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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百年变局下,美国加码遏制中国崛起,我们有这几张牌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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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荣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未能使中美两国摒弃前嫌,携手战“疫”,反而给部分美国政客以抹黑中国、加速“脱钩”的借口。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直播中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深度思考”。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由人大重阳运营)承办的“重新认识美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三讲。该直播实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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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金灿荣讲座直播摘要

1、“工业化”概念是理解500年世界近代史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现在的表现就是工业能力决定国家的命运。什么是工业能力呢?工业能力就是大机器生产,也就是现代制造业。

2、人类正在迎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决定中美博弈的胜负,决定“百年变局”最终命运,决定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四次革命将在如下五个方向展开:第一是新的工业材料石墨烯,第二是基因工程,第三是人工智能,第四是量子科学,第五是核聚变。

3、在未来“百年变局”和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众多大国中,中国有四个优势比较明显:一是政治稳定,二是经济基础,三是科技实力,四是军事实力。

4、对中国而言,过去、现在、未来,中美关系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美国而言,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价值低于美苏关系;冷战后,重要性逐渐上升;现在和未来,中美关系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5、过去两年美国至少对中国打了15张牌,它打了一个组合拳:贸易、科技、金融、司法、舆论、主权(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东海,一共6张牌)、印太、搅局"一带一路"、搞WTO2.0、(核)军控。

6、中国怎么应对?很简单,把自己家里的事做好,尤其要把经济搞好。搞好经济要发挥两个主力集团军的作用,一是企业家,二是地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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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重阳金融研究院组织的这个系列活动,当然也谢谢刚才王鹏的介绍!他的热情介绍让我也很激动。

今天来谈一谈我最近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中美关系最近有什么变化,将走向何方,对我们国家和大家生活会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谈谈自己的一管之见,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大变局中的世界

(一)三个关键词:百年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新格局: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国际格局过去500年都是西方主导的,但现在正在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这就是新格局。它有个表现,G20现在就变得比较重要,以前是G7特别重要,现在是G20变得特别重要。G20取代G7.它就反映了国际格局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第二,新模式:在观念领域西方模式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提供了新的选择。观念层面的新模式,原来现代化成功的样板都在西方,所以西方学者总结出不少的模式,比如荷兰模式、德国模式、英国模式、瑞典模式,也有一些非西方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日本模式。其全球结果是,在观念层面,我们人类可选择的东西就更多了,这就是第二个百年变局的含义。

第三,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东西方都有机会。在“工业党”看来,生产力、技术的进步对人类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是革命的策略,阶级斗争什么的;二是纯理论,理论分两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现在的表现就是工业能力决定国家的命运。人类的近代史就是工业化历史。工业化进程当中,工程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工业革命。过去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蒸汽机、电气化和计算机,这三个工业革命全是西方的。但现在人类正在迎接一个新的工业革命,也叫第四次工业革命,但这次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三次工业革命全是西方垄断的。但现在是东西方都有机会。东方主要是中国有这个机会和能力。新工业革命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工业革命是西方垄断,这一次工业革命是东西方都有机会竞争。

第四,新的全球问题:网络、虚拟经济、超级资本、人口问题和难民、移民潮、科技陷阱等等。

我把“百年变局”理解为“四个新”:新格局、新模式、新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问题。在我看来,把“四个新”把握住了,“百年变局”就大致把握住了。

(二)格局变化的原因

什么导致“百年变局”的出现?我认为是两个原因:一是西方的相对衰落,二是中国的相对崛起。

首先,西方500年来主导世界,但现在西方相对衰落了。我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经常讲“西方”,西方具体是指什么范畴呢?西方是指美国、欧洲、日本。欧洲当然指欧盟,美国、欧盟、日本这三强,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这四小是西方,其他严格讲不叫西方。印度老觉得自己是最大的西方民主国家,但在西方主流经济眼里,印度并不是西方。俄罗斯精英层也很想加入西方,但西方不认他们。所以,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资格成为“西方”的,西方这个“户口本”很难拿的。我的理解,西方就是“三大四小”。

“三大四小”现在加起来大概不到11亿人,在全球77亿人当中占1/7.这群人现在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人在衰老、在减少,这是最要命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财政负担过重,还有一些意识形态偏执、经济空心化等,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老龄化。

其次,中国的崛起:中国基于工业化的崛起,对世界工业化的进步意义重大。中国崛起是很实在的,中国是基于工业化基础上的崛起,还不是取了巧,比如发生能源革命,找到了能源或者因为经济浪潮到了中国,把我们带起来,借外力。我们国家就是苦练内功,老老实实搞工业化崛起的。我们崛起的基础很扎实,对人类的工业化进步贡献很大。整个西方“三大四小”加起来11亿人,中国大陆14亿人,比他们总和还多3个亿。所以,我们对人类的工业贡献挺大的。至于说中国崛起的原因,诸多的非西方国家都想崛起,为什么崛起不了呢?解释有很多,时间关系也不能展开。

那么,中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文化基础:中国崛起的文化基础是很好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实际是有现代性的。我们过去一百年老批评自己,说我们工业化搞得不好,其中就有怪我们传统文化。我现在觉得整个思维是错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是适合现代化的,是有它的现代性的。现代性是世俗化的,而我们传统文化也是世俗化的。在所有古典文化里,中国的世俗性是最突出的,不是靠一神教来管自己,也不是靠多神教来管自己。

二是中共的领导:人类自从产生就一直处在集体的竞争当中,竞争就需要有领导力。哪个群体领导力好,哪个群体就有优势。中共就提供了现代化的领导力(leadership)。如果没有这个领导,我们后发展国家将很难和西方竞争。

三是学习西方: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是很认真在学习了西方的成功经验。在治理方面,西方是有四大成功的法宝,分别是民主、科学、市场、法治。我们学习“五四先贤”的传统,不妨就把他们叫做“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马先生”(Market)、“洛先生”(Law)。

(三)当今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工业化”概念是理解500年世界近代史的关键——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是日本崛起的关键,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工业化是理解近代历史的关键。西方为什么崛起,因为它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掌握了大机器生产,从而它的经济效率、军事效率碾压非西方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是决定它的命运的。什么是工业能力呢?工业能力就是大机器生产,也就是现代制造业。一个国家在现代,如果你没有工业能力,你人再多,钱再多都是被人家打的,中国就吃了这个亏。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要说体量上讲,中国比日本大,但日本有全面的优势,军事的、技术的、财政的优势。

在工业文明时代,国家的工业能力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而所谓工业能力就是现代制造业。今天的中东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道理。22个阿拉伯国家,总人口接近5个亿,但它就是斗不过600多万犹太人(以色列人口850万人,其中犹太人约650万)。以色列掌握了非常好的现代工业。他就是欺负那5亿阿拉伯人。这是很残酷的事实,但它就是事实。所以,工业化是理解近代500年近代史的关键。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能力决定国家命运,谁有工业能力谁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谁没有工业能力,你的命运在别人手上。工业能力的基础或者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

当前,人类90%的制造业分布于北温带,集中在三个地区:东亚、西欧和北美。这三个地区实际也就二十来个国家,全球国家数字也就1/10.在这三个地区后面的文明就两个,东亚后面就是儒家,在西欧北美后面是新教。欧洲从宗教上讲分三个区域,北欧叫新教,南欧叫天主教,东欧是东方正统教会(东正教)。从工业化表现来讲,西欧、北美工业化搞得好的还就是新教地区,就是改革以后的新教地区;非西方工业化搞得好的就是我们东亚的儒家地区。这个事实有点残酷,但它确实是事实。

新中国70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我们通过70年的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建构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学习能力最强的制造业。今天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差不多30%,基本上等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和。这个过程非常伟大,当然,这个过程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像我父亲那一辈,他一辈子都生活很苦,因为他们财富都变成了中国的工业投资,因为工业化是需要大量资本的,资本怎么来呢?西方第一就是抢人家;还有因为某种机缘,开发出大量的能源、资源;还有一些小国家,就是因为处在港口什么位置,也可以顺着潮流起来。

总之,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而新中国是没有资本的,我们靠什么?就是靠苦自己。通过苦自己才获得了资本,上一代非常苦,但他们的艰苦就带来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总之,新中国70年,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卓越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工业化成功了,可以说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完整、学习能力最强的制造业。创新能力强不强现在还不好说,以后慢慢再培养。但我刚才讲的三个特点,规模大、体系完整、学习能力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这就是70年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也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

中国的工业化,其最主要的成果还是在新中国时期获得的。其原因在于,第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改造了中国社会,使其适合现代化。我个人曾经提出一个“3R”理论——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法国大革命Revolution。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是告别中世纪的神权时代,重新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宗教改革则是进一步把政治与宗教相分离,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最后,法国大革命把封建等级社会变成平民主义社会。西方先用这“3R”为工业化做了准备,然后才有工业化的成功。伟大的中国革命其实就是在中国解决“3R”的问题。

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其作用就在于发挥中国工业化的效率。工业化是近代史的关键,工业化的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我们国家建国70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我们工业化了,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化。

(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义

人类正在迎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决定中美博弈的胜负,决定“百年变局”最终命运,决定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工业化就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就是工业革命。通过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人类文明达到今天的高度。过去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它们全部为英美所垄断: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起了蒸汽机革命;一百年后,美国在1860年代实现了电气化;再过80多年,美国在1946年造出第一台计算机。英美国家垄断了人类三次工业革命,这就是它们能够主导世界三百年的根本原因。这种垄断的回报是丰厚的,英美占有了全球市场三百年的主导权,其中英国200年,美国100年。由此所外溢出来的则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语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主导权。

中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表现不是很好: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参加,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没有参加好,但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努力我们是赶上了。到今天我们在工业上已经有一定的强国竞争的基础了。从现在到未来十年,工业化主要表现在5G与物联网,这方面中国就可以和世界上其他强国竞争,5G技术现在我们领先,物联网投资也是领先的。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5G+物联网,这是少数人看法。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办者施瓦布教授认为5G+物联网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我阅读的材料还不是这样,多数人告诉我说,5G+物联网仍然是因特网革命的升华,它是因特网革命的最后阶段。但第四次革命是在如下五个方向:第一是新的工业材料石墨烯,第二是基因工程,第三是人工智能,第四是量子科学,第五是核聚变。我阅读美国产业界的材料,他们基本上是关注这五个方向。

现在,在这五个方向上,各国的竞争态势是这样的:基本上这五个领域美国技术还是最好的。这个很好理解,原来美国就是世界领头羊,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他们家,它的存量很好,技术基础很好。但值得中国骄傲和欣喜的是,中国在这五大领域全部都有巨额投资,而且表现不错。所以,如果说美国第一,大概中国是排第二,应该是没有问题。后面是欧洲第三,再后面是俄罗斯、印度、以色列和韩国。大概是三个梯队,中美第一梯队,欧日第二梯队,俄罗斯、印度、韩国他们是在单项上有一点能力,他们属于第三梯队。

以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我推算主要还是在中美之间。中美之间,我认为中国跟美国各有特长,美国的特长是创新能力特别好,中国是高技术产业化的能力特别好。

再好的技术,如果不能把它变成实用的产品,这个技术就是一张废纸。美国就有一个瓶颈,它的创新能力很好,但美国的产业不完整。有40%的产业是永远离开了美国。所以,美国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它有很多好技术,但它的产业化能力比较差。中国创新这块目前不如美国,但是我们高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这个优势更大,而且从以后趋势来讲,中国不断的在加大创新的投入引进人才,我们的创新能力是会上来的,而美国想弥补它的产业化能力很难做到,从现在的态势看它做不到。

