被余茂春们伤害最深的只能是美国华裔群体,甚至全球华裔,真正要对其引起高度警惕的是海外华人。

对余茂春这种人只有一句话:

螳臂岂能挡车,蜉蝣岂能撼树?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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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特朗普是否会在南海挑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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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凤凰网

本期嘉宾: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

核心提要:


1、南海风高浪急,主要是美国希望独霸海权,挑战中国对南海的控制能力。而周边小国随风起舞主要是出于政治利益、集团利益、经济利益、外交利益等四个层次的考虑。


2、中国的南海主张理据充分但在国外经常被误解,原因有三重:第一是,中国主张经历了冷战前后巨大的时代变化,世界主要国家在南海的利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是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我们自身的南海政策确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第三是南海问题涉及敏感的主权话题。


3、今天中国要不要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当然今天中国完全有能力把东南亚国家强占的南沙岛礁重新拿回,但问题是其是否符合中国战略选择和基本利益追求。


4、当下关键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一大难点是多个声索国夹带私货,二是时间紧张。但谈判本身就是合作性的努力,就是规则建设,就是维权。


5、如果南海周边的大国是美俄,从历史推论,他们可能会采取咄咄逼人、强制性、以大欺小的政策,中国的南海政策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中对周边中小国家的仁厚一面。


6、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一定要从南海问题脱身出来,思考远洋介入和航行自由能力。一个国家并非军舰多就强大,而是因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强大。


7、今天中美的南海博弈,迫切性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台湾问题。特朗普现在铤而走险,为了大选进行各种涉华议题炒作和豪赌,但他不太可能公开宣战,但如果中美撞机类似的事件发生,局部冲突将成为可能。


凤凰网:朱院长您好,欢迎您今天来到凤凰网风向外交访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南海局势及中美之间的摩擦。第一部分来谈谈南海近期形势。


1、南海问题实质:美国欲独霸海权,小国谋取四个层次利益

凤凰网:您之前在文章里面谈到过南海问题实际上是大国战略竞争和小国利益博弈,您能不能结合现在的形势来谈一谈:大国在南海要谋什么势,小国在南海要谋取什么利益呢?


朱锋:南海这几年风高浪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担心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使得南海越来越成为所谓“中国地缘战略政治扩张的重点场所”。所以美国忧心的不是南海主权争议,美国也不是当事方,美国忧心的就是中国海军实力加强、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中国海上执法力量的进一步提升,可以使得中国对南海具有实质性的控制能力。


这也是南海作为大国竞争中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的地缘战略的意义所在。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海上枢纽,而且60%以上的亚洲的石油贸易和货物贸易都要通过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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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及周边海域航运图。图中红色为油轮。图自www.marinetraffic.com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在南海问题所谓替东盟说话、打压中国,甚至妖魔化中国,说到底还是美国担心中国对南海的海上控制能力上升,有可能使得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海洋利益中,面对中国的挑战。


但中国的政策主张非常明确,第一,我们为了维权。第二,我们为了维稳,就是南海确实要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警惕和防范,随着中国实力上升确实不断出现夸大态势,那今天的南海问题事实上就是这两种基本的力量格局之间斗争和竞争的过程。


凤凰网:最近南海周边小国行动也非常积极,像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他们要获取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利益?


朱锋:可以说这些小国的利益分成四个层次。第一是他们在南海的政治利益,比如菲律宾有非常明确的宪法规定,专属经济区,国土和固有的国家海洋权利领域不允许进行联合开发。所以我们们和杜特尔特政府其实这几年非常务实的在推进中菲南海的共同开发,但是这种所谓的菲律宾目前这种宪法限制也使得双方已经签署了石油开发的备忘录,但是难以实际启动。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当然还是国内政治利益,我们也可以看到南海问题常常也是周边这些国家国内不同的政治势力、政治党派之间炒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另外一方面因为这种南海问题的所谓民族性、国家性,也是引发东南亚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情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南海问题在东南亚国家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根源。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海经济利益和海洋资源利益,包括渔业利益。南海主权争议有六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他们的海洋权益在这些国家的GDP的比重其实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越南的南海权益占到他整个GDP20%以上,菲律宾大概7%,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他们去按自己的主张去进一步凸显和宣传他们自己的主权的诉求和海洋权益诉求,对他们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国内这些海洋经济开发有关的,比如说石油矿产的开发,海洋渔业等这些利益群体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国内政治影响力。


还有第四个方面,南海问题的走向事实上关系到周边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外交取舍。这些中小国家第一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但是他们同样也不希望看到中国在南海一国独大,所以他们确实也有内在的需求,想要引进美国因素、或者日本因素、澳大利亚因素,然后使得大国站位,南海地区有所平衡和相互制衡,所以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对菲律宾、对马来西亚、对越南这些中小国家来说他们的利益同样是客观的、多样化的。


2、南海问题中国理据充足,为什么还是遭到很多误解甚至批评?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中国对于南海的主权及海洋权益有着历史和法理的依据。但这次美方的声明其实是否认了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方表述也有一些误解,那么您认为如何更好的让中方主张能够被更多人接受呢?


朱锋: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一直是现实困扰我们南海政策走向的长期话题,一方面中国拥有强大的法理和历史的依据,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海政策却始终存在着难以解决的误解甚至批评。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巨大的时代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其实世界主要国家在南海的利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今天透视南海主权争议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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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基辛格与邓小平在纽约会面


所以1974年中国和越南西沙海战的时候,当时根据基辛格的回忆录,有人去报给基辛格说“中国在西沙对越南动武”,基辛格觉得So what?这根本不关美国的事,对不对。所以美国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因为当时中美恰恰要走上联合抗苏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当时的利益背景决定了美国在南海政策确实非常中性化。


但是今天西方国家看待南海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海上力量扩大,中国有可能实质性控制南海的海上安全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担心确实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南海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讲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主权争议问题,而变成了所谓中国崛起的大国博弈和在整个亚太地区未来的地缘战略走势,对西方有利还是对中国有利,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杈的时刻已经来临。所以,这也是南海的主权的诉求的法理和历史依据,常常被这些西方国家基于国内利益人为选择和重新编写。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当从冷战到后冷战这么多年变化中,我们自身的南海政策确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这种缺陷就在于1949年到1979年,我们是一个革命主义的中国。当时的外交理想是要将红旗插遍全世界,所以对于南海的岛礁和海洋权益主权,当时完全是从属于整个(阶级斗争的领导下——主持人)。所以,虽然历史上我们认为我们拥有充分的法理和历史依据,我们拥有南海岛礁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但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没有完成对这些岛礁以及海洋权益的实控,这个是从1949年到1979年革命主义影响的结果。但1979年到现在我们是一个发展主义的中国,所以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前所未有地成为了整个国家崛起和走向民族复兴的最重要的利益基础,所以我们对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重视前所未有的上升,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维护岛礁权益,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能力也在前所未有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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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全图


但是问题是,从70年代联合国发表有关南海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矿产(的报告)之后,南海周边国家就纷纷抢占大部分岛礁,所以今天的南海争议的本质就是我们虽然具有历史和法理的依据——南海岛礁主权都归中国,但是70年代后的南沙岛礁被其他国家分别占领的事实之间,存在着暂时还难以解决的差距。


而且今天随着中国崛起,国际媒体和舆论,尤其是西方媒体和舆论对南海岛礁的归属,其基本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这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收回南沙群岛的这些岛礁,使得中国在南海的实控能力进一步上升。所以纷纷开始反对中国。所以说到底,这背后的大国战略利益博弈随着今天中国实力的上升,已经使得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的历史的故事的情节正在发生巨大的篡改和位移。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今天的南海政策是连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80年代后期小平同志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问题是主权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国内政治话题,无论是大国小国都同样爱国,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搁置主权,但问题是别人已经抢占的东西不愿意再吐出来。所以联合开发面临这些南海中小声索国内部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内利益的驱动。


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海话题为什么如此沉重?很简单,就是因为环境变了,就是因为利益变了,就是因为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利益的竞争博弈过程,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再去重新演绎一遍了。


3、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完全能把被占岛礁拿回来,但要考虑代价

凤凰网:您刚才也提到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很多网友对这个政策是有意见的,他们认为这只是给其他国家来侵犯我们经济权益或者主权权益以可乘之机,应该换掉这样一个政策。您怎么看?


