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展  来源：《全球史评论》2014年第7辑期

民权运动是1950-196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一场重大的社会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早期的民权运动研究集中于论述全国性的民权领袖、组织和政府制度。近20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地方史、民众史、社会史、妇女史等领域，取得很大成就，但也由此出现了所谓碎化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史学界也出现了“美国史全球化运动”的浪潮，也可称为“从全球视野考察美国历史”，美国的民权运动史研究顺应这一潮流，出现了很多从全球视野考察民权运动的论著，其内容主要包括二战、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三大全球性的事件对民权运动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尤其以冷战和民权运动关系的研究最为突出。但这些研究主要论述苏联和非洲国家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对中国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关系很少论及。①事实上，中国对美国民权运动从非暴力直接行动转向黑人权力运动等激进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毛泽东主席对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黑人激进组织革命行动运动组织、黑豹党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补充这一重要事实，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影响美国民权运动发展的中国因素。

中国对罗伯特•威廉的影响

罗伯特•威廉1925年出生于门罗一个普通家庭里，在富于斗争传统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1956年退役。他退役后不久加入门罗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被选为主席。他们招募了很多工人、农民，一年内形成了200人的规模。1957年，三K党袭击了门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开会的地方，威廉和其他人立即开枪还击，三K党最终被迫撤退。②

1958年10月28日，在门罗发生了一件更加轰动的事件。两个黑人小男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在与一些白人孩子的亲吻游戏中，分别亲吻了一个八岁的白人小女孩。两个黑人小男孩被判进入黑人培训学校进行改造，法官告诉他们，只有他们表现良好，才会在21岁之前被放出来。③威廉始终关注这一事件，并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以至于在审判此案时，法官竟不允许威廉进入法庭。

1959年，门罗发生了著名的马克•帕克被白人暴徒私刑致死事件。随后又发生四名黑人大学生被白人暴徒折磨的事件。很多黑人义愤填膺，准备报复。同年，一名白人技工强奸怀孕黑人妇女的案件更加激发了黑人的愤怒，一些黑人立即行动起来，想用武力进行报复。威廉告诉他们说，事情会通过法律来处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可以提供帮助，“如果我们转向暴力，我们就和白人一样坏了”。但经过法院审理，那位白人很快就被宣布无罪释放。听到这个消息，威廉怒不可遏地告诉记者，“以暴抗暴的时刻到来了”④。他主张，黑人公民如果不能得到法律支持，就必须以武力保卫自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在报纸上看到了威廉以暴抗暴的话，立即打电话给威廉，告以他被停职的决定。

1959年庆祝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50周年大会成为一个高度公共化的事件，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威廉是否应当被继续停职。大会领导人集体反对威廉，瑟伍德•马歇尔、马丁•路德•金、戴西•贝茨、威尔金斯等都一致谴责他。威廉极力为自己辩护。⑤他坚持，南方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对法律和秩序的蔑视，在这种地方，只有自卫才能阻止谋杀。他并不反对金的非暴力方法，只是主张斗争要有灵活性。

1961年，“自由乘客”特意来到门罗，发起非暴力运动，以挑战威廉的武装自卫思想。“自由乘客”遭到白人暴徒的攻击，很多人受伤，这场非暴力运动迅速演变成一场暴徒的枪战。骚乱发生后不久，威廉就被指控绑架一对白人夫妇。他不相信美国的司法体制，开始了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他和家人先飞到加拿大，然后去了古巴。威廉在古巴主持了自由南方电台(1961-1964)，主要面向美国南方各州广播，最远也可传到纽约和洛杉矶，其节目的磁带后来在瓦茨和哈莱姆得到广泛传播。他还继续编辑印刷《改革者》报纸，大批寄到美国南方。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就订阅了这一报纸，并深受其影响。⑥总之，通过这些电波和文字材料，威廉的思想在美国南方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又访问越南，并在北京定居下来。

虽然一直在国外流亡，威廉还是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后期主张的变化产生了影响。1964年，他们放弃了非暴力，很多成员在激烈的争论中引用威廉的观点作为证据，一些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这时也对威廉推崇备至。威廉的代表作《带枪的黑人》深深影响了黑豹党的创建者牛顿，他创建黑豹党之前曾参加了威廉任主席的“革命行动运动”组织。总之，威廉对民权运动后来转向“黑人权力”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⑦

就是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对美国民权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黑人怎么会受到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影响呢?这要从威廉请求毛泽东发表支持黑人斗争的声明说起。

在居留古巴期间，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1963年8月8目，毛泽东主席接受威廉的要求，发表了《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在声明中，毛泽东简要回顾了美国黑人受奴役、受压迫、受歧视以及英勇斗争的历史，并深刻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最后满怀豪情地展望，“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⑧北京随即在人民大会堂乃至全国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罗伯特•威廉在接到声明后于8月14日在古巴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将该声明同林肯的《解放宣言》相提并论。他在文章中对美国种族主义者提出了有力的揭发和控诉，指出“黑人群众开始用暴力对待暴力”，并批评了肯尼迪政府对美国黑人采取的两面手法。⑨威廉的这篇文章通过自由南方电台和《改革者》报纸传到了美国南方，对美国黑人斗争产生了很大的鼓舞。

1963年8月27日，美国著名学者和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去世，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先后向杜波伊斯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发去唁电。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应邀于1963年9-11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威廉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什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他发表声明，支援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因为我感到他深刻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最了解美国佬压迫本质的一位世界领袖。因为我感到他是最可能为黑人说话的一位世界领袖。因为我还感觉到，中国是作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一个新兴领导力量而出现的。我感觉到，这样做将使被压迫的美国黑人和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一座团结的桥梁。”⑩

由于在古巴受到排挤和批评，1965年，威廉全家搬到中国。他被北京高层奉为贵宾，受到热情招待。威廉一家曾和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并有幸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长时间谈话，进入中国政府高层的圈子中。1966年国庆节，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请求毛主席为他拿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签名，毛泽东愉快地为他签了名。中国政府还派人陪威廉一家去中国旅游，并制作了一部他们旅行的纪录片《罗伯特•威廉在中国》。(11)

