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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界提多种方案,以增加印太地区的军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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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近日载文称,为保障印太的“自由开放”,美国应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威慑力,事实上,美国国防部和国会议员已经提出多种方案来增加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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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防部《2018年国防战略》将关注重点转移到美国与中俄的大国竞争。国防部已做出明确判断:从长远来看,中国毫无疑问是更强大、更全面的战略挑战者;印太地区成为美“优先战区”。在这种情况下,保障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将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威慑挑衅行为并在必要时作出有效反应。为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与该地区盟国和伙伴进行合作与协调外,美国还需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

  美政界提出多项方案

  应国会要求,美国印太司令部(INDOPACOM)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最近提出了一项名为“重获优势”(Regain the Advantage)的计划,以回应如何在太平洋战区加强对华军事威慑。根据该计划,自2021财年起,五年内投资200亿美元,第一年投资16亿美元。计划的具体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核查。

  国会已经在认真考虑2021财年预算周期的各项要求。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索恩贝里(Mac Thornberry)公布了一项立法草案,旨在建立“印太威慑倡议”(Indo–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该草案要求2021财年为印太地区追加6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不过,该草案只公布了一年的预算要求。

  参议院也有类似行动。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推出了更全面的430亿美元补充计划,以增强对华威慑力。他的提议囊括了索恩贝里草案中所提的61亿美元,但是并未详述除印太司令部计划概述的五项举措之外的细节。

  正如索恩贝里所说:“方案内容并不是全新的,而是通过一项政策来整合资源,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对国内负责,向盟友和伙伴国家展示美国的决心,并且震慑中国。” 国会应了解用于印太地区的相对资源量,并判断这些资源是否满足这一优先战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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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太司令部方案强调赋能和致命性

  印太司令部方案第一年资金中的81%专门用于两个领域:军事力量设计部署以及联合部队杀伤力。军事力量设计和部署涉及在战区更好地分散和重新分配军队;联合部队杀伤力主要针对雷达和远程精确射击进行投资。

  方案第一年的最大项目是美国领土上的军事力量部署,预计2021财年支出达到6.86亿美元,占总方案的42%。美国领土上的军队部署关注发展“关键战略位置以投射力量、威慑对手以及应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危机,投资的重点是军队部署地点的转移和分散以及新的培训设施”。

  该方案的联合部队杀伤力部分提议大量投资该地区部署雷达系统和远程精确打击。这笔2.145亿美元的投资将占第一年总投资的27%。

  索恩贝里方案强调基础设施

  索恩贝里的“印太威慑倡议”在第一年比印太司令部方案更加具有攻击性,要求在2021财年拨款60.9亿美元。该方案也有强调改善基础设施的部分,这类似于印太司令部计划的军事力量设计和部署,以及后勤和赋能方面的预先部署和基础设施。这两个部分占计划资源的61%,共37亿美元。

  在改进基础设施方面,大部分投资将用于分散军事建设布局,但尚无关于将要资助的具体项目的详细信息。预先部署和后勤方面的第一侧重点是军火,预计投资为8.19亿美元,其次是海军,为4.97亿美元。该计划还未揭示将采购哪种军火等细节,这些细节对于国会评估该计划的适当性很重要。

  在评估“印太威慑倡议”的预算优先级时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专用于军事培训和演习的资金数额。索恩贝里计划在2021财年为此分配10亿美元,而印太司令部方案仅要求在2021财年提供1亿美元。这种差异引发了人们对2021财年实际可执行的资金具体数额,以及应优先为哪类资源拨款产生疑问。

  但是这两个计划存在一个共同的主要问题,且在索恩贝里的“印太威慑倡议”中尤为明显,即区分预算请求中原先已有的内容和全新的项目。如果国会最终依靠之前的预算决算来开始下一个财年,那么任何新项目可能都不会被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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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建议

  文章建议国会应按照索恩贝里的要求,为印太司令部方案提供有选择的支持,来作为实施《2018年国防战略》所要求变革的必要推动力。具体而言,国会应:

  更好地追踪区域资金的去向;

  优先支持后勤、赋能和军事演习用途的资金需求;

  重视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能力建设;

  通过基本预算提供资金。

  当前的安全环境无疑使得印太成为对美国利益而言最重要的地区。美国军队需要反映这一现状,并真正重视该区域。印太司令部指挥官制定的计划与众议员索恩贝里发布的草案相结合,为实现战略需要提出了非常好的思路。同样,参议员科顿的立法草案表明,采取行动是国会两院的共识。国会需要利用2021年的国防预算,开始投资长期战略,以将印太作为其“优先战场”。

  本文编译自传统基金会网站文章Congress Should Act to Boost Military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作者为传统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师Frederico Bartels和Walter Lohman。编译:王俊良、陈晋雪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24

郑永年:比自由落体还糟糕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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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更毒害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在世界最需要这两个大国合作,为世界提供领导角色,共同对付冠病的时候,人们不仅没有看到两国间的合作,更是胆战心惊地目睹着两国冲突螺旋式上升。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于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碍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的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新冠病毒具有强大的传染力,但如果抗疫举措得当,病毒还是可控的;但如果中美冲突失控下去,一旦发生战争,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会给两国、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更令人悲观的是,今天人们对新冠病毒越来越具有恐惧心理,但似乎乐意看着中美关系的急速恶化,好像与己无关;另一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推动着这一进程。

  就两个核大国的关系而言,没有像今天的中美关系更为糟糕的了。在美苏冷战期间,尽管两国可以互相进行核威慑,但两国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广天花疫苗接种,最终为人类消灭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今天的中美关系又是如何呢?

  只有政治、没有政策,或者说政治已经完全取代了政策。两国都有内部政治,两国的关系都必然受内部政治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来化解政治所造成的问题,两国政治就会走向最坏的形式,即战争。诚如奥地利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对中国的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轰炸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等。

  不过,以往两国领导层对中美关系都有一个大局观念,即在最低程度上维持工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合作。有了这个大局观,尽管也不时有政治出现,但总会有化解政治所造成的危机的政策。两国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等问题上,达成了重大的合作。

  但今天,这个大局已经不再存在。特朗普总统在没有任何科学调查结果之前,就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并称病毒为“中国人的病毒”。美国国务院高官也一直称“武汉病毒”。美国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的推责行为,导致了中国的“战狼式外交”,而美国则“以牙还牙”。这种互动方式使得两国紧张局势一路飙升。

  当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

  政治替代了政策之后,冲突必然替代外交。今天中美除了少数几个比较理性的外交官,还做着应当做的外交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并且所有的外交都成为了政治。没有人在做任何政策,外交政策早已成为过往。两边所做的大都是被对方视为如何把对方搞倒的诡计式策略,或者陷阱,或者阴谋。

  不仅在外交领域,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就美国而言,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所说:“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错的,但没有人站出来对此说些什么……现在在美国,如果谁想说一些关于中国的理性言论,他(她)就会感到恐惧,会害怕自己马上会被‘拉出去砍头’。”

  尽管中国的领导层是冷静的,但社会又是怎样呢?社会上到处都充满着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音,其中更不乏鼓吹战争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关中美关系理性的讨论,一旦出现理性的声音,马上会招致这些狂热民粹主义的批评甚至诅咒。

  特朗普可说是当代西方民粹型政治人物崛起的最重要的典型。这些年来,美国反华的政治力量一直处于被动员状态,也已经充分动员起来了。这次他们利用新冠病毒的机会集聚在一起,终于把中国而非新冠病毒塑造成了美国的敌人。

  美国当然也不缺乏比较理性的政治人物,例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但是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大政治环境下,拜登也只能往硬的方向发展,而非往缓解方向发展。实际上,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所进行的只是谁比谁更狠的竞争。

  在整个疫情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就他国的抗疫指手画脚,而是努力和他国高层保持(至少是)电话沟通。不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崛起,在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僚和社会在宣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人们也目睹着中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新一代外交官员的崛起,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外交官帮着总统推卸责任给中国,制造着各种推责理论,例如“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中国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当仁不让,用最情绪化的语言来对付之。

  尽管科学界仍然努力寻找病毒的根源,但被视为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又译为马修·波廷格)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博明被视为美国中青代对华政策制定者的代表。但很显然,这一代外交家已经和基辛格博士之后的几代外交家大不相同,他们经常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国家利益所需要的理性区分开来。

  中美双方的强硬态度不仅局限于外交领域,而是分布于更广泛的领域。美国因为言论自由,对华强硬派的态度一直是公开存在的。但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也越来越明显。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5月8日应约与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钦通电话,就双方落实贸易协议对话。

  但《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11日)报道称,中方有可能废止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该文指称接近贸易谈判的顾问已向中央建议,中方可以审视废止中美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以推倒重来,与美方谈判新的协议,让天秤向中方倾斜。报道指,中方可以疫情为不可抗力为由,称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难执行;而中方更评估,美方此刻已没有能力发动贸易战。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上确认中国会执行这一协议,但这一消息仿佛震撼弹,不仅再次引爆中美激烈角力,而且导致外界开始看淡协议前景。美方强烈反弹。特朗普则表示,对重启谈判“毫无兴趣”,又表示“一丁点兴趣也没有。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会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特朗普也称,中国想要重新谈判,以达成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协议。

  这一趋势也表现在《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有关中国应当扩核的言论上。尽管这一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也引出了美国乃至世界对中国核政策的关切。

  两边的强硬派都宣称是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边强硬派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互相强化,互相帮助和支援,促成中美走向公开的冲突。如果中美冲突是他们的既定目标,那么也罢;但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他们的言行就是和自己的既定目标刚好相反。

  更为严峻的是,双方的政治已经拥有了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两边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民调机构YouGov5月13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人(69%)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病毒的传播负“一部分”或“很大责任”。这份民调对138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约一半(51%)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赔偿,有7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惩罚”。

  具体来说,有25%的人希望禁止中国官员入境美国,3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拒绝为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支付利息,33%的人希望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41%的人则支持国际制裁。这个民调和皮优(Pew)最近的民调具有一致性;皮优民调也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认知态度。

  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民调,但从数亿网民高涨的反美情绪来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比率并不会低于美国,并且中国方面也在讨论着如何惩罚那些激进反华的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员。除了少数被视为是亲美的自由派,没有多少中国人今天会公开站出来,理性地讨论中美关系。

  希望在中国这一边

  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吗?

  现实地说,如果要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方面已经没有希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大环境,加上选举政治,在短期内没有任何条件,促成政治人物回归理性。

  希望在中国这一边。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间,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在遏制战争和维持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已经不缺能力,所缺失的是信心。

  尽管美国是挑衅方,但中国仍然必须像从前那样,约束官员过分情绪化的言论。外交不是简单地发泄个人情绪。自信来自理性,而非情绪的发泄。

  中国也应当相信世界存在着维持和平的力量。如果中国自己的方法得当,美苏冷战期间曾经见过的“西方”不可能再现。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团结联合的“西方”。

  美国希望通过五眼联盟(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制造“病毒中国起源理论”,但一些成员国的情报机构已经表示不认同。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盟友相信了美国,铸成了大错。中国不是伊拉克,这些国家没有任何理由要坚定地站在美国这一边。

  欧洲也已经不是冷战期间的欧洲了。尽管在新冠病毒问题上,欧洲也有国家批评中国的一些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和美国站在一起。相反,和美国不同,欧洲有其独立于美国的利益考量,欧洲各国都想和中国确立至少是一种可管理的关系,而不想和中国对立。

  实际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这次新冠病毒危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公开要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援,这是美国崛起100年以来的首次。美国在其盟友中的领导能力,已经急速衰落。

  即使在所谓的“病毒国际调查”问题上,中国有理由可以不接受像澳大利亚那样持有“有罪推定”态度的国家,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依靠的力量。各国的科学家共同体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力量。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体,认定病毒就是起源于中国,更没有科学家认为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从病毒一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也一直和各国科学家一起关注和研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中国更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构架下,邀请美国和中国本身都认可的“第三方”来加入调查。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一个政治化的结论。

  对中国来说,继续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就经验来说,大国地位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和平的崛起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只能在战火中崛起。  尽管中美关系恶化,但并不是说中美就注定要以冲突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

  如果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智慧和理性,避免两国间的直接冲突,甚至最终达至中美重归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在今天这样艰难的局势下,即使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问题。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23

“冠状病毒全书”恶毒的附和

作者:金培力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金培力(Philip J. Cunningham),独立学者,1986年以来在中国和日本从事电视和电影行业工作。

  “不要去维护特朗普……要去攻击中国。”分发给美国共和党参加竞选人员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如此敦促。“推动对中国因行动不力导致疫情扩散的制裁。”这是这本“冠状病毒全书”给出的建议。它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阿肯萨州参议员汤姆·科顿的战略顾问布莱特·奥唐奈尔的主意。备忘录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其中充满恶意的语句在过去几周内流毒甚广。

  人们可以在福克斯新闻、周日脱口秀、科顿参议员新闻稿、国务院政策发布和总统的推特上听到对这些有毒细节的应和。这一无耻的政治路线由一位选举战略师炮制,再经由寻求扩大权力范围的共和党成员重复并具象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善于阿谀奉承的特朗普维护者们都很难跟得上这位总统的一日三变,更别提在逻辑上维护他那空洞的推文与胡扯、出尔反尔的政策以及有毒的自恋了。

  至于迈克·蓬佩奥,这位前地方参议员、前间谍头子变身的外交官公开承认“撒谎、欺骗与偷窃”是治国大计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国务卿,他给何为糟糕的外交艺术提供了大师级作品,并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推诿、欺骗和破坏外交联盟的高手。

  今年1月初,蓬佩奥负责对伊朗的卡西姆·苏莱曼尼实施了一场秘密袭击,这是他的一次成功的无情清算暗杀。近期,蓬佩奥对在南美海岸被捕的美国雇佣兵的激烈言辞也暗示,他插手了针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马杜罗的类似行动,但行动宣告失败。

  好消息是蓬佩奥的意见并不总是被总统听取。攻击中国是一个小插曲,而非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特色。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痴迷于贸易,但相对务实。

  的确,特朗普近期的言辞一直在应和“冠状病毒全书”的要点,但在中国问题上,他自有一套说辞。

  坏消息是,无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来煽动并团结各自的基础选民。这对选举年的美中关系而言并非好事。尤其是,拜登与特朗普都被顾问们敦促,要将中国抹黑为对美国选民利益有害的外部势力。

  然而,特朗普短暂的注意力,他对情绪而非智识的偏爱,以及他对意识形态矛盾的高容忍度,或许会使美中关系免受他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意识形态驱动下寻求“脱钩”的伤害。

  如果让迈克尔·皮尔斯伯里、彼得·纳瓦罗和马修·波廷格自行其是的话,他们会单方面发动一场新冷战来惩罚并孤立中国,而新冷战很容易升温到不可控地危险与动荡,更不用说对经济的摧毁。

  需要警惕的是,无情攻击中国的言辞中存在明显的种族暗流,尤其当它出自一个由富有强大的白人组成的政治阴谋集团。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炫耀性地用中文就“五四”发表简短的视频演说。鉴于他从前作为记者有在中国的经历,他可以胜任在镜头前靠注释音标念一段中文,但他绝不是历史方面的专家。

  作为非官方人士,在特朗普身旁拨弄是非的史蒂夫·班农也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拉斯普金般的神秘人物,乐于煽动冲突与混乱。他是最早的新冠疫情阴谋论拥护者。

  特朗普近期关于中国的一系列过激言论,包括挑衅性地使用带有贬义的“中国病毒”一词,以及言辞犀利地指责中国让病毒实验室“出来”,都是没有助益的。它们的特征都是轻浮、昙花一现。

  甚至蓬佩奥对总统的即兴胡诌表示支持的言论听上去都很虚伪。他在电视访谈中自相矛盾,一会说病毒来自实验室,一会说不是来自实验室;一会说病毒是人为制造,一会又说并非人造;要么是仅仅暗示美国拥有“大量证据”,但又拿不出一点证据。为支撑这种空洞的言论,他求助于不择手段的攻击,似是而非地称“中国有感染世界的历史,他们有运行不合格实验室的历史”。

  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无前后一致的标准,但在当前语境下,这并非完全是坏事一桩。

  当然,对于一位总统而言,这种言谈并不正常。但特朗普像孩子般容易分散的注意力,他对阅读情报报告的拒绝,以及与生俱来的无法保持前后一致,都会使其“智囊团”精心策划的计划和竞选活动受挫。

  我们希望,中国的美国问题观察家们足够明智,可以认清选举年恶劣竞选口号和装腔作势的本质,这是为国内受众设计的肮脏把戏。我们同时也希望,中国的领导层足够明智与审慎,不会对这种廉价的挑衅做出过度反应。

  “冠状病毒全书”是经典的宣传伎俩,通过攻击被污名化的人群来分散注意力。对于美国的政治宣传者而言,针对一个外国敌人的捏造攻击是扔给共和党州狂暴民族主义者的一大块肥肉。他们正在被利用以达成邪恶目的,即帮助道德沦丧的共和党政客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保持不败。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22

美国2000万人口的亚太裔,下一步该怎么走?

