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 Gokhale)在《纽约时报》(2020年6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不想推翻全球秩序，而是想接管它》(China Doesn’t Want a New World Order. It Wants This One)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中国想接管世界秩序”的观点。

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步履艰难，世界陷入危机，中国意图接手管理世界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在作者看来，中国接管世界秩序的逻辑不言自明。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系统性地利用了西方领导的多边机构，以提高其利益和影响力。中国现在已经是联合国的第二大财政捐助国。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稳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已占据了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四个主要联合国机构的领导地位。

作者认为，中国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很简单：随着美国退出其全球责任，中国已准备好拾起这一残局。对于因疫情而疲惫和穷困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提议。只要有人接手就是好的，很少有人会考虑其对全球秩序的意义，因为大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与稳定。

作者还告诫，如果西方无法恢复对民主普世力量的信念，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从加纳到乌拉圭，中国就可以如愿占领世界。

乍一看，这个观点有其新颖之处，它明显有别于一直流传于西方世界的“革命论”和“另起炉灶论”。“革命论”认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是一种革命关系，即中国的意图就是要推翻现存“基于规则之上”的世界秩序。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抱怨和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在加入世界体系之后，不守现存规则。

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把中国视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另起炉灶论”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就会如苏联那样，如果不为现存国际组织所接纳，就会“另起炉灶”，确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与现存世界秩序关系

尽管“中国接管世界秩序论”完全出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但它的确给中国提出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说，中国和现存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加入世界体系。和苏联不一样，中国并没有选择“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体系。相反，中国选择的是接受和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是西方国家所确立的，也一直为西方所领导。第二，和世界体系“接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花大力气修改和调整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和世界规则“接轨”。

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全球化是同一个过程。今天的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几乎可以说是一体的，中国很难退出现存国际秩序，而西方也很难把中国排挤出国际秩序。这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相信自己可以“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中国和西方强行脱钩，对双方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改革”现存国际秩序。尽管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现存国际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但中国已经俨然成为这个体系最重要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倡导通过改革这个体系，提高它的运作效率。但非常明确的是，改革并非只是中国的要求，也是这个体系内部大多数国家的要求。

很显然，在这个体系内部，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得到过度的表达，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表达远远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也是国际体系运作不良的原因。因此，人们可以说，改革更是这个体系本身的要求。

第四，“补充”现存国际秩序。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现存国际秩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有能力为现存国际体系做些“补充”，主要表现在这些年来的一些区域性组织建设，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区域组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是“补充”而非“替代”现存区域或国际组织。这些区域组织所承担的责任，并不和现存区域或国际组织的责任重合。其次，开放性，即尽管中国倡导了这些区域组织的建设，但这些组织都是开放的，欢迎所有其他相关国家加入。再次，多边性，即在这些区域组织内部，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等级性，而是相关国家都有权利参与决策和决策的执行。

如果说在第一、第二阶段，中国的行为为西方所接受和欢迎，那么在第三、第四阶段，中国的行为则为西方所拒绝和反对。在第一、第二阶段，西方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界体系并和世界体系接轨，中国会演变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且更应表现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即中国政治也会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实际上，西方尤其是美国向中国开放、容许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背后就是有这个政治期望的。

问题在于，西方发现，经过第一、第二两个阶段，中国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中国不仅没有演变成为西方所希望看到的国家，反而具备了能力来改革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甚至可以主动作为，构建具有区域性甚至全球性意义的国际多边组织。

很显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不仅一直反对中国改革国际体系的建议，更竭力阻止中国对世界体系所做的“补充”。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把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区域倡议和其他“走出去”行为，视为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或者新扩张主义行为。

美国扩张过度造成负担过重

尽管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在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快速地调整自身和这个体系的关系。正如特朗普6月13日在美国西点军校，对2020年毕业班发表讲话时所说，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军人的职责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国家，而是强力保卫我们国家免受外敌的侵略。我们正在终止无休止战争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将重点明确放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上”。

过去几年，特朗普当局的选择便是通过“退群”策略，减少美国对现存世界体系的承诺。特朗普的政策如此激进，以至于美国的强硬派也适应不过来，因为他们认为，美国“退群”的结果，就是给了中国继续崛起的机会，中国会随时填补美国退出的国际空间。

特朗普的判断并没有错，但错在其政策选择。即使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也早已认识到“帝国扩张过度”所造成的负担过重问题。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的扩张受到苏联的制约。苏联解体后，美国一霸超强，一系列的扩张(北约、中东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很快演变成一个现代版超级帝国。美国在扩张过程中所采取的往往是单边主义，不仅把联合国抛在一边，也不和传统盟友合作。因此，美国需要对自己的扩张行动“买单”。

结果，随着过度扩张而来的便是过度负担。尽管总统奥巴马开始采取一些具体行动，希望促成“帝国”收缩到美国负担得起的程度，但效果并不显著。帝国表现出“扩张容易、收缩难”的局面。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可说是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政策，不计后果地从其认为已经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国际条约中退出来。