1966年8月8日，为纪念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发表三周年，罗伯特•威廉在首都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大会上讲话。他指出，“值此纪念毛泽东主席为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发表声明三周年之际，对美国黑人当前斗争发展的情况作一番分析和估价，是对毛泽东主席这个不朽的声明的正确性最好的称颂。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8月8目的声明，对一个长期遭受残暴压迫和被剥夺人格的民族，对当时深受新甘地主义那种类似被虐狂的哲学所毒害的民族，给予了鼓舞。毛主席的话，推动了当时正在挣扎前进的一个微弱的武装自卫运动”(12)。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4月16日第二次公开发表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在声明中，毛泽东愤怒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对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高度赞扬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的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最后信心十足地预言，“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已经为时不远了”(13)。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更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黑人的解放运动。

1968年4月17日，即声明见报的同一天，罗伯特•威廉在北京接受新华社采访，热烈支持新声明的发表。威廉说：“毛主席在美国黑人斗争的关键时刻，在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毛主席的声明将鼓舞美国黑人进行更大规模的抗暴斗争。……毛主席在声明中把美国黑人斗争放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地位，这给我们的斗争赋予了新的意义。毛主席的声明一定能够促进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民起来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以后，美国黑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认识到自己的斗争，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一致的。”(14)

马丁•路德•金去世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逐渐走入低谷。但中国共产党和一些美国黑人领袖仍然在此前后彼此保持和加强联系。1969年5月1日，罗伯特•威廉和夫人应邀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共同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毛泽东和林彪还共同在罗伯特•威廉的红宝书上题字。之后他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了美国。(15)

总之，中国和毛泽东对威廉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威廉在1967年编辑的《改革者》报纸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世界革命的时代，美国黑人的自由斗争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是第一位把我们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世界革命同盟高度的世界领导人。”(16)事实上，如上所述，在1960年代，威廉也确实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毛主席的思想行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当时外交的情况和威廉自身的处境及思想发展来解释。以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著名演讲为标志，中国的外交开始悄然发生转变，“逐步背弃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斗争、革命的一面开始发轫并日益激进，直至1965年，中国外交开始公开向世界宣扬“世界革命”的理念，自诩自己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亚非拉)包围“世界城市”(西欧、北美)的道路。在当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美依旧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由此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一边倒”转变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进行“世界革命”。(17)1960年代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观念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试验的广阔舞台。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中国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诉诸形式。(18)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大量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和支持，而美国黑人作为世界黑人的一部分在美国国内直接对美国帝国主义发起了冲击，这就自然引起了中国更多的关注。1959年，毛泽东邀请已在加纳定居的著名美国黑人杜波伊斯到中国来度过他的91岁生日，杜波伊斯对中国人的变化，尤其是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感到震惊，这使他确信中国将领导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19)作为一名世界闻名的黑人领导人，杜波伊斯由此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盟友。但1963年杜波伊斯去世后，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名新的黑人领导人来支持中国的国际斗争。就在这个时候，威廉出现在中国的视野中。早在流亡古巴期间，威廉就写信邀请毛主席发表支持黑人斗争的声明，得到了毛主席的热情回应。在此期间，威廉的思想日趋激进，并利用自创的广播和报纸不断向美国黑人宣扬暴力革命。此时古巴内部的保守派因为国家安全问题对威廉进行了压制，不允许他再发表过激的言论。(20)同时，由于中苏分裂后，古巴跟随苏联反中，而威廉却日益与中国关系密切，他在古巴的处境不断恶化。威廉由此对古巴心灰意冷，而此时中国的外交正日益激进，宣扬世界革命，与威廉的思想主张异曲同工。这样到1965年，双方一拍即合，威廉很快就携全家来到北京，成为中国主张世界革命的黑人代言人。中国政府鼓励威廉继续主持《改革者》报纸的出版和“自由南方电台”的播放，主要是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以及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宣传，这些信息连同《罗伯特•威廉在中国》的纪录片等材料不断向美国黑人乃至亚非拉第三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很多美国黑人和组织给威廉写信来表达他们对威廉、中国及毛泽东的支持。这样，威廉就在中国和美国黑人之间建立了跨国的联系，有助于美国黑人激进分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全球运动的一部分。(21)

但在北京期间，由于威廉已远离自己美国南方的根基，脱离了地方制度，还陷入了革命的狂热中，认为美国黑人的罢工和游击战将颠覆美国政府，所以他对美国黑人斗争的影响有所减弱。尽管如此，他仍是黑人自由运动最好的组织者之一，很多黑人还把其作为自己的偶像和领袖。(22)例如，1968年3月底特律召开一次黑人会议，宣布在美国南部五州建立一个独立的“新非洲共和国”，在北京流亡的罗伯特•威廉被推选为首任总统。同期的激进的“革命行动运动”组织也推举威廉为主席。激进的黑人组织黑豹党的成立更是受到他的直接影响。(23)可见威廉虽然远在中国，但他对美国黑人激进运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通过他这一中介，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影响在美国黑人尤其是城市贫民窟中的黑人中不断扩大了。

中国对革命行动运动组织的影响

革命行动运动组织是因受到威廉的影响而建立的，而这一组织又促进了黑豹党的创建。因为后来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等黑豹党的创立者都是革命行动运动组织的成员，在组织中受到很多激进思想的训练和熏陶，为他们后来建立黑豹党奠定了基础。所以说革命行动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激进运动中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威廉流亡到古巴激发了革命行动运动组织的建立。1961年，学生民主社会组织的黑人成员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种族平等大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在俄亥俄会面讨论了威廉在门罗的著作以及他后来流亡的重要性。在唐纳德•弗里曼的领导下，他们组成了一个叫挑战的组织。后来在1962年春他们解散了挑战组织，又建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几个月后他们把基地搬到费城，开始印刷杂志和报纸，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革命民族主义、年轻人组织和武装自卫为核心的全国性运动。革命行动运动代表了战后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黑人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融合进一个连贯的革命计划中的严肃而持续的努力。在该组织的一名领导人马克斯•斯坦福看来，“革命行动运动努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到黑人的环境当中去”，并宣扬“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24)

