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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莲:起诉中国–老对手的新交锋

作者:陆莲  来源:多维新闻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围绕病毒源头进行过数轮交锋,一开始,特朗普(Donald Trump)蓬佩奥(Mike Pompeo)等美国政要言必称武汉病毒、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曾抛出过美军病毒说。中国提出交涉后,特朗普曾公开称自己将不再说“中国病毒”,不会继续在这个事情上大做文章。

在不少专业人士看来病毒并非来自实验室而是自然产生,病毒来源于哪里并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科学论证,因此中国病毒源头论完全站不住脚。但近来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方的消息源大量报道武汉病毒实验室相关文章,一些智库学者议员更以中国病毒源头为依据向中国索赔。

起诉中国事件

今年3月,美国的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州发起了至少4份针对中国的起诉。其中一份甚至提出“生化武器”的说法,控告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军方。3月19日,蓬佩奥表示,目前先全力以赴遏制中国病毒蔓延,将来一定要查清此次疫情的来龙去脉,而且美国有权要求中国索赔。3月24日,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等议员提出跨党派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对早期掩盖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的错误行为负责,并为给美国和美国人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健康损失,支付巨额赔偿。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3月24日同天引入法案。

4月15日彭佩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上说,美国确定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我们知道武汉有个病毒研究所……有很多事情有待查明。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弄清真相。”4月16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丹·克伦肖(Dan Crenshaw)发起草案,称中国应该为美国爆发疫情而负责,还说美国公民可以把中国政府告上美国联邦法院,想让中国政府为美国人的死伤以及美国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近日刊文提出是不是应该“要求中国为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买单”的问题。蓬佩奥在接受《图片报》在线采访时,再次强调了中国在这场全球疫情中的“肇始”责任不可推卸,“必须在全球层面进行讨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日前对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有关病毒的起源问题仍然没有定论,尽管证据的权重似乎表明是源自自然。但是我们不确定。”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Mark Esper)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大多数的看法是,病毒是自然产生的。但他说,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调查。

4月5日,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Jackson Society)发表了一份题为《冠状病毒赔偿?评估中国的潜在罪责以及法律回应途径》的研究报告。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和印度律师协会(AIBA)近日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就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造成的巨大损失做出赔偿。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George Christensen)提出让中国“割地赔偿”,提议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土地作为赔偿,“无论是过失还是故意的,中方做错了事”。

调查中国、起诉中国、索赔,成为由病毒源头争论发酵而来的最新话题。一些媒体认为中国的对外关系不会恢复如常、中国面临严重的全球脱钩危机,一些声音指出中国对国际追责索赔的辩解看起来很绝望,还有的媒体已在讨论美国政府会不会向中国提出索赔将事情闹大。

从声音的密集程度来看,指责中国的声浪确实很大,各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些声音也经不起推敲:为什么针对中国的声浪突然变大了,到底是什么人和组织在问责中国?

新见解背后的老偏见

从官方层面看,除了美国官员言必称中国病毒、武汉实验室,其他各国官员都没有这样的定性言论。

从智库看,主张索赔的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是位于伦敦的保守派智库,在日本收购之前该协会的官方网站鲜有涉华内容。但在日本收购之后,这家智库不仅在网站上开辟“中国”专栏,推介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论坛等,而且持续散布反华言论。此次该智库的言论本身和其过去数年反华言论一致。

印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曾多次发表西藏人权、西藏独立调查报告,反华立场常态化,有冷战斗士之称。印度律师协会是总部位在英国伦敦的非政府组织,而非印度律协官方机构印度国家律师协会。

美国安全政策网站“War on rocks”发表题为《中国要为Covid-19承担法律责任 赔偿要求可能高至万亿》的文章,该文出自哈佛大学的国际法专家克拉斯卡(James Kraska)之手,他是美国海军战争研究所斯托克顿国际法中心主席,同时也是国际海事法教授。

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拉里·克莱曼(Larry Klayman)于3月17日对中国政府发起诉讼。克莱曼是“司法观察”和“自由观察”的创办人,后两者都是保守派组织,克莱曼本人也是知名的保守派律师社会活动家。

从议员看,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长期关注涉华议题。1月2日他曾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中国打压异见人士的新闻报道。2019年12月20日他致函众议院行政委员主席佐伊·洛夫格兰(Zoe Lofgren)说,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已成功地向美国新闻媒体和美国的执政立法机关注入了中共的宣传,淡化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班克斯去年9月曾要求国会行政管理部门禁止《中国日报》进入美国国会。

