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介甫  来源：炎黄春秋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这是我国著名外贸经济学家冀朝鼎在北京清华学校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是他毕生奋斗的真实写照。

冀朝鼎，1903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建昌村。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学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冀朝鼎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留学时加入美国共产党，回国后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做党的地下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情谊，曾担任过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从事财政和外贸工作，曾多次出国访问。他是我国与西方国家接触最早、交往最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应邀赴英国讲学的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的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北京清华学校就读的冀朝鼎率领同学上街宣传，被军警拘捕，关押了3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北洋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本质，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更促进了他的觉醒。

这年夏天，冀朝鼎和施等人把暑假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行动口号，积极投入了“改良社会”“改良清华”的热潮之中。他们还成立了清华学生自治会。冀朝鼎以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先后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部及校务改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学生法庭审判官及《清华周刊》的集稿人，负责《言论》专栏。

1921年，北京清华学校校庆10周年之际，冀朝鼎又和徐水等编辑出版了《清华通俗周刊》，散发给附近的市民。在这本小册子里，冀朝鼎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编写了《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怎样生活》和《去做》等文章。

冀朝鼎常对志同道合的罗静宜说：我平生最敬慕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不移，奋斗终生，堪为千秋师表，望你以秋瑾、向警予为楷模，认真地向她们学习。也正是基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志趣，冀朝鼎和施等8人，在“唯真学会”内结成了一个核心组织—“超桃”，意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生死之交，共同负起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重任。冀朝鼎和“超桃”成员，一边认真阅读倡导改革的各种论著，一边又分头求教于国内名流学者。冀朝鼎曾于1924年亲往北京大学向李大钊求教，李大钊的学识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

1924年秋，冀朝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美国后，冀朝鼎义愤填膺，立即与芝加哥华侨组成沪案后援会，并被推选为该会对外宣传演讲员及《芝城侨声报》编辑。他满怀热忱，废寝忘食地四处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介绍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他在给清华校友的信中写道：“弟曾被举为芝校国际学生会会计，交结的印、日、韩、欧、美黑白友人很多，忙虽忙，有时与异地人畅谈天下事，也还痛快，我们有救国责任的人，忙些不算什么！”

这时“超桃”组织的几个成员都到了美国，他们在旧金山召开了全体会议，就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一致决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年冬天，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会，推选冀朝鼎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会后，冀朝鼎等人又认真地讨论了“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的问题，最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还是共产党好！”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冀朝鼎一旦认定了“还是共产党好”这一真理，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组织。1927年，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会议期间，他从中国代表那里获悉了国民党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国共分裂的血的教训，使冀朝鼎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本质，也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政党。于是，经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介绍，冀朝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超桃”组织中的其他7个成员也先后入党。于是，他们组织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由施任书记，冀朝鼎任委员并兼任美共中央中国局机关报—《先锋报》编辑，和同志们一起用各种方法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美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的罪行。

不久，他们又在旧金山召开支部大会，决定选派冀朝鼎、张友江两人回国参加斗争。他们路经莫斯科时，见到了正在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斗争情况，组织上决定冀朝鼎暂不回国，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冀朝鼎奉调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其后，又被派往中国工作，担任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

1929年，冀朝鼎奉命回到美国，参加美共中央中国局和《工人日报》的工作，同时主办《今日中国》和《亚美杂志》两个党内刊物，他用“动平”的笔名，为这些报刊撰写文稿。

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

冀朝鼎留美之初，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历史，继而攻读法律。后来在革命实践中，由于关心和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研究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而改学经济。当时，在出国留学生中有一种时髦的风气，就是愿意研究外国的问题，以外国的素材撰写论文。而冀朝鼎则独树一帜，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当时，冀朝鼎的生活十分窘迫，完全依靠美籍妻子海丽·利文（美共党员）工作维持。但冀朝鼎始终坚持，潜心研究。他从中国古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分析探讨，以此来解释中国历代兴废变革的经验教训，作为振兴中华、改良社会的借鉴。论文写成后，定名为《中国经济枢纽区域》（又译为《中国枢纽经济地带史》）。冀朝鼎由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这是一本很有见解的学术专著，英、美等国的一些大学把它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

冀朝鼎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各大学讲学，并一度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时，他跻身于名流学者之中，物质生活十分优厚，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系念中华。为寄托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为出生于美国的两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冀中田、冀中民，教导孩子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经美共中央中国局批准，冀朝鼎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回国视察。视察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邓颖超，沟通了美共中央中国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视察期满后，冀朝鼎怀着眷恋启程返美，向美共中央中国局汇报中国抗战的情况。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朝鼎按捺不住报效祖国的热忱，经美共党组织批准，他毅然归国，投入到国内的抗日战争。

冀朝鼎归国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长期旅居国外，党员身份从未公开，同时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决定让他在国民党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冀朝鼎即通过其父冀贡泉和陈光甫的介绍，到孔祥熙手下任职。由于学识渊博、社会关系丰富，他很快就得到了孔的赏识和信赖，担任了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党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及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冀朝鼎利用这些公开身份，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经常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官场之中，通过各种途径为我党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并掩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王寅生等。同时，他还为延安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稀缺物品，通过邓颖超转交后方。

抗战胜利后，冀朝鼎被国民党政府聘为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1946年蒋介石继续扩大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返回延安。临行前周恩来通过邓颖超化名写信给冀朝鼎。信中说：“吉兄（指周恩来）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冀朝鼎遵照党的指示，以合法身份继续在国民党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冀朝鼎在美国的夫人海丽，带着冀中田、冀中民两个孩子来上海和他团聚。由于他们母子不懂中文，生活诸多不便，又鉴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海丽便请求冀朝鼎重返美国。冀朝鼎答道：抗战虽然胜利，但革命尚未成功。振兴中华是我的夙愿，我的事业是在中国，我不能为一己的安逸、全家的团聚而重返美国。在此情况下，海丽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美国。就这样，冀朝鼎和妻子、儿子做了诀别。中美建交后，冀中田和冀中民两兄弟多次来华讲学和探亲。

