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846

Blackjack:從喬良文章引起的蝴蝶效應談起

作者:Blackjack  来源:中美印象来函照登

喬良將軍發表《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一文後,雖然是他向來的主張,但一些用語引起台灣媒體的廣泛報導,特別是「文统无望,只能武统」及「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這兩段話,本來這在台灣媒體生態中也不過就是「一日新聞」,但由於前國民黨立委、前國民黨副祕書長蔡正元的一席話,更被國台辦加以評論,喬良將軍的文章確實引起了蝴蝶效應,後續則有待觀察。

那,蔡正元如何解讀該文?國台辦如何反應?蔡正元在臉書轉載喬良的文章並「解讀」:
     1、台灣問題不是民族復興的主要內容,因為民族復興是要讓14億人過幸福的日子,收復台灣跟14億人的幸福日子無關。
     2、喬良將軍在島內傳達的訊息是,收復台灣跟民族復興無關,美國永遠會為台灣制裁中國,中國被美國制裁,就永遠不能民族復興,為了民族復興,中國不但不會收復台灣,還會容忍台灣獨立或準獨立。
     3、喬良的輿論如果代表中國大陸官方的政策,或可能在未來成為大陸官方的考慮選項,國民黨就應該超前部署,以中國大陸不再堅守九二共識為由,啟動新的大陸政策。
    對此,有媒體詢問國台辦的意見,根據國台辦官方網站的報導,記者問的是「近日岛内有人士称,大陆为了民族复兴,不但不会收复台湾,还会容忍台湾“独立”或“准独立”,…, 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云云,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8日應詢指出:
    1、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2、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本文的看法是:由於喬良將軍身份的敏感,他的言論經常被視為是中共軍方或官方釋放的「風向球」或表達官方的立場,在他三千多字的長文中,無論是被「斷章取義」而由各界各取所需,或是確實各界並沒有誤解,因為他的說法在台灣引起了這麼多人的重視與解讀,國台辦也不得不「出手」導正干預了。
必須注意的是,國台辦所稱「六個任何」,也正是2017年,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十九大會中提到台灣問題時所揭示的「底線」。而中共一手硬一手軟的「兩手」,硬的一手是「六個任何」,軟的一手是「和平統一」,以台灣人的立場來看,這種變形的「胡蘿蔔與棒子」是:“不聽話就吃棒子,聽話給你吃胡蘿蔔,如果你不喜歡我們的胡蘿蔔,那就給你吃棒子。”
    這就是看似有選擇「餘地」的選擇,也是中共中央葉九條、鄧六條到如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與「六個任何」的「融合大餐」。
在這套「敬酒不吃吃罰酒」的邏輯中,不喝酒的人只有敬酒與罰酒的兩難選擇,這就是兩岸之間最大的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認同感。
    如何讓台灣人從「百年國恥」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認同,大陸方面無力從台灣內部改變台灣的想法,因此才會有喬良將軍及大陸內部武統派「文统无望,只能武统」的絕望感。對許多台灣人與其他沒有「中國大一統」思維的外國人來說,2012年,習近平還在擔任副主席對《華盛頓郵報》專訪的回答“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這種中美把太平洋「分而治之」的思維,對大家是更好還是更壞?
    筆者的結論是:在中共中央還把美國稱為「美帝」的時代,中國的形象與目標並不是如喬良將軍所稱「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那種「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如果真的把台灣人「也當成中國人」,那就不應該有「城破之日,不論愚賢,玉石俱焚」這樣的預告。如果中國曾經譴責美國把中南美洲當成禁臠、經常煽動或作為政變的幕後黑手,那中國「國強必霸式」的「復興」,對他人來說就未必「偉大」!
筆者也閱讀了孙雁教授《民心与认同,才是台湾问题的实质》的文章,筆者在此以哲學家史賓諾莎的一句話「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作為結語:就像若把喬良將軍「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作為最高指標,那「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的手段,又把台灣人當成了什麼?
Blackjack 2020/5/9
延伸阅读:

叶九条(1981年10月1日):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可以对等谈判;

双方在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达成协议;

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

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与同其他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台湾政界领袖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参与国家管理;

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

台湾人民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来去自如、不受歧视;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投资,保证合法权益与利润;

欢迎台湾各界人士与团体,提供统一的建议,共商国事。

邓六条(1982年1月10日及1983年6月25日)

(一)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

(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四)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

(六)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江八点(1995年1月30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

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

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

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

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胡六点(2008年12月31日)

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

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

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

维护国家主权,协商对外事务;

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习五点(2019年1越2日)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共圆中国梦。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14]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

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来源时间:2020/5/10   发布时间:2020/5/10

旧文章ID:21626

统一不是民族复兴的内容?评乔良“台湾问题要给民族复兴让道”论

作者:王炳忠  来源:西瓜视频–王炳忠台湾

来源时间:2020/5/9   发布时间:2020/5/6

旧文章ID:21625

胡锡进: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

作者:胡锡进  来源:凤凰-大风号

  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我们热爱和平,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需要有很强大的意志来应对挑战,而那样的意志离不开东风和巨浪家族的支撑。

""

  别太幼稚了。别以为核弹头平时没用。我们天天都在使用它们,默默用它们塑造美国精英们对中国的态度。我听到有专家说,核武器够用就行了。我觉得他们像少先队员一样天真。

""

  有人会因为这个帖子骂老胡是战争狂。他们应该去这样骂那些公开与中国为敌的美国政客。老胡永远希望中美友好相处,但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是求来的,需要战略工具来塑造。尤其是,我们面临着与越来越不理性的美国进行艰难的互动,对方只相信实力。其实我们没多少时间围绕该不该增加核弹头扯淡,我们需要只争朝夕做这件事。

来源时间:2020/5/9   发布时间:2020/5/8

旧文章ID:21624

金灿荣谈“公知”:美国是“皇军”,还有一帮“二鬼子”

0

作者:观天下事  来源:凤凰新闻

来源时间:2020/5/9   发布时间:2020/5/9

旧文章ID:21623

半瓶醋:U-2高空侦察机与中国

0

作者:半瓶醋  来源:CND

(本文曾在《航空知识》杂志发表,此为未编辑原稿。)

五十年前的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进入中国大陆后不久,被驻扎在浙江嘉兴的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十四营发射的一枚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击落,飞行员黄荣北中弹,未能跳伞随机身亡。9月16日,毛泽东主席去长沙,武汉视察途中路经杭州,在笕桥机场的619专用线上驻车休息后,亲自前往空军笕桥机场机库参观了摆放在那里的这架U-2的残骸,称赞了十四营与国产地空导弹。这是U-2侦察机历史上执行任务中第七次被击落,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随着各类资料的逐渐解密,我们得以对五六十年前U-2侦察机针对中国的进行的侦察活动进行一个回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冷战初期,为了增加信任,减少核威胁,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向苏联领导人建议双方侦察机互飞对方领土进行核查的“开放空间”行动,但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于是,美国空军与成立不久的中央情报局开始试探各种侦察苏联腹地的方法。最初始采用的长距离空飘气球进行拍照的方法由于航迹不可控制,回收率低等缺点很快就终止了。几经周折之后,1954年中央情报局与美国空军就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凯利•约翰逊(Kelly Johnson)提出的CL-282高空侦察机设计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合同。1955年7月,当第一架样机运抵内华达州51区试飞机场的同时,这种飞机被命名为U-2。合同签署之后,U-2项目的进展非常快。第一架U-2于1955年8月1日完成了首飞,其后不到十一个月就于1956年6月20日执行了第一次深入东欧国家的“铁幕飞行”侦察任务。两个星期之后,一架U-2于1956年7月4日首次飞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

U-2项目是中央情报局成立以来所管理的第一个高科技项目。这个项目的早期由美国空军提供飞行员,培训与地面支持,而中央情报局提供传感器并负责侦察结果的处理与分析。项目也培训了几批外籍飞行员,其中英国飞行员还执行过两次苏联内地的侦察任务。U-2的早期主要任务之一是图像收集,根据时间与任务不同先后采用过几种相机。1957年前使用的Hycon A-2型相机由三部指向不同的独立相机构成,用来拍摄飞机下方中线与左右两侧的照片。1957年以后逐渐更换Hycon HR-73B型相机(通常称为B型相机)是通过镜头在七个位置间旋转来拍摄整个航路的影像。如果开启所有七个位置,带有12,000英尺9英寸宽胶片的B型相机的U-2一次任务就可以覆盖大约1,180公里宽,3,500千米长的地面,大约折合四百万平方千米的面积。当然,照片距离航线中心比较远的部分的分辨率会很低,实用性不大。历史上被苏联,古巴与中国击落的七架U-2中的六架携带了B型相机。此外,为侦察中国甘肃兰州西郊504厂,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专门研制了一部FFD-2型红外扫描相机。通过这架相机拍摄的照片来测量504厂排出的冷却水温度以估算该厂六氟化铀235的产量。1965年1月10日夜载有这部相机的U-2在内蒙古萨拉齐附近被击落,这架红外相机被有关单位修好以后几个国内科研单位还成功地进行了合作仿制。

