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2025年3月25日由《财经杂志》发表，作者为陈龙。陈龙为罗汉堂总裁、湖畔创研中心教育长，为溪创始人。本站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自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入主白宫，至今已有两个月。这其中的每一天，对世界都是“惊悚”的一天：“惊”在于出乎意料，“悚”在于其颠覆性带来的恐慌。巨震之中，有一点已毋庸置疑，就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根本性、结构性的改变。

　　首先是盟友这个概念，如果还没有被美国抹去，至少在被重新定义。3月13日，特朗普声称，“我们被加拿大非常不公平地对待，我们被墨西哥非常不公平地对待，我们被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不公平地对待。欧盟是太糟糕，太糟糕了！”不但糟糕，而且“欧盟就是为了搞砸美国而建立的。”

　　在北美，上任伊始，特朗普就选择对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3月11日，作为对加拿大反制的反制，他宣布把对加拿大钢铁和铝25%的关税翻倍。当天，加拿大取消了反制。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总统再次运用美国经济……为美国人民赢得了胜利。”在这个表述中，美国经济是一种博弈的武器。

　　在欧洲，美国不再和欧洲盟友站在一边，而是以中间人立场推动俄乌停战，调停的关键条件是乌克兰和美国签署一份矿产协议。失去了美国无保留的依靠，德国新总理默茨把欧洲的情况描述为“午夜前的五分钟”，他指出特朗普不关心欧洲的未来，欧洲也不知道到了夏天NATO还会如何存在。

　　在国内，感受到惊悚还有美国200多万联邦政府公务员。原本被视为现代民主政府重要支柱的职业官僚体系，正在成为马斯克领衔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改革对象，多个部门已被取消。

　　这段时间，我们曾问过很多人，特朗普到底要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样惊悚的面孔，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各种匪夷所思的流言不胫而走，譬如特朗普会宣布退出北约，特朗普政府30天内就会崩溃，甚至有人传言特朗普在下一盘大棋，意图是让美国经济衰退。市场开始担心特朗普四面出击的关税会带来美国衰退，标普指数也已将特朗普胜选后的涨幅全部回吐，在特朗普与商界领袖们会晤沟通后依旧下跌。

　　由于他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读懂特朗普是一件挑战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读懂他必须有两个对立而联系的视角，一个是他看到的世界——特朗普的世界，这决定了他怎么想和怎么做，一个是因他而改变的世界——有特朗普的世界。

　　我们将分三篇，从关税贸易、外交政治和美国经济三个视角，分析特朗普的世界在过去两个月所显露的峥嵘，以及有特朗普的世界会如何改变。

　　本文是系列中的第一篇。我们尝试在特朗普政府四处开打的贸易战和言论中，总结出其理念和政策规划逻辑，从其和世界的博弈，在和历史的对照中，推断世界向新的贸易体系迁徙的几种可能结局。

新世界正在到来，最好的应对方法，从理解它的运作逻辑开始。

特朗普在打什么样的关税战

　　在第一任期对中国的贸易战中，特朗普历经一年多，把贸易战覆盖商品逐步从340亿美元逐步扩大到3700亿美元——当时中国商务部称之为“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这一次，他上任第12天就宣布针对美国前三大进口国的全面关税行动，覆盖美国进口40%以上、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大比分刷新了经济史纪录。之后通过各种名目覆盖到其他国家。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本次特朗普关税战的主要方式和特征。

　　首先，他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全面提高关税。其核心特征是名目的随意性、对最重要贸易伙伴的针对性，以及近百年未遇的关税加征幅度。

　　其中，对中国关税从平均19.3%增加20个百分点，到接近40%的水平。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增加25%（对加拿大能源加征10%），一次性加征幅度超过中国。在美国汽车厂商的游说下，3月6日USMCA涵盖的商品获得一个月豁免，加拿大钾肥额外关税从25%降至10%，但大量商品仍在暂时豁免之外。