解放战争后期，冀朝鼎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天深夜两点多钟，孔祥熙突然打电话把冀朝鼎叫去。见面后，孔祥熙咄咄逼人地劈头问道：“朝鼎，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原来孔祥熙接到中统特务的告密，想乘午夜时分冀朝鼎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来个突然袭击。冀朝鼎临危不乱，坦然答道：“老伯，我追随你这些年，我的一切你都了解，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无言答对，沉吟半晌道：“是啊！我看不像！都是些谣言。”接着又讲了些“勤勉供职”“效忠党国”的话，让冀朝鼎回去好好工作。

国民党特务的这次告密，虽然没有得逞，但他们对冀朝鼎并不完全放心。在一次宴会上，阴险狡诈的蒋廷黻借酒作态，举杯向冀朝鼎“祝酒”：“为你的共产主义干杯！”冀朝鼎机智地举杯回敬：“为你的法西斯主义干杯！”就这样机敏地挫败了敌特的阴谋。

鉴于冀朝鼎已为中统特务所怀疑，而全国的解放已胜利在望，极需像冀朝鼎这样的外贸、经济人才共筹建国大计，因而党组织指示他撤往北方。

1946年底，冀朝鼎出席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经济会议之后，回到香港，得到了“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邀他北上的电报。此时的北平，已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傅作义直接去向南京政府请准，要冀朝鼎就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然而此时南京与北平之间的陆空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只有一架运送钞票的飞机要飞往北平。于是，冀朝鼎决定将计就计，搭乘这架飞机前往北平。冀朝鼎到北平后，住在其父冀贡泉的住所—北池子72号，他曾与傅作义数次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之事，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富远见卓识的外贸经济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以其卓越的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冀朝鼎从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而开展对外贸易，增强友好往来，则是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方略。因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冀朝鼎就提出并拟定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措施。

中国贸促会初建时，冀朝鼎就积极倡导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当时我国外贸工作尚未开展，这项工作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随着外贸工作的开展，仲裁处在处理外贸事务争端，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健全外贸经济立法等方面，日益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期间，冀朝鼎还亲自创办并主持了贸促会研究室的工作，最早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动。在当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从事此项研究，也确是深谋远虑，独具慧眼。

1957年4月，冀朝鼎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当时的西德参加东亚贸易会并参观了汉诺威博览会。回国之后，他即刻组织代表团同志们起草了综合性的考察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资金不足、干部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多建立技术资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加强技术情报研究和引进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和主张。他提出应立即开始对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研究，培养干部队伍，以便同这些国家建交后，尽快开展外事工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些建议未能实现，但历史的进程再一次表明，冀朝鼎是有远见卓识的。

1959年，冀朝鼎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赴中欧的一个国家首都举办展览。展览馆开幕之后，每天都有大批友好人士前来参观、洽谈，但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起所谓“侵犯打火机专利权”的事件。

一天，这个国家的首都警察局的4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展览馆驻地，出示出庭通知书后，要展览馆负责人签字，保证于翌日10时到庭受审，否则立即拘捕。冀朝鼎得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预谋挑衅活动。如签字受审，就会损害祖国的尊严，如不签字，4名警察就守在办公室的外面不走。这时他正好有一个宴会必须马上动身出席。事出意外，情况紧迫，在场的我国工作人员暗暗着急。但冀朝鼎却沉着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能在出庭通知书上签字，更不能出庭受审，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话音未落，警察已走了进来。冀朝鼎立即站了起来，严正地对警察说道：“我是代表团团长，现在要去出席联邦银行的宴会，有什么具体事情请你们去找馆长。”说着，伸手拉着展览馆馆长李兆离出门上了汽车。当警方回过头来找馆长时，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告诉他们，馆长因公外出，不在馆里，4名警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在联邦银行的盛大宴会上，应邀而来的各方面人士盛情款待中国客人。当宴会主人致祝酒词之后，冀朝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说道：“朋友们、女士们，当诸位在此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我们的友好合作举杯祝酒之时，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在贵国首都刚刚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人民很不友好的事件……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投下了阴影……”

顿时，惊诧和愤懑代替了宴会上欢快的气氛。这些国家政权的金融界巨头和实业家们担心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发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纷纷向警察局提出质问，但事态并未停息。展览馆的同志从冀朝鼎的安全着想，劝他立即离开。我国使馆也指示展览馆的有关人员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再办交涉。

冀朝鼎坚定地答道：我们是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来发展贸易关系、促进友好往来的代表使团。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损害，无理的起诉没有撤销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离开！他宽慰同志们说：我持有外交护照，警察当局不敢违反国际公法，动我半根毫毛。

在冀朝鼎的领导下，展览馆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使阴谋的制造者们撤销了无理起诉，这个国家的内政部长还亲自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代表该国政府表示歉意。这件事的处理，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保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示了冀朝鼎高超的斗争艺术。

1963年8月，冀朝鼎再次受任，准备率领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他按照多年的习惯，和党小组组长商定，临行前再参加一次党小组的生活会。不料，在会前4小时，即8月8日中午12时，他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内，经抢救无效，不幸于次日中午1时25分逝世。冀朝鼎逝世后的3天之内，治丧委员会就收到了来自22个国家团体和个人的吊唁函电150多件。正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所说的：冀朝鼎“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不愧为无产阶级的一名英勇战士”。

