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可金  来源：人大重阳

　　导读

　　如何认识美国当下的民主体制?如何看待新时代的美国?5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在直播中分享了他对于“民主的困惑”、“美国精神”和“百年大变局”的深度思考。 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由人大重阳运营)承办的“重新认识美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一讲。

　　【文/ 赵可金】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一方面，很多人对美国很熟悉，坊间不时有关于美国浓墨重彩的报道。另一方面，人们对美国的一些行为感到非常陌生，美国总是给人们以意外。

　　美国政治研究，是比较复杂的，按照主流的研究，美国政治是迄今为止人的理性所建构起来的最复杂的政治体系，是借鉴了历史上几乎所有在实践当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政治精神的汇集。

　　但是，近年来，美国精神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或者说美国精神陷入了自己的困惑，表现为美国社会出现的“极化”趋势，社会共识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多年来的一个思考——民主的困惑。

　　民主的困惑是和美国精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精神又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百年大变局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我把“民主的困惑”、“美国精神”和“百年大变局”三个关键词放在一块，看一看究竟怎样理解美国精神、怎样理解美国，以及怎样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大变局。

　　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

　　“百年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概念，最近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讨论。实际上，对“百年大变局”的理解，要回顾世界数千年的历史，从中看清楚“百年大变局”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如果回到几千年的过去来看，整个人类文明的曙光是在公元前5000年到10000年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地球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气侯变化，由于气侯变暖，雪线上升，带来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气侯条件的重大变化，使得人类从丛林中形成的“狩猎文明”进入到了“游牧文明”。

　　因为雪线上升使得冰雪融化，把欧亚大陆地势较高的土层，通过地表径流卷到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带，这样在地势比较高的高原形成了游牧的文明，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就形成了刀耕火种或者是河流泛滥形成的农业文明。

　　此后，这种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博弈，就驱动了人类社会古典时代的历史，也正是在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整个世界开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类文明史开启发轫。

　　最初，在古典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的文明之间并没有多少的联系，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多样文明形式出现。《人类简史》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从尼安德特人在地球各地进行迁移，和环境进行对话，最后形成了不同文明。关于人类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总体来说，在远古时代我们并不知道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们的视野是比较受局限的。

　　一直到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社会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战略角逐的历史，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均表现为以游牧文明为主导的北方铁蹄南下中原，或狂飙西进，主导了1000年的历史。直到近代1500年来人类文明轴心才从陆地转向了海洋。欧洲大西洋由于出现了航海革命、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整个世界变成了由欧洲大西洋主导的格局。

　　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世界变成了东方、西方、南方三个世界的版图，冷战之后整个世界更加碎片化了。此前的世界版图的颜色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冷战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为国家的起起落落，族群跨境流动包括宗教的重新复兴，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我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正在经历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也就是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

　　在1500年之前，人类社会基本是由中华帝国和印度这种古老的文明古国长期引领世界格局。一直到150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在整个世界财富中的比重占到了50%以上。近代随着西方的崛起，从欧洲意大利、地中海、大西洋、跨大西洋，欧洲和美国占到了世界财富的七成以上，而且他们的势力扩散到了全世界。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前后，世界将重新回到由中国和印度引领世界的时代。

　　在近代500年来，我们实现了全世界从东方和南方向北方和西方进行崇拜、进行追随的时代，所以，我们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如果看近百年来的学术史，就会发现我们对学术史的贡献不大，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很惭愧的。但是再往前，1500年之前，与我们相比，西方的学术史也是很惭愧的。

　　2050年之后，整个人类可能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重新回到中国印度引领的时代。这种引领不仅在经济上，更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文明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世界历史总问题的一部分，意义十分重大。这是近代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承担起向人类智慧挑战的新的责任。

　　二是人类正在经历全球发展动能的“新旧转换”。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驱动全球发展动能的新旧转换。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量子信息、虚拟现实、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它所驱动的人类发展的动能主要靠这些新的所谓数字化、智能化的领域。

　　到现在为止，今天世界的金融资本主要还是集中在老动能上。但是一场革命已经开始了，我们要看在未来的三十年，谁将尽快地实现发展动能从老动能向新动能的转变?谁将是成为下一个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引领者?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人工智能驱动的这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革命取决于三个因素，取决于计算力、算法和数据。从计算力、算法来讲，虽然中国和美国现在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在缩小。我们有比较优势，这一优势就是数据。很可能数据量的大小决定了未来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的主导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工智能主要取决于数据量的大小，机器为什么比人聪明呢?是因为机器像“贪吃蛇”，吃得越多，机器越聪明。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天然的人口大国，数据量天然很大。一旦想在这个领域想推进，这些国家在这个领域积累的优势必然会释放。所以，从基础层到技术层，再到应用层，人工智能将从整个领域重构人类的产业规模、产业形态、商业形态和经济形态，这场新旧动能的转换将改变整个世界。

　　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和秩序的革命性变革驱动了国际秩序的“礼崩乐坏”，它有可能带来所谓“二次文艺复兴”。

