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本华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5月18日晚，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魏本华进行题为"全球治理下的中美金融合作的思考"的直播演讲。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由人大重阳运营)承办的"重新认识美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五讲。该直播实录如下：

　　5月18日魏本华讲座直播摘要

　　1. 我们一定要把中美关系搞好，碰到磕磕坎坎没什么了不起，把握好立场，最后相信还会重新走到坦途上来。

　　2. 只要我们合作，前途就是光明的，不应该被一时一事所迷惑住，应该头脑保持时刻的清醒，用合作开创两国更好的未来。

　　3. 我们应该和美国、欧洲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最稳定的三角形，按照几何原理，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三种货币共同支撑的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去努力。

　　4. 抵御危机最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搞好，经济好、经济强、经济稳定就有抗御危机的能力。

　　5. 相信中美金融合作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如同在贸易方面一样，中国人民这种坚韧不拔，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也不会被压倒。

　　魏本华：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提供了这样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有机会和大家就“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如何思考中美金融合作”进行交流和沟通。

　　一、全球治理

　　首先从题目开始，既然是全球治理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全球治理” 这四个字来切入题目。

　　如何理解“全球治理”?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有非常英明正确的论述，相关论述非常多，时间有限无法跟大家一一理解学习。但是有两个观点，一直在指导我们来理解全球治理这个题目。

　　简单的说，第一个观点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全球一些重要场合之下提出来的，近几年来已经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所接受，而且写进了联合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里：“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方面，“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所以，这两方面的论述，希望大家深刻理解，这有利于我们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把握好全球治理这方面的立场。

　　二、中美关系

　　中美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是一个双边问题，但这个双边问题是在全球治理这个大的框架下来探讨的。但如果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关系，当然是在中美双边的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之下来讨论的。这里我再引用下中国领导人这方面的论述，这对我们今天研讨中美关系的金融方面合作的问题，有直接指导意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在当今全球面临抗战疫情的背景之下，个别人、个别国家政府有意识地散布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企图引导中美关系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保持头脑的清醒。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我们一定要把中美关系搞好，碰到磕磕坎坎没什么了不起，把握好立场，最后相信还会重新走到坦途上来。

　　第二点论述说得更清楚，即如何选择我们的正确导向?中国领导人说，“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没有其他的方式，不能够搞对抗，一定要通过合作协商解决问题，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共同讨论协商，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第三点，中国领导人指导我们怎么认识中美合作这一大的局势，现在两国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早在1972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额仅仅才有1288万美元，但是到了1978年发展到9.9亿美元。1979年我们和美国建交，自从建交后两国之间的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年后，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2.6亿美元;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6353亿美元，可见中美两国为经济利益攸关方。经济利益是根本利益，经济决定很多其他方面的利益。关于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论述，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

　　我们两个大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来阐述中国领导人这个论断是多么的正确，他的另外一个有名的论断：“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真是豪言壮语，太平洋是如此的辽阔广大，中美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只要我们合作，前途就是光明的，不应该被一时一事所迷惑住，应该头脑保持时刻的清醒，用合作开创两国更好的未来。

　　三、中美建交（1979.1.1）：为两国金融合作奠定基础

　　简单回顾两国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在中美建交之后两国金融合作才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才能为两国金融合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获得较快发展。在此之前，1971年10月下旬，联合国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一切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政治事件，但是中美建交却是大约八年以后。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同时意味着中国也是联合国所有有关附属机构的合法席位的占有者，但是，这些联合国金融方面的附属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没有在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附属席位后立刻便让我们加入，中国时隔八九年才实现加入。为什么?实事求是的讲，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中阻挠、作梗。可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他们阻挡不住的。

　　终于在1980年美国认识到，从长远来看，恢复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这对美国也是一个有利的方案。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做出这个决议的时候，美国执行董事也投了赞成票，全票通过，没有任何一票弃权或反对。我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我们加入其他国际金融组织以及一些区域性的金融组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是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区域金融组织，其中我想简单讲一下大家更熟悉或者相对来说影响更大的两个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所在亚洲区域的一家金融开发机构，中国和它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因为台湾已经是其成员，所以我们在解决亚洲开发银行席位的问题上采取了和联合国的这些直接下属机构不同的方式，我们允许台湾保留席位，但是要求它必须改变名称，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就把台湾名字变成了中国台北。大家从中文汉语的语法一下子就能理解，这是类似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的称呼方式，英语叫做“TaiPei，China”，和中国上海类似。当时台湾当局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称谓的改变，但是限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重大的影响，以及当时在亚洲银行里两个最重要的成员国日本和美国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因此不得不接受这种解决方案。我们进入亚洲开发银行之后变成了一个有独立席位的董事，但是中国台北(台湾)却和韩国、斯里兰卡合着在一个董事选区里，这种安排当然是凸显了我们的重要性和地位。这个解决方式可以说在政治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两岸是同胞，将来国家要统一，我们也愿意用这种方式和台湾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我在这里专门举出这个例子。

　　同时，中国也加入了泛美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主要为拉丁美洲的发展提供资金，因为历史上美国视拉丁美洲为它的后院和势力范围，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加入有一定的戒心。但是因为我们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成员国的友好关系，并得到它们的认可和支持，最终在2009年中国也成为了泛美银行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其中有一家小的银行我也愿意提一句，中国加入加勒比开发银行。这个银行比较特殊美国并不是成员国，而中国是成员国。

　　中美金融合作涉及诸多方面，一个方面是银行方面的合作。请大家先看这张图，因为我想银行能够更为直接地看出中美金融合作。这么多家的美国银行都已经在国内开设了分行，除了最后两家从规模上小一些之外，前面十余家银行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银行。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银行领域的管理方面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存在差距，因为他们的历史比较长。我们引进这些银行，不仅仅是引进了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而且他们对银行管理的技术、经验以及培养人才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刚才我讲的主要是商业银行，还有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业务难度要比商业银行更胜一筹，对处于初级阶段、经验比较少的国家来说，引进的重要性就更大一些。当时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设立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成立于1995年，它的两大股东一个是中国建设银行，另外一家是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这家银行办得很成功，现在不仅仅在国内投资银行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也参与了很多国际投资项目，已经在亚太区域和国际上显露头角，未来会有更强势的发展。在投资银行经验引进方面，我们不会忘记美国投资银行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

　　除了银行领域的合作，在反洗钱和反恐领域中，两国进行了比较紧密的合作。“9.11”恐怖事件之后，国际金融组织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都加强了规则的制定，并且要求成员国严格的执行。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两国定期组织研讨会，在这方面进行交流，这也是我们合作方面很好的例子。

　　除此之外，大家知道我们的资本市场也是对外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势。近年，美国的明晟公司率先把中国的上市公司纳入它的指数，这种合作方式可以为中国资本市场注入大量的资金。一般来说，这些投资机构注重长期收益，其投资比较稳定，对稳定我国的资本市场有积极作用。我国的资本市场散户较多，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比起美国和欧洲其他资本市场来说相对弱一些。这种合作方式使国际上用基准驱动作为资产管理的机构，将他们的资金大量的投入中国的股票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的预测，它认为在未来两到三年中，明晟指数和英国的富时罗素指数将为中国债权和股票市场额外增加每年45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好的外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