参考资料：

1.南汉宸：《冀朝鼎同志生平》，载《汾阳党史资料》第二辑。

2.田际康：《冀贡泉附冀朝鼎》，载《山西人物志资料》第一辑。

3.周培源：《毕业六十年—怀念母校三位最早的共产党员》，载《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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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著名经济学家，老婆是绝色美女，搞垮金融，让特务头子痛恨不已。

托果粉和通货膨胀的福，冀朝鼎的知名度在红色特工里比较高。

大概是初（暗）恋最动人吧，冀朝鼎一生女人不少，但是最后还是娶了年轻时的旧相识罗静宜。

罗静宜是施滉的遗孀。施滉，冀朝鼎在清华读书时期的学生会会长，他们自己秘密组织“超桃”的老大，也是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第一任书记。施滉本可以成为建党的元老和历史界立派的宗师，因为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历史的硕士研究生，没读博士的原因是回国闹革命了，但是30年代初即在北平被国民党的宪兵三团逮捕后牺牲在雨花台上。据罗静宜回忆，当年第一次见到罗静宜，冀朝鼎就说：“你真像我二姑。”他生母早逝，小时候是他二姑三姑照顾他长大，但死于肺病。

果粉们老说冀朝鼎在孔祥熙身边卧底，推行金圆券害了党国。其实果粉们连冀朝鼎怎么整了凯申公和党国都不清楚，就满世界乱喊。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嗓门也大。金圆券是蒋介石集团在解放战争后期为了挽救其覆亡而采取的祸国殃民的经济应急措施，由当时的“行政院经济部长”王云五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蒋经国是这一“改革”最主要的推手，目的是为国民党筹措更多战争经费。

冀朝鼎家庭应该是当时的主流，祖辈父辈刚刚起家，祖父是个秀才，父亲做了阎锡山的教育厅长，山西省图书馆就是他家在太原的宅子，在老家还有冀家大院。和其他旧家庭一样，也是给冀朝鼎包办了婚姻，女方也是大学生，自然就没成。冀朝鼎成了经济学家，女方成了医学家。后来又暗恋罗静宜的同学，结果胆子太小坐失良机。施滉和罗静宜夫妻操心这位小弟的开不了口的难题，就想把罗静宜的一个妹妹介绍给他，结果冀朝鼎动作迟缓，人家结婚了他才寄出求爱信。施滉安慰他“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20年后，他娶到了施滉的遗孀。

大概是连续的失败给他开了窍，不久冀朝鼎就在轮船上认识了在美国的妻子海丽，过程颇似泰坦尼克号上的杰克和露丝，不过没有画画那一项，冀朝鼎不会。海丽是犹太人，但是很像中国人眼中的贤妻良母，基本上贤妻良母干的那些事她都干了，唯一没干的是坚决不离开美国，并要冀朝鼎去美国工作生活，毕竟他们有两个儿子在美国，最终两人离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丽和罗静宜之间，还有一个黄爱莲的生母，姓熊，也是留美学生。

冀朝鼎英文确实不错，尤其是善于演讲和辩论，屡屡在学校获奖，不过看来翻译当时还不是太强。因为当时的清华就是个美国学校，工作语言和思维方式都是英文的，老师上课也用英文。

冀朝鼎善于演讲这一特长在国内发挥不出来，到了美国可就如鱼得水，各种辩论几乎无往而不利，最后高票当选全美留学生会的会长。这时候他还没入党，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冀朝鼎在中国长大，在美国读大学，在苏联受培训，在美国成名，在党国卧底，却是在比利时这个小国入党的，就出了一趟差的时间。介绍人是廖焕星，那个清华梅校长闺女考不进清华的鬼话帖子里，后面一般跟着一个50年代共产党不给孙子谋取上大学机会的例子，那个就是廖焕星。梅贻琦的闺女上了一年清华自己的补习班第二年进去了，廖焕星的孙子可没有，不仅这样，廖焕星还在自己偏瘫的情况下，把两个儿子先后送去最需要人才的湖南和东北。

冀朝鼎是周公亲自派遣独立掌握的特工，这一说法从何而来的呢？来自莫斯科的六大前后，当时冀朝鼎是英文翻译，第二年美共书记也到了莫斯科，发现他还没回到中国，还在莫斯科做翻译，于是就劝他回美国。冀朝鼎把这件事报告了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周公就说那你去美国好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去美国之后，就得到指示，不要锋芒太露，长期隐蔽自己，以待将来。说白了，就是闲棋冷子。

于是，冀朝鼎就把工作重点从原来的华侨工人、唐人街等地，开始慢慢向上流社会和学术界转移，1931年参加了“太平洋学会”这一学术组织，并就抗日展开宣传，自身名气与日俱增。

这期间，冀朝鼎认识了拉铁摩尔，拉铁摩尔出生在美国，但是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对中国认识很深，1941年起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这也为冀朝鼎后来的卧底打开了一条通路。我们熟悉的一些美国人的名字，倒是和中国关系不小，司徒雷登生在中国，讲杭州土话；罗斯福只到过香港，但是他外祖父在中国贩鸦片发的家，罗斯福自己也做过司徒美堂的“致公堂”的法律顾问。司徒美堂是真有武功的，还犯过命案，也只敢说棍棒在手，六七个人不得近身，没说过自己要赤手空拳打十个。

冀朝鼎的特工生涯，首先要提到陈光甫。陈光甫是银行家，特别擅长向外国借款，当然向国内财团借款也有他，比如帮着凯申向江浙财团筹款。论功行赏，自然收获良多，因此也和孔家宋家形成了不错的关系。陈光甫曾经留学美国，因此对于美国专家的推荐意见也很重视。冀朝鼎和陈光甫1935年就认识，1938年冀朝鼎以“太平洋学会”专家名义回国考察，并在陈光甫的“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担任襄理，陈自任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专为“桐油借款”而设立的，这笔借款，便是陈光甫向美国谈下来的，也是冀朝鼎进入党国金融系统的开端。