　　第一次文艺复兴主要复兴了古希腊的精神和罗马的美德，美国现在延续的是“第四罗马”，第一罗马是西罗马，第二罗马是东罗马，俄罗斯自称为第三罗马，美国自称第四罗马，基本继承了西方的衣钵。

　　但西方的国家现在在亲手埋葬自己建立的全球秩序，所以我们看2020年新冠肺炎有可能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以中国和印度这些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一种新的政治正当性，可能为人类未来确立一种新的选择。

　　所以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有可能引发第三次大觉醒，或者从中国的思想谱系来说是第二次的百家争鸣。所以，今天是一个需要伟大思想，也是一个很可能能够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我们需要大家的认同觉醒，需要有独立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这个世界变小了，但问题变大了。在很多的领域，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这个回答不仅需要中国回答，更需要全世界回答。然而美国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它的保守性。特别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作为一个“少年老成”的世界大国，在面临世界的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信用赤字、发展赤字时，表现出了保守性和不知所措。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美国在衰落，但是我个人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如果仔细看近一两百年，直到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还在扩张，美国还是在向前走。但是，在它的躯体继续成长的过程中，它的精神在走向封闭。所以，我认为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国的困惑。

　　美国近两百年历史之所以走到今天，与它的制度强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不必讳言美国的制度非常强大，但现在美国的这种制度已经被美国的利益集团、被游说团体所俘获，美国好像是一些人在世袭统治这个国家了。有几位美国学者通过回归和调查统计的研究显示，美国今天1700多项决策是由美国的1000多个亿万富翁所决定的。20世纪中期，托马斯·戴伊讲美国是由5000多个大亨所掌控的，今天更集中了，只有1000多个亿万富翁。所以，不管谁上台都是他们在掌控这个国家。美国的行政、立法和法院也都开始出现了极化，出现了这种“否决式”政体，效率非常低下的制度。所以，美国人说，自己的制度衰败了，这种衰败反映了它的困惑。

　　二、非美国衰落，实民主困惑

　　每个胸怀理想的人到美国去都怀有一个“美国梦”。什么是美国梦呢?什么是美国精神呢?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只要自由和独立的原则还在被奉行，就有美国的心脏在跳动。”美国人在哪里?只要世界上还有自由和独立的原则被奉行，那里就是美国人的天下。萨缪尔·亨廷顿则将它概括为“美国信条”和“美国特性”：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

　　但是，美国是有自己的困惑的。当年我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读过王沪宁先生的《美国反对美国》。他认为，美国有两种思想和两种力量，一个是个人的美国，一个是集体的美国。美国对政治的设计是保持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寻求最小限度的一致性，两种力量交汇到一块就是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一方面无限地在张扬个性，同时它要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所有人在表达了意见之后达成的。在美国没有指导思想，只有一些共识的思想。所以，怎么能够把最大程度的多样性和最小限度的一致性结合起来，这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

　　2016年，美国迎来了一个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总统——特朗普。他当选以后，美国人对自己的民主产生了怀疑。很多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认为，选举结果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们看来不代表着美国梦的未来，但是他当选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反思美国制度的学术研究观点就出现了。

　　美国式自由民主的困惑，首先来自于要民主还是要集权的困惑。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现代极权主义威胁的“外部困惑”，成为民主面对的严峻挑战。此种“自由民主”对阵“专制”的政治现象被福山称之为“历史问题”，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独特的“民主困惑”，亦即自由民主和集权专制哪一方才代表未来历史的方向。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实践之间有一个张力，人们对于民主理想的这种纯洁的、天真的追求，和在民主实践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表现为民主的实践总是不能满足民主理想的美好追求，这让美国人很痛苦。

　　其实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上，尤其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是有研究的，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很难统一，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到了集体中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尤其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所以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这个群体在危机的打击下像一群小白鼠一样四散奔逃，在疫情的冲击下，大家不是一块去想着怎么战胜疫情，而是想着自己，最后集体很混乱。所以，民主的困惑也体现了人理性的困惑。

　　第二个困惑，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一内部困惑恰恰是当下美国式民主面临的根本问题所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问题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美国社会内部。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追问也是“民主困惑”的一个表现。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开始日益侵烛民主的本质和基础。这是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在20世纪中后期遭遇的更深层次的自我困惑。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社会民主，还是要人民民主?美国人选择的是自由民主，但现在它的自由民主显然不能解决美国人的问题。

　　第三个困惑，是要民主，还是要金主。民主是纯粹由人来计票数算，还是由钱来说了算?是“人主”还是“钱主”“金主”，是人权政治还是金权政治?现在美国所有的政治候选人，从中央联邦的行政总统到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到地方各级大家都有两个主，一个是“民主”，需要拿到选民的足够选票，一个是“金主”，需要拿到捐赠人的足够“钞票”。

　　所以，现在有很多美国的思想家在困惑，美国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困惑说，美国是会衰落的，甚至美国衰落之后他们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甚至从内心里讲，美国衰落了之后中国人会不会报复美国?从美国自身来讲，它看到现在美国各地的问题也无能为力，充满着失落感。所以今天美国在衰败，在困惑。