　　至于理由，他虽然宣布是为了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但当日在社交平台上抱怨和抨击的，却是这三个国家对美国的巨大贸易盈余，誓言美国不要再当“愚蠢的国家”。

　　其次，仍然以国家安全为由，恢复及启动新的“232调查”，为关键物资生产行业树起关税墙，推动产业回流。

　　与针对最大贸易国不同，“232调查”的关税行动针对行业，所有国家的对应产品进入美国都要面临关税墙。特朗普决定终止在其第一任期达成的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等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豁免协议，并于3月12日将对这些地区的钢铝关税都提高到25%，对铝的全球关税从过去设定的10%提高到25%。这个行动其实也间接指向了中国，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绕道第三方国家规避了关税。

　　在钢铝之后，2月28日特朗普又启动对铜、木材和衍生产品（包括纸制品、家具和橱柜等）的“232调查”。接下来，特朗普还可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关税墙的产品包括医疗物资、芯片和汽车。

　　再次，才是围绕贸易赤字的“公平和互惠计划”，针对一系列美国认为存在贸易不公平行为的国家，进行复杂的评估和计算后，分别制定关税。

　　如果说“关税”是特朗普最爱的词，那么“对等（reciprocal）”就是他第二喜欢的词语（美国财长贝森特如此认为）。特朗普在3月4日国会演讲中，直接点名了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还有无数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的关税远远高于我们对他们征收的关税。”他坚定地认为现有贸易体系对美国不公平，因而要求评估与所有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包括关税、“不公平、歧视性或域外税收(增值税等)”、非关税壁垒、汇率政策以及其他限制市场的行为。基于这一评估，美国会对每个国家制定对等关税。

　　财长贝森特在3月18日的访谈中，明确提到了“肮脏15”（Dirty 15）的说法：“是15%的国家，占了我们贸易量的巨大部分。……他们有很高的关税，以及与关税同样重要的一些非关税壁垒”。

　　这个“肮脏15”基本上就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包括中国大陆、欧盟、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加拿大、印度等。特朗普明确将于4月2日发布政策，其中对欧洲，他在2月末设想的对等关税是25%！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要么取消市场操纵等损害美国工人的行为以换取更顺畅的贸易，要么面临关税壁垒——我们将通过这种方式让体系更公平”。

　　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还多一个战略脱钩的目标。

　　在贸易领域，在4月1日之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等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301调查报告、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等评估和政策建议会陆续出炉，接下来特朗普会展开更多特别针对中国的行动。

　　在投资领域，《美国优先的投资政策》也直接针对中国，“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法律手段”限制与中国有关的主体投资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原材料或其他战略部门。限制不仅涉及并购，还将扩大到绿地投资。同时，这次的“限制”意味着斡旋空间的关闭，不再能用此前被CFIUS经常使用的“缓解”协议来剥离国家安全风险。但对不涉及已经被定义需要控制的投资，以及不涉及战略部门的投资，美国会继续敞开门。

　　至此，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打法基本齐备（图1），涉及了从关税收入、国家安全（边境和毒品等）、关键产业和就业保护、贸易平衡（对等互惠）、到与中国战略脱钩等五重目标。在这些措施下，美国的关税战火会真正烧向全球，预计所有的G20国家和东南亚都会被波及。

图1：特朗普关税和贸易政策出招

　　这五重目标，包括大规模的关税收入、国家安全、产业回归、对等互惠贸易、与中国战略脱钩，都是目的，而非谈判手段。无论加拿大、墨西哥还是欧盟都曾努力说服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收效甚微，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关税暂缓。如针对钢铝关税，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塞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2月就访问了华盛顿，但他表示，美国“似乎并没有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如果说特朗普是一个商人，那么在现阶段，他是对目标必欲得之的商人。

　　世界正在见证历史的重演。这种级别的关税战，要回溯到近百年前。1930年美国胡佛总统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进口关税提高了20%（图2），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关税战。在经历了全球关税战、大萧条、二战之后，美国变向，其主导的以低关税、关贸协定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成为主流。70多年后，美国再次发动关税战，告别原来的全球贸易安排，推动世界走向一个新的贸易体系。