其实，美国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通过国际合作，促成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变得更加开放，像从前和其他西方大国分享国际权力一样，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共享国际权力;在此基础之上，和这些新兴大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美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人物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希望通过给中国更多的国际空间，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如果这样，国际政治就会是“双赢游戏”，因为这既可以延长甚至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既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强大的愿望，也没有和其他国家争霸的传统。

但至少有两个因素使得这场双赢游戏成为不可能。第一，信仰现实主义的美国强硬派，并不相信国际政治可以是双赢的。他们相信，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因此，不管中国如何行动，美国总是将其解读成对美国的挑战。第二，中美两国之间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也阻碍了中美之间建设任何有意义的政治信任。在没有一定程度政治信任的情况下，两国长期处于美国学者所说的“同床异梦”状态。

今天新冠疫情加速了二战之后所确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解体。无论是外交家还是政治人物，人们都意识到旧秩序难以为继。那旧秩序如何解体?新国际秩序会是怎样的?新秩序如何确立?由谁(哪些国家)主导确立?这些问题不仅为各国研究者所关切，一些国家也已经把这些问题，提到外交政策的议事日程上。

中国须清楚自身选择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高度卷入世界事务的中国，无疑也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对中国来说，有几个方面的选择是很清楚的。首先，中国不可能像顾凯杰所说的那样，去“接管世界秩序”。这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中国既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强烈意愿，也没有这样的传统，来从美国手中“接管”充满无穷问题的世界秩序，更是因为美国也不会自愿退出国际秩序。不管怎样，特朗普之下的美国不等于特朗普之后的美国。一旦美国恢复常态，其回归国际秩序也是可以预期的。

其次，尽管很多现存国际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效率低下，但离死亡仍然有一段距离，主要因为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并不想这些国际组织死亡。在这方面，中国和这些西方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导致这个组织的死亡，欧洲国家和中国一如既往地在支持它。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很简单，摧毁一个组织容易，但建设一个组织难。

再次，中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能力和国际关系理念，会尽力推动国际权力的多极化。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个世界，两个体系”，或者“一个世界，两个市场”的局面，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市场，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和市场。这个趋势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长远利益是竭力避免国际权力的两极化，即中美两极。如果演变成中美两极，就很有可能演变成往日的“美苏冷战式”的中美关系。

实际上，在两极化的背后，世界权力也在多极化。美国仍然强大，中国继续崛起，俄罗斯不认输，德国恢复了其在欧洲的地位并在扩展国际影响力，印度在急起直追。在所有这些大国之中，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使得另一个大国屈服。

因此，只要中国能够有效管控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实行既定的改革开放政策，转向务实的外交政策，将很难再出现美苏冷战期间所见的一个以中国为敌的“西方”。即使中美冷战得不到缓和，甚至继续恶化，西方国家大多会流离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不会毫无理性地做出选边的选择。

中国必须，也能够成为一个新型大国。如果重复从前大国的老路，搞霸权主义，无论是英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中国最终同样会失败。一个多极、多元、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仅是更加民主公正的秩序，也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16

旧文章ID：22104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2019年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斐济七国的战略精英(在本国国际事务辩论中具有影响力的政府外专家)进行了一项调查，以了解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如何看待地区权力、规范和机制。

2020年初，该研究团队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研讨会，与来自调查涉及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知名专家进一步研究了调查结果。

调查十项主要发现如下：

权力和影响力

01受访者认为，如今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比美国稍大，且十年后这种差距将变得更大。与此同时，影响东南亚权力格局的不仅仅有美国和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均被视为重要参与者。

02受访者认为，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如今中国的影响力比美国大得多，且这一差距预计在未来十年还将扩大。中国在相对经济影响力方面的优势要大于相对政治影响力方面的优势。日本目前紧随中美之后，排在第三位，十年后预计仍将保持第三位。不过，预计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将减弱，而印度将上升。

03对于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对该地区是有利还是有害，目前受访者尚未达成共识。略占多数的受访者对中国持友好态度，45.8%认为中国对该地区“一定程度上有益”，8%认为“非常有益”;46%认为“非常或一定程度上有害”。其中，新加坡受访者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最多，所占比例为78%，而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越南和菲律宾的受访者，对中国在该地区作用的看法最为负面。

挑战

04 受访者对美中战略竞争深表担忧，将其列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美中战略竞争是该地区除越南、菲律宾之外所有国家最关心的问题(越南和菲律宾人士将南海争端列为更重要的问题)。

05 相较于传统军事问题，气候变化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令人关切。总体而言，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最大关切，经济和金融危机次之，远远超过传统的安全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调查是在2020年进行，那么流行病很可能也会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数值越高，代表关切程度越高。数据来源于CSIS网站

价值观

06 该地区非常支持民主价值观。当被问及民主价值观对地区秩序的重要性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坚信”或“相信”民主价值观有利于地区稳定和繁荣。然而，这些结果似乎并不符合该地区近期的治理趋势，表明人们的愿望与实际状况可能存在脱节。

07 经济合作和善治被视为促进地区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原则。当被问及哪些规范、经济和安全问题对地区稳定和繁荣最重要时，绝大多数受访者选择了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紧随其后的是善治和加强国内政治机制。

