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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战略报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全面遏制中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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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白宫制定了一份新的对华战略报告，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说，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

这份长达20页的文件名称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特朗普总统已经在周二签字，白宫在周三递交国会。

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虚假信息散布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等许多领域的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

蓬佩奥称中共为“残暴的威权政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前发表谈话，指出媒体专注于目前的病毒大流行，可能忽视了中共构成挑战的大背景。

蓬佩奥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已经批准一笔总额为1.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重型鱼雷、零部件，以及辅助和测试设备。国务院的声明说，这将有助于改善台湾的安全状况，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

根据各方透露出来的报告内容，大致有以下主要内容。

美方对40年对华接触政策结果感到失望

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度失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认为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增加对中国的投资，让中国能够获得美国的高级技术，并为中国培训军官，中国就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相反，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之后，中国却变得更加专制，中共在世界上在宣传其政治思想方面变得更加强势。

报告说：“四十多年之后，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方法低估了中国共产党限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20多年里，改革已经放缓、停滞或者倒退。”

报告说，中国“选择利用建立在自由和开放基础之上的秩序，并企图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国际体系。” 中国“扩大使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迫使民主国家不能发声的做法伤害了美国的重要利益，损害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和个人的尊严。”

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发现与北京保持接触除了象征性和装饰性之外“没有任何价值”。“静悄悄的外交努力证明徒劳无功，美国将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

中国一边承诺，一边盗窃

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报告认为，中国可谓是劣迹斑斑。“从1980年代以来，北京签署了多项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 报告说，“但是，目前全球仿冒产品中有多达63%来源于中国，这给全世界和合法商业活动造成了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指出，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承诺要停止政府主导的为了商业利益而通过网络盗窃贸易机密，并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头两年重申了这样的承诺。但是，在2018年后期，美国等十几个国家报告说，中国加强了针对知识产权和获取商业情报而进行的网络攻击。

中国全面强化军事威胁

在安全方面，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和中国的邻国都构成了挑战。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在各项公开声明里总是表示，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意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争端。但报告指出，北京的所作所为却背道而驰。

报告批评北京言行不一，违背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印边界采取挑衅行为，以及军事高压和准军事手段相威胁。

对台军售取决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在台湾问题上，报告指出，美国采取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持续与台湾维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美国的立场仍是两岸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且不违反两岸人民意愿的方式进行，不得通过威胁或高压的手段。

报告强调，北京没有能够履行自己在相关公报中做出的承诺，大规模扩军，迫使美国不得不协助台湾军方提高自我防卫的能力。只有在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的时候，才能阻止侵略，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

根据1982年一份备忘录，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坚持认为，提供台湾的武器质量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加诸的威胁。2019年，美国批准超过1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在人权方面，报告重申了白宫一贯的立场，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拘押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做法提出批评。

此外，报告还表达了白宫对美中关系发展所抱的希望。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愿意容忍双边关系中更大的摩擦”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报告还表示，“即使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竞争，我们也对双方在利益吻合的领域的合作表示欢迎。”报告说：“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和冲突。”

要加强亚太盟友的合作

最后，报告表示，美国希望与东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加强合作。报告说，东盟的“印太展望”(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印度的“区域共同安全与成长(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概念、韩国的南面政策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理念与美国的战略理念存在许多共同之处。

来源时间：2020/5/22   发布时间：2020/5/22

旧文章ID：21756

报告：中国利用在非洲的敏感基建项目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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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利用在非洲广泛参与的敏感基建项目搜集情报，对美国在非洲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敏感基建项目是指中国在非洲帮助修建或改建的政府楼宇。美国传统基金会21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公司在过去二十年中帮助非洲国家修建或翻修了至少186栋政府办公大楼，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至少有40个有一栋中国公司修建的政府办公楼。中国通信公司还在非洲建设了至少14条政府内部的“安全”通信网络;中国政府并向至少35个非洲国家的政府赠送了电脑。

受此影响，非洲政府的办公楼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情报搜集的可能场所。报告援引法国《世界报》2018年1月的报道说，非洲联盟的总部办公楼是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修建，华为公司在这个办公楼内安装的服务器每天都向设在中国上海的服务器上传数据信息。非洲联盟的检查也发现隐藏在办公楼内的窃听器。

此外，中国公司还帮助非洲国家修建、扩建或翻修了至少24个总统府、总理官邸或办公室;帮助修建了至少26栋议会大厦或议会办公楼、至少32个军事或警察设施和至少19栋外交部办公大楼。

报告认为，中国建筑公司如果在帮助修建的基建工程内安装了监视设备，将有助于中共直接获取非洲国家高层的政府信息，这也是中国愿意出资修建某些涉及非洲政府的基建项目的原因。

报告认为，中国在非洲大规模搜集情报对美国在非洲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因为中国政府可以直接了解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性情习惯和个人爱好等敏感信息，方便北京对非洲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发动影响攻势，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竞争力，给美国公司在非洲的经营制造压力。

报告进一步指出，“建立此类影响力对中共实现成为无懈可击的世界强权的目标十分重要。如果成功，美国自身的全球地位将会下降，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互不相融”。

来源时间：2020/5/22   发布时间：2020/5/22

旧文章ID：21755

蔡英文520演说后 美中台关系来到“历史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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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冬宁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发表连任就职演说。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两岸关系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并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8个字。

蔡英文的演说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埋下了哪些伏笔?能否为当前的台海局势降温?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高层官员祝贺蔡英文连任就职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扬言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可能与中国“一刀两断”转而与台湾建立全面官方关系?

520演说虽低调，仍是对北京的极端挑战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认为，蔡英文可能是考虑到复杂的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避免演说被“炒作”，所以对一些内容“低调处理”。不过，吕秀莲认为蔡英文的演说中最重要的几句话是“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并且表示这是两岸共同的责任。此外她还指出蔡英文在演说中重申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主张中的“对等”和“民主”是“极端挑战”北京的。她认为这两个主张难以达到。

美国高层祝贺蔡英文 显示华盛顿重视台湾民主

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等高层官员，都对蔡英文连任就职表达祝贺。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认为，美方的举动是应该的，美方这么做既是祝贺台湾选民，也是希望让中国民众能够看到美国对民主的尊重。叶望辉说，美国高层官员此次表达祝贺是历史性的，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感受到美国官方对他们的尊敬。

美国此举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对此，叶望辉表示，美中签署的三个公报“没有谈到美国官员不能对台湾的政治官员表示恭喜。”

叶望辉还指出，近年来中国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都出现退步，他认为原因就是北京的态度在改变。他认为北京的反应表现出他们“好像没有准备好跟自由民主的社会和平共处。”

美国与中国“一刀两断” 是策略也可能成真

特朗普总统最近表示可能会考虑切断和中国的联系。对此，叶望辉表示这可能是一种谈判的策略，但也是实际情况。他表示，新冠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很严重的经济问题，他认为中国“不良的行为害了我们的国家，害了我们的经济，害了我们的安全，害了我们人民最基本的卫生条件。”

他表示有很多美国选民在考虑美国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要依靠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伙伴，他还注意到选民在向领导层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短期内一定会切断和中国的联系，但他认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要考虑这样的可能性。

在谈到美国是否准备好因应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时。叶望辉表示，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准备。但他也表示，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他批评近几年双方的冲突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造成的。

此外，他还认为，由于中国在海上一些侵略性的(aggressive)举动，美国政府担忧北京是否会采取冒险的行动。叶望辉强调，如果北京要冒险，美国必须提高与台湾的合作以起到吓阻的作用。

他表示，两岸关系可能在短期内会有冲突，但他相信只要台湾人民继续巩固民主，强化外交，就可以继续成功。

中国当前情势险恶 应回到韬光养晦

对此，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认为，中国当前“处境险恶”。她说：“今天全球的局势，尤其中国的处境，请不要低估，非常的险恶。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好，应该回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能够很谦卑很诚恳地面对国际的指责。”

吕秀莲认为，台湾民众接受过民主的“洗礼”而且政治素养很高。她形容台湾民众“吃软不吃硬”，对台强硬只会让台湾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反共。此外她还表示，当前美中两国愈加尖锐的对立中，台湾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她认为台湾应该是美中之间平衡的杠杆，而当前的局势对台湾是一个“最好的机遇期。”

她说：“我觉得如果美中双方希望在对峙当中有一个喘息的余地，希望未来真正迈向两岸和谐、世界和平的话，双方都应该要抢先支持台湾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这是最好的解决双方对峙之道。”

夹处美中之间 台湾必须站在民主的一边

叶望辉认为，如果出现了民主和独裁的竞争，台湾不能站在中间，而是必须要站在民主的一边。他认为，如果台湾民众想要保持台湾的自由、民主、繁荣以及所有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站在美国和中国的中间。

谈到美中台三方关系的未来，叶望辉认为先要看清是谁在攻击民主的道德观和政治制度，他指责中共是“全球最攻击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度的单位。”

叶望辉表示，美台双方接下来都应优先帮助所有的人民和盟友“了解如何更好地巩固、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帮助中国自己的人民能够有一天享有我们自己(这样)的好好的生活。”

吕秀莲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再被当成“棋子”，而是应该告诉世界，台湾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而且还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来源时间：2020/5/22   发布时间：2020/5/22

旧文章ID：21754

Evan Osnos: The Folly of Trump’s Blame-Beijing Coronaviru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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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van Osnos  来源：The New York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as already fragile; now the two countries are turning against each other in perilous ways.

When an Ebola epidemic erupted in West Africa, in 201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c powers, responded in starkly different fashion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ispatched the 101st Airborne and other troops to build treatment hospitals, and donat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3.9 billion in relief funds collected from governments worldwide. Within six months, the outbreak was under control, and the U.S.-led effort was hailed as a template for handling future epidemics.

Chinese mining and construction firms had big businesses in Liberia, Guinea, and Sierra Leone, but Beijing struggled to mount a humanitarian response. Between August and October of that year, nearly ten thousand Chinese nationals fled those countries in a panic. China, unaccustomed to such missions, sent medical teams and supplies, but, over all, it contributed less than four per cent of the relief funds.