　　三、民主困惑的自我革新

　　“民主的困惑”与美国式自由民主相伴而生，美国在200多年的历史经验中也摸索岀了应对“民主的困惑”的若干经验。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在面对制度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时，对美国政治制度做出调整、改革和创新。作为西方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美国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之外，也曾经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世界，其社会问题一度极其严重。美国在历史上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曾经面临社会矛盾、社会安全和社会分裂的严峻挑战，饱受批评、指责和质疑之苦。如果没有20纪初以来的制度变革，单凭制宪先贤们草拟的宪法和高度分权化的政治制度，美国是难以控制现代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蔓延的。

　　今天衰落的是美国的霸权，还是困惑中的民主?我的判断是，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落，美国是它的精神在困惑，它自己没有想清楚，一旦想清楚了它的霸权还会回归的。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庞大的军事机器，它对大宗商品的操控，它的美元霸权，它的科学技术等决定美国霸权的因素一个都没有事，但是美国在灵魂深处的精神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精神的问题。

　　回顾美国精神的意思，不难发现，美国精神是双重的，是作为个体和集体的双重精神。所以美国的精神归根到底是对美国国族特性、国家特征和社会理想的探索，是“成为美国人”、“构建新美国”、“塑造新秩序”在逻辑上的展开。

　　在历史上，《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奠定了第一美国秩序——宪政的秩序。美国人一开始是通过《五月花号公约》、通过《独立宣言》、通过《宪法》和《权利法案》来界定美国的。美国《宪法》中提到，“每个人生来是平等的，都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捍卫这个权利，我们在此宣布，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政的秩序是美国人用来反对欧洲王权暴政的，但一开始美国从思想上并没有脱离欧洲，美国人真正实现独立是南北战争之后的事情。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结束了半奴役半自由的状态，开创了一个第二美国的秩序——民主秩序。全体公民一直到二十年代才通过肯尼迪“现代化”实现了它的“民主化”改造。所以，真正的美国秩序是民主秩序。1900年前后，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开展，美国要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一个“进步主义”的国家。

　　20世纪以来，美国从进步秩序开始，美国才解决了福利问题，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被成为真正的美国精神运动，开创了第三美国秩序——进步秩序。从1900年到1960年，美国人通过“进步主义”实现了它的国家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牢固的站立起来，所以，我们在理解美国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可以说不了解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就不会了解美国。

　　从宏观来看，美国精神在两百年间经历了三个大转变。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是从确立主权到维护人权的转变;其次，建立社会治理体系，从组织驱动向治理驱动转变;最后，确立全球治理体系，是从以民族为轴心向以网络为轴心转变。但是，这三个问题它都没有彻底完成。所以，美国的这种“否决式”政体到今天有没有建造民主升级版的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去关注美国和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社会，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观察。

　　近代以来，150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到今天的全球社会，经历了这四次大的跃升。通过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这三股浪潮驱动着社会前进，在社会前进的基础上，从原来的君主、贵族、农民三方同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主权，建立了共和，成就了一个劳动和资本共和的时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各个国家实现路径不一样，英国通过伟大革命，通过妥协的方式;法国通过大革命的方式，德国是通过改良的方式，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的方式，每个国家经历的路径有所差异，但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

　　20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通过民主和福利这两股力量又分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通过中产阶级和在这个社会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橄榄型社会来主导，似乎人类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今天出现了全球权贵合一，中产阶级失败和大众抗争的时代。

　　所以，认识今天不能从左中右去认识，今天的世界是权贵和大众之间斗争的时代。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今天是这个社会受到压迫最大的、承担的责任最重的，所以中产阶级这种生活的苦难是这个时代的苦难。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多半都在中产阶级那儿。所以，中产阶级的身体和他的精神在分离，而它这种身体和精神的苦难，现有的制度又没有给它足够的保障。所以，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虽然外形没有变，但是制度精神已经变了，表现为民主的困惑、政治的极化、制度的僵局，说到底是人变了。

　　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逻辑反叛”继续向纵深发展，从内外两个维度深刻地暴露出了美国政治制度内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只要这一制度性缺陷得不到解决，美国面临的“民主的困惑”就一直存在，甚至将越来越严重。

　　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冲突，以及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冲突。首先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尽管美国是一个寻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合法性合一的体制，但解决复杂问题所确立的却是合理性的体制，最终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合理性的一方背离了合法性的一方，最终表现为合理性政治力量与合法性政治力量的对决。

　　其次是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冲突。在经济社会当中，整个的资源是完全由1000多个亿万富翁来主导，推动必要的国有化能够使资源在大众当中进行公平的分配，或者是再分配。

　　最后是本土和全球化的认同冲突，整个世界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时代，我们既有国家的身份，又有世界的身份，这两重公民身份的平衡之间产生了冲突。一个身体两只翅膀，我们既有自己国民的义务，又有世界的义务，既为中国人的梦想而奋斗，又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但这两者中间是有矛盾的。尤其是遇到了新冠疫情以后，这个矛盾就立刻被大家所感知。我们怎么能够统筹“一体两翼”，这是时代的问题。