所以,大家各有特点。但我认为最后的情况,美国的优点我们能学到,而中国的优点它学不到。所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的胜率大于美国。

这样就有了政治上的后果。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机遇,中国人一定要去抓。事实上中国、党中央、政府很重视,就在推,包括最近搞的新基建都和这个有关。而美国坦率讲就会遇到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这就是美国现在变得非常焦虑,而且对中国敌意越来越重的原因,大的历史背景就从这里揭示。

二、大变局下的中国

(一)保持战略定力:中国有四大优势

在未来“百年变局”和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众多大国中,中国有四个优势比较明显。

一是政治稳定。中国现在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就是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这确保我们大体稳定。

二是经济基础。中国经济问题困难重重,谁都知道从2014年开始经济总曲线在下滑,问题很多,但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向好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未来十年中国还是有后发优势,还是可以从西方继续学到好东西。人口红利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至少十年。“工程师红利”需要引起重视。中国目前每年毕业大学生约800万人,其中一半是学理工的,包括理科、工科、医学、农学、军事学,都是中国的宝贝。美国的工科生只有44万人,中国有460万人,是美国的十倍多。这是中国非常宝贵的资源,它的优势将来会越来越明显。

三是科技实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美国霸权有四个支柱——高科技、军事、美元、好莱坞,它们分别代表了科技力、军事力、金融力和话语权。在科技领域,中国正在急起直追。比如,在全球最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上,中国低于美国,但远远甩开第三名,反映出中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实力。在国际专利申请上,中国世界第一,反映了应用科学技术的实力。中国科技的进步也带动国防现代化大发展。

四是军事实力是第四大基础。

国家间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这四块,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态势、科技、军事,我们在大国里面算好的。

(二)中国的外部环境

总体来说中国的外部环境可控,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因为中美关系不好,看上去有点恶化,但是要仔细看里面的结构就会发现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外交四个部分构成,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

中美关系从1979年建交,到现在41年,应该讲中美关系是很成功的,这个成功有多方面,有双边成功。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成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中美关系中获益了。但是这个不是单方面的,美国也获益,美国怎么获益呢?中国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坦率讲苏联不会垮,苏联不垮冷战就还在。

还有一个特点在政策层面美国变化比较多,每换一个总统就变政策,但中国则是一旦确定政策就很稳定。但是战略层面中国的变化更大一些,表现在中美力量的对比变化上。在力量上看,美国并没有衰弱,美国在过去三十年很稳定,都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世界上力量衰弱是什么?欧洲和日本占的GDP比例下降了,美国是稳定不动的,中国起来了,把欧洲日本的份额拿走一些。所以,中美关系来讲力量对比实际上主要是由中国的力量增长带来的变化。还有中国的整个政治走向会影响中美关系,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对中美关系是有帮助的。

三、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

(一)中美关系的历史评价

对中国而言,过去、现在、未来,中美关系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美国而言,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价值低于美苏关系;冷战后,重要性逐渐上升;现在和未来,中美关系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非常成功:双边合作成功,双方受益。中国借此改革成功;美国借此获冷战胜利。中美合作对世界和地区也助益良多。

未来的中美关系,从政策层面看,美国变量多;从战略层面看,则中国的变化将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力量增长和政治变化。

(二)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暗示出中美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上存在“老大与老二”之间的矛盾。

第二,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方向相反: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美国现在搞民粹主义。

第三,美国现在很分裂,很焦虑。原因有多种。

一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里,资本、政府、民众的关系开始失衡,特别轻资本,限制政府权利,从而限制了民众权利。这又导致了今天美国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过去它四十年的意识形态,短期内有作用,让美国的资本赚很多钱,从而对这国家的创新有点帮助,长期来讲社会代价是很大的。今年美国很多社会问题追溯根源就是搞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原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

二是冷战后美国精英层的战略错误。美国战略精英错误地将冷战“胜利”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政体的优越性(其实是苏联放弃了冷战),从而产生对内对外的傲慢。对内的傲慢就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用各种改革的名义减少老百姓的福利,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过去三十年实质工资没有增长,名义涨一点,但通货膨胀一抵消没有涨。这就导致民意的反弹,后来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对外的傲慢就是打压俄罗斯、中国等,现在在中东更加偏袒以色列。

三是美国国内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东西海岸的人种族关系比较复杂,海外联系多,利益跟海外有关,所以他们是国际主义的。但是美国中部地区的人是民族主义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来源于中部地区的这些人。这是美国自身的变。

四是中国的变化。总体来讲今天的中国更自信,在外交上更积极进取,但是内部又变得非常复杂,观点、利益多元。所以,现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是一个利益多元、观点多元、总体来讲很自信、对外进取的国家。这和四十年前我们建交的时候不一样。

另外一个新背景是美国现在的执政者和团队,以及美国的“Deep State”,可翻译为深层国家或者叫做幕后政府。他们是美国战略界资深的精英,这批人现在对中国的敌意非常重。这些东西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背景,总体来讲新背景的方向是矛盾加剧。

(三)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过去几年总得来讲是往负面的方向走。在奥巴马2009年那次访问之后,美国战略界感到中国让他们失望了,因为中国没有如他们所愿地“和平演变”,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种转变,到2015年左右,美国的精英层达成了共识;到了2017年就出了政策结果。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又出了一个四年一度的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这个报告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了。三个月后,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总统签署总统令,发起了“对华贸易战”。

过去两年美国至少对中国打了15张牌,它打了一个组合拳。贸易战是高高举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把过去两年的博弈叫做贸易战,实际上它是组合拳、是混合战。梳理一下过去两年美国对我们打了15张牌,第一个是贸易战,贸易战的表现是加关税,还搞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用国家的名义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第二张牌是科技战,用它的科技卡我们的脖子,这里包括打中兴、华为、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大疆国际等等。

第三是金融战,用它的金融手段制裁我们很多公司,中国所有的军工企业都是被它制裁的,还有一部分民营企业。

第四是司法战,长臂管辖,用他们国内的法律抓中国人,而且跑到第三方去抓,就是抓孟晚舟。

第五是舆论战,对外宣传中国,对内用各种谣言干扰国内的舆论场,尤其是自媒体。

第六是涉及中国主权的,包括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东海,5+6是11张牌。

第十二张牌是美国开始搞“印太”战略,以前美国都是叫做亚太战略,在我们的亚太地区建立盟友体系,包括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时候还会带上菲律宾。现在它搞印太战略,就是在亚太战略的基础上往西扩展美国的势力范围,把东南亚和南亚拉进来,具体来讲在巩固原有盟友的基础上再增加几个新盟友,这里面重点是印度、印尼和越南。

第十三张牌是搅局“一带一路”的投资。

第十四张牌是搞WTO2.0.在美欧日之间搞一个零关税体系,当然现在还没有搞成,但是他们在设想这么做,严格讲这是违反WTO协议的。

第十五张牌是军控,把中国拉入军控谈判,目的是限制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速度。

这是中美关系目前的问题,美国把我们的定位定得很糟糕,然后就开始整我们,名义是贸易战,实质上是多张牌混合战。

(四)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美国不接受中国崛起

这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的错误定位所引起的。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能做自己的“低端打工仔”,在战略上永远只能做“随从”。其次,很多“感情因素”掺杂进来,譬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等。所以现在美国衰落的后果在资源、种族、制度和地缘上都有所表现。

美国把中国崛起对它的威胁看得太重,它认为如果中国崛起,中国变成老大,美国从世界上吸纳资源的能力下降。美国现在是高度依赖于资源的,他老老实实打工用血汗赚钱的习惯都没了。如果没有这个霸权,他不能从外面拿到大量的资源就很困难。如果资源不如以前,他们内部的种族矛盾就会起来,制度的魅力就会下降,甚至它会遇到地缘政治挑战。比如南部邻国墨西哥就会和它有冲突,因为不是那么怕它和服它。

美国在感情上不接受中国,首先就是整个战略上把中国定位错了;然后美国在理智上又觉得中国崛起对它威胁很大。美国战略界包括班农这种人认为,至少五年,美国对中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他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优势遏制我们。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

四、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

(一)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中国的反制手段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加速下滑。中国的防疫战表现突出(国内防疫成功,保护了人类五分之一;援助其他国家;支持国际合作),经济保卫战也将成功(这就是新基建的意义之所在)。相比之下,美国的防疫表现令国内选民和国际社会都很失望。在这个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为“甩锅”,发起了对华舆论战和法律索赔战。

在疫情发生以后,中美出现了三大新矛盾。一是美国甩锅中国,把他们家的问题推给中国。二是在中国遭遇疫情袭击后,美国不仅没有帮我们,反倒继续整我们,包括台湾问题,通过了《台北法案》,包括香港和新疆搞了好几个决议案。三是经济上继续制裁我们,制裁华为,整华为,军事上东海南海黄海的动作非常多。

现在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还要强调一点,要防范美国冒险。现在美国对中国有战略恐惧和战略敌意,不是很理性。本身这一群人就怪里怪气不是很理性,加上美国的状态不太好,美国精英有些情绪化。所以今天美国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很理性、战略视野很好的美国。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甚至有可能冒险——对我国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台湾问题。

当然中国有很多反制手段,战略战术都有。现在我国是这样的,在舆论战方面开始怼它,我们忍了一个月,现在开始反制它了。除了舆论对骂还有很多反制手段,但是用不用根据情况,我相信中央会渐渐出牌的。

(二)中国的应对之道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态势

中国怎么应对?很简单,把自己家里的事做好,尤其要把经济搞好。搞好经济要发挥两个主力集团军的作用,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总体不错,有两个集团贡献最大,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地方干部。现在这两个集团应该讲都有点信心不足,士气不足,还要想办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恢复他们的信心。这两大主力集团军信心要恢复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很大的。

外部外交政策要稳步推进,行稳致远不要太急。未来十年、二十年,大概中美的关系是以竞争为主的,有很多竞争议题,但关键还是两个。一是国内的事情要做好,谁能够把国内的事务解决好,谁能立于不败之地。二是谁能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先,谁把握未来。国内搞好立于不败,第四次工业革命搞好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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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问题一:近年来,美国不断的抹黑中国,同时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颠倒黑白,抹杀苏联的功绩,包括西方文化植入香港台湾等地,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中国怎么应对?

金灿荣:我们不用太在意,如果一个大国连一个基本事实都可以修改,这不是好事,代表了美国的衰败和美国失去了自信。这不代表它的强大,代表了它的焦虑和不自信,所以对这件事有机会我们要反驳一下。历史事实,苏联承担了欧洲战场最大的压力,中国承担了亚洲战场最大的压力。美国的贡献我们是承认的,但我们的贡献也在。

至于说西方文化植入香港台湾是一个短期现象,因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主要是问题还存在。香港因为“一国两制”,也让一部分反华势力和西方势力有空间。但这是历史的短暂现象,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这些现象都可以克服的。

问题二:请问中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中,您怎么看中美的人才优势?中美谁更强?

