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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锁闭深宅的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在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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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佳骏 王晨岑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10期

  3月的前两周,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在连续两周的党内初选中高歌猛进,占据新闻头条,并且迅速将党内温和派聚拢到他旗下,基本锁定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全面暴发使他的这股势头戛然而止。善于与选民面对面交流的“零售政客”拜登不得不留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家中自我隔离,他采取一切可用的“在线”方式同外界沟通,见缝插针地博取媒体关注,从而开启了一种现代美国政治中不曾有过的“与世隔绝”的竞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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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9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赢得该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

  居家竞选不轻松

  为了尽可能多地与选民接触,居家竞选的拜登每天基本上在使用Zoom线上会议系统进行筹款和视频直播演讲,接受电视采访,还利用Facebook视频和Slack聊天群组同选民对话。对于一个77岁的老人来说,同时使用这么多网络在线新事物进行竞选,实在是难为他了。

  3月13日,拜登出师不利,首次通过视频直播的虚拟市民会议因技术问题导致很多人无法观看。接着,拜登几乎彻底“消失”在屏幕上。这时,同为民主党人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抗疫斗争中大出风头,他每天上午的疫情简报会吸引了极高的关注度,和特朗普每天下午的白宫疫情发布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完全把拜登挤出了主流媒体的关注视线。“可见性”的一落千丈让拜登非常吃亏,坊间甚至出现了让科莫顶替拜登参选的呼声。推特上还出现了#WhereisJoe(“拜登哪里去了”)的嘲讽话题,不仅被特朗普竞选团队转发,也在拜登曾经的党内竞争对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粉丝群中扩散。

  拜登竞选团队不得不加大“可见性”投入。3月25日,拜登在自家地下室举行了第一次线上简报会,此后步伐明显加快。他在4月8日和15日先后举行了两场针对“战场州”(指两党候选人差距很小的州)一线工人的视频会议。4月20日,其竞选团队还针对年轻选民组织了一次线上圆桌会。拜登还会出现在一些电视台的深夜访谈和脱口秀节目中,比如吉米·基梅尔的“隔离独白”、吉米·法伦的“今夜秀”、詹姆斯·柯登的“深夜秀”。拜登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寻求一种线上时代的“炉边谈话”模式,有意塑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样的“危机时刻”可靠老人形象,以同口无遮拦、前后不一的特朗普显示区别。当然,面对特朗普这样顽强且不可测的对手,拜登的“冷静”能否够奏效仍有待观察。另外,拜登30年前的参议院幕僚塔拉·雷德对他的性侵犯指控近来在媒体不断发酵,这对拜登的个人形象也会带来一定的打击。

  与特朗普隔空博弈喜忧参半

  自4月13日以来,拜登接连获得参议员桑德斯、前总统奥巴马、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前竞争对手和党内大老的背书,进一步加强了其作为民主党“团结竞选人”的形象,也推升了民意支持。

  在最近公布的几项民调中,拜登不仅较大幅领先于特朗普,其在可确定选举结果的11个“战场州”也有稳定的优势。这说明,特朗普3月底借疫情危机带来的“聚旗效应”正在消退。迹象表明,拜登竞选团队正有意借特朗普的“抗疫”失误来凸显其与拜登在领导力方面的差距。拜登团队最近一份竞选备忘录显示,他们接下来要围绕“4个C”攻击特朗普,即“掩盖”(cover-up)、“混乱”(chaos)、“只关注企业”(corporate favoritism)和向游说者“屈服”(caving)。

  不过,拜登与特朗普隔空博弈的劣势也很明显。特朗普团队利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数字媒体进行竞选的手段非常娴熟,而拜登团队还在为如何组建“数字团队”争论不休。目前,拜登的“数字团队”只有20多人,还不到特朗普团队的1/4.拜登团队中较年长的顾问们倾向于聘用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创立的政治大数据公司Hawkfish,但青壮派则担心,与布隆伯格走太近将使拜登失去左翼青年选民支持。

  民主党内部不团结依然是拜登的巨大掣肘。虽然拜登已经得到桑德斯、沃伦两位前竞争对手的支持,也得到“国会进步核心小组”两位共同主席普拉米拉·贾亚帕尔、马克·坡坎的认可,但他与党内左翼政客貌合神离的现实继续存在。为了推进自己的“进步议程”,桑德斯“退选不退票”,想要更多的党代表票来向即将于初夏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施压。最近纽约州选举委员会因该州疫情失控而取消州内初选,引发桑德斯团队强烈反弹,称这是“对美国民主的打击”,他们显然很在意纽约州此举将给桑德斯党代表票数带来的损失。已退出竞选的华裔政客杨安泽也就此起诉纽约州选举委员会。总之,只要民主党左翼在“革命”意图上不妥协,那么拜登对党内团结的维护和左翼选票的抓取就都很难取得突破。

  被迫跟风中国话题

  在美国部分政客的肆意炒作下,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迅速蔓延点燃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愤怒”情绪,对华强硬似乎成了政客们在美国国内捞取政治好处的“良方”。大环境之下,拜登不得不对自己的竞选策略进行相应调整。

  4月12日,美国媒体Axios率先曝出特朗普竞选计划的部分信息,显示特朗普团队将拜登对华“软弱”作为主要攻击线之一。在该计划曝光前的4月9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就发布了一则攻击拜登的广告,指责他反对特朗普因疫情下达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称拜登是在“保护中国的感受”。这则广告还提到拜登之子亨特的“在华商业利益”。4月16日,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第一行动”又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三州投放以“北京拜登”为主题的竞选广告。

  拜登迅速反击。4月17日、18日,支持拜登的“21世纪美国桥梁”和拜登竞选团队分别发布两则广告,指责特朗普在疫情初期“相信中国”和“倒向中国”。4月24日,“政治”网站欧洲版曝光了特朗普家族项目向中国银行借贷2.11亿美元的事情,拜登立即借此反击特朗普。特朗普团队随即在其竞选网站上发文,称是“拜登传播涉及中国银行的假消息”。你来我往之下,特朗普和拜登陷入了一场谁对中国更“软弱”更“媚骨”的论争。

  拜登与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秀下限”也给前者引来批评之声。一种说法是,拜登追随特朗普阵营把疫情“甩锅”中国,是在帮助共和党强化他们的话术,等于是在替特朗普开脱防疫失败的罪责。另一种说法引用2017年“民主基金选民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称,特朗普的攻击广告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保护主义者”(American Preservationists),他们的政治立志由“一种关于美国身份的本土主义和民族文化观念”所主导,因而更倾向于把中国当成“替罪羊”,这群人已经被共和党牢牢控制,拜登的广告对争取这些选民来说无济于事。

  在全球疫情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作为特朗普对手的拜登追随前者加剧中美紧张关系是不负责任的,也不道德。近来有民主党人士建议拜登借鉴2018年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经验,不要与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过多纠缠,而要主攻全民医保、“绿色新政”等议题,从而拉拢反精英和经济民粹主义中西部选民。

  作者: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晨岑,上海建桥学院商学院讲师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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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关系——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0综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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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编者按

近几个月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严重威胁了各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冲击了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关系,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构成了多重挑战。为此,2020年5月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0”,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为主题,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来自国内15家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机构的23位著名学者参与论坛讨论。论坛分主旨演讲和主题研讨两个环节,主题研讨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关系”、“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全球治理”和“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外交”三个专题。本公号近期将陆续推送有关专家的发言和会议综述。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关系

2020年5月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0: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成功举办。本届论坛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举行,来自国内15所国际问题教研机构的23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就本次会议的主题“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主持本届论坛的开幕式,他首先介绍了论坛的历史,并表达了对参会专家学者与老师同学们的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杨光斌代表学院致欢迎辞。杨光斌院长指出,本次会议具有三大意义。首先,会议至今是第十七届了,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有着加强专业内专家学者之间友谊的意义。第二,在疫情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确实发生了,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早地提出了“疫情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的命题,通过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的讨论,在政策意义上能够群策群力,为我们国家贡献重大智慧。第三,疫情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升级转型,产生了研究问题首先研究国内问题的现象,因此本次会议的讨论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升级转型也有积极意义。杨光斌院长同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副校长与时殷弘教授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已另发)。本次论坛主题讨论分三个主题,第一部分主题为“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关系”,由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宋德星作主题发言,以下是论坛第一部分的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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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长征: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大家在现实空间见不到,在网络空间见到了,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很有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多领域,冲击了本就脆弱的大国关系。今天讨论的是新冠疫情下的大国关系,前面我们讲了好多赤子,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等。过去西方一些政客、政党不是那么关注中国,现在各个层面的人都在关注中国,关于中国的疫情防控。中国的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中进一步显现,影响力不断扩大。很多西方大国政要们都说到了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很多也是完全不适应的。

以中欧美关系为例。未来如果美国民主党上台,美欧关系会是个什么情况呢?肯定合作的气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会回到像奥巴马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欧美联手的可能性会很大,这就对中国压力会增大,特别在人权、南海、新疆问题上,欧美立场一致或相似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美的安全重心、战略重心的分化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不论是谁入驻白宫也改变不了这点,现在美国的安全重心已经不再是欧洲了,导致欧洲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也不一样了,这点和冷战时期和冷战后长时期也都不一样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又会对美欧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大国关系的重组进程更加复杂,所以我期待下面的讨论一定能够回答当前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那下面就有请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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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首先简单回顾一下2008年的危机,当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大家还记得2008年危机是在美国爆发的,美国向中国求援,中国也迅速向美国伸出了援手,当时中国主要是做两个事情,一个是买美国国债,还有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在那次危机中的表现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

2008年危机之后中美延续了重要的合作态势,一个是在加强国际经济治理方面,比如说二十国集团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相应来讲降低了西方七国集团、八国集团的地位。二十国集团的地位提升,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地位提升,包括中国在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投票权上升,还有人民币进入IMF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等等,我们也收获了合作的红利。

另外中美双边经济合作在加强,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推进战略和经济对话,甚至双方都已经很认真的在谈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危机中美合作,危机之后中美合作继续加深,双方都从这次合作中得益了。

这次危机怎么样?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危机首先在中国爆发,但是美国没有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美国的反应三个方面:

1.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疫情的爆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削弱中国力量增长的机会,而且希望能带来中国和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所以美国完全是以一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应对中国疫情的爆发。

2.在美国疫情扩大的情况下开始甩锅,就是中国责任论,包括要对中国进行追究和索赔。

3.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会继续打中国牌,并把疫情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新冠危机虽然是在中国先爆发的,但是美国并没有提供积极和建设性援助,它的反应基本上是负面和破坏性的,主要原因是从大国战略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出发。但是要看接下来美国怎么做,我觉得还要看一下这次疫情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简单来讲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对美国治理能力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本身执政能力大家不看好,而美国治理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弊端在这次危机中也暴露得很充分。另一方面中国这次体制的优势发挥出来了,这样一升一降,就会使得美国对中国体制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

第二个,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刚才刘校长讲了,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经济衰退,它已经是一个危机性的水平,就像2008年的危机,甚至有可能达到大萧条的水平。中国是目前主要经济体里预计今年唯一有可能会达到正增长的国家,也就是今后这几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刚才刘校长也讲了,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也会让美国更显著地感觉到来自中国赶超的压力。

第三个,供应链的问题。美国在反思涉及到战略物资,包括医疗物资这样一种产业链的安排,不能让市场去解决,这恰恰是美国对华经济硬派所追求的脱钩,就是要把战略物资要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搬走。

第四个,这次美国在这样一个重大国际危机中领导力的缺席,它的应对不仅让中国失望,也让它的盟国失望。中国在克服自己的疫情之后,尽力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样一来美国就很难受,前一段时间也在造舆论,渲染中国想填补美国影响力的真空。

所以我们看一下疫情对美国这四个方面的冲击,几乎都会外溢到中美关系上。

下面再结合疫情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些大趋势来看。

第一是全球化重新布局,供应链调整。

第二是区域合作加快,全球化放慢,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化的中心,它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第三是国际合作的重构,世界卫生组织等等其他的国际机构,包括WTO,合作需要重构,因为美国要不退群,要不采取不作为的状态。也就是讲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下降。

第四是疫情之后各国更加重视自己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去强调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就是一个国家干得行不行看你的制度,看你的执行力,而不是看你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个有点像邓小平当年讲的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什么制度,在关键时候能很好的应对危机,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能够很快的恢复经济,这个制度就有它的合理性。

这是讲危机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走势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今后中美关系有三个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的。

1.中美经贸联系会进一步削弱,双方对对方的期待会进一步下降。刚才讲了美国要重新调整它的产业链和供应连,与此同时,它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就是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实际上在加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在继续推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实际上会进一步削弱中美之间经贸上的联系。

2.中美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美国虽然自己不愿意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它坚决不希望看到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它自己不想干,如果中国想干,它也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在国际机制里的博弈会加强,美国的目标不一定要它来发挥领导作用,而是要阻止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3.中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方面的竞争态势会更加突出,这次危机已经凸显了这个问题,美国人也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怎么样在这方面跟中国展开竞争?特别是如果民主党执政,在这三个方面,其中至少两个方面跟特朗普的做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在国际层面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体制上跟中国竞争。

应该讲这次疫情危机本来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一次的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背景很不幸,最后激化和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戴长征:谢谢吴教授,吴教授对问题的分析我都赞同,特别是疫情对美国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趋势。现在讲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我们看确实疫情爆发之后,这两个国家之间不但没有形成合作,反而是对抗的态势越来越严重,将来整个世界会不会由此而进入新的对抗状态?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谢谢吴教授。

下面欢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朱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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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刚才各位老师谈得都非常精彩,中美关系我就不简单重复了,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疫情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研究和体会。

第一个看法就是这次新冠疫情有它的巨大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它的国际传播、影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包括病毒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所以这次新冠疫情本身它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殊性。

1.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此前人类历史上几次大瘟疫,从公元13世纪的瘟疫开始,到公元14世纪欧洲黑死病,到1919西班牙大流感,相对来说都还是区域性或者是跨区域性的。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病毒的传播、爆发地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这是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新冠疫情病毒变种特别快。传染病学家与病毒学家认为新冠疫情从发现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9个变种,所以它形成的持续感染力,在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有强烈的增长。

3.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几乎是波浪性的。很多病毒学家都已经基本肯定了这样的模式,就是疫情很可能会形成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以一波一波传递的方式来袭扰和威胁人类。我们知道1918—1919西班牙大流感,持续了18个月的时间,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现在中国已经开始面临病毒境外输入的风险了,包括欧美也开始部分的解禁、封城、重开经济,这样会不会导致第二波、第三波,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能排除。