威廉虽然流亡海外，但是对革命运动组织仍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很多方面被看作革命行动运动组织之父。组织主要从威廉和以前的一些共产主义者那里寻求政治指导。1963年组织的重要成员建立了非洲裔美国人民族解放党，选举流亡中的威廉为主席。他们鼓吹武装起义还直接利用了威廉在美国城市开展游击战的理论。(25)一些领导人，如斯坦福去古巴会见了威廉。一些组织成员利用威廉的《改革者》报纸和相关材料把组织扩大到美国其他地区。(26)

主要通过威廉的间接影响(27)，中国对革命行动运动组织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坦福这样的领导人认同中国农民的起义，认为农民起义帮助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们宣扬的游击战利用了毛泽东的名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组织的领导人相信城市中的游击战不仅可能，而且能在90天内获胜，认为把大众和革命纪律结合起来是胜利的关键。斯坦福的文章《黑人游击战：战略与策略》很多地方充斥着毛泽东式的语言，如：“美国黑人将成为黑人世界革命中‘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城市骚乱“是美国黑人人民战争的序幕，人民战争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会有起伏和后退，但没有力量能改变它最终走向胜利的趋势”，“战略上藐视敌人是革命的基本需要”，“对革命者来说策略上重视敌人也是很重要的”。(28)可见他已经熟知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并希望将其用来指导美国黑人的斗争实践。同时，他也认为，不考察具体的条件，不在每个地方的具体革命实践中采纳合适的斗争形式，人民战争不可能获胜。因此从美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他主要采纳了威廉的城市游击战的理论，与毛泽东强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村游击战有所不同。

组织领导人还把自己城市中的黑人游击队和中国的红军相对比，深信毛泽东对党和人民军队制定的革命伦理道德。他们制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例如“革命民族主义者要对党内的所有权威保持最高的敬意，不能被金钱、荣誉或任何个人所得腐化，要毫不犹豫地让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领导利益，将保持最高水准的道德，不从大众中带走一根针或一片面包那样小的东西。兄弟姐妹们将对彼此保持最大的尊敬，将从不会为个人所得而误用或利用彼此，将从不会为任何理由而误解革命的信条”(29)。这些规范与毛主席语录非常相似，最后的例子甚至直接来自毛的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0)毛主义强调革命伦理和道德改造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与黑人宗教的传统产生共鸣。信奉毛主义的黑人宣扬自我克制、秩序和纪律。威廉从中国回国后，要求所有的年轻的黑人积极分子进行个人的道德改造。对黑人革命者来说，毛泽东思想的道德和伦理维度集中在个人的改造方面。这与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的人生经历非常相似。毛主义的伦理道德最终加强了马尔科姆作为革命者典范在美国黑人中的地位。(31)

革命行动运动组织制订了12点计划，呼吁发展自由学校、全国黑人学生组织、步枪俱乐部、黑人农民合作社等，不仅是为了经济发展，也是为了维持黑人社会和游击队力量。组织特别强调国际主义，承诺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采纳了泛非的社会主义。(32)其成员把自己看作殖民压迫的对象，要在国内发起反殖民的斗争。正如斯坦福在一篇内部报告中写的那样，“革命行动运动组织的立场是，美国黑人不是美国的公民，他被剥夺了权利，只是殖民主义压迫奴役的对象。这一立场说明美国黑人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他们战斗的目标不是为了整合进白人社会，而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因为殖民地有自决的权利，革命行动运动组织把美国黑人看作不结盟国家中的一员。一些成员甚至把自己认同为“万隆世界”的一部分。斯坦福就曾说，“我们的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与‘万隆力量’团结起来”(33)。他们把美国黑人的自由斗争与中国、赞比亚、古巴、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毛主席包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略的一部分。为了解释黑人国际主义，组织在1966年印刷了题为《黑人世界革命》的小册子。小册子强烈认同中国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认为革命的中国加速了殖民地人民和西方的矛盾。革命行动运动组织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发生，坚持认为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法是通过黑人世界革命建立黑人底层阶级的世界统治。这里的黑人底层阶级指的是亚非拉等殖民地世界的人们。他们还要求其他黑人世界的人们必须效仿中国努力争取自己自由的模式。为了联合发动革命，革命行动运动组织呼吁创建一个黑人国际主义组织和世界范围的人民解放军。(34)

与黑豹党不同，革命行动运动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地下组织秘密活动，因而被美国主流媒体看作一个阴谋对白人发动战争的首要的极端主义组织。这个所谓北京支持的组织被认为不仅拥有武装、极其危险，而且还广泛阅读一些革命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格瓦拉和法农的著作等，思想极其激进。组织遭到警察的攻击。1967年一些组织成员被指控阴谋发起骚乱。1968年在联邦调查局的镇压下，组织被迫改名为黑人解放党。1969年组织基本解体。一些成员转到其他组织，如新非洲共和国和黑豹党中。(35)

虽然在实践上并不成功，但在理论上，革命行动运动有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发现了革命黑人民族主义的理论根据，并把毛泽东思想和黑人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尤其是培养了牛顿和西尔等一批骨干力量，为后来黑人的激进运动尤其是黑豹党的活动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国对黑豹党的影响

