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BBC中文

　　正当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即将表决通过香港版国家安全法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周三(27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不再具备高度自治，不再获美国特殊待遇。

　　蓬佩奥发表声明强调，香港在中国统治下，已经不具备高度自治状态。

　　声明指出，中国人大在上个星期宣布单方面、任意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北京当局灾难性的决定，是从根本上破坏香港的自治、自由，违背中国自身向联合国提交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人民承诺的一系列行动。

　　蓬佩奥的结论是什么?

　　美国《香港政策法》要求国务院对这一中国领土的自治权进行评估。 在仔细研究报告所述期间的事态发展之后，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证明，香港不再继续适用于美国在1997年7月之前的法律待遇。

　　蓬佩奥指出，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只是“一系列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最新行为”。鉴于现实情况，“没有理性的人士能够断言，香港在中国手中仍维持高度自治”。

　　蓬佩奥的声明还说，香港及其活力和自由的人们，使得该地作为自由的堡垒繁荣了数十年。“这个决定并没有给我快乐。但合理的政策制定需要承认现实。尽管美国曾经希望，自由和繁荣的香港将为专制中国提供榜样，但现在显然是，中国正在让香港效仿自己。”

　　他表示，当香港人民与违背自治承诺的中共当局抗争之际，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全国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再次点燃港人大规模抗争之际，引发相当争议的《国歌条例草案》5月27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大批港人无惧警方警告，再次走上街头抗议。

　　中国当局在北京两会期间宣布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修改香港《基本法》以打击在香港盛行近一年的抗议运动，这导致香港“一国两制”权利消失。北京预计在周四(5月28日)批准该法案。立法或在今年夏天完成。

　　特朗普将采取什么举措?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明，准备就此在本周对中国采取“非常有力”的举措，但未有透露细节。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周三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针对中共的制裁行动，正在权衡许多“潜在制裁方式”。

　　罗斯称，美方全心全意的对待香港人民。特朗普总统将最终决定对待中港问题的方式。

　　特朗普在去年11月27日签署生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定期向国会递交报告，以核查北京当局是否遵守其“一国两制”的基本承诺。

　　而根据蓬佩奥声明中有关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如香港被确认其自治状态与中国其他地区无异，美国总统可授权行政部门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并且终止中国通过香港取得美国敏感科技技术的渠道。

　　对两国关系造成什么冲击?

　　美国国务卿此举意味着，国会很可能判定香港无法再享有美国给予的特殊贸易地位。在关税、科技出口等经贸层面，香港与中国内地将受同等待遇。这将重击香港的世界金融与商贸中心地位，中国和美国在港利益也将受到打击。

　　美国国务院在中国即将审理港版国安法前数小时作出这一最新表态。在华盛顿看来，中国若在香港推行国安法，将进一步扼杀香港人仅剩的自由。

　　蓬佩奥的最新声明试图向北京发出警告，香港的贸易特殊待遇岌岌可危。华盛顿这一举措将对香港、中国、美国都带来巨大经济影响，但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的影响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预料北京将对此作出强硬回应，而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近期因新冠疫情、贸易冲突与科技争端已承受巨大压力，更有分析人士称，两国关系处在“自由落体”阶段，已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8

旧文章ID：21815

作者：英美研究刘博士  来源：隔洋看世界

01 发生了什么？

2020年5月26日!推特第一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的主题贴采取了行动，在其上贴了警告标志，并提供了指向更多信息的链接。正如大家在下面的截图中能看到的那样，这个警告标签，是以一个大大的放在圆圈内的感叹号!并且提醒读者去查关于某个话题的事实。

特朗普所发推文下面带上了推特的警告标签

02 推特究竟为什么这么干？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有“推特总统”之称。他曾经发推，向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战争威胁、放大了对英国充满敌意者所传递的种族主义的信息，并于本周二早上散布有关2001年国会助手死亡的谎言以对一位电报新闻专家进行诽谤。

该公司5月26日(周二)下午决定，在特朗普关于加州选举计划的一系列推文中贴上标签，这是5月11日推出的新政策的结果。该公司的一位女发言人证实，在推文最初发布几小时后，由于特朗普的推文违反了推特的“公民诚信政策(civic integrity policy)”，因此应用了这些规则。公民诚信政策禁止用户“操纵或干预选举或其他公民程序”，例如发布可能会阻止人们参加选举的误导性信息。

有人在推特上以“突发新闻”报道

此前，加州称，由于冠状病毒爆发，准备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扩大通过邮件进行投票的计划。特朗普发的这些推文中，包含许多关于对加州该计划的虚假陈述。这些推文现在带有淡蓝色的感叹号图标，并带有消息“获取有关邮寄选票的事实”。

单击警报会将用户链接到推特公司制作的一个页面，该页面以多种方式将特朗普的主张描述为“未经证实的”和虚假的。推特的该页面还汇总了许多记者和出版物的推文，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声明是错误的。

特朗普周二关于加利福尼亚的说法是公然错误的。该州不会向居住在该州的任何人发送选票，而是向在该州注册的人发送选票。加州州务卿亚历克斯·帕迪拉(Alex Padilla)的发言人山姆·马赫德(Sam Mahood)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只有该州的活跃选民才能收到选票。

邮寄选票

03 特朗普一直拿邮寄投票说事

当各州因Covid-19大流行而准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邮寄投票时，特朗普一再提出毫无根据的主张，称这将导致欺诈。而实际上，选民欺诈是非常罕见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00年以来，仅有143起涉及邮寄投票欺诈的定罪，占该时期投票总数的0.00006%。

2020年4月28日美国《国会山》报关于邮寄投票欺诈的分析文章

特朗普本人今年3月就是以邮寄方式参加了佛罗里达州的投票。他明确表示，他反对任何使所有合格选民更容易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投票的努力，包括向所有选民发送缺席选票申请表(absentee ballot application)。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对向选民发送缺席选票申请表这一做法，并不反对。

今年3月，特朗普说，民主党在国会扩大邮寄投票的努力，将会出现美国再也不会有共和党人(被选为总统和其他公职人员)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表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会从改用邮件投票系统中受益。

媒体关于特朗普3月说法的相关报道

特朗普上周还抨击了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增加邮寄投票的努力。他错误地说，密歇根州向所有登记选民发送缺席选票。实际上，该州只是发送缺席选票申请表。特朗普后来删除了他的推文，并重新发布了一条新的推文，指责密歇根州州务卿非法发送申请表，密歇根州州务卿则表示，这完全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

04 特朗普竞选经理的回应

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布拉德·帕斯卡尔(Brad Parscale)在声明中抨击了推特的决定，认为这是“硅谷”(Silicon Valley)试图“阻碍并干涉特朗普总统向选民传达信息”的企图。帕斯卡尔还断言，推特 “明显的政治偏见”是特朗普竞选活动“数月前”从推特撤出广告的原因。

2019年11月，推特禁止所有政治广告。当时，帕斯卡尔谴责推特在全球推行的这一政策变化，是“左翼试图使特朗普和保守派保持沉默的另一种尝试”。

英国《卫报》专文报道标题截图

05 专家如何解读?

