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心伯  来源：瀛寰治略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引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就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同1950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对于构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意义那样，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角度看，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具有转折性意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以伊朗和朝鲜为代表的‘无赖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特别是‘圣战’恐怖组织”正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宣称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突出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对华基调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致。这标志着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博明(Matthew Pottinger)直言不讳地宣称，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的概念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最前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自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战略对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之所以称之为战略竞争，是因为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各自战略与政策调整以及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等，正在使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不仅如此，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与演变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美竞争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聚集分析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中美竞争，剖析中美竞争的特点与性质，或探讨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学术界与政策界更好地认识和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然而，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对中美竞争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某个时段或某个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和性质也不能仅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论，而是要结合历史上大国竞争的共性和21世纪时代条件所塑造的个性加以分析，需要探讨竞争的一般性规律和新的时代特征。对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的思考也不能仅着眼于中美关系本身，更要顾及其对21世纪大国互动方式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因此，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应该关注竞争的理论与规范、中美竞争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竞争行为，把握中美竞争的实质，探讨中美竞争的管理之道。

国际竞争的规范与理论视角

国际政治中的竞争是指国家之间对力量、利益、地位、影响力和声誉等有形或无形要素的争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国家之间的竞争状态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基本状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间的竞争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层次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单位层次上的自利动机，决定了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与合作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目标的两种基本行为。建构主义则认为，在洛克式无政府社会(亦即当下的国际政治状态)中，竞争是国家行为的基本逻辑。因此，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竞争是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视角。

在国家间关系中，竞争往往与合作和冲突并存。“从整个国际关系到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几乎总是处于国际竞争、合作与冲突的混合状态之中，越来越难以找到单一而纯粹的状态，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或在不同的领域、问题上竞争、合作与冲突同时并列。”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竞争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可能转化为冲突，也可能转化为合作。当竞争双方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就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使得竞争力度不断加剧。尤其是当竞争的着力点转向“压制、伤害以致消灭竞争对手”时，竞争就会走向对抗和冲突。而当竞争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基于自身能力和收益判断决定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竞争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竞争就有可能转向合作(共赢)。

竞争既是国家间的主要互动方式之一，又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当竞争成为国家间主导性的互动方式时，国家间关系就呈现为竞争型关系，它不同于国家间的合作型关系和敌对型关系(见表1)。一般来说，竞争型的国家关系主要表现如下(见表2):政治上，双方争夺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并试图影响对方的国内政治进程，使其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上，双方争夺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素，谋求经济交往中更多的绝对或相对收益，并试图使双边或多边经贸安排更多地反映己方利益偏好。军事上，双方围绕军事力量优势(或可靠的威慑能力)，以地缘政治为代表的安全利益和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利益诉求开展竞争，双方都在军事上为发生冲突做准备，但又都希望避免严重冲突。竞争型关系并不排除合作与交流。有学者对国家间竞争型关系中存在的合作与交流做出以下描述:在军事领域，国家间互动频率不高、多样性不足，可能在联合搜救等军事演习、联合国维和行动、非核心军事情报资源共享和低层次军事技术与产品的交流等方面存在有限合作。在政治领域，国家间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各层次、多议题的政治性交流比较频繁，在多边框架内的接触也比较多。在经济领域，国家间维持一定数量的金融和商品贸易额。此外，竞争型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抗和冲突的内容:竞争双方利益上的冲突性增强;一方或双方采取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措施;双边关系的既有安排被破坏，如“威胁冻结合作或退出合作，不再遵守已有的协议和框架”;双边关系发生危机的风险点明显增加，甚至在多个议题上同时发生危机、在局部发生冲突和对抗。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正如杨原所指出的，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竞争的基本范式。

基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对国际竞争做出不同的分类(见表3)。第一种是基于规则/不基于规则的竞争。一般来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眼中的世界是反映洛克文化的，因而国家间的竞争是基于规则的、有序的;现实主义眼中的世界则是反映霍布斯文化的，竞争不受规则的约束、是无序的。第二种是非冲突性竞争和冲突性竞争。非冲突性竞争不涉及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如各国在教育、卫生、学术和环保等领域的竞争或竞赛，而冲突性竞争则源于双方利益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或完全不相容，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可能。第三种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以提高己方能力、增进己方福利为目的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着眼于削弱对方能力、阻止或妨碍对方实现其目标的竞争则是恶性竞争，其结果可能是零和甚至双输。总体而言，有序的、非冲突性的、良性的竞争是积极的，而无序的、冲突性的、恶性的竞争则是消极的。

在国际关系中，不同领域的竞争具有不同含义。经济上的竞争有助于推动竞争参与者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价格等，这既有利于增强各方的竞争力也有利于消费者，因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竞争“促进了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当经济竞争转向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等形式，就会扰乱市场、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显现出破坏性，对国家间政治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政治和外交领域的竞争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竞争各方对内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对外增强外交吸引力，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发展模式，改善世界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及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安全领域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几乎都是负面的，安全竞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加剧各方的不安全感，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不利于国际局势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更新等都会对竞争的形式、内涵以及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认为，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国竞争呈现出如下特点:竞争会创造一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各国偶尔会就调节各方行为的规范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典型的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军事竞争与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也会塑造这些竞争，但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冷战时期，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道成为驱动大国竞争的关键动力，形成了以政治画线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都鲜明地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形式和内容。与过去相比，21世纪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21世纪的大国竞争重点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领域，从而大大减少了冲突性竞争发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传统的军事和均势手段在应对这种竞争方面效应有限。第二，由于“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中运行”，国际竞争越来越是有规则的竞争，因而是有序的、可控的。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上升和利益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深刻地影响着竞争的目标、力度和演变路径，使得良性竞争远远多于恶性竞争。第四，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竞争的领域。网络、5G通信、太空、深海与极地都在成为大国的竞技场，技术不仅关乎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关系到地缘政治影响力。

竞争对于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的不平衡。新兴国家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会谋求改变或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利益和影响力分配，从而推动国际体系的演变。这种变革既有渐进性的，也有革命性的，前者表现为经常性的和平调整，后者则表现为霸权战争。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机制是战争，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存在制约大国战争的强大因素，体系变迁的主要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竞争推动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或支配国家)调整其利益分配，改革国际机制，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竞争不仅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形式，也是21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从行为体的角度看，各国的竞争行为存在差异，它既受到一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在战略竞逐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会比较弱的一方感知到更多的竞争，并倾向于在更广泛的互动领域开展竞争。这一点也适用于对战略竞争的分析。此外，决策者的理念和行为偏好也会塑造国家的竞争行为，其如何看待和处理竞争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承认竞争的存在、不回避竞争是一种客观的务实态度，而强调和突出竞争则常常意味着决策者要将一国的政策立足点更多地置于竞争之上，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更多关注竞争面而非合作面。决策者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努力使竞争保持良性、防止竞争失控，是积极和建设性的;而决策者专注于扩大和强化竞争则有可能导致恶性和不可控制的竞争，是消极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