Six years later, however, neither nation can claim to have led the way in manag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as so far killed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 efforts of both have been marred by denial, coverup, and self-deception.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rade war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s hostility to Western influence had already frayed the countries’ relationship to its most fragile point in decades. Now, in a bid to deflect criticism, they are turning against each other in perilous ways.

For President Xi, containing the disease, which first emerged in Hubei Province four months ago, has been a race against both a public-health and a political calamity. After initially silencing doctors who reported the virus, Beijing gained control of the outbreak by locking down Hubei, testing millions of people, and quarantining suspected cases, even if it required forcibly removing residents from their homes. By mid-March, China was reporting nearly no new cases, a claim that outside experts considered doubtful bu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ruth.

Shaping the narrative of China’s role in the pandemic will be more difficult. In April, the Associated Press obtained government documents showing that leaders in Beijing knew the potential scale of the threat by January 14th, but Xi waited six days before warning the public—a catastrophic interlude of dinners, train rides, and handshakes that helped unleash the pandemic. The government staged a public-relations offensive, touting China’s exports of medical gear to other nations—a tactic dubbed “mask diplomacy.” It also suggested, with no evidenc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virus was a deleg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Military World Games in Wuhan in October. The offensive backfired: buyers complained of faulty or undelivered shipments, and U.S. officials accused China of using social media to promote divisive and false informa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 its part, has cut off funds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declined to join the European-led fund for vaccine research. Trump’s delusions—that the virus would vanish in a “miracle,” that an antimalarial drug would shortcut science, that ingesting disinfectant could help—have further reduced the Administration’s reputation to a baleful farce. Last week, Kevin Rudd,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wrote in Foreign Affair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left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around the world of a country incapable of handling its own crises, let alone anybody else’s.” In Rudd’s view, the “uncomfortable truth i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both likely to emerge from this crisis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credibly have criticized China’s early mishandling of the virus, and its efforts to control international scrutiny of the virus’s origins. Instead, the White House seized on a blame-Beijing strategy to undermine China’s growing global power and shore up Trump’s bid for reëlection. (An ad from a pro-Trump super pac says, “To stop China, you have to stop Joe Biden.”) Unnamed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floated revenge fantasies to reporters, such as abandoning U.S. debt obligations to China, an act that, investors noted, would gut America’s financial credibility. As Adam Posen, the president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economic terms, this is worse than telling people to drink bleach.”

In the riskiest line of attack,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nservative lawmakers, including Senator Tom Cotton, and Fox News have promoted an unverified theory that the coronavirus may have originated in an accidental leak from a Chinese virology lab. On April 30th, Trump said that he had seen convincing evidence of this, but gave no detail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followed up three days later, claiming simply that there was “enormous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heory. More credible voices—including those of Anthony Fauci, the government’s top expert on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General Mark Milley,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have declined to endorse that view.

Yet Trump and Pompeo’s rhetoric has some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ncern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may try to push on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much the way that, in 2002, Vice-President Dick Cheney and his chief of staff, Scooter Libby, pressured intelligence agencies to provide material that might support the theory that Saddam Hussein ha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hris Johnson, a former China analyst at the C.I.A. who now heads the China Strategies Group, said, “If we have a smoking gun,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have leaked it. There are specters of Libby and Cheney, and it worries me.”

More worrying, perhaps, this month in Beijing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presented to Xi and other leaders an assessment that reported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hostilities as creating the most inhospitable diplomatic environment since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ccording to Reuters, some members of China’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gard the assessment as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ovikov Telegram, a 1946 dispatch that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Nikolai Novikov, sent to Moscow, forecasting the advent of the Cold War.

To John Gaddis, the dean of Cold War historians, America’s advantage over the Soviet Union hinged less on aggression than on competent governance. “The country can be no stronger in the world than it is at home,” he said. “This was the basis for projecting power onto the world scene. We’ve lost that at home right now.”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uses the coronavirus to heighten its conflict with China, it will not only have ignored a basic lesson of U.S. history; it will expose America to yet another crisis for which it is plainly unprepared. 

来源时间：2020/5/22   发布时间：2020/5/10

旧文章ID：21752

储建国：《台北法案》是驻美大使心中真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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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驻美大使是外交系统令人瞩目的职位，也是责任深重的驻外使节。历任驻美大使都是中央精挑细选，慎重任命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让这一份工作特別难做，原则性与灵活性，斗争性与合作性，需要高超的智慧，审时度势地去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总基调是合作共赢，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美国时而不时地做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美关系的事，历任驻美大使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交涉，在保护中国利益和尊严的同时，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记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坚持斗争，让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下“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李大使在为中国赢得尊严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美合作。

然而，世易时移。自从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被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这个时期的驻美大使工作就显得更加难做，甚至一时理不出个头绪，好像到处救火却救不过来，到处示好却又不断碰到冷屁股。过去常说的中美关系压舱石没有了，经贸领域反而成为双方争斗的战场。崔天凯大使努力维护中美关系，试图找几个压舱的小石头，都难以找到，其工作的吃力可想而知。

在对崔大使的努力工作与外交风度表示肯定的同时，也需要就这段时期的对美外交工作进行反思和检讨。这个不是求全责备，而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过去讲中美合作，一直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建交后，有两个具体问题一直在双方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一是台湾问题；二是经贸问题。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经过一系列斗争和谈判，为中美关系定了个基调：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前者优先于后者，如果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宁可冒经贸关系中断的风险也要坚决地斗争。美国弄清楚中国的立场后，尽管不时地弄出些小动作，但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谨慎的行为，总体上没有越过底线。中国外交工作在这一点上也一直保持着政治敏感性。

但是，近两年来，也许中美贸易战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走越远反而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继《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台湾旅行法》之后，美国国会在疫情期间通过了颠覆性的《台北法案》。前文曾评论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是远比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严重得多的事件，是中美建交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的事件。

作为驻美大使，不知道对《台北法案》的政治严重性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如果有的话，在《台北法案》提出、讨论、修改、审议的一年多时间里，应该对其内容详加研究，尤其是对其第2条第(3)项确认台湾是一独立国家的规定进行严正交涉，并建议中央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也许不能够阻止《台北法案》的通过，但迫使国会对相关内容做出修改还是可能的。即使连这种修改也不可能，也至少显示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今后采取必要的行动打好外交上的伏笔。

现在这一确认台湾独立的《台北法案》通过了，中国对美外交几乎被逼入死角。外交系统花了很多精力与美国进行疫情口水仗，表面上恶化了中美关系，实际上掩盖了因《台北法案》而产生的外交危机。中国的广大民众，甚至很多高校知识分子都不知道美国已立法确认台湾独立这件事。你告诉他们，他们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疫情危机，中国广大民众一下子全知道《台北法案》究竟咋回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些连《方方日记》也不放过的年轻人会如何出离地愤怒!中国外交人员对此究竟是真不敏感，还是故意回避?

美国国务院一个叫博明的助理国务卿前不久发表了一通讲话，以显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还专门讲到“五四运动”，说李文亮继承了五四精神。这种对中国的一知半解显得有点可笑，“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如果现在真的发生一场这种运动的话，绝对不是亲美民主运动，而是围绕《台北法案》而发生反美爱国运动。像崔大使这样的外交人员日子就不好过了。

不过，这样的运动不会在北大这样的学校出现了，因为这些双一流学校都精英化了，各学科追求的一流标准大都是美国标准，无论政治口号如何，背后的真实动力就是如此。这也就是无论美国如何地折腾中国，如何地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学校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忍耐的背后原因。很多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官员也是如此。那些与美国做生意的商业精英更不用说了。

因此，所谓“战狼”與论，所谓“战狼”外交只是表面现象，更多地是停留在言语上，吓唬一下外面而已。当美国真的痛下杀手时，中国的这些精英又纷纷退缩了，一直退缩到连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不敢维护。

面对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中国过去的所谓鹰派竟然公开发表“放弃论”，更不用说那些更多的鸽派了。姑且不论“放弃论”对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违背，如果真的让台湾独立，那肯定是一个受外国支持的敌对国家，因为它不想敌对都不行。它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受外国军事援助，发展进攻中国的杀伤性武器，从而让中国的国家安全变得异常脆弱，严重阻碍中国发展步伐。有人幻想让台湾独立可以换来和平发展的机会，简直是痴人说梦。美国支持台湾独立不是为了什么“民主和平”，因为不独立反而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为了壮大敌视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一个独立的台湾更容易让美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经济学者看不出这一点还情有可原，专门研究军事战略问题的鹰派学者也糊涂如此，真是匪夷所思。

中国的外交官员理应有这种战略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政治敏感性。然而，遗憾的是，现在的外交官员基本上出身于外语专业，一方面缺乏过去外交官的革命斗争经历，另一方面缺乏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训练，脑子中的政治知识可能主要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舆论场所传递的信息。总体来说，当前中国外交官缺乏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所必需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

作为一个驻美大使，经历了公开分裂中国的《台北法案》事件，心里肯定不是滋味，或者说这是心中真正的痛，指责太多也于心不忍。但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严重影响中美关系，严重影响中国命运，严重影响世界和平的问题。有人也许是想淡化这个问题严重性，所以弄出个“非核心利益论”，甚至是“放弃论”。在目前局势下，这种言论也许会产生与其预期相反的效果。有人甚至猜测“放弃论”是否是“诱独”论，也就是诱使台湾越过最后一道防线，从而让大陆有更充分的理由进行武统。

即使没有诱独的意思，“放弃论”也的确有放任台湾迈出危险一步的作用。美国正式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力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务卿几十年来首次给台湾领导人当选发贺电，公开称蔡英文为“总统”。这一切在美国行政当局看来，都是在执行《台北法案》，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未来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崔大使的确需要从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冷静地想一想，对美外交，千头万绪，孰轻孰重，好好掂量。目前合适的做法也许是主动要求回国述职，一来向美国表明态度，反正现在也找不到合作的着力点；二来向上面报告下一步对美外交工作的想法，尽可能消除《台北法案》的恶劣影响。(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储建国：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
储建国：“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
储建国：《台北法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储建国：世界疫情與论会影响有关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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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台湾问题与政治危机的转换
储建国：对台湾统派“政治失信”的风险
储建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和平机制–不是“G0”，而是“G2+X”
储建国：现在也许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机会
储建国：先交后兵，以战止战
储建国：台湾的前途：中国特色的“国中之国”
储建国：现在也许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机会
储建国：近阶段如何加强对美军事斗争
储建国：面对战略讹诈要有底线反击的勇气
储建国：《台北法案》是驻美大使心中真正的痛