错误信息专家对推特公司这一措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美国民主项目数字极化倡议(Digital Polarization Initiative of the American Democracy Project)负责人迈克·考菲尔德(Mike Caulfield)指出，“获得事实(Get the facts)”这样的措辞，可能会以其“合法化的语气”进一步让错误信息在人们脑海中得以确立。

他在推特上写道：“获得事实意味着存在一场辩论，其中事实被整理为证据(放在一起)。它提高了声称的(可信度)。”

美国First Draft News网站负责人克莱尔·沃德尔(Claire Wardle)，也质疑推特的信息页是否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主意。

她说：“如果我们考虑(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这会改变任何人的想法，而是要为一条应该被删除的推文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删除推文)的话，将会引发(人们)更多地认为这跟阴谋论(有关)。他们是左右为难啊。”

结语

看来，邮寄选票这事，在特朗普看来，动的肯定会是他的奶酪，而绝对不会是拜登的奶酪。所以，他才这么激动不已、烦躁不安!特朗普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投票率越高，对特朗普越不利，尤其是在密歇根州这样的摇摆州!

不管怎么说，推特公司在美国总统所发推文下贴上一个警告标签，都是一件大事!这是对这位以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的一次打脸行动，用英语说就是“It is a slap in the face of Trump”!以推特在美国的影响力，必定会引发人们的热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特朗普的撒谎者形象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在离11月的大选还有5个多月的时候，推特此举的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对推特进行抨击的原因。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影响，这位经理也不至于措辞如此严厉了!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13

作者：刘骁 吴骏  来源：法嘉LAWPLUS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进一步蔓延，美国已成为了新的疫情“震中”。同时，作为好讼法域，在美国也出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政府的民事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赔偿疫情对美国个人和企业所造成的损失(下文概括简称此类案件为“新冠肺炎案件”)。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5月15日，美国原告提起了至少十六起相关诉讼，原告除了一些个人和企业，也包括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州政府。

因为中国政府根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规定在美国民事诉讼中享有主权豁免，目前来看这些诉讼成功的可能很低，很可能在初始阶段被法官撤销。此外，大多数此类新冠肺炎案件以集团诉讼方式提起，因此还将面临集团资格认证的挑战，很可能在初始阶段被认定不满足集团诉讼的条件。然而，美国国会议员最近提出的旨在限制中国主权豁免权的法律草案，如果类似草案通过，此类新冠肺炎案件则有可能突破初始阶段、进入实质审理。如果原告最终胜诉，则会寻求执行中国政府及中国国有企业(下文简称“中国国企”)在美国或其他法域的资产。另外，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发布行政命令冻结中国政府或中国国企的在美资产。

本文基于笔者团队对于相关案件的代理实操经验，旨在分析当前美国法律架构下与新冠肺炎案件相关的主权豁免、集团诉讼等问题，介绍美国相关立法和行政命令的进展，帮助在美国有大量业务或资产的中国企业了解相关风险。

1、新冠肺炎案件和相关法律草案简述

目前已有至少十五起在美国法院提起的对华求偿的新冠肺炎案件。[1]在这些案件中，大部分是私人律所提起的集团诉讼，[2]宣称代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蒙受损失的大量个人或实体向中国索赔。同时也需要关注密苏里州州政府和密西西比州州政府于2020年4月4日和5月12日先后对中国政府提起的诉讼，因为这两起案件代表了美国部分州政府的官方立场。如下详述，不论由个人还是州政府提起诉讼，这些新冠肺炎案件都必须先向美国法院证明中国政府不应享有《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主权豁免保护，法院才能行使管辖权进行审理，而在目前法律框架下笔者认为法院裁判中国政府在此类案件中不受主权豁免保护的可能性较低。

鉴于主权豁免原则对于推进新冠肺炎案件审判的限制，美国国会两院的多名共和党议员都提出了修法草案，目的是限制中国在《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所享有的主权豁免权。此类旨在限制某特定主权国家的主权豁免保护的立法实践曾有先例。例如，在2016年，美国国会曾修定《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增加了一条主权豁免的例外条款，以便“9·11”事件受害者及其亲属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求偿。

2、新冠肺炎诉讼面临的限制之一：送达

在诉讼开始前，新冠肺炎案件的原告必须对中国政府实现有效送达，这是诉讼能够对被告产生约束力的先决条件。在有效送达完成前，被告没有回应起诉的义务，案件也无法向前推进。

完成有效送达会是新冠肺炎案件原告的一大挑战。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向外国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例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送达必须以《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为依据。而《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则要求原告依照适用的国际公约进行送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适用的国际公约为《海牙送达公约》。[3]根据该公约以及中国在批准该公约时所作的保留和声明，向任何中国被告送达的唯一方法都是将必要的法律文书提交给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交流中心，并由该部门代为向有关被告送达。

值得注意的是，《海牙送达公约》允许一国以侵犯其主权或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拒绝送达请求。美国也法院曾裁定，法院无权审查外国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所作的拒绝送达决定，因为该类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4]

但是，根据《海牙送达公约》第15条的规定，如果原告已经尝试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送达，但六个月后仍未获得送达证明，则相关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审理(中美两国都曾正式宣布采用第15条的规定，因此本条适用于在美国法院针对的中国政府提起的诉讼)。此外，《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也授权美国法院在原告无法通过国际公约中要求的方式完成送达时，准许原告采用其它方式送达，这些方式包括利用国务卿发出外交照会的渠道送达、公告送达、向被告位于美国的代表送达、甚至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虽然新冠肺炎案件的原告很可能无法根据《海牙送达公约》完成送达，但他们仍然有可能说服美国法院允许其以其它方式完成送达，从而推动案件进入初始审理阶段。

3、新冠肺炎诉讼面临的限制之二：主权豁免原则

即使原告完成送达，不论中国政府出席诉讼、主动辩护，原告都需要证明《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允许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美国联邦法院行使管辖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法院对该类型案件有管辖权(即事项管辖权,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第二，法院对案件被告有管辖权(即属人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其中，属人管辖权可以由被告主动放弃;但事项管辖权涉及联邦法院司法权力的范围，不论被告是否提出管辖异议，法院都必须主动确认。[5]主权豁免原则涉及的是事项管辖权，即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对涉及外国主权国家的这一类诉讼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即使外国未出庭主张豁免权抗辩”，法院本身也必须独立、客观地确定该国是否享有豁免权。[6]