　　其他方面，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加速了开放的步伐，对证券公司持股原来限制为49%，现在这个限制完全放开了，外资可以100%持股，意味着可以建立独资的外资证券公司，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高华都提出了申请。另外，评级业务过去都被认为涉及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稳定。但是，由于国内在信用评级公司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内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所以，这个市场现在也已经开放了，美国标普和惠誉公司都已经提出了申请。事实上，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可以直接进入我们投资咨询的市场。所以，中美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一直是相对比较通畅的，和美方的合作开始得也相对较早，从地域上看，美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较为广泛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四、中美在G20齐发力，共克2008年金融危机

　　除了双边的直接金融合作之外，中美在国际平台中也有较多合作。

　　G20是最重要的平台。2007年在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在第二年又迅速演变为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并扩展到全球，当这个危机拓展到欧洲时，形成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现在虽然这个危机已经基本克服了，但是危机更深远的影响依旧存在，各国在分析总结经验教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下滑，贸易也是滑坡，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因危机来源于美国，为克服危机及复苏全球经济，美国发起提议，将G20升级到峰会领导人的水平。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9年，发达国家意识到，全球治理必须要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仅靠七国集团是不行的，因此建立了由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共同商讨全球经济金融问题，但没有到达领导人峰会的水平。因为美国金融危机重挫全球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如果不尽快及早的采取措施，全球经济恐怕很难得到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提议发起建立了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为遏制危机，G20领导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为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1.1万亿美元有力度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中国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贡献，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G20是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各国各方拿出有力方案，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好，让自己的经济能够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财政金融结合在一体的振兴经济的方案，事实证明，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最早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中国的经济复苏同时也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回升。

　　其次，中国坚决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建议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即支持其份额从2380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4768亿特别提款权，将近7400亿美元。在这次增资中，因为危机是是美国引起的，是它造成的，所以在一些方面美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将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简单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就相当于它的资本金，如果国家要想在一个机构发挥作用，当然你持有的资本份额越大，就能够做出相应比较大的贡献，对机构的影响力就越大，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重大问题要求要有85%的投票权通过，才能够形成决议。因此份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非常重要，而成员国的份额是由这个国家的GDP经济总量、贸易情况、储备以及一些其他指标来决定。

　　中国虽然在当时经济在各方面超过了德法这些国家，但是份额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政策问题。如果要改变一个国家的份额，需要投票权85%同意才能够通过。过去虽然中国屡次要求增加份额，但都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在这次G20峰会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确是做出了让步，同意将6%的份额集体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这次之中大大受益，份额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可见如果中美两国在G20这样的平台上能够协调立场，是能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共识的，对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可以说帮助非常大。

　　五、中美金融合作思考

　　回到关于中美金融合作的思考问题，这是今天讲座的主题。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进行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中美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中美金融合作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说法也是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时通常用的一个词，它指的时间段很明确，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全球就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什么时候崩溃(collapse)的?一般认为是1971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英国便开始考虑战后如何恢复国际经济、如何稳定国际金融，他们想到的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美国当时在经济上大大超过英国，所以美国人提出的怀特方案获得了通过，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那次会议是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这个地方举行的，所以后来就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命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有一些扩大的概念，甚至把之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组织、后来演变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也认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组成机构，这也是一种说法。一般而言，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就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点要素，其一即所谓以黄金美元作为基础来制定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之为金汇兑本位制，也就是说黄金和美元挂钩，每1盎司黄金定价为35美元;其二是各国的汇率又和美元挂钩，这是一个双挂钩的机制：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这样使得各国的货币间接与黄金挂钩，这种叫做金汇兑本位制。

　　客观上，我们承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恢复战后经济、稳定国际金融、促进国际贸易方面发挥了很积极、很正面的作用。但是，这种机制如果要能够长期有效的发展，要有一定条件的。因为既然各国政府在这种机制之下有权利把所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那么就得保证美国有充足的黄金储备，确实能够支撑各国政府的兑换要求。可是，在当时的这种体制之下，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因为美元是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相当于美国央行负责印制发行的。它怎样转移到其他各国手里呢?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如果一国向美国出口了货物，美国就需向该国用美元来支付。如果美国的国际贸易是顺差，那么各国的美元储备不会得到增加，甚至消耗它的美元储备，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如果各国要是能够不断的增加持有美元储备，就意味着美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必须是逆差。可是如果美国要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之中，那就是说它的负债越来越多，那就会对美元进行打击，美元就要贬值。可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如果是用美元这一种不断贬值的货币来支撑，显然是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的。

　　所以就产生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当时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一个有名的教授叫做特里芬研究发现的，所以后来人就称之为“特里芬难题”。这个难题到今天可以说依旧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在60年代时，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以及美国国内的经济各种因素造成美国财政连年赤字，再加上贸易的极端困难，因此造成了美元极度的疲软。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纷纷提出要求，用他们的美元储备按35美元1盎司的价格来兑换黄金，结果美国政府撑不住了。所以，它的黄金储备很快大量的消耗，最后在1971年8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停止这种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

　　从那之后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没有挂钩的汇率制度，曾经一度混乱，直到逐渐建立起了所谓浮动汇率体系后，全球金融才逐渐稳定下来。可是在这种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旧是一枝独大。今天美元在全球的贸易计价、投资交易以及储备之中所占的比例大数都在50%-70%之间，而美国经济实际上才占全球的约20%。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上升的今天，美元在全球的贸易投资储备中却占有50%以上、60%甚至将近70%，这是绝对不相称的，也是不合理的，不能长期维持的一种制度。

　　这就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不是“特里芬难题”，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实来看，未来全球要走向的是一个不是只依赖美元支撑的体系，而是简单的称为一种“三足鼎立”，即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货币一起发挥作用支撑的全球货币体系，那将是一个很稳定的体系，能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全球金融的稳定。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当然也是个学术讨论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只不过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场合我来提出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回到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中美金融合作向何处去?向何处发展?未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大致分三个方面：

　　其一，中美双边金融合作。美国金融发展较早，历史比我们要长得多，所以它的资本市场很发达，特别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以及金融咨询服务方面可以说是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差距，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是在金融领域一直采取积极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愿意在这方面引进更多的美国机构，引进更多的美国在以上方面的管理经验，来促进我们自己金融的发展。这是中美双方都共同获益的事情，是共赢的一个领域。之前提到无论是美国在中国设立分行的商业银行，或者是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它们在中国都取得了很好的金融收益。中国经济金融快速发展，为他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双边金融方面的合作应该是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不应该排斥。最近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宣传之下，甚至出现了对在美国股票交易所、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发出负面的声音，以及排斥中国到美国投资的这些言论，我认为这非常不利于两国的金融合作。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合则两利，如果要是搞负面的东西，搞分裂的这种方法，使大家在这里共同受损，这是完全不值得考虑的。

　　其二，中美在国际多边平台、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更好地加强对话、加强协调。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GDP大约为14万亿美元，美国是20万亿美元，我们相当于美国GDP的70%。未来我相信会逐年逐渐地在GDP总值方面缩小这个差距;当然如果用人均指标来衡量，我们和美国仍旧差距很大，对此我们头脑很清醒。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将保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会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如果在国际机构里，在国际平台上，中美能够加强对话，能够加强在政策上相互的理解，给予必要的协调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中美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其三，我们应该和美国、欧洲国家共同努力，寻求建立一个稳定的、由三种货币，即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共同支撑的一种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具体讲，大家知道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中国人民币已经纳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之中，我们占的比重排在美元和欧元的后边，但是在英镑和日元前面，排第三位。我们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增强，这个比重能够逐渐增加。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的份额，也就是资本金中所占的比例是17.4%，位列第一。重大事件的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支持才能够通过，所以美国具有单国否决权的权利。位列第二的是日本，日本目前的份额所占比例是6.48%，中国排在第三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6%份额中，有一块转到中国，使中国的份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提高到现在的6.41%，也就是说和日本只差0.07%。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GDP早已经超过日本，当然决定份额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管怎么讲，中国的份额应该超过日本，这一点要想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份额的时候仍旧需要85%的投票权支持才可以;而且份额无法随时改变。基金组织的政策规定，基本以每5年作为一个周期，对它的总体份额进行审查，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增加不增加份额，如果在增加份额的时候就会在增加的过程中，哪个国家应该多增加一些，哪个国家甚至减少，这就是调整各国份额的时机，当然这也是一个国际谈判和博弈的过程。我希望未来在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能够加强对话，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中国份额的增加，如同中国在国际经济所占的比重一样，上升到第二位。