""

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中B型相机地面覆盖示意图

设计U-2高空侦察机的初衷是为突破苏联腹地,前两年主要真对苏联,东欧与中东地区进行侦察。1957年8月间,中央情报局组织U-2进行了一系列从巴基斯坦拉合尔出发对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的侦察飞行任务。8月5日,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 )驾驶U-2在执行侦察苏联贝加尔湖地区的编号为B4032的任务途中横穿中国新疆地区,成为中央情报局的U-2对中国的第一次侦察。同月22日,另外一架U-2对于西藏地区进行了侦察飞行。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西藏航图,这次任务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美国政府与中央情报局对U-2的苏联侦察极其重视,每次穿幕飞行都需要认真计划,并由美国总统亲自批准才能执行。从1956年7月4日首次飞入苏联到1960年5月1日鲍尔斯被击落,U-2只执行了二十余次深入苏联领土的侦察飞行任务。

""

1957年8月5日中央情报局美国飞行员鲍尔斯驾驶的U-2拍摄的乌鲁木齐。A-2型相机拍摄(作者收集)

中央情报局的U-2第一次进入中国人口稠密地区进行侦察是1958年6月19日,任务编号为C6012。执行这次任务的飞行员里尔•卢德(Lyle Rudd)由冲绳起飞,侦察了宁波,杭州,苏州与上海等地。进入1958年8月,两岸关系围绕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骤然紧张起来。中央情报局对两岸局势也非常敏感,在八二三炮战开始前三天以U-2对中国大陆沿广东,福建到浙江台州一线沿海进行了全面侦察拍照。炮战之后,U-2又分别于9月10日与10月22日对上述地区进行了侦察飞行。虽然国民党空军当时也使用RF-84等战斗侦察机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击侦察,但其覆盖面积与图片质量远不及U-2。美国政府与美国军方根据U-2收集的图像资料判定中国大陆当时并没有做渡海进攻金门马祖的战役准备,于是放手美国海军军舰进行护航增援补给,并通过提供先进武器装备的方式支持国民党军队继续守卫这些岛屿。此后,1959年4月间,中央情报局的U-2数次飞往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侦察,航迹从西藏,四川,青海延伸到新疆。另一方面,1957年到1959年间,中国西南藏区形势逐渐恶化并导致武装冲突。美国政府决定通过中央情报局支持与中国政府作战的西藏游击队。当时美国政府机构还没有西藏地区的详细地图,缺乏对西藏境内的地点进行的人员与物资准确空投的能力。于是中央情报局在1959年5月15日到1960年4月5日的近一年时间中利用U-2组织了多次对西藏地区进行侦察的任务,绘制了据称是世界上第一份准确高分辨率的西藏地图。由美国飞行员执飞的中国大陆与西藏地区的U-2飞行任务随着1960年5月1日鲍尔斯被击落而告一段落。不过,1964年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U-2又执行了几次西藏地区的侦察任务。其中1964年12月20日完成的编号为T344A的西藏侦察飞行是已知由美国飞行员执飞深入中国领空执行的最后一次U-2任务。

在高空侦察方面美国空军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合作始于1956年。当年11月30日六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飞赴美国开始进行RB-57A型高空侦察机的训练。1957年12月6日,国民党空军第一次使用RB-57A对海南岛地区进行了侦察飞行。不过,赵广华1958年2月18日驾驶的RB-57A在山东被解放军空军МиГ – 17Ф击落后美国空军很快就为国民党空军更换了飞行高度更高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于1959年1月6日开始恢复对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不过,RB-57D在两万米的侦察飞行很快遭遇到了新的挑战。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干扰建国十年大庆的庆典,1958年解放军空军从苏联引进了五套С-75地空导弹系统,并以每套一个营的编制抽调防空兵组建地空导弹部队。这五个导弹营在苏联专家主持进行的培训结束后被部署在北京周边。1959年10月7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英钦驾驶一架RB-57D对华北地区进行侦察飞行途中,在19,000米高度被部署于北京市东南张家湾机场西南角的地空导弹二营的С-75系统发射的一枚В-750导弹击落,以地空导弹在世界空战史首次实战发射并取得战绩而载入史册。由于当时苏联没有在实战中发射过地空导弹,对于С-75系统在一万八千米以上高空的作战能力并不清楚。苏方听到这个战例后马上组织了专家组飞往北京,并于10月9日赶到现场,认真听取了二营官兵的作战经过。正是这次空军取得的战果给了苏联防空兵充足的信心,六个多月后他们得以以同样的С-75系统在西伯利亚腹地击落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鲍尔斯驾驶的U-2。

1958年八二三炮战之后,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军方之外与国民党政府单独进行磋商,培训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高空侦察机对中国大陆内地进行联合侦察飞行。国民党空军提供飞行员,飞机与地面支持由美方提供,侦察成果双方共享。1959年4月,首批入选的杨世驹,陈怀,郄耀华,华锡钧,王太佑与许仲揆等六人赴美培训。当年9月,完成U-2培训的五人回到台湾并于1960年底正式成立了由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直接领导的国民党空军第35中队,也就是黑猫中队。不巧,正当U-2项目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发生了U-2在苏联被击落的事件。其后,1961年3月19日郄耀华夜航训练落地失控起火,击毁人亡。虽然1961年1月U-2就入驻桃园机场,但一直拖到一年以后才得以开始执行对中国大陆腹地进行的侦察任务。

1962年1月13日晨七时,陈怀驾驶的U-2由桃园机场起飞开始执行编号为GRC-100的首次大陆侦察任务。他在爬升至两万米后由福建进入中国大陆。途径浙江,安徽,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湖北,江西等省,最后由福建进入台湾海峡返航。总航程6148公里,飞行时间8小时40分。飞机回到桃园机场时,蒋经国亲自前往接机。不巧的是,那天中国华东,华中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天气,直到进入陕西省西部地面能见度才逐渐变好。陈怀一直向西北飞到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侧,过弱水之后才南折,飞向他任务中下一个导航点。就在这段向南飞行的两百公里途中,装载在U-2上一直不停拍摄的B型相机第一次拍下了航线左侧五十多公里外的中国导弹试验场,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前还没有解密资料表明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为GRC-100安排了这样的一条航线。估计当时有在弱水边鼎新小镇附近建设了导弹试验场的情报,但没有具体位置,以致其规划的航线偏离了目标五十余公里。其实U-2驾驶舱内的视野很差,飞行员主要靠仪表与装在仪表板正中的一架光学下视仪的辅助来进行导航。飞行中的陈怀并不一定看得到五六十公里外的导弹试验场,U-2也并没有转向靠近发射场。但机上的B型照相机自动把航路周边包括导弹试验场的地面都拍摄了下来。这次任务成功完成之后,蒋介石在两天之后接见了陈怀,并在几个月以后为其更名为陈怀生。不过,1962年9月9日上午在陈怀第四次执行大陆侦察任务期间,被临时移防江西向塘的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二营发射的一枚В-750导弹击落。陈怀中弹并跳伞,落地后由于失血过多身亡。陈怀祖籍福建, 1940年抗日期间12岁就参加了四川灌县国民党空军幼校。他一直未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人缘好,飞过很多机种,飞行技术也很精炼。第35中队的黑猫队徽就是他设计的。他死后,蒋经国曾撰长文《看不见,可是你依旧存在》来纪念陈怀。

""

1963年1月13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陈怀驾驶的U-2在第35中队第一次对中国大陆侦察飞行中拍摄的甘肃酒泉中国导弹试验场(作者收集)

在1962年9月9日陈怀的U-2被击落之前,第35中队共完成了14次大陆飞行任务,完成了这样一些路线:

GRC-100:1962年1月13日陈怀执行U-2首次大陆侦察任务,侦察了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等地区;
GRC-102:1962年2月23日杨世驹侦察了福建,四川,甘肃,青海西宁等地区;他这次侦察覆盖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兰州504厂与青海221厂所在地域;
GRC-104:1962年3月13日华锡钧侦察了广西与云南;
GRC-106:1962年3月26日王太佑飞侦察了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与广东;
GRC-112:1962年6月16日杨世驹自鸭绿江口进入东北侦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辽东半岛,穿越山东进入江苏,最后从上海返航;
GRC-113:1962年6月20日王太佑返回酒泉导弹发射场进行抵近侦察,然后经陕西,湖北,江西,福建等地返航;
GRC-115:1962年6月26日陈怀侦察了浙江,福建,广东沿海;
GRC-116:1962年6月29日王太佑侦察了福建,江西与湖南;
GRC-117:1962年6月30日华锡钧由上海入境,侦察了江苏,河南,湖北,江西与福建;
GRC-119:1962年7月6日杨世驹侦察了福建,广东,浙江与江西;
GRC-120 :1962年7月10日陈怀侦察了福建与广东;
GRC-123:1962年7月28日王太佑侦察了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与上海,江西等地;
GRC-125 :1962年8月11日华锡钧侦察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北京,在张家口附近他的U-2发生电器故障后直接返航。这是U-2第一次侦察北京地区,他拍摄到了北京西南火箭发动机试验场;
GRC-126:1962年9月8日杨世驹侦察了广东与湖南。

由此可见,U-2拍摄了大量中国内地的高分辨率照片,其中很多区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多年中美国与国民党情报机构从未涉足,增加了西方对于中国军事,经济与民生的全面了解。同时可以看到,1962年6月20日至7月28日这一个月间,U-2共有5次飞经江西。正是这样的频率给了空军司令刘亚楼决心,冒着北京防空出现空洞的危险将五个地空导弹营中的一个营机动部署到江西向塘,得以在9月9日首次击落U-2。此后1963年11月1日曾经第二次侦察过北京的叶常棣在江西上饶被击落后并成为第35中队第一位被俘的飞行员。1982年他与此后被击落生还的张立义一同被释放到香港,并在1983年5月由中央情报局安排前往美国定居。1964年7月7日第35中队李南屏驾驶的U-2在福建漳州被击落,他未能跳伞随机身亡。他的座机并不是当时第35中队早期大部分时间飞的U-2C型,而是当时为美国海军改装成为可以在航空母舰上着陆的U-2G型,机身做了加固。

""

中央情报局解密的任务文件中1963年9月26日第35中队飞行员叶常棣执飞的U-2在中国大陆侦察路线图。航迹先后跨越了杭州,南京,郑州,太原,包头,呼和浩特,北京,济南,上海,福州与厦门等重要城市

中央情报局不仅要求国民党空军第35中队执行中国大陆的飞行任务,同时派遣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对北朝鲜与战争形势愈加紧张的越南北方进行侦察飞行。陈怀被击落后35中队U-2的第一次任务由华锡钧执飞。1962年12月6日他由三八线以北东海进入北朝鲜,拍摄了平壤之后沿中朝边境朝鲜一侧飞行,然后南折,拍摄了朝鲜东海岸线的一部分之后由东南方向汉江口附近离境返航。华锡钧先后毕业于空军幼校与空军官校,之后一直在空军服役,没有机会读大学。但他很刻苦,花大量业余时间自修。在完成十了次U-2飞行任务之后经蒋经国批准来到美国深造。1964年已经38岁的他进入普渡大学读研究生。1968年博士毕业后他本来有很好的机会留在美国工作,但应国民党空军司令赖名汤之邀回台湾筹建台湾自己的航空工业,减少台湾军机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他主持了包括经国号IDF在内的一系列台湾自主设计机型的研发,以二级上将军衔退休。2017年初91岁高龄在台中去世。

""

1963年6月3日第35中队飞行员华锡钧驾驶的U-2拍摄的兰州504厂(作者收集)

进入1963年后,在继续大面积收集中国大陆军事,经济情报的同时,中央情报局逐渐把重点转向了准备进行核试验的中国原子能工业。虽然当时美国自己的锁眼系列侦察卫星已经开始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频繁侦察,但其图像分辨能力还达不到U-2相机的水平。1963年至1964年期间,35中队的U-2对包头202厂,兰州504厂等设施进行了反复的侦察飞行。1964年11月26日凌晨,第35中队飞行员王锡爵驾驶携带了红外相机的U-2夜航兰州对504厂进行侦察。清晨5时10分,守候在兰州南上中堡的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二营发射了三枚地空导弹。王锡爵及时开启机上安装的13系统进行干扰,导弹未能击中。当时天色未明,三枚导弹战斗部在头顶爆炸的闪亮使得王锡爵暂短失明,仪表板都看不清楚。他左转180度返航,未能够完成这次任务。不过二营阵地暴露后撤离,王锡爵得以在一个多月后的1965年1月8日再次飞返西北,完成了对504厂的红外侦察任务。不过,执行下一次侦察任务的张立义运气不好,两天之后再次夜航侦察504厂的途中在包头以东被地空导弹一营发射的一枚В-750导弹击落后被俘。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脾气倔犟。抗战期间他14岁入读空军幼校,之后一直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早期完训并执行过U-2作战任务的飞行员中只有他,华锡钧与刘宅崇三人完成了十次深入陆地的侦察任务。后来他加入华航成为民航飞行员,并于1986强行驾驶一架华航波音747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着陆。2012年2月,他与当时驻守在甘肃上中堡,曾经指挥向他发射过导弹的地空导弹二营时任指挥连连长的陈辉亭少将在北京欢聚一堂,共叙那次作战经历。

""

1965年5月14日第35中队飞行员莊人亮驶的U-2在云南昆明遭遇地空导弹攻击。这是机上B型相机拍摄到的向这架U-2进行攻击的飞行中В-750(或红旗1号)导弹末级(作者收集)

不过,U-2从未飞临解放军第二十一训练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场区执行过拍照任务。原因之一是距离上罗布泊试验场接近U-2的最大航程,其从航程最短的泰国起飞后可选的航路不多。1964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之前,中国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在关键导航点进行了部署,突破有很大危险。另外,1963年7月12日首次成功发射的锁眼系列KH-7 定点侦察卫星到了1964年已经渐趋成熟,分辨率开始接近U-2。原子弹试验前夕,第35中队飞行员张立义曾经在泰国塔克里(Takhli)美军基地待命数周,但在最后时刻任务还是被取消。不过,中国第一次热核试验前一个多月的1967年5月7日,第35中队飞行员莊人亮飞往罗布泊地区为中央情报局执行了一次特殊的代号为Tabasco的任务。Tabasco任务是利用 U-2来投掷一对三米多长,三十厘米直径的筒状容器,里面安装了精密传感器与无线电发射装置,会自动测量核试验关键参数并发送到预置于喜马拉雅山脉高处的遥控转接器上。莊人亮傍晚7时20分从泰国塔克里基地起飞,夜航四个多小时后抵达罗布泊,没有遭遇拦截。他在几分钟内分别投下两枚传感器后返航,航程近6,100公里,飞行时间8小时54分。据称美国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馆展出的就是他执行这次任务飞过的这架U-2C。不过,这两枚传感器似乎没能正常工作。中央情报局又安排了也参加过Tabasco训练的张燮携带21-22kH无线电收发装置与拖曳天线再次赶往传感器投掷区进行设备激活。8月31日早7时,守卫在青海格尔木三个地空导弹营中的两个营先后向执行这次任务的U-2 发射了六枚导弹未果,张燮得以继续飞向罗布泊并完成了这次任务。中央情报局对于这两枚Tabasco任务传感器最终是否完成了其侦测任务深藏若虚,其结果目前不得而知。张燮于1969年1月5日执行任务期间在基隆东北外海由于U-2失事而身亡。

U-2对进行大陆进行侦察飞行期间,地空导弹并不是解放军空军唯一拦截手段。大多数U-2执行侦察任务期间,空军都派过多型战斗机沿航线进行追踪拦截。不过,由于当时战斗机与所载武器升限的限制,战斗机拦截一直没有能取得战果。1964年越南形势紧张,U-2与美国空军火峰无人机等经常光顾广西,云南,海南岛一带进行高空侦察飞行。空军于是派遣1962年11月就换装了刚刚进口的МиГ-21Ф-13型战斗机的空三师9团的几个小分队进驻广西与云南,并研究出利用动力跃升战术突破МиГ-21Ф 一万九千米的升限,以实现对两万米以上的目标进行攻击。不过,进行动力跃升的战斗机需要地面雷达引导,在目标之后几千米外就进行瞄准,高速俯冲再以二十到三十度角拉起接近目标。升限以上高度上战斗机飞行员对飞机飞行状态控制有限,保持不了高度,同时还受到远距离上瞄准精度的限制。1964年11月至1965年9月间解放军空军使用该型机对U-2实施攻击29次,期间发射过两枚К -13型空对空导弹,均未取得战果。1969年10月16日(亦有1970年10月21日的记载)第35中队沈宗李驾驶新型U-2R执行沿海擦边照相与电子侦察任务,飞行至青岛外海遭遇解放军空军一架歼7使用动力跃升战术进行攻击。不过,U-2R上安装的20系统对后面进行攻击的歼7提前报警,沈宗李左转后改为平飞。这时后面的歼7从U-2R机右下赶了上来,最近距离只有150米,看得到对方头盔。但由于沈宗李的机动飞行歼7没有能够对U-2R施行有效攻击,达到最高点后也无法维持高度。2011年10月,沈宗李与当年驾驶这架歼7的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蒋德秋在北京欢聚。