机制

08 东盟被视为最重要的地区机制。所有国家都将东盟列为最重要的地区机制或倡议，泰国和越南除外。泰国一半受访者选择了东盟，另一半则选择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越南则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最重要。

09 受访者认为，东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大国的外部压力，这些压力加剧了东盟成员之间的不团结。紧随其后的挑战是东盟成员国本身不重视东盟和东盟缺乏应对挑战的手段。极少数受访者认为东盟没有面临挑战。

10 东盟被认为是最适合应对大多数地区挑战的机制。当被问及哪一个东盟领导的地区框架最适合应对各种地区挑战时，受访者明显倾向于东盟本身，而不是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或“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未来变化趋势

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变化很快。即将出现的几个关键问题以及不可预见的冲击可能使该地区人们的观点发生变化。

例如，新冠疫情将对本报告所研究的问题产生广泛影响。东南亚将如何评估中国在疫情蔓延和全球应对中的作用?东盟对疫情的反应是否会被视为有效?中国经济是否会迅速反弹，为东南亚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中国是否会抓住东南亚经济疲软的机会推进战略目的?中国是否会被视为真正有益的伙伴?

展望未来，东南亚战略精英眼中的主要威胁，如气候变化和相关的跨国挑战，在未来几年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地区机制是否会推动这些方面的合作?外部国家是否会被视为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关键挑战上的合作伙伴?

最后，2020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将对地区格局以及地区国家对美态度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政府换届的情况下。新的美国政府是否会改变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基调或方向，以增强东南亚国家的信心?它是否会优先考虑与以东盟为基础的组织接触?它是否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中国和美国以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地区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但东南亚国家将决定该地区的发展方式。然而，由于该地区整体上仍然非常开放，并重视外部国家的深入参与，外部行为体也将产生影响。本调查报告或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东南亚对关键问题的看法，并帮助外部国家更有建设性地参与解决东南亚自身评估的关键挑战。

本文编译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报告Power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from a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15

旧文章ID：22101

作者：赵可金  来源：环球时报

新冠病毒与政治病毒交织，抗疫与抗议叠加，令美国一下子陷入动荡不休的局面。一段时间以来，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不少人猜测美国是否已经病入膏肓，会从此一蹶不振。如何诊断美国乱局的本质，如何把握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势，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重大课题。

美国之乱

毋庸讳言，当下美国正在经历一个混乱时期，类似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困扰下陷入混乱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镀金时代的美国，乱象丛生，不得安宁。要理解“美国之乱”并不容易，对一些现象的理解尤其不能流于表面。

事实上，从美国立国之初，政治上的混乱就是一种常态，美国的制宪先驱们在制度上就设计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混乱”局面，美国社会内部成千上万社团在公共事务上争雄斗胜，乱作一团，在美国人看来是正常的“自然状态”。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之后，惊奇地发现协会成为美国民主的载体，也是理解美国政治奥秘的钥匙。

移民社会的国情、幅员辽阔的国土、重商实用的品行，都塑造了美国人爱管闲事和争吵辩论的性格，不仅街头抗议乃家常便饭，即便是社会骚乱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见怪不怪。

建国至今的两百多年时间内，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进步主义、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冷战、民权运动、全球金融危机等众多足以动摇国本的危局和乱局，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回顾历史，美国很多次都是在面对混乱和压力的生死关头，塑造出新的社会共识，甚至启动一场新的社会改革运动。

从这个视角看，美国时下的混乱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而依然是问题的现象，是美国多年来“政治极化”和“政治保守化”的一种社会产物。

美国之惑

导致美国当下乱局的根本原因是民主的困惑。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自诩为自由民主的典范，甚至不遗余力在世界各地推动所谓的“民主输出”。然而，以“华盛顿共识”和“颜色革命”为主要旗帜的民主战略，非但没给其他国家带来所谓的“福音”，反而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等世界各地造成了更大混乱，导致当地秩序崩溃，民不聊生。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挫的同时，国内也不时呈现出类似的“民主困惑”。从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对“我们是谁”的“认同困惑”，到曾经高唱“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衰败”的忧虑，近年来反思美国民主实践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激进地指出要“反对民主”“取消选举”，“把国王请回来”。

不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1700多项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研究，发现90%以上的政策实际上为亿万富翁所控制，美国的民主走向了反面，成了“金钱的民主”，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讨论“极化的美国”“否决式政体”以及打破政治僵局的出路。民主的初衷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此种吊诡的“逻辑悖反”不仅是美国的悲剧，更是民主的悲剧。

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少人都在苦苦思索走出当前“民主困惑”的路径，为此也做出不懈努力。比如“创新资本主义”“包容资本主义”“新公益运动”等形形色色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努力都还没有形成美国社会的共识。

尤其是一些美国政客越来越以美国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崛起等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在“塑造敌人”的道路上执迷不悟，越陷越深，甚至提出了“新冷战”“脱钩”“退群”“筑墙”“排外”等充满腐朽气息的言论，令原本和平发展的世界被蒙上了战略对抗的阴影。实际上，对这些政客而言，真正的敌人并非来自美国之外，而是来自其内心深处的战略心魔。