黑豹党是1960年代美国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政党，也是一个典型的毛主义政党，于1966年10月15日由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创立。1967年，黑豹党召开了党的第一次首脑会议。这时，贫民窟的骚乱、街头枪战、纵火、抢劫等就在好几个城市爆发，牛顿由此强调黑人美国不是通过传统的政治渠道，而是直接通过黑豹党的破坏能力来行使权力。黑豹党采纳了毛泽东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牛顿从奥克兰的黑人社会中招收很多心怀不满、处于犯罪边缘的黑人成员以发展革命的骨干力量。1968年，黑豹党开始引起全国范围内的注意并获得迅速发展。它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进行了合并，但旋即分裂。4月4日，小马丁•路德•金被刺后，骚乱开始在80多个城市爆发。三个奥克兰的警察受伤，黑豹党的财政部部长鲍贝•胡顿被杀，宣传部部长埃尔德瑞•克利弗等领导人因为街头枪战入狱。黑豹党开始训练游击战的战术，并提出“让这些猪滚开”的极端口号。1969年，黑豹党的组织更为严密，纪律性也加强了。它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除了继续重视军事上的作用，开始更强调政治上的作用。他们还建立了“自由学校”和“共产主义政治教育课程”。党的高级领导人公开鼓吹准备革命斗争，颠覆美国政府，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美国。1970年，在很多成员被捕后，黑豹党迅速走向衰落。1971年，黑豹党的两位重要的领导人牛顿和克利弗发生了公开的分裂，黑豹党逐渐失去了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影响。(36)

黑豹党无论从外在形式上还是从内在思想上都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影响。首先从外在形式上，黑豹党无论是口号还是行动都有很多毛泽东思想的表现。毛泽东思想中耳熟能详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人民服务”、“所有权力归人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口号都被黑豹党所借鉴，《毛主席语录》成为黑豹党的必读书目。例如，牛顿在回答“黑豹党如何让无权的美国黑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下获得一种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重新安排”的问题时，其答案就是毛泽东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37)可见黑豹党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座右铭主要来自毛泽东。1969-1971年，黑豹党又提出新的“为人民服务”计划，内容包括儿童免费早餐、自由学校、免费诊所等，其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者为了革命成功要表达对大众需要的关注以赢得大众，必要的支持”。(38)黑豹党还努力学习毛泽东的政治教育、政治工作和大众宣传。认为击败敌人不仅依靠军事行动，也依赖于政治工作，后者包括在大众中进行政治宣传。(39)在对黑豹党党员的政治教育中，《毛主席语录》是地方分支机构的主要教学工具。在黑豹党重组过程中，尤其是1969年1月4日黑豹党首先公布自己的26条规则时，整个借用毛泽东思想的纪律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后来又添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上去与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党员们因此被要求礼貌讲话，公平买卖，借了东西要还，损坏了东西要赔，不拿穷人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的不破坏庄稼的禁令被黑豹党改成不破坏财产。这些调整使得原来对中国农民士兵的指示变得更适应美国城市中心的黑人市民。(40)

黑豹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都非常崇拜毛泽东，如克利弗家中的墙上挂着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当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回答说“毛主席是地球上最伟大的领袖”(41)。在建立黑豹党之前，牛顿已经沉浸在毛泽东思想当中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他写道：“当我读了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获悉了更多中国革命的事情时，我的转变就完成了。”(42)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后成为黑豹党领导人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底特律事件后指出：许多参加斗争的美国黑人手上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他说，毛主席的许多教导正在帮助美国黑人觉醒起来。(43)1969年后，卡迈克尔、克利弗、牛顿等黑人领袖也相继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年克利弗访问中国时，他感谢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他的发言发表在1970年6月12日的《北京周报》上，使其在中国获得很大的名声。(44)1970年，当黑豹党的领导人伊菜恩•布朗访问中国时，她被中国革命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大震惊了。1971年，牛顿应邀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率黑豹党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回国后受到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他描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好像千金重量从我灵魂中被搬走了，我真正能成为我自己……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感到绝对自由了”(45)。

在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等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黑豹党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的例子可以赋予黑豹党成员发展自己独特计划的力量，使他们抛弃了马列主义中不适合黑人现实的一些理论观点。克利弗清楚地阐释了毛主义和朝鲜金日成的思想在为民族解放斗争或第三世界人民利益而重塑马列主义方面的作用。在1968年题为《论黑豹党的意识形态》的小册中，克利弗清楚地表明，黑豹党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及其信徒都没有提供太多有关对种族主义的理解和斗争的思想。他写道，“随着1948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些新的东西注入到马列主义当中，它不再是狭隘的排外的欧洲的现象。金日成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运用到他们自己国家的环境当中，因此使意识形态有益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但他们拒绝吸收无益于他们自己而仅仅与欧洲有关的部分”(46)。

该党的思想主张，前期侧重于自卫、黑人自决等黑人民族主义，后期则转向革命、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激进思想。正如牛顿在1971年写的那样：“黑豹党从黑人权力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这个党已经从黑人权力的意识形态转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不像以前的黑人权力那样，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变成了国际主义者。”(47)为此，牛顿设计出新的计划：“建立一个社会联合的框架，在不同社会间，提供成比例的代表和进行世界财富的平均分配。”他希望：“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快乐幸福，战争被废弃，国家本身不复存在，我们将拥有共产主义。”他甚至异想天开，要领导世界人民进入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48)可见牛顿完全放弃了黑人自决，认为唯一可行的战略是全球革命。在很多方面，牛顿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比所有自封的毛主义的组织都更接近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认为美国的黑人大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黑人斗争一定要与工人阶级运动和推翻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49)

在斗争手段上，黑豹党的领导人大都强调暴力、革命和战争等。克利弗在1968年就预测了大屠杀年代的到来：“我毫不怀疑，大屠杀即将到来。黑人解放的暴力阶段来临了，它将广泛传播。在射击与鲜血中，美国将被染红。死尸将散堆在大街上……”(50)他公开宣称，“为了改变美国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破坏美国现存的权力结构，我们必须颠覆政府……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以暴力颠覆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51)。牛顿也指出：“我们鼓吹废止战争；我们不想要战争；但是战争仅仅能通过战争来废除；为了废除枪就有必要举起枪。”(52)在斗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上，牛顿主张以游击战术取代街头骚乱。克利弗也号召在美国开展游击战，他甚至支持恐怖主义行动，为恐怖组织“气象员”的策略辩护：“在革命的时代，仅仅有战争和战争的自由，我喜欢破坏和混乱的天使，反对保守以及法律和秩序的魔鬼。”他鼓吹，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做一些恐怖主义的行动，如刺杀总统和官员、绑架和放炸弹等。(53)