1941年冀朝鼎再次回国，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保证美国借给中国的5000万美元能够全部用到抗战方面而设立的。这次有拉铁摩尔的关系。拉铁摩尔和冀朝鼎都是太平洋学会的，而且冀朝鼎的妻兄和拉铁摩尔关系不错，冀朝鼎又已经是知名经济学家，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这个基金会里，冀朝鼎月薪600美元，当时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31克多一点，差不多冀朝鼎每个月提一斤黄金回家。不过这个基金会只运营了很短时间就撤消了，因为5000万美元只花出去五分之一，监督太严。

太平洋学会里后来有48人被认为是共产党，相当一部分后来来了北京。其中有柯弗兰，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负责人，冀朝鼎介绍入党；艾德勒也是他的朋友，英共党员，在美国驻重庆使馆工作，负责监督经济问题。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居里来华的时候，冀朝鼎没少向他反映他从国民党提供的资料里看不到的情况。当时重庆美国使馆的情报，红岩村的周公半夜十二点之前就能收到。

委员长到了美国使馆还是躲不开红色特工，可以点一首《你永远不会独行》送给委员长了，利物浦外号是啥来着？

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人，宋子文也比较看重他。孔祥熙和冀朝鼎同是山西老乡，而且冀朝鼎的父亲还是孔祥熙的老师，显然这是自己人，冀朝鼎有很多衣服就是孔祥熙给他的，两人身材倒是差不多，都矮胖矮胖的，用他老婆的话，四平八稳。冀朝鼎用现在的话说国学底子很好，特别爱收藏，大概是名字和体型的原因，还特别喜欢古鼎。

宋子文看重冀朝鼎是因为冀朝鼎的英文和中文都非常好，宋子文中文底子不好，往往是想表达某意思只能用英文，冀朝鼎可以帮他用中文传递意图和写作材料。

他当时做生意的对手之一是广大华行，广大华行的后来是陈家兄弟，于是双方特工屡屡较劲，却谁也吃不掉谁，周公等人也憋着，就是不让他们互相知道底细。红色特工冗员太多，严重影响进度。

因为他老是和陈家兄弟的白手套较劲，陈家兄弟就把他告到了孔祥熙那里，说他是特工。孔祥熙还把他叫过去问了一番，认为他不是红色特工。他的同学也为他打过包票，连他弟弟冀朝铸也说哥哥是跟着国民党走的，可见冀朝鼎潜伏之深。

北平解放之时，冀朝鼎就在傅作义手下管经济，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所谓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是虚构的，傅作义手底下哪还有多少钱哟，更不会有刘烨开着飞机带黄金去台湾，当时的北平，飞机早就飞不起来了，能飞起来的都是共产党特意放人走的，比如梅汝璈的妹妹妹夫就是被放走的。但是冀朝鼎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是真实的。冀朝鼎的身份曝光也很有意思，共产党进城了，他终于可以归队了，就坐着美国吉普，穿着国民党军军服出来透气，然后被战士拦住了，什么国民党军军官，这么猖狂？

冀朝鼎建国之后第一个成就就是外汇牌价，一改当年在党国时期的金本位，制定了实物指数为基础的外汇牌价，反响十分良好。实物指数共产党这边一直在用，但以前主要是用在发行货币上，用在外汇上倒是首创。

冀朝鼎1963年因病去世，公祭规模非凡，1000多名中外人士参加，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南汉宸、廖承志、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艾德勒共15人担任主祭。邓颖超、伍修权等一干人等担任陪祭。

悼词：冀朝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的三十余年中，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种复杂和艰苦的环境里，对党和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朝鼎同志主要担任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银行副董事长等职务。十余年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执行了党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同国际朋友一道，在争取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建立以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运动中，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贵的革命品质和战斗精神。朝鼎同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中，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立场坚定，机智灵活，对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鞠躬尽瘁，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忘我地为党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

所谓果粉们刻意强调的他如何如何，来自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一个红色经济学家，隐藏其共产党员身份，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民党提供各种祸国殃民的经济政策建议，使其在内战中丧尽民心一败涂地。”这不过是他工作成绩中很小的一个片段而已。

1963年12月5日，国际友人在伦敦举行了一个追悼“革命学者冀朝鼎”的大会，拉铁摩尔、鲁滨逊夫人、李约瑟博士等在会上致了悼词，表达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冀朝鼎才华的赞誉和对其早逝的惋惜、哀痛之情。

冀朝鼎在美国有两个儿子，在中国有一个私生女，这个女儿后来也去了美国。女儿是钢琴家黄爱莲，随继父姓，外孙女之一是流行歌手顺子。

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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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怀让  来源：澎湃新闻等

澎湃新闻记者从冀朝铸先生亲友处获悉，中国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冀朝铸于4月2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据《人民政协报》此前报道，冀朝铸1929年7月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铸追随父兄足迹，毅然放弃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于1951年5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参加人民志愿军，在开城谈判中表现出色，获得中朝两国的表彰。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冀朝铸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他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开始，冀朝铸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翻译，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

冀朝铸曾随周总理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出访亚非14国。此次出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总理在回国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访问亚非14国的报告时，特地提到了担任翻译工作同志的功劳。周总理说：“这次访问如果没有齐宗华(时任法文翻译)和冀朝铸二人当翻译，就很困难。”

1971年7月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翻译工作，都是由精通英语、又熟悉中美关系的冀朝铸担任的。