上文对竞争规范和理论的梳理对我们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两国间竞争加剧的现实。第二，中美竞争带有21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点和本质，更好地认识和驾驭竞争。第三，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会调整两国间的利益关系，还会对国际体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第四，虽然中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形态和演变取决于两国的竞争行为，其后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中美双方应积极地管控竞争，使竞争的建设性最大化、破坏性最小化。

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中美关于竞争关系的认知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在奥巴马任期内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这里有必要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两个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对竞争的态度以及两国学术界对竞争的认知。

(一)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冷战结束后，国际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颠簸不定的时期，摩擦和对抗的态势突出。中方希望尽快稳定中美关系，避免陷入长期对抗，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美方则在人权、不扩散和经贸等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不断向中方施压。经过一段时期的斗争和探索，双方在1997年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这一共识受到了共和党保守派的挑战。1999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这一论断做了如下解释:“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实现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尤其是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推动亚洲的力量对比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改变。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称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执政后，继承了竞选期间有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的概念，被提名出任国务卿一职的科林·鲍威尔(Colin L. Powell)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但也不是无法避免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中国，但矛头所指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是战略竞争关系，这一认知成为小布什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处理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优先事项，小布什政府也据此对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和亚太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调整。

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是新保守主义理念与共和党“逢克必反(Anythingbut Clinton)”的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共同塑造的结果。它反映出美国保守势力为了在后冷战时代维护和巩固美国“一超独大”地位，致力于加强防范来自新兴大国中国对其力量和地位的挑战。对于小布什政府所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命题，两国学者试图做出学理上的阐释。中国学者袁鹏认为，鉴于在涉及中美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如国际政治、安全、外交、文化意识等)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战略竞争对手”更能反映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但他同时指出，“战略竞争”本身存在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走向合作式竞争进而缔造战略合作关系，一种是变成“冲突式竞争”最终演变为“战略对抗”状态。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前景应是“双方最终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大国合作‘双赢’的新局面”。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认为，“战略竞争”的描述更符合当下中美关系的实际，“新的中美战略角逐的实质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结构和性质的世界观的冲突”，中美竞争的焦点是东亚的战略主导地位和领导权。但他强调，“战略竞争者”不等同也不必然成为“战略敌手(strategic adversaries)”，竞争者能够在特定的有限领域(很多是战略上重要的领域)合作，同时在总体上保持竞争性的有时甚至是纷争的关系。这里中美两国学者都承认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都承认存在合作的需要和可能，都不认为竞争一定会导致冲突。

随着“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反恐为中心，小布什政府淡化了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在对华关系上也从强调战略竞争转向寻求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在小布什政府的安全视域中，中国具有显著的两面性:既是一个需要严密提防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又是一个需要与之合作的在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伙伴。美方尤其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夸大其词的评论:“当下中国并不面临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直接威胁。然而，其仍继续大规模地投入军事建设，特别是那些旨在提高力量投送能力的项目。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已经危及地区军事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当前趋势使其有能力在远远超出台湾的亚洲其他地区遂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从而有可能对在本地区活动的现代化装备军队构成可信威胁。”2006年小布什政府发布了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与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隐晦的方式谈到来自中国的军事竞争不同，这份报告直言不讳地断言:“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务实合作成分，但强硬派主导的军方从未放松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警惕，也没有忽视谋划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虽然坦承两国之间(主要在经济领域)存在分歧、摩擦、争端、矛盾和问题，强调对此要妥善处理和解决，但始终回避使用“竞争”一词。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认为:“外交上，‘战略竞争’的含义和‘战略伙伴’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有某种对立的味道。”在他看来，小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9月，温家宝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更强调:“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当然中方并非没有意识到中美关系中竞争因素的存在，而是希望通过在言辞上淡化竞争，使双方更多地聚焦合作面、更好地管控竞争。这是一种处理双边关系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在2007—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对华态度比较务实，他表示:“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事实上，在美国遭受严重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执政初期更加注重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军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中美在一些双边、国际与地区问题上摩擦不断，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出来。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对于中美之间不断上升的竞争态势，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是:竞争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但要管理竞争，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与美方相比，中国官方较少公开谈论中美竞争，但承认在经济、地缘政治领域中竞争关系的存在，强调两国之间要开展良性竞争或良性互动。胡锦涛在2011年11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表示:“中美两国企业在合作中也会有竞争，这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良性、公平的竞争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12年3月26日，胡锦涛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出，要确保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中方尊重美方在亚太的存在和正当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美方充分考虑中方利益关切并予切实尊重”。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强调，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在亚太相互包容、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互动格局”。实际上，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调整已经使中方敏锐地觉察到中美亚太竞争态势的加剧，但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选择了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

中美学者对于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竞争关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对于竞争加剧的原因，中国学者总体上倾向于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导致两国各自做出战略与政策调整。对于竞争的范围，一种观点强调中美竞争的全面性，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希望在东亚赢得安全、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利益，而美国则以影响、限制和塑造中国的行为和选择为目标”。中美竞争“涉及亚太的格局走向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如东亚合作与亚太合作的竞争、中国作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政治安全中心的竞争、地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等”。对于中美竞争关系的前景，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见解。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中美将保持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势软化”三大机制的驱动下，中美有望展开越来越多的良性竞争，形成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中美完全有可能在亚太地区避免战略对抗和新冷战”，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比较悲观的观点则认为，中美已形成类似美苏关系的“新冷战”或“亚冷战”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会加剧，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但两国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基调难以被根本改变，双方都会努力避免严重冲突的发生。

美方学者也普遍觉察到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显著上升，并大多将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解释为:中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大增，在对外行为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奥巴马政府在加强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受挫后，不得不推出“再平衡”政策，对华实施遏制性接触(congagement)，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关于中美竞争的地理范围，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再平衡政策聚焦于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但也有学者强调中美角逐“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展开，存在于全球每一个角落”。对于中美竞争的走势，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从根本上变得更富有竞争性，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成了新常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再平衡强化了与中国的经济、战略与政治竞争，但接触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虽然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应对中国挑战的更大决心，但其采取的行动是谨慎节制的，以免扰乱更加广泛和多方位的对华关系。还有一些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谋求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因而牺牲了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和长远战略利益，鉴于“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他们呼吁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国力量的崛起进行牵制，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事实上，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挫折感显著上升，大多主张下一届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意味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都将不可避免。