　　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头两个月，是这个新阶段的开始。

图2：美、英、法全部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1830-2010
来源：Zhang (2020)，基于《不列颠治世的经济因素：19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研究》和美国商务部数据。

特朗普的世界：为什么美国会主动偏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只有回顾历史，我们才能找到美国偏离在中国人眼中运转良好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深层动机。

　　现在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并非一直存在，而是在二战后建立。其中有三个核心驱动因素。如图2所示，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经历的关税战、大萧条和二战，是西方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这让西方国家意识到：第一，稳定、深入的国际贸易和协同依存关系，不但是国家繁荣的基石，也是避免战争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欧盟成立的深层原因）；第二，关税战可能带来经济衰退甚至大萧条，进而激发政治动荡；第三，美国作为二战废墟上唯一屹立的西方强国，需要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

　　这个共识，一方面催生了美元挂钩黄金、全球挂钩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协同全球贸易所需要的稳定的货币体系；一方面催生了基于多边贸易规则的关贸总协定。至此，全球关税水平持续大幅度下降，一个以多边贸易为锚、以降低贸易壁垒为理念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逐渐形成。

　　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不会让所有的群体成为赢家，而各国的政治倾向又不可避免地会被短期的主权利益和选民意志所左右，这就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阿克琉斯之踵。对此，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ny Rodrik）在2000年提出了一个极凝练的概括——全球化“三元悖论”：在全球化中，一国不可能同时把深度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政治这三件事都做到满分。

　　历史上，无论早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还是后来的美国，全球化最有动力的推动者，往往是在生产上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可以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在二战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美国都一直是全球最强的制造大国，推动全球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化三元悖论的冲突并不明显。

　　但随着全球多极增长的崛起，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遇到了两个相互加持的挑战，三元悖论的冲突越来越显著，美国领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难以为继。

　　第一个是美国制造占全球比例在飞快下降。2000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仍超过25%。中国从1990年代初的约3%，到本世纪初加入WTO时不到8%，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自此加速腾飞，到现在已经超过30%，是美国的两倍（图3）。

图3：部分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
来源：UNCTAD，为溪。

　　制造业比重的逆转是一个替代游戏。这不仅让美国劳工群体遭遇沉重打击，也让美国感到国家安全面临巨大挑战。美国制造业就业自2000年以后收缩超过四分之一，人数达到452万。制造业地区的衰落带来了深远的社会问题，包括家庭结构的瓦解、社区凝聚力丧失、酗酒、毒品滥用和非自然死亡。所谓“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的问题，在2015年被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201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揭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之后开始上升（图4）。也是在这个时期，现任美国副总统J·D·万斯出版了《乡下人的悲歌》，记录了他所生活的经济衰退地区，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无望。

图4：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基于研究写作《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出版于2020年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也就是生产被外国替代的差额问题，无法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贸易逆差意味着本国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超过外国对本国的需求。因为贸易中对对方国家货币的需求不对称，一般贸易逆差可以通过本国货币贬值，从而降低外国商品的吸引力来自然调节。但是因为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被全世界需求，所以美元的高估和美国贸易赤字，甚至美国国内的财政赤字，都可以长期存在。美元不贬值，又导致外国商品的美元价格低，进一步冲击美国的制造和就业。

图5：美国经济的“双赤字”格局

　　特朗普新一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在2024年11月发布了题为《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的战略报告，其中强调，美国作为全球通用货币提供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承担了对自身而言越来越沉重的提供储备资产和安全伞的负担，带来了美元的持续高估，妨碍了全球失衡的调整。

　　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现有的自由贸易体系，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利益上，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通过向世界开放市场，促进经济合作，似乎美国会增强其国家安全。但实际上，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安全理论在实践中效果参差不齐。“向欧洲国家和战后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帮助这些国家重建经济，将其转变为了关键的安全盟友。然而，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经济整合，却造成了脆弱性。”