朱锋: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有问题,问题就在于说,一定要记住领土主权的争议都是国家间利益和力量争议最核心、最敏感、最具有煽动性的问题。


我们是所有的南海声索国中,最早明确地通过国家政策宣示和实际管辖,保持对南海主权的声索。但问题就在于从70年代南沙群岛被不同的国家分别占领,到现在50年过去了。这个时间线我们必须承认,这已经是近半个世纪的现实。第二个问题就在于,中国今天已经大国崛起,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主权法则,我们对这些中小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岛礁驱离,收回我们的这些失去的领土,当然是一个选择的方式。但问题是它的代价。其实你要看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的领土变更,都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土是永恒的,核心的决定要素不是原则,核心决定要素是战略选择和基本利益的追求。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我们确实完全有能力把东南亚国家强占的南沙岛礁重新拿回来,但问题是当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和平崛起的基本的形象塑造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碎裂?我们会给美国、日本等澳大利亚等周围这些所谓对中国崛起依然在虎视眈眈的这些国家,提供什么样的借口,提供什么样的口实?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权利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权,但另一方面维权最有效的方式并不只是采取基于原则的行动,而是更多要顾及整个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整个中国崛起塑造和平合作的国际形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持中国崛起的战略态势能够得到有效的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战略需求。


凤凰网:比方说越南还有一些国家,引入了一些西方石油公司(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南海进行非法的石油勘探和开采。那么中国会不会在下一步对这些公司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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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所绘制的南海能源开发示意图。

朱锋:其实从90年代末(开始),对有关声索国采取的这些行动,中国都采取了非常坚定、持续和连贯的抗议,甚至驱离行动。但是这里面这个故事有两个面,一个面就是我们强调南海断续线的海域,我们在其中享有历史性的选择。但故事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些东南亚国家认为,这是在他们的外大陆架或者专属经济区内来进行开采。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未经和中国协商和许可,擅自单方面采取行动,试图改变南海海洋权益基本现状的行为,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必要的监视、抗议、驱离行动。


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在于中国和东盟国家要回到共同开发。所以最近中国和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其实也会涉及到在争议的海洋权益区域开发中,各国如何避免南海稳定受到破坏和威胁。


4、当下关键是减少多方往COC里夹带私货  中国岛礁建设不会背离提供公共物品初衷

凤凰网:目前COC谈判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您认为现在谈判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朱锋:我觉得COC现在最大的难点,还是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单一文案,如何使得现有的COC的这个单一文案能够尽可能的凝聚共识,减少有关各个声索国各自往里夹带私货。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时间,我们希望COC谈判三年内能够完成,但是现在看随着疫情期间南海局势新的紧张,以及涉及到包括海洋全域问题的东盟国家新的立场和表态,三年期限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谈得完。


所以我个人认为,COC不管怎么样,一是反映了中国和东盟共同管控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合作性努力;第二它也反映和中国和东盟全力推进在南海地区设定新的有助于解决争议的基本法律规则架构;第三,这个谈判过程,本身就是使南海目前维权能有效进行共同的外交和政治努力。所以我觉得COC不管时间有多长,但是COC谈判进程反映的是中国和东盟始终在南海问题上抱着沟通、磋商、共同行动的合作态势,不能够松懈,不能够停顿。

凤凰网: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些沿岸国家会趁着COC等规则落地之前,去抢占岛礁或者攫取经济利益,据您了解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朱锋: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首先他完全违背了DOC,因为DOC也明确地要求各国在南海不要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我并没有看到包括中国在内任何国家想要趁着COC谈判之前,完全去改变现在的岛礁主权的不同国家的占有和相关的行动。


因为这里面的核心话题,还是会引起中国东盟关系的这种紧张,对南海局势稳定是一种威胁。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的国家这么做,也会引发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包括越南也在自己的非法占领岛礁进行新的加固,扩建等等这些行动,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在进行一些争议的岛礁地区的施工,包括新的机场设施的这种维护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都在做一些动作。但是我个人认为,想要去抢占新的无人岛礁这种行动,中国是绝不答应也不会允许的。


凤凰网: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岛礁有一些公共建设,为国际提供了公共产品。那么国际舆论有什么反应?或者您有没有知道相关一些故事分享?


朱锋:对,因为我们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核心还是要有效地使用南海合作机制来应对这种恶劣天气、风暴灾害、海灾,包括大规模的灾难型搜救。所以岛礁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要为南海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现在我国的岛礁建设虽然已经完成,但是相关设施到位以及功能健全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国际社会都在瞪着眼睛看,有的人认为你中国完全在军事化,说要把这些都变成军事基地,有的也半信半疑,这样的岛礁建设对于中国原有的南海合作公共产品的提供,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我个人认为,对于南海岛礁建设,我们要采取相信国家的基本政策。一方面南海岛礁建设使我们海上守卫能力进一步增强,因为现在美国的插手确实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主权和安全挑战,包括美国连续不断地自由航行行动。所以部分南海岛礁必须要使得中国南海的安全建设,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南海的岛礁建设不会背离为整个南海地区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初衷。


5、如果南海周边大国不是中国是美俄  可能采取咄咄逼人以大欺小的政策

凤凰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如果在南海沿岸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或者俄罗斯,那么现在的情况会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另外您怎么比较中国和美俄等传统海权强国的海上外交思路?


朱锋: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这也是南海研究中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可以看美欧的传统海权大国,那么他们往往对于自身的核心岛礁主权和海上权益问题往往采取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强制性的,更加以大欺小的政策。所以这个比喻才会由此而来。比如俄罗斯走上大国之路的时候,对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国都采取了吞并,而不是简单地去占领这个岛。


所以这么多年特别是80年代,中国实力已明显高于东南亚国家。但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充满善意的向东南亚国家呼吁,我们愿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显示了中国战略文化所具有的对周边中小国家仁厚的一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的南海问题的另外一个历史的比喻,同样值得我们深醒,就是如果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成功的海权国家,那你一定不能让自己纠缠于家门口的那些(说句不好听的)鸡零狗碎的主权问题。因为无论从17世纪的英国,再到19世纪的美国,真正的海权国家一定要设想我们的远洋介入和航行自由的能力,所以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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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五艘军舰返航路过白令海峡一带。资料图。


所以我的分析结论,就是21世纪要成为一个新的海洋强国,我们一定要主动从南海的主权海洋权益争议中要能够脱身出来。如果一个未来是星辰大海的海上强国,永远只是在自己家门口都有挥之不去的主权争议,其他的国家纷纷利用你和中小国家的争议进行打压,我们的星辰大海将会变得更加遥远。


凤凰网:能不能理解成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会自己解决?


朱锋:错,国内常常有一种观点,就是包括东海南海的主权争议,不用急,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这会解决的。这种设想很可爱,但是我把它称之为非常不专业。国际关系的历史的理论都非常清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因为它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这个国家简单地有了多了几艘军舰,多了经济军事实力,它就强大。所以南海问题不是说中国强大了才能解决,而只有解决南海争议,我们才能真正强大。


凤凰网:提到南海争议的解决,我们知道您是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负责人,那么在协同创新研究方面,有哪些解决南海问题新的路径或者新的成果?


朱锋:我在南京大学所带领的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文理协同、军地协同、院系协同、多学科协同的一个研究机构。我和我的团队的南海涉海研究集中涉及到南海问题的安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因为南海研究在国内分成好多专业,核心的专业是从历史角度研究,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从地方政策和国家政策的角度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紧紧地跟踪南海问题的这些大国的基本战略动向和政策主张,包括我个人就是集中盯着美国,就是美国的南海政策动向是我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我的团队还要盯东南亚、盯日本的、盯澳大利亚、盯印度的,我们都有。


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协同创新就是要体现文理协同的特点,所以包括我们南海中心的主任王颖院士,她是中国国内非常著名的海洋地质和地理问题的专家,她的研究比如南海的断续线的依据不是简单的等深线,而且有着地质构造相当重要的共同依据。所以王颖院士的团队其实在南海研究上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南海协同研究中心的李满春长江学者的团队,更多的从遥感、海上监测的角度来做南海,所以他们的技术创新对于现在的我们南海问题的深入和把握,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我们还有南海周边的研究的平台,陈晓律教授和他的团队从欧洲海权史的角度,来平行研究现在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从欧洲历史进程中的大国海上博弈,来透析今天西太平洋大国海上博弈的意义和作用,其实都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6、今天南海中美博弈,迫切性已经超过台海问题

凤凰网: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中美的部分。最近美国在南海附近频繁地排兵布阵,您认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侦察测绘还是挑衅?


