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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发帖受审查”:推特与特朗普互怼的前因与后果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交媒体推特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文贴上了“事实核查”的标签,提醒受众注意:此贴可能有误导性。

  在西方,推特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微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特朗普呢,可以算得上推特“核弹级”粉丝。

  双方为什么打起来了?可能有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特朗普的贴被推特打上了蓝色惊叹号"

特朗普的贴被推特打上了蓝色惊叹号,图片版权TWITTER

  推特:请核查事实

  吵架起因归根结底一句话,推特提醒读者,请核查(特朗普帖文的)真相。

  特朗普26日晚发推文称,邮寄投票可能造成“严重欺诈”、导致“大选被操纵”。

  推特在此帖下方打了个蓝色惊叹号,提醒受众“请查询有关邮寄选票的事实”,并通过链接将读者引至相关新闻报道网页。

  这些报道来自CNN、《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有关邮寄选票的说法“毫无根据”。

  特朗普:扼杀言论自由

  推特给特朗普帖文加注,被解读为揭露了美国总统在说谎、误导民意。

  此举激怒了特朗普。他连续发帖反击,指责推特“干涉2020年11月大选”、“扼杀言论自由,我,作为美国总统,绝对不许允许这种事发生。”

"Twitter

图片版权 @realDonaldTrump@REALDONALDTRUMP


  本月早些时候,推特开始施行新政策,标注或提供有关新冠病毒虚假、误导信息的警告。

  推特当时还说,今后可能会将事实核查的标签扩大到其它问题上。

  怼总统对推特意味着什么?

  简言之:这只是试试水。水多深、流多急?后面应该还有更多的“好戏可看”。

  特朗普是推特的忠实粉丝,曾在这个平台上和其它政界大人物、名流明星吵嘴仗。现在和推特本身交手过招。

  特朗普说了,作为美国总统,他绝对不会允许推特“扼杀言论自由”。但是,推特是“私营企业”,有权制定自己平台上的一应规章条例。

  推特面临的麻烦是,在许多人看来,直到“揭露特朗普”以前,推特好像一直没有把自己的这些规章条例适用在美国总统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身上。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的不少言论,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换成其他无权无势的人,可能早就被推特“拉黑”了。

  但是,特朗普被很多评论人指称的“大嘴”和滔滔不绝的“雷语”,也正是他把八千余万粉丝拉到推特平台的原因之一。推特一定不愿意失去这么多的用户。

  推特的初衷或许是,通过新引进的打标签体制做到一种平衡:既允许用户、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畅所欲言,也给读者提供免受虚假信息误导的保护。

  这种标签贴在有关新冠病毒的帖文上被证实效果不错。但是,美国11月就要举行大选,推特恐怕难逃平台上虚假信息爆增的问题。

  此次与特朗普互怼,或许只是这个社交媒体巨头第一次试水,但是,这也是对它的第一个考验。

  特朗普“推特治国”谁头痛?

  至于特朗普,他今后拿起手机时是否会“三思而后行”?这个问题,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自从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曾被形容为“推特治国”。他在推特上有八千万粉丝,日发推经常高达几十条:上台以来总计发帖5.2万条。

  帖文方方面面,从吹嘘自己的核按钮比金正恩的大,到和习近平称兄道弟,大到美国内政外交根本国策,小到日常琐事、转发别人的视频和评论,无所不包。

  有英国媒体评论人士曾这样形容,是特朗普成就了推特。原来,推特只是诸多社交媒体中的一个“小辈”,特朗普当上总统后,才赋予推特独特的使命:帮助地球上最有权势的那个人控制全球新闻议程!

  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推特成就了特朗普。因为,诸多媒体形式中,只有推特的“带宽”(指推文短小随意、受众注意力更有限等)最适合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推特已经成为特朗普“办公”离不开的工具。

  但是,总统在推特上的雷语已经屡屡招来嘲讽,甚至引发过政治风波。估计上述情形肯定难为了白宫的新闻官,总不能没收总统的手机让他“住口”吧。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随时紧密关注,如果发现哪条推文不妥,便紧急“救火”。

  其实,除了白宫新闻团队和推特,特朗普的贴也让其他不少人“头痛”。

  比如在金融市场上,他有关敏感政策的推文会引发股市、利率波动,这岂不是让交易员如坐针毡?

  再比如在主流新闻媒体行业,特朗普的贴也经常让人感觉两难:报也难、不报也难。报,既要查背景又要找数据,难度大,要深思熟虑,避免成为虚假信息的传声筒;但是,如果不报,要真是频频错过大新闻,饭碗怎么办?信誉呢?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06

李克强报告谈台湾未提“和平统一”及“九二共识”引发揣测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五(5月22日)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涉台工作报告,过往强调的关键字,涉及台湾的“九二共识”以及“和平统一”此次都不被提及或者表述发生变化,引起各界关注。

  《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David Rennie)告诉BBC中文称,接续蔡英文在5月20日的谈话,李克强此次谈话值得关注。“移除(统一前面的)‘和平’两字,显示出台湾虽然在防疫上有所成就,但北京给予台湾的压力,在中美升温的争端背景下继续加大。”

  消失的“和平”

  这份40年来最短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台湾议题的只有一段话。

  李克强在报告倒数第三段说,“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我们一定能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分析历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平统一”以及“九二共识”一直为对台政策关键字。2009年开始,在国民党籍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8年间,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每年提及“和平统一”。

  2016年代表民进党的蔡英文执政,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反对台独”,但“和平统一”字眼仍在。2018年则增添“九二共识”,向台湾喊话。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以“反台独”为论述核心。

  有评论分析,去除“和平”二字,是北京释放的重要信息。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主任萧良其(Russell Hsiao) 告诉BBC中文,李克强讲话中同时消失的还有“九二共识”。他判断北京丢给蔡英文的信息应是台湾若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和平”统一的基础也将不存在。

  不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接受BBC中文采访称,不需要对于“和平”二字消失反应过度。

  他强调,“和平”二字消失,基本上意味着北京要保持所有“统一”的选项,虽然和平统一的机会持续缩小,“这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后,不支持所谓的九二共识。而且随着时间流逝,现在要说服台湾接受统一,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变得越来越难。”

  同样设立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持相似看法。她告诉BBC中文,表示不用“和平”二字不代表中国放弃和平统一之选项。此次讲话应是警告台北不能朝“法理台独”前进,并同时告诉华府不能放弃“一中政策”。

  《日本产经新闻》外信部次长矢板明夫向台媒分析,蔡英文就职以及北京李克强涉台讲话,双方都不再提及1992辜汪会面历史,或“九二共识”,此迹象显示出两岸根植于国共历史,辅以“九二共识”或“和平统一”相互谈判的路线结束。

  向美国释放警讯

  萧良其同意,中国不再使用“和平”二字,亦是针对近年来升温的台美关系释放警吿。他向BBC解释,1979年美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明文表示,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基础之一是,中国在未来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认为李克强此次讲话去掉“和平”应该也是给华府信息。

  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则告诉美媒“美国之音”,“是否代表北京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卜睿哲亦认为,此次中国本主要针对的应该是美国而非台湾。

  此外,美国国务院也在蔡英文开启第二任总统任期当天,宣布将销售约1.8亿美元的鱼雷等军武给台湾,再次引发北京抗议。

  武统台湾?

  任大伟向BBC中文解释,上一周蔡英文开启新任期,辅以台湾的民主选举及防疫成就,本该是庆祝的一周,但之后李克强的讲话随即把和平二字拿掉,北京不排除武力攻台的信号也因此发出。“台湾的处境是,每次成功的背后都会有威胁在背后,”他说。

  他认为台湾面临的威胁,也不只来自北京,同时也来自美国。台湾公司,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TSMC)上周宣布到美国设厂。任大伟分析,台积电在压力下得不到美国设厂,并不能再接受华为订单。“台湾的悲剧是,如果美中两国走的很近,台湾就被排斥在外,但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台湾就变成拳击沙包。”

  除了李克强的讲话之外,武统台湾的信息也在本周在网路燃烧。台湾媒体在近日报导,微博上自称是中国四川美院“军迷社”成员创作的多张解放军攻陷台北街头的武统画作,便在网路广为流传,并在台湾网路上引起台湾网民激烈反应。

  不过,高敬文强调,虽然北京对台北的威胁加剧,但他不认为习近平真的在考虑武力攻台。“除非他想要开启与美国(及日本)对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05

打选战、批政敌,美媒:疫情下特朗普仍在推特上制造政治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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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张佳琳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接近10万,但特朗普仍在推特上继续制造政治纷争,一面宣扬自己的政绩,一面攻击民主党对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26日报道,特朗普“沉溺于”他对各种事件和人物个人想法,比如纳税申报表、“通俄门”调查、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和拜登、今年总统大选是否用远程投票、未经证实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法等。

  5月24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1000人的讣告,哀悼美国近10万名新冠肺炎死者。与此同时,特朗普26日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在处理危机方面获得了“好评”(great reviews)。

  在23日特朗普去高尔夫球场打球再次引发争议后,周末他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其批评者发动了一场推特战争,并且讽刺了他经常抨击的对象——前总统奥巴马。

  在社交媒体曝光特朗普打高尔夫的消息后,特朗普被骂上推特“热搜”。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在推特发布了特朗普打高尔夫的视频,并配文称:“近10万条生命逝去、数千万人丢了工作,总统却把时间花在打高尔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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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5月25日回击外界对其打高尔夫球的批评

  5月25日,特朗普发布3条推特回击道:“这条虚假并且完全腐败的新闻让(我去打高尔夫)这件事听起来像是个致命的罪行。”“他们并没说这是我近3个月以来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特朗普还将火力引导奥巴马身上:“奥巴马总是在打高尔夫,他经常坐着满员的(波音)747大飞机去夏威夷打球。”

  与此同时,特朗普25日未佩戴口罩,在华盛顿城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主持了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并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主持纪念活动的视频,CNN称这一视频有“竞选活动的风格”。

  26日,特朗普继续在推特上攻击奥巴马和拜登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称拜登的疫情应对“完全是灾难”。特朗普还转发了拜登戴着口罩参加活动的照片,意在嘲讽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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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特朗普的两条推文被标记为“事实错误”,特朗普随后反击推特公司

  当日,特朗普还发布推文称不会让加州邮寄选票发生,这会造成“欺诈”,会让选举“被操纵”。这两则推文被推特标记为“事实错误”,这也是特朗普的推文首次被如此标记。随后特朗普反击称,推特“正在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完全扼杀了自由言论”,称自己作为总统“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此外,特朗普不断重复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及攻击奥巴马的“奥巴马门”(Obamagate),并用“瞌睡的乔”(Sleepy Joe)和“疯狂的南希”(Crazy Nancy)称呼拜登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CNN报道称,特朗普这三年来一直“故意践踏”总统的正常行为准则,部分原因是为了向其支持者表明他仍然是个“反精英的局外人”。

  报道评论称,50年后,特朗普周末在推特上的言论可能是一份令人震惊的文件,证明特朗普比此前的所有总统更执着于个人痴迷、与媒体以及自己日益增多的政敌之间无休止的争斗。相比于如何安全“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特朗普似乎对于沸沸扬扬的政治纷争更感兴趣。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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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朗普无视的CDC:美国疾控中心与流行病斗争的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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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晓飞  来源:澎湃新闻

  1946年的初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夏天。但是,世界却并不太平。在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挑起对中原解放区的总攻,内战烽火再起。在欧洲,横亘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已经缓缓降下,冷战一触即发。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美国也有自己的烦恼:入夏以来,美国东北部雨水就反常的多。以新泽西州的联合县(Union County)为例,1946年6月的头5天,当地降水量就达到了4.4英寸(超过110毫米),超过1945年6月整个月的降水量。

  大量的降水带来的潮湿环境为蚊虫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那个初夏,美国的许多地区迎来了一场“蚊疫”。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太熟悉的疾病。

  “在卑尔根县(Bergen County),那些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有抗击这种疾病经验的老兵们被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只不过这次他们要对抗的是蚊子。”

  这是《纽约时报》在6月11日的报道中提到的消息。这种神秘的疾病,就是肆虐了人间数千年的疟疾。为了彻底消灭疟疾,美国政府在1946年7月1日在南部的亚特兰大成立了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简称CDC。日后,这个机构发展成为了今天我们在新闻上经常可以看见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两者的缩写都是CDC。之所以选择将CDC的总部设立在亚特兰大而不是首都华盛顿,也是因为彼时美国南部的疟疾疫情严重,将总部设在南部便于抗击疟疾。

  七十余年过去了,从疟疾,到麻疹,再到艾滋病,CDC见识了一个又一个疾病在美国的肆虐,又成功地控制住了这些疾病的扩散。

  如今的美国再次面临疫情的挑战,CDC能否成功地帮助美国走出这次的危机还是未知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让我们走进CDC的历史,看看它是如何诞生的?在此前又是怎样应对来势汹汹的传染病的?