作者:张小彦  来源:美国华人

  亚太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

  一早起来打开微信就看到夫人转来的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为什么我不再告诉别人我不是华裔” ,接下来看到她的评论“好文。高兴看到新一代通过了解自己的历史,反思变得更聪明更智慧。团结的意义就在于此,吸取历史的教训就不会干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

  原来文章作者是一位美国出生的韩裔作家。一开始为躲避在疫情中出现的对亚裔的仇视曾想过染金发并告诉别人自己是韩裔不是华裔。后来意识到,任何种族歧视都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只能愤慨而不能逃避(Indignation, not deflection) 。这使我想起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 任何一种不公正都是对所有正义的威胁(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唇亡齿寒,今天你看到别人被歧视而躲避,明天歧视就可能降临到你的头上。

  这个曾不认同“亚裔美国人”称谓的二代韩裔说到:“过去的这几个星期使我意识到,即使我个人认为这个族裔概念覆盖太宽而不认同,它仍会影响到人们如何看我。对于所有亚裔来说,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联合阵线。”

  亚太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也是今年亚太裔传统纪念月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为此在本月隆重推出五集大型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在目前仇视亚裔情绪增长的情况下,这部纪录片的上映更有其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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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和12日我有幸与几十个网友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共同观看了长达5小时的纪录片。其间,网友们不断通过网聊发表议论和感想。大家都被影片中鲜活的人物和惨痛的故事震撼了。从众多的评论和感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年长的第一代移民观众对亚太裔美国人这一族群的身份认同。有人这样写道:“亚裔美国人只有相互支持才能在美国立身,因为我们的相似历史和共同利益,除了联合,别无出路。”美国出生的亚裔青年人则对影片中一位韩裔后代说的话产生强烈共鸣:“只有尊重自己族裔的文化遗产,你才能找到身份认同。”

  电影真实地展现了在一百多年的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中,尽管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各个族裔都经历了相同的被排斥,挤压,虐待的艰辛历程。中国劳工修建大铁路,后遭《排华法案》;日本人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菲律宾农工遭受虐待不得不大罢工;印度人由于肤色不够白而被拒绝成为公民……。

  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被误认为日本人而遭底特律白人失业汽车工人毒打致死。今天在疫情下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Hate Incident)上升,亚裔被当作替罪羊,亚太裔的“美国性(Americanness)”受到质疑。这表明,白人至上的思想在美国社会仍大有市场,核心理念就是认为美国是欧洲白人的社会,亚太裔族群都是“外来人”,不属于美国。

  正如影片的结束语所说:“他们被视为局外人,梦想者,永远无法成为美国人,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他们远涉重洋抵达美国海岸,通过寻求更好的生活,通过奉献他们的一切,通过一节节钢轨的铺设建设美国,通过奋斗争取生存空间,通过伸张正义争取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人。”

  亚太裔的贡献有目共睹

  过去的几十年里,亚太裔在美国的发展令主流社会刮目相看。

  首先是人口的高速增长。亚太裔总人口从1990年750万增长至2016年的2000万,16年间翻了两倍半,人口比例从3%升到6%。

  其次是亚太裔的教育程度和高科技行业就业比例均高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族裔,(见下图)由此带来亚太裔的中线收入成为全美最高。2017年硅谷就业构成数据显示,高科技雇员中26%为印度移民,14%为华人移民,还有29%来自菲律宾、越南、孟加拉的亚洲国家。而来自加州本地和其他美国各州的居民仅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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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亚太裔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5%,但缴付了7%的总税收。亚太裔的购买力在1990至2018的18年中增长9倍,成为美国经济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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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裔对美国社会在教育、学术、科研、媒体、艺术、音乐、体育、娱乐等行业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除了出现过多位亚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外,近年来亚太裔向好莱坞进军上也有重大突破。

  2018年连续几周打破票房记录的好莱坞影片《疯狂的亚洲富人》(Crazy Rich Asians)在美国华人社区和主流媒体掀起了一股“亚太裔旋风”。2020年伊始,亚太裔演员奥卡菲娜(Awkwafina)凭中文电影《别告诉她》里的出色表演,首次夺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实现了零的突破。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也第一次获奥斯卡最佳电影金像奖。

  政治地位是亚太裔的短版

  不久前结束的民主党竞选超级星期二(14个州同日初选,分配三分之一的选举人票)让我们看到,南方的非裔选票使拜登起死回生,西部的拉丁裔选票帮助桑德胜选加州。而亚太族裔的选票影响甚微。即使在美国获得成功的华裔和亚太裔人士,仍常常感觉自己是政治上的二等公民。

  由于没有政治地位,亚太裔,特别是华裔在历史上有过惨痛的教训。1879年9月3日加州选举,投票时多了两个不寻常的选项:“赞成华人移民美国”和“反对华人移民美国”。(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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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结果是:96%的选民反对华人移民美国(154638张票),只有0.5%的选民赞成华人来美国(883张票),3.5%的选民没回答这个问题(5884张票)。

  “这一公民表决的结果被送到白宫和国会也被刊登在报纸上。两年零四个月后,也就是1882年5月,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排华法案》。《排华法案》不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还禁止已经在美国的华裔加入美国籍。”

  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

  1965年的移民法改革使美国对来自欧洲之外的区域和国家的移民敞开了大门。之后半个世纪有色人种成为移民的主体。从历史上看,美国种族构成主要是来自不同大陆的欧洲白人,非洲的黑人,亚洲的黄种人,和拉丁美洲的多种族和混血人。在人口的“地缘板块”之下又可进一步细分区域和国家。比如:欧洲移民可分为西欧、东欧、北欧,再细分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亚洲又可划为东亚、南亚、东南亚,再具体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国。

  由于地缘关系和移民美国的时间的不同,社会利益的共同点不同,以种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力量伴随人口比例的增长而形成。亚太裔的人口比例1965年时不足1%,2020年达到6%,2043年预计达到10%。在美国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亚太裔的政治地位已从1965年的可以被忽略,到今天成为新的选票仓,而且将在今后20年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由地缘的种族而形成的不同“政治力量板块”的互动有其特点。尽管在每个板块内部按民族可以分得很细(如亚太裔里有华裔、印度裔、菲律宾、韩裔、日裔等),但板块之间却基本上是概括性的认同(如:在一般白人看来亚裔都一样,他们一般不会也无能力区别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谁是东南亚人)。反之,在华裔或亚太裔眼中白人都差不多,很少去区别谁是英国人,谁是德国人或法国人。因此,一个政治力量板块的内部的个体民族只有自己先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政治力量。

  亚太裔的政治觉醒

  人口比例的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引发亚太裔政治地位上的诉求。2020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的初选中就出现了三位亚太裔血统的参选人,杨安泽(华裔),贺锦丽(Kamala Harris, 印度与牙买加裔混血),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萨摩亚人与欧洲白人混血)。他们能与其他族裔竞选人同台辩论展示了亚太裔的政治才华。

  亚太裔的政治地位要靠自己内部族群联手共同去争取——华裔、印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印尼、还有太平洋岛部族等等十几个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群体。个体族群的力量单薄,只有在关键问题上合力发声才能形成影响力。这种联合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护各自特点的同时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就是“护异寻同”。提高亚太裔在美国的政治地位正是我们的利益共同点。

  近年来,亚太裔的政治影响力在快速增加。根据2019年10月发表的“One Nation Commission Report”数据,2016与2000年相比亚太裔选民登记增长了240万,达到580万注册选民。亚太裔参选国会议员的人数从2008年的8个人激增到2018年的80多人。2018年中期选举中,亚太裔选票在跨越11个州的27个国会选区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

  在全国层面,各个亚太族裔组织正在联手推动2020大选年提高亚太族裔投票率的浪潮。值得注意的动向有2019年9月17日在华盛顿国会山由70多个亚太族裔组织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亚太族裔全方位公民参与的联合声明”(The Joint Statement: Full Scale Civic Engagement),和由亚太裔美国人选票(APIAVote)主导,二十多家亚太裔组织协办的2020年亚太裔社区与总统候选人的对话会 (Presidential Townhall) 。该会原定于 6月27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改为网络会议,预计5千人参加。亚太社区领袖们已经达到的共识是:亚太族裔的选票不容忽视(AAPI Vote Matters)。

  牢记历史,认清现实,创建未来

  AI 和AAPI的崛起将对美国社会和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看前文:《参与是硬道理 | 从过客到公民专栏(4)》🔗。杨安泽率先提出美国要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社会变化,并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应对方案。当其他竞选人仍试图用20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时,杨已经走到了前面。杨的竞选和取得的成绩本身就是亚太族裔崛起的象征。

  两个A的崛起(人工智能和亚太族裔)是一个历史机遇。亚太族裔应联手其他族裔通过和平演进的道路,共同建造多族裔共享的美国民主。

  为了推动和支持亚太裔参选参政,行使公民的权力,全方位地融入美国社会,我们需要进行亚太裔政治崛起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这包括(1)公民教育体系(选民登记,社区公益,捐款助选等)(2)发现和培养亚太裔领袖人物(特别是年轻一代),(3)建立亚太裔政治参与数据系统(选民登记、投票、参选、当选、任命的各级政府官员等),(4)与主流媒体相通的亚太裔宣传体系,(5)支持亚太裔政治崛起的公益基金会。

  20年后,当亚太裔占美国人口比例10%时,我们希望能看到100个参议员里有10个,435个众议员中有40-50个亚太裔议员,50个州中有5个亚太裔州长,3200多个县里有300以上个亚太裔县长。那时我们将看到美国进入没有主体民族的多元社会,非裔、拉丁裔、亚太裔联手影响美国政治走向,多族裔共享的民主成为现实,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我们亚太裔还会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吗?

  美国是一个多族裔聚合而成的国家。每个族裔都会对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其独特的贡献。亚太裔在美国的崛起不可逆转。它对美国社会多族裔的融合提出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美国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只要亚太裔积极参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发扬光大本族裔的文化传统,吸取美国文化的精华,就一定能改变形象,提高地位,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致谢:本文初稿得到黄倩、孙惠民、朱小棣、常劲、王建平、燕晓哲等朋友的阅读反馈和宝贵的修改意见。

  注释

  1.Euny Hong, “Why I’ve Stopped Telling People I’m Not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 5/15/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5/opinion/coronavirus-chinese-asian-racism.html?fbclid=IwAR3ilxcswrbBnpT5kF6S5W52S4SJLt1A8kpdkZ9VTi7ynEajnGqTdChjMa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 英文结束语原文:They were seen as outsiders, dreamers who could never become American, but they were always American. By arriving on these shores, by seeking a better destiny, by giving their all, by building up the nation rail by rail, by claiming the space, by striving for justice, by struggling for the rights of all people, not just their own, they have always been American.

  3.美国人口普查局。

  4.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Asian American Survey and 2010 Census.

  5.“Asian immigrants transforming Silicon Valley”, AsAmNews, April 7. 2019. https://asamnews.com/2019/04/07/asian-immigrants-transforming-silicon-valley/

  6.黄倩,美华史记。|这十五万多张选票,促成美国禁止华人移民达六十三年之久,2018.

  7. “One Nation Built on the Strength of Immigrants”, One Nation Commission Report, October 2019. www.nenationcommission.org

  作者简介

  张小彦,社会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智能决策研究所所长。美国多彩软件公司董事长兼数据科学家。1996年创建凯特智能决策公司,将社会科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开发社会管理和决策支持软件系统。曾先后为美国联邦政府和二十几个州政府设计、建立了毒品滥用预防活动管理信息系统。2007至2010年,被美国卫生部聘为国家级顾问。2012年以来多次回国交流并做了有关大数据、数据可视化、数据科学的专题演讲并成为财新网站“决策智能”专栏作者。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21

第一纸“诉状”中国政府正式收到通知, “索赔战”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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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号-洞喻

来源:海外华人圈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持续蔓延,疫情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美国更是以惊人的数字再次刷新人们的视线。新冠病毒的危机还在持续升级,而关于中方的“索赔战”也愈演愈烈。

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政府正式收到第一纸“诉状”,也就是说,这场“索赔战”正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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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对中国开第一枪的居然是一直接受中国援助的“尼日利亚”。而在上之前不久,我方为尼日利亚所提供的援助物资才刚到达当地,这么快就对中方“恩将仇报”,难道尼日利亚要变成下一个“白眼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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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日利亚《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26日,阿辛格发布声明,称已制定两个阶段的行动方案:

第一个阶段是在尼日利亚联邦高等法院起诉中国,

第二个阶段是说服尼日利亚政府在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对中国提起诉讼。

就在上一周,我国的第二批物资刚刚送到尼日利亚。

我国援助尼日利亚的第二批抗疫物资落地,援助的医疗物资包含医用防护服、KN95口罩和红外体温计等抗疫急需物资,对于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我国一向不指望有多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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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Sabah报道了一则新闻:尼日利亚律师起诉中国索赔2000亿!新闻称,尼日利亚律师要求我国向尼日利亚赔偿他们国家在疫情之中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损失。

最新的进展是:原告已通过尼日利亚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诉状,这代表疫情“索赔”大战正式打响了。

这次诉讼的首席顾问是Epiphany Azinge(阿辛格)教授。

阿辛格教授1976年毕业于Lagos大学,1980年取得律师资格。

阿辛格长期在英国留学,1983年取得英国伦敦大学的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比较宪法与海运法,之后又取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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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诉讼的首席顾问Prof. Epiphany Azinge

这还不是非洲第一例诉中国的案件。4月9日就有埃及律师起诉中国,索赔10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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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原文:

ISTANBUL, Apr 28. 2020. Daily Sabah. A group of Nigerian lawyers is suing China for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on the country and its citizens, Daily Sabah reported.

Recent reports said that the lawyers demand $200 billion in damages for the “loss of lives, economic strangulation, trauma, hardship, social disorientation, mental torture and disruption of the normal, daily existence of people in Nigeria,”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by the lead counsel, professor Epiphany Azinge (SAN), whose firm, Azinge and Azinge, is championing the action.

The lawyers established a two-phase action plan, as they will first go to the federal high court of Nigeria and, second, to persuade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to institute a state action agains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at the Hague.

“The legal experts will be claiming damages to the tune of $200 billion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served through its Embassy in Nigeria,” Azinge said.

Also, last week, the U.S. state of Missouri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ver the coronavirus, alleging that the nation’s officials are to blame for the global pandemic.