朱锋:现在美国国内疫情非常严重,进入7月10日之后,连续几天每天新确诊病例超过7万人。美国现在不去抗疫,(反而)在外交上打压和遏制中国,所以南海问题变成了特朗普政府团队炒作对华强硬对抗政策的一个亮点,这是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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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4日,美军双航母编队在南海军演


但是回过头来讲,美国现在频繁对中国抵近侦察和海上航行自由行动,确实对中国的主权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和挑衅。背后的含义对美国人来讲是多样化的:


第一,就是它要告诉中国,我还是今天西太平洋的海上老大,就是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有权力这么做,因此在我看来美国的现在抵近侦察、航行自由行动、双航母编队等等,就是美国要在中国面前不是简单地秀肌肉,而是要在南海问题上通过所谓加强对华军事威慑,来达到所谓的打压中国的目的。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也在利用南海的海洋权益争议,所谓积极塑造美国是整个西太平洋和平和秩序的稳定者、维护者,以此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地孤立中国,然后让美国的强硬对华遏制政策有更多的国际合理性和合法性。


当然还有第三个目的,坦率地说今天南海中美博弈,其战略的迫切性和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过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管怎么样,中美之间有了“一中共识”,有个底线,第二个是台湾海峡太近,太短,美国人也很清楚,在今天两岸实力对比越来越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它到底有多大的意愿去为台湾人打仗?这依然是个巨大的问号。但是南海局势的走向事关美国整个西太平洋海上霸主地位,从美国二战以后一直有主导主控所谓全球海上介入和海上干预的能力。所以今天的南海问题美国这么打压中国,说到底就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不甘心自己唯一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战略忧虑。


我自己有时候也看着好笑,就是美国人真的是着急。3月5日,罗斯福号航母进入南海,然后还去了越南的岘港访问,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舰上美国水兵得新冠病毒的事例,然后3月27日美国的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海外的军事任何的航行或者巡弋的军事行动暂停30天,甚至后来延长到60天。但是到4月底,当美国全球海上力量都处在所谓回港或者在海上漂流,避免受到新的新冠打击的时候,美国的三支航母编队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已经开始重新回归西太平洋。所以今天美国疫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特朗普政府政策非常奇怪的一面。当疫情构成了人类共同敌人的时候,中美本来应该合作来共同抗疫,但是美国现在却把重点放在去所谓打击和防范中国。


7、特朗普是否会在南海开战?若发生撞机类事件,局部冲突有可能

凤凰网:近期美国在华为议题、香港议题、新疆议题上,频频对中国进行制裁,甚至放风说是要对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员进行签证限制。您觉得在这里面有多少是特朗普短期竞选的考虑?多少是中美长期结构性的矛盾?


朱锋:现在特朗普因为国内疫情越发严重,而且他的民意支持率上现在已经大幅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所以为了今年11月美国大选,他现在真的是在铤而走险,以各种的政策议题炒作,背后的赌徒心态越来越明显。


因此在南海问题上发出这种信号,不仅是否定中国在南海的绝大部分的海洋权益,甚至说要对中共党员都要拒绝入境。其实我也跟美方专家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是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很简单,中国外交官里有多少个中共党员?对不对?而且党员很大程度上不是外交关系要面对的问题,它是另外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的运作机制所形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美国媒体爆料特朗普政府甚至要拒绝整个中共党员入境,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另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进行签证的收紧,甚至拒签,比如说涉港、涉台、涉疆、涉藏,这个已经开始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因为到11月3日美国大选,整个特朗普的这种为了自己竞选利益不惜大肆炒作中国议题,想要进一步通过打压中国,来显示他的对外政策的成功性,所以大选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这种仇华、反华、恐华的这种政策会走多远,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凤凰网:您判断他会有更疯狂的举动吗?比如说战争。


朱锋:我个人觉得他公开挑起战争恐怕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双方在南海再度发生2001年那样的空中撞机事件,美国人不惜引发一场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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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1日,王伟驾驶的歼8II与图中美方EP-3侦察机发生碰撞事件。中国战机坠毁,王伟牺牲。美机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后被拆卸运走。


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政府所谓对美国实力这种过分的信心,第二个就是要通过激化事态,为国内的选战谋取政治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现在到11月3日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确实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暴风骤雨的环境,我们对此一定既要稳得住,同时也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核心的问题是我们不能随着特朗普起舞。


凤凰网:谢谢朱锋教授。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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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怎清除美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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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奎松  来源:近现代史论

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 社会主义思想史。

本文来源:人民网,共识网,转自近现代史论、君扬读史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帝国主义“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这也正是为什么,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页。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对西方宗教始终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除了抗战期间出于统战的需要外,还基于对信仰自由及苏联经验的理解,相信这种宗教问题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靠强力来取消。因此,即使在战后土改运动期间,地方上接连出现粗暴对待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士与教徒的情况,一旦发现,中共中央通常及时去电批评和制止。在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过《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再度告诫各地:“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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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大陆范围内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将近400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的基本方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吸收两教重要人士进入政治协商机构,以便对其施以监督和影响。但由于天主教组织严密,且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神职人员多为外国传教士,故与中共始终疏远隔膜;而基督教因为教派林立,神职人员中中国人相对较多,有些还颇为进步,与中共人员又久有来往。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特别吸收了吴耀宗等5名基督教人士来做宗教界代表。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基督教的相对开放,特别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团体一直依赖于美国教会的资助和指导,从而在实际上受到美国教会的控制;苏联方面又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活动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华北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和宗教人士的活动很令人怀疑。中国的基督教过去主要活动在城市中,而今却经常有很多农村里的中国人来到城里参加基督教会所组织的礼拜和祈祷。参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一些省市领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他们提出:“某些宗教活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宣传宗教的限度,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搜集有关宗教活动的材料的通知》(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4~11。

随着类似的情况日渐增多,中共中央对两教的担心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严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至于原因,周恩来随后表示:“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混进帝国主义的间谍,加上帝国主义国际背景”。要避免让人怀疑,就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办教。“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8-1。

在中共的推动下,7月28日,吴耀宗等人联名发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一致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爱国主义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第16~17页。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第一次把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至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直接挂起钩来,提出:“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鉴于两教具有相当的群众性,我们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简单取缔,而应以爱国主义的宣传,通过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推动两教自身的革新运动,把两教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2-1-1~3,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53页。同年11月,四川广元天主教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在此前后,上海天主教人士也提出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教徒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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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顾虑到数百万教徒的态度,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实现两教彻底切断与美国等国联系的时间表,尚无严格的限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确主张:“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以免“造成对立”。“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但是,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国就被迫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共此前的斗争策略。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28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公开作出回应,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并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乃至宗教机关和团体,均须立即切断与美国等国的联系,改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0~515页。上海市政府以减免房地产税等经济措施,支持和帮助上海教会人士开展“三自”革新。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53年12月,全国先后有134个城市召开了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大规模的控诉会169次,至于各地小规模的控诉会则不计其数《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

在这场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干涉与影响的运动当中,有着严密教规约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明显地要较各自为政的基督教团体顽固得多。然而,由于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反革命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这场斗争的重心明显地更侧重于清除美国在华残存势力和影响,许多美国传教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从事反革命煽动活动,受到拘捕或驱逐。如1951年1月以后各报陆续披露的各种外国传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几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职人员。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尔飞、翁明德,广东省的福尔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时济、徐贲德、苏良,广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费济时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贵宾和满世济是法籍和荷籍。参见《新湖南报》1951年1月24日、4月3日;《平原日报》195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1951年5月29日,7月12日;《长江日报》1951年6月13,22日;《天津日报》1951年6月24日;《湖北日报》1951年7月19日;《苏北日报》1951年8月12日;《东北日报》1951年8月15-16,21日;《光明日报》1951年8月18日,等等。

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各种派别甚多,和国外教会联系的情况差别甚大,因此,基督教徒响应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也就明显地容易得多。到1953年底,参加签名的基督教徒,已达到了40万人之多,大约占到了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2/3。《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全面对抗,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的社会压力,和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相继被驱逐,新政权一举达成了阻断美国通过宗教组织渠道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既定目标。