  消灭疟疾

  如果要挑选一种人类熟悉却又陌生的传染病,那么疟疾肯定榜上有名。人们对它熟悉,是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疾病之一。早在古埃及、古希腊以及我国的商朝,人们就有关于疟疾的记载。说人们对它不熟悉,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疟疾的发源、传播以及治疗都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中世纪的欧洲人以为疟疾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英语中的疟疾一词,Malaria,就来自于中世纪意大利语的mal’aria,意思是肮脏的空气。此后,虽然人们发现了青蒿以及金鸡纳树等植物在治疗疟疾上有奇效,但是具体的原理,还得等到近代才能被人们发现。直到二战时,疟疾依旧是生活中常见的疾病。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曾在抗战期间,前往西南联大的路上罹患恶性疟疾,险些丧命。

  正是为了应对在军中肆虐的疟疾,美国政府在全面加入二战之后不久,就在1942年的3月建立了战区疟疾控制项目(Malaria Control in War Areas),简称MCWA,旨在避免疟疾疫情在美国南部以及太平洋各岛屿上的基地中爆发,影响士兵的战斗力。如上文所讲,将MCWA的总部设置在南部的亚特兰大,也正是因为当时美国南部是疟疾的重灾区。这也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联邦政府主导的抗疫活动。

  MCWA建立的之后的短短一年之内,就成了任务范围横跨21个州及领地,共计1161个陆海军营地及军工设施的庞大机构。在机构的协调和指导下,美国各级政府建立起了一支防蚊灭蚊的大军。在1943年,全美总计有500辆汽车,175辆自行车,2875台灭蚊洒水装置投入到春夏灭蚊的战争中去。同时,MCWA还组织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及工程师,走访南部的各处军事设施,因地制宜地为地方政府的防疫提出建议。

  当时MCWA提出的口号是“打破疟疾传染链”以及四个进攻:“向害虫发起进攻”、“向无知发起进攻”、“向成蚊发起进攻”以及“向幼蚊发起进攻”。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将蚊子消灭在幼体阶段,消灭在水中。翻阅当时的宣传手册,总能让人想起我国每到夏天都会开展的预防登革热的活动。诸如避免积水,杀毒灭蚊,通渠排水等措施是很类似的。都是以预防为主,以攻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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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MCWA的宣传海报。当时医学专家们就意识到了,在基层官员以及民众中培养防疫意识是防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由MCWA领导的抗击疟疾预防疟疾的行动,成果喜人。仅仅是在灭蚊活动刚刚开始的1942年,南部各州的成蚊数量就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自古以来,疫情就是各国行军打仗路上的一大挑战。可以说,MCWA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证二战期间美国后方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帮助美国政府打赢了本土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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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政府出版的宣传手册上的成果宣传海报。上面写着“美国及波多黎各的1161处军事设施免于疟疾的袭扰。
疟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危险的疾病。”最下方则是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徽章

  也正是因为其在抗击疟疾上表现出色,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决定保留MCWA的组织架构,并就地改组为传染病中心(CDC),负责在全美范围内彻底消灭疟疾。将其在战争时获得的经验推广到美国全国之后,CDC极大地加快了美国消灭疟疾的进程。仅仅几年之后,在1951年,美国政府宣布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疟疾这一困扰人类数千年的传染病。

  CDC此时将视线转向了另一种恶性的传染病:麻疹。

  新的武器:疫苗

  麻疹与疟疾一样,都是困扰了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疾病。与疟疾不同的是,麻疹的传播不需要中间宿主。同时,麻疹拥有极强的传染能力。我们都知道,造成此次新冠疫情的新冠病毒COVID-19的R0一开始推算是2.5左右,也就是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每个病人可以传染2.5个健康人。之后,有的研究者将其R0大幅修正调高到了5.7左右。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传染效率,面对麻疹也是小巫见大巫:麻疹的R0达到了惊人的12至18.是人类已知的传染力最强的疾病之一。长久以来,人们面对麻疹束手无策。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基本每两三年全球就会迎来一次麻疹大流行。

  正是因为麻疹超强的传染效率,以及直接通过空气传播的特点,当CDC面对麻疹时,无法像处理疟疾时那样通过物理斩断传染链来预防,只能仰赖一样新的武器:疫苗。自从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6制出牛痘疫苗来预防天花之后,疫苗成为了人们对抗传染病时最有效的武器。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霍乱、炭疽、鼠疫、结核病、破伤风等传染病纷纷倒在了各自的疫苗前。1955年,伴随着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问世,CDC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宣传疫苗行动。一时间,接种疫苗成了风靡美国的时髦行动。疫苗来到一座城市,是可以登上报纸头版的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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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7日,《圣迭戈联合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本地的疫苗接种情况:“28000人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医疗进步的激动之情

  1964年CDC推广疫苗的海报。“打疫苗了吗?快来给你的健康打一剂强心针吧!”主题和口号紧扣六十年代美国的航天热潮。下方的蜜蜂就是CDC的吉祥物。

  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终于成功研制出了麻疹的疫苗。1965年,CDC正式将麻疹疫苗列入免疫增进资助项目的条目中。次年,CDC开始了在全国境内消灭麻疹的行动。此后,麻疹疫苗经过优化之后变得更加安全,副作用更小。在1978年,CDC定下了在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要完全消灭麻疹。到了1981年,当年通报的麻疹病例数已经比1980年下跌了80%,胜利就在眼前了。

  但是,就在同一年,一个新的未知的威胁,开始缓缓出现在CDC的视野中。

  未知的敌人

  在1981年6月5日CDC出版的周报中,报告了洛杉矶地区出现的奇怪的肺囊虫肺炎扩散的现象。此前这种由肺囊虫导致的肺炎在美国很罕见,以至于用于治疗这种疾病的药品潘它密汀在美国还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准入批准。但是,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5月期间,洛杉矶却密集地报告了5名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壮年男性,此前都身体健康,没有流行病史。他们发病的过程也很急促。通常都是数月高烧不退,附带肝功能衰退。临床症状类似白血病或者巨细胞病毒感染,但是对治疗却没什么反应。数月的高烧之后,他们都发展出了类似肺炎的症状。而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患者通常也就时日无多了。这五名病患在报告时,已经有两名病逝。虽然CDC此时认为这是一种肺炎,但专家都知道这是此前他们从未见过的一种疾病。要说这5名患者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性取向——他们都是同性恋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恍然大悟……没错,这种被CDC初步报告为肺炎的疾病,就是艾滋病。这5名患者也是美国记录中最早的一批疑似艾滋病患者。

  在此次疫情中以出色的能力被美国国内民众熟知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当时还只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名研究员。1982年6月,福奇在《内科医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艾滋病的论文。当然,当时没人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东西。福奇在论文中指出,在1981年的夏天,CDC开始接到许多伺机性感染的病例。所谓伺机性感染,就是由一些寄生在健康人体内的病原体导致的疾病。它们在人体免疫系统正常时不会导致生病,只有在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缺陷时,才会伺机感染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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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福奇因为其出色的专业知识与审慎的发言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尊敬。(图片来源:美联社)

  当时在美国各处开始出现的这些病人都是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男同性恋者,此前都很健康。自从1981年6月之后,美国全国的这种怪病的病例数量开始逐渐增加,每天CDC都至少会接到一个新增病例的通报。到1982年6月这篇论文刊发的时候,美国国内的总病例数已经达到了290例。福奇因此在论文中指出“这种疾病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在我们社会的某一群体中出现了流行病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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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7月3日A20版上的这篇报道是《纽约时报》对艾滋病的第一次报道。此时人们对于这种疾病还一无所知。这从这篇报道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41名同性恋者染上罕见的癌症。”

  与此前CDC遇到的敌人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疾病。人们不知道其传播途径、不知道其致病原因,预防更是无从谈起。CDC当即将一名研究员派往洛杉矶进行调查。到82年时,这名研究员已经通过初步的调查,逐渐查出了艾滋病传播与当时同性性行为之间的可能联系。但是就在此时,这种怪病似乎又发展出了新的传播方式。当年夏天,陆续有两例异性恋血友病患者被通报罹患这种疾病。原来是因为血友病患者接受的凝血因子中混入了患病者捐献的血液。此后这种怪病的通报病例逐渐扩散到了各个年龄段以及性取向的人群。1982年9月,CDC正式将这种疾病定名为艾滋病(AIDS),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在这种情况下,CDC的反应可以说是很迅速的。在1982年11月就基于对已有病例的研究推出了初步的预防指导方针。当时主要参考的是预防乙肝的准则。次年3月,基于更加丰富的流行病学数据,CDC牵头联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布了更为细致的预防指南。这份指南的发布时,人们甚至都还不知道艾滋病的致病原因。而最早的抗体检测也要等到2年后才会面世。但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这份总共有5点的预防指南却没有出现大的错误。预防指南要求的减少性接触以及停止献血切断的正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两种传播途径:性传播以及血液传播。

  CDC之所以能在致病原因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提出正确的预防手段,是因为其对已有病例的流行病学研究。1983年的这份预防指南,可以说是科学的一次伟大胜利。为控制早期艾滋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正是因为在艾滋病研究中的巨大贡献,福奇在1984年被擢升为了NIH下属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直到今天。

  结语

  自从CDC创建以来,已经见证了无数疾病在美国的肆虐以及消退。从早期的消灭疟疾,到抑制脊髓灰质炎以及麻疹,再到面对未知的艾滋病,CDC逐渐成长成了一个可靠并且手段多样的疾病研究以及预防机构。

  此次面对又一种全新病毒的挑战,CDC在对抗新冠的这场防疫战争中依旧表现优异。根据美国媒体Politico的报道,在我国就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通知世卫组织的3天之后,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就警告了白宫这一疫情对美国潜在的威胁。但是,这次CDC却遇到了不可抗力:一个不靠谱的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幕僚团队无视了来自专家的警告。最终,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失控。

  现在新冠已经成为了肆虐全球的流行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将其击败。CDC出色的研究团队是人类共同抗疫努力中的重要一环。在美国政府领导层荒腔走板的现在,CDC及其手下的医疗专家们将会是美国人民最大的希望。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03

抖音在美国还能“抖”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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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韧 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47期

应读者要求,本期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将关注TikTok在美国所遭遇的监管和今后的走向。

预测:业内人士预测,美国现在围堵华为,下一个目标将是TikTok (抖音)

中美两国科技冷战升级。美国对华为的打压进入新层次。5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要求厂商在将使用美国技术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给华为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即使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厂商也不例外。这基本意味着禁止华为及其供应商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软件。行业专家认为这一对华为的打击基本算是釜底抽薪。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华为自己能不能挺过去。

多位业内人士预测,美国下一个目标将是抖音在美国市面上发行的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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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P

TikTok在美国的迅速增长:

TikTok在美国的扩展是从201711月开始的,当时,抖音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北美同类产品Muscial.ly。20188月两家公司合并,TikTok正式在美国市场登场。据专门统计APP数据的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这个才有两年历史的应用程序在过去一年中的下载量超过了7.5亿次。下载数量与同期的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Snapchat相比,要多出数千万次。

美国媒体认为,美国政界对TikTok日益增长的兴趣本身反应了这个应用程序在美国市场的巨大成功和增长。

打压TikTok的前哨战:

TikTok(前身为Musical.ly)在美国最早与执法界打交道是因为一起和网络安全毫不相关的指控。2019227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宣布与Musical.ly (TikTok的前身)达成了谅解,TikToK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的罚款,以了结对其非法收集包括邮箱在内的儿童个人信息的指控。这笔罚款的金额在儿童隐私方面是一个创纪录的罚款

为了回应贸易委员会的指控,TikTok于同一天推出了一个专门针对13岁以下人群使用的应用程序。这个新的应用程序不允许共享个人信息,并限制了可以发布和共享内容的范围。

这个案件之后,美国加强了对TikTok的审查力度。这些关注主要来自美国国会。

国会对TikTok的关注:

2020312日,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霍利 (Josh Hawley, R-Mo.)联合佛罗里达州的斯考特 (Rick Scott, R-FL) 以及阿肯色州的科顿(Tom Cotton,R-AR) 共同推出了一个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下载和使用TikTok的草案。草案的名字暂定为“政府设备禁止使用TikTok法案” (No TikTok on Government Devices Act)

在这个草案出台之前,霍利于34日主持了一个题为“危险的合作:大技术和北京 (Dangerous Partners: Big Tech & Beijing)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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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证会上,霍利说,“ TikTok由一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公司所有。根据中国法律的要求,它必须与北京共享用户数据。TikTok承认已将用户数据发送到中国。说白了,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风险……这项立法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数据安全的必要步骤”。

霍利要求出席作证的苹果公司和TikTok都没有到场作证。到场作证的两位支持霍利观点的人士表达了他们对TikTok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担忧。

与会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我们有美国公司说‘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在创新上就不会做得这么好’,中国政府真的想获得所有创新。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邀请来作证的公司没有来参加作证。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向中国转让技术,因为我们需要中国进行创新,而他们需要技术”。

另一位到场作证的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检察长亚当·希基(Adam Hickey)说:“就利益关系而言,一家在这里开展业务但最终要对中国母公司负责、而且容易受到中国政府影响的公司是令我担忧的。因此,我认为那些与这种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或公司可能会将自己暴露给中国当局。”

对TikTok的关注并不仅仅来自国会的共和党议员。民主党议员们的警惕性也很高。

在霍利34日在参议院举办听证会次日,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官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中下载TikTok。这个法案是由民主党议员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率先在众议院提出的。去年115日,霍利还和民主党参议员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 , D-R.I.)举行了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主要探讨的问题是TikTok对美国消费者的数据威胁。

去年香港街头示威游行期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连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和科顿(Tom Cotton)都发出质疑,TikTok是否允许使用者在其平台上发布与香港有关的内容。

201910月份,舒默和科顿共同致信国家情报委员会代理总监马奎尔(Joseph Maguire),要求情报界调查TikTok是否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TikTok 对美国国会的应对:

TikTok在应对国会的调查时所选择的策略是避免在公开场合直接和国会议员接触,包括作证。目前的两起听证会中,TikTok都选择了拒绝参加作证。

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听证会之前,霍利发推特说,“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惯例。TikTok和苹果公司两次拒绝公开作证,阐述其与中国的联系。他们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呢?他们难道不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吗?——而且值得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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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在去年11月拒绝参加国会作证之后,12月,其首席执行官Alex Zhu同意与参议员霍利会面,但随后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会面。

在3月份的听证会之后,TikTok官员在接受美国在线媒体《国会山》(The Hill) 的采访时说,霍利的担忧“没有根据”。这位官员在同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担忧没有根据,但我们理解这些担忧的存在。我们在加强与立法者的对话以帮助解释我们的政策的同时,还将继续加强安全保障措施。我们最近与几位国会议员取得了联系,表示有兴趣在不久的将来与他们见面。”