没想到回报居然是第一个向“恩人”捅一刀。这次提出索赔的是法律从业者联盟的检察官阿辛格,更令人无语的是,这些律师代表团已经经过初步诉讼,正在说服国家在国际法庭上起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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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检察官阿辛格)

尼日利亚不仅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还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年GDP达4785亿美元。其未来发展潜力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 。

中国与尼日利亚于1971年2月10日建交,此后双边关系发展比较好。一度这个国家还被塑造成很亲中国的国家。有人还分析过,说这是因为尼日利亚历史上吃过欧美的吃,所以对中国产生天然的好感。

英国BBC还曾经做过一个全球调查,结果发现自2016年以来,全球所有的国家中,尼日利亚对华好感度居然超过“巴铁”,达到83%,成为全球最喜欢中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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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传统,因此,对非洲的援助也从来不吝啬。既然你对中国大哥这么敬重,那大哥也会很好的帮助兄弟。

中国自2016年起对尼日利亚的援助那真是大手笔。尤其是在世界油价低迷,尼日利亚兄弟经济发展陷入困难的时候,中国毅然出手援助,有媒体估计已经不低于1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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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的巨额投资,还在各个方面帮助这个黑非洲的好兄弟。

我国是尼日利亚石油出口的主要对象之一,每年有数十亿桶原油从尼日利亚运往我国;

我国在非洲一共建立了6个自由贸易区,其中2个都在尼日利亚;

依托强大的基建实力,我国帮助尼日利亚建设了港口、水坝、铁路和发电厂等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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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街头,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援建的项目。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已经很够意思了,中国很够兄弟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昔日的“好兄弟”,非洲经济的黑老大怎么就忽然这么反华了呢?

三、那些年喂了狗的爱心

尼日利亚这些年从中国得到的各种援助早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并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积极的把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纳入其中。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中国给尼日利亚的帮助也不算少数。

先是卖给其一批最新式的VT4型主战坦克,帮助其政府打赢了一场针对反对势力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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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尼提供了大量帮助,中国的防护装备、呼吸机等物资已调拨至全国卫生机构,中国公司协助改造的隔离治疗设施已就绪,中国医护人员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但是转眼间尼日利亚人就翻脸不认人,先是尼日利亚国内主流媒体开始丑化抹黑中国人形象,说中国人在广州伤害了他们的侨民利益。

然后紧接着,尼日利亚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决议,要求相关政府机构对在尼中国公民的居留身份合法性等进行排查并予以相应处置。

要知道大量的中国人参与在援助尼日利亚的工程中,大量的中国人在尼日利亚经商生活,尼日利亚却忽然决定将刀口对准,正在帮他们搞建设的中国人。更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尼日利亚对待中国医疗队援助的态度,你都感觉无力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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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国家医疗协会竟然“威胁”,如果中国医疗援助队不撤走,他们将不再参与其国内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医疗队的到来,会对尼日利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之前有一批中国医师抵达意大利,然后意大利就增加了确诊案例人数,可能是中国医疗队携带了病毒来意大利,让意大利疫情加重。

这特么,这些年过去了,中国人在尼日利亚投下的爱心,难道都喂了狗么?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旧文章ID:21720

两部电影的启示:性丑闻会断送拜登白宫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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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澎湃新闻

  自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在多项民调中基本都领先于在任总统特朗普,不但在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等关键州至少微幅领先,而且还在65岁以上这一传统共和党选民中收获青睐。在选举早期就显现出的挑战者“躺赢”架势,对于一场在任总统防御战而言可谓罕见。于是,即便特朗普特意安排在林肯纪念堂接受电视采访,但他或许要更多关注一下另外一位共和党总统胡佛的经验教训了。

  不过,按照5月初的民调,以政策议题分类的话,只能在云上或批评或支招的拜登在疫情应对和医疗议题上分别获得了比特朗普高出6%和12%的满意度;但在经济议题上,特朗普仍以54%超出拜登的42%。各有千秋的满意度只能一个情况,即未必是拜登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多么出彩,而是对特朗普的不满更甚。

  就这样,关于“拜登是否是强有力候选人”的争论似乎已经被关于“特朗普是否还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的争论所淹没。在原本择优却一不留神沦为“比差”的选举中,如今的拜登的确掌握了更好的机会,或者说这是他距离椭圆办公室最近的一次。

  但在通向白宫的前路上,除了特朗普之外,拜登至少还要跨过两块绊脚石。一个自然是曾经引发特朗普弹劾案的所谓“电话门”,其中拜登父子的行为未必不存在继续炒作的空间,而特朗普也可借此以“猎巫受害者”的形象示人;另一个就是拜登考虑参选时就如影随形的所谓“性侵丑闻”。

  “从未发生过”

  5月1日,拜登在接受电视专访时首次回应了“性侵丑闻”的指控:“从未发生过”。不过他继续拒绝了公开保存在特拉华大学的个人资料,而是希望国会参议院公布国家档案馆的相关信息;而就在同日,指控者塔拉·里德(Tara Reade)通过福克斯新闻网呼吁尽快公开相关记录与资料,并要求拜登退出选举。一周之后,曾经指控哈维·韦恩斯坦的律师道格拉斯·威格多(Douglas Wigdor)正式宣布将代理里德的指控。

  必须承认,拜登在过去数年中一些公开场合的某些举止显然是有些怪异甚至令人不适的,但里德所提出的关于其1993年在国会参议员办公室工作时遭遇拜登侵犯的指控目前还缺乏足够的有力证据。

  一方面,国会参议院已拒绝了查阅并公开信息的请求;另一方面,即便里德在随后申请离婚的司法文件中提及了侵犯,但也无法证明是拜登所为。而且,目前所有已知的证人不但出现过对事实描述的前后不一,而且基本都是里德的亲友。更容易引发联想的是,里德曾是桑德斯、沃伦的长期支持者,而如今为她辩护的律师威格多则对特朗普持有积极态度……这么个“复仇者”组合对拜登的政治敌意至少是恶感度可见一斑。

  最为令人不解的是,在1993年里德指认的事发时间点之后,拜登还曾两次连任了国会参议员,并在2008年和2012年作为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搭档两度当选副总统。对于总统或副总统人选的审查调查力度可想而知,若有疏忽,一定不会被当年的共和党对手轻易放过,更不会留到今天。所以,难以想象,拜登这么个政坛老将家中的壁橱里还会藏着些什么外界不知道的东西。顺着这个思路,显然可以得到一个支持拜登公开辩解的所谓理性判断,但美国选民甚至是民主党人当中似乎还是有人选择不接受拜登的解释。

  就在拜登公开回应之后,有民调显示86%的受访者知道了这件事情,这比以往的数字有了大幅度提高。这种更高知晓度的结果是针对拜登评价的恶化:满意度下降至43%,而不满意度上升至48%。据此,也有观点直接认为,拜登根本不应该采取正面直接否认的回应策略,因为这样恰恰导致了更多人的关注。同时,在所有知道该事件的民众中,37%认为指控也许是真的,32%认同拜登的辩护。即便如此,在认为里德的指控或许是事实的群体中,还是有三分之一表示将投票给拜登。几乎同期,也有民调显示,61%的民主党人愿意相信拜登,其中民主党女性选民的认可度也达到56%。不过,还有26%的民主党人认为他们需要另外一个提名人来对决特朗普,其中民主党女性的比重为28%,而45岁以下民主党人中支持该立场者为40%。

  对于这些复杂民意分布的最直白总结是:其一,“丑闻”的认定已具有高度党争性,民主党相比共和党而言更易相信本党拜登的“清白”。其二,“丑闻”强化民主党内部的分化,原本接受拜登提名的民主党人选择支持,原本不接受拜登的民主党人也为自己的立场找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理由。其三,“丑闻”正在伤害拜登的公众形象,但却不足以影响到他在对决民调中相对于特朗普的领先。

  换言之,即便认为“丑闻”或许是事实的群体当中,也存在着相当部分的选民认为有“丑闻”的拜登也要比特朗普强。

  如此吊诡的民意表现,目前来看对拜登的选情自然不是坏事,但对近年来越发强调“零容忍”的民主党人而言,却不得不面对某些理念无处安放的尴尬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民主党或自由派人士选择既相信拜登、并支持拜登竞选,同时也支持给予里德指控充分的独立调查,即在坚决捍卫女性权益的前提下彻底还拜登以清白。

  这种诉求自然是理想的,同样也是自相矛盾的,更是不考虑美国现实政治残酷性的:试想持续调查的结果即便是还拜登一个彻彻底底的清白,也会在过程中逐渐酿成拜登竞选的失焦,甚至将白宫拱手让人。不知道对民主党人而言,如今的“清白”和“白宫”,哪个更重要一些?

  更为讽刺的是,如果回忆2016年10月特朗普在大选临近期间遭遇的那次录音丑闻的话,在“后真相”语境下,丑闻对于美国政治人物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年特朗普的做法是公开道歉后快速翻出克林顿的“旧账”,指责对手“其实也好不到哪去”,而“比差”的伎俩竟然止血成功。试想,如果今天的选举中没有疫情因素对特朗普的拖累,拜登在电视上毫无力道可言的自我辩护真的能让他看上去好一些吗?

  从哈特到肯尼迪

  经历了相对“寡淡”的小布什和奥巴马,特朗普似乎让美国舆论回忆起1990年代讨论政治人物“私德”时的好奇心。而在2018年,又有两段美国政治史的戏剧性桥段被搬上银幕,再度成为一时之话题。

  比较近的是《领跑者》(The Front Runner),剧本源自政治新闻记者马特·贝(Matt Bai)在2015年出版的那本《一切都水落石出:政治变八卦的一周》(All the Truth is Out: The Week Politics Went Tabloid)。这部休·杰克曼“弃武从政”的影片聚焦于科罗拉多州前国会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从一马当先到由于私德丑闻人设崩塌而被迫退选的故事。

  按照当时的情况,52岁的哈特不但在1988年民主党初选中的民调大幅度领跑,而且在对阵老布什时也可谓握有胜算,甚至美国舆论界也普遍对哈特的内外政策阐述非常看好。直到佛罗里达州地方媒体《迈阿密先驱报》接到内线爆料,派记者到华盛顿蹲守,最终曝出哈特对婚姻不忠的丑闻之后,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哈特的戏剧性起落,预示着在媒体关注下美国选举政治已不仅仅关于候选人的政见,而是候选人的所有方方面面,任何的丑闻或秘闻都足以断送最为远大的政治或政策抱负。也正是因为哈特的丑闻,成就了布什家族的两代总统,甚至难以想象,哈特如果当选的话,反恐战争的这段历史又会如何被重构。

  距离较远的那部叫做《查帕奎迪克》(Chappaquiddick)。顾名思义,故事讲的就是1969年7月18日深夜在马萨诸塞州查帕奎迪克岛上演的那场断送泰德·肯尼迪白宫之路的汽车撞桥落水事故。

  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泰德与坐在副驾驶上的玛丽·乔·科佩奇尼(Mary Jo Kopechne)是怎样的关系,后来一直有诸多版本的说法。但泰德可以在事发后近8小时才报案,甚至在获罪之后仍能延续国会参议员生涯,都不免让人感觉当时“延续”肯尼迪家族的荣耀已被某些民主党政治人物乃至选民视为是美国的国家需要,已上升为一种类似于信条的存在。甚至,科佩奇尼的父母也在事发后仍旧认为女儿曾为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服务或是为肯尼迪家族工作是正确而光荣的选择。特别是,当剧情还原了包括麦克纳马拉(前国防部长)、索伦森(前白宫顾问)、施赖弗(和平队项目首任主任、肯尼迪家族的女婿)在内的多位前高官云集在肯尼迪私宅的会客厅内,头脑风暴地帮助泰德解套脱罪时,观众看到的一定不仅仅是玛丽·乔·科佩奇尼的悲剧,更是一个政治家族的悲剧,或者说美国政治的悲剧。

  而现如今,无论是特朗普或者拜登,他们都已经可以超越哈特彼时的困境,更像是拥有了当年围绕在肯尼迪家族周围的一众守护者的待遇。这样看来,极化真的是可以超越一切善恶的集结号。那么,民主党支持的所谓“零容忍”到底是广谱的,还是仅限于针对共和党人的呢?如果是前者,他们可能输掉2020;如果是后者,他们可能赢下2020,但估计会在未来输掉更多。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5

旧文章ID:21719

世界卫生大会成中美博弈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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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安迪, MICHAEL D. SHEAR, 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周一召开的会议本应为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指明道路,却变成了中美两国在这个病毒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的展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宣布,北京将为抗击新冠病毒捐款20亿美元,并向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送医生和医疗物资。

  这笔捐赠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到位,相当于特朗普总统上月切断对世卫组织的资助之前,美国为这个全球卫生机构提供资金的两倍以上;它可能会在全球遏制疫情的工作中将中国推向前列,这种疾病已令至少31.5万人死亡。

  但它也被视为中国试图以此阻挠对其是否向世界隐瞒疫情进行更严密的审查,对美国官员来说尤其如此。

  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视频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该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一年一度的决策会议,今年出于大流行期间的安全考虑而放在网上举行。特朗普拒绝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为中国国家主席提供了机会,让他成为首批向194个成员国发表讲话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表示。“(中方)尽己所能为有需要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

  周一晚些时候,特朗普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回应,他指责世卫组织对中国存在“令人警觉”的依赖。在这封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并于晚间10点55分发布在Twitter上的信中,总统说,“很明显,您和您的组织在应对这场让世界付出极大代价的大流行上一错再错。”

  这封长达四页的信详细呈现了特朗普围绕大流行对中国和世卫组织的不满,信件以特朗普威胁如果世卫组织不“承诺在未来30天内做出实质性改善”,将永久撤出美国的资金并撤销美国会员身份结束。

  尽管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寻求的改善是什么,但他说“世卫组织唯一的应对之策是,它是否能够真正表现出脱离于中国的独立性。”

  此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谴责了中国的援助声明,称其试图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目前该组织面临来自成员国的压力,要求调查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该组织在缺乏透明度问题上是否和北京串通一气。

  中国“承诺提供20亿美元,是为了转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政府问责的呼吁,它没有履行国际卫生法规规定的义务,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并警告世界即将发生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John Ullyot)在声明中说。“作为疫情来源国,中国有特殊责任付出更多、给予更多。”

  在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其他世界领导人批评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缺乏团结,并敦促各国搁置分歧,但他们没有点名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认可对该组织在疫情暴发初期应对的批评,称世卫组织将对全球应对疫情的“经验教训”进行评估。

  但他没有回应特朗普坚持让世卫组织调查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一个实验室的说法,这一指称已遭到科学家普遍否认。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在健康危机平息后再进行各种评估。

  最近几周,中国领导人及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疫情初期处理方式的批评及公开的敌意。美国高级官员一直在严厉批评中国,甚至欧洲领导人也谈到了需要解开围绕中国疫情暴发的谜团。

  同时加剧紧张局势的,还有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出口的医疗设备质量问题的不满。

  大约有100个国家呼吁对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周五在北京召开的一年一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临近,习近平的举动似乎是在争取国际支持并平息中国公众的焦虑。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时刻,”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者杨大利(Dali L. Yang)说。“鉴于有那么多国家受到影响并要求对病毒起源展开调查,他显然不希望这件事情悬而未决。”

  特朗普从全球舞台上的退出为中国创造了机会,中国一直在寻求重塑长期以来由华盛顿主导的多边机构。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的学者何瑞恩(Ryan Hass)说,一种熟悉的模式已经出现。“每当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习近平就会宣布,中国将挺身而出,”曾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何瑞恩说。“习近平在毫不犹豫地寻求机会,利用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的机会为中国谋取利益。”

  周一,华盛顿试图带领其他国家为台湾赢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席位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其外交力量之弱可见一斑。自治岛屿台湾——北京宣称是自己的领土——在2016年之前一直拥有观察员地位。在北京反对的情况下,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近来呼吁世卫组织及其成员重新接纳台湾。

  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愤怒,以及他上个月决定在全球疫情期间冻结对该组织的财政捐款之际,批评人士直指他的政府对疫情反应缓慢而且无能。疫情已经导致美国近150万人患病,近9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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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会议拒绝了美国为使台湾重新获得观察员身份所做的努力。 
CHRISTOPHER BLACK/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对于许多总统的支持者来说,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应为美国的失业、低工资和经济不确定性负责。但是特朗普需要让大部分选民相信,他不应为病毒造成的死亡和大规模的经济灾难负任何责任。至少在其支持者看来,将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当成敌人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以平息民主党对他在疫情应对上的失败发出的猛烈批评。

  特朗普在周末发推文说:“为什么几十年来,人口比我们多得多的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以及最糟糕的是给世界贸易组织仅付了那么一点钱。他们被视为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就享有比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大得多的优势?”