来源时间：2020/5/22   发布时间：2020/5/22

旧文章ID：21751

花猫哥哥：美国整华为是一个战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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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猫哥哥  来源：猫哥的视界

最近美国制裁华为的新闻刷屏社交媒体，关于此次事件的分析很多，但是格局都不够高——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本篇我们将跳出华为的视角来分析本次事件。

开篇先给一个结论：

华为没事，但是中国麻烦很大。

下面我们来完整地梳理本次事件的宏观逻辑。

1美国决策者在想什么？

5月15日，美国终于再次对华为下了杀手。

当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从5月15日开始，全球所有使用了美国技术的芯片制造企业如果要为华为代工，今后都需要从美国取得许可证。

请注意，这次美国颁布的禁令是针对“全球所有使用了美国技术的芯片制造企业”——也就是说，这个全球禁令还包括了中国的芯片制造企业。

比如中国实力最强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也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与设备，所以，也属于这个禁令的范围。一旦中芯国际没有取得美国的许可证就为华为代工芯片生产，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

在去年美国制裁华为的时候，还有个美国技术25%的上限，当时台积电评估自己的生产线使用美国技术不超过25%，所以，就继续给华为代工芯片生产。

现在美国连这个25%的比例也取消了，一副不整死华为誓不罢休的做派。

耐人寻味的是，本次美国商务部修改的这个最新的出口管制规定给了一个120天的缓冲期，全球芯片制造企业在未来120天内为华为加工芯片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设置这个120天的缓冲期？

舆论分析可能是美国还是要照顾一下全球各个芯片工厂的利益，如果直接一刀切断，会让为华为代工的企业（主要是台积电）损失惨重。

这个分析让我有点怀疑，美国整华为是国家级战略，美国去年还为了华为宣布整个国家进入紧急事态——现在为了照顾全球芯片工厂的利益，能让美国给120天的缓冲期？

120天啊，可以让华为囤积多少芯片？

如果全球芯片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为华为生产，这一个缓冲期少说就能为华为储备2年的芯片库存！

可能有人会说，台积电有美国资本利益（美资在台积电持有大致22%的股份），美方给缓冲期是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

这个利益与国家战略相比算个啥？

去年美国出台对华为的出口管制规定，一票美国高科技企业纷纷解除与华为的合作，大家知道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为此损失有多大吗？

每年100亿美元！

华为为了捆绑美国资本，在出口管制规定出台之前，每年要从美国企业进口100亿美元+的芯片与软件。

台积电那点损失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经济损失相比简直无足轻重。

然而，美国偏偏就要给120天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让华为至少可以囤积2年的芯片，然后活蹦乱跳的活两年！

要整死华为就应该一不做二不休，手起刀落，一刀毙命，这么瞻前顾后，拖拖拉拉算什么？

美国决策者脑袋进水了吗？

2反常的台积电

然后，更蹊跷的事件又发生了。

5月15日，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投资120亿美元建设一个5纳米的芯片制造工厂。

为啥说这个事情很蹊跷？

因为在5月11日台积电还明确宣布没有具体赴美的投资计划，为什么短短4天之后态度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仅仅是巧合吗？

我觉得不是。

大家都知道，美国产业空心化搞了几十年，很多制造业都迁移到国外，美国现在搞制造业回归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熟练的产业工人与合格的工程师，所以，在美国投资建厂大多数时候都是亏本买卖。

比较典型的就是川普上台之后，郭台铭高调宣布要在美国投资300亿建厂，结果到了现在，这个工厂都还停留在纸面上。

在今年4月的财报会上，台积电回答投资者提问时也表态赴美投资建厂存在“成本缺口”。

台积电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跳这个坑？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利益交换——美国设置了120天的缓冲期照顾了台积电的利益，作为回报，台积电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

但是，这个利益交换的逻辑如果成立，那么，这对双方都是一笔亏本买卖。

美国为了吸引一笔120亿美元的投资设置缓冲期让华为多活了2年；台积电为了这个120天的缓冲期做出了一个很可能亏损的巨额投资决策。

所以，台积电投资美国可能远非那么简单。

3为何不动用金融霸权？

5月15日之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美国全球霸权主要有4根支柱——科技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与文化霸权，美国整其他国家运用最多的手段还是金融霸权。

目前全球贸易主要依托SWIFT系统结算，这个SWIFT系统被美国控制，是美国实施长臂管辖最犀利的武器。

美国制裁伊朗与朝鲜就是在SWIFT系统冻结这两个国家所有的对外贸易，把伊朗与朝鲜整得奄奄一息。

我国为了反制美国金融霸权，专门成立了一个昆仑银行来做伊朗贸易，那么这个银行怎么绕开SWIFT系统解决跨境结算的问题？

还是最原始的以货易货的模式，昆仑银行就是一个记账单位，其实根本就没有跨境支付与结算，只是双方银行在双边贸易额凑齐之后，两国银行相互修改帐上的数字。

明白了昆仑银行运作模式，大家可以想象昆仑银行做“跨境贸易结算”的效率有多低。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SWIFT系统是很难撼动的。

按：现在我们央行即将推出数字货币，并且尝试用区块链技术做跨境人民币结算就是寻找突破这个SWIFT系统的办法，但是这条路要趟出来需要漫长的时间。

现在问题来了，美国整华为为什么一直围绕着科技霸权上做文章？为什么不动用自己的金融霸权来整死华为？

只要美国在SWIFT系统冻结华为所有企业的交易，对于华为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直接让华为从一个国际企业变成一个国内企业，所有的国际业务统统都会废掉，对华为的伤害可能还要超过禁止全球芯片生产企业为华为代工芯片。

另外，这种打击还解决了阻止华为5G基站占领欧洲的问题，川普、蓬佩奥这几年对欧盟各国各种威逼利诱不就是阻止它们用华为的设备吗？直接在SWIFT系统冻结华为所有企业的交易岂不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的行为让我疑虑重重。

一方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各种姿态都是要整死华为；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最犀利的金融霸权视而不见，一直拿着科技霸权做文章。

这一次看上去要彻底整死华为，但是偏偏又留出120天的缓冲期。

美国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4美国的战略陷阱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美国矛盾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

首先，美国为什么不动用SWIFT系统对华为进行降维打击？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顾忌中方的报复。

美国每年对华出口1000亿美元，美资每年在华销售超过50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资本利益是美国决策者最大的顾忌。

一旦美国撕破脸动用SWIFT系统去整死华为，中方铁定会进行报复——华为海外利益损失多少，美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同样损失。

这种相互几千亿美元级别利益的兑子即使是美国也很难下这个决心。

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就存在另一个问题——美国用科技霸权去整华为难道就不担心中国报复？

其实只要是美国下黑手整华为，不管是利用科技霸权还是用金融霸权，中国都会报复！

本次美国修改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规定之后，中方就亮出自己的底牌，一旦美方实施这个针对华为的管制规定，中方将对高通、思科、苹果、波音进行报复！

现在中国还没出手，仅仅是因为美国目前这个出口管制规定还没落地而已！

为啥没有落地？

因为美方还给出了120天的缓冲期！

因为这个缓冲期的存在，中美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还没有到真正掀桌子兑子的地步！

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的逻辑——

因为顾忌中国报复，所以，美国不敢动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利用SWIFT系统去整死华为；

同样顾忌中国报复，所以，未来美国大概率也不会真正执行这个出口管制规定对华为下杀手；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早就预计到不能真正对华为下杀手的结果——为什么还要展开这一系列的骚操作？

这就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一个战略陷阱！

准确的说就是挖个大坑，逼着中国向下跳。

这个坑就是高端芯片制造。

美国用虚虚实实、引而不发的手段，逼迫中国在芯片高端制造上投入天量的资源，不仅会极大压缩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的投入，而且在高端芯片制造上投入的天量资源未来5—10年之后很可能是无效的投入。

这就是美国的战略骗局。

讲一讲这里面的弯弯绕。

5高端芯片制造

搞战略欺骗，美国驾轻就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就提出一个宏大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外太空领域建立反导防御系统，对未来可能爆发的核战争进行核弹拦截。

这个计划耗资巨大，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将投入1万亿美元来建立这个外太空的核盾牌。

当时美苏两强对立，双方都拥有足以将对手毁灭无数次的核力量，如果让美国单方面拥有了核盾牌，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将对苏联拥有单方面的核威慑。

所以，美国宣布星球计划之后，苏联不得不跟进也要在外太空研制建立反导防御系统。

其实，这个星球计划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一个战略骗局，以技术远不成熟的虚构计划将苏联引入一个耗资巨大的无效军备竞赛中。

91年苏联崩溃，美国立刻就宣布终止了这个星球大战的计划。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这次美国给我们挖的战略陷阱很大程度上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阳谋的意思就是，你明知道对手的算计还没办法去破。

首先给大家讲讲高端芯片制造这个坑有多大。

高端芯片制造有两个标杆，一个是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标杆，这就是台积电，一个是生产设备的标杆，这个标杆就是荷兰ASML公司生产的光刻机。