二、接办美国津贴的学校

与针对美国宗教渗透的斗争相比,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争夺对大中学生的思想影响问题,则多少遭遇了一些麻烦。

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页。因直接由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众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大据1950年6月1日《马叙伦部长在第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页。,因此,学生乃至教授职员中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数众多。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每年大量地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包括就职于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传播思想和进行活动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较起来,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在社会中的影响范围显得更要广泛得多。新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缩小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和解决西方宗教影响问题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因所面对的问题异常繁杂,一时也只能牵就,根据轻重缓急,对学校工作则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新政权在各类有着外国背景的学校当中所采取的初始做法:一是发展进步势力;一是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在发展进步势力的问题上,新政权依据以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借助于政权和舆论宣传的力量,对所有教会学校和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大中专学校,都大力进行了党团组织的建设,并以党团组织,特别是以青年团组织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联络靠近政府的同学,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这一工作一度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以上海沪江大学为例,到1950年初,全校学生958人中,就已发展党员27人,团员178人,进步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1/3,信教学生仅为273人,占全校学生的24.7%,即还不到1/3。

但是,由于中间派学生亦长期受到社会中“亲美”和“崇美”的文化心态的熏陶与影响,反感新政权强化学生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有教会或美国津贴背景的学校学生当中,对美国抱以好感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当时中共的政治宣传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公开抵制。比如,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在圣约翰大学作《国际形势与美国政策》时事政治报告中批评美国时,却被学生当场鼓倒掌,弄得几乎下不来台《徐汇区委宣传部宣教工作报告》(1950年6月14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88。上级领导人来作政治报告都如此,这时在教会学校里开设政治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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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大城市中进步学生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因此最初政府明令在高校开设政治课时,一般反映尚好。多数学生因为新鲜,也不大反感。但是,时间一长,情况就大不同了。一方面,当时没有统一的政治课教材,多数学校政治课教师本身就是勉强为之,对中共的知识及其理论了解很少,只能以读报和教条式的口号解读作为教授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很快就开始让学生感到厌烦了。另一方面,在一些教会学校,政府明令不许以宗教课程作为必修的内容,却硬性规定要开设政治课,结果是这边神职人员不能向所有学生宣讲上帝造人的学说,那边信教学生却必须接受政治课教师教授由猿变人的进化论观点,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校内部教徒和反宗教师生之间的尖锐对立。

为了巩固教会学校中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许多学校的牧师采取了对抗政治课教育的做法。不允许上课讲圣经,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青年讲座、圣经小组,开办圣经班、慕道班、唱诗班等,加强对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和影响《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45-1~2。而一些极端顽固的神职人员,更是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反宣传,声称:“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会被他们引诱去的。”宣传“苏联穷得很,它还要请美国帮助,怎样能帮助中国呢?”煽动学生说:“美国人就要回来了,你们不要进步。”劝告教师说:“天主教的人不能讲政治课。”他们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美国电影,影响到在一些教会学校里,学生们“一见到美国旗就鼓掌,并高呼说‘美国太棒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关于满济世和圣母御侍团有关情况报告》,1951年5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5-4-56-1~9。因此,一些学校里学生反苏亲美态度明显,传播“亲苏亲美不亲民”、“蒋匪毛匪都是匪”之类的顺口溜《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则成了一种时髦。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对教会学校以及受美国津贴资助的相关学校团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收这些学校的足够准备,因此,更为注意的焦点则是那些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固的上层宗教教育界人士。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士有朝一日会被美国人招募成用来实施“内部破坏”的间谍《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而对于一般的教会学校,即使存在着诸多问题,新政权当时通常无意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问题。像对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教育部虽全力赞助进步校长陈垣在学校中贯彻政府意图,但当天主教会以停拨经费要挟陈垣解聘积极宣传反宗教观点的几位政治课教师时,教育部对此也只是根据学校的请求,不声不响地支付了该校当月所需的经费而已,并未乘机将学校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随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天主教会代表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希望教会在遵守政府基本政策和相关法令的条件下,恢复与辅仁大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天主教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接办该所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2~63页。

基于此种情况,新政权对教会学校以及有美国背景的其他学校中发生的情况,一度也坚持采取不扩大矛盾的做法。比如,1950年10月初,教育部就政治课教育所发布的指示,虽然明确提出要把进行反美教育列为政治课教育的中心任务,强调要“首先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帝存在幻想的教育”,但是,针对发生在教会学校中的种种问题,却仍旧特别说明:“在教会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要刺激宗教感情,着重团结全体师生,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教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可根据理论说明宗教的本质,不得发动群众性的反宗教的运动,或组织反宗教的展览会和群众集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0页。只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美国宣布对华经济封锁之后,新政权的这一做法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950年12月,由于美国方面率先采取了对华经济封锁的政策,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要部分接收受到这一冲击影响的那些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现实。29日下发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美国津贴的中国学校的情况,进行了如下说明:即“在中国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200所,约占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1/4”。显然,报告并不主张将这些学校全部收归公办,它力主在实行完全自办的原则下,最好仍由私人出资,不得已时再交由政府接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71~72页。

根据政务院的这一决定,教育部于1951年1月11日下发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要求将凡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可酌情处理。而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和斗争的策略,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务必要“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区分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75~76页。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到这一年的12月26日,教育部正式报告政务院称,整个处理工作已告完成。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的高等学校计1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补助的计9所;改为公立的中等学校计5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酌予补助的计217所。另外还处理了465所初等学校。总共有753所大、中、小学,“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变成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教育事业,使18万余青少年儿童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魔爪下解放了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33~134页。

由于政府接办了众多过去由教会或外国人主办的学校,对于其他一些有外国资助背景的学校政府也开始直接介入其中,参与学校人事、教育等的权力和机会自然会越来越大。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以及1952年5月中共中央在高等学校推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32~133、148~149页。都显示了新政府对学校教育干预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纵使不能很快扭转所有学生的思想倾向,但至少在教会学校中像此前那样失控的局面,是很少可能再现了。

三、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针对教会和学校所采取的上述处理办法,并不能完全切断美国向中国大陆民众施加思想舆论影响的渠道。而这种影响最广、也最为直接的渠道,还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办并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

对于“美国之音”的这种影响力,美国政府显然极其重视。其国务卿有时甚至都会直接指示相关人员编造新闻,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以达到在中国大陆民众中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1950年1月,得知中苏两国即将签订重要条约,艾奇逊即曾以绝密电报指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鲁斯,要他散布流言,宣称即使发表的公报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根据苏联所提出的诸多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得不以秘密条款的形式,答应苏联的不平等要求。此消息经《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传出见报,即可通过“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散布到中国民众中间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pp.294~296、308~309。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并无条件对“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进行有效干扰,因此凡有短波收音机者,在中国大中城市收听该广播并不困难。尽管当时拥有短波收音机者在普通民众中的比率不会很高,问题是收听者往往热衷于散布和议论,故“美国之音”的消息传播相当迅速和广泛。上述消息广播后不久,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东,到处都开始有了相应的传播和议论。有的说:“以往国民党出卖祖国给美国,现在共产党又出卖祖国给苏联,做苏联的附庸国。”“说什么平等条约,还有秘密协定没有登载出来。”苏联借给中国“三亿美元算得了什么?过去美国借给国民党的就有六十亿”。参见《静安区委宣传部一二月份工作报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12~14;《沪南区宣传部二月综合报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218~22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美国出兵干预并派出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更是极大地吸引了大陆众多听众。据新华社各地通讯员报告称:天津、上海、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重视“美国之音的”消息。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几乎每天均细听“美国之音”。《内部参考》第271期,1950年7月4日;第263期,1950年11月3日。大陆民众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紧张,与众多敌视新政权者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结合着“美国之音”真真假假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造成了某种恐慌的情绪。