  在2018年和2019年,北京向世卫组织共资助8600万美元,这确实比华盛顿在过去两年中的8.93亿美元捐款少得多。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时报常驻纽约的卫生和科学记者。他此前曾在北京和巴西等地报道,也曾担任城市版面记者、风尚撰稿人以及负责报道美国南部的国内新闻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AndrewJacobsNYT。

  Michael D. Shear是时报驻白宫记者。他此前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曾是该报2007年因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shearm。

  黄安伟(Edward Wong)在《纽约时报》担任外交与国际新闻记者超过20年,其中13年驻伊拉克和中国进行报道。他因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获得了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也曾入选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他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费里斯新闻学教授。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ewo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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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敬”到“病态扭曲”:新冠疫情如何重创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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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百亮, STEVEN LEE MYER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邪恶”、“精神失常”、“厚颜无耻”、“病态扭曲”……中国使用了数十年来未曾用过的大量尖刻语言,对美国批评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做法进行回击。

  这种激烈的相互指责已使中美关系跌至谷底,两国都有人警告,这种敌意可能会将两国拖入一场新的冷战。

  一轮又一轮的声明和行动正在强化北京长期以来的怀疑,即美国及其盟友决意要遏制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外交和军事强国的崛起。

  强硬派人士呼吁北京采取更加挑衅的立场,给他们壮胆的是特朗普政府将美国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归咎于中国的企图。温和派人士警告说,北京咄咄逼人的回应可能会适得其反,在中国最需要出口市场和外交伙伴来重振经济、重获国际信誉的时候孤立自己。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上与美国的冲突,正在加剧贸易、科技、间谍活动和其他领域引发更广方面的紧张局势。随着特朗普总统把与北京的竞争作为自己竞选连任的主题,中美争端可能会加剧。

  “我们可以切断所有的关系,”特朗普周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采访时说。

  尽管到目前为止,双方的敌意主要局限于口头上,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关系可能会恶化。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达成的贸易协议可能会破裂,尽管双方最近承诺会遵守协议条款。包括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在内的其他紧张局势也在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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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特朗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大流行病过后,国际政治格局将彻底改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中美之间在贸易、技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对抗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上周五,这种紧张关系蔓延到了联合国,中国表示,疫情的紧迫性要求美国支付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据一些计算,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钱超过20亿美元。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回应是,美国通常在年底交钱,而中国“急于转移人们其掩盖和管理不善”新冠病毒危机的注意力。

  大流行病暴发初期,习近平曾面临政治上的打击,因为官员隐瞒了信息,不让医生报告病例。那时,特朗普似乎对美国不用太担心疫情充满信心,他赞扬了习近平对危机的处理。

  就在几周前,习近平还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宣布他们要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特朗普宣称他“尊敬”习近平,习近平告诉特朗普,各国要“共同应对”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随着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激增,他们的脆弱合作瓦解了。白宫和共和党试图转移愤怒的焦点,指责中国动作迟缓,掩盖了关键信息。

  这种抵制反过来又重新点燃了有关贸易、技术和其他问题的争端,美国上周五宣布了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使用美国设备和软件的规定。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

  “我(和他)有非常好的关系,但现在我只是——此刻我不想跟他说话,”特朗普上周四提到习近平时这样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周五没有正面回答特朗普断绝关系的威胁,只是说,两国应该合作。

  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和其他官员提出一种说法,即新型冠状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说法理论上有可能,但缺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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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官员提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泄露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说法,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说法理论上有可能,但缺乏证据。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中国人眼里,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让共产党的统治失去合法性,而且不仅污蔑中国,还污蔑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国东部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峰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中国领导人通过中共控制的媒体进行回击。官媒称,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对疫情警告掉以轻心,对危机处理不善。中国一再将本国应对疫情的做法作为他国应该效仿而非批评的榜样。

  “这样的疯狂首先出自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长期焦虑,”中国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上周五在谈到特朗普的言论时写到。“也出自美中抗疫巨大差距让一些华盛顿精英难以抑制的妒忌和惊慌。”

  中共控制的新闻媒体尤其猛烈地抨击了庞皮欧认为疫情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说法。

  “如果任由蓬佩奥这种邪恶政客继续招摇撞骗,美利坚的‘再次伟大’恐怕只能是个笑话,”中国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央视在评论中说道。

  中国媒体还特别提到了用普通话直接呼吁中国人民拥抱民主改革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 Pot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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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迈克·庞皮欧上个月在国务院的一个记者会上。 POOL PHOTO BY ANDREW HARNIK

  “波廷杰先生所做的一切,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央视在回应他的演讲时说。

  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政府的大声指责不太以为然,认为是美国国内政治动作的产物。但最近的激烈交锋也是早在新冠病毒暴发之前就已存在的两国关系恶化的症状。

  “对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重大重新评估已经开始,”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说。“即使习近平可能想暂时缓和贸易和技术冲突,以减少对中国经济的压力,现在仍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全第一’未来( ‘security-first’ future)的强大势头。”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呼吁中国扩大核武库,以抑制美国的对华冲动。他上周写道,“我们面临着与越来越不理性的美国,对方只相信实力。”

  其他鹰派人士警告说,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台湾和南中国海冲突的准备,美国军舰今年已经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巡逻。有些强硬派走得更远,发出了战斗的警告。

  “特别要深挖被美国收买、为美国做事的内奸,”与北京一个亲中共基金会有关系的退休少将王海云在一份本月在中国民族主义网站上流传的政策提案中写道。

  北京好战的声音受到更温和做法支持者的微妙挑战,中国外交部也对胡锡进的核武器言论拉开距离。尽管有这些敌意,两国政府仍在推动为缓解贸易紧张局势而达成的初步协议。

  “中国国内的意见也高度两极分化,”南京大学学者朱峰说。

  他说,“有些人认为除了反击别无选择。但我不这么认为。”他表示,中国“需要非常冷静地考虑问题”。

  对习近平来说,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处存在失误后,与美国对抗有助于在国内赢得支持。但他似乎对中美全面对抗没有胃口,尤其是在他试图恢复中国经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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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的地方。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扩大了中国军队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推动了令美国企业不满的产业项目,还下令对中国西部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拘禁,同时还押注他能控制住来自华盛顿的指责。

  在度过了被贸易战主导的2019年后,习近平似乎对自己控制住了紧张局势很有信心,而且,据一名白宫顾问,习近平在去年晚些曾表示,他宁愿与特朗普打交道,也不想与热衷人权的民主党人打交道。

  自从3月份通电话以来,习近平还没有与特朗普说过话。

  “所以最高领导人这种,我们说关系,通过个人好的关系啊,这种关系我个人觉得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已经不存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在接受采访时说。

  对习近平本人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来说,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可能会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

  在特朗普考虑总统大选的时候,习近平也必须考虑自己2022年以后的第三个任期的前景。习近平还没有确定接班人,他在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自己无限期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不想在外国的要求面前显得软弱,也不想冒着经济长期低迷的风险,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

  “中国的哲学是,一个领导人强大时,他才能灵活和温和,”孙韵说。“当一个领导人被削弱时,那才是你需要担心的时候。”


  Rick Gladston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Amber Wang、Claire F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而后在中国居住超过30年。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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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辞人"和"退群"现象及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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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儒南  来源:《南海学刊》2020年第1期

  【摘 要]特朗普执政以来,紧张的内部政治环境和其"固执"的用人风格,使其政府内部出现了"辞人"潮和"退人"潮:对外在"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下,接连出现了"退群"现象。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特殊表现,明显带有特朗普本人的执政特点和个人特性色彩、在历届政府中也极为少见。深度梳理特朗普执政以来出现的政府内部重要官员辞退和重要组织的退出,可以从中分析特朗普的个性特点和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

  【关键词】特朗普;退群;美国优先;精英政治;领导行为

  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一位典型的"双面"领导人。一方面,他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时常爷人不悦;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人定义"真实"的方式中,特朗普是一位"言出必行"的领导人。但是, 特朗普雷厉风行的领导行为更多地被贴上"个人英雄主义"的标签。他批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过度使用行政命合,但他在上任100天内签署的行政命合数量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特朗普疏远或罢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官员的行为,除了暴露其自身决策能力的失误之外,其内阁官员辞职数量异常和美国一反常态不断退出当初自己推动创立国际制度的现象合人们开始思考:特朗普的决策出发点究竟是"美国至上"还是"个人主义至上"?他是否将自己的领导力过分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笔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似乎明显缺乏分布式领导和共同所有权。本文从特朗普的性格和领导特质出发,对特朗普"辞人"和"退群"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影响特朗普决策行为和领导方式的相关性格因素及领导行为模式。

  一、动荡的内部"辞人"现象

  (一)因内部斗争解雇官员

  自特朗普执政伊始,特朗普的常用语"你被解雇了"成为其执政流行语。美国国内媒体不断流传着各种版本"宫斗异常激烈"的新闻。其中流传最广的是特朗普手下的两股力量争夺白宫的主导权,一方为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eve Bamnon),另一方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伯斯(Reince Pricbus)。

  白宫办公厅主任是总统身边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政府官员和顾问向总统汇报工作,要通过办公厅主任呈报。而特朗普总统就任后,在白宫设立了包括班农、私人保镖基思·席勒(Kih Shiller)在内的多个能自由出人总统办公室的"自由人",同时特朗普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得他们可以经常不经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的同意,直接与特朗普见面,这合普里伯斯进退两难。美国历任政府都不可避免地有"内部斗争"的现象,但像特朗普政府这样从运行之初就有如此大的动静, 并不常见。

  特朗普自认为能够顺利摆平白宫的内部斗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明争暗斗"的势力制衡越来越白热化,造成了身边官员对特朗普本人的不满,特朗普便开始"肃清"异己的行动。

  1.撤换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

  在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的当天,斯派塞(Sean Spicen)正式"接手"了白宫发言人职位,但在斯派塞上任不足一个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内部就释放出可能解雇他的信号。2017年7月21日.在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i)被任命为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几个小时后,斯派塞递上了他的辞呈,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自己像是"一名囚犯从一座超级戒备森严的监狱出来"一般如释重负,白宫的沟通团队需要"重新开始"①。此前斯派塞告诉特朗普,他强烈反对任命纽约金融家安东尼·斯卡拉穆奇为新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根据知情人土透露,特朗普希望斯派塞能够向斯卡拉穆奇汇报工作,但斯派塞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表示斯卡拉穆奇的加人会加剧白宫已经笼罩的混乱和不确定性②,同时他厌倦了特朗普的措手不及,也厌倦了特朗普不断的批评。

  2.解雇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

  2017年7月28日,特朗普首先撤换了就职仅6个月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 ·普里伯斯,由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接替他的职务,从而创造了该职务任职时间最短官员的先例。特朗普撤换普里伯斯的理由:一是认为普里伯斯对诸如废除"奥巴马医改"等重要立法事项未在国会获得通过而质疑他的能力;二是认为普里伯斯无法协调白宫内吵作一团的对立派别,从而影响了特朗普总统正常执政的内部环境③。第一点理由显然是捋普里伯斯当作"替罪羊",第二点理由则是特朗普将自己造成的白宫内部运行机制的败笔责任转移到普里伯斯身上。

  3.解雇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

  约翰·凯利上任伊始的主要任务是"整肃白宫纪律"。2017年7月31日,在上任的第一天,凯利就解雇了上任仅10天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以此"杀鸡儆猴"。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的职能,主要负责白宫对内、对外的沟通工作,与白宫新闻秘书(白宫发言人)同属关键职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斯卡拉穆奇被解展.成为在此职务上任职时间最短的官员。斯卡拉穆奇被解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凯利认为他不守纪律,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合适的言论,凯利要以此开刀,恢复白宫的纪律;二是普里伯斯和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都强烈反对任命斯卡拉穆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卡拉穆奇喜欢与特朗普轻松地开玩笑和直接通话.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立场。接任肖恩·斯派塞出任白宫发言人的萨拉·桑德斯(SarahHuckabeeSanders)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斯卡拉穆奇认为,最好给约翰·凯利一个全新的开始,让他有能力组建自己的团队,同时总统认为斯卡拉穆奇的言论不适合这个职位,他不想给凯利捋军带来负担"①。

  4.解雇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

  凯利严整白宫纪律的行为,引起了史蒂夫·班农的不满,班农认为这是特朗普在削弱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不断在白宫内搞些事情.特朗普对此很气愤。2017年8月18日特朗普解雇了班农。班农是特朗普的竞选总管,为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自2017年1月跟随特朗普进人白宫以来,班农一直被视为特朗普的来密心腹之一②。但特朗普认为,班农在进人白宫之后目中无人、为所欲为,与多名白宫和政府官员有过争吵,制造白宫内部矛盾,有想成为白宫权力强大的幕后操纵者的野心,特朗普的上述认知一方面来自其身边来属和斗争另一方官员的"告状",另一方面来自特朗普决定让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前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班农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谈,在班农看来斯卡拉穆奇是一个"只会拍马屁的人"③。

  5. 解雇第二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2018年12月8日,特朗普宣布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任期到2018年年底。凯利在2017年7月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军人出身的凯利僧在海军陆战队服役45年.之前食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后,凯利开始大举推行他的"白宫内整风肃纪"运动,在对白宫的办公纪律进行了整顿的情况下,包括特朗普最来近的人想要见上特朗普也要预先向凯利报告,这引起了白宫官员特别是特朗普身边人的不满。特朗普也认为凯利的作风给自己带来了很大不便, "换人"是必然的。

  6.解雇国家安全顾问约翰· 博尔顿

  2019年9月10日,特朗普正式解雇了他的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m R.Bolton)。博尔顿有着强硬而好斗的保守外交政策思维,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其与特朗普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他反对特朗普在伊朗、阿富汗和朝鲜问题上的协议,建议美国加强对伊朗制裁,而对战争感到愤怒的特朗普逐渐捋这种压力转移到对博尔顿本人意见的反对上;同时,博尔顿还引发了与鲁经的盟友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及其团队之间的分歧,他认为蓬佩奥的朝鲜外交政策适得其反,想在伊朗问题上采取比美国国务院更强硬的立场,而蓬佩奥则表示,特朗普"应该有他信任的人,他们的努力和判断有利于他实施美国外交政策"④。因此,被特朗普开玩笑称为"捋让我们陷人一场战争"⑤的博尔顿,成为内部纷争的又一牺牲品。

