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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突发:美国交通部发布命令!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申报中美航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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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震  来源:民航数据控

根据这一命令,美国交通部(以下简称“交通部”)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国”)未能允许美国承运人充分行使其对中国提供定期客运航空服务的双边权利。具体而言,在本命令中,我方将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14卷第213部分的规定,实施第1阶段的航班计划填报要求,以涵盖在美国境内运营的外国航空公司的所有航班计划组合。

背景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民用航空关系受1980年9月17日签订并随后修订的《美中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协定”)管辖。该协议除其他外,规定了双方承运人在两国之间提供某些航空服务的权利。对于美国政府指定的航空公司,这些权利包括“经营具有完全运输权的混合航班和全货运航班 ……[f]从美国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开放定期国际服务”的权利,但中国部分航点频次受限。协议还规定,“各方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有公平相等的权利,以求得机会均等、合理平衡和相互有利。”

随着2020年1月下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空运输需求下降,运营定期客运航班的三家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Inc.)、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Inc.)、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Inc.),在2月初前取消了原定的美中联合服务。中国的航空公司也暂停了部分但不是全部的美中定期混合服务。今年1月初,在美国和中国的航空公司中,两国之间每周约有325架次定期混合航班。截至2月中旬,仅有4家中国航空公司每周20架次定期混合航班留在市场上。3月中旬,中国航空公司将服务水平提高到每周34班。

3月26日,中国民航局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中国民航通知》),规定中国航空公司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一条航线只能保持一周一班的定期客运航班。根据中国民航局的通知,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此外,中国民航局的通知还规定,中国和外国承运人必须使用自3月12日起的国际客运航班时间表,作为他们在任何给定的国际市场上可以维持的客运频率的最大限制,直至进一步通知。截至3月12日,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已完全停止向中国提供航班旅客服务;但在此期间,中国航空公司普遍保持一定程度的旅客服务。在确定3月12日为任意的“基准”日期以及上述其他限制时,中国民航局的通知实际上排除了美国航空公司恢复飞往中国的定期客运航班并在其双边权利的最大范围内运营的可能性,而中国航空公司则能够将定期客运服务维持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外国市场。美国交通部认为这些限制与协议不符,并已向中国民航局表示反对。

美国的航空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恢复飞往中国的定期客运服务。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已宣布打算在6月初恢复在各条路线上的定期客运服务,并已向中国民航提出申请。两家航空公司都没有收到中国民航的回复。鉴于中国民航局未能批准美国承运人的申请,美国交通部加强了与中国民航局就通知的接触,特别是对通知与协议条款不符提出了异议。美国交通部强调了两个主要问题:(1)该通知规定的运力限制超出了协议规定的范围;(2)该通知创造了一种环境,使中国承运人比美国承运人获得更优惠的待遇,从而剥夺了美国承运人“公平和平等的竞争机会”。

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民航提出对中国民航通知的反对意见以及与协议的不一致。在2020年5月14日的一次电话会议上,美国交通部向中国民航提出了美国航空公司无法恢复定期客运服务并行使其全部双边权利的问题,强调中国民航的通知对美国航空公司规定了与协议不符的限制。对此,中国民航总局通知美国交通部,中国正在考虑取消3月12日时刻表的先决条件;不过,对一条飞往中国的航线每周服务一次的限制仍将保留。

决定

根据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反对下,损害了美国承运人的经营权,剥夺了美国承运人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经营权的公平和平等机会,从而违反了中国政府在本协议附件一第一节、附件五和第12(2)条下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加执行本命令中概述的14 CFR第213部分的航班计划表要求。我们的结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本命令所列出的中国承运人必须提交其时间表,以便我们可以确定这些计划表或其中的任何部分的服务运营“是否可能违反适用法律或对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求这些计划表必须在2020年5月27日之前提交。

因此,

1.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航应向本部门备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ScheduleFiling@dot.gov网站在上述参考摘要中),在2020年5月27日之前,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或多个点与任何一个或多个点之间,任何和所有现有的混合服务计划表,包括代码共享,通用品牌(common branding)和附加部分,应包括:

•使用或将要使用的机型,

•每个航班的运行频次和日期,

•在每个地点服务的特定机场,以及

•每个点的到达和离开时间;

2.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航应向本部门备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ScheduleFiling@dot.gov网站以及在上述参考摘要中)美国境内任何一个或多个点与非美国境内任何一个或多个点之间的任何和所有组合服务拟议时间表,包括代码共享、共同品牌和附加部分,包括上文第1款命令中所述的资料、此类附表的拟议生效日期和此类附表的拟议终止日期(如已知),至少在服务开始前30天;

3.我们可以随时修改,修改或撤销本命令,而无需听取其意见;和

4.我们将为中国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四川航空有限公司和厦门航空公司提供此命令;所有经营大型飞机的经认证的美国航空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务院、联邦航空局。

点评:现在总体上需求还是海外华人华侨为主,希望中美两国加强沟通,各机场加强担当,接收这些国际航班。我们疫情防控走在最前面,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增加国际航班吧~都是我们的同胞!能不能考虑“5个1”中的部分“1”逐步变成“2 3 4”呢。

中国航空公司要不要申报计划,申报多少,我们将持续关注。

附:有网友“拉上窗帘”表示:

5月21日,中国民航局发送特急电报,要求“尚未复航的航空公司不得在批准复航之前预售国际机票”,有官员表示“五个一政策”将至少执行到十月份。

此消息一经传出,苦苦等候的国外留学生立刻炸开了锅。昨天(5月22日),部分官方的微博被攻陷,不得不关闭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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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5/25   发布时间:2020/5/23

旧文章ID:21782

童黎:福山是怎么“批”中国政权的?

作者:童黎  来源:环球时报

【文章原标题:福山洋洋洒洒3800字批"中国政权",最后一段亮了】

“中国的(抗疫)表现胜过了美国,被全世界围观。在我们想着‘改变’中国之前,我们需要先改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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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利益》编委会主席洋洋洒洒3800字批"中国政权",最后一段亮了

当地时间5月18日,《美国利益》编辑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该杂志网站上刊登《中国是哪种政权?》一文。文章篇幅超过4100字,福山花了约3800字对中国进行了一番“高谈阔论”,大肆渲染中国是“极权主义”,甚至讨论了一番中国应该怎么“改”。


但他在结尾给出了上述引号里的结论。从办事效果上看,到底谁应该“改”,不言而喻。


《美国利益》编委会主席洋洋洒洒3800字批"中国政权",最后一段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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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哪种政权?”福山文章截图


《历史的终结》是福山的成名作。作为日裔美国政治学家,他开篇就将中国放在了对立面,声称“为了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未来几年应该如何应对中国,我们需要了解它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就需要同时研究中国历史及其近期的行为。”


但他建议把讨论与最近的中美关系剥离开。


福山指出,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为了转移人们对其自身应对新冠危机不力的注意力,对中国采取了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例如一再把新冠病毒污名化为所谓的“武汉病毒”。这不是一种严肃的政策方针,“我们对现状需要进行更冷静的评估”。


然后,福山就开始介绍他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看法。


例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连续性历史之一,但许多西方观察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只到20世纪早期为止,也就是中国被腐朽政权统治的清末时期。


再例如,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创建了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文明,也就是一个在对待公民时“不带个人情感”(impersonal)的国家。


在对秦朝及以后的中国历史、官员选拔方式等进行一番分析后,福山提出,中国的政权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和择优任用的。与中世纪欧洲看重贵族血统不同,在当时的中国,官员由君主派遣到地方,然后进行轮换。


与此同时,他将法家和儒家进行对比,花费了大量篇幅渲染“极权主义”,然后污蔑中国政府现在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观察民众的日常活动”,并试图歪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外交政策。


福山将中国描述成一个有抱负的“极权主义国家”,就像20世纪中叶的苏联,而不是某种泛泛的“威权资本主义”政权。


他声称虽然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的行为“很笨拙”,而且在很多方面“弄巧成拙”,但“这个目标基本是正确的”。此外,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增长,相关军事平衡一直在迅速变化,美国向日本、韩国等兑现所谓“保护”承诺的能力将逐渐减弱,美国需要坦率地面对这一差距。


有意思的是,福山洋洋洒洒写了3800字来大谈特谈中国历史,渲染中国的所谓“极权主义”,甚至妄言起中国应该怎么“改”,最好变回“一个更常规的威权国家”,或者“向自由国家发展”。


但说一千道一万,他在多用于总结全文的文章末尾写道: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三年半里,美国一直在尽其所能地削弱自己。”

“它选出了一个比起外国竞争对手,更喜欢妖魔化国内对手的领导人。他毫不在意地抛弃了道德高地,这曾经是美国全球力量的基础。在这场过去三代人经历的最大危机中,他以如此无能的方式治理国家,以至于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再把他当回事。”

“尽管从整体看,‘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表现并不比所谓‘威权政府’差,但中国的表现胜过了美国。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双边比较。”

“在我们想着‘改变’中国之前,我们需要先改变美国,努力恢复其‘全球自由民主价值观灯塔’的地位。”

这不是福山第一次承认中国的抗疫成果。他始终认为国家制度与抗击疫情的成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中国抗疫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但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


这也不是福山第一次就新冠疫情批评特朗普。他4月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他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


“如果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他仍能在十一月连任,那么美国人的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如果是别人当选,那我们就可以将此作为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

来源时间:2020/5/24   发布时间:2020/5/23

旧文章ID:21781

墨钜:胡锡进是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战士?