""

2011年10月第35中队飞行员沈宗李(左)与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米格21飞行员蒋德秋合影(沈宗李先生提供)

""

1965年5月27日第35中队飞行员王锡爵驾驶的U-2在广西北海拍摄到正在追踪他的解放军空军空三师МиГ-21Ф-13型战斗机(作者收集)

1967年9月8日黄荣北驾驶的U-2在浙江被击落后不久,国民党空军停止了第35中队深入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一方面国产地空导弹的量产使得大陆导弹防护网日趋完善,飞行员损失太大,另外一方面卫星作为战略图像收集手段其分辨率已经接近并开始超过U-2。第35中队1968年1月重新开始侦察飞行,但对大陆的任务只限于在沿海擦边飞行,执行侧向图像收集与电子侦察任务。至1974年5月24日邱松州执行了最后一次沿海飞行后,第35中队共执行了大约220次侦察任务,其中大约100次的航线深入了中国大陆,北朝鲜与越南北方腹地。

""

2010年9月美国空军加州比尔空军基地第9侦察联队进行训练飞行中的U-2S高空侦察机(作者拍摄)

五十年多后的今天,美国空军仍然有三十余架U-2在役,并在2017年5月宣布短期内不会让其退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甚至在大修U-2时按2050年退役为目标。在有制空权或者边境线以外地区执行侦察任务时,美国空军现役无人机目前与U-2在所能携带的传感器与飞行员操纵的灵活性方面仍然有不少差距。两万米高空的黑色幽灵仍然会继续漂浮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上空。

""

2010年9月作者在美国空军加州比尔空军基地第9侦察联队机库与曾经在国民党空军第35中队服役过的美国空军现役68-10329号U-2S合影

来源时间:2020/5/8   发布时间:2020/4/30

旧文章ID:21622

朱锋:新冠疫情会如何改变世界

0

作者:朱锋  来源:环球时报

  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会改变世界?这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叙事中,少有从病毒疫情的角度总结瘟疫究竟会对人类基本社会生活、国家间权力竞争和利益分配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此次新冠疫情已经扩散到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分民族、国籍、性别、肤色和年龄,重新书写了人类危机和灾难叙事,改变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知和历史经验。具体来说,新冠疫情正从以下四方面“前所未有”地改变世界: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疫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历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封城,经济活动中的消费需求被压缩到了生活必需品供应,大部分的产业和制造业都不能正常运营,资本也缺乏明确的投资流向,这是经济活动全要素的停摆。新冠疫情究竟将带来什么样的全球经济衰退,有人认为这将是1929-1933年以后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甚至有的人认为会比大萧条时期更加严重。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大国战略竞争进入全要素对抗时代。我们以往认识中美关系的经验事实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但今天的关系已经发生巨大的“范式变化”,真正进入一个全要素对抗时代,不仅是经济、军事,包括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各自国内市场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走向碰撞和对抗的趋势。恶化的进程中最危险的因素是情绪化和政治化,尤其是美国政府为了“甩锅”不断“污名化”中国的举动。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冷战结束近30年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新激荡起伏。冷战结束使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实践全球化,具体体现在市场要素配置、价值链和产业链结构性配置的全球化,还有各国政治、社会治理架构以及重大的跨国议题设置和治理机制的全球化。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使欧盟这样的地区治理机制受到严峻挑战,更因为“美国优先”的狭隘民粹主义,使得以国际制度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也受到严重削弱。为应对疫情,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性调整。强化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新国家主义”正在全球各地受到关注。
""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重塑全球舆情走向,造成前所未有的“歇斯底里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论再度兴起,全球化时代自由、相互开放和以全球主义为导向的跨国家、跨地区社会性交往正在面临严重的挑战。这进一步引发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防范,战略竞争正在全面扩大到经济、社会和舆论等领域,各国在价值和观念上相互警惕和防范的新战线正在形成。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有可能形成四个阶段的“冲击效应”,分别是“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和民生危机”“社会危机”。冲击目前处在第一、二阶段,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第四阶段还未出现。
  新冠肺炎疫情会如何改变世界?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一是世界可能将进入一个“新战国时代”,国家间竞争、防范、警惕的战线将会持续拉宽和拉长。以前我们常讲“单极”和“多极”,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得“极”的概念被空前虚化,国际格局将不再是简单的以“极”为主体的权力分配结构,而是利益的警惕、防范和冲突变得更加细致、全面。这将是一个国际秩序缺乏主导性领导力量,国家间多领域、多战线、多维度“明争暗斗”的新时代。我们原来积极打造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都将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问题。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格局也将面临重大考验,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南非、巴西和印度的货币在过去两个月内大幅贬值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未来世界权力和利益结构是否将会重组?我们如何度过这个“新战国时代”?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大国战略竞争可能将会进入更加严峻的新阶段,中美是否已经开始进入“new cold war”?这个问题仍然可以争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掩盖抗疫失误和竞选继续“污名化”,恐怕只有一步之遥。与旧冷战的最大区别是国际体系不会简单地重新阵营化,双方在经济和商业上还会有交集,但全面对抗恐怕在所难免。这不是中国想要的,更不符合中国崛起的战略利益,但特朗普政府如果硬要将其强加于中国,我们也无路可退!
  三是世界经济秩序可能将会大规模重组,全球化进程的调整将势在必行。从1990年到现在全球贫困人数在不断下降,但新冠肺炎疫情将使世界新增4-6亿贫困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扩大。再加上新的全球旱情和可能出现的反复,全球将有近40个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倒退。新冠疫情将改变全球发展现有格局。
  疫情对世界的改变才刚开始,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心理和知识准备。

来源时间:2020/5/8   发布时间:2020/5/6

旧文章ID:21621

王文:中国古代“亡国之君”的四大特征,美国已经集齐了

作者:观视频工作室  来源:西瓜视频

  1941年,《时代周刊》创始人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而到了2020年,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自己开始感叹,“美国世纪”快要结束了。疫情之下,这种终结已经无可遁形了。

  更有趣的是,王文提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400多位帝王,其中所有的“亡国之君”,基本上不外乎四种特征:荒淫无度,穷兵黩武,少主年幼,众叛亲离。如果我们把美国最近四位总统拿过来一看,会发现,似乎可以完美代入——性丑闻缠身的克林顿,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史上最年轻却处处受制的奥巴马,最后,当然是和全世界为敌的现任总统特朗普。这难道就是“王朝”的宿命吗?

  点击观看视频
王文:中国古代“亡国之君”的四大特征,美国已经集齐了

来源时间:2020/5/8   发布时间:2020/5/8

旧文章ID:21620

戴峻:科学社会主义4.0初探

0

作者:戴峻  来源:中美印象

—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1870/4/22 - 2020/4/22)

(同时亦缅怀邓小平赴欧学习一百周年1920-2020)

引言:邓小平将列宁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电气化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成进步的强大引擎

一百年前,邓小平等怀有强国梦想的中国青少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群体,最初学着吃法国面包加红葡萄酒,没有菜,难以习惯。几年后邓小平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享用苏联提供的猪牛肉蛋禽奶等非常丰富的食品,简直是贵族的待遇。如今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普通大众也都可时时吃得起猪肉牛肉海鲜及各种菜品齐全的火锅了,说明从邓小平到江总与胡总到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有时甚至可以说接近奢侈。
""

邓小平在欧洲的法国与苏俄,学习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1.0 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巴黎公社革命史, 以及作为科学社会主义2.0版的列宁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邓小平回到中国后又经历了历次革命并领导中国社会主义进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本质上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3.0版。而今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走向4.0版。这四个版本,是不是大致对应于四次工业革命呢?本文尝试做一个初步的系统的探讨。并于其后,在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也是走向繁荣幸福健康的,每个人的也是全体人的“自由发展联合体(见1848年共产党宣言)”时代里,建议试试使用这个科学社会主义4.0版的思维与交流体系,来对西方各党派对症下药以达到捭阖纵横的效果。