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规定，外国被默认天然享有主权豁免，不受美国法院管辖，除非存在特定的例外情况，否则美国联邦法院对针对外国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项管辖权。[7]有关所谓例外情况，由《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第1605、1605A和1605B条所规定，新冠肺炎案件的原告主张案件适用其中商业活动例外、非商业性侵权行为例外以及国家资助恐怖主义三项例外。[8]根据目前的法律框架，笔者认为这三种例外情况都不大可能适用于新冠肺炎案件。

首先，因为“商业活动”例外而丧失主权豁免保护的案件的诉由必须基于（一）外国主权国家在美国境内进行的商业活动，或（二）外国主权国家进行的在美国境内有直接影响的商业活动。[9]通常情况下，所谓“商业活动”一般指外国主权国家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的活动，[10]例如采购货物或服务等。[11]另外，“直接影响”一词的意思是在美国境内的影响必须是该商业活动的直接后果。[12]

“商业活动”例外在此应该并不适用，因为大多数的起诉书中都没有具体说明中国政府的何种活动符合这一例外的规定。[13]即使在明确主张了中国政府具体活动的起诉书中，其所主张的活动——例如运营医疗系统以及限制医疗设备出口等——并不具有典型的商业性，没有发生在美国境内，也没有直接地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14]

其次，《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也规定了一项被称为“非商业性侵权行为”的例外情况。该例外允许原告“就在美国境内发生的、由外国的侵权行为或疏忽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财产损害或损失，向外国寻求金钱赔偿”。[15]该例外条款的适用要件是整个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必须都发生在美国境内。[16]

而这些新冠肺炎案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如病毒泄露、媒体审查和掩盖疫情爆发等，即使成立，也显然是发生在美国境外的行为，因此并不符合非商业性侵权行为例外的适用条件。[17]

最后，有几起新冠肺炎案件还援引了《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以下简称“JASTA法案”）中规定的国际恐怖主义例外情况。该法案规定，若外国被指控参与了在美国实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则其在该案中不再享有主权豁免。[18]欲适用该例外，原告至少必须证明“在美国境内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这一要素。[19]然而，这些起诉书中所谓“疫情是由中国生物武器设施泄漏所导致的”的指控，既不符合“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也不符合“在美国境内实施”这一要件。

尽管我们认为新冠肺炎案件目前比较难突破主权豁免原则的保护，但美国国会仍有可能修订《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增设例外情况，以便新冠肺炎案件原告对中国政府索赔。事实上，多位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了类似草案。比如参议员田纳西州Marsha Blackburn、亚利桑那州参议员Martha McSally就提出一项名为《阻止来源于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新冠病毒)法案》的草案，旨在允许美国公民在法院向中国追偿。[20]密苏里州参议员Josh Hawley则要求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并调查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方式。[21]此外，众议员Chris Smith和Ron Wright 也在众议院提出了类似的法案。[22]阿肯色州参议员Tom Cotton和德克萨斯州众议员Dan Crenshaw还提出了一项草案，意图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就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害创设一项主权豁免的例外。

这些草案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政治风向的改变，虽然目前看来不一定会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但其通过也并非绝无可能。例如，美国国会在2016年9月颁布了JASTA法案，修订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增设了一条国际恐怖主义例外条款，以便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提起诉讼。[23]尽管奥巴马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美国国会仍然以高票推翻了奥巴马总统的否决，最终通过了这一法案。

4、新冠肺炎诉讼面临的限制之三：集团诉讼资格

除了主权豁免问题以外，在起诉书中主张了集团诉讼的原告还必须证明他们的案件符合集团诉讼的条件。集团诉讼是指由个别原告委托律师提起诉讼，代表所有符合条件的原告集团成员求偿;一旦集团诉讼成立，则不需要“被代表”的集团成员明示同意即可以将他们受到的损失合并计算，一起向被告求偿，成功赢得的赔偿再通过一定机制事后分配给集团成员。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的规定，美国法院在同意某一案件以代表制集团诉讼的形式进行之前，必须审查是否满足以下四个标准：第一，集团人数众多，以至于不以代表诉讼形式、而是由所有集团成员共同实际进行诉讼不现实；第二，集团的所有成员有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或者事实问题；第三，代表诉讼人的诉求和抗辩在整个集团中具有典型性；第四，代表人将公正并充分地保护集团所有成员的利益。[24]如果一起案件无法满足全部以上要求，法院就应拒绝确认集团诉讼的资格，仅允许起诉的原告以自身名义起诉，不允许其代表其他人进行诉讼。[25]一旦案件仅由个别原告提起，其所能主张的赔偿金额以及风险代理的律所代理这些案件的动力都会大打折扣。

就大规模的侵权诉讼而言，美国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谨慎批准集团诉讼的资格。[26]例如，在Amchem Prod., Inc. v. Windsor案中，原告以石棉制品的产品责任为由，起诉20多家相关公司，希望代表的集团可能有上百万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下文简称“最高院”)最终决定该案不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进行。[27]最高院在说理中提到，即使所有的潜在原告集团成员都接触过石棉，他们也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到不同的石棉制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不同的原告的利益也不一致(有的需要立即得到一次性赔偿、有的需要长期有效存续的基金以待未来损害结果明确后再获得赔偿)，所以集团诉讼程序并不适用。[28]

该案的分析对于目前的新型肺炎案件有借鉴意义。目前案件中原告所主张的集团成员人数甚至超出Amchem案，而且集团成员所主张的所谓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和因果关系也多有不同。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提起的一案试图代表全佛罗里达州超过两千一百万的居民，以及数量众多的商业实体。[29]这些集团成员因疫情所受影响多有不同。例如，直接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然人与因州政府的停业命令而遭受收入损失的企业相比，需要主张和证明的事实问题截然不同。因此，这些诉讼主张的原告集团很难获得法院对集团资格的确认。

5、针对主权国家判决的执行

假设美国法院在中国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判决原告胜诉，那么原告将会寻求在美国或其他法域执行这项判决。[30]而在美国境内的针对主权国家的判决执行必须遵循《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规定。[31]

从执行程序上讲，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第1608条的规定，原告在扣押外国主权国家的在美财产前，必须先向该被告送达缺席判决书。例如，在Delizia Ltd.诉厄立特里亚一案中，法院因原告没有完成缺席判决书送达，而驳回了扣押厄立特里亚资产的请求。[32]

