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飞  来源：《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

　　引子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国与欧洲最终分别以“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的身份出现于美国的战略图谱，形成了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现实和心理基础。“联欧制华”的战略逻辑是：要完成“迅速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战略目标，则需要“强大且顺从”的欧洲的援助，因此需要对欧洲进行改造，以便将其纳入美国的对华战略轨道。然而，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陷入了逻辑困境，即“顺从的欧洲无法强大”，而“强大的欧洲不会顺从”。其根源在于欧洲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意愿强度不同，美国以“印太战略”为遏制中国的抓手削弱了欧洲参与其对华战略的意愿，美国本身的吸引力和领导力正在下降。但在某些条件下，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也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战略逻辑发展，比如，欧洲一体化受阻，俄罗斯对欧洲威胁上升，中国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针对对象，美国“印太战略”失利转而调整美欧关系等。为应对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中国应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努力经营周边外交，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贡献新的战略文化等。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开始从传统的“接触+遏制”迅速向单纯“遏制”转型。以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和高科技领域摩擦为标志，这一转型进入高潮，并成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深刻的变化。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面的和战略性竞争对手，并试图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快遏制中国崛起势头。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又与其最重要的欧洲盟友频发龃龉，无论是欧洲主要大国还是欧盟整体都认为美欧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加。美国似乎并未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这种迥异于传统结盟对敌策略的行为说明特朗普政府在其全盘战略设计中存在某种非常规考虑。特朗普政府的对欧与对华战略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果存在，这种战略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应如何对其战略效果进行评估?中国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对“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的再确认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国被逐步确定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特朗普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收缩则使欧洲的核心盟友地位更加凸显。

　　(一)从“重要不紧迫”到“重要且紧迫”的中国

　　尽管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将中国视为未来的重要竞争对手，并通过强化双边盟友关系、确定与亚太地区的共同议程、建立地区合作机制等方式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但是，“中国挑战”在其战略清单上尚未成为当务之急，其亚太战略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对华战略。首先，奥巴马政府亟待稳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美国社会同时承受了物质损失和心理冲击。奥巴马政府不仅急于平息金融危机在国内与国际的连锁反应，更急于找到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以求精准施策。但美国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货币国际化与币值稳定性的结构性矛盾，只能解决千头万绪的浅层次问题，这造成其心理焦虑进一步升级。其次，奥巴马政府面临小布什时期遗留的中东乱局，急于从反恐泥潭中脱身，但在当时却有越陷越深之虞。尤其是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撤军后伊拉克混乱局面没有改变，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前景黯淡，巴以和谈难以取得进展，叙利亚危机加剧，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难度不小，地区恐怖主义形势严峻，埃及局势不确定性增加。”在此背景下，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却难以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全力应对中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强化亚太地区的外围部署。再次，奥巴马政府仍然相信自由主义的力量，希望借助国际机制挤压或塑造中国。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自2009年美国加入该机制之后，尽管其通过重塑地区经济领导权与规则制定权制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更倾向于依靠多边力量采取国际合作方式与中国展开竞争。

　　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其认为“中国挑战”日益迫切，成为美国重要而紧迫的战略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实力与能力在客观上确已发生质变。除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飞速崛起之外，“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强化党的建设，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对外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相关立法和政策，设立相应机构机制，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重要战略事项，力争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及各领域事务。这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加重，并感受到切实的冲击。”其次，美国社会对金融危机已经脱敏，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团队为迎合国内思潮，需要将美国的问题归咎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赢得总统选举的特朗普需要逐渐实现其减少贸易逆差的竞选承诺，致使在经贸问题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中国成为其主要攻击对象。加之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不惜加剧美国国内精英与平民阶层的分裂，这虽有利于其竞选目标的实现，却使中国的“靶标”地位在美国国内更加牢固。再次，特朗普政府不再相信自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回归，对外政策趋于强硬。由于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特朗普政府在安全问题上强调更加依赖盟友力量，这也需要树立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对手。中国作为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更容易被“中国威胁论”裹挟。综合而言，尽管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但导致中美关系迅速转向消极的主因仍是美国短期的国内因素而非中国的行为。中国“战略性竞争对手”的身份已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政治共识。

　　(二)从“被保护”到“软独立”的欧洲

　　在中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仍然具有较强的软实力，独立性有所提高。而中国与欧洲对美国不同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美国必然对双方有不同的战略期许。

　　二战结束后，欧洲随即成为冷战前沿。在漫长的冷战时期，西欧国家之所以能一方面抵御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这均得益于美国对西欧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美欧关系在这一时期体现为西欧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

　　然而，冷战结束之后，西欧国家依赖美国的必要性降低，尤其是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美国和西欧最大的共同安全威胁消失，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始终停留在外围地区，北约出现功能性休克。而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成立，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全球影响力，以1999年欧元开始流通和2003年法、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为标志，欧洲(西欧)在冷战格局下形成的对美依赖出现根本性动摇。在欧洲的独立意志支配下，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呈现同步推进趋势。至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开始自发采取团结政策，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加速。自2017年12月欧盟25国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起，尽管欧洲对外处于军事守势，但其独立的安全与防务能力在北约机制的框架内也已大幅度提升，有利于欧洲独立外交意志的贯彻执行。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国家在国际规则与国际组织中的强大软实力始终蕴藏着引领建立后现代化国际机制的潜力。由于欧盟建设超主权实体的实践在全球独一无二，其在发扬民主价值观、建设国际制度、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区域一体化等领域都具有巨大话语权。欧盟国家更加信任多边主义，强调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组织，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政治劝说实现经济层次的合作共赢。因此，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欧洲作为全球性力量和美国最核心盟友的地位。

　　奥巴马时期，美国相对尊重欧洲的独立地位，并积极寻找美欧的共同利益。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与欧洲仍然面临反恐和稳定中东的共同任务;另一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在重视全球性问题方面与欧洲保持着共同偏好。特朗普上任后，随着美国战略收缩，美欧关系在共同利益与全球性问题方面出现某些分歧。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北约的机制性约束，价值观的彼此认同，以及基于相似市场机制的社会相互依赖，短期内美欧之间的同盟与同道关系仍然牢不可破。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和机制的收缩，也客观上更加强化了欧洲对于美国“最后堡垒”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重心转移，美国势必要升级改造美欧关系，美欧出现“离心离德”现象的本质是美国升级改造美欧关系过程中消极面的阶段性反映，这恰恰是欧洲对美战略意义上升而非下降的体现。

　　(三)美国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的枢纽地位

　　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美国最有能力和动力推动三边关系重塑。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处于物质主义阶段，欧洲处于后物质主义阶段，美国处于两者之间。物质主义强调行为体在物质层面的生存和发展，对应理性政治;后物质主义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对应身份政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主要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物质层面，对内通过脱贫攻坚等工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加强国际合作，其行为模式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理性理解。欧洲则已普遍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西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将低级政治议题纳入核心关注范围，在国际政治中强调国际社会和文明范式。美国在冷战后既完善了由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组成的理性政治思维，又熟悉了由文明、宗教、意识形态等独特标识组成的身份政治思维，由此成为中美欧三方中“同理心”最强的一方。就利益敏感性而言，美国在欧洲与亚太地区都有核心利益，在超级大国、软实力超主权实体和硬实力崛起大国之间构建对本国有利的战略框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中美欧关系的联动水准尚未达到当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程度，但是中美欧三方的每一组双边关系都开始发生三边影响，且任意两方实力之和大于第三方，美国将对华与对欧战略综合考虑理所当然。

　　因此，在“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身份更加明确的背景下，以及在美国调整三边关系能力最强的前提下，“联欧制华”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理性战略选择，并且在客观上具备一定的实施基础。