一 .  邓小平与列宁主义在欧洲大战后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希贤(邓小平)等中国学子们乘船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亲历体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普通市民生活的艰辛,也深刻感受到垄断资本主义剥削的严苛,从此,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带动下,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3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生追寻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

在之前的1917年,列宁从被迫旅居多年的欧洲西部回俄罗斯,带着他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想:他一直号召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用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替代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来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要求的“保卫祖国”,因为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不是工人阶级的祖国。他认为这样做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真髓。列宁回到俄国,领导发动了十月革命,胜利地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带领苏俄通过策略地签署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野蛮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紧接着,苏维埃俄罗斯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艰难时期,并且在波兰与苏俄战争里体验了输出革命的困境,以及面临曾经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但逐渐不满的喀琅什塔得要塞水兵于1921年初的哗变。接着,列宁带领新生的苏俄红色政权灵活地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市场机制取代军事共产主义、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与管理制度、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公式是"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

1926年初,邓小平来到莫斯科。正值五年以来,列宁生前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在莫斯科和整个苏联燎原般发展,国民经济全面开花结果,市场上商品丰富,品类繁多,商店、饭馆、咖啡馆随处可见。青年邓小平享受了莫斯科东方革命大学学员的高水准生活,全面系统严格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训练。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青少年邓小平,与睿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导师列宁,他们所共同经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在市场需求的强烈推动下、爆发出科学技术革命的宏伟动力、使当时主要是制造业等近现代产业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劳动生产率,和与之相适应的巨大社会财富。从而,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思想,会相应地提出并且发展自己的社会变革主张。下面我们来极简地回顾各次工业革命,与它们各自对应的科学社会主义版本。

二 .  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一百七十多年来的发展简史:

1、1848年2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英国完成“共产党宣言”,提供给第一国际(工人国际)使用,系统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此时西方各国在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蒸汽机时代。马克思写书,点煤气灯。在欧美产业劳动大军中,当时以蓝领劳工大众为主,工程科技人员比例很少。

1880年马克思为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作法文版序言,他们二人都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准则。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一边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一边于1889年建立了第二国际(社会国际)。五年之后恩格斯也逝世。

这时应是:科学社会主义1.0版。显然对应于工业革命1.0版。

2、1903到1917年,列宁在与后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占据的第二国际进行斗争的同时,完成了“国家与革命”与“帝国主义论”,指出第二国际各党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变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的附庸。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们支持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欺骗和驱使各国工人大众去战场送死。列宁呼吁无产阶级开展世界革命,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各国的国内革命战争。由此,列宁主义开始形成了。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列宁领导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此时欧美各国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柴油汽油内燃机时代。此时列宁撰写著作,用的是电灯。在欧美产业劳动大军中,仍然以蓝领劳工大众为主,但工程科技人员比例明显逐渐增多。

邓小平于此时到发达的资本主义法国勤工俭学。众所周知,法国是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地,是国际歌首先唱响的地方。五年后,邓小平又到俄罗斯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学习一年,见证了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方向: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电气化大目标。

这时应是:科学社会主义2.0版。显然对应于工业革命2.0版。

3、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知识人材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此时世界先进各国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电脑计算机时代,邓小平发表的讲话,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给全民观看。在生产劳动大军中,蓝领劳工大众仍然队伍庞大,同时工程科技人员(包括当年本文作者)逐渐成为提升生产质量与数量的关键人群,而且人数比例相当可观。

这时应是:科学社会主义3.0版。显然对应于工业革命3.0版。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与国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主导的经济缺乏经济活力,导致僵化的斯大林式经济体制停滞落后,甚至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种形势下艰难发展起来的。至此,欧洲社会民主党多早已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思维体系,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胜利,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缺少市场竞争活力的僵化计划经济的行政社会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则不同,它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投入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时一样,既有激情,也有智慧,发展出胜利的方法与道路。
""

而旧时的欧洲社会民主党高层,缺乏激情,而且小聪明过头,注重向资产富豪集团退让甚至献媚,以求分红,虽然一时使欧洲社会福利提升,但最终还是与资本集团沆瀣一气,令资本攫取超额利润。而那时的苏联东欧共产党,激情过度,而缺乏大智慧,没能灵活机动地驾驭市场、资金、企业,导致技术落后而败给美英大资本集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灵活地宏观调控驾驭了市场、资金、企业,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与西方一样快速提升,又通过全面脱贫,建设小康社会,扩大了市场与社会福利的强劲需求,更加刺激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中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强大力量,使它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推动力与强劲引擎。

4、如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值世界发达与新兴各国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正是全球互通互联各业走向全面自动化时代,而白领工程科技人员将成为产业劳动大军的主力。中国领导人在国内,或与世界各国领导层,各国际组织,经常使用卫星网络视频,举行国际会议。这是工业革命前三版时期难以相象的,也无法享用的。
""

这将应是、也正在走向的:科学社会主义4.0版。显然对应于工业革命4.0版。

科学社会主义4.0在中国的踏实发展,也具有历史文明的优势。华夏文明是人类最初文明曙光之一,有着人类最初独创文字与考试选拔文官的文明传统,文化延绵至今,唯一没有断绝。自古以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过无法替代的关键性的数个伟大发明。同时,抵抗了历史上几乎无法克服的游牧猎战民族的无数次入侵,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也恢复兴盛。在近现代帝国主义扩展、与被压迫人民与民族争取解放的时代,由于有三千年“天道民本主义”的周公思想的传统与孔子儒家为突出代表的理性集体主义文化,中华民族顺理成章地正确地引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又在实践中,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电气化理想,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系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包括全面脱贫、即将建成的小康社会,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互相借鉴与促进的意义。

可以设想,欧洲社会民主党,前苏联前东欧共产党,世界各地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南亚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左派共产党,都将逐渐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即现代化高技术的科学社会主义4.0所彻底折服。高技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和平发展合作、技术与物资、市场与机会、信心与智慧、稳定与繁荣。甚至有可能包括抗击新冠病毒的先进疫苗技术。这是大势所趋,无法回绝的。

这个时代与进程,会有更多的革新与革命,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庞大的社会进步。下面将进一步讲述论说。

三.  科学社会主义与各时期的对手与队友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各种工人运动中的思潮,都有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1.0)的竞争对手或同路人与队友。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代表运动的整体利益与最长远的战略。

在列宁时代,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倾向于转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在议会道路中,与本国大资产阶级特殊利益集团来分享政权,对外逐渐有社会帝国主义的倾向。而科学社会主义(2.0)主张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独享领导权,对外实行国际主义原则,不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欧洲封建贵族与垄断大资产阶级帝国以及堕落成为他们附庸的第二国际许多政党,是无能的,野蛮的,残暴的,它们把欧洲变成了鲜血浸透的战场,让欧洲劳动人民尸横遍野。

然而,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在科技上需要学习先进的西方,刚刚开始尝试市场经济新政策,提出社会主义远景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还需要时间来加强科技实力,以争取领先地位。

但列宁逝世后,众所周知,苏联的社会主义逐步放弃了市场新经济政策,并形成了中央计划经济。国防军事需求仍然刺激出强大的军事科技,包括至今仍然领先的航天宇航科技。而市场代表的民用需求则没有机会彰显出来,因此无法刺激民用生产方面的科学与高技术,无法在劳动生产率上超过西方。以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这个“新”社会无法赢得对旧社会的胜利。恩格斯指出过: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1930年代以后的苏联时期,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主要来自军事工业。导致这个国家的社会军国主义的倾向似乎明显多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没有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国际竞赛。

与此同时,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大多数主流党派,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帮助建立的自由“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议会政治。对于选民大众来说,获得了旧时代所缺乏的通过感受自身生活的好坏那种感性来投票的权利,从而间接参加了社会政治。然而,在生产与分配较为平稳的时期,西方普通人民无法了解各种大小资本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攫取公共利益,也无法通过复杂的代议制宪政政体,以及复杂而不简明的司法体系,来有效监督各种利益集团。

因此,当时的苏联与东欧阵营认为自己才是"人民民主"阵营,而西方也自称是"自由"阵营。如:东德自称"民主德国";西德在自称"联邦德国"的同时,也时不时自诩为"自由世界的"德国。