　　其次，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会让贸易双方都获益。但在现实中，其结果也比较复杂。“虽然全球经济的短期效率有所提高，商品成本大幅下降，有助于抑制通胀。但贸易自由化的分配影响被忽视，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持续失衡。……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有在经济体系兼容的情况下才有效，这样两国之间的贸易不会导致长期失衡。如果一个拥有自由市场的国家与一个管制经济体进行贸易，它实际上是在进口后者的产业政策。而且，由于贸易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存在重大失衡的国家会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所有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它们的双边贸易伙伴。……美国必须采取旨在纠正国际经济失衡源头的政策。而其中的关键是，这些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因为双边行动主要是将失衡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不是解决其根源。”

　　贝森特从美国政府的视角，讲述了全球自由贸易的长期问题。全球自由贸易，尤其在不均等的情况下，会打击特别群体，加剧国内贫富分化。同时，不同治理机制的国家，因为产业政策的不同，会导致贸易失衡长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自然解决，这种失衡又会放大到全球。最后，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竞争对手做贸易，实际上增强了自身安全的脆弱性。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全球贸易体系的根源上解决。

既然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和美国的利益不符，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要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把全球化放在第一位，而是需要反过来，以大众民意和国家主权为优先，重组美国参与全球政治和经贸的方式，改变原来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特朗普的世界：特朗普的解题逻辑及其经济团队的政策设计逻辑

　　因此，客观上讲，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意，与二战后形成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虽然这也是美国主导建立，冲突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多次强调，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对美国非常不公平，美国是现有贸易体系的受害者。美国需要有一个新的针对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难题。

　　怎么解决？特朗普寻找的坐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

　　那个阶段的美国有几个特点：首先，当时并没有多边的全球贸易协定，这意味着每个国家是靠自身的谈判实力在全球市场中谋利。其次，如图6所示，当时的美国正好上升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再次，当时美国大力推高关税，这既被认为保护了国内产业，也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图6：历史上部分大国的制造业份额演变
来源：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7.

　　特朗普指出，“我国巨大的制造业财富是在国内税收很少、监管很少、大部分收入来自其他国家的关税的情况下创造的”。他反复赞许并认为被低估的总统麦金莱，带领的正是那个时代的美国：1897年麦金莱在其任期内通过的《丁力关税法案》，将美国平均关税推高到57%，是美国历史上实施最长时间的关税法案（12年），也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顶点。所以，在没有全球贸易协定的背景下，100多年前的美国强权所提供的样板，实际上成为特朗普眼中更符合美国利益、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替代方案。

　　特朗普政府会从两个方面推动其实现：

　　第一，通过不同力度、有针对性的关税战，达到几个核心目的：（1）产业回归，保护国内就业；（2）平衡贸易，包括降低贸易赤字，让贸易对双方国内就业的影响接近；也包括在各种贸易壁垒和产业政策方面的互相认同；（3）国家安全和战略脱钩，寻求关键产业链的独立性，并从战略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4）让关税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特朗普在3月13日转发了一条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k）的视频，表达了对其中观点的认可。视频中，卢特尼克说道：“总统想要什么？他想关注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些关税将确保这些东西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制造.”当晚，特朗普自己在推特中强调，“美国现在的贸易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愚蠢的贸易。全世界都在占我们的便宜……传统的全球化思想已经过时，并且对美国是非常糟糕的……关税的钱在涌入美国。”第二天接着宣布：“我们的经济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繁荣！”

　　第二，美国会以自身的强权和经济优势为杠杆，放大关税战的非对称效果，达成以上目的。

　　既然要放弃对各方都一样的多边贸易协定，转而寻求美国优先的策略，就存在一个如何最大化争取美国利益的问题。在特朗普的世界中，因为美国的特别地位，关税战对双方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所以零关税并非最优方案。