目前国内芯片制造最强的中芯国际刚刚实现了14纳米的芯片量产，7纳米芯片的量产还遥遥无期，而台积电已经实现了5纳米芯片的量产，中芯国际与台积电有2代的差距；

光刻机也是如此，我们中科院光电所能制造的光刻机是22纳米级别，荷兰ASML公司却拥有7纳米光刻机技术，我们与荷兰相比也有2代的差距。

这两个标杆看上去只有两代的差距，但是这两个领域都是超级烧钱的主。

台积电每年研发费用是20亿美元，2代的差距至少也要5年的时间，光是研发费用就要砸100亿美元，如果算上设备，人员培训，工艺改进等等这个数字还要翻几倍。

最麻烦的是，有些设备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这个卡脖子的设备就是光刻机。

光刻机有多么烧钱可能一般人没有概念。

光刻机行业中原本有 ASML、日本尼康和日本佳能三家巨头，后来这个领域研发确实太烧钱，所以尼康与佳能这两个大佬就放弃了，就剩一个ASML苦撑。

然后ASML也撑不下去了准备放弃，关键时刻，全球芯片生产的几个巨头——台积电、三星、英特尔拿出近40亿欧元入股ASML。

入股之后这几家巨头光刻机的订单全给ASML，不但入股给订单，三家巨头每年还提供ASML50%的研发费用，ASML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一大批跨国巨头集体合力的结果。

所以，中国如果要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追赶这两个标杆，没有十年时间，不烧掉几千亿美元是绝无可能的！

几千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

2017年中国科学界有一场是否建造大型对撞机的大争论。正反方都有举足轻重的科学界大佬支持，最后还是科学界泰斗杨振宁一锤定音否定了这个计划。

杨振宁否定的理由主要还是经费问题。

这个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预算是200亿美元，杨振宁认为，如果在大型对撞机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就会极大的挤压其他科学领域的科研预算。

目前在很多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包括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生命科学）科研预算都还有巨大的缺口！！

上马一个200亿美元的科研项目就会极大地挤压其他科研领域的预算。

如果我们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上砸下几千亿美元对其他领域的预算的挤压是个什么概念？

最痛苦的是，就算我们未来十年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砸下几千亿美元可能还是无效投入。

为什么？

未来5—10年之后，随着5G的普及，信息传输效率大幅度提高，届时我们的智能终端产品（手机、电脑、家电等等）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部分储存、计算功能都会放到云端来解决。

打一个比方，现在我们智能终端需要高端芯片是因为每一个终端产品都要自己去“做饭”（存储、计算），未来则直接去“食堂”（云）打饭吃，我们只需要一个“饭盒”就可以了！

换而言之，未来对高端芯片的需求会大幅度减少！

现在因为大量的智能终端都需要高性能芯片，所以，市场对高端芯片的需求是百亿级的，未来可能就是5G基站、大型服务器需要高端的芯片，其数量是百万级的。

届时我们耗费几千亿美元砸出来的高端芯片制造产能就会面临很尴尬的局面。

因为市场需求大幅度减少，我们的高端芯片产能就直接面临与台积电这样的标杆竞争——大概率还有一定的差距，最后我们这堆高端芯片产能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

这就是美国最狠毒的战略算计——用各种手段引诱、逼迫中国在一个注定会急剧萎缩并且非常烧钱的领域耗费巨大的资源，从而挤压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投入的资源。

中美之间的竞争最关键的就是科技竞争。

要发展科技就要砸钱砸资源。

预计到2022年中国在科研经费的投入将首次超过美国，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些低效的领域投入过大，那么我们在其他重要领域的投入（比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等）将继续落后于美国。

6阳谋算计

为什么说美国这个算计是阳谋而不是阴谋？

因为我们即使知道美国在这个领域挖坑，我们还不得不跳——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测美国的战略决心有多大，万一美国真有兑子的决心，美国是可以在现阶段高端芯片制造上切断对中国科技企业供应的。

而在5G普及之前（光是建设上千万个基站就至少要5年以上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智能终端产品、甚至我们的5G基站还离不开高端芯片（7纳米以上工艺的芯片）。

这个关键档期美国要发狠切断中国的高端芯片供应对于中国绝对是重大打击。

美国最高明的地方在于，气势汹汹做出一副要切断高端芯片生产的姿态，但是又引而不发（给出120天过渡期），逼迫我们不断加大对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美国一分钱不花，利用自己的科技霸权反复施压，就能不断逼迫我们在这个领域消耗宝贵的资源。

如果把这场博弈比喻成一场战争，光是交换比我们就很吃亏了。

现在我大概明白台积电为什么明知亏损也要到美国投资建厂了。

华为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其订单在台积电营收占比达到20%。如果因为美国因素让台积电丢掉华为这个客户，对于台积电绝对是重创——营收少20%，台积电搞不好就会从盈利变成亏损。

现在美国修改了出口管制规定，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全球所有的芯片生产企业要给华为代工都要向美国申请许可证。

这个“许可证”就是美国凭空制造出的一个关键“开关”。

这个“许可证”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甚至可以阶段性的“给”，收发自如，美国可以完全掌控。

这样不但对于中国很难受——不知道这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不得不加大高端芯片生产的投入；

另一方面，这个许可证制度对于台积电这样的芯片生产企业也是一个极大的约束——想不想未来我颁发许可证的时候“充分考虑”你的利益？OK，那你得交纳投名状！

这就是台积电明知道在美国投资建厂是一笔亏本买卖，也不得不拿出120亿美元去美国投资建厂的原因。

就这样美国不但凭空拉来一笔12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业投资，还实现了与台积电利益的深度捆绑。

7以力破局

把这个事件完整的逻辑梳理清楚之后，我也在感叹——美国全球霸权你还不得不承认确实很牛逼，利用手里的霸权，美国可以一分钱不花就凭空制造出无数手段来打压挑战者。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这也是我们最痛苦的战争。

怎么破？

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传统的谋略根本就无解，唯一的办法就是——

以力破局！

两岸统一，把台积电拿过来！

这种方式虽然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为我们高端芯片生产节约5年以上的追赶时间，极大节省在这个领域的投入。

5年时间足够了！

现在我无比盼望着两岸统一早日实现。

发布于 2020-05-19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61

特朗普政府公开祝贺蔡英文总统就职发出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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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锺辰芳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三(5月20日)宣誓就任，展开民进党政府第2个4年任期。虽然蔡英文的就职收到来自全世界许多国家政要的致贺，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多位高官“前所未有”的公开祝贺，这个祝贺引来北京的强烈反应，但观察人士说，华盛顿是要借此告诉北京，它与台湾的关系不受中国支配。

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已预先发表声明表示祝贺，声明说，蔡英文以巨大差距赢得连任显示她赢得台湾人民的尊敬、钦佩和信任。“她带领台湾蓬勃民主的勇气和视野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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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同日也在他的推特帐号上发推祝贺蔡英文：“恭喜蔡博士展开您作为台湾总统的第2个任期。台湾活跃的民主是对地区和全世界的启发。在蔡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将持续兴盛。”

星期三，庆祝蔡英文、赖清德就职仪式播放了来自各方的祝贺视频，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也在预录视频中向蔡英文和台湾人民表示祝贺。

史达伟说，台湾的民主已证明是印太地区和世界的模范，台湾在新冠疫情中提出的早期警示已让“世界欠台湾一份情”，美国会持续倡议让台湾的声音能在国际组织中被听见。

博明则是全程以中文发表了将近3分钟的贺词，除了对蔡英文表达祝贺，他也表示美国会通过与台湾合作来“体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特朗普政府三位高官对蔡英文的高调祝贺引来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北京当局称台湾是其一部分，美方的做法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对美方“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不过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对台湾不停歇的施压下，华盛顿必须让它对台湾的支持更显而易见，同时也借此告诉北京，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受北京控制。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其(Russell Hsiao)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的强烈反应原来就在预期中，但尽管如此，美国依然发出支持台湾的强烈政治信号，这可能是给北京，也是给台北的信号。“对前者来说，虽然美国仍然遵守它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华盛顿不会允许北京支配它如何与一个民主盟友，也是美国的重要安全伙伴往来。”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Steven Yates)也在以中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三位高官的祝贺，“我觉得主要是恭喜台湾的选民，但是第二，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中国所有的公民能够看到，美国对民主的尊严(尊重)。”

对于北京指责美国干涉内政，没有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叶望辉说，他很遗憾“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好像看不懂这些公报”，那些公报签署的时候台湾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些公报没有谈到美国官员不能对台湾的政治官员表示恭喜。”他说，近几年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都在退步，原因不在其他国家有改变，而是北京在改变。

对于蔡英文第2任开始，两岸关系之间是否能够对话，叶望辉认为这并非蔡英文可以决定，而是北京要如何选择，但他说，从北京的反应来看，“他们好像没有准备好要跟自由民主的社会和平共处。”

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萧良其说，尽管蔡英文持续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北京对她的橄榄枝冷漠以待，不仅称她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的相关说法是“未完成的答卷”，还以一系列的施压作为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并且试图在台湾内部制造分化，虽然蔡英文在这次演说中在关于台海两岸的部分没有令人意外的表述，不过有意思的是，她也没有再提即任何涉及1992年两岸会谈的说法。

萧良其认为，蔡英文不提92会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2019年年初习近平发表对台湾的强硬讲话后，北京基本上已经以“一中原则”及“一国两制”来定义原来双方所谓的共识，因此那些92年的会谈也已经失去意义。

虽然未来四年台海两岸关系很可能持续恶化，不过萧良其说，美台关系非常可能持续强化。“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增强、北京加大对台北施压行动以孤立蔡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对台湾可见的与具体的支持将会更为明显”，这也反映在国务卿蓬佩奥、亚太助卿史达伟及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对蔡英文就职发出的贺词，“这些全都是有美台关系的第一次。”

至于美台关系的逐渐增强，萧良其认为，这是由于华盛顿与台北日渐增加的信任，“这种根本利益与价值的结盟越来越反映在两个政府间对于不只是双边，而且还是地区和多边议题的政策上。”

在新冠疫情下，台湾政府没有邀请外国宾客参加这次就职仪式，许多国际政要都以预录视频表达祝贺，包括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也通过视频或社交媒体向蔡英文致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也发推祝贺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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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说，“恭喜蔡英文博士展开她的第2任，台湾繁盛的民主和对新冠肺炎的反应是全世界的模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必须维持强劲、有原则和不分党派。”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原则对待中国的立场，并强调台湾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来矮化台湾及破坏台海现状。她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以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