到1950年10月,中国开始出兵朝鲜之后,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引起了民众对国内报纸消息真实性,乃至于对政府诚实度的某种猜疑。比如,新华社记者就报道称:“一般商人都认为‘美国之音’消息灵通可靠,如汉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国之音’早已发表,而我报迟迟未登出。”为此,一些人公开批评中国的报纸报喜不报忧。远至内陆成都的一些中学生,竟也不信报上的说法,在学校里广为散布来自“美国之音”的消息。《内部参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第271期,1950年11月16日;第284期,1950年12月4日;第288期,1950年12月8日。影响所及,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也开始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南京金陵大学作报告,批评“美国没有文化”,骂“美帝是个王八蛋”时,一些教授当场退席,以示不满《内部参考》第275期,1950年11月22日。可以想见,由此而带来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新政权所难以承受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还在中国出兵作战后不久,就公开建议中共中央应“设法禁止收听”“美国之音”。《内部参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

为了阻击“美国之音”的干扰与影响,从11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下决心要与“美国之音”进行一番较量。11月20日,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首,各地主要大报都大张旗鼓地刊登了有关“各界人民纷纷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以“杜绝匪特谣言”的消息,强调“这显然是我国人民仇视美帝,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具体表现”《上海杭州等地各界人民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澄华撰文批评“美国之音”是“比原子弹更恶毒的武器”盛澄华:《粉碎“美国之音”》,《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与此同时,由北京市各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带头,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和意义,宣讲收听“美国之音”的坏处。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志愿军在朝鲜初期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民众中间因新中国建立曾经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再度高涨,从而使社会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受到遏制,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迅速减少了。逐渐地,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一个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态度问题,甚至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宣传作用自然迅速被阻断,其影响力日渐消失无痕了。

四、阻禁美国电影的文化影响

相对于美国在教会、学校和广播方面的影响来说,美国的电影对于向中国城市居民传播其生活方式,从而造成民众中普遍的“崇美”心态,其作用更为直接和深入。这也就使得新政权在应对美国电影对民众的影响方面,行动较早,措施也较为具体。

美国电影的影响,在上海等大城市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经常炫耀美国的科学发达和自由民主,又每每爱表现美国的摩天大厦和繁华富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进城后宣传爱国主义,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那些从小就接触美国电影的上海市民来说,在他们心目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园”,美国民族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会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蓝、头发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国而自惭形秽。因此,相当多数的青少年以有钱能看美国电影为荣,一般人则以家里有人在美国或能够在美国人办的机构中工作为自得。官方报纸上宣传的那些美帝侵略史,多数市民显然置若罔闻。对上海驻过美国兵,充斥过美国商品的事实,他们不仅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反而还认为印证了他们从美国电影中所得到的种种美好印象。就连家庭妇女的心态也多是如此。上海市妇联就承认:一般上海的家庭妇女,通常都“不关心时事,怕战争,对美国仇恨不起来,甚至某些群众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很严重。”而里弄居民“听美国之音是很普遍的,所以在(国民党空军1950年)二(月)六(日)轰炸及封锁时遇到困难,许多里弄妇女认为这是解放军共产党带来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产物,而市民受美帝影响更深”。《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195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1-2-58-2。

其实,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中小城市,也颇为普遍。如中共广东省委所属教委的一份报告就罗列了县区一级中小学校教师大量“亲美”、“崇美”的言论。报告称:“最普遍的是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宁愿去美国打工,不愿在中国做教师。他们认为美国科学发达,教育文明,物质丰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些教师“竟一贯不看中国电影和不买中国货”,只看美国电影且只用美国货。自己老婆去看了场国产电影都要被骂,说:“那有什么好看?没有一点艺术,看了还会中毒。”《广东省教委关于县区中小学教师对美态度的调查》(1950年12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B314-1-97-1~4。

美国电影的影响力,与战后美国电影大量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有一定关系。因为,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时期仅上海一地即输入了1896部美国的故事片上海市文化局领导人在电影业从业人员会议上的发言:《美国电影对中国的侵略》(195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3、7~11。而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自身生产放映出的故事片数量,却只有119部。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128页。由此不难看出,战后中国的整个电影市场可以说几乎都是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着的。

但是,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的电影市场,并引起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也与其特有的、适合于中国众多观众口味的艺术创作形式有关。有关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消长情况中,得出清晰的印象。

1949年5月28日中共解放上海,开始尽力扶持国产影片,到1950年12月止,上海地区总共上映国产影片将近280部,放映场数43424场,观众1859.7670万人次。而几乎同一时期,尽管1950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对进口美片明确地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但这段时间上映的美国故事片仍有646部,放映场数33681场,观众1450.5773万人次。其中接连上映百场以上者有近90余部之多,连映200场以上者有14部,平均每部观众近12万人次;一部美片《出水芙蓉》,在受到政府排片限制的情况下,仍旧连映了373场,观众达21万人次之多,可见美国片还有相当市场。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固然不禁止进口和上映美国片,但是其利用掌握影片发行权,和接管了一些城市重要影院的优势地位,对美片的上映作了种种限制,而对国产片和苏联片,则给予了全力的扶持。以上海为例:措施之一,“通过颁发上映执照,规定票价和从税收政策为(国产及苏联的)进步片减税、免税,美国反动片和国产的消极影片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从而对美帝影片加以限制”。措施之二,从1950年5月开始,“具体规定是每四周上映国营片、苏联片各百分之廿五,大部分影院上映的英美片每四周不能超过百分之廿五,其余时间则上映私营国产片”。措施之三,“从广告篇幅上限制。国产片和苏联片的广告刊例一律照旧,英美片则照原刊例提高15%。同时,对于广告所占篇幅也予限制,凡是当天开映的英美片广告,大公报不超过八行,其他各报不超过四行。预告一律不超过十六行。”而且,对美片广告词还必须加以审查,禁止使用各种渲染性的带有淫猥色情或迷信、恐怖倾向的用语。措施之四,集中力量宣传介绍国产和苏产进步影片,不仅透过报纸、路牌、海报、橱窗以及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预告,而且还“大搞群众运动”,比如“加强和工会、农会、学联、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联系,组织了宣传委员会,请负责文艺的首长担任主任委员,深入宣传,确定措施,使各团体重视了电影教育”,等等。措施之五,通过降低票价和使用优待券等方法,来吸引观众观看国产片和苏联片。《关于上海放映战线和美帝斗争的情况》(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7-1-324-36~41、50~51、35;《限制英美消极影片广告篇幅协议书》(1950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20-1-23-1~4。

由此不难了解,上述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间国产片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所以会在总数上超过了美片,包括国产片单部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也有不少超过了美片,受到政府支持的结果,此一时期部分国产片的上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均已超过美片《出水芙蓉》。如《女贼》上映已达554场,观众达21.6万;《山河泪》上映446场,观众19.8万;《饿人行》上映494场,观众22万;《复活》上映595场,观众33.6万;《太太问题》上映476场,观众20万;《思想问题》上映446场,观众22万;《我这一辈子》上映575场,观众31.4万;《乌鸦与麻雀》上映577场,观众28.7万;《影迷传》上映651场,观众35.3万。《1949-1951年上海放映影片情况统计》(1951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9~16。其间很大程度上是有行政干预在起作用,并不表明观众逐渐相信美片“反动”而唾弃不看。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外国片,美片一再受到限制,苏片则得到了大力引进和扶植。结果是,美片观众固然大量减少,苏片的观众却并未因此而大量增多,反而是国产片得到了较大的实惠。

有关这一阶段美片、苏片和国产片观众人次逐月升降变化的情况,可见下表。

1949年11月至1950年10月美片、国产片、苏片每月观众人次所占月观众总人次比例表:

由上表可知,上海市美片上映数和观众数大幅下滑,均自1950年5月始。此前,美片虽然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因私人影院较多,观众喜爱,影院老板出于利润的考虑,仍旧会千方百计地多映美片。但5月以后,由于明文规定美片每四周上映数不能超过总上映数的25%,从而根本上限制了美片的放映,促成了观众人次从4月份的47.5%,一下子滑到了28%。以后政府又在输入上进一步设限,新片数量锐减,美片自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苏片却并没有因为美片观众人数的大幅下降,而从中获益,其观众增涨的幅度一直很小。

苏片观众数量上不来,内中原因颇为复杂。这时就有文章指出:“今天苏联片还不为从旧社会里新解放了的各阶层人民所熟悉,所喜爱,这是事实。”这一方面是由于苏片的华语对白翻译得太过生硬,介绍说明亦不够,许多人看不懂。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今天看电影的80%的观众,是那种“有闲可消、有钱可化(花)”的人,他们“受了二十年帝国主义影片的‘教育’”,“他们需要娱乐,不合口味的,他们宁可不看”凤子:《漫谈苏联电影及其他》,《文艺报》第2卷第5期,1949年11月25日。

