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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运:严厉打击国内亲美势力

作者:王海运  来源:秦安战略

王海运少将呼吁:严厉打击国内亲美势力,制止其扰乱民心、通敌祸国
     作者:王海运退役少将,原驻俄罗斯国防武官、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顾问、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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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点评】海运将军是资深的外交家和有骨气的军人。我一直在思考,国际博弈是一场多角色的联合作战,我方阵营有好好谈的、有准备打的、有做贸易的、有实施制裁的,但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驻外武官的外交和军事双重身份,使他们的工作更具难度,既要彰显中国军人的威严,也要具备文明大国的优雅。退役后的将军,兼备丰富的外交经验,所提出应对霸权势力诬陷追责的“五项措施”,硬度、高度、深度、广度兼备,对中国人民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本文为海运将军授权秦安战略头条刊发,如转载需注明来源。

将军呼吁:严厉打击国内亲美势力,制止其扰乱民心、通敌祸国

最近一段时间,由美国霸权势力掀起、国际反华势力跟进的诬陷中国政府“疫情不透明”、“欺骗世界”的舆论围剿和追责索赔浊浪愈掀愈高,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美国对中国的诬陷抹黑乃至追责索赔的气焰为何如此嚣张?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热爱中华这片热土的人们都不能不认真思考、严肃对待。

必须认识到,美国政府诬陷抹黑中国有着险恶的政治企图:掩盖抗疫不力致使美国成为全球疫灾最深重国家的政治责任,挽救日趋低落的大选选情;抹杀中国在最早遭遇疫情攻击情况下发挥制度优势、治理优势、文化优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抹黑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冲中国迅速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为在对华世纪大博弈中击垮中国集结力量;以莫须有的罪名惩罚中国、掠夺中国,让中国倾家荡产、一蹶不振,失去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能力。

必须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非常严峻:美国霸权虽然日渐衰落,国家治理无能无方,但是仍然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胁迫力;美国的盟友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其拉开了距离,但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国际势力依然不可小视。就连不久前还在肯定中国抗疫贡献的一些西方政要、感谢中国抗疫援助的一些国家,也改而追随美国、质疑中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对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软硬实力、国际动员能力和事态操控能力绝对不能小视。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美国对我诬陷没有事实依据、国际法理不通,正义在我们一边,美国掀不起多么大的恶浪。

美国以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莫须有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历史记忆犹新,美国绝不是做事讲究事实依据、法理依据的负责任国家,什么坏事恶事都干得出来。

当然,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不是可以随意招惹的。但是,即使美国图谋局部得逞,我所受损害也将远远大于疫情本身:因抗疫成功、驰援他国所赢得的国际赞誉可能大打折扣,国际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可能大幅恶化,国际形象、国际声誉可能严重受损,中华崛起的进程可能被遮断,中国的前途命运可能被改写。

面对严峻挑战,我国从政府到民间,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回击越来越有力。我外交部,从部领导、发言人到驻外大使接连发表谈话,接受国际权威媒体采访,对霸权势力的抹黑攻击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我国主要媒体也开始对霸权势力的诬陷烂言给予比较系统的批驳。

但是,相较于霸权势力的强大攻势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之反击仍嫌缺少气势和力度,致使霸权势力气焰越来越嚣张,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国际势力的响应,对华群攻群殴的局面正在形成。

有鉴于此,建议充分发挥我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以坚定有力的举措发动一场战略性反攻战役,正气凛然地予霸权势力以强有力的战略反制。不仅完全击退其猖狂进攻、破解其战略围剿,而且借以强化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崛起中大国地位,维护和改善中华崛起的国际环境。

主要举措建议如下:

首先,中央尽快建立战略性战役指挥部,统筹战役谋划、战役协同、战役指挥。

形势严峻、事关重大,期望中央高度重视、迅疾行动,发挥坚强有力的战役战略指挥作用,统率全国全党全军全民协同行动,打一场保卫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遭遇战、保卫战。

战役行动要由中央战役战略指挥部统筹谋划。指挥部应设有行动指挥与协调、信息分析与策略谋划、舆情分析与舆论动员、医学科研及国际联络等部门,调集精兵强将、形成强大指挥协调能力。要切实做到主动出击、攻势防御,而不是被动接招、消极防御。

要打一场混合战,同时在政治、经济、科研、军事等多个领域采取行动,特别要加强应对美国军事挑衅的军事斗争准备、应对美国经济制裁的经济斗争准备。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为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全面布局,进行全党、全民、全军动员。要用好各种国家平台、国际平台,为此必须加强内部协调、国际合作。要充分调动“举国体制”的巨大潜能,激发全民族的斗志。还要确保我抗疫形势持续好转,复工复产快速推进。

其次,政府尽快发布《中国抗疫白皮书》,系统回顾从疫情发生到控制的全过程,以事实为依据批驳霸权势力的诬陷抹黑。

白皮书应讲清楚中国是如何以举国之力在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赢得低死亡率的;讲清楚中国在抗疫中是如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急难相助、同舟共济”的文化优势以及中医药的独特作用的;讲清楚中国抗疫成功本身即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援助多国抗疫即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诚践行;讲清楚霸权势力对我攻击诬陷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揭露其推卸抗疫不力、嫁祸中国的险恶目的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极大危害;讲清楚世界各国抗疫合作的极端重要性及中国坚持合作信念的坚定性。特别要有根有据地回击所谓“中国政府隐瞒疫情”、“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中国援助他国意在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等等恶毒攻击。

白皮书一俟发布,即应动员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战。要动员各种媒体紧随白皮书的发表,从不同的角度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影视部门应尽快推出抗疫纪录片,真实生动地再现我抗疫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再现我在举国抗疫中展现出的巨大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再现我在全民抗疫中涌现出的众多感人事迹,特别是医护人员、解放军、各省市所展现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要动员各社会团体、对外友好组织、学术智库,特别是医学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联手各自国际伙伴,首先是友好国家、友好组织、友好媒体、友好人士、严肃的国际知名医学刊物,组织形式多样的国际论坛,厘清事实、伸张正义。议题设置要确保主动,不能跟着美国的旋律走,不能美国出题我们答卷。目前我社会团体、对外友好组织、学术智库的积极性远未得到发挥,有的甚至沉默不语,这种状态必须尽快改变。

其三,主动组织医学科学界、国际法律界专家展开病毒朔源研究,从事实与法理上强化我战略地位,揭露美国罪恶。

要动员我国各相关研究院所,集中精兵强将,联手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严肃的医学科研机构,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共同对病毒源头进行全球追朔,既一举粉碎霸权势力对我的诬陷、揭露美国的罪恶图谋,又为下一步抗击疫情提供科学依据。彻底查清病毒起源,也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要求。

对于调查疫情源头及扩散责任,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躲闪。越是躲闪,越是给人以理亏之感,霸权势力越是猖狂,国际社会越是怀疑。相反,越是深入调查,越是能够让国际社会看到、认同中国为世界抗疫做出的重大贡献,越是能够消除国际误解,并且将美国打回原形、置霸权势力于国际孤立。与此同时,必须强硬坚持任何调查都必须依照国际法由联合国、世卫组织及主权国家联合进行,都必须同时在世界多国进行,一定要包括国际社会普遍怀疑的美国。

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地跟着西方国家大谈“人工合成不可能”。那样做,不仅不会摆脱敌对势力对我的纠缠诬陷,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中国掩盖事实”的责难,导致为美国开脱罪责的后果。

美国去年发生“大流感”、新冠病毒传播早于中国,病毒类型与中国不同、更加接近病毒的“祖先”,德克里克实验室关闭、美国政府长时间漠视疫情爆发等等,疑点重重,绝对经不起科学调查。美国政府无耻甩锅、诬陷中国,部分原因即在于此。俄罗斯科学界及多国科学家关于美国多年进行生物武器研究的揭露、关于新冠病毒源自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怀疑是以大量事实作为依据的,美国政府因此而气急败坏、陷入恐慌。

即使从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考虑,我们也必须改变在此问题上的姿态和调门,不再继续否定关于人工合成的说法,而是支持国际权威机构进行科学调查。我们自己更是要尽快组织精兵强将,主动展开病毒朔源研究,为批驳诬陷、追责美国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要查他个底朝天,看看作贼心虚的美国还能嚣张到何时?此举还可部分消除美国未来发动生物战的危险,我何乐而不为?一句话,在病毒朔源问题上,我必须尽快调整姿态,借以从根本上摆脱邪恶势力的纠缠,一举将美国打回原形。

其四,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携手维护国际公正、世界和平。

在与霸权势力的缠斗中,中国绝对不应单打独斗。要广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既要连横又要合纵,纵横捭阖地运筹这场战略性大决战。

首先要联合我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俄罗斯不仅在抗击疫情上与我相互支援、守望相助,而且在应对美国对我“甩锅”、抹黑问题上,从政府高官到医学科学界、从国际问题专家到政治精英,都纷纷发出谴责美霸、声援我国的强有力声音。俄罗斯科学界关于美国在俄周边建立多个生物实验室、研发生物武器的指控很有说服力。俄罗斯是拥有大国底蕴、敢作敢为的世界大国,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抗击霸权势力对我恶毒攻击的战略性战役中,我必须充分调动俄罗斯的积极性、用好俄罗斯因素。

其次要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的作用。在此问题上我至今缺少作为,既没有推动成员国元首抗疫合作在线会议,亦没有推动成员国卫生部长、疾控中心领导抗疫专业对话,现在到了发挥其“新型国际合作机制”作用的时候了。可利用因疫情而推迟召开的上合组织元首峰会、金砖国家元首峰会,联手峰会主席国俄罗斯,推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出抵制霸权势力掀起的腥风浊浪的正义声音。