中国政府没有就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做出回应，但是对特朗普政府祝贺蔡英文的做法发出强烈谴责，认为蓬佩奥的祝贺声明、以总统称呼蔡英文，以及其他官员和议员的祝贺等等做法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美国“纵容和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会遭到中方有力回击，中方将对美方的错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要由美方承担。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21

旧文章ID：21753

王黎：麦艾文是美国最好的“中国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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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2020年4月30日，《中文印象》发表了王黎教授题为“切忌把美国的“中国通”进行模式化分类”的文章，受到读者好评。在这篇文章里，王教授告诉我们在他看来，美国目前最懂中国和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把握最准的“中国通”是麦艾文。如果拜登当选，麦艾文或许还能重返国安会，甚至去国务院做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然，眼下预测2021年的事跟当下试图说服美国跟中国一道构建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一样是不现实的。文章投稿题目为“读麦艾文论‘中美关系转型’一文有感：再论美国的’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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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这张照片反应了麦艾文当年在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左边坐在沙发上的是麦艾文，右边第一人为拉塞尔（Daniel Russell），他是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第二人为多尼龙（Tom Donilon），奥巴马的国安会顾问。）

5月18-1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终于降下了帷幕。显然，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召开的此次国际会议不同以往，并将留下其特殊记忆。不过，会议的结果会让一些抱有热望的群体感到大失所望，特别是那些试图在合众国旗帜下提出“为民请愿”追责病毒根源并鞭挞被指控为隐瞒疫情的崛起大国的多国联军。他们中间既有迷信历史轮回的人，也不乏希望重演“卫星上天与红旗落地”悲剧的人。这些人（称他们是学者也无妨）坚信一条定律：但凡敢于冲撞美利坚老大的政权迟早都会分崩离析。显然，这种对历史的误读乃至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误解不是来自英美大学“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结果。本文介绍一位与刚才提到的那群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中国通”，看看他是如何看待与分析中美关系转型的根源及其走向，以及作为“建制派”的前官员和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大国竞争的。他就是乔治敦大学沃什外交学院的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

麦艾文成长时期恰逢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独领风骚进入低谷。在越战失败的阴影下，美国青年确有迷茫，但更多的是开始反思。麦艾文属于后类。他先就读于缅因州的贝茨学院 (Bates College)。虽然这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博雅学府，但他毕业后坚持远赴英伦三岛继续完成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业。这点说明他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学术和事业的悟性：即从全球视角及国际体系的演变去了解国际事务，包括未来的大国关系。尽管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的阴影，但是麦艾文决定把中美关系作为他未来的研究方向。毕竟，在这个“衰而未落”的曾经世界超级大国——英国，他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历史教训与治世经验。几年后，麦艾文凭借其具备的知识体系、厚重的学术积累以及精辟的分析能力入职美国兰德公司。2009年，他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蒙、朝事务，并担任过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15年，麦艾文因故突然宣布辞职，由此引来一些猜测。不过，在美国长期实行的“旋转门”体制下，具有专业教育背景且熟谙国际事务的知识精英们，动辄会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由而拂袖离去。此后，麦艾文一直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从事教学。虽然中国学者吴心伯用“有知识无经验”来评价这位“中国通”，但这不过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言。美国著名的鹰派人物、前国防部次长阿施﹒卡特(Ash Carter)对麦艾文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颇为赞同。

针对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的逆转，麦艾文曾在2019年撰写了《论中美关系基础的转型》(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该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2019年秋季；点击这里下载此文。)一文。作为一位熟悉历史与外交政策的美国“建制派”学者，他深入浅出地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绝非历史“轮回”之妖术能够解释的，更不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公的“韬光养晦”之教诲而促成的。言下之意，这样的解释不仅违背国际关系的本质，更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变相侮辱。

麦艾文在文中坚持认为，历经40年后，中美关系的确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中国正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虽然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守成国家，但随着许多驱动因素的演变，中美关系正朝着更具竞争的方向发展。或曰，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互不信任和利益竞争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正在改变此前两国互动中的相对角色。这首先表现在整个亚洲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与中国的崛起同时日益提高。例如，虽然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有“北约”，但是它在东亚也有五个盟友。此外，世界十大常备军中有七个来自亚洲国家，八个已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因此，21世纪的亚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配角。鉴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以及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乃至印太地区转移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他对“时和势”的审视之外，麦艾文对中美关系陷入双边竞争根源的分析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安全、经济、技术和治理理念。首先，安全竞争对中美两个大国而言不难理解。长期以来，中美对不同安全利益的管理策略包括改变行为、修改要求和期望、容忍分歧、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双方为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创造了空间。如今，中美安全局势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第一，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中美相对能力的总体差距已经缩小，而且限制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尤其是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军事优势。中国在新兴国防和商业技术上的大量投资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军事优势。因此，这些变化加剧了安全困境。第二，虽然过去数十年中国强忍美国及其同盟的活动，但是现在面对可能有损自身利益的美国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潜在的越南）的行动，中国为了提升其安全诉求而日趋愿意付出更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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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在白宫供职的麦艾文）

其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雄心及其经济决策和方式导致许多结构性力量的变化，并因此加剧了双边竞争。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专注于创新驱动力增长，双边经济互动在本质上变得更具竞争力。麦艾文明确指出，中国从2005-08年开始，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更新和推广。中国政府着眼于在高科技领域确立其主导地位，并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结果，中国的产业政策削弱了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实力，特别是当美国把这种经济竞争纳入国家安全考虑中时，两国的经济竞争就变得更加复杂且令人担忧。

第三，在技术层面，中美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都认为两国早已进入长期的竞争，他们力图主导对未来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技术，其中包括半导体、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自动驾驶车辆、人工智能、最新通讯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与遗传学。显然，这些技术与一个国家的创新、生产力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这些方面的落后必定导致其在21世纪无力和无法控制全球经济。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技术竞争不仅是谁将主宰这些关键的高科技领域的问题，更是决定谁将主宰国际事务的关键。显然，各国都会担心对方使用这些技术做什么。中美之间谁掌握了上述高新科技，谁就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优势向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治理模式和价值观。

由此引发中美两国在第四个领域的竞争：全球治理和各国对本国治理方式的选择。麦艾文认为，公平地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受到自身危机的挑战。特朗普对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即对盟友慷慨相助、对国际机构全力支持和对多边协议坚定履行深表怀疑，入主白宫后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力主“美国第一”，猛烈批评国际机构并退出联合国的一些组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开始减少。相比之下，当下的中国更积极地表达了参与捍卫、改革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愿望。从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扩大在现有国际机构中的作用，并建立新的机构，寻求给现有的区域机构注入新的活力，并着手起草有关网络安全和北极等新兴安全问题的规则。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能够利用其举国体制的特点，在经济阻力和外部压力中重新校准。这也正是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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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去乔治敦大学教书的麦艾文）

除此之外，麦艾文还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坚持的观点，即中美关系面临的全球治理核心挑战是，两国都是选择性“修正现状”的国家，或曰，双方都想改革现存的国际体系，但原因不同，方式各异。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担忧是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的，尽管它受益于这一安排，但这一秩序的设计保证了美国在与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关的决策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会阻碍甚至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修正这一有先天缺陷的国际秩序在中国看来合情合理。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的那样，“美国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出于剥夺权利和应得权益，而是由于传教热情、不断发展的全球利益和不断变化的美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结合而生。由此产生的关于全球秩序的形态和轮廓的竞争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为双方都认为另一方的行动对他们所憧憬的国际体系具有内在的威胁性和不稳定性。”

以上是对麦艾文在2019年分析中美关系基础转型的原因进行的概括。实际上，他的文章体现出厚重的历史视角和理论分析。这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方略强调的“审时度势”，更接近现实国际政治的分析路径。因此，中美两国之间形成的相互认知已促使双方从对冲战略逐步转向更明确的竞争战略。至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最初三十年里，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可控的。但近年来，美国人倾向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持一种更负面的看法。他们甚至认为，在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的丧失和市场份额下降方面)和工人(失业)所承受的的经济成本远大于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也正在增加。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需要时间发展经济、实现军事现代化，并积累综合国力，在主要对外关系上采取低调和基本合作的态度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其日益积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抱有信心，更加强调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自力更生，渴望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更有作为，将自己的影响力投放得更远。结果，北京越来越担心美国采取试图遏制甚至破坏中国民族复兴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们相信中国能够承受与美国的紧张和摩擦(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全球联系和形象)，越来越不相信中国能够或者应该如此依赖美国。上述这些言行催化并不断加剧了与美国的对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是因为他对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的脉象非常清楚，麦艾文特别反对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鲁莽和粗暴。虽然麦氏并不主张美国接受中国的所有条件，但他在4月15日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指出，此时的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应该从最近召开的G-7外长会议上未能达成联合声明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那就是，强大的美国需要盟友和伙伴。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能仅凭其实力和财力的规模与慷慨支配和控制国际局势，它还需要更加注重如何“吸引”其他国家接受所提供的安全和进步的公共产品，并一起投入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维护和促进。一个行为鲁莽且对中国“甩锅”的美国很难赢得自己的朋友和盟友的尊重；相反，一个主动与中国合作并且推动国际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的美利坚，才能够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中再次提醒世界各国美国的领导力犹在。这才会是美国的最大成功所在。

麦艾文的这一建议不仅让那些期盼自己国家陷入历史轮回的学者们相形见绌，而且也让任何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思考如何在有效地服务自己国家的同时，不乏让“环球同此凉热”的爱心和信念。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21

旧文章ID：21750

特朗普的竞选“中国牌”能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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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珊·赖斯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从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严厉批评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与被称为“北京屠夫”的中国总理打交道，到2016年希拉里任国务卿期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抨击奥巴马政府允许中国“掠夺”美国，美国总统候选人利用中国作为竞选棍棒已有很长的历史。在这个选举年，对中国的抨击将到达新高——特朗普试图凭借选民对中国的强烈不满、北京的新冠病毒遏制失败以及两国持续的双边紧张关系谋求优势。