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中美双方对竞争的态度和认知具有以下特点。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从强调竞争到淡化竞争(尽管在军事领域一直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中方则否认中美竞争关系的存在，更多地强调合作及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学者虽肯定竞争关系的存在，但认为竞争不排除合作，也不意味着会走向冲突。在奥巴马时期，美方从强调合作转为关注竞争，中方则承认竞争的存在，双方都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希望开展良性竞争，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国学者认为竞争态势的凸显源自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对竞争的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则存在不同估计;而美国学者大多认为奥巴马政府突出对华竞争是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尽管中美竞争加剧，但美国政府仍谋求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接触与合作仍是其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从小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中美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和亚太地区(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还不是战略性的)，竞争是局部的而非全方位的;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也在发展，有些时候双边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后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重新塑造对华关系。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相结合，催生了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的行为。自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吹响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后，美国对华竞争在经济、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展开，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见。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及其行为偏好。

(一)经济竞争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是“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经济安全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内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受到了在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的经济竞争的挑战。”报告甚至将这些挑战称为“经济侵略”，强调美国“将不再对违规、作弊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特朗普政府宣示，其应对经济竞争的目标是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竞争才是良性的。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时，美国将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聚焦于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往来”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涵盖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和实施机制等广泛内容。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和市场开放，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商品采购、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市场。二是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如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放弃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阻断中美技术研发合作，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全球围堵。三是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称:“中国经济没有充分地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国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经济。”美方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普遍指责集中在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不以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做法上，认为中国借此在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所谓“结构性问题”的严苛要求。

中国应该也必须对中美竞争关系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引领作用。塑造良性竞争的中美关系、推动国际体系的良性转型，这将是中国对21世纪国际政治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行为受到不同经济思维的影响。第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重视降低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加征关税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第二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关心的是确保经济交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系中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美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切断在高科技领域的中美供应链、通过迫使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出而重塑全球产业链等。这一派的主张受到国家安全界的支持。第三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看待对外经济交往，主张按照多边(同时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更多地进入国外市场。在对华政策上，要求中方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改善美资在华商业环境等。这三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对华经济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抱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分歧点则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主要关注传统的商品贸易，经济自由主义关心扩大在华服务业市场份额，而经济现实主义则寻求中美在高技术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脱钩，限制中美经贸联系。就其所偏好的结果而言，前两者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业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扩大中美经贸联系，后者则会严重削弱中美经贸纽带。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其试图在对华经济竞争中照顾上述不同经济思维的政策诉求，这使得中美博弈更加复杂化。

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竞争行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但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却是在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对华“脱钩”以及对华为的打压正在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第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的技术限制与封锁势必会放慢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第二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趋势。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同步，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技术脱钩”行为使中美技术合作的势头严重受阻，迫使中方以更大决心和更多资源投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美“技术脱钩”的趋势正在生成，长远而言，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渐行渐远。第三是“技术冷战”的爆发和世界分裂为不同的技术应用阵营。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和中国的自主创新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展一场“技术冷战”，这将加速隔断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将沿着不同的技术路线、法规和标准发展，以美国和那些在其压力下拒绝中国技术的国家为一方，以中国和那些采用中国技术的国家为另一方，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分道扬镳，全球化的世界沿着技术断层线走向分裂，这一断层线还可能会延伸到投资、贸易甚至金融领域。中美技术竞争由此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二)地缘政治竞争

基于世界回归大国竞争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竞争范围涵盖全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在印太地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在西半球，“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款将该地区拉入自己的阵营”;在非洲，中国正在扩大经济和军事存在，“中国通过腐蚀当地精英阶层、控制采矿业、让非洲国家受制于不可持续和不透明的债务和承诺的做法，损害非洲的长期发展”。

印太地区是美国对华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特朗普政府声称，印太地区日益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和武断的”中国，它愿意为了谋求“扩张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而接受摩擦，是印太地区的“修正主义大国”。为强化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政府祭出了“印太战略”，该战略在推进对华竞争方面具有五个特点:第一，把太平洋和印度洋整合为一个一体相通的地缘政治概念，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扩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关注。第二，强调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是两种不同的秩序愿景的竞争。美国将其印太战略的内涵界定为“自由”和“开放”。所谓“自由”，是指该地区国家不受他国胁迫，而且能在本国国内维护自由民主体制，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力和自由;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印太地区海上交通线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尤其是南海不被任何国家控制，能够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这些表述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涵。第三，把印度纳入美国地区战略构想，借助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第四，在安全层面，以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合作)为主，以这四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如“印太海上安全倡议”)为辅，旨在平衡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增长，牵制中国在西太平洋及北印度洋的海上军事活动。第五，在经济层面，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的经济倡议，投入资金支持印太地区相关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201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建造法案(BUILD Act)”经特朗普签署生效。该法案整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相关部门，在原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体基础上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IDEF)，将美国全球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增加至600亿美元。美国采取的这一重要举措旨在与中国开展竞争，正如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所称，美国重组国际发展与融资项目，以为某些国家提供“公正透明的选择，以替代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美国还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印太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关系，共同出资支持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如此，美国还以各种方式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大肆宣扬其所蕴含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技术风险，通过引诱与施压两手并用企图使相关国家拒绝或疏远中国的资金和项目。

南海是“印太战略”的重点关注。特朗普政府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软弱，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行动，因此美国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国政府首先通过舆论战抹黑中国、动员盟友和为美国的行动张目，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歪曲中国的最终意图是控制整个南海。为达到增加中国南海行为的成本、阻止中国进一步巩固其在南海地位的目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手段。美军显著提升其在南海军事行动的频率和强度，在南海开展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和举行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具挑衅性、针对性和威慑性。美国还向南海派出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并威胁要以军舰身份对待中国在南海的民兵船只。特朗普政府更直接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撤出在南海岛礁的导弹部署。2019年3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访问菲律宾时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相关政策的重大变化，也暴露了美国要更深地介入南海问题的意图。此外，美国还积极动员盟友和伙伴介入南海问题，2018年以来日、澳、英、法等国先后派军舰赴南海活动。2019年5月，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四国军舰在南海海域编队航行，并开展联合演习。