　　特朗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在《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中引用了最优关税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在合理的参数设定下，美国的最优关税水平约为20%”。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则强调，世界对美国的商品供应极其缺乏弹性，他拿卖苹果打比方，“这有点像如果一棵苹果树上有100个苹果，然后你征一个关税，突然人们对苹果的需求减少，但那个人还是得卖100个苹果，对吧？所以他不得不承担关税。如果他只卖90个苹果，10个会落地腐烂……所以，认为美国消费者将承担大部分关税的想法在经济学上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对外国征收关税，那么他们的资本和工人，将承担相当大一部分关税。我认为我们正在做的是改变税法，降低美国人承担的税收，增加外国缺乏弹性供应所承担的税收。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米兰虽然承认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会抵消美国从关税中获得的福利收益，但又从博弈的角度认为，“由于美国是主要的消费国，在这场‘胆小鬼博弈’中更有可能获胜。”

　　什么是“胆小者博弈”？简单来说就是谁出口盈余更多，出口占经济比重越大，关税战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在博弈中胆子就越小。以2023年为例，美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为25%，相比之下，中国37%，加拿大67%，墨西哥73%，OECD国家平均为59%（图7）。所以，即便是同等贸易规模的相互惩罚，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会小于贸易战对手所遭遇的冲击，尤其是美国和单个国家的较量。

图7：主要经济体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GDP）
来源：世界银行。

　　让我们总结一下特朗普政府从其观点和行动中呈现出来的，新的适合美国的全球化设计逻辑：

　　改变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首先，世界与二战之后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以多边协定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契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降低多年来承担的全球储备资产以及安全保障职能，或以单边或多边的方式获得补偿。

　　寻求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的对等贸易关系：在新的贸易关系中，美国要改变现有的全球贸易长期失衡的状态，寻求对等贸易，保护国内关键产业和就业。

　　用好强权大国优势和关税，寻求国内外一体的新贸易经济体系：因为美国的强权和经济优势，会在关税博弈中获益，外国将承担绝大部分关税，这使美国既能保护国内产业，还能从国外获得收入，同时降低国内税收，这是一个国内外联动的新的贸易和经济体系。

面对与自身经济制度类型不同的竞争者（中国），寻求有针对性的符合国家安全的新贸易体系，并抵制不同体制下产业政策的影响：美国需要在关键战略产业逆转因供应链以及制造业外移带来的安全脆弱性（战略脱钩），把中国零部件和资本从事关国家安全的供应链中排除出去。同时阻挡竞争者产业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的世界将会如何演进

　　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改变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有特朗普的世界将会如何演进，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首先影响这个演进的，是美国和世界各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关系。

　　由于对美国依赖度和谈判筹码不同，各国反应迥异。截至最近，澳大利亚、巴西、英国、日本和墨西哥等国选择暂不报复，而是尝试其他途径来缓和关系，以及等待特朗普对等关税的牌面明朗后再一起谈。另一边，中国、欧盟和加拿大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反制。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反应差异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从商品贸易数据看，加拿大和墨西哥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度，是中国经济对美国依赖度的7-10倍（图8），所以都属于博弈中的“胆小鬼”。但特朗普关于加拿大“51个州”的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反制局部撤回，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过比墨西哥更强硬的回应特朗普关税，明确宣布大规模反制措施，也不惧于和特朗普打口水战，提升了自由党的民调支持率。这个案例表明，各国政府在和美国的博弈中，也必然兼顾自己国家的民意和声望，并非理性计算那么简单。而这正是历史上贸易战升级的重要原因。

图8：2023年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对美出口的依赖度
来源：Wind，为溪。基于商品贸易计算。

　　但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贸易战对现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冲击，从而引发对美国经济的反噬。

　　特朗普政府希望“胆小者博弈”和供给的刚性，会迫使其他国家承担大部分成本，而非传导到价格中；同时寄望关税战的阵痛会很快由国内减税、去监管、AI技术变革等积极因素对冲。这样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经济，能够形成一个总量增长、结构改善的MAGA增长叙事。