作者:墨钜  来源:西西弗斯的剑与碗

文章原标题:胡锡进在中美关系上,不是影响,而是完全控盘
【Editor’s Note:胡锡进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不是影响,而是完全控盘。因为政策制定者再位高权重,也禁不住千万战狼的围攻,也戴不起卖国的帽子。】
中美关系,目前已经发展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中美关系如今能恶化到现在这个地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居功至伟。

在中美关系中,胡锡进并不总是反美,反而还偶尔会表现出亲美。他只是,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推波助澜,并在最关键的时刻发出致命的一击。
胡锡进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绝非戴大校和金教授之流可比。金教授能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给美国下战书吗?戴大校会鹰到对美国核讹诈吗?
胡锡进,在中美贸易站发生和升级中,充当了做局造势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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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在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时,特朗普总统要求中美贸易要公平和对等,其中的反对补贴国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对中国来说也不全是坏事,正是中国改革的方向。而且,当时特朗普搞贸易摩擦并不只是针对中国,就连美国的盟国也都不放过。
环球时报早在4月就发表了《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和《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坚决回击美方的任何贸易打压,我们将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这可不是中国政府随便说一说。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决定,同时也是中国全社会的共同选择。”贸易战还没打,胡锡进就迫不及待地代表中国政府和社会主动向美国下了战书。
直到8月6日中美关税升级后,环球日报仍在题为《贸易战只会将中国人磨砺得更加坚强》中说道:“持久战是对付华盛顿试图用闪电战赢得胜利的良药。”这就等于说,贸易战对中国人不但是好事,而且还是难得的磨砺机会。中国只会选择打到底,不可能接受美国的任何停战条件。总之,中国就是喜欢打美国,即使美国让步答应了中国的所有条件。
最近,胡锡进又在微博上,公开向美国发出了核恐吓与核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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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威慑是被动消极的二次核报复,目的是以战止战。扩充核武器以增加核威慑,当然可以。但是,胡锡进说的却是,平时天天都使用它,用它们来塑造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态度。这已经是主动积极地利用核武器来讹诈以获取利益,是赤裸裸的核恐吓加核讹诈。
对此,美国媒体认为:胡锡进呼吁扩充核武库,不能代表政府,却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民意。胡锡进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社会?代表中国人民?严格地说,是不能的。对外能代表一国的政府和人民的,只能是这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然而,环球时报是中国的官方媒体,是中国政府的喉舌。一个人自己的喉舌说出来的话,难道不就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吗?胡锡进是官方媒体的主编,是中国政府的现任在编官员。联邦政府的官员与其他主体签了协议,特朗普难道还可以不认账吗?
环球时报,包括胡锡进个人,总是隐晦地暗示着:自己代表着中国政府,代表着中国社会,代表着中国人民。比如在《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等文中,就明目张胆地说: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决定,同时也是中国全社会的共同选择。
这真是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吗?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选择一直未变,且一直被表达得十分清晰: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环球时报并不是人民日报,不需要严格与政府保持一致,可以发出胡锡进自己的声音。但它却是官方媒体,往往被外界认为是在代表政府发声。
环球时报一手对内,一手对外。塑造中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再把读者的认知展示给外部世界。先培养敌视美国的战狼,再用战狼战美国。
给胡锡进一个杠杆,他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尤其在塑造外国对中国的认知上,尤其在影响中美关系上,环球时报所发挥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
胡锡进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借力打力。他擅长先通过向美国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来招引美国的误解,然后借美国的反应来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
贸易战,他先代表中国向美国下战书,美国不想打都不行。新冷战,他先向美国发出核讹诈,美国就不得不打。美国要打,中国就只能奉陪了。
请注意,胡锡进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不是影响,而是完全控盘。因为政策制定者再位高权重,也禁不住千万战狼的围攻,也戴不起卖国的帽子。
在中国历史上,从慈禧太后,到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谁都禁不住戴不起。胡锡进深谙此道,运用自如。其实,也只不过是把历史的故伎重演。
贸易战,他先代表中国向美国下战书,美国不想打都不行。新冷战,他先向美国发出核讹诈,美国就不得不打。美国要打,中国也就只能奉陪了。
把胡锡进看成飞盘狗一样的舔痔文人,是严重贬低了胡锡进的作用和地位。胡锡进把全球玩弄于鼓掌之中,是与苏秦相齐一样做的是一言倾国的大买卖。
历史,本来就是由胡锡进这样的英雄人物创造的。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无中生有,平地造势,借力打力,纵横捭阖,挑拨离间,翻云覆雨,倾国危邦。
国内的绝大多数左派人物其实都很简单,比如司马南,其观点是一贯的,立场也是真诚的。但是,胡锡进不一样,胡锡进是十分复杂的。
胡锡进,立场左右骑墙,观点反复无常,时时刻刻都在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立场和观点,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面目。
胡锡进的表面身份是环球时报的总编,在成为这个人民日报报社旗下小报的总编之前,胡锡进本人的个人履历其实是十分单一的。
胡锡进生于1960年,1982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俄语专业。1989年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
1989年毕业之后,胡锡进就进入《人民日报》,去了当时的苏联,目睹了苏联的解体。1993年至1996年间,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参与了对当时波黑战争的报道,并曾写作《波黑战地采访手记》。
从1996年起,胡锡进成为了《环球时报》的副总编辑,并在2005年提正成为该报的总编。2013年末,出版著作《胡锡进论复杂中国》。
可见,胡锡进同学在成为环球时报的副总编辑之前,其个人履历的关键字只有一个,那就是俄罗斯,如果还要找出第二个,那就是苏联。
世人对复杂胡锡进的了解是肤浅且谬误的,他们加给胡锡进最主要的标签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这个标签是对胡锡进最大的误解。
首先,胡锡进专业上选择的是学外语,可见他从大学报志愿就面向世界了,跟那些热衷国学鄙视蛮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们绝对不是一类人。
其次,胡锡进工作上选择的是环球时报,环球两个字跟狭隘民族主义就是根本不兼容的。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胡锡进是一个胸怀全球的人。
可见,胡锡进绝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无私的国际主义者。
中美关系如此恶化,几乎已经走向了脱钩和对抗。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
中美关系恶化,对美国人自己也不是好事,这一点大部分美国人也承认。上周五,美国Bleakley Advisory Group首席投资官Peter Boockvar就向Market Watch的表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进行斗争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中美关系恶化,谁受益了?了解国际地缘政治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出来,受益最大的国家,而且几乎是唯一受益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这就好比,楚齐关系恶化,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秦国。楚国的爱国者屈原若在,又该跳江自杀了。
楚齐若不交恶,秦国就永远没有获胜的机会。中日若不交恶,前面的沙皇俄国就已惨败于日本,后来的苏联就会败亡于日本和德国的两面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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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无私的国际主义者,二战时的德国人佐尔格一个人对苏联的贡献就能顶11个步兵师,现在胡锡进一个人的贡献就能顶至少11个战略导弹师。

顶11个步兵师,现在胡锡进一个人的贡献就能顶至少11个战略导弹师。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日7日),德国人,共产主义间谍。1914年应征加入德国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来到苏联,在苏联机关工作,撰写了许多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别尔津推荐下,被苏军侦察机关录用。30-40年代在德国、日本等国长期为苏联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他在日本创建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组织,为苏联统帅部提供了有关德军侵略计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企图等重要情报。1941年10月18日被日本警察逮捕。1943年9月29日被判处死刑,1年后处以绞刑。】

来源时间:2020/5/24   发布时间:2020/5/24

旧文章ID:21779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5月11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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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45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16)

(5月11日—5月21日)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5月中旬,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达520万,死亡超过33万。南美洲已成为全球冠状病毒疾病最新疫情中心,尤以巴西的疫情最为严重。 俄罗斯和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皆创下新高。美国疫情持续扩大,新增确诊人数增至逾160万,死亡人数超过9.6万。 伊利诺伊州成为继纽约州、新泽西州后,第3个确诊人数突破10万的州,但全美50个州已全部实现不同程度的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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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疫情方面,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特朗普指责世卫组织就是中国的傀儡,蓬佩奥继续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国不透明和未能及时通报疫情。澳大利亚声称对疫情展开独立调查得到了近120个国家的支持。

美国对华在科学领域的打压再度升级,一周之内三名华人科学家在美被逮捕或判刑。美国还宣布新规,无论是否美国企业,只要在产品中使用了美国技术,向华为出口时都需要许可证。

在国安领域,美国众议院成立“中国工作组”。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华战略》,该报告称美对华接触政策未达到改变中国的预期目标。FBI指责与中国有关的黑客正将目标对准新冠病毒的研究机构。美国还宣布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中美脱钩延伸至金融领域,美国参议院通过《国外公司问责法》,联邦退休基金无限期推后投资中国企业股票,纳斯达克(Nasdaq) 将公布对首次公开发行 (IPO)的新限制。特朗普甚至表示他可能完全切断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港台问题上,美国国务卿祝贺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这是美国国务卿最近几十年第一次公开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启新的任期。美国务院还批准售台18枚重型鱼雷。全国人大提出了旨在禁止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及外部势力干预的行为 “港版国安法” 草案。这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又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我们将继续跟踪事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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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美国司法部发布消息称,FBI于8日逮捕了名叫洪思忠(Simon Saw-Teong Ang)的阿肯色大学电气工程学华裔教授。如果罪名成立,洪思忠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现年63岁的洪思忠教授是著名的电气工程学华裔科学家。洪思忠被指控向阿肯色大学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作出虚假陈述,未曾透露他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公司中担任过其他职务,这令洪思忠得以保留他的阿肯色大学的工作并获得(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