此外,还要联合周边地区、欧亚地区对我友好的国家,联合世界各国友好组织、友好城市、友好人士,联合各国际组织、国际医学机构、国际关系研究智库,联合各种秉持公正立场的各国媒体,联合在华有经济利益的跨国企业,联合接受我抗疫援助、懂得知恩图报的所有国家和人士,共同抵制美国的胡作非为。非如此,难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难以压倒霸权势力的嚣张气焰。

其五,严厉打击国内亲美势力、恨囯党,制止其扰乱民心、通敌祸国,巩固我对美斗争的后方。

疫情爆发以来,国内亲美势力、恨囯党空前活跃、到处捅刀。特别是在霸权势力对我甩锅战、抹黑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这些人配合美国、抹黑中国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越来越不加掩饰。他们阴阳怪气地诋毁我抗疫举措,贬低我抗疫成就,指责党和政府,为美国辩解、与美国沆瀣一气,千方百计地证明美国对中国的诬陷有根有据。

他们以维护所谓“中美关系大局”为名诋毁国内健康力量对美国恶行的揭批,“苦心规劝”、讽刺挖苦。他们还以各种奇谈怪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挑拨我与战略伙伴国特别是挺我力度最大的俄罗斯的关系,妄图把中国置于国际孤立境地。他们已经成为霸权势力破坏我内部团结、国际合作的特洛伊木马,成为中华民族的可耻叛徒。

尽管这些人翻不了天,但是其所作所为混淆视听、扰乱民心、授人以柄的恶果已经显现。如果说美国几十年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彻底失败,那么美国在培育崇美、亲美、媚美势力方面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

大敌当前,必须稳定内部、守好后方。为此,必须狠杀国内亲美势力的嚣张气焰。现在正好可以利用其嘴脸暴露,予以揭批清理。特别要深挖被美国收买、为美国做事的内奸。

还要尽快清理在党政军及学术机构中担任要职、拥有影响,而子女亲属、巨额财产放在美国的官员。在此问题上要学习普京,制定法律,责令这些人限期撤回在美国的财产,否则统统免职。建议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有关法律。

与此同时,要大力强化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确保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战役中能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综上所述,中国到了全党全民族动员起来,打一场破解霸权势力诬陷抹黑、追责索赔的战略性战役的时候了。这场战略性战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论如何,不能让“庚子赔款”的民族耻辱再次重演,不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被遮断。

来源时间:2020/5/7   发布时间:2020/5/7

旧文章ID:21614

储建国:近阶段如何加强对美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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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战略竞争印象已被塑造起来,美国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予以遏制和打击的战略已经成形。无论中国如何示好,都难以改变美国的战略行为。建立军事包围圈是这种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通过三个法案,公开支持台独,其实质性含义就是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正式纳入这种军事包围圈。因此,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是美台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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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发展到现在,国内反美情绪日益强烈,武统声音日益高涨,给中国的国家行为带来很大的压力。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打贸易战,美国一些政客不断威胁“脱钩”,但中国决策者判断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抛开中美贸易战因素,近些年来,中国快速而深度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各国经济互赖性越来越强。更确切地说,世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越来越高,有关研究显示, 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增长到1.2,其中周边国家和资源依赖型国家对中国更为依赖。研究也表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这就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含义。

我们仍然需要从这种战略机遇期的角度来考虑美国对中国军事包围的问题,既要想办法打破包围圈,又要避免中美之间发生过于严重的直接冲突。这就需要就如何加强对美军事斗争有一通盘的和细致的考虑。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对美军事斗争的目标。这种目标的界定既要符合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需要,又要与当前中国军事实力相匹配。综合考虑之后,中国当前对美军事斗争的目标应该确定为“决定性削弱美国对中国领土和邻近区域的军事介入能力”,近阶段来说,主要是削弱美国对台湾和南海的军事介入能力。

其次,对美军事斗争的目标确定后,需要确定斗争的总体策略。针对台湾和南海新形势,我们需要在“积极防御”策略的基础上增加“主动阻遏”策略。为什么要“主动阻遏”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加强了针对台湾和南海的军力配置和军事行动。美国主动出击在先,我们主动阻遏在后,因此,我们总体上仍然奉行“防御”的方针,不给美国以指责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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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积极防御,主动阻遏”策略下,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新的军事行动呢? 2014年10月,基辛格在与傅莹的对话中谈起南海问题,他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把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予美国的特殊待遇”,认为“海军的行动自由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规定,这些适用于南海”。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一般都清楚九段线的历史地位。“九段线”存在于海洋法公约之前,其地位就是相当于主权线,不受该公约相关规定的约束。很可惜,中国有关专家没有勇气说出这一点,误导政府在南海权益问题的表述上逻辑不清,维护权益时底气不足。这一点还不如马英九,他运用“时际法”原则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美国自己不签署海洋法公约,倒运用这个来约束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南海仲裁案判决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否定九段线的主权性质,这是有关国家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其他内容都是次要的。现在,中国既然不承认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就需要理直气壮地按照九段线的本来性质来做事。南海的航行自由的确是“中国允许下的航行自由”。对于商船来说,它与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没什么实质性不同。但对于军舰来说,所谓的航行自由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进入南海的外国军舰必须要事先告知中国政府,以确定其“非恶意”进入。美国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但不管其态度如何,对于没有事先告知而进入南海的美国军舰,中国有权予以监视和进行必要的管理,主要是防止其图谋不轨。另外,我们需要多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沟通,要让他们理论,我们在南海的军事斗争主要是针对域外国家的军事介入,本区域的国家还是要围绕海洋权益问题多加强沟通与磋商。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通过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加强与台湾的军事联系,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加强对台军售。美国在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近四十年过去了,这个承诺中的“一段时间”也该到期了,中国有理由提出来,要求美国解决这个问题。对台军售是台独势力所赖以依靠的强心针。因此,把这个东西拿掉,对于他们来说,是釜底抽薪的事。这个事情做起来当然有点难度,但比正式地武统台湾风险可控。我们阻止美国武器进入中国固有领土,又不是打仗,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如果对方先动手,那我们后发制人就更有底气了。我们不仅要阻止美国对台军售,还要想办法阻止美国帮助台湾生产武器,提升战力的行为,尤其是阻止生产可能给大陆带来极大杀伤力的武器。这一切既是逼使台湾当局走向和平谈判的道路,也是为可能的武统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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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现在主动配合美国军事围堵,而且不惜把自己作为军事前沿阵地。自《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相信有关部门就做好武力统一的方案。现在根据这项法律,大陆随时可以启动非和平方式。除了武力攻台之外,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军事斗争工作,譬如说在台海周围提升实战军演的级别和频次,对台湾的一些军事行动进行干扰和控制等。

最后,要围绕“主动阻遏”行动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主动阻遏”行动是防御性的正义行动,是阻止外国,尤其是美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破坏地区局势稳定的行动,我们对此有充分的道义信心。但是,美国有可能借机生事,把局势引向升级。对这种升级行为,我们要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回击,这种回击主要建立在中国近海作战的能力之上。在近海打常规战争,我们要有敢于作战的信心。中国是拥核大国,美国不太可能把局势引向毁灭性战争方向。对此,美国要好好地掂量一下,我们的阻遏行动实际上并没有主动伤害美国的利益,只是阻止美国伤害中国的固有利益而已。

如果“主动阻遏”行动取得成功,我们就为解决台湾问题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军事环境,并且用不着那么着急地去武统台湾,从而让中国继续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当然,如果台独过于嚣张,大陆决定武统,那就另当别论了。(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需要强调的是,在实现对美军事斗争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的行为,要尊重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实力和领导地位,而且要避免损害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益。

军事领域我不在行,希望这方面的专家有更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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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5/6   发布时间: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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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读者:在“文统”和“武统”之外还有“民统”

作者:匿名  来源:中美印象来函照登

参看阅读:臺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
     中国的复兴虽未必会被此一战打断,但肯定会让我们接下去的路步履维艰。——-
不用擔心,道是無窮,確有功

因为从岛内情势看,文统无望,只能武统,但台湾问题并非陆台两家的内部事务,——-不用擔心,還有一個方式:『民統』,就是以民主自由方式統一,說明白一點,就是大陸自由民主了,黨禁,報禁,言論都自由了,到時統一水到渠成,連全世界都樂觀其成。舉例來說,現在台灣如果歸化美國,大多數台灣人都會同意,因為美國是自由民主國家,國力又強大;但假如30年後,大陸也自由民主了,國力也強大,經濟、文化、醫療都在台灣之上(像現在台灣一樣,愛罵誰就罵誰),到時,台灣人民當然會選擇大陸(白人會歧視有色人種)。額外話題,想到可以去大陸成立政黨,還能選上(或許是總統),一定一堆台灣人為之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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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这代价和成本难道不拖累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管理台灣根本不難,自由民主而已。

一言蔽之,就是要不断提高和增强中国掰手腕的力度,也最大程度上压缩外部约束中国崛起的因素,让见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来

——-中國崛起後,是要成為一個武功高強的牛魔王,還是一尊如來佛!