　　问答环节

　　1. 疫情之下美国以各种理由赖帐，我们持有的美债和美元资产安全程度如何?有好的反击措施吗?如果有外资证券基金，其他金融等企业进一步进入中国，您认为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比较有效的更好的学习了解其有着相对不错的管理运行经验?

　　魏本华：第一个问题，如同大家一样，我也非常关心。因为也从媒体上看到很多议论，甚至很具体的如美国个别的立法机构人员、参议员、众议员、甚至有个别州的政府官员。言论内容一是甩锅，二是毫无道理的提出让中国赔偿损失，其中很不讲理地提出了、甚至要求扣押中国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其中他们首先提到的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我认为首先这是毫无道理的，在疫情方面，中国最早受到冲击，最早受到影响，但是举国上下在党中央领导之下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不光是武汉市、湖北省人民，全国人民都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才终于换得了抗击疫情的胜利;我们并且用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方式，成功地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中国毫无保留地把取得战胜疫情成功的经验向世界各国提供，把在这方面研究获得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向各国提供、向研究机构提供。最近在欧洲、美国、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发生疫情之后，中国在应邀派出多支医疗队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医疗物资、设备，为其他国家人民战胜疫情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奉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极个别的人把这件事情当做一种政治工具，造谣生事，简直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我们对此也要高度重视，我认为美国的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由美国政府来担保的，是它的信用来担保的，我们购买它的国库券和债务，这本质是一种市场行为。不管持有人的身份为何，既然销售国债，国家就必须要承担兑付，没有任何理由，中途扣上一顶所谓强词夺理的政治帽子，这是行不通的，在国际法律上也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同时，美国最近几年国债是快速增加，现在基本上已经超过了其GDP的数量，而且它的相当数量的国债是外国政府和外国机构购买持有的，如果它这样做是自毁美国的金融市场。首先受害的是美国自己，是美国财政部，是美国的金融机构。这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一种可悲的政治宣传。

　　第二个问题我也间接谈到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直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我们不仅仅引用外国在这方面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向他们在管理、交易甚至运作方式方面学习先进的、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标志“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开的，这个时间恰恰就是中美建交的前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美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谁进来的早谁先获利，因为它首先了解中国的市场，培养了它的人才，这样才有可能运行的更成功。在未来的发展之中，我相信市场就是市场，资本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不宜在这方面政治化。我们当然是欢迎所有资本，无论美国的也好，欧洲的也好，英国、日本的也好，都欢迎进入中国市场，只要按照制定的政策措施来运行。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中资机构在人才方面可以说是很有优势的，他们往往需要借助和吸收我们的人员到他们机构工作，才能够让他们取得更好的业绩。这是一种共赢、双赢的局面。

　　2. 请问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之下，有可能会导致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提前暴发吗?

　　魏本华：客观来说，预测危机是一门大学问，非常遗憾的是，至少最近几十年之中那种重大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或者重大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谁都未能预测到。当然有人在理论研究上或者提出某种观点，笼统地说预测到了，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至少大家记忆犹新的，比如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没有事先预测到，有时候甚至这一点会引起巨大的讨论。我记得英国女王曾经直截了当地问过，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就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抵御危机最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搞好，经济好、经济强、经济稳定就有抗御危机的能力。譬如疫情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健康状况非常好，免疫力强，可能你就能抗御住病毒的侵袭，平安渡过这次疫情危机;如果本身你体质很弱，又不加强防范，有可能就“中招”了。所以，在预测方面，当然要加强研究，加强分析。但是，这不能够像看一场体育竞赛，过分依赖预测，有时候反而误导，应实事求是。重要一点是看疫情的发展，如果各国加强合作，能早一些控制住疫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低。

　　3. 当前中美开展金融合作或发动金融战，哪个会是更大概率的事件?

　　魏本华：这又是一种预测，我还是坚持这种看法，我们强调合作，合作共赢。中国领导人说，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都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想法。这对指导双边的关系合作发展，也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我们也应该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合作去取得的好的成果。我相信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对他的政府、对他的人民负责，不会也不应发动金融战，除非抱着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中美金融合作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如同在贸易方面一样，中国人民这种坚韧不拔，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也不会被压倒。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坚持在谈判桌上和美方进行持久的谈判，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对待金融战这一问题，还应该参照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些成功做法，高屋建瓴，强调合作，强调协调，强调中美中长期的利益，相信中国的这种建立新型大国战略关系的政策应该会取得好的效果。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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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 刘玉书  来源：人大重阳

　　作者王文、刘玉书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宏观研究部主任，本文删减版刊于5月20日《北京日报》，以下为原文。

　　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发表了迄今为止对华关系最强硬的表态，断言：“我们可以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这令此前持续了两年多的中美“脱钩”讨论进一步升温。真如特朗普所说的中美可彻底断绝关系吗?中美脱钩的实际走向远比想象的复杂，大体看来，会有六大领域的不同情况会发生。

　　一是不脱不钩。过去十多年来，中美在有些领域本来就没有任何关联，不存在“脱钩”问题。如核武器、航空航天以及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防科工领域。中国从一开始就独立自主的，与美国过去、现在、将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任何关联。美国一直试图在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扩大在这些领域对中国的影响，但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我国在一些核心领域已经有了完整的自主创新和较为独立的产业体系，并不会受到美国“脱钩”制约。

　　二是易脱难钩。主要指那些难以建立联系，但极易断裂的领域。如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以来，美国对华主要采用接触政策，希望能加强与中国的接触，进而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但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对美国了解的增加，对美国的逐渐“去神话化”。美国苦心积虑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积极形象随着信息鸿沟的缩小和中国人自信心的提升而呈崩塌之势。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当局的各种“甩锅”的匪夷所思操作，更是加深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互信上的隔阂。在国家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整体呈现出易脱难钩的趋势不可避免。

　　三是高脱低钩。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让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仅保留低端产业在中国。这既能最大化美国利益，也能减少对相关美国国内的冲击。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4月17日公布了上月企业调查结果，受访美国大型企业中，有44%表示中美经济不可能脱钩，比率较去年10月的66%大幅下降。据美国商会的调查，40%的受访企业表示供应链将保持不变，也呈现下降趋势。近期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为有意迁出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额搬迁费，试图推波助澜。不过，诚如美国银行报告显示，假如苹果公司可以将iPhone的生产转移到美国，苹果公司将不得不额外收取20%的费用以弥补其国内更高的生产成本。可见，特朗普政府想要实现的“高脱低钩”局面，是相当困难的。但对于中国而言，不能轻视这种可能性。