电影观众的这种心态,也可以从上海学生的调查中了解到。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宣传部对一些学校学生的调查材料中就注意到:学生们对苏联电影之所以不感兴趣,一是认为“苏联电影政治性太强,不如美国电影轻松”;二是认为其“演员不漂亮”,“粗里粗气”,到底不如美国电影。如果说某部苏联影片看上去还可以,那也是因为学生们认为“这片子大有好莱坞作风”。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宣传部:《目前上海学生群众思想调查》(1951年10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29-8~9。

由于相信电影的功能就是宣传、教育,不满观众的“低级趣味”,许多政府官员这时都一再主张禁掉美片了事。这时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就曾回忆过这方面的情况,他特别提到党内当时有人质问说:京剧界都已经不演“粉戏”了,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种露胳膊露腿的美国影片照常上映?夏就此问题请示了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潘表示:《出水芙蓉》他看过,不能算是“黄色电影”。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不过,严格地说,陈毅、潘汉年等人在放映美片问题上的这种开明,说到底也还是因为有个“吃饭问题”摆在那里。陈毅明确讲:“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乐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看,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第422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定方针,是要根本改造整个中国电影制造业,以便将以后的电影改造成宣传教育人民的文化工具。之所以开始时还只能“逐步逐步地”来,不能一禁了事,纯粹是因为条件不成熟,即没有足够的影片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进而保证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等行业的员工有饭吃。

为了达到挤掉美片,并使整个电影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走到所设想的方向去,陈毅曾经估计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21页。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继续输入和上映美国电影,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可能性了。因此,宣告彻底禁映美片,也就成了新政权唯一的一种选择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代拟新闻稿》(1950年1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3-1~3。

因为战争的关系,突然禁映美片,显然使新政权颇为被动。一方面,禁映美片的消息刚一传出,像上海这种地方,顿时就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到电影院去抢购最后放映的几部美国旧片的电影票,造成当天美片的票价狂涨,说明许多观众对美片依旧十分留恋。《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195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1-2-58-2。另一方面,美片被禁,苏片引不起观众兴趣,国产片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观众去影院观看,结果陈毅所担心的问题自然就发生了。

在上海,为了避免发生“吃饭问题”,政府一度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观众的人数,结果可想而知。1951年初,全上海39家影院中已有6家被迫改成剧场。一年多以后,国产片仍然跟不上,当年又有20家影院改业为剧场。吕型伟:《加快对剧场、书场、游乐场的接管和改造》,《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随着不久之后新政府进一步将各种电影制片厂一律国有化,并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开始具有文化产业性质的中国电影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但在政治上阻禁美国电影文化影响的目的,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五、结语

综观新中国在上述四个方面与美国文化影响相较量的经过不难发现,建政之初并没有急于将美国在文化上的势力和影响一举从中国清除干净的设想。首要任务还是如何能够从农村走进城市,熟悉城市,并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有过很明确的说法,即:我们今后必须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中去,问题是,我们对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组织工业,如何养活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还一无所知。而不会,不懂,管不了,就会亡国。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因此,一贯注意策略的毛泽东,从进城之日始,就再三强调要分清轻重缓急,不搞四面出击。即使是对那些有美国等国背景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他也力主“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1435页。因为他很清楚,简单地采取没收或清除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经济上容易造成被动,而且会砸掉很多人的饭碗,这是中共新政权暂时还无法承受的一种社会压力。

中共最初之所以在这方面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也是基于对这个时期革命的阶段性和政权特性的基本认识。由于相信这时尚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权具有一种联合政府的性质,因此,中共自然相信在社会文化政策方面,也应保持适当的宽容度和灵活性,即给予自己的联合对象及其社会基础以一定的社会政治空间。毛泽东对此讲得很清楚:第一,“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对他们只能说服和争取;第二,革命政权要巩固,必须“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而只要“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1488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过渡的包括间接地容许美国文化影响存在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共而言,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所有这一切按部就班的策略考虑和措施,都由于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特别是中国被迫出兵朝鲜,被完全打乱了。原来准备经过三四年,甚至十年左右完成的社会改造和文化统合的进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迫摊了牌。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苏联对抗美国的种种经验,都促使中共必须在战争爆发的同时,要消除美国的文化影响。驱逐从事反华活动的美籍宗教人士,以及取缔收听“美国之音”,即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当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一切财产,并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之后,接收已无法继续获得美国津贴的各种学校和禁映已无从继续输入的美国电影,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举措。与其说这些行动是新政权肃清美国文化影响的主动行为,不如说它们是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的被迫出招。当然,当新中国的列车被迫从一段相对平缓的轨道突然转向了急速的下坡之后,列车就再难回到原来的速度上来了。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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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Push U.S.-China Relations Toward Point of No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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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dward Wong  来源:New York Times

Top aides to President Trump want to leave a lasting legacy of ruptured tie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China’s aggression has been helping their cause.

WASHINGTON — Step by step, blow by bl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dismantling decad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gagement, setting the stage for a new era of confrontation shaped by the views of the most hawkish voices on both sides.

With President Trump trailing badly in the polls as the election nears, his national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intensified their attack on China in recent weeks, targeting its officials, diplomats and executives. While the strategy has reinforced a key campaign message, some American officials, worried Mr. Trump will lose, are also trying to engineer irreversible change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thinking.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has inflamed the fight, brushing aside international concern about the country’s rising authoritarianism to consolidate his own political power and to crack down on basic freedoms, from Xinjiang to Hong Kong. By doing so, he has hardened attitudes in Washington, fueling a clash that at least some in China believe could be dangerous to the country’s interests.

The combined effect could prove to be Mr. Trump’s most consequential foreign policy legacy, even if it’s not one he has consistently pursued: the entrenchment of a fundamental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点击这里查看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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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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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陆梅吉: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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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语暄,张娟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陆梅吉(Maggie Lewis)是美国法律界研究中国法的一位后起之秀。她是美国西东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法律系教授,富布莱特学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共知识分子项目(Public Intellectual Program)成员。陆梅吉曾经参加过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法律专家的对话,在国会就中国问题作证。她还是福特基金会的顾问。因为陆梅吉教授对中美关系法律界的贡献,她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称为该委员会的“劳动模范”。《中美印象》的学生记者陈语暄同学近日对陆梅吉教授进行了专访。访谈涉及了陆梅吉最近备受关注的一个观点,即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有悖美国民权精神。陈语暄同学是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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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语暄:您之前关于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您认为“中国行动”的推行可能在维护民事权利方面存在问题。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吗?

陆梅吉(Maggie Lewis):这篇论文即将在《刑法与犯罪学》杂志上发表【点击这里查看陆梅吉文章的英文全文。它包含了许多论点,很长并且有很多脚注,但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我认为 “中国行动” 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会污名化那些具有中国特征的人们。换句话来说,现在的华人或是具有中国国籍的或是和中国有着其他联系的人们受到的怀疑越来越多。这一点从美国政府围绕“中国倡议”所使用的言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更广泛地说,我担心人们谈论“中国”的方式是拟人化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是“中国”可以偷窃,“中国”可以欺骗,“中国”有邪恶的行为。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违反刑法的东西,但个人可以,其中包括个人和公司。“中国行动”中使用的语言可能会让人觉得“中国”本身就是作恶者。

2、 陈语暄:美国执法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落实“中国行动”的? 展望未来,您对执法部门在打击间谍活动的同时不过度反应有何建议?

陆梅吉(Maggie Lewis):有关 “中国行动” 展开的工作只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众多工作中的一项。联邦调查局是美国司法部的主要调查机构,也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成员。司法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刑事起诉只是其众多工作中的一部分。当然,不管是司法部还是联邦调查局都可以一心二用,所以他们在处理 “中国行动” 这部分工作之余还有很多事情在一同推进。

尽管如此,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对“中国行动”的重视程度以及为此投入的资源。例如,就在上个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有2000多个正在进行的调查的案子可以追溯到中国政府;可是就在二月份的时候,他还只说有1000多个案子。这表明了与日俱增的趋势。许多正在进行的调查案子不会演变成起诉。尽管如此,这个数字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国行动”的重视程度。

我想说明的是威胁是存在的,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地定义什么是我们试图用刑法保护的资产,然后再保护这些资产免受来自任何地方的威胁。这不意味着一定要把同样的资源用于分析来自智利,柬埔寨或中国的威胁。我认为一个“国家中立”的框架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我们不是调动一切资源对付我们的竞争对手,而是把注意力放到思考什么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最重要。

3、 陈语暄:您认为司法部在开展“中国行动”的调查之前是否应该制定一套明确的标准和目标?