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當世界知道中國有這想法,那你就完了。外資,高技術,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可能會慢慢撤出中國,因為現在這個中國,將來會遇佛杀佛。這樣的觀念不足取,中華文化的富而好禮,到哪裡去了,你是要成為牛魔王,還是如來佛。

結論:

全世界只有中華民族最幸運,可以選擇集體(集權)領導(大陸),或自由民主(台灣),各有優缺點。大陸—-建設有效率,台灣—拖拖拖(還民粹哩,但至少多數決)。

強摘的瓜不甜,如果30年後,中華民族富強民主了,『民統』自然水到渠成。現在大陸要做的就是慢慢朝這方向前進,而且當世界的資訊愈來普及,迅速,封鎖早晚是無效的,你愈封,他愈愛翻牆!人嗎,都有好奇心。

家大業大,如果說台灣是么兒,愛搞怪(搞民主),那大陸就是長子,老大呆(保守,一黨領導)。長子繼承這麼大的家業,要照顧這麼多人,你說他能搞怪嗎,很難!但如果硬要么兒一起回來住,長子的觀念能不改嗎(要慢慢改),還是要整天吵架。

道是無窮,確有功,不要把目光侷限在文统,武统。

来源时间:2020/5/6   发布时间: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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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指责游戏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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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天凯  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

2020年5月5日,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题为《指责游戏该结束了》的署名文章(5月6日刊登于该报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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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译文如下: 

今年一月以来,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打了一场硬仗,进展有目共睹。在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为了治病救人,付出代价我们在所不惜。遗憾的是,重负之下我们还承受了一些无端的负担,那就是为了应付“逢中必反”荒谬思维而被转移的精力。这种思维还严重离间国际社会团结、损害抗疫努力。

简言之,“逢中必反”派认为中国必须是错的,不论事实如何。

他们抨击中国断然封城封省是中世纪的做法,“专制”中国又在侵犯人权。他们把中方始终公开、透明、负责任地向国内外通报疫情,说成是在传播虚假信息和宣传活动。他们还动辄挞伐中国的政治体制,总想把火引向中国共产党。

当中国抗疫努力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境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却无情上升时,他们随即改口,无视中方为应对这一种全新病毒所做的积极努力,指责中国没有及时提出预警,隐瞒实际感染数量,一些人还叫嚣着要向中国追责、索赔。

他们还指责中国出口有质量问题的防护物资。看到中方为确保物资质量和有序出口出台了相关措施,就转口批评中国囤积医疗物资并阻滞出口。阴谋论是必不可少的调料,他们认为中方一定是要借此攫取地缘政治利益的。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自始至终高度赞赏中国抗疫举措和成效,他们就诬蔑中国对其出资了或者施压了,断定世卫组织连带犯有偏袒和管控不力之错。

但是中国有没有错,只需让事实说话。

首先,有目共睹,正是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最严格的防控举措、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中国的抗疫工作才取得了今天的阶段性成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阻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争取了宝贵时间。

其次,面对这种全新病毒的侵袭,中方已尽力做到公开、透明、负责任通报。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一位医生第一时间上报了3个可疑病例,此后的4天时间里,湖北方面和中央层面先后开展了实地调查。2020年1月3日,仅仅一周之内,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1月12日,中国又及时向世界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有关国家确诊、治疗及疫苗研发等提供了重要前提。

再次,我们早就跟美方分享了信息,也一直在支持美方抗疫努力。1月4日以来,两国疾控中心及主管部门一直就疫情保持着沟通。更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主席在过去两个月与特朗普总统的两度通话中,亲自详细介绍了中方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的举措。截至4月29日,我们向美方提供了44.46亿只口罩,按人均分配,每个美国人差不多可以拥有14只来自中国的口罩。

诚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已知的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例发生在武汉,这只能说明武汉是病毒最早的受害者。要求受害者赔偿荒唐至极,也挑战了人道精神。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有人问,谁来为H1N1流感作出赔偿?谁来为艾滋病作出赔偿?谁来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作出赔偿?我们该如何回答?

“逢中必反”的背后是肮脏的政治,反映了一小撮人通过转移民众注意力来追逐自身狭隘政治利益的企图。在他们的操作中,中国必须是错的。最需要曝光、最需要透明的恰恰是“逢中必反”背后的政治图谋。

怪罪中国不能结束这场疫情。相反,“逢中必反”将把中美推向脱钩,贻误合作抗疫的努力,以及后续恢复经济增长、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的合作,也将黯淡我们缔造美好未来的前景。这么做,美国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指责游戏该结束了。中美之间亟待修复互信,把力用到合作抗疫上来。林肯总统曾经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呼唤“善良的天使”。希望先贤的良知能引导更多的人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到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边。

来源时间:2020/5/6   发布时间: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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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Tiankai: Ignoring the facts to blame China wi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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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ui Tiankai  来源:Washington Post

Cui Tiankai is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January, China has fought a tough battle against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is unprecedented fight, China spared no expense to save lives.

However, an unnecessary burden has been distracting our focus and undercutting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curb the virus: the absurd mind-set of “always blame China.”

Simply put, for some people, China has to be wrong, regardless of the facts.

When China took the decisive step to lock down Wuhan, critics dismissed the move as a medieval practice that violated human rights, something typical of an “authoritarian” China. When China provided updates about the outbreak, they labeled objective facts as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The na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dominates the content of their attack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ultimate target of their barrage.

As China’s situation improved,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and fatalities skyrocketed elsewhere. Promptly, a few American politicians switched to their default setting of blaming others, ignoring that China has done its best in responding to a new virus. They persistently accuse China of delays and coverups, and some even demand a reckoning with China.

China was blamed for providing second-rate supplies with quality-control problems. When measures were taken to ensure the products’ quality, China was criticized for hoarding supplies and holding up exports.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nd — and all point to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spoken highly of China’s epidemic response, which led the conspiracy theorists to charge that China has either bought the WHO or exerted political pressure on the agency. Naturally, the WHO has been lambasted for taking sides and being incompetent.

Is China really to blame? Here are some facts:

First, China has taken strict measures and made huge sacrifices to keep the virus in check, which not only saved lives at home but also bought precious time for the world.

Second, China has done its best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rus. On Dec. 27, a doctor in Hubei province reported three suspicious cas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days,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conducted investigations on the ground. On Jan. 3 — within a week — China began briefing the WH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bout the outbreak. On Jan. 12, China released the whole genome sequence of the coronavirus, which has proved critical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globally.

Third, we shared inform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time and have been supporting its fight against the disease. The two countri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been in close communication since Jan. 4, the day after China briefed the WHO. In their phone calls,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detailed accounts of China’s measures to President Trump.

By April 29, China had provided, according to our customs figures, more than 4 billion masks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roughly 14 for every American on average.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first known case of covid-19 was reported in Wuhan. But this means only that Wuhan was the first victim of the virus. To ask a victim for compensation is simply ridiculous.

If that made sense, then who was to compensate for the fatalities of the H1N1 flu and HIV/AIDS? Who was to pay for the huge losses caused by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ehind the mind-set of “always blame China” is a kind of dirty politics, championed by a few people who shift the spotlight for political gain. In their manipulation, China has to be wrong.

It is this blame-shifting that needs transparency.

Blaming China will not end this pandemic. On the contrary, the mind-set risks decoupl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hurting our efforts to fight the disease, our coordination to reignite the global economy, our ability to conquer other challenges and our prospects of a better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emerge as a winner from this scenario.

It is time to end the blame game. It is time to focus on the disease and rebuild tru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called for “the better angels”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I hope that the wisdom of preceding generations will guide us to choose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and work for our shared future together.

来源时间:2020/5/6   发布时间:2020/5/5

旧文章ID:21610

Blackjack:從儲建國教授與喬良將軍說法的「異同」論「心靈契合的統一」

作者:Blackjack  来源:中美印象

【回应:《中美印象》的宗旨是为了增进双方对共同利益的相互理解,进而减少偏见和误解。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知道中方都有哪些偏见,美方又有哪些误解。如果双方都不知道被对方当作"金科玉律"的误解和偏见是什么,自然也谈不上怎么去化解这些可能造成误判并引发冲突的偏见和误解了。乔良将军和储建国教授对台海问题的看法在大陆很有代表性,我们发表他们的文章就是为了让在中国、美国和台湾的读者去了解、分析和评判。他们的见解并不是也不代表本站的观点和立场。谢谢您的来稿。】
 針對一位匿名读者的,喬良將軍發表了《臺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一文,對身處於台灣的讀者來說,為中美「增进双方对共同利益的相互理解,缓解两国紧张关系」為主旨的網站竟然「討論」起如何能在有一天扳倒美國,實在也是一絕,以下就是個人觀點對二位文章的解讀。

儲建國教授《现在也许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机会》對「反武統」的總結就是他針對喬良將軍的批評:“(1)在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发达国家之前,是不能武统的;(2)在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发达国家之后,是没必要武统的。所以,他的总结论就是:放弃武统。”

喬良將軍或許是為了回應這點,除了一貫強調”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他「澄清」了他對武統的說法,他的原文是:” 就是要不断提高和增强中国掰手腕的力度,也最大程度上压缩外部约束中国崛起的因素,让见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来,那时,没有了(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

雖然二位表面上看起來「針鋒相對」,但對台灣人來說卻是「殊途同歸」,因為兩者最後都是要「武統」,差異是「只爭來早與來遲」。

從這個角度來看,從兩岸現狀到「武統」之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2019年提出「習五點」,其第五點「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顯然也不在二位的考量之內,因為喬良將軍所說的正是“从岛内情势看,文统无望,只能武统”。

換句話說,雙方的第一個共識是「文统无望」,第二的共識也是「只能武统」。

因此,讓人覺得奇怪的是,習近平提出「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也不過是去年的事,怎麼一文一武都「不予討論」了?