金灿荣:过去这个问题好回答,过去肯定是美国强,美国人才优势太大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要重新思考了,一是美国现在开始排外了,特朗普先生执政以来变得非常的排外,这对美国吸引人才不利。二是特朗普先生对科研的投入是减少的;中国则在奋起直追。三是未来美国人才来源有问题。因为美国的公立教育很失败。美国也有很强大的反智主义传统,公立教育失败,反智主义传统,导致美国本土人才不足,必须从外面引进人才。从外面引进人才,一个是投入不如以前,再就是美国排外,还有外国人才库没有了。

相反,中国老老实实自己培养人才还是有希望的。这里我要强调一个观点,中国的教育改革不能瞎改。近些年我国的教育改革有几个错误的观念,一是学美国搞快乐教育,这是错的,小孩子不让他受点苦,不练点童子功就把他害了,就走上美国公立教育的道路了。二是压缩数理化的比例,大大减少数理化的难度,这都是错的。咱们的宝贝就是数理化人才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教改的方向要重新思考一下,现在的方法是按照美国的方向走。还是要对中小学加一点难度,没有“童子功”一辈子受苦,高等教育中一定要确保数理化的数量和质量。教育体系不走偏路,我觉得我们以后的人才竞争会获胜的。

问题三,美国会不会成为被病疫整倒的世界老大,会不会穷凶极恶,单方面作废我们的美债,并单方面发动战争?

金灿荣:病毒影响很大,以至于我叫它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但新冠肺炎病毒本质上还是事件,影响是有限的。事件突然来,但终究会过去。我觉得它的影响不如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苏联超级大国解体了,变16个国家了,导致冷战结束,人类历史从冷战到后冷战。那个是结构变化,那个影响大影响深远。新冠肺炎病毒作为一个事件对原来的态势有一点促进,但不会改变大态势。所以,结论新冠肺炎病毒本身不会整倒美国,它会让美国经济损失很严重,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受到影响,但不会整倒美国。

美国会不会干脆把我们的美债作废了?这个东西坦率讲我没有把握,按照理性角度讲,它不应该这么做,把我们1亿美元国债没收了,但是美国的国债信誉也毁了,这对它的损失也很大,正常情况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刚才讲现在美国领导人及其周边的幕僚都非理性,而且对中国存在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仇视。所以,正常情况美国不至于没收我们的国债,这是它自毁长城的行为。但因为美国的领导班子太特别了,所以我们对这个危险不能不防范。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会不会在周边发生战争?坦率讲还是我刚才的回答,正常情况应该不会,但是因为美国的决策者太疯狂了,太非理性了,所以中国也得做好相应的准备。

(文字整理:王鹏)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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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士臣:美“全政府”对华竞争策略或迫使中国重新评估战略机遇期

作者:田士臣  来源:直新闻

  中国全国人大推进建立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之际,美英等国高官或前官员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立法行为,这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最后一任英国的驻香港总督彭定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提出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并警告说,这项立法的通过将是香港自治的“丧钟”。蓬佩奥赤裸裸地威胁表示,“任何侵犯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自治和自由的决定,都必然影响我们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地位的评估。美国强烈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灾难性的建议,遵守其国际义务,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这是保持美国法律下香港特殊地位的关键。”蓬佩奥补充表示,美国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还有一些外国媒体针对中国可能在香港设立国安分支机构表示担忧。

  有几个问题可能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可能会非常不明白:

  1.为什么美国国会通过涉台、涉港、涉疆的法案干涉中国内政没有人指责其违反国际义务,而中国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制定适用于自己土地的法律蓬佩奥要求中国遵守国际义务?这种国际义务何来之有?

  2.为什么美国从1947年就制定和不断更新其国家安全法并且其联邦国安法律能在各州施行而中国这样做就不行?

  3.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设立CIA机构开展情报活动没人表示担忧,中国在自己国家的地区管辖区域内依法设立国安机构反而有人表示担心?这种担心是真的出于保护香港人民追求自由繁荣的权利,还是担心其支持“港独”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受到阻碍?

  4.中国内地实行国家安全法没有妨碍内地公民的繁荣自由,内地公民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繁荣与活力早已经超过香港,为什么减缩版的国安法在香港实行就让一部分人担心?现在的香港受“港独”分子游行示威影响日益衰落和经济凋敝,难道有些人担心施行国安法以后香港也会像内地一些城市一样兴旺发达?

  这些问题可能仅仅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关心和产生疑问的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这些问题也不会从蓬佩奥或西方政客那里找到答案。这是因为,美国国务院刚刚出台了一份长达16页的文件名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断言美国过去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美国决定改变对华战略,并扬言采取公开施压的办法,以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领域的扩张”。

  作为一个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的产物,美国新对华战略方针的出台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美国开始从国家政策层面正式对中国战略摊牌,标志着中美新冷战的正式开始,标志着美国开启以“全政府”原则在经济、政治、价值观、军事等领域全面对抗中国的开始。

  这种全政府全领域制华遏华的战略尽管会相对维持在冷战的范围之内,但增加了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发生误判的几率,增加了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发生意外和冲突的现实风险。

  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在于,很难阻止美国这种“全政府”反华的态度会渗透到军事领域。一旦“全政府”反华原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必然会影响本来由职业军官采取决策的一线军事行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除了军事领域的危险,美国新对华战略方针的出台将加速加强美国“逢中必反”的趋势。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几乎对中国采取的所有政策和行动都进行指责,完全不顾中方采取的行动是否合法以及谁对谁错。

  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4月份美国国防部就越南渔船在西沙群岛海域与中国海警舰艇相撞事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完全不顾事发海域在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实。而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发表5.20就职声明,蓬佩奥完全不顾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公然表示支持。

  当然,美国“逢中必反”最赤裸裸的例子还是就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甩锅指责,在不顾美国科学家警告未能采取有力防疫措施导致美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遭受疫情损害的不利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推翻先前对中国抗疫的肯定,把这些自己失职渎职应对疫情不利的责任全都转嫁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总结来说,美国对中国采取行为的判断不再依据任何国际法规定标准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判断,以“中国”这个身份(identity)为依据,任何措施只要是中国做出的美国就反对和打压。

  作者认为,在美国正式调整对华战略方针的情况下,中国也必须进行审慎的战略评估和调整。

  中国政府曾经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过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核心是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为维护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奉行着比较谨慎、忍让和保守的策略,很多情况下为了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宁可自己在经济安全领域“吃点小亏儿”,总体上以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维护战略机遇期,中国也十分在乎国际社会对自己的评价。从长远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这种情况笔者称之为“正战略机遇期”。

  面对美国开始奉行“全政府”的“逢中必反”战略,尽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中国必须调整战略策略,从维护“正战略机遇期”向维护“负战略机遇期”转变,这种转变的几个支撑要素包括:

  1.既然美国“逢中必反”,中国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进取态势,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坚决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项权利。

  2.坚决支持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框架体系,以此为共同利益和出发点发展维护与除美国外世界各国的关系。在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破坏多边主义的情况下,在世界更多面临瘟疫、环保、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多边主义是中国与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石。

  3.坚持更加扩大改革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更加开放中国的市场,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针对美国的产业政策调整,调整自己的产业链,适应新形势下全球化的变革和影响。

  4.坚持自力更生,在影响安全、民生的重要领域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对全球市场持开放态度。

  从根本上讲,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当然希望两国维护合作与竞争共存的良性局面,但既然美国执意要做出这样的调整,中国也必须做出改变。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8

美台频繁互动背后,压缩中美危机的规避空间

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与台湾的互动再次呈现新的升级态势,美台关系正在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走向“实质性突破”的潜在情景。而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这种“实质性突破”的可能前景极大压缩了中美之间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空间,可能意味着中美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实现“摊牌”。

  美台互动不断升级的态势呈现为三大特点。

  首先是美国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寻求逐步“掏空”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历程中,《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这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最根本的政治基础。2018年以来,美国国会先后以“一致”投票的结果,通过旨在提升美台高层级互动的“台湾交往法”、要求对台军售常态化及重启美台贸易协定会谈的“台湾保证法”、协助台湾巩固所谓“邦交”的“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此外,在2018-2020三个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中,美国国会都掺杂了相当多的“援台”内容。上述这些立法内容赤裸裸地将美台之间的“暗中互动”全盘公开化,图谋赋予美台关系以相当程度的“国与国”关系内容。

  其次,台湾所谓“新南向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对接,确立了美台地区战略全面协调的态势。台湾当局搞所谓“新南向政策”,本意是提升台湾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和拓展对外经济的格局,但其整体效果不佳。而自从美国加大推进落实“印太战略”之后,美台围绕这一问题的战略协调显著加强。一方面,民进党当局主动对美国“贴靠”,图谋搭上美国“印太战略”来实现其“南向”突破。2017年12月,蔡英文声称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相关者”。另一方面,美国也寻求将台湾拉上“印太战略”战车,以发挥其最大程度遏制中国的功效。出于这一目的,美国国会在2018年底通过《亚洲再保证法》,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战略”范畴。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公布《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强化印太伙伴关系”的四个重点“国家”之一。由此,美台之间形成了在重大地区战略问题上的密切协作,这种协作标志着美台战略互动的重要“突破”。而这即便是在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期间也未出现过。

  最后,美台“官方”互动呈现为全面常态化,加之大规模的军售合作,美台关系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愈发具有实质内容。最近两年来,台湾所谓“国安会秘书长”在40年后首次实现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会晤,候任“副总统”高规格访问美国,美台官员还首次共同与台湾“邦交国”官员会面,美国助理部长级别官员访台也几乎成为常态。同时,作为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托,美国对台军售规模大幅上升。2019年,美国宣布了四项对台军售,总金额达107亿美元,台湾成为当年美国武器的全球最大买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台不仅进行所谓的“疫情防控”合作,还不断在国际层面密集互动。美国多次为台湾所谓的“疫情防控成功”点赞,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呐喊助威”并公开要求国际舆论的支持。

  美台关系的不断升级显示,在对华“大国竞争”的战略设计中,美国目前并未意识到(也许是不想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也并未认识到操作“台湾牌”的危险性。美台关系的升级,不仅破坏了过去40年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基石,还将对两国本就脆弱的危机规避机制构成严峻冲击。

  一方面,面对美台关系不断升级,中方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危害性更加警惕。在中方看来,“以台制华”已不仅仅是美国战略层面的一个构想,而是切实体现为了日常政策操作,中国对美国的“基本信任”似乎已荡然无存。在危机规避的理论与实践中,“基本信任”的缺乏意味着危机管控将无法有效进行,因为一方将认定对方有意制造危机、扩大危机,而非管控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美台互动的实质性升级,中方采取演习等军事手段(并不意味着直接动武)进行回应的意识更加强烈,中美在台湾周边“回应性”的军事行动都在增加。在官方和国会层面对台湾“示好”的政治暗示下,美国军方近期在台海区域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频频以演练、侦察等活动与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隔空对阵”。台湾问题本就是中美发生重大危机事件的敏感所在,上述态势将增加两国擦枪走火的风险,为危机管控增添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战略层面的“信任”缺失,还是操作层面的误判风险,都将极大压缩中美进行有效危机规避的空间。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7

“新型国家安全”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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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杰恩·贝恩特  来源:文化纵横

  ✪ [美]杰恩·贝恩特 | 纽约大学法学院

  ✪ 李月(译) |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据报道,加拿大法院即将宣布对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案的裁决结果,华为事件再次引发关注。自2018年以来,这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顺势崛起的中国民营公司,被推向了中美经贸争端的风口浪尖。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存在,到底如何与美国的核心利益产生了冲突?