美国参议员科顿曾得到保守俱乐部PAC、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的支持。他2019年曾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PAC)是支持候选人的私人政治组织,最大的“特权”是有“花钱无上限,抹黑无底线”的自由。卢比奥为美国参议院中的对华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在其任期内大力推行《新疆人权政策法案》及《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4月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丹·克伦肖共同推出议案之前,2月份,科顿就曾说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武汉实验室的生化泄露。

澳大利亚克里斯滕森是知名的保守派政治人物。

从媒体看,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并不受有高等教育背景民众欢迎。该报喜欢用挑衅和简单化、佐证偏见的手法报道评论时事。批评者则指责该报耸动的标题,缺乏可信度和客观性。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投靠了中国,但国际社会可以让中国付出法律和政治的代价。而《国家评论》是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杂志,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wrence Kudlow)曾经为《国家评论》撰稿。早在2011年《国家评论》就曾发文称“不要对中国存在错觉”,今年3月《国家评论》刊文“别让中共利用冠状病毒取得优势”。

深究那些要求向中国索赔的主体,不难发现,调查中国、起诉中国、向中国索赔的智库大多是传统反华智库,议员大多是传统反华议员或保守派议员,媒体也是不入流媒体或反华媒体。这些机构和个人对华立场早已固化。

不是他们对新冠病毒的见解高超,他们认定中国是病毒源头,是其传统立场的现时表达。同时在起诉中国问题上,一些保守派组织和个人也有博出位的现实考量。

这一波对华舆论攻击看似凶猛,实际并没有什么新意。只要有围绕中国的话题,这些组织和个人就会发出不利于中国的声音。伴随着中国发展,这样的反对声音一直存在,未来也会一直持续。中国的舆论环境不会因为这些现象而变坏,中国也不会因这些而面临压力。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5

旧文章ID:21491

方冰:对中国就新冠起诉其实很难

作者:方冰  来源:VOA

随着新冠疫情导致的伤亡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民间、官方团体已经或准备把中国处置疫情爆发的行为告上国际或美国法院。这些诉讼能让中国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吗?有国际法专家认为,在法律上针对一个国家的诉讼难以成功,但这些诉讼在政治上能起到公示事实、教育民众和对北京施压的作用。

上周一,美国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联署致函美国国务卿和司法部长,要求美国政府就中国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的行为以违反《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2005))为由将北京告上国际法院。

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金斯伯格(Tom Ginsburg)说,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对此案不具管辖权,“只有(美中)两国都同意国际法院的管辖,这种管辖权才会出现。”

国际法院对美中无强制管辖权

美中两国虽然都是《国际法院规约》(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当事国(《联合国宪章》第93条规定,“联合国各会员国为国际法院规约之当然当事国“),但这不等于国际法院有对所有当事国的强制管辖权。

金斯伯格说,世界上大约有70个国家自愿这样做,“即授予国际法院管辖权,以决定那些国家之间在国际法方面出现的任何问题。但是,中国和美国都不是其中的一员。”

纽约大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说,签署了国际法院的《任择议定书》(Optional Protocol)的国家就表明自愿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根据议定书,那些签署的国家承诺接受其他国家对其提起诉讼,如果起诉该国的国家也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

因此,“从法律上讲,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在国际法院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是不会成功的,”孔杰荣补充。

金斯伯格认为,这个案子也不具备法律基础,“中国可能确实推迟了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法》(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它并没有赋予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未报告的国家进行申索的权利。”

“《世界卫生条例》仅仅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法》就争端做出的解释,并未给予采取行动的权利。它不允许各国强制执行条款(force the terms)。世界卫生组织也许可以对中国推迟报告予以指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将此告上国际法院。”金斯伯格解释。

金斯伯格认为,推动此案可能是一种宣传手段,“我看不出国际法院如何真的审理中美之间的案件。”

孔杰荣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总统会指示国务院怎么做。“但是,如果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会支持以法律或政策问题对中国进行这样的诉讼,我会惊讶。“

上周二,密苏里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对中国提起诉讼的州,该州检察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在诉状中指被告中国政府、中共、其他政府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在疫情爆发初期欺骗民众,压制重要信息,逮捕吹哨人,在大量证据面前否认人与人的传播,销毁重要医学研究,让数百万人暴露于病毒之前,甚至囤积个人保护设备,从而引起本来不必要和可预防的全球大流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应对由此造成的巨大的生命、痛苦和经济损失承担责任。