TikTok虽然还没有正面与国会议员交锋,但是有迹象表明,他们私下在努力消除其产品在美国面临的政治干扰。在20192月因儿童隐私案被罚款之后,TikTok就壮大了其在华盛顿的政策智囊和游说团队。据POLITICO的消息,早在3月份,TikTok在其官网宣布, 将于5月份在洛杉矶的办公室建立一个“透明中心”,以便专家和立法者可以直接了解其员工如何处理内容审核。该中心将还会允许人们见证TikTok如何解决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等问题。

美国为什么如此关注TikTok

TikTok备受关注发生在中美关系进入历史性新低的时刻。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从贸易、科技、教育交流等各方面都对中国加强了围堵。美国对华为打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TikTok是紧张的中美关系的又一个“牺牲品”。总的说来,美国对TikTok的攻击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对TikTok质疑最大的声音来自国家安全方面。不管是参议员霍利还是卢比奥都多次表明,让一个中国公司掌管如此众多的美国人的信息是不安全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会胁迫TikTok交出这些数据。

去年年底,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告诉参议员霍利,联邦调查局对像苹果这样在中国存储数据的公司表示“关注”,因为“中国法律从本质上强迫中国公司以及和在华美国公司有各种关系的中国公司随时提供政府想要索取的任何信息”。

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是美国政界对TikTok不信任的源头。如果TikTok是一个法国公司或者加拿大公司,它也许不会遇到目前这些监管问题。

据POLITICO指出,“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权访问TikTok从美国用户收集的数据。该公司一直坚持没有与中国政府合作,并指出该公司在美国存储有关美国人的数据,并在新加坡进行备份”。

并不仅仅是美国对TikTok以及其他中国网络产品有安全上的担忧。目前,印度军方禁止所有官兵和国防人员安装中国的社交平台微信,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也同样禁止使用微信。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以及运输交通管理局已经禁止使用联邦政府的设备下载和使用TikTok。

2,美国担心TikTok根据北京的意愿,在自己的平台上搞新闻审查,并散布有利于北京的虚假信息。

3美国还担心TikTok对美国青年少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在使用这个平台,他们担心北京对TikTok的管控会影响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观点,担心渗透到美国公众的虚假信息是对民主进程的腐蚀。

TikTok在美国的前景:

眼下,所有在美国和世界做大的中国企业在美国都会面临被“围剿”和“追杀”的可能。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这个企业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华为被打压是最好的例子。2018年初,美国境外投资审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拒绝阿里巴巴的蚂蚁金融收购美国的汇款公司Money Gram,理由是美国有很多军人使用这家公司汇款,一旦它被中国公司掌控,它的信息会被中国政府征用。

其次,美国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担心中资公司不“遵纪守法”,比如担心这些公司不尊重美国人的隐私或违反美国制定的一些法律。中兴、华为等都在这些方面被美国揪住了小辫子。

第三,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只要中资公司的运作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们肯定会“胡作非为”。美国人担心万达会利用自己在美国拥有的连锁影院和制片厂危害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文艺创作,担心孔子学院进入美国高校的主要目的就是搞大外宣,担心抖音会跟微信一样不允许言论自由。

当然,以上的担心常常又会跟看不见、摸不着的种族主义情绪“同流合污”,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是来自南非的白人,他在美国不是没有引起过争议,但他所面临的争议与华为、中兴和TikTok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一个层面。Zoom算是一家美国公司,仅仅因为其创始人袁征来自中国,美国的媒体对这家公司是否安全的“讨伐”已经铺天盖地,估计监管部门的干预也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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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最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来自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走得太快和太远的担心和焦虑。华为和中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们掌握的技术和专利对美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TikTok来说,在美国市场所遇到的麻烦不仅涉及到它大踏步进入了一直被美国公司所垄断的社交媒体领域,而且还事关中美在软实力和文化领域的竞争。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在他们眼中的“不民主国家”——中国竟然能拥有如此风靡全球的视频社交平台,中国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出现使命是“激发创造力,丰富生活”(Inspire creativity, enrich life)的公司,的确有点不可思议,必须予以“铲除”而后快。

TikTok 在美国的遭遇并不因为公司本身已经“违法乱纪”,它在更大程度上折射的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仅仅是公司本身的过错,那就会像2019年美国政府对它的罚款那样容易解决。因此,可以预测的是,我们在今后会看到越来越多有关美国如何“制裁”和“监管”TikTok的举动。它的高管必须勒紧安全带,必须做到最大程度的透明与公开,必须对国会和政府的传唤“召之即来”,必须学会使用美国的法律、媒体和游说路径为自己谋利益。

复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郭广昌去年在美国举办的一个中美企业家论坛上说,说到底,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它不能在执法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不过,在今天的美国,国安和反华高于法治的情况俯拾即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欧伦斯5月21日就呼吁美国境外投资委员会解密自己的决定,因为暗箱操作就意味着有可能执法不公的嫌疑。抖音想要“抖”到法治在美国高于一切那一天就必须做好自己的作业,不卑不亢,有勇有谋。当然,它能否走上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手段以及其行事风格是否能够博得其他国家人民的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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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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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竹: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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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岩竹  来源:中美印象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历史可以是追溯到清朝洋务运动时期。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于1872年开始派遣。由“留学之父”~容闳(其家族孙辈容永道是世界顶级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的创始人之一)提出“留学教育计划”,得到曾国潘、李鸿章等的支持。

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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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中国赴美第一批留学生

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涅狄格州34户,马萨诸塞州20户)中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中两位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为表兄弟,后为连襟。值得一提的是,在美期间,温秉忠与牛尚周等留学生经常去从海南岛文昌贫苦家庭到美国波士顿当学徒的宋耀如所在的丝茶店里边饮茶边争论用什么模式改造中国,并与宋耀如交上朋友,鼓励宋耀如走出丝茶店,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待学成后,回到故土报效祖国。

宋耀如在他们的鼓励下偷偷地跑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一艘政府缉私船上,船长没有处罚他,还热情地帮助他,让他在船上做杂役。之后,他随船长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结识了当地教堂的牧师。1881年在牧师的帮助下,宋耀如入读杜克大学,成为杜克大学史上第一位国际学生。归国后在温、牛二人的介绍下娶倪桂珍为妻,与温、牛二人成为连襟,在上海一带边传教一边兴办实业经商支持孙中山革命,是国父孙中山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财力支柱之一!

宋耀如与倪桂珍先后诞下6位子女,分别为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宋霭龄作为长女在时任外交官的姨夫温秉忠的帮助下19岁远渡重洋入读位于美国佐治亚州Macon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留学生。在之后的10多年里,宋耀如将自己剩余的5位子女都送往美国名校求学!他们学成后归国,共同缔造了宋家王朝的神话,就这样宋耀如从一位海南岛农家子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教父式人物,有人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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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宋家三姐妹都曾在美国念书

1908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所得的“庚子赔款”部分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中美双方商定,部分退款用于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这所学校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定名“清华学校”,即现在的清华大学前身。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大师(卫立煌将军的连襟)就是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颇负盛名的胡适先生就是在19岁那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后留学美国!

1911至1949,中美教育交流在这动荡不安和战火纷飞的38年里也丝毫未受干扰,当时的清华、北大、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复旦、南开、武大等大学和美国的一些名校都是互认学分!在中国一些高校本科毕业后可以直接申入美国名校的硕士!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里描述的建筑学女神林徽因与夫君梁思成以及分别是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男闺蜜徐志摩、金岳霖都是那个时代留美的杰出代表!当下国民男神~钟南山院士的父亲钟世藩就是30年代因为成绩优异赴美留学归国的医学博士!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因为抗战迁址昆明再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美国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成为了中国的盟友,与我们并肩作战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西南联大与美国的高校也共同培养了至今我们的都耳熟能详的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中国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与美国陈纳德将军为表亲连襟,其太太许慧君与陈香梅女士为亲表姐妹)都是当时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赴美深造!70年前的今天当再重读朱老在1950年联名51名在美留学生发出的《给留美同学一封公开信》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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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与卡特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时光走过23年后的1973年,随着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决定派遣一批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现任驻希腊大使章启月和资深媒体人洪晃都在其中!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白宫草坪上的欢迎人群中就有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

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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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祖炳民教授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亚洲学院最早曾是中国政府和白宫之间的一个沟通渠道,该学院的创始主任是后来美国白宫亚太裔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祖炳民教授。祖教授是布什父子最得力的华人幕僚,也是现任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女士的政治导师。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西东大学杨立宇教授首次对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念,杨立宇教授回到美国之后一直致力于宣传并说服美国政府承认一国两制是中国海峡两岸统一的最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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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983年,邓小平接见访华的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从1872年的第一批30人赴美留学生到截止去年11月底统计,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目前近37万人,约占美国外国学生的三分之一。过去的148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古老的中国也是在这148年间经历了凤凰涅槃后走向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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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作者与张曼君女士合影

这一切让我不禁想起去年这个时节,在洛杉矶的住所聚会宴请到的现任美国白宫交通部的顾问~张曼君女士。张曼君女士是第一位将中国历史写进美国教材的女性,曾任美国教育部助理副部长、美国劳工部美西总长,是美国教育领域职位最高的亚裔官员。她获得过哈佛大学“女性新世界的领导”学位。她22岁到美国留学,与当年许多留学生一样,须打工赚钱缴学费,经历许多留学生的艰困辛酸,最终凭借坚强的意志,不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且克服了语言及文化障碍,进入主流社会!就在前几天,我们在微信上还聊到她所创建的IELFUSA .org(国际教育领袖基金会)中的项目,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教育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2018年,完成学业不久的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议员办公楼见到美国第一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Judy Chu(中文名:赵美心)时,她讲到的那句“留学生是最好的Bridge(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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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作者在国会山议员办公楼与华裔女性国会议员赵美心(Judy Chu)合影 

百年前清朝留学生出国曾有宣言:“此去西洋,应深知中国自强之记,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70年前朱光亚老先生在《给留美同学一封公开信》中提到:“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一段段发自肺腑的言语是中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中美桥梁的留学生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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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991年4月27日,新当选的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右)和名誉主席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2020,这个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短短的几个月里,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在逐渐走进僵局,距今已有148年历史的中美教育交流未来该何去何从?

最后我想用清朝诗人郑板桥的《竹石》这首诗来祝福和期许着中美教育交流的未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锤万击仍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作者李岩竹为《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
延伸阅读:

朱光亚等52人1950年《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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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说自己学的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呆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

也许你在工厂实习,想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经验,其实,也不值得多留,美国工厂大,部门多,设备材料和国内相差很远,花了许多工夫弄熟悉了一个部门,回去不见得有用。见识见识是好的,多留就不值得了,别忘了回去的实习机会多得很,而且配合中国需要,不是吗?中国有事要我们做,为什么却要留在美国替人家做事。

你也许正在从事科学或医学或农业的研究工作,想将来回去提倡研究,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做研究工作的也该赶快回去。研究的环境是要我们创造出来的,难道该让别人烧好饭,我们来吃,坐享其成吗?其实讲研究,讲教学,也得从实际出发,决不是闭门造车所弄得好的。你不见清华大学的教授们教学也在配合中国实际情况吗?譬如清华王遵明教授讲炼钢,他用中国铁矿和鞍山钢铁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中国炼钢工作中的特殊问题。这些,在这里未必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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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学的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那就更该早点回去了。美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差别很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所产生出来的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能不能用到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上去,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严重问题。新民主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该取的道路。要配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从事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朋友,请想一想,在这里学的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先且不说那是替帝国主义作传声筒,回去怎样能配得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呢?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

一点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立了起来,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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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湖北武汉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朱光亚是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卓越的科学家。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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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实体清单”,我们应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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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军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5月22日宣布将中国的33家机构和个人纳入实体清单。目前正值美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紧张阶段,中美两国就疫情的问题已经屡次指责对方。此时的实体清单问题不啻于火上浇油。

美国商务部的这份实体清单究竟是什么?中国有哪些机构在这份实体清单上?不知名的小企业有没有可能被列入实体清单?本文就一一给您做个解答。

实体清单是什么

实体清单(Entity List)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不定期维护的一份列表。清单上可以是企业、政府机构、研究院所或是个人。清单上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在涉及美国产品与技术的出口、转口和转让贸易时必须事先获得有关机构发出的许可证。

换句话说,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和机构如果想采购美国生产的或者是包含美国技术的,在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简称EAR)内管控的任何产品,必须由相关贸易方向美国相关机构申请许可证,待美国政府审查通过后才可以购买,否则面临美国政府的制裁。

一旦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该机构想和美国企业进行贸易,或者获得美国相关的产品和技术就非常困难。虽说理论上可以申请获取许可证,但在实际业务操作中绝大部分美国企业会拒绝与实体清单上的机构进行贸易,因为获取许可证既麻烦也有潜在风险,贸易完成的时间周期还会特别长。所以大部分美国企业会尽量远离实体清单上的机构。

这份实体清单约束范围并不仅限于美国企业。欧盟、日本、澳洲等国的企业往往与美国的出口管制步调保持一致,因为其销售的产品往往包含美国生产的部件或者是使用了部分美国企业的技术,这都属于《出口管理条例》所列出的管控产品。一旦违反同样会遭受美国政府的制裁。所以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在与欧美各国的国际贸易方面都会遇到较大的困难。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一份实体清单是在1997年2月,当时是为了限制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商品和技术的出口。经过二十年的演变,实体清单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外延也越来越宽广。只要是和美国国家安全或利益相冲突的机构或个人都有可能被列入实体清单,而不仅仅是军事和高科技技术的管控。

清单上的中国机构

在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实体清单上,中国有近三百家机构和个人被列入其中。在全部309页的清单中,从第15页到第79页都是中国的机构。按照篇幅算相当于1/5的实体清单内容,仅次于俄罗斯,可见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机构的重视程度。

在所有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机构中,最多的名字是“华为”(Huawei),而且不只出现在中国,还出现在其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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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牙买加和日本唯一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就是华为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事实上,2019年5月16日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后,同年8月19日再将华为的另外46家非美国关联公司添加到实体清单中。美国希望全面封锁华为的决心和力度可见一斑。