　　四、美国民主困惑的未来前景

　　未来美国民主的方向是什么?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制度闭锁，制度成“高压锅”，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回归。压力之下，美国制度闭锁了、国门关闭了，退群、废约、筑墙、排外，最后所有的矛盾压在美国国内，在高压之下最终这个制度成为了一个“高压锅”，最终会带来法西斯主义道路。我想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有美国学者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特勒?的确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种，制度调适，制度成“出气筒”，最终导致新进步主义兴起。制度通过调适、改革促成一场新的进步主义运动，现在的民主党人拜登带有这样一个方向。

　　第三种，制度突变，制度成“变压器”，最终导致新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可能性现在没有了，桑德斯现在已经退选了，所以这三种力量是今天美国民主困惑内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核心的问题。

　　现在来看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和拜登所代表的方向，要求美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将美国最先遇到的民主的困惑，无论是集权与民主的困惑，还是选择什么样民主的困惑，还是民主与“金主”之间的困惑，这是美国人今天制约他们重新寻找方向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并不只是美国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进入全球化，久而久之它也会面临和美国同样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讲到，他说，“我今天看到的是英国和法国的问题，那些德国的老百姓们，读者们，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这就是阁下将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困惑，实际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着眼于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们遇到同样的困惑时，能不能想出打破困惑、寻找方向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够带领人类走出新的一步，迈上新的平台。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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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冬宁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知名民调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5月12日公布一份调查台湾民众对美中两国态度的报告。这是"皮尤研究中心"首次针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是对中国好感度的两倍，对美中两国持正面观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六成八和三成五，此外也有超过六成的台湾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观感。

　　台湾向来被认为是在亲美与亲中这两派之间拉锯，因此"皮尤研究中心"这份量化而细腻的数据，对长期观察台湾究竟是亲美还是亲中的学者来说，颇具指标意义。而且"皮尤研究中心"这次在报告中还特别将台湾的调查结果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观感并列，可借此观察整个区域对中国看法的转变。 “皮尤研究中心” 研究员谭妲(Kat Devlin)告诉美国之音，“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相关的民意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都增加了，最近我们刚刚公布的另外一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来到了66%的历史新高，而台湾一直是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这回首次针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是本中心全球态度项目(Global Attitude Project)的一部分，而台湾的调查结果在整体上也是跟随其他国家的趋势。”

　　台湾对美国好感度 跨越人口结构

　　谭妲进一步分析台湾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可以看到有百分之68%，也就是将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对美国具有好感，只有29%，也就是将近三成的民众对美国抱持负面态度。而且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好感是不分性别和年龄层的。”

　　虽然根据《台湾关系法》，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关系属于非官方性质，不过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台湾民意不但强烈支持与美国发展经贸关系(85%)，而且也强烈支持与美国强化政治关系(79%)。当被问到美国国会近来通过一连串友台法案，进一步强化美台双边关系，是不是促使台湾民众对美国抱持好感的原因之一，谭妲表示：“我们在调查时并未询问台湾民众对特定政策或法案的看法，但我们从数据中的确能看出，台湾民众对美国具有非常高的好感与支持度，在每个年龄段都至少有平均七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与美国加强经贸与政治关系，如果只问好感度的话，在每一组年龄段的数据中也能看到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美国抱持正面观感，虽然单靠这些观感的数据不一定有助于分析特定的政策，但我们非常确定的是，台湾民众对美台关系的强烈支持是跨越人口结构的。”

　　疫情加深对中负面观感？

　　当被问到超过六成台湾受访者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是否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解放军不断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有关?谭妲表示：“我们这项调查是在2019年10月到11月做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是台湾民众心中原本已经存在的观感，所以无法确定是否与疫情有关。 ” 不过另一项由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年二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俗称“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有高达八成三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这个数据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

　　台湾人比例攀升 仅4％自认中国人

　　谭妲不愿回应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份调查是否显示疫情导致自认台湾人的比例攀升，但她针对皮尤报告中的国族认同做了进一步的年龄与政党倾向分析：“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台湾民众对国族认同的看法，我们给受访者三个选项：自认台湾人、两者皆是、和自认为是中国人，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二觉得自己是台湾人，28%认为自己两者皆是，只有4%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最后一组人当中，我们无法再进一步细化分析，因为人数太少。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受访者当中，年龄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占83%，支持民进党的占了高达92%，比支持国民党的高，因此可以看出年龄和政党倾向的确影响台湾的国族认同。”

　　民进党亲美 国民党倾中？

　　从数据上也可以清楚看到政党倾向与国族认同直接导致对美中态度的差异。民进党的支持者对美国有好感的高达82%，对中国有好感的只有14%，而国民党支持者对美国有好感为57%，对中国有好感的达66%。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对美国有好感达到75%，对中国有好感的仅23%，自认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对美国有好感的为56%，对中国有好感的为57%。谭妲就以上数据分析指出：“调查发现，如果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或是政党倾向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对中国有好感，因此国族认同与政党倾向在台湾民众看待中国态度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世代战争”与国族认同