　　四是先脱后钩。这是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个意图，希望先断然与中国脱离关系，再重新考虑钩连的布局。最典型的是半导体行业。半导体行业是数字化时代的产业基石。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采取了系列针对限制中国进口半导体相关材料、元器件及产品的政策。2020年3月9日，波士顿咨询集团如果中美在半导体领域脱钩，将可能会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全球市场分额下降18%，行业收入下降37%，研发支出减少60%，就业岗位减少12.4万个，这种脱钩将导致整个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将重构，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能力会变得更强大，而美国也将因此失去全球领导地位。由此看，特朗普所强调的完全脱钩，事实上是对美国二战以来苦心经营的全球价值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一种彻底否定，他在强调供给端的自主性时，却忽略了需求端的全球性。但按特朗普三年多来的记录看，不能排队美国类似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

　　五是半脱半钩。中美贸易摩擦以下，两国在诸多科技领域的合作出现了重大波折。不过，好在合作共赢的韧性依然存在。2019年11月21日出版的《自然》增刊数据显示：中国与美国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论文数量由2015年的3413篇增至2018年的4631篇，而英国与欧盟科研人员的合作论文数量自2016年以来就已停滞不前。新冠疫情以来，虽然特朗普当局不遗余力构陷中国，但中美双方的相关科研领域依然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合作。因合作过于密切、遭遇制度性因素干扰而出现“半脱”状态，又因合作难度加大影响本国科技以及经济利益而呈现“半钩”状态，将会是中美科技界达成新的战略默契之前长期存在的状态。

　　六是难脱易钩。中美两国年均600万的人员往来，互为前三大贸易伙伴的6000亿美元贸易总额，使两国呈现天然的市场纽带，很难被部分政客所断裂。如文旅、教育等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普及英语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好莱坞的最大市场在中国。据美国旅行协会执行副会长托丽·巴恩斯表示，中国人赴美停留期间平均消费6700美元，比其他国际游客高50%。近年来，赴美的中国游客逐渐减少，但仍呈现了超过200万人的超大规模。这对于服务业占比GDP超过80%的美国而言，一些政客的脱钩意愿不足以撼动强烈的文人市场需求。在教育领域同样明显，2018-2019年度，有36.9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比上一年度增长1.7%，占美国留学生总数33.7%。虽然增速放缓，但中国已是连续10年赴美留学最大生源国。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的数据，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每年贡献390亿美元，其中中国人占比33.33%。在强烈的市场需求面前，中美两国在人文交流方面的双赢合作与特朗普的彻底脱钩论形成极大的反差。

　　诚如知名学者鲍恩和欧文在《外交事务》近期撰文，特朗普与中国的脱钩的目标无非是想阻止中国经济转型，进而遏制中国崛起。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中美脱钩恐怕远远超过一些美国政客的想像。

　　相比之下，中国比美国显现出更开放的姿态。就在特朗普强硬表态的同一天，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强调，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可见，展望未来，无论特朗普选择何种脱钩方式，全球化的总体发展趋势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势都不可能受其颠覆。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0

旧文章ID：21792

作者：斯韧 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46期

2020年5月21日，欧伦斯在《南华早报》发表一篇题为“中美战略竞争导致新冠病毒更加险恶”的时评。

欧伦斯何许人也？

欧伦斯（Stephen Orlins）是美国最重要的维护中美双边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中美建交时他是美国国务院的律师，参与了中美建交涉及的大量法律问题的解决。之后他一直在金融机构供职。2005年至今，欧伦斯在美中全国委员会做掌舵人，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跟美国与中国的政府、军方、企业与大专院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伦斯对中美双边关系当下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趋势的了解在美国恐怕首屈一指。

那他在这篇时评了都说了什么？

他在文章里说，因为战略竞争，从2017年起，美方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人员从47人减到了14人，被削减的人包括流行病学专家。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关闭了在中国的办事处。他说，美国的健康与公共服务部部长（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1月6日就向中国政府提出派人去中国考察疫情的要求。欧伦斯也向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关系”传达了同样的要求。直到2月中旬，美国的几位专家才得以与世卫组织的考察团一并进入中国。这些因素都大大影响了中美在抗疫初期的合作，也造成了目前相互信任度的锐减。

欧伦斯说，中美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竞争不可避免也可以理解，但两国的战略竞争，加上相互间的怀疑，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和军费的增加肯定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危害。

       图片说明：2015年，欧伦斯与习近平夫妇及美国驻华大使鲍克斯夫妇合影

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做出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决定。在此之前50年，美国因战事一共在亚洲损失了25万人。到2018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国之一。除了美国有70万人的工作与此相关，中国的企业还在美国雇佣了14万人。

欧伦斯并没有对双边关系出现困难的中方因素文过饰非。他谈到了南海问题、新疆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和经济改革问题。他指出，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导致了华盛顿决定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他认为，如果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声索国签订行为准则和共同开发资源的协议，如果中国脚踏实地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步骤，如果中国允许谷歌、脸书、推特和油管在中国“落地”，并停止屏蔽包括彭博新闻社、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网站，阻碍中美双边关系相向而行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指出中方的问题之后，欧伦斯“剑指”华盛顿。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国是一个会给美国带来巨大问题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飙升。中美目前都需要消减预算。否则，美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都将面临巨大预算亏空。

美国政府应该在以下涉华问题方面有具体的行动：一、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降到2018年前的水准；二、启动对华为提出的把自己的5G技术牌照发给美国公司并允许其参与生产的建议的讨论；三、向中国表明美国欢迎中国在美的继续投资；四、就为何把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建立清晰的指南并允许申诉；五、在可能的情况下解密美国境外投资审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决定；六、把抓特务（counter espionage）的重点放在违法人身上，而不是中国人和美籍华人身上。

欧伦斯认为，一旦中美把战略竞争排除在外，中美就可以坐下来就国家安全做出最清晰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定义。这样以来，华盛顿和北京就可以为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开绿灯，出口也能恢复正常，并尽量不拒发签证。

白宫在最新发布的《对华战略路径》中提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除了来自安全和经济层面，也来自价值观。欧伦斯说，美国人不认同中国领导人奉行的价值观，但中国本身并没有对美国人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任何生死存亡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国只能减少美国对中国政策决定的影响力。无论是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台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经济改革问题上还是网络安全问题上，中国自然会听取伙伴国的建议，而把战略竞争国的建议置之度外。

     图片说明：2015年，欧伦斯与习近平夫妇、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及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理事长希尔斯（Carla Hills）合影。

其实，欧伦斯说，对中美两个社会的威胁是共同的。在上海和纽约的母亲都担心因气候变化形成的海水上涨会淹没她们的家，恐怖分子会伤害她们的亲人和朋友，经济危机会让她们的孩子没有任何前途。

欧伦斯在文章里最后呼吁，新冠因为中美的战略竞争增大了自己的杀伤力和致命性。现在应该停止战略竞争，造福中美人民。

欧伦斯在文章里表达的观点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5月2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中美关系的表述不谋而合。王毅说，

“我要在此呼吁：不要再浪费宝贵时间，不要再无视鲜活的生命。中美两国当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助力两国各自的抗疫斗争；第二是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共同参与和推动抗疫多边合作，为全球抗疫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是着眼疫情长期化和防控常态化，及早就如何减少疫情对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冲击展开宏观政策的协调沟通。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中方历来主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我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承担着重大责任，应该本着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从几十年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精辟概括，需要双方谨记在心。”