除了我们熟悉的华为之外,清单上最多的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下属的各个研究所,如北京的11所,石家庄的13所,南京的55所、14所,成都的29所、10所,合肥的38所,西安的20所等等。这些研究所都是中国电子和信息产业研究的中坚力量。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的各个科研院所也被大量列入清单,如第三研究院下属的31所、33所、35所,以及201、203、204、206、207所等等。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对中国航空航天行业的长期封杀与限制,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航空航天在技术发展方面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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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一部分高校也在清单之列,如国防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等。其中三个国家级的超级计算中心(长沙、天津、广州)都在清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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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企业也被美国政府所关注。在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领域知名的海康威视(Hikvision)、科大讯飞(IFLYTECK)和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Dahua Technology)在2019年分别被加入实体清单。

清单内除了这些知名企业与科研机构之外,还包含中国多个省市的很多贸易公司乃至自然人。例如中兴公司前总裁史立荣等。他们或者在中美贸易中承担中间商的角色,或者被认为是特定企业的关键人物,所以也被列入清单。

和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有很多西北部地区的县区公安局也被列入清单。这说明美国的这份实体清单已经超越了军事和高科技技术的管控,成为美国人权诉求的工具。

三十三家机构和个人

这一次备受大家关注的三十三家机构和个人中,包括一些高科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如奇虎360、烽火通信、东方网力、云从科技、达闼科技等,也包括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如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等,还包括了两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

这次的清单中东方网力、云从科技、烽火通信、达闼科技等多家企业都涉足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领域的中国企业,说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控制力度。其中达闼科技(CloudMinds)由日本软银公司投资的,主要研发云端智能机器人技术,这次也在被加入清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未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从海外获取投资,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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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中三十二家均为企业和机构,唯一的自然人为Zhu Jiejin(音:朱洁瑾)。美国商务部没有提供关于此人的具体信息,但按照BBC的报道,她是上海维逸测控公司的销售总监。上海维逸测控公司(Shanghai Nova Instruments Co., Ltd)主营高性能传感器,是欧美多个知名传感器厂商在中国的授权代理,也在美国这次新增的的实体清单中。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大家关注的实体清单中的33家机构和个人并不在5月15日公布的最新实体清单中。最新实体清单刚刚公布一周就新增了多达33个机构和个人,可见这并不是一种常规操作。美国能够在7天内快速增补出这么多机构并予以公布,更像是两国博弈的一种应对手段,而不是基于新获得的信息和数据做出的决定。

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如何应对

被列入实体清单是否就证实该企业有违反美国技术出口和使用的行为?当然不是。无意卷入中美之间贸易争端的企业会不会被列入实体清单呢,当然也有可能。

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解释,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机构被认为有违反美国技术出口和使用的风险,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商务部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该机构有违规行为。很多时候,当美国商务部就某一涉及美国技术的贸易对特定企业进行查询时,如果被调查机构没有预见到工业和安全局可能会进行查询,而接到查询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员工本能拒绝配合查询并提供相关信息,就有可能导致工业和安全局的调查升级乃至将该机构放入实体清单。

考虑到目前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内包含的管控产品涵盖了从核能、材料、电子、电信、传感器、激光、海洋、航天等十大类及系统、测试、物料、软件、技术等五种不同形式的商品,大量涉及中美贸易的机构都有可能遭到美国商务部的查询。所以参与美国产品和技术进口贸易的机构,有必要指定专门人员响应美国政府机构的查询请求,并积极予以配合。这些专门的人员也应该提前进行内部准备和培训,以确保有能力应对美国法律和政府规定下相关的问题,防止沟通和理解偏差导致的无妄之灾。

当然,对于华为这样美国处心积虑全面打击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申诉和提供证据就从清单上撤销是不现实的。现实之路就是立足于独立自主发展,摆脱对美国产品和技术的依赖。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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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2万字报告:美国步入衰落,中国正迅速崛起(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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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500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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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CEO达里奥先生在5月22日发布在linkedin的文章《The Big Cycles Over The Last 500 years》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01 一个帝国的生命周期

正如人类的生命周期一般持续80年(上下)且没有两个完全相同但大多数是相似的一样,帝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生命周期,并且它有自己的典型模式。例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我们在父母的指导下,在学校学习,直到我们18-24岁,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我们工作,成为父母,并照顾那些想要成功的人。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55-65岁,那时我们进入第三阶段,我们不再承担义务,最终死亡。很容易就能知道人们处于什么阶段,因为有明显的标记。人们知道识别自己所处的阶段并且基于此来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是明智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图中显示了主要阶段。这是我在上一章分享的超级简化的典型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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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帝国兴衰的典型大周期

简言之,在一套新的规则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之后,通常会有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期。随着人们习惯了如此,他们越来越多地押注繁荣将持续下去,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借钱并用以支出,这最终导致了泡沫。随着繁荣程度的提升,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最终,债务泡沫破裂,导致印刷货币和信用以及内部冲突的增加,导致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的革命,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通常,在周期的后期,赢得上次经济和地缘政治战争的领先帝国相对于繁荣时期崛起的竞争对手来说,实力已经没有那么强大,在糟糕的经济条件和大国之间的分歧下,通常会有某种战争。在债务之外,革命和战争导致经济、国内和世界秩序的崩溃,并带来新的赢家和输家。然后,赢家聚集在一起,创造新的国内和世界秩序。

这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情。图表中的线条代表了过去500年11个最强大帝国的相对实力。在下面的图表中,你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所处的周期位置。正如你所看到的,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帝国,它正处于相对的衰落中,中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没有其他大国与之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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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对大帝国相对地位的粗略估计

因为上图有点繁杂,简单起见,下图只显示几个最强大货币储备帝国的实力曲线(基于八种实力的测量方法得到的平均值,我们曾在第1章解释过,本章还将更仔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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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要帝国相对地位的粗略估计

下图提供了一个更简化的视图。如图所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大国,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每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力量正在接近,此时,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战争出现的风险大于领先大国在周期中较早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我一开始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去寻找支持它的数据;在我的职业中,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只有准确才有回报。我只是简单地收集了反映实力的几种数据,并把它们合成单一指数,从而得出了这些结果。我怀疑,如果你自己做了这个练习,选择任何你想要的数据,你会看到一个类似的图片,我也怀疑,如果你关注这些事情,我在这里给你展示的东西对你来说是真实的。

出于这些原因,我怀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你恰当地看待我们所处的位置。重申一下,我并不是在谈论未来。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谈论未来。所有我想做的是让你了解最新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明确这些周期是如何在过去工作,提醒你需要密切注意的标记,并且帮助你看到主要国家所在的周期位置,以及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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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过去四个世纪储备货币帝国的变迁

下图来自第1章,大国的实力曲线是通过八项实力指标——教育、创新和技术、竞争力、军事、贸易、产出、金融中心和储备地位——来合成的。下图显示了这些实力指标平均水平的曲线,其中最近的三个储备国家(美国、英国和荷兰)贡献了的大部分权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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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因素的典型上升下降周期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解释的,简而言之,这些优点和缺点是相互强化的。从逻辑上讲,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导致其他方面的优势或劣势。它们的变动次序广泛地反映了导致帝国兴衰的过程。例如,教育质量一直是其他实力的长期领先指标,而储备货币地位一直是长期滞后指标。这是因为良好的教育在大多数领域都能带来优势,包括创造出世界上最通用的货币。这种通用的货币,就像世界上的通用语言一样,倾向于保留下来,因为使用通用货币的习惯持续的时间要长于促使它成为通用货币的实力所持续的时间。

我们现在将更仔细地研究细节,从这些大周期在过去500年中的表现开始,然后看看荷兰和大英帝国的衰落,这样,你便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是如何发展的。

1)近500年

1 荷兰帝国与荷兰盾的兴衰

在1500至1600年期间,西班牙帝国是“西方”世界中最杰出的经济帝国,而明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是“东方”世界中最强大的帝国,甚至比西班牙帝国更强大(见图2中的绿色虚线和红色实线)。西班牙人通过在世界各地夺取船只和军事力量来获得财富,他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的控制权(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3%),并夺取了贵重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银,金银是当时的货币。正如大帝国相对地位的图表(图3)中橙色线所示,随着西班牙权力的减弱,荷兰人获得了权力。当时西班牙控制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荷兰的小区域。当荷兰人在1581年变得足够强大时,他们推翻了西班牙人,然后从1625年左右到1780年,他们超过西班牙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荷兰帝国在1650年左右达到巅峰,当时被称为荷兰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是伟大的全球化时期之一,因为可以乘船去世界上繁荣的各地获取财富。荷兰人拥有强大的造船业和经济体制,在使用船只、金钱奖赏和军事力量方面领先他人,这让他们建立了帝国。荷兰(正如我们现在所叫的)在大约100年里保持了最强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

荷兰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非常有创造力——事实上,他们在17世纪达到巅峰时,想出了世界上25%的主要发明。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明是:1)独一无二的优良船只,可以把他们带到世界各地,他们凭借从欧洲所有战斗中获得的军事技能,在世界各地收集大量财富,2)推动了这些努力的资本主义。

荷兰人不仅在资源配置上遵循资本主义的方法,他们还发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指的是公共债务和股票市场。当然生产以前就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当然贸易以前就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当然私有制以前就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我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指大量的人集体借钱,在努力赚钱中购买所有权的能力。当荷兰人1602年创造了第一家上市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当他们建立了第一个运转良好的贷款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更容易地创造债务,他们创造了资本主义。

他们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储备货币。荷兰盾是除金银以外的第一个“世界储备货币”,因为荷兰是第一个扩张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并使其货币被广泛接受的帝国。在这些特质和优势的推动下,荷兰帝国相对地位持续上升,直到1700年左右,英国人开始强劲发展。

荷兰的众多投资市场创新及其在创造利润方面的成功吸引了投资者,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荷兰政府将资金引导到各种企业的债务和一些股权投资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这个繁荣时期,其他国家实力也在攀升。随着其他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荷兰帝国变得成本更高,更不具竞争力,它发现维持其帝国的利润更低,更具挑战性。最重要的是,英国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以第一章所述的经典方式变得更加强大。在它们成为明显的竞争对手之前,它们在第四次英荷战争前的8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军事伙伴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在同一市场上相遇。荷兰和英国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冲突。例如,英国人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只有英国船只可以运送英国进口的货物,这损害了荷兰船运公司。荷兰船运公司的大单生意是将他人的货物运往英国。英国扣押了荷兰船只,并壮大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常,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当两国力量相近时,大约有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对抗,并试探和恐吓对方。当时,英国人利用军事发明建立了更多的海军力量,他们持续提高相对经济实力。

正如上面帝国相对地位图表(图3)所示,大约在1750年,英国人拥有比荷兰人更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上,这既是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变得更强大,也是因为荷兰人变得更弱。正如经典周期(图1)所展示的,荷兰a)负债增加;b)在财富问题上发生了大量的内部斗争(在各州/省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力量之间)[2];同时c)军事力量减弱——因此荷兰人的弱势和分裂,使他们容易受到冲击。

正如典型周期(图1)所示的那样,崛起的大国在战争中挑战现有的主导大国,来检验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英国人通过损害荷兰与其他国家的航运业务来损害荷兰的经济。英国人攻击荷兰人。其他竞争国家,尤其是法国,以此为契机从荷兰抢到航运业务。这场被称为第四次英荷战争的战争,从1780年持续到1784年。英国人在财政上和军事上都轻而易举地胜利了。这使荷兰人破产,导致荷兰债务和股票、荷兰盾和荷兰帝国崩溃。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仔细研究这一崩溃。

当时,在18世纪末,欧洲内部各种联盟的国家之间发生了许多战斗。虽然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战斗,但它们几乎总是这样,我关注这些战斗的唯一原因是我只关注主导大国,而这两个是主导大国。英国打败荷兰后,大不列颠及其盟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在拿破仑战争中继续与拿破仑领导的法国人作战。最后,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频繁战斗之后,英国及其盟友在1815年获胜。

2 大英帝国和英镑的兴衰

作为战后的典型事件,战胜国(尤其是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会聚一堂,就新的世界秩序达成一致。这次会议被称为维也纳会议。在《巴黎条约》中,战胜国重新设计了债务、货币和地缘政治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这为英国长达100年的“帝国世纪”奠定了基础。在这一世纪,英国成为了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世界繁荣昌盛。

典型地,在战争时期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和平与繁荣期——在这里是100年——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想要挑战具有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并颠覆运转得如此良好的世界秩序。当然,在这100年的繁荣期里,存在着糟糕的经济时期,即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也即过去所称的恐慌(例如,1825年的英国“恐慌”,1837年和1873年美国的“恐慌”),也存在军事冲突(例如, 俄罗斯与以西方欧洲列强为盟友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但它们不足以改变这是一个以英国为首的非常繁荣、和平的时期的世界格局。

像在他们之前的荷兰人一样,英国人遵循资本主义制度来激励和资助人们进行集体工作,并将这些商业活动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以开拓全球的机会,从而变得极其富有和强大。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支配地位的公司,而且其军事力量大约是英国政府常备军事力量的两倍。这种方法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极其强大,也使英国人民非常富有。同期,大约在1760年,英国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制造物品和致富的方式,同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便是由机器生产,尤其是由蒸汽机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个国民受到良好教育的相对较小的国家,通过将发明、资本主义、大型船舶和其他技术结合在一起而走向全球,并通过强大的军队建立了在接下来的100年内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大英帝国。

伦敦自然而然地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并继续创新金融产品。

在这100年和平繁荣期的后期,1870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涌现,经济持续繁荣。在此期间,人类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巨大的技术进步,这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使那些开发并拥有技术的人变得富有。

这个时期对于英国来说就像200年前的荷兰人的“荷兰黄金时代”,因为它通过八种主要方式提升了国力——出色的教育,新发明和技术,更强的竞争力,更高的产出和贸易,更强大的军事和金融中心以及更广泛使用的储备货币。