在“自由世界”,虽然理论上人人都有享有基本的自由,但是有钱的特殊利益集团始终享受难以想象的更大自由,而失业的无家可归者,则“享受”非常有限的自由,远远没有达到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全部四大基本自由。而低收入工薪阶层,甚至一些号称中产阶级的阶层,其享有的自由,也无法与极为富有群体享有的自由相提并论。财富集团才有真正的更多自由。普通人民只有极为有限的自由。多党政治恰恰正好能够帮助特殊利益集团有效地从公众利益中攫得最大蛋糕份额,普通人完全无法对抗大集团所编织的政治经济人脉的密实网络。

苏联东欧当时的“人民民主”制度,理论上说应该能够克服西方政治弊病。然而,实际上,其缺乏科学高效的上下沟通,造成了僵化性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上下流动与人民民主。

当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现在正在澎湃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通信与传播工具。如果有效地进行组织构建,是能够帮助汲取社会中的智慧成份来协助政府提高生产效率、增多社会进步。也能够深入了解民怨的真实来源与细节,从而化危为机,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

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其历史上来自各层武士阶层的多重封建传统,因此,其现代政治里,实际上也是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感性票选来进行博弈,常常缺乏理性的长期发展眼光与部署。在过去四十年里,它们无可置疑地输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顺应并抓住了工业革命从3.0向4.0的进步潮流,在有宏观调控的合理的有活力的市场竞争刺激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从3.0版向4.0版的进步,着眼于既高效率地做大“蛋糕”,也合理地分好“蛋糕”。而西方的“民主”社会(福利)主义与自由(特殊利益大集团)资本主义二大势力的轮流执政,则主要致力于争夺“蛋糕”,导致其资本出走以谋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了本国产业空洞化,而缺少高效率地做大“蛋糕”的机制。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在发展道路上,在进步中。目前来自西方的批评与非难,有合理的也有无理的,都是对改进体制提供的刺激与压力。可以对其分析加以采纳改之或者加勉、或者拒绝。西方这种时而情绪化时而咄咄逼人的对手,也起到了某种极其难得的鞭策促进作用。这也正是中国睿智古训所说的“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正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历史辩证法吧。

未来,经过中西方竞争合作,若实现马克思曾经分析与期盼的未来社会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们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地。这样的优裕社会,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各种高科技,例如,无人驾驶汽车等,将来应可实现。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将会在左右互斗的分裂与纷争中,拖拖拉拉、摇摇摆摆地,也进入理想境地。而高技术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则极有可能直线高速进入理想优裕社会。

新中国开国伟人曾经提出:争取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显然是一大美好境界。今后,机器学习等高技术,应会帮助普通人提高表达政见,提升专业意见与建议,进行高境界的深入讨论与高品质升级;顺畅发出不满意与冤屈,及时汇总民意,实现更进一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东西方文明都追求更高的美好未来。西方与中国这两种不同国情的社会,很可能在在高科技建设中不断趋同,从而相继进入人类高级社会:自由发展联合体。青少年马克思曾经指出:面对那些为人类理想而思想而奋斗的志士仁人的骨灰,未来高尚的人们将流下热泪。

四.  用科学社会主义4.0 为西方各派对症下药以达到捭阖纵横

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持续升级的高级阶段,因此,具有与西方政治光谱中,从左到右,对各个政治派别、政治板块开展合作对话的优势。

没必要总是把整个西方政治人群当作一个与中国对立的铁板一块的团体。而要为西方各派对症下药以达到捭阖纵横的效果。

我们应当明确支持西方左派稍显“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代表人物如桑德斯,支持他给以贫困人民的同情与允诺,同时表示西方穷人、低收入劳动者,应当得到他提出的福利待遇。中国人民的产能是支持他们的,中国自己在国内大规模地实现了脱贫。中国人是西方左派社会福利理想的朋友。当然,西方主要通过议会分肥来实现这个理想,而中国人民通过合理搞活市场、积极发展生产、与就业,来实现脱贫致富提高社会福利。但这个区别,正好说明中西方经济的互补性。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国可大力支持西方中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进步主义,也是合情合理的。中国可以与他们这些主流作好朋友。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奥巴马,等。

根据类似的道理,我国可大力支持西方中右派的经济自由与保守主义,各种稳健主义,也合情合理。中国在保持合理的市场经济方面,有许多经验与心得,可以与他们交流并且互相促进,来跟这些偏右的政治主流作朋友,如尼克松、基辛格、老、小布什。

中国当然反对西方极右势力,但可以向他们说明:只有等到中国稳步发展了全球人类繁荣共同体,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稳定繁荣,西方的移民头痛才可以治愈。所以,中国实际上向西方的极右势力提供了一套长效应的良方。对某位操弄民粹主义的大咖统领以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三K党势力,要说透这个道理,让我国充分帮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贫穷的发展中地区与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也符合他们极右派的长远利益。

中国可以分别与他们和解,团结,也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调解,尤其在需要他们多数同意购买中国的商品服务与高科技的重要关头与持续保持时。

科学社会主义4.0,是与西方左翼思想有亲友师生关系的政治哲学,也是在中国智慧上提高的具有普遍性的高品质的政治思维。

利用它对西方各派进行对症下药的商谈,然后适当地让他们分别各自与中方团结起来合作互助,以便让他们各取所需,将会是一种伟大的巧妙的战略运作。

美国America这个词,在美国国内大部分场合是褒义词,个别场合也可以是贬义词。例如,奥巴马的精神导师、也是基督教牧师,曾经大声疾呼上帝惩罚America。在欧洲,这个词常常不是褒义词,奥巴马助力申请奥运会,多次用America这个词,但欧洲委员们并不买账,与在美国国内大不相同。

同样,我们若自我检视,也会发现,经过西方霸权媒体五百多年的卖力工作,Chinese 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基本上是贬义词。这暂时是比较无奈的事情。而在我国国内,中国、中华,是个相当高大上的褒义词。在我国境内,她具有无比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为我国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坚定的自信心。但是,即使在港台,一部分人被西方媒体洗脑后,也把中国与 Chinese一样当作贬义词来使用。

而具有市场活力现代化高技术版的科学社会主义4.0版,在西方公共的语境里,可以具有较多褒义词成分,不妨多多试验使用。应可令紫红的纯左派来同情,粉红的中左主流来同意,浅蓝色的中右主流来产生多些的敬畏与合作意念,黑色极右势力哑言也许也有敬畏。

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地区与国家,与中国互利互惠,是天然盟友与合作伙伴。中国与他们共同发展,与他们内部派别开展类似上述的合作,是双方的需求与幸运,必然相得益彰。

结语

列宁开启的(2.0版),邓小平设计的(3.0版),江总、胡总与习近平大力高效发展的(3.0+至4.0版),具有市场经济活力的崭新的现代化高技术科学社会主义,是全球人类进步的强大引擎。

它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 (科学社会主义1.0版) 中提出的如下人类自由联合(共同)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也正好是习近平新时代我国现代化高技术的科学社会主义力量能够支持创建并加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时间:2020/5/7   发布时间:2020/5/7

旧文章ID:21619

特朗普索赔中国惨遭打脸,纸老虎原形毕露!

作者:  来源:金桥智库

  海外疫情持续恶化,确诊人数逼近四百万大关。作为疫情中心的美国,确诊人数攀升到了126万,死亡人数74809人,治愈人数才只213109个。当然这些统计出来的数字都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真实的感染人数可能是这个数字的80-100倍!疫情都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了,美国白宫的高官还在一门心思的扯谎、甩锅、栽脏中国,并且极其不要脸地向中国提出了所谓的索赔要求。

""

  从最开始的民间律师,到国会议员,再到福克斯等新闻媒体,州政府的政客,索赔的金额也从最开始的数十亿美元,攀升到了几千亿美元,几万亿美元,直至20万亿美元!最后,是美国大统领特朗普亲自上场,向中国开出了一个无限额的索赔诉求。这一下,不但触碰了中国的底线,也遭到了美国有识之士的极力反对,特朗普如果有脸的话,早就啪啪啪,给打没了!
  4月27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川普首次公开表示向中国索赔,他在回答记者德国《图片报》向中国提出索赔的要求是说:“我们可以做得比那容易得多。我们有比那要容易得多的做法。我们在查,…还没有敲定最后数额,这是非常大的数额。”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亲口提出要对中国索赔!而中国的回应则是央视国际锐评炮轰彭佩奥为政治病毒、人类公敌!以及人民日报的惊天十问!
  而面对中国官方媒体的炮轰,特朗普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在邪路上赤裸狂奔。4月30日,特朗普进一步散播关于新冠病毒有可能出自武汉实验室“事故”的言论,甚至还暗示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但是,面对记者对细节的追问,他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而是以“不能告诉你”作为回应。
  然而由于特朗普和彭佩奥都拿不出证据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不断打脸特谱。
  第一记耳光最令人意想不到,为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就在特朗普散布新冠病毒有可能出自武汉实验室“事故”言论的同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于4月30日发布一份声明称“美国情报机构联合会同意广泛的科学共识,即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或者基因改造!”这不但是打了特朗普的脸,也是打了彭佩奥、科顿等反华政客的脸!戳穿了他们精心编织的“新冠病毒系武汉实验室产物”的谎言。
  第二记耳光来自美国“抗疫队长”、传染病学专家福奇。他在周一(4月4日)媒体采访中丝毫没给特朗普面子:没有证据证明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对于有说法称,病毒被带回到试验室后泄露,他回应:“如果不是实验室制造的,然后你说它被实验室泄露了,那病毒是怎么从实验室中来的?”