此外，外国主权国家还享有《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执行豁免，即原告原则上不得执行外国主权国家的财产，除非其能证明该法案第1610条下的例外情况存在。无论外国主权国家是否在执行程序中出庭，法院都可以主动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下的执行豁免条款。[33]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第1610条的规定，判决债权人要主张外国主权国家在美财产不受执行豁免保护，必须要证明以下两个要件成立：(一)目标财产与该国在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存在关联(不论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是依据主权豁免的何种例外情形);且(二)目标财产与案件判决所依据的管辖豁免的例外情形存在关联[34]。

实践中，判决债权人尝试执行过各种类型的财产。例如，在De Letelier诉智利共和国一案中，原告寻求执行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的在美资产[35];在NML Capital, Ltd.诉阿根廷共和国一案中，原告寻求执行阿根廷在纽约银行账户中的用以购买科学设备的资金[36];再如，Crystallex Int’l Corp.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一案中，原告寻求执行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拥有的美国子公司的股份。[37]

重点：中国国企可能面临的执行风险

外国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将政府资产置于美国境内。因此，判决债权人常常会请求扣押和执行外国国企所持有的在美资产，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有相当规模的业务或资产的国企。

在新冠肺炎案件中，暂时没有中国国企被列为共同被告。但即使原告最终获得的胜诉判决不包括中国国企，中国国企仍然有可能因两种情况而需负赔偿责任。第一，中国国企可能因被认作为无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政府的“政治分支”，而需对针对中国政府的判决直接负赔偿责任。第二，即使法院承认中国国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非中国政府的“政治分支”，法院仍有可能适用穿透公司面纱式(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的分析，认定该国企只是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而要求其代中国政府赔偿。

第一，行使政府职能的国有企业可能会被美国法院视作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政府的“政治分支”。如果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那么该国企就可能需要直接代中国政府赔偿。在判断某外国实体是否为该国政府的“政治分支”时，法院着重考察其核心职能是具有政府性的还是商业性的。[38]如果一个实体主要行使政府职能，那么法院会将其视作政治分支，在美国法律上则属于外国政府的一部分。例如，在Wye Oak Tech., Inc.诉伊拉克共和国一案中，法院认为，由于伊拉克国防部的核心职能是政府性的，所以伊拉克国防部是伊拉克的“政治分支”。[39]

反之，对于那些核心职能是商业性的国有企业，即使它们因为其他原因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代理或机构”，它们仍会被视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如果要执行这类国有企业的财产来履行针对中国政府的缺席判决，原告则需要证明相关国企是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自我”。这一规则来源于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First Nat’l City Bank 诉 Banco Para El Comerio Exterior de Cuba一案[40](以下称“Bancec案”)。最高院在Bancec案中认定，单独设立的政府机构法人应推定为独立于政府的法律实体。[41]但是，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形时，法院应认定该机构(如国有企业)构成该政府的“另一个自我”，并推翻法人人格分离的假定。第一，该政府机构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使得两者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第二，法院承认该政府机构的独立法律地位将导致“欺诈或不公”。[42]

在评估是否存在上述这两种特殊情形时，法院会考虑以下五个因素：(1)政府对实体的经济控制程度;(2)实体的盈利是否归政府所有;(3)政府官员管理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机构日常事务的程度;(4)政府是否为实体行为的实际受益人;(5)承认实体的独立性是否会使外国政府在美国法律体系下获益，同时又免于承担义务。[43]

Bancec案所确立的审查标准并非一套可被机械适用的公式。[44]所以个案的具体案情会影响法院对于某国企是否是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自我”的判断。下面通过几个案例来具体说明。

与中国国企最相关的案例是马绍尔群岛第一投资公司诉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案。[45]该案法院审查了中国政府对涉案国企(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程度，来确定这两家企业是否构成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自我”。法院认定，中国政府在这两家国企中“持有多数股权且有权任命公司董事的事实并不能推翻其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推定”，因为原告未能证明“中国政府高度参与了这两家企业的日常运营”。[46]

Walter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一案[47]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该案原告试图扣押中国政府及其代理和机构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三家银行的纽约分行的财产，来执行法院对中国政府作出的缺席判决。[48]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事实不能满足Bancec一案所确立的标准，故不支持原告扣押任何中国政府代理和政府机构的财产。[49]

类似地，在EM Ltd. 诉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一案[50]中，第二巡回法院认为，由于阿根廷政府没有高度参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的日常运营，阿根廷中央银行不构成阿根廷政府的“另一自我”。[51]

美国联邦第三巡回法院在Crystallex Int’l Corp. 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一案[52]中则得出与上述几个案例相反的结论。该法院认定，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PDVSA”)受委内瑞拉政府的高度控制，因此构成委内瑞拉政府的“另一个自我”，故有义务承担委内瑞拉政府未履行的债务。[53]在说理中，法院认定委内瑞拉政府批准了PDVSA的经济政策、收取了PDVSA的所有利润、对PDVSA的日常事务实施了直接和广泛的控制、是PDVSA行为的实际受益人，且承认PDVSA的独立法人人格将使委内瑞政府政府免于履行其义务。[54]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可能会修法来剥夺中国政府或国企所享有的执行豁免权，使判决债权人可以扣押及执行其在美财产。例如，美国国会在2012年就颁布了《减少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案》，使“伊朗中央银行在纽约银行的资产可以被用来执行相关案件的判决”。[55]如果美国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国企在美国的资产可能会面临更大风险。

6、其他风险

除了上述判决执行方面的风险外，中国国企还应注意与行政制裁相关的风险。美国政府在过去曾通过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冻结外国政府(及外国国企)的资产。例如，美国政府在1979年曾颁布12170号行政令对伊朗实施制裁，冻结了伊朗政府及其中央银行的所有在美资产。[56]又如，美国政府在2019年颁布的13884号行政命令制裁委内瑞拉，冻结了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在美资产。[57]相比司法判决来说，这些行政命令的走向和影响会更难以预测。

笔者将会与各位读者一起密切关注新冠肺炎案件于美国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的发展，并就中国当事人如何利用相关法律积极应对抗辩从而降低乃至最小化相关风险提出观察与实操性建议。

[1]   参见下文附录一中截至2020年5月12日的新冠肺炎案件的完整列表。

[2]   Edwards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No. 20 Civ. 1579 (D. Or.)和Stirling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No. 20 Civ. 713 (D.S.C.)不是集团诉讼，而是由囚犯提起的个人诉讼。此外，Greco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No. 20 Civ. 2235 (E.D.Pa.)和密苏里州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No. 20 Civ. 99 (E.D. Mo.)也没有主张以集团诉讼的程序进行。