同时,利用这段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其他几个国家通过广阔的殖民地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在这一阶段,其他国家照搬英国的技术和方法实现繁荣,并因此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例如,这一时期出现了钢铁生产技术、汽车的发展、电力的发展及其应用,比如电力在通信上的应用就包括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电话和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灯和留声机。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这些国家变得非常富有,国内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一时期在美国被称为“镀金时代”,在法国被称为“美好时代”,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与通常情况下的领先大国一样,英国在相对实力下降的同时变得更加放纵,并开始过度借贷。

随着其他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大英帝国的维护成本变得更高,利润也更低。最重要的是,如第一章所述,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变得更加强大。如上面的帝国地位图表(图3)所示,1900年前后,尽管英国保持了更强的军事实力、贸易和储备货币地位,但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成为一个与其可比的强国,并继续获得相对实力。

从1900年到1914年,由于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一,关于国家内部如何分配财富的争论越来越多;第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冲突和可比性。国际冲突形成联盟,最终导致战争,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在战争之前,冲突和联盟建立在金钱和权力的考虑之上。例如,典型的冲突力量试图切断敌人获取金钱和信贷的途径,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拒绝让俄罗斯在柏林出售其债券,这导致它们在巴黎出售,从而巩固了法俄同盟。俄国的贫富差距导致它在1917年陷入革命并退出了战争,这是另一个关于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戏剧性故事,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进行了探讨。类似于英国和荷兰之间的出于经济动机的航运冲突,德国在战争的头几年击沉了五艘驶往英国的商船,这又让美国卷入了战争。坦率地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历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辩论,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因全球化而卷入这场战争,因此,它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估计造成850万士兵和1300万平民丧生。战争结束时,西班牙流感爆发,两年内造成约2000至5000万人死亡。所以1914-1920是一个糟糕的时期。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帝国及美元的崛起[3]

正如战后的典型情况那样,战胜国(一战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开会制定新的世界秩序。这次会议被称为巴黎和会,于1919年初举行,历时六个月,以《凡尔赛条约》签订作为结束。在该条约中,划分了战败国的领土(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并将其置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而战败国则背上巨额负债,用黄金来偿还获胜国家的战争费用。美国这时被公认是领导大国,因此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新世界秩序”一词的出现是参照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愿景,即各国如何通过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联盟)来追求其集体利益,这一愿景很快就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选择继续保持孤立主义,而英国继续扩张并监督其全球殖民帝国。战后的货币体系在不断变化。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恢复黄金的可兑换性,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幅贬值和通货膨胀之后,货币对黄金的稳定才得以实现。

德国巨额的外债负担为下述情况奠定了基础:1)1920年至1923年期间,德国经历了战后的通胀型衰退,并消灭了债务,随后德国开启强劲的经济和军事复苏;2)其他地方十年的和平与繁荣,这就是“咆哮的20年代”。

在此期间,美国也遵循经典资本主义方法进行资源分配,纽约成为比肩伦敦的金融中心,将债务和投资嫁接到各种业务中去。

其他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和繁荣,并越来越多地挑战主导大国。最重要的是,德国,日本和美国以第1章所述的经典方式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更强大。但是,美国是孤立主义者,不是大殖民帝国,因此基本上脱离了正在出现的冲突。如上述帝国地位图表(图3)所示,尽管英国仍保持强势,但在一战与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相对于英国都积攒了力量。

典型地,1920年代积累的债务和贫富差距导致了1929年的债务泡沫破灭,进而导致经济萧条,货币印刷,货币贬值和1930年代有关财富和权力的内外部冲突。例如,虽然在美国和英国财富和政治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得以维持,而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没有得到维持。俄罗斯扮演了重要的外围角色,我就不深究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势,支离破碎的国家,并受到日益崛起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日本的控制。长话短说,日本人和德国人在1930年代初至中期开始扩大领土,这导致了1930年代末期直至1945年结束的欧洲和亚洲战争。

通常,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大约有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战争,在这一期间双方力量接近,试探并尝试恐吓其他大国。虽然1939年和1941年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式开始,但是实际上战争是在此之前大约10年开始的,最初的有限经济冲突逐渐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和日本成为更具扩张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们在资源和对领土的影响方面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竞争日益激烈。

这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了新技术的国家赢得胜利(核弹,最重要的但只是新发明的武器之一)。在军事冲突中超过2000万人直接死亡,而总死亡人数更高。因此,1930-45年是萧条和战争时期,是一个可怕的时期。

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帝国及美元的崛起

正如战后的典型情况那样,战胜国(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核心)开会提出新的世界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是最值得关注的会议,同时还举行了其他几次会议,这些会议塑造了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包括划分世界,重新定义国家和地区影响力,以及建立新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被分为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苏联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德国被分割,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了西德,苏联控制了东德。日本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又回到了内战状态,内战主要是关于如何分配财富,这是在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即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选择相对孤立主义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承担了主要的领导角色,它承担了大部分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责任。

美国遵循资本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新货币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超过40个国家采用了该体系。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而且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得多,因此这种货币体系运作得最好,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至于不属于该体系的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和那些被并入苏联的国家以及苏联控制的国家),它们的基础薄弱得多,最终走向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背负沉重债务不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国家包括战败国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战败国家的货币和债务被抹去,那些持有它们的国家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大不列颠由于战争中的借贷而负债累累,并且面临着殖民时代的逐渐终结,这导致维持帝国变得不经济,最终瓦解。

在二战后的这个时期,美国及其盟国和受其影响的国家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了经典的资本主义民主方法。纽约作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蓬勃发展,一个新的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开始了。这造成了迄今为止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75年。

作为周期中和平和繁荣阶段的典型,1950-1970年期间出现了生产性债务增长和股票市场发展,这对于为早期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至关重要。这最终导致了太多的债务要为战争和国内需求提供资金,这就是所谓的“枪炮和黄油”。越南战争和“反贫困战争”发生在美国。其他国家也变得过度负债,英国负债过度,导致货币贬值,最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尽管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在此之前已经贬值)。然后在1971年,当美国银行里很明显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满足黄金的索取权力时,美国违反了它的承诺,把黄金兑换变为纸币支付,这结束了类型二的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世界转向了一个法定的货币体系。正如典型周期(图1)所展示的那样,这种法定货币体系最初导致了一波巨额美元和债务创造,导致了一波巨大的通胀浪潮,一直持续到1980年至1982年,并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紧接着是另外三波债务融资的投机、泡沫和萧条——1)1982年和2000年的货币和信贷扩引发了导致2000-01年衰退的互联网泡沫,2)2002-07年的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导致2008年大衰退的房地产泡沫,3)2009-19年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了COVID-19经济衰退之前的投资泡沫。每一个周期都将债务和非债务义务(如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提高到越来越高的水平,导致战后盟国储备货币的中央银行将利率推至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并印刷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货币。同样经典的是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在国家内部扩大,这在经济衰退期间加剧了内部冲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在这一繁荣的战后时期,许多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主导大国的竞争更加激烈。苏联/俄罗斯最初采取的是共产主义的资源分配方式,中国和其他一些小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在采取这种做法后变得有竞争力。但是,苏联确实发展了核武器,使之成为军事威胁,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逐步发展核武器。这些武器从未使用过,因为使用它们会产生双方均被毁灭的后果。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苏联/俄罗斯无法同时在a)帝国,b)经济和c)军事面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的军备竞赛。结果苏联在1991年解体,抛弃了共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其货币/信贷/经济体系的崩溃对其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在1980-95年期间,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

在中国,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导致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的转变,将资本主义的要素包括大企业的私有制、债务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伟大的技术和商业创新,甚至还有亿万富翁资本家队伍的繁盛引入中国,但这些依旧在共产党的严格管制之下。由于这一转变以及世界同时向更大程度的全球化转变,中国在大多数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例如,自1984年我开始访问中国以来,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24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超过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技术领先的竞争对手、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且比第2名大一倍、新兴世界最大的放贷者/投资者、第二大军事强国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并且,中国实力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由于先进的信息/数据管理和人工智能补充人类智力,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发明时期,美国和中国领先。如第一章开头所示,人类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已被证明是解决问题和创造进步的最大力量。此外,由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和富有技能,如果人们能够共同努力,把整个蛋糕做得尽可能大,并把它分好,就有巨大的能力让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三个大国的兴衰都遵循了第一章所述的经典剧本以及本章开头概括的简化模型,尽管每一次都有其独特之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些案例,尤其是衰落的案例。

02 更近距离的观察近500年来主导帝国的兴衰

1 荷兰帝国和荷兰盾

在我们谈到荷兰帝国和荷兰盾的崩溃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兴衰的整个曲线。虽然我之前向您展示了荷兰帝国的综合实力指数,但下图显示了八种实力的分项曲线,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荷兰从1575年开始兴盛到1780年开始衰落。从中,你可以看到兴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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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荷兰综合实力驱动因素指数

在1581年宣布独立后,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进行抗衡并建立了一个全球贸易帝国,该帝国主要通过第一家大型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负责全球三分之一的贸易。如上图所示,凭借强大的教育背景,荷兰人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创新。他们在17世纪初期创造了大约25%的全球发明,[4] 其中最重要的是造船业,这大大提高了荷兰的竞争力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这些船只和为这些探险提供金钱的资本的推动下,荷兰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在世界贸易中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5]  随着船只周游世界,荷兰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捍卫它们及其贸易路线。

荷兰人因为贸易上的成功而变得富有。其人均收入上升至大多数欧洲其他主要大国的两倍以上。[6]他们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识字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他们创建了一个从新世界到亚洲的帝国,并建立了第一个大型证券交易所,同时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荷兰盾成为第一个全球储备货币,在所有的国际贸易中占三分之一以上。[7] 基于这些原因,在1500和1600年代后期,荷兰人成为了全球经济和文化强国。他们凭着仅一二百万人做到了这些。以下是他们为建立并维护自己的帝国所进行的战争的简要摘要。如图所示,这些都是关于金钱和权力的。


  • 八十年战争(1566-1648):这是荷兰对西班牙(那个时期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的起义,最终带来了荷兰的独立。新教荷兰人想要摆脱西班牙的天主教统治,并最终设法成为事实上的独立者。在1609年至1621年之间,两国停火。最终,荷兰人在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起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被西班牙承认为独立国家,从而结束了八十年战争和三十年战争。[8]
  • 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这是一场由贸易引发的战争。更具体地讲,更具体地说,为了保护英国在北美的经济地位,并破坏与英国竞争的荷兰贸易,英国议会于1651年通过了第一部航行法,该法令强制其美国殖民地的所有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来运输,这在两国之间引起了敌对。[9]
  • 荷兰-瑞典战争(1657–1660):这场战争的中心是荷兰人希望在高利润的波罗的海贸易路线上维持较低的通行费。这一情形在瑞典向荷兰盟国丹麦宣战时受到了威胁。荷兰人击败了瑞典人,并维持了对其有利的贸易协定。[10]
  • 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年至1667年):英格兰和荷兰再次为另一起贸易争端而战,这场贸易争端又以荷兰的胜利告终。[11]
  • 法荷战争(1672-1678)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这也是一场由贸易引起的战争。它一方面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荷兰(被称为联合省),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之间。[12] 荷兰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国征服荷兰的计划,并迫使法国降低了对荷贸易的部分关税,[13]但是这场战争比以前的冲突更为昂贵,增加了荷兰的债务负担,并带来了财政上的冲击。
  • 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年):这场战争是在荷兰人和迅速强大的英国人之间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是英国为了报复荷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战争以荷兰人的重大失败而告终,战争和最终和平的代价加速了荷兰盾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14]


下图显示了关键战争时期荷兰的实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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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荷兰相对其他强国的地位(估计)

如图所示,荷兰衰落的种子在17世纪后期种下,它们开始失去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内过度扩张,试图支撑一个成本高昂而不是盈利的帝国。下降的竞争力损害他们的贸易收入同时,增加的偿债负担也压迫着他们。海外业务收入也发生了下降。富裕的荷兰人将现金转移到国外,以从荷兰的投资中抽身并转向英国的投资,其因强劲的收益增长和更高的收益率更具吸引力。[15] 尽管债务负担在17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在增长,[16]荷兰盾仍然是世界公认的储备货币,这仅因为荷兰盾的功能和对它的信仰。[17](如前所述,储备货币的地位的变动通常滞后于其他导致帝国兴衰的关键因素的衰退。)如上第一张图表的黑线所示(指定了货币用作储备的程度)在荷兰帝国开始衰落之后,荷兰盾仍被广泛用作全球储备货币,直到开始于1780年并于1784年结束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之前。[18]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崛起的英国人和衰落的荷兰人之间一直酝酿的冲突在荷兰人与殖民地进行武器交易后升级了。[19]为了报复,英国人对加勒比海的荷兰人进行沉重打击,并最终控制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荷兰领土。[20]战争导致荷兰人需承担大量开支来重建其破旧的海军: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了一半的船只[21]并无法使用其主要贸易路线,同时要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大量借钱维持生计。战争迫使荷兰人积累了更多的债务。[22]

荷兰人输掉了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为了国内的开销而对军事力量缺乏投资,使得海军变得比英国的海军弱得多。[23]换句话说,他们试图用储备货币同时为枪支和黄油买单,尽管拥有领先地位的储备货币和有很强的借贷能力,但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保持军事实力,并且在财政和军事两个方面都被实力较强的英国人击败。

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摧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表。[24]尽管这些由于其竞争力衰退已经在下降,但英国在荷兰海岸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的封锁导致的贸易崩溃,使其加速陷入了流动性危机。[25] 如下所示,它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并开始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大举借款,因为它对荷兰政府来说具有系统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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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荷兰东印度公司资产负债表(%GDP)

如下图所示,荷兰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具有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公司,它在1780年开始承受损失,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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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损失(荷兰盾,百万)