  (二)因对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不满被解雇的官员

  1.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辞职

  2018年3月6日,由于不满特朗普捋向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举措,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Cary Cohn)辞职①。科恩来自华尔街,任白宫职务之前曾担任高盛集团总裁。科恩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对白宫经济团队中的保守势力是一个很大的牵制,但这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格格不人,也受到特朗普政府经济团队中保守势力的挤压。科恩辞职使特朗普政府内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官员更占上风,对外贸易政策更趋强硬。同年3月14日,特朗普任命库德洛为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2.解雇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2017年7月媒体就释放出了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Rex Tlleson)对特朗普不满的情绪信号。蒂勒森认为,自己作为国务卿,缺少外交自主权和独立性,认为特朗普阻挠自己的本职工作,与特朗普在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特朗普在处理外交问题上不与蒂勒森商量,还不留情面地在公开场合表达与蒂勒森的不同看法。如特朗普在推出"禁穆合"、发布叙利亚使用化武等问题上没有与国务院协商,蒂勒森事先都不知晓;在卡塔尔和阿拉伯邻国爆发"断交危机"时,特朗普没有与蒂勒森政策协调就发表谈话,引起蒂勒森的不满。蒂勒森还反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不满白宫内的无谓损耗。蒂勒森称,他作为埃克森美学的CEO,,有严格的协商流程和决策过程,但进入了美国政府,这些过程都没有了,政府运作不是一个守规矩的机制,决策过程是一个碎片化的过程。②2018年3月13日,特朗普突然发推特宣布,原中情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任国务卿一职,这时,蒂勒森还正在非洲进行访问,并不知道自己已"被炒"。蒂勒森在告别演讲时,深情地赞扬了美国务院的同行们,也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只字未提特朗普。③蒂勒森在接受采访时称,特朗普当总统不受约束,自己来自严明、高度重视程序的公司,和一个不受约束、不喜欢阅读、不爱看简报、不喜欢了解事情细节的人共事非常有挑战性。④蒂勒森称自己与特朗普性格和风格都不同,价值观也不同。

  3.撤换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

  2018年3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撤换多次被媒体曝出与其关系不和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3月22日,特朗普在推特正式宣布,麦克马斯特将不再担任国安顾问,由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接任。麦克马斯特被"辞职"的原因在于其军人行事风格爷特朗普十分不满,一方面在于麦克马斯特性格耿直,说话直言不讳,做事呆板,不灵活,不能有效处理好白宫内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是麦克马斯特递送给特朗普的行文太长,重点不突出,不符合特朗普的工作风格。此外,麦克马斯特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tMueller)的"通俄门"调查提出的是"无可辩驳的"证据⑤,证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

  4.解雇国防部长詹姆斯 ·马蒂斯

  2018年10月14日,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lJamesN.Matis)可能要"离开"。马蒂斯2013年卸任美军中央司合部司合并退役,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马蒂斯一直被认为是特朗普系的人,他虽经常为特朗普的不当言行"辩护",但与特朗普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马蒂斯虽表面上不在公开场合直接批评特朗普,但私下经常表达与特朗普的意见分歧,双方在美对中东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甚至对欧洲政策上都有分歧。2018年12 月,特朗普宣布国防部长马蒂斯任职到2019年2月,但特朗普宣布美国从叙利亚全部撤军遭到马蒂斯坚决反对,特朗普随即宣布立刻"开除"马蒂斯。在马蒂斯上任前,特朗普称其为"疯狗",但在其上任后,特朗普发现这只"疯狗"显得越来越温和,行事作风越发不符合自己强硬的内外政策。此外,由极端保守主义者约翰·博尔顿执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相对温和的马蒂斯执掌的国防部也有政策分歧,而特朗普开始更加喜欢博尔顿的风格,因此,抛弃马蒂斯成为必然。

  5.解雇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 ·尼尔森

  2018年4月8日,特朗普发展推特称’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Kintjen Niclsen)即捋离职",同时宣布"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专员凯文·麦卡利南(Kevin McAlenan)担任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尼尔森是律师出身,她是网络安全专家,之后一直担任原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的副手,在凯利任国土安全部长时,尼尔森任国土安全部办公厅主任;凯利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后,她任白宫办公厅第一副主任。2017年10月12日,特朗普提名克尔斯滕·尼尔森出任国土安全部长。有消息称,尼尔森就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后和白宫内部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在诸如边境问题、移民措施和难民的保护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政策分歧。她认为,特朗普身边的人过多地干预她的工作,同样地,特朗普对尼尔森在边境问题上的表现早就显露出极为不满的情绪《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多次抨击南部边境的混乱局面,并要求采取行动,包括分离移民家庭、关闭出人境口岸等,但尼尔森制止移民进人美国的行动不够坚决,落实度没有合他满意。①2018年5月10日,特朗普公开批评尼尔森应对非法移民人境不力,特朗普和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一直抱怨尼尔森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太"软弱",实行的政策并没有见效。②尼尔森鲁试图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善特朗普和白宫官员对她的看法,但收效甚微。此外,尼尔森在"通俄门"事件上模棱两可的表态也让特朗普不满,有时尼尔森支持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即认为俄罗斯确实干预过2016年美国大选,有时她又选择承认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对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认为这是对他的严重不忠,特朗普选择解雇尼尔森,是面临2020年的大选,急于调整移民政策,兑现竞选承诺, 为竞选连任做足准备的一次决定。

  (三)因"通俄门"调查而解雇官员

  1.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 弗林被迫辞职

  2017年2月15日,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on)辞职,距离他任此职务只有24天。弗林辞职的原因是他在2017年12月29日特朗普胜选后与时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Sergey1.Kislyak)通话,讨论解除奥巴马执政时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问题①。当时弗林尚未就任,按照美国法律,普通平民是不能牵扯外交议题的,弗林的上述行为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一系列美国主流媒体曝光,一开始弗林坚决否认,但随着细节的披露,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意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虚假、虚构和欺诈性的陈述"②。弗林在特朗普尚未就任、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不清不白的时候与俄罗斯大使的私下联系轰动了美朝野,也由此引发了"通俄门"事件的持续发酵。弗林和首席战略师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的"左膀右臂",弗林的"塌陷"使特朗普不得不丢卒保车。

  2.解雇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

  特朗普2017年5月9日宣布,解除联邦调查局(FBD)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Coney)的职务,原因是科米"爱出风头,哗众取宠.合FBI一团糟"③。科米2013年获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为FBI局长,任期10年。在得知被解雇之前、科米正在洛杉矶给联邦调查局的尾员做演讲、当他正在演讲时,其背后的电视屏幕上开始大量出现关于他被解雇的报道,这使他很尴尬。科米被解职的原因是特朗普认为他"不忠",具体表现是在调查"通俄门"事件中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意见办,导火索是2017年5月7日科米公开了他与总统特朗普几次见面时的私人谈话内容。科米表示,特朗普鲁一再要求他表示忠诚,并公开宣布特朗普不在"通俄"事件的调查中,同时要求停止调查前白宫国安顾问弗林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特朗普还以"是否希望继续留任"的问题要挟科米,提醒他要想留任,就得有"诚实的忠诚"④,但科米没有明确回答,引发了特朗普的不信任。科米在2017年5月3 日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时,公开表示联邦调查局仍然在对特朗普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进行调查,这也成为最终导致科米被解雇的原因。

  3.解雇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

  2017年7月24日.特朗普就在推特上质问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Sessions)为何不调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而追着自己不放,并指责塞申斯对希拉里的"邮电门"态度软弱,而对自己采取强硬立场。2018年11月9日,即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的第一天,美司法部长塞申斯提出辞职信,称"按您(特朗普)要求,我提交辞职信"⑤。自2017年2月出任司法部部长以来,塞申斯僧被特朗普称为是最忠诚的人之一。由于塞申斯被媒体曝出智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 他主动承认,之后又不断回避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门"事件,引起了特朗普的不满。塞申斯是中期选举后第一个被解职的内阁官员,说明此举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多数后,为应对共和民主两党的争斗,迎接接下来的总统大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4.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离职

  2019年7月28日特朗普宣布,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捋于8月15日离任,得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ifce)捋被提名为新的国家情报总监。根据媒体推断, 科茨离职是因为其"在政府中不受欢迎",因为他一直在做特朗普无法忍受的事情、那就是说实话。①特朗普和科茨的最大分歧产生于其对俄罗斯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这与特朗普的和解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其继任者拉特克利夫被视为特朗普的忠实战友,他一直对罗伯特·穆勒的俄罗斯调查持批评态度,质疑穆勒有关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报告的合法性,并敦促调查奥巴马政府期间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此外,特朗普和科茨还在朝鲜问题上产生冲突,2019年1月科茨对国会表示,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不太可能放弃核武器,这与特朗普有关平壤不再构成威胁的声明相矛盾。

  5.特朗普解散了自己成立的两个商业顾问委员会

  2017年8月16日,特朗普解散了具有影响力的白宫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委员会②,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商界名流和大佬组成。白宫制造业委员会旨在促进美国就业增长,战略与政策委员会旨在为总统在经济增长方面出谋划策,两个委员会都为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提振美国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两个商业顾问委员会被解散的原因是多名成员对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市暴力冲突中的种族矛盾言论表示不满,在相互串联下表示辞职。特朗普在无法掌控局面的情况下解散了这两个委员会。虽然这两个委员会不属于美政府机构,但对特朗普制定国内经济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解散这两个委员会,表明了特朗普决策机制的内部混乱,也表明特朗普一意孤行的行事风格给内部决策机制带来冲击。

  二、"辞人"现象的内部动因

  迄今为止,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内已经有九名内阁部长离职,这一人数相当于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三位总统在第一届任期的离职人数之和。此外,在特朗普的非内阁高级职位中,也有77%的人离职,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他的六位前任前四年任职的总和。③特朗普执政团队人员变动居历届政府最高,反映出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混乱状态,也严重动摇了特朗普执政团队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有重要的政府人员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选择辞职和"被辞职",其深层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特朗普用管理公司的方式管理执政团队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仍旧用一种商业领袖的角色处理内部政府和外部社会之间的问题。无论是一些看似非法和可疑的政治实践,还是一些在民众看来略显滑稽和不合格的任命,都体现了特朗普尝试使用一种老式的企业管理式手腕捋总统的权力核心放进自己的口袋。他在一次演讲中称"如果我们能像我管理公司那样管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会有一个让你们感到自豪的国家"④。在管理公司时,他喜欢雇员之间产生竞争态势,有了这种竞争,甚至内斗的态势,他就会利用雇员之间的矛盾,操纵整个局面。但政府官员管理与公司雇员管理毕竟有很大的区别,管理国家机器要复杂得多,用管理公司雇员的方式管理官员复杂的关系,是很难驾驭的。在白宫的任何一个角落,尤其是当总统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业领袖角色时,他开始尝试塑造全新的品牌和产品,这便是他的总统职业生涯。因此,特朗普习惯捋自己的总统身份与商业领袖角色相对照,制定一种类似于其公司制下自上而下流动的白宫文化。但在白宫内部而言,它就像一座充满危险且亟待迸发的火山。而此时的特朗普在白宫内部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名"首席执行官"而不是"首席信息官"。这两种角色都不是为了维系传统的政治文化,其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执行官"更乐于建立其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文化,而"首席信息官"则善于权衡各方面的有效信息进行决策制定,例如在特朗普执政后,白宫圈子主要任用的是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军人出身的老捋军和特朗普家族的成员,尽管特朗普声称自己拥有极强的商业头脑,但是白宫圈子成员在内外政策上观点不一、利益不一、诉求不一,使得特朗普缺少驾驭白宫各派别势力的理智和决心,也缺乏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因此,以商人的思维来管理白宫,特朗普所扮演的"首席执行官"角色,似乎日益表现出政治经营方面专业知识的匮乏和持续管理国家技能的乏力,由此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趋势,特朗普所选择的雇员们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或专业知识被选中的,更多的是根据其性格喜好和行为偏向进行选择。

  (二)特朗普的个性特点和处事风格与官员们很难相处

  特朗普商业领袖角色和总统身份的结合,进一步扩大了他作为一名社会人物的自我满足。民众认为,特朗普似乎比罗纳德·里根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力,但在官员们看来,特朗普的个性和处事风格的核心在于,政策出台之前,负责的主管官员往往并不知情,同时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有空间去改变,很少听得进官员们的意见尤其是异见。当有异见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异见持有者对自己是否忠诚。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对问题的了解、煽动性的语言、对臆见的坚持,都展现了他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而拥护他的人留下,异议他的人出局,似乎成为特朗普对初选班底缺乏耐心,同时又难以容忍异见后的必然选择。在由圣安东尼奥心理学家史蒂文·鲁本泽(StevenJ.Rulemwer)展开的一项对美国历届总统的性格维度分析项目中指出,假如小布什尤其突出的外向型性格导致他成为一名热情且外向的社交演员但缺乏好奇心,特朗普则展现了一种你不会想到的美国总统的特质:极高的外向性加上难以想象的低来和力①,这是一种社会野心和侵略性倾向的体现。特朗普试图打破传统政治藩篱以获得巨大的回报,但他显然正在摸索,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比"辞人"更加有效的改革模式。

  (三)缺少具有战略思维的专家人宫参与特朗普的决策机制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多任用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军人出身的老捋军和特朗普家族的成员为其官员,忽视了以智库和大学为首的战略界专家学者,例如特朗普曾经打算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管理白宫医疗小组的罗尼·杰克逊(Ronny Jackson)接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但罗尼·杰克逊没有任何担任这一职位的先决条件,还有着酗酒等一系列的不当行为,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合人颇为不解。而特朗普有这样一种认知,即战略界的专家学者只会长篇大论,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和能力,由此所引发的担忧便是特朗普身边的"临时内阁"官员越来越多,民众开始怀疑特朗普是否在各部门和机构中缺乏真正的领导力,例如在克尔斯滕·尼尔森辞职后,特朗普政府高层职位空缺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有15个重要的领导职位仍然空缺,总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任命"代理"官员的倾向,仍然无法对官员高流动率、内部公开不和、持续不断的泄密和员工土气低落的困扰予以合理的解决。但事实证明,美国历届政府的"旋转门"用人方式在美国决策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起到了不少积极和正面的效果,特朗普忽略这部分人在美国政府决策机制中的作用,造成的结果是在其政府制定政策时一味追求其利益,不着长远,缺乏战略思维,把主要责任推卸到了更多无关人士身上。

  假设特朗普捋他的国家看作是一个领导者威权能够掌控的超大型企业,他试图使用史蒂夫·乔布斯或埃隆·马斯克等成功的企业家在上任之初的管理模式,制造一种可控的企业管理混乱,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产品的特征上,特朗普也想利用"辞人"所带来的无序感,分散民众对于他政策方面的批评,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面对一个成熟且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器,这种稍显任性的政治行为会导致内部政策的无序性,同时需要大量的政策专业人士为其收尾,特朗普的总统身份要求其具备超过企业家角色的专业性和抗压性,但是治理国家的复杂性显然要比管理其家族企业更加突出, 除了需要具备挑战传统规则的勇气.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特朗普还需要更加洽静和专业。

  三、激进的外部"退群"现象

  如果说"辞人"行为是特朗普政府关起门来的内部整治行为,那么特朗普执政至今,连续退出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协议谈判进程的"退出主义"外交政策,便是其体现"美国优先"理念和"单边主义"行为,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核心威权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主要基于三个出发点,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政治因素,三是军事因素。不过,在"退群"过程中,不乏出现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例如2019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退出2016年巴黎气候协议,并要求美国制定一项战略来实现它在该协议下做出的承诺①,但正如特朗普在签署行政命合宣布美国捋退出TPP谈判时说的那样"对美国工人来说,我们刚刚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②。特朗普通过"退群"这一行为证明美国鲁经尽可能地在一切国际政策中保持一致,但在传统的国际秩序无法保证美国在雇行国际责任同时享受到其认为"相匹配"的国际利益时,特朗普选择通过"退出"这一从国际秩序中后撤的激进方法,以维护美国在自由霸权秩序中的信誉。