成为合并后的黑豹党主席的卡迈克尔此时也日益变得激进，主张推翻资本主义，鼓吹暴力革命。他说：“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内殖民主义的制度，因此在这个国家里争取黑人权力的斗争就是把这些殖民地从外来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的斗争。……我们企图在黑人中建立的社会不是一个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为争取在美国国内进行财富再分配和结束私有财产而斗争的。……为了在我们的社会内拥有土地、房屋和商店并控制那些社会里的政治活动，我们只能使用攻击性的暴力而没有别的选择。”(54)

但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与激进的克利弗决裂后，开始变得日益温和，甚至主张选举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与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些关系。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在世界左派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甚至遭到他们的严厉批评。然而，牛顿和布朗不仅在尼克松访华前访问了中国，而且宣称他们参加选举政治是受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鼓舞。牛顿认为黑豹党转向改革主义和选举政治并不与中国推翻美国资本主义的目标相矛盾，也不违背革命的原则。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55)

此外，在思想的一些具体细节方面，黑豹党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如毛泽东“妇女能撑半边天”的名言以及他对妇女平等和参与革命运动的论述赋予了妇女解放运动以革命的合法性。毛泽东关于妇女平等的语言在黑豹党中为即将到来的黑人女权主义提供了空间。新任的宣传部长布朗在1971年从中国回来后不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黑豹党承认我们的中国同志在革命的所有领域的积极领导。尤其是我们赞成中国有关妇女与男人有同等权利和地位的立场。”一些黑豹党的女党员在组织内开辟了争取自由的空间。例如，通过设计运作免费早餐和教育计划，黑人女性党员挑战了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一些黑人女性激进分子还上升到领导地位，这有助于发展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权主义。(56)

如果把黑豹党领导人牛顿、克利弗、卡迈克尔和布朗等人的这些主张同《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两次支持黑人斗争的声明中的话语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熟读毛泽东的著作，并十分崇拜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那么，美国黑人激进组织及贫民窟中的黑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及毛泽东思想如此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呢?原因很简单，美国城市贫民窟中的黑人大多失业、贫穷，境遇悲惨，他们甚至自称住在“美国国内的殖民地”，(57)认为黑人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白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被压迫的民族，因此要起来“革命”，改善自己的处境。而“红色中国”原来也属于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如今通过革命成为“红色巨人”，这就提供了被压迫人民革命成功的一个榜样，让黑人感同身受，于是欣然接受。《毛主席语录》更将深奥的理论和思想变成脍炙人口的、简短的、易于理解的口号与短语，更易于被黑人接受，成为他们口中的“革命话语”。因此毛泽东思想在美国黑人中大受欢迎就不难理解了。

余论

总之，中国尤其是毛泽东对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黑人激进组织革命行动运动以及黑豹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促进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向激进方向发展。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呢?我们需要把中国对美国黑人的影响放在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背景下考察，中国在这样大的潮流和背景下为美国黑人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白人的独特的道路，因而才受到他们的欢迎。这条道路提供了有色人种的或者说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模型，使之能够挑战白人和西方的阶级斗争观点，以适应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现实。虽然中国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或者有问题的，但事实确实是中国的农民而非欧洲的工人阶级制造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苏联和美国阵营的道路，这赋予了黑人激进分子对革命和权力的深切渴望。毛泽东向黑人民族证明不需要等到客观条件成熟再起来革命，他坚持中国农民的革命能力不依赖于城市工人阶级的观点以及大跃进的实践，尤其对那些怀疑必须等到客观条件成熟才能发起革命的黑人激进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58)而且很多美国激进黑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处于国内的殖民主义的压迫中，与历史上深受异族统治及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的中国有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感受(59)，而毛泽东开出的这种迥异于西方白人的药方正好可解他们的困境，可谓对症下药，容易引起共鸣。由此黑人激进分子把中国看作第三世界革命的象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60)

事实上，大部分黑人激进分子是通过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和古巴革命发现了中国。(61)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言：“毛泽东成功地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以农民阶级为核心的革命模式——一个似乎很好地适应了这个全球反殖民斗争时期的模式。很快中国式农民共产主义的模式通过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夺权，以及越南人民摆脱美国帝国主义束缚的英勇努力而被放大了。”(62)很多黑人激进分子不仅公开支持古巴革命，而且还实地去参观古巴。其中有一个人叫哈罗德•克鲁斯，他是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古巴、中国和非洲的革命将复活激进的思想，因为他们证明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潜能。在1962年的一篇论文中，克鲁斯写道，“新一代美国黑人正在向以前的殖民地世界寻找领导人和洞见，其中的一位英雄正是毛泽东”。这些英雄还包括非洲的卢蒙巴、恩克鲁玛，拉美的卡斯特罗、美国的马尔科姆、威廉等。在1962年的另一篇论文中，克鲁斯更加清楚地表达了他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全球特点。他认为美国黑人处在国内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斗争必须被看作全球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以前的殖民地是革命的先锋，而古巴和中国正处在这种新型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古巴、非洲和中国的革命对阿米里•巴拉克有同样的影响，他后来建立了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他在给阿尔及利亚革命领导人编辑的杂志《非洲革命》投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时，我写了一首诗说，殖民地人民的时代重新开始了”(63)。