到了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年已43岁的冀朝铸离开翻译岗位，成为了一名外交官。他被任命为我国驻美国联络处参赞，嗣后被调回外交部担任副司长。

中国和美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28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备受瞩目。翻译仍由冀朝铸担任，并全程陪同。邓小平任用冀朝铸这个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当翻译，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格外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以《不可或缺的冀先生》(TheIndisputable　Mr.Chi)为题发表社论，感叹“美国缺少这样的人才”。

另据山西省侨联网站介绍，1985年8月，冀朝铸被任命为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大使。两年后，被任命为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第7任特命全权大使（继胡定一之后）。冀朝铸在英国任大使期间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冀朝铸为联合国副秘书长。2月6日，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宣布：成立以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从1991年到1993年，每年为中国培训10名经理人员，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共同从与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有业务联系的中方单位中选拔。该奖学金后来又延长到1993年以后。

在谈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冀朝铸说：“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他的一切驻外经历，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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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乐：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这是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第一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我在美国纽约工作过近四年，看到曾经热闹喧嚣的时代广场、百老汇、第五大道如今空空荡荡，我真的感到很难过。我谨借此机会，通过NBC向正在与疫情战斗的美国人民、特别是纽约人民表达深切慰问。今天一早，我从新闻中得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已接近100万，令人痛心。在当前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中美两国应当搁置争议和分歧，携手应对共同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我相信，只有团结合作，我们才能共赢，才能改变世界。
　　马：接着您的开场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现在是否觉得疫情这个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
　　乐：很不幸，现在有些政客把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问题极大地政治化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该团结一心，共抗疫情，共克时艰，而不是相互指责，去搞政治操弄。
　　马：现在大家都在呼吁各方提高透明度，能否详细介绍中国在抗击疫情之初的时间线？从最早武汉疾控中心通报第1起病例，直到武汉被封城的这段时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举措？
　　乐：中国的抗疫举措是公开、透明、负责任的。中国没有任何隐瞒疫情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的延误。我们已经全面公布了疫情通报的时间线。我想强调三个时间点：一是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之后第2天，中美两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就进行了沟通。二是1月12日，中国及时向世界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有关国家确诊、治疗及疫苗研发等提供了重要前提。三是1月23日，武汉实施前所未有的“封城”，将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封控”起来。这是一个惊天动地、举世皆知的行动。美国政府那时候就应该很清楚病毒问题的严重性，否则我们怎么会“封城”？
　　关于中国的早期疫情应对，我们已邀请世卫组织专家组来中国考察过，其中包括两位美国专家。他们去了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进行实地调研，并提交了全面报告，高度评价中国的应对举措。特朗普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以及在他的推特中，都高度肯定中国抗疫努力和透明度，认为中国提供的数据对美国很有帮助。
　　马：美国情报部门多次对中国通报的数据表示质疑。他们说中国几次调整了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数据。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把数据报低了，这样的猜疑是否有依据？
　　乐：你刚才提到的美国情报部门，众所周知他们的情报已多次给世界造成灾难。当年他们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中方公布数据公开、透明、坦诚、真实，始终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逝者负责的原则，经得起检验。我们没必要去隐瞒，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隐瞒不了的。相反，有的国家把新冠肺炎说成是流感，这才是隐瞒。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实现复工复产，武汉已经解封，假如数字不实，我们敢这样做吗？我们对数据进行修订，正是体现了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是国际通常做法。据我所知，纽约前不久也进行了数据修订。质疑中国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是对14亿中国人民，特别是数百万医护人员的极大不尊重！这些数字恰恰说明我们应对得当，反映的是“中国经验”，而不是“中国隐瞒”。
　　马：那么美国人民是否能对中国公布的数据100％有信心？
　　乐：完全可以。
　　马：现在关于病毒的起源有一些猜测，也有各种各样的论调，中国是否允许独立的国际调查组到中国实地考察，研究病毒的来源？
　　乐：有人说，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在同病毒作斗争，但从未真正战胜过病毒。病毒是很狡猾的。病毒源头是个严肃而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但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有些政客是搞经济的或是搞情报出身的，但谈起病毒溯源问题却绘声绘色。明明真正的专家们都不认同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但有些政客却一口咬定，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这不是很可笑吗？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刊登权威专家的联合声明，指出新冠病毒来源于大自然，而非人工合成。我们要相信专家，而不是政客。我们应该尊重科学，而不是去搞阴谋论。
　　关于国际调查，我们是坦诚、开放的，支持科学家之间开展科研交流，包括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反对的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被告席上，事先推定有罪，然后通过所谓国际调查来寻找证据。这种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我们坚决反对。刚才我提到，世卫组织专家组已第一时间到武汉考察。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是开放的，自成立以来已接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科学家。日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还接受了外国媒体采访，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制造病毒。
　　马：请问中方有没有可能同意开展以科学为依据的调查，回应外界对中国透明度的关切，而且这样的调查，是不是也能帮助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应对疫情？
　　乐：开展国际调查要有依据。为什么这个调查只针对中国？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存在问题？为什么不去其他国家开展调查？如果要反思，从科学角度看，有的国家出现那么多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和扩散病例，这其中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反对把国际调查政治化、对中国搞污名化。
　　马：我们听到有媒体报道说，病毒起源可能跟美国军方有关。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包括中国官方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广为流传。请问这是中国官方观点吗？
　　乐：在中国，不管是官方、民众还是个人，都对美国一些政客借疫情肆意诋毁中国感到愤怒，可以说义愤填膺。他们有权利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义愤，提出质疑和反驳。中国的企业家、海关人员、外交人员等每天辛辛苦苦、加班加点设法为美方抗疫生产和筹措医疗物资。而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美国一些高官政客对中国的谩骂和诋毁。你们想想，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感受？更有甚者，美国共和党的内部竞选指南里，竟然提示候选人在被问及疫情问题时直接攻击中国。这种政治操弄已经到了赤裸裸、无底线的地步。对此中国人心里没法接受，当然要表达愤怒。