我们再来看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特殊性目前来看已经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从理论到历史来总结,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冲击的挑战性如下:

1.超越了传统病毒威胁的狭窄定义。新冠疫情有可能成为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性事件,它不再是简单的公共健康卫生安全事件。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产业链的熔断,形成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社会关系的紧张,大国的战略博弈的上升。所以新冠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一战和二战,可以使得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重新在这样特殊的关键节点上发生重大变化。

2.新冠疫情的影响也超越了传统学说中的国际关系分析权力变更和冲突,往往先有意识形态的对立,经济的恶化,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上升。所以我们经常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助长了欧洲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世界大战两个阵地,最后战争爆发。

而新冠疫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的经济、民生、社会的动荡,包括对欧美个人主义的挑战,已经使得我们常常说的由经济萧条引发政治动荡,再到战争策源地的模式被改变了。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很可能是四个阶段:首先是公共卫生危机,其次是民生危机,再次经济危机,最后有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所以新冠疫情现在把我们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历史,我们传统的叙事方式,传统的历史实证经验总结在改写。

3.新冠疫情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我称它为全要素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包括刚才心伯兄谈到的美国对中国经济、军事的打压,包括时老师说到的情绪性对立。刘校长讲得非常好,就是全球经济的布局,可能会因为新冠疫情,使得原来一些因素被发酵。所以全球化调整到底会对未来世界经济半途带来什么影响?大国战略判断和选择扮演着决定性作用。至少现在中美关系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右翼强硬派选择利用新冠疫情,全面加速所谓产业链和中国的脱钩。

4.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于我们很少会看到有因素可以使得国家、民众之间的情绪,他们所坚持的价值的对立变得如此广泛而又具有煽动性。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不仅美国民众下降到了1974年的最低点,最近一个星期欧洲的民调数字,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几乎都把这次新冠疫情认为谁最应该负责的第一选择,70%的民众比例放在了中国身上。

这就是刚才时老师讲的,我们有一种感觉是说中国的机会论,还有需要对中国感恩论,但是世界民众性的情绪,恰恰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社会性情绪的对立甚至冲突,往往是引发后继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效应最重要的先导。

所以最后简单讲一点我自己的结论,我觉得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确实作为一个60后的学者,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碰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新冠疫情到底如何影响世界?我们真的是需要做好充分的从知识、心理、政策到理论的准备,谢谢。

戴长征:谢谢朱锋教授的精彩发言,从四个方面讲了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谈得特别深刻。对非传统安全范畴模式也进行了概括,突破了这样一个模式,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大国关系全要素的影响,跟以前的危机不同,从心理和情绪上对抗性的影响,都讲到了。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来做思考,我就不多做点评。下面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冯仲平副院长,有请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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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仲平:谢谢戴院长,谢谢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前面听了刘校长、时老师和几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10分钟的时间,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做一个汇报。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双方关系严重下滑,与此同时,欧洲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调整和变化。有两大变化比较突出,第一大变化是把中国的崛起作为欧洲面临外部三大挑战之一。所谓三大挑战,包括美国对欧洲承诺的减少,这对它来说是一大挑战。二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俄关系全面紧张,欧洲认为俄罗斯是二战后第一次违反国际法,改写了欧洲版图。第三就是中国的崛起。过去几年欧洲政客、领导人、智库总说不能对中国再天真了。

第二大变化是明确中国的崛起对欧洲的挑战究竟意味着什么,讨论和思考的结果写入了去年3月份欧盟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中。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欧洲讨论对华政策的结果与美国不一样,欧洲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崛起对欧洲的影响简单化,他们认为情况远比贴一个标签复杂。所以欧洲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领域具体分析,文件把中国做了一些细化。一是合作者,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认为中国是合作者。二是竞争者,比如在经济、高科技领域里中国已经成了欧洲的竞争者了。第三,对手,这是欧洲首次公开将中国称为对手。他说的对手,指的是中国在推行不同的治理模式。美国给中国贴了一个标签,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或者全面战略对手,欧洲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新冠疫情对中欧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我认为首先强化了上述欧盟对华政策报告里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说欧洲对中国的矛盾心理进一步加剧了。其次,很多欧洲政界和智库、媒体表达了对中国在欧洲影响力上升的担忧,这样导致的后果我认为会是未来欧盟对中国的防范会加大,警惕会加重。最后,从未来中欧关系发展来看,我们还要考虑到两点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美国民主党上台,对欧美关系、中欧关系产生的影响,第二欧洲的民粹政客上台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如果民主党入驻白宫的话欧美会是什么情况?合作气氛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回到奥巴马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欧美联手的可能性将增大,特别在人权、民主方面,南海问题上,新疆问题上,欧美会采取共同的立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欧美的安全重心、战略重心的分化是结构性的问题,不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改不了,欧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美国的战略重心已不再是欧洲了,欧洲也不会轻易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民粹政客在欧洲上台有可能性,但是和美国不太一样,毕竟欧洲有20多个国家,欧洲民粹政党这几年也在发生分化,逐渐放弃了一些极端思想、极端主张。欧洲国家如果出现民粹主义上台,可能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和要求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声音增大。不论是后特朗普时代,还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上台,欧洲对中国既合作又防范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欧洲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会增大,但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最后总结一下,今后几年中欧关系可能政治信任难以建立,经济利益欧洲也不会拒绝,这大概是今后中欧关系的一个态势,我就汇报到这儿,谢谢。

戴长征:谢谢冯院长,刚才心伯教授、朱老师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讲到自身感觉到的几个方面的挑战,并且对中国角色的定义,也谈了中欧关系的影响,中美欧关系的影响以及未来的趋势,感觉到跟刚才相呼应的是中欧方面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也不多说了。下面请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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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慧:戴院长好!各位专家学者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通过在线会议与大家进行交流。

前面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非常有启发。下面,我重点谈一下中日关系方面的情况。

在谈中日关系之前,也想就这次疫情对国际政治的一般性影响谈一点看法。

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自由主义进一步退潮,而国家主义则明显抬头。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影响也进一步弱化。。

我们还看到,新冠疫情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但没有为大国全面合作提供动力,并因此弱化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反而加剧了大国的战略竞争。

这种情况,在中美关系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这次前所未遇的大疫情,不仅没有缓解中美两国的竞争,反而成为双方外交摩擦的新领域。

由此可以判断,这次疫情过后,现实主义将会抬头,地缘政治竞争将会加剧,国家间对立将会明显。这次疫情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有一些极端思想提供了新土壤。所以,今后在观察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时,应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

下面我将话题转到中日关系上面来。借此机会,我想就中日关系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谈一下疫情与中日舆情的问题。

在我国疫情爆发初期,日本各界提供了较多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民间支援抗疫时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诗句标语,以及“旗袍女孩”鞠躬募捐的视频,更是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对于日方的善举,我国各种媒体广泛报道,营造出了“患难见真情”的友好气氛。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借用“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表达回馈日本之意。

尔后,当日本疫情严重时,中方也向日本施以援手。但必须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支援,要远多于日本对中国的支援。真可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然而,也必须指出,对于来自中方的大量援助,日方的反应却超乎许多人的想象,可以用“三少”来形容,就是媒体报道的少,政府提到的少,民众知道的少。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与这种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援助,却大肆宣传报道,借以增进感情,拉近关系。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今天,2011年,发生“3·11”大地震时,日本对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援助,也是做出这种不同反应的,两次如出一辙。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肯定会增进中日双方的国民感情。我想,会有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次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中国民众对日好感的上升,而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不能不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不仅如此,在日本各种媒体上,还随处可见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之声。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借此机会,想再多说几句。最近两三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逐年攀升,已达到四成以上。反观日本,对中国有好感的,不到两成,多年处于低空飞行状态。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观感也是最为负面的。这不能不令人表示忧虑。不光一般民众,日本精英阶层的对华认知,也是如此。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还看到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等日本前首相,还有部分现任政治家,表达了对中国抗疫的声援与支持。对此,中国不少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

但必须指出,这些人未必能够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不能不说,他们的声音实际上被放大了,或者说夸大了。不仅政界是这样,整个日本社会的对华友好声音,也被放大或夸大了。我们要客观全面地反映日本的情况,不要为了某种需要,刻意营造友好氛围。不应把日本的少数说成多数,把非主流当成主流。这样做的后果,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害无利。

第二,谈一下这次疫情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中日经济关系是整个中日关系的基础。人们往往把它说成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最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中日经济的彼此依赖程度都很大。绝不只是“你有求于我,而我不有求于你”的问题,是双方互有所求,是谁也离不开谁。

可以说,在这次大疫,各国经济都受到冲击和影响,没有幸存者。中日两大经济体更是首当其冲,日本受到的影响比中国还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东京奥运会受疫情冲击被迫延期举行,经济损失很大;另一方面,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依赖非常大。还有,日本是旅游大国,这次疫情对其旅游经济带来重创。日本方面判断,这次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11年的“3·11”大地震。那次大地震,被日本定义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挑战。日本有观点认为,这次疫情过后,日本经济可能陷入长期衰退之中。

这次疫情过后,许多国家都将变得更加内向,挽救和重振经济将是各国的当务之急。中日两国更不会例外。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疫情过后,中日两国将会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中日都有合作的动机、需求,也有加强合作的条件。中日双方也具有化“危”为“机”的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次疫情也给中日关系提供了新机遇。

当然,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消极的看法。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疫情过后,日本企业将加速“撤离”中国。的确,为了减轻本国制造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日本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企业迁出中国。其中一些富有“含金量”的高科技企业,有可能撤到日本国内。日本这样做,除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日政治关系不太稳定,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避险”的考虑。说的直白一点,日本是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日本想打造一些“备胎”,哪怕是同样的产品,有的在中国生产,有的就在其他国家生产。

但必须强调的是,关于日本企业要撤离中国,已经炒了好几年了。而且,近年来,的确有一些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比如去了东南亚等地。也许,今后这种调子还会喊得更高一些。但到头来,可能还是“雷声大雨点稀”。的确,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考虑,日本都想尽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日本企业做不到,也未必真想那么做。因为,在中国以外,很难找到更好的投资环境。日本重振经济离不开中国。甭说日本,就连美国也难以做到与中国“脱钩”。

第三,我认为,这次疫情过后,中日两国将加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经过这次疫情冲击,全球化浪潮会有所减退,但是地区主义可能会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未来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地区生产网络造成的破坏较大,中日两国也深受影响。疫情过后,作为本地区的两个经济大国,为了重振经济,除了要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外,还要携手尽快修复因疫情受损的地区生产网络,进而推动地区合作进程,打造经济命运共同体。

从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1998年以后是东亚地区合作的“黄金十年”。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推进所谓TPP,地区合作“亚太化”。也就是说,由于美国的分化作用,东亚合作走向衰退了。

特朗普上台后,大搞单边主义,美国推出TPP,给东亚合作带来了机遇。这次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东亚合作,也许会迎来一个“没有美国”的地区合作。中日应携手推进合作,共建东亚的未来,真正迎来“东亚的世纪”。

当然,我们绝不能低估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特殊的背景之下,中日能做到有限的“接近”,但中日“接近”绝不意味日美“乖离”。展望未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仍将是美日针对中国的一种结构。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总体上来说,对日本会相对有利。中国应尽量做到趋利避害。

最后,总结一下自己的看法,受到这次大疫情的冲击,中国领导人的访日安排被迫推迟,可以说,中日关系摁下了暂停键。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势头,在这次疫情过后仍将延续,尽管中日关系可能面临的情况会更加复杂。

戴长征:谢谢大慧院长,我同意,确实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和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不同,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推动,也有新冠肺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慧教授分析了中美日关系,经济领域等等的话题,中欧、中美、中日是几对比较重要的大国关系。最后请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宋德星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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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星:谢谢戴院长,前面听了刘校长,时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我来谈一下中印关系。实际上新冠疫情出现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间,没有像美国这样发生激烈的争议问题。到现在为止,从印度官方给出的数据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控制还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我个人觉得新冠疫情对中印关系还是有一些潜在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今天的印度政府是很强势的政府,特别是2019年第二个任期以来,印度人民党国内政治动员能力非常强劲,是典型的强势政治,我称它为“双强现象”,即强人强势,经济上强劲发展,这就使得印度外交政策国内基础相比于以前来讲更加坚实。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现象,印度在相关外交领域中,尤其在对华外交当中也展现出了强势、强硬的一面。印度这届政府如果能很好的控制印度的新冠疫情的话,它未来的执政基础将更加稳定,从而使得其未来的动员能力更强劲,所以印度外交强势的一面会更加明显,这将直接影响中印关系,这是第一点。

2.印度现在的政府虽然是印度人民党政府,但是它和印度其他政党一样,都有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宿命。我世界大国地位追求称之为印度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宿命,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都把世界大国地位追求作为自身最高的执政目标,所以我个人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大国地位追求也成为了印度国家意志。国家意志超越了党派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印关系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个人认为在世界大国地位追求这一点上可能导致中印间某种意义上的战略竞争。我个人思考,中国和印度因为有这样一种大国竞争的态势在里面,所以在具体领域当中的矛盾、分歧,如果长期累计的话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后果,即矛盾分歧长期累计可能会发展成国家矛盾。未来中国和印度在具体功能领域当中一定要稳定关系,而且要尽可能朝着向前发展的态势来推动两国关系的优化。

3.中印关系还有一个显性特征,我们今天看中印关系的时候无不是放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去考虑,这样美国因素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像时老师和其他老师都讲到了那样,假设新冠肺炎以后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战略较量会进一步加剧、恶化的话,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取向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印关系会产生非常微妙的影响。如果把中印关系放在更广阔的地缘空间来审视的时候,再关联到新冠疫情以后中美印三边关系的话,我想中国要在这方面保持相当的战略警觉,要警惕印美关系的中国因素。当然印度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一个棋子,它也强调战略自主,会尽可能的去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方面。

还有一点,当中国崛起,印度也快速崛起以后,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在地区层次,甚至在国际政治体系层次中的重要性和战略权重在上升。一方面是中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但另一方面中印关系也很容易受到重大危机的冲击,比如说前两年的洞朗对峙,对中印关系冲击就非常大。

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时又很容易受到重大危机的冲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理解今天的中印关系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重视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问题。影响中印关系战略稳定的因素除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外,还包括了美国因素,包括了巴基斯坦因素,甚至还包括海洋方向重大事态的发展演进,尤其是印度洋方向。故在当下新冠疫情这样一种极端情况下,要把维护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最后我个人的一个总的认识是,对于优化中印关系而言,对印外交应基于富有耐心、富有远见的战略,以确保稳定中印关系大局,在稳定中印关系大局的基础上,争取在具体的功能领域中推进中印关系的向前发展。这是我对当前中印关系的一点认识,不当的请批评指正,谢谢!