  近期,《耶鲁法学评论》刊文指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打破贸易投资规则的做法,早已从例外变成常态,这本身意味着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范围不断扩大,并深嵌于全球经济活动之中,美国把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也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导致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与冷战不同的是,这种“安全威胁”及应对策略是长期性和常态化的,因为新的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冷战后最初一段时间,美国曾认为经济一体化可以缓解政治冲突,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与中国都处于同一世界贸易体系中,后者的崛起被视为美国“和平演变”意图的失败,由此,经济竞争对手被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经济的相互依存也被视为一种风险,对国家安全的疑惧也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中美经贸冲突表明,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美方必将通过军事、政治与经济手段结合来解决。因此,理解美国“新型国家安全”理念的演变及其现实困境,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美国对华摩擦常态化的根源,并思考突破困局的可能性。

  ▍国家安全对经济秩序的五重挑战

  其一,国家安全范围显著扩展。冷战结束之后,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转向了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腐败、传染病、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

  利己主义与自我保存促使国家安全的概念发生转变。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是政府在这方面的权威与巨额预算被保留下来了。左翼与右翼均推动了国家安全范围的扩展。

  在美国,关于国家安全的争论集中在“往什么方向扩张”,而不是“要不要扩张”。例如,克林顿政府曾经将疾病控制、气候变化甚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之中,这为布什政府采取激进的反恐策略提供了先例。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对安全的定义更广泛,包括经济问题、传染病、网络威胁、跨国犯罪,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还包括气候变化以及一些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美国实践当中也曾以恐怖主义、国际毒品走私、侵犯人权、腐败、跨国犯罪和“恶意网络入侵”为理由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国家安全范围的多变性,其定义必须高度抽象才能具有稳定性。以气候变化为例,国家安全范围的扩大与经济秩序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2019年许多地区进入了气候紧急状态,有一些建议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可以利用气候紧急声明,暂停石油钻探,限制卡车运输或其他化石燃料密集型活动,或对化石燃料交易实施制裁。这种情况下,条约中安全方面的例外措施可能为气候紧急情况提供充分的理由。

  其二,新的主体介入,安全威胁的来源越来越广。个人、团体、自然灾害都可能成为安全威胁的来源。

  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安理会就开始对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恐怖主义资助者和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扩散者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人贩子、毒品贩卖者、跨国犯罪参与者、参与腐败的个人以及黑客等从事网络犯罪的个人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与之相对应的,带来了国家安全与经济法的转变。为保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措施转向以个人为中心,从单纯消灭敌人,转变为建立并控制敌人活动的整个环境,这些措施包括“软实力”、军事措施以及经济措施。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也与更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范式相互作用。

  例如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争端,2018年,伊朗根据1955年关于商业和领事关系的条约,在国际法院(USJ)上对美国提起了第三起诉讼,对伊朗和伊朗某些团体实施或重新实施制裁的某些措施提出质疑。国际法院驳回了伊朗的请求,支持了美国。美国认为,伊朗为了军事用途而支持恐怖组织与激进组织威胁到了美国安全利益。非国家行为者威胁着国家利益,但是也在国家支持下开展活动。

  其三,安全审查范围不断扩大。从“投资审查”机制的扩大就可以看出。安全审查的范围已经涵盖了军事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能源、水和食品供应、教育、卫生服务和媒体。安全审查范围的灵活性对外国投资产生的广泛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议,导致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可能性增大。

  美国、澳大利亚等限制中国华为的投资与贸易在WTO引发了争议,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中国公司出售其在LGBT交友软件Grindr中的股份,理由是该公司积累的数据会带来敲诈风险。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范围在不断扩大,将交易、技术、基础设施、个人数据都包含在内,几乎每一项在线业务、数据传输和新兴技术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安全审查范围实际上比较困难。印度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征用卫星电信频谱,印度主张为了国家需要,但是法庭认为只有用于军事或者准军事情况下印度才能征用,其他需要均不能作为理由。

  其四,安全威胁具有长期性。冷战时期,国家之间冲突的终结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到来,但是目前各国面临的许多安全威胁可能成为生活的基本特征,除非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与技术变革。

  例如,他国的恶意网络活动带来的安全威胁。国际经济法庭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能与欧洲人权法院面临同样的困境,只能遵从国家关于紧急情况继续存在的规定。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各国对紧急状况的判断不会被国际经济法庭推翻,因此美国可以长期对古巴实施禁运,贸易相对方或者投资法庭是否会对这类永久性紧急状态采取更多措施尚不清楚。

  其五是新的政治秩序。历史上多边贸易体制和美国投资活动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开展,即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将缓解冲突并防止世界性的战争,因此经济制度本身被视为依据安全需要而开展的行动。例如,取消关税,出于安全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等成员纳入世贸组织。与此同时,单方面的保护主义被视为威胁。因此,虽然国际贸易制度存在着诸多例外情况,但是最重要的是保持该制度本身。这需要国家安全措施与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边界。

  但是,在现在的安全环境中,这一边界受到了挑战。地缘经济秩序被提出,经济竞争对手被视为安全威胁,经济相互依存被视为风险。经济全球化将美国、俄罗斯、中国联合在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中,政治安全与经济问题不可分割。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外交目的,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对经济秩序提出了更多挑战。例如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铁所采取的关税,美国国会2019年也发现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必须通过军事、政治与经济手段结合来解决。

  ▍国家安全:政治途径为什么比法律途径更可靠?

  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构想,奠定了关贸总协定中的“国家例外条款”的基础。这一条给予了国家在安全范围判断上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荷兰认为“基本安全利益”与“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这两个词语具有模糊性、范围很广可能造成宪章的漏洞。而美国则认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是必要的只要这一条不太过于宽泛。

  《关贸总协定》通过之后,美国及其盟国表明了立场,即每个国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都是自己的法官。以捷克斯洛伐克对美国的一项申诉为例。申诉的理由是美国对东欧国家选择性实施出口管制违反了非歧视性贸易规则。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安全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关于贸易与安全的辩论通常涉及到据称是军事应用的项目,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国与苏联的竞争。其二是经济争端往往不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到了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给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带来了挑战。1982年的贸易制裁争端中,由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国家组成的相对统一的集团认为该安全例外必须受到一些客观的限制。而与此同时西方就国家安全例外保持着一致立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开始挑战冷战时期的解决方法,尼加拉瓜根据其与美国的“友谊、商业和航运”双边条约当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并未规定“它认为”向国际法院就禁运提起诉讼,国际法院支持了尼加拉瓜的诉讼请求。这一判例为与安全相关的贸易投资争端提供了一个国际法而非外交上的的解决途径。

  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法中强制解决争端的发展,带来了对安全例外的司法化希望,从1990年开始,仲裁法庭开始审查根据《双边投资协定》采取的国家安全行动,明确如果在条约中缺乏“它认为”的自我判断语言安全例外条款原则上是可以受理的。在美国与伊朗的案件中也是如此。具体裁判规则上,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了具有约束力的强制性与可强制执行的争端解决规则,防止任何国家单方面采取措施解决争端。

  但是实际上,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今天的贸易体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就贸易而言,世界贸易组织体基本上复制了1947年关贸总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1996年欧洲对美国的一项质疑表明了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边界,欧洲就美国对古巴禁运措施的WTO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美国认为,这些措施符合安全例外条款并警告了WTO。这一案例在各方采取任何措施以及世贸组织做出裁决之前就和解了。无疑,世贸组织的安全例外条款蒙上了阴影,20多年来,没有涉及安全例外的索赔得到裁决,都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各国进一步扩张了安全例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2004年美国修订了BIT条款,明确了安全例外的判断权为自己所有,并在2012年的条约中进行了保留。许多国家在区域、双边贸易协定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措辞,这些协定适用于贸易与投资领域,有一些在国家安全的判断上使用了“它认为”这一措辞,甚至还有一些国家直接禁止法庭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安全例外条款依旧主要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发挥作用。

  然而,冷战时期确立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带来的贸易投资争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政治与外交解决途径建立在国际贸易体系脆弱性的假设之上。国家以安全领域绝对的主权为条件来遵守国际法律制度,如果失去了安全例外条款这个安全阀,那么这些国家会退出国际体系或者无视国际法院的权威,从而导致整个秩序的崩溃。因此国际机构的越权是全球秩序的威胁因素,法律监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维护自己与社会的利益,从而政治途径比法律途径更为可靠。

  新型国家安全从三个方面对安全例外条款的政治解决途径提出了挑战:

  其一,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例外条款假定各国在维持这些制度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各国因此而约束自己。但是随着国家安全的变化,安全比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更为重要。经济机构也变成了各国对抗的领域,各国有更大的动力来打破安全例外条款的边界从而实现其目标。比起自由贸易与投资规则而言,民众、领导人可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规则,这就迫使国家以安全的名义加大对贸易伙伴的压力。

  其二,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假定所有的相关行动者都清楚了解大的政治环境。在美苏两极格局之下,普通的贸易与国家安全的界线非常明晰,虽然这一框架本身不对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产生强制力,但是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规范,这一规范为安全措施采取的时机提供了明确的标准。而新型国家安全概念使得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仅仅依靠外交来解决安全例外条款方面的争议可能是不足够的。

  其三,传统的冷战式国家安全之中,关于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审查可能导致任何一方退出现有的体制。例如,冷战时期如果关贸总协定阻碍了美国对苏联自由采取制裁措施那么美国民众会要求退出关贸总协定。但是今天情况并非如此,随着安全的概念越来越广,与普通监管政策更为全面地重叠在一起,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对国家安全措施进行任何司法监督必然会导致各国退出协定。

  即便美国放弃了全球多边经济协定转向了区域机构和双边主义,走向意识形态更为单一、霸权力量更大的小范围俱乐部,新型国家安全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也将挑战现有的经济规则。

  ▍重新构想国家安全治理

  新的国家安全治理必须回应四个问题。(1)随着国家安全范围的扩张,将此类措施完全放置于法律秩序之外变得越来越困难,需要避免例外变成常态;(2)国家安全范围的扩展要求国际层面的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3)必须灵活分摊维护国家安全的费用;(4)重点应放在设计解决办法上,以促进国家和法庭之间在国家安全政策的范围、该政策与经济规则互动的条件以及新的国家安全状态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和程序方面的信息交流和相互学习。

  下面给出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规制的可能方案。这一方案包括利用国内行政程序作为国际审查的补充,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经济争端,利用去司法化的方式将争端解决的成本内部化,集中进行司法审查。

  第一,利用国内行政程序加强国家安全的治理。

  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或者软标准促使各国为某些类型的安全问题制定标准,作为对国际审查的补充。对于不同类型的安全问题可以制定不同的具体标准。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能源进出口方面做出了明确的安全例外规定,而在投资审查方面确定了更为模糊的安全例外规定,其他方面则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法庭和争端解决小组可以在国内行政程序结束之后通过程序标准来审查安全措施。就像反倾销措施一样,世贸组织协定为国内行政决策制定定了程序和实质性的指导方针,然后由国内机构进行反倾销调查,这些机构的行动接受国际专家小组的审查。这种方法把实质性审查的权力交给了国家,与此同时国际组织拥有程序审查的权力。