美国之变

美国目前陷入混乱，而美国混乱的根本原因来自自身“民主的困惑”，这一困惑并非来自某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外来威胁”，而是来自美国制度自身。美国要想真正解决自身的“民主困惑”，需要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甚至需要在制度发展上探索新路。

换而言之，“美国之乱”只是表面现象，真正本质是“美国之变”。当下的美国政坛和社会看上去乱哄哄，各种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很可能像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关头，内在地孕育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一变化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客观上的时代潮流，更取决于美国社会各界的主观努力。从可见的未来视之，主要存在三种可能前景。

第一种可能是新进步主义的改革。如果美国主流建制派在政治层面能够取得政治共识，直面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极化和分化问题，积极推动民主制度改革和创新，对美国自由民主形成明确的改革方案，以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和新社会群体的包容性，美国社会中急剧的贫富分化、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族群问题等皆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制度框架内得到释放，从而迎来新进步主义改革的前景。

第二种可能是新社会主义的改革。如果美国社会各界能够在社会层面取得社会共识，对改造美国社会制度形成一揽子的系统方案，建立起美国包括白人、少数族裔和新社会群体共同接受的社会民主方案，美国社会内部的诸多问题则可能通过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得到解决，从而迎来新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

第三种可能则是一些美国国内政治学者开始担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如果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均无法达成共识，美国社会的混乱可能会在客观上要求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集团以维护社会秩序，美国现有的问题不能在制度内得到释放和解决，只能在制度内继续积聚，最终可能会陷入新法西斯主义的泥淖。(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15

旧文章ID：22100

作者：胡一鸣  来源：中美印象

《后浪看中美》第二期 
      【编者按：本期的“后浪看中美”向您推出的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的胡一鸣同学的文章。他以两位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为基础，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析了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在政府的支持下推出的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是否符合市场规律。】
      202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需要扩大有效投资，中央将在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以及助力产业升级。

《华尔街日报》在6月11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China’s Trillion-Dollar Campaign Fuels a Tech Race with the US”）指出，这一政策，是继中国政府决定淡化“中国制造2025”这一产业政策后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文章通过引述其他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的做法是为了缓和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相比“中国制造2025”，这一新政策更加聚焦于尖端科技，同时，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仅仅起到辅助的作用。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升级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以减小对于国外技术的依赖。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到的这些举措，以及各方媒体的评价，似乎又回到了近代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应该改在市场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本文将以两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为依据，来探讨一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是近代著名经济史学家。他是著名的实质论的创始人，该理论提供了一种以文化视角研究经济活动的新方法，强调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之中。他的这一理论在人类学、经济史、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受到很大的欢迎。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波兰尼认为，市场本身和政府的政策密不可分，由此，政府的干预确保了国家向自由市场的迈进、以及自由市场本身的开放。


图片为波兰尼。

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 1944-）是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在分析东亚经济体发展的过程中发现，政府对市场的影响无法被忽视。由此，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政府对市场的塑造和直接影响。

首先，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的兴起并不只和交杂的社会关系有关，也与政府的形式和政策紧密相连。在《大转型：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在英国近代的发展中，当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贫穷人口也越来越多，这使得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担忧贫穷人口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依据市场原则，劳动力和资本都会被商品化，这会使贫穷的工人无法受到社会保障；另一方面，1795年颁布的斯宾汉姆兰法案确保了工人和劳动力不会被商品化，而是会被给予最低保障。类似的，在二十世纪前半段的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国家为了获取争取更多市场而挑起战争。然而，这样似乎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的做法却导致一战的战败国国力受损、人民陷入贫困，从而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由此，如果我们放任自由主义的扩张，我们很可能陷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轮回。为了在经济扩张与社会成本中保持平衡，我们需要国家通过把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相结合，来避免社会不公导致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因此，为了保障自由市场的运行，从历史角度，我们需要国家的介入。


图片为韦德。 

其次，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的崛起包含政府干预的因素。韦德在《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一书中探讨了自由化政策与政府干预市场对于东亚经济体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从新古典主义，还是政府干预的角度，都可以解释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从新古典主义角度出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似乎被夸大了。政府只是为企业和个体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国内外环境来开展经济活动。同时，耀眼的经济表现是由个体和企业在自由市场的运作带来的。新古典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可以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从政府干预角度出发，高强度的国内投资导致新技术能够被快速利用。同时，日韩一些关键企业（丰田）的崛起，离不开政府的针对性干预。同时，政府选择性对外开放产业使得一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得到成长。政府干预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包括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亚洲经济体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角色是很难被忽视的。在与其他地区经济体对比中，韦德发现，亚洲国家没有完全依赖比较优势，而是通过由强有力的政府为产业塑造优势环境，再由其中挑选运作良好的企业进行大力扶持。相比其他经济体对于比较优势的被动接受，东亚经济体试图改变它们自己的比较优势，这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实施。 