　　除了国族认同之外，是不是年龄层也有差异?在台湾经常听到民众谈论所谓的“世代战争”，在台湾，是不是年龄因素也反映在对美国和对中国的观感上呢?谭妲分析指出：“我们看到较年轻的台湾民众倾向对美国抱持好感，比五十岁以上的年龄层明显更支持美国，他们也更支持美台强化政治与经贸关系，举例来说，大约八成台湾年轻人支持强化美台经贸关系，但是问到是否支持强化两岸经贸关系，很明显变化就出现了。台湾年轻人当中只有大约四成支持强化两岸经贸关系，这明显与五十岁以上的族群观念不同，年轻偏大的台湾人约有55%支持加强两岸经贸往来，因此这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世代差距”。 ”

　　两岸关系"政经分离"

　　报告中另一外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超过六成台湾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但谈到经贸交流，仍有一半的台湾民众说他们支持更紧密的两岸经贸关系。被问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政经分离”的差异?谭妲表示：台湾民众支持强化与美国的经贸交流以及政治关系，但另一方面，只有非常少数的台湾民众希望和中国在政治上有更紧密的关系，虽然也有一些人支持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这样的人在台湾实际上大概有将近53%左右，所以台湾民众在看待与美中两国的关系时，似乎还是将经济的因素考虑在内。谭妲进一步指出：“5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加强经贸交流，36%的台湾民众支持与中国发展政治关系，我们在这中间的确看到“政经分离”的倾向，但这份问卷中许多问题的差别，都还可以再细分出政党倾向、国族认同以及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差距，我再提一下刚刚说过的国族认同，如果将认为自己单纯是台湾人的，和认为自己台湾人、中国人两者皆是的人相比，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对中国普遍持负面观感。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族群当中的确也有支持两岸经贸往来的，这比他们支持发展两岸政治关系的要多一些，但和其他认为自己两者皆是的人相比，支持两岸经贸交流度的比例仍然偏低，只有37%，因此从不同的族群来看的确是有差别，但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族群中，仍然是非常低。 “

　　对照美中台三角关系

　　被问到，如果将这份台湾民意调查对美中两国的态度，与皮尤研究中心日前针对美中关系发布的报告中有66%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并列，两相对比之下是否可以看出美中台三角关系之间的互相连动?谭妲回答说：“2019年的全球研究显示，世界许多国家倾向对美国抱持好感，但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但台湾整体跟随着这个规律，多数人，68%对美国抱持好感，只有35 %对中国有好感，两者之间的差距，跟其他亚太国家的调查结果类似。很难预测美国公众的民意对中国的观感是否会持续，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刚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民意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在台湾的部分，我们从2018开始询问，美国民众是否关心两岸关系，22%的美国人说这是一个严重的议题，这是在八个有关美中关系的问题中严重度最低的，所以从美国民众的角度去看，其实跟从台湾民众的角度去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不完全相同。”

　　韩国对美好感最高 日本对中国最反感

　　皮尤研究中心在这份报告中也将台湾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印度、和澳大利亚并列对比。被问到台湾民众对美国和中国的观感，如果和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有何不同时，谭妲表示：在这项调查当中，我们也把台湾的数据和我们去年所做的“全球态度调查”进行对比，取决你在亚太哪个国家，美国支持度普遍比中国来得高，整体来说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最负面，菲律宾对美中两国都持正面态度，台湾的调查结果算是靠中间的，但也跟随整个大趋势，就是对美国抱持好感，对中国持负面观感。“报告数据也显示，在年轻族群中，韩国受访者对美国的好感度最高，达到87 %，比台湾还要高出不少，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只有22%，比台湾还低。”

　　这项调查是从2019年10月16日至11月30日，针对台湾1562名受访者进行电话访问，时间在台湾今年1月的总统大选以及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前。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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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兆音  来源：BBC中文网

　　过去几个月中，全球面临新冠病毒危机，中美关系也陷入前所未见的危机，亟需重症监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指，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在华盛顿，这一观点亦是中国观察者之间的共识。《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

　　就连许多曾深度参与两国关系跌宕起伏的亲历者，都对此忧心忡忡，在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也不例外。

　　他早年当过驻京外交官，在2013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作为美方代表参与了四场“习奥会”。如今，何瑞恩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的东亚政策。

　　作为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何瑞恩认为，华盛顿近期的外交策略值得商榷。面对中国声浪愈高的“战狼外交”，美国“以牙还牙”的策略损害了其声称要达成的目标。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疫情处理不当，不过特朗普政府在完成调查前，就一口咬定“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结论，削减了北京配合国际科研调查的可能性。在与中国互相抹黑的斗争中，美国政府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参与制造问题的一方，减少了国际合作抗疫的空间。