——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称,在上周五宣判了著名华人生物学家、前美国埃默里大学终身教授—李晓江一案。美方指控李晓江参与国内人才计划未如实披露个人收入,因而被判罪,缓刑一年,罚款35089美元。判决中,并没有隐瞒兼职这一条。判决书出来时,检察官声称要继续调查华人与中国人才招聘计划的关系。

——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ederal Retirement Thrift Investment Board)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最大退休基金–联邦退休基金无限期推后投资中国企业股票的计划,原因是新冠疫情令经济环境急速改变。该基金是节俭储蓄计划(Thrift Savings Plan) 的一部分,与401(k)相似。

5月12日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包括稀土金属矿、黄金矿砂等79项商品。这是中方对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其中部分商品,自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8日,不再加征中方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

5月13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发布联合警告。指责与中国有关的黑客正将目标对准新冠病毒的研究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称,该机构侦测到美国对新冠病毒进行疫苗研制、治疗和检测的机构遭到黑客攻击的现象。

——特朗普发推:“正如我一直以来所说的跟中国打交道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我们刚刚与他们签订了一个很好的贸易协议,墨水还没有干,世界就被源自中国的大瘟疫所折磨。100个贸易协议也抵不了那些无辜丢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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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他现在不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甚至表示他可能完全切断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下手,包含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如果我这么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可以替美国省下5000亿美元。”

5月15日

——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前雇员王擎周三在家中被捕。他被控“电信诈骗和虚假陈述”,与其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36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有关。王擎是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前任院长、现华科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一家非营利性多专业学术医疗中心,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医疗机构之一。

——美国工业与安全部15日宣布新规,要求厂商将使用了美国的技术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给华为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即使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厂商也不例外。这意味着,无论是否美国企业,只要在产品中使用了美国技术,向华为出口时都需要许可证。

5月1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资金投入,调动全球资源,打赢疫情阻击战。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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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被任命为有影响力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情报委员会是参议院下属的一个重要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情报委员会监管向美国政府提供情报的情报系统(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工作。美国情报系统一共包括16个独立的不同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机构。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越来越多国家响应和支持欧盟和澳大利亚联合提出的对新冠疫情进行独立和全面调查的决议草案。对疫情展开独立调查受到了包括日本、韩国、土耳其、俄罗斯和英国等近120个国家的支持。

——路透社消息:纳斯达克(Nasdaq) 将公布对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新限制,此举将加大一些中国企业在其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难度。新规则将要求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企业通过IPO筹资规模达到2,500万美元,或者至少是上市后市值的四分之一。这是纳斯达克首次对IPO规模设定最低限制。新规则还将要求审计公司确保他们的国际特许经营业务符合全球标准。

5月19日

——彭博社消息,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一家位于中国上海名为Shanghai Saint Logistics Limited的物流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美国政府认为该公司担任了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总销售代理,为该航空公司提供中伊航线的货运预订服务。此前,美国政府单方面认定伊朗马汉航空公司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后者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

——众议院“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工作组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宣布“中国工作组”将分为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竞争力和意识形态竞争这五个支柱(pillar)小组,就“中国构成的威胁”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美众议院“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由众院国会共和党议员5月7日成立,是共和党议员在中国问题方面的智囊。该小组的全15名成员清一色均为共和党人,涵盖17个不同的委员会,以 “协调应对中国在不同领域内所带来的威胁” 。

——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WHO)就是中国的傀儡,说得好听一点,他们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他还在个人的推特账户上发文,以公开署名信的方式致信世卫领导人谭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详细列数出世卫在新冠疫情中的14项“失败的应对举措”。中国外交部指责特朗普政府攻击世卫,以此转移外界针对美国防疫成效不佳的关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正试图对中国进行抹黑,以避免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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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随着康涅狄格州放松部分限制措施,全美50个州已全部实现不同程度的重新开放。公共卫生专家表示,放松社交距离限制的前提之一应是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且放宽限制对控制病毒传播的实际影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现。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感染全球最高不是坏事,是“荣誉勋章”。

——依据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特朗普政府向美国会提交了《美国对华战略报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介绍过去两年多特朗普政府落实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涉华内容情况。该报告称,美中建交40多年来,美对华接触政策未达到改变中国的预期目标,中国对美国家利益构成多方面挑战,美应对华继续采取“全政府应对举措”。5月22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这个报告和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样, “蓄意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意图” ,大肆渲染 “中国威胁” ,并以此为借口,鼓吹继续对中国采取全方位施压的强硬政策。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一题为《非洲的政府大楼可能是中国间谍活动的载体》(Government Buildings in Africa Are a Likely Vector for Chinese Spying)的报告,表示北京为非洲多个国家建造或翻新逾百幢政府大楼,惟疑涉间谍活动监听非盟总部。 对此,中国外交部22日批评美方言论挑拨离间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只会自取其辱。

——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当发布新闻稿声称,美国务院批准售台18枚MK-48 mod 6重型鱼雷及相关设备与技术,金额约1.8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已正式通知国会。

——蔡英文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她在演说中表示,未来四年会持续争取参与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为印太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实际贡献,强调要在印太和平稳定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给蔡英文发贺电,祝贺她开始第二任期。蓬佩奥直呼蔡英文是“总统”,称赞台湾是强而有力且极可信赖的“伙伴”。这是美国国务卿最近几十年第一次公开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启新的任期。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国外公司问责法案》,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退市风险加大,国内国有企业赴美融资亦将面临障碍。法案规定,任何一家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简称PCAOB)的审计要求,将禁止该公司的证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该法案还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它们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

5月21日

——美国宣布,由于俄罗斯未能遵守条约,美国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将于22日向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定,六个月后正式退出。如俄恢复完全遵约,美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开放天空条约》(Open Skies Treaty)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与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1992年在前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谈判并签订的,共有34个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允许签字国的飞机携带先进探测设备飞越另外一个国家的领空进行侦察,了解对方的军事行动,减少误判。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公布,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大会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个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草案旨在禁止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及外部势力干预的行为。在该法案经人大会议审议和通过之后,将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称,中国若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美国将作出强烈回应。针对这一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用三个 “坚定不移” 予以回应: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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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5/24   发布时间:2020/5/24

旧文章ID:21777

布朗:美“全面制华”之变, 折射巨大的知识不对称

作者:克里·布朗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国和西方看待彼此的方式都在发生显著变化。据报道,美国近期推出“对华战略报告”,认为美对华接触政策全面失败,直指中国对美国构成多方面挑战,美应对华采取“全政府应对举措”,以遏制中国扩张。何以至此?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美之间存在深层结构性问题——文化与价值观。中国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它却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奉行不同的价值观。今天最深刻、也最需要时间去理解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一个以中国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是怎样的。他坦言,西方深受基督教一神论影响,共享一套基本价值,偏向于绝对化、系统化、一致性和完整性,因而尽管其理论上肯定“多元化”,其价值观本质上却是排外的。面对中国价值体系所意味着的多元性,西方反而犹疑起来,这是最反讽的。这也折射出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知识不对称。中国对西方的了解逐渐深入,而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传统却缺乏基本了解。他认为,欧美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跳出思维定式,去真正理解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而非根据假设与偏见来行动。他预言,统一体系的世界即将结束,我们将迎来一个两个中心、两套价值体系并存的世界,而西方可能不得不承认中国文明体系的存在,并从对同一体系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寻求新的精神秩序。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西方应准备接受两种价值体系并存的世界

——克里·布朗访谈

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们今天必须习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强大的、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都在欧洲和北美。但是现在中国已经重回世界格局的中心了。无论西方是否承认中国的价值观,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庞大文明体系的存在,并且很有可能在未来与西方体系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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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克里·布朗)

今天,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之间的经贸争端也会波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中美经贸争端在技术层面上我相信是可以解决的,但中美之间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文化与价值观。

全球将很快迎来一个最大经济体,而它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却奉行着不一样的价值观,它是由中国独特的文明背景所支撑和约束的。

这不仅对中国的自我认同带来挑战,也对全世界带来挑战。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对如何应对这一非同寻常的新转变感到困惑。

两个体系

今天最深刻、也最需要时间去理解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一个以中国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是怎样的。

过去,中国的价值观只局限在中国国内,西方只把中国看成一个经济成功的国家。但是现在好像没那么简单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的突出地位,赋予了它特殊的潜力。在“一带一路”这些走出去的政策推出后,中国的价值观开始产生国际影响力。

正如百年前西方文明对中国人的巨大冲击一样,理解中国文明对于今天的西方人来说也是一次思维方式上的挑战,因为他们习惯于寻找有序、系统的世界图景和具有永恒性、唯一性的真相,不习惯接受模糊的、变动的实践性知识。我认为,寻找所谓的“真相”固然重要,但在不同文化维度下考虑什么是“真相”更加重要。

如果西方和东方要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的话,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跳出西方自身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而不是走向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统治。西方必须从对同一体系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寻求新的精神秩序,而非地缘政治秩序。

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认为统一体系的世界将结束,将来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有两个中心、两套价值体系并存的世界。既然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中国还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它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第二个苏联,而是作为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体系长期共存。这是我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预测。这就使得沟通和理解成为下一个世界体系中的第一要务。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和美国各有其势力范围,而界定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就成为维持这一体系稳定持续的关键。

中国价值的多样性

对西方人来说,最困难的是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从1978年起,中国人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尝试着学习西方的思维和发展模式,但中国最终制定的依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比苏联要开放很多,既接受西方的一些思想,比如市场经济,又保留自己的价值和文化传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高度本土化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西方的观念一般追求普适性、去地方化的绝对原则,但又找不到一个现成的方法和框架可以去概括中国。对于他们而言,中国的特殊性很难处理。