  第二,通过“影子政治”解决国际经济争端。

  对于敏感问题的裁决可以引入和解或调解委员会,从而用基于法律的裁决换取一种更为灵活的但是依旧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谈判解决问题形式。在推动和指导国家安全问题谈判上,裁决人员也能够发挥作用。法庭和审议机构可以通过裁决作为基础,推动谈判式“影子政治”来解决问题。世贸组织提供了高度制度化的协商参与机会。各国代表可以参加若干专门委员会与争端解决机构在裁决之前就解决了争端,这些机构促进了公示的达成与监管,其审议是技术性的,避免了政治压力。这些机构为敏感问题的讨论提供了空间。例如,委员会审议过后欧盟取消了对于被认为可能有霍乱风险的食品的进口禁令。

  而在投资法方面,制度化的政治机构较少。目前主要是一些定期交流论坛,巴西最近签署的投资条约完全避免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强制性争端解决而倾向于通过政治斡旋与国家之间的仲裁程序来解决。政策的灵活性与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政治为超国家争议解决机构的存在奠定了基础。许多机构例如世贸组织理事会与委员会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的,由于较弱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政治与外交压力的影响,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将影响协商的结果。这些论坛的讨论没有次数限制而且可以取代司法决定,具有一定的终局性。

  第三,通过非司法化争端解决方式将安全例外条款带来的成本限制在国内。

  这些措施包括不违反救济、非司法的再平衡以及借口但补偿计划。WTO的不违反救济中贸易小组不决定有关措施是否违反任何贸易规则,而是决定该措施是否使另一成员合理期望的贸易利益无效或减损。在一次成功的不违反申诉之后,国家没有义务取消该措施而是同意“双方满意的调整”。这一救济是非司法化的,迫使各国将各种国内安全政策带来的外部性内在化。不违反救济的前提条件是违反了贸易伙伴的“合法期望”,而“合法期望”通常仅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因此新型国家安全难以受到保护。

  WTO的另一项改革提议是“再平衡”,把国家安全措施移出争端解决体系,各国可以单方面限制与安全有关的商品贸易但是必须在其他领域进行补偿性的贸易自由化,否则将受到其他成员国报复。该建议的重点是通过通知要求和建立安全措施委员会来增加透明度,并通过谈判在条约缔约国之间实现再平衡,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要求某些程序性的前提条件来提高国内审查的质量。在投资领域中,有一项“借口但补偿”计划。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可以成为违反条约的借口,但是需要向投资者提供一定的补偿,这就使得国家安全带来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促使一国选择更为经济的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但是仲裁法庭认为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是一个硬性条款是不可以违反的。但是机制上来讲与不违反救济和再平衡一样,借口但补偿允许各州在法律上采取灵活的安全措施,但是强制一定程度的成本内在化,允许根据紧急情况来限制或者推迟补偿。这一方案之中存在道德风险,就像政府政策一定是经济危机的成因之一,国内的经济部门、投资者、国家发展前景对于国家安全成本内部化的要求也可能不一样。

  第四,国家安全审查与国际经济法的结合。

  上述的所有方案都需要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和司法机构可以长期定期相互作用的环境。机构上预置的法庭可以监测会员国发出的政治信号,将政治问题发还给政治机构并督促行政程序的谈判。尽管国际法院中可能存在代理问题,但是常设法院实质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可以平衡国家安全措施的灵活性与国家治理。内嵌于制度的法院能够通过渐进的实践调整法律产出以在敏感问题上确立权威。法庭确立了管理国家行为的广泛原则,通过司法裁判来回应成员国政发出的政治信号。法院作为常设机构的同时会员国也能够有效发出政治信号,这是最好的。世贸上诉机构在这一背景下可以做出最明智的政治决定并且可以管理成员国,通过谈判来平衡相互竞争。其结果是法律和政治通过中介进行互动,法庭决策的有效性在争议解决前后的相互让步中确定下来。但是投资仲裁制度缺乏这样的背景,没有对应的体制与常设法官因此无法进行调节性交流。

  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拒绝重新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实际上该机构已经陷入瘫痪,这可能导致争端解决机制和世贸组织的崩溃。

  ▍结论

  国家安全与经济秩序的冲突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日益扩张的国家安全引发了大量担忧,因为安全经常作为脱离常规、侵犯公民自由、违反国际法的面纱。但是这个标签也会带来政治上的关注度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比如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各国的安全政策。国家安全的扩张也不能一味地被谴责。

  经济法律秩序也存在着自身的规范性问题,国际投资法可能会削弱各国的监管自主权并对并“冷却”有利于健康、环境和其他风险的公共监管。贸易法也经历过类似的斗争。由于国际经济规则威胁到国家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等生存风险的能力,那么自我判断的安全例外可能是一种有效、高效、甚至是逃避这些规则的明智方式,即使这种例外可能被滥用。但问题是,国家安全与全球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有可能破坏贸易和投资规则。

  时下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应对国家安全与经济秩序的新发展,而不仅仅是关注国家安全争端是否应在国际法庭受理,或者遵从什么原则。拒绝任何法律审查的传统方法正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并有可能破坏现有秩序。与此同时,关于裁决的理论还没有成熟,而且往往在灵活性和法治之间给人以过高的期望。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模式,使政治和法律机制在国内和国际两级交互作用,适度规制影响全球经济的国家安全措施。我们可能需要紧抓国际体系的要素,重新安排贸易与安全,超越当前的政治危机,实现体系的变革。

  本文原载《耶鲁法学评论》2020年2月期,转自“法意读书”,原题为《新型国家安全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6

美想制裁中国也就剩这几张牌,能恐吓中国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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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锡进  来源:胡锡进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将在本周末之前宣布对中国涉港国安立法的回应措施,并扬言那些措施将“非常有力量”。美媒提前透露说,它们可能包括制裁实施该法的官员、限制交易、冻结资产、限制中国官员签证等等。在被问及是否考虑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时,白宫发言人没有回答。

  要我说,即使美方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中国人都已经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没走到这一步的其他制裁措施,特朗普怎么好意思把它们定义为“非常有力量”的?

  北京既然已经推动涉港国安立法,就是已经做好了华盛顿有任何反应的准备。拿官员个人财产和签证等做杠杆的制裁,在那些翘首以盼的人的眼里,显然是很拿不出手的,会很让他们泄气。

  中国人大多看明白了,美国一些政治精英准备把中国“往死里整”,中美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博弈已经无可避免。中国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准备与之长期周旋。

  老胡认为,只要中国保持强大的核威慑和整体军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就不敢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与我们军事摊牌。它手中的大小王不过就是“脱钩”的那点东西。

  中国不会反过来意气用事主动切断与美联系,我们会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加中国市场的全方位吸引力。至于美方得瑟,非要在它越来越萎缩的那些优势领域与中国脱钩,那就让它脱吧。

  美国最核心的优势是几个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清楚我们必须恶补那些短板,而在动员举国力量的情况下,我相信能够实现那些突破。几十年前中国都能把两弹一星造出来,跨入超级大国拒绝我们涉足的门槛,如今被卡脖子的几个领域,我们怎么可能就突不破呢?

  美国的另一个核心优势是金融霸权,它能够扰乱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些渠道,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变得不方便。但美国那样干,也是损害它自己控制的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越来越接近与美并驾齐驱,它往前逼一步,中国另起炉灶的工作就会往前推进一步。

  如果金融战无限上升,最后损失最大的肯定是美国。美国的实体经济萎缩,人变懒了,很大程度上靠金融吃饭。打金融战,从宏观上说无异于美国割自己身上的肉。

  中国人是很务实、勤奋的民族,我们兢兢业业地做事,构建起非常齐全的制造业体系,科技上也汇集起重大攻关突破能力,而且我们的市场潜力无穷。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用“孤立它”来加以抑制的。

  往前面几十年展望一下,3亿多的美国人妄想“孤立”十几亿进入了现代化的中国人?这太狂癫了吧,相信历史正在捂着嘴笑。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5

从内布拉斯加州看美国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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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继2018年和2019连续发布从俄亥俄州和科罗拉多州看美国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中产阶级的报告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发布报告,以内布拉斯加州为案例,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中产阶级。

  文章摘要如下

  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外交政策不是经常出现的话题。然而,一旦出现,两党候选人往往会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应该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还应该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带来更多切实的经济利益。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研究团队合作,调查了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斯科茨布拉夫、凯尔尼、林肯、北普拉特以及奥马哈等城市中产阶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

  为何选择内布拉斯加州?

  由于之前已经调查了俄亥俄州(一个主要的制造业摇摆州)和科罗拉多州(一个新经济州,近年来逐渐变蓝),工作组决定再调查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农业州。内布拉斯加州的经济极为依赖农业,该州的州长和整个国会代表团都是共和党人。

  然而,内布拉斯加州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州或红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是美国仅有的两个选举人票有可能被多个总统候选人瓜分的州。内布拉斯加州还是美国唯一一个实行一院制的州,该州议院是美国唯一没有党派色彩的议院。此外,内布拉斯加州的人口增长率、高等教育水平和制造业劳动力比例都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州很好地展现了中产阶级家庭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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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斯加州服务出口市场在美国各州的排名情况;来源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

  内布拉斯加人不太了解美国的全球角色

  在新冠危机之前,人们对美国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经济状况普遍抱有信心,但也对工薪家庭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难度深感忧虑。像科罗拉多州和俄亥俄州的人们一样,内布拉斯加人对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的不断上升感到越来越焦虑,此外,他们还担心该州独有的一些问题,比如高财产税、零售商店大量倒闭、洪灾和农场合并。

  人们不太了解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科罗拉多州和俄亥俄州一样,内布拉斯加州的工薪家庭很难确定美国多数外交政策如何影响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在没那么依赖海外市场的地区工作的家庭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关注的是日常工作和满足日常开支。而且,即使他们关注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受到媒体带有政治偏见的报道的影响,他们也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

  人们对外交政策专业人士(以及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正在下降。与科罗拉多州和俄亥俄州类似,内布拉斯加州也有很多人怀疑,华盛顿特区的外交政策专家是否真正了解中等收入家庭面临的经济现实,或者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时是否把这些现实放在首位。

  对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中产阶级而言,国际贸易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它会影响农业生产。人们的观点非常一致:国际贸易越多越好。虽然许多内布拉斯加州人表示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决定,甚至表示愿意为此在短期内承受一些痛苦,但对于能够承受多少痛苦,以及这么做是否值得,他们的观点存在分歧。

  与贸易议题一样,移民问题也被视为与内布拉斯加州经济以及中产阶级最相关的“外交政策”议题。受访者普遍认为:美国需要采取一种精简、务实的方式,允许更多外国人进入美国,填补内布拉斯加州的空缺岗位。内布拉斯加州农村人口的减少使得农村地区更加依赖外国移民来弥补劳动力短缺。尽管如此,他们对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进行了区分,并且反对开放边界。

  受访者普遍强烈支持在和平时期维持国防开支以保持美军强大,不过他们对美国卷入另一场大型战争不感兴趣。对他们而言,国防强大的必要性压倒了经济考量。

  当被问及气候变化时,受访者关注的是监管改革对乙醇生产、农业、牧业和煤炭铁路运输相关工作的短期影响。与科罗拉多州不同,内布拉斯加州只有少数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三州调查结果存在共性