　　“未来的美国领袖要从这个时期中学习到，当中国开始为自己挖洞时，华盛顿不该与北京抢那把挖土的铲子，”何瑞恩近日写道。

　　中美关系何以至此?两国在外交政策上可能犯了哪些错误?新冠疫情的后坐力与2020年的美国大选，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何种变数?BBC日前就以上问题专访了何瑞恩。

　　BBC：很多美中关系的观察家都认为，如今是两国建交以来关系最严峻的时候。你同意这个说法吗?哪些迹象说明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何瑞恩：是的，我认为的确如此。两国关系曾有过很多困难时刻，例如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8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然而，这些全都是因某个事件而起的危机。当两国一同度过那些难关，关系就持续发展。这段时间感觉不一样，两国关系承受的压力更具结构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累积的压力，而非单一事件，让两国关系最终不堪重负。

　　我认为美中关系目前相当失调。美国和中国正处在一场斗争中，这导致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少，对抗的领域则增多，对紧张关系的管控力也在下降。我们如今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威胁，但双方无法团结对抗。

　　两国本已建立了危机时期的模式，而且曾经并肩度过难关。在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伊波拉疫情和其他事件发生时，这个模式都反复出现过。

　　如今，当合作明显符合两国利益时，两方仍然无法团结一致，这很清楚显示，两国关系已经相当磨损。再加上两国其他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压力点，全局显得不容乐观。

　　我认为美中关系已不再是rivalrous(有竞争性的、敌对性的)关系，而是adversarial(对抗性的、敌手的)状态。两者的差别在于，在竞争关系中，你尝试比对方更具竞争力;而在对抗关系中，你会试图伤害对方，因为对手遭遇的挫败能加强你方的实力。

　　BBC：在中文中，竞争、对抗、敌对的差别似乎并不大，对方都是对手、敌人。而新冠疫情似乎激化了长久积压的一些情绪，造成了如今剑拔弩张的态势。

　　何瑞恩：这的确是各种压力长久累积的结果，并不是由于covid-19.我认为两国有这个共识。美国和中国处在一个“一山不能容二虎”的斗争当中。两方都想法设法成为胜者。在这场疫情当中，两国在打一场舆论战。为什么会出现舆论战?为何两国认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两方都深信他们必须胜出。

　　BBC：在过去三个月，你认为在哪些关键时刻，华盛顿与北京本该处理得更好，避免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

　　何瑞恩：我认为赵立坚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所做的事情极不明智。我理解他那番言论面向的是哪些观众，然而，他的言论在美国激起了极大的反感。

　　同样的，在美国国会和政府，有许多人深信要向中国展开舆论战，他们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方式，将全球疫情与中国的不规范行为、甚至是不良用心挂钩。

　　事已至此，两方都有责任。不幸的是，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短期内两国关系能取得突破或扩大合作面。我认为我们还需要等一等。

　　BBC：你曾表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本应有台面下的沟通渠道，为事态降温。

　　何瑞恩：是的，我认为如果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在一个不同的场景下，在疫情的最初，会有一次双边通话，两国的领导人会指派一位负责人作为政府内的统筹者，协助建立解决问题的渠道，两国都会有一定的协作和纪律来管控问题。但这显然没有发生。我认为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缺乏这番沟通的后果。

　　BBC：根据美国媒体近期的报道，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又译波廷格)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很多人说，以他为代表的中青世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者、中国观察家，对华立场较为鹰派。你跟博明年纪相仿，你怎么看这些观察?

　　何瑞恩：那是媒体报道中博明的观点。我想，如果我在那场对话当中，我会问的问题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应是停止病毒的传播、救下人们的性命，尝试说服世界病毒从那个实验室起源，是否能帮助我们达成目标?

　　不同人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和中国明天达成共识，支持联合国带领的调查小组，在疫情危机过后调查covid-19的起因和后果。两国可同意调查起源，然后把议题先放在一边，先度过这个危机，让科学家和专家来理清真相。但我对这个可能性不抱太大希望。不过，比起缺乏事实的互相指责，这是处理病毒起源争端、走出危机的更明智方法。

　　对于美国年轻的中国观察者更鹰派的判断，我其实不太信服。如果只能在对华鹰派和鸽派之间选一个，很多年轻人会选择鹰派而不是鸽派。但如果可在一个长维度上选取，或许会发现不同年纪的观察者会有非常多元的取向。华盛顿的鹰派人士的密度高一些。

　　BBC：与上述观察形成镜面对照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对美国语气更为强硬。一般的中国民众，似乎对美国也越来越没有好感。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何瑞恩：我对此感到忧虑。这不仅仅是年轻一代更鹰派的问题，而是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在抬头，背后一部分的原因是领导力的缺失。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变革行的变化，的确有一些事件将关系下沉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在奥巴马和习近平分别领导美、中两国时，两国关系也很复杂困难。不过，当时有领袖人物，关系的气氛很不一样。

　　如今，两国都利用美中关系满足其国内政治需要。当奥巴马担任总统时，当时华盛顿的看法是，美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将它变成政治足球。奥巴马政府或有一、两次为政治目的利用了中国议题，但总的来说，目标是将美中关系从政治焦点话题的热度中抽离出来，因为它对两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如此重要。

　　当我第一天在白宫上班时，我就被告知，要把重点放在政策，而不是政治。如果你做好你的工作，好的政策就会产生好的政治。那是当时我们的思维模式。我认为如今的方针与当年截然不同，现在政治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政策。不仅仅是美国一方，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BBC：科学家可能要在一年甚至更久之后，才会研发出疫苗。这期间，美国大选是中美关系的一大变数，特朗普已经瞄准大选中的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的中国往绩发起攻击。这将如何冲击中美关系?