　　马：如果这样的话，两国是不是在争先恐后进行一场传播虚假信息的战争？因为美方说了这些关于中国的不实信息，所以中国也要将这些信息再回击回去？中国官方是否允许媒体以及中国使领馆的网站去传播或者扩散这样的信息？
　　乐：你觉得应该对有关假消息搞国际调查吗？中方的立场很清楚。因为病毒很狡猾，应该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解开这个谜，而不是由政客来做。
　　马：您刚才提到曾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请问您如何看待美国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
　　乐：美国国内的事我这儿就不说了，说了有“干涉内政”之嫌。但既然你问我，我想给美国政府提一个建议，就是今后美国一定要找准，谁是真正的敌人。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有些人据此将中国视为敌人，并拉开架势要全政府、全方位对付中国。但现在发现，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迄今已夺走56000多美国人性命的是病毒，不是中国。中国是美国抗击疫情的战友和伙伴。如果美国在2017年将病毒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作为主要敌人来应对，那美国和世界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想起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希望美国今后要找准真正的敌人，不要再错把战友当对手。
　　马：现在很多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政客，都在思考中国是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病毒扩散成全球大流行病负一定的责任？
　　乐：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中国没有造成疫情，疫情是天灾，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而不是病毒的同谋。中国是国际抗疫合作的贡献者、合作者。病毒神出鬼没，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向中国追责、赔偿纯粹是荒唐的政治闹剧。首先于法无据。国际上没有哪条法律支持向首先报告疫情的国家追责，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其次于理不通。中国遭到疫情第一波冲击，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遏制疫情，为全球抗疫赢得了时间，积累了宝贵经验，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得到公正对待而不是责难。既然要中国赔偿既不合理也不合法，那同不法之徒敲诈勒索有什么区别？要中国赔偿无非是想把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转嫁到中国身上，这种“甩锅”把戏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马：当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对华看法日趋负面。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似乎越来越多地在责难中国。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前景？
　　乐：美国国内的确有一些对华负面论调。与此同时，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中美要加强合作，反对“脱钩”和“新冷战”。我们始终认为不能用一次选举来定义和处理如此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更不应为了大选“甩锅”中国，破坏两国合作，造成两国人民对立。这样做极其短视，也不负责任。中美之间矛盾分歧再大，也大不过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中美完全可以开展合作。美国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两个历史进程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实现共同“伟大”。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和信心。千万不要被极端势力带偏方向，带错节奏，葬送两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发展，我认为，双方首先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具体来讲要做到“三要”、“三不要”。即一要保持两国领导人经常沟通和两国有关部门的对话和协调；二要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三要加强两国在多边领域的国际抗疫合作。“三不要”就是不要对中国搞污名化、把疫情政治化；不要人为破坏、干扰两国合作大局；不要借疫情搞零和竞争。
　　马：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卫组织和中国走得近，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乐：世卫组织很好地履行了自身职责，表现得很专业、务实、高效。它不以任何一个国家为中心，而是以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为中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和赞赏。除了美国，我没听说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或是哪个国际组织对世卫组织有什么不满。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供资是不理智的。在当前抗疫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抗疫，而不是将炮火对准世卫组织这样一个协调国际抗疫斗争的机构。美国政府这么做，实际上是站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而且还会对世卫组织协调全球抗疫行动、挽救生命的努力，特别是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不知道美方遵循的是什么逻辑。
　　马：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方对于过去几个月本国抗疫努力是否感到满意？
　　乐：过去几个月，中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阶段。我们成功遏制住了疫情，积累了不少经验：一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为了挽救生命，我们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甚至也没太多考虑经济损失。人都没了，钱还有什么用？我们始终将挽救生命放在第一位。在武汉，我们甚至挽救了10多位百岁以上的老人。
　　二是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是这次疫情的“震中”，全国各地汇集了4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我的家乡江苏省就去了2800多名医护人员。武汉一家医院有位名叫甘如意的护士。她春节期间回到300公里以外的老家探亲。当得知武汉“封城”需要医护人员的时候，她义无反顾赶到武汉参加战斗。因为当时已没有交通，这个20多岁的女孩，骑着自行车加步行，4天3夜走了300多公里。这个故事让我感动至今。
　　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我们向世界驰援，同时也得到了国际援助。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各类天文数字的防护物资，其中口罩就有200多亿只，防护服、护目镜等也有几十亿个。
　　从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经验。在医疗方面，我们采取“四早四集中”、中西医结合、联防联控等举措，有效控制了疫情，挽救了生命，治愈率达到93.5％。现在我们开始复工复产，应该说得益于这些有效的举措。
　　当然，这次疫情也暴露了我们的一些短板。比如，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我们的医疗专家和物资的战略储备不足、基层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重大疾病治疗药物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公共卫生教育的普及以及人们防控的意识还不够强等等。所以，我们要不断改进工作，不断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人类就是在同各种疾病灾难的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天花、黑死病、埃博拉、H1N1流感等等，每一场重大流行病都给人类留下宝贵经验和教训。
　　马：国际上有批评声音说，中国一开始应对疫情时反应慢了，特别是对“吹哨人”噤声，并在他们发声后中方反应也不够及时。请问中方如何让国际社会相信已从疫情应对中汲取了教训？
　　乐：我觉得比起有些国家，中国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了，尤其考虑到我们是第一波遭到疫情冲击。我可以举个例子，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时候，美国只有一个病例。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确诊病例达到1600多例。世卫组织中有很多美国专家，美国政府完全了解疫情情况。但这期间相隔整整50多天，这能怪中国反应慢吗？时间都去哪里了？
　　马：最后一个话题，关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健康问题。现在媒体就此有一些报道，考虑到中国和朝鲜关系非常密切，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
　　乐：我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所谓消息源自哪里。我认为，媒体在涉及一国最高领导人的报道方面，还是要慎重、严肃。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20/4/30