戴长征:谢谢德星教授,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本身的变化在强势政府、强势经济,这些都会对国家意志和雄心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对中印关系有好的一面,两国都有相互需要同时又相互竞争。随着疫情的发展,两国力量、意志的变化也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无论如何,搞好中印关系很重要,很多方面都应该加强合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组五位教授的发言就到此为止,简单说一下我们这组讨论涉及到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最主要的几个大国关系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个讨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几点,或者做几点点题。

第一是在旧有的,比如说2008年危机大国之间的发展逻辑基础上,在旧有的逻辑上新冠又沿着这个逻辑增加了新的变数,所以总体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在加剧,大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增强,如果将来大国之间有合作,合作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科技领域、政治领域、文化人文领域、地区合作领域都会有新的变化,即使有合作、有竞争,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说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变化性更强了。

第二个大国关系会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比如说全球治理、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竞争,这些也是新冠肺炎给大国关系变化以后导致的整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联系到刘校长讲到经济上的变化,我想政治和社会跟过去相比也完全不同了,就像朱锋教授讲的,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切身能体会到的感受。

第三个大国关系的变化同时会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进程即使不会中断,它的模式、形式会不会跟过去不一样了?比如说大国更多的收缩,在经济上,在战略上,会不会更多的依赖区域合作,更多的思考怎么样增强自身的体系韧性和力量,我想我们这一节的讨论几位发言人都特别精彩,疫情期间大家也做了很深刻的思考,感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4

旧文章ID:21711

贾庆国,沈丁立:全面脱钩?特朗普的情绪与中国的理性

作者:李念  来源:文汇报网

周四(当地时间5月14日)福克斯商业频道早新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嘴一张,扬言可以全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还可以省5000亿美元。此言一出,美股30分钟内即下跌,全球也哗然。

“这是特朗普防疫不力压力下的情绪释放,绝不会真的这样做,但是却激励和纵容了国内的反华政客,对待特朗普的恶劣榜样,中国需要理性互动,不能听任他任性处置中美关系。”昨天(5月15日)下午,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疫情下中美关系走向”的视频讨论会上,贾庆国和沈丁立两位京沪美国问题专家提出自己鲜明的看法,并解析了美国朝野对华为何会形成目前的一种消极共识,他们强调,中国人要有耐心和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稳定和合作”的中美关系符合中国最大利益、符合美国最大利益,也符合世界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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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国庆在上海发展沙龙(视频)分析当前美国国内一致消极对华反华原因

为何“接触派”也会加入反华行列?

疫情在全球各国爆发后,特朗普一再甩锅中国,先后提出病毒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屡屡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认为,“特朗普的言行,大大打开了对华强硬的空间”,某种程度加速了美国两党对华强硬的共识,美国精英们的意见,又影响到民间,形成朝野共识。尽管在疫情发生前,中美经过艰苦谈判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疫情后,香港、台湾、南海问题、高科技等前期矛盾的发酵和疫情期间新问题的叠加,中美关系确实进入了不断下滑的境地。

贾庆国分析,美国两党的分裂是常态,它们在几乎所有问题都会持有相左的意见,如今在对华问题上两党却罕见的一致,以至于,反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自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以来,美国一直存在“接触派”和“遏制派”。“接触派”主张与华接触与合作,为何现在“接触派”纷纷转变态度呢?贾庆国分门别类地分析,“接触派”里有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如基辛格、佐利克,他们认为双边关系是按国家利益行事,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在世界秩序中利益增加,成为“利益攸关者”,和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并因此有不少合作的空间;也有自由主义者,他们原来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还有商业领域的接触派,他们推动中美合作是因为他们在中美关系中有经济利益。这三种人的预期都没有实现,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对中美合作困难感到很失望,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期待的方向变化感到很失落,商业接触派对中国国内竞争环境的改变有很多抱怨。结果,现在他们要么放弃推动中美接触,要么不再积极推动接触。

至于那些遏制派,他们本来就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很抵触,对于中国崛起中的一些做法加以歪曲和放大,比如,对于中国近年提出的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目标,经常与美国智库接触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沈丁立教授指出,被一些美国精英理解为“冷战宣言”,在这些具有美国“君权神授”使命感的美国政客看来,美国乃是不可替代的世界中心,岂可容忍他者接近?

美国精英层当前超乎寻常的针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加上美国媒体基本一致的对华负面立场,自然会影响美国的普罗大众。贾庆国指出,最近的皮尤民调中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降低了很多。和冷战时期的苏联不一样,中国崛起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是全方位的,甚至可能威胁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本来就很难适应,再加上它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异类”国家,因此防范之心必然会被无端放大。

如何才能促使美国和中方相向而行?

对于特朗普的脱钩言论,外交部昨天下午做了冷静回应,提出当前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加强抗疫合作,尽快战胜疫情,救治病人,恢复经济和生产,但这也需要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贾庆国和沈丁立也提出了自己的解读。

“对中美关系要有耐心和定力。”贾庆国认为,定力主要指要加速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耐心则是指面对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情绪化看法和做法,要给他们时间平复下来,理性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分开对待,要把反华分子和对中国友好的精英和民众分开对待,假以时日,相信美国的精英们会意识到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与中国交恶有损美国利益,从而逐步改变看法。“可能时间很长,我们要有耐心,要稳住阵脚。”

“与美国人要有理性互动,以利最大程度地阻止反华阵营的图谋。”沈丁立认为在应对美国甩锅的污名化外交中,中国的斗争艺术正在逐步提升。驻美大使崔天凯曾明确表示,“揭开病毒来源,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此说之后,在美国有关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公开说法少了很多。美国最近还在推动来华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经指出疫后世卫组织可以就病毒起源进行相关调查,国际社会共同参加,但不能事先怀有“有罪假定”。这也在正面回应了一些国家关于调查病毒起源的呼吁。“在这些斗争中,我们的应对愈加理性且沉着。”沈丁立认为,中国外部环境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可能比较严峻,已经是国家层面的认识。因此,与美国的对等与理性互动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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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丁立在上海发展沙龙(视频)指出与美国的对等与理性互动尤其重要

如果民主党上台中美关系是否会改变?

对于中美关系的退化何时会得到缓解?民主党如果上台是否会是机遇?两位学者给出了相同结论但不同角度的解读。沈丁立认为,民主党人拜登如果当选,自然也会以美国利益为重,但是否也要威胁甚至兑现“全面脱钩”来实现国家利益,则未必。因为,特朗普当局已经采取的诸多促使中美关系疏离之举,并未达到扩大美国利益的效果。但是,因为美国民意对华好感目前处于低位,中国民意对美国同样不佳,加上作为在野党的共和党也会处处掣肘,因此,管控两国关系对他也有相当挑战。中方需要因势利导,推动局势向改善方向前行,这也需要本国管理好自己国民的情绪。

贾庆国认为,如果拜登上台,初期对华政策也会强硬,这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中对华强硬已经是共识,民主党为了上台,也要摆出比共和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更加强硬的姿态,甚至还要做出一些对华强硬的承诺,上台后难免要兑现一些。但是,美国的利益要求与中国重建相对稳定的关系,所以,最终也会调整政策。因此,就稳定中美关系而言,拜登上台比特朗普连任更有利。

“面对一个更严峻的国际环境,必然首先要求提升中国的外交应对能力,其中理性和定力就是必备要素。”在每天见证特朗普总统各种负面言行的同时,两位学者也坚信这一点。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6

旧文章ID:21710

Joey Huang:從中美爭霸大格局看台灣問題

作者:Joey Huang  来源:中美印象来函照登

【编者按:Joey Huang应该来自台湾。他认同乔良将军在“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一文里表述的观点。他把两岸关系放到了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去看。他说,“我不想說那些認為‘沒有什麼比祖國統一更重要’的人是錯的。只不過我的野心更大。我想看到的不是祖國的統一,而是中國成為世界的中心,再次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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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之世,是超級強國美國主導的世界。美國的綜合國力是無比倫比的。

中國被視為下一個可能的超級強國。那中國有沒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性呢?我想從軍事和經濟兩方面來看。

軍事並非我的專業,還得請軍事專家指教。我的估計是,中國最多只有成為區域強權的可能性。我不敢說美國永遠不用擔心。但目前看來,美國完全不用擔心中國能挑戰其全球軍事霸權,未來五十年也不需要擔心。美國在軍事上要圍堵中國,使中國最多成為一個區域強權,一定可以辦得到,就如同當年圍堵蘇聯。

我是金融背景的人,經濟就是我的專業 。十四億人口使用的貨幣,應該比三億人口使用的貨幣更有資格成為國際通用貨幣。當然,這個觀點並非正確,更正確的是要比經濟總量。中國的經濟總量估計會在2027年趕上美國。這個估計就算不正確,也差不了太遠,最多再慢個三年或四年。可以說,中國挑戰美國經濟霸權的可能性已經不是下一代的事,而是現在進行式。

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趕上美國,也不表示人民幣已經可以和美金已經可以平起平坐,還有許多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因素決定一個貨幣可能的國際信用。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油價。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理論上應該比美國更有資格決定油價。那為什麼油價還是以紐約交易所的價格為準?中國的人民幣根本不被允許在世界自由流通,要如何拿來決定國際油價?

但這些技術上的原因是可以一點一滴克服的。而中國經濟總量趕上美國後,不會就此停下來,還會繼續成長。即使因為許多外在因素人民幣還無法和美金相提並論,威脅會一直存在,而且會愈來愈大。

有一天,當所有技術上的因素都已經克服,人民幣國際化了。美軍實力再強,只能圍堵中國的軍事力量,能圍堵中國發行的貨幣嗎?

我要說的是,中國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不在軍事,而在經濟。

這樣的威脅,其實美國政府看得很清楚。為什麼Trump發起貿易戰,甚至要把華為往死裡打,絕對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瘋子。

要阻礙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有效率的辦法就是戰爭。說到這裡,就可以看出當年“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的正確性。美國不可能因為中國對其全球經濟霸權的潛在威脅,就和中國“聯手”把全人類帶回石器時代。

說了這麼多,台灣終於要出場了。喬石將軍從Trump批准《台北法案》說起,開始談“台灣問題”,之後又說台灣問題連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主要內容都談不上,確實讓一般人難以理解。我從攸關復興大業的大事先講起,再把台灣提出來,應該是比較好的講法。

兩個核子大國確實無法真正打起來。可是如果有一天台海發生戰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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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因素會造成台海軍事衝突,到時候雙方一定為誰先開第一槍,誰對誰錯爭吵不休。但對美國來說,是非對錯根本就不重要。只要兩岸一開戰,機會就來了。

中國和美國軍力上的差距中國人其實心知肚明。中國人對武統成功的信心在於中國人絕對願意傾舉國之力維護領土完整。美國就算有心保台,又願意出多少力?朝鮮戰爭時中國有什麼?還不是和武裝到牙齒的美軍打成平手?今日中國的軍力遠勝當年,如果為了捍衛自己的領土需要和美軍開戰,又有什麼好怕的?

這個論點其實在當今並不成立。台灣確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可是全球經濟霸權對美國的重要性,實質上超過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

我無法準確估計要在多少年後中國才會有挑戰美國經濟霸權的實力。可能是十五年,也可能是五十年。不管是多久,在這場台海衝突中,我估計每打一天,就足以推遲這個可能性至少一年。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是美國總統,你會怎麼做?這麼划算的買賣,你幹不幹?

最後,台灣打下來了。中國人歡欣鼓舞的慶祝終於完成了“統一大業”,卻得面對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區域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殘酷事實,犧牲的代價是拿到一個已經被打成荒島的“寶島”。美國可以一方面譴責中國的“窮兵黷武”,另一方面偷笑我們的印鈔機還可以繼續印個一百年,再也沒有國家可以挑戰美元霸權。

對中國來說,這還是最好的結果。如果打不下來呢?

我再說一次,全球經濟霸權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如果傾舉國之力,重點不是在保衞台灣。

喬良將軍聲稱美國“肯定”會間接干預台海戰爭,卻沒有解釋原因。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否和我相同。但我同意他的判斷,也提出我的解釋。

我提出我的看法,是不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機會就這樣為了一個島而斷送。如果大部分的中國人仍然認為“沒有什麼比祖國統一更重要”,我也不想再說什麼。

如果讀者同意我的論點,或許接下來會問:“照你這樣說,難道就任由台灣往獨立的方向走去。”

辦法當然是有的。但辦法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寫文章。

說到這裡,我想談一個歷史事件。劉邦建立漢朝後,有人告發為建立漢朝立下最大汗馬功勞的楚王韓信謀反。之後,劉邦問計於陳平。史記的原文如下:

《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

之後的事廣為所知。劉邦僞遊雲夢,韓信束手就擒。

如果當年劉邦帶兵“討伐不臣”,今日的華夏子孫未必自稱是漢人。

今日的中國,需要的是陳平這樣的謀士,不是喊打喊殺的“熱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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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有什麼辦法。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三倍,人民幣也是世界流通的貨幣,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現在就已經有超過百萬的台灣人在中國内地經商,居住和求學。到那個時候,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問題”還會是問題嗎?

我不想說那些認為“沒有什麼比祖國統一更重要”的人是錯的。只不過我的野心更大。我想看到的不是祖國的統一,而是中國成為世界的中心,再次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

沒錯,到那個時候,可能幾乎沒什麼台灣人自認是中國人了。如果今日美國有意讓台灣成為第五十一州,一定有很多台灣人贊成。這是因為他們自認是美國人嗎?

