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步荣根  来源：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公众号。

【作者步荣根为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全球主管合伙】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爆发极有可能引发一波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国共产党、政治分支机构和相关官员的诉讼潮，这是中国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目前已有七起相关的集体诉讼在美国提起，之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要求巨额损害赔偿的诉讼。另外，美国一个州政府提起了类似诉讼，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州仿效。此外，类似的诉讼也很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虽然该情形史无前例，但按照以往的相关经验，此类诉讼案件的被告应该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

尽管如此，按照现行法律，针对中国政府机构和官员提起的美国诉讼的风险还是有限而且可控的。在美国，外国政府及其分支机关、机构或部门均受《外国主权豁免法》保护，享有诉讼豁免。同时，以公职人员身份行事的官员个人亦可按照主权豁免的普通法原则而享有诉讼豁免。

《外国主权豁免法》所规定的特殊送达程序会构成美国诉讼申请人面临的首道障碍，仅等待诉讼开始便需花费数月时间。而且可能在走完其他法定程序之后，原告最终还需要向美国国务院寻求协助，通过外交程序完成法律文书的送达。在类似案件中，花费一年以上的时间来解决送达问题并非罕见。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

更为重要的是，按照美国法院对相关起诉书的解释，这些起诉书似乎并未提出属于豁免例外的权利主张。目前看来，这些起诉书多是主张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限制医生谈论新冠病毒，或是误导或未能警告国际社会注意疫情。此外，这些起诉书还不同程度地宣称一家政府实验室有可能与最初的疫情爆发有关。原告们提出的权利主张一般都是基于侵权过失、重大过失或者严格责任。还有一份起诉书主张违反美国《反恐法案》，并援引恐怖主义例外对抗主权豁免，然而却未能合理说明被告如何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尽管《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提出非商业侵权索赔，但按照“全部侵权”规则，非商业侵权索赔可予适用的最常见的例外情形仅限于完全发生在美国境内的行为。以被告在中国实施的被控行为作为部分依据提出的索赔并不在例外范围内。此外，《外国主权豁免法》还禁止针对涉及“自由裁量职能或责任”的行为提出侵权索赔，而“自由裁量职能或责任”已经被做出较为宽泛的解读，一切带有判断或政策因素、但却不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都属于这一范畴。

但是，《外国主权豁免法》相关判例法的复杂程度肯定足以令有创意的法官找到相应方式避开对该部法律的常规解读，使得相关诉讼请求得以成立。正如前文所述，有一份起诉书就援引了《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恐怖主义例外，因此相关原告极有可能会寻找其他创新方式，避过主权豁免限制。对《外国主权豁免法》做出非常规解读的风险将会随着诉讼数量的激增而成倍扩大。然而，中国方面可以设法通过跨区程序将这些诉讼合并转交给只有一名联邦法官的法院，适用该单独的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律进行审理，从而限制上述风险。

中国被告在这些诉讼中的风险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反应。目前已有部分国会议员声明支持相关立法重新定义主权豁免的保护范围，以确保这些诉讼得以向前推进。

在上一次美国遭受的被认为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大规模伤亡事件中，美国国会便是如此行事。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多名身份显赫的原告律师代表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人在多个司法辖区提起多起诉讼。这些诉讼声称沙特政府、政府所拥有之实体、担任政府要职的沙特王室成员以及一大批沙特私营公司、银行及个人全都应当为其通过伊斯兰慈善基金会向基地组织提供的间接资助而承担责任。

沙特政府和政府所拥有之实体曾两次因主权豁免而被初审法院撤销起诉，但在被提起诉讼的14年后，由于美国国会的介入，它们仍第三次在一处上诉法院就相关问题展开诉讼。一直以来，媒体上盛传关于沙特政府可能资助9-11恐怖分子的猜测。结果，原告及其律师成功地说服国会在2016年通过了《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该法案对《外国主权豁免法》予以修订，允许就国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的损害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该举措打断了因沙特政府最近一次被撤销起诉而提起的上诉程序，令9-11受害者的代理律所得以继续对沙特政府展开起诉。目前，相关诉讼仍在进行之中。

尽管美国与沙特之间有着长期的盟友关系，且奥巴马政府予以阻挠，同时对沙特提起的诉讼也缺乏支持证据，这部法案最终还是得以通过。奥巴马政府反对这部法案的主要理由是，考虑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深度参与，其他国家也可能考虑颁布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例外条款从而给美国造成一系列的麻烦。由于几个月后就会进行2016年换届选举，国会没人愿意为沙特投票而开罪9-11事件的受害人，《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得以在参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并在众议院获得全票通过。该提案虽立即遭到奥巴马总统否决，但总统的否决意见却因众议院的大比率反对和参议院97比1的反对表决结果而被推翻。在奥巴马总统的八年任期内，这是唯一一次遭到推翻的否决意见。