      图片说明：欧伦斯与中国前驻美大使张业遂合影

欧伦斯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中美价值观的不同，但因篇幅关系无法展开讨论价值观的不同是由很多因素构成，包括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原因。正如王毅所说，“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但这是两国人民各自作出的选择，应当彼此予以尊重。”

华盛顿和北京迟早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一个共识。换句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罗马”指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一个国家如何到达那里应该由那个国家的人民和领袖自行决定。英国的“中国通”布朗提出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在今年年初接受《中美印象》采访时，布朗说，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价值观问题确实很棘手。两国在人权，宗教或政治价值观上观点都不同。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美国和中国在大多数领域的观点显然不同。中国承认自己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大国有不同的价值观。我认为美中两国今天不可能达成共识，除非他们通过武力迫使对方达成共识，这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两国达成协议的话）协议可能会在五十年或更长时间内达成，但现在还一点影子都没有。处理分歧的另一种方法是设定一个系统，管控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并防止冲突。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承认存在中国价值观的两级秩序，反之亦然。承认这一点，并坚持下去，直到可以解决之日为止。”

他最近对中国的刊物《文化纵横》说，

“面对中国价值体系所意味着的多元性，西方反而犹疑起来，这是最反讽的。这也折射出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知识不对称。中国对西方的了解逐渐深入，而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传统却缺乏基本了解。他认为，欧美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跳出思维定式，去真正理解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而非根据假设与偏见来行动。他预言，统一体系的世界即将结束，我们将迎来一个两个中心、两套价值体系并存的世界，而西方可能不得不承认中国文明体系的存在，并从对同一体系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寻求新的精神秩序。”

欧伦斯说，美国的母亲和中国的母亲面对的威胁是同样的；王毅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合作空间。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都有待中美两个大国协调应对。”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我们需要多听听欧伦斯的话。
【欧伦斯其人其事（文字来自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欧伦斯先生于2005年开始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此前，他曾任亚洲最大的私募基金公司之一凯雷投资集团亚洲部的总经理和台湾最大的有线电视和宽带运营商之一台湾宽频（TBC）的董事会主席。加盟凯雷之前，欧伦斯先生曾任纽约融资公司安盈投资的高级顾问，负责安盈在亚洲的商务活动。欧伦斯先生于1983年到1991年效力于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1985年到1991年期间担任总经理。1987到1990年，他出任雷曼兄弟亚洲部总裁，管理香港、韩国、中国大陆、台湾、泰国、马尼拉和新加坡办公室的150多名专业人士。效力雷曼兄弟之前，欧伦斯先生曾在位于纽约、香港和北京的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和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担任执业律师。1976年至1979年期间，欧伦斯先生在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先是在政治军事事务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后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在此期间，他作为法律团队的成员推动了美中建交。欧伦斯先生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本科，之后在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通晓中文，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员。1992年，欧伦斯先生在美国国会纽约第三选区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6

旧文章ID：21790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日载文称，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正使一些国家面临考验，但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采取有效的治理和动员，可能有助于弥合社会鸿沟。在美国，近期的民调显示，两党在应对疫情上的分歧减少，但分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文章呼吁社会各阶层应该采取共同行动来争取更大的团结。

　　01 新冠疫情使美国更团结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如何应对疫情上的分歧有所减少。民调机构More in Common和YouGov在今年三月下旬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90%的美国人认为“我们在共同面对疫情”;82%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共同点大于分歧”，这一数字比去年有大幅提高。更多美国人认为彼此可以互相依靠，并且对“美国人民健康”的担忧要甚于对自己家人健康的担忧。长期的政治格局最容易受到重大冲击的影响。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等重大事件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与政治结盟。

　　02 分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全球性的病毒大流行对人们的健康、经济福祉和国民心理都构成重大威胁，因而大流行似乎是帮助建立民族团结“完美的全民公敌”。但是，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流行病的反应可能和面对真正的敌人不同：出于厌恶和对感染的恐惧，人们倾向于跟熟悉的人接触，这会引发对所谓“外来者”(包括少数族裔)的偏见。新冠疫情还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突然的经济衰退和自然灾害引起的资源稀缺会加剧冲突暴发的可能性。在发达经济体中，这种危机往往会导致选民转向支持极端政党，尤其是极右翼势力。

　　在美国这样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由于疫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不平等又与政治交织在一起。非裔、拉丁裔和穷人遭受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或失业的比例更高。而这些人和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地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支持共和党占主流的乡村地区，居家令和商业停顿加剧了“绝望的疾病”，自杀和酗酒导致农村白人的死亡率上升。这种不同的经历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正在经历两种不同的“疫情”。

　　因此，尽管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信任度可能正在上升，在疫情暴发期间，美国可能很难真正做到全民一心。此外，分裂的政客可能会带来最严重的分歧。当民众认为政府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善时，政客们可能会利用人们对死亡、居家隔离和不良经济后果的负面情绪来进一步分化选民，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03 美国如何争取更大的团结

　　然而，包括政客、安全部门、媒体和普通公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通过共同行动来实现更大团结的希望犹在。各国政府必须执行公共卫生政策，同时更加关注持怀疑态度的公民，以免招致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民众需要停止对政府社交疏远指令的怀疑，相信政府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政客各自的支持者寻求优待，并推动对其他人需求的忽视，政客们仍须兼容并蓄，为各群体进行合作的社会规范设定预期。

　　美国有两种选择来缓解两极分化并争取更大的团结。首先，疫情危机突显了合作与健全的治理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两党的民众都在支持有力应对疫情的州长，如果选民在投票时也奖励良好的治理，而不是加剧两极分化的言论，那么极化策略对政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第二个选择需要政治精英做出改变。为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一些政客应放弃极端立场并与对手妥协，寻求能为民众带来有意义结果的解决方案。这有助于推动合作决策的正常化。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文章Can the Coronavirus Heal Polarization?

来源时间：2020/5/25   发布时间：2020/5/23

旧文章ID：21787

作者：  来源：环球网

据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1月19日报道，原题：《中国如何构建战略核力量？》 

文章称，自去年中国成功试射能打到美国任何地方的分弹头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世界上就开始流传说，北京现在已拥有强大的核遏制手段，美国今后对亚洲龙的新地位不可小视。但是，如果剔除宣传糟粕，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现实状况做个透彻的分析，则会发现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幅画面：中国不过是在“吃”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提供的技术的老本及90年代混乱时期俄罗斯专家出卖的技术。

文章称，北京还未能建立起陆海空核三位一体，也不具备足够有效击中目标的核武库。一旦发生真正的核战争，中国面对美国坚持不了一小时，这就是现实。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认为：“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迄今仍由相当简陋和笨重的液体洲际弹道导弹构成。而且，他们所投产的‘东风’-31型和‘东风’-31-A型固体燃料机动导弹射程有限，只能携带一个弹头，这使其价值及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能力大打折扣。最大和最重的‘东风’-5型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大部分国土，但它是一种巨大且非常脆弱的液体导弹，发射准备工作至少要两小时。还有一种导弹‘东风’-4型虽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在升级改造后其射程可超过5500公里。但它打不到美国本土。”

文章指出，中国“东风”-31机动导弹射程近8000公里，勉强能打到美国西海岸陆地上的一些城市。中国首个真正具有核遏制能力的导弹是“东风”-31-A。它是机动式的，射程近1.1万公里，也是单弹头。这是惟一有望经受住美国的首次核打击并摧毁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的导弹，比如洛杉矶等。但中国这种导弹不多，而美国这种导弹有近2000枚。中国全部洲际导弹数十枚，但它们无法对美构成重大威胁。以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技术为基础，中国启动了“东风”-41重型固体燃料导弹的研制计划。其射程近1.4万公里，能携带10枚弹头。但该导弹至少要20年后才能列入战斗值班，这是中国导弹研究计划发展史告诉人们的：自首次发射到实际部署需要20-30年。