　　二、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

　　目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基础，一是美国对维护全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具有以盟友、海外基地、海军机动性、战争威慑为核心的军事优势。在中国与欧洲身份标签鲜明化的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设计势必要考虑中美欧三方的权力格局与敌友身份，并使其大西洋盟友与太平洋对手都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一)美国对华战略的两大目标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将对华战略框架由“接触+遏制”调整为“遏制+接触”，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更加旗帜鲜明地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性竞争对手”，将“遏制+接触”进一步调整为单纯“遏制”。因此，当下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结果目标，二是节奏目标。其中，结果目标指向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延长美国的霸权周期。由于霸权国福利已经和美国国运密切相联，一旦美国丧失霸主地位，其作为地区大国的稳定、富足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冷战以来美国始终视霸权为生命，认为其“非霸即亡”，根本不存在罗伯特·卡普兰所谓的“体面的退场”。节奏目标指向“迅速”而非“缓慢”地实现结果目标。综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等推断，如果短期内中国科技、人文领域的发展潜力未受影响，社会经济各项指标发展速度没有出现大幅回落，则标志着中国已平稳度过崛起窗口期，美国遏制中国失败，至少最佳时机已错过。因此，“遏制”包括两个关键：“制”住中国只是结果愿景，用最快速度“遏”住中国才是战略核心，没有“遏”便没有“制”。美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时间在中国一方，一旦与中国陷入持久战，美国在实力层面被中国反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了同时实现遏制中国的结果目标和节奏目标，美国一度试图以一己之力对中国进行外围制衡和精准打击。一方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打造封锁中国的地缘政治框架，频繁挑动中国周边海上邻国与中国发生海洋主权摩擦。“中国继续忍耐则‘海洋主权’受损，放弃忍耐则‘海洋和平’受害，而‘主权’与‘和平’任何一方受损，中国都将面临周边海洋外交难以为继，甚至提前结束和平崛起战略机遇期的巨大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甚至直接进入有关海域制造事端。另一方面，美国在中国利益敏感度最大的经贸、高科技领域发起对华“脱钩”行动。美国决心打击中国的产业经济、科技发展，在其本国必然遭受同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可见其权力逻辑已经取代市场逻辑，并开始试图对中国进行权力而非经济控制。这必将导致“中美关系不再延续相对紧密的现状，不仅两国经济关系的联动性将降低，在政治关系上也将疏离，战略上的合作减少。”

　　但是，目前美国已经发现上述两手策略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遏”的效果，因此也无法实现“制”的结果。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与中国相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盟友体量较小，且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因此普遍持“骑墙”的观望态度，从意愿到能力都不足以牵制中国。美国全面介入与中国的地缘冲突则注定得不偿失，而且失败风险过大。从社会经济“脱钩”的实际效果看，美国以跨国公司为主的社会力量显然不可能完全配合政府的权力逻辑，长期忍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美国自知如果不引入新的强大变量共同遏制中国，凭美国一己之力很难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而不能对华“速胜”则等于美国“失败”。

　　(二)欧洲是美国的“必选项”

　　在大战略层面，欧洲也许不在美国围堵中国的首发阵容之内，但其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助手却在情理之中，“对于某些华盛顿政客而言，主张‘脱离欧洲盟友的支持，仅依靠本国力量’，甚至会使自己陷入窘境。”

　　第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欧盟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三项指标，1992年，全球综合国力前十位国家中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四个西欧国家;2017年，全球综合国力前十位国家仍有德国、法国、英国三个西欧国家。这说明欧洲大国的实力地位相对稳定，其经济、军事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没有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而受到根本性挑战。在软实力层面，欧洲更是西方全球规则制定权与国际舆论主导权的核心基地之一。美国在遏制中国的战略规划中不可能对欧洲视而不见。

　　第二，欧洲是中国大地缘政治概念的西部边界。地理对于政治的限制不仅取决于地理条件本身，也取决于政治实体的行为能力。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地缘政治视野扩大的过程，中国的周边概念立足于但不局限于亚洲，中欧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并越来越深入。尤其在美国加紧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之后，中国以其独有的合作共赢方式向西争取影响力便是其获得发展空间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若不从中国西面的欧洲边界施加压力，则太平洋与印度洋方向的压力反而会成为中国向西拓展的助力。

　　第三，美欧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认为争取欧洲制衡中国具有可行性的基础。尽管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明确的统一界定，但在大部分语境中，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性、社会性知觉，包含情感、行为和主张。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以观念共同体的名义增强国内士气和夯实同盟合法性，它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本国传统文化没有必然联系。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某些“西方内部问题”上时有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之举，但若将视野放宽至中美欧三边关系，美国认为只要利用意识形态武器便有利于加剧欧洲的不安心理，使其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法则下对与中国合作至少保持犹疑态度。事实上，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渲染“美国优先”，意识形态作为美欧关系框架的基石确实没有改变，意识形态也为美国拉拢欧洲甚至在既定框架内改造欧洲提供了基础。

　　(三)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

　　美国“联欧制华”的战略设想在奥巴马时期便已萌芽。“希拉里在2012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鼓励欧盟更多地参与亚太地区的‘战略’。2013年2月，时任副总统拜登更是明确提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欧洲自身的利益，因此随着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太，欧洲应紧随其后。同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公开表示，欧洲应该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防卫事务，扩大安全合作范围。”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战略重心持续东移，在迅速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战略目标下，对欧战略从属于对华战略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美国与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整体发生的冲突不是美国放弃传统盟友的信号，而是美国对传统美欧关系进行适应性改造的结果。无独有偶，冷战期间，美国甚至一度威胁退出北约，但历史最终证明，那只是为了更好地拉拢欧洲以对抗苏联，摆脱欧洲从来不在美国的战略议程之中。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将欧洲纳入其对华战略，则必须对原有的美欧关系进行更新、升级。冷战时期的美欧同盟主要为了应对苏联威胁，因此呈现出欧洲与美国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特征，美国不仅要负责保卫欧洲安全，还要尽量为欧洲提供经济发展机会。但是，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美国当下的战略需求。一是因为中国与苏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战略对手，苏联僵化而中国灵活，苏联封闭而中国开放，苏联经济失败而中国经济成功，单纯基于地缘政治的美欧关系不足以应对中国崛起。二是因为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物质层面已经不足以支撑原有的美欧关系模式。三是因为欧洲一体化使欧洲获得了更强的独立行事的意愿与能力，美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渐行渐远，甚至发展到时常相互指责的地步，美国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改造美欧关系势在必行。

　　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目标至少包括两个：一是更强大的欧洲，二是更顺从的欧洲。首先，从实力方面讲，美国既需要欧洲以防御的姿态更多地参与西半球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防务事务，为相对实力下降的美国分担安全公共产品，也需要欧洲以进攻的姿态配合美国遏制全面性、战略性竞争对手，甚至在时机成熟之际充当主角。为此，美国希望欧洲具备超强的软、硬实力，不能无节制地依附于美国。因此，在美欧关系中，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分担防务费用，尽快形成独当一面的物质能力。不可否认，特朗普政府在北约和欧洲防务成本的问题上有物质得失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只有迫使“福利型欧洲”向“战斗型欧洲”转变，才能促进欧洲将实力资源用于对外而非对内。特朗普的“良苦用心”很容易被曲解为短视的商人思维。同时，美国还积极推动欧洲对中国发难，促使其在“实战”中学习，尽快养成独当一面的习惯，而“为了避免利益损失和影响力被边缘化，欧盟对于美国发出的‘携手转向亚洲’的呼吁不得不配合。”可见，美国并非抛弃欧洲，而是对美欧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合作机制进行升级换代，目的是促使欧洲自我运行更有力，战略指向更明确。其次，从意愿方面讲，美国需要欧洲在国际机制、国际舆论、外交关系等方面配合美国的战略意图，“站稳立场”，适时发声。尤其在中美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的背景下，美国更加希望欧洲与美国发出同一个声音，至少保持中立，不加入中国发起的国际倡议，不对中国开放相关市场，不向中国表达友好愿望。因此，特朗普政府有意对欧洲分而治之，对欧洲主要大国都采取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试图引诱或者迫使其顺从美国的意志。