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户意识到该银行正在“借出”刚印刷的荷兰盾以拯救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出现了挤兑现象。[27]随着投资者撤资,借贷需求上升,黄金变得比纸币更受青睐,于是那些拥有纸币的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将其兑换成黄金,但是显然黄金的存量并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在这场战争中,很明显荷兰人会承担损失,储户预期银行会印刷更多荷兰盾,并使货币贬值,因此银行和荷兰盾的挤兑加速了。[28]由于货币(荷兰盾)是和贵金属挂钩的,随着货币供应增加,投资者也清楚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倾向于将货币换成黄金和白银,所以黄金和白银的需求比例上升了,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阿姆斯特丹银行耗尽其持有的贵金属。货币供应持续飙升,然而货币需求却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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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阿姆斯特丹银行股权价值(%GDP)

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在荷兰金融体系尚有未偿还债务,因此它太重要了,不能倒闭,阿姆斯特丹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借出”大量新发的荷兰盾给公司。在战争期间,政策制定者还利用银行给政府放贷。[29]下图显示了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激增(注:战争开始时大约有2000万荷兰盾未偿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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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阿姆斯特丹银行未偿还贷款(荷兰盾,百万)

利率上升,且阿姆斯特丹银行不得不使货币贬值,这降低了其货币具有储藏价值的可信度。[32]在危机的这一刻,该银行多年来发行的硬通货“纸币”数量远远超过了能够兑现的数量,这导致了经典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挤兑,从而导致了荷兰盾的崩溃。[33] 最后英镑取代荷兰盾,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

正如我在第1章关于帝国兴衰的简要总结以及第2章对货币,信贷和债务运作的描述,发生在荷兰的事情是十分典型的。在货币,信贷和债务周期方面,阿姆斯特丹银行从第1种货币体系演变成第2种货币体系。一开始银行以1:1(金属:纸币)的比例发行纸币,这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硬通货形式。相对于硬通货而言,货币索偿权随后得以提高,从而逐渐演变为第2种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纸币虽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但似乎也获得和硬通货(硬币)一样的价值。这种货币体系的转换通常发生在存在经济压力和军事冲突时期。但货币体系的转换是有风险的,因为货币体系的转换会降低对货币的信任度并增加类似银行挤兑的风险。尽管我们不会深入探讨战争的具体细节,但在此期间决策者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荷兰金融实力受损,因为当权力发生明显转移,失败的国家/地区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状况不佳时,这些措施就是非常典型的,因此值得拿来探讨。这段时光最后以英镑取代荷兰盾为世界储备货币,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作为结束。

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存款(即持有的短期债务)一直是可靠的储藏财富的方式,现在存款开始大幅折价被兑换成荷兰盾硬币(由黄金和白银制成)。[34]  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其他国家债务(即其外汇储备)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自己的货币以保证存款的价值,但它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撑荷兰盾不贬值。[35]  储户都想变现自己的存款,而不是仅仅持有阿姆斯特丹银行能够兑现的承诺,因此该银行的存款从1780年3月的1700万荷兰盾暴跌至1783年1月的300.000盾。[36]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货币耗尽,标志着荷兰帝国和荷兰盾作为储备货币时代的终结。1791年,银行由阿姆斯特丹市接管,[37] 。1795年,法国革命政府推翻了荷兰共和国,并建立了附属国。[38]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96年被收归国有,其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公司执照也于1799年到期。[39]

下图显示了荷兰盾与英镑/黄金之间的汇率;显然,该银行不再具有任何信誉,并且该货币不再是储藏财富的良好手段,投资者便逃向其他资产和货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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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荷兰盾汇率与阿姆斯特丹银行准备金率

下图显示了从不同年份开始投资者持有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回报。与大多数泡沫公司一样,它开始时运作良好,拥有不错的基本面,即使当基本面开始变差,也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但是它负债开始不断增加,直到恶化的基本面和过重的债务负担使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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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年度总回报

通常,随着主导帝国势力的衰退和新兴帝国势力的崛起,衰退帝国的投资收益率相对于新兴帝国投资收益率会有所下降。例如,如下图所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投资收益远远超过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相对于英国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投资荷兰政府债券的收益是可怕的。以上几乎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的所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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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英国和荷兰股票、国债价格表现

注:下方图表展示了荷兰国债价格走势,1672年由几次战争引发价格下跌,随后1675年在战争结束后价格恢复,但陷入光荣革命再次引发下跌,1725年-1750年间由于一系列的对法战争中的失利引起价格大幅下跌,最后一轮的下跌发生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以及被法国侵略时期。

2 大英帝国和英镑

我们在了解英帝国和英镑崩塌前,先快速回顾一下其崛起和衰落的过程。在此之前,我曾向您展示过英帝国综合实力指数,下图展示了组成综合实力指数的八个分项指标,图中展示了这些指标如何从1700年附近开始上升和1900年早期拐头向下的过程。透过这张图,您可以了解到这些指标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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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英国综合实力

伴随着竞争力、教育和创新/科技(典型的象征实力提升的先行指标)指标稳步走强,大英帝国于1600年之前开始崛起。如前所述,在1700年代的后期,英国的军事力量愈加卓越,并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打败当时主导世界经济和拥有储备货币的竞争对手,并且成功的战胜了其它的欧洲竞争对手,如在与法国的数次冲突中取得胜利,并于1800年代早期的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中站上巅峰。自此,大英帝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在此过程中变得极其富有。英国在19世纪巅峰时期,其仅占世界人口比重2.5%的人民创造出了占全球20%的收入和控制超过全球40%的出口贸易。经济力量与军事实力齐头并进,并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的征服,英国变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控制着全球超过20%的土地面积和25%的人口。随之而来的是,首都伦敦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世纪末,在其他实力指标开始下降、美国和德国等强大对手崛起之后,英镑的储备地位一直很好地保持着,这是很典型的。如上图所示,1900年前后,随着竞争对手的浮现,几乎所有衡量英国相对实力的指标均开始下滑。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内部矛盾开始显露。

如您所知,尽管英国赢得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欠下了大量的债务,维持帝国的成本更高而非盈利更多,对手们也更具竞争力,而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党派的隔阂。

由于我之前已经概述过191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我将先行跳至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当今世界秩序的开端。我将主要关注英镑是如何丧失其储备货币地位的。

尽管美国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军事、经济、政治和金融领域赶超英国,但英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超过20年之后才被完全取代。正如世界最广为流传的语言在国际事务往来中深度遍及难以被取代一样,作为全球通用的储备货币同样适用于此。就英镑而言,在1950年间,其它国家的央行仍旧储备了相当份额的英镑作为其储备货币,直到1960年全球大约半数的国际贸易仍用英镑结算。但依然,在二战结束伊始英镑便开始逐渐失去其地位,因为聪明的资金能看到英国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较低的盈余,并与美国的财政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通过战争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主国以及拥有非常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英镑地位的滑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分布在数年间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贬值事件中。在1946-47年,经过多番努力使英镑与其它货币自由转换的尝试失败后,1949年英镑相较于美元大幅贬值近30%。尽管短期起到效果,但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英国下降的竞争力导致其国际收支持续紧张并在1967年达到顶峰,当时全球其它央行积极抛售英镑储备货币买进美元储备货币。在此期间,德国马克开始崛起并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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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英镑地位与英镑汇率

注:下图左一1946-1949年间,英国去除资本管制时,发生英镑转换危机引发的英镑第一次大幅贬值,并在1967年英国放弃保卫与黄金挂钩导致第二次大幅贬值。

在接下来的几页,我们将覆盖衰落阶段中的详细细节,首先是1947年和1949年自由转换危机中的贬值,其次是在1950年到1960早年间,英镑相与美元相对地位的逐渐演化,再者是发生在1967年的贸易收支危机和随后的贬值。

1)1964年的英镑暂停转换和1949年贬值

1940年代常被称作英镑的“危机岁月”。[43]战争使英国被迫向盟友和殖民地大量借款[44] ,而这些债务要求通过英镑偿还。这些债务融资为战争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当战争结束后,英国没法通过忍受加税和缩减政府支出的痛苦方式来偿还债务,因此必须强制要求前殖民地不主动出售这些债务资产(比如,债券)。

同样,二战中英国开始严格控制外汇兑换。不论是购买美国的货物还是美元金融资产,英镑兑换美元均需要经过英格兰银行的授权(例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转换受到限制)。为了确保英镑在战后发挥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并为全球经济向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过渡做好准备,必须恢复可兑换性。然而,由于美元已是当时国际货币的选择,全球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美元短缺。事实上,当时所有的英镑区国家(英国和邦联体国家)由于被迫持有以英镑计价的债券,只能通过出售货物和服务以获取英镑的流入,并通过吸引美元投资来获取所需要的美元货币。英国经历了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而这问题则来自于其较弱的外部竞争力,国内的能源危机以及大量战争债务侵蚀着英镑作为财富保值货币的信心。结果,在1947年重新恢复自由转换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紧随其后的是在1949年大幅贬值近30%,从而使其竞争力得到部分恢复。[45]

在这一时期,有人担心过快地恢复自由兑换会导致英镑贬值,因为储蓄者和交易员突然纷纷转为持有美元,并且以其来进行交易。然而,美国却迫切地希望英国可以尽快恢复自由兑换,因为限制兑换正在减少美国的出口利润和全球经济的流动性。[46]英国央行也急于取消资本管制以恢复英镑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角色、增加伦敦金融部门的收入和鼓励国际投资者继续以英镑作为储蓄货币[47](包括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在内的一些欧洲债权国政府因缺乏可兑换性而与英国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48]根据战后达成的一个协议,英国将迅速恢复自由兑换,美国将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49](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虽然贷款为应对英镑可能出现的挤兑提供了一些缓冲,但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本质上的失衡。

当1947年7月实行部分可兑换时,英镑受到了相当大的抛售压力。由于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贬值(因为大家对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记忆犹新),[50] 英国和其他英镑区的国家转而采取紧缩政策并限制出售储备货币以维持与美元挂钩。限制从美国进口 "奢侈品"、削减国防开支、缩减美元和黄金储备且在英镑经济体之间达成协议不将其持有的储备分散到美元上,[51] 1947年8月6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阿特利发表了戏剧性的讲话,呼吁人们再次发扬战时牺牲精神来捍卫英镑。

"在1940年,我们被少数人的勇气、技能和自我牺牲从致命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今天,我们又在为英国进行另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能靠少数人的力量来赢。它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我相信,这种团结一致的努力将会到来,我们将再次取得胜利。"[52]

演讲结束后,英镑的挤兑速度立即加快。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英国不得不动用了1.75亿的储备来捍卫英镑汇率。[53]到了8月底,英镑的自由兑换被暂停,这让美国和其他曾经通过买入英镑资产并期待能够迅速兑换成美元的国际投资者非常愤怒。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甚至威胁要停止以英镑进行交易并要求进行外交干预。[54]

英镑的贬值在两年后到来,因为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意识到英镑无法以目前的汇率水平恢复自由兑换。英国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来赚取支持英镑汇率所需的外汇,外汇储备正在减少,美国也不愿意继续以低息贷款来支撑英镑。为了提高英国的竞争力、助力建立一个双向货币市场及加速恢复自由兑换,双方达成了英镑对美元贬值的协议。[55] 1949年9月,英镑对美元贬值30%。竞争力恢复,经常项目改善,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兑换性完全恢复,[56]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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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英镑汇率与英国经常项目

货币的流出使英镑债务贬值,但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致使其恐慌性抛售,特别是在考虑到英债的基本面仍然非常糟糕。这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英国资产是由美国政府持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兑换性而愿意承受估值的冲击,还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地区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因政治原因而与英镑挂钩。"[57]  这些英联邦经济体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支持英国的决定,并在其后将本国货币也对美元贬值,这就降低了贬值带来的财富损失的显性程度。尽管如此,战后的直接经历还是让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英镑变得更加脆弱,并且无法再像二战前那样在国际上发挥同样作用。

2) 1950和1960年代支持英镑的国际努力失败和1967年的贬值

尽管贬值在短期内带来了帮助,但英镑在此后的20年中将面临经常性的国际收支紧张。这让国际政策制定者非常担忧,他们担心英镑价值的崩溃或储备迅速从英镑转向美元,可能会对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造成极大损害(特别是考虑到冷战的背景和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因此,他们做出很多安排试图支撑英镑并保有其作为国际流动性来源的作用。这些安排包括双边协议(1961-64年),主要构建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向各国提供支持,包括向英国提供多项贷款及国际清算银行集团协议1(1966-71年),向英国提供掉期贷款以抵销未来英镑储备可能下跌所带来的压力。[58]

除了这些更广泛的努力外,英国作为英镑区的首领,规定英镑区内的所有贸易将继续以英镑进行,并且所有货币将继续与英镑挂钩。由于这些经济体必须维持与英镑的挂钩,因此它们在其他经济体停止这么做后还持续以英镑累积外汇储备(例如,澳洲在1965年时仍有90%的储备是以英镑为单位)。[59]  在英国发放的外国贷款也几乎全部为英镑地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对英国的最佳理解就是其是区域经济强国及英镑是区域储备货币。[60]  然而,所有这一切举措并没有解决英国欠债过多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所以它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和支付进口品所需的费用。重新安排本质上只是为了抵挡不断变化的潮流而产生的徒劳的权宜之计。他们在1949年到1967年间帮助英镑保持了稳定。然而,英镑在1967年就需要再次贬值。

随着美元开始主导国际贸易结算(约5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各国央行以英镑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平均比例已降至20%左右,但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和英镑区国家的央行依然将外汇储备的50%以英镑形式持有,并且使用英镑作为英镑区国家双边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系列英镑贬值之后,这一现象最终被彻底终结。同解决诸多其他收支平衡危机类似,英国政策制定者尝试了许多方法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其中包括降低储备支出、提高利率以及资本管制。但是这些举措最终都没有达到效果。当英镑兑美元汇率在1967年暴跌14%后,许多英镑区国家的央行也在持有英镑作为储备金的政策上动摇了——除非英国政府能真正保证英镑兑美元币值的长期稳定。