[3] Zhang诉百度案，第564-565页，案号932 F.Supp. 2d 561(S.D.N.Y. 2013)(解释了适用于外国作为被告时的送达规则，并认定《海牙送达公约》适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送达)。

[4] 参见百度案，案号932 F.Supp. 2d 561(言论自由案件的原告尝试对中国政府和百度进行送达，但中国司法部驳回了送达请求。主审法院表示尊重中国司法部签发的驳回证明，并认为该法院无权审查该驳回证明的适当性);另见Davoyan诉土耳其共和国案，第2页，案号No. 10 Civ. 5636. 2011 WL 1789983.(C.D. Cal. 2011年5月5日)。

[5] Arbaugh诉Y & H Corp.案，第514页，案号546 U.S. 500 (2006)(“即使在没有任何一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也有独立的义务去确定事项管辖权是否存在”)。

[6] Verlinden B.V. 诉 Cent. Bank of Nigeria案，第493页，脚注20.案号461 U.S. 480 (1983)。

[7] Saudi Arabia诉  Nelson案，第355页，案号507 U.S. 349 (1993) (认为沙特阿拉伯受到主权豁免原则的保护，因为该案不符合商业活动例外)(内部引用省略);参见《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04条。

[8] 《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05、1605A、1605B条。

[9]  Verlinden B.V.案，第488-89页，案号461 U.S. 480;《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05(a)(2)条。

[10] 阿根廷共和国诉Weltover, Inc.案，第614页，案号504 U.S. 607(1992)。

[11] Walter Fuller Aircraft Sales, Inc.诉Republic of the Phil.案，第1384页，案号965 F.2d 1375 (5th Cir. 1992);见Segni 诉 Commercial Office of Spain案，第164页，案号835 F.2d 160 (7th Cir. 1987) (雇佣原告销售某国葡萄酒是商业活动);另见Practical Concepts, Inc.诉Republic of Bolivia案，第1550页，案号811 F.2d 1543 (D.C.Cir. 1987)(订立开发农村地区的合同是商业活动)。

[12] 同上，第618页。

[13]  例如Alters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20 Civ.21108 (S.D. Fla. Mar. 13. 2020)，起诉书第18段。

[14]  比较Missouri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20 Civ. 99 (E.D. Apr. 21. 2020)，起诉书第40段(中国对其医疗系统的运作、病毒的商业研究、媒体平台的运作以及对医疗设备出口的限制)，与Elbasir诉沙特阿拉

[15] 《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05(a)条。

[16] 见阿根廷共和国诉Amerada Hess Shipping Corp.案，第439-41页，案号488 U.S. 428 (1989)(非商业侵权行为的例外情况不包括在美国领土外实施的侵权行为，即使该行为可能在美国境内造成影响);Doe 诉Fed.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案，第8页，案号851 F.3d 7 (D.C. Cir. 2017)。

[17] 参见，例如，Missouri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20 Civ. 99 (E.D. Mo. Apr. 21. 2020)，起诉书第42、144、157-58、169、175段。

[18] 参见，《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05B条;例如，Buzz Photos 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案号20 Civ, 656 (N.D. Tex. March 17. 2020)，起诉书第4段。

[19] 《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05B条;In r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 11. 2001案，第642页，案号298 F. Supp.3d 631 (S.D.N.Y. 2018)。第1605B节参照《反恐怖主义法案》(28 U.S.C.C.§2331)对“国际恐怖主义”下了定义，其中特别提到“下列活动：(A) 涉及违反美国或任何国家的刑法，或如果在美国或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实施，将构成刑事犯罪的暴力行为或危害人类生命的行为;(B) 看起来是为了：(i)恐吓或胁迫平民;(ii)通过恐吓或胁迫影响政府的政策;或(iii)以大规模破坏、暗杀或绑架等方式影响政府的行为;并 (C) 主要发生在美国领土管辖范围以外，或从其实施手段、恐吓或胁迫的对象或行为人的活动或寻求庇护的地点来看，是跨国的。”

[20]   McSally与Blackburn提出《阻止新冠肺炎法案》，意图追究中国对新冠病毒传播的责任(2020年4月20日)，见https://www.mcsally.senate.gov/news/press-releases/mcsally-and-blackburn-to-introduce-the-stop-covid-act-to-hold-china-accountable-for-the-spread-of-the-coronavirus。

[21]   参议员Howley宣布提出草案，意图追究中国共产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责任(2020年4月14日)，见https://www.hawley.senate.gov/senator-hawley-announces-bill-hold-chinese-communist-party-responsible-covid-19-pandemic。

[22]   众议员Smith 的法案将允许就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所谓失职向中国提起诉讼(2020年4月17日)，见https://chrissmith.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406644.

[23]   In r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11. 2001案，案号298 F. Supp. 3d at 642;另参见国会记录第162辑，第S6166-03页(每日版，2016年9月28日)(参议员Richard Blumenthal的发言)(“如果沙特政府没有参与9/11事件，那它就没什么好怕的。但如果它确实有罪，则就应当被追究责任。这是[《对恐怖主义自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的基本原则”。)

[24]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

[25]   例如In re Payment Card Interchange Fee and Merch. Discount Antitrust Litig.案，案号827 F.3d 223(2d Cir. 2016)(驳回集团诉讼资格确认的请求，因为集体成员的系争问题不够一致);另见In re Literary Works in Elec. Databases Copyright Litig. 案，案号654 F.3d 242(2d Cir. 2011)(驳回集团诉讼资格确认的请求，因为首席成员对集体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26]   参见Amchem Prod., Inc. v. Windsor案，第594页，案号521 U.S. 591(1997)。

[27]   同上第597页。

[28]   同上第609. 622. 624至626页。

[29]   参见Alters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案，第43段，案号No. 20 Civ. 21108(S.D. Fla. Mar. 13. 2020)。

[30]   美国法院无权在美国境外强制执行该判决。在Walters夫妇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案中(案号672 F. Supp. 2d 573. 574 (S.D.N.Y. 2009))，法院认为，“美国境外的外国资产享有传统的执行豁免权。”因此，判决债权人应当根据外国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和程序，请求承认和执行美国判决。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被查封的风险高低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当地的主权豁免法律、取证规则以及执行程序等。

[31]   参见《美国法典》第28编第1609-11条。

[32]   Delizia Ltd. v. Eritrea案, 案号No. 09 Civ. 3572. 2012 WL 695436. 第2页 (S.D.N.Y. 2012年3月5日)。

[33]   Walters v. Indus. & Commer. Bank of China, Ltd.案，第290页，案号651 F.3d 280 (2d Cir. 2011)。

[34]   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版)》第464条 (美国法律协会2018)。