陆梅吉(Maggie Lewis):我认为“中国行动”领导层成员大多来自国安部门,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国家安全,这非常重要。然而,我们需要的是更广泛的讨论。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开始(就“中国行动”)进行大张旗鼓的介绍。这种介绍需要改进,因为目前的介绍主要关注威胁的本质,而不是探讨如何就此展开合作。这还需要加强因为目前这种拓展似乎更多的是解释政府如何看待威胁的本质而不是探讨我们该如何合作。举几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合作的例子。

首先,我们需要与科学界进行更多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分清开放性科学和知识产权之间的界限。知识产权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并且应该通过刑事制裁加以保护。我以为在如何以国家中立的方式去讨论加强科研经费报告和审计,以确保不管威胁来自哪里我们都能保护我们的资产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其次,我们需要与刑事司法的学者有更多的交流。他们在去除“中国”这个框架之外对于检察官是风险管理者的意义包括发现“其他”某些人群作为需要控制的危险因素有很多的思考。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阻止了我们将人们视为可以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个体。

最后,政府需要与华人以及拥有中国国籍的人们进行更多的接触和交流。调和以下两种现象是一个挑战 : 把这些社群与威胁联系起来是真实的,来自中国的威胁也是真实的。这需要我们做出实际的工作来找出如何区分这两种威胁。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项工作在以应有的方式进行。

4、 陈语暄:许多美籍华人科学家将“中国行动”解读为政府的信息,即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同行进行研究合作,即使是合法的研究项目。您认为这些华裔科学家的判断是准确的吗?

陆梅吉(Maggie Lewis):我不是美籍华人,也不是科学家,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经历,所以我也不能评论他们的感受。我想说的是毫无疑问在“中国行动”下的起诉旨在威慑。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问题是什么是政府试图制止的以及这种威慑是否奏效。目的是为了阻止不法行为,比如说有些人参与的所谓的科研经费欺诈 (这不是一个术语),有些人没有准确地报告他们从哪里获得了资金以及这些资金会如何关系到他们的研究及研究成果往何处去。

但很明显的是美籍华人科学家被起诉的概率要高于非美籍华人科学家。然而,我们没有具体数据来确定这更高的概率是否完全存在。缺乏透明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不仅是执法,还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因此要深究这一差异是基于正当的理由还是受到了显性或隐性偏见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5、 陈语暄:当我们听到与中国有关的经济间谍活动时,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安全”这个词。在美国司法领域的界定中,经济间谍活动总是与国家安全交织在一起的吗? 美国司法部是如何处理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间谍活动的呢?

陆梅吉(Maggie Lewis):经济间谍活动的关键是每一次政府在根据刑事条款起诉的时候,它都在决定被控窃取商业机密不是有关公司所担心的问题可以在民事法庭起诉,相反,这是一个具有更广泛社会影响的错误,应该通过刑法加以解决。当被指控的罪名是经济间谍时,政府需要证明盗窃知识产权的意图是为了使外国政府或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外国组织受益。所以这种经济间谍行为,有时也被称为工业间谍行为,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是为了防范外国政府正从知识产权盗窃中获益。

需要明确的是经济间谍活动只是“中国行动”调查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调查还包括电信诈、妨碍司法、洗钱等。我们都知道关于经济间谍活动的调查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法律的撰写本身没有针对任何国家。中国现在的确得到了美国执法部门更高的关注度,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确实存在与中国相关联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二是美国政府正在日益地聚焦在这些他们认为有着特殊战略重要性的案件上。我们只是不知道偷窃的数量在多大程度上在增加,因为如果人们能成功地悄悄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就不会被发现。因此我们很难找出具体有多少知识产权被盗的案件。

6、 陈语暄:您认为美国司法部在处理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间谍活动和在处理中国的同样活动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吗?

陆梅吉(Maggie Lewis):当然,其他国家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其他国家也曾有涉及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例,然而“中国行动”的关键在于美国司法部在以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一项重大行动计划,这样的举动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极不寻常的。

7、 陈语暄:这是因为美国现在将中国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一个与日俱增的威胁吗?

陆梅吉(Maggie Lewis):美国和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比过去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发生的知识产权的盗窃之所以 对美国很重要,是因为它的拥有者是某些公司,某些政府机构, 或者关乎重要的国家战略。

但当你看到“中国行动”使用的语言时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它讨论的是国家安全,有时候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有一点我们必须理解,这跟传统的收集政府情报的间谍活动是不一样的。这其中大部分是私营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因此存在一些定义上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偷窃了,公司可以把这个人告到民事法庭,要求金额赔偿,这并不会导致刑事处罚。关于私营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上升到涉及国家安全的程度,目前看到的界定还十分模糊。

8、 陈语暄:在准备这次采访时,我们看到了哈佛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欧立文(Mark Elliott)教授有关于学术间谍活动的评论。他说: “我甚至不理解‘学术间谍’这个词。”间谍活动包括窃取机密,窃取一些你试图保护的隐私。但不像在公司里,你有发明和你要申请专利的东西,你想要保护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学术的目的就是发表你所学到的东西,是要分享。”学术间谍是专门指向中国的一个新的术语吗? 您如何看待“学术间谍”和“知识盗窃”这两个词?

陆梅吉(Maggie Lewis):根据美国法典编号 18 §1831,经济间谍是一种联邦犯罪。它实际上是当某人被指控犯罪时可以出现在指控文件上的法律中的一个条款。“学术间谍”这种联邦犯罪是不存在的。这是对有时也被称为“科研经费欺诈”的一种普遍的引用。这通常被指控为虚假陈述,因为人们在要求内容是真实的联邦拨款表格等写了一些虚假的东西。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是否希望使用联邦刑法去解决在科研经费披露上的虚假陈述。也许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合适的。但我认为现我们需要认真考虑我们可以使用哪些非犯罪的方式去阻止我们不想看到的行为。司法部关于检察官的指导手册其中就包含了一个不进行起诉的理由,即存在足够的非刑事的替代办法。这让我联想到,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应该运用其他的威慑方法,比如说阻止人们获得未来的科研经费和行政制裁。另一方面,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希望所谓的“学术间谍”导致嫌疑人真的进监狱。

9、 陈语暄:Andrew Chongsheh Kim在他2018年的论文中引用了136项经济间谍活动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根据《经济间谍法》被指控的被告都被判了更长的刑期,而且比其他种族的被告更有可能被无罪释放。作为一名法律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一发现?

陆梅吉(Maggie Lewis):我认为这项研究是不完善的,也不能导向什么决定性的结论。我非常赞扬这位学者使用的数据调研的方法,人们也在继续尝试获取更多有关“中国行动”的数据,以进一步了解和理解这些案例。

但由于数据有限和没有透明度,这是很难做到的。有些案件是正在进行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刑事调查,所以缺乏透明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在美国教授刑事司法并且不完全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当我听见政府说:“相信我们,现在存在国家安全威胁,但我们能解决这些”类似的话时我很担忧。相反,我认为我们需要监管。我认为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其中一个就是量刑差异是否自2015年以来一直存在,因为2018年发表的那篇论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奥巴马政府的。如果量刑差异一直存在,那么除了种族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可能的解释?

如果还是存在差异,也许这种差异可以用一些案件来解释。这些案件往往涉及金额较大的盗窃,或者其他严重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加重刑罚是合理的,并且与被告的种族完全无关,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然而如果差异不能被除种族之外的因素所解释的话,我们就要找出为什么会有差异的原因了。这有可能是由于隐性偏见在起作用,也有可能是这些案件中的被告犯的事情更严重因此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或者,通过更严厉的惩罚这些案件会对公众产生威慑作用,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有类似的行为。但这需要更多的分析来弄清楚这种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对政策的调整意味着什么。

10、 陈语暄:您是否认为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的调查有存在过度威慑的情况?