  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和俄亥俄这三个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无论是在这三个州的农村还是城市,是特朗普大本营还是民主党大本营,所有人都对美国中产阶级状况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持有类似看法,州内部或州之间存在的差异往往反映出相关社区和基础产业经济利益的差异。因此,即使如今政治两极化和党派之争愈演愈烈,美国中心地带两党支持者之间的共同点也比那些在华盛顿特区工作、收看有线电视新闻或生活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所认为的要多。他们的共识主要有六点:

  对美国经济状况充满信心,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感到焦虑;

  不太了解美国的全球角色;

  对外交政策专业人士(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联邦政府)的信任正在下降;

  外交政策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影响通过相关社区依赖的中等收入工作和基础产业受到的影响来衡量;

  最关心的外交政策议题是国际贸易;

  有人支持和平时期保持国防支出,但也有人怀疑海外军事干预是否明智。

  对这三个州的调查结果进行反思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外交政策专业人士需重新审视自己应如何定义旨在通过美国外交政策来推进的国家经济利益。这些案例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是衡量美国中产阶级经济福祉的重要而非全面的指标,必须审视外交政策对中产阶级就业、生活水平和当地社区经济活力的影响,必须更充分地认识到,这些影响如何因地区而异。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报告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Perspectives from Nebraska。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4

抗疫糟糕,特朗普遭坚实选民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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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ren Tumulty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特朗普对疫情的糟糕处理可能会让他失去共和党最可靠的选民

  本期编译:雷思雨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巫    彤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Trump’s poor handling of the crisis may lose him the GOP’s most reliable voters

  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作者信息

  卡伦·图穆蒂(Karen Tumulty )是《华盛顿邮报》主要报道国际政治的专栏作家。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共和党人本在老龄人口中具有选票优势,但由于特朗普总统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处理无能和变化无常,他在这个最易受病毒攻击的年龄组中迅速失去了支持。对拜登来说,要赢得大多数老年选民的支持仍然是一个挑战。离秋季大选还有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变数。

  共和党人在整个21世纪享有的最持久的政治资产之一,就是他们在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所占的选票优势,在民调中,这些人往往比其他任何群体都会更加可靠。

  但是,由于特朗普总统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处理无能和变化无常,他在这个最易受病毒攻击的年龄组中迅速失去了支持——这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因为他们正期待着秋季大选的到来。特朗普在年龄仅次于他的群体,即55岁及以上的年龄组中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

  这一转变在最近的一系列民调中都有所体现,其中包括特朗普自己的竞选团队进行的民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党民调专家杰夫•加林(Geoff Garin)在5月第2周对44个关键选区进行的调查。

  在这些选区,65岁以上的选民表示,在2016年,他们的支持使特朗普拥有了22个百分点的优势——58%对36%。

  但今年,同样是这些受访者,他们的意见几乎是各占一半,47%的人说他们打算投票给特朗普,43%的人表示打算投票给民主党推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这是18个百分点的巨大净波动。

  加林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客户做了这项调查,并表示:“如果特朗普团队不指望在老年群体中表现出色,那他们就真的有麻烦了。特朗普正在毁掉共和党的一个重要优势。”

  自2000年以来,除了阿尔·戈尔(Al Gore),还没有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65票以上的选票。那是另一时代的人,他们的政治忠诚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担任总统期间和新政时期形成的。

  实际上,从疫情大流行一开始,共和党人就一直在以不同程度的微妙方式向美国老年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如经济状况重要。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曾大声说道:“我们这些70多岁的人,会照顾好自己的。但是不要牺牲国家。”

  帕特里克的言论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科罗拉多州州长、民主党人理查德·拉姆(Richard D. Lamm)发表的一份臭名昭著的声明。他说,身患绝症的美国老年人“有义务死去,并让出道路”。与其依赖昂贵的、延长寿命的机器,老年人应该“让社会和我们的孩子构建一个合理的生活。”拉姆被称为“消极州长”。

  抛开这些麻木的评论不谈,特朗普和共和党人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年长的美国人一直密切关注着总统对危机的处理。

  他们是最关注电视新闻的群体,这意味着他们比年轻选民更有可能亲眼看到特朗普做过的一些更奇怪的事情,比如考虑饮用漂白剂治愈2019冠状病毒病。他们知道,尽管特朗普现在否认了这一点,但他最初对冠状病毒带来的危险不屑一顾。每天,这些老年人都能看到特朗普的喜怒无常和推卸责任,听到特朗普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投票率方面,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在2016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有近71%投票;相比之下,在18- 29岁的人群中,只有大约46%的人投票。

  老年选民在一些州也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州在今年秋天大选时将最为关键。佛罗里达州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最近的民调显示,拜登在该州的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但是,在特朗普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亚利桑那州,也有很多退休人员。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州,该州近20%的人口年龄在65岁或以上,这一比例在全国排名第八。

  然而,目前各州的民调仍然不足,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有很大变化。对拜登来说,要赢得大多数老年选民的支持仍然是一个挑战。但是,如果他能显著缩小与特朗普的差距,这可能会给这位前副总统提供一个缓冲期,让他可以应对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年轻选民的数量可能不会如民主党人所愿。

  当然,随着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推动美国重新开放,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行动过快,引发第二波感染,可能正好赶上大选。但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最可能受病毒影响的年龄段也是最可能投票的年龄段。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8

旧文章ID:21823

新冠病毒在逼近特朗普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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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ID WILSON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雷思雨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谢嘉韵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COVID-19 spreading through Southern, Midwestern states

  来源:The Hill

  作者信息

  里德·威尔逊(Reid Wilson) 是美国政治刊物《国会山报》的记者。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2019冠状病毒病正开始袭击一些躲过了第一波疫情的美国城市,提醒着人们,它仍有可能感染到数百万迄今为止还安全的美国人。在病毒广泛传播的县中,2016年选举中支持特朗普的县是支持希拉里的县的三倍多。企图重启经济以连任的特朗普需要告诉美国民众,即使重新开放经济,也要保持社交距离,才可能赢得更多现在易接触病毒的选民。这场抵达美国的大流行意味着,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在反对维持公共卫生措施方面,言论可能会更加温和。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继续在美国各村县和小镇肆虐,主要爆发在南部和中西部各州,这些地区正在成为新的疫病爆发中心。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William Frey)的一项分析显示,目前有近80%的美国人居住在病毒广泛传播的县。

  在上周,176个县已经开始出现病毒大规模传播的迹象。其中绝大多数(159个)是较小的远郊或村县。这些地区的病毒传播增加表明,病毒从最初的传播中心即纽约、底特律、旧金山、西雅图和新奥尔良等主要城市的中心向外扩散,进入邻近地区。

  但病毒也正开始袭击一些躲过了第一波疫情的城市,这是令人不安的,它提醒着人们,病毒仍有可能感染到数百万迄今为止安全的美国人。

  人口密集地区如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和圣彼得堡,现在报告了数十起新病例。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大都市区的科林县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维克县也出现了病毒更广泛传播的迹象。

  像阿肯色州耶尔县这样更小、更偏远的社区以及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和俄亥俄州哥伦布等大城市以外的远郊地区也是如此。

  “就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而言,美国非常的集中而多样化。”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卫生与人类服务学院的流行病学家阿米拉·罗斯(Amira Roess)说:“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看到不同疫情程度的部分原因。总的来说,我们会继续在美国城市化程度较低地区看到疫病爆发。”

  上周,首次报告大范围感染的县超过一半是郊区,其中近30%是农村或小镇。只有15%是像佛罗里达州坦帕和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中心。

  现在大部分报告高患病率的县(59%)都在南部州。在这些新出现疫情、令人担忧的县中,中西部县占22%,西部县占17%。东北部只有几个县——两个在纽约州,一个在缅因州——被加入了病毒大规模流行地区的名单,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在第一波疫情中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随着病毒向更多农村地区传播,它对特朗普最热心的支持者们构成的风险越来越大。在病毒新传播的176个县,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从中获得了近53%的选票,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些地区仅获得41%的选票。

  弗雷的分析显示,在病毒广泛传播的县中,支持特朗普的县是支持希拉里的县的三倍多。

  弗雷写道:“在目前首次出现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县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与病毒最初袭击的那些县相比,这些县的疫情看起来和美国的其他地方更相似,尤其是助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那些地区。”

  选举考量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那些农村和保守地区的居民最有可能听取和信任特朗普本人的建议。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弱化了病毒的威胁,在最近几周,他呼吁州长们开始释放经济,希望经济复苏将有助于他今年的连任。

  如果特朗普告诉美国人,即使经济重新开放,也需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他可能就会影响那些现在变得更易接触病毒的选民。

  弗雷写道,抵达美国的病毒“意味着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在反对维持公共卫生措施方面,言论可能会变得更加温和”。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2

吴心伯:未来六个月是中美关系至暗时刻,中方要有反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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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念  来源:文汇报


“未来6个月的美国大选中,中国话题会成为两党竞争的核心之一,双方会以对中国的强硬来争夺选民。因此,中美关系将进入中美建交以来最严峻时刻。”今天下午四点四十分,在复旦校庆115年的线上讲座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用25分钟分析了中美关系面临的最新挑战,他强调,面对特朗普政府此间的疯狂和非理性,中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显示出中国的反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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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疫情发生后,美国发起系列“甩锅中国”言行

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摩擦,甚至波涛汹涌,究竟何去何从?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所关注,也是全世界的最大关注点之一。吴心伯认为,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美国借疫情继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导致了两国官方失去基本政治信任,民间的恶感升至高位。

吴心伯梳理了美国对待新冠疫情反应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20年1至2月,“基本上采取了幸灾乐祸的观望态度,甚至有落井下石之心。”这个阶段,反华的强硬派想借机推动在美企业回流,促使中美经济脱钩,他们认为可借此阻止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甚至可以导致中国社会不稳定。可以说,面对中国举国的抗疫,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援助。

第二阶段是在3月后,由于疫情在美国本土不断扩大,造成很大的冲击,特朗普为了转移其抗疫不力的责任,开始了一系列、步步推进的“甩锅”言行。首先他将病毒污名化为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当国际科学界都证明病毒来自自然界后,他又指责中国没有提供透明的信息;继而又抓住“病毒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出去”,鼓动要对中国进行追责和索赔,这些被证明无证据后,特朗普又变换为“中国应对不力”的罪名。其次,特朗普以医疗防护物资过度依赖中国为由,借机推动这些制造业回流美国;第三步,特朗普以世卫组织偏向中国为名,停交会费;看到中国给世界各国支援抗疫物资时,又酸溜溜地攻击中国要“谋取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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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里亚认为,民主党被共和党“指责中国”的选举策略错误地影响,将会产生持久的后果

六重错误举措步步紧逼,持续推进对华竞争战略

众所周知,2018年以来,美国两党就形成了一致的对华战略竞争的外交政策,即希望和中国开展经济、科技、金融、军事、外交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竞争,来阻止中国赶超美国。吴心伯历数新冠疫情后,美国借机推进的六重错误举措。

首先是发起对华出口管制,特朗普借口中国将先进的民用产品用于军用,比如飞机、导弹等,故限制了美国的出口;

其次,加大了对5G领航科技企业——中国华为的打压。在两年遏制未见效后,此次又提出了美国商业管制清单,阻止全世界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代工厂给华为提供芯片,企图进一步扼杀华为的科技崛起;

第三,取消了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营资格;

第四,打压中国媒体在美正常业务,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列为外交使团,不仅削减驻美新闻机构人员数量,还将他们的驻美签证有效期缩小到90天,为正常工作设置种种限制;