文章称，专家对中国战略核力量抗衡美国的能力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对于美国如今能拦截多少中国导弹，卡申回答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分导多弹头导弹，但他们在制造假目标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就是说，中国战略导弹完全能够携带某种可确保到达目标的载荷。如果美国率先发起核打击，他们将消灭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核进攻能力，这另当别论。多半会是，好的情况下中国的个别导弹能到达美国本土，但完全可能的是，没有一枚导弹能打到美国。”

而且，在传统的核三位一体中——导弹部队、潜艇和战略航空兵——中国只建立起了一种。中国有一艘装备战略导弹的核潜艇，即092型“夏”级，其导弹射程总共只有1700公里。但这惟一装有落后导弹的导弹潜艇也从未进入过战斗值班，一是因为故障不断，二是因为噪音很大，推进器一启动，立马会被左邻右舍发现。现在中国开始建造新一代核潜艇，其装备的新型导弹射程超过了8000公里，这是094型潜艇。据五角大楼评估，其技术性能只相当于苏联70年代初的潜艇。噪音水平为第二代，俄罗斯和美国现在已到了第五代。还应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这种潜艇目前还未建成，首艇至少要5年以后才能建成。因此，在海上核遏制领域，中国无法对美构成严重威胁。

至于航空兵，这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核武器运载工具目前只有一个团，使用的是“图”-16型落伍的轰炸机。

中国会升级改造，升级版现在被称作轰-6K。这种飞机将使用更为新型的俄制D-30KP发动机。轰-6K能携带巡航导弹，但文章称，中国30年来一直未能为其研制出小型核弹头，因为这需要专门的弹药生产技术。

来源时间：2020/5/25   发布时间：2020/5/23

旧文章ID：21786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中国酝酿推出“港版国安法”，美国上下十分不满，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学者李成认为，中美或爆发战争。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5月22日在北京开幕。根据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议程，第五项为“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即“港版国安法”。此举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中美或爆发战争

《纽约时报》5月22日报道称，中国对香港实施新的全面安全管控的计划，可能会对早已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造成更大的损害，并迫使川普（Donald Trump）总统做出一项艰难的决定——是否还要维持他自称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好关系。

北京在21日宣布的这项提议激起了国会的愤怒，对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新制裁在两党都迅速获得了更多支持。川普对香港的困境没有太多兴趣，并继续希望执行与北京的贸易协议，因此这样的制裁可能并非他想看到的。

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说：“北京的这一举动将撕下‘一国两制’最后一层伪装。这将加剧美中关系的危机。”

“在美国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会热闹起来；感觉2020年越来越像1948年围绕柏林爆发的首次冷战危机，”麦艾文说，他推测美国和中国有可能相互实施制裁或其他惩罚措施。

与此同时，法新社5月22日报道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5月22日在推特（Twitter）上警告称，自40年前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这两个太平洋大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他还说，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多（香港是最近的一个），但双方的关系没有战略依据，也没有计划减少摩擦。

美国《洛杉矶时报》5月22日报道称，北京加强对香港控制的举动迅速招致美国官员的谴责，他们在权衡新制裁的选择，这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酝酿的冷战的最新升级。

报道称，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领导人是否会让步。随着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危险的新转折。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我们真的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期，极度危险，可能发生冲突，我认为可能会爆发战争。”

不过报道也指出，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员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和批准一项有关香港的新的国家安全法，从而为外交创造了一个时间窗口。紧张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或降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政府和国会在未来几天或几周的行动。事关的远不止是香港。

中国态度坚定

据悉，中国酝酿退出“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使得美国政坛十分不满，声讨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美国总统川普威胁会强烈回应，美国国会威胁制裁中国官员。

不过，对于“港版国安法”，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5月22日说，香港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难以有效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都明显存在不健全、不适应、不符合的短板问题，致使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越演越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面临不容忽视的风险。

他还强调，在香港目前形势下，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5月23日表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中央基于香港局势做出的慎重决策。依法惩治搞“港独”、“黑暴”等的极少数人，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是为了维护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保障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5月22日发表社评称，中方公布这个计划，意味着北京对美方将会采取的所有的报复措施都进行了评估，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北京在美国的压力下后退的可能性是零。国家安全是中国所有利益的基石，香港乱至今日，被美国当成向中国发难的支点，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立法落空了。针对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已被内地社会广泛认为刻不容缓，须顶着任何压力坚决推进。

来源时间：2020/5/25   发布时间：2020/5/25

旧文章ID：21785

作者：王毅  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编者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一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就中国外交政策的提问。以下是王毅部长在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势的回答。】

     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受疫情和美国大选影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您是否担心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王毅：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每天都有无辜的生命被病毒夺走。对于美国人民遭受的不幸，我们深表同情，由衷希望和祝愿美国人民能够尽快战胜疫情，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相互支持帮助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疫情之初，美国很多社团、企业和民众向中国伸出援手。在美国陷入疫情后，中国政府、地方和各界人士也积极回报，向美方捐赠了大量急需的医疗物资。我们还为美方在华采购提供支持和便利，仅口罩一项就向美方出口了120多亿只，相当于为每个美国人提供了将近40只口罩。

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还有一种政治病毒也正在美国扩散。这种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一些政客无视最基本的事实，针对中国编造了太多的谎言，策划了太多的阴谋。最近，人们把这些谎言汇编成册，晒在互联网上公诸于世。如果再有新的谎言，还会继续记录在案。这本谎言录越长，就越拉低造谣者的道德水平，越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污点。

我要在此呼吁：不要再浪费宝贵时间，不要再无视鲜活的生命。中美两国当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助力两国各自的抗疫斗争；第二是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共同参与和推动抗疫多边合作，为全球抗疫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是着眼疫情长期化和防控常态化，及早就如何减少疫情对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冲击展开宏观政策的协调沟通。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中方历来主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我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承担着重大责任，应该本着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从几十年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精辟概括，需要双方谨记在心。

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但这是两国人民各自作出的选择，应当彼此予以尊重。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合作空间。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都有待中美两个大国协调应对。

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共同建设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我们也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利，维护中国人民历经磨难赢得的地位和尊严。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美国也不可能一厢情愿改变中国，更不可能阻挡14亿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现在要警惕的是，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正在绑架中美关系，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这种危险的做法是在开历史倒车，不仅会葬送两国人民多年积累的合作成果，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未来发展，危及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两国各界有识之士都应当站出来予以制止。

还是那句话，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了人类的未来与福祉，中美双方应当，也必须找到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路透社记者：中国决定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可能导致美方报复。中方是否担心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会因此受到损害？

王毅：第一，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都应予以遵守。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央通过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履行其宪制责任，但这并不影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继续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这是基本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第三，去年6月修例风波以来，“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日益猖獗，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外部势力深度非法干预香港事务，这些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也对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构成了巨大威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第四，全国人大这一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应更加充满信心，而不必过于担心。决定通过之后将启动立法程序，这将使香港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营商环境，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相信所有希望香港长治久安、“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各界朋友都会对此予以理解和支持。