中国是否应当为新冠病毒的肆虐担责同样也已成为美国政界和媒体高度关注的问题。在疫情初发的几周内，中国提出的病毒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传播的理论在美国被广泛接受。但在越来越多援引美国政府消息的评论机构的推动下，开始有观点认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或武汉疾控中心泄露而出，据报道称这两家机构的实验室都在研究蝙蝠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引发了一种观点，即该实验室开展的实验实际上是编制能够让人体细胞感染的病毒。这些指控均遭到中国主管机关和众多专家的强烈反驳。然而，尽管几乎没有人会怀疑病毒的出现是个意外，但是中国却越来越多地遭到关于对实验室疏于管理的抨击和批评。

此外，甚至还有更多的关注点着眼于中国政府部门为了管控提供给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病毒相关信息而专门采取的各项行动。美国媒体宣称，中国通过一系列政府机构隐瞒和歪曲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事实情况。许多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极大地延迟了世界各国本可适时采取的阻断和控制病毒传播的行动。作为对这些报道的回应，美国国会参照《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的模式推出了两项提案，允许对参与隐瞒或歪曲新冠疫情危机相关事实的中国政府官员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对于本次流行疫情的应对将成为2020年大选的重要关注点。尽管两党对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表现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任何一党都不太可能对中国政府的追责问题有所异议。正如美国国会曾在大选前夕以压倒性支持度颁布了《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一样，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国会很难去反对由若干共和党参议员提议的通过褫夺中国政府主权豁免抗辩理由而保护新冠病毒受害人私人诉讼权的相关立法。

当然，我们可以辩称上述举措并非良策，因为私人诉讼并不适合处理损害范围如此之广且更接近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此外，相比《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所采用的程度更为有限的恐怖主义诉讼例外，在侵权索赔中褫夺主权豁免是对国际惯例的更大程度的悖离。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太在意这些国际法原则，但也绝不会打算将其对于美国对中国所作应对的控制权让与法院和诉讼当事人。阿肯色州参议员Cotton近期提出了一项赢得广泛关注的立法提案，该法案允许总检察长干预和暂停任何该类诉讼，并允许国务院与外国政府谈判可予结案的诉讼解决方式，而且无论原告同意与否。尽管这一借鉴自《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的新颖处理方式有可能解决行政机关的担忧，但其所授予的权利同样也可能引发程序正义和三权分立方面的问题，进而导致多年的诉讼。

但是，原告律师不会等待国会做出的进一步反应。他们还是会持续起诉，主张适用现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例外情形，而中国方面也需要就此进行抗辩。对于一个与美国以及世界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经济联系的国家而言，应对这些诉讼，外交和政治的沟通自然必要，但如果被动放任诉讼的进行而无所作为，或导致缺席判决的结果。准备充分有理有据的有力抗辩，应作为中国的策略性选项。

来源时间：2020/5/16   发布时间：2020/5/16

旧文章ID：21688

作者：杨承军  来源：环球网

当前，我国的核力量是否足以应对威胁？对“扩充核武库”的观点又该如何看待？

军舰连续闯入我西沙海域，轰炸机密集抵近台海、公然宣传要在亚太部署陆基巡航导弹来对抗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近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升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呼吁我国进一步增强核力量的声音。

当前，我国的核力量是否足以应对威胁？对“扩充核武库”的观点又该如何看待？8日，军事专家宋忠平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表示，中国应持续打造“小而精”的战略核力量，适当增加核武数量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核军控专家杨承军则认为，中国核武器数量虽然比核大国少很多，但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核安全。

军事专家宋忠平在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研制新型战略核武器非常有必要。他指出，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当今天下不太平，美国正在打造新一代核武器，这对中国构成的威胁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的核武器也需要不断更新换代，“我们维持的是小而精的战略和批量，一定要做到精。”他强调，这对我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核力量至关重要。

东风-41导弹（资料图）东风-41导弹（资料图）

中国核战略、核军控专家杨承军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当今世界核武器的发展趋势为小型化、低污染以及发射平台的多元化。他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核武器的威力通常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TNT当量，而这种大当量的核武器使用起来造成的毁伤范围非常大，如果使用会带来巨大的附带毁伤，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种核武器如果打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或某个大城市，那么该地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可谓就是灭顶之灾了。这种代价每个国家都承受不起。”