最後,我想提美國剛批准的《台北法案》。依我看,這只是開始而已,“精彩”的還在後面。有兩個時間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是中國GDP超過美國前夕。第二是人民幣國際化前夕。到那個時候,會有很多中國人被美國“違反一中原則”的行動所激怒。這樣的策略,在中國歷史上其實屢見不鮮。諸葛亮以巾幗並婦人縞素之服羞辱司馬懿,司馬懿忍了下來。就這樣,諸葛亮拚最後一口氣為復興漢室創造機會的圖謀沒有成功,而司馬懿卻為其子孫後代創建一個新的朝代提供了可能。

電視劇《軍師聯盟之虎嘯龍吟》,吳秀波演的司馬懿看起來行將就木,有一天卻忽然全身穿了血紅的衣服出現在柏靈筠面前:“我做了一輩子別人的手中刀,這次我是執刀人。”

我等著有一天,中國的領導人能站出來說:“中國存了和用了幾十年的美金。從現在開始,中國是貨幣發行國。”

僅以此文呼應喬良將軍的論點。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09

胡锡进:中西意识形态冲突有缓和的空间吗?这是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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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锡进  来源:环球网

原标题:胡锡进:中西意识形态冲突有缓和的空间吗?这是个重大问题

老胡今天谈一个问题:我们能淡化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彼此的共同价值吗?这是个重大问题,美国动员西方社会一起打压中国,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煽动西方国家强化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在被美国越来越有意识地进行工具化利用。价值观同盟现在成了在西方很有市场的一个观念,一些力量在推动什么都以价值观划线,矛头就是冲着中国来的。现在一些印度人也受到忽悠,想往西方的价值观联盟里凑。

所以,对中国来说,淡化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减少意识形态摩擦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是削弱美国拉山头对付中国的一项关键举措。

我认为,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原本没有理由过度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转化成价值观冲突而无处不在,更不应被地缘政治化。美国是这种对立的疯狂打造者,我们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与各国一起探索不同政治制度社会相互尊重、彼此交融的方式。虽然这是颇具挑战的工作,但值得我们尝试、努力。

比如,社会主义的观念在西方也普遍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平等理念的真实成果,与西方普通民众的追求存在大量契合点。这一次疫情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性长处的一次充分展现。我们的国家的确很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健康权利,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在危机中的基本利益。看看美国,那里的抗疫受到了体制的制约,也受到大选中的政党利益冲击,资本的利益也在这当中产生了影响,最后死掉的大部分都是穷人。中国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同西方公众就抗疫问题找到大量共同语言的。

共产党领导中国,它的根本价值就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长期保障。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那种以选举为中心、谋求某个群体利益的政党,它的使命是要让国家富强、全体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同样是可以与西方公众交流的。加上中共领导国家取得了伟大建设成就,西方舆论说实话并没有将我国政治制度进行妖魔化的资本。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他们拿什么来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呢?就说一条,中国30年没打仗了,西方哪个大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好斗、有攻击性呢?

中西大部分意识形态摩擦出现在日常双方对“言论自由”的不同认识和西方在这方面干预中国事务所造成的僵持上。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有空间采取措施,大幅减少中西摩擦的数量和强度,不让这个问题成为中西之间如此突出的碰撞区。

第一个方面中国需要加速国内的探索,让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协调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言论必须合宪,不能够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抵触。另一方面,在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言论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在言论方面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向这个大原则靠拢,从而减少中国内部这方面的摩擦。这会让外部干预中国的借口大幅减少。

在对外领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自信的不断增加,我们对各种反华、厌华言论的承受力注定会越来越强,外界搞一些涉华闹剧,我们也会不那么容易“被伤害感情”了。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实质利益,他们愿意折腾,不妨随他们去,那样也会使中外摩擦缩减一大块。

从长远看,中国强大起来的过程势必要包括我们在价值观领域与外界兼容度的逐渐提升。这一部分将来源于我们有力证明自己做的很多都是对的,改变外界之前对我们的误读。还有一部分要来自于我们主动探索与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引导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国与大部分西方国家关系的逐渐和谐。美国的国家机器看来会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长期死磕,但是化解与西方中小国家的价值观对立不应有战略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在人为的道理在这里应当是成立的。

也许我们要对有效缓解中西价值冲突多一些战略性重视,也要多一些这方面的信心。我们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挺多的,相应的调整对我们内部的长期稳定和对外关系的不断优化都是有利的。在这当中,一些人恐怕需要避免一个认识误区,仿佛我们自己越坚决,越敢于对外冲突,越是立场坚定的表现。我们其实真正需要的是外交大环境的不断改善,让美国用操弄意识形态摩擦来打压中国的低成本方式变得昂贵起来,不断增加其疯狂对华政策的孤立。

老胡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唯其难,才更有意义。这应当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我们战略上的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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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辣评】胡编画风突变,唯有六体服软

路言,天下纵观微信公号,2020年5月17日

对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可能要调整了,胡锡进昨天的文章已经传递出这种信号,可能要继续回归韬光养晦的发展道路。胡锡进回归理性,绝对可喜可贺,普大喜奔!

淡化中西之间意识形态分歧,这是胡锡进昨天的论调!胡锡进这风向变化太快,前两天才喊口号将核弹增至1000枚,我们也跟着热血沸腾,亢奋地商量捐款造核弹呢,这才两三天,胡锡进就变调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15日特朗普说要彻底跟我国绝交,疯子特朗普要出手了,胡先生可能嗅到了不祥的味道,态度立马有了180度的转变!

胡先生的语气变化,让我认识到了“包羞忍辱是男儿”的真正含义,他真是能屈能伸的汉子!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不,是六体投地,多一体你们自己想,因为我是男人!

胡先生认为:美国动员西方社会一起打压中国,煽动西方国家强化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连部分印度人也受到忽悠,想往西方的价值观联盟里凑。

胡先生承认了中西方意识形态是最大的分歧!

胡先生认为:淡化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减少意识形态摩擦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胡先生开始呼吁减少中西意识形态摩擦,不再是针尖对麦芒的对立了,西方不让步,意思是我们要让步了,胡先生开始理性起来了!

胡锡进认为:美国是意识形态对立的疯狂打造者,我们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这里反其道而行之,言下之意是不是要顺从美国?哎,说好骨头硬度呢?胡先生真是能屈能伸,此之谓大丈夫也!

硬也胡锡进,软也胡锡进!确实是人才,我们有此人才,何愁中国不兴旺发达?

胡锡进还认为:中西大部分意识形态摩擦出现在日常双方对“言论自由”的不同认识和西方在这方面干预中国事务所造成的僵持上。

他猛然认为:中国有空间采取措施,大幅减少中西摩擦的数量和强度,不让这个问题成为中西之间如此突出的碰撞区。

难道在美国的压力下,迫使我们做出言“论自”由的让步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害怕美国不成?

胡先生认为:在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言论需要有更多的空间,这会让外部干预中国的借口大幅减少。

这不是胡先生的风格啊,居然要我们屈服于外部压力,放开部分言论自由,会否有损我国的尊严,怎么能说让步就让步呢?

胡先生认为:我们对各种反华、厌华言论的承受力注定会越来越强,外界搞一些涉华闹剧,我们也会不那么容易“被伤害感情”了。

他还建议: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实质利益,他们愿意折腾,不妨随他们去,那样也会使中外摩擦缩减一大块。

这时候胡先生要我们在价值观领域与外界兼容度逐渐提升,包容西方价值观了,而且能忍则忍,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这完全不是胡先生的风格,胡先生怎么突然风格变软,让我等实在难以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突然从强硬对抗态度突然服软,莫非我们怕了美国不成?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我们有伟大的战略要实施了!

从针尖对麦芒,到现在准备卧薪尝胆,还要韬光养晦,胡先生受了什么刺激?我等有些不太适应了!

从胡先生口风的变化来看,我们对美国及西方战略可能要调整了!

拭目以待吧,看来特朗普真是位疯狂的老中医,胡先生几天时间就理性了,不想跟疯子斗,真是理性!

理性绝对是好事,以前文章里我说过,我们确实还需要几十年时间韬光养晦!

富强之路尚需时日,我们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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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6

旧文章ID:21708

《求是》:科学家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来龙去脉

作者:青原  来源:《求是》2020/10

弄清楚新冠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对于当前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至关重要,对于防止同类疾病再次发生意义重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外科学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展病毒溯源等相关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一定共识,为早日找到新冠病毒源头、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工作,奠定了科学基础。在研究过程中,科学界以事实为依据,站在科学规律的角度,对将病毒源头问题政治化、污名化、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谬论,予以旗帜鲜明的驳斥。

“病毒溯源本身是科学问题”

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难题。溯源的目的是为了从源头上切断病毒传播链、打好疫情防控全球战“疫”、防止病毒卷土重来,而非指责、“甩锅”。当前,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撇开科学研究与人类认识的规律性,恶意炒作病毒来源问题,抛出所谓的“人为论”、“隐瞒论”以及“道歉论”、“赔偿论”,给病毒溯源问题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烙印,甚至进行种族主义攻击,严重扭曲和毒化了病毒溯源本身的科学价值和意义。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纷纷站出来澄清事实、讲述道理、驳斥谬论。

病毒溯源“对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最早发现者、埃及病毒学家阿里·穆罕默德·扎基博士认为,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回击谣言最有力的武器是进一步的科学思考与求证。日本国立长崎大学病毒学家北里海雄说,病毒溯源、寻找中间宿主、研究病毒进入人群的传播途径,对于彻底切断病毒传播,意义十分重大。《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指出,我们确实要了解这种病毒的起源,知道它来自于哪里,了解它的传播过程,进而减少传播到人类的风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国屏表示,病毒溯源“对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找到病毒源头,理解病原是如何发展成为对人类致病的病毒,才能回答病毒会不会反复出现,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是否会卷土重来的问题”。

追踪病毒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国际病毒史学家协会的阿德里亚娜·埃吉博士和凡·巴克尔博士表示,追踪病毒突变需要对病毒的所有遗传物质——基因组进行排序,需要通过研究从成千上万的患者身上提取的病毒遗传物质,从中寻找疫情暴发的历史线索。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马里兰大学病毒学家赵玉琪博士指出,病毒溯源研究是一个科学难题,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科学家需要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基因组分析、宿主(中间宿主和自然宿主)筛查认定、野外取样、病毒分离株同源性研究以及最终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认证等多个环节,才能追踪到病毒的源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施一说,病毒溯源本身是科学问题。从病毒溯源科学研究全过程来看,这是一项科学难题,需要较长时间,需要各国科学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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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超过7500个病毒基因组数据,发现新冠病毒2019年年底可能已在全球传播。 新华社发 朱禹/制图

“对病毒来源的调查要‘以科学为中心’”。《自然》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希望听取专家的科学意见,据此采取行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挽救生命。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示,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相关调查对防止疫情卷土重来非常重要,对病毒来源的调查要“以科学为中心”,让科学家主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指出,新冠肺炎源头是科学问题,无证据就随意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之友”政策研究部主任莎达·伊斯拉姆表示:“阴谋论是疫情带来的最糟糕的事物之一。我们从关于疫情的阴谋论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认真聆听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病毒肆虐、如何探求病毒真正的来源。”

“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来源地”

从流行病学调查角度来说,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来源地。历史上,病毒首例报告地也往往并非来源地。一战末期全球大流行的所谓“西班牙流感”,虽然在西班牙首例报告,但实际上早在美国、欧洲等地传了个遍,一些研究更是将源头直接指向美国的堪萨斯州福斯顿军营。世界卫生组织、《自然》杂志都多次强调,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来源地。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由中国武汉首先报告,但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源头也在武汉。科学家们表示,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国际上有一些人无端指责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源头,没有任何意义也缺乏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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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6日,《科学》杂志援引美国乔治敦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卢西的观点指出,武汉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冠病毒起源地。 人民网供图 王政淇/制图

“华南海鲜市场有一些病例,但不是该病毒的源头”。《科学》杂志1月26日刊发文章指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并非新冠病毒起源地。2月21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机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将全球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患者的数据做对比,发现很多衍生病毒基因形态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也再次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起源地的观点。2月24日发表在《世界卫生组织简报》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病毒有三个分支变种,其中感染初始变种病毒的患者从未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过任何接触。3月初,《自然·医学》杂志也发表了一篇研究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的论文。该文作者之一的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加里表示,许多人认为该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这可能是个误解。“我们的分析以及其他一些分析都指向了比那更早的起源”,“华南海鲜市场有一些病例,但不是该病毒的源头”。法国《解放报》刊文指出:应停止指责中国是病毒源头。研究表明在武汉暴发的病毒菌株并不是病毒的来源,或者说这一病毒菌株只是众多病毒来源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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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3日,《国际抗菌剂杂志》网站刊发了法国巴黎东北郊塞纳-圣但尼医院集团主持撰写的研究论文。研究指出,一名在2019年12月底被当作流感患者的病例具有新冠肺炎症状,该患者并没有武汉旅行史和接触史。这表明,新冠病毒已于2019年12月下旬在法国传播且与中国并无关联。 人民网供图 王政淇/制图

“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最先出现”。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了无中国接触史且发病时间更早的病例。医学期刊《国际抗菌剂杂志》网站刊登题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的论文,研究人员对14个2019年12月2日到2020年1月16日期间因流感疾病入住重症监护室病例的冷藏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发现一名2019年12月27日到医院就诊的男子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一病例与中国没有关联,并且在发病前没有临近旅行史,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意大利米兰萨科医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马西莫·加利表示,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已经分离出意大利境内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毒毒株,通过与中国52种新冠病毒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意大利被感染的患者病毒与中国没有联系,它是在意大利境内流行起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阿希什·贾哈博士表示,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两名居民分别在2月初和中旬死于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并没有外出远游的经历,更没有去过中国,这就说明早在1月中旬,甚至更早,病毒就开始在加州社区传播了。贾哈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回溯1月甚至2019年12月的病例,搞清楚到底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新冠病毒的。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月中旬就曾公开承认,“在美国,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实患新冠肺炎”。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表示,自己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拥有新冠病毒抗体,这比美国今年1月20日报道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提前了两个多月。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表示,根据基因数据来看,武汉不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对于比中国发现更早的病例并不吃惊,该病毒的第一例感染95%的可能性是发生在2019年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所指出的,新冠病毒是全球挑战,源头尚不确定,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最先出现。

原始病毒类型感染者“主要位于美国”。《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德国和英国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的论文,分析了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160个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发现了3个主要SARS-CoV-2变体,即A、B和C型,其中A型为原始病毒类型。研究发现,感染A型的样本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2/3美国样本感染的是A型,中国及东亚地区感染的主要是B型。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全球多国新冠肺炎患者身上提取的病毒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新冠病毒在欧洲和美国等地的传播时间要比各国官方报告的首例病例发现时间(1月或2月)提前数周甚至数月。哈佛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副教授威廉·哈纳奇认为,在3月中旬美国境内暴发的新冠病毒,更有可能是来自美国国内而不是来自海外。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表示:“绝大多数确诊病例都是国内传播导致的。我总是听到有人指责这是别人的错,那不是真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错”。3月10日,美国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一条请愿帖,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以澄清该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的研究单位,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泄漏问题。