毛泽东对文化斗争的强调还深深塑造了围绕着黑人艺术和政治的争论，引发了美国黑人的文化革命。(64)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不到一年，威廉在《改革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建美国黑人艺术以重塑黑人灵魂”的文章，像毛泽东呼吁要打破旧秩序的枷锁一样，威廉强调消除黑人文化的奴性。他采纳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语言，呼吁黑人艺术家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让艺术为革命服务。他写道，“黑人艺术必须为黑人的利益服务，它必须成为黑人革命中最强大的武器”(65)。革命行动运动组织同时响应这一号召。在其1967年发布的题为“关于当前的一些问题”的内部小册子中，他呼吁发动一场全面的美国黑人文化革命，其目的是要破坏白人压迫者强加的态度、方式、风俗、哲学和习惯等。这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文化。有意识地把艺术作为黑人解放的武器并不新鲜，至少可以追溯到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左翼。法属殖民地的革命家弗朗兹•法农在其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也有大量论述。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美国黑人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为大部分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熟悉中国，读过毛泽东的著作。例如罗恩•卡伦加1968年在《黑人文摘》上发表了《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一文，其中许多思想都来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像毛泽东一样，卡伦加坚持所有的艺术必须有两个标准，分别是艺术的和社会(政治)的标准，革命的艺术必须为大众服务，不能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教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卡伦加努力创建革命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他发明了宽扎节，这是一个美国黑人庆祝自身文明和历史的节日，1967年开始庆祝，节日有七个原则，即团结、自决、集体工作和责任、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创造、目的、信仰，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及传统非洲文化大致一致。(66)

除了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美国黑人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的影响到1967年后也逐渐达到新的高峰，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发生黑人斗争，很多运动中黑人都举着《毛主席语录》进行抗议。1968年4月13日，日本《朝日新闻》驻美国记者辰浓和男报道，他为采访马丁•路德•金被刺后125个城市黑人斗争情况，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会见了青年反战运动的黑人领袖哈蒂逊，后者称：“在我们美国黑人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崇敬毛泽东主席!”辰浓和男还报道，他在纽瓦克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一个黑人工人家庭时，该工人拿出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并称赞其是一本好书，在工人家庭的墙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照片，该工人说：“一句话，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把那样古老的中国改变过来了!”另据女作家韩素音在1960年代两次赴美演讲的印象记，《毛主席语录》在美国已经不胫而走。在中国香港的人也知道，从南越战场前来香港“休假”的美国黑人士兵，也都想方设法要寻购一本《毛主席语录》。巴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黑人学生已经采用了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抗议校方与五角大楼勾结。大字报最显眼的一句话不是别的，乃是毛主席语录：“造反有理!”过去，美国大学生讨论问题最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现在却是《毛主席语录》被经常引用。(67)深受毛泽东影响的巴拉克后来也从文化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入美国，并对它进行改造以适应黑人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68)

此外，在美国民权运动尤其是城市种族骚乱期间，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9)面对中国的激烈批评，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声誉也不得不支持主张非暴力的温和派进行民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国际上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批判是美国黑人民权最终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前几年美国奥巴马总统随员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其遗容，奥巴马夫人在圣诞树上挂毛泽东画像的敬仰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中国的影响也不能过于夸大。首先，虽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黑人激进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中国和毛泽东的影响是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古巴革命及其他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一起发挥作用的，不能单独强调中国的影响。如牛顿在建立黑豹党之前除了读毛泽东的著作，同时也阅读了格瓦拉和法农的著作。他认为：“毛泽东、法农和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们不是仅仅被什么哲学和话语而是被枪口剥夺了他们天生的权利和尊严……对他们来说唯一获得自由的方法是以暴抗暴。”(70)而对克利弗最有吸引力的是毛泽东、金日成、格瓦拉尤其是法农论述革命暴力和人民战争的著作。(71)此外西方的马克思、列宁，古巴的卡斯特罗、加纳的恩克鲁玛、刚果的卢蒙巴、越南的胡志明及美国国内的杜波伊斯、马尔科姆、克鲁斯等人都对黑人激进分子施加了很大的思想影响。可见毛泽东的中国是与古巴革命、非洲民族主义等一起把黑人革命深深地国际化了，并促使了其向激进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合力的作用，而非单一的作用，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的影响。

其次，中国和毛泽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少数黑人精英身上，大部分黑人激进分子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还是一知半解，他们大都只是选取毛泽东著作中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阅读和利用。虽然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哈菜姆，似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一些在大街上闲逛的黑人激进分子甚至穿着打扮得像中国农民的样子。但这主要是表面形式，很多自封的黑豹党的理论家其实并没有读毛泽东大量的著作。牛顿后来希望把党对游击战和暴力的强调转到更深入更广泛地讨论党将来的目标。1970年他提议创立一所意识形态学院，在那里参加者能读到或聆听讲授一些经典著作，既包括马克思、毛泽东、列宁，也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尼采等人的著作。不幸的是，意识形态学院并未成功。很少有党员看这些抽象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语录》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本游击战手册。他们从法农的著作中也只是选择有关暴力的章节来阅读。黑豹党成员不愿意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和武装斗争无关的东西。一些激进的黑豹党人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共产主义联盟发起的学习小组。阅读的材料包括毛泽东有关哲学的四篇论文和列宁选集中比较长的章节，但内容对这些人来说太多了，他们最终在激烈的争吵中离开了这个小组。黑豹党的男性成员也很少读毛主席语录中论述妇女的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黑豹党不仅忽视了妇女解放斗争，甚至在组织中还产生了对女性的压迫。(72)而且随着世界局势和中国外交的变化(从革命外交到务实外交)，尤其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日益改善以来，一些主要的激进派的黑人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因中国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改变。如威廉回到美国后，专心从事研究中国的工作，再无过于激进的言辞和行动。黑豹党也把其重心转为免费早餐、免费学校和免费诊所等社会改革活动，暴力激进行为日益减少。