旧文章ID：21594

作者：贾洛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还远未散去，今年美国大选的火药味却在渐渐变浓。抨击在任总统特朗普，打“疫情牌”和“中国牌”，这是民主党越来越明晰的竞选策略。而另一方面，一边是疫情，一边是大选，眼下的特朗普则有些迷茫。
　　拜登被带乱了节奏
　　民主、共和两党在4月都加紧了竞选广告攻势。4月16日、17日，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广告相继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三个摇摆州播放。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太过“亲近”中国。
　　《新共和》网站直言，拜登“甩锅”中国的做法，等于是给特朗普助攻，“他的矛头应该是批评特朗普不能因自己的无能而推卸责任给中国，现在这么做等于给对手递刀子。”
　　因为疫情，过去一个月拜登只能呆在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遥控指挥竞选活动。民主党策略师约尔·佩恩说：“从本质上讲，拜登应该扮演影子政府角色，思考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危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他受到科学和医学专业人士的指导，而不是和特朗普玩一些互相拌嘴的游戏。”
　　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前众议员史蒂夫·伊斯雷尔也表示，拜登似乎被特朗普带乱了节奏，如何应对疫情才是眼下当务之急。“特朗普一直喜欢胡言乱语，他在复活节前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安全，但结果呢？我认为选民会自己判断，谁的指导减少了风险，谁的指导增加了风险、传播了病毒。”
　　疫情是民主党的天赐良机？
　　如何制定竞选策略，对任何一名参选者来说都是头等大事。而眼下在一些民主党人看来，疫情给了拜登一个天赐良机，美国迄今确诊病例超过113万，已有6万多人死亡，足以敲响特朗普下台的钟声。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上周公布的民调数据，6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当其他国家传出首批病例时，特朗普政府的反应过慢。特朗普在1月份曾声称“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之后一直粉饰太平，直到3月16日才宣布“减缓扩散”的措施。52%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一直在美化自己，有多达7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疫情还有更糟糕的问题等在后头。
　　曾担任布隆伯格竞选副经理的一位民主党战略分析人士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疫情给了拜登天赐良机，“疫情是压倒一切的大选头号议题，可以想象一下，等到大选那一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会发现，不是身边有人在疫情中去世，就是有人因为疫情失业。特朗普对形势的误判，糟糕的处理，以及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这些都会让他丢分。当然，所有的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拜登必须证明他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内危机。”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联合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正在担心家庭下个月的支付能力，以及是否承担得起食物和基本的家庭开支。而这个比例在非白人族裔中更高，西裔群体的数字达到了49%，而非裔为39%。
　　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汉默说：“这些数字令人担忧，说明非白人群体在经济方面正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南加州大学美中研究学院执行委员会主席汤姆·霍利汗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在美国历史上，每当国家遇到重大危机时，时任总统都会得到大量支持。但特朗普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今天的民调支持率与一年前完全相同，但因为疫情，他正在失去少数族裔、独立人士和女性选民的支持。”霍利汗称，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在投票率，如果民主党人能号召选民出来投票，特朗普肯定会输。
　　特朗普的两难局面
　　每逢大选必打“中国牌”，这几乎是美国两党的不成文惯例。对于共和党来说，在疫情重创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经济发展近乎停摆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污蔑、抹黑中国，煽动和利用选民反华情绪显然成了头号策略。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从共和党议员到特朗普的儿子，最近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
　　不过，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甩锅”中国容易，其负面政治效应也显而易见，尤其对还在台上执政的共和党来说。民主党可以只耍嘴、不干事，但共和党还得应付经济疲软、就业严重下滑等一系列问题。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指出的，美方的当务之急是聚焦国内疫情防控，而“甩锅”中国丝毫无助于缓解美国国内的疫情，奉劝美方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多为自己的老百姓干一些实事。
　　而且，如果美国政府过分批评指责中国，继而采取惩罚措施，很可能招来中方的强烈反制，而这有可能导致特朗普视作竞选连任资本的“政绩”付诸流水。而特朗普还希望中国公司提供应对疫情必须的医疗用品，这些都成了共和党内打“中国牌”的最大障碍。
　　显然，特朗普比谁都清楚，自己要想连任，以及连任之后要想迅速恢复经济，必须依靠中国。四年前竞选总统时，特朗普曾誓言要对中国强硬，但事实证明，与对抗相比他更希望从中国赚更多钱。不过，疫情的冲击让特朗普的支持率开始明显下滑，尤其是在密歇根这样的关键州。根据最近一次民意调查结果，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遭受了两位数的下降。民主党人在一些关键摇摆州发动的攻势也已让一些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叫苦不迭。
　　一边是棘手且难缠的疫情，另一边则是竞选连任的巨大压力，特朗普眼下的处境可谓两难。四年时间不到，一切都已经改变，特朗普要想继续上演奇迹，必须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
　　（贾洛，原媒体人，现居华盛顿，为自由撰稿人）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20/5/3