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形成知识传统、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基督教在欧洲范围内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蓬勃发展,其影响范围同西方文化比肩,其描绘的世界也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具有同等的影响力。

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文化中出现了道家、儒家、法家、佛教、马克思主义等纷繁多样的观念体系,中国人以灵活、包容的思维适应了这些来自不同地方、常常大相径庭的思想和原则。而西方的知识传统则深受基督教一神论的影响,在各国的文化多样性下面共享着一系列基本价值,偏向于绝对化、系统化,并以一致性和完整性为目标。比如,美国认为它的价值观是唯一的、普世的,以前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都接受了这一套价值观;中国虽然并不反对你,但它会说我和你不一样。这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否定。美国不太能理解中国这种“各美其美”的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的价值观本质上是排外的。虽然在西方语境里,“多元化”(diversity)是欧洲知识界普遍肯定的一种价值,但现在面对中国这种完全不一样的价值体系,出现了真正多元化的状况,欧洲知识界反而犹豫、质疑起来。这是最反讽的。

知识不对称

由于很少有人能够同时通晓东、西两大知识传统,因而这些深层次的知识和文化现象并不容易处理。就目前来看,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知识不对称:

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与学习已经十分深入,而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传统则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说,英国现在每年只有三百名研究中国的毕业生,这和二十年以前没有区别,而且英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很少是专门研究中国的,由此可见英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够的。欧洲和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这样至少他们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对手,而不是根据假设与偏见来行动。

比如,西方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形成的一整套文化,包括它的实践和话语。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开始就比较强调文化与道德建设。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常常用一种声情并茂的方式让普通大众了解到党是如何执政的,以情感性的话语来弥合政治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官方也试图利用各种网络渠道,以创新的表达方式来与年轻人沟通,力图在民众与政治之间建立情感上的连接。这些都是中国政治中独特的文化与情感面向。

今天,中国以其旺盛的活力与庞大的体量在东方耸立,其速度与规模让西方来不及在知识上跟进,只得盲人摸象一般猜测、试探。几百年来,西方一直以人类文明中的先进者自居,很难承认中国这样迥异的文化也具有同等的文明性。但无论西方是否承认中国的价值观,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文明体系的存在,以及其将与西方作为世界的两大体系长期共存的事实。

也许中国和西方这两个体系相互承认、相互制衡、相互沟通、共同管理国际事务,会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克里·布朗 |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

杨平 张婧 王儒西 | 采访、整理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20/5/23

旧文章ID:21776

美国国家体制经受不住特朗普的考验

作者:沈小花  来源:加拿大和美国必读

编者注: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指出,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美国的国家机构设置无法约束总统的权力,体制本身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你认识被骗子骗过的人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骗者仍然坚定地为骗子辩护,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他们还试图将责任转移到那些试着警告过他们的人身上。

被当作傻瓜的痛苦比损失金钱更伤人;保护自我不受侮辱,比追究作恶者的法律责任更重要。人类往往喜欢那些肯定我们的谎言,而不是挑战我们的真理。

美国人正在经历一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和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经济危机。特朗普的一举一动都让危机变得更糟。如果其他人在2019年12月当选总统,比如希拉里,或者杰布·布什(注:小布什的弟弟),那么就会有更少的美国人死亡,更少的美国人失业,更少的企业走向破产。

2016年大选前夕,一位普利策奖得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如果特朗普获胜,他或多或少会被众议院和参议院牵制,因为我们的政府体系就是这样设计的。即使是共和党人也不会急于追随特朗普的脚步。"

我引用的是这篇题为《冷静点,不管谁赢,我们都不会有问题》的专栏文章,不是要把它单独挑出来,而恰恰是因为这种观点并不少见。国家机构的管理者可以想象特朗普为国家体制带来考验,但他们无法想象体制没有通过考验。

然而这个体制确实失败了。

特朗普时代的故事就是一个体制失败的故事。

司法部失败了。

总监察长失败了。

国会监督失败了。

国家安全机构失败了。

法院也失败了。

特朗普做了前任美国总统都不敢做的事情,也做了前任总统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一、无论做了什么,55%的共和党人都支持他

有时特朗普被阻止了,更多的时候他不会被阻止。但无论如何,特朗普从未停止过下一次做更糟糕的事。

唯一待完成的事项就是2020年的选举了。不仅是特朗普,他身后的伟大政党也在努力确保选举尽可能地不自由、不公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动员了数百万美国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总统。

特朗普是个骗子,但2020年的“特朗普末日”代表的意义比骗局更深远,也更糟糕。

在2019年秋天,一个无党派研究机构研究了把福克斯新闻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共和党人与众不同的观点。在这一群体中,55%的人表示,无论特朗普做什么都几乎无法改变他们对他的支持。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福克斯新闻和Facebook信息流已经成为比家人或邻居更亲密、更值得信赖的朋友。电视和Facebook对他们偏见的肯定,就是对他们自己的肯定。

因此,为了旗帜和信仰,数百万体面的美国保守派接受了丑闻、错误、不忠和犯罪。特朗普的追随者生活在一个孤立的知识社区,其中已经形成了独有的一套伦理。他们想把希拉里关起来,因为她在个人服务器上收发电子邮件;同时他们却根本不在乎伊万卡做了同样的事情,也不在乎特朗普公然向俄罗斯外长泄露机密,这些机密比希拉里可能承担的任何风险都要重要的多。

他们沉浸在QAnon(注:指的是在网络上自称Q的匿名者,他们认为有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密谋各种针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邪恶计划)的幻想中,通过想象“聪明善良的特朗普”准备摧毁一个全球性的儿童性骚扰团伙,来逃避“恶毒特朗普”的现实——特朗普自己也承认,他曾对十几岁的选美参赛者下手。

二、新白宫时代:把一部分工资还给老板,才能显示出归属感

如果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愿意追究他的责任,那么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机构也没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去追究责任。特朗普时代表明总统与法律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尤其是如果总统保留了忠诚的司法部长,并在国会中拥有足够的集体投票(注:指一个投票人代表一大批人的投票制度),那就更有可能了。

政府工作人员为自己或同事谋取利益,在差旅费上超支是违法的。2012年,美国总务管理局的一名高管因私下出游和为员工提供奢华的度假场所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三个月软禁和三年假释。

然而,当副总统彭斯在2019年访问爱尔兰时,他没有住在会晤地点都柏林,而是去了180英里外、爱尔兰岛对岸的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并因此浪费了纳税人数十万美元。彭斯试图通过自己支付房费来弥补过失,但这只是给特朗普直接增加了一笔个人受益,而此行中彭斯还作出了许多其他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

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如果为了把钱直接交给上司而浪费差旅费,会陷入严重的麻烦,轻则被解雇,如果行为恶劣,重则可能会被判刑。但彭斯就不会。每个星期二晚上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的酒店里和说客见面的总统工作人员也不会。

我曾经在小布什时代的白宫工作过,那时当你穿上牛仔靴就能显示出你的归属感;

在特朗普时代的白宫,你得通过把一部分工资还给老板,才能显示出你的归属感。

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从事某些政治活动是违法的,尤其被禁止在领取政府工资期间直接参与竞选活动。总统顾问凯莉安·康韦看起来就违反了《哈奇法案》,她坚持不懈、明目张胆地参加政治活动,以至于引发了内部调查。2019年6月,调查报告称,她确实多次故意违反了该法律。

如果康韦是一名职业政府雇员,她会立即被解雇。然而出于礼节,《哈奇法案》把政治任命的执行权直接留给了总统。因此,调查的结论仅是向总统提建议,而不是直接命令。这项调查的结论是康韦应该受到“适当的纪律处分”,换句话说,就是解雇她。

特朗普无视了这一建议。康韦对着记者们嘲笑了一番这一调查结果。当一名记者向她宣读这份建议时,她回答说:“全都是废话。如果你想通过《哈奇法案》让我闭嘴,那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开始判刑就告诉我吧。”

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某个时刻,某政府工作人员会因为选举而兴奋不已,在Facebook上发布一些过激的内容,或者做一些其他违反《哈奇法案》的事情。她会因此被处分,如果违法行为太恶劣或太明显,她就会被开除。那时她将会知道,在一个地位比她更高的人做出更恶劣举动的时候,这条适用于她的法律却被忽视了。

或者,也许在2020年,政府工作人员会格外严格地遵守这项法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有一条法律是适用于特朗普的亲信的,而另一条法律适用于其他所有人。

三、见招拆招,国会的应对少得出奇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这样,运作着如此政治化的执法体系。

美国的93名检察官都是政治任命的。他们向负责刑事部门的助理检察长汇报,而助理检察长也是政治任命的。助理检察长再向司法部副部长汇报,最后向司法部部长汇报,他们也是被政治任命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虽然这些官员出于政治原因上任,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来完成的。美国人可以自豪的是,这个理想情况往往是自愿实现的。但当这些官员并不自愿时,这个理想就很难实现。

在其他民主国家,刑事部门的助理检察长相当于职业公务员。英国司法部长在皇家检控署的运作中没有任何作用。德国的联邦总检察官甚至与政治绝缘。在这些体制中也出现了问题。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执政曾被一项指控撼动,称特鲁多曾向该国检察官施压,要求他们对一家曾在竞选中慷慨资助其政党的公司从轻处理(注,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同时兼任最高检察官,此处说的特鲁多施压事件被媒体报道后,事后证明特鲁多并没有违法,后来辞职的女司法部长认为特鲁多的作法不合适但是没违法)。

但在其他国家,像特朗普这样通过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对司法部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太可能产生效果。