""

  第三记耳光则来自于《纽约时报》。周日(4月3日)发表的文章透露,白宫一直施压情报部门,欲强行将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扯上关系。而带头施压者为蓬佩奥,周日也附和特朗普,叫嚣“有大量证据证明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但是他们在事实上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第四记耳光来自美国军界。美军最高军职、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也表示:尚不清楚新冠病毒的来源。我们要知道在美国,虽然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三军统帅。但是总统是民选的,并不是职业军人,所以在军事问题上,实质上的领导者是来自于军界的参联会主席。
  就连参联会主席都出来打特朗普的耳光了,这意味着特朗普如果就索赔问题向中国动武的话,根本就指挥不动枪杆子,比奥巴马还窝囊!至少南海仲裁案的时候,奥巴马还能整两艘航母编队到南海来恐吓中国,太平洋司令还喊出了“今夜做好对华开战准备”的口号。没有了枪杆子的支持,所谓的索赔也就是嘴炮而已。
  第五记耳光则是昨天文章提到过的新泽西州贝勒维尔(Belleville)市长Michael Melham,这记耳光抽得最狠!他在接受《世界日报》、《新泽西报》等多家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自己曾于去年11月感染过新冠肺炎的事实。这个与CNN著名主持人科莫所称的,他有家人曾于去年10月感染过新冠肺炎吻合,一下子把美国新冠疫情的爆发提到了武汉之前:
  美国今年1月20日才报导首例新冠病毒(COVID-19)确诊感染案例,然而新泽西贝勒维尔(Belleville)市长Michael Melham日前语出惊人,称自己在去年11月就已感染。Melham的抗体检测也显示,他已拥有新冠病毒抗体。
  据Melham回忆,他在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参加新州市镇联盟(NJ League of Municipalities)会议,21日回程时在花园州高速公路(Garden State Parkway)突感不适,回到家后开始出现高烧、发冷等一系列症状,整夜都无法入眠。
  医生认为他感染了流感,他当时也接受了这一说法,直到新冠病毒疫情在新州爆发,“我曾怀疑过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说美国首例在一月才被发现;但我以前也患过流感,症状从未如此严重,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
  尽管官方说法认为Melham当时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他还是坚持去做了血液抗体检测,结果令他的医生非常震惊:检测显示Melham已有新冠病毒抗体。他随后发表声明宣布检测结果,并认为此前许多重症流感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曾在去年11、12月生病且症状严重。”
  新泽西卫生厅与州长墨菲发言人对此皆不评论,部分卫生专家则支持这一论断。美国公共健康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执行主任Georges Benjamin说,“我们最终会发现,新冠病毒的到来比我们想像的早得多。”
  除了美国国内各种有识之士啪啪啪甩来的耳光,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和法国等盟友也相继打脸特朗普!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称,相信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而不是实验室。法国媒体则报道,法国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有了新冠肺炎的病例,与武汉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而日本打脸则打得更猛,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福岛润也博士发现日本在2019年8月就有了新冠肺炎的病例了!他从去年9月封存的患者血清中检出了新冠病毒的抗体!而这个时间点恰好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去年7月发生事故并关闭,衔接了起来,如果继续溯源,恐怕就追溯到德特里克堡去了!

""

  面对美国国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断打脸,特朗普终于认清了现实!更何况四月底为止,中国已经向美国出口了44亿只口罩,平均每个美国人可以分到14个,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口罩,美国根本无法取得战疫的胜利,以及顺利的复工复产。所以,特朗普又在媒体面前改口了,嗯,与其让你们打我的脸,不如自己来打。
  特朗普周一(4月4日)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说,病毒是从那个地方(武汉)出来,“他们不是故意的,但(病毒)就是扩散了。”意思就是病毒是从武汉扩散开来的,而不是确认“源自实验室”。说好的很多证据呢?
  但是呢,特朗普可能是比较怕疼,打脸只打了一半。他接着还是说了甩锅给中国的话。他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他们不是故意的,但病毒就是扩散了。它从那个地区出来,但本不应该这样……中国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
  而到了周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到,若双连矛盾升级,是否会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时,特朗普赶紧打断了记者,他说:“我不想谈论战争,你不会谈论战争。但这确实很不幸。我们几个月前刚刚谈成了贸易协定,之前都很乐观,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会看未来怎么走。”
  一谈到战争,特朗普纸老虎的原形就露出来了!一个连朝鲜、叙利亚和伊朗都不敢打的美国总统,还敢跟中国开战?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但是呢,这个纸老虎不是一般的纸老虎,如果你不打它,任由他胡来的话,它还是会吃人的!苏联就是那么被他吃掉了!

""

  最后插播一个新闻快讯,美国华裔科学家刘彬被枪杀了。对于刘彬之死,我们感到万分惋惜,那么年轻有为的中国科学家,在即将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名动世界之前,突然就这么走了,无疑令人难以接受。他的死因还不清楚,是不是被纸老虎吃掉了?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今天的美国正面临着麦卡锡时代卷土生来的危险,希望海外华人各自珍重,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

来源时间:2020/5/7   发布时间:2020/5/7

旧文章ID:21618

驻美大使崔天凯:不能任由少数人把中美关系拖入冲突对抗的境地

0

作者:  来源:凤凰网

""

  “有人说,人类社会进入了至暗时刻,既回不到过去,又看不清未来。”面对2020年的魔幻开局,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却坚信:“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应该理性和乐观。”他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在5月7日凤凰网财经云峰会开幕式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发表了题为《携手冲破至暗时刻,合作塑造后疫情时代》的重磅演讲。十五分钟的发言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涌现了不少“金句”:“萨德防不了SARS,核武器打不退新冠”;“如果政策被冷战思维绑架,各国无一例外都是输家”;“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能因为遗忘历史而再次掉入同样的深坑”。
  “至暗时刻”来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地缘政治波云诡谲,超级大国频繁交手,面对空前复杂的外部局势,我们该如何应对?崔天凯开出了三副“解药良方”。
  首先,“在疫情面前,我们需要携手合作而不是以邻为壑,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指责。”
  他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命运相连、安危与共,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才是我们应共同应对的真正威胁。”
  “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成为孤岛、独善其身”,他直言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历史上的两场危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时代,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盛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诱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经济体紧密协作,成功阻止了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可能因为遗忘历史而再次掉入同样的深坑。”
  崔天凯发出警醒:“错把队友当对手,是严重的战略误判。”更不要让政策选择被“冷战思维、零和游戏这些有害、过时的理念所绑架。”