　　(四)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逻辑

　　综合来看，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逻辑思路十分清晰。其一，美国的终极战略目的是维护本国霸权地位，至少是延迟被新兴国家超越的时间。其二，目前对美国造成全面性、战略性威胁的国家是中国。其三，要消除中国威胁必须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遏制战略的关键是不打持久战。其四，要在短期内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仅靠美国难以实现，必须寻求欧洲这一天然盟友的帮助。其五，目前不对称依赖的美欧同盟的结构适应美苏争霸却不适应中美竞争。其六，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必须对美欧关系进行优化升级，使欧洲同时具有协助美国的实力和意愿。其七，在条件成熟时，将对欧战略并入对华战略，完成“联欧制华”。由于美国历史上长期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又在中国崛起的极短时间内试图将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却从未将两洋战略加以整合。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设计实属“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充满探索色彩。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对美欧关系进行改造，并完成了部分前期和外围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首先，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共识，这是其设计并操作两洋战略联动的坚实起点。由于中国崛起对美国整体形成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为过去的对华战略失败，也都认为接触手段无法实现改造中国的长线战略目的，应准备进行全政府、全社会的中美对抗。其次，美国从中东等地区收缩战线，准备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美国“以身作则”是实现“联欧制华”的前提，美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欧洲暂时只能作为帮手，不能作为主力。例如，在俄罗斯方向，有观点认为美国修复对俄关系可被视为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价值观的背离，甚至造成美欧之间的严重分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动机，其改善对俄关系并非要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进行某种交易，而是要为欧洲减压。只有稳定住俄罗斯这个欧洲最大的外部威胁因素，才能使欧洲将更多的实力、资源投向亚太。再次，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欧洲对中国的防范心理，这为以中国为战略对象改造欧洲、升级美欧关系减少了阻力。一方面，自2017年起，美国开始大力渲染中国“锐实力论”，将中国的行为归因于意识形态，强化中国的“威权政府”形象。这是一种唤醒和强化冷战记忆的尝试，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遏制中国崛起，同时也在客观上点明了中欧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增加了欧洲与中国走近的疑虑。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鼓吹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已经收到一定效果，在中欧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投资安全审查，强化市场保护;欧洲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加强对中国贷款支持的基建项目的防范力度。

　　三、对“联欧制华”战略的综合评估

　　尽管特朗普政府改造美欧关系的努力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其战略设计的内在逻辑存在重大矛盾。美国的目标是希望欧洲“更强大且更顺从”，但从欧洲国家的利益出发，如果其“更强大”就不会“更顺从”，反之“更顺从”就无须“更强大”。西方的理性精神既包括代表超越和能动性的努斯精神，也包括代表规范和确定性的罗格斯精神，但同一时段内，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努斯精神是追求强大的心理基础，却崇拜独立意志;罗格斯精神是维持秩序的思想保障，却很难突破现状。这种哲学上的对立在美国的对欧政策目标上则表现为顾此失彼，互相矛盾。

　　(一)欧洲的“顺从”与“强大”不可兼得是逻辑难题

　　第一，“顺从”则不“强大”的欧洲。如果美国希望欧洲更加“顺从”，那么欧洲必然会继续在安全和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导致“无力”配合美国实现对中国崛起势头的迅速遏制，甚至反而会分散美国更多实力。

　　首先，如果欧洲顺从美国，其分担美国负担的可行性将被削弱。从欧洲意愿上讲，“顺从美国”等于“美国负责”。“顺从美国”是二战之后欧洲外交的主流，除个别政治人物表现出抵触之外，西欧国家在冷战期间完全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但与此同时，美国不仅要提供整个西半球的公共产品，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欧洲繁荣。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这种心理上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如果“顺从美国”等于“欧洲负责”，那么欧洲国家很难对本已严重排斥责任的国内民众做出合理的解释。从欧洲能力上讲，“顺从美国”等于“欧洲失灵”。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是欧盟乃至北约权力扩大化的过程，欧盟权力自主化和欧盟人民自决原则是欧洲发展的基本政治保证。如果美国要充当欧洲主人的角色，其习惯性的“越级”指挥势必破坏欧盟权威，而一个力量涣散、自我组织力衰弱的欧洲显然无法承担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任务。

　　其次，为使大部分欧洲国家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分而治之，这将极大消耗美国的精力和实力。目前，美国正在积极利用欧洲内部的“逆一体化”力量。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脱欧的政策明显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却有利于美英特殊关系的强化，美国甚至期待英国在脱欧后将与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作为首要任务。对于欧洲大陆的传统强国尤其是德国，美国使用强力手段试图加以控制。美国不仅对德国内政指手画脚，甚至以拒绝情报共享威胁德国放弃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5G网络。对于东欧国家，美国致力于扶植追随美国的新的利益代言人，美国甚至将中东部长级会议地点定在与中东问题关系不大的波兰。然而，这些行为不仅将造成西方世界的内耗，不利于减轻美国的国际负担，甚至有可能激起个别国家的政策反抗。在分化和弱化欧洲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也有可能寻找新的大国以支持对抗美国权威，这反而将消耗美国更多的精力和实力。

　　再次，即使欧洲“顺从且强大”，美国要迅速遏制中国，其本身也不可能轻松地作壁上观。美国的战略实践证明，只有美国与欧洲共同全力以赴，才有迅速遏制中国的可能。此处要强调的是美国可能已经陷入“唯权力主义”陷阱，即守成国难以克制“通过不断使用权力验证权力依然存在”的冲动，并在验证中造成实力快速流散，最终导致“权力丧失”。这是美国难以获得“轻松感”的内在原因，本质上与中国无关。

　　第二，“强大”则不“顺从”的欧洲。如果欧洲要获得足以配合美国迅速遏制中国的超强实力，则必须在持续增进一体化的基础上快速实现战略实力和能力的飞跃。非如此不足以辅助美国，但若如此则很难接受美国主导。

　　首先，强大的欧洲必然是相对统一的欧洲，而统一的欧洲必然拥有独立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意志，不会任由美国主导。二战后受到明显削弱的欧洲在美苏博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一体即强大”的战略潜意识，而统一的身份认同不仅取决于价值观认同，也取决于战略目标认同。目前，除非一体化进程持续加强，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不可能获得为美国分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共同遏制中国的实力和能力，而一体化进程的加强势必催生具有欧洲特色的战略设计。即使欧洲有可能根据自身利益与美国分担西半球公共产品，但也必然会推出某些和美国利益相矛盾的战略原则与之分庭抗礼。美国固然不愿看到强大的中国，但也不愿看到强大的欧洲，否则中美两败俱伤，却为欧洲崛起创造了条件，同样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其次，根据欧洲的战略文化判断，强大的欧洲将更加倾向于与中国合作而非对抗。目前，中欧战略文化相对接近，都主张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创造利益增长的方式实现国家与民族振兴，而非把本国兴盛建立在他国衰落的基础之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战略文化开始从物质性文化转向规则性文化，与中国展开合作，双方在全球治理、经济合作、人文技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甚至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国则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的加深既有利于中国获得更广阔的西方市场，也有利于国际社会与一个统一的欧洲主体对接合作。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与欧洲的合作精神与利益诉求相符。中国支持多边主义，“重启和平贸易的丝绸之路，大步走进欧洲，为欧洲带来巨大商机。欧洲似乎开始更加客观、平和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给以善意回应，转变对话态度，调整对华关系，力图搭上非常诱人的‘中国快车’，摆脱经济困境。”强大欧洲的独立战略意志对于美国利益而言祸福难料。

　　再次，即使欧洲“强大且顺从”，在美国构想的零和博弈场景中，欧洲在客观上会挤压美国而非中国的战略空间。在以分割存量为主题的“美国游戏”中，无论欧洲主观意愿如何，只要其实力上升，必然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行为体相对实力下降，紧随其后的国际话语权也将随之变化。因此，以“美国优先”为标尺，“强大的欧洲”客观上与“主导的美国”对立。与之相反，对中国而言，欧洲实力上升有利于提高中欧合作水平，中国乐于看到这一局面。