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便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英国政府为了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依然减持了约一半的外汇储备并且维持利率水平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1961年和1964年,英镑面临着很大的抛售压力,这使得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只能通过大幅提高利率,大幅提高外汇储备抛售速度,以及从美国和国际清算银行获得短期信贷来实现。到1966年,英国政客戏谑地将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的一系列政策称为“英国人的越南战争”。[61]  在1967年,当英镑再次面临极大的抛售压力时——此时其它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英国出口贸易出现衰退;同时还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62]——英国政府最终选择将英镑兑美元币值贬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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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英国经常账户、黄金储备、短端利率与汇率

在大幅贬值后,作为曾经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受欢迎的储备货币,各国央行对于英镑的信心变得十分脆弱。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各国央行第一次主动抛售英镑储备(而不是简单地减少新储备中的英镑),并且开始增持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从左下方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镑大幅度贬值后的两年内,各国央行持有的英镑储备比例发生骤降。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依然说服了大部分英镑区国家不大规模抛售英镑。在1968年的英镑协议中,英镑区成员国同意维持一个英镑储备持有比例的最低下限,只要英国政府可以保证,英镑储备的美元购买力至少能保持购入时的90%。因此,尽管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英镑区国家继续保持了较高比例的英镑储备,这仅仅是因为英国政府承诺了保证英镑储备的美元价值稳定。因此,所有在1968年之后继续持有大量英镑储备的国家,实际上都持有美元,而英国则承受着英镑进一步贬值的风险。[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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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英镑在央行储备中的比例[64]

左图注释:在英镑贬值后各国央行开始抛售英镑储备。英镑在储备中的占比骤降。右图注释:英镑协议成员国承诺,只要英国政府保证以美元衡量的英镑储备价值的90%,成员国会继续持有英镑储备。

在这一时期,美元也遇到了自己的收支平衡和货币问题,我将在接下来的美国与中国部分具体阐述。

[1] 我们通过对不同情况下的关键指标进行平均,来显示这些指标与它们的历史相关的地方。图中显示的值1表示该指标相对于历史的峰值,0表示低谷。时间轴以年为单位显示,0大致代表了这个国家在其鼎盛时期的时间(当时各指标的平均值处于峰值)。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中,我们将更详细地介绍经典模型的每个阶段。虽然图表显示了产生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但我们也将大量参考中国,尽管它从未建立储备货币,但它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主要帝国。

[2] 一个很好的揭示了荷兰爱国主义运动盛行的例子: EncyclopediaBritannica, The Patriot movement,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Netherlands/The-18th-century#ref414139

[3] 尽管大部分人认为美国崛起发生在二战后,它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持续。崛起的种子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就通过美国的教育、创新、竞争力和经济产出自我强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

[4] 根据内部模型粗略估计

[5] 根据内部模型粗略估计

[6] 根据内部模型粗略估计

[7] 在本文中,当谈到“荷兰盾”时,我们通常指的是阿姆斯特丹银行使用的荷兰盾钞票,而不是实物硬币(也称为“荷兰盾”)。

[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ighty Years’ War,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Eighty-Years-War

[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0]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219

[1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Dutch War,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Dutch-War

[13]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1477-1806. 824-825

[14]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5] 在此期间,荷兰的对外投资普遍增加。对英国资产的投资提供了很高的实际回报。例如,荷兰人购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伦敦金融城向荷兰投资者出售定期年金(债券)。获得进一步的描述, seeHart, Jonker, and van Zanden,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56-58.

[16] Hart, Jonker, and van Zanden,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Netherlands, 20-21

[17]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3

[1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20]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21]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5

[22]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126

[23]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685-686

[24]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5

[25]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5-456&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26]此图表仅显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按国家/地区”报告的财务结果,例如荷兰。它不包括其在亚洲业务的收入和债务的一部分,但包括其在亚洲取回并在欧洲销售的商品的收入。

[27]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7

[28] 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盾”是指从阿姆斯特丹银行拿到的贬值的银行存款,而不是实物硬币。For details on the run, see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Currency,” 16.

[29]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7-18

[30]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6

[31]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34

[32]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5-16

[33] 阿姆斯特丹银行领先于时代,使用复式记账法代替了真实的“纸币”。See Quinn& Roberds, “The Bank of Amsterdam Through the Lens of MonetaryCompetition,” 2

[34]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9. 26

[35]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9-20

[36]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6

[37]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24

[38]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685-686

[3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utch-East-India-Company; also see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463-464

[40] Historical data suggests that by 1795. bank deposits were trading ata -25% discount to actual coin.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Currency,” 26.

[41]注:为了全面反映阿姆斯特丹银行储户可能的经济状况,我们假设,在银行关门时,储户每人都得到了按比例分配的仍存放在银行金库中的贵金属(这大约是全额担保金额的20%,也就是贬值幅度达80%)。

[42]Gelderblom& Jonker, "Exporing the Market for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DutchRepublic (1600-1800)," 16

[43] For example, see Catherine Schenk, The Decline of Sterling:Managing the Retreat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945–1992. 37 (hereafterreferred to as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44] See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39

[45] For an overview of the convertibility crisis and devaluation, see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8-80; Alec Cairncross & BarryEichengreen, Sterling in Decline: The Devaluations of 1931. 1949. and1967. 102-147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Cairncross & Eichengreen, Sterlingin Decline).

[46]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44

[47]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31

[48] Alex Cairncross, Years of R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1945-51. 124-126

[49]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3

[50]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48

[51]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2

[52] As quoted in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2-63

[53] Ibid

[54]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6-67

[55] For more detail, see Cairncross & Eichengreen, Sterling inDecline, 139-155

[56] See also Cairncross & Eichengreen, Sterling in Decline,151-155 for a discussion of 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s

[57]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39. 46; for furtherdescription, see https://eh.net/encyclopedia/the-sterling-area/

[58]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政策和其他协调政策, see CatherineSchenk, “The Retirement of Sterling as a Reserve Currency After 1945: Lessonsfor the US Dollar?”

[59] John Singleton & Catherine Schenk, “The Shift from Sterling tothe Dollar, 1965–76: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1162

[60] For more detail on the dynamics of the Sterling Area,see Catherine Schenk, Britain and the Sterling Area, 1994

[61] As quoted by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156

[62]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174

[63] For fuller coverage of this, see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273-315

[64]Data fromSchenk, "The Retirement of Sterling as a Reserve Currency After 1945:Lessons for the US Dollar?," 25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5

旧文章ID:21799

甘思德:中国购买力衰退,美国应如何应对?

作者:甘思德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王家玮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China’s Poor Purchasing Performance: How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

  来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作者信息

  甘思德(Scott Kennedy)是CSIS的中国商业与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长。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疫情给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是否得以顺利进行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专家甘思德在本文中提出了四个美国就第一阶段协议可以进行的对华举措。他认为美国应承认第一阶段协议是不切实际且有损美国利益的。而一个由重申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和基于此基础来推动中国继续深入市场化的“两步法”才是美国最好的选择。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最雄心勃勃的部分,是中国承诺到2021年底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量增加2000亿美元,这也是其风险最大的部分。这些目标从来都不现实;它们只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堆砌的华而不实的数字。新冠大流行使本就不切实际的目标变为了不可能。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商务部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商品贸易数据,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服务业数据将在几个月内无法获得,而且中国尚未公布其与贸易伙伴的详细贸易数据,因此我们目前还没有获知完整的情况。正如我们在最近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简报中所指出,这一购买目标是综合美国和中国数据做出的。尽管有这些限制,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表明,这个目标从一开始的不切实际变成了一场彻底的噩梦。

  数据怎么说?

  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对华商品出口较2019年同期下降10%。相比之下,该交易预计今年商品出口将增长36.6%。

  从绝对值来看,最大的缺口出现在制造业,仅第一季度的缺口就超过190亿美元。这反映出许多行业的销售低迷,商用飞机(基本上为零)和汽车(下降47%)出现异常性的短缺。或许最令人失望的是能源领域,对中国的出口原本预计增长160%,现在则下降了33.3%。这种逆转主要是由于能源需求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暴跌(不过,中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在第一季度反增)。即使是农业,也表现不佳,与预期的52.1%的增长相比,目前增长仅为3.2%。与2019年相比,大豆出口下降了近40%。中国对进口猪肉的需求是巨量的,因为中国的养猪业受到猪流感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还不能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新冠病毒导致了美国众多肉类加工厂的停产。

  当服务业数据最终公布时,数字很可能会体现出由于中国游客的锐减以及美国大学的提前关闭而导致的巨大衰退。制造业活动减少也可能意味着向美国创新者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和许可证费用的减少。

  预计全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额可能只有600亿美元,而不是曾经预测的1866亿美元,这意味着1296亿美元的缺口。不过,这是最坏的情况了,因为随着经济复苏,中国进口可能会增加。整合中国方面数据,将把通过香港转运的美国商品视为其进口,也将对此有所帮助。但这些修正不会改变整体情况,只会改变细节。

  留给特朗普的选项

  鉴于这一糟糕的表现,特朗普政府应该怎么做?实际上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利用中美协议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向中方提出“上诉”,并通过多阶段程序达成某种解决方案,例如重新谈判的目标,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则推进关税等某种“补救措施”。第二种选择是放弃这些磋商,迅速实施惩罚,并可能完全退出交易。第三种选择是不提出任何形式的申诉,承认中国进口的能力受到这一流行病的阻碍,中国的进口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增加,而且在协议的其他每一项内容上取得逐步进展。

  每种选择都有利弊。遵循第一条道路将使这项协议所创造的新型争端解决体系焕发活力,并使中国“合群”(socialize China),进入一个双边的、基于规则的执行机制。但中国可能会对这些要求心有不甘,理由是疫情对履行协议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然后要么拖延进程,要么可能自己退出协议。(任何一方可提前60天发出书面通知退出协议)

  第二种选择是加快速度,让美国保持攻势,并支持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态度。但迅速实施的惩罚或退出协议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这将表明,单边施压的策略未能改变中国的行为。在包括农民在内的美国经济各部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新的惩罚措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这也可能意味着,针对中国结构性改革的第二阶段谈判,以及任何其他谈判,可能都将告一段落。就像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与日本、欧盟、英国和其他国家谈判双边协议一样,这也会损害美国信守诺言的信誉。

  第三种选择,暂时不对中国做任何举动,这将使协议保持运行,成为今年最有可能重振美国出口的方式。这同时也让中国在协议的其他部分取得进一步进展,并为未来就限制中国的补贴和其他内容进行谈判奠定基础,这也符合美国政府的总体战略,即把其贸易政策描绘成比上任政府更成功。然而,宽宏大量的策略也有弱点。中国可能会“得寸进尺”,继续限制进口,并放慢履行其他承诺的步伐。这一策略也是最具政治风险的做法,因为这将使当前政府在11月的大选中更易受到国会山里的贸易鹰派和总统竞选对手们的攻击。

  最好但最不可能的选择

  还有第四种选择,但美国政府不会选择:先承认交易中的中国购买部分是一个错误,然后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的整个做法。这些具体的量化指标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违背了美国对自由贸易的传统承诺,削弱了过去70年来很好地为美国服务的多边贸易体系。

  对扩大美国出口及有利于美国对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利益的更有效途径是一个“两步法”。第一步是重申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修复现有架构中的弱点,建立相关系统来应对数字贸易、先进的两用技术、投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新挑战——而目前世界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治理机构。

  第二种做法是利用多边主义这一基础作为谈判杠杆,推动中国继续推进国内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对外开放。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双边谈判,也不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放弃某种单方面行动。相反,这意味着向有利于美国的整体竞争环境倾斜,这将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机会,推动美国在与中国相关,包括促进美国出口在内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的利益。现在的情况表明,目前的尝试尚不足以应付挑战。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1

旧文章ID:21798

裘援平:中美合作抗疫才是正途

作者:裘援平  来源:中美聚焦

  裘援平:全国政协常委

  新冠疫情是一场人命关天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已经造成400多万病患,夺去30万人的生命,而战胜疫情未有穷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

  在这场新型的全球大战中,新冠病毒是世界的头号敌人,疫情泛滥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拯救生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稳定经济是各国的共同需要,而携手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世界范围的各种分歧,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在灾难面前都应该暂时放下,通力打赢这场人与病毒的遭遇战。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中美两国利益高度契合、没有什么障碍的合作领域,完全可以通过携手抗疫,让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迷途知返,回归相对健康稳定的轨道,在乱世中引领全球抗疫合作。

  但在美国极少数人的眼中,大国竞争博弈重于应对全球性挑战,遏制中国崛起先于抗击新冠疫情,个人政治需要超越国家根本利益。他们全然不顾中美合作对彼此和世界的重要意义,把两国共同抗疫的斗争变成了相互攻击对抗的沙场。

  面对人类未知的新型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来袭,在不知源头、难以确认、没有经验、无特效药的暴发期,哪个国家没有应激反应的摸索过程?中国在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后,即向世卫组织和美方做了通报。中央政府在确认“人传人”三天后,就以武汉封城、九州闭户的空前之举,用两个月时间总体控制住疫情,并为全球抗疫和修复供应链争取了时间,做出了贡献。

  就是这样一个与生命赛跑的人道救援过程,却被高度“政治化”和“污名化”。第一个如实报告发现病毒、第一个以巨大代价控制住疫情、第一个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的国家,被污蔑成了“撒谎”的“罪人”,有人摆出要彻底“清算中国”的架势,甚至在炮制“追责索赔”的闹剧,企图把自己抗疫的失职推得干干净净,为国内政治需要找个“替罪羔羊”。这严重毒化了两国舆论氛围,堵塞了官方合作渠道,造成中美关系加速恶化,激起中国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反应。这是中美抗疫合作的主要障碍。

  短期内受美国国内和大选形势影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局面难以改观。但仍要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放弃稳住大局,不放弃寻求合作,不放弃危机管控,防止两国关系受到颠覆性伤害,滑向长期对抗的无底深渊。双方有识之士起码可以推动在以下七个方面寻求合作。