杨承军进一步介绍道，就发展情况而言，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核大国都已经成功研发了中子弹和贫铀弹等战术核武器。“尽管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检验，但火药味还是越来越浓了，因为这些国家都认为这种战术核武器是随时可用的。”

宋忠平认为，当美国把小当量核武器作为震慑中国的主要打击力量时，中国也需要同步发展更先进的核武器。他指出，不仅是质量，也需要提高一定的数量，这样才能有效遏制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核威慑图谋。“我们不谋求和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但是适当增加核武器的数量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美国。”

东风-41导弹（摄影：范凌志）

在核武器数量这一问题上，杨承军的观点相对更为慎重。他对记者透露，我国的核战略是“精干有效”。“所谓精干，是指核武器数量、部队规模精干；而有效则指的是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能扛得住敌人的第一波核打击，还能有效进行反击。”他给记者举了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美国对中国发起核打击，虽然中国核武器数量比美国少，但已有的核武器能够在反击中把美国“打亡国”，就足够了。

杨承军特别强调，所谓核武器的“有效性”大有文章：“怎么才能有效？多大的数量、什么样的突防能力、什么样的毁伤效果、什么样的命中精度才能做到有效？这里头的内涵太丰富了。”他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我国核政策的其中一条核心内涵是，永远不与核大国比数量、比规模，“目前我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三位数，但我们的生产能力、潜力都没有问题。”他说。

在谈到我国核武器的质量这一问题时，宋忠平认为，我国核武器的质量目前不如美俄，所以中国有必要强化核武器的质和量，适度地增加核力量。但杨承军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表示，我国的核武器在质量上“绝对没问题”，“我们核武器的生存能力、抗核打击能力、突防能力以及快速反应能力都没问题。如果有国家胆敢对中国动使用核武器的念头，我们有充分的自信让它受到灭顶之灾的核报复，基本上能够把这个国家扫平了。”

“中国永远不希望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核战争。”杨承军说，“中国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

杨承军说，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缜密组织了对我国核力量在数量及规模上的研究、论证和计算。这其中就综合考虑了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数量、生存能力、发射成功概率、突防能力、成爆概率、服役有效期、运载工具、基本火力单位数量规模、生产能力及发展潜力等多种因素。

他说，中国的核思想、核政策、核战略，以及核武器的建设目标与运用原则都是非常明确的，中国核武器数量虽然比核大国少很多，但非常有效，完全有手段、有能力维护国家核安全。“我们有一群具有家国情怀的将军、专家，日日夜夜守护着祖国的核安全。大家不必担心。”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5

旧文章ID：21684

作者：  来源：环球网

当前，我国的核力量是否足以应对威胁？对“扩充核武库”的观点又该如何看待？

军舰连续闯入我西沙海域，轰炸机密集抵近台海、公然宣传要在亚太部署陆基巡航导弹来对抗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近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升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呼吁我国进一步增强核力量的声音。

当前，我国的核力量是否足以应对威胁？对“扩充核武库”的观点又该如何看待？8日，军事专家宋忠平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表示，中国应持续打造“小而精”的战略核力量，适当增加核武数量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核军控专家杨承军则认为，中国核武器数量虽然比核大国少很多，但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核安全。

军事专家宋忠平在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研制新型战略核武器非常有必要。他指出，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当今天下不太平，美国正在打造新一代核武器，这对中国构成的威胁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的核武器也需要不断更新换代，“我们维持的是小而精的战略和批量，一定要做到精。”他强调，这对我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核力量至关重要。

东风-41导弹（资料图）东风-41导弹（资料图）

中国核战略、核军控专家杨承军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当今世界核武器的发展趋势为小型化、低污染以及发射平台的多元化。他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核武器的威力通常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TNT当量，而这种大当量的核武器使用起来造成的毁伤范围非常大，如果使用会带来巨大的附带毁伤，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种核武器如果打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或某个大城市，那么该地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可谓就是灭顶之灾了。这种代价每个国家都承受不起。”

杨承军进一步介绍道，就发展情况而言，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核大国都已经成功研发了中子弹和贫铀弹等战术核武器。“尽管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检验，但火药味还是越来越浓了，因为这些国家都认为这种战术核武器是随时可用的。”

宋忠平认为，当美国把小当量核武器作为震慑中国的主要打击力量时，中国也需要同步发展更先进的核武器。他指出，不仅是质量，也需要提高一定的数量，这样才能有效遏制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核威慑图谋。“我们不谋求和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但是适当增加核武器的数量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美国。”