　　(二)“联欧制华”逻辑难题的现实根源

　　鉴于上述逻辑困境，特朗普政府的“联欧制华”战略很难成功。而出现逻辑难题的原因既包括国家的逐利特性，也包括美国对外战略自身的问题。

　　第一，欧洲与美国制衡中国的意愿强度不同。美国作为两洋国家，战略利益遍及全球，其战略界主要关注全球范围内是否出现了强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以及以何种方式应对崛起国、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以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更是把这种关注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加强美国的领导权。欧洲的战略利益半径较短，最多覆盖中东地区，其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尽管美欧对于中国的崛起都产生了警惕心理，但美国视中国为心腹大患，其对华战略目的已经由“挤压中国发展空间”向“限制中国发展潜力”转变。欧洲则至多视中国为“遥远的醒狮”，甚至在有利条件下并不排斥与中国合作，其对华战略目的既有塑造中国的一面，也有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的一面，姿态更加灵活。同时，即使美欧都希望中国发展势头被遏制，双方也都希望对方火中取栗，己方渔翁得利。在这种心态下，美欧很难形成有效配合，其联动错位甚至公开对立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一带一路”扩展、欧洲5G基站建设等情境中都有体现。这充分说明美欧都不希望独自、率先承担与中国对抗的现实后果，甚至都会考虑如何在“中国被遏制之后的世界”中获得最大利益。

　　第二，美国在“联欧制华”的同时，分散部分力量以打造“印太战略”，严重削弱了欧洲参与其亚太战略的意愿。“印太战略”是美国依赖其他国家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其主要战略抓手是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战略目的是“以海洋为纽带，以‘自由开放’为价值观原则，突出安全合作逻辑，通过同盟和伙伴，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应对中国崛起对美构成的挑战。”这与印度、澳大利亚在新的领域和地区扩大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意图不谋而合。因此，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美国还通过建立印太司令部、加强伙伴国关系、构建‘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机制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经济关系等手段，为‘印太战略’注入实质性内容，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然而，欧洲作为远离亚太和印太安全格局的域外一方，很难真正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制衡的角度参与对中国的围堵，而其他软性功能辅助又不符合美国“迅速遏制”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原本缺少地缘政治层面的抓手，其“印太战略”的推出更使欧洲在客观上只能作为参与其亚太战略的第二、第三梯队。即使在“印太战略”尚未具体成型之际，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欧洲对与美国“联欧制华”的诚意仍然不足。对美国而言，“联欧制华”与“印太战略”并不矛盾，前者是后者的战略外围，后者是前者的战略抓手;但对欧洲而言，立足印度洋的美国改造欧洲以应对中国的行为便显得多此一举且强人所难。

　　第三，美国的吸引力与领导力正在下降。欧洲不愿将其与美国战略绑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手中的“胡萝卜”和“大棒”都在失效。事实上，国际行为体的战略目的可以调整，战略手段可以变化，战略条件可以积累，但是这些变化出现的原因或是有利可图或是迫不得已。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力都有所下降，这既有美国主观的收缩意愿，也有客观上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制约。从未来预期管理来看，由于美国无法像从前一样负责，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采用何种发展模式，能否搭乘别的“便车”。尽管美国处于相对而非绝对衰落之中，但是对于霸主衰落的预期却会使从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开始考虑另谋出路。同时，由于美国在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代际透支，外向的相对衰落是否有可能向内向的绝对衰落转化尚未可知。从现实发展趋势来看，“由于西方七国集团(G7)对全球经济影响和调控能力的下降，新兴国家被其纳入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G7的作用正逐步被更具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所取代，后者逐步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对全球控制力普遍下降的原因之一正是美国对西方世界的控制力下降，美国已无法仅凭他国对自身的良好预期对其进行吸引和控制。

　　(三)“联欧制华”战略潜在的成功变量

　　尽管基于上述深层原因，美国“联欧制华”战略在大概率上将会陷入内生逻辑冲突而失败，但在某些条件下，欧洲也有可能被动或主动地向特朗普政府的“联欧制华”战略靠拢。

　　第一，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美国对欧洲国家各个击破，分别胁迫其加入反华阵线。欧盟和北约作为最重要的欧洲一体化框架都未能将欧洲从主权意义上合而为一，这为外部力量分化或影响欧洲留出了空间。一些非欧盟及非北约双重身份国家经常凭借其在机制上的便利，拒不配合;另一些双重身份国则因在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使欧盟的共同安全战略缺乏前瞻性。此外，一些外部因素，如迅速蔓延的难民危机、伊朗核危机等，也损害了欧洲的共同体身份，甚至使各国分歧公开化、尖锐化。这些分歧对于美国而言是其将欧洲各国逐个纳入本国战略轨道的契机。

　　第二，俄罗斯的西方战略对欧洲造成巨大威胁，且中俄两国进一步走近，这导致欧洲在客观上必须和美国保持政治合作。欧洲的对华态度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也直接受到俄罗斯对欧战略的冲击。在中、美、俄、欧四边关系中，尽管中俄合作远不及美欧同盟紧密，但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默契则使中俄往往倾向于保持一致。尤其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确定为“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中俄战略合作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欧盟对俄政策与美有共同之处，比如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欧洲安全秩序，都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反对并防范俄罗斯所谓传播假新闻、对西方实施混合战;某种程度上均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并采取遏制政策等”。在此背景下，如果俄罗斯主动出击，加剧与欧盟国家的紧张关系，则有可能迅速传导至中欧关系，至少使欧洲在政治上更加依赖美国，进而与中国冷淡。

　　第三，欧洲内部民粹主义急速膨胀，对华战略认知出现重大转变，主动配合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目前，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泛滥主要源自金融危机与中东地区动荡，欧洲普通民众普遍将其悲惨境遇归咎于内部精英的无能与非基督教文化的入侵。但是，随着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各种冲突必将同时增加，欧洲民粹主义势力有可能转而将中国作为攻击对象。美欧民粹主义在未来甚至有可能出现合流趋势，并通过降低本国决策弹性的方式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压力。

　　第四，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失利，欧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美国被迫在胁迫与放纵欧洲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美国的“印太战略”与“联欧制华”战略正同步推进，并呈现一定的资源竞争关系。“印太战略”“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行的路径和可信的资源支撑，完全落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印太战略”无法将中国海上力量和行动能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将受到更多重视。在此情境下，特朗普团队有可能站在欧洲立场上，在更加尊重欧洲利益与感受的基础上，寻找美国与欧洲新的利益平衡点，以使欧洲能够在遏制中国方面最大限度提供帮助。欧洲则有可能被美国更为理性的政策所吸引，跟随美国。

　　四、中国对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应对

　　尽管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最终无法按照其单边意志完全成功，但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仍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取得进展。作为美国亚太地区的准假想敌，中国战略必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转变，针对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特征，精准应对。

　　(一)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对“更强大”的欧洲施加影响

　　每当美国需要从危机中进行战略收缩之际，“对于失去欧洲的恐惧就会迅速被对欧洲引领全球主义的反感所取代，”“强调霸权力量和退出各种国际机制也会成为常态。”换言之，美国的相对衰落和美欧关系紧张化往往同步。因此，在现阶段美欧龃龉不断之际，中国将获得大量与欧洲国家建立紧密关系的机会，并从经济、科技、外交等多方面对其施加影响。目前，主要欧洲国家或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建立更多经济联系;或对中国企业参与欧洲5G网络建设持开放态度。中国只需继续保持开放，作为成熟市场的欧洲将与中国扩大合作领域，更新合作形式。但是，中欧关系的走近是双方利益交融的体现，西方国家仍然认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受利益驱动，而非价值观使然;而美欧同盟在共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还受到来自北约军事同盟、跨大西洋政治同盟等传统机制的约束，极难发生根本动摇。

　　(二)努力经营周边地区，以获得稳固的地缘政治基础

　　国际政治中不乏偶然因素和特殊人物造成的反逻辑和反理性现象，从底线思维出发，中国必须为有可能出现的美欧联合遏制中国的局面做好准备。当中美欧三边关系向着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时，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另一个支点，即周边地缘环境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尽管通过“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指导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国周边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仍不可掉以轻心。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斗而不破”与“和而不亲”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主义回潮、逆全球化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和日本具有推动经济全球化、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巨大共同利益，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中国应该主动展开高层与民间交流，双方共同为两国经济合作减少阻力，争取构建“中日经济命运共同体”，为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的最坏局面做好准备。