“反对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谬论和阴谋论”

当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所谓“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谬论,被国际有识之士称为阴谋论。27名国际知名科学家在《柳叶刀》上发表声明强调,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击该疾病的工作外,别无他用。

“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的理论‘可笑且荒谬’”。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已经长达15年、专门研究大流行病起源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表示,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的理论“可笑且荒谬”,武汉病毒研究所尚不具备引发疫情的病毒。有“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教授利普金指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都将病毒来源指向野生动物。或许有某种未知家畜作为中间宿主,但这是从野生动物传入的,现在开始人传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些言论声称的所谓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行为不当。”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疫情应对特别小组成员安东尼·福奇表示,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并不是来自中国的实验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物安全的教授格雷戈里·科布伦茨表示,疫情暴发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了若干早期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这使其他国家得以研发诊断工具,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掩盖病毒源头的行为。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和免疫部门主管奥利维耶·施瓦茨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新冠病毒并非在实验室中产生,这可以从病毒的基因中看出,中国科研人员对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随后包括巴斯德研究所在内的许多其他实验室也都进行了验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发题为《不!新冠病毒不是来自中国的生化武器》的文章,强调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实验室的产物。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型威胁部门原负责人丹尼斯·卡罗尔也曾与研究新发传染病的中国科学家共事多年,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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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7日,《自然·医学》杂志刊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5位权威科学家的研究论文证明,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造出来的,可能是病毒对人或动物宿主的自然选择。 人民网供图 王政淇/制图

“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绝无可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流行病学专家乔娜·马泽特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不可能是源自武汉实验室泄漏,并列出了主要原因,一是实验室样品与新冠病毒不匹配;二是实验室执行严格的安全协议;三是新冠病毒是人畜共患疾病中暴发的一种最新病毒。美国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主任詹姆斯·杜克明确表示:“武汉实验室和欧洲、美国的实验室管理同样严格”。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袁志明表示,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恶意”指责是“无中生有”,并与现存所有证据相矛盾,“武汉病毒研究所无意也并不具备设计并创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此外,新冠病毒基因组并没有任何人为改造的痕迹”。研究所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科研行为准则,“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具有先进防护设施和严格措施,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实验人员和环境的安全”。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病毒学家丹尼尔·安德森称:在过去两年里的不同时期,我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里工作过,我可以亲自证明,那里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和抑制措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勤奋,是优秀的科学家,有着卓越的业绩记录。美国波士顿大学国家新发传染病实验所副主任、医学和国际卫生学教授杰拉尔德·科伊施表示:“据我所知,武汉实验室的安全安保系统及规程是最先进的,而且(美国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曾帮助训练了那里的许多研究人员,并且双方有协作,我敢肯定他们是很专业的。这使得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小。会发生事故吗?在我看来,不会。”专门研究大流行病起源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明确表示,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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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9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其网站上预发表的一篇论文,将法国检测到的97个新冠病毒样本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发布的338份新冠病毒序列进行比对和溯源分析。研究发现,法国流行的新冠病毒和1月发现的中国输入病例感染的病毒并非来自同一毒株。这说明,导致法国本地疫情暴发的病毒并非来自中国。 人民网供图 王政淇/制图

“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流行病学家哈桑·瓦利说:“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实际上,有证据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出现,初步的基因分型研究显示了该冠状病毒与其他蝙蝠病毒的关系。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以不负责任的方式为谣言添油加醋,利用全球危机攫取政治得分。”路透社刊发报道称,关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的指责是阴谋论,印度理工学院一篇已被科学界广泛批评因而撤稿的论文,对一些阴谋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指出,科学家一直在进行基因分析,以确定病毒的来源及其感染人类的途径。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例如“病毒是哪一类人群的责任”的流言和政治攻击毫无根据。“恐惧和谣言只会破坏全球合作,只有我们停止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指责,才能真正把人们的视线聚集到目前更重要的任务上——共同抗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4月21日表示,应该警惕“虚假信息大流行”,反对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谬论和阴谋论。当前各方的共同焦点应该是事实而非恐惧。

“疫情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科学事实和真相。然而,由于一些政客热衷于搞污名化、妖魔化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一些媒体热衷于散布臆测和谣言,在病毒起源问题上,西方国家部分政客的声音远远大于科学家的声音,甚至有意掩盖和忽视科学家的声音。对于将病毒源头问题政治化、污名化的种种“甩锅”行为,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纷纷指出,这种“政治病毒”的危害比新冠病毒本身还大,决不能任其肆虐而影响全球合作抗疫大局。

“有些人在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有关谣言”。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流行病学家哈桑·瓦利表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谣言生存空间”,有些人在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有关谣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专家文森特·拉卡尼罗认为,所谓病毒可能是人为制造或实验室泄漏等“诸多不实说法是由政治驱动的,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英国《卫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一名学者的话说,疫情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发送了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该备忘录强调了三条主要的攻击路线:一是“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二是民主党人“对中国态度软弱”,三是共和党人将“因中国导致了此次疫情的传播而推动对中国的制裁”。这份备忘录敦促共和党候选人在回答任何有关病毒的问题时,坚持不懈地发表反对中国的信息:当被问及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否是美国的错时,候选人被建议将话题转向中国以作为回应。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4月20日刊发长篇调查文章,详细揭露了《华盛顿邮报》一篇漏洞百出的报道是如何将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主流化的。“灰色地带”调查发现,这篇报道可谓漏洞百出,不仅对引用的内容“挑挑拣拣”,还将反华活动人士虚构为“科学家”,而文章作者乔希·罗金更是曾屡屡炮制假新闻。

一些政客煽动恐惧,是为了“掩盖某些国家卫生系统的无能或抵御疫情方面的过失”。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疫情应对特别小组成员安东尼·福奇表示,如果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政府就采取措施,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美国疾控中心官网日前发布了该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沙特等人撰写的分析报告,复盘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报告认为,持续的旅客输入、大规模聚会、缺少防护措施促使病毒在高危场所和人口密集区扩散、检测不充分和无症状感染导致病毒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传播,这四大失误造成了美国疫情加速蔓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教授尼古拉斯·杰威尔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学研究员布莱塔·杰威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们在分析了白宫使用的流行病模型数据后发现,如果3月2日,在美国仅报告11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时,政府就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那么至少在美国第一波疫情中,90%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或是可以避免的。哪怕相关措施在3月9日生效,那么或可减少60%的死亡病例。俄罗斯流行病与微生物学专家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表示,通过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研究人员完全可以区分病毒是来源于自然还是由人工制造。关于“新冠病毒被人为添加基因片段”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为了“掩盖某些国家卫生系统的无能或抵御疫情方面的过失”。美国沃克斯新闻网“科学与健康”版主编伊丽莎·巴克莱撰文指出:“有关病毒来源的声势浩大、捕风捉影和莫名其妙的讨论——特别是在美国——已经陷入真空,共和党正加紧努力把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是造成这场大流行病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实验室泄漏理论成为他和他的支持者正在使用的各种论据之一,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他失败的注意力”。

“个别政客和媒体煽动的针对中国的仇恨情绪”,是另一种病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专家默林·乔科万认为,在美国历史上,仇外心理长期与公共卫生话语交织,传染病常常被笼统地与“外来者”群体相联系。这种污名化错误倾向,还导致了许多歧视性政策出台。美国沃克斯新闻网指出,医疗卫生专家早就提出,应避免在命名时把病毒与个人或国家联系在一起。将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符合美国将问题责任推给外界的一贯做法。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撰文称,美国的政客们似乎达成了新共识,无论发生什么坏事都是中国干的,两党更是催生出了“甩锅”大赛。美国政治分析家丹尼斯·埃特勒说,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并非源自中国,这种病毒早些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存在。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以及所主张的阴谋论——即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制造的——是非常无耻的。德国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博喜文指出:“毫无疑问,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世界各地传播,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但还有另一种毒化人们心灵的病毒,那就是个别政客和媒体煽动的针对中国的仇恨情绪。”

从人类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史来看,人类对于病毒的认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这是一个需要随着科学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病毒溯源的科学研究,是一道科学难题,涉及方方面面,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将各国病例的生物学信息和流行病学证据汇集成相互印证的链条,才能找出源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在回溯性地重新检测先前储存的样本时,可能会发现更多早期病例。期待更多国家回溯病例样本,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这将让世界对疫情有一个更清晰、更深入的认识。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世界各国应该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少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理“甩锅”,多一些真诚务实的国际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早日攻克病毒溯源这一科学难题,应对好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6

旧文章ID:21707

2020,美国亡于中文自媒体

作者:94老王  来源:王犀知

2020年,美国亡了,亡于中文的自媒体。

最近上网,老王发现一个事:

在我们的各路中文文章里,美帝要垮了,快坚持不住了,分分钟都要亡国灭种了。

一句话,美国被说死、被写死了。

比如有个叫“占豪”的公众号,老王简单统计了一下。近几个月,他们发出的文章里:

美国“崩了”5次、“疯了”7次、“终于承认”3次、“可怜”1次,“被戳穿”2次、“被割韭菜”2次、“慌了”2次、“被打七寸"1次,“害怕”3次……

还比如另一个顶级大号,短短几个月内,在他们笔下,

美国“沦陷”2次,“崩盘”3次,“溃败”3次,“顶不住”1次,“独立”2次,“被扯下遮羞布”1次,“被重创、被戳穿、衰退、危险、倒了、坠落”,各出现若干次…….

写死美帝的正是我们自媒体文章,是众多的营销号写手。

就跟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一样,在我们的自媒体的文章里,老美的死亡也是有一条明显的逻辑线的。

01

首先,是美国坐不住了。

在我们漫山遍野的中文自媒体文章里,特朗普和美国第一万次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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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日韩交恶让美国坐不住了、一个什么技术让美国坐不住了……

再后来,回来中国一个博士、美国都坐不住了。

美帝板凳上有屎?这么坐不住?

不仅坐不住,他还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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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资企业从美国撤资他慌、货币国际交易量增大他慌、别国又击出什么重拳他也慌。

我们营销号一支笔,就让他整天都慌的一批。

02

美国乱了

慌了之后呢,美国就开始乱。在我们的文章里,美国简直太乱了。

文章的标题取的,都很震惊,都很突发,都很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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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信不信,老美民众很乱,议会很乱,就连白宫也很乱。

他们干啥也都乱,比如复工很乱,经济很乱,枪支那就更乱了,哄抢超市,哄抢医疗物资那都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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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医疗物资,全美国都很紧缺,到处都没有口罩,没有呼吸机,而且不是一开始没有,是一直都没有。

我们中文写手像灭霸一样,打一个响指,美帝就啥也没有了。

不是物资紧缺吗,然后美国的各大洲就开始抢,开始夺,天天上演截胡医疗物资的大戏,简直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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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美帝“尸横遍地”,“2亿人感染”

一开始,我们中文自媒体预测美帝疫情要死8-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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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预测要死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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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预测要死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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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预测要死24万,死48万。

最震惊的是,还有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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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尸横遍地,美国崩了

死亡人数多到什么地步?美国血流成河,全美尸体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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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2分钟就有人死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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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3分钟就有人暴毙在医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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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被摆在白宫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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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纽约堆尸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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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底特律满是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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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政府还“秘密”准备了10万个尸体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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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样依然不够,无处安葬的美国大兵遗体只能被抛进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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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尸体甚至达到了112万具,美国街头只能用铲车、卡车托运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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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牛批的是,即使这样,面对马上被尸体填满的无人岛,美国总统特朗普居然还在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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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美国沦陷

惨,太惨了,这哪里是超级大国。

这,是人间炼狱!

终于,我们的写手断言预测:美国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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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美帝各地要独立了

纽约要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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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要公投脱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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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前苏联的教训终于在美国上演了。

是的,你没有看错,美国被我们的自媒体,

写解体了!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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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老王都惊了,还真是只有川普不敢震惊的,没有我们的营销写手不敢写的。

而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的民间写手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

美国当局是可恨的,美国人民真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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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被坑惨。

美国人民是被疯狂的收割的韭菜。

他们水深火热,美帝哀鸿遍野。

繁荣只是资本家的,贫苦才是美国人民的。

他们可怜美国人民,同情美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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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美帝亡于2020年。

在我们民间写手的笔下,慌了、乱了、崩了、解体了。

在他们笔下,美国人民坑了、惨了、一命呜呼了、死了被抛到无人岛上。

天堂到地狱,不过他们键盘敲击的声音。

这些文章轻松过10万+,引来无数围观,甚至引来喝彩,骗得我们的亲戚、朋友、老乡信以为真。

也骗得无数同胞特别自豪、特别振奋,坐在家里等着美帝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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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样子像什么?像无数个阿Q聚在店里看“抗日神剧”。

这时候恰好孔乙己也来到店里,人们看着他脸上的伤说:“孔乙己,你又乱发不靠谱文吊打别人了?”

孔乙己涨红了脸:“胡说,写字的人能动手吗?”

说着便排出两篇文章:

一篇叫《美国崩了》、一篇叫《川普傻X》。

于是店里面瞬间充满欢快的笑声……

老王不禁想弱弱地说:

要是光靠意淫就可以赢得“胜利”就好了。

要是对手可以这样被意淫死就好了。

给我三千写手,我也能统一全球。

文 / 烟雨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5

旧文章ID:21706

军费将是两会焦点之一,老胡建议今年军费正增长,理由有三

作者:胡锡进  来源:胡锡进观察

两会本周将举行,国防预算,也就是军费将是中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今年的军费会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还是下降呢?