东风-41导弹（摄影：范凌志）

在核武器数量这一问题上，杨承军的观点相对更为慎重。他对记者透露，我国的核战略是“精干有效”。“所谓精干，是指核武器数量、部队规模精干；而有效则指的是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能扛得住敌人的第一波核打击，还能有效进行反击。”他给记者举了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美国对中国发起核打击，虽然中国核武器数量比美国少，但已有的核武器能够在反击中把美国“打亡国”，就足够了。

杨承军特别强调，所谓核武器的“有效性”大有文章：“怎么才能有效？多大的数量、什么样的突防能力、什么样的毁伤效果、什么样的命中精度才能做到有效？这里头的内涵太丰富了。”他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我国核政策的其中一条核心内涵是，永远不与核大国比数量、比规模，“目前我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三位数，但我们的生产能力、潜力都没有问题。”他说。

在谈到我国核武器的质量这一问题时，宋忠平认为，我国核武器的质量目前不如美俄，所以中国有必要强化核武器的质和量，适度地增加核力量。但杨承军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表示，我国的核武器在质量上“绝对没问题”，“我们核武器的生存能力、抗核打击能力、突防能力以及快速反应能力都没问题。如果有国家胆敢对中国动使用核武器的念头，我们有充分的自信让它受到灭顶之灾的核报复，基本上能够把这个国家扫平了。”

“中国永远不希望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核战争。”杨承军说，“中国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

杨承军说，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缜密组织了对我国核力量在数量及规模上的研究、论证和计算。这其中就综合考虑了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数量、生存能力、发射成功概率、突防能力、成爆概率、服役有效期、运载工具、基本火力单位数量规模、生产能力及发展潜力等多种因素。

他说，中国的核思想、核政策、核战略，以及核武器的建设目标与运用原则都是非常明确的，中国核武器数量虽然比核大国少很多，但非常有效，完全有手段、有能力维护国家核安全。“我们有一群具有家国情怀的将军、专家，日日夜夜守护着祖国的核安全。大家不必担心。”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5

旧文章ID：21683

作者：陈平  来源：观察网

在美国疫情期间，我都住在位于南部的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国际秩序或多或少受疫情影响，而就我个体而言，我的人生也因此有些改变。

生活简单

生活上，我回归简单的生活方式，不上街，无社交，绝大部分时间在家上网、写作，或在自家院子里活动。

以前每天都要开车出去，或走路去商店；现在大约十天开次车，只到超市买菜。相比疫情前，就我路上所见，如今街上车流、人流减少至少约80%。超市里多数人也都戴上口罩，人与人之间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

说到口罩，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戴不戴口罩，在国内是个热门议题。其实据我观察，疫情刚开始时，确实只有少数亚裔妇女戴口罩，男士们都不好意思戴——当时西方人认为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的病，戴口罩是不爱体育的弱者的标志，比黑人、拉美人还不如；如今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对疫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多数人——不分男女——终于还是都戴上口罩了。

新冠肺炎流行之际，种族歧视这一文化“病毒”也在世界各地传播。奥斯汀是高科技城市，包括印度裔在内的亚裔工程师很多，来自非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工程师也不少，而做苦活的主要是拉美裔。所以，在奥斯汀的华裔相对而言没有感受到多少反华歧视。网上报道的种族歧视主要发生在纽约、旧金山等华裔集中的商业区。

为反击种族歧视，我的一些在高科技区工作的朋友自发组织，给美国医院捐献口罩和医疗设备。看网上报道纽约地区的华人纷纷买枪，其实几年前奥斯汀出现校园枪击案时，不少本地华人家庭就开始组队买枪练枪了，有的家庭甚至夫妻同练。当然，也有一些家庭恐惧枪支，因此宁愿避开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

信息基本面扩大

居家生活为我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时间，因此我得以有大段的完整的时间来深入思考问题。从小事到大事，从国内到国际，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反思人生观世界观。如今，我目标简单，可谓轻装上阵，处变不惊。

具体说来，以前关心许多改革的具体问题，例如房地产泡沫、三座大山等等；现在受命主编国际版的《复杂经济学手册》，必须考虑经济学基本流派的历史、现状、前沿，以及经济学发展的方向。许多数学和技术型的问题，必须上升到经济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以前更关注物理学、经济学等科学问题，现在也开始关心法学，关心国际关系背后的哲学和逻辑学问题，比如思考为什么西方的思维和中国人的不一样。

对于上述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中国是农耕民族，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互助和感恩的文化，我这次有难时你帮过我，下次你有难我报答你。而西方游牧民族是竞争和机遇的文化，我这次有难，你没有抓住机遇放了我，下次你有难，活该我抓住机遇打败你。我若赢了，说明上帝站在我这胜利者一边。换而言之，在西方思维里，输赢没有道德问题，只是运气/机遇问题，你抓不住机遇是你傻，而不是因为你善良。