　　(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创全球治理新理念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要为“一带一路”建设从经济阶段向文化阶段过渡做好准备。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平等互信等中国理念是对现行的以权力政治为主的国际战略文化的有益补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正是这些新型战略理念的试验场和推广地。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却不是独占者和操纵者。“一带一路”必须不断吸收沿线国家的优秀文化，使所有沿线国家都有参与感和归属感，拒绝西方式的“先改造后加入”“先臣服后分工”的国际机制建设模式。当亚欧大陆范围内形成了不同于霸权式或平衡式的以合作理性为主的战略文化，在全球市场的作用下，美欧国家的自由主义社会力量必将拒绝被权力逻辑裹挟，积极参与其中，这将最终弱化美欧遏制中国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这种开放共建的机制建设方式与美国的“退群”行为将形成鲜明对比，并且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外交理念。

　　(四)升级对美危机管理机制

　　“危机管理与战争行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着眼于打赢，而前者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同时维护自身利益。”以往中美危机管理主要着眼于具体事件的危机防控，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性上升，战略层次的危机管理必须尽快提上日程，防止和缓解战略危机。对中国而言，对美危机管理重点应放在抑制美国对华战略的“速胜”冲动，实现“事缓则圆”，促使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从“迅速遏制”转向“遏制但不求速胜”，继而转向“遏制+接触”，再转向“接触+遏制”，甚至转向“接触不遏制”，乃至“合作共赢”。这一方面需要中国对美国展示强大实力，使美国认识到对华战略“速胜”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国要持续释放合作信号，提出具体的合作方案，为美国提供另一条与中国共处之道。同时，中国也要更有效地回应其他国家的合作信号，提升战略信誉，为中美危机管理做出示范。

　　结束语

　　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一度将美国描绘为人类政治的灯塔。但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灯塔”越亮但越不能容忍其无法“照亮”的角落。中国人“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也越来越无法被美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二元对立哲学的信奉者眼中，“不同”是“和”的绝对障碍，除非“与我相同”或“消灭不同”，否则和平无法实现。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回潮不可避免。

　　在此背景下，欧洲被美国视为改造对象。从表面上看，欧洲似乎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预备队”，和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相联系未免牵强附会。但事实上，无论美国在中国周边如何布局，其大战略层面的主要战略盟友只能是欧洲。无论是日本、菲律宾，还是澳大利亚、印度，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崛起势头。欧洲可以为美国提供的潜在援助方式十分多样，比如，帮助美国分担西半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直接参与中国周边行动，引导国际规则和价值向不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发展等。但是，美国自身能力的下降和欧洲内部情境的变化使欧洲的“强大”与“顺从”不可兼顾。除非欧洲的内外条件再度出现巨大变化，否则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与“联欧制华”战略将很难获得成功。

　　现实主义思想主导的权力政治已经盛行很久，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其仍将继续支配国际政治的依据。现实主义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生存”，其世界观是“对方真实意图不可知晓”，其方法论是“如果不能以进攻消灭对方，至少要保持实力均衡以防御”。但正如《俄狄浦斯王》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因内心阴暗试图逃避悲剧的行为恰恰酿成了悲剧本身。在大部分国家已经不必为存亡忧虑、国际合作预期已经颇具基础、崛起大国并无进攻意图的背景下，美国不断挥舞现实主义大棒恫吓世人的行为令人遗憾。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在努力确保本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前提下，用实际行动为世界贡献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新文化。

来源时间：2020/5/20   发布时间：2020/5/15

旧文章ID：21733

作者：滕建群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3期

　　[内容提要]当前，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呈“二元化”结构：一方是特朗普政府，另一方是美国现实政治。特朗普政府试图进行全球收缩、向盟国索取好处、发起贸易摩擦，其目的是休养生息，保证“美国第一”。受全球霸权惯性思维和商业利益驱使，现实政治又使美国不得不保持在相关地区的存在，拒绝放弃全球地缘政治利益。即使特朗普2020年连任总统，政府与现实政治间的博弈也不会停止，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有所收窄。

　　[关键词]美国 特朗普政府 外交政策 结构

　　一、当前美国“二元化”外交政策的主要表现

　　美国外交政策“二元化”表现与其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有关，表现在大国关系、地区事务、盟国关系等方面，还夹杂着特朗普总统的个性，使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其外交政策方面左右为难，时空受限。很多时候，政府的意愿与现实政治相互矛盾，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

　　（一）在大国关系上，特朗普政府试图做出重大调整，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同时改善对俄关系，但现实政治重重设防，政府难有作为

　　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领导人表示赞赏，认为普京是让人钦佩的政治家，他和普京可“相处得非常融恰”。[1]2016年12月，奥巴马政府以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为由，驱逐35名俄驻美外交官，被认为是奥巴马留给新总统的“坑”。特朗普当天指出，“国家需要做更大更好的事情”。[2]此前一天，特朗普表态，不要把“黑客干预大选”归咎于俄罗斯，要怪就怪电脑“使我们的生活复杂化”。[3]

　　对美国驱逐外交官事，俄罗斯表现镇静，并未立即做出对等反应。俄罗斯表示：“考虑到美国处于过渡期，莫斯科仍认可找到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的道路。”[4]俄罗斯在等待特朗普上台后改善两国关系的机会，暂不驱逐美国外交官，以显示俄罗斯特别是普京总统的远见。俄罗斯想借助特朗普上台的机遇来改善已僵硬的双边关系。

　　2017年7月，特朗普和普京在德国实现首次会晤，双方的谈笑和肢体语言表明两人惺惺相惜。特朗普一改国际场合唯我独尊的作风，跑步迎上普京总统，双方多次握手，“握手握到停不下来”。特朗普称：“普京和我讨论很多问题，进展非常顺利。会谈非常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讨论。我们期待能给俄罗斯、美国和所有相关各方带来正面的东西。”[5]一年后，美俄元首在赫尔辛基正式会晤，特朗普继续对普京大加赞赏。当在记者会上提及俄罗斯网络攻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没有干预”。[6]他说：“普京今天有力地反驳了这点。我看不到任何会是俄罗斯干预的理由。”[7]从言论和行动上看，特朗普确有改善与普京个人及美俄两国关系的愿望。

　　但现实政治不允许特朗普走得太远。赫尔辛基美俄元首会晤记者会刚过，美国国内就炸了锅。媒体认为，特朗普在赫尔辛基的表现不可原谅。有政客指出，这简直是“出卖美国”，特朗普必须受到审判和弹劾。时任众议院议长瑞安声明，“俄不是我们的盟友”。[8] 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危急时刻。在赫尔辛基发生的一切证明美国总统在历史上第一次或故意，或因为重大过失，或因为他自己扭曲的人格，而出现‘叛国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他当选总统时‘恪守、维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誓言。”[9]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其“通俄”指控一直没有断过。他指定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上任仅三周即因其在政权过渡期与俄驻美大使谈论对俄制裁却对副总统隐瞒一事而被迫辞职。2017年5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遭特朗普解职。5月17日，司法部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通俄”调查。“通俄门”调查持续到2019年3月，米勒向司法部提交的调查报告认为，某些情况下特朗普竞选团队愿接受俄在选举时的帮助。在其他时候，竞选官员避而远之。调查未证明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政府合谋。在妨碍司法指控上，报告举出10个例证，包括解除科米联邦调查局局长事。米勒建议，国会可调查上述行为并采取行动。米勒指出：“总统试图妨碍司法调查的尝试都没成功，原因是他周围的人几乎都拒绝执行他的命令。”[10]由于总统的权力，特朗普的公开评论也被视为妨碍司法，但独立检察官把这项指控的调查交给国会。耗时22个月、用资2500万美元、至少34人和3家公司先后被问询的“通俄门”调查告一段落，特朗普毫发无损，但其改善对俄关系的空间被压缩。迫于国内政治压力，特朗普不得不对俄强硬，称2016年俄干预美国大选，宣布制裁俄罗斯。[11]