  一、排除干扰和衷共济

  面对人类百年未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面对还在疫情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普罗大众,中美关系对彼此和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中美合作对两国和全球抗疫都不可或缺,任何人都难以承担中美关系破裂的历史责任。尽管前段两国协调合作的短暂时机丧失,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干扰,彼此合作遇到重重障碍,美国选战还会带来更多困难,扭转急剧恶化势头需要时间,但我们仍不能丧失信心。至少在未来六个月美国大选季内,要把枪口对准新冠病毒,利用官方及民间各种积极因素和建设性力量,在双方能够接受的领域开展抗疫合作,为两国紧张关系注入正能量,为全球抗疫斗争增强信心。尤其要排除各种非理性和极端势力干扰,防止两国关系和社会舆论被带偏方向。

  我们奉劝美国极少数人,不要把个人和集团的一己私利凌驾于国家和世界整体利益之上,政治游戏和选战的需要也要有底线、讲道德、知羞耻、负责任,不能肆意妄为、绑架民意。对双方而言,当务之急是控疫情、保生命、稳经济、顾民生。把抗击疫情变成抗击中国,把对华强硬作为选战工具,用零和博弈应对全球性挑战,既保护不好自己的人民,也实现不了个人的抱负,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还会丧失。

  二、中美开展抗疫合作

  摆脱病毒威胁,共赢才是真赢。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处境感同身受,有意愿也有能力携手相助。无论美方什么态度,我们都要大声疾呼并坚持推动,让两国和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诚意。

  两国领导人可加大通话频率,及时释放积极讯息,排除各种干扰和偏差,为中美合作抗疫导航。中美卫生疾控部门要建立定期和不定期沟通机制,在信息通报、疫情管控、专业交流、物资调配、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等方面加强协调合作。支持两国医疗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医生和科学家之间的自主交流协作,结成抗疫防疫的长期伙伴。

  鼓励两国友好省州对口援助交流,协调企业开展医疗物资产供销合作。通过企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华侨华人等非官方渠道,向美方提供或捐助物资。

  两国民间其实已经蹚开了路子,美国各界人士在道义和物资上给予中国同情及援助,中方迄今已向美方出口和捐助了86亿只口罩等医疗物资,数百名医生和科学家一直在开展网络视频专业交流,中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输美医疗物资。政府只要明确支持并提供各种便利,美方不要施加政治压力和设置障碍,就能促进民间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合作。官方不通民间通,也能让两国人民看到中美关系的亮光和希望。

  三、共同推动全球抗疫

  新冠疫情再次表明,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生系统和世界互联互通的社会生态圈及其传导机制已经形成,类似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随时可能出现,对世界各国无论强弱都会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当前,还有长远,中美合作更加不可或缺,全球治理体系更显重要。

  两国要在应对SARS、艾滋病、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抗疫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支持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发挥关键领导作用,落实世界卫生大会有关决议,凝聚国际共识和抗疫合力。支持健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效机制,更有效地抗击和预防疫病大流行,保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

  国际和中美应合作研发、分享和生产疫苗,以满足世界78亿人口的需要。

  要推动各国共享相关科学数据,比较最佳医疗实践;加快医疗用品生产和分配,开展特效药国际攻关;为缺医少药国家提供检测试剂和疫苗等物资,帮助非洲等地区抗疫;推动各国对抗疫物资免征关税并简化流程,确保跨国运输畅通无阻。

  四、维护经济金融稳定

  疫情造成全球和中美经济大幅跌落,失业率飙升等社会问题接踵而来,防止经济大衰退和金融危机,两国有共同利益和需要。要加强双边和多边宏观政策协调,从维护供应链和金融稳定入手,推动落实G20网络峰会共识,防止次生灾害蔓延,努力治愈世界和两国经济创伤。

  应保持中美经贸谈判机制牵头人和团队间的沟通协调,为落实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创造条件,包括协商相关采购问题,探讨阶段性减免关税的可能,等等。

  五、启用对话沟通机制

  中美经过长期努力先后建立的10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曾发挥了各领域沟通协调、解疑释惑、推进合作、减少误判等作用。目前这些机制已经全部停摆,沟通渠道大幅收窄,人文交流严重受限,政治互疑、舆论纷争、极端言行大行其道。中美间只对抗不对话,这在大国关系中难以想象,既不正常,也很危险。

  要尽可能重启并利用这些平台机制,特别是重要的机制性对话和智库二轨对话,哪怕降格以求和使用网络视频,也要发挥出稳定器的作用,不能让中美关系无底线地滑落。

  六、加强舆论管控疏导

  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社会,舆论场上出现的杂音噪音在所难免,但以往总体是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而近年来,美国国内舆论基本上被极端反华和右翼保守势力把持,对华强硬和无端攻击成为“政治正确”。疫情以来,各种涉华论调更加偏激和离谱,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甚至有人操弄发起对华舆论战,在所谓“追责索赔”问题上搅混水,这必然激起中国民意的愤怒和社会舆论的反击。

  平心而论,两国关系和抗疫合作需要积极的舆论氛围,双方应该负责任地进行理性引导,注入更多清流和正能量,不能被错误倾向和邪恶图谋带入歧途。在当前国际国内舆情敏感时期,政要和政府发言人要准确阐释国家政策,减少内外误解和猜忌;主流媒体要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对抗疫多做客观和专业报道,增加中美人民感同身受、开展合作、希望友好等积极内容,以正压邪肃清虚假消息。关于病毒源头等科学问题,交由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做出公正调查解答,不要从大国博弈、意识形态、传统安全等视角看待流行病学问题,更不能把抗疫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要停止“追责”闹剧,各自做好国内的事情,不要在选战中拿中国“说事”,要抑制两国民意严重撕裂的下滑态势。两国战略界和学界有更大的合作空间,要加强战略层面的交流对话,勇于发出客观理性向善的声音,共同研究中美关系的正确出路,积极影响决策和引导舆论。

  七、加强各类危机管理

  特殊时期要制止各类刺激性和冒险性举动,约束敏感领域海域的常态化行动,不要肆意在台湾、香港、南海等问题上滋事,更不能低估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做出强烈反应的意志和能力。各类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都应该运转起来,包括两军沟通协调合作机制,防止突发事件和擦枪走火造成两国关系紧张和失控。

  中美关系还是那句老话,“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能造福两国,造福世界,对抗会祸害两国,祸害世界。

  (本文系作者在一个中美学者对话会上的发言摘要)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5

旧文章ID:21797

美国升级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将加剧中美脱钩

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美聚焦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锐减是中美进一步脱钩以及经济关系恶化的象征性指标,外资安全审查新规有可能给未来的中国对美投资带来“寒蝉效应”。

  美国荣鼎咨询公司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2亿美元,相较中美贸易战期间的2019年季度平均值(20亿美元)大幅下降九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2019年也是中国对美投资连续四年下滑。

  美国的投资政策是导致中国对美投资断崖式下滑的直接原因。过去数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密切关注有中国投资者参与的投资项目。虽然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委员会对中国投资者的审核相比奥巴马政府趋于严格,但中国投资者参与的投资项目至少有一半还是成功通过了审查。

  然而,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成为“分水岭”,标志着不仅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其美国产业与投资政策也日益走向保护主义,强化所谓的“管辖投资”。

  在该法案中,中国成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特别关注国家”。法案规定。委员会必须每两年向国会提交一份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详细报告,具体到投资类型、投资行业以及投资方的政府背景等。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名义上是立足于美国当下的“国家安全”,实质上是着眼于未来的高科技产业竞争。事实上,“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极其不明确,这也加大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审查标准上的模糊性与人为干预的弹性。

  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早已超出传统范畴,其所列举的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数据安全、政府控制等重点考量因素已远远超越WTO规则体系中对“国家安全”的审查要求,凸显出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特征。

  今年以来美国不断强化安全审查和投资限制力度。基于《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的规定,美国财政部于1月13日又公布投资新规,显著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2020年2月13日生效的法规赋予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国投资者涉及特定领域,如关键技术行业、关键基础设施行业或敏感个人信息的非控股交易进行审查的权力。

  4月4日,特朗普又签发第13913号行政命令,要求成立美国通信服务业外国参与审查委员会,并呼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在美运营的中国电信企业实施更严格的审查,从而进一步升级中美数字技术摩擦。

  美国收紧投资审查产生了示范效应与连锁反应。特别是受新冠疫情冲击,一些国家担忧中国企业影响力扩张危及“战略安全”,决定将相关行业列入外资收购限制对象加以保护。

  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印度等国纷纷出台更多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歧视性立法和政策,使得中国海外投资风险日趋增大。

  世界主要国家外资审查制度收紧导致今年一季度全球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下跌39%,至4980亿美元,创七年来最大单季跌幅。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并购交易用了八年才重回危机前水平,而今重振全球跨境投资或需要更长时间,且远比恢复生产与供应链更加困难。

  本质而言,外资审查制度是对全球资本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回应。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次大危机后,西方大国为确保技术优势都会强化国家技术主权与国家安全,强化国家主导力和同盟体系。

  从“巴统组织”到“瓦森纳协议”,从“技术协同计划”到“五眼联盟”,再到对华科技遏制与科技战,这些排他性技术集团严重阻挠了科技全球化,这次新冠疫情也不会例外。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1

旧文章ID:21796

保尔森:美元的主导地位取决于美国而非中国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日前在《外交事务》期刊网站发文称,美元的主导地位或面临考验,但结果并非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美国能否应对新冠疫情,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来管理国债并遏制结构性财政赤字。

  文章摘要如下:

  3月底,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引起的混乱中,全球金融市场崩溃。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一样,国际投资者立即转向美元寻求避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年后,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未减弱。

  美元主导地位的持续性令人瞩目,但美元的地位将受到考验。结果将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新冠疫情,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使美国能够管理国债并遏制结构性财政赤字。

  美元长期保持主导地位是一种历史反常现象,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最有潜力与美元一争高下。中国的经济规模、未来的增长前景、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都有利于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这些条件本身是不够的,在人民币真正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前,中国仍有许多重大障碍需要克服。

  华盛顿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美国应该保持其在金融和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没有必要夸大中国数字储备货币对美元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维持创造美元主导地位的条件:一个植根于健全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一个透明、开放的政治体系;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国际领导地位。简而言之,能否维持美元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情况,而是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否在新冠疫情过后调整其经济,确保其仍是成功典范。

  一些权威人士经常认为,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能很快就会危及美元的全球地位。然而这并不是严重问题,美国是否真的在金融科技方面落后于中国也尚不清楚。中国不是金融技术的先驱,而是技术的快速采纳者和推广者。

  中国央行最早可能在今年推出一种数字货币,但媒体夸大了这种货币的变革,那些担心这或许预示美元主导地位终结的人可能有所误解,虽然货币的形式可能改变,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数字人民币仍然是人民币,不是一种新的货币。人民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前景仍然取决于货币发行者。尽管中国政府推动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石油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享有的特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美元的领先地位得益于历史偶然事件、二战后的地缘政治状况、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等多个要素。今天,美元的“自然垄断”似乎是国际体系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元和英镑两种储备货币基本上针锋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再次给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全球储备货币相对同等的地位。人民币是一个主要的竞争者,因为它已经与日元、欧元和英镑一起成为了储备货币。在没有发生重大灾难的情况下,中国有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也将是第一个从新冠危机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不过,人民币能否像美元一样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仍是未知数。要获得这一地位,中国需要改革经济,发展资本市场,但这很困难,且涉及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

  尽管中国政府支持的数字货币本身不太可能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但肯定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在货币不稳定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数字人民币是当地货币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腾讯等已经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占有相当大市场份额的中国公司,可能会继续提高存在感,帮助未来的数字人民币获得市场份额。

  就目前而言,美国应该少担心美元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终结,多担心私营部门部署新金融技术的能力。数字货币不仅仅是中国的想法,也不仅仅是中央银行参与的领域——数字货币和移动支付领域的金融创新也在美国私营部门发生。

  同时,这些新技术也存在固有的风险。如果不能可靠地保护数据隐私,那么就难以广泛应用这些技术。此外,这些新技术可以促进洗钱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动,这一点值得担忧。

  在创造新的金融产品、数字交易平台和货币形式方面,硅谷和华尔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这些创新成果得以实现,美国公司就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好、最安全的数字货币,并对非法融资实施强有力的控制。由此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交易成本降低将给消费者带来切实的利益。

  因此,决策者需要在降低这些新技术的风险和提高美国私营企业创新能力之间谨慎取得平衡。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但在美元的地位方面,主要风险并非来自北京,而是来自华盛顿本身。美国必须维持能够提高全球信誉和信心的经济。否则,假以时日,美元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美元的地位可以反映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健康状况。为了维护美元的地位,美国经济必须继续充当成功榜样:这要求美国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制定政策,让更多的美国人富裕起来,实现经济繁荣;这还要求美国政治体系能够保持国家财政健康。

  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政策选择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美国的信誉,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影响全球局势的能力。为了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倡导一项符合21世纪现实情况的倡议,以调整和更新全球贸易、投资和技术竞争领域的规则和规范。

  华盛顿也应该注意到,实施单边制裁(由于美元占据主导地位而成为可能)并非没有代价。以这种方式将美元武器化,可能激励美国的盟友和敌人开发(甚至联合开发)替代的储备货币。这正是欧盟一直努力提高欧元在国际交易中地位的原因。

  出于同样的道理,人民币是否会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将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重塑自己的经济。如果北京成功地实施必要的改革,那么它将成为对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更具吸引力的经济体,并为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变化将使美国受益。

  美国在新冠危机后若干年的表现将是一场重要的考验。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使其能够可持续地管理国债和结构性财政赤字。此外,美国绝不能浪费维持其经济实力的基本要素,而所有这些要素都植根于创新精神和高效的政府。如果华盛顿坚持这一方针,那么美国人有充分理由对美元持有信心。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期刊网站文章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U.S. Financial Power Depends on Washington, Not Beijing,作者为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5/26   发布时间:2020/5/22

旧文章ID:21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