闲碎时间，我也会刷刷朋友圈，和各方友人讨论时事。

我之前在《华人有一点，远不如犹太裔》一文中提及过，“中国人非常关心政治，不过关心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而不关心美国政治。尤其是老一代的在美中国人，无论来自台湾、香港还是大陆，在一起聚会，一天到晚辩论国共斗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或台湾两党现状，就不辩论美国政治。”

如今，就我所接触的华人圈，大家讨论的主题出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以前就爱争辩的中国现代史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科学、中医和哲学等领域。中美关系、贸易战、金融战、生物战、舆论战、法律战、海外华裔的发展方向等话题，常出现在现下讨论中。让人高兴的是，疫情之下，关于中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比较，初始大家的观点两极分化，现在开始慢慢有了对话空间。

城市困境日显，田园向往日增

在停工停产的压力下，美国城市困境日显，金融危机日升，导致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对田园的向往日增。

看全球疫情地图，城市越大，人口越密，疫情越重。而看电视看新闻看历史，自然风光，乡土生活，远胜城市钢筋“牢笼”。相信一旦城市解封，众多城里人的欲望都是赶快出城。如果我还能做人生规划，那就是一定要在农村或牧场再造一个家园，再交一群农友，摆脱对金钱的依赖，摆脱分工异化，寻找回归自然的人生。

回到现实，自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全美失业人口总数已逾3000万，超过大萧条时期。现在美国没有人关心中美贸易战，只关心自己的工作能否保住。美国大商场要垮一半已上，高端服务业受重创，连医院护士、律师这样的工作也大量裁人。40%的美国家庭存款不到400美元，政府救助金不够支付一个月的房租、房贷或信用卡的分期付款。看电视报道，不少人每天开车排长队领取免费食物。

在多重困境中，我最近比较关注的一项是，几十家肉类加工厂停工，导致肉类产量下降三分之一。看新闻，美国最大的汉堡连锁餐厅之一Wendy‘s都因肉类短缺而告急了……

美国之所以出现“肉荒”，主要原因是几十家肉类加工厂工人大规模感染新冠病毒，导致工厂停产，而批发市场需求的骤减迫使美国饲养猪牛鸡的农场大规模宰杀牲畜，从而造成供给侧危机。看电视台报道，大批农产品烂在地里，几家养鸡场为了止损，把大批鸡舍里的鸡群用二氧化碳气体杀死再扔去喂牛。预测大批中小农场会在疫情期间破产。

可能会有网友建议，加工厂缺临时工，可以让健康的失业人士暂时上岗。但现实是，在美国，肉类、水果、蔬菜的供应都依赖低端低薪劳工，尤其是非法移民工——他们难以负担医疗保险，也缺乏医疗保护设备，是最容易受病毒打击的人口；而白人劳工，即使失业拿救济，也不见得愿意去干农业和肉类加工的脏累苦活。

如今美国不仅难以增加对中国的食品出口，其内销甚至也开始实行限购。美国针对肉类有战略库存，维持到7月份应该问题不大，至于后续还能否继续维持供应，有待观察。考虑到西方老百姓吃肉量比亚裔高得多，不会只满足于粮食，因此若7月后肉类供应问题不能缓解，届时美国社会可能会迎来巨大问题——1980年波兰社会动荡，就是因为肉类涨价，而非粮食问题。

此外，美国也抛出高达4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目前许多中小企业和失业工人表示没有收到相关救助。不少地区的小企业主为此带长枪示威，要求开业。问题是开业后能有多少顾客？估计连能否维持经营都成问题。

如果到了7月份新冠疫情还不能稳定，美国各州恢复营业的压力将会大增，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矛盾也会日益增加。此前共和党参议院领袖表态允许州政府破产，以此逃避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一提议自然引来州政府官员的反击。

新冠疫情一来，美国已有的农产品出口都保不住，石油输了价格战，只要失业率再超过30%，特朗普连任希望渺茫，除非拜登发生意外。一心念叨连任的特朗普，现在估计只能寄希望于抗病毒新药和疫苗的尽快问世了。

给中国外交的建议：两手都要硬

疫情导致经济停摆，极度苦恼的特朗普继续打起中国的主意，不是声称“看到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就是鼓动各国向中国追责和“索赔”，最近又重新举起了关税这一大棒。对于中国可以如何应对，我顺带谈些自己的看法，供各位讨论或参考。

贸易协定签署当天，台湾《寰宇全视界》的分析家就公开讲美中贸易协定是“打假球”，因为美国根本没有2000亿美元的产品可以出口。我计算过，协议要求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年增50%。怎么可能？！除非中国送钱给美国帮特朗朗普连任！