旧文章ID：21593

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3日FT中文网。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始发地中国得到控制，但却在全球特别是欧洲与美国加速蔓延，何时能够得到完全控制尚不明朗。市场普遍预期，此次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在逼近1929年的大萧条。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将如何导致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讨论纷至沓来。
　　其中，“去全球化”的观点尤其引入注目：认为疫情将加剧最近几年的“逆全球化”趋势，甚至导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轮全球化”的终结。笔者认为，“去全球化”的观点言过其实：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产业链区域重组也是有限性、结构性的；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讨论本身就有夸大倾向，西方与中国的局部“脱钩”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一）“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
　　“全球化”是指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球化，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1846-1914年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二是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发展，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内部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并存时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阵营化；三是1980年代至今，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相继进行经济转型，加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为主要特征。
　　“去全球化”观点的主要依据与逻辑是：随着全球疫情加剧，各国纷纷开始为阻止境外疫情流入而开始“闭关锁国”，并重新考虑原有的产业链全球布局；多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要大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强化本国经济的“自主”性；部分国家还可能因疫情后的纠纷，撤回在对方的企业；因此，最近几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会加剧，甚至会导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轮全球化”的终结。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有显著的夸大倾向。
　　（二）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
　　疫情是一种自然灾害，尽管其中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能为本国国民带来巨大福祉的基本认知。在疫情结束之后，各国之间对于人员旅行的管控、对于防疫物资的临时出口限制，都会自然放开；其它各种受疫情影响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也会得到恢复甚至强劲反弹。
　　（三）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只是有限性、结构性的
　　首先，行业的有限性。疫情后很多国家可能的确会鼓励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部分产业的部分企业从国外迁回国内，但这方面的行业数量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世界主要经济体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体，企业会从自身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其生产布局；各国政府不可能强制所有海外企业进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转换，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补偿来帮助其进行转换。
　　其次，企业的有限性。即使是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也不会强制或鼓励所有海外相关企业都迁回国内。政府更理智的选择是，在类似于疫情这样的危机发生后，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命令国内相关企业在短期内转产，生产必要产品，如同美国此次疫情中的做法一样。而这些产品并非是高技术产品，不难生产。政府不必要为了防范危机，而将危机期间的一些做法常态化，强制或鼓励相关企业只在国内生产、不在国外布局。
　　再次，国家的有限性与结构性。部分国家的政府，基于疫情后与它国之间的纠纷，的确可能会采取措施，强制或鼓励本国在对方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关系本国民众健康与民生安全的产业）迁出，以防止可能的风险。这种情况会主要发生在疫情首发国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而非在所有国家之间（笔者也认可这种可能性，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单独讨论这一问题），因而也是有限的。而这些企业也不一定是迁回本国，而可能迁往其它国家。后者属于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转。
　　（四）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讨论本身就有夸大倾向
　　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并非始于本次疫情，而是过去几年来就已普遍存在。它主要是指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爆发贸易纠纷，包括与其众多盟友以及中国之间。但这种观点本身有夸大倾向。
　　首先，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目的，并不是实施贸易保护、逆全球化，而是如特朗普自己所宣称的，认为原有的贸易格局对美国不平等（美国在二战后对其它国家的开放程度一直高于它国对美国的开放程度），因而要通过关税等贸易保护大棒，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最终实现各方的平等开放与全球化。
　　其次，从贸易纠纷的结果看，美国与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政策威胁或短暂的贸易战，最后都基本和平解决了，而且的确促进了其他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而美国的开放程度也没有降低。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看，这些贸易纠纷推动了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再次，尽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纠纷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双方还保留了较多的高关税，但也已经通过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开放程度。而与中国贸易纠纷导致的双方与其它国家贸易与投资往来的加强，也属于前文第三部分提到的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逆全球化”。
　　（五）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局部“脱钩”对全球化的影响是有限的
　　目前，中国舆论界热议的“去全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与中国的“脱钩”即“去中国化”问题密切相关。这一“脱钩”过程始于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并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发生而加剧。这是由于，此次疫情始发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与官僚在初期有打压知情人和隐瞒信息的行为，最终疫情未能得到及时控制，波及全球。这使得西方前些年对中国体制的担忧，从政治、经济层面扩展到公众健康层面，从而会加剧与中国“脱钩”的意愿与行动。
　　这样的担忧与分析不无道理。但也应看到：中国与西方的“脱钩”是局部的，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中国与西方的“脱钩”是局部的。短期内，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不会被其它国家完全取代：西方对于中国而言，在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地位，是其它国家不可替代的；中国对于西方而言，在廉价劳动力、产业链齐全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近期内也难以被其它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完全取代。因此，双方的合作空间依然存在并巨大，“脱钩”只会发生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安全的一些领域，而不会扩展到经济整体。
　　其次，中国与西方局部“脱钩”包含“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区域重组两部分。双方的“脱钩”，既可能表现为部分企业从对方国家迁回国内、部分原有贸易往来被内部供给与需求所替代，从而构成“逆全球化”；也可能表现为部分企业从对方国家迁到第三国、部分原有贸易往来转向第三国（即贸易与投资的转移）——如前文所言，这是全球化的区域重组而非“逆全球化”。
　　再次，中国与西方局部“脱钩”并不影响世界其它国家的全球化态势。无论是从意愿还是从能力上看，中国都不太可能组建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完全对抗的经贸阵营。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在平时不会削弱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在中西对抗时可能因此加强与双方的经贸往来，在不得不选边站时绝大部分可能会由于体制或利益因素而倒向西方。
　　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1980年代以来的“本轮全球化”，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加入全球化阵营。后者的全球化参与，并不会受到此次疫情的根本影响。因此，即使像“去全球化”观点的代表性华裔学者张伦教授那样，将“疫情导致逆全球化乃至全球化终结”这一判断，严格限定在“本轮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也有夸大倾向。
　　应该看到，中国很多人士担心“去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担心中西“脱钩”或“去中国化”对中国自身利益的负面影响。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也是中国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的。
　　（注：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5/4   发布时间：20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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