共和党人迫切希望掩盖特朗普疫情应对彻底失败，9万多美国人死亡和3600万人失业的现实，除了打中国牌，没有更好的策略了。共和党人正在执行一份57页的竞选备忘录，其中建议将对手包装为“对中国手软”，并揭露他们对“中国病毒”和“武汉实验室”说法的再三抗拒。

对特朗普而言，抨击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中国是为了三个目的：抑制民粹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率;转移他在疫情应对上的致命错误——对此他“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最可耻的是，他试图将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明显软弱变成政治武器。特朗普乐于将自己的个人失败推给别人，这是他最熟悉、最具欺骗性的手段之一——无论是腐败、裙带关系、性侵犯还是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还有所谓的“奥巴马门”。

在中国话题上，特朗普自己说过的话里就暴露了很多恐惧。

为了保留他视为珍宝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该协议未能在一场代价高昂的关税战后改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特朗普淡化了新冠病毒的风险，并高声赞扬习近平主席。在1月和2月，特朗普15次赞美习近平在Covid-19上的领导。他奉承道，“代表美国人民，我要感谢习近平主席”;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在病毒应对中有掩盖行为，但他坚持认为他们“正在做的工作非常专业”。自从担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就多次向习近平卑躬屈膝，对他能成为“终身主席”赞不绝口，并宣称他“和习主席之间有着无限的敬意和友谊”。

更危险的是，特朗普的政策以美国为代价，助长了中国的势力。他让我们的亚洲和欧洲伙伴产生敌意，为中国破坏我们的联盟的长期目标提供了帮助，正是这些联盟限制了中国的全球野心。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特朗普使盟友和敌人都对美国的决定产生怀疑，同时将稳定的全球领导人的身份拱手让给了中国。

特朗普甚至拒绝批评中国的恶劣行径，包括对维吾尔族和香港民主抗议者的镇压;再加上他对美国新闻界的攻击以及未能谴责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行为，相当于给习近平发放了侵犯人权的自由通行证，并凸显特朗普在抛弃美国的道德领导者身份。

通过破坏联合国体制，特朗普制造了一个国际领导真空，中国趁机而入。习近平周一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供20亿美元帮助各国应对Covid-19.并分享其研发的任何疫苗。相比之下，特朗普在推特上发了一封信抨击中国，并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在战略要务上，特朗普允许中国缓解对朝鲜的压力，也未能抵抗中国在南海的网络侵略和扩张。然而，他拯救了被驱逐的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因为美国的制裁可能导致“中国太多的失业”。特朗普还热切希望中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乞求中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给予帮助，并允许他的女儿伊万卡获得大量中国商标。

有这种自私自利的可耻往绩，还要指责乔·拜登对中国软弱，这真要用一些特朗普式的障眼法战术才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拜登可以利用总统糟糕的成绩对付他。

从1月开始，拜登就明确警告过新冠病毒的危险，并在2月坚持要求中国加强透明度并允许美国科学家介入，强调——与特朗普不同——“在新冠病毒上，我不会听信中国的话。”作为前副总统，他为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发声，甚至在中国领土上呼吁人权。此外，拜登还直接与习近平面质，强调美国战机不会理会中国单方面宣布的防空区，并帮助美国的亚洲盟国抵抗来自中国压力。拜登还有效地敦促中国官员制止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使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并减少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壁垒。

特朗普不懂反讽，缺乏分寸，他会拿出自己的标准手法——试图通过欺骗把自己对中国的软弱投射到拜登头上，转移他的重大失败的责任。为了赢得11月的胜利，特朗普会无所不用其极，而他的中国牌开局，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无论怎样，在竞选中拿中国做文章是一项老掉牙的策略，然而在这样紧张的时期，这样做尤其危险，因为它加剧了国内对亚裔的敌意以及国外的反美情绪，使执政更加困难，并可能走向代价高昂的冷战——或更糟的结果。

苏珊·赖斯(Susan E. Rice)自2013年至2017年之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是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她为时报观点版面供稿，著有回忆录《Tough Love: My Story of the Things Worth Fighting For》一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mbassadorRice。

翻译：邓妍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20

旧文章ID：21749

美国在中美科技角力中打出“台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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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SWANSON, 孟建国, RAYMOND ZHONG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关税威胁、技术和贸易协议条款等方面与中国发生争执。但美国政府上周采取的两项行动进一步升级了这些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而且升级的方式差不多已触及了北京的一条红线：即大陆与台湾争论不休的关系。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商之一。台积电周四表示，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一家工厂，美国官员称赞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将一条至关重要的供应链迁到美国的第一步。

第二天，美国商务部宣布了一项可能会阻碍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与台积电以及其他全球芯片制造商开展业务的新规则。

美国政府一直在多个领域努力孤立华为。华为是全球主要的智能手机品牌，也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网络设备生产商。但是，在削弱华为的同时将台积电拉入美国的轨道，这种双重打击的产业政策在几年前是难以想像的，这增加了中美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

特朗普政府从未对中国企业获取台湾高科技供应链产品进行过如此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可引申到北京对自治的台湾民主政体的影响上。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认为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不容讨价还价，经常猛烈抨击那些未能承认这一点的企业和政界人士，即使他们并非刻意。

美国政府似乎在有意“打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对北京很敏感的目标”，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

中国商务部谴责了华盛顿针对华为的管制新规，称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规则后，行业分析人士和企业高管已强调了他们称之为可能是一个重大变通的做法。

新规则禁止世界各地的公司将使用美国技术生产或设计的芯片直接或通过中介输送给华为公司。但似乎并不禁止企业将生产的芯片输送给华为的客户或合作伙伴，比如为华为组装手机和其他设备的合同制造商。

但新规则仍可能扰乱华为的业务，迫使华为或其供应商重组业务。而且，美国商务部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修改规则，以弥补任何漏洞。

“华为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业务的未来，现在牢牢地掌握在美国商务部手中，”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技术政策分析师保罗·特里奥罗(Paul Triolo)说。

华为本周拒绝回答记者有关新规的提问，但承认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这家公司似乎一直在为被切断与关键供应商关系的可能性做准备。据华为的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底，公司已经储备了价值235亿美元的成品、零部件和原材料，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75%。

尽管新规则的实际效果尚不清楚，但上周此番宣布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很明确：特朗普政府在急不可耐地阻挠中国主导关键技术的努力，而且正在把台湾作为一个新的杠杆来使用。

自从中美两国今年1月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使贸易战进入休战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辞令已逐渐升级。特朗普指责北京未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并对他努力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未来表示怀疑。距离今年的总统大选只剩下半年的时间，特朗普希望能冲淡民主党人对他应对新冠病毒不力的激烈批评。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也已蔓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是世卫组织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国，但台湾被排除在这个组织之外。

特朗普已在今年4月暂停了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批评该组织“推动中国的虚假信息”，他还在本周一威胁让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同样在周一，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谴责世卫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其年度会议之外的做法，称北京在试图“压制”台湾。

美国也正在更积极地与中国展开博弈，对于获取智能手机乃至导弹运转所需的技术部件，逐渐加强控制。

去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了其“实体名单”，要求美国企业在向这家中国公司出售产品之前必须获得许可。那之后，特朗普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与中国科技公司合作和进行贸易往来的其他限制。

美国商务部说，最近这次修改规定意在阻挠华为绕过以前限制的努力。为了减少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华为已开始在公司内部寻找满足自己更多半导体需求的办法。但是，为了按照公司的规格大量生产这些芯片，华为仍然需要台积电和其他晶圆代工公司，而这些公司都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生产的软件和设备。

通过将目标对准华为对一家总部设在台湾的公司的依赖，特朗普政府在限制技术的同时，增加了地缘政治的成分。

长期以来，台湾对北京和华盛顿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目前在台湾执政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近年来，台湾的全球半导体行业主力军的地位增加了其战略重要性。台积电为全球各地的科技行业知名公司生产微芯片，包括苹果(Apple)、高通(Qualcomm)，以及华为下属的芯片子公司海思半导体。

“台湾有世界上最好的半导体制造商，而中国认为自己拥有这家制造商总部所在的土地，”研究公司桑福德·C·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的半导体行业分析师斯泰西·拉斯贡(Stacy Rasgon)说。“这显示了所有的人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

在去年进行的一系列私下讨论中，来自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都敦促台积电在美设厂，以此来加强政治联系，防范来自中国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会导致台积电停止向美国运送产品。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台积电以成本为由拒绝了这些建议。东亚是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的中心，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曾表示，主要的障碍是美国的运营成本更高。

但最近来自华盛顿的恳求——似乎也包括提供资金的承诺——改变了台积电的想法。

周五，台积电的一位发言人说，公司现在看到了“缩小成本差距的潜在可能性”，但她拒绝详细说明。在上周五的一通电话中，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暗示，可能会有来自国会的资金，国会议员们已经讨论了刺激半导体行业的新资金。

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也可能迫使台积电做出了这个决定。据台积电最近的年度报告，其20%的收入来自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但60%的收入来自北美客户。

“台积电想呆在中间，想当瑞士，”颇具影响力的科技通讯Stratechery的作者本·汤普森(Ben Thompson)说。“但这种做法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时候了。”

欧亚集团的特里奥罗说，促使美国官员推动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厂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对中国在台湾的影响，以及中国侵入或破坏台湾供应链能力的普遍担忧。台积电在商用芯片的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商用芯片也有用于飞机、卫星和无人机的军事用途。

亚利桑那项目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让台积电最终成为美国军方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一员”，特里奥罗说。

华为高管也注意到了这场技术角逐的地缘政治尺度。

周一，在华为深圳总部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公司副董事长郭平针对华盛顿即使是在全球面临新冠病毒危机的情况下，仍继续打击华为的动机发表了尖锐的言论。

“美国认为技术领先是美国霸权的基础，”郭平说。“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公司的技术领先可能都会损害美国的霸权。”

Ana Swanson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贸易和国际经济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naSwanson。

孟建国(Paul Mozur)是科技记者，专注于报道科技与亚洲地缘政治的交叉点。他曾两度入围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paulmozur。

Raymond Zhong是科技记者。2017年加入时报前，他在新德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zhonggg。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20