美国的这一甩锅行径，我们自然是要批评的；不过中国在外交方面，倒是可以向美国学习，那就是两手都要硬。单方面表达善意，只会被他人视为软弱可欺，或者自大炫富，不但不能让好人尊敬、让坏人敬畏，反而会成为人人认为可以敲诈勒索的土豪。

中国大多数人不了解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相处时本着以和为贵的传统心态。对手嚣张时，不敢针锋相对；对手假意改口，又立即沾沾自喜，急于自封道德胜利。估计他们早已忘记，上次金融危机过后，美联储立马翻脸，指责中国过度储蓄造成美国金融危机。

多数中国人的这一弱项，可能导致自己在面对中美的又一轮正面竞争时更加恐惧，恐惧己方能力不足。

说深些，全球竞争是暂时不流血的竞争，做几件好事就能扭转西方长期以来对“黄祸”的恐惧，这只能是幻想。

我去中东，伊朗、土耳其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记忆，都始自唐代打败中国军队的骄傲；我到东欧和中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恐惧来自（也许是）匈奴人对罗马帝国的进攻，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奥匈帝国的威胁（西方人把波斯、土耳其、成吉思汗都看成“东方专制”一类）；而我到了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他们最恐惧俄国威胁，俄国又和中国结盟，使得恐惧加倍。

简而言之，中国精英若不理解世界历史和民族冲突形成的文化冲突，就不可能理解西方各国的恐华心理。

中国媒体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然而众多中国媒体也不了解西方人的心态和文化，用对付国内舆论的办法做外交和外宣，最后极可能得到与预料相反的后果。新闻和外交的反击，如果抓不住西方民众的心理，就只是放空炮，对外宣传最后成了对国内舆论的维稳。

自由派试图用美国是民主国家、新闻自由来掩盖。但是赵立坚之问，让美国尤其精英人人自危，种下比1970年代反越战更广泛的反战运动的种子，这些最终会扭转特朗普制造的反华舆论。

我们要抓住机遇进行反击和分化，建立后美国时代的新的发展统一战线。

（本文为观察者网李泠根据采访整编而成。）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3

旧文章ID：21682

作者：林中斌  来源：联合报

兩千多年前希臘有兩強權對峙。民主的雅典國力日盛，但非民主的斯巴達已稱霸百年。兩邊國王是好朋友，不願打仗。然而黑死病蔓延，雅典文武全才的明君Pericles救人而喪命。兩邊盟友又各恃後台強大鼓譟挑釁。雅典民粹狂熱。於是大戰爆發，卅年後，雅典亡國，斯巴達慘勝，但七十年後也被馬其頓所滅。悲呼！

亡國之前，雅典大將修昔底德，遭民粹政府放逐，以自由之身走訪各國廣蒐兩國征戰資料，寫成千古不朽歷史名著The Peloponnesian War。

二○一五年，哈佛大學名教授艾利森倡論之前冷僻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詞，而且半預言式的關注到較勁的中美兩國未來，《注定一戰？》是他一七年出版的暢銷書，引發全球熱烈討論。

艾教授收集了過去五百年十六件上升強權與在位強權對峙的案例，發現十二件爆發戰爭，只四件免難。雖然他的書名是問句，但他傾向中美注定一戰。

他忽略了六個層面：

近年中國外交。一九四九至七九，中國窮困、落後對外用兵六次。七九至二○一九，美國對外用兵七次，佔領兩國；前蘇聯及俄國對外用兵五次，佔領三國；中國開始崛起，對外用兵，無。為何？

古來中國兵法。老子說：「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打仗不吉祥，窮弱不安，才打；富強自信，避打。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流血的勝利才是最好的。而克勞賽維茲–西方孫子–說：「戰爭是暴力推到極致。」要獲勝，不惜大量流血。

孫子說：「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北京避免對強大美國「攖其鋒」起正面衝突。所以貿易戰一再退讓以自保而「徐圖之」。

一四年初，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說：「中國沒有實施修昔底德陷阱這種行動的基因」。

西方案例偏頗。艾教授十六件案例侷限於注重戰爭暴力的西方及洋化的日本。他把研究局部歷史和地理的結論推廣到中國，跨越了巨大邏輯的鴻溝。真危險！他去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才知道宋朝曾與遼、金避戰許久的歷史案例。

核武相互毀滅。艾教授四件未陷落戰爭的案例中有上世紀美蘇冷戰。眾所周知，原因是雙方各有毀滅對方數次的核子武器。今日中國有潛艇發射的洲際飛彈。即使川普以他發展的小型核彈子攻擊中國，核戰節節升級，結果是自殺。