总之，一方面，政府的角色在市场运作中是时刻存在的，这使得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在社会平等和市场扩张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在东亚，尽管自由市场推动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我们无法忽视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的直接影响。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或许需要考虑如何将产业政策与市场规律相结合，以有效地推动经济进一步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发展。美国贸易代表、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的一句话值得深思，“很多国家都有产业政策，问题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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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秋  来源：中美印象

《印象观智库》第五期
     【编者按：本期“印象看智库”为您带来的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针对中美科技竞争所发布的Global China报告。】

    在上一期的《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评论分析中，我们以近两年华为与华府之间的争议和博弈为引子，介绍了当前中美两个科技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关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针对中美科技竞争所发布的Global China报告也汇集了学会若干名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科技领域发展、5G竞争、科技转移等一系列话题领域的观点。

该报告中所体现出的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与特朗普及他的幕僚颇具争议的言论和执政风格截然不同，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对当下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崛起认知朴实客观亦颇具深度。尽管部分学者仍将中国当作“美国未来最大的对手”并提出种种策略反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绝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认识并指出到，美国在未来并不能够像美苏冷战时期一样对竞争对手施行全方位的围堵政策：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已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像美国一样处于后产业转移时期的发达国家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来与中国等生产大国切断经济联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Yanzhong Huang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一个直接的例子：在新冠肺炎全球疫情的背景下，美国本土所需要的药品有百分之八十的原料从中国进口，而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七的抗生素生产依赖于中国。

本期《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地剖析解构该报告中的对华政策观点，向读者展示在大洋彼岸的研究人员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对待当前华府对华政策，又提出了哪些方向性的政策建议；笔者希望借由此文向中文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由此对当前的中美大国竞争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知。
    态度：华府现在打的牌并不漂亮，美国必须接受与中国在共存中竞争的事实

在上一期的分析中，笔者总结了Global China报告中的对华认知：在这场中美科技竞争中，虽然美国仍凭借着自身近一个世纪的技术积累和对科研友好的经济体制保持着相对的科技优势，美国仍不可小觑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科技发展表现–华为与“中国制造”的5G技术在全球披荆斩棘就是美国的“史普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史普尼克1号是苏联于1957年率先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它标志着在美苏冷战中苏联领先的一个里程碑；而华为和中国5G技术的崛起也像前苏联史普尼克卫星一样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惊和讨论。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成功激起了美苏两国往后持续20余年的太空竞赛，殊不知，华为的中兴是否也会成为当前世界两大强国竞争的转折点。

面对这样的史普尼克时刻，华府针对华为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也不由得惊奇。整体上，编纂Global China报告的作者们也都默认了通过行政命令限制华为发展、切断华为全球供应链的必要性，不过这种默许并不是认为该举措实乃上策：在5G技术这个战场上，华府的这个举动更像是在一场游戏中已经几近全面落后的玩家气急败坏的反应。

事实上，像Nicole Turner Lee, Eric Chewning和Andrew Imbrie等研究员在他们的文章中就明显地表达了对华盛顿先前的不作为的批判。他们指出，一方面华府做出该决定的时间点已相对滞后——华为已经在先前基于3G和4G技术下的海外业务拓展中占据了西方国家电讯领域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这使得美国想要在这场竞争中让自己的西方盟友“上下同心”难上加难。以英国为例，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对英国施压，要求自己的盟友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制裁华为，英国仍旧决定有限度允许华为参与英国的5G技术建设，其主要理由之一则为更换华为已有的基建设备所需时间和财政成本过大。更重要的是，相较于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预市场运营规律，美国政府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激励本土电讯通信企业的科研（R&D）发展，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在5G竞争中扳回一局。针对这一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篇报告中也颇为辛辣地批评说，当中国政府为其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付出努力，在2017年在科研领域投入644亿美元成为国际最大的科研投资方时，美国政府却仍未意识到这一超越的严重性（gravity）。美国智库报告的观点中大多影射了对华府此等不作为的批评，亦指出在这场科技竞争中美国的政策并不连贯（incoherent），因为他们不能一方面要求西方盟友与美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却因为一刀切的行政禁令影响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诚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府的政策也体现出了此种支离不连贯的特性：教育领域。近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限制措施：从限制和遣返涉及国防部门和国防相关教育机构的学生，到准备停止颁发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留美工作签证H1B，这些措施无不体现了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科技准入政策来限制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意图。但事实上，这种针对国籍的选择性政策真的有利于美国在科技领域胜过中国吗？Remco Zwetsloot在他的文章中就表达了对该类限制行为的担忧，指出此类政策不仅不能给美国科研领域发展带来正向的反馈，反倒有几率使得中国加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科研交流，促进海外高等教育人才进一步回流中国。据统计，当前，中国对外科技领域的直接投资有三分之一流入美国，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中国与美国科研机构、大学的合作项目投资，对中国学术人员的签证限制将直接冲击中美科研合作。此外，基于中国留学生占据了美国高校研究生项目总体近百分之四十生源的前提下，限制留美学生签证也将逼迫中国学生选择其他国家进行海外进修，对美国高校的财政也将是不可估量的冲击。筑起的高墙的确会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对外科技交流造成影响，短期内客观限制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但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政策也一样不利于美国的科研机构长期的健康高效运作。这种短视且不连贯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漂亮。