台湾问题在“印太战略”中占有突出地位。特朗普政府极为重视“台湾牌”的战略和战术价值。在国会和行政当局内部亲台势力的竭力推动下，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加大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力度。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经国会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为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军事合作也有实质性突破。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台出售66架F-16V战斗机，总价值88亿美元，是美国对台军售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是时隔27年后台湾地区第一次从美国购得新型战斗机。美国对台军售模式也出现重大调整，如允许技术转移、鼓励商售、聚焦不对称作战武器等。双方军事交往日趋热络，层级不断提高。美国还利用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海军科研船只停靠台湾岛等形式来展现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力度，如出于对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三国与台湾地区断绝“邦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不满，召回美国驻三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并向台湾地区在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其他“邦交国”施压，防止它们效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经美方同意台湾地区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CUSA)”，将“台湾”与“美国”并列，旨在凸显“台湾”的政治身份。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公然把台湾地区称作“国家”，事后美方并无纠错之举。这些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红线，使“一中一台”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新模式。

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视野还投向了太平洋岛国。由于该地区关系到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海上战略通道利益，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和定位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与这些岛国经贸联系的扩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感到不安。2019年5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来自帕劳、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等三国的领导人，并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其对一个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兴趣”。2019年8月，蓬佩奥访问南太岛国，声称美国加强与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抵抗中国“以威权主义”姿态重塑岛国地区版图，试图说服这些国家减少甚至停止与中国的互利合作。82特朗普政府还动员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还延伸到非洲、拉美等印太之外的地区。2018年3月，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Tillerson)在其上任后的首次非洲之行中，凡所到之处都在警告非洲国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贷款，以免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控制，甚至“损害国家主权”。2018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谓“非洲新战略”，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矛头对准中非关系，企图使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疏远中国，在政治上拥抱西方模式，在军事上警惕与中国的合作。面对近年来中国在长期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投资和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中拉关系的发展，特朗普政府深感不安。2018年10月，彭斯在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并通过向某些承诺关照中国战略利益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直接支持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同月，蓬佩奥访问巴拿马期间警告巴方要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商务关系。2019年4月，蓬佩奥在访问智利时宣称，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具有“腐蚀性”，会“滋生腐败并侵蚀民主与秩序”。特朗普政府还通过“美洲增长”倡议推动美国企业参与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竞争。抵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牵制中拉关系的发展业已成为美国拉美外交的重点。此外，从劝阻以色列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合作到试图阻止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烽火还蔓延至中东和欧洲。中美地缘政治角逐已然具有全球性。

(三)政治竞争

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重视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一方面是出于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需要。正如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需要部分地将来自中国的挑战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从历史上看，那些能够打动和激励美国人民的是让他们认识到，维系其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强化对华政治竞争也是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反应。通过接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中国政治的演进使得美国政治精英发现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美国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之幻想的彻底破灭。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竞争的手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内政策，声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本质上是“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割裂开来，公开表示其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民。二是指责中国向其他国家“扩展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推广其“威权体制”中的某些做法，如腐败、使用监视手段等。三是大肆污蔑、炒作所谓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渗透”。2018年10月，彭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断言:“北京正在以全政府方式，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手段，来促进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目标。”彭斯声称，中国对美渗透的目标广泛，包括商界、影视界、大学、智库、学者、记者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官员。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邪恶的影响力和干预”，彭斯呼吁美国商界要拒绝向中方交出知识产权或助长“北京的压制行为”，美国新闻界要揭露中国的“渗透”和“干预”，美国学术界要拒绝来自中国的资助，美国社会要提高对华警惕。为了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渗透”，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美分支机构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这将使其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受到更多限制。2020年2月，美国国务院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家中国媒体隶属中国政府并受后者控制为借口，将其在美分支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它们今后根据相关规定处理在美境内的人员和不动产事宜。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宣布结束与孔子学院项目的合作。一些媒体和智库也跟风炒作。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指责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群体、中国在美留学生、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这些行为提升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威胁着美国的核心价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进程。冷战时代一度活跃的以鼓吹强硬对付苏联为宗旨的“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悄然复活，这次的使命则是向美国公众兜售“中国威胁”。特朗普政府、国会以及政府外保守势力的联手炒作使得美国社会迅速弥漫着浓重的反华情绪，美国对华妖魔化的倾向超过了中美建交以来的任何时期，“红色恐慌”正在重塑美国政治中心。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竞争战略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是全面性和“全政府”行为特征。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表现在军事以及亚太地缘政治上，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则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秩序等领域全面展开。全面竞争的推进需要“全政府”力量的配合。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称，“一项长期的战略竞争需要紧密结合国家力量的多种要素———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纵观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践，经济、外交、安全和执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协调行动，这对一向被认为内部协调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实属罕见。第二是竞争的“恶性”或对抗性。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的内涵，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敌手”意味，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特朗普团队内部的鹰派表现出要“惩罚”中国、令中国投降甚至崩溃的强烈冲动，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压、对抗、遏制、“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而言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并不排除必要的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对与中国合作持消极甚至反感的态度，两国关系中合作的空间急剧萎缩，这正是美国对华恶性竞争的外溢效应。第三是以经济为重点。特朗普政府信奉“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在大国竞争中尤其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的争夺，对华竞争从贸易入手，以高科技为核心，旨在阻遏中国在核心竞争力上的进步。以经济为主的对华竞争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反映，也是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第四是竞争越来越关乎国内制度与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基于利益考虑要挑战中国的经济体制，基于价值观考虑要挑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相信，中国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不仅是力量与利益之争，亦是国际制度与秩序之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断言:“中国和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试图根据它们的利益改变国际秩序。”政治制度之争和国际秩序之争使得当下的中美竞争散发出某种冷战气息。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正在对中美关系产生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凸显一方面是在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竞争的力度和方式又与特朗普团队偏激的理念和强势、极端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这是竞争的主观性的体现。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中美竞争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却又深深地打上了特朗普的烙印。

面对特朗普政府将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大力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做法，中国通过适应、引导、调整等方式予以应对。首先，正视竞争的现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中美竞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其次，强调要开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竞争、符合规则的竞争和良性竞争，要摒弃竞争中的零和思维。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意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而是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最后，面对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可能，中方也在经贸、科技、外交、安全、政治和人文等领域积极布局，以有效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更好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美竞争的实质与管理

在梳理了后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关系的演变后，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为何以及应如何管理中美竞争。