在2019年的时候,特朗普同时拒绝了与20个不同的国会调查机构合作,这是对于国会如何能见招拆招的一次考验。令人惊讶的是,国会能做出的应对少得出奇。对于藐视国会的惩罚力度远远落后于藐视法庭。正如国会研究机构在2017年警告说的那样:

在执行对行政部门官员发出的传票时,国会面临着许多障碍。尽管法院重申了国会拥有签发和执行传票的宪法权力,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大多数情况的话),尝试对行政部门官员不服从国会命令做出惩罚可能都是徒劳的。

即使公然向国会撒谎,也被证明是特别难以惩罚的行为。"几乎没有人因为向国会撒谎而被起诉,"一篇阐述这个主题的顶尖法律评论文章总结道。"事实上,在过去60年中,只有6人因对国会作伪证或相关指控而被定罪。""

这是2006年发布的数据。但2018年专门报道国会消息的媒体《点名》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个数字并没有更新。投手罗杰·克莱门斯在2009年因在类固醇问题上向国会撒谎而被起诉。2012年,他被无罪释放。如果你是特朗普行政部门的官员,你肯定希望自己即使对国会撒了谎,甚至做出更糟糕的行为,也能侥幸逃脱。

有人在想:为什么国会不采取行动?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国会,只有国会里的两党。两党的成员甚至不能就证据方法或行为标准达成一致。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霍表示,当他听到一位共和党众议员称“我为总统工作,也对总统负责”时,他和党内决策层里的一些成员对此表示忧虑。约霍的选区位于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2016年那里有41%的选民投票反对特朗普。这些选民也是约霍的选民,但他不对任何一个选民负责。在他心目中,他首先且只是一个共和党人。

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国会不能在这种偏袒心态下运作。如果唯一的判断标准是“你们是好样的!和“你们太差劲了”,那就不可能对行政部门进行有意义的监督。执政党应该和反对党一样致力于执行国会传票和惩罚藐视国会罪,因为两党都应该对国会的权力有同样的关注。当然,具体执行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以及参议院的绝大多数共和党人,都会采取行动为他们所鄙视的总统辩护,反对他们明知是真实的指控。他们中最糟糕的人还会追随疯狂的阴谋论。然而,大多数人会表达他们的担忧,然后找到逃避责任的方法。

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国家体制已经失效了,因为体制的保护者没能保全它。

民主不会靠自动驾驶仪自己飞行。如果民主机构的负责人不去维护制度,它不可能实现自我完成。而当制度开始松绑的时候,美国和世界将陷入冲突和危机。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原文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5/system-failed-test/611911/

原文标题:The System Failed the Test of Trump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20/5/23

旧文章ID:21775

《柳叶刀》发布陈薇院士新冠疫苗I期临床试验结果:安全,能诱导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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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天宇  来源:观察者网

北京时间5月22日晚21时许,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在线发表全球首个重组腺病毒5型载体新冠疫苗I期临床试验结果,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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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论文中的描述,在接种前述以腺病毒Ad5为载体的新冠疫苗后,ELISA抗体和中和抗体自接种第14天开始出现明显增长,并在接种后第28天到达峰值。特异性T细胞反应在接种后第14天到达峰值。

论文称,在108名(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各36人)受试志愿者中,有30名低剂量组、30名中剂量组和27名高剂量组成员报告了在接种后7天内出现至少一种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发烧、疲劳、头痛和肌肉疼痛等。在所有不良反应报告中,大多数报告都是不良反应为轻度或中度的,并且在接种后28天内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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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了这则消息,并赞叹:首次对此新冠病毒疫苗的人体实验结果发现,它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并且能够诱导快速的免疫反应。“这些结果代表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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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也通过其官方微博称:首个1期临床试验COVID-19疫苗是安全的且耐受性良好,并能在人体内产生针对SARS-CoV-2的免疫应答。本试验是在108名健康成年人中进行的开放标签试验,在28天后显示出了有希望的结果,最终结果将在6个月内进行评估。但仍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确定免疫反应是否能有效预防SARS-CoV-2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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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于3月16日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评,并于当日20时18分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一期临床试验108名志愿者,二期临床试验508名志愿者。首批108名志愿者自3月16日起陆续接种疫苗。随后,他们被安排住进武汉特勤疗养中心集中隔离观察。

另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此前报道,前述疫苗的二期临床试验于4月12日启动,是当时全球唯一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4月25日,陈薇院士在“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主题直播活动”上透露,新冠疫苗二期临床试验的508个志愿者已经注射完毕,正处于观察期,如果一切顺利,将在5月份揭盲。

陈薇介绍,自中国向WHO分享了科学家分离的基因病毒序列开始,她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开始进行疫苗研究。3月16日,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一期临床获得正式批准,并于当日为第一名志愿者进行了注射。之后疫苗研发进展比较顺利,在7天和14天的安全性均得到统计学数据。在此基础上,前述疫苗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5月14日,陈薇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谈及疫苗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成功进入临床试验,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体现,也是大国形象、大国担当的体现,更是对人类的贡献。”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20/5/22

旧文章ID:21774

《外国公司问责法》:中国企业在美面临退市风险?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美东时间5月20日,当纳斯达克表示计划强行让瑞幸咖啡退市,引发瑞幸股票下跌35.76%的抛售浪潮时,美国参议院以全数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重新燃爆中国企业可能被“集体退市”的忧虑。

在美股指数上扬的交易日,标普涨了1.67%,几个中国科技大股先跌然后收回跌幅:阿里巴巴-0.19%,百度-1.12%,京东基本持平+0.09%。这反映市场大部分认为中概股的“末日”还未到来。

在目前的态势下,如何评估《外国公司问责法》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外国公司问责法》

《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主旨是要求在美上市公司财务审计透明,并且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

通常在美国公开募集资金的公司必须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证的会计公司的审计,这些审计工作还将受到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长久以来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审计师的审计纪录被转移出国,因而造成中国企业虽然在美国上市,却不需要完全遵守美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自2002年依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设立,并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监督,任务是对签审计上市公司账簿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但自2011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审计质量一直受到质疑,数十家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被指控存在会计违规行为,但美国监管单位无法审核会计师所评阅的审计文档。

一旦《法案》成为法律,如果一家上市企业雇用的审计公司分支位于外国司法管辖区,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能审查此分支及其纪录,这家上市公司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证明它不属于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

即使上市公司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持有,如果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无法审查上市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其审计纪录),这家公司的证券将被禁止在美国交易。

另外,每个在股东架构和董事会组成上符合“外国公司”定义的企业,在不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查的财年,必须在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呈报的报告中提供额外的信息披露,包括:

(1)在上述报告涵盖的期间内,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已为发行人准备了审计报告;

(2)在此外国公司注册成立的外国辖区政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百分比;

(3)政府对于此外国公司是否具有控股的财务利益;

(4)此外国公司或其经营实体的董事会成员中,每个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姓名;

(5)外国公司的章程是否包含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并披露公司章程的文本。

目前《法案》的条文仍然十分精简,具体实施要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法律颁布之日的90天内发布的规则,因此仍存在许多疑点:

比方说,不能满足审计要求的外国企业,除了提供关于非政府控制或持有的证明文件,是否高管仍需要书面担保相关信息披露的正确性,从而给领导层带来可能的刑事责任?

如何定义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有国企背景的中国公司如中国人寿和中石化,是否必定被视为政府控股?如果中国私营企业有国企或央企作为股东,这算不算受到中国政府间接“控制”或“持有”?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2月25日,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中至少有11家中国“国有公司”上市,当时用的标准是政府拥有至少30%的股权。

根据美国目前的《证券法》第405条规则,“控制”定义为“无论是通过表决权、证券的所有权、还是通过合同,都具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指导某企业的管理和政策方向的权力”。

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6条则把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拥有10%以上股票中的股东视为企业的 “内部人员”。如果用这个标准,10%会不会成为区别“控股”的关键?

美国法律的精神主张透视任何企图掩盖真实拥有权的举措,因此《证券法》定义“实益拥有人”为任何“直接或间接”拥有投票权或投资权的人。

然而目前中国企业如华为、大疆、抖音国际版TikTok、比亚迪,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美国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在美国监管机构眼中,中国的体制使所有的中国公司都受制于政府的监控。在这样的偏见下,中国企业又如何克服其“原罪”?