　　从美俄关系走向看，即使特朗普愿意改善对俄关系，但国内政治不会给他机会。总统个人之力尚难左右美俄关系转寰。

　　（二）在地区事务上，特朗普政府想继续实施全球战略收缩，从相关地区撤出驻军，但现实政治不允许美国完全离开，因而在同一地区出现一边撤军、一边增兵现象

　　叙利亚内乱始于2011年，美国最初目标是借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推翻阿萨德政权。奥巴马政府曾以叙利亚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为由险些对其动武，后在中国、俄罗斯等国斡旋下退了回去。美国2017年初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在库尔德武装配合下进入叙利亚西北部地区，行动代号为“安抚与威慑”。[12]美军部队尽管规模不大，但抵挡住了土耳其企图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的行动。

　　2018年4月，特朗普称，希望美军从叙利亚撤离，美国过去10年在中东地区花费7万亿美元，但“除了死亡和毁灭一无所获”，还让伊斯兰国获得大量的石油资源。[13]当时，美国在叙利亚部署约2000人的地面部队。2019年10月，特朗普政府突然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十多个据点。土耳其珍机以打击库尔德分裂势力为由，把部队开进叙利亚北部地区。叙利亚政府军在俄军配合下迅速接管相关城镇，使叙利亚和俄罗斯成为美国撤军的赢家。随后，俄土达成在叙北部地区联合巡逻的协议，土耳其达成了在该地区建立“安全区”的目标。

　　特朗普政府从叙利亚撤军激起国内强烈反对。2019年10月16日，美国众议院以354票赞成、6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反对从叙撤军。[14]两党议员一致认为，从叙撤军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对与美军并肩作战的库尔德武装是背信弃义。特朗普回应称，美国在中东“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地理位置遥远。[15] 不久，特朗普政府决定从伊拉克调重装甲部队进入叙利亚，其装备包括M1主战坦克和M2装甲车。这是美军第一次派重装甲部队进入叙利亚境内，美军之前的部队是“斯特莱克”轻型装甲部队。特朗普政府杀回马枪的借口是保护叙利亚富油区，并称之所以派重装甲部队，是因为担心先前派驻的200名特战队员难以应付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美重装甲部队以保护油田为由进入，主要目的是继续在叙利亚屯兵。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即提出从阿富汗撤军。2019年8月3日，美国和塔利班第八轮谈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双方讨论了4项安排：一是反恐;二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三是保证阿富汗内部对话;四是实现阿富汗永久和平。塔利班提出，只有与美国达成协议，它才会与阿富汗政府谈和解。而美国担心一旦撤军，阿富汗会出现权力真空并面临全面内战。

　　2001年，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第一次在该组织外使用武力，推翻塔利班政权。高峰时期，北约在阿富汗驻有11万部队。2014年底，北约部队结束在阿富汗作战行动，留下来的部队担负培训当地军警和为政府提供安全咨询任务。2016年5月，北约通过“支援阿富汗任务”计划，将支援时间延续到2020年，多个北约及非北约国家参加该项行动。目前，各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约1.2万。[16]

　　特朗普政府急于从阿富汗撤军，但现实政治和阿富汗局势使其难以顺利而体面地撤军。2019年9月7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原计划与塔利班在戴维营举行的会晤取消，理由是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附近发生爆炸，1名美国军人、1名罗马尼亚军人和10名百姓被炸死。[17]随后，美国又和塔利班代表有过多次接触。2020年2月29日，美国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签署和平协议，美国承诺在未来 14个月中撤出在阿的全部美军。但协议墨迹未干，美国空军又开始轰炸塔利班组织。美军想体面撤军阿富汗并非易事。

　　（三）在盟友关系上，特朗普政府以“退群”相威胁，索要更多保护费，美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同盟体系正遭受侵蚀，而现实政治则想办法阻止政府退出

　　2017年1月，特朗普在总统就职演说中称：“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的衰败为代价，富裕了外国工业;我们对他国军队施以援手，却视自国军队的无情耗损而不见;我们保卫他国领土，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领土;我们在海外花费数以万亿计美元，自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破败不堪。”[18] 在特朗普眼中，盟友一直是美国的负担。

　　同盟战略是美国谋取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战后，美国对欧洲施以“马歇尔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在欧洲屯兵数十万，从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控制欧洲。1949年8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成立，当时只有12个国家，其目标明确为：抵御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威胁。冷战期间，美国财大气粗，出钱出兵，承担欧洲防务，形成欧洲对美国的依赖。

　　不论是经贸，还是安全，特朗普对多边机制不感兴趣。他威胁退出北约，并让白宫工作人员查阅是否可以单独退出北约的条款。[19]与此同时，他沿用奥巴马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的做法，向北约成员国施压。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认为，北约已“脑死亡”[20]，即美国不再带头，北约正变得“群龙无首”。

　　退出北约令美国各界不安。2019年12月11日参议院全票通过由两党议员联名提出的议案，阻止美国退约。民主党提案人凯恩指出：“白宫高层已经在认真讨论、严肃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21]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警告，特朗普如果连任，可能“将孤立主义进行到底”，带着美国退出北约。议案规定，总统须经国会同意，才能退出北约。[22]从立法角度，国会限定了特朗普政府退出北约的可能，让成员国吃了“定心丸”。

　　在亚洲，特朗普政府威胁退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2019年6月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如果受到攻击，美国将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美国遭受攻击，日本人只会在索尼电视上看热闹。”[23]这抓住了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依赖的软肋。当年，美国利用战胜国身份军事占领日本。这么多年，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桥头堡”和前进基地，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因此，特朗普政府想退出日美安保条约同样不符合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

　　让盟友承担更多驻军费用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追求。冷战后，美国开始算计驻韩美军费用分担比例。1991年，美韩达成协议，韩国支付驻韩美军韩籍雇员工资、基地建设费及后勤保障费。之后，韩国为驻韩美军提供费用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每年1.5亿美元提高到2019年的约8.7亿美元。[24]进入2019年夏，特朗普政府放风，2020年应让韩国承担驻韩美军费用50亿美元，容不得韩国讨价还价。特朗普称，如此要价的原因是韩国是个富国。[25]特朗普政府不会轻易向韩国妥协，咬定韩国必须全额支付驻韩美军费用，包括战略轰炸机前出到东北亚地区巡逻的开支也得由韩国出。特朗普政府的手段很直接，韩国如果不出钱，美国将从朝鲜半岛撤军。而当下韩国在安全问题仍离不开美国。之前，特朗普政府曾如法炮制，逼着文在寅政府重新签署美韩自贸协定[26]，迫使韩国再次在对美贸易上做出巨大让利。

　　（四）在个人偏好上，特朗普急于兑现承诺，把相关棘手问题做成“夹生饭”。不论是朝鲜问题还是伊朗问题，特朗普政府和现实政治难以达成一致

　　开始时，特朗普政府把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忍耐”换为“极限施压”。在国防部长马蒂斯主导下，美国对朝政策转向对抗，派出兵力和兵器前出半岛，配以经济制裁等手段，企图迫使朝鲜屈服。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打起“口水战”，双方互不相让。

　　2018年初，韩国平昌冬奥会为美国对朝政策变化提供了契机。特朗普让时任中情局长蓬佩奥主导半岛事务，密访平壤。朝鲜派高官前往华盛顿和纽约与美接触，达成两国元首新加坡会晤，形成了四点共识，缓和了半岛局势。会晤前，朝鲜炸毁丰溪里核试验场，美国缩小或停止在半岛地区的联合军演。之后，双方又在河内和朝韩非军事区进行过两次会晤，但未取得实质成果。