  (一)有关经济因素的退群行为

  1.退出 TPP谈判进程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合,美国启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进程,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签署的第一份总统合。白宫称、签署这一行政命合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进人新的时期,即特朗普政府未来捋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寻求发展双边贸易机会。TPP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力的体现,而美国退出TPP意味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变化,这也是美国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开始,标志着美国至上和孤立主义抬头。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多次抨击TPP捋"摧毁"美国制造业,例如在2016年6月俄亥俄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想要掠夺我们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制造和推动的另一场灾难,是对我们国家的持续掠夺"③,并承诺当选后不再签署大型多边贸易协定,而注重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2.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2017年8月4日,美国通过书面文件形式,向联合国确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把全球气候变化视为"骗局",他在竞选期间严厉批评《巴黎协定》,在执政后任命反《巴黎协定》的斯科特·普鲁伊特和里克·佩里(Rick Perr)分别担任环保署署长和能源部部长,撤回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系列能源气候法案,推翻了奥巴马政府为雇行巴黎协定》做出的"自主贡献"承诺,即以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准,到2025年削减26%到28%的排放量①。此外,为雇行发达国家的责任,奥巴马政府承诺向联合国提供30亿美元的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气候变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不会改变世界应对气变大局,但对协定的全面执行造成阻碍和困难。一是会导致气体减排行动难以执行,在2017年11月15日联合国波恩气候大会上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不执行奥巴马政府设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捋使全球气温到2100年额外上升近0.5°C,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幅度捋进一步达到3.2C②;二是造成有关国家效仿美国的做法而不遵守承诺。

  3.退出万国邮政联盟

  2018年10月17日,白宫宣布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同时,美国捋在万国邮政联盟内部就新规则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如协议无法达成,美国捋正式退出该组织。万国邮政联盟是协调成员国之间邮务政策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此次美国退出该组织的原因是特朗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邮资费对美国不公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向美国以较低的费用邮寄包裹,使廉价的商品进人美国,致使美国每年损失约3亿美元。美国一直想对海外邮寄到美国的包裹进行邮费自行定价,损失最大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退出万国邮政联盟是特朗普政府反对已有国际多边条约和协议的又一举动,是宣扬"美国优先"的又一步骤。

  (二)有关政治因素的退群行为

  1.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10月1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底生效。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由是"节省资金、抗议反以色列偏见和敦促改革"③。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认为是对联合国机构的藐视,是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无视世界多边主义的行为。特朗普为了本国利益走孤立主义路线,不惜做出与国际社会发生冲突的行为,给国际性协调机制带来挑战。此次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其第二次退出该组织。2013年,在美国停止缴纳会费两年后教科文组织暂停了美国的投票权。2017年,该组织又捋以色列控制的希伯伦旧城区列为巴勒斯坦濒危世界文化遗产,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成为美国选择退出的导火索。

  2.退出全球移民契约

  2017年12月2日,在联合国关于全球移民事务会议于12月4日在墨西哥巴亚尔塔召开前夕,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国旨在改善移民和难民境况的协定——《全球移民契约》。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移民契约》多项内容不符合美国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移民原则的条款,损害了美国主权和利益,美国无法执行移民法和保障边界的进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Nikki Halcy)发表声明说。"美国捋自己决定如何控制本国的边境,自己决定什么人才能被获准进入美国境内"①。在2017年初,特朗普政府出台旅行禁爷,以安全为由,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内和利比亚七国公民人境美国②;同年9月,特朗普以"维护美国利益,减少威胁美国家安全"为由,大幅减少美难民接收人数;此外,美计划修建美墨边境墙、禁止"连锁移民"、遣返非法移民等,上述行动均是特朗普政府新的移民和难民政策。

  3.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6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宣布,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黑莉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存有偏见,未能追究人权侵犯者的责任。她还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直是人权侵犯者的保护者,是"政治偏见的污水池"③。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遭到联合国官员及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批评,认为美国在自己存在人权问题的同时,利用退出国际组织来逃避国际责任,拒绝多边主义。

  4.退出伊核协议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决定捋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特朗普声称,伊核协议是一项糟糕的协议,未能解决伊朗的地区行为或其导弹计划,对伊朗发展核项目的限制有限,反而减轻了对伊朗的制裁。④同时,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原本已经暂停的对伊制裁立刻生效, 各国公司都不允许再与伊朗签订新合约。美退出伊核协议,重回小布什时期的对伊朗政策,一方面使国际石油市场产生动荡,另一方面促进中东局势更趋复杂,同时捋美国摆在一个失信层面,合国际社会开始怀疑美国的诚信度。中东地区再次成为高风险地区,相关国家加紧军备竞赛,美俄之间爆发代理人战争,欧洲难民危机又捋重现,美国也会重受恐怖主义威胁。

  (三)有关军事因素的退群行为

  2018年10月2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捋退出1987年由美国和苏联领导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的《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近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不再存放、生产和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因为这些导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攻击对方。

  美国退出该条约的理由是俄罗斯没有认真执行该条约的条款,美国也要发展这些武器。从2014年开始,美俄就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该协议。美国指责俄罗斯开发并部署了代号为9M729的新型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违反了中导条约》规定;而俄罗斯在否认违反条约的同时坚称美国违反了该条约,称由于美国部署了MK41导弹发射装置,它就可以装备"战斧"式导弹,这是中导条约》中禁止的。⑤

  美国退出该条约,捋使包括美俄在内的世界战略平衡进一步失衡,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竟赛重新燃起,地区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虽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访俄商讨《中导条约》事宜,但由于在"棘手问题"上双方分歧严重,会谈没有任何成果。

  四、"退群 "现象的行为分析

  虽然美国连续"退群"被视作是一项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冒险行为,但是特朗普的所有"退群"行为最终都脱离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出发点,转变成为在其个人价值观影响下的决策行为,并以此尝试解决国际分歧,但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往往并不成功。单纯的"退出"看似在寻求变化,实则是浅尝辄止的试探,并不能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尽管特朗普始终坚持着""美国优先"的理念导向,认为退出的协定或组织多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国家利益,"多边协定"和"多边规则"让美国吃了亏,只有"双边协定"考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退群"似乎已经成为特朗普养成的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习惯,形成了一种"不服从.,便退群"的价值观,更多学者开始捋"退群"行为与特朗普本人的性格和品质相挂钩,这本该是一名杰出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决策力,但特朗普却没有体现出这方面的领导才能,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多次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合作者。从特朗普的行为分析,一系列"退群"现象的出现,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一)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倾向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自恋型人格倾向者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认为自己是伟大的英雄,不受那些统治着低等人类的规则束缚,可以让历史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设计重塑世界,其症状并不足以损害其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和降低其在工作中发挥作用的能力。特朗普在内部没有来密的意见伙伴,在外部也没有可靠的合作盟友。马萨诸塞州前共和党州长威廉·威尔德(William Weld)在2019年3月宣布党内挑战特朗普角逐2020年大选时说"特朗普正在削弱法治的行为,远远超过尼克松时期所做的任何事情,他患有严重的’恶性自恋’"①"恶性自恋"这一概念在美籍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Fromm)1964年出版的《人心:他的善恶天性》一书中首次提出,艾瑞克·弗洛姆认为,自恋的病理定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良性自恋", 另一种是"恶性自恋"。其中"恶性自恋"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国家领导者的身上,指的是在与成就无关的情况下,一个人认为自己天生具有特别之处,包括他的身体、外貌、健康及财富等,例如恺撒、希特勒、斯大林、特鲁希略等领导者,他们都表现出某些相似的特征,即已经获得绝对的权力,而话语权则是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最终判断。在处理国际性事务时,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倾向会产生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其理念输出和国会与司法机关对其权力限制的矛盾,二是由于缺乏权威引导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与民意行为脱离的矛盾,三是美国利益至上与国际秩序维护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特朗普对于自身角色的敏感,对于国际上的诉求探讨反应过激。

  (二)特朗普善于交际,但人际敏感度低

  特朗普喜欢在公开场合进行交流,擅长成为关注的中心,但是他可能并不愿意倾听意见,造成他的人际敏感度低。一方面,特朗普在处理与意见伙伴的关系时往往选择直截了当。例如特朗普在对待他的前司法部长塞申斯的方式上,选择了一种公开贬低的方式以表露出自己在塞申斯回避监督独立检察官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调查之后的愤怒,他并没有果断的勇气和正当的理由直接解雇塞申斯,所以选择让他难堪,希望他辞职,且这并不是个案。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处理与合作盟友的关系时从不回避对抗。例如,2018年5月,在就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僵局与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cau)的电话讨论中,特鲁多希望特朗普能够证明加征收关税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而不愿意占下风的特朗普却说"咱宫不是你们烧的吗?"①这显然是一次不太严肃的玩笑,它源自1814年8月24日英军攻占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并焚烧了总统官邸白宫的"华盛顿大火"事件,有学者认为这次纵火是英军为了报复美国进攻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而特朗普这种自视幽默的圆滑处理,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再一次向公众证明,"他的总统任期捋继续被鲁莽行为、反复无常的沟通,以及对不道德行为所容忍的危险打断"②。

  (三)特朗普不在意规则,绕道而行

  特朗普的独立思想和果断决策是寻求变化的美国人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对他的最高期待。但是,当他成为决策者之后,许多他所提出的大胆预测在执行方面遇到了麻烦,同时合政策的制定者难以预测,媒体则直接捋特朗普称为"冲动的总统"③,这种冲动体现在其乐于挑战权威,打破国际交往规则的外交方式上。在认为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范围之外,特朗普没有彻底评估他的任何政策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讲宣布美国捋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时,特朗普表示"从今天开始,美国捋停止执行不具约束力的巴黎协定》以及该协议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严峻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声称《巴黎协定》是"华盛顿达成不利于美国的协议的最新例子",并补充说"我凭良心无法支持这一惩罚美国的协议"。④《巴黎协定》被特朗普形容为使美国公民受到严厉的经济限制,同时未能实现环境理想的无效协定,它为其竞争对手摧毁美国经济提供了机会,而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则表明了特朗普内心对国际规则的强烈不满,甚至企图绕开国际规则,避免通过协商和沟通等渠道进行有效解决的过程。

  (四)特朗普屈服于短期压力,缺乏长期的决策思维

  自上台之初,特朗普已经做出了诸多不受欢迎的决定,除了上述的一系列"退群"事件之外,还包括"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人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行政命合、废除童年人境暂缓遣返计划(DA-CA)、耗资25亿美元在南部边境建墙、收紧对堕胎法规的管制、禁止变性人在军队服役命合等。特朗普的决定并非专门针对某一利益集团和特定群体,而是经常带有类似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色彩的言论,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本已十分明显的政治分歧,不仅没有塑造共识,还制造并加剧了分歧。因此,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多受选举周期的影响,出于短期压力下的政治动机,而不是受长期愿景、战略或国家最大利益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特朗普"辞人"和"退群"的连锁反应。例如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辞职,就是对特朗普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以及他对待美国盟友的方式的回应。当马蒂斯在他的辞职信中指出"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决和毫不含糊地对待那些其战略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日益紧张的国家,以及对恶意行为者和战略竞争对手的清醒认识"⑤,媒体捋这封信解读为对特朗普屈服于短期压力,缺乏长期的决策思维的直接指责。

  无论是"辞人"还是"退群"行为,都符合特朗普本人的一种"专制权威式"的领导方式,他通过一种完全私有的方式看待公职,对下属缺少必要的信任,希望通过其个人权力及强大的影响力介人具体的工作事务中,并暗示自己会以一种威权式的方式结束事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乔纳森·维勒((Jonathan Weiler)指出,"谈论政治中的威权主义有两类常见的方式,其中一类是作为人格类型,其特征是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一种相关的倾向,即想要捋’异类’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以保持一种往往是感伤化的、宁静的过去"①。特朗普在陷人困境的美国民主政治中崛起,然后试图一点一点地摧毁这些传统,用攫取个人权力的方式取而代之,用美国著名新闻人戴维·内韦尔David Neiwert)的话说"特朗普任期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坚信自己对现实的描述是唯一合法的,其他的都是"假的’。他利用这种差距作为楔子,拉近与追随者之间的距离"②。特朗普并非不能挑战美国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但在健全的法律结构和广泛接受的传统规范中寻找时机和突破口,特朗普运用领导权力的方式显得激进和冒失。

  五、结 语

  尽管特朗普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的偏执、自大、缺乏同理心和病态欺骗等品质合许多参与者感到不知所措,但是特朗普鲁经称自己是"稳定的天方",他越来越大的野心在其摆脱挑战他权威的助手和内阁成员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方式中明显体现③。因为,没有人或环境能够完全满足他的需求,而这种满足感随着他需求的日益膨胀而更难获得,因此,所有的决策几乎都成为特朗普个人行为的代名词。每一次引起轩然大波的决策似乎都存在着牺牲品,或许是人,或许是国际规则, 这使得特朗普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孤立。

  首先,特朗普对一系列"被认为"是敌人的对象发表尖刻的评论,反映出他越发偏执的性格,这些人不仅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情报机构和新闻媒体、新移民和女性,甚至包括七国集团和北约的盟友。特朗普的一系列行为被称为"失禁的个人主义决定",而不是立法行动的结果,或任何表面上的公众审议的结果。特朗普把矛头指向了他鲁经尊重的人,即使他们没有以最为糟糕的方式离开,例如,史蒂夫·班农从一名高级政策助理变成了"邋遢的史蒂夫",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特朗普看来是"愚蠢至极",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被他认为"爱出风头,哗众取宠",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从"真正伟大的商业领袖之一"变成了"笨得像石头"和"懒得像地狱",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被他嘲笑是一位穿着西装的"啤酒销售员",似乎只有迈克尔·弗林是一个例外。特朗普与美国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而特朗普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处模式,也让其他国际成员疲于应对和与其周旋,例如在2019年七国集团(C7)峰会前夕,欧洲的主流媒体一致认为,欧洲领导人已没有办法与这位美国总统打交道。他们试图迷惑他、说服他、忽视他,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然而,特朗普的"敌意"(malevolence)是无底洞。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反对他④。其次,特朗普质疑任何对其权威的挑战。一方面,即使善意的批评是通过一种温和的渠道和方式释放,但性格的敏感使得特朗普在情绪管控方面过于鲁莽,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被当作一种强烈威胁的信号,视作是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同时,特朗普的"辞人"行为更多地趋向于一种无理由的尝试,例如对待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的方式上,这两位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傲慢态度,当特朗普失去了对这种态度的兴趣,便会成为一种被无限放大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特朗普在"退群"时的坚定态度,使人感受到其对于权力不容置疑的掌控决心,例如在2019年6月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G7环境部长会议上,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伊特中途退场,再次表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心;七国集团(C7)峰会上,特朗普便缺席了C7气候会议, 他声称"讨论气候变暖这一议题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它与美国的目标背道而驰。特朗普不介意美国投入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却希望美国能够"独善其身",在坚持"美国优先"的政策基础上拥有独自工作和解决跨国挑战的机会。因此,对于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不相信气候变化只是一个借口,更多的是特朗普并没有足够的耐心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进行沟通和讨论,同时接受对自己权威的批评和怀疑。

  最后,特朗普对现实的掌控可能继续减弱。不可避免地,特朗普会因为他的固执面临着越来越多不妥协的批评、指控甚至是弹劾和潜在刑事指控的威胁,同时他对于国际秩序的不认可已经转化成为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特朗普像是一个国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决策者和领导者,引发了国际社会所有参与者的思考。例如,近期特朗普对伊朗的极端威胁实施"最高级别"制裁的行为与其拟用"新方法"打破朝核僵局并尝试重启美朝无核化的行为对比,从决策上的区别就能明显看出特朗普个人价值观的色彩,任何行为体都无法察觉自身的哪种做法和行为会成为特朗普再次失控的导火索,假如他认为金正恩在某一个时刻让自己的政策显得软弱和失势,他很可能再次对朝鲜发出类似的威胁,这种假设潜在的不可控危险也正是国际社会对特朗普领导方式的忌惮。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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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美国复工的“骨感”现实

作者:程实 钱智俊  来源:第一财经

  研究表明,一方面,复工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提振有限,即使在相对理想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仍将受到深度冲击。另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真正消退,复工的持续性依然存疑,加速复工或将适得其反。

  “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总是骨感的。”4月17日美国公布经济重启指南至今,市场对于美国复工成效的期待持续高涨,助力美股创下1987年以来最强单月表现。但是随着5月的开启,美好的预期正在迎来现实的检验,其结果也将主导美国经济金融的未来走势。