除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手段方法上的实用主义，其目标上的理想主义也是重要的特征。当时美国黑人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他们想追求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的未来和一种实现这一理想快速而实用的方式。这个“体现出共产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很多美国黑人(如杜波伊斯、威廉、牛顿、克利弗、布朗等黑人领导人)带着自己的理想以及对中国的理想来到中国，他们看到了理想期望中的东西：妇女解放、废除官僚体制等。中国革命的试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典范。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具有吸引力的国度，社会主义中国人人平等、集体至上、团结友爱、勤俭节约，(73)而中国的贫穷、落后以及这场陷入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破坏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使在中国住了三年多的威廉也是如此。他由于语言不通，无法阅读中文报刊书籍，也不能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看到那个一直伟大正确的中国。他即使偶尔了解了部分真实的矛盾的情况，只能或者为了自己的安全保持沉默，或者直接为中国辩护以表达政治忠诚。(74)可见思想文化的跨国转介由于语言不通、文化隔膜以及政治等因素会出现很多遗漏、错误和误解，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贝乐登•菲尔兹在讨论法国“毛主义”的文章里告诉我们，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理论，毛主义是被那些“并不确切知道它是什么的法国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从血缘上它更接近法国的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75)文安立在《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中也曾写道：“1960年代古巴和越南革命鼓舞了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左翼国家和运动(乃至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群体)，但这种鼓舞大多数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而且有时是基于对古巴、越南革命本身极为肤浅的了解。如果说得好听的话，这可以被称为创造性的误解。”(76)我们可以仿效这样的结论，美国黑人接受的毛主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美国激进黑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但并非完全的真实。

注释：

①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omas Borstelmann,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zza Salama Layt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ivil Rights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1-196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

②Robert F. Williams, Negroes With Gun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xviii-xix.

③Timothy B. Tyson,“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September 1998), p. 552; Timothy B. Tyson, Radio Free Dixie: Robert F. Williams and the Roots of Black Pow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p. 95, 101.

④Robert F. Williams, Negroes With Guns, p. 26.

⑤Ibid., p. xxv.

⑥Timothy B. Tyson,“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pp. 564-565; Robert F. Williams, Negroes With Guns, p. xxviii.

⑦Timothy B. Tyson, Radio Free Dixie, pp. 290-291;“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aggle”, p. 565; Robert F. Williams,　Negroes With Guns, p. xv.

⑧《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第1版；又见《世界知识》1963年第16期，第1-2页。英文版同时在中国对外宣传的英文报纸《北京周报》上刊出，见Peking Review, Vol. 6, No. 33, August 16, 1963。

⑨《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发表长篇文章毛主席声明把美国黑人斗争提到应有国际地位》，《人民日报》1963年8月27日，第4版；《美国黑人的觉醒(三十八)》，《参考消息》1968年7月13日；艾纳：《像火炬一样照亮了被压迫人民的心——综述全世界热烈拥护毛主席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的反应》，《世界知识》1963年第18期，第10-11页。

⑩于木：《“胜利的是我们!”——罗伯特•威廉夫妇访问记》，《世界知识》1963年第19期，第21-22页。

(11)Timothy B. Tyson, Radio Free Dixie, pp. 295-296;“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p. 568.

(12)“Speech by U. S. Negro Leader Robert Williams”, Peking Review，Vol. 9, No 33, Aug. 12, 1966, pp. 24-27.此次集会规模很大，有1万多人参加，廖承志和郭沫若先后致辞，一些国际友人也应邀发言，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参加了集会，并同威廉等人亲切握手交谈。见Peking Review, Vol. 9, No. 33, Aug. 12, 1966, pp. 19-23。

(1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8年4月17日，第1版。英文版见Peking Review, No 16, April 16, 1968, pp. 5-6。

(14)《毛主席的声明有力地鼓舞美国黑人斗争　美国黑人必须拿起武器把斗争推向前进罗伯特•威廉和杜波依斯夫人热烈欢呼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8年4月18日第1版。

(15)《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九大”代表和首都五万军民欢庆“五一”》，《人民日报》1969年5月2日第1版。

(16)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Souls 1, No. 3(Fall 1999), p. 6.

(17)吴立斌：《简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2期，第4页。

(18)同上书，第6页。

(19)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8.

(20)具体参见Ruth Reitan,“Cuba,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the US Black Movement in the 1960s: Issues of Security”, New Political Science, June 9, Vol. 21, Issue 2。

(21)参见Robeson Taj P. Frazier,“Thunder in the East: China, Exiled Crusaders, and the Unevenness of Black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Quarterly, Volume 63, Number 4, December 2011, pp. 929-953。

(22)Timothy B. Tyson,“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p. 568.

(23)Timothy B. Tyson, Radio Free Dixie, p. 297;“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p. 567.

(24)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4.

(25)Max Standford,“Black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And Tactics”, The Black Scholar, Vol. 2, No. 3, November 1970, pp. 31-32.

(26)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6.

(27)革命行动运动领导人主要通过阅读威廉的《改革者》报纸来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例如下文所讲的斯坦福的很多文章都直接引用了《改革者》上的论述，但直接引用毛泽东著作的内容很少。

(28)Max Standford,“Black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And Tactics”, p. 31.

(29)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8.

(30)后来黑豹党更是直接把中国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稍加改造变成了自己的道德规范，后文将具体论述。

(31)很多美国学者认为马尔科姆的思想对其死后的黑人权力、黑豹党和城市骚乱等激进运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确信，马尔科姆是黑人权力的思想之父，黑人权力派是马尔科姆遗嘱的执行者。具体见Peter J. Paris, Black Religious Leaders: Conflict in Unit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1, pp. 213-215; GeorgeBreitman, ed., Malcolm X: The Man and His Idea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5, p. 265; Theodore Draper, The Rediscovery of Black Nationalism, New Yoke: The Viking Press, 1970, pp. 101, 117等。

(32)关于泛非的社会主义参见Max Stanford,“The Pan-African Party”, The Black Scholar, Vol. 2, No. 6(February 1971), pp. 26-30。

(33)Max Standford,“Black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And Tactics”, p. 30.

(34)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9.

(35)Ibid., p. 20.

(36)G. LouisHeath, ed., Off the Pigs!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 Inc., 1976, pp. 2-6.

(37)G. LouisHeath, ed., Off the Pigs!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 23.

(38)Ibid., p. 85.

(39)Ibid., p. 149.

(40)Ibid.，p.150.黑豹党三大纪律直接从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第266页采用了这些规则，但有轻微改变，黑豹党八项注意直接来自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第256页，具体见G. LouisHeath, ed., Off the Pigs!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p. 150, 387-388。

(41)Herb Boyd,“Malcolm X, Mao and a Radical’s Memoir”, New York Amsterdam News,2006. 5. 25, Vol. 97, Issue 22, p. 22.