　　何瑞恩：我认为类似的攻击会更进一步激化。特朗普总统会试图把他的对华方针、以及他对拜登对华看法的解读区隔开来，他有这样做的政治动机。在特朗普手下，也有很多人想将全世界人民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怪罪在中国头上，因为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存在疏忽大意。

　　这期间，中美关系会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唯一的疑问是，下跌的角度会有多陡峭?我认为，那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决定如何回应美国的对华表态，我认为这股批评声浪会非常严酷。我希望北京能放长双眼，敞开沟通的大门。尽管在短期内，两国间的情势也许会非常紧张。要知道，疫情危机很可能在11月大选后还有余波，如果两国关系在那之前下降得太多，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BBC：如果前副总统拜登当选，美中关系会有哪些变化?与奥巴马执政时期相比会是怎么样?

　　何瑞恩：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副总统拜登当选的话，这四年发生的事情就会被遗忘，中美关系就能回到2016年。世界格局、美中关系都已变化，美国的政策也会变化。我相信拜登如果当选，他会比2016年时对华更为强硬，这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在经济方面，美国将更注重成效，改善本国就业和工资。拜登会感觉需要向他的支持者作出交代。

　　而日前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写的文章，大概颇能代表来自北京的观察。不论是特朗普或是拜登当选，对中国各有利弊。特朗普对华强硬，但他的政策不是特别有效，也无法动员其他国家，只是美国的单边行动。而拜登可能不那么鹰派，但他的政府会更有效、更能动员多国向中国施压。

　　BBC：新冠疫情为美中关系带来诸多动荡，但同时又提醒两国，他们互相依存，并需继续共存。你认为疫情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新章节的开始吗?

　　何瑞恩：我认为我们在预期新冠疫情的意义时，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在后新冠时期，美国和中国会被世界其他国家评判，关于两国疫情应对、保护国民和复苏经济的有效性。同时，我们正身在危机的迷雾中。如果你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或是911事件后，回顾当时关于世界将如何变化的预期，它们都显得不那么有先见之明。我认为这一次也不会是例外。我时不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世界将如何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思想性文章，我总有这么一个疑问：你怎么知道呢?

　　(为方便读者理解，访谈有部分删节与段落调整。受访者观点并不代表BBC立场。)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2

旧文章ID：21671

作者：于泽远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昨天报道，中国对美国国内就疫情针对中国发起诉讼极为不满，中国政府已在着手准备对一些提出反华议案的国会议员、密苏里州以及美国相关个人和实体采取必要惩戒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此举是要警告美国方面，不要借疫情对中国发起诉讼和索赔。对一些与中国有较多利益往来的实体和个人来说，这种警告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对许多主张起诉中国的美国个人和实体，影响其实不大。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昨天报道，中国对美国国内就疫情针对中国发起诉讼极为不满，中国政府已在着手准备对一些提出反华议案的国会议员、密苏里州以及美国相关个人和实体采取必要惩戒措施。

　　报道还引述有关学者称，中国不会只是象征性地反制，“必须要打痛他”。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此举是要警告美国方面，不要借疫情对中国发起诉讼和索赔。对一些与中国有较多利益往来的实体和个人来说，这种警告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许多主张起诉中国的美国个人和实体，比如共和党籍参议员约什·霍利(Josh David Hawley)、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与中国少有交往，中国的惩戒措施对他们影响不大。

　　同时，除非美国方面率先借疫情制裁中国政治人物，中国应该不会主动将惩戒措施扩大到美国政府的高官，比如一向严厉指责中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否则会让中美关系更恶化。

　　环时：美一些议员及州官员“滥诉成瘾”

　　《环球时报》报道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及州官员，频频借冠病疫情问题向中国发难，并批评这可谓是“滥诉成瘾”。4月14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约什·霍利在参议院推出《为冠病受害者追求正义法案》(Justice for Victims of Coronavirus Act)，允许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私人诉讼。4月16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中国责任法案，要求剥夺中国在美国的主权豁免。

　　目前，美国已有17个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致信美国国会，要求调查中国在冠病大流行中的角色。

　　《环球时报》昨天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说，中方一再强调，中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再退让，绝不能容忍有些人毫无原则地对中美关系造谣生事”。