對於大陸內部所謂「民意主張武統」,二位的「共識」又很相近,喬良將軍說“任何一项决策,都不是只根据舆情做出的”, 儲建國教授則說“中国的决策确实保持了某种独立性,尤其是对台问题的决策确实一直没有被民意左右。不放弃武统,什么条件下武统,都是政府自我规定的,与民意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广大民众也很配合,认真地对待和支持政府的这些规定。”

喬良將軍講的是「應然」,儲建國教授說的是「實然」,反正在「統一問題上」,「民意」與「黨意」不一致與不應該一致。

綜上,二位的說法對台灣人來說是程度上的差別,本質並無不同,但二位可能或顯然並不這麼想。

我個人對這二位言論的看法是,習近平「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之所以無法獲得他們的接受,一來是這個方針其實已經有不少人講過,但毫無成效,二來是沒有人想得出這個理論的「實踐方法」。

既然二位討論的其實是「武統」的早晚,當然沒有考慮所謂「目前及以後台灣人的想法」,而「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既然對兩岸都無號召力,其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Blackjack 2020/5/5

来源时间:2020/5/5   发布时间:2020/5/5

旧文章ID:21609

博明是个“好同志”–说说博明昨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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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美中关系快报第39期
一、会议的日子选的有趣。5月4日,美国佛吉尼亚大学主办了一场在线中美关系论坛,主旨发言嘉宾是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手博明。办会人显然挑选了对中国人民、中国的党和“两个百年梦”都极为重要的日子:5月4日。今年是五四运动101周年。如果你知道办会人之一是何汉理(Harry Harding),你就不会为会议日期的象征性意义感到吃惊了。【延伸阅读:一、博明–“对华冷战的设计师”二、特朗普对华态度为何突然转变?揭秘白宫幕后推手,曾在中国担任7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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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明演讲自然不是他自己的事。不知道能不能说博明是美国政府的副部级干部,这样一个级别的官员出来演讲,不仅出场本身要获得批准,讲稿也要经过审查和批准。美国官员有通过在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演讲提出新政策的传统。比如,2005年,时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全国委员会演讲时提出了中美是“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的概念。除了博明做了主旨演讲,博明的夫人Yen Pottinger也是会议的发言人。Yen是药理学博士,曾在美国CDC艾滋和肺结核部门工作,她发言的题目是中美在抗疫期间如何合作(prospects for Sino-U.S. cooperation on COVID-19 and future pandemics)。能说这是美国政府向中国传递一个正能量的信号吗?

三、博明的演讲居然是用中文。这应该时最近历史上第一位用中文发表演讲的美国高级官员。根据何汉理夫人、UVA访问教授Shirley Lin介绍,博明事先录制了自己的中文演讲,有英文字幕。白宫网站随后就发布了演讲的英文稿。博明在中国做过7年记者(1998-2005),在回答问题时他说,那是激动人心的岁月,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突飞猛进。他2005年离开中国去了阿富汗,至今已经15年。显然,这15年他没有放弃中文。是不是可以说,博明深深地爱着中文和中国文化?

四、博明对中国近代史“如数家珍”。在长达近20分钟的演讲中,他在谈到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和其他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出口成章。换句话说,在美国政府里,没有比博明更了解中华民族要血洗屈辱、腾飞世界的动机和起源了。

五、博明时时刻刻不忘指出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他在演讲中说,巴黎和会对中国是一个灾难,但是美国在1921年的海军会议上迫使日本将胶东半岛归还了中国。他还说,胡适和张彭春这两位分别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外交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都是庚子赔款学者,在美国获得了高等学位后返回中国为民族复兴鞠躬尽瘁的中华精英。

六、博明承认中国对人权概念的提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博明在演讲中提到张彭春。他说,张彭春是五四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灵魂人物。他曾把《花木兰》和梅兰芳介绍到西方。但张彭春对五四精神最大的贡献是他1947年在担任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时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1947年初,联合国决定设立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张彭春被选为唯一的副主席。博明在演讲中援引美国知名记者潘文(John Pomfret)的话说,张彭春“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 “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

七、博明骨子里还是个“接触派”(believer in engagement policy)。选择在五四演讲,谈五四精神,谈中国的平民主义(populism),都表明虽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放弃了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中国的愿望,并认为“围堵”(containment)是更好的对华政策,博明在回答提问时提到的观点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但中国不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明,文明冲突论和文化冲突论是站不住脚的。

八、博明在演讲中也有露怯。他试图把中国的五四运动、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的脱欧都看成是平民主义崛起的结果,是平民对精英说不的后果。博明认为,正是这种 “不关注左和右,只关注上与下”、让“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的“平民主义” 推动了 2015年的英国脱欧, 2016特朗普总统的胜选,以及托马斯·杰斐逊在1776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他说,类似的想法也体现在“五四精神”中。他说:“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 难度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吗? 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吗?”一位看了博明演讲的美籍华人学者说,“博明开始讲得还不错,中文和历史修养难得。 但最后结论部分就开始有些逻辑混乱。他应该知道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精英主义, 而不是平民主义。就连共和代议制的选举民主在美国当初的宪法里都没有得到保障,仅仅是民选众议院, 而不包括参议院和总统。川普的“美国第一”及贸易保护主义绝对是地道的美利坚民族主义。 所以他主张的少一些民族主义, 多一些平民主义也是有些华而不实, 背离了其老祖宗的教诲。”

九、博明是官员,不是学者。在提问单元,博明在回答问题时谨小慎微,因为学者的问题很尖锐,而他回答不好有可能让听众误解美国的政策或贬低特朗普总统的英明,因此常常欲言又止。

十、博明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博明演讲之后进入提问阶段,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现在对中国要问责和索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中国履行她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协议的条款。博明说,美国不考虑因新冠疫情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特朗普总统正在做的是继续执行他已经在执行的政策,即与中国建立对等(reciprocal)和公正的关系。不再是因为希望中国实现自由化,而允许他们利用我们的关系。”这个答复与5月4日晚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特朗普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敲定如何因新冠病毒惩罚中国的事宜大相径庭。难道博明知道媒体不过是在炒作,特朗普周末在视频竞选活动中对中国的批评也只是放烟雾弹,美国当下对华的既定方针是:美国不考虑因新冠疫情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punitive measures)?

在观看和学习博明的中文演讲之后,我们感觉博明总体来说是个“好同志”,希望央视等能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手下留情”,不要把他与蓬佩奥和班农等同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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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明其人其事

《华盛顿邮报》根据多位知情人士称,2017年加入特朗普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博明是改变目前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去年秋天的一次采访中,曾担任特朗普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称博明“是自冷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发生最大变化的关键,即采用对中国竞争性的手段”。

现年46岁的博明毕业于麻省大学,曾经在1998年到2004年间在中国担任过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之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过五年,曾经一次被派遣到伊拉克,两次被派遣到阿富汗。在他第二次阿富汗之行的时候,遇到了美国陆军将军迈克尔·弗林(Michael T. Flynn)。两人共同撰写了一份有关阿富汗情报建设方面的报告,这份报告于2010年1月通过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目为《修复英特网:让阿富汗在情报工作方面有所作为的蓝图》。

弗林后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他把当时正在纽约私营部门工作的博明带进了白宫工作。在特朗普正式就任之后二十多天,弗林就深陷撒谎和通俄门等丑闻被迫辞职。但是博明继续在白宫留下来。

经过海军陆战队磨练的博明,最大的优势就是服从上级,不会想着法子让自己的点子胜出。这种作风让他在走马观花式频繁换人的特朗普政府里能够“稳坐钓鱼台”。

换了新老板的博明在第二任国安顾问博尔顿手下仍旧做得有声有色。到了现任国安顾问奥布莱恩手下,博明被提拔为他的副手——副国家安全顾问。

在这个过程中,博明也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注意,从一位去年他还不知道的“小官员”,一跃成为左右对华政策的关键性人物。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博明是第一个提出今年1月底实行的限飞令的人;他也是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大幅削减在美中国记者的策划人;他还是最近冻结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方案的提出人。

在幕后,博明还敦促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实验室”。

在新冠病毒没有爆发之前,博明推动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这使华为在美开展业务非常困难。

很多美国报道认为,博明之所以对华如此强硬的原因是他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和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执法人员的一次肢体冲突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报道经历。据博明本人的观点,他的这些对华脱钩的举动只不过是在应对中国最先执行的脱钩政策,比如防火墙之类的政策。

来源时间:2020/5/5   发布时间:2020/5/5

旧文章ID:21608

储建国:现在也许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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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此前曾讲过,大陆武统舆论似乎很强烈,但主要来自民间和军方,其影响力实际上不大。即便是军方,也只是个别退休将领如王洪光中将时而发出这种声音。一些貌似的鹰派如乔良、戴旭等军事研究者平常说些大话、狠话,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变软了。这一点与美国鹰派确实有所不同。【延伸阅读:乔良: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乔良: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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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软似乎还有些理论依据。譬如说,乔良将军认为台湾问题并非中国核心利益,必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路,等到中国真正成为比美国强大的发达国家的时候,台湾也就无法独立了。中国发达了,台湾就不敢闹独立?看看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就知道地区或民族独立的诉求不会因为国家发达而减弱。就算这个观点成立,那就意味着在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发达国家之前,无论台湾如何闹独立,都是不应该武统的,那还要《反分裂国家法》干什么?不是说乔良将军所说的没有道理,不少学者尤其是一些经济学者也是这么个观点。只是这个观点从一位中国将军嘴里说出来,有点怪怪的。

任何观点,只要讲得出道理,都不宜一棍子打死。但是,作者自己得保持逻辑的一致性。根据乔良将军的理论,我们的确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两个结论:(1)在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发达国家之前,是不能武统的;(2)在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发达国家之后,是没必要武统的。所以,他的总结论就是:放弃武统。

然而,中国政府为什么又坚持不放弃武统呢?因为中美建交时,邓小平就判断出,如果放弃武统,两岸就不太可能统一。那个时候,岛内很多人还是有内在的统一感,政党轮替后,这种内在的统一感快速流失。现在的所谓台湾统派除了少数之外,大多不是内心认同统一,而是迫于大陆的压力而不得不赞同统一。这就印证了邓小平的远见,如果放弃武统,就相当于放弃统一。