今年碰到了新冠疫情的大灾,经济增长受挫。同时国际形势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动荡,中国的战略风险迅速上升。可以说,中国的军费无论增加还是减少都有理由,国家此时尤其需要做好战略统筹,拿出最有利于维护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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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个人主张,国家还是要在今年保持军费的正增长,理由有三:

第一,虽然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出现严重的负增长,但是第二季度正增长已经是高概率的,全年实现正增长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根据国防预算要与国家经济和财政支出同步适度协调增长的总原则,中国军费今年正增长是有经济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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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费规模要同时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需求两大要素,而今年的后一个要素出现明显严峻化的趋势。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化的格局和世界秩序,美国变得前所未有的狂躁,那里的执政精英越来越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以极端方式打压中国的战略冲动变得愈发放肆。中国需要拥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工具,确保美国因为难以承受的巨大成本而不敢将那些冲动肆意付诸实施。这是中国在这个动荡时代和平生活的基石,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利益最外部的屏障。

第三,中国军费常年维持着占GDP百分之一点几的低水平,2019年是1.2%,不仅远低于美国的3.4%、印度的2.5%、俄罗斯的3.8%,也低于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都要达到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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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想说,由于美国将中国确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所导致的安全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中国今后恐怕很难继续保持如此低的军费比例了。中国军费达到不低于占GDP2%的水平将是我们不得不进行的调整。热爱和平、重视民生的中国社会必须要形成这一最基本的战略理性。

老胡生于普通人家,一辈子都过的是普通日子,这一切塑造了老胡迷恋老百姓小日子的价值观。我知道和平对人民有多重要,同样知道民生的各种小确幸在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处在多么靠前的位置。国家大事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显得太远了。但也因为老胡做了一名时政记者,我了解了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与我们老百姓小日子的真实距离。我是当过兵,亲历了两场战争的人,我厌恶战争,同时坚信了一个道理:中国只有强大到别人不敢用军事手段来胁迫我们战略让步的时候,和平才真正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国家到底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供两会讨论,咱们拭目以待吧。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8

旧文章ID:21705

华为渡劫

作者:李墨天/戴老板  来源:远川研究所

1258年,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包围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蒙古人的骑兵和弓箭被12英尺厚的城墙所阻挡。

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在中国旧称“黑衣大食”,创建于安史之乱前的公元750年,并在一年后跟唐帝国激战于中亚怛罗斯。这个强悍的王朝延续了500年的国祚,代表了阿拉伯的黄金时代,首都巴格达更是人稠物穰,学者云集,财富鼎盛,人口高达120万。

兵临巴格达城下的不光有蒙古人,还有突厥人、波斯人、信奉基督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安条克公国的十字军,以及1000名东方炮兵专家。最终,在工程师的弩炮和早期铁管火炮的攻击下,巴格达的城门在三周内轰然倒塌,末代哈里发Al-Mustasim投降。

此后便是无情的屠城。据记载,无数清真寺、宫殿、医院和学校被摧毁,数十万人死去,全市的36所图书馆被付之一炬,书籍被扔进了底格里斯河——据说因为扔的太多,以至于河水被染成了墨水颜色长达六个月。而哈里发则被裹在地毯里,由蒙古骑兵践踏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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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围攻巴格达(插画),1258年

蒙古的崛起和巴格达的陷落是西方史学界研究烂了的课题,也是欧美人骨子里那种“东方恐惧”的来源之一。而在去年,这段历史又双叒叕被翻了出来——美国评论家大卫·戈德曼在接受《世界周刊》采访时[1],把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蒙古对巴格达的征服。

这种暗藏“黄祸论”的观点其实漏洞百出,把蒙古西征套在中国头上是一种很勉强的生硬叙事,蒙古人的扩张是一种游牧文化,从来都跟儒家体系的主流绝缘。而戈德曼在采访中也不得不承认:“除了维护领土完整之外,他们(中国人)对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兴趣。”

不过大卫·戈德曼引发东西方媒体热议的一个点在于,他把华为比作轰破巴格达城墙的东方工程师部队。

在戈德曼眼里,华为是“长枪的枪尖”,是席卷西方的先锋。而华为五万外籍员工更让他联想到围攻巴格达的多民族军队,他认为华为像蒙古人一样,先击垮对手,然后再招纳对方人才,为己所用。因此他声称:“华为没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反而更具有帝国性。”

跟国内其他大型商业集团相比,华为的确可能更符合人们惯常认知中帝国的形象:辽阔的疆域、频繁的扩张、庞大的外籍军团、全球资源调配,对外四处征伐,对内强势铁腕,而执掌帝国的是一位如凯撒般威望空前的领袖。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华为内部,既有IBM和Mercer设计的现代管理系统,也有“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胜利是军人的最大奉献”这种挂在墙上的标语[9];高管们既能在卢浮宫用流畅的英文介绍最新机型,也能在内部论坛里熟练地使用“攻山头”“前线后方”“到农村去”这种革命词汇。

西方人没见过这样的公司。《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式的密码传承,西方公司永远弄不懂,弄懂了也无法推行。”但搞不清楚的又何止是西方?中国人自己有时候也无法理解华为,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华为的讨论时常陷入分歧和争议。

华为身上到底是具有中国性、美国性,还是帝国性?这是一切问题的起点。

01. 内核:自我驱动的技术战军团

华为身上有着鲜明的美国性,即使在被围追堵截的日子里,任正非也不忘反复强调:“华为一直是比较崇拜美国的。”

1997年,任正非去美国考察了四家高科技公司,尤其是IBM,洋气又高效的管理模式给任正非洗了脑。回国后任正非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简单粗暴,叫《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种标题的文章要是晚20年发,恐怕会被“太平洋不加盖”这种评论给淹没。

第二年,50多位西装革履的IBM顾问空降华为,来手把手指导改革。前后花了20亿人民币和两年时间后,华为把产品上市时间缩短40%~60%,浪费减少50%~80%,生产力提高25%~30%。尝到资本主义甜头之后,供应链、市场、财务等项目陆续启动。

通过向西方最顶尖的公司学习,华为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早已是世界500强的级别。一家英国客户这样评价华为[4]:华为是一家中国的美国公司。

但外国人还是太naive,不知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已经被中国企业家倒背如流。任正非的经历,注定了华为不可能止步于“美国化”,无论裹上多少层西方外衣,这家公司价值观始终一如任正非的讲话那般充满革命气息:忠诚,奋斗,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为了保证忠诚、奋斗和服从,华为在营造“狼性文化”的同时,必须要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让员工“发自肺腑”地认同它的价值观,否则就会陷入“领导画大饼,员工翻白眼”的窠臼。这套制度,就是后来华为有别于其他公司的最大标签:人力资源和价值分配制度。

成立之初的1990年,本着“有福同享”的朴素思维,任正非用每股1元的价格让员工参股,股票的分红非常高,长期维持在25%-50%之间,最高时甚至超过100%,打败一切理财产品。很多员工上午拿到工资,下午就去财务那里排队,争相去交股权认购款。

每股1元的价格,一直持续到2001年。这让华为从90年代末开始,便长期雄踞中国民营企业个人所得税纳税排行榜的第1名。

2001年,华为将下属公司华为电气以65亿元的价格卖给艾默生,在清理员工股权时,华为最初提出以1:1的方式(每股1块钱)回购,但华为电气员工显然不甘心放弃这么一颗摇钱树,提出要1:7回购(每股7块钱),最终双方妥协,以1:4的比例分四年兑现。

这次事件引起了任正非的反思,紧接而来的“华为的冬天”,再度促使他启动股权改革,华为2001年后便不再派发每股1元的股票,员工持股改为虚拟受限股,没有所有权和表决权。老员工的股票也逐渐转化为期股,不再有稳定的分红,兑现的周期也被大幅拉长。

在当时的环境下,华为这种搞法不乏违规,甚至违法。“虚拟受限股”游走在灰色地带,曾被友商举报非法集资,一度被搞成“姓资姓社”问题闹到了北京。后来朱镕基赴深圳考察,用“三个特殊”来定了个调:虚拟受限股是特殊年代下,因特殊原因的特殊妥协[14]。

但即使认购价不再是1块钱,华为的“虚拟受限股”也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老员工之间逐渐有了“买房靠分红,工资算零花”的说法。而受损失的其实是不断给出股权的任正非,2000年底任正非的股权单独剥离出持股工会,只剩下1个多点(真实持股数量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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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华为进一步补漏,提出了“饱和配股”,规定每个级别的员工持股达到上限后就不再参与新的配股。2013年,又推出TUP计划,每年给员工配一定数量的期权,与虚拟受限股享有同等权利。随着时间推移,虚拟股不断被稀释,“老员工”又不得不继续奋斗。

而在2008年,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能解聘工作超过10年的员工。任正非决定开展新一轮集体大辞职,要求所有工作超过8年的员工上交一份辞职报告。接着有两种选择:将过往工龄清零,签新的劳动协议;或者带着补偿金离开华为。

集体大辞职在日后成为华为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工龄达到一定标准后,合乎标准的员工会重新签一份新合同,丧失“奋斗精神”的员工会逐渐离开队伍(当然,会给予相当丰厚的补偿)。华为还趁这个机会调整了工号顺序,以刨除由工号大小带来的阶层划分。

这给华为带来了持续的争议,但的确能调动战斗力。正如任正非对华为的精准描述:华为是一个由货币资本和劳动资本共同构成的价值创造和价值的分配体系。

这让人想起了商鞅对秦的改造:将大量产业国有化,紧抓利益分配的权力,借以充分动员全社会,让所有人都围绕“农耕和战争”两项任务来工作,同时大刀向既得利益集团头上砍去,废除世袭制,将阶级跨越的途径唯一化,只有赢得军功才能实现阶级跃迁。

种种措施最终把秦国改造成一个农战国家,巅峰时秦国有8%-20%的人口都是军队,而其他人口都是提供军需和粮食的后勤力量。而东部六国自身都是社会属性相当重的国家,在面对这样战争机器的时候毫无胜算,这其实是白起王翦战无不胜的大背景[15]。

如果士兵们赚了太多的钱,就没有动力应对下一场战争;士兵们没赚够钱,就没有耐心等待下一场战争降临。华为的管理层为利润的分配殚精竭虑,他们为员工开出高于市场的薪资和期权,又要时刻警惕员工的财富积累的太快,以至于丧失了“艰苦奋斗精神”。

在2012年的采访中,华为轮值CEO徐直军透露:公司会有意控制利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自从前年分了2.98元之后,家属天天就想着2.98元,去年分了1.46元,家属就有意见。”他说华为不希望通过上市让员工一夜暴富[10],“不能上完市,大家都不干活了。”

一系列持续至今的制度变革把华为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科技战争军团,也塑造了华为超然于中国性和美国性之外的特性——巧妙的制度设计让员工的战斗力有增无减,他们永远活在危机和忧患意识里,无法停下增长的脚步——扩张没有极限,征伐永不停歇。

华为内部刊物记录了很多奋斗故事:在孟买恐袭时坚守岗位、在阿尔及利亚地震时开拓市场、在埃博拉肆虐时签订大单……光靠铁腕管理和洗脑画饼,员工很难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奋斗。不少公司痴迷于华为“狼性文化”,却往往在战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最终适得其反。

旁观者可以指责批判,但拿到丰厚战利品的士兵从不抱怨,这就是一个自我驱动的征战集团的核心特征。

02. 边界:华为的红旗能够插多远?

一个自我驱动的强大军团,什么情况下会放缓或暂停征服的脚步?一是遭遇了对手的反制,二是遭遇到了扩张的边界。

外部反制其实是迟早要来的。改革开放后,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是廉价商品的制造中心,比如衣服、鞋子和组装电脑。但华为却让西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向全球出售“深度技术”,比如作为通信基础设施的5G网络,这引发了西方的警惕。

上一次让某些西方人对一门“技术”产生恐惧心里,恐怕还要追溯到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乌尔班巨炮。在那一年,21岁的奥斯曼苏丹携带69门巨大的火炮,在50多天里向狄奥多西城墙轰击了5000多枚680公斤的石弹,最终攻破这座1000多年未陷落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西方感到了震惊和恐惧,它不仅让欧洲失去了屏障,还严重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各种自信,更是被称为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是“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茨威格把它列为14个影响人类文明的瞬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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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围君士坦丁堡,1453年

在不少观察家眼里,5G就是乌尔班的巨炮,它能将西方固守千年的优越感轰得粉碎。

如何处理跟西方的关系,是中国自晚清以来苦思的一个大课题。华为出海之后,一向是谨慎且低调,“因地制宜”。比如2004年打击李一男的港湾网络,华为手段雷霆凶悍,而在同期与思科的官司里,华为又向美国人展现出了一副谨遵商业规则的成熟形象。

但与思科的官司之后,华为几乎每年都会遭遇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攻击,比如“与解放军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纠纷”、“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种罪名。“华为有中国政府财政支持”的论调便来自思科CEO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在欧洲某场峰会上的演讲。

任正非试图通过跟西方对话,消除这种敌意。他曾多次把5G比作高速公路——上面跑什么车不是华为决定的。在墨西哥,华为对当地政府说,“你们的宽带网络让我们来建,你们可以开展电子商务和金融支付,我们提供配套物流和融资方案,让你们融入世界市场。”

但这恰恰是西方世界所不理解的,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公司扮演着修桥筑路的角色,华为的崛起让他们感到难以适应,因为华为有着迥然相异的体系与价值观,和这些曾经的霸主格格不入。美国不害怕中国成为商业强国,却担心中国变成一个技术强国。

毕竟在他们眼里,乌尔班巨炮这种先进事务,应该归属于西方阵营,一旦让东方的异族掌握了就会带来无尽的噩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除了外部的反制,扩张的边界也是需要华为重点考虑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华为似乎没有边界:从固话领域逆袭居上,到无线领域攻城拔寨,然后从通信设备攻入企业网,再杀入万亿规模的手机市场,华为的技术军团从胜利走向胜利,兑现了丰厚的利润。

徐直军曾在采访中骄傲的表示,“挖我们一位中高级主管很难,因为待遇你是开不起的。工资你可以给得高一点,但没有股权,我们公司要求离开的人就得退股。”这套分配体系是华为成功的核心,但它运转的前提是疆域可以不断的扩张,不断地获得新的战利品。

但扩张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恐怕连华为自己都不知道。在手机这个规模超万亿的市场里,华为只用了8年时间就坐到了接近全球第一的位置,国内市占率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40%。下一个能够容纳华为庞大军团的万亿级别产业,恐怕就只剩下汽车行业了。

当秦灭六国之后,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耕的供给仍然源源不断,但是战争能提供阶级上升之路却被封死了,军团还在,但敌人没了。嬴政之所以要在战后建长城、挖灵渠、修陵墓,搞一大堆超级工程,其目的就是输出因农战主义而形成的巨大产能[15]。

华为技术军团的产能和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2019年华为手机海外受阻,大批人员被调往国内深耕电商和线下,效果十分明显:全年华为终端出货量逆势增长16%,代价则是竞争对手们的压力山大,OV、小米等厂商都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下滑。

如何破局反制问题和边界问题,华为需要向更高的位面去寻求指导。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能给它一个答案吗?