综上所述，美国智库的种种观点皆指出了华府应对科技竞争政策的两大弊病：短视（shortsighted）且不一致（incoherent）。的确，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及其执政党内部动机的变量：在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当下波及全美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威胁时，特朗普及其幕僚也不得不考虑到他们是否能在11月总统大选以后继续连任；此种连任的动机可能会在短期内极大程度地干扰华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不过，布鲁金斯学会Global China报告也指出，且不论美国国内政府更迭的影响，美国在大方向上必须认识到与中国“共存”的必要性，而在“共存”下竞争将会是中美科技关系在本世纪的基调。
     建议：放弃围堵政策，但保持核心产业封锁
     基于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和态度，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也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笔者总结了大局观上的两个方向：

一、以加强本土产业科研竞争力为政策重心

相较于与中国在科技领域发起一场恶性竞争，研究人员们一致地认为优先发展本土科研产业的竞争力更为重要。诚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限制国外产业的崛起能在短期内具有强有效的力量，但从长远来看，美国依旧无法胜过此消彼长式的竞争势头。Nicol Turner Lee, Tom Wheeler和Michael Brown等人都指出，美国应该，也需要在半导体、电信通讯、互联网和军事科技领域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并通过减税和免息贷款等形式鼓励企业不囿于短期现金流，注重向长向远的科技研究发展。

在高等教育层面，美国“应当更加开放而非更加封闭”，Scott Moore和Remco Zwetsloot等学者写到；Zwetsloot还特别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将美国吸引和留住海外人才的能力视为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嘲讽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学生做出的种种限制，正是与这个目标相背而驰。Moore则建议美国政府进一步优化科研领域的人力资源管理，确保美国能够在生物领域以资金、学术环境和硬件设施持续地吸引全球范围的人才，并通过行政方面的优惠政策确保他们能够留在美国。

二、与中国科研合作的同时保持核心产业封锁

在加强本土竞争力的同时，研究人员们也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保持合作。以生物科技和生物安全领域为例，Moore在文章中陈述了他相信在面临生物科技高速发展，而国际生物安全的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中国有足够的动机和责任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保持合作，而美国也将从中受益。而Michael Brown也在他的综述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进一步强调，在科技领域及其外的中美合作不论是对两个国家双方，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都会是必要和有益的；中美在关键领域建设性的对话将使得全球经济保持稳定的发展。

在合作的前提下，一些学者也提出美国应当在某些技术垄断领域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封锁，而这些观点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挂帅的成分。Saif M. Khan和Carrick Flynn就指出，美国应当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保持技术垄断，阻止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通过科技转移获得核心技术，从而对“民主国家”造成威胁。诚然，此种观点本身就有渲染中美意识形态差异的嫌疑，但其背后的经济逻辑依旧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建议美国应当更加重视和其盟友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利用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确保他们会在核心领域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Khan和Flynn等人的观点也从侧面反映出中美科技竞争的一个关键特性：这场“战争”实际上并非只是中国和美国两军对垒，其战场也并非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这场竞争将会进一步地复杂化和多面化，其中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众多，而政治挂帅也会是这场竞争攸关的变量。
      结语：在这篇综述中，笔者系统性的解剖和分析了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Global China报告。笔者总结了美国研究人员对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领域现状的认知，他们对当前华府在这场“科技冷战”中政策的态度以及针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未来，他们对美国政策取向所提出的建议。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该报告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冷静而理性的视角：尽管华为的崛起被美国视为一次中美竞争的“史普尼克时刻”，美国仍旧会在将来二十年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对中国的相对优势；但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的发展势头也不可小觑。报告进一步指出，华府近年对华为的反制措施以及对中国的种种限制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缺乏远见和连贯性的；数名学者特别批评了华府在研究领域的政策，认为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可以说在长期看来对美国学术界的伤害并不容小视。而在政策建议层面，美国学者采用了“合作-竞争”的逻辑，一方面反对一昧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中国的恶性竞争策略，提倡在中美合作的前提下最大化的扎根美国本土产业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应当保护美国核心技术产业，尽可能地封锁中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取得。

不得不说，这篇布鲁金斯学会的涉华报告也给我们在中美政府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带来了一个清晰、冷静的视角。2020年对于美国来说会是一个兵荒马乱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美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给期于11月份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了更多不可测的变量，而特朗普政府在连任的压力下亦有可能再打“中国牌”，通过与中国的互动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以制衡拜登一路高涨的民调支持率。诚然，11月份不论是谁再度执政，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层面都有可能做出进一步调整。但与中美政府互动不同的是，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观点虽然不可避免的有政治压力和自身立场的桎梏，但其基于事实、逻辑清晰、理性出发的分析或许会是美国周期更迭的两党政治以外对华立场的最佳反映。笔者希望能藉对该报告的分析给读者提供一个与从中国立场出发不一样的视角，毕竟说到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20