周三,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也表示,正准备进行类似的诉讼。此外,截至4月初的第一波民间诉讼中就有3起,分别入禀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的联邦法院,被告为中国政府及其部门、中国卫健委、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汉病毒研究所。

主权豁免是最大障碍

金斯伯格认为,这些诉讼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外国政府是不能在本国被起诉的,“该原则被称为主权豁免,这是国际法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一个国家的法院不能审理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案件。”

不过金斯伯格说,密苏里州检察长在诉中国的案件中试图依靠一些例外,“其中一个例外涉及侵权行为(Tort),这是所谓的事故(Accident)。”

但金斯伯格认为,即便如此也不会成功,因为“根据美国已确立的司法原则,那些导致损害的不良行为必须发生在美国。而这个案子,诉讼全都涉及在武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无法继续下去。”

金斯伯格表示,原告有可能以中国司法制度不独立为由要求将案子在美国审判,法官也很可能同意,但原告“必须证明在中国发生的行动实际上引起了在美国的恐怖后果。”

他认为原告的困难在于,“很难追踪武汉实验室在这场灾难中的具体行动如何导致了某人飞来美国,所有这些牵涉其中的因素,当然还有美国政府当局对自己快速行动有些拖延。因此,你必须能够确认与美国的拖延、政府的拖延无关的中国不良行为所造成的确切伤害。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必须承认。”

“湖广铁路债券”持有人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案

孔杰荣教授认为,美国法院能否让中国为其疫情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他能回忆起的类似案例是1981年阿拉巴马州一些美国人集体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为1911年满清政府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承担兑现责任,即“杰克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案”(Jackson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2)。

1981年10月22日,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确认中国政府未予应诉从而案件进入缺席审判。1982年3月29日,该法院法官克莱蒙(U.W. Clemon)作出中国政府偿付美国“湖广铁路债券”持有人4,130万美元的判决。原告并提出强制执行中国在美境内的财产。

“最终他们(中国)被美国国务卿说服,聘请了美国律师事务所出庭,他们提出了主权豁免于诉讼,”孔杰荣说。

1983年初,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向中方建议“只要中方(向美国法院)提出看法,不难转入外交途径”。同年7月,中国政府首次聘请美国律师向法庭提出动议,8月法院开庭,国务卿舒尔茨提出《利益声明书》,指该案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大刺激因素”。

1984年2月27日,克莱蒙法官撤销了该案。理由是原告一直引用美国1976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中有关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不得免于美国或美国法院的管辖的条款,由于债券交易发生在该法通过前很久,因此,他无法以该法为依据对申索做出决定,从而将此案全部驳回。

中方庆祝其应讼告捷(也许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美国出庭的极少官司之一),但不可否认美中建交初期美方为维护双边关系不受损害作出的政治努力为该案最后被撤起了作用。

这次密苏里州告中国案适用的也是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有关中国在美国的商业活动不受主权豁免保护。但如金斯伯格教授的分析,该案仍将遭遇司法管辖权和如何证明直接伤害等困难。

政治上有可为之处

孔杰荣教授认为,虽然起诉中国政府在法律层面上不可行,但在政治层面上,一些诉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它可以产生广泛的“教育性宣传作用”,可以对某种恶行产生“政治压力”。

“我赞成各国在人权事务方面对中国提起诉讼,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例如,中国在中国新疆地区犯下的暴行,即使我们知道诉讼不会成功,”孔杰荣说。

孔杰荣认为,导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是“最大的人权侵犯,它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实际上,中国官员和中共官员在世界上夺走了许多生命,因此可以说这就是国际人权侵犯。”

孔杰荣认为,“不必总考虑上法庭,还有其它制裁措施。美国国会可以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和其它适用于中国的具体立法对其实施制裁。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要成功赢一个诉讼,但你可以根据法律冻结其财产,达到诉讼的部分目的。”

截至周六下午,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已达93万多,死亡人数超过5万。全球感染人数近3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

“你必须同情成千上万的人们,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他们失去了生命,承受着失去工作、就业、收入,与家庭分离的痛苦。”孔杰荣解释为什么那么民间和官方团体在此次疫情爆发中要对中国提起诉讼。

“你应该同情他们对某种补救措施的渴望,对寻求公义的渴望,尤其是对预防这种灾难再度发生的渴望。这就是所有这些(诉讼)背后的东西。”孔杰荣补充道。

为修法铺路

周五,外交政策网站的文章引述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英格丽德·伍尔特(Ingrid Wuerth)认为,密苏里诉讼的真正的目可能是为了在国会通过一项限制中国主权豁免的法规打基础,“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立法以剥夺中国的豁免权。”