陆梅吉(Maggie Lewis):我们需要停下来思考我们应该鼓励哪些行为。以人工智能为例,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美国经济是如何极大地受益于到美国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人才流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合作类型。这其中包括开展科学领域的合作,帮助世界找到抗击Covid-19的疫苗。我们要找到能继续进行良好合作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保持警惕,限制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活动,例如限制人们进行别有用心的研究。当你过于依赖刑法时,它会产生过度威慑,使人们不再想从事可能会把他们置于显微镜下调查的活动。

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创新和科学研究方面依旧保持开放。这是很困难的。不存在一个投机或者凑巧的地方让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坚持积极合作,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尤其在包容性和多样性这些方面。

11、 陈语暄:从一个法律学者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有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陆梅吉(Maggie Lewis):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5年。当时我在北京学习,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人们大多的是对中美关系的发炸持乐观态度。

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演变成这样中方和美方都有责任。我担心如果美国政府在应对“中国威胁”时不加强与美国社群的链接——这里我说“中国威胁”是为了强调这是美国政府的措辞——那么我认为这就有可能损害我们的价值观。美国无法控制中国领导层的所作所为,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如何回应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例如,当我看到上周关于留学生是否能留在美国这个事件发酵时,我感到担忧。我们正在为留学生们(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设置更多的障碍,这让我很担心,因为美国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紧张。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在面对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为来自中国或者和中国有联系的人们坚守一份真正的包容和归属感。

【2020年7月25日,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作品。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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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我在武汉的亲人活了下来,但纽约的叔叔没有

作者:饶毅  来源:纽约时报

北京——在中国,数字8因发音似“发”而被视为幸运的数字、444似“死”为坏数字,520似“我爱你”。

向来讨厌迷信的我,非常难过地于5月20日下午4时44分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我居住在纽约的叔叔厚华逝于新冠病毒,终年74岁。

叔叔厚华是一名药剂师,很可能是被到他位于皇后区的店中取药的病人传染的。3月被感染后,他病了两个多月。他曾使用呼吸机,直到最后十天被认为不可治愈后,呼吸机被转移用于救助其他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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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与医药关系不浅。我自己现在北京任职一家有19个附属医院的医科大学。我学医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肺科医生。父亲学医是因为他13岁时,他的母亲因简单的感染而去世。父亲没有预料到,比自己年轻15岁的弟弟会逝于自己专科的呼吸系统疾病。

父亲纬华和叔叔厚华第一次分开是在1947年。父亲那年17岁,留在中国中南部江西省省会南昌继续学业,当时两岁的厚华和其他弟弟及一个姐姐与他们的父母从上海渡船到台湾。二战后,台湾在被日本占领50年后回归中国,有较多工作机会。

全家未能预见1949年会发生什么:共产党接管了中国大陆,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另一种长期分离的开始。

父亲在南昌完成医学教育、其后在上海师从最好的肺科医生获得研究生教育。但1960年代的文革使他下放到县城、后来到一个只有他一名医生的村庄。1972年,父亲回到南昌一个主要医院工作。

1970年代中期,祖父经由斐济寄了一封信到父亲以前的地址,这封信奇迹般地到了父亲手中。

很快,厚华成为他们之间的信使。

厚华是我家第一位美国公民,他于1970年代后期到旧金山,被美国的发达所吸引,那里与他成长的台湾有天壤之别。

1982年,分离35年后的厚华与我父亲兄弟俩重逢。父亲当时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进修,为期一年,做肺水肿研究,后在目前被称为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和创伤中心(Zuckerberg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and Trauma Center)的医院重症监护室临床见习数月。

1980年代初期,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巨大。父亲一直非常感谢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接受的教育,以及美国人民对他的善良和慷慨。

自美国学成回南昌后,父亲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也是全国较早的重症监护室之一。他还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类似机构之一——如果不是首个的话。

1985年,我跟随父亲和叔叔们(那时叔叔兴华也已移民加州)的脚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念研究生。几年后我弟弟也赴美留学。

1990年代,苏联模式坍塌,美国似乎是唯一留存的模式。我在美国留学后计划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所以申请了美国公民,并于2000年获得。我的子女在美国出生。

但后来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出现了邪恶的轴线: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防次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副总统法律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以及司法部律师、《酷刑备忘录》作者柳约翰(John Yoo)。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作为,将他们的法律(其实是不合适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强加于伊拉克、关塔那摩和其他地方。而太多美国人也并不反对。那一时期对我来说证明美国不是很多人以前认为的民主灯塔。

在芝加哥时我开始查询如何放弃美国国籍,2007年回中国之后再一次继续,到2011年完成退籍。这一决定为其后的事件所验证是对的——特朗普选总统和特朗普主义是9·11开始的变化之自然扩展。

厚华从未返回中国大陆。

至2005年父亲于75岁退休前,他治疗了很多呼吸病和重症监护病人。父亲经历了2002至2003年的SARS疫情,他预计SARS或类似的病毒还会发生。我和父亲还在争论此次新冠病毒算不算证明了他的预测。

新冠病毒流行后,已经90岁的父亲经常给我治疗建议,让我转给其他医生,包括此次协调早期疫情中心武汉抗疫的医学领袖。

我们家在武汉有12位亲戚,大部分是母亲家的;在纽约有六位亲戚、大部分是父亲家的。在武汉的亲戚皆安然无恙,而纽约的厚华在疫情传播到美国后去世——他去世于当今世界军事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富裕、医学上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有两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可以汲取中国的新冠病毒流行经验,本可以做更多努力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父亲很难接受弟弟去世的部分原因是认为自己就可以救助弟弟——厚华如果在中国也许就被治愈了。

当新冠在美国和一些国家继续凶猛地流行、在中国偶有小发时,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合作,而是在竞争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式。

在父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家庭因政治人物的决定而分离。在很长时间内,美国是更好的生活之地——如果有幸可以选择的话。

现在,父亲和叔叔再度分离。这一次的结果,不能说美国好。

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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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人员离开后 美方人员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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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路透社等

美国政府21日要求72小时内中国关闭驻德州休士顿总领事馆,尽管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蔡伟拒绝闭馆,但仍在当地时间24日下午4时限期届满时,总领事馆关闭、撤离人员,并降下中国国旗、卸下中国国徽。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蔡伟发表致美南地区各界朋友的公开信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就美方要求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发表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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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媒体报导,在限期届满前夕,美国执法人员在总领事馆外拉起封锁线,中国驻休士顿人员赶紧在限期内将馆内清空,用卡车运走,甚至连垃圾桶都带走。

《路透》报导,限期在当地时间24日下午4点生效不久,一群疑似美国官员的人强行将总领馆的后门打开进入搜查,并将另一侧的门锁上。

休士顿当地媒体报导,据了解这些人是美国国务院的联邦官员,他们连续3次破门失败后,强行使用电动工具打开后门。
外媒:美国执法人员破门进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环球时报(07-24 )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在当地时间24日下午5点前,多名美国执法人员使用破门工具,进入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此前办公的建筑内。据报道,这些执法人员中有2人自称来自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
    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我驻休斯敦总领馆工作人员集合撤离期间,有约100人在总领馆建筑外挥舞旗帜,并对我方工作人员使用攻击性语言,但报道未披露这些抗议者的身份。
延伸阅读:
郑永年:美国选择使领馆下手,是精心算计过的
美中关系专家回应蓬佩奥演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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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officials raided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used as Beijing espionage base to steal medical research."

A group of men who appeared to be American officials were seen forcing open a back door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just hours after a US government closure order for the mission took effect.

The men did not respond when asked who they were by reporters. Earlier, the same group of men was seen padlocking a door on another side of the building.

After the men went inside, two uniformed members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Bureau of Diplomatic Security arrived to guard the door.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an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on this activit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witness, consulate staff had exited the building shortly after 4pm and left in vehicles before the back door was forced open.

On Friday, China ordered the US to close the cons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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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omes after the US ordered China to shutdown one of its offices in Houston amid ongoing rows over trade, spy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this week ordered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within 72 hours after it accused agents of trying to steal medical research in Tex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however called on Washington to reverse its decision as it said the closure of the diplomatic office was "breaking down the friendship bridge."

In response, China has now ordered the closure of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 also within 72 hours.

The US has an embassy in Beijing and consulates in Shanghai, Guangzhou, Chengdu, Shenyang, Wuhan 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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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7/25   发布时间:2020/7/25

旧文章ID:2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