　　目前，朝美互动停滞不前。特朗普政府难以从国会拿到解除对朝制裁的授权，难以提出推进朝核问题解决的有效举措，朝鲜正在渐渐失去耐心，不时威胁要重走对抗之路。当前半岛局势微妙而脆弱，各方须保持警惕。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与现实政治存在“温差”。特朗普政府重归传统的中东政策，依靠中东传统盟友打压伊朗。2019年6月20日，美军无人机被伊朗导弹击落后，特朗普整天都与其安全团队商量对伊报复，计划打击目标有三个：伊军雷达阵地、导弹发射阵地和指挥控制设施。美军只要出动少量战机就可完成任务。但最后时刻，特朗普叫停军事打击，其理由是：幸好是1架无人机，未造成美军伤亡;肯定是伊军某个军官下达的攻击令，不是伊政府行为;因为美将军告诉他若实施打击，至少会有150名伊军士兵死亡。[27]

　　2019年1月3日，美军在巴格达机场斩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马尼。8日，伊军向两个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伊朗的反击显然是国家战争行为，但特朗普政府还是没有还手，认为袭击没造成美军士兵伤亡。特朗普政府三番两次不对伊朗动武，不符合美国保护其资产的习惯，更不符合美国“有仇就报”的现实政治。

　　特朗普在盘算军事手段的得失。叫停军事打击让美国强硬派大失所望，让盟国感觉到美国靠不住，但对特朗普来说，不贸然动武为其政治生涯带来利好，可避免美国深陷中东乱局。

　　二、当前美国“二元化”外交政策的起因

　　当前美国的“二元化”对外政策源于其内政和外交现实。建国伊始，美国总统的个人意志就被国体设计者加以制约，政府和现实政治、商业利益的冲突从未终止。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其任性的执政风格偏离外交传统。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和现实政治的“二元化”轨迹时近时远、摇摆不定，表现为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一）美国现实政治始终需要对手并借此来制定对外政策，但总统心中的对手可能另有他人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苏联对手，显得束手无策。“9·11”事件前，美国找不着对手。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提出美国的四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经济安全;东欧民主进程倒退。2002年，小布什政府提出用“均势理论”来平衡大国竞争，保持美国主导的大国关系稳定。[28]之后，美国把恐怖主义当成主要威胁，进行了长达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这场战争结束，想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做到“亚太再平衡”，但直到其执政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仍未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太。

　　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大国竞争，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要与两国进行“战略竞争”。与中国展开贸易摩擦、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限制中美人文交流、利用中国周边矛盾向中国施压，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模式，中美关系出现倒退。对俄罗斯，美国政府同样难以冲破国内政治的束缚以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在欧洲需要对手，其军工复合体可借此索要更多经费。美国利用欧洲特别是新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恐惧来渲染其危害，不断把新欧洲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美军心安理得地在欧洲驻扎，欧洲国家尽管有不同声音，但苦于自身防务能力有限及对美国在各领域的依赖，最终还是得听命于美国。正因有俄罗斯这个天然敌人，美国才能让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美国表面上是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核武器“延伸威慑”，为北约成员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军在欧洲最根本的作用是保护其商业利益。在欧洲方向，美国不能缺少俄罗斯这个威胁，只要俄罗斯在，美国就能强化对欧洲国家的控制。因此，特朗普即使想改善对俄关系，也不会得到太多空间，最后还得以俄为对手。

　　（二）为“省钱”特朗普政府想放弃军事同盟，但美国需要同盟来支撑其全球战略，“退群”是不可能的

　　北约官方数据显示，北约国防开支总额2017年为9587.1亿美元，2018年超过1万亿美元。[29]其中，美国军费开支占北约总军费72%。北约防御过度依赖美军，在情报、监控、侦察、空中加油、弹道导弹防御和空中电子战等方面难以离开美国。特朗普对此心怀不满，认为欧洲国家在生意上从美国赚取数十亿上百亿美元，却对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没有回报，这不合理。每次北约峰会，特朗普必会要求其他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特朗普政府考虑最多的是眼前利益，认为向盟国提供援助让美国吃亏，派出军队也让美军战斗力受损，既然向盟国提供安全保证，那这些盟友就必须提供费用，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心安理得。特朗普政府此举极大地透支美国软实力，对北约成员国也好，对并肩作战的库尔德武装也好，盟主一味催要钱财或想退群就退群让盟友难以信任。当下美国可获得利益，但从长远看盟国会越来越多地离美国而去。“退群”或催钱将动摇美国在战后建起的同盟体系，会影响到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现实政治不可能让特朗普做出如此选择。

　　（三）在处理地区事务上，特朗普个人色彩浓厚，随意性让美国地区事务政策难与现实政治相衔接

　　“二元化”对外政策与特朗普总统本人个性密不可分。很多人看来，他不按常理出牌，让建制派政治难以容纳。自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来，特朗普第一个以现任总统身份与朝鲜领导人会晤，显示出其个人意志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推动朝鲜弃核是他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他想要解决问题，甚至认为一个电话、一个汉堡就可搞定金正恩委员长，解决朝核问题。然而，在与金正恩见过三次后，特朗普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空间被极大压缩。他仍希望保持现有接触态势。半岛问题进展是其津津乐道的话题，特朗普不断吹嘘，正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验。对美国选民来说，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在“努力与朝鲜接触”。至少在2020年11月总统选举前，他不想让美朝关系崩盘。

　　真正解决朝核问题，不符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一旦美朝关系正常化，朝鲜放弃核武器，首当其冲的是两个地区盟国是否还有存在必要。文在寅上台后，其顾问多次公开称，美国要撤军。[30]盟国会不再希望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存在下去。半岛适度紧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提供理由。表面上看，美国向地区国家，特别是向日韩两个盟国提供安全保证。实际上，美国正是借此来部署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围堵。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缺少韩国和日本两个支点会出现巨大漏洞。

　　在与伊朗的较量中，特朗普至少两次可以动武：无人机被伊朗击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被伊朗导弹打击。特朗普之所以忍而不发，原因有二：一是2020年总统选举已拉开帷幕，他不敢冒险出击，不能因小失大断送政治前程。打赢了固然可为争取连任加分，但打输了等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二是美国现驻中东兵力无法把伊朗一举击败。伊朗不是叙利亚，特朗普上台后已两次导弹打击叙境内目标，叙利亚没有还手之力，但面对伊朗，美国仅凭中东现有兵力难以将其罩住。历史上看，美国领导人可赢得战争，但不一定能赢得总统选举。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不断拿2012年9月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在班加西遇害事件说希拉里无能，让希拉里失分多多。特朗普强调：“以前所有人都说我是战争贩子，现在他们说我是鸽派。我认为，我哪个都不是，我是个有常识的人，我们国家需要的就是常识。”[31] 特朗普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三、美国“二元化”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势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现实政治格格不入。不管“退群”、进行大国竞争，还是地区事务，其外交政策时常偏离传统的政治路线。经过白宫岁月的历炼，特朗普政府在不断修正其对外政策，基本趋势是其外交政策会接近现实政治，政府和现实政治间的距离会拉近。

　　（一）在意识形态领域接近美国现实政治

　　作为房地产商人，特朗普上台后习惯用经商模式考虑其外交政策得失。在大国关系、地区纷争及其他国际事务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显得急功近利，缺乏逻辑性和连续性。

　　执政之初，特朗普想强化其意识形态色彩，启用一批保守分子作为阁员或顾问。比如前政策师班农，他从总统大选开始就以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成为竞选团队的主要运营官，之后进入白宫。组阁之初，班农是特朗普的思想导师，但由于其极端的意识形态主张，连特朗普本人也难容其人，使其于2017年8月离开白宫。副总统彭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于2018年10月发表“政府对华政策”演讲，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技术进步、人文交流等各个层面攻击中国，被认作是美国发出的“新冷战演说”。国务卿蓬佩奥善于见风使舵，根据特朗普及保守势力的喜好在各种场合宣扬美国意识形态，恶毒攻击中国。