北京有大戰略。北京大戰略由「不戰而主東亞」(○四年十一月七日《聯合早報》訪問)演變為「不戰而主歐亞非」(一七年八月《撥雲見日》)。北京工具為經濟、文化、外交等超軍事手段。其手法為八二年五月鄧小平制定的「鬥而不破」。今日西方以「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指責北京之外，束手無策。

擦槍不再走火。現代高科技讓國家領導人即使在度假時也可以即時掌控與他國衝突的現場而可隨時命令自己軍隊停火。一九一四年歐戰在各國領袖不願開打下仍然爆發的狀況不再發生。中日釣島衝突七年來未走火即為實例。

（作者為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1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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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希尔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批评特朗普对华手法

　　美国前亚太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topher R. Hill)批评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寻找新冠流行的替罪羊，而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寻找与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屈服的中国共同前行的道路。

　　现任丹佛大学教授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的希尔，是美国资深外交家，曾四次出任美国驻外大使。2005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此期间，他是美国与朝鲜核谈判代表团团长。

　　希尔最新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题为“华盛顿想从中国要什么?怨恨不是一个政策(Pique Is Not a Policy)”的专文。文章开首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焦点一直在寻找替罪羊，这并不令人意外，也不是第一次。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及其关联方显然成了最佳选择。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反应?

　　希尔表示，中国素来善于思考未来，现在他们所看到世界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怀疑：首先，其它国家想缩短供应线，以免不得不从海外寻找急需的个人防护装备。美国政府内部有关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讨论越来越多，现在至少有可能成为部分现实。他说：“因为这场流行病大大扩大了战略需求的范围，削弱了自由贸易的论据。”

　　希尔承认，全世界现在都没有心情对中国进行“无罪推定”，更不用说陷入困境的特朗普政府了。中国向急需此类装备的国家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的努力，受到了一些人的怀疑，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取得主导地位，扩大其“邪恶影响力”的新努力。

　　不过希尔强调，对中国的恐惧和厌恶，无法取代在应对中国问题时的自信和目标一致。他指出，美国在特朗普和急躁(dyspeptic)的国务卿蓬佩奥的领导下，外交政策的目的不是扩大联盟和制定有效政策，而是通过将恶意动机归咎于一个更有可能试图保护自己所拥有东西的国家(中国)，来消除美国人的恐惧。

　　希尔总结道，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与一个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向美国的命令屈服的中国寻找前进的道路。他指出，如果美国能恢复其领导角色，对中国保持清醒的头脑，美国才可能有助于塑造中国领导人必须驾驭的全球环境。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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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观察者网

　　如果乔•拜登要在自己的车屁股上贴一个反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我建议用这个：“让美国再次免疫。”

　　此次疫情暴露并恶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二十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的力量之源。我们同时削弱了自己的认知、生态、经济、社会、治理、公共健康和个人健康免疫系统，而这些系统却正是我们挺过此次疫情，使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所急需的力量源泉。

　　所有这些免疫缺失症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过去许多年中放荡不羁，装傻充愣所应得的下场，比如我们贬低科学和阅读的价值，把侮辱公务员当作政治游戏，将政治娱乐化，更别说自己那些糟糕透顶的饮食习惯了，这已让40%的美国人患上肥胖症。

　　我们装傻充愣的例证之一是上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某人“将一名试图劝离聚集人群的护林员推入水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沃伦•巴菲特说的对：只有大潮退去，你才能知道谁是在裸泳。而现在裸泳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仍然非同一般，现在的事实是无论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我们美国人都已经领先世界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 我明尼苏达州老家75岁的退休女士格洛丽亚•杰克逊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可我们现在呢?刻薄。自私。顽固，有时候还无能。……其它国家几乎都要可怜我们了。……我们不能我行我素。……领导缺失加上一盘散沙，所以人人都自行其是……这就意味着弱者要承受最大的损失。”

　　我们的集体性社会免疫缺失症是由不同的病源多年累积而成的，但最主要的病源莫过于脱离正轨的美国共和党。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过是我国免疫缺失症的病状之一，而他占据高位则极大恶化了我们的病情。

　　当我们亟需最正确的科学引导走出困境的时候，特朗普每天却谎话连篇，还将一切他不喜欢的消息斥为“假消息”，这极大干扰了我们的“认知免疫”功能——使我们从谎言中识别真相，将科学与科幻分开的能力。