(一)中美竞争的实质

学术界对于中美竞争的实质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领导地位之争。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历史上曾在世界或亚洲拥有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会带来中美之间的竞争。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安全之争，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体系。第四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是多维度的，涉及经济(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安全、意识形态、社会、地缘政治、国际制度以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广泛且重大的利益分歧，中美竞争具有全面性。事实上，随着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中美全面竞争的图景已然显现。但是，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其次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即和平发展和不称霸。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围。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而不是霸权之争或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之争。第二，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第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界，缓解冲突和对抗。第四，中美竞争的结局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即使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

(二)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

中美战略竞争将重塑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形态究竟为何，当下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人士中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和认知。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将是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美国保守派智库人士(姑且称之为“冷战派”)，他们主张美国要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强化对华军事和外交压制，限制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经贸领域实现“部分脱钩”，在政治上妖魔化中国等。“冷战派”口头上谈论中美竞争，心里想的则是冷战式的对抗，要让中美走向“新冷战”或“准冷战”。这派观点与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的立场相吻合，对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较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的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中占大多数(姑且称之为“竞合派”)，他们认为:一方面，中美两国将在经济、军事、外交、高科技、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双方又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内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恐、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因此，中美互动主要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或竞争与接触交织，双方应谋求“竞争性共处”。值得注意的是，“竞合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观点差异，比如有些主张中美关系是竞争主导型，竞争为主、合作为辅，有些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有些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美国对华互动方式。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还是社会人文领域的———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是国家间关系中的正常状态而非不正常状态”，它“无须排除对特定的共同利益———集体的或是普遍的利益———的认同”。从长远看，两国政策精英对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共同信念会引导和塑造双边互动，防止竞争排挤合作或滑向冷战式对抗。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技术、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挑起的对华摩擦前所未有，但随着其负面效应的日趋显现，最终只会再次证实中方反复阐述的基本道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将有助于厘清对中美竞争限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提升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回归竞争加合作的基本面。

(三)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虽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的演变及后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选择与互动。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偏好恶性竞争手段，使得管理中美竞争成为十分迫切的挑战。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重大性使其蕴含着重大风险。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着中美走向长期性、系统性对抗的风险。在战术层面，军事领域的竞争存在着擦枪走火的风险，经济领域的竞争存在着经济交往大规模缩水、经济联系大范围“脱钩”的风险，政治领域的竞争存在着走向意识形态对抗的风险。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要减少和防范上述风险，还要给中美合作留出足够空间。

1.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有效管理中美竞争首先需要双方确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包括竞争的时代背景、竞争的限度以及对方的战略意图。中美竞争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格局演变的结果。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力量和影响力优势的相对衰落加剧了中美竞争。竞争也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在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一国独大局势转瞬即逝之后，世界又恢复了竞争的历史常态”。大国竞争正塑造“竞争性多极”的国际格局。竞争应当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试图抵制变化的大趋势，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当新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时候，美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基本任务就变成对它的世界地位的改变做出反应”。如果美国仍然信奉优势战略，从霸权争夺的视角看待中美竞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正当的利益诉求一味采取遏制、打压的态度，美国就误判了这场竞争的性质，就不能胜任这场竞争。同时也要看到，21世纪的中美竞争是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的大国竞争(两国都受到体系因素的制约)，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都承受不了走向全面军事对抗的风险)。因此，中美竞争的底线或边界就是不割裂现有的国际体系、不严重破坏现有的国际规范，防止中美经贸联系大幅缩水甚至中断，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和升级。此外，在大国竞争中，现存霸权或主导国容易夸大来自崛起国的挑战，并据此做出反应，这往往会加剧甚至恶化竞争。因此，美国避免以偏执心态任意夸大和渲染“来自中国的威胁”至关重要。

2.增强机制建设

机制建设是管理中美竞争的重要抓手，它需要双方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多层次、相互支撑且有效衔接的机制。第一层是外交互动机制，包括首脑互动机制、战略对话机制以及工作层面的磋商机制等。首脑互动机制主要发挥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战略对话机制旨在增进信息分享、降低不确定性和管理相互预期，工作层面的磋商机制则更多聚焦两国间互动议程的设置、商讨推进具体领域的合作和对分歧的处理办法等。第二层是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这些机制旨在增加两军之间对对方意图的准确了解，减少误解误判以及避免意外事件发生。第三层是危机管理机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危机管理能够防止对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冲击的意外事件发生，降低危机事件对两国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在危机管理的预防、准备、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中，中美尤其要加强在预防和反应阶段的沟通协调，要发挥现有机制(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的作用，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完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确保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可靠性。此外，中美还应加强对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探讨，力争形成重要共识。

3.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

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对推动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也至关重要。在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规范对行为体的认知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塑造与指导功能。就中美竞争而言主要体现有五点:第一，双方都应该认识到，长远而言决定竞争结果的是能否通过竞争提高自己而非削弱对方。归根结底，关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智的制度和政策设计、良好的执行力是提升各自竞争力的关键。第二，双方应有更大的格局和关怀，即不仅要通过竞争提升自己，还要推动21世纪国际体系的进化，这意味着应该合理调整国际机制的制度和规范，同时要尽可能避免撕裂或瘫痪现有的国际机制。第三，双方在竞争中保持谨慎、克制并在必要时妥协。双方应该明白各自力量的限度，承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的有限性，不越过底线或红线，不将对方逼到墙角。第四，双方应尽可能将竞争局限在利益之争的范围，避免扩大为制度之争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众所周知，冷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分，然而正如加迪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美苏两国曾为了保持各自在其中具有重要利益的国际体系的稳定缓和了意识形态竞争，将体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中美竞争也可从中得到一定启发。第五，要重视外交的作用。中美竞争主要是经济社会之争而非军事之争，竞争也不等同于对抗和冲突，因此在竞争中要积极运用外交手段促进沟通、谈判、协调以及合作。外交手段的充分与合理运用能够减少中美竞争所带来的冲突风险。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但中美竞争的全面性特征又使其隐含着多重风险，并给认识和管理竞争带来了复杂性，因为在特定阶段中美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如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等)可能会比较突出和尖锐，从而模糊双方对竞争本质的认识，影响各自对竞争关系的驾驭。当战略竞争的大幕开启之际，中美双方都应该准确把握竞争的本质特征，避免扭曲竞争的性质;双方还需要明了竞争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最坏的可能，它本身有很大的演变空间，良性或恶性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塑造;双方尤其需要认识到，竞争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应该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和扩大基于双边与多边共同利益的合作。