法案成为正式法律的概率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去年底提出《外国公司问责法》草案。尽管肯尼迪5月20日在参议院发言时说:“我不想陷入新的冷战……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的,就是要中国遵守规则”,但市场势必解读法案通过将造成中美金融进一步脱钩。

这个法案还需要通过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然后才能被特朗普签署,正式成为法律。目前众议院没有待决的平行法案,但在选举年此举有两党支持,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希望选民知道他们对华强硬的立场。

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最近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说,美国“必须”推动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承担更多责任。库德洛表示:“我们必须保护投资者,我们也必须保护国家安全……由于这些公司未能在报告中保持透明,因此许多公司已经发生丑闻,并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多损失。中国政府禁止这种透明度。”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9年2月提出名单,显示当时有165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月19日表示,它一直在向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施压,以确保审查中国公司的管理和披露风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在4月22日甚至针对投资者在疫情后调整仓位发出警告。他指出,因为美国监管单位在对非美国公司虚假财务信息披露进行执法时十分困难,投资者要慎重考虑投资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这暗示中概股将在未来遭遇严格监管,加深近年来的趋势。

纳斯达克的新规则

纳斯达克最近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拟议规定,要求针对来自“受限地区” 的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至少2500万美元,或者至少等于其上市后市值的四分之一。这个新规定的背景是,这些“受限地区”的司法管辖权限制美国上市监管机构获取审计信息。

此前纳斯达克对于挂牌公司的IPO募集资金并没有硬性最低门槛,但通常以1000万美元为基础,或至少是上市后市值的15%。一般预期新规将对中国企业影响最大。

许多低于纳斯达克新门槛的中国IPO的交易量十分稀少,主要由于股票限于一小撮内部人士持有。彭博新闻的数据显示,去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29家中国公司中,有10家的集资额不到2500万美元。

中美关系大环境影响

美国投资人对于新法案的评估有分歧,但一般的感觉是,即使成为法律,中国企业面临退市的威胁也要经过好几个季度,甚至好几年才能体现,而且不是所有的公司受到同种程度的威胁。先知先觉者如阿里巴巴在去年已经在香港二次上市,媒体也曝出京东和网易已通过保密方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

继特朗普指示美国联邦退休储蓄基金不再投资中国的股票之后,特朗普在5月13日接受福克斯财经新闻采访时表示,白宫正在观察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如何不遵守美国会计准则,但承认如果强制要求中国企业遵循美国会计准则,可能促使中国公司转向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和香港上市。

但同时,金山云5月8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首日收盘价23.84美元比发行价17美元涨了40%,5月20日的收盘价为20.26美元。以京东为大股东的达达集团在美东时间5月12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招股文件,准备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这些应该反映了筹备已久的计划。如果美国的监管环境持续收紧,随着中国科创板的成熟和沪伦通的开展,即使美国市场能够给中国高科技公司更高的估值,也可能会使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却步,从而冲击美国股市长期的竞争力。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2月25日,共有15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价值1.2万亿美元,占美国股票市场的3.3%。在这些持股中,控股股东占45%,美国机构投资者占25%,其他投资者占30%。据估计,至少有55%的退市后果将由美国或其他非中国的国际投资者承担。

有乐观的美国投资人在接受CNBC电视网采访时表示,90%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已经由四大美国会计公司审计,应该不会受到新法案的影响。但这个评估忽略了,这些会计公司用中国分支的团队对中国企业进行审计时,基于中国法律不能与美国监管单位分享审计文件,仍然会是新法案打压的对象。

瑞幸咖啡的退市危机

在瑞幸咖啡爆出财务数据造假之后,好未来自爆员工财务造假,做空机构狼群、香橼分别发布爱奇艺、跟谁学的做空报告,质疑两家公司虚增收入等问题,引发了美股投资者对中概股一连串的质疑。

做空公司浑水在5月18日宣称教育平台跟谁学的财务基本全是“广泛的机器人操作”。根据公司的用户数据,以及一个离职的前员工证实,浑水“非常有信心”,超过73.2%的用户是假的,另有8%是“很有可能”是假的。只有大约19%的用户“有些真实”。因此收入中的虚账部分“至少等于欺诈用户的百分比”。

跟谁学在19日做出回应,针对“精确加入者”(完全同时参加课程的学生)和“IP加入者”(与老师或学生共享IP地址的学生)的数据提出反驳,但从周一浑水风波爆发以来,它的股票已经下降了大约15%以上。

基于瑞幸咖啡假账案,中国证监会与美国证监会曾就跨境监管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如果中国和美国监管单位能联手对瑞幸咖啡展开调查,这对于提升中国企业整体的素质将有助益。

表面上,《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的关于外国政府控制或控股的信息披露,只适用于美国监管单位无法评阅外国审计档案的情况,只要中国的法律仍然禁止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直接向境外提供审计底稿,中概股公司审计的跨境监管问题,将持续成为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争议焦点。

最关键的问题是,《外国公司问责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要中国企业完全符合美国审计监管的要求,为什么要求企业证明它们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严格说来,遵守中国法令和受中国政府控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保护投资人和国家安全之间,有何必然关系?

用同样的逻辑,反过来说,中国政府拒绝让美国监管单位评阅国内的财务审计文档,也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我们要问:企业财务审计和国家安全之间,是否永远有必然的关系?能够在两者之间做理性的拆分吗?能否排除完全没有国家安全考虑的信息?

如果想要避免中美金融持续脱钩的滑坡效应,中国和美国证券监管机构都应该正视剥离“审计透明”和“国家安全”议题的迫切性,并就此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20/5/21

旧文章ID:21773

史文:不合时宜的霸权

作者:史文  来源:澎湃新闻

目前,所谓中国争夺霸权的企图并不能成为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合理理由。那么,在美国政界人士中盛行的“无论中国有何企图,都必须维持美国主导权,以此作为确保地区乃至全球秩序的最佳选项”的观点又将如何?

有人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是维持亚太地区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唯一基础,这一源自美国例外论和国际秩序中霸权可使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是危险的,而且不合时宜,具体原因详述如下。

首先,那些主张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人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确保长期的地区稳定需要美国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拥有在中国大陆边界出现的可能突发事件中不需付出太大代价即“可获胜的军事能力”,无法想象中国会接受美国的这种主导程度。

美国绝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在其边界附近占据这样的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要求日益强大的中国忍受这种状况?鉴于中国利益的不断扩展,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在中国沿海所采取的任何旨在维持其绝对军事优势的举措都将毫无疑问地制造不稳定,引发耗费巨大财力的军备竞赛,加剧地区极化和摩擦程度,降低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意愿。

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维持并增强军事优势的行为将不断加深中国的担忧,并进一步坚定有关美国遏制中国的信念,强化中国国内压力之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所谓美国帝国主义动机的认识,强化中国推动多极化秩序的信念。如果让中国陷于长期的劣势和羸弱地位,使之无法获得捍卫领土的能力,无法影响诸如有关海洋争议、中国台湾或者朝鲜半岛的未来等地区安全议题,美国此种绝对的军事优势必然导致无法接受的后果。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如预期的一样持续增加,中国自信进一步增强,中国将更难接受这种现实,抵制美国在中国沿海的主导地位势在必然。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美国能否长期稳定地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这与中国能否在该地区建立优势一样,都处于尚不明朗的状态。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有关亚洲长期安全环境的两项研究表明,美国虽然仍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美国定将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导致的防务支出限制。面对中国在其“第一岛链”,即海岸线约1500英里的军事和准军事存在,美国很难保持优势。尽管奥巴马政府宣称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总统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面临的限制并不会消失。诸如中东和欧洲中部等世界其他地区紧张或者冲突肯定会放大美国面临的经济限制。这些地区的事态极可能让美国向亚太地区显著调整军事力量或者资源以维持主导地位的努力复杂化。

当然,美国有能力在危机或冲突爆发后从其他地区向亚洲调集军事资产,有望扭转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相对式微的态势。此类以增援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付诸实施,而未来中国在台湾地区或者沿海海洋争端问题上采取的威胁性军事行动都极可能是快速攻击,造成极难逆转的既成事实。

同样重要的是,尽管美军在任何冲突中都能快速增强整体作战能力,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能力和存在渐增,而美国在军事上日呈颓势,这种认知必然影响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安全战略。如今,中美两国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地区权力的天平明显倾向中国,这导致亚洲各国采取措施对冲美国在危机或者冲突中失利的可能性,发展更独立甚至容易导致不稳定的军事能力,以背离美国为代价顺从中国利益。

美国的海上优势受到限制,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最终成为亚洲的下一个军事霸权。前述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也认为,除非出现美军撤出亚太地区这种小概率事件,美国仍将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中国军事实力将继续在诸多关键领域得到大幅度提升,例如潜艇、水面舰艇、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攻击机、防空以及联合作战等,但中国的军事实力很难在西太平洋地区对美军形成明显优势,遑论其他地区。因此,中国在亚洲建立军事霸权的任何尝试都很难成功,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能力和决心不容小觑,也因为中国此举将令亚洲各国向美国靠拢。随着极化加剧、军备竞赛和危机以及冲突风险上升,结果要么中美在亚洲发生冷战,要么则是一场热战。

中国领导人理解这一点。但如果美国政府的言行让中国感到不安,如果它试图在亚洲维持历史水平的军事优势,试图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局限于领海、领空,或者美国发展某种远程军事力量封堵中国,那么中国就会寻求局部主导优势。

事实上,美国一些作战理念与计划已经显示了某些“令人不安”的特征,例如,空海一体战或者离岸控制战略,前者旨在通过对中国内陆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精确打击以击败中国,而后者则意图沿第一岛链建立封锁线以封锁中国东南沿海。面对自身能力日益衰落和中国权力及影响力稳步提升,美国不是向中国提供稳定和再保证,而是维持美国主导地位,这必将加剧中美安全竞争。美国任何维持自身优势的努力都极有可能加剧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加深两国的紧张关系,并给美国的盟友带来极大的不安。

当然,你死我活的零和互动尚未出现,但对于如何维持亚洲的长期稳定,中美两国立场不一,这将导致中美两国间的疑虑加深,推动零和互动态势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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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的论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文章系史文博士从美方视角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观察和思考,不代表“澎湃”立场。樊吉社译。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18/1/17

旧文章ID:21772

繁荣的条件:美国主导还是“新型大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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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文  来源:澎湃新闻

2011年,笔者在《美国的挑战:在二十一世纪与崛起的中国接触》一书中曾指出,尽管中美两国间并非注定爆发热战或陷入冷战,但两国对于亚洲维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持有竞争性的假定,如果双方不能通过一个相互包容的过程缓和此种竞争,那么中美很可能会转向零和、敌对的心态。这一趋势可能最终导致亚洲地区极化,同时损害各方所努力维持的和平与繁荣的目标。