《环球时报》记者：中方打算如何应对美国出现的就疫情针对中国索赔的诉讼？

王毅：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无事实基础、无法律依据、无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受害者。面对未知的新型病毒，中国以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最早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并及时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分享信息，最早确定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各方提供，最早向世界公布诊疗和防控方案。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最短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承担了重大牺牲。中国的抗疫行动对全世界公开，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对受害者鼓噪所谓“追责索赔”，为滥诉者伪造各种所谓“证据”，是对国际法治的践踏，也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弃，于实不符、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如果想借滥诉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敲诈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成果，恐怕是白日做梦，必将自取其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中美双方的“口水战”愈演愈烈，所谓“战狼外交”会是中国外交的未来吗？

王毅：我尊重你提问题的权利，但你提问题的角度值得商榷。凡事都应有一个是非判断，人无是非，难以立信；国无是非，难以立世。

对于中国外交，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和评论，但作为外长，我要正式和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始终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做为我们的使命。

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五千年优秀文明的传统之上。中国自古就是公认的礼义之邦，中国人爱好和平、崇尚和谐，以诚待人，以信为本。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中国外交的未来，致力于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各国同在一个地球村，就应该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就应该有事一起商量，而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为此，中国一贯主张世界要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要实现民主化。这一主张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完全一致。不管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在国际上称王称霸，都将始终站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一边，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一边。那些总想给中国扣上霸权帽子的人，恰恰是自己抱着霸权不放的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百年变局，充满各种乱象和动荡。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我们希望各国能够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互之间多一些支持、少一点指责；多一些合作，少一点对抗，大家真正携起手来，共同为世界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韩联社记者：中方认为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美对话应朝何方向发展？

王毅：朝美之间保持沟通与对话是化解双方矛盾分歧、推动解决半岛问题的重要前提。还是那句话，谈总比不谈好。中方乐见朝美领导人保持互动，希望朝美早日恢复有益的对话接触。但同时，增进朝美互信、打破半岛僵局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也就是说，真正解决半岛问题，既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朝方在缓解紧张局势和无核化方面采取了不少积极举措，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美方的实质回应，这是导致朝美对话陷入停滞的重要原因。目前，围绕半岛核问题的不确定因素有所积累。中国与俄罗斯早已在安理会共同提出了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决议草案，并已多次建议安理会启动对朝制裁决议可逆条款的讨论，帮助缓解朝方的经济民生困难，为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营造条件。希望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予以认真考虑，不要再耗费来之不易的对话成果。半岛核问题解决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坚持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双轨并进”，尽快制定“分阶段、同步走”路线图，不要再流失解决问题的难得机遇。

澎湃新闻记者：中方是否担心涉台问题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进一步负面影响？

王毅：2300万台湾民众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岛内的疫情变化，牵挂台湾同胞的健康安全。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精心照顾在大陆的台胞，也悉心扶助身在海外的台胞。对于台湾同胞未来的防疫需求，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

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政府与世卫组织已就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与世卫组织及其成员分享抗疫信息、开展专家合作交流的渠道是完全畅通的，从来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和防疫缺口。台湾当局罔顾民生福祉，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自行关闭了两岸协商处理涉外问题的大门。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与所有建交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坚决反对以防疫合作为幌子与台湾当局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违背一中原则为台湾谋求所谓国际空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台独”分子“借疫谋独”予以鼓励和纵容。

两岸实现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奉劝美方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下国内政治的算计；正告美方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不要误判14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有人认为中国借疫情加大在南海活动，你对此有何评价？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王毅：认为中国利用疫情在南海扩大存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正在集中精力同东盟国家开展抗疫合作，双方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彼此的互信得到进一步增强。一艘艘船只、一架架飞机装载着抗疫物资在南海往来穿梭，南海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抗疫的互助之海、合作之海。反倒是少数域外国家还在向南海增派军机军舰炫耀武力，频频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处心积虑破坏南海得来不易的稳定局面，这样的行为居心不良，令人不齿。

最近这几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不断趋稳向好。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海上搜救、海洋环保、海洋科考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多积极进展，“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在快速有序推进，目前已进入案文第二轮审读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已就早日达成“准则”形成明确共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和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破坏。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各国加强协作，尽早重启因疫情而暂停的“准则”磋商，并且积极探讨新的海上合作方式，切实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来源时间：2020/5/25   发布时间：20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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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欢爷看世界  来源：大搞特搞

最近，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海外的中文社交媒体都在大量的报道川普欠中国银行钱的事儿,而且快要到期了。在指责民主党总统竞选对手拜登之子亨特与中资企业合作关系密切之后,川普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持股房产被发现有中国银行高达2.1亿美元的债务,而这笔欠款在2022年到期。在爆料放出来三天之后,媒体“ Politico"收到了中国银行美国代表处的一份声明,中国银行已在2012年交易后不久,出售了这笔债权或证券化,中国银行目前与川普集团资产没有任何相关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个事件的余波还没有结束,中国银行虽不是债权人,但中国银行的董事,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的妹妹,赵氏家族未来的继承人叫赵安吉,就正式走到了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个在美国顶级权力之间游刃有余、手眼通天的财团,它就是美国的福茂集团，是赵家的。

赵家没有男丁，有六个女儿，环球时报称之为“赵氏六朵金花”。她们全部毕业于常春藤名校，4个毕业于哈佛大学。大姐赵小兰。二妹赵小琴是威廉和玛丽学院的硕士;三妹赵小美出任过纽约州消费者保护厅厅长;四妹赵小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律师;五妹赵小亭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如今是大学教授;六妹赵安吉。

赵家每个人都能量巨大,先从赵安吉说起,她是赵家最小的女儿,1973年3月出生,比她的大姐赵小兰小20岁,赵安吉现为福茂集团的副董事长兼CEO,也就是赵小兰家族公司的实际掌门人,毕竟她父亲赵锡成船王已经是92岁。

赵安吉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时她爹的海运业务事业蓬勃发展,赵安吉只用了三年就读完了哈佛大学本科,后来又读了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由于她的姐姐赵小兰在白宫当官,赵安吉从高中开始每年都到国会山去实习。既在参议院的姐夫麦康奈尔的办公室混过,也在姐姐的白宫办公室干过,老布什和小布什专门见过她,都有合影。毕竟这是布什内阁成员劳工部长赵小兰的妹妹,姐姐在共和党内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妹妹自然也沾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民主党奥巴马当政，赵小兰被踢出白宫,赵安吉她就不敢去白宫,这个时候她只能去参议院姐夫老麦那里厮混。但是共和党一上台，她去白宫的次数可以说比上洗手间还要勤,毕竟她姐姐是共和党的女皇,只要共和党当政，她姐姐一定会是内阁部长。

小布什当政的时候，赵小兰是劳工部长,川普当政的时候赵小兰是交通部长,至少是两朝元老。目前美国的交通政策，赵小兰肯定是先过目的,保证最有利于她家族的海运业务，这是她制定交通政策的红线。赵安吉还做过赵小兰的秘书,姐姐可以聘妺妺担任秘书不知道算不算是任人唯亲?赵安吉还跟随出席各种美国顶层的政商圈的社交活动,这些都是巨大的无形资源,迟早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姐夫老麦还是竞选参议员时,赵安吉还专门休学4个月去助选,跑遍了整个州。