　　尽管中国将如何惩戒美国向中国提出诉讼的实体和个人目前尚无具体内容，但中国已开始反制提出要“独立调查”中国疫情起源的澳大利亚，以澳方违反检疫要求为由暂停从澳洲四家屠宰场进口牛肉，并有可能暂停进口澳洲生产的大麦。

　　据路透社前天报道，澳洲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近日尝试同中国商务部长钟山通电话，不过没有得到回应。伯明翰说，澳洲寻求与中国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但澳洲不会因感觉到“经济胁迫”而改变政策立场，将继续支持对冠病病毒的国际调查。

　　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防疫物资出口的管控。中国商务部网站周二发布通告，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部分防疫物资，这些物资包括冠病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和非医用口罩。

　　通告称，暂停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防疫物资，是为了更好地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不影响通过主流商业渠道出口。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原来可以自由出口的医护物资，限制在中国政府可管控的商业渠道。这种管控可能成为中国反制那些要求对中国追责和索赔国家的手段。

来源时间：2020/5/15   发布时间：2020/5/15

旧文章ID：2167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国会山 —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向中国政府追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责任再出现最新动作。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推出法案，将授权白宫制裁中国。法案同时还要求尽快释放在新冠病毒疫情后镇压行动中遭逮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Sen. Lindsey Graham, R-SC)星期二(5月12日)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The COVID-19 Accountability Act)。法案内容称，若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

　　“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欺瞒，病毒不会出现在美国，”据信深得特朗普总统信任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拒绝让国际社会进入武汉实验室进行调查。他们拒绝调查人员研究这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

　　“我相信中国永远不会对一项认真的调查提供配合，除非他们被逼着这么做。这项严厉的立法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直到他们愿意与调查人员合作。我们必须确定病毒是如何产生的，并采取措施，例如关闭湿货市场，以确保这情况不会再次发生。”

　　格雷厄姆还说，“现在是该顶回中国，向中国追究责任的时候了。”

　　今年底即将面临国会选举的格雷厄姆近日高调要求北京当局为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行赔偿。他曾在电视节目中称中国是这次大流行病的“最大资助国”。

　　新冠病毒已经给美国人带来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美国成为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格雷厄姆所推出的法案，总统被要求在6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证明，证明中国向美国、其盟友或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附属机构所领导的任何冠状病毒调查提供全面和完整的交代。

　　法案还要求中国关闭所有运营的湿货市场，这些湿货市场有可能通过将人畜共患的疾病带进人群中，使人类健康面临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还要求尽快释放所有在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镇压行动中被逮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法案将授权总统实施一系列制裁，包括冻结资产、禁止旅行、吊销签证、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或承销，以及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政府坚称当局在疫情问题上保持了透明，而且为抗疫树立了国际榜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再次指责他所说的“个别国家企图借疫情对中国污名化、‘甩锅’的行径”。

　　格雷厄姆参议员的法案获得八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联署支持。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Sen. Thom Tillis, R-NC)是法案联署议员之一，他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让中国对此次疫情承担责任势在必行。

　　“我们确实必须让中国承担责任，”蒂利斯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主要是在沟通方面的问题。有许多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得到它们，我们可以延后(美国疫情)爆发四周左右，那对我们的应对措施和准备工作会有显著的影响。”

　　蒂利斯认为，此次疫情后美国将从中汲取许多教训，而美中关系在疫情之后将发生变化。

　　“未来的世界，许多事情都将在此次疫情后产生重大改变，”蒂利斯接着说。

　　“我们将重回一些更具建设性的谈话吗?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难想象那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有会怎么样发生的情况。当然，有些事情将会平息下来。”

　　蒂利斯参议员也在法案推出后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进行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掩盖活动之一，向世界说谎，任由新冠病毒在境外传播。这项法案将开启让中国政府为其严重不当行为负责的进程。”

来源时间：2020/5/14   发布时间：2020/5/13

旧文章ID：21669

作者：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美国政府从开始就本着“资本第一”的指导原则，贻误抗击疫情最佳时机，导致疫情在美国全面暴发，美国现已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疫情扩散不但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且对美国经济、总统选举、中美关系等产生深刻影响。经济层面，疫情直接冲击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股市大跌，失业率上升，持续多年的利好经济下行基本成定局;政治层面，疫情对美国内政，特别是2020年总统选举的影响正逐渐显现，使本来相对清晰选情蒙上阴影;对外政策层面，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选择让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紧张;中美关系上，美国政府的“甩锅”做法不但污染两国关系，也为两国疫情应对合作设置了众多障碍。

本报告共分六部分，除引言和结语外，其他四部分着力分析疫情对美国经济、政治、中美关系等方面影响，指出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大话和谎言无法有效抗击疫情。

报告强调，大疫面前，只有坚持“生命至上”，把百姓生命放在抗疫的首位才是负责任大国的正确选择。只有强化抗疫合作，两国才能为最终战胜新冠疫情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文版：“中国与世界”系列报告之九CH.pdf

英文版：“中国与世界”系列报告之九EN.pdf

来源时间：2020/5/14   发布时间：2020/5/13

旧文章ID：21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