所以,乔良将军的放弃武统实同放弃统一。也许他的内心不是这么想的,但他最近的言论只能推出这个结论。

如果哪一天,中国政府真的接受了放弃统一的观点,中国人民也没什么大的反应,根据乔良将军的理论,大家不应该莫名惊诧。

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这个观点。自2019年开始,中国政府对台政策似乎从“被动防独”转到了“积极促统”,而且国家领导人做出了新时代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承诺。这个“新时代”恰恰可以理解为乔良将军所说的那种强大之前的时代。

其实,无论国家发达与否,只要采取武力方式实现统一,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能轻言武统,没有必要扯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路。

大陆不少专家似乎一直存在两种想法:(1)越往以后,统一的可能性越大;(2)越往以后,武统的代价越小。其实,这与其说是想法,不如说是幻觉。如果把某种处理问题的机会错过,后面越来越可能形成两个华人国家,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相信的结果,但它成为事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两个独立的国家成为事实,再谈统一的难度是大了呢?还是小了呢?答案恐怕是前者。

所以,如果现在出现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机会,大陆不好好抓往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有可能让子孙后代面临更大的麻烦。

台湾问题需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中去看待,这是很多人的共识,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不少人会说,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怎么说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机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中国为什么要冒着让中美关系变坏的危险去处理台湾问题呢?那不是代价更大了吗?更何况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台独势力也不敢有大的造次。在中美关系坏的时候,积极处理台湾问题,其相对的损失反而小些,更何况这种变坏在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主动破坏的,中国积极处理台湾问题恰恰是为了让中美关系回到正常状态。可惜,这种政治账很多人算不清楚。有的人因为怕这怕那而不愿意去算。

积极处理台湾问题还有一笔国内账。乔良将军说决策不能被民意所左右。呵呵,中国的决策确实保持了某种独立性,尤其是对台问题的决策确实一直没有被民意左右。不放弃武统,什么条件下武统,都是政府自我规定的,与民意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广大民众也很配合,认真地对待和支持政府的这些规定。但如果政府根据乔良将军说的理论,违反自己给出的规定,所引起的民意反弹倒真是个问题。国内政治光谱两边的情绪都很高涨,一边不停地喊民主,一边不停地喊爱国。倘若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两边合流,情况又如何处理呢?不管哪一种政治体制,也不管政治决策有多大的独立性,对于基于大多数人的民意是不能罔顾的。不同的民意不能同时有效回应的情况下,只能分个轻重主次。

乔良将军喜欢说美国设套,有点阴谋论的意思。我们可以骂美国那些政客,但说他们在台湾问题上搞阴谋,也许是说过头了,他们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过去民进党搞台独,是美国设套吗?美国还曾经配合中国一起防独,把陈水扁说成麻烦制造者。只是现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改变,支持民进党当局也是自然而然,似乎谈不上设套。在某种集体反华情绪下,美国越过了红线,让中国下不了台,没了退路。现在就是要针对这个问题积极地想办法,寻找到两岸问题的一个新平衡点。

积极处理台湾问题并不是就要打仗,但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有效办法。美国的行为破坏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让现代国际秩序的维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中国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只是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基础性的和平秩序。这是一种对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行为,相反,乔良将军那种忍受美国非正义的欺负,等到自己真正厉害了才去整别人的想法才是一种自私狭隘的想法。中国成为一个有信义、负责任的强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光明正大地维护、发展正当权益的过程,而不是为了报仇而卧薪尝胆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因胆小怕事而忍气吞声的过程。

那么,如何积极地处理台湾问题呢?这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过程,主要包括外交斗争、法律斗争和军事斗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这里不想展开讨论。如果要真的开展这些方面的斗争的话,有关领域的专家和官员一定能够想出一些有效的办法。斗争最终的结果是让中美关系来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让两岸关系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希望乔良将军等军事研究者在有关方面多想些具体的办法,而不是在和与武的问题上讲些大而化之的道理。(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储建国: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
储建国:“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
储建国:《台北法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储建国:世界疫情與论会影响有关决策吗?
储建国:中美还能够坐在一起谈什么呢?
储建国:台湾问题与政治危机的转换
储建国:对台湾统派“政治失信”的风险
储建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和平机制–不是“G0”,而是“G2+X”
储建国:现在也许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机会

储建国:先交后兵,以战止战

储建国:台湾的前途:中国特色的“国中之国”
储建国:现在也许是积极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机会

来源时间:2020/5/5   发布时间:2020/5/5

旧文章ID:21607

当德国碰到战狼时

作者:新华二代在德国  来源:万维读者网

  疫情是一面照妖镜,更是一面放大镜。原本是小问题,但被此次疫情感染后,就可能变成大问题。
  战狼式宣传和《方方日记》是两个很好的现成案例。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新闻在国内所引起的巨大舆论。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标签式的辱骂和谬论,如“卖国贼“、"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让海外华人的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等。我曾用两篇文章做过详细的分析。这种指责或过度担忧在德国是不成立的。
  四月中旬,一篇名为"萨哈克斯坦想回归中国“的战狼式文案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让无数小粉红自嗨致死,自信心膨胀。最终导致中驻萨哈克斯坦大使被外长请去喝咖啡。国内很多战狼因此瞬间被“战死“(数百篇转发文章和公号因此被封)。
  其实我很希望看到后续报道。可惜没有了。
  我继续以德国为案例。假如战狼们“跑"到德国,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它对中国在德国的形象会起到影响吗?我现在就可以提前把答案告诉大家:要么全军覆灭,要么寸步难移。不仅占不到一点便宜,而且还会更加引起德国(间接也包括欧盟)对中国的反感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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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日记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战狼“日记"有朝一日也被翻译成外语。
  中国网络舆论生态圈特别不健康,也不太正常。铺天盖地的仇恨言论、暴力语言以及所向无敌的战狼文化。五毛党和水军的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公开化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五毛党“的原创并非中国,而是俄罗斯。俄罗斯很早前就成立相关机构:政府委托私人,再由他们出面雇人发帖。表面上俄罗斯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但德国人都知道背后是谁操盘的:俄罗斯政府—>普京大帝。
  据SPIEGEL三年前公布的一个纪录片式的视频显示(油管上还有很多相关视频),俄罗斯五毛月薪大约600欧元、按实际需求,每位员工要在网络上针对某些新闻发表20条政治评论,假新闻和仇恨言论占大比例。对那些既没有受过高学历又没有政治原则的俄罗斯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份不错的收入。俄罗斯五毛宣传大军的主要工作在于,通过散布大量假新闻、抹黑和贬低德国(欧盟,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政治体系、夸大德国社会丑闻或诋毁西方政治领导人以及坚决否定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诋毁德国(欧盟)的媒体的公信力(德媒对俄罗斯也很不友善,《图片报》首当其冲)、最终目的是让德国人更加不信任自家政府和媒体,对德国政治制度或核心价值观如言论自由,人权和司法独立等产生怀疑,制造社会不稳定,在俄裔和德国人之间制造矛盾等。
  2016年年初,一条发生在柏林的假新闻让俄罗斯外长亲自发表新闻发布会。据报道,一位名叫Lisa的13岁俄裔小女孩在柏林失踪了。随后,俄罗斯驻德记者立即发表文章(很草率,不严谨,内容不符合实际),称这位俄罗斯小女孩遭到难民轮奸(借刑事案件诋毁难民政策,而且还是假新闻)。
  这起事件成为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攻击德国的有利政治工具"。他强烈批评德国有关部门意图隐瞒事实,希望今后不要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拉夫罗夫把这位13岁的Lisa称之为“我们的小姑娘“(表现出对俄裔的无限关怀,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俄罗斯作为后盾。但不少人其实都拿了德国护照,理论上是德国人)。此次事件也引起很多柏林俄裔的愤怒,他们在总理府门口游行(制造俄裔和德国人之间的冲突)。同时,一位名叫Martin Luithle的柏林律师控告这位俄罗斯驻德记者散布假新闻。再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讽刺Luithle律师此举只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路而已。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不是任何事都能想当然地成为攻击别人的政治工具。反而会让攻击者背上一个居心不良的骂名,比如拉夫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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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版战
狼:拉夫罗夫

  世上各国家都有最符合自己的宣传方式和工具。我之前也在不少微信群和微博留言区听到很多网友积极地表示,中国应该多向俄罗斯学习,因为俄罗斯在欧洲的宣传工作(比如RT Deutsch)做得很棒。我也在某一篇公号文章中看到某国内政治学教授也提倡多向俄罗斯学习,因为它做得不错。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很遗憾,这种判断基本上算是一种自欺自人的误判。我们只单方面看到俄罗斯宣传在德国的表现(因为我们自己甚至还做不到这一点),或俄罗斯五毛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五毛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又完全不顾东道国对这种宣传方式的看法和态度。如果别人都不认可,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对?这种宣传模式的结果是:我们自我感觉超好,但别人就不以为然。在德国刚好相反:德国人自我感觉总是很差劲,天没亮就开始自我批评和抹黑,但别人总认为德国还不错甚至很好。自我感觉和别人对我们的认知相差越大,我们心里就越不平衡,越气愤。
  我们国内专家肯定有了解过俄罗斯的宣传模式,但他们不一定了解德国以及欧盟媒体是如何评价俄罗斯宣传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了解德国以及欧盟是否或已经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应对俄罗斯(以外)的信息战。很多人其实似懂非懂,却还盲目地吹捧俄罗斯模式。这就好比挖一个坑让战狼们(或外交部)往里面跳一样。
  前车可鉴,如果我们继续向俄罗斯学习,今天发生在俄德之间的舆论纠纷就是今后中德之间的舆论纠纷。如果我们不换一种方式,中国在德国人的心智中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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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旗下有一个叫欧洲对外办事处的机构(Europäischen Auswärtigen Dienstes)在2015年9月1号专门创建了一个名为East Strat Com Task Force的打击假新闻部门。该部门负责人是欧盟外交与安全委员Josep Borrell(西班牙人)。他对中国态度如何,看他怎样评价中国在此次抗疫中援助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知道了。德国华语媒体并没有进行报道。我们的惯性逻辑是:没报道就等于没有发生过或视而不见。等下次出现跟中国有直接关系的热门事件时,我们又会摆出一副很诧异,很惊讶的样子,会问,怎么会这样?某某人是不是傻啊?其实,并不需要每次都表现得很诧异,这都是预料中的事,不是因为某某人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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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
Borrell