来源时间:2020/5/7   发布时间:2020/5/7

旧文章ID:21617

中美新闻最高奖作品对比:美国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0

作者:  来源:澳洲新闻网

  北京时间5月5日凌晨,第104届普利策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
  该奖项于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遗愿设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
  以下为本届普利策奖部分获奖新闻作品一览:
  公共服务奖:
  获奖作品:《无法无天:阿拉斯加三分之一的村庄没有当地警察》等系列报道共计17篇(Lawless: One in three Alaska villages have no local police)
  机构/作者:《安克雷奇每日新闻》(Anchorage Daily News)和Pro Publica
  该系列报道揭示了阿拉斯加三分之一的村庄没有警察保护的问题,报道认为当局应承担数十年疏忽的责任。报道后,资金开始流入当地,立法也发生了变革。
  调查性报道奖:
  获奖作品:《他们被骗了:不计后果的贷款如何摧毁了一代出租车司机》(‘They Were Conned’: How Reckless Loans Devastated a Generation of Taxi Drivers)
  机构/作者:《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Brian M. Rosenthal
  这篇报道对纽约市出租车行业调查,揭露了贷款机构是如何让弱势司机背负大额掠夺性贷款并从中获利的,为此,至少9人自杀,近1000名出租车牌照所有者申请破产。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市政府展开全面调查和整治。
  突发新闻报道奖:
  获奖作品:《贝文赦免被定罪的杀手,此人兄弟为他主持了竞选筹款活动》等系列报道共计10篇(Bevin pardons include convicted killer whose brother hosted campaign fundraiser for him)
  机构/作者:《(路易斯维尔)信使报》(The Courier Journal)
  因其对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的数百个最后一刻的赦免进行了迅速报道,说明该过程如何充满不透明、种族差异和违反法律规范等问题。
  国内报道奖:
  获奖作品:《分析错误与监管失效:波音公司和联邦航空局是如何给不可靠的737MAX颁发合格证书的》等共计10篇(Flawed analysis, failed oversight: How Boeing, FAA certified the suspect 737 MAX flight control system)
  机构/作者:《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的Dominic Gates、Steve Miletich、Mike Baker和Lewis Kamb
  报道用开创性的叙述揭示了导致波音737MAX发生两场致命空难的设计缺陷,以及其中政府监管的失职。
  社论写作奖:
  获奖作品:《无定罪身亡:得克萨斯州亟需公开监狱监控录像》(Death Without Conviction: Texas)
  机构/作者:美国得克萨斯州《帕勒斯坦先驱报》(Palestine (Tx.) Herald Press)的Jeffery Gerritt
  这一系列社论揭露了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县监狱内预审犯人令人震惊的死亡事件,反映了这一现象在该州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勇敢地挑战了试图掩盖这些悲剧的当地治安官和司法制度。
  社论漫画奖:
  获奖作品:《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系列封面及插图
  机构/作者:《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人Barry Blitt
  这一系列作品以极具迷惑性的水彩画甜美风格和看似温和的人物漫画讽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性和政策。
  地区报道奖:
  获奖作品:《马里兰州议员要求对马里兰大学医疗系统董事会进行改革,提及对Pugh市长等人的交易存在“严重担忧”》等共计10篇(Maryland lawmakers seek UMMS board reform, citing ‘serious concerns’ over deals for Mayor Pugh, others)
  机构/作者:《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
  该报纸对巴尔的摩市长与她帮忙管辖的公共医疗体系之间高利润、未公开的财政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有力的阐释性报道。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获奖新闻基本都是对社会问题、政府失职、公权滥用的监督和揭露,一个好新闻,可以让人们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更好地去解决问题,为更多人造福!
  下面是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中国新闻奖,2018年获奖名单(19年的名单尚未公布):
  特别奖获奖作品文字评论:
  获奖作品:《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
  机构/作者:人民网-人民日报/任仲平
  深入追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纵横捭阖的视野,沉雄大气的文风,使其极具可读性和信服力。(评论内容来自新华社官方,以下亦同)
  文字通讯:
  获奖作品:《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生动描绘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好扶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的历史画卷,具有全局视野和时代特色。电视专题《将改革进行到底》对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权威、全景报道,讲述人民群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事,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
  机构:新华社
  一等奖获奖作品文字消息:
  获奖作品:《习近平首次沙场阅兵号令解放军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
  用精练的语言,传递习近平主席首次在野战化条件下沙场阅兵的实况,有强烈的现场感,又有厚重的历史感,是此次阅兵报道的精品之作。调查性报道《甘肃祁连山:问责风暴下的生态突围》直面问责风暴背后的故事,引发人们对实现地质勘察和环境保护双赢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视角独特又引人深思。
  电视直播奖:
  获奖作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特别节目》
  紧扣电视报道优势,融入全新拍摄手段,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的恢弘场面。
  获奖记者评价标准:他们多年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争当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牢记社会责任,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来源时间:2020/5/7   发布时间:2020/5/5

旧文章ID:21616

孙雁:民心与认同,才是台湾问题的实质

作者:孙雁  来源:钝角网

钝角网编者按:最近,国防大学的乔良将军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关注与讨论,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孙雁针对这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分享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延伸阅读:1)台湾读者:在“文统”和“武统”之外还有“民统”; 2)Blackjack:從儲建國教授與喬良將軍說法的「異同」論「心靈契合的統一」

乔良文章(《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的核心是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复兴大业的先后次序。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在后,因为武统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看待台湾问题的性质上,乔文并无新意,反倒直白地表现了两个常见的认知缺陷:一是忽视台湾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二是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

为什么说台湾人民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意来看,主权源于人民,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孙中山先生以“人民来做皇帝”诠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即“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联军为日本制定的新宪法里,第一条就剥夺天皇的主权权威,而将日本的主权立于人民(Article 1.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大陆常见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等说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概念。尽管两千多万台胞与大陆人口相比是极少数,但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样权利受尊重和表达意愿。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成为文攻武统的对像。国内网民“要岛不要人”的说法,有违“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岛内的民心与认同为什么出了问题?即便民进党实施的教科书有不少责任,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泛绿阵营的认同如此不同?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该党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湾的绝大多数。一位纽约华人社区的侨领兼本省人,给我介绍了两点:一是本省人已迁台数百年,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与大陆的联系和情感早已疏远;二是本省成年人中对大陆的直接感受,不少来自1949年后的国民党统治;而其40年的白色恐怖专制使本省人深恶痛绝,渴望自治。这位台胞还说,当年的本省正义青年中,无不是反对国民党的愤青。一位读研时的本省人同学也曾告诉我,2.28事件是他们认同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我至今记得他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本省青年的悲愤描述,也记得我当时有机会感同身受他的愤怒。那时已近80年代末,我们大陆留学生放国内电影时,台湾同学竟不敢来看,怕同学中有国民党的奸细告发他们通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武统能够强扭认同吗?正如乔良的文章承认的,“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的确,武统可能促使本省人把大陆与国民党当年的军管统治联系起来,加倍他们的抵触情绪。

为什么说台湾问题的实质并非中美问题?因为美国对台湾提供的安全保护,首先是台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台湾并非是必要或重要的战略及利益需求。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上美国不再需要台湾作为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不需要台独也可与之自由贸易。即便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的护台政策也主要源于国民党及其美国右派支持者的游说活动,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及成果有三:保持美国政府对蒋府的军援及经援,阻扰对大陆的外交承认,阻扰中国入联合国。冷战末期及之后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几乎都是游说的结果,而非美国的主动行为。如奠定美台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是传统China lobby 以及旅美绿营组织FAPA分别游说的结果。前者强调美国对保障东亚安全的承诺和信誉,后者通过几位参议员将台湾的人权和民主化议题注入美国国会法案。

近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更是台湾官方游说的结果。这些游说活动已步入规范化,即出钱买专业服务,所雇佣的游说集团都由显赫的前美国议员或官员领衔。如Potomac International Partners (Mark Cowan, desk chief CIA), Alston & Bird (Bob Dole, Sen.-R), Gephardt Group (Richard Gephardt, Rep.-D), Nickles Group (Don Nickles, Sen. -R), Daschle Group (Tom Daschle, Sen.-D, Taiwan Caucus)。台湾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支出由2016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万美元。护台法案的通过,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离不开游说的关键助攻。蔡英文女士与川普通上电话,就是花了16万美元雇佣前参议院议长多尔先生游说而成。

继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台北法案”后,今年3月26日由特朗普签署后正式生效

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于中美问题,也低估了美国决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国外交决策中既有现实主义和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台湾及藏疆问题上积极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以及公众,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大陆视主权高于人权。而美国人无同样的历史记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来说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重主权轻人权,从美国人的逻辑看是本末倒置。无论美国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为人权或民主而支持“台独”,而不是为了支持独立而提出人权或民主的问题。

中国应该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对待绿营的认同问题?与其不切实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诚心地从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和化解绿营的成见。尽管不少大陆人埋怨马英九先生在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期间未能推动统一大业,实际上马先生做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向“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并予赔偿。此举也许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但是它为国民党挽回道德形象,助民众信其公正,授其信任。这正是增强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

去年四月份访台期间,我有幸聆听马先生对统一进程的看法。对于中美博弈下大陆求统的愿望,马先生认为并无必要急迫武统,更有效的是大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乐见这方面大陆的进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绿家庭也愿意带孩子到大陆访校,选择大学。在与马先生的交谈中,他完全没有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而是把他们看作同等需要关爱的百姓。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如何事无巨细地平抚几十年前2.28事件中的死者家属,愈合本省人心底的伤口。作为至今唯一赢得全岛选举的国民党兼外省人,马先生身体力行地为大陆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真正的统一,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争取民心。

这也正是大陆官民需要耐心和虚心学习之处。

来源时间:2020/5/7   发布时间:2020/5/7

旧文章ID:2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