结论

中美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进入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也是当下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从历史的宏观视野观之，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刚刚升起，这一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由于中美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新特点，如何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棘手的挑战。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后冷战时期两国互动模式界定了随后1/4世纪中美关系发展轨迹，当下两国正在探索的竞争模式将决定今后20—30年中美关系演变的基本路径。

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影响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还会对21世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显著影响。如前所述，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由于制约大国战争的强大因素的存在，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美国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重要性则不断上升，“老大和老二”、现存霸权国家与主要崛起大国间的竞争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新的世界格局，包括权力结构、大国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国际机制与规范等。国际体系正在经历从单极向多极、从霸权向后霸权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是否顺利、是否能保持良性，将主要取决于中美竞争关系的演变。

中美两国在对竞争关系的塑造中将发挥不同的作用。美国虽然具有力量优势，但缺乏理念上的引领性。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结盟、霸权争夺、军备竞赛、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逐等成为美国的“战略习惯”，对霸权地位的痴迷也令一些美国政策精英更倾向于以零和思维看待与中国这样具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战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力量上与美国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理念上具有进步性。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得益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这一重要的经历使得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价值偏好。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倡议，它体现了一个新兴大国对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向往，更体现了一个新型大国理念上的进步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对中美竞争关系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引领作用。塑造良性竞争的中美关系、推动国际体系的良性转型，这将是中国对21世纪国际政治的重要贡献。

注释略。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

来源时间：2020/7/7   发布时间：2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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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57期
    【编者按：今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突然宣布，如果国际学生所在的大学秋季完全改为在线上课，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国际学生将必须离开美国，否则他们将被驱逐出境。移民局的这一举动也许是为了迎合特朗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企业和所有因疫情而改变经营方式的机构蔑视疫情、尽快复工、复产和复课的倾向，给美国高等教育界施加压力，迫使它们秋季恢复正常授课。本站咨询了在亚特兰大做中美教育交流的一位专家，她说，这个决定与各所大学所希望的移民局能继续今年春季和夏季的政策–容许学生上网课相反。各大学都会强烈反对的，希望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引发众怒之后会“改弦易辙”。她还说，这样的做法有欠考虑，好像决策人不知道留学生群体对很多学校的生存至关重要，也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截至去年11月，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接近37万，人数在所有国际学生中名列前茅。目前不清楚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在疫情期间返回了中国。从美国疫情目前失控的状态来看，美国各大专院校在秋季完全正常复课的可能几乎没有。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今天均宣布秋季改为全面在线上课。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两周前的决定是秋季复课，但教师可以选择面对面上课或在线上课。如果是这样，在埃默里大学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如果还在亚特兰大，他们就没有必要返回国内，但埃默里大学的决定是在疫情再度失控前做出的。本站会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在第一时间向读者通报最近进展。
      美国有专家说，这个行政命令会被学校或其他国际教育机构告上法庭，并对国际学生说，先不要急着“打道回府”，好事多磨，也许这个命令不久就是“失效”。】

     根据CNN最新报道，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本周一宣布，如果所在的大学转为仅在线授课，则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国际学生（F-1, M-1签证）将必须从美国离境，否则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性。（点击这里查看路透社的报道）

此举可能会影响成千上万来到美国上大学或参加培训课程的外国学生。

由于今年的疫情，全美的大学都开始做出过渡到在线授课的决定。例如，在哈佛，包括对住校生来说，都提供了所有课程在线授课。（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今天均宣布秋季改为在线授课。）

本周一，7月6日，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一份声明中说：

“如果国际学生申请的学校在秋季学期完全在线授课，则美国国务院不会向这些学生发放签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不会允许这些学生进入美国。”

这一消息宣布后，美国各个高校正在积极应对，正在讨论能否在新冠依旧严重的时期允许学生进校园上课。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数据，目前有110万国际学生持美国学生签证，其中中国占比约三分之一，这个新规将影响约40万中国留学生。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主要是以下三类F/M签证人群受到影响：

在美的中国留学生

在中国无法入境的在读留学生

秋季赴美入学的准留学生

The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 (SEVP) 规定细则

1、非移民F/M签证的学生不能留在美国完成接下来的线上课程。

美国国务院不会向在秋季学期在线的课程学生发放签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不会允许这些学生进入美国。目前在美国上完全在线课程的学生必须从美国离境，或采取其他措施，例如转学到线下上课或者混合授课（onsite+online授课）的学校以保持合法身份。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移民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启动遣返程序。

2、非移民F-1学生参与的线下课程需要受到联邦规定的约束，F签证学生最多可以在线学习一门课程或三个学分的网课。

3、采取混合模式（即在线课程和线下课程搭配）就读的非移民F-1学生可以选多于一门网课/或三个学分的网课。这些学校必须通过I-20表格“非移民学生身份资格证书”向SEVP证明，证明该课程并非完全在线、该学生本学期并非所有的课程都是网课，并且学生也在尽可能少地参加在线课程。上述豁免不适用于英语培训课程中的F-1学生或获得职业学位的M-1学生，他们不允许参加任何在线课程。

秋季学期开始，如果学校开始是线下课程，后来又改为线上课程，或者学生修改了所选课程，那么学校需要在10天内在SEVIS上更新学生的信息。

延伸阅读：

2020年7月6日，美国 IC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发布了一份公告，要求2020年秋季若学校是纯线上教学 F1学生不得待在美国。官方公告链接：

https://www.ice.gov/news/releases/sevp-modifies-temporary-exemptions-nonimmigrant-students-taking-online-courses-during

要点如下。

如果F1学生的学校2020年秋季学期是纯线上教学，那么：

F1学生将不能获得新的签证；

即使有有效F1签证，也会被拒绝入境；

即使该F1学生已经在美国境内了，也必须离境或转学！(“Active students curr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enrolled in such programs must depart the country or take other measures, such as transferring to a school with in-person instruction to remain in lawful status. If not, they may face immigration consequen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nitiation of removal proceedings.”)