赵家没儿子,有意让赵安吉接班。1996年她就进入了她爹的福茂航运集团工作,30来岁就当上了副董事长。福茂航运集团越做越大、风生水起。目前赵安吉在很多机构都有头衔。比如纽约市经济企业发展局、哈佛商学院院长顾问委员会、美国船业协会、美国现任外交协会会员等等。另外，还有中国银行的董事、中船工业董事、林肯中心全球中国顾问委员会董事、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董事、上海交大校友基金会荣誉主席,中国外贸委员会的前副主席。赵家公主的世界风云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看一下她起伏跌宕堪称传奇的婚姻。

赵安吉有两段婚姻,没有孩子。2009年1月,36岁的赵安吉钓到了一枚金龟婿,就是犹太富豪 BruceWasserstein,这个富豪大她26岁,基本上可以说当她爹了。他是哈佛MBA还是法学博士,他曾一次性给哈佛捐赠了2500万美元,哈佛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栋楼,福布斯折算他的身价大概就是23亿美元,但在结婚之后的9个月就神秘的死去了。

这个老公死后不久,赵安吉又钓到了一枚金龟婿 JimBreyer。Jm比赵安吉大12岁,与前妻有三个孩子,与赵结婚十年没有孩子。Jm2018年的个人财富大概是30亿美元,跟全球的顶级富豪比起来还差得远。Jm在 Facebook才有10多名员工的时候他就投资了1270万美元,后来获得了3000倍的回报,创造了美国风险投资最高的回报记录。Jm合伙投资过百度、腾讯等中国的巨头公司。Jm在中国的头衔很多,其中一个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不知道的可以百度一下，要多牛逼就有多牛逼。

来说一下赵家的创始人—一赵锡成。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时期,赵锡成进入了上海的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校友中就有江爷爷。赵锡成跟随战败的国民党去了台湾,根据他的传记说,他后来成了最年轻的船长。赵锡成在1958年前往美国,1964年赵锡成建立了总部位于纽约的福茂集团,公司的第一笔大合同来自于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福茂集团帮美国政府将大米运往东南亚,给美军运送军用物资,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就是他的第一桶金。抗美援朝的时候日本和湾湾都给美军做后勤保障富了起来。

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赵锡成在1972年就回到了中国,由此开启了一连串的访华之旅,从而确立了一个心系祖国成功的华侨形象,比李嘉诚都要早10年。1983年，他收到参加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邀请,与邓爷爷见了面。1984年，赵家购买了一家中国公司的股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陷入国际困难时期，赵家坚决支持自己过去的祖国，给上海的造船厂下了一笔大的订单。

赵小兰当过8年的劳工部长,作为第一位担任内阁部长的华裔的美国人,小布什执政期间她在中国是一举成名,赵家的影响力开始进入美国的白宫。2008年8月赵小兰曾经代表美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

中国入世之后，很快就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雄霸全球,世界海上的商船运载铁矿石、石油、煤炭等物资一大半都是运往中国,大多数的散货船的主要业务也都在中国,福茂作为运输公司当然受益巨大。福茂的大部分货船由中国建造,其中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向福茂曾经一次性的提供过3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2011年10月12日,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又为福茂公司建造20.6万吨全世界最大吨位的好望角型散货船,在上海交付。这是赵小兰第二次在上海出席交付仪式。上一次是2010年5月20日,她曾命名艘17.6万吨的好望角型散货船“保梅号"。2005年上海还为赵家建造了一艘货船。目前赵家在上海累计已经建造了18艘大型货轮,光2019年就造了4艘。2019年10月23日交付的18万吨的“红梅号"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因为船体太大根本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福茂与中国多家钢铁制造商签订了多份长期供货的合同,建造和支持的船舶为中国运输铁矿石。福茂所有的运输的货物中有72%是运往中国的。赵小兰在2009年被聘为武汉的咨询顾问,包租了“保梅号"这条船的钢铁企业就是武钢;同年复旦大学又聘请赵小兰担任荣誉教授;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授予了她荣誉博士的学位。

川普当选后，赵小兰就被请回政府任职,她在共和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她的能量一部分来自于她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大一部分来自于她的老公,也就是她的政治伙伴一一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赵小兰和麦康奈尔在1993年结婚,但早在婚礼的前几年，她本人、她的父母、她的妺妺妺夫们就已经向麦康奈尔提供了大量的竞选捐款,最开始一笔是1万美元在1989年6月,当时他们刚开始约会不久,在接下来的30年的时间内,赵氏家族大家庭的13名成员累计就向麦康奈尔的竞选及其他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超过166万美元的资金,是共和党的第一大资助人。2008年赵锡成送给麦康奈尔夫妇2500万美元的礼物,又帮助麦康奈尔跃身进入了最富有的参议员的行列。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竞选是需要雄厚的资金做支撑,有了这些资助麦康奈尔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就更加辉煌。

1993年麦赵联姻,麦赵他们两个人多次访问中国,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共和党鹰派就开始决裂,间接造成了美国对中国不断的软化。2015年他就担任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可以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是一个可以掌握着川普生杀大权的职位,说川普见到他都忌惮三分,一点都不为过。上次民主党弹劾川普在参议院受阻,当然有麦康奈尔巨大的功劳,川普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组阁的时候立即将他的老婆赵小兰拉进了内阁任命为交通部长。

但她老跟提拔她的川普唱反调。他们夫妻两个政治生涯达到巅峰后,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川普政府想要重振制造业,推动某些美国工业部门,比如说像煤矿、钢铁行业的发展,这些努力并没有扩展到赵小兰领导下的航运业,在中国造船业和海上运输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赵小兰领导下的交通部反而不断的提议,削减美国的航运预算、交通预算,减少对美国造船和航运业的支持,同时大幅削减奥巴马时期提出的培养美国海员的训练计划。这些削减提议引发了两党对川普政府对航运业承诺的一个质疑,认为这是在给中国让出空间,损害美国的利益。虽然赵小兰最终没有实现削减预算的目标,这还是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反感。此外赵小兰还在美国的5G发展上施加影响。赵小兰作为美国前劳工部长,她也深批狠批美国国会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里面有针对中国的汇率被低估汇率操纵等一些条款。

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一语中的。在女儿赵小兰再次当上部长之后,他是这么说的：希望她不要辜负我们华裔父老的厚爱,继续为华人争光。

赵安吉出生在美国,但是普通话说的比较好，还会书法。每次赵小兰访问中国都会要求带一名家属同行，而她的妹妹赵安吉,基本上都不会缺席。2018年10月12日下午，Jm，赵小兰的妹夫麦康奈尔的连襟，作为清华经营管理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参加了清华经管学院的一个活动。我们看看照片,Jm站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明显超过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说是最牛的妹夫一点都不为过。清华经管顾问委员会主席，非常牛逼的位置，居然给了一个美国人。这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他的财富在世界上排名都在1000名之外,若论钱包的厚度,怎么都轮不到他,但是他就是能坐上这个位置。Jm的连襟老麦随时能弹劾总统,Jim的大姨子赵小兰是美国的交通部长,有这样的亲戚基本可以说是横冲直撞、呼风唤雨。

奥巴马和赵小兰合影照是很少的,有一张照片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和赵小兰父女的一个合影,这对父女的年纪都比奥巴马大不少,但在照片里面看得出来,父女俩都是一脸的媚态,巴结讨好的样子。但是赵小兰和川普在一起就完全不一样,她的底气就足得多,也很正气凛然。毕竟她是共和党的女王级的人物,他们夫妻可以说可以掌握总统的生杀大权。

川普谁都不怕,就怕赵家。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其实很多历史都是由少数几个人创造的,有时候几个人就可以影响整个历史的走向。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的吃瓜群众。

来源时间：2020/5/25   发布时间：20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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