旧文章ID：21748

特朗普的疫情应对如何成为灾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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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的想法变得越来越荒唐。他开始吹捧羟氯喹是治疗新冠肺炎的良药。3月19日，在一次例行的电视简报会上——五周来他每天都要举行这种简报会，经常东扯西拉两个多小时——他把这种抗疟药描绘成一种潜在的神药。他后来发推文称这可能是“医学史上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之一”。

这位总统的盲目信仰——启发他的人有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主播，特别是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以及他的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他们无一拥有医学背景——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搅得天翻地覆。科学家若提出异议就会受到惩罚。今年4月，负责联邦政府疫苗研发的科学家里克•布莱特(Rick Bright)——可以说他担任的是现在政府中最要紧的职务——在阻止推广羟氯喹后被撤职。

大多数临床试验表明该药对新冠肺炎患者并无积极作用，还可能对有心脏问题的人造成伤害。布莱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被施压让政治和任人唯亲来左右关于我们政府中最优秀科学家意见的决定。”

在一份举报投诉中，布莱特说自己被施压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交给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朋友控制的一家公司。当他拒绝后他被解雇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否认了布莱特的指控。

其他科学家也注意到了布莱特的命运。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奥巴马政府向非洲派遣了3000名美国军事人员抗击疫情，美国疾控中心每天都举行简报会，介绍进展情况。而自3月初以来疾控中心就再也没有举行过简报会。华盛顿的科学家们害怕说出任何违背特朗普的话。

“保住工作的方法是比其他人更忠诚，这意味着你必须容忍江湖医术。”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说，他曾短暂地出任过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是特朗普的顾问，后与其决裂。“你必须在公开场合奉承他，在私下里也要奉承他。最重要的是，你绝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无知。”

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向特朗普建议就像“把水果送进火山”——特朗普就是岩浆源头。这名官员表示：“你在努力安抚一股不受理性影响的强大力量。”

当特朗普在4月底提出人们可以通过注射消毒剂，比如Lysol和滴露(Dettol)，来阻止新冠肺炎传播甚至治愈自己时，他的首席科学家德波拉•比克斯(Deborah Birx)不敢反驳他。消毒剂龙头企业纷纷发表声明，敦促消费者不要注射或摄入消毒剂，因为它可能是致命的。美国疾控中心只发布了一条含义隐晦的推文，建议美国人：“遵照产品标签上的说明。”

科学记者劳里•加勒特说：“我打电话甚至得不到回音。几十年来美国疾控中心领导了对每一种疾病的应对。现在它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特朗普的一名前高级官员表示：“人们在特朗普身边变成了懦夫。如果你敢反抗他，你就永远回不去了。你在公开场合看到的就是他私下的样子。他完全一样。”

美国的外国盟友对特朗普的做事方式形成了同样尖锐的提醒。很少有西方领导人像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那样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保持一致。但疫情初期，莫里森就组建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其成员为每个州的州长，覆盖两大主要政党。莫里森的这个联合委员会表现出该国两党团结一致的决心，这个国家三个月中死于新冠肺炎的人不到100人(编者注：澳大利亚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于5月19日升至100人)。而有些天里美国每小时的新冠死亡人数都大于这个数字。

相比之下，特朗普让美国各州州长自相残杀，就像他对待自己的工作人员一样。共和党州收到的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人均数量远高于民主党州，尽管前者的住院率要低得多。特朗普称美国正在打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而实际上，他正在煽动国家分裂。肯尼斯•伯纳德博士说：“这就像对州长们说，每个州都必须生产自己的坦克和子弹。你们得靠自己。这不是我的责任。”

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挑起互斗的本能也和在国内时一样强烈。今年3月，一场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未能就一份声明达成一致，因为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坚称，要把新冠病毒叫做“武汉病毒”。美国还拒绝参加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近期主持的一场关于在疫苗方面展开合作的峰会。

最具戏剧性的是，特朗普下令暂停为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他声称世卫组织为中国的谎言打掩护。世卫组织证实，2017年6月在椭圆形办公室，就在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上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前不久，特朗普与当时候任的谭德塞会面。那时特朗普是支持谭德塞的候选人资格的。

其他批评人士称，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太愿意相信北京方面的话了。这种说法有一些道理。“他们太害怕得罪中国了，”伯纳德表示，他曾担任美国世卫组织事务负责人两年。但世卫组织在官僚层面的缩手缩脚并没有妨碍其他国家采取早期的预防措施。

特朗普声称，世卫组织的失职使世界的死亡率增加“20倍”。而实际上，世卫组织必须始终遵守成员国的限制，特别是大国的限制，其中尤以美国和中国为最。这是所有多边组织的现实。然而，世卫组织早在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前6周，就宣布进入国际紧急状态。世卫组织官员表示，特朗普的“断供”举措严重妨碍了该组织的运作。

“就算你不喜欢这个消防员，你也不会在一场大火中关闭消防水带，”世卫组织办公厅主任施贺德(Bernhard Schwartländer)表示，“这种病毒威胁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它会利用我们决心上的任何裂缝。”换句话说，世卫组织成为了美中敌对的受害者。

把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归咎于中国和世卫组织，很可能有助于特朗普的连任竞选。许多选民太愿意相信，美国是邪恶的国际势力的受害者。加勒特曾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她提到畅销书《达•芬奇密码》(Da Vinci Code)的作者丹•布朗(Dan Brown)的一部不那么知名的小说《地狱》(Inferno)。在这部作品中，世卫组织扮演了一个卑劣的角色。

这部作品的主角之一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名生物学家。在一次疫情期间，她绑架了世卫组织总干事，把他关进这家智库的地下室。后来，世卫组织的一支军事小队乘坐C-130飞机从天而降，闯进来救走了他。事实上，世卫组织根本没有警察的权力。施贺德说：“我们不像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世卫组织不能坚持进入武汉调查新冠肺炎的源头，就像它也不能闯入亚特兰大调查美国疾控中心为何迟迟开发不出检测试剂盒。

美国和中国都散播了关于对方的荒诞谣言。一些中国官员散播了毫无根据的阴谋论，称是美国军队在去年的一次运动赛事中就把病毒投放到武汉。而包括蓬佩奥在内，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一再声称，新冠肺炎的源头是武汉一家病毒研究所发生的一起病毒从蝙蝠传人的事件。

上月，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肺炎的源头展开国际调查。“澳大利亚的目的是化解中国和美国两国国内的阴谋论，”澳大利亚最大的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所长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表示。

数天后，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所有的澳大利亚小报《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了一篇明显独家的报道，称情报联盟“五眼”(five eyes)——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情报机构组成——已经得出结论，新冠肺炎的源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无论是因为事故还是人为。这篇报道似乎没有根据。福奇和其他科学家表示，几乎可以肯定，病原体来自武汉的一个菜市场。并不存在“五眼”秘密档案。

根据一名“五眼”高级情报官员和一名与澳大利亚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说法，《每日电讯报》的那篇报道很可能来自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在那篇报道发表以后，北京方面不可能同意接受国际调查。这篇报道打破了澳大利亚化解美中紧张的希望。“我们过去会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导力量，而不是疫病中心。”富利洛夫说，他是一名热切的亲美人士，“我们越来越感觉，被夹在无所顾忌的中国和不负责任的美国中间，美国似乎不再关心盟友了。”

那么，美国的疫情将会走向何方?在最初转变部分态度时，特朗普说科学家们告诉他，多达250万美国人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最新的估计显示，至7月末，将有13.5万美国人死亡。这意味着两件事。

首先，特朗普将会告诉选民们，他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其次，他将继续激进地推动美国各州解除封锁。他的首要目标是在大选之前复苏经济。特朗普和库什纳都几乎宣布抗疫任务圆满完成了。库什纳在4月底说：“这是个巨大的成功。”特朗普在上周一说：“我们胜利了。”

经济学家表示，不太可能出现V形复苏。即便出现，也可能呈现出两个连在一起的V形——也就是W形。任何短期经济重启导致的社交聚集都有可能付出第二次传染爆发的代价。只要第二个V形11月之后才出现，特朗普就有可能连任。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其他选择，”资深共和党顾问和游说人士查理•布莱克(Charlie Black)表示，“要么是经济，要么什么都没有。他不能只是凭自己的个性竞选。”特朗普的前任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将会围绕着中国，中国，还是中国。”他表示，“以及，但愿他还能围绕着他重启了经济这一点做文章。”

同时，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兜售奇迹治疗方案的前景。自疫情开始后的每一周，他都会说疫苗马上就研发出来了。他的最新估计是，到7月份就能研发出疫苗。科学家们表示，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制造出可接种的疫苗。大多数人表示，18个月就算幸运了。即便如此，这也将是创纪录的速度。此前最快的研发纪录是在1960年代用4年研发出了腮腺炎疫苗。

目前，特朗普已被说服不再进行每日简报会。白宫内部民调显示，在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曾经领先拜登两位数，但现在这一优势已被抹平。看来退休老人并不喜欢群体免疫。

特朗普总统的朋友们正在努力找出办法，在不造成新死亡的情况下让生活恢复正常。特朗普的民调数据曾在3月大幅上升，但此后在4月一直稳步下跌。在未来的6个月中，美国的疫情命运将取决于其总统飘忽不定的连任竞选策略。不止一点迹象表明，他越来越有可能因为绝望铤而走险。

“特朗普陷入了困局之中，而且余地越来越小。”共和党籍律师乔治•康韦(George Conway表示，他的妻子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在我看来，他是个反社会者和恶性自恋狂。当有这些心理障碍的人感到全世界在对他们紧逼施压时，他们的倾向会更加严重。他们会猛烈攻击别人，产生幻想，并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康韦因为在Twitter上嘲笑特朗普而出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该补充一句：特朗普常常反击)。

然而，毫无例外，我采访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和康韦相似的观点，包括那些最热情的特朗普追随者。其中一人说，特朗普不愿听取建议。另一个人说，他是他自己的最大敌人。第三个人说，他只听家里人的。第四个人说，他心理失衡。也就是说，美国应该准备迎接此后动荡的6个月——没有任何安全着陆的保证。