如果学校秋季学期是纯线下教学，那么学生至多只能上一门网课（3学分）。

如果学校秋季学期是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那么学生自己选的课不能100%全部是网课。

根据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似乎目前只有8%的学校秋季学期是纯线上教学的，不过随着疫情的发展有可能有更多学校加入。如果你的学校不幸是纯线上教学的，我强烈建议你发动你身边的所有同学和老师给学校发邮件说一下这件事的严重性希望能至少改成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如果你的学校是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如果你是F1学生且想留在美国境内，请你务必保证自己2020年秋季学期选的课不是100%的网课！

来源时间：2020/7/7   发布时间：2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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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正和岛

【编者按：读郑对永年的采访的最大体会是，为了给决策人建言献策，必须先要说很多政治正确的话，否则你的建议可能会跟文章本身一起被“和谐”。郑永年在这篇文章里要说的是，我们必须避免跟美国搞什么“认同政治”，那不是中国的长处，中国的长处是务实、开放和市场。所以他说，中国要避免因为美国的打压而走下坡路最好的办法是跳出中美关系这个“怪圈”，做好三件事：一、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开放；二、在思想领域进一步解放；三、在其他领域的开放要更加精准。他说，“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这里的斗争不是跟美国人打嘴仗，不是跟他们争名分，而是以自己的开放对付它的狭隘，搞好社会改革，做大中产阶级，提高创新能力。文章原标题：中美之争，我最担心这件事发生。】

口述：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采访：徐悦邦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一号议题”。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自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

中美关系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又是否会发生一场冷战乃至热战？

正和岛近日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就中美关系展开了一段讨论。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转移内部矛盾就能实现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吗？

过往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这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变局。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今年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称，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的。

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经济战”，就表明了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围，而进入“战争”状态。什么叫贸易战？就是政府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政策的方式甚至军事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我们就说叫贸易战。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发动贸易战了。以前他对他的盟友日本、德国等经济体，也曾发起过贸易战。

但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贸易战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降低贸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技术冷战——全面冷战。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他们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然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

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影响力，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所以实际上贸易战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而美国这种“技术冷战”的心态，根本上还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反映——内部社会出现矛盾、经济乏力，就把这些问题外部化、政治化。

我们知道，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的蛋糕在这轮全球化中越做越大，获得了巨量财富，得到的好处比谁都要多。但是，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的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它没分好蛋糕，也分不好。这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以前美国可以说自己是“中产社会”，二战后美国中产阶层比例最高时达到70%；但现在则是“富豪社会”了，今天美国中产阶层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减少1%。这放在哪个国家受得了？底层得不到好处，中产越来越少，连白人都越来越穷，不造反，可能吗？而民主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很弱的，因为他们控制不了社会，就很容易把这个矛盾向外转移，外化成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

所以民主国家的麻烦就在这里，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选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国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别人的上帝，“文明冲突”就产生了嘛。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去妖魔化特朗普，实际上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

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的判断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用他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他把重点转移到美国国内建设，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

这些措施对美国是管用的。只是他用的方式，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放弃从前基于强权之上、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而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不讲道德也不讲规则，什么都可以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

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但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结构问题。

西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这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打多久贸易战都解决不了。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就能完全解决国内问题的。但美国还是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不就是这样吗？最后结果如何？欧洲还是通过社会改造、社会运动改变的。

所以只要美国的精英阶层利益没有被撼动，甚至更富裕、更稳固，美国的国内问题就很难有解决的可能。

“美国第一”没问题，但前提是“解决问题第一”。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中国是持续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中美两国就不可能完全“脱钩”。只是说以前中美贸易依存度那么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梦想回到那个时代了。

这次比美苏冷战还糟糕，我最担心这一点

中国相信，只要中美两国合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两国发生冲突，那将是世界的灾难。

然而，美国并不这么想。

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请教过一位资深学者，我说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

这位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使命性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的国家，美国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也相信能够改变。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

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世观念”，再把“普世观念”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在中美冷战以外，美国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手段——跟中国开始打“认同政治战”（identity politics）。

在美国，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干脆用“中共”的概念来代替“中国”；把汉族跟少数民族分开来；现在还把“中”跟“华”有意划分开来，说中国大陆的叫“中”，香港、台湾甚至海外的叫做“华”。其用意不仅仅在于人们所说的，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联，更在于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视为中美冲突的根源。

今天，围绕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基于“民主”之上的认同政治，俨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了。认同政治的特点就是分化，一方面在内部分化你，另一方面对外孤立中国。美国就是要把中国妖魔化，把你刻画成一个魔鬼，让西方国家跟着他跑。所以美国的认同政治战背后就是要搞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对付中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觉得这远远超越贸易战了，甚至会比美苏冷战还糟糕、还痛苦。因为美苏意识形态冷战只是所谓的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跟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

但认同政治的范围更广，既包括我们说的意识形态，包括种族、宗教、民族，还包括政治认同、民主自由。说白了就是把“世俗观念宗教化”。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把世俗价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认同政治，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

早期的宗教战争，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便是一种认同政治。因为人们只认同自己的“上帝”，而容忍不了其他人的“上帝”。

这种以世俗现象为核心的认同政治，在冷战后变本加厉。苏联的解体，即刻造成了东欧国家从苏联集团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认同政治则强化了诸多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冲突。西方基于“人权高于主权”之上，鼓励和促进这些国家的解体。

所以说，美国今天跟中国进行的这个认同政治战，是远远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冷战的。

可悲的是，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天世界的大趋势便是认同政治的强化。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世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精英，都已经陷入了认同政治的陷阱，并且陷得很深。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美国跟我们搞认同政治战，我们自己也搞认同政治战，陷入了美国设定的陷阱里。

就像这次的疫情，我们“得在行上，失在言上”。无论是内部抗疫，还是外部支援，我们都是得分的；但是在言论上，我们把从行动上得来的分数，都在我们言论上消费掉了。

我们落入了西方所设定的议程，早期是制度之争，后面就是所谓的影响力之争，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们的一些官员，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的民众，都是那么民族主义。西方骂一句，我们马上回过去，你骂美国还可以，但是你对任何国家都以牙还牙，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新冠疫情的话语议程，永远是西方在设定，我们在回应。回应的结果就是落入人家的圈套，陷入了人家话语的陷阱。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思考一下，确定我们自己新冠疫情话语的议程呢？

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急于骂回去。

我们现在骂回人家的声音很大，嗓门很大。但我们别搞错了，嗓门大不意味着话语权。对谁都骂，这是不对的。

人们不禁要问，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过度高涨的人们在说话做事时考虑到外部影响了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我就是世界”。

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争议事件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过去是有很好的经验的：

毛泽东实事求是，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二三世界国家都是中国应该团结的对象，这就跳出了主义之争，避免了认同政治。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做法，中国不知道要孤立到什么程度。

邓小平南巡以后，很多人一直在争论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争论主义。主义之争，就是认同政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前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是完全矛盾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就是中国包容、融合的态度。历史上，中国正是因为有这种包容心才使得我们的文明伟大。