　　当我们需要全球合作共抗疫情的时候，特朗普却赶走了我们所有的盟友。

　　当我们需要高度的社会互信以便统一行动居家隔离的时候，特朗普分裂人民的政治伎俩和左右逢源的两面手法破坏了我们为赢得这场抗疫之战而所需的“万众一心”，他一面告诉美国人要听他的话居家隔离，另一面又让美国人勇于反抗他们所在州的州长。

　　当可支付医保变得尤为重要的当下——此时身处抗疫一线的工作者想知道在他们工作或是身染疾病的时候，他们能否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特朗普却一心只想废弃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平价医疗法案》而不提供任何可替代方案。

　　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亟需本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全力运作的时候，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四个顶尖职位“却充斥着临时代理官员，而新冠病毒却每天都在全世界蔓延，” 加勒特•格拉夫最近在《政治报》写道。

　　而特朗普恶毒报复任何敢于顶撞他的公务员，无疑使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不敢发声。专家们都害怕违逆了总统的意志而不敢做出头鸟。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知名流行病学家、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和大总统的关系一直很微妙。图片来源法新社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对新冠病毒集体免疫该怎么做呢?首先要明白，近几周的居家隔离唯一目的就是要延缓病毒的传播。我们还需要一项具有可持续性的规划来拯救生命和我们的生计，直到我们能够群体免疫，无论是靠自然免疫还是靠疫苗接种免疫。现在有三种方法能够做到群体免疫。

　　一种是瑞典采用的部分隔离法，在保护高风险人群的同时让最健康的人缓慢受到感染，然后康复，最后自然获得群体免疫。

　　另一种方法是中国策略：首先严格隔离，然后复工复产，但出行人群要佩戴口罩并彼此保持距离，充分利用中国的国家监视系统来检测、追踪和隔离任何病毒携带者以控制病毒扩散，直到最终疫苗研发出来使大众获得群体免疫。

　　我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中国模式的更民主版本——但采用一种完全随意的，各州自扫门前雪方式。

　　我们成功的机率有多大呢?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奥巴马时期的公共卫生局局长维韦克•默西(Vivek Murthy)博士，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极有思想深度又恰逢其时的著作《抱团：在一个有时孤独的世界里人情纽带的治愈力量》。

　　“考虑到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严格监视和检测，事实是我们最多能有10%的胜算。简而言之，我们落后了，”默西说。

　　他补充说，没错，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而逐步解除封锁也有道理，但前提是各州采用了大范围且有效的测试工具，能迅速出具检测结果。然后这些检测结果能及时分发给各个小组，这些小组有权即时追踪并隔离大街小巷的感染者或高风险人群以阻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时间最重要，”默西说。“损失时间就等于损失生命。”

　　我们现在所做的检测，就是特朗普所一直吹嘘的那种，其实没什么用。除非你能随时随地迅速可靠的获得检测结果，然后这些检测结果才能转化为追踪潜在感染者的有效工具。

　　默西说：“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还差得远。通过检测发现感染者以及他的所有接触者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今日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社群传播，”默西解释说。“比如一个糖尿病患者和三个孩子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这三个孩子要回学校上学，而患者的配偶则要回单位上班。我们怎么做才能既让他们安全出行又不会把病毒带回家里呢?具体来说，我们怎样才能切实保护那些高风险人群?”

　　默西建议联邦政府实施中国隔离模式的美国版本：租用空置的旅馆，然后将高风险人群或感染者隔离在这些旅馆中。再雇佣大量失业人口，让他们加入各州由公共卫生专家领导的追踪小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想在拯救大多数人生命的同时又能让他们有工可做免受失业和悲观绝望的困扰，就需要联邦政府协调推出中国隔离模式的美国版本。

　　但特朗普拒绝接受这套以科学为依据，全国协调的隔离措施，因为敦促他的支持者不遵守它自己政府提出来的抗疫方针在政治上对他有利。

　　特朗普貌似认为他可以对大自然咄咄逼人，虚张声势而又八面玲珑，这就是他做房地产生意的方式，并在当选总统后继续在很多议题上玩弄这个把戏，而他所属的共和党则总会向他提供掩护。

　　但这套把戏对大自然则不管用。大自然不是选秀节目《学徒》的参赛选手。它就仅仅是化学，生物和物理的混合体。我们是作为选手来参加它主持的选秀节目。我们不能解雇它。而是它来解雇我们。

　　它向我们投掷病毒，飓风，洪水，干旱，热浪和瘟疫来筛选出适者生存的物种。那些幸存者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最善于生产那些应对筛选的化学，生物和物理物质。

　　这才是唯一重要的。所有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物种都被解雇甚至退回到了造物主那里。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纽约时报》)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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