  围绕这一焦点,我们构建了两步测算模型:首先从复工后的居民活跃度推导经济活力的高频变化,进而演算季度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研究表明,一方面,复工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提振有限,即使在相对理想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仍将受到深度冲击。另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真正消退,复工的持续性依然存疑,加速复工或将适得其反。

  有鉴于此,我们维持此前预判,即在3月份的“信心冲击”之后,美股仍将遭遇源于经济基本面的“实体冲击”。市场此前对复工成效的过高预期料将渐次迎来修正,并催化“实体冲击”下资产价格的调整。同时,由于复工在短期内难以显著降低美国经济金融风险,6月份美联储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可能性亦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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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工的经济影响:两步测算法

  对于美国复工的经济提振作用,美好的想象难免走向偏颇,基于现实的推算将更具前瞻意义。沿循这一思路,我们构建了两步测算模型:首先从复工后的居民活跃度推导经济活力的高频变化,进而再演算季度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具体的推导逻辑和指标体系如下:

  第一,从居民活跃度到经济活力。一方面,基于我们此前研究中国复工的经验,交通数据能够敏锐反映防疫封锁力度和居民活跃度的变化。自疫情暴发后,谷歌定期发布美国社区交通数据。基于此,我们采用其中的购物、娱乐、迁徙、工作、旅游五大领域的交通数据均值(下称“CMI”),以刻画居民参与经济活动的强弱,从而追踪和前瞻美国经济从封锁走向复工的详细进度。

  另一方面,我们采用纽约联储的周频经济指数(下称“WEI”),以刻画美国经济活力的高频变动。这一指标基于十类主要的日频、周频经济数据编制而成,信息更为综合全面,并且有效滤除了噪音干扰。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详见附图),美国疫情暴发至今,CMI与WEI的周频走势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计量模型中,CMI对当期和滞后一期的WEI均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2个和0.1个单位,并且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R2达到0.97.由此可知,通过对CMI的追踪和前瞻,能够相对合理地推断美国经济活力的未来边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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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经济活力到增长表现。美国周度的经济活力变化,能否准确推导出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每季度的周频WEI进行平均值处理,得到推算出的季度同比增速(下称“WEIA”)。从历史数据看(详见附图),这一推算增速与官方公布的实际增速走势高度一致。

  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表明:其一,在以官方GDP增速为被解释变量、WEIA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截距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需要剔除,这与许多现有研究中的直观判断不同;其二,在剔除截距项的干扰后,WEIA每变动1单位,官方GDP增速的变动亦接近于1单位,模型R2达到0.86.有鉴于此,美国经济高频活力和季度经济增速存在直接、精确的对应关系。我们提出的“居民活跃度(CMI)→经济活力(WEI)→增长表现(GDP增速)”的推导链条,在逻辑和实证上均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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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工的未来走势:现实料骨感

  基于上述的两步测算模型,我们可以推演出不同情景下的美国复工进程和经济影响。研究显示,不同于当前市场高涨的预期,美国复工仍将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预计难以有效舒缓二季度经济所遭遇的深度冲击。

  第一,复工的短期效果有限。对于疫情时期的复工进程,中国经济提供了目前唯一完整的经验参照。以此为基础,我们需要针对美国国情,做出两方面的关键调整。

  其一,初速度调高。中国的复工是“冷启动”,春节假期加上堪称全球最严的防疫封锁,导致了复工真正是“从零开始”。从历史数据也可以看到,中国复工初期较为艰难,到中期才明显提高了速度。与此不同,美国防疫封锁较为松散,经济并未完全“休克”,因此复工属于“热启动”,初速度料将更高。

  其二,加速度调低。中国是在基本控制疫情后,集中全国之力推动复工。与之不同,美国疫情仍未迈过拐点,加之各州的政策差异和政治博弈,因此复工速度预计提升较慢。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认为,在基准情景下,5~6月份美国复工的速度均值预计达到中国复工中期速度的70%,即每周恢复疫情停工总量的7%左右。由此根据两步法模型推算,至6月末,CMI修复至-13.2%,WEI修复至-4.2%,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同比增速预计为-7.9%左右,环比折年率预计为-31%左右。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对理想的状态下(即复工平稳推进、不发生疫情回潮),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仍将受到深度冲击。

  第二,复工的稳健性成疑。上述经济影响的测算建立在复工能够稳步推进的基础上。如果因防疫封锁放松而触发疫情回潮,进而导致复工停滞甚至倒退,那么就可能出现复工经济成本大于收益的负效应。事实上,目前两重因素正在共同加大这一潜在风险。

  其一,从疫情演进来看,虽然近期欧洲多国疫情已经迈过拐点,但是相似的疫情进程未必能照搬至美国。从牛津大学的评估数据来看(详见附图),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等疫情趋缓的国家,其防疫封锁措施的严厉程度均明显高于美国。与之相比,美国疫情规模更大、封锁措施更弱,因此未来疫情走势是否能跟随上述欧洲国家,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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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从复工进程来看,即使是作为防疫“优等生”的德国、法国,亦在谨慎的反复斟酌中多次放缓复工步伐。日前,法国参议院否决了政府最新提出的解封计划,德国经济部亦敦促各地区不要急于解封。与之相比,美国的防疫“成绩”明显落后,近期每天新增病例数量仍在3万例左右宽幅波动。在此基础上,如果美国提速推动复工,或将操之过急,进而抬升疫情回潮的风险。

  当理想撞向现实,当预期走向修正

  目前,美国复工的落地力度、节奏和成效仍有较多不确定性,无疑增加了对其经济影响估算的难度。我们也将持续跟踪这一进程,并在两步测算法的框架下不断更新后续研究。基于本文的分析,至少从现有数据和信号来看,市场的预期与复工的现实已存在深刻冲突。因此,以下三个要点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第一,二季度经济冲击依然沉重。虽然美国复工提速开启,但是其短期效果有限,持续性亦不稳固,因此料难扭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颓势。即使在相对理想的状态下,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同比增速预计为-7.9%左右。因此,至少在三季度到来之前,美国的经济金融风险仍将维持在较高位置。

  第二,市场或再度修正预期。倘若上述的要点一如期兑现,则意味着二季度经济冲击的强度将是2008~2009年危机期间经济谷底的两倍以上。在此重压之下,美股EPS的降幅预计将大概率高于2008~2009年危机期间。

  由此,我们维持4月下旬报告的观点:3月份的美股剧震是“信心冲击”,而展望未来,经济基本面恶化将引致美股新一轮的“实体冲击”。此前市场对复工效果抱有过高期望,期待其能够消弭“实体冲击”,并且这一预期在美股4月份的强劲反弹中已经提前反映于价格之中。未来,随着这一预期的修正,以及“实体冲击”的到来,美股的二次探底亦渐行渐近。

  第三,6月美联储或将推出新工具。由于复工进程短期内难以稳定美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因此在6月份的FOMC会议上,美联储料将讨论或推出新的政策工具。我们认为,较之于负利率工具,以收益率曲线控制(YCC)进一步管理各期限利率目标,料将是概率更大的下一个政策选择。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系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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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历史关口再思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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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书 整理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

  5月11日达巍讲座直播摘要

  1. 2015年美国对华战略辩论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至于要拿什么战略取代接触战略呢?到今天为止,美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2. 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可能更有决策的灵活余地,更有行动力、决断力,更有战略眼光。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决断的。所以,恐怕要靠我们中国来做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

  3.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恐怕要想清楚未来中国对美战略趋势,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变了,可能我们的战略也要变;二是美国的战略变了,恐怕中国的战略也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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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关口?

  一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国际秩序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恐怕是百年一遇的国际大环境变化,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以后在逐渐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正身处这样的变局当中。二是中国自身也在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从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进入了新时代。三是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类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可能会引起一个突破性的变化,科技发展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四是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在非常短时间内,非常戏剧化地推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变化,外部世界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几个月里,从1月份到现在像坐过山车一样,疫情的变化导致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影响可能会非常深远。在这样的时代,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需要我们特别谨慎,特别有战略性地思考这个问题。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战略的终结

  (一)第一个阶段,1949-1972年,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遏制战略。“遏制”是个专有名词,英语叫Containment,并不是随随便便表达负面的看法就叫遏制。什么是“遏制战略”呢?举例,我这个手上有瓶矿泉水,这个瓶子是个容器“Container”,对瓶子里的水就构成一种遏制的关系。“遏制”是二战结束,冷战刚开始时,美国对苏联、东欧,后来对新中国实行的战略。

  美国1949-1972年对中国实行的就是“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最基本的表现是,比如瓶子和水之间是没有来往的,是两个完全不接触的物体,这是遏制。建国之初,中美之间没有来往,我们打了一场半战争,朝鲜战争是一场,越南是半场。我们和美国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贸易,也没有人员来往。政治上,美国不承认新中国,这都是遏制。

  (二)第二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美国对华大致实行的是军事战略。中美苏大三角,这是冷战的需要,今天不准备多讲。

  (三)第三阶段,我想讲的更重要的战略是“接触”战略。1979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变成了所谓“接触”战略。从1979年开始,美国至少对中国实行了大概40年的以接触为主轴的对华战略。接触战略,英语叫Engagement。Engagement并不是接触,而是拉住这样的感觉。比如两个人Engage,Engagement是订婚,青年男女第一次见面,看个电影,吃个饭,这是头一次见面。等到Engagement两个人已经深度交融,订婚了,这是一种深度结合的关系。如果你让我今天来翻译,我会Engagement叫“咬合”,像两个齿轮互相地咬住,一个齿轮带着另外一个齿轮,大齿轮带着小齿轮,这就叫接触战略。

  (四)1978年以后中美形成的“接触-融入”战略默契。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是什么意思呢?1978年以后,美国希望通过和中国的交往拉住中国,目标是把中国拉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里。美国想通过这个行为,来获取它的利益,兼有经济和战略利益。同时美国希望把中国拉进来以后,来塑造你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或终极目标。所以,1.通过交往来拉住中国;2.这个方向是要把中国拉到他主导的国际体系里去;3.实现美国自己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所谓的1978年以后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这个接触战略既有积极成分也有消极成分。积极成分是拉住中国,不是对抗的姿态,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里,通过深度参与国际体系,中国能实现我们的发展,这就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什么呢?美国把中国拉进来不是学雷锋做好事,美国并不是来帮助你的,美国有他自己的目的,是要实现他的利益,同时要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说,美国老想影响我们,改变中国。所以,接触战略不是简单的纯正面的东西,当然,它也不是纯负面的东西,是复杂的概念。

  1978年以后,中国形成了比较稳定地对美国的战略,就是我们想“融入”,简单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和美国交往来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大概也是“三段论”:1.拉住美国,融入到体系里;2.要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3.保持自己的特色。所以,1978年以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把它叫做“战略默契”,这只是个默契,并没有成文的说法。

  中国和美国在战略方向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美国把中国拉进来,中国也想融进去,这是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中国会不会变,美国认为只要把中国拉进来,中国就会变。中国觉得我(被)拉进去了,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我不会变,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当然,后来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中美在过去经历了历次波折以后,又比较快地回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战略默契在发挥作用,就是这个战略默契没被打破,这种情况下,中美就能够克服危机。我想说的是,今天中美关系出现这么多的困难,和这个战略默契已经没有了有重大的关系,这就是接触战略的终结之后出现的问题。

  (五)美国的对华战略辩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多次有关对华战略的辩论。比较明显的有两次:一次是在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0年,那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辩论,大概它的核心就是,当时一开始说中国是不是变得傲慢了的“中国傲慢论”;后来就说中国变得强硬了的“中国强硬论”。更大的一场辩论是发生在2015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总统前面一年,那一场大辩论也是为了适应未来的总统大选预热。

  2015年,美国对华战略这场辩论至少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大的辩论,所有的中国通都卷入到这场辩论里,这场辩论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美国人逐渐地感觉,中国好像把“糖衣”留下来,“炮弹”还回去了;美国人以为,把中国拉入体系中国就会变,美国发现,中国是进来了,中国是发展了,中国也变了,中国有很多东西变了,并不是中国在过去40年没有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美国国内的看法是,你的变化好像不够大,而且他发现最近这些年,你们的变化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时候美国就会觉得,我的接触战略完全失败了。至于要拿什么战略取代接触战略呢?到今天为止,美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美国接触战略终结的一个很大的背景。

  (六)中国国内对美国看法的逐渐演变。一是美国的重要性在改变。从中国国内来看,美国仍然很重要,但今天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相比过去而言,实际上是有所下降的。二是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在复杂化,美国过去在中国有一点点被神话,这个神话破灭了。过去很多人觉得美国国内治理不错。但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美国国内好像也有问题,特别是疫情以来,美国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中国国内对美国的看法在趋于复杂化,有朝着负面变化的趋势。这过去40年里,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终结了。

  三、中美关系能不能超越国内体制的差异?

  (一)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我前面说接触和融入,这个战略共识形成以后,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波折,其中一个除了现在的困难以外,上次最大的问题是1989年之后,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导致美国对中国制裁,中美关系经历了很严峻的挑战,高层往来全部都中止了。今天倒回去看历史,美国对中国执行了制裁,但是实际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当时是邓小平同志和美国布什总统都对中美关系留了一定的余地,中美关系当时虽然受到重创,但没有掉到谷底。

  而且在1989年7月份,美国老布什就派密使到中国访问,1989年12月10日第二次又到中国访问。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两位美国特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伊德尔博格,发表了一篇我认为是邓小平同志在中美关系上最重要的讲话,在《邓选》三卷里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标题就叫《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那篇文章的标题。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就说,“中美关系经历过风风雨雨,起起伏伏,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这句话我认为是小平同志在中美关系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二)中国在中美关系演进当中的主动性。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综合国力来说是美强我弱,我们相对美国要弱一些,但1978年或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或1989年,这两个关键时刻,都是中国在发挥着主动的作用,中国在牵引,美国人一开始没懂,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中国有中国的考虑,美国一开始不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多么得重大。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去年看过美国以前驻华公使傅立民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说当时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认识,不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很严肃,还是从平衡苏联的角度看中美关系,认为中国的作用主要是平衡苏联。后来说他到北京出差,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马路上看到个体户在卖面条,他当时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一场革命”,回去以后就开始跟他国务院的同事讲,中国改革开放是多么严肃,多么重大的一个事情。一开始他的同事还是不同意,一直到1981-1982年,美国国内才逐渐认识到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造成1978年、1979年中美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回望历史,现在中美关系再次面对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再次面对非常困难的局面,在这个时候,中国怎么选择,我们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可能更有决策的灵活余地,更有行动的能力,更有决断力,更有战略眼光。坦白地说,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决断的。所以,恐怕要靠我们中国来做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

  (三)近年来中美内部差异的扩大。从国家发展方向,内政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差异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之一。最近十年,我们一整套国家治理的方案或国家治理的体系越来越成熟了。而美国觉得这一套体系和他差别还挺大的,包括政治上,他期待中国的变化当然落空了,而且他看到中国在加强党的领导,他觉得这不能接受。此外还有经济上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今天我们在网上交流,广大的网友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感觉,中美这两年彼此之间,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感觉彼此的差别或鸿沟变得越来越大了,两国老百姓都出现了对对方国家和民众的反感情绪。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美关系之变

  二十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发展与扩展。中央的判断是,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我个人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是虚指,也可以是实指。稍微回顾一点历史,我说“百年”,百年有个时间点,1919年1月,整整101年以前,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美国已经加入了一战,而且一战天平已经向美国这边去倒了,威尔逊就开始提出来他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在那一年他做了一个演讲叫“14点计划”,对未来世界秩序有14点内容,里面有一些后世今天看起来都很熟悉的内容,比如“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贸易”“裁军”“殖民地自决”“建立多边国际组织”等等这样一系列努力。威尔逊当年提出来这个想法之后没能实现,欧洲人觉得美国人太天真,没有把威尔逊的东西实现,最后失败了。

  到二战后期,罗斯福开始考虑把它付诸实现。罗斯福构建二战以后的秩序,很大程度上包括了威尔逊“14点计划”里的核心想法。当然,罗斯福、威尔逊都想建立覆盖全球的,但杜鲁门当总统以后,很快冷战爆发了,世界变成了两套体系,原来想搞个全世界的,结果美国领导一个体系,苏联领导一个体系,世界变成两套体系。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在苏联那套体系里,美国把他那套体系就叫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简单来说,中苏交恶,中国从苏联体系里出来了,60年代我们同时两个拳头打人,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做斗争,当然国际处境也是挺困难的,我们是在两个体系之外的。

  1972年以后尤其80年代以后,从西方视角来看,中国逐渐在向美国那个体系靠拢的,他的这套体系扩大了,中国进来了。到1989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全部进入到这套体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套国际秩序变成全球性的秩序,这是冷战结束以后。冷战结束以后,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美国有个政治学家福山写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说人类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人类历史已经统一在这样一套秩序之下,政治上要实行西方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当然,我们今天来看福山的观点,当然太简单化了,但是这个理论对当时是有解释力的,在美国、全世界当时都很有市场。那个时期,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达了顶点。我们看中美关系在1978年以后向好发展与这套秩序的扩展是直接相关的。

  过去十年,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再到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我们会看到整个这套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遇到了很多的质疑。简单地说,它至少遇到了来自西方之外和西方之内两种力量的挑战。

  在西方之外,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和西方世界是感到比较焦虑的。在西方内部,2017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到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谁呢?其实来自于美国自己。我们知道,特朗普上来干了很多事情,成了一个最大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者。这是全球过去100年以来,西方这套制度在开始形成、扩展,到全球性的秩序到达顶峰后,遭到了自己内外的挑战,收缩、瓦解。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境地里,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

  五、未来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还是压制?