[35]   参见De Letelier v. Republic of Chile案，案号748 F.2d 790 (2d Cir. 1984)。

[36]   参见NML Capital, Ltd. v. Republic of Argentina案，案号680 F.3d 254 (2d Cir. 2012)。

[37]   参见Crystallex Int’l Corp.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案，案号932 F.3d 126 (3d Cir. 2019)。

[38]   Transaero, Inc. v. La Fuerza Aerea Boliviana案，第151页，30 F.3d 148. 151 (D.C.Cir. 1994)。

[39]   Wye Oak Tech., Inc. v. Republic of Iraq案，第214-15页，案号 666 F.3d 205 (4th Cir. 2011)。

[40]   First Nat’l City Bank v. Banco Para El Comerio Exterior de Cuba案, 案号462 U.S. 611 (1983)。

[41]   同上，第626-627页。

[42]   同上，第629页。

[43]   Rubin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案, 第823页，案号138 S.Ct. 816 (2018)。

[44]   Bancec案，第633页。

[45]   First Inv. Corp.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v. Fujian Mawei Shipbuilding, Lt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案, 案号858 F. Supp. 2d 658 (E.D. La. 2012)。

[46]   同上，第676-677页。

[47]   Walters v. Indus. & Commer. Bank of China, Ltd.案, 案号651 F.3d 280 (2d Cir. 2011)。

[48]   同上，第297页。

[49]   同上，第298页。

[50]   EM Ltd. v.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案, 案号800 F.3d 78 (2d Cir. 2015)。

[51]   同上，第95页。

[52]   Crystallex Int’l Corp.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案, 案号 932 F.3d 126 (3d Cir. 2019)。

[53]   同上，第152页。

[54]   同上，第146-149页。

[55]   Bank Markazi v. Peterson案, 案号136 S.Ct. 1310 (2016)。

[56]   参见美国1979年11月4日第12170号行政令。

[57]   参见美国2019年8月5日第12170号行政令。

附录一

截至2020年5月18日在美发起的针对中国政府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起诉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6

旧文章ID：21812

作者：胡锡进  来源：胡锡进观察

中美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所有国人没有想到的。被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当成主要对手挤压，一些西方国家也被华盛顿不同程度地动员起来围攻中国，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感受。国内一些知识分子难免会想，美国对华态度颠覆性转变，这当中是否有中国的错?我们中国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以缓和中美关系?

不能不说，中美关系不断变坏是这两个大国互动的过程。双方互不信任，你一招我一式，紧张轮番升级。双方都能指出对方是两国关系恶化原因的理由，鸡生蛋，蛋生鸡，越往后越像是一笔糊涂账。

然而，不带主观情绪地客观看中美关系，我们可以列出以下最基本的事实：

第一，中国是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形成能对美国发起实质性挑战的力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第二，美国对中国有战略疑虑，中国也有对本国愿景的各种表达。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商业。中国可以被描述为“海外军事扩张”的表现可以说微不足道。中国只是在与周边国家有领土争议的地区有一些活动，而且总体上是克制的，其证据是中国已经30多年没与周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了。

第三，中国通过商业扩大影响力，这是个互利度非常高的过程，而且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下这样做的。中国没有强行改变贸易规则，对美贸易顺差也是在这套规则之下，中国人用辛苦劳动积累起来的。

第四，中国与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导致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摩擦。但中国总体上不是个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国家，被西方指为中国的所谓“大外宣”的目的仅限于增加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对华了解和好感，促进彼此关系的和谐，而完全不存在颠覆西方制度的企图。后一点可以说中国人连想都没想过。在双方的意识形态摩擦中，西方无疑是咄咄逼人的进攻方，中国是防守方。

第五，美国精英总有想要塑造中国的意愿，他们对中国近年来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道路很恼火，其中也夹杂着他们对中国道路越来越成功可能冲击西方社会自信的担心。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断言是中国的错。毕竟，中国有在不干涉他国发展方式前提下走自己路的权利。

第六，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其做法确实是霸凌的。“美国优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反感，中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华盛顿向中国甩锅则完全是白宫和共和党出于竞选目的采取的恶劣操作，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流氓主义。

尽管不排除中方这几年在与美方强硬对华政策互动中有可以有进一步推敲的空间，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当中可以的调整不是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项。特朗普政府充斥了激进、狂妄的冷战思维，他们在战略上对华步步紧逼，中国事实上越来越无处可退。

我知道一些国人留恋过去的中美关系，其实我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良好的、或者以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对过去同样的中西关系起了基础作用，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国际上的有利氛围。如果能够阻止中美关系的不断紧张，当然好。考虑到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中国社会内部保持宽松氛围不是个促进项，一些人有这种愿望就更是正常的了。

然而，现实很骨感。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要它停止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价码高得中国根本无法接受。其实，它要的是中国要停止发展壮大，并且确保采取类似于日本的对美态度，彻底消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心。比如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应当只保留香港名义上的回归，允许亲美的香港极端政治力量上台，由美国来操纵香港事务。

所以说，中美关系紧张，说到底是中国成长起来后，中美关系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嬗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美国对抗苏联可以借助的力量，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为美提供廉价劳动服务，而今日中国让美国感受到的新关键词是竞争。美国的对华心态彻底变了，政策调整已难避免。

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人最应当做的不是留恋过去，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中美关系嬗变过程去做已无现实意义的各种假设，争论我们是否曾经有可能让中美关系下滑得慢一些、再慢一些。认为这种探讨会有助于把握未来的中美关系，其实这还是一步三回头的留恋。中美关系的场景已经变化，我们需要用新的智慧和定力去把握新的形势。

中美战略博弈会是个漫长过程，它将考验中国的内部团结。而要提高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各路精英都需要真正参与进来，尽自己的一份贡献。精英们这个时候不能恋美国、怕美国，而要敢于站到与美国开展复杂博弈的一线，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很多中国人需要重温这句话的时候了。

当然了，如何团结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政府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开展治理创新，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排除一些人对因为中美斗争增多而中国社会可能变保守的担心，要在强化凝聚力的同时，创造更多有利于增加社会活力的条件，这是提升社会信心的关键方向之一，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至关重要。中国的强大必须包括更高的韧性，所有这些会让中国的耐力绵延不绝。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4

旧文章ID：21810

作者：Steven Chen  来源：美国华人

　　一百多年前推出的《排华法案》排斥的不仅是华人，后来演变成排斥所有的亚洲人。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反日浪潮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日裔，华裔的陈果仁也因此被毒打致死。今天，新冠病毒被称为中国病毒，仇恨犯罪的对象不仅是华裔，其他亚太裔也受到攻击。亚太裔美国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兴与衰是联系在一起的。