  近期,德媒报道中驻德大使馆外交官向德国政府,尤其是跟联邦内政部官员拉近关系,意图通过说客来影响德媒针对中国抗疫的正面报道,帮我们说好“中国故事“。最终却起到了反面作用。实事求是地讲。中方外交官并没有做错。所有大使都应该为本国做宣传,说好话。这是他们的本职。我在2014年采访过前德国驻华大使Michael Schäfer。我问他如何定义大使的工作?他笑着回复我说:;„很简单,不断地为本国说好话。“为何当我们的外交官为自己说好话时,却成了别人的反面教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不同,还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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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chäfer与作者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难。最起码在三年前就已经看到苗头了。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Hans Georg Maaße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道,该部门一个特别小组花了约10个月的时间专门追踪调查中方意图通过社交媒体如书脸、领英,推特和Xing的途径来渗透德国(北威州是重灾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各个德国(前)政府官方或相关机构部门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账号),以国内某某领域专家或协会的名义跟他们拉近距离,邀请他们去中国做学术访问或讲课或某种合作等。德媒对此事件做了很多报道,但不一定是正面影响。德国当时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喜欢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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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Georg 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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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倡"说好中国故事“,但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喜欢听好故事,而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心,更容易建立信任。好坏故事都是真实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专门只挑好故事来讲,德国人会觉得不够真实,掺和了很多水分。既然不是真的,为什么必须要信,还不允许质疑?
  我们不妨通过德国人的视角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德国似乎没有到处宣传,只挑选好故事讲给世界听众。为什么德国媒体天天报道那么多负面新闻和丑闻,德国人居然还那么淡定?普通德国人也明白一个道理,现实不可能那么完美。他们对负面新闻和丑闻的接受能力很大,因为事实如此,但不太愿意容忍被欺骗和隐瞒真相。这才是真实的德国。;你越想给别人讲好听的故事,别人越不信。德国人已经形成了这种本能反应。如果想听动人故事,可以看书,看电影。
  当情绪高涨的战狼思维碰到冷冰冰的德式本能反映时,会擦出幸福的火花吗?我觉得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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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 Strat Com Task Force目前主要负责针对来自东欧,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假新闻。据维基百科信息(不一定是最权威或最新的数据)显示,该部门到2017年六月份发现3200条假新闻,到2018年四月份又发现3500条正面宣传俄罗斯的假新闻。2016年,时任内政部长德迈切尔在内政部旗下也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反假新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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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迈切

  据最新消息显示,中国当下正逐渐进入该部门的视线。即便如此,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对德国(或欧盟)舆论操控的程度远高于中国。中国的海外宣传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向俄罗斯模式靠近(也有专家称之为俄罗斯化的中式宣传)。因此,中国的战狼一旦大军进入德国-假如继续向俄罗斯学习-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
  综合以上因素能局部性解释,为何中国驻德外交官为自己宣传会成为德媒的负面报道。这个现象告我我们,德媒已经在警惕和防备"说好中国故事"的舆论。但是,我们并没有把俄罗斯的经验看作是反面教材,似乎也不打算从中吸取教训。
  假如今后又出现一篇类似于“德国想回归中国“的爆文,德国外长是否也会请中驻德大使喝咖啡呢?今年四月份,最少有两位中国驻海外大使的发言都成为了东道国的负面新闻:法国和澳大利亚(据说荷兰和尼日利亚那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德媒都有报道(德国的华语媒体没有报道。德国人和德国华人的信息不对称又增加了一点点)。尤其是中驻澳大利亚大使。居然又拿经济来威胁。此举是画蛇添足。
  在很多年前,德媒就多次报道过乐天事件和"抵制各种货“事件(就是不抵制蠢货)。德国驻华记者以及相关中国问题专家早就对此在德媒上公开探讨过:如果德企-不管在中国或在德国-只要在任何方面"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情感“,立即会受到高调民族主义制裁。戴姆勒在其instagram账号上转载了某个西藏人说过的一句话,立即在国内引起高调民族情绪的抨击。戴姆勒立刻把那句话删了,公司CEODieterZetsche亲自给中驻德大使写信道歉。随之而来的是戴姆勒遭到德国各大媒体的唾骂,批评它没骨气,出卖德国基本价值观,应该感到羞耻。某些战狼们会沾沾自喜,认为正出于这种伟大的民族主义气魄压力,德国才不会对中国得寸进尺,不敢得罪中国。问题是,相互信任不是恐吓出来的。德国短期内或许出于经济上的依赖会很顾及德企利益,处处不敢与中国正面交锋。这一点,从默克尔过去年年访华-除一次“意外事故“以外-都跟中国领导班子相处的很好就能看得出来。
  很讽刺的是,默克尔既被战狼骂成是对中国最不友善的德国总理之一。同时,默克尔又被德媒批评成对中国最友好的德国总理之一。默克尔明年就要下课了。我不认为下一任德国总理会比默克尔在中国问题上做得更好,包括被很多华人推崇的梅尔茨在内。长期而言,谁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德企往后还会像今天这样依赖中国市场?最晚到此次疫情,德国媒体界、政治界以及少部分经济界已经开始议论,今后是否或应该降低(是降低,不是完全去中国化)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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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er Z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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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中驻澳大利亚大使还这么说呢?是对方不知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吗?不是!我的解释只有一个:无奈!中国所有外派大使都是东道国的专家(Spezialist)(注:相对比,德国外派的都是非专家,Generalist)。这种无奈跟国内盛行的战狼文化有紧密关系。德媒也对此新闻做了报道。反应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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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层面和德国内政部虽然都成立反假新闻部门,但人力物力财力远跟不上实际需求。在民间的知名度也很低。普通群众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机构的存在或很在意受到假新闻的影响。它还没有上升到议事日程。即便如此,俄罗斯的RT Deutsch已经成功地受到有关部门和德媒的关注,因为它的动机不纯。《图片报》有一篇报道的标题这样写道,“假新闻比疫情更危险“。文章直接把矛头指向RT Deutsch,还列出两个具体例子:该媒体表示,大蒜可以治病毒(感觉中招的中国人比德国人更多)以及勤洗手完全不管用(我没听德国华人批评过RT Deutsch。为什么?因为他们私底下也没有关注TR Deutsch)。
  但,RT Deutsch在德国还是有市场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部分德国人的确不相信德媒、不推崇德国式言论自由,不信任或对德国政府普遍不满意。俄罗斯的大外宣首先针对这波德国人。第二个目标是俄裔群体。通过贬低德国,散布假新闻,制造混乱,意图让俄罗斯在这个群体中获得更好的形象以及对俄罗斯更多的支持。
  第二个原因刚才已经提到过,德国政府本身目前还没有过度重视这个问题,还没有上升到议事日程,甚至有可能还缺乏一种明确的,有目的性的,可持续性的应对战略。又或者,德国已开始重视,但又不想强出头,而是以欧盟的名义采取统一政策。这样做对德国更保险。相对比,中国或许可以制裁德国,但不太可能制裁整个欧盟。我们不能单方面强调欧洲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有多大,中国同样也依赖欧洲市场。
  有些人或许会问,俄罗斯在德国做得宣传难道一点用处都没有吗?好处肯定也是有的,比如通过采访德国"名人",借他们的口批评德国。这也是RT Deutsch的目的之一。
  但是,俄式宣传并没有改善俄罗斯在德国的形象。德国政坛也没有因为这家媒体机构的宣传而加深对俄罗斯的信任。俄罗斯对德国政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渗透部分选择党成员,比如Markus Frohnmaier。俄方对他的评价是:"有利用价值的蠢货“以及“绝对受俄罗斯控制的德国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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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 Frohnm
aier

  俄罗斯的宣传工作并没有改善德国对它的看法。既然这样,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当然,不可否认,中俄跟德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和历史背景相差很大,无法简单地作比较。战狼式宣传在德国是否会起到反作用?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是!
  如果再比较一下方方日记和战狼日记对中国形象的影响,你认为哪种"日记"的危害更大?
  最后我以相蓝欣教授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总结
  就以这次抗疫为例,中国可歌可泣的全民抗疫壮举、抗疫成绩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但中国的外交和宣传界的言论和行为,却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一是某些战狼居然借此机会在全球兜售所谓“中国模式”,公开鼓吹中国体制优越论,宣传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如何病入膏肓,将被赶下神坛,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已被“打回原形”。这种狂妄嚣张的言论既无事实支撑,也无人道关怀,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利用社交媒体和记者招待会大打口水仗,对外界的毁谤和批评不加区分地重磅轰击,甚至用网络传闻公开兜售阴谋论;三是自我吹嘘的言行,对他国的抗疫方法不以为然。外交官在种种场合下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世界对中国感恩,造成不良影响。

来源时间:2020/5/5   发布时间:2020/5/3

旧文章ID:21606

Reuters: Internal Chinese report warns Beijing faces Tiananmen-like global backlash over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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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Reuters

BEIJING (Reuters) – An internal Chinese report warns that Beijing faces a rising wave of hostility in the wake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hat could tip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to confrontation,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aper told Reuters.