  (一)特朗普当局对中国战略的变化。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2017年12月份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政府各种战略体系里最高的,其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文件都要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样一份报告里,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实力的认定,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政府文件里白纸黑字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英语叫“Strategic Competitor”,原来小布什在竞选时口头上讲过,但没有落到白纸黑字上,小布什就任以后没有再说过了。特朗普政府是第一次落到白纸黑字,把中国看成“战略竞争者”。回想一下“接触战略”,美国看中国认为,中国是需要拉进来的对象,整体上还是合作的,尽管他想改变你,塑造你,改造你,但整体是要拉你进来。今天他觉得不对了,我不能再搞这种接触战略了,所以,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是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定性。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明确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样定位的变化就导致过去从2018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2018年、2019年两整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这些政策,对中国的打压,可能最突出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贸易战”,这是明显的例子。

  (二)关于中美脱钩的可能性

  我们当然希望他不要去脱钩,挂住他;当美国想脱钩,我偏偏要挂钩,所以,有的人说叫“缠斗”、“搂抱”,就是你想脱钩我还不想跟你脱钩,希望能够让中美的连接更加得紧密,至少要维持,不让他脱钩那么快。

  但是话说回来,尽管我们不喜欢脱钩,但是中美的脱钩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中美两个国家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下,有一定程度的脱钩,我有时候把它叫“排异反应”,这种排异的情况也是难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什么领域脱钩,应该怎么样脱钩?或者有节制,有控制的脱钩?

  前两年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美国有一些专家开玩笑,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思,中美关系很难再好得了了,只有一种可能性能让中美关系好起来——外星人入侵地球,中美会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当然就会携手应对敌人。当时我们都把这个当笑话听,现在来看,“外星人”早就来了,今年1月份“外星人”来了,这个外星人就是新冠病毒,这是非人类的东西,对所有国家构成共同的威胁。本来这是中美携手来应对的很好的机会,但很遗憾,由于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的恶化,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经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由于这样的情况,导致中美快速地下行。

  美国特朗普政府里很多人把新疫情看成了美国的战略机遇,它是个削弱中国的战略机遇。一开始中国有疫情,美国疫情不严重或没有疫情时,美国有些人觉得,包括商务部长罗斯说这是美国企业搬回美国的契机。后来等到美国疫情严重了,美国开始甩锅,包括开始指责中国、污名化中国,他把这个看作是在世界上孤立中国,污名化中国的很好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的变化,第一是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政府的污名化非常得严重,美国对中国实际上发动的是舆论战;第二给中美两国经济脱钩进一步提供了动能,这次也发现了,美国这次口罩也生产不了,呼吸机也生产不了,一些最基础的药物都要从中国进口。出现了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后,美国至少要把医疗器械、医药行业搬回美国的声音越来越高了,包括其他行业也有,说产业链要做调整,这样的声音出现很多。

  我的看法是,短期看,有些产业比如医疗器械、医药可能会有调整,但毕竟企业是要看利润的,是要看效益的,要看钱的,你说把它搬回美国去,谁给他出钱?现在因为新冠疫情,一些企业已经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你再让他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说说容易,搬起来难。因此短期内产业链发生重大的调整的可能性不高。长远来说可能是一个趋势,近中期内我认为是不会的。

  六、中国对美战略再思考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恐怕要想清楚未来中国对美战略应该怎么样,我今天可能讲美国对华战略多一些,没有太讲中国对美战略。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变了,可能我们的战略也要变;二是美国的战略变了,恐怕中国的战略也要变。

  第一,怎么看未来30年国际环境?现在是2020年,再过30年是2050年,是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节点,在这30年的国际环境是什么样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它的性质会不会允许中国和平发展和和平超越?中国是不是可以通过和平的办法发展起来,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裕的国家,治理最良好的国家?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是这个世界根本不允许,我们没办法发展起来,必须采取另起炉灶甚至非和平的方式,对这个体系的性质我们做出什么判断。我不想拿出答案,希望各位朋友自己考虑。

  第二,我们怎么判断未来30年,中美两国国力的消长在全世界各国当中的地位?中国是在快速发展当中,而且我也相信中美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小。但我不知道,在这30年里,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在哪些领域能超过美国?在哪些领域不能超过美国。另一方面,美国有没有在绝对地衰落、相对地衰落,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讨论的也是很多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第三,美国的对华战略会怎么变,会怎么调?美国对华战略,我认为,他目前说的竞争是比较模糊的,而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压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我认为压制不能叫竞争,最起码这是一个恶性的竞争。但美国国内没有完全形成共识,比如民主党的看法和共和党的看法其实不太一样的,11月份选举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有人说拜登上台会怎么样,民主党上台会怎么样。我大致的想法,民主党上台还会竞争?竞争是一定的,但竞争形式会不同。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的竞争处在可控的,良性的竞争里,竞争得好,中国和美国都发展得好,那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美国下一步对华战略有什么变化。

  第四,对于中国未来30年来而言,美国到底还重要不重要,这需要考虑。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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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岳:冀朝铸不可或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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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之岳  来源:亚洲周刊2008年8月11日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英语翻译的冀朝铸,推出英文回忆录,以坦率笔触披露了中南海与中国外交部的权斗内幕及中美关系秘辛,也揭开江青与王海容恶斗内情。


在中国与西方发生一连串重大外交变化的关键年代,一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英语口译的冀朝铸,最近推出海内外期待已久的英文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The Man on Mao’s Right)。这本由美国兰灯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的自传副题为:《从哈佛广场到天安门广场,我在中国外交部的生涯》,全书三百五十四页,附多帧图片,售价二十八美元。作者以坦率的笔触,披露了不少中南海与中国外交部的权斗内幕和中美关系秘辛,新书面世后已引起美国外交界和知识群众的高度重视。


冀朝铸的妻子汪向同,一九九七年曾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的丈夫冀朝铸:四十四年的外交生活》。一九九九年北大出版社亦推出了冀氏本人的回忆录。但这两本着作皆因顾忌太多而失之简陋。自认“中文程度不够好”的冀朝铸,坦承他的英文回忆录即是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充实而成。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冀氏获得美国专业“捉刀人”福斯特•韦楠斯(Foster Winans)的大力协助。冀氏在自序中表示,中国政府和党一向不鼓励官员记日记和作笔记,尤其是外交部,因此他必须依赖其妻惊人的记忆力、同事的叙述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始克完成此书。


冀朝铸的家世贯串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是一部近代中国的缩影。


今年七十九岁的冀朝铸,生于山西太原,九岁随父母和兄妹等六人移居纽约,住在曼哈顿二、三大道之间的第十二街。冀氏在纽约完成中、小学教育后,以优异成绩就读哈佛大学化学系。一九五零年韩战爆发,心向祖国的冀朝铸放弃学业,毅然返国,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再转入物理系,以便将来参加制造原子弹。一九五二年,冀氏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辍学参战,不久和谈开始,冀氏加入中国和谈代表团。谈判地点先在开城,后移板门店,冀氏具体工作只是英文打字和纪录。


冀朝铸父亲冀贡泉为山西闻人,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曾任山西省教育厅长,一九四七年曾应胡适之邀出任北大法律系主任,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去世。冀贡泉旅美期间,曾和中共地下党员徐永英、唐明照共同创办《华侨日报》。一九四零年七月七日出版创刊号,冀贡泉担任总编辑,唐明照则为党代表。其时,冀家与唐家关系密切。一九四三年,唐明照出外旅行时,其妻生了一个女儿,冀贡泉为她取名“闻生”,意思是说唐明照未看到而是听到女儿出生,故曰“闻生”。唐闻生的英文名字是 Nancy,一九五零年九岁时与家人一起回到中国。


多年后,唐明照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唐闻生从北京外语系毕业后,亦因英文出色而进入外交界,冀朝铸并向外交部推荐她升官。但唐闻生在思想上却越来越左,起先常和冀朝铸辩论政治问题,后来却变成吵架。唐闻生走进了毛泽东的核心圈里,她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容开始修理冀氏,冀氏和唐闻生的友谊从此断绝。冀氏在回忆录中对唐、王予严厉抨击和谴责,尤其是唐闻生。他说唐是“最大敌手”(principal adversary)。


冀朝铸的同父异母大哥冀朝鼎在国共关系史上亦是一名声显赫人物。这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才干之士,凭藉山西同乡前辈孔祥熙的关系在国民政府财经界担任要职,但他实际上却是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曾负责接收上海中国银行。冀朝鼎多彩多姿的一生,一直广受注意。现任教犹他州欧格登市(Ogden)韦伯(Weber)州立大学的陆易斯(Gregory S. Lewis)教授,即以冀朝鼎的生平为博士论文题材。


◇ 四十四年外交生涯


冀朝铸于一九五二年加入外交界后,从此即在翻译、谈判、当使节和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外交生涯中浸淫四十四载,而于一九九六年六十七岁时退休,夫妻卜居北京。两个儿子冀小坦和冀小斌均为留美学生,冀家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Forest Hills)置有房产,俾学财经的冀小坦和史学家冀小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到纽约时有居停之处。汪向同说,一九六三年冀朝铸陪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和非洲得知妻子怀孕,周恩来建议,如生男即以巴基斯坦命名,如生女,即以非洲命名。


汪向同一九三零年生于北平,其父汪申(申伯)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巴黎建筑学院毕业,曾任北平市工务局长,一九四六年由留法老同学魏道明介绍到台湾任职陶业公司,后任教台北二专(现为台北科技大学)。除了汪向同(一九四八年去过台湾)和母亲留在大陆。汪申的几个儿子全都到台湾,这层“海外关系”,使汪向同在公职生涯中一再受到牵累。汪向同一九五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曾在联合国做过笔译员;一九八零年和冀朝铸一起到洛杉机探望睽违三十二年的父亲,这也是汪父第一次和女婿见面。冀朝铸出任驻英大使期间(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九十四岁的汪申辞世。


冀朝铸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英语传译任务,最具刺激性的是一九七一年夏为基辛格和周恩来的密谈当翻译(唐闻生为另一译员);最有成就感的是一九七九年年初陪同邓小平访美,他在卡特总统于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欢迎国宾典礼上所作的翻译,享誉全美。《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不可或缺的冀先生》(The Indispensable Mr. Chi)社论,盛赞冀氏的口译才能,同时亦感叹美国缺乏这种人才。事实上,冀氏陪邓小平访美时,已七年未做口译,其间只有三次奉外长乔冠华之命为毛口译三次,每次仅十几分钟。最赏识冀朝铸的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表示,做口译很累,年纪一大就应改做外交工作。冀氏是在四十三岁时(一九七二)停做口译。


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秘访北京与周恩来会谈的第一天中午,周氏突然在午宴席上大谈文革。冀氏说,当时听起来似感觉周恩来在做自我批评(未能赶上毛思想),但日后回想,始惊觉到周恩来是在批毛,暗示他并不完全赞同毛的做法(凡事不能太过极端)。


◇ 基辛格惊见反美标语


同年十月,基辛格二度访问北京,与中方商讨翌年尼克逊访华签订《上海公报》的内容,当时北京气氛非常紧张,基氏一行入住钓鱼台后,赫然发现每一个房间都贴满了反美大字报。基辛格极为不悦,但他很有风度地处理此事,美方把所有的大字报撕下来交给外交部礼宾司,基氏对中方说,这些大字报大概是上次的客人忘了带走。周恩来获悉此事后,当天即在人民大会堂的晚宴中发表温馨诚挚的祝酒辞,并向基氏一行逐桌(包括专机机员)乾杯,化解了四人帮企图损害中美谈判的阴谋。


冀朝铸得到周恩来的充分信任,但在周生病期间,外交部成为四人帮夺权之地。冀氏指出,唐闻生最早投靠江青,后来拉上王海容。她们成为江青掌控外交部的”联络员”,并想尽各种办法对付冀朝铸,唐闻生点子最多。自恃甚高的乔冠华和妻子章含之亦卷入江青等人的权斗。乔曾三次从五七干校把冀朝铸找回来隐居乔氏史家胡同住宅(其实是章含之养父章士钊故居)。乔氏希望冀朝铸与他们合作以讨好江青并对付唐、王,以期影响毛。冀表示这样做很危险,而且大家都讨厌江青。乔冠华诡异地说道:“小冀,这就是以毒攻毒。”日后的发展是,没有原则而又愧对周恩来的乔冠华被解职,受调查和被批判。章含之虽出版一批充斥曲笔的回忆文章和专书,但乔氏夫妻投靠四人帮,打击周、邓的做法,早已为人所不齿。前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妻子张颖即写过一系列文章批评乔冠华。◇ 江青与王海容打斗


冀朝铸说,最荒谬的莫过于毛泽东死后,江青和王海容当庭广众打架的事情。毛的棺材停放在人民大会堂时,江青送了一个花圈摆在棺材旁,王海容对江青在花圈上写的悼辞(江青自称是毛的”学生”)不满,当场痛骂江青,两个人竟打起来,王狂抓江青的头发,一抓却把整个假发抓下来,江青露出了一个大光头。


唐闻生和王海容曾多次想阻止汪向同赴美与冀朝铸会合,但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唐、王垮台。冀氏曾在干校看到一部大卡车司机数度要开车撞击唐闻生。唐看到冀在旁边,即表示要和他谈谈,冀说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冀就一直避免和唐见面。唐复出后,曾在英文《中国日报》当副总编辑,后转任铁道部外事局长,数年前曾访问她的出生地纽约。唐今年六十五岁。


◇ 美建议派医治周恩来


冀朝铸说他在文革时,有一天躺在地板上凝视毛泽东照片,心里说的是:“毛主席,你疯了吗!”他说,尽管毛是现代中国、革命中国之父,但他制造了不少大灾难和大错误。


冀氏在中国外交部的权斗中,从驻美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被贬为驻斐济大使;他亦透露基辛格获悉周恩来患重病时,曾要求他向中南海传话,美国很愿意派遣最好的医生为周治病,冀把话带到了,但毫无下文。


冀朝铸这本书为中国现代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南海权斗史平添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回忆。

来源时间:2020/5/19   发布时间:200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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