03. 入关:历史能教给华为什么?

在华为焦头烂额的应付制裁的同时,中文互联网的一些圈子也在试图深挖历史,他们整理若干种“学说”,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入关学。

入关学的核心,是将中国比作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将西方比作山海关内的明朝,后者以文明中心自居,认为前者是野蛮人,而前者无论如何跪舔后者,都无法获得认同。更重要的是,大明尽管腐朽,但可以从自己主导的秩序中获利,这很像美元体系下的美国。

前者唯一的出路,就是“入关”——用实力去征服后者,逼他们承认自己,否则会永远陷入内卷化的循环。就像华为本来已经打到海外的部队如果被迫回归国内,就只能跟小米ov这些公司搞恶性竞争,内部压力骤然升高,最后N败俱伤,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入关的好处显然是大大的,支持该“学说”的人希望通过强行入关,达到一种巴黎人们欢迎拿破仑的效果:

第一天,不明蛮夷在建州发动叛乱;第二天,女真野人向南方攻击前进;第三天,匪首多尔衮残害我军民;第四天,摄政王占领山海关,官军鼠窜;第五天,英勇王师连克西二旗和天通苑;第六天,朱由检小儿自缢,皇帝陛下今日莅临自己忠实的帝都。

这种“学说”听起来通俗易懂,很多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往上一套,就特别容易理解。比如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都会选择性忽略中国抗疫的经验,甚至连戴口罩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肯施行?用入关学来解释就是:你女真人的蛮夷搞法,我堂堂大明怎么会去学?

听起来有道理,细推敲却问题多多。西方人把我们比作蒙古,我们把自己比作女真,这都不是什么好榜样,而把中美的差距比作女真人跟明朝的差距,其实是一种自我矮化。最重要的是,入关虽好,怎么入是个问题,是用核武器,还是用吴三桂呢?

除了入关学,还有东进学和翦商学的“学说”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东进学是基于秦国东出征讨六国的历史,来描述中国跟世界的关系,这显然错误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翦商学将美国比作无道无德的商纣王,把中国比作替天行道的周武王,这显然又贬低了对手。

入关学、东进学和翦商学无法适用于当前华为和中国的处境,其核心原因在于: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先例。

中国历史以来的王朝,缺乏一套对外交流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西方从罗马时代就靠扩张和贸易来跟周围的世界打交道,很早就确立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统治体系。但中国由于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物产又丰富,与周围世界进行交流的动力就明显不足。

但在崛起的大背景下,华为的问题也会是其他中国企业的问题,它们在未来的二十年将全面涌来。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没有一家公司完整的走过这样的一条全球治理的艰难之路,到底怎么走?二十四史里没有答案,黄老之术里没有答案,儒道哲学里也没有答案。

入关学虽然参考性不足,但它的名字却很有意义——华为的确有个“关”需要入,中国也的确有个“关”需要入,那就是如何让这个世界,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来理解和对待我们。这个关怎么入,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和解药,需要新一代的中国人自己趟出来。

华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华为的答案,也是中国急需的答案。

04. 渡劫: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一年后的2020年5月16日,又传出美国将要升级打压措施的消息。

十年前记者向思科CEO钱伯斯:“哪一家对手让你最担心?”钱伯斯毫不迟疑地回答:“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就是华为[1]。”中国有很多公司能够让海外同行脱帽致敬,但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像华为这样,让西方世界心生畏惧。

美国人从没见过这种公司,也不知道如何击败它,但当他们产生出像乌尔班巨炮一样的恐惧和偏见时,昔日的众生灯塔就变成了不择手段。一年之后,当新一轮的制裁来临,美国的手段表面,它的目的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卡脖子,而是意图将华为置于死地。

见惯了黑云压城城欲摧,华为内部“心声社区”一位员工发表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对华为接下来的命运,我和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不感到悲观,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焦虑。还有很多事在路上,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好自己的事。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中美博弈已经是滔天巨浪,但华为确实有很多像我一样傻的人,我们相信连接人和物的远方,相信远方更广阔的数字洪流。在历史长河中,很多以为的巨浪就成为了浪花。

相比一年前,世界因为一场疫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脱钩、逆全球化和呼啸而起的民粹主义。当西方越发以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中国时,中国也需要面对正在困扰华为的那些问题:应该用一种怎样的眼光和态度,去审视如今这个波涛汹涌的世界?

即将遭遇风浪的,华为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需要入关的岂止是华为,需要渡劫的又岂止是华为?

参考文献:

[1].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

[2]. 华为的冬天,陈广

[3]. 华为三十年,程东升/刘丽丽

[4]. 一曲无声的赞歌,饭统戴老板

[5]. 华为变革史,苗兆光

[6]. 华为的长征,戴辉,2017

[7]. 领导班子要敢于战略崛起,任正非

[8]. 美国需要华为,纽约时报

[9]. 狼性文化给华为带来了什么,NYT

[10].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全面剖析华为,财富中文版

[11]. 朱镕基主动给华为贷款,新浪财经

[12]. 任正非之后,谁来掌舵华为,NYT

[13]. 特朗普打击华为的策略失误何在,NYT

[14]. 华为管理变革,吴晓波

[15]. 财政这把刀,楚团长,饭统戴老板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8

旧文章ID:21704

阎学通:美国加大对华为限制因华为技术创新能力比美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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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综合

编者按:随着数字技术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日益上升以及中美双方数字技术实力差距接近,中美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近期,美国政府拟对华为采取新限制措施,限制制造商向华为提供芯片。对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表示,美国加大对华为的限制是因为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比美国的企业强。而当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远远超过美国,美国企业需要通过与华为合作提升其科技能力时,美国就不会限制了,因为再限制就不利于美国的科技进步了。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期,美国政府拟对华为采取新限制措施,限制制造商向华为提供芯片。对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指出,目前中美在5G技术上的竞争,本质是5G无线通讯技术标准的规则之争,是以哪国的技术标准为国际标准的问题。美国加大对华为的限制是因为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比美国的企业强。

阎学通表示,随着数字技术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日益上升以及中美双方数字技术实力差距接近,中美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这是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不是人为设计的。目前中美在5G技术上的竞争,本质是5G无线通讯技术标准的规则之争,是以哪国的技术标准为国际标准的问题。

中美在数字技术的规则竞争中主要靠的是技术实力,即技术的先进性且价格低廉。谁的技术得到普遍应用,谁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占领的市场大,谁就有了规则制定权。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且长期强于对方的创新能力才是竞争的根本。

阎学通指出,美国加大对华为的限制是因为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比美国的企业强。而当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远远超过美国,美国企业需要通过与华为合作提升其科技能力时,美国就不会限制了,因为再限制就不利于美国的科技进步了。在所有竞争中,都是弱者希望与强者合作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而强者不愿与弱者合作,认为自己受益少。

那么,面对美国的限制措施,中国应当如何“接招”?

阎学通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与其他技术发达的国家的合作。德、日、俄、法、英、以色列虽然各自的总体科技能力不如美国,但他们在某些技术上比我国先进,甚至在个别技术上比美国先进。与这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调整科技创新政策,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很多数字技术创新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国家顶层设计的科技项目应限制于个别项目,增加对自主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三是高薪引进外国著名科技人员。体育和娱乐业采取高薪引进外援提高水平的方法值得科技领域借鉴。这个策略的效果取决于引进的科技人员的水平是否高于至少不低于国内的最高水平。引进国际上二三流的人才,这个策略就发挥不出实际作用。

谈及技术和数字层面的竞争将如何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世界国际秩序,阎学通表示,中美两国的数字技术明显比其他国家先进,两国已经占有了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份额,与此同时,由于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经济领域,高数字化国家与低链接国家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这意味国际层面的社会两极分化将更加严重。由于中日韩的数字化水平高于欧洲国家,因此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的速度会加快。由于网络安全威胁不断上升,以及产业链的脆弱性增长,互联网碎片化和产业链缩短化甚至国内化的现象有可能出现。(综合澎湃新闻报道)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8

旧文章ID:21703

中美非三方合作抗疫研讨会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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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2020年5月18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北京青年报》记者问:5月14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卡特中心、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举办抗疫合作视频研讨会,探讨中美非三方抗疫合作前景。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赵立坚答:中国、美国、非洲智库的讨论是有益的。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当前非洲疫情形势严峻。中美非加强合作,可以为非洲国家战胜疫情发挥重要作用,中方对此持积极态度。】

阻止新冠疫情在非洲大暴发:非洲与国际伙伴如何共同应对” 视频研讨会发言整理
点击查看讲话英文原文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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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卡特中心总裁彼得斯(Mary Ann Peters) 】

感谢大家参加这个紧迫且及时的研讨会。卡特总统和夫人要我在这个疫情困难的时刻向来自三地的各位专家和学者转达他们最诚挚的问候。

持续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并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这种跨越国界的危机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共同努力,携手援助那些受该传染病影响的地区,并遏制其蔓延,最终防止类似流行病的再次发生。

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美国还在抗疫之中。随着这一流行病继续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整个非洲大陆的医疗系统可能面临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虽然作出预测总是复杂和未知的,但世卫组织警告说,整个非洲大陆可能有19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计死亡人数将在30万至300万之间。鉴于这一严重的挑战,我们大家都应具有提供建设性反馈、积极合作、大胆创新和解决问题的精神。

自2016年以来,卡特中心在美国、多哥、中国、吉布提、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组织了一系列类似这样的会议。我们2019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三边合作研讨会侧重于探讨公共卫生发展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该研讨会讨论的两个议题(为今天的会议)提供了特别宝贵的参照。第一项议题分析了中美2014-16年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合作经验。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下,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合作是否可能再次进行,如果是,如何以最佳方式实现这种合作?

第二个议题涉及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国际社会成功遏制2014-16年埃博拉疫情之后,非洲领导人认识到保持这种态势并为下一次疫情做好准备非常重要。作为回应,美中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谅解备忘录,支持建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我们期待在解决新冠病毒危机中也看到这种合作。

卡特中心敦促各方更多地参与以促进信息共享和协调,以便共享最佳的实践,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优化现有计划,并开发创新解决方案。

今天的一些发言人已经通过当前或拟议的项目提出了创新的方法,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机会参与这些项目。我们期待着在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更多地了解这些项目,并强烈敦促所有参与者和观察员在研讨会之后找到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方法,这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项目的影响。我们还鼓励通过今天的讨论,诸位能就抗疫的策略达成新的共识,并向中国、美国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决策者提出。

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个合作伙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他们使这个视频研讨会成为可能。我期待本次研讨会的各方观点,特别是随后可能开展的合作。我们将在研讨会后向诸位提供这次会议的纪要,并将与各方就这次历史性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加强中美非合作分享经验。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在3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中指出,"一个富裕国家通过包括禁止旅行和封闭边界在内的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控制病毒的暂时胜利看似丰功伟绩,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胜利才能结束这一流行病。”这次研讨会就是对阿比总理的呼吁的初步响应,为全球合作一道战胜新冠病毒奠定坚实的基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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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

大家好,首先感谢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卡特中心与我院共同组织本次会议。现代院和两家机构有着长久的友好合作关系。我本来计划今年首访非洲,但因为疫清未能成行,个人非常希望能尽快完成非洲之行,和南非的智库学者们座谈交流。卡特中心创始人吉米. 卡特先生是中美建交的见证人,在就任美国总统期间以及卸任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卡特中心长期关注中美非三边合作议题,与我院开展过多次相关讨论。我还记得在卡特中心的座谈,并珍藏着与卡特先生的合影,那是很美好的回忆。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影响遍及方方面面,不仅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也影响到了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疫情初始时,我们认为这是中美开展抗疫合作,修复被贸易战破坏的双边关系的机遇。但遗憾的是,疫情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一些美国政客和媒体,借疫情发表“妖魔化”中国的言论。现代院近期与多家美国智库举行视频会议,大家都认为应该借疫情提升而不是破坏双边关系。新冠疫情是 “看不见的敌人” ,我们不应该纠结于 “谁应该负责” ,而应该立即开展合作来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开展此次关于三边合作的讨论正当其时,开展合作永远不会太晚。

现在,我们应该将疫苗研发问题放在首位,把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而不是把“选战”、政治利益放在首位,现在应该是“疫苗第一”(vaccine first)。我们首先应该缓和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比如开展疫苗的联合研发,这是全球各方的最紧要的需求。其次,我们应该携手帮助其他国家抗疫,尤其是卫生防疫能力落后的非洲国家。我们在这个领域有成功的经验,比如中美在非联合抗击埃博拉合作。新冠疫情是中美关系的新考验,也是合作的新机遇。 我们应该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不和放在一边,认真考虑开展抗疫合作。中非保持着紧密的传统友好关系,美国也想提升与非洲的关系,中美在非洲的合作不应该是零和游戏,我们能够在非洲实现“三赢”合作。 在此,再次感谢卡特中心和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其他各位同仁共同举办这次讨论。希望在这次会后我们能够形成相关研究成果,推动合作氛围的形成。预祝会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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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伊丽莎白. 西德洛波罗斯 (Elizabeth Sidiropoulos) 】

对于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而言,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我们有多强大。如果说这次危机彰显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协调。这一流行病(如一些人描述的犹如战争)需要全人类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这不仅仅是一场健康危机,它已经影响到国家治理、金融、发展和社会问题。它让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些领域陷入困境。

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全球政治两极分化使得前景更加不明朗。有些人用零和博弈的眼光看待世界,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明智,尤其对于资源有限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非洲国家来说。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自疫情爆发以来,它们的做法一直是基于合作与协调。

非洲国家的相关机构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早期措施,协调非洲内外的资源来应对这一流行病。

他们从过去应对各种流行病中学习经验,例如西非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病毒,以及南非的艾滋病。应对这些流行病所采取的措施对他们应对新冠病毒是很有帮助的。

不管怎么样,与国际伙伴的合作至关重要。尽管近年来美中关系一直很艰难,但我们必须基于两国在非洲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合作,探讨非洲在有双方参与的领域推动三边合作,并从中受益。

关于三边合作,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需要重点考虑。第一个是种族问题,第二个是债务问题。