The report, presented early last month by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to top Beijing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concluded that global anti-China sentiment is at its highest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the sources said.

As a result, Beijing faces a wave of anti-China sentiment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ndemic and needs to be prepared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for arm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global power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report’s content, who declined to be identified given the sensitivity of the matter.

The report was drawn up by the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a think tank affiliated with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hina’s top intelligence body.

Reuters has not seen the briefing paper, but it was described by people who had direct knowledge of its findings.

“I don’t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 office said in a statement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from Reuters on the report.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s no public contact details and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CICIR, an influential think tank that until 1980 was within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and advis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did not reply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Reuters couldn’t determine to what extent the stark assessment described in the paper reflects positions held by China’s state leaders, and to what extent, if at all, it would influence policy. Bu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port shows how seriously Beijing takes the threat of a building backlash that could threaten what China sees as its strategic investments overseas and its view of its security stand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idely seen to be at their worst point in decades, with deepening mistrust and friction points from U.S. allegations of unfair trade and technology practices to disputes over Hong Kong, Taiwan and contested territo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recent day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acing a more difficult re-election campaign as the coronavirus has claimed ten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lives and ravaged the U.S. economy, has been ramping up his criticism of Beijing and threatening new tariffs on China. His administration, meanwhile, is considering retaliatory measures against China over the outbreak, officials said.

It is widely believed in Beij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contain a rising China, which has become more assertive globally as its economy has grown.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Washington views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and a challenge to Western democracies, the people said. The report also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as aiming to undercut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by undermining public confidence.

Chinese officials had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inform their people and the world of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oronavirus “since they were the first to learn of it,”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woman Morgan Ortagus said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from Reuters.

Without directly addressing the assessment made in the Chinese report, Ortagus added: “Beijing’s efforts to silence scientists, journalists, and citizens and spread disinformation exacerbated the dangers of this health crisis.”

A spokesman for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lined to comment.

REPERCUSSIONS

The report described to Reuters warned that anti-China sentiment sparked by the coronavirus could fuel resistanc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that Washington could step up financial and military support for regional allies, making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Asia more volatile.

Three decades ago, in the aftermath of Tiananm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Western governments imposed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including banning or restricting arms sal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来源时间:2020/5/5   发布时间:2020/5/5

旧文章ID:21605

任剑涛:告别“受害者心态”与“战狼式”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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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现代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世界政治观?


“道义化的高尚情感庇护的仇视,并不是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从别国争夺来利益的有效依据,而是让中国难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精神障碍。中国必须学会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并以谈判、互利、妥协的理性方式,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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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还,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因此,对“世界”怀抱极深的敌意。


随着中国初步解决了发展问题,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一种非中国莫属的、登顶“世界”之自满、自恋和自负,成为国人在“世界”各地乐于展示的精神状态和民族心理。



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悲情中国的世界观


晚清中国,迅速从“天下”堕入“世界”。“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建构的国际观念。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的古典世界观。华夷之辨,是对之的观念奠基。五服制度,是对之的制度设计。朝贡体系,是对之的操作谋划。由这一古典世界观引导的中国古代的国际认知,自然是自信心十足,而对中国发挥的国际影响既不会陷入焦灼,也不会激越躁进。


尽管论者揭示了朝贡制度的国家设计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国际地位自认,与被中国认定的朝贡国家的承认之间并不吻合,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朝贡制度的践行。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古时制度自信。


当“天下”机制遭遇“世界”体系之后,中国便丧失了从容谋划国际事务的能力。


首先,这固然是因为“弱国无外交”,让中国很难就国际事务发挥“天下”时代的那种影响力。


其次,中国由于自身国力的急遽衰退,寻找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一艰难求存的任务,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国家资源,因此,根本没有余力去关心和处置国际事务。


再次,中国的千年政治惯性,所熟悉的只是以我为中心的国际往来,不管远亲近邻、强国弱国,只要跟中国发生关系,中国总是以上对下的姿态处理;所陌生的则是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主动出击以应对全面强势外国对中国的挑战。一个由西方国家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激烈竞争性的世界秩序,完全为中国所不解,因此,也就很难将“天下”与“世界”无缝对接起来。


让中国最不适应的,并不是遭遇了一个与绵延千年的“天下”机制不同的“世界”替代体系。“天下”与“世界”的生硬磨合方式,才是让中国最难应对的事情。当西方携硬实力和软实力强行打开中国关闭的大门时,中国完全无力抗拒:


硬实力,并不仅仅显示为现代工商社会产出的巨大财富实力,如果只是这种硬实力结构,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洋务运动那样的学习方式承接下来。关键是西方工商国家在拓展它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时,常常借助战争手段,让中国这些落后的农商国家情非所愿地洞开国门。


西方国家不断的战争胜利,不断地强加给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尽失。以至于晚清时期,不得不借助自己长期千般设防、万般警惕的民间暴力,来抵抗西方国家力量对中国权力体系的侵蚀。



义和团口号:扶清灭洋,刀枪不入


无奈种种类似的伎俩,效用递减。终于因为内部的工商经济发展乏力、宪政改革失败,让内外部的重重难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天朝上国”面对“世界”的第一次崩盘,也因此不得不臣服于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


在被动卷入西方国家建构的现代“世界”过程中,中国陷入悲情主义的精神氛围,由此塑就被动挨打、指责侵略与爱好和平相互支撑的悲情主义历史观。“天下”体系从容运转时的国家软硬实力观,被抵抗西方侵略的道义世界观所替代。


在悲情笼罩的“被动挨打”历史观建构中,中国看待“世界”呈现出一种突兀的悖谬:理智上中国完全认同西方国家代表的现代发展方向,并尽力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模式,但感情上坚决拒斥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源自晚明开始厉行的海禁政策,让中国人在封闭且被动挨打中逐渐固化了西方侵略者的强权角色、中国受害者的悲情主体定位。发誓改变这一悲情角色,登顶“世界”巅峰,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萦怀于心的国家意欲,并直抵民族心灵世界的深处。



在悲情中确立的现代中国世界观,凸显了不是同情中国就是侵害中国的情绪性国际思维。一旦被中国认定是侵略者,不仅会被放置到审判的平台,遣用顶级的道义激愤辞藻加以痛诋,而且被视为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假如被认定是同情中国现代被动挨打遭遇,并承诺放弃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且愿意与中国结伴而行、共谋发展的,不仅让中国深怀感激,而且全情拥抱、视为挚友。


在这种受悲情支配形成的简单化国家思维中,人们很容易理解获得国家独立后何以还会出现“一面倒”的幼稚外交政策:那是因为苏联曾经作出的友好表示,让悲情中的中国颇受安慰。而欧美国家惯于以国家利益为名与中国打交道的举动,让中国人随时随地舔舐受其欺凌的伤痛遗痕。


因此,一时友好与一世友好、短暂交恶与永久仇视的国家情绪化外交,也就成为一种外交惯性。国家受面子心理的驱动,远比受利益盘算的影响为大。


受人欺凌,在实力上难以抗拒,自然就会诉诸道义的力量并将之视为抵抗侵略的精神依托。中国既然深陷在悲情中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因此,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爱好和平的国度,把现代先行者看成是侵略成性的野蛮国家。循此思路书写国家的历史,中国便将自己的历史书写成自古至今爱好和平、立于国际关系道义山巅的伟大国家,而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书写成惯于侵略、习于战争的兽性国家史。


这样的书写,内里潜藏的历史哲学预设是,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瑕疵;而侵略别国的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则没有托词地理应承受严厉谴责。



受此思维定式的影响,中国在看待西方创制的“世界”时,总是习惯于以侵略与反侵略、道义与野蛮、和平与战争、情谊与利益的二元对立思路找寻种种问题的求解之道,很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国家妥协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至今国人习焉不察的、以“中西”对“古今”的表述定式,就深藏一种中国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无意识。


在现代“世界”,中国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多么撼人心魄的悲情。“目前,世界秩序的中心不在中国;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完全不同;中国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很低(至少到不久前为止)。”


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家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便中国的独立自主有了政权保障,但由于没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弱者的处境及其心理态势,也就没有结构上的改观。以悲情为方法审视世界的思维惯性也就延续下来,并沉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孤傲与国家主义冲动


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成长,让中国跻身GDP世界第二位。这无疑是一项伟大成就。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国家处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但随之引发的国家心理变化,不是让中国回归现代国家之间理性共处的常态,而是跨越现代世界秩序,直接搭挂到古典“天下”秩序上,迅速重建起类似于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那种支配世界的当代世界秩序理念。


环顾当今中国,孤傲的国家心理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弥漫开来。这不是一种纯粹虚幻、自我陶醉的国家心理。相比于此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跻身GDP世界前列带给国人的自我认知变化,绝对只能以天翻地覆四个字来形容。这种对国家的世界地位采取的单一、物化认知标准,本身尽管有它的缺陷,但硬实力确实是支撑现代国家自我认知的现实基础。


随着国人对自己硬实力自信心的增强,曾经长期左右国人自我认知的、由自卑与自负混合而成的悲情,一扫而光。不仅如此,GDP与强大国家的直接勾联,让国人的骄傲心与自豪感迅速上升,国家崛起的自认感让中国人领导世界的雄心陡然增强。这种国家观念的塑造,除开GDP的数据鼓舞以外,主要源自三种基本动力:


第一,由权力自觉引导的“国家崛起”论说,给这种孤傲的国家观提供了权力动能。“国家崛起”的论说,如果是一种诸国家竞相崛起的表述,自然没有什么令人惊怪的地方。但中国的崛起论说,基本上是一种霸权国家衰落、新兴中国崛起的一起一落、一胜一败的尖锐对立说辞。


由国家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电视政论片,很好地代表了权力塑造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心理变化——它向国人刻画了九个大国遵循时间先后次序的崛起故事,不仅暗示人们,大国只能排斥性崛起,不能并立性飞跃,而且明示观众,当下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历史趋势、现实表现。



第二,西方国家一些人士提出的“中国统治世界”言说,给孤傲而尚乏自信的国人提供了自傲的间接动力。类似“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言说模式,大致建立在三个支撑点上:一是西方世界明显衰落;二是中国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增长;三是中国必然代替西方成为世界的新统治者。



加之这种论说将西方限定为自利的民族国家,将中国确认为超越民族国家利益藩篱的文明型国家,因此,中国足以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的文明程度更高。这类论说对一个百余年极为在意侵凌自己的西方强国对自己评价的国度来讲,自然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第三,崛起国家的处境给中国注入的孤傲精神动力,具有侵入国人内心深处的强大能量。崛起中的国家,常常面临双重怨恨:一是发达国家在所谓守成与崛起的矛盾认知情况下展开的狙击;二是欠发展国家对崛起国家又恨又爱所表现出的对之必然的排斥。


崛起国家常常没有真诚的朋友,大致便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加之崛起国家本身很容易在国力的迅速增长中顾盼自怜、孤芳自赏,一种内心极为孤独的感觉与自大的自恋心态,让孤傲的国家主义理念,具有了侵入国人内心世界深处的强大能量。


当下中国人瞧不起老旧的欧洲、衰颓的美国、老化的日本,就此可以理解。至于根本不将其他发展中和欠发展的国家放在眼里,那简直就是自近代以来一心只学西方强国的国度再正常不过的国家心态。


近期中国国家主义的盛行,与这种孤傲的国家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匮乏与错位,人们转而将自己的国家看得非常神圣,这完全合情合理——


比历史,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比国家韧性,中国多难兴邦,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形态;比现实发展,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引擎,经济增长率雄踞世界第一;比未来,中国代替西方国家领导世界的潜力已经展现出来。


孤傲的国家心理催生国家崇拜心态,这是一种相倚的心理反应机制。但孤傲的国家一定无法融入真实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各个国家共生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独美其美,拒绝与其他国家美美与共,无论这个国家具有多么强大的国家崇拜心理资源,它既无法为其他国家所接纳,也无法准确认知自己国家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对中国而言,在近代历史上积累的悲情,与这种被迅速发展催生出来的孤傲相贯通,很容易生出敌视世界各国、不惜与敢和中国争高下的强国或弱国断绝往来,甚至与所有被自己敌视的国家开战的畸形社会心理。


这种社会心态下诱发的政治理论观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劳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国家崇拜。转向传统思想资源,也就引导出中国的问题诉诸中国的传统可以完全彻底解决的封闭主义思路。


极而言之,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才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救星。“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道出,政治上的当下义和团行径由此屡屡出现。


颠转行动:重写历史与推高现实


从沉重悲情跳跃到孤独傲慢,是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激变轨迹。之所以出现这种跳跃,是有其客观理据与主观意念的双重缘由的:从自认全面落后到中国经济总量的显著增大,不仅让国人对国家硬实力日益充满自信,也促使国人在孤傲心态下重建让人自豪的历史叙述与国际理念。


在国家崛起的自认状态中,受硬实力迅速增长的驱动,国人必然致力于增强软实力。这样的尝试,势必引起中国国家理念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


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二)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观,成为国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势


重构中国道义逻辑上自我肯定的传统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关论者表现出的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这样的思路中,中国人的国际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观。在论者看来,当下世界是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完全缺乏道义基础。一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现代重构奠基、体现出鲜明的道义言说特征的国际秩序设计,便具有了足以显示其正当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显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霸权模式”,成为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当下世界秩序高频次使用的词汇。


第二,致力国家道义取向的“新天下主义”建构。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建设性的论说作为替代方案,否则,既定的“世界”秩序还会作用于国际社会。引人关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义”。


“新天下主义”必须有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义是对“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天下主义的平等性修正产物,以适应平等国家的秩序建构之需;强版本的天下主义则以现代知识论证方式重审传统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强调中国传统那种内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属性,以及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独特意义。


其论说包含了两个内在关联的判断。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国”概念引导,将中国视为超国家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绝对道义化存在,凸显一个绝对不征服别国、但所有国家心悦诚服的“旋涡模式”;


另一方面,由“天下”体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设想,将旨在建构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国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种足以超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成为论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念。


第三,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确立起来的中国国际观念、世界秩序想象,总带有一种弱者印记。这种弱者思维长期塑造出“中国是先进西方的忠实学生”的观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寻找真经,是中国面对西方国家显得异常谦逊的心理定势的强大塑造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即使国力强盛,也无法找到令国人感到荣耀的“世界”位置。


建构新的“天下”体系、抑或是新的“世界”体系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寻找自己崛起后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尝试。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之弊端,构想崭新的天下与世界体系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现的领导欲念,也愈来愈明显和为世人所熟知。


在2016年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明确声称,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的心理准备。这与中国不再扮演西方“世界”的学生或尾随者角色的新世界角色思维,具有密切关系。


将悲情世界观与孤傲世界观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两个端点之间,中国已经豁然诞生了全然不同于“被动挨打”时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这一新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内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经凸显了崛起的中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结语:重建中国世界观需要理性根基


从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跃到审视世界的孤傲,中国的世界观真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都是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主导中国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中国在观察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时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以道义逻辑引导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常常会误导这个国家——不仅让这个国家很难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交往、冲突和妥协等国际事务,而且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很难得到周全保障,进而让国家处在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心,既缺乏真诚的朋友,也缺乏按规出牌的敌人,结果就使这个国家活在虚幻编织起来的国际空间中。


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客观规则的优先性、依据权势界定的利益和利益的变易性、道义与政治的紧张、国家道德意愿无法支配世界、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受到关联性阐释,都让国家处在国际政治的现实环境中,以求深刻认知国际政治和妥善处理国际关系。


中国需要走出从悲情到孤傲两极跳跃的观察世界定势,以求确立理性观察世界、形成国家理性的世界观,从而理智地处理国际事务,寻求有利于促进国家长期发展的优良国际环境。为此,抑制随时可能爆发的、执意谴责西方国家侵略,道义化地为自己辩护的悲情,便成为国家理性发育生长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关,克制因国家崛起而野蛮生长的孤傲情绪,友善地与世界各国相处,寻求国家间交往的双赢与多赢,中国才能华丽转身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国家理性的生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国家理性当然不是德国版本的目的性国家的权力理性,而是英美式版本的、由社会限定的国家正常判断自身处境与恰当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行动理性。



GDP总量的急速增长,让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明显提高,也让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大幅攀升,但在科技创新引领国家发展的时代,中国创新能力的世界排位还很低,远不足以引领世界的发展。


当下中国要想领导世界,取决于中国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及其跃升为强国之列的漫漫前程,中国还必须务实地处理国家事务,以期实现国家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更多练习、逐渐积累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以一种理性的世界观来衡量自己、评价别人。


由于处理好中国自己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内事务构成中国恰当处理好国际事物的前提条件,因此,国人必须接受先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然后寻求发挥更大的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国家事务排序。这是需要分别看待的两个问题。


从国内事务来讲,在经济总量继续做大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完成尝试数次且未能有效启动的深度改革任务。简单来讲,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取向来建构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中国改善自己尚不健全的国家机制必需的取向。而三个基本指标,则构成衡量中国是否成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一是在国家基本制度机制上完成立宪民主的政治建构;二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发展目标;三是国家在开放进取的宽松机制中寻求现代文化发展的结果。


只要中国处在持续发展的国家上升轨道,中国就绝对能够逐渐形成冷静、客观、平等、友善看待世界的崭新世界观。


理性的世界观,不是功利化的世界观,也不是道义化的世界观,而是基于规则与所有其他国家打交道、谋双赢、求妥协、立契约、守信用的世界观。理性看待世界的中国,面对发达国家曾经欺凌中国的历史,可以不再为悲情所左右,而能够在国家间的现实处境中互利互惠、互争高下;面对尚且弱小、明显欠发展的国家,可以拒斥早期西方国家以殖民主义粗暴掠夺这些国家的残酷,致力争取共同发展的满意结果。


中国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从根本上克治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敌我思维,不再将那种中国崛起、对手败落的二元思维作为审视世界的思维先定模式。与此同时,那种基于报复心理而形成的中国将独霸世界的观念,也必须彻底抑制。


理性的中国世界观,把中国自己看做是万国之一国,把万国视为与己平等的国度。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不把历史怨恨作为现实行动的理由,也不把现实冲突作为敌视的托词,更不把某种精神的契合看做是历久弥新的长青关系之依托。新世界的打造与维持,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立约、协商、调适,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感情、对立与决裂。


道义化的高尚情感庇护的仇视,并不是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从别国争夺来利益的有效依据,而是让中国难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精神障碍。中国必须学会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并以谈判、互利、妥协的理性方式,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自然还是需要一些基本技艺,但确立相互信任的机制更为重要。只有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条件下,世界对中国的友善容纳方才可能;这个世界,也才会给中国参与重建或优化其机制的机会。

来源时间:2020/5/5   发布时间:2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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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革命理想——知识分子“第一经济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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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民间历史

他给国民政府的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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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荣德生一语中的,“与民争利”,切中要害。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记者通过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获知了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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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军代表龚饮冰(左一)、冀朝鼎(左二)等赴上海代表中共接管中国银行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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