　　PBS近期播出的讲述亚裔移民史的五集系列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受到亚太裔社区的广泛关注，华裔社区也不例外。了解亚太裔的历史对于我们新移民尤其重要，因为相类似的内外因条件再一次出现时，历史是可能会重演的。

　　138年前针对华工的《排华法案》，78年前，二次大战时针对日裔的拘留营政策，70年前，华裔受到牵连的麦肯锡主义，40年前的反日浪潮，28年前洛杉矶大暴动成为替罪羊的韩裔，今天因新冠疫情而受到种族歧视的亚太裔……历史以不同的形式在重演。当然，了解历史不是悲天悯人，而是为了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有更好的明天。

　　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

　　在人类文明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几千年来两大文化此起彼伏，各有千秋。进入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使得欧洲快速崛起，以欧洲白人为主体的西方世界全面碾压东方世界，并大力向全世界扩张。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新大陆发现后，欧洲人口持续不断地向美洲迁移，掀起了人类迁移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我们耳熟能详的，于1620年到达现在的麻州的“五月花号”，就是当时许多朝圣者和殖民者的例子。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经过美国建国前后几百年的殖民和战争，欧洲白人取代了印第安人成为北美大陆占绝对多数的人种。到了1870年，也就是《亚裔美国人》纪录片开始讲述亚裔故事的年代，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时美国的人口总数约为四千万。其中87.1%是白人，12.6%是非裔，土著印第安人和亚太裔各0.1% 左右。

12岁的菲律宾孤儿Antero Cabrera来到美国，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表演。(影片截屏)

　　人皆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妇女和有色人种并没有获得平等对待，1870年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当时，在很多白人眼里，白人和西方文化代表了人类最高文明，他们认为白人在基因上优于有色人种，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亚太裔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开始移民美国的。《亚裔美国人》特意把1904年被美国人类学家带到美国的菲律宾土著少年Antero Cabrera作为纪录片的开场主角。Antero和他的同伴们被邀请来到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展示一个落后族裔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他们每天都要表演吃狗肉。

　　从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可以看出，白人对自己在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包括亚太裔在内的有色人种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重要原因。

　　荣辱与共的亚太裔美国人

　　一百多年前推出的《排华法案》排斥的不仅是华人，后来演变成排斥所有的亚洲人。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反日浪潮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日裔，华裔的陈果仁也因此被毒打致死。今天，新冠病毒被称为中国病毒，仇恨犯罪的对象不仅是华裔，其他亚太裔也受到攻击。亚太裔美国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兴与衰是联系在一起的。

　　《亚裔美国人》虽然是以亚太裔各分支族裔为线条，讲述了华裔，菲律宾裔，日裔，韩裔，印度裔，东南亚裔等族裔的奋斗和成长的故事，但是通过整个纪录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亚太裔各分支族裔有非常相似的经历，荣辱与共。

　　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的初始目的是阻止华人劳工来美国。法案一出台，本来在美国合法打工的华工和他们的家人立刻成为非法的“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在美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非法移民”，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到了1924年，新出台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把排华扩大到排斥整个亚太移民。直到1965年美国移民法改革，才取消了对华裔、亚太裔的不公平待遇。

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的黄金德。(图片来自constitutioncenter.org)

　　出生在美国的华裔黄金德(Wong Kim Ark) 为了争取他的公民身份，把跟美国政府的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1898年，最高法院判决黄金德因为出生在美国就自动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黄金德的胜利给亚太裔和其他族裔争取到了权利。

　　被骂滚蛋(Go back to your country!)和Chink(侮辱华人的俚语，影射华人眼睛小)，Gook(对韩国，越南，菲律宾人的侮辱性称呼)是纪录片中讲述故事的人多次提到的，不管你来自于亚洲的哪个国家，也不管你是否在美国出生。

　　1975年，越南西贡沦陷，五岁的Viet Thanh Nguyen随父母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后来他的父母在北加州圣荷西市开了一家杂货店，他清楚地记得附近的一家杂货店的窗户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又一家美国人的店铺被越南人占有了”。这里的“越南人”完全可以用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来取代。纪录片中Viet Thanh Nguyen含着泪水讲述了他的父母在一个圣诞夜被枪击的悲惨一幕。Viet Thanh Nguyen后来成为知名的越裔作家，用他的笔为所有的弱势群体发声。

越南裔作家Viet Thanh Nguyen。(图片来自vietnguyen.info)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由于石油危机造成的高油价使得美国消费者认可了日本生产的低油耗小型车，美国汽车公司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大批汽车工人失业。在一些政治人物的煽动下，美国反日情绪高涨。1982年6月，华裔的陈果仁(Vincent Chin)却成为反日浪潮的牺牲者，被失业的汽车工人父子误以为是日裔殴打致死。两凶手虽然被捕起诉，但被定轻罪，并且很快释放，只需支付3000美元赔偿金。

　　法律的严重不公，引起亚太裔社区的极大不满和抗议。这一次，亚太裔终于认识到我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亚太裔移民，首次联合起来维护亚太裔权益。

　　陈果仁惨案让一批亚太裔年轻人走上了为弱势群体维权之路——有华裔作家谢汉兰(Helen Zia)，也有老挝出身的苗裔Mee Moua。作为苗裔的Mee Moua积极为陈果仁的家人维权，Mee Moua后来做了两届明尼苏达的州参议员，也担任过美国最大的亚太裔维权组织“亚美公义促进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AAJC)的执行长。

　　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

　　亚太裔在美国毕竟是一个小族裔，亚太裔维权需要获得其他族裔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不能停留在只是为了维护亚太裔的权利上。历史上，亚太裔族群往往并未真正理解到这一点，当华裔被排斥时，别的亚太裔赶紧澄清 “我不是华裔”，当日裔受到打压时，其他亚太裔立刻声明“我不是日裔”。

　　事实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只要社会容许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每一个弱势群体的人都避免不了被歧视的命运。只有弱势群体联合起来，才能为每一个弱势群体的人争取到公平对待的权利。亚裔维权要站在为所有人维权的高度，将制度改变得对每一个人更加公平。

　　《排华法案》时期，愿意站出来为华裔说话的其他族裔的人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位非裔民权活动家Frederick Douglass勇敢地站出来为华裔说话。Douglass也是一名作家和演说家，他讲到：华工像海浪一样来到美国，如果我们像接受朋友一样接受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个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制度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Douglass把华工的移民权和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相提并论。

1965年加州葡萄园菲律宾裔联合墨西哥裔农工发起的抗议。(图片来自caamedia.org)