　　但现实是，在这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低估了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复杂性和成本，以及自身制造业对全球市场需求的依赖，导致手段和最终目标难以调和。

　　与常识不同，美国虽然是一个消费大国，大量进口外国生产的消费品，比如2023年进口8339亿美元的制成品用于个人消费，但更多的进口是用于美国国内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以及非住宅类的设备投资，规模达1.64万亿美元。同时，美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出口国，2023年制造业出口高达1.33万亿美元。

　　所以美国是一个中间品和设备进口大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关税带来中间投入和设备投资的成本上升，这对于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标将会是南辕北辙。而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报复性关税，无疑也会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和工人造成直接伤害。

　　现代制造业的供应链高度专业化，并且相互依存，一个制成品可能涉及多国数十家供应商，某些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还存在高度的地理集中的特征。根据2023年美国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表分析，有7764亿中间投入的商品需要进口，相当于整体中间投入的17.8%（图9）。对比之下，中国制造业中间投入中的商品进口占比为11.6%（根据中国最新的2020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映射出中美之间生产制造体系完备程度的差异。

　　如果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不加区分地提高整个制造业产业的跨国供应链成本，在宏观经济上很可能得不偿失。这是为何特朗普在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后仅仅两天，又宣布要暂缓美加墨贸易协议涵盖的商品，以照顾美国汽车产业多年分工形成的北美供应链体系——大量零部件多次跨越边境穿梭。

图9：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为溪。中间品进口：规模即制造业中间品中的进口商品规模，份额对应的分母是制造业所有中间投入；居民消费中制造业进口：份额对应的分母是居民消费的制造业产品总额；设备投资制造业进口：份额对应的分母是设备投资使用的制造业产品规模；制造业出口：份额对应的分母是制造业总产出。

　　如果要让美国制造业的内循环比重提升，包括国家安全相关制造业的本土化，以及国内消费、设备投资和中间品使用中更高的美国制造比重，美国现在的生产制造体系需要经历一轮重塑，才能使得进口替代在经济上有效。这需要的时间，大概率要超出特朗普2026年11月面临的中期选举。因为不只是建工厂要以年为计，培养专业技术工人队伍也需要更长时间。

　　所以，伴随特朗普贸易体系重构的，是消费和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带来经济效率的下行，而且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已经反映在了专家和资本市场预期的变化中。3月19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将货币供给缩表速度明显减缓，从每月350亿美元减少到50亿美元，表达出了对经济的担忧。相比2024年12月，委员们对从2025到2027的经济增长都有较明显下调，从2.1、2.0、1.9下调到1.7、1.8和1.8。通胀下降的路径则在今明两年抬升，从2.5、2.1、2.0，提升到2.7、2.2、2.0。

图10：2025年3月19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经济预测中位数

　　标普500在跌去了特朗普胜选后的所有涨幅后还有亏损（图11）；其中虽然科技股的调整是重要推手，但仍有近一半的跌幅来自于其他企业。基本与股市调整同步的是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行，超过20个基点（图12）。这个下行并非来自政策利率调整，也不是来自通胀预期的下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长期通胀预期变化非常小。国债收益率下行主要反映了市场预期长期真实利率下行，即经济增长预期减弱。

图11：全球主要股市自特朗普胜选后的走势
来源：Wind，为溪。蓝线为2024年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橙线为DeepSeek冲击。

图12：美国国债收益率和通胀预期
来源：Wind，为溪。

结语

　　今天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实际上是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一种安排。这个以多边贸易协定为轴、以降低贸易壁垒为理念的贸易体系，美国是核心领导者和推动者，在后面的大半个世纪中，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到了21世纪，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极增长的崛起，全球化三元悖论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自由贸易制体系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选民意志，这是美国需要偏离原有安排的客观和本质原因。