本文作者爱德华•卢斯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块编辑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47

特朗普的疫情应对如何成为灾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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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当历史记载美国如何应对这场全球化时代第一次真正的大流行病时，3月6日这一天将非常突出。这一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访问了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他突然造访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疾病研究机构，意在向世人展示一切都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在他这次造访美国疾控中心之前，他还在否认新冠病毒构成威胁，而在这之后，他则表示，他一直都知道这种病毒可能会对美国造成重创。

在特朗普访问美国疾控中心前不久，他表示，“几天之内，(感染人数)就将下降至接近于零”。当时，美国有1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病例。他称：“某一天，它会奇迹般地消失。”几天后，他声称：“我早在它被确定为大流行病之前，就感觉到这是一场大流行病。”特朗普在美国疾控中心的那个下午就像是一道X射线，给了人们透视他内心的机会，当时他的内心正处在选择否认还是承认这场疫情的中间点上。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在美国爆发。这种传染病已经在纽约州、华盛顿州和其他地区蔓延了数周。疫情曲线正在急剧上升。而特朗普前往亚特兰大的目的是作出与事实相悖的宣称。

这位美国总统戴着“让美国保持伟大”(Keep America Great)的棒球帽，身旁站着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和佐治亚州州长布赖恩•肯普(Brian Kemp)。在与媒体的47分钟互动中，特朗普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的伟大事迹。

他斥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假新闻，吹嘘自己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的收视率很高，提起美国股市近期的高点，称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州长是一条“蛇”，并承认他不知道会有大量的人死于普通流感。他还误解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是否应该出于公共卫生原因取消竞选集会。特朗普回答：“在让(体育馆)爆满这件事上，我还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引起媒体注意的是他对新冠疫情的两句评论。美国一周内可以提供400万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这些试剂盒很完美。”他表示，“任何想要检测的人都会得到检测。”

十周过去了，他的说法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截至5月中旬，只有不到3%的美国人接受了病毒检测。特朗普还吹嘘自己对科学非常了解。他提到了他一位“非常天才的”叔叔，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的约翰•特朗普(John Trump)，并暗示称自己继承了他的智力。“我真的能明白。”他表示，“所有这些医生都在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也许我天生拥有这种能力。”历史学家可能也会对这一点多加斟酌。

新闻头条忽略了特朗普吹嘘的一个内容，比起他自我估计的智商或是夸大的检测人数(截至3月，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检测试剂盒的真实数量为7.5万个)，后人将会更加重视这条内容。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领导世界。韩国在1月20日，也就是美国发现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的同一天，出现了首例感染病例，他表示，韩国在寻求美国的帮助。“他们有很多人被感染了，而我们没有。”“我只是说：‘冷静点’。”特朗普表示，“所有人都在依赖我们。全世界都在依赖我们。”

他倒不如说棒球很受欢迎或者外国人喜欢纽约。几十年来，无论是海啸还是埃博拉(Ebola)疫情，美国在任何灾难中的领导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以在紧急情况中帮助他人而闻名。

但回过头看，特朗普宣称美国具有全球领导力这一点将引人注目。历史将会记住，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第一次没能发挥领导作用。在这次抗疫行动中，没有美国的空运物资。美国甚至无法自给自足。

人口密度将近美国15倍、与中国毗邻的韩国共有259人因新冠肺炎死亡。而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早就是这一数字的十倍。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接近9万人。

出了什么问题?我采访了数十个人，包括特朗普经常咨询的外部人士、前高级顾问、世界卫生组织(WHO)官员、知名科学家和外交官，以及白宫内部人士等。部分人士要求采访内容不得公开发表。

一次又一次，关于这位总统的描述是：他从1月开始就无视越来越紧迫的情报警告，解雇任何声称知道得比他更多的官员，而且除了以女儿伊万卡(Ivanka)及其丈夫、地产开发商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为首的一个小圈子，他不信任其他任何人。特朗普授予库什纳更多权力，却将世界上资金最充裕的灾难应对机构抛在一边。

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三年期间人们常常指出，他从未经历过一场真正危机的考验。新冠疫情比任何危机都严重得多。美国资深外交官、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院长的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表示：“特朗普对国内外疫情的处理，比他上任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更令人痛苦地展示出‘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含义。”

“美国成为世界死亡人数第一的国家、感染人数第一的国家，而且我们成了全球无能的象征。对美国的影响力和声誉造成的损害将很难挽回。”

特朗普对疫情不作为背后的心理那天下午在美国疾控中心暴露无遗。那天上午公布了失业数据。美国2月份新增了27.3万个就业岗位，使失业率降至3.5%，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特朗普获得连任的几率看上去是50%或以上。在之前的周六，乔•拜登(Joe Biden)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但是民主党的竞选似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让任何事件吓到道琼斯指数。

任何有关美国正在为大流行病做准备的信号——包括采取实际行动准备应对——都被阻止。

“贾里德(库什纳)一直辩称，检测太多人或者订购太多呼吸机，会吓坏市场，所以我们不应这样做，”经常与特朗普交流的一名心腹说，“这条建议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科学家们的说法。他觉得他们总是喜欢夸张。”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定期与特朗普交流，而且是特朗普的竞选顾问。他表示，3月初的情绪有点忘乎所以。“当时经济蒸蒸日上，股市开足了马力，就业报告也棒极了，”摩尔说，“形势简直太完美了。没人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病毒。它就像流星或恐怖袭击一样击中了我们。”

特朗普身边的人喜欢把这场疫情与9•11恐怖袭击相比。在基地组织(al-Qaeda)准备袭击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错过了危险示警。但他只在袭击发生几周前被明确警告过一次可能有一场阴谋。据报道，布什对向他做简报的人说：“好吧，你该做的都做了。”

在某个时候，美国国会可能设立一个类似9•11委员会的机构，调查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处理。调查将发现，在总统每日听取的简报中，联邦科学家们、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亚洲事务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商界的朋友们和整个世界，都曾无数次警告过特朗普这场大流行病的威胁。任何报告都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数以万计的死亡本可以避免——即使现在特朗普仍在推动各州“解除”封锁。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公共卫生学者格雷格•贡萨尔维斯(Gregg Gonsalves)说：“这就好比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知道9•11袭击将会发生，但未对其做任何准备，接着在袭击发生几天后又耸耸肩说：‘哦，好吧，现在我们也做不了什么。’特朗普本可以阻止出现大规模死亡，但他没有。”

公平地讲，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浪费了时间，未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疫情做好准备。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都一样可能受到华盛顿内斗的掣肘。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美国疾控中心一直是事故和差错频出。该机构花了数周时间尝试开发一种倒霉的检测试剂，但当时它完全可以直接从德国进口世卫组织批准的检测试剂盒。德国自1月底以来一直在生产这种试剂盒。“美国疾控中心步步都失策，”特朗普政府一名前高级顾问说，“由于美国疾控中心的种种失误，我们没能掌握这种疾病传播的真实情况。”

不过，这里特朗普的印记再次清晰可见。是特朗普选择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来领导美国疾控中心，尽管人们普遍对这位前军官有争议的记录提出了警告。上世纪80年代，雷德菲尔德领导五角大楼应对艾滋病。措施包括在所谓的艾滋病酒店隔离疑似患上艾滋病的士兵。许多检测呈阳性的人被颜面扫地地开除了。有些人自杀了。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雷德菲尔德认为艾滋病是一个不道德社会的产物。他多年支持一种被大肆宣传但在试验中遭到质疑的药物。那次失败导致他在1994年被免职。

多次报道流行病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科学记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表示：“雷德菲尔德大概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时候领导疾控中心的最糟糕的人了。他让自己的偏见干扰科学，而这在疫情期间是你承受不起的。”

疾控中心的问题之一是坚持研发自己的检测试剂，而不是进口外国试剂。众所周知，传染病专家、现在家喻户晓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厌恶雷德菲尔德，同样雷德菲尔德也厌恶福奇。这意味着疾控中心和福奇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没有达成共识。肯尼斯•伯纳德(Kenneth Bernard)博士说：“你最不需要的就是科学家们在流行病爆发时斗来斗去。”伯纳德曾在2004年建立一个白宫大流行病防控部门，但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期间被取消了，后来又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重启。

试剂盒的缺乏意味着科学家无法掌握美国疫情快速传播的全貌。疾控中心被迫只对“接受医学观察者”(指的是那些与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或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在不到6英尺的距离内接触过的人)提供检测。多数检测请求都被拒绝了。很少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符合这两个标准中的其中之一。当时，几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德国、台湾和韩国，可以现场检测，包括在免下车检测中心——这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缺乏的一种选择。

上述前顾问表示：“你每天都乘火车或地铁通勤去纽约，你生病去了诊所，他们却拒绝给你做检查，因为你不能证明你和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在6英尺以内距离接触过。而在之前两周，你可能已经与50万人接触过了。”

检测受到的限制缩小了选择范围。汤姆•博塞特(Tom Bossert)表示：“一旦任何社区达到1%的感染率，对于非药物干预就为时已晚了。”他曾领导后来解散的白宫大流行病防控办公室，直至2018年被特朗普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驱逐。

到3月11日，也就是特朗普访问疾控中心仅仅五天之后，现实开始渗透进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直播中，特朗普禁止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赴美旅行，这比他今年2月对中国实施的部分禁令进一步扩大。两天后，他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然而，即使在那时，他仍然坚持美国在领导世界。他说：“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行动迅速。我们行动很早。”

然而，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特朗普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些念头。特朗普在3月16日引用了他与一个儿子的通话：“很糟糕。很糟糕……他们认为8月(疫情才会达到顶峰)。可能是7月。也可能会更久。”

11天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感染了新冠肺炎。这几乎要了他的命。那是约翰逊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许多人希望特朗普也有类似的转变。就算他有转变，也不长久。接下来的一周，他说美国应该在4月12日复活节重新开放。摩尔说：“我是建议他把这一天定为‘复活日’的人士之一。当时我告诉了他我现在的想法，即这次封锁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比疾病本身还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5/21   发布时间：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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