旧文章ID：22098

作者：蔡文蓉  来源：今日头条-国防科技要闻

近日，美国防创新小组主任迈克尔·布朗、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埃里克·丘宁及国防创新小组顾问帕夫尼特·辛格联合发表题为《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统分析了中美关系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异同，全面阐述了美国技术竞赛中的对策与不足，并提出应对大国竞争的四个优先事项。报告指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将会持续几代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核心制胜要素是技术和创新。

一、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对比

报告认为，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相似，但存在深刻的差异。

(一)与冷战有明显相似之处

一是均为多范围和全球性的竞争。与冷战类似，当前的中美竞争同样源于二者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市场与国家关系等方面观念的差异，是涉及国家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愿景和意识形态等多范围的战争与冲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两者在政治影响力、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逐步向全球拓展。

二是核心理念都是技术创新决定竞争优势。冷战时期，美国注重对科学和基础研究的投资，通过全球定位系统、精确制导弹药等创新技术谋求了长期的军事领先优势，从而赢得冷战的胜利。同时，技术创新还会引起产业模式变革，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现阶段的大国竞争中，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样也取决于技术优势和创新。

(二)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存在五个关键区别

一是经济规模。即使在鼎盛时期，苏联经济占美国经济的比例也未超过57%，而当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比美国高出近25%。专家预计，未来10年内，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美国从未遇到经济规模如此巨大的竞争对手。

二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苏联不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成员，因此贸易并非苏联的主要经济因素，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出口国。COVID-19疫情显示，中国经济的中断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经济一体化是导致美国实施遏制战略无效的关键原因。此外，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和巩固其经济影响力范围，为中国的商品、公司和就业拓展全球市场。

三是中国具有操纵全球机构的愿望和能力。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建立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机构，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积极扩大其在现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此外，实施“中国标准2035”项目，以控制国际标准化组织、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全球标准制定机构。这与苏联否认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是军民技术融合。与冷战时期相比，技术变革的步伐显著加快，工业、生态系统和全球贸易的颠覆性转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人工智能、5G等军民两用技术对塑造军事优势至关重要。中国意识到这些技术的重要性，正通过军民融合战略积极推进军民工业、科技等领域的技术发展。

五是西方盟国在如何应对挑战上缺乏共识。报告认为，在应对中国构成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方面，美国内部或同其盟国尚未达成共识，如奥巴马政府后期，针对中国支持的网络活动和对半导体技术的收购活动，美国采取的措施并未奏效。此外，英国政府没有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表明美国的传统盟友不愿公开发起对中国的挑战。

二、中美技术竞争现状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已在高超声速、小型无人机、量子通信、5G、面部识别、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电动汽车、清洁能源技术、高速铁路等方面领先于美国，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计算和量子传感器等先进技术。该报告以5G和量子技术为例，阐述了中美军民两用技术的竞争现状。

（1）5G技术。报告认为，目前美国在5G的应用方面可能领先于中国，但华为提前部署并宣布其5G基站发货量超过25万个，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从而赢得多方面的军事优势，例如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对竞争对手进行监视、提升军事物联网的速度等。

（2）量子技术。中国正在加大对量子技术领域的投资，其中包括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以及阿里巴巴等国家级企业为量子技术研发注入的150亿美元资金等。美国新安全中心最近一项研究强调，“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可能改变军事和战略平衡。”

三、美国技术竞赛的对策与不足

近年来，美国连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指导性文件，标志着其正在积极应对与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美国已开展了以下工作：①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概念和计划，将把高超声速、人工智能和量子等新技术的现代化投资作为预算优先事项，并积极改革其采办过程，以更好地利用商业部门的创新。②国会批准了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研发投资，签署促进外国投资委员会现代化改革的立法，以对抗投资驱动的技术转让，并建立了太空部队，以期赢得太空军事竞争。③美国司法部通过“中国倡议”，将起诉中国企业间谍活动作为首要关切。此外，美国国务院正在展开全球运动，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对大国竞争所做的准备仍不充分。

(一)美国政府

作为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回应，国防部创建国防创新小组，旨在加速将商业技术应用到军队中，并扩大军事供应商的基础，纳入拥有尖端技术的公司。同样，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和美国空军体系等军事部门也在寻求以更快的速度从工业领域引入更多的商业技术。但目前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创新活动投入仅占国防采办的1%~2%，远不足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家基于国防需求开展创新活动;②美国政府未将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所有因素结合起来，并与盟友制定综合计划以开展有效竞争;③受持续多年削减预算的影响，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不足。

(二)学术界

人才培养是大国竞争的重要支撑，但由于学生更青睐于法律、金融等高薪职业，美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毕业生大幅减少。据统计。中国的STEM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6~8倍，学术界参与应对复杂国家安全挑战的动力不足。而且，美国移民系统不允许外国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因此，美国虽然在资助先进STEM领域的外国人才教育，但失去了这项投资的潜在经济效益。目前，大学正在探索与外国资金来源(尤其是中国)建立创造性的合作关系。