(42)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3.

(43)《美国黑人的觉醒(四十三)》，《参考消息》1968年7月19日。

(44)G. LouisHeath, ed., Off the Pigs!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 169.

(45)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p. 7-8.

(46)Ibid., p. 23.

(47)G. LouisHeath, ed., Off the Pigs!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 148.

(48)Ibid., pp. 156-158.

(49)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26.

(50)G. LouisHeath, ed., Off the Pigs!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 61.

(51)Ibid., pp. 13, 160.

(52)Ibid., p. 48.

(53)Ibid., pp. 159-163.

(54)罗伯特•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1-267页。

(55)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25.

(56)Ibid., p. 24.

(57)这方面代表性的论述见Kenneth B. Clark, Dark Ghetto: Dilemma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Stokely Carmichael & Charles V. Hamilton, Black 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Penguin Books Ltd., 1967; Robert L. Allen, Black Awaken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69等。他们认为黑人社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附属于白人美国，就像欧洲列强直接控制下的亚非殖民地。殖民地不必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关键看这种殖民关系和统治与附属的结构。艾伦后来在《重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一文中，又把经民权立法废除种族隔离制后的黑人境况看作新殖民主义统治，认为白人权力机构通过黑人中产阶级对美国黑人进行间接的新殖民主义控制。见Robert L. Allen.“Reassessing the Internal(Neo) Colonialism Theory”, The Black Scholar, Vol. 35, No. 1(Spring, 2005)。

(58)例如深受毛泽东影响的斯坦福就说：“不管什么客观条件，我们美国黑人必须制造自己的革命。”见Max Standford,“Black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And Tactics”, p. 30。

(59)参见Jodi Melamed,“W. E. B. Du Bois’s UnAmerican End”,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40, No. 3(Fall, 2006), p. 542。

(60)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8

(61)古巴革命对美国黑人的影响见Ruth Reitan,“Cuba,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the US Black Movement in the 1960s: Issues of Security”, New Political Science; Jun99, Vol. 21 Issue 2; John A. Gronbeck-Tedesco,“The Left in Transition: The Cuban Revolution in US Third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0, No. 4(Nov., 2005), pp. 651-673等；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对美国黑人的影响见James Hunter Meriwether, Proudly we can be Africans: Black Americans and Africa, 1935-196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等。

(62)理查德•沃林：《毛主义的诱惑——〈来自东方的风〉导论》，梁爽译，《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期。

(63)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2.

(64)关于美国黑人文化革命的论述参见Akbar Muhammad Ahmed and Max Stanford,“The Roots Of the Pan-African Revolution”, The Black Scholar, Vol. 3, No. 9(May 1972), p. 51和Cynthia Young,“Havana up in Harlem: LeRoi Jones, Harold Cruse and the Making of a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65, No. 1(Spring, 2001)等。

(65)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31.

(66)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3.

(67)《美国黑人的觉醒(四十六)》，《参考消息》1968年7月23日。

(68)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35.

(69)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世界知识》《北京周报》等中国主流媒体和杂志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除了上面注释中的相关文章外，代表性的报道和文章还有：《不屈的黑人战士——访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人民日报》1963年10月8日，第3版；《全世界人民热烈欢迎毛主席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20日，第1版；《毛主席的伟大声明给美国黑人指明斗争方向　美国黑人抗暴怒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第5版；梅逸，《美国黑人运动在高涨中》，《世界知识》，1964年第12期；李朝增：《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世界知识》，1963年第21期；朱育莲：《备受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世界知识》1963年第16期等，《参考消息》在1968年连载了以“美国黑人的觉醒”为题的46篇文章。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英文报纸《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也刊载了大量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报道(见文中有关注释，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周报》的英文编辑是一名美国黑人。她叫维基•加尔文，出生于纽约一个黑人工人阶级家庭，一直积极参加劳工运动。后来她去了加纳，与杜波伊斯交往密切。通过杜波伊斯，加尔文得到了一个为《北京周报》的英文翻译做校对和修改的工作，并且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一个教职。她从1964年到1970年一直留在中国，在美国黑人自由斗争、非洲独立运动和中国革命之间搭建了桥梁)。这些形成了批评美国、迫使美国进行民权改革的中国舆论。美国新闻署收集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塞尔玛运动后，美国新闻署认为，“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中国，来自北京的宣传批评民权法，认为约翰逊呼吁选举权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麻痹黑人的斗志。社会变革只有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发生。法律和法院都只是统治阶级压迫美国人民的工具”。见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 235。

(70)Robin D. G. Kelley 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13.

(71)法农对美国黑人的影响见Richard H. King, 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72-200等。

(72)Robin D. G. Kelleyand Betsey Esch,“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 p. 24.

(73)如杜波伊斯1959年、1962年两次访华时，对中国满是赞美之词：“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令我如此震撼和感动……从来没看到过像中国这样伟大而光辉的奇迹。”“在那里，他看到了真理和诚实，知识和理性，无私和牺牲，思想开放，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勇气等，所有这些优良品质在无数的中国人的生活中熠熠生辉。”见Andrew G. Paschal,“The Spirit of W. E. B. Du Bois(Concluded)”, The Black Scholar，Vol. 2, No. 6, pp. 40-42。其他后来访华的黑人领导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大致如此，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74)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介绍方面，威廉忽视了它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只是依据中国政府对“文化大革命”的叙述，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缺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争论复杂性的认知。见Robeson Taj P. Frazier, Thunder in the East: China, Exiled Crusaders, and the Unevenness of Black Internationalism, pp. 945-947。另一个为中国政策辩护的著名美国黑人是杜波伊斯夫人雪莉•格雷厄姆，她经常来中国参观，与中国关系密切，并于1977年病逝于中国。见Gerald Horne, Race woman: The lives of Shirley Graham Du Bo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75)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9页。

(76)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0页。

来源时间：2020/7/5   发布时间：20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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