不幸的是,在过去几年中,这类零和心态在中美两国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日益加强。实际上,国际媒体与地区和国际关系专家组成的小圈子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中美任何一方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论其影响力有多小——视为旨在弱化另一方战略地位的刻意设计。

导致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持有两套不同的核心假定。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理念,即长期的秩序和繁荣有赖于美国独特的领导作用和主导性的军事实力:美国是安全的保证者、争端的仲裁者、威慑力量、国际法的支持者,并为地处世界重要地区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亚太地区也不例外。

实际上,对于几乎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和多数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而言,美国拥有的军事主导地位,具有绝对能力挫败在亚洲沿岸和西太平洋、从美国本土到印度洋任何地点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潜在军事挑战,这正是亚太地区长达七十年相对和平与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根据这种观点,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抑制了军备竞赛以及宿敌之间的武装争端,确保了各国持续聚焦和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则坚信在日益多极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秩序与繁荣有赖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是良性的、合作的,以及保证大致公平的“新型大国安排”。此种安排植根于合作管理数量日增的共同挑战,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经由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调解分歧。在这个范围更分散但仍属于等级制的权力结构中,相对强大的国家有责任在互利的基础上引导与塑造相对弱小的国家,而非控制或操纵它们。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国有能力或意图迫使他国处于军事或者政治的依附地位,任何国家都不应在未经国际社会授权的情况下严重侵害他国主权。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这些主张都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美国为保卫诸如海上交通线等公共产品在全球承受了很多负担,为促进全球发展承受长期贸易赤字,但美国也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颇多,主张和偏好得到特殊照顾。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其经济影响力确保了它在主要的金融、贸易领域和安全导向的机制中享有特权地位,这意味着上述体制的构成要素、宗旨及规则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权力与利益,这些机制的运行确保反映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主张,并且不会在未经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发生大的变革。

反之,中国似乎相信一个更公平、重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国际决策过程——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国有能力单边强制他国接受其规则或者程序——将使中国获益,赋予中国在各国中享有更大发言权,限制一个被认为是傲慢的、单边主义的、有时具有威胁性的美国。

此外,两国的决策层都坚信他们所青睐的国际权力分配最能真实反映国际体系当前和未来的“现实”: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尽管全球化的力量推动各国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权力日趋分散、相互依存水平更高,但只有一个相对友善的超级大国才能凭借一己之力塑造、引领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并阻止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大威胁。对中国而言,所有工业化强国都试图控制国际秩序,以削弱或者威胁较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与繁荣。然而,鉴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日益分散,多数中国人还相信,即使最有权力的国家也需要克制主导的冲动,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他国开展合作。

尽管存在如此显著的分歧,这两种观点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大致能够和平共处,这主要因为中国既没能力也没意愿改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和亚洲海上秩序。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正在变化,至少在亚洲是如此。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驱动的经济成就、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等事态极大强化了中国对亚洲以及亚洲之外等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依赖和影响;与此同时,这也加深了中国在面对美国时的脆弱性和疑虑。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富和力量主要源于国内资源,很多资源远离海岸线,中国安全主要依赖于庞大的陆军和少量的海军与空军。这些因素加上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小规模核武库,使得中国能够依赖基于极为有限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威慑安全战略,以及以“诱敌深入”为中心的长期消耗战和常规防御。

如今,这种战略已经不可能继续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安全。中国现在必须在威胁抵达本土和沿海的关键经济中心之前开展防御,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主导地位则对中国国内和不断拓展的地区经济利益构成潜在威胁。

中国有能力和意愿显著削弱乃至消除这种威胁。事实上,中国持续的军事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沿海的空中、海上、导弹、外空和网络行动。中国在亚洲濒海不断增加的经济和政治外交倡议,以及对亚太地区后冷战新型合作安全架构的呼吁,同样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另外,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和经济权势的愿望越来越有可行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获得成功,也是因为美国和西方为经济不平等所困扰、保护主义抬头、国内政治失灵、美国在中东有失正义的战争和引人瞩目的侵犯人权行为。

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和大国权力转移的人而言,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随着海外权力和影响的增加、国外利益的拓展,以及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很自然地不再愿意接受或者默认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际规则和权力结构,因为中国认为这些体系过于偏袒西方而失公允,不能体现更加多极化的全球或者地区权力结构的态势,使中国处于战略、政治和经济的劣势地位。中国或许更担心相对衰落的美国将影响日隆的中国视为威胁,进而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事实上,这一观点被多数中国的观察家广为认同。

这些观念源自国家利己主义、历史上的不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疑虑、恐惧以及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念还源自基于恐惧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还因为中国期待利用在地区和全球不断增强的影响,以及美国相对的颓势,进而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争端中增加中国的筹码。

同时,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培育的民族自信,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媒介催生的民众对中国外交和外部影响的公共意识,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对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自信。如今,多数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过去的羸弱以及总体上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导致中国在处理其核心利益的挑战时过于包容和被动,这包括美国对中国台湾和亚洲海疆争议声索方的支持、美国在中国沿海的抵近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等。对这些分析人士来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以及不断扩展的利益,使中国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采取更慎重、在某些情况下更强硬的方式捍卫上述利益。此外,这些见解伴随的高昂情绪和决心通常与对美国的傲慢以及霸权主义的深切愤懑相关。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及外国观察家则认为,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仅仅是序曲,中国将付出更大努力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并最终取代美国的地区(甚至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支持多极体系,这被认作是中国在准备成为新霸权之前旨在削弱美国权力的权宜之计。对于这些观察家而言,中国对有关海洋争议以及美日对华抵近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的强硬反应是战略布局,意在“试探”美国及其盟友的决心,并最终创造出对中国控制西太平洋地区具有实质意义的“禁入”区。这种结果将直接损及美国及其他盟友在一个开放、安全、和平的亚太地区所享有的利益。因此,鉴于中国的威胁清晰明确,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增强而非削弱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劣势,果断消除中国的雄心壮志,这似乎是美国唯一合理的做法。

不仅华盛顿之外的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持有这种观点,在美国政府内的军政官员之间此种观点也很常见。这种观点为所谓明确的威胁提供了泾渭分明、马基雅维利式的解决方案,它对多数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极具诱惑,他们笃信美国确保在海上亚洲的主导地位不仅具有巨大优势,而且也是必要的。即使一些人并不认为中国致力于将美国挤出亚洲,他们出于前述原因也相信维持美国主导地位依然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最佳保证。

美国观察家所拥护的美国在亚太主导地位的类型因人而异,这部分取决于如何看待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对几乎所有的观察家而言,底线是美国要确保有能力在任何涉及中国的重大军事政治突发事件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人还相信美国的同盟与伙伴也期待并寻求美国维持海上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对此问题的认知。

这种前景的问题在于,它是基于不准确、日益不现实,甚至危险的评估,即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威胁程度以及此种主张的可能后果。如前所述,中国之所以在事实上尝试限制或者终结美国在沿海的主导地位,是因为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担心、不安全感,以及某种程度的机会主义,而非中国拥有主导亚太的宏大战略规划,虽然中国也有人有此种主张。那些认为中国寻求霸权、使美国折服,并最终将美国挤出亚洲的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论点建立在不可靠的理论假设和错误的历史类比,或一些绝非权威中国分析家的观点之上,而非建立在对中国的战略、学说、过去和现在的行为有充分了解的真凭实据之上。

这些观察家宣称,所有新兴大国都试图在国家间等级制体系中争夺硬实力,而中国则一向是寻求主导亚洲地区的国家。然而,这些极端的观点与历史上大国关系中权力争夺与平衡、侵略与克制、威慑与再保证等形态各异的现实背道而驰。他们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近代以前,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通常是务实而互惠的、仪式性的附庸换取实际收益,而非中国通过硬实力实现控制。

此外,中国周边出现了现代的、独立的,而且多数情况下强大的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以及核武器的诞生虽非消除,但已大幅削弱了当今中国领导人运用硬实力支配亚洲并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的意愿和能力。毫无疑问,中国的目标是显著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增强在周边地区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筹码,以使邻国采取的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行动能够体现中国的利益。对一个大陆强国而言,设定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非野心勃勃,这也并不一定会危及美国或盟友的利益。


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的论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文章系史文博士从美方视角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观察和思考,不代表“澎湃”立场。樊吉社译。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18/1/16

旧文章ID:21771

史文:中美稳定均势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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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文  来源:澎湃新闻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未来主要的战略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一个互利的过渡模式,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从美国的海上主导向稳定、真实的均势过渡,确保任何一方在军事冲突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困难重重且具有潜在风险,但考虑到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一般而言,真正的均势环境下冒险行为和误判机率都可能增加,特别是一方或双方认为有必要巩固自身优势或弥补实力衰退时,可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行动“试探”另一方的决心,促进特定利益或者管理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为避免或有效控制这种局面,不仅需要在亚洲现存各种体制之外建立多样化的危机管理机制与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s,CBMs),还需要两国高水平相互战略再保证和战略克制,包括实质性地以可查证的方式限制各方在中国敏感沿海地区的自由行动或者获取军事优势的能力,维持威慑能力并塑造双方在这些关键地区的能力。

许多有见地的观察家都曾为减少互疑和增进合作提出过种种建议,包括为中美国防开支封顶、在中国台湾和海疆争议问题上相互做出有限退让或者达成谅解、在涉及同盟义务和核心利益问题上更清晰准确的“底线”声明等等。虽然很多看似意义重大,但大体上它们无法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中美对如何维持亚洲地区繁荣稳定的理念分歧。此外,诸如朝鲜和台湾等问题复杂多变,没有人能提出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从长远上大幅减少这些冲突和对抗的来源。