第五,阻止了美国联邦养老基金会对中国股市40亿美元的投资,使得该基金会决定无限期推迟对中国股票的投资;

第六,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加大挑衅。美国不仅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还支持他们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无限挑战中美建交的底线——一个中国原则。尽管美国的航母出现新冠疫情确诊人数,但是,美国依然不断派军舰和飞机到南海,还进入西沙群岛水域,吴心伯驳斥,“这是公然宣誓挑衅中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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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2020竞选口号是“让美国继续伟大 加感叹号!”(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6个月大选中,不排除特朗普采取升级行动获选票

在美国上述言行下,“中美关系气氛严重恶化,战略竞争强化”,吴心伯用“两化”概括。不仅官方无法确立互信,中美民间的彼此恶感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人觉得美国不是个正常的国家,美国民众在政客、媒体的连篇误导下,也无法辨别真相。”在战略竞争上,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方案,要迫使所有美国在华企业搬回美国,造成制造业、科技、贸易上脱钩的事实;在抗疫国际话语权上,“自己不想做领导,也做不了领导,但看不得中国的有所作为”;而对于中国在抗疫上治理能力的优良表现,又将此推演为制度之争,因此,疫苗开发速度,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美国与中国竞争的重点,为此,美国日前不惜再度甩锅中国,说中国的黑客截取了美国疫苗研发技术。

从2018年开始的对华战略竞争层层升级,最终将在接下来的美国大选中充分体现。吴心伯分析,以往,中国话题只是两党竞选的翘边鼓,但接下来的6个月内,将成为重心。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特朗普会稳操胜券地连任,因为经济是他胜选牌,但是疫情让一季度、二季度的GDP大跌眼镜。因此,“只有拿中国做替罪羊,最近共和党的一份长达57页的策划书外流,里面都是如何攻击中国,转移民众注意力的具体方案。”吴心伯指出,民主党竞选人拜登为了获得选票,只有攻击共和党往昔对中国不够强硬。

“两党抹黑中国、栽赃中国会进入历史新高。”而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国内政治矛盾都会转嫁到国际事件中,此时,民众普遍会支持在任总统。吴心伯推测,“因此,不排除特朗普在南海挑起可能的冲突,而台海问题也有可能掀起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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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错误行径,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中国要以足够的反制力和掌控力与美展开斗争

那么中国怎么办?吴心伯认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既要冷静,又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

首先,在美国对中国在抗疫上的污名化,中国要有足够的反击能力。目前,我国已经在外交等系统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击,“这在对美外交史上也是少见的。”第二,在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要表现出足够的掌控能力。第三,如果美国在经贸、金融上继续施加压力,中国要有足够的反击能力和杀伤力,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继而感受到自身利益受损而偃旗息鼓。

在经历了这6个月的动荡和激烈矛盾时刻,中美关系才会重新启动。“只有让美国感受到中国的意志、决心和实力后,才能更有利于我国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才有利于重启六个月后的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7

旧文章ID:21821

从相互指责到封锁华为升级,贸易战2.0会上演吗?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1月15日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迎来休战充满希望。出于双方的政治原因,一段平静的时期似乎至少有望维持到2021年初。

  初看,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疫情似乎并未伤害这一协议。当然,很快就有人怀疑中国无法履行其义务,特别是到2021年底要多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协议的这一内容曾让特朗普总统格外自豪。

  由于新冠疫情抑制了中国的消费,且类似的影响已经传遍全球,双方看来都可以做到务实灵活。事实上,第一阶段协议谈判人员之间的电话会晤传达出积极的关系和进展。近期,5月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同意推进这项协议,并且将举行定期会晤。

  然而,特朗普政府目前的言论和行动都表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出现了大麻烦。

  美中贸易战2.0会很快爆发吗?

  太平洋两岸的指责游戏

  太平洋两岸的言论正在失控,双方就冠状病毒的起源展开了相互指责游戏。

  最近,北京似乎听取了让事态降温的呼吁,然而美方的言论仍在继续升级。特朗普发表了迄今为止对中美关系最激烈的评论之一,他在5月14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可能会把全部关系都切断”。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则火上浇油。他在5月17日表示,是北京派出的航空乘客将病毒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他还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暴发之初的处理不当付出代价。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这场大流行给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抨击中国,而不是专注于应对国内疫情。不过,特朗普政府并不只是在嘴上说,而是采取了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可能采取、但碍于政治和经济风险尚未采取的行动。

  技术冷战

  在这些行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升级了技术战,即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华为公司使用全球芯片供应商的产品。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加强对华为的制裁,禁止它获得在美国软件和技术帮助下生产的半导体。

  几天之内,全球最大合同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就宣布,不再接受其第二大客户华为的订单。台积电还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一座120亿美元的芯片厂。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称赞此举是“在中国试图主导尖端技术和控制关键行业之际,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持”。

  这些事件意味着,华为将越来越难获得以任何方式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包括制造设备,以及关键的设计软件。考虑到中国科技龙头企业面临的生存威胁,北京不太可能袖手旁观。

  中国商务部暗示将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将苹果、波音、高通和思科等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这可能会阻止它们进入中国市场。作为美国制裁目标的华为公司指出,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破坏整个全球技术供应链的稳定。

  自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操弄时断时续。反反复复的贸易较量,以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虎头蛇尾的结局,说明他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但是,随着科技战在全球经济困难时期升级,风险在指数级增长。杰富瑞股票研究公司的分析师指出,如果中国决定对美国制裁华为的动做(确实危害到了该公司的生存)进行报复,那么,“一场‘超级’冷战的危险就会与日俱增”。

  是言论还是行动

  目前还不清楚这场对抗主要是言论上的,还是会继续演变成为更具体的行动。但明显的是,华盛顿一直在迅速扩大它的对抗领域,包括技术、金融和地缘政治问题。也许,当这种高风险真正凸显的时候(例如美国股价大跌),特朗普总统才会收起其混乱无序政府的那套统治。

  他曾在今年2月这么做过,当时他说:“我希望能让我们的公司做生意。我是说,放在我桌上的那些东西和国家安全不相干,包括芯片制造商,还有其他种种。所以我们打算就算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在另一个国家生产那些芯片,或者是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地方生产。”

  此时此刻在政治日程上,加上疫情正严重影响着美国经济,特朗普不太可能想疏远中国。两个大国在经济关系上深深地相互依存,在抗击疫情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方面有共同的利益。

  虽然如此,我们仍必须为一场全面的经济战做准备,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制裁中国公司,中国禁止美国公司进入其市场,所有这些都让事态进一步升级,比如,双方征收更多报复性关税。事态的这种转变将真正标志着一场悲剧,并且令上世纪30年代初的政策错误相形见绌。

  原文标题《会有贸易战2.0吗?》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8

旧文章ID:21820

孟晚舟被当成“人质”,裁决背后这场斗争关乎中美格局!

作者:石江月  来源:石江月防务观察

  5月28日凌晨,我们没有等到关于孟晚舟一项关键裁决的好消息。

  在此之前,许多国内外法律专家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判断,“双重犯罪”的指控在加拿大很难成立,因此孟晚舟应该获得释放。但是,28日凌晨的裁决和事情的走向,显然没有沿着法律专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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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外媒也提到一个问题,这一裁决的场外因素到底有多大?如果孟晚舟不是Huawei的高管,是不是现在早就已经回到国内,与家人团聚了呢?

  这背后,可能确实与美国举国家之力遏制Huawei,有着莫大的关系。

  01 人质

  加拿大法院于北京时间28日凌晨做出一项关键裁决,决定继续推进孟晚舟引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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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天被公布的一份23页的判决中,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霍尔姆斯法官(Heather Holmes)就引渡案的“双重犯罪”指控作出裁定,认定孟晚舟的行为在她被捕时在加拿大和美国均属于犯罪,从而推动该案将进入下一阶段。

  这位霍尔姆斯法官在这项裁决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可以被视为理解孟涉嫌欺诈的背景,“美国制裁的效果可能会适当地在双重犯罪分析中发挥作用,作为审查涉嫌行为的背景或背景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个表述如此繁琐?核心的原因是,美国制裁了伊朗,但是加拿大并没有。

  在此之前不少中国和加拿大的法律学者就曾表示,此案并不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即两国法律都认为构成犯罪才可以引渡。若美方指控孟晚舟的罪行在加拿大司法体系中并不成立,即不构成“双重犯罪”,加方将不可批准引渡。

  此前,孟晚舟律师曾表示,在加拿大同意开启引渡程序之时,加政府并未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意味着逮捕孟晚舟的行为并不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加拿大刑事辩护律师、引渡法权威加里•波特丁表示:“如果法官判定孟晚舟的行为在加拿大司法体系中不构成犯罪,那么整个案件将结束,孟晚舟将重获自由。”

  美国指控孟犯下银行诈欺。但华为和孟晚舟都举证,她并未犯罪,所以力抗引渡的要求。

  孟晚舟的首席辩护律师裴克(Richard Peck)当天在法庭上说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加拿大实际上是被要求“执行美国的制裁”。

  为了维护加拿大政府的颜面,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则宣称,说谎本身就是欺诈,无论是否存在制裁。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这位霍尔姆斯法官不同意孟律师团队的论点。她表示,辩护团队将孟的每一个具体行为放在加拿大的背景下考虑,但这样做“会忽略它们的整体效果,从而忽略被控行为的‘本质’。”

  裁决中写道,“孟女士对双重犯罪行为的分析方式,将严重限制加拿大在引渡欺诈和其他经济犯罪方面履行其国际义务的能力。”

  但是,难道不应该在加拿大的法律背景下,来考虑孟的行为是否违法吗?特鲁多所说的加拿大司法“独立性”上哪去了?为什么还要考虑美国制裁伊朗的背景?

  在裁决宣布之后,孟在美国的代表律师温加滕(Reid Weingarten)表示,他的当事人不应被美国人当做美中关系中的“棋子或人质”。

  他说:“今天在加拿大的裁决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的序幕……我们相信正义最终会得到伸张。”

  02 一线希望?

  在这份裁决宣布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迅速在推特上发布声明称,中方对有关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以及坚决反对,并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声明还指责加拿大协助美国打压华为,要求立即释放孟晚舟。

  由于这位霍尔姆斯法官的裁定支持加拿大政府,这个案子将在今年6月进入下一阶段,辩论加拿大官员在逮捕孟晚舟时是否遵守了法律。预计在今年9月的最后一周和10月的第一周进行结案辩论。

  即使加拿大法院最终判决建议引渡,最终是否引渡到美国的决定,还将由加拿大司法部长做出。

  孟晚舟接下来将面临严峻的法律挑战。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这个美国的“小弟”,自2008年以来,从美国收到的798起引渡请求中,加拿大只拒绝或解除了8起引渡请求,占总数的1%。

  也就是说,仍有“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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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公司对此次裁决也作出了回应:

  我们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我们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们也将继续支持孟女士寻求公正判决和自由。我们希望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最终能还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师团队将不懈努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针对孟晚舟事件,中国官方数次发表声明。在宣判前夕5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重申:“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在庭审当天,孟晚舟由住所离开时笑容满面,到庭听裁决期间并无向记者发表讲话,但是态度非常坦然。转眼间,孟晚舟被羁押已经500多天,而这漫长的500多天里,孟晚舟经受住了考验。

  回到2018年12月11日,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枪林弹雨的周璇之后,被无故无理拘扣10天的孟晚舟,终获保释。

  那天,孟晚舟在朋友圈报了一声“平安”,回到家人身边,笑对外夷刁难,温暖致谢,透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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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晚舟朋友圈的配图,是华为企业宣传照。

  右边穿着芭蕾舞鞋的脚优雅的踮起,而左边脱下鞋子的脚,却变形、受伤、贴满绷带,简直满目疮痍。

  一句简单的配文: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转眼,到了2019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孟晚舟的指控,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请求。后在各方力量努力下,美方暂且搁置。

  2019年5月9日,孟晚舟给所有华为人写了一封信,名为《谢谢你们,我最亲密的伙伴》。在信中,孟晚舟表明自己虽活动在“方寸之间”,但心中的色彩和天地却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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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在这500多天的时间里,孟晚舟依然很自信很坦然,心中已经放下,对她来说因为背后有华为,更因为背后有中国!