当一个国家搞民族主义后，中国也搞民族主义，只能激化矛盾；要是用更包容、多一点国际主义的态度，那就能化解了。

这不是投降。而是你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嘴巴爽快一下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认同政治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虚荣心罢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点对美国也一样，不仅仅是中国。

这几年，美国搞认同政治，我们也跟着搞认同政治。

所以大家都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人人都是政治家，只看到了中美双方“异”的部分。

实际上，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还是不少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讲“求同存异”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

今天中国正在靠向世界舞台中心，人家要求有一个宽容大度的领导者，而不是整天骂人、指责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求同存异”的务实外交上，要有自己的理性，不能跟着美国去搞认同政治。自信来自理性，而非情绪的发泄。

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应有的理性反思

这些年来，不少中国人的心态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

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感到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

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中国尽管最终也会崛起，但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

很多人认为，中国了不起了，美帝国主义根本不在话下。这就是非理性的表现。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弱，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还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

这种过度的宣传更是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这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比如，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中国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的宣传部门没有说清楚这一点。而且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

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的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

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中国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发户心态。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了。

我觉得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中国也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

民族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德国解决了没有，日本解决了没有？反倒是二战后民族主义被遏制下去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民族主义虽然能排解一部分情绪，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恶化问题的方式。

我们决策还是需要理性，制订政策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左右决策，不能让情绪左右决策。

而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间，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

领导层是非常清醒的。中国的基本问题还是贫穷问题。像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一个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

我还记得以前温家宝总理，他非常谦虚，说“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

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这是理性的判断。我们国家真正要通向一个富裕社会还早着呢。社会的底端还是那么大。邓小平在1992年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我们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在大变革时期，政府部门、精英阶层应当头脑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人收入不高、称不上富裕，这个定位要准确。

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新加坡人均都已经超过6.5万美元了。

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才30%，还低着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经济起飞后，20、30年时间就把中产阶层做到了70%。

我们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速度不比这些经济体低，但我们的中产阶层还那么小，哪有什么骄傲的余地。

但现在我们有些人头脑发昏了，好像我们强大得不得了。一些知识分子、智库，整天吹嘘、过度吹嘘。这是虚胖。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邓小平还在世，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我们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相信“国霸必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霸气要少一点，很明显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霸气。

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需要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

同时，既然现在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

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

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

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今天的世界要回归三样东西：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我的三点建议

在这个大动荡时代，中国应当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我有3点建议：

1、做大中产阶层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

理性怎么来，就来自中产。《孟子》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人肯定就会理性考虑。

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

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

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占到70%时，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这70%的中产阶层的利益，这样就不会走向极端。

历史上，西方治理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民主自由，而在于做大了中产阶层。

德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法》，但并不是在“一人一票制”之下搞的，而是俾斯麦当政时代政治精英为了社会稳定主动去做的，福利制度也是。

西方这些年出现了许多问题，走向极端化的民粹主义，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

美国如果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不是中产阶层面临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今天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庞大，中产阶层还太弱小。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太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2、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

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来说，“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是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

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

而一个东西哪怕99%国产化了，但只要剩下1%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人家手里，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

一个组装大国永远成不了所谓的强国，原创性技术的大国才是强国。我们只是虚胖，我们人数多，但是很虚的，肌肉不够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是要练肌肉，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的发展。怎么做？根本在于发力“软基建”。

什么是“软基建”？就是社会建设，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养老院等等。

要是不解决掉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的话，首先是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哪怕是一时脱贫了，依然很容易返贫；中产阶层没有制度保障。这样的话，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会很低。

二战后，西方创新能力强，就在于搞好了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保障。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软基建”建设的结果。

赤贫的人虽然也可以创新，但还是少。有质量的创新主要还是靠中产阶层。

就像美国硅谷，有一批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他就可以冒一定风险去创新了。你想想如果马斯克连饭都吃不饱，我不认为他能够做成特斯拉。

日本、亚洲“四小龙”更聪明，政府主动地去搞“软基建”，像日本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制，全民薪水提高；中国台湾跟香港辅助中小型企业发展；新加坡搞公共住房。

政府主动作为，搞软基建使得这些经济体都避免了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把自己的中产阶层做大做强了。

我以前说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现在到了社会改革。

所以社会建设的“软基建”可以说已经不是一种选择了，而是中国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

3、开放，开放，更加开放

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说，中国要防止陷入“明朝陷阱”。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洋时代还没开始，明朝的倭寇骚扰中国的沿海一带。

实际上中国的海上力量当时是世界一流，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没法跟中国相比。

如果明朝没有保守的意识形态，海洋时代还是属于中国的。但明清选择“闭关锁国”，后来鸦片战争被西方用枪炮打开大门。

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能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独霸全球，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就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

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势那么长时间。

所以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

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

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

具体来说，包括这3方面的开放：

1）经济上要真的开放

第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真开放。

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所以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这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

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

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

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制贸易战。

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

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所以在开放状态下，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要把中国孤立起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所以第一经济上要真正地开放，开放的计划有很多，但要尽快地实施下去，包括《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要继续维持香港的开放，甚至是更开放。

因为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后，香港在经济上、商业上可以变得更加开放了。

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设中国国内内部的开放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

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的、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

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打贸易战，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了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

2）思想上要解放

第二个开放就是邓小平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跟美国相比，无论是核武器、太空技术，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旗鼓相当的。

我们现在比当时的苏联强大吗？那还远着呢。把什么都意识形态化，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能光是具体的物质方面开放，思想、精神方面也应该开放。

像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说“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明清以后的历史经验总结。

所以我们当时非常谦虚地学习，向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学，也向新加坡那么小的国家学习。

但现在的人太骄傲了，不向世界学习了，已经是天下观念，认为“我就是世界”，抱着这种心态肯定就会封闭起来。

我们应该显示出包容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跟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理性的、帮助国家成长进步，而非阻碍国家、甚至使国家倒退的，才叫爱国主义。

3）更应精准开放

从中国角度来看，现在面临新一波的开放，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开放”，缺什么补什么。

比如你要拉住华尔街，就要看到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华尔街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他的优势和兴趣点在金融、互联网，关注技术领域。

对日本和欧洲呢？可能就是开放制造业的部分。从中国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就要在精准开放中弥补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从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结论就是，开放就成功，封闭就会被打败。

所以贸易战打到后面，不是比谁更民族主义、比谁更封闭，而是比谁更开放。谁最开放，谁就是赢家。

最后，还是那句话，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此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

中国亦然。

来源时间：2020/7/6   发布时间：2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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