为了将大致对等的均势环境中的潜在不稳定性降至最低,中美两国必须采取具体行动以减少未来造成中美危机的诱因,减少试探对方决心的行为,同时增加有意义的长期合作。尤其重要的是,中美两国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就一些重点问题达成可靠的相互谅解,包括中国台湾问题、朝鲜半岛的长期地位、对海疆争议的管控,以及在第一岛链或至少在中国和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美国及其他国家军事行动的范围和目的等。达成这些谅解肯定需要将这些地区视作某种中美投送力量的中立区,或者缔造中美在这些区域的稳定均势,从而在中国沿海周边地区建立真正的缓冲区。

建立上述中美稳定均势,面临多个障碍。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首先是绝大多数决策者和官员不愿考虑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替代方案。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在过去数十年中服务于美国和本地区的国家,且与强调美国应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例外论观念一脉相承。此外,从短期来看,在缺乏迫切而明显的变革需求的情况下,美国及其他国家官僚机构和政策界的思维惯性与趋利避害心理显然不利于政策和行为的重大变革。事实上,对于任何大国而言,在自身优势完全失去之前,主动进行可能会削弱自身影响的战略变革都是极为困难的,更遑论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

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考虑到美国在第一岛链内的强大军事存在,以及美国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监视与侦察活动,许多美国海军及多数决策者执着于这样的理念,即美国军事力量不应容忍12海里领海和领空之外的任何限制。这部分源自于美国决策者的一种观念,即对美国海军行动的任何限制都将引发沿海国家对美国海上行动自由原则的频繁挑战,并可能从作战范围和资源水平上削弱美国的海上力量。

此外,美国希望在中国沿海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反映了美国认为有必要收集有关中国不断增强的海空军力量的准确情报。这种军事存在也被视为保持其亚洲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对美国有信心的必要手段,并作为威慑手段阻止中国大陆攻击台湾地区。军种利益、情报需求及安全需求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继续维持海上优势的总体偏见。然而,长期来看,中国肯定会拒绝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将反对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或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维持原有水平的军事活动。

第二个障碍其实与前一个密切相关,美国决策者极不愿意显著改变当前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现状。美国的立场是,任何削弱或者显著调整美国对韩国和台湾地区安全承诺的行动都将导致它们或者获取核武器,或者面临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此外,日本也可能因此质疑美国对日安全承诺,这将导致美日同盟的瓦解或者日本寻求获取核武器。尽管日本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可能夸大事实以确保维持与美国现有的关系,或是为了避免在自行发展军力上花费过多,但这些关切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短期内并不打算就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框架正式启动重大双边谈判,更遑论达成相关协议。政策和行为的根本性转变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只有中美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能正确审视亚洲业已出现的长期性趋势,并认识到权力分配已经发生改变这一事实,进而认识到对安全格局做出大幅调整的必要性后,上述转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最终,是直面并明智应对地区权力分布的持续变化,还是避免做出艰难决定并等待形势更加极化、更加危险?这是中美两国及亚洲各国的决策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拖延只会让权力过渡更加艰难,而目前尚无其他替代方案。


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的论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文章系史文博士从美方视角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观察和思考,不代表“澎湃”立场。樊吉社译。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18/1/18

旧文章ID:21770

史文:怎样让美国对华战略更聪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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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大国策智库

  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美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对华接触”战略,开始在多领域与中国展开对抗与较量,甚至威胁中美经济脱钩。此举在美国内外引发巨大争议。在此背景下,美智库卡内基国家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史文(Micheal Swaine)近日撰文,认为特朗普政府现行一味对华强硬政策并不明智,是在自我伤害,美政府应该把“共存、竞争、合作”作为对华战略的主基调。

  原文标题:A Smarter US Strategy for China in Four Steps
  编译:吴天昊

  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对中国采取极端强硬的立场,将北京描绘成“修正主义国家”“专制政权”,致力于颠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毫无疑问,美国必须对中国的行为做出更有效的反应。但是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措施过于简单粗暴,其对华敌对性言论和政策所产生的回报非常有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国内外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批评导致美国高官否认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或使两国经济“脱钩”,以便软化对华强硬立场。但是特朗普政府依然采取对抗的态度(这得到国会许多人的支持)与美国高官的言论背道而驰,让人感觉到这种新言论似乎是为了安抚批评人士,而不是在释放调整美对华政策的信号。
  针对上述情况,文章建议美政府基于中国国力现状、中美关系发展走势,以一种更加现实、有效的方式与中国开展竞争与合作。具体可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步骤:
  第一,要打造自身优势。美国肆无忌惮地指责中国的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自身,而不是北京方面。与中国打交道的最有效方式是加倍利用美国现有实力,摆脱美国政治体制的积弊。正如美国科技企业家兼总统竞选人杨安泽(AndrewYang)所说:“只要自身保持强大,崛起中的中国就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同样,曾参与总统竞选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Buttigieg)指出:“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投资发展本国竞争力。”相反,特朗普却通过减免富人税收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并且对基础设施、教育、研发和职业培训的资金投入不足。引发国内恐慌并不能代替对未来的投资。美国必须认识到,政府可在增强本国竞争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第二,要强硬而不失灵活。美国必须坚决且审慎地劝阻中国不要做出令人反感的经济行为及侵犯人权行为。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总统征收的原油关税给美国制造商、消费者和农民造成的伤害甚至超出了对北京施加的压力。而且征收关税并未像特朗普声称的那样降低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如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所指出的,“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几乎没有阻止中国的经济不法行为。”为了减轻压力,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和亚洲伙伴国更好地开展协调,以便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和商业间谍活动。正如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所建议的那样,美国必须通过在“小院子周围建立高围栏”来保护其最先进和最敏感的技术,而不是试图完全中断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联系。在香港问题上,特朗普应亲自出面谴责各方的暴力行为,同时呼吁在香港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改革委员会,以推动香港实现更大的民主,解决经济不平等和过度使用警力的做法。在周边地区,美国应慎防中国开展的间谍活动及非法影响力行动。
  第三,要了解竞争对手。美国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在接受某些国际规则的同时,忽视或破坏其他规则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了贡献。中国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全球基础设施,帮助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但另一方面,虽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但数百万普通中国民众为中国在这段时间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并强烈反对美国企图削弱中国。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为纠正中国的“不当行为”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削弱中国的整体实力,而不是迫使中国向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鉴于此,任何不考虑中国现状的美国政策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总之,无论好坏,中国都是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不能简单地将其定性为“美国或西方利益的破坏者”。一项明智的美国政策必须在遏制北京“恶劣”行为的同时,承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成绩,并与中国开展更具建设性的接触,鼓励中国境内寻求开放与合作的力量。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第四,要赢得更多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描述与国内外重要选民对北京的看法不一致。如今,一个统一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美国公众以及美国与国外伙伴国在对华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许多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政府一味呼吁对潜在敌人实施遏制,因为有些敌人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又带来了不可否认的风险。例如,尽管关键部门失去了很多工作岗位,但美国许多州仍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种情况在矛盾的民调数据中得以体现。例如,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担心中国的发展,但只有42%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重大威胁”,仅比1990年增加了一点。近70%的美国人认为,华盛顿方面应该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在经济领域与北京更公平地开展竞争,但他们并不希望为此而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扭曲而混乱的看法同样使美国的伙伴国和盟国感到困惑。很少有国家愿意与北京开展两极分化式的冷战。例如,印度和日本都拒绝与中国完全对立,而是寻求维持某种建设性关系。甚至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没有北京的帮助很难解决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性威胁。
  经济上,特朗普排斥与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英国等友好国家及盟国开展多边合作。正如参议员迈克尔·本内特(Michael Bennet)所批评的那样,“对盟国征收关税以及对中国征收关税实际上对美国人征收关税。这是完全错误的”。与伙伴国合作制定新的贸易、投资和技术规则,并改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将使美国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放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旨在迫使中国更负责任地采取行动的多边贸易协议。实际上,如果结构合理,此类协议可以促进增长并保护美国工人。同样,尽管副总统迈克·彭斯最近发表了相反的言论,但华盛顿方面无力终止与中国开展经济和技术交流并使两国“脱钩”。这只能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得到加强,使美国孤立。即使美国参与,这些国家也会在没有华盛顿的情况下继续开展合作。
  军事上,为确保美国的安全,华盛顿应避免大肆增加国防预算,防止草率地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明显的军事主导地位。更明智的做法是与友好国家及盟国更好地开展协调,对力量对比关系采取更加现实稳定的态度,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美国需要以实力为后盾,以更有效的外交取代长期以来注重以军事实力主导外交事务的做法。美国还必须与盟国合作,以便在西太地区建立稳定的军事平衡,并与中国就台湾等潜在冲突根源达成共识。为此,华盛顿还需要确保合理使用美国的国防预算。正如库恩参议员最近观察到的那样,“在易受价值1000万美元的反舰导弹攻击的航母上花费150亿美元是不明智的。”
  文章最后强调,上述措施旨在达成一种平衡的对华政策,使美国从中获取广泛利益。虽然以往的对华接触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特朗普及其民主党对手和国会都必须认识到,简单地宣布接触战略失败,并用存在严重缺陷的对抗政策取而代之将是愚蠢的。华盛顿必须增强自身能力、慑止中国最具威胁性的行动,并与友好国家和盟国更好地开展协调。同时,美国需要争取中国社会中温和派的好感,并在必要时审慎地与中国开展合作。就像库恩斯参议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努力与中国共存、竞争与合作,这三者都有可能实现。”但首先美国政府应放弃简单的言辞和极端的解决方案,对内增强自我、对外开展合作。

来源时间:2020/5/23   发布时间:2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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