　　国内政治日益强调意识形态必然会延展到政府的对外政策上来。强化意识形态色彩使特朗普日益走近保守派政治势力，他选择意识形态浓郁的阁员围绕着他，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特朗普本人或许对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规则不喜欢或不感兴趣，但他已被美国的反华意识形态绑架，必然与保守派政客走近。这一点在对华政策上非常明显，使中美关系遇上建交40年来巨大的麻烦和挑战。美国不仅增加关税和限制技术合作，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华攻击。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尽管在意商业利益和美国霸权，却依然拾起意识形态这个工具，制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外政策。其主要考虑：一是利用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提供支持，特别是把那些强调意识形态的群体，从政客到学者，吸引到自己的基本盘;二是利用意识形态来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像冷战那样，把意识形态当成与对手抗衡的理论。

　　（二）在塑造对手上接近美国现实政治

　　历史上看，美国是极具危机意识的国家，这是美国的外交传统。有人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由它的敌人确定的。一战结束后，美国提出孤立政策，不卷入欧洲纷争。但到二战中期，美国还是把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当成对手，并投入了军事资源，成为二战的战胜国。二战之后，美国有了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恐怖主义树为对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公开声明，中国和俄罗斯是其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在对俄政策上，特朗普不得不接近美国现实政治，把俄罗斯当成对手，制定美国的大国战略竞争政策。执政初期，特朗普雄心勃勃，在对外政策上“任性”和“直率”，之后个人意志被不断消耗，他必须要考虑利益集团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手选择上。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就难有在欧洲驻军的借口，民众也会反对在国防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开支，军工利益集团和华尔街大佬便难以分割纳税人资产。特朗普要谋求执政基础的牢固，就必须回归现实政治。

　　特朗普希望改善美俄关系，但其独立的对俄政策空间被不断挤压，反对派四面八方为其设置这样或那样的“门”。特朗普与普京会晤过多次，均未有成果。他便不再褒奖普京，不再着力改善美俄关系。相反，他发起对俄罗斯新制裁和指责俄罗斯通过网络干涉美国民主选举。在这种氛围下，特朗普在其任内改善美俄关系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

　　（三）在地区事务上接近美国现实政治

　　特朗普对朝鲜和伊朗政策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但在现实政治面前，他难以收获成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一开始都采取“极限施压”的策略，希望通过政治打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等“组合拳”让两国屈服。对待朝鲜和伊朗的政策后来出现差异：对伊朗是继续施压;对朝鲜则由施压转向接触。在最初阶段，两种政策都含有特朗普本人的意愿。

　　在朝鲜问题上，美朝高层接触自2019年6月以来已中断多时，朝鲜显得不耐烦，特朗普政府也难有实际举动以促进半岛局势向着和解方向发展。面对朝鲜压力，美国可能会重走与朝对抗老路，或采取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任朝鲜自生自灭。在强大的传统政治面前，本想在朝核问题上有所作为的特朗普不得不放下野心，回归现实政治。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和现实政治走的较近。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西方国家在美国带领下通过武力动摇了中东长期形成的权力架构，但没有建起新的权力机制，造成中东持续大规模动荡。伊朗在中东坐大与美国的政策有关。美国带领北约2001年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2003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等于帮助伊朗消灭了两大天敌。之后，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异军突起，再次为伊朗提供了机会，导致其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东各处。奥巴马政府试图平衡与中东各国的关系，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也给了伊朗机会。

　　眼看伊朗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在中东的利益，特朗普上台后便试图抑制住伊朗这种坐大势头，依靠以色列、沙特等国围堵伊朗。未来，伊朗会继续向美国示强，以争夺中东主导权和地区话语权，并与以色列、沙特等国作对。特朗普政府除进一步利用中东传统盟友打压伊朗外，别无其他选择。

　　（四）在实力使用上，政府和美国现实政治相背离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的政策源于美国综合实力衰退，放缓对外干涉的步伐可让美国有时间休养生息。在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曾有过成功先例，特朗普也在走这条旧路。商业阅历让特朗普不轻易出手，不做一些无用功。

　　美国的衰落是多方面的。尽管非农就业率、经济增长率等数据都保持温和上扬态势，但美国正在负债经营，国债截至2020的1月29日已达23.294万亿美元。[32]美军出现航母荒，很多时候，各大洋面看不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在核力量建设上，美国冷战结束后只采取“延寿计划”，未上马和入役新“三位一体”核武器。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多取少与”政策，盟国不再死心塌地跟着美国。

　　然而，在对外政策上，美国的霸权和全球利益仍带有巨大惯性，这种现实政治会不断地拉扯特朗普政府偏离既定对外政策轨道，表现为政府和现实政治间的博弈会时紧时松、时远时近，美国当前二元化的对外政策不会重合到一起。

　　[1]《特朗普青睐“强人政治家”，与普京不限时密谈让美欧提心吊胆》，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67068.

　　[2]《奥巴马离任前追加对俄制裁，驱逐35名外交官 俄：等特朗普上台》，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6_12_30_386839.shtml。

　　[3]同上。

　　[4]同上。

　　[5]《特朗普与普京在汉堡首次正式会晤，持续两个多小时》，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X3h。

　　[6]《特朗普：有关“俄干涉美国大选”说法完全是谬论》，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2841739_162522.

　　[7]《美国人批自家总统“卖国”，两党议员对特朗普齐“开火”》，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avE1.

　　[8]同上。

　　[9]同上。

　　[10]《独立检查官米勒报告》，第二卷，第158页。

　　[11]2018年3月1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9名俄罗斯人和5家俄罗斯实体。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对俄发起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声明，制裁旨在打击来自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攻击，包括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参见《特朗普政府首次制裁俄罗斯》，中华网，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gd/10000166/20180317/32195729.html。

　　[12]《美重装部队高调进入叙利亚》，中国军视网，www.js7tv.cn/news/201703_84494.html。

　　[13]《特朗普为何急于从叙利亚撤军》，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04/c_1122639341.htm。

　　[14]《美众议院通过决议反对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9/10-17/8981453.shtml.

　　[15]同上。

　　[16]《北约在阿富汗驻军将延长至2016年以后》，中评网，http://www.crntt.com/doc/1042/4/0/1/104240187.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4240187.

　　[17]]《911事件十八周年民众悼念逝者，美驻阿使馆发生爆炸》，中华网，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90911/37022641_all.html。

　　[18]参见白宫网站：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 inaugural-address。

　　[19]《这个群特朗普就是讨论要退出，就是送给普京的世纪礼物》，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9/01/17/ARTIXPxhSxJ2JmTTti5MCeMJ190117.shtml?agt=6305.

　　[20]《法国总统说北约正在“脑死亡”，提倡安全事务自主》，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09/c_1210346554.htm。

　　[21]《美国会推法案预防政府退出北约，特朗普曾批北约》，新华网，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13/c_1210393290.htm.

　　[22]同上。

　　[23]《68年美日同盟要完?特朗普到访前亲口表态，日本最担心的事出现》，网易网，dy.163.com/v2/article/detail/EIOH3E2C0528LMRT.html。

　　[24]《驻韩美军“费用分摊”依旧谈不定》，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17/c_1210441631.htm。

　　[25]同上。

　　[26]2018年9月，美国和韩国签署新自贸协定。两国曾于2012年3月生效过自贸协定，但特朗普认为该协议不公平，以撤军为要挟逼文在寅政府签署了新自贸协定。

　　[27]《伊朗公布击落美国无人机视频，特朗普：很难相信是故意打的》，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6_21_506488.shtml。

　　[28]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 17. 2002.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

　　[29]《北约2018年的国防开支将在6年内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http://sputniknews.cn/military/201807111025855965/。

　　[30]《文在寅安保助理：韩国总统要让驻韩美军撤军，美军必须撤出韩国》，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180228/20180228A0NY24.html。

　　[31]《特朗普：我不是战争贩子，也不是鸽派》，观察者网，https://news.sina.com.cn/w/2019-06-23/doc-ihytcerk8727165.shtml。

　　[32]参见美国国债钟网站(https://www.usdegtclock.org/)，该网站实时显示美国国债增长变化。

来源时间：2020/5/20   发布时间：2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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