　　很长时间，加州的农工主要由墨西哥裔和菲律宾裔组成，他们工资很低，没有失业，生病，工伤的保障。如果哪一个族裔的人出来抗争，农场主就用另外一个族裔的人来制约，所以农工的待遇越来越差。1965年，在加州Delano市采摘葡萄的菲律宾裔农工忍无可忍，在Larry Itliong的带领下进行了罢工抗议。

　　Larry Itliong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墨西哥裔农工的配合，菲律宾裔的罢工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与墨西哥裔农工领袖Cesar Estrada Chavez商谈，获得支持。这个罢工抗议活动还得到美国消费者的支持，对非工会的农工采摘下来的葡萄进行抵制。经过五年的抗争，迫使加州的农场主与农工鉴定合约，为农工争取到权益。这是一个亚太裔与其他族裔联合抗争的典范。

　　1968年，旧金山州立大学校的亚裔学生与非裔学生共同争取在大学开设“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的课程和增加少数族裔教职员工，是另一个成功的范例。纪录片中趙子雲(Laureen Chew)，Penny Nakatsu等讲述了亚太裔如何与非裔等其他族裔合作争取“亚裔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  的故事。现在亚太裔研究已经成为很多亚太裔大学生的“必修课”。1968年的这场运动也诞生了“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这个名称，取代以前一直延用的带有贬义的称谓“东方人”(Orientals)。

　　1982年为陈果仁家属维权的过程中，非亚太裔的支持也非常重要，纪录片中讲述了非裔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战友Jesse Jackson亲临会场发表演说的场景。Jesse Jackson在演说中讲到，我们的目的是让美国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美国这条彩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Jesse Jackson 是Rainbow/PUSH(彩虹联盟)组织的创始人，目的是联合所有弱势群体，争取公平对待。近几十年来，亚太裔和其他弱势群体争取平等待遇的成就与彩虹联盟牢固与否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华裔甚至整个亚太裔都因新冠病毒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病毒而受到种族歧视的威胁。幸运的是，很多其他族裔都出来反对对华裔、亚太裔的种族歧视。2020年3月上旬，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是最重要的非裔人权组织NAACP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的领导者Janai Nelson发表讲话，呼吁政府，政治人物和组织一起谴责因新冠疫情而对亚太裔和其他任何人的种族歧视言行。

　　结语

　　纪录片《亚裔美国人》非常值得认真观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还没有观看这部纪录片，尽快复制下面的链接观看:

　　Part 1 (E1&E2): Breaking Ground & A Question of Loyalty

　　https://www.pbs.org/video/breaking-ground-a-question-of-loyalty-night-one-kqcjmy/

　　Part 2 (E3&E4): Good Americans & Generation Rising

　　https://www.pbs.org/video/night-2-good-americans-generation-rising-eizfak/

　　Part 3 (E5): Breaking Through

　　https://www.pbs.org/video/part-3-breaking-through-yi6lyb/

　　注释：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ical_racial_and_ethnic_demographics_of_the_United_States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4

旧文章ID：21809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新冠疫情肆虐，重创全球经济，令原本处于贸易战休战状态的美中角力变本加厉，并延烧到金融、科技和地缘政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受到美国指责的时候，俄罗斯往往以中国坚定支持者的姿态出现。

　　例如，5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中国外长王毅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诽谤，“中俄彼此提供支持”。

　　王毅还说：“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多次通话，在主要大国中保持了高水平的战略沟通……双边贸易逆势增长，中方自俄进口增速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一。面对个别国家的无理攻击与抹黑，双方相互支持，彼此仗义执言，成为政治病毒攻不破的堡垒，体现了中俄高水平的战略协作”。类似表述难免引发一些美国智库评估，中俄有可能结盟对抗西方。不过，疫情所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板块迁移与重组似乎没有那么直接了当。

　　最近，曾经在美国中情局负责俄罗斯事务分析，现任国家利益中心副总裁兼研究部主任乔治•比比(George Beebee)表示，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美国对中美俄(苏联)大三角关系的政策定位是要让美中关系好于中俄关系，但似乎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定位发生了改变。

　　对西方民主的挑战

　　日经《亚洲评论》5月24日报道说，最近美国国会参院军事委员会在批准任命新海军部长的听证中，22次提及俄罗斯和中国，超出了提及朝鲜的次数，显示了华盛顿的新关注动向。

　　疫情期间中国和俄罗斯都协调合作被西方一些观察家视作观念上的挑战。加拿大政府前安全分析员，卡尔顿大学的加尔文(Stephanie Carvin)更把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信息对抗形容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战争”。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霍华德(Philip Howard)说，中俄传播一种叙事，即民主国家正在走向失败，他们缺乏抗疫的能力和意志。与此同时，中俄说他们在应对疫情并且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

　　加拿大广播公司周二(5月26日)的报道引述霍华德的指称说，外国代理人，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在散布关于新冠病毒的不实信息。他说，来自国家支持的机构散发的不实信息中，多达92%来自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卡尔利(Kathleen Carley)在上述报道中说，国家媒体的消息被无数机器人水军转发。

　　针对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俄罗斯驻加拿大使馆反驳说，散步虚假消息，谣言以及引述充满偏见的专家，把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世界灾难归咎于俄罗斯，恰恰是西方主流媒体散步不实信息的主要手段。

　　俄罗斯超脱美中对抗?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最近召集俄罗斯和美国的专家讨论了新冠疫情是否促进了中俄合作，以及中美俄三角关系。他们基本都认为美国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敌对的做法，令俄罗斯和中国进一步靠拢。

　　莫斯科国立研究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苏斯洛夫(Dmitry Suslov)说，对抗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的两党共识，目前美中对抗加剧并不会减少美俄对抗。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认为在处理美中俄三角关系上，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有政策失误。美国同俄罗斯和中国有对抗，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现在美国把俄罗斯和中国推向联合，令美国处于三角关系中最差的位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长马斯洛夫(Aleksey Maslov)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策略，而俄罗斯正在酝酿自己的全球策略。一带一路和俄罗斯的大欧亚计划有重叠，但不是俄罗斯自己的项目。苏斯洛夫也提到中国一带一路在中亚的影响受到俄罗斯的关注。

　　两位俄罗斯专家都认为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可以努力成为中美对抗之外的第三个力量中心。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可以发展超出中美俄三角之外的关系，加强同印度，西欧和日本发展关系。

　　俄通塔斯社报道引述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研究主任卢基扬诺夫(Fedor Lukyanov)的话说，俄罗斯外交应该努力避免卷入日益加剧的美中对抗，俄罗斯和印度应该加强同那些不愿意在美中对抗中选边站队的国家发展关系。

来源时间：2020/5/27   发布时间：20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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