(三)私营部门

20世纪80年代股东革命以来，私营部门越来越重视利润和资本效率，长期技术研发工作被忽视，美国研发、生产和维护重要系统的能力遭到严重侵蚀。如COVID-19疫情爆发时，美国生产药品80%的原料和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私营部门技术研发原动力不足已成为维持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报告认为，要在大国竞争中取得战略技术先发优势，美国资本市场和私营部门需长期关注技术研发，实现从追求短期利润到长期能力开发的转变。

四、应对“超级大国马拉松”的建议

为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新的多代竞争模式，其战略应围绕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并与中国长期共存，而非像冷战时期一样分出胜负。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关注以下四个优先事项：

一是加强对基础研发的投资。近年来，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经费已从冷战时期GDP的2%下降到0.7%，美国必须重新重视科学和基础研究工作，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基因工程、自主系统、网络和太空等领域，并通过激励措施和税收政策，刺激企业的基础研发工作，推动新兴硬件企业和制造业复兴。此外，还需与企业、学术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合力研发新的技术，积极应对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竞赛。

二是吸引、发展和保留STEM领域的人力资本。政府应通过提供政府实习、就业的机会、减免学费等方式，为STEM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并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学习，明确绿卡和公民身份的获取条件，保障其培养的STEM人才可为美国所用。

三是制定综合性的经济治国战略，并建立执行该战略的机构能力。首先，制定一整套政府经济治国战略，核心目标是统筹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与中国竞争相关的政府组织，打破其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各政府组织之间资本、人才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发展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其次，通过制裁、市场准入、出口管制以及前沿军事威慑等手段，整合和灵活调动经济和金融工具。第三，解决当前在生物技术、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和自主性等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此外，还需对“中国制造2025”等进行经济评估，明确其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产业、就业和经济增长。随着中美经济的脱钩，美国政府还须激励国际社会，动员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支持其对未来经济秩序的愿景。

四是着眼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美国资本市场和私营部门需扭转过分关注短期回报的现状，着眼于长期技术研发。这项改革应由公司高层和投资者共同推动。首先，延长投资期限至十年以上，以改变大多数投资期限不足一年的情况，并关注长期研发在创造新产品方面的有效性。第二，通过税收激励等措施来延长股票持仓时间，鼓励股东作出长期承诺。第三，对不能创造长期价值的金融工程进行适当管制。

来源时间：2020/6/20   发布时间：2020/6/3

旧文章ID：21933

作者：  来源：寰球情报

中国主导举办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6月17日晚以视频方式举行，新华社深夜公布中方讲话全文，提到如下内容。

中方宣布，中国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架构下，免除对有关非洲国家截至今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

同时，中国呼吁G20进一步延长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相关国家缓债期限。中国希望国际社会在非洲减缓债问题上采取更有力行动。中方愿在尊重非方意愿基础上，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伙伴开展援非抗疫合作。

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同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非洲国家的支持力度，包括「进一步延长缓债期限」，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

除对非洲国家免债外，中国还宣示，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抗疫行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洲国家来中国采购抗疫物资。

中方还承诺，中国还将提前在今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并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中国鼓励国内有关金融机构参照20国集团(G20)缓债倡议，根据市场原则，与非洲国家就商业主权贷款安排进行友好协商，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压力。

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李克强总理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对外援助和减免外债一直是全民富有争议的话题，往往和救灾时号召民众捐款、医疗保障欠缺、教育投资不足等现状进行比较，进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种种抱怨之声。

一些网民将对外免除债务与国内的扶贫工作相提并论，批评中国“穷大方”。

对于此，《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署名评论，批驳了中国免除外债是“穷大方”的说法。

评论说，互联网上也有少部分人对中国免除债务的决定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又是免除债务，又是出钱，中国自己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应该把钱首先花到他们头上，而不是搞免债、做外援。

这篇评论用“五个事实”论证其观点，包括：免债是大国经常做的事，中国也享受过外援带来的好处;中国对外援助并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能切实改善当地人生活;外援可以改善他国发展环境、有利于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出去，中国并非冤大头，等等。

评论说，中国对外援助并非只出不进，算“经济账”也是值得的。

《环球时报》也曾发表社评反驳，称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不须“讲透”。

社评承认，由于中国仍有大量欠发达地区，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因此“面临在这个问题上统筹内外各种意见和不同轻重缓急的考验”。但是，“随着中国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央，这样的钱必须花，而且要花好”。

社评说，中国社会要迅速摆脱对外援助的那些钱能在国内做多少事的简单计算方式，决不可让民粹主义干扰国家的外援计划。“如果舍不得外援，根本就没法在国际社会混”。外援的“好处”很多时候是不能大张旗鼓宣扬的，那样做会导致严重负效果。中国舆论应配合官方的对外援助，不具体细究为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坚持刨根问底。

附：中国免债史

2000年

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方承诺两年内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5年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透露，截至2005年，中国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对华债务。

2006年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2010年

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68亿美元。

来源时间：2020/6/19   发布时间：2020/6/18

旧文章ID：22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