关于广州非洲移民待遇,中国与几个非洲国家(尤其是尼日利亚)之间产生了外交摩擦。中国试图将驱逐非洲移民的歧视界定为地方政府试图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过度反应,而非洲民间社会则将其定义为种族主义。在更广泛的美中外交紧张局势中,美国的一些人也将这一事件政治化。从非洲方面来说,种族主义问题确实不时引起关注,需要加以重视。

另一个可能合作的领域是债务减免。非洲领导人目前正在试图通过谈判暂停偿还债务,以便将这些资金用于公共卫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表示支持这一措施,但中国(作为许多非洲国家最大的双边贷款机构)尚未承诺,尽管迄今尚未排除这种可能性。暂停偿还债务不应只到今年年底,而应延长至2021年底。 还有持有大量非洲债务的私人贷款机构,虽然正在与它们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比多边或双边借贷更复杂的过程。特朗普政府过去曾拒绝救助受中国债务困扰的国家。在非洲,中美合作的关键领域是促进全面暂停债务偿还,确保非洲国家不会因此面临信贷降级或未来信贷额度受限,这种合作将是实质性的。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环境中,这种合作也许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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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政府前驻南非大使、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

总结中国抗疫的经验与教训,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是要相信科学。总有人认为政治比科学重要,我们一开始也如此,结果就是付出代价。

第二要尊重专家。在此次抗疫中,专家不仅被尊重,而且被崇拜。钟南山、张文宏这些名家家喻户晓,无论他们说什么,社交媒体立即传播。

第三要依靠群众。全封闭千万人口的城市,没有公众配合完全不可能。

第四是高效执行。抗疫初期,在武汉官僚主义随处可见。当老年病患送院被粗暴对待,媒体曝光后,区委书记向社会道歉。

建议重点关注非洲国家抗疫斗争的两个关键因素:医疗体系不要垮、社会秩序不能乱。

模仿我最喜欢的CBS丹·拉瑟(Dan Rather)的话说:无论你是谁、无论在哪里,请记住,你是人(Human being)。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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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在CSIS“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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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illima Barr  来源:工业4.0研究院

2020年2月6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请,参加了“中国行动计划会议”(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并做了主题演讲。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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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巴尔“中国行动计划会议”演讲(工业4.0研究院翻译,有删减):




感谢大家抽出实践来这里参加活动。很高兴看到这么多部门的同事参会。




我最初的职业目标是进入中情局,成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因此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6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专注于中国研究。我记得70年代初,在我的一堂政府课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辩论——哪个外国对手将对美国构成最大的长期威胁。问题集中在到底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还记得我一个同学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长期挑战。他当时说,若俄罗斯想征服世界,我们还可以应付过去;但如果中国想拥有全世界会更难处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972年,我们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鼓励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更自由的市场和经济增长将逐步为其公民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不幸的是,经济自由化走得并不远。在允许个人享有一定程度经济自由的同时,中国政府仍然对经济保持着坚定的控制权。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架构,主要特征是中央计划、国有企业和政府补贴。




冷战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种幻想中:民主的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已经不受任何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想法很好,前提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局势紧张和竞争的新时代。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




中国过去把自己视为中央王国。它不是地区的中心,而是世界的中心。它今天的目标也不是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而是成为一个全球大国。




之所以提到了我同学以前说的关于中国想要拥有世界的言论,是因为今天我想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和技术领先的挑战。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野心只是经济上的,或者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归根结底只是经济上的竞争。




如今的中国人早就成了全民商业化的民族。但对中国来说,单纯的经济成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始终把经济实力作为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工具。




2015年,中国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是一项持续性、高度协作的计划,旨在取代美国成为技术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政府动员了中国社会所有要素、所有政府机构、所有企业、所有学术界和所有勤劳的人民,无缝执行这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掌控未来的核心技术。




这一举措得到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包括对关键技术的巨额投资、巨额融资以及数千亿美元的补贴。不幸的是,这还涉及到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转让、掠夺性定价、利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在目标市场采取强有力的销售等。




毫无疑问,中国的技术攻势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我们国家的风险空前高涨。自19世纪以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美国的科技实力使我们繁荣和安全。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为年轻人和子孙后代扩大的经济机会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都取决于我们持续的技术领导地位。




过去,历届政府和许多私营企业的人常常愿意支持中国的强硬策略,而本届政府最终采取行动,对抗和抵制中国的策略。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我们面临挑战的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如何通过利用我们的技术来启动其技术计划。其次,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把中国目前对控制5G技术的关注作为中心问题。




集中治理的国家参与中央经济计划的能力有时似乎是一种优势,尤其是在动员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技术闪电战中。缺点是中央计划抑制了技术创新。突破性的想法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引领着尖端技术的发展。




中国人正试图做到两全其美。当他们策划一个中央计划的政策主导关键技术时,试图通过直接获得我们的技术来得到利益。技术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副作用,它会加强和推动他们的努力。正如我的同事、美国国家安全部助理总检察长John Demers所言,“中国希望美国的脑力成果能收获其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种子。”




正如大家所闻,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对抗中国的行为并保护美国的技术。正如今天上午早些时候乃至全天的发言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行动计划期间进行的调查一再表明,中国是如何利用情报服务和贸易技术,以私营企业和学术机构掌握的有价值的科学和技术信息为目标。这涵盖了广泛的技术,从适用于商用飞机发动机的技术,到可再生能源,到新材料,再到高科技农业。




自“中国制造2025”发布以来,美国商务部已经在中国希望主导的10项技术当中的8项提起了商业机密盗窃案。在针对这些行业时,中国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法,除了传统方式,还利用非传统的情报收集方式,例如让研究生参与大学研究项目。




除了网络手段之外,他们还会假扮成美国客户以避免出口管制,并招募美国雇员或甄选内幕人士获得商业信息。在学术机构和其它研究机构,中国利用人才项目来获得知识产权。最终,中国以表面合法但具有掠夺性的行为来补充其明显的活动——收购美国公司及其在美国做的其它投资。




司法部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来应对这些威胁。例如今年早些时候,根据司法部和其它机构的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一项中国移动公司的许可。




中国的做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代价。据估计,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成本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本部门将继续使用我们全体系的国家安全手段,对抗由中国造成的威胁。但正如我所确信的,也正如FBI局长所强调的,我们保护美国技术的能力最终将取决于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与协作。




在此,我来谈谈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是5G技术的关键性质,也是中国驱动和主导这一领域将会带来的威胁。




5G技术处于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




中国已经在5G领域建立了领先地位,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40%。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科技时代。




现在,关于允许中国在5G领域确立主导地位所致危险性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使用中国可以监控通信网络将带来的直接安全问题上。事实上,那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动员起来,超越中国主导5G的优势,何况其风险远不止这一项。




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依赖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设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




重要的是要了解5G将如何推动工业过程的革命。一些美国人认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类似于我们的无线网络从3G向4G的转变。但我们正在讨论的变革远比仅仅提高iTunes、网站和电影下载速度等更为根本。




从3G到4G意味着下载速度从大约每秒1兆提高到每秒约20兆,这一网速增长使得数据存储和一些适度的处理能力能够从设备转移到云端。但即便是无线业务的适度发展也催生了创新、应用程序和业务等广泛的新领域。由于美国是发展4G的国家,我们是抓住了这项技术带来的大部分经济机会的国家。




跃升到5G是一个超越这一点的量子跃迁。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下载和上传每秒数十亿字节的峰值速率。这些类似光纤的速度,再加上边缘计算设施离用户更近,意味着5G能够实现10毫秒以下的极低的延迟。有了这种能力,连最小的设备都可以实现几乎是瞬间的连接速度,并获得无限的计算能力。




凭借这些特点,5G成为一个实时、精确的智慧控制系统。各种各样的设备,有些是智能的,有些是采集和传输数据的传感器,有些是执行远程命令的执行器,可以分散并嵌入到商业和工业设备中,涉及到交通、能源、金融、医疗、农业、重大建筑工程等众多行业中。5G提供了管理所有这些工业过程的命令和控制功能。




随着5G领域的深入发展,我们将看到的不仅仅是智能家居、智能恒温器,还有智能农场、智能工厂、智能重型建筑项目、智能交通系统等,以及一系列新兴技术。除了人工智能,我们还将与5G和工业互联网交织在一起并依赖它们,例如机器人技术、物联网、自动驾驶车辆、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储能和量子计算。




中国已经偷步抢滩,现在5G领域处于领先地位。5G是一项基础设施业务。它依赖于无线接入网、无线局域网和各种设备。中国有两家领先的无线通信基础设施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正如刚才所说的,他们已经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并正在积极寻求协调。




华为现在是除北美以外所有大陆的领先供应商。美国没有设备供应商。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市场份额17%,以及瑞典公司爱立信公司,占14%。




中国人正在利用各种力量扩大5G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据估计,5G基础设施的总市场规模为760亿美元。中国正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为客户购买其设备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免费为其客户提供5G网络建设服务。他们在全球拥有5万名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推动华为基础设施的验收。




在5G这样的基础设施业务中,规模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结论是我作为一个在电信行业工作了15年的人所作出的判断。5G业务需要在研发方面进行巨额投资,同时也需要非常高的资本成本。公司的市场份额越大,就越负担得起这些成本。竞争对手们面对一个日益萎缩的、可瞄准的市场时会发现,要维持足以保持竞争力所需的投资水平更加困难。




中国企业首先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个优势,这使它们能够迅速扩大规模。当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时,就能够对其技术进行更多的投资。中国作为5G基础设施供应商的地位约稿,它在支撑5G基础设施的所有组成技术方面也将获得更多的地位。




5G依赖于一系列技术,包括半导体、光纤、稀土和材料。中国已经开始将所有这些元素国产化,所以现在它将不再依赖外国供应商。




半导体为中国在5G领域领导地位的连锁反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目前消费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导体。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半导体取代美国的半导体。它在这一领域的规模将使它能够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弥补目前的质量差距。随着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它将对其它半导体供应商施加巨大压力。当然,除了5G外,半导体在很多技术和产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在5G基础设施方面的成功也转化为与5G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优势,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与工业互联网交织在一起。随着中国获取5G基础设施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就可以产生更好的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的训练有赖于数据。数据越多,人工智能发展越好,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从而维持足够长期和强劲的竞争地位,避免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时间窗很短,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虽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必须马上做出的决定有如下两个。首先,我们必须在美国部署强大5G系统所需的频谱。这个事情我们还没做。我们需要部署中频频谱,称为“C-block”或“C-band”(C波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一直在努力,通过一项竞拍把C波段的频谱推向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仅仅依靠C波段,美国仍需要40万个基站来覆盖全国。这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无线系统运行在7万到8万个基站之上,而中国却已经为5G安装了约10万个基站。在C波段推出后,我们需要建设多达40万个基站才能实现5G在全国的覆盖。




最近收到一些有趣的提议,提出美国5G的启动可以同时提供L波段频谱并与C波段一起使用。通过使用L波段上行链路,我们可以大大减少完成全国覆盖所需的基站数量。有人认为,这可以将美国5G部署时间从10年缩短到18个月,节省大约8000万美元。在讨论使用L波段的一些技术问题时,联邦通信委员会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就频谱相关事宜作出决定,并继续推进。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来拍卖C波段,并对L波段的利用下定决心。我们的经济前途岌岌可危。在作决策时,我们必须牢记,鉴于时间窗很窄,我们面临着与中国开展5G竞争失败的风险,应该远远超过其它所有考虑因素。




其次,必须要选好参与这场竞争的优秀选手。谁将能够成为代表我们利益的5G设备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与华为竞争?谁去争得运营商合同,并挫败华为的主导地位?我们总是想让我们的企业以及盟国企业不要安装使用华为的设备,但他们要采购谁的基础设施呢?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以及其它不想把经济命运掌握在中国手中的国家,都不打算安装华为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今天就必须面对市场拿出一个准备充分的替代方案。




顾客到底需要什么?运营商从4G升级到5G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不能犯错误。用户需要确信正在购买一个可靠的系统并且性能稳定,因为担负不起中途推倒重来的损失。而且它需要是一个能够让4G基站无缝迁移到5G的系统,其供应商需要具有持久经营的能力——不能是昙花一现的企业,要持续超长的运维和支撑。




以上这些都是如今产品赢得客户合同所必须的条件,而目前能与华为竞争的公司只有两家:诺基亚和爱立信。他们有可靠的产品,可以保证产品性能。事实证明,他们成功地管理了客户从4G到5G的升级。客户对这些供应商的主要担忧是,他们既没有华为的规模,也没有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嵌入式市场的强国的支持。




有人提议,美国可以直接或通过私营企业和诺基亚、爱立信等公司结盟的联合体拥有控股权,来解决这些问题。把我们庞大的市场和金融实力放在其中一家或两家公司后面,将使它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消除人们对其经营持久性和延续性的担忧。美国和我们的亲密盟友当然需要积极考虑这一做法。




如今,有人最近在谈论,尝试开发一种叫“open RAN”的方法,其目的是强制将RAN开放到其组件中,并让那些组件由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创新者来开发。问题是,这是完全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种方法是完全未经测试的,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起步,如果有的话,十年内都不会进入黄金时期。正如我所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赢得合同的产品,一个经过验证的基础设施,一个会阻碍华为发展的产品。




作为一个集中制的国家,中国可以采取一种发动举国之力的做法,即政府、公司、学术界齐心协力。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过去面临类似挑战的时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俄罗斯冷战的时期,在应对技术挑战的时候,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团结在一起。我们能够自发自愿地在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之间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我们曾经通过这种合作克服了挑战,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我们过去能够凝聚起来的合作纽带和使命感,在今天会更难召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尚有“人造卫星时刻”来帮助我们激励国民,使我们的反应团结一致,然而今天的我们没有类似的催化剂来凝聚爱国心。




如果我们要在这场闪电战面前保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以及经济实力,并最终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就需要我们调动其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对于我们的私营企业朋友,我想说,安抚中国可能带来短期利益,但我敦促你们质疑这个长期以来的假设,即市场准入的承诺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用一家中国公司来取代你们。




大学和智库的同事们,我请求你们不要放任以学术自由为幌子窃取技术。不要让中国获得你的研究或迫使你忽略对有争议话题的不同声音。恳请你们考虑一下任何学术诚信或自由的牺牲是否值得权衡。




对我们的盟国,我赞扬你们对抗中国的经济杠杆所作的努力,但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并集体行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集体经济影响力和力量要强大得多。




纵观历史,自由社会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敌人。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够实现所必需的团结和目标。这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自由选择这样做。我们今天必需作出这个选择。

来源时间:2020/5/18   发布时间: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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