  加拿大方面一直强调他们的司法独立性,说中国应该予以理解。其实,我们从来都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包括司法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事关中国公民的利益,我们有责任过问。我们须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美国方面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难以支撑他们的指控。加拿大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美加关系,一直扣押我国公民,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

  03 背后的斗争

  孟晚舟案从产生到发展,其背后都是各方政治力量博弈推动,本质就是美方为从高科技技术上围剿遏制中国而假借法律手段采取的主动攻击措施。由于美国强势在域外适用其国内法,在加拿大启动引渡程序,使自己的国内法可以在域外得到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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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商务部日前再度延长华为的临时许可到8月13日,但同时他们也更改了一项出口规则,意图打击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根据这项规则变动,即使芯片本身不是美国开发设计,但只要外国公司使用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就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向华为或其附属公司提供芯片。华为继续获取某些芯片或使用某些美国软件或技术相关的半导体设计,也需获得美国的许可。

  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切断华为在全球的芯片供应。消息一出,引起了高通、思科、苹果、波音等美企股价的剧烈波动,高通2小时跌幅一度超7%,可谓是不惜牺牲美国企业利益也要打击华为。

  华为该如何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5月16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一条题为“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的文章,并配上了一张图。

  文章只有两句话:“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言弃”。配图则是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孔累累的伊尔-2攻击机,依然坚持飞行,终于安全返回。

  看懂这张图,你就会明白长时间以来,面对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大国的封锁,华为公司为什么生命力如此强大?

  首先,意志坚定,决不后退。“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言弃”。这两句话已经充分并且形象地表明了华为对美国打压和封锁的态度,那就是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只有意志坚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让自己闯出一条血路和生路。

  其次,华为与美国相关企业有着非常深的利益链接,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共生关系”。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制裁、封锁华为,美国相关企业也会受到重创,丢掉大量市场和饭碗。贸易律师道格·雅各布森表示,“这对美国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远大过华为,因为华为将发展他们自己的供应链……最终华为将找到替代方案。”

  第三,华为一直不懈努力的,就是在通信技术领域不断向前奔跑,做一个行业的领先者。2019年至今美国以各种手段打压华为,但华为5G市场订单依然位居全球第一。而近期一份报告显示,在华为进入去年的“实体清单”后,美国排名领先的半导体公司每季度收入中位数均下降4%至9%不等。可以说只有成为行业的技术领先者,就有了最大的底气,不惧怕美国政府的打压。

  那么,为什么美国铁了心要打压华为?

  第一,因为华为与其他中国互联网大企业不同,华为是中国先进原创技术的代表!原创技术代表着颠覆性!很多中国大企业在做的是技术应用,需要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

  第二,5G将不仅仅是改变人的生活,更会改变世界。因此,这或许是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在技术领域获得的一项领先,西方技术城墙被华为公司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第三,5G技术平台也是智能化和物联网等未来关键技术的基础,也关系到经济未来的发展。如果我们掌握5G的主动权,将意味着面对霸权国家,我们有能力掀桌子!

  这关乎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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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事件颠覆了世界以往对美国的认知

作者:刘胜军  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

  01 是时候看清真相了

  在 5 月 27 日的一次重要判决中,很多“自媒体”伪造的奇迹未能出现,加拿大法官裁定:孟晚舟“双重犯罪”成立。

  此时此刻,国人心里一定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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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看清真相了:

  真相 1 :孟晚舟案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案件而非单纯的法律问题。如果你还在咬文嚼字推敲法官的判决,只能说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ive。

  真相 2 :美国加拿大的确是法治社会,但对不起,其“法治”只适用于本国公民。对于孟晚舟这样的“外人”,“法治”只是温情的面纱,面纱背后则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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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联手搞华为:特朗普与特鲁多

  这些简单的事实,很多人至今都觉得难以置信。其实,这不是阴谋论,而是阳谋。

  02 道统与政统

  要穿越这些迷雾,必须区分道统与政统。

  著名投资家、美国喜马拉雅资本董事长李录指出:

  • 美国建立并推广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它的软实力。正如 2.0 文明时代的中华帝国,在建立以法家为主体的帝国体制之外,又奉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为正统,在精神上、文化上让帝国的民众心悦诚服,美国的意识形态包括提倡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 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理念。这套普世价值观有足够的力量,能被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接受。

  • 但是,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素来有“道统”和“政统”之争,道统就是儒家学说,政统就是帝王权术,区别是一直存在的。美国也一样,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质的差距。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强调世界上人人平等,都享有普世人权。但是美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区别很大,对不同的国家及其公民也区别对待,其国际关系政策与国内政策有时可以大相径庭,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站到美国对立面的国家尤其如此。

  读到此处,相信你一定有所顿悟了。

  03 美国的两面性

  《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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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定命运论”赋予了美国扩张的道德正义感

  • 美国政治精英的言辞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然而,关起门来,策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按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

  • 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政治学家卡尔在 1939 年就说过:“欧洲大陆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 这种伪善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04 美国阳谋

  在华为事件中,美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华为。原因只有一个:羡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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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美国司法部长说的赤裸裸。

  “华为绞杀令”一周年之际,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再度加码,禁止全球所有技术来源含有美国成分超过 10% 的芯片制造商为华为代工芯片。此前的 2 月 6 日,特朗普的忠诚打手、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就“美国为何绞杀华为”讲到:

  • 中国已经抢滩,现在 5G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领先会让美国失去制裁的权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设备之间的联系。

  听懂了吧?所谓“国家安全”只是“谋杀华为”的遮羞布。

  华为的灵魂是任正非,而任正非最大的资产就是女儿孟晚舟,可以说,美国精准拿捏。美国希望藉此打击任正非的意志,进而摧毁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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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情深

  孟晚舟已被拘押 544 天,而类似的引渡案上诉可延宕数年。换言之,无论 N 年后的最终裁决如何,美国的目的已经达成:让任正非在事实上失去孟晚舟。

  这一切都是政治:

  •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言:“美国方面会视贸易协定谈判的结果,决定是否放弃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

  • 严重且卑劣的程序违法:加拿大执法部门在逮捕孟晚舟过程中,违背本国法院命令,故意延后3个小时拘捕孟晚舟。3个小时内,加拿大执法部门非法逼迫孟晚舟交出手机信息,将其分享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加拿大皇家警察格拉夫在自己笔记本上写到:“(我们)会找到手机,将会按照美国FBI的要求收缴(孟晚舟的)手机。”负责“抓人”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克兰德则在笔记中写到:“收缴两部手机……(来自)孟晚舟等。”克兰德的工作笔记甚至透露孟晚舟当天被迫交出了手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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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司法部提交给纽约东区美国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中说,担心孟晚舟试图从该公司起诉美国的官司中搜集证据,以便在加拿大“对美国刑事起诉提起诉讼”。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法官限制华为与孟晚舟向外界披露证据的能力,以防止孟晚舟将加拿大政府的引渡听证会变成对美国的刑事起诉。

  孟晚舟的首席辩护律师裴克(Richard Peck)在法庭上表示,加拿大实际上是被要求“执行美国的制裁”。孟被捕时加拿大并未制裁伊朗,所以孟的行为在加拿大不属于犯罪。他的当事人不应成为美中关系中的“棋子或人质”。

  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则认为,说谎本身就是欺诈,无论是否存在制裁。

  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霍尔姆斯法官(Heather Holmes)裁决说:

  • 美国制裁的效果可能会适当地在双重犯罪分析中发挥作用,作为审查涉嫌行为的背景或背景的一部分。辩护团队将孟的每一个具体行为放在加拿大的背景下考虑,但这样做会忽略它们的整体效果,从而忽略被控行为的‘本质’。

  • 孟女士对双重犯罪行为的分析方式将严重限制加拿大在引渡欺诈和其他经济犯罪方面履行其国际义务的能力。

  原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时代》杂志“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纽约时报》“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公开斥责美国:

  ▐  不能因为公司过错而惩罚个人:

  • 美国很少因某家公司(不论是美国还是外国)犯下的罪行而单独逮捕某位高管。通常,公司经理会因其个人犯罪(比如私吞公款、受贿或者暴力行为)而非公司的不当行为被逮捕。除非证据确凿,管理层不应替公司承担刑事指控。

  ▐   如果非要这么做,请从美国企业开始:

  • 何况,美国政府没有理会本国几十位涉嫌犯罪的首席执行官与首席财务官,而是先拿一位世界知名中企的高管开刀,这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界与公众赤裸裸的挑衅。

  • 美国声称拘捕的理由是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可多年来因此受罚的美国或外国公司不胜枚举。比如 2011 年,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因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与苏丹的制裁而支付 8830 万美元罚金,但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并未因此被拘捕。除了摩根大通,自 2010 年以来,至少有 24 家各国金融机构曾因违反美国的制裁法令而被迫支付罚金,其中著名的包括美国银行、富国银行、三菱日联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集团、德国商业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等等。这些机构来自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却没有一家的总裁或是首席财务官被拘捕。所有的案例都是企业而非个人承担责任。其中有些美国的银行因 2008 年导致金融危机的不当操作,至今已被罚 2430 亿美元。

  • 对孟女士的逮捕有违常例,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你要调查某家公司总裁或是首席财务官,请先从本国的企业开始,不要采取如今这种虚伪手段,把自私包装成道德高地,还冒着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风险。

  美国学者 Zachary Karabell 也指出了“美加所谓法治”的可笑与虚伪:

  • 法律的制裁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工具,美国政府通过它来威胁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如果这些公司也在美国开展业务,就可以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如此一来,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任何一个可能反对的国家,美国已经享有了支配性的经济权力,它已经能够利用执法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众多工具之一。

  05 美国陷阱

  法律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神器。美国深谙此道。在这方面,美国是高手,也是老手。

  《美国陷阱》一书作者、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高管皮耶鲁齐在经历了重重折磨后,向世界揭露了“美国陷阱”的可怕:美国通过拘捕阿尔斯通高管,成功配合了通用电气对阿尔斯通的猎杀,最终法国将自己的“工业明珠”拱手送给了美国。《美国陷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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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办公桌上的《美国陷阱》

  •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任期结束前对人说,“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表面上没有伤亡但生死攸关的战争”。

  • 这种被称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将敌人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伤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

  • 这样一套依仗军事实力、司法武器和信息技术的帝国主义逻辑,其他国家没有反抗的余地:要么屈服,要么合作,要么消失。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

  是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

来源时间:2020/5/28   发布时间:20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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