　　为此，特朗普在用非常激进的方式，重塑美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包括寻求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的对等贸易关系；用好强权大国优势和关税，寻求国内外一体的新贸易经济体系；以及面对与自身经济制度类型不同的竞争者（中国），寻求有针对性的符合国家安全的新贸易体系，并抵制不同体制下产业政策的影响。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面临着历史经验的误读、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政治动态制约、以及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带来的反噬等多重挑战。

　　对外调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体系，不会如特朗普团队希望的一蹴而就，而会是一场复杂的多方博弈。对内复兴美国制造业，在深度全球化的今天，目前路径的挑战会逐渐显现，甚至是反噬。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于短期经济和市场扰动有一定耐心，也会用一些亮点成绩来佐证方向的正确和可行性。譬如，特朗普很得意在两个月间已经拿到了1.7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包括Open AI、软银、台积电、苹果等。2月制造业增加了1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汽车行业新增了9000个，“而拜登的2024年损失了超过1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有意引导，因为公众容易被具体的事例抓住注意力，而对更为隐性和缓慢的整体成本感知滞后且不足。

　　但如果关税不确定性不能很快化解，而是变成关税持久的双向上升，以及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带来的对美国经济的损害，这些可能累积国内政治和民生压力，迫使特朗普做出妥协或调整。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很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如何能管理好经济和市场风险，并且维护好政治支持，确保其议程在中期选举后不会被国会变化的盘面所颠覆。

　　展望未来，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沿着三条不同路径演进：

　　一是坚持高压策略，通过持续的关税威胁迫使贸易伙伴做出实质性让步，包括接受美国高关税的同时并不反制，符合美国标准的对等贸易，对美国商品的采购要求，对美制造业投资要求，以及盟友在安全上的成本分摊。如果这条路成功，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围绕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关系远近，出现新的分裂：经济和安全进一步捆绑后，中国被美国排斥在这一体系的边缘，在中美之间的各国被迫重新评估各自的经济安全站位，形成以地缘政经亲疏为基础的经济集团。这一路径依赖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和大型贸易伙伴的妥协意愿，是一条非常窄的路径，成功率并不高。

　　二是在初期强硬后逐步务实调整，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一系列有亮点的”交易”，既保住政治面子又避免经济硬着陆。这一路径风险更小，对于特朗普”交易的艺术”挑战也不大，但并不足以推动美国走上解决其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道路，特朗普的政治成果也很难匹配他对自己开创美国“黄金时代”的历史地位期待。

　　三是在经济压力和国内反对下被迫大幅妥协，关税从实质性保护基本退缩为威胁性口号。这一路径虽然可能性较低，但如果美国经济急剧恶化，也不能完全排除。

　　无论哪种路径，各国不同的应对底线已经开始显现：欧盟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同时加速战略自主；中国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同时等待和耐心应对新的贸易体系；加拿大和墨西哥则在维护国家尊严和经济利益间寻求平衡。这些不同底线的存在，意味着特朗普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雄心面临比预期更大的阻力。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见证着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经济重组。在美国主导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同时，在持续的惊悚之外，实际上最有意思的是一个或多个美国扮演更小角色、或者缺席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崛起。推动这些体系形成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中美贸易实际上只占全球贸易的3%，美国商品进口规模尽管很大，但占全球贸易份额也仅是13.1%。一个或多个（美国扮演更小角色、或者缺席的）大部分国家会参与的多边贸易体系，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利益，会逐渐涌现。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对盟友的背离和伤害，也会促成新的贸易联盟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倡导的交易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会降低美国对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关注，以及容忍其他国家之间贸易体系的存在。因为本篇篇幅限制，我们将通过新一篇研究讨论，分析新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特征和机会。

　　这些体系如何发展，看似在美国之外，但也会影响美国重塑其对外经济关系的进程。就如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当着电视镜头所说的：“在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有问题，即使是你。但你有漂亮的海洋，现在不会感受到。但你将来会感受到。上帝保佑。”全球贸易体系是跨越海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