文章说,美国此前有这样的先例,2016年国会通过的《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者司法法》(JASTA),给予美国公民可以就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寻求赔偿,尽管有外国主权豁免法。文章认为,密苏里州的诉讼可以是一个为中国量身打造的“JASTA”。

但孔杰荣教授指出,国际法是对等的,从政策层面讲,试图对中国提起诉讼的国家,必须自问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因违反国际法而被诉,“美国应考虑一下,例如,由于我们在2003年在伊拉克引发冲突时所做的事情,是否应该成为国际法院的被告?例如,如果指控我们在移民方面,或是在关塔那摩任意拘留方面侵犯了人权,又会如何呢?”

“住在玻璃房里的人必须小心别人砸过来的石头,”孔杰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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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6

旧文章ID:21490

贾康:正确认识与处理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大思路探讨

作者:贾康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已形成席卷全球的严重冲击局面。于此背景之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中美关系,有不同看法与争议。我愿简要地提出三方面的思路性基本认识和一项相关建议。(本文2020年4月22日发表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辑的《经济要参》)

一、国际关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更好形成中国软实力 因为这次瘟疫中病毒为害是不区分民族国家的,所以本次疫情很好地再次证明:所谓“地球村”,是一个各民族国家持有“全球化”和“各国顾各国”两种趋向的矛盾统一体,在矛盾摩擦不断发生的过程中,人们又会不断地反复体会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的主潮流和根本出路,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旗帜,中国领导人已经把它树立起来了,我觉得有必要强调它和把它更好、更明确地形成我们自己的“软实力”。 

二、中美关系:基于不可能脱钩的“斗而不破” 中美关系方面,“回不到从前”的这个两国关系,有紧张、有缓和,这次疫情展开以后,我们看到有类似“贸易战”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嘴仗”,但基本的走向,还是在美国继续要遏制和打压中国的言行之中,它和中国无法脱钩。在两边最高领导人通电话的信息公布之后,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是相对缓和的一种氛围。那么人们会更多地反思:网上所说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用户”,后面实际上也会跟着是“不可放弃的一个贸易和投资伙伴”;反过来,中国对美国而言,也是“重要的供应商”和“不可放弃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这个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产力层面的互动作用是根本的。那么在“互通有无”的这样一个互动之中,我们也要承认,高端是碰到天花板的——不可能以“比较优势”和“互利互助”这个原理来解释的,就是中国出再多的钱,美国真正高端的东西也是不会卖给中国的;但是其他的部分呢,仍然有很好的互动可能性。天花板以下的部分,包括民间的部分,这次也有很好的表现,网上说的美方公司提供的瑞克西韦,我没有见任何的辟谣,看来是真的。总体来说,这些有利因素,还可以继续促使中美之间按照“斗而不破”这个轨道来发展。中美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说白了就是来自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的“丛林法则”,老大必然要打压老二。至于使矛盾不走向极端,我们从学术分析来说,我愿意把它表述为:所依靠的是供给侧的创新、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中美之间所谓“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个大判断、这个应管小道理的大道理,我愿意给的学术解释,从形成动力的正面讲,是因为中美已经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那么这个物质利益基础跟当年美苏冷战时期各领一个产业链,是有极重大的区别的;再从形成制约的负面讲,当“核威慑”一旦形成,二战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核威慑这样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制约之下,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这样一个基本战略局面。现在于疫情演变过程中,这些也都没有变,中美之间的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仍然应当和很有可能争取“斗而不破”。

三、和平崛起:做好自己的事,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在对中美关系的掌握上,我们还是应该心里有数,不必按照宣传中时不时出现的以意识形态“贴标签”式理解为“主义之争”和动不动挥舞“投降派”帽子骂人、走极端这种方式处理。中美之间的最终结果,应该是避免“谁战胜谁”的零和博弈,而实现共存的发展,那么中国在受遏制打压的过程中,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要领来对美方应对和反制,而同时的关键,是中国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握自己可选择的确定性,这样就可以继续缩小和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距离,争取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这个斗而不破过程中,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怎么做多边博弈,这个是有很明显的空间的。在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的前提下,我确信“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当然我们就要努力避免少犯错误,特别是不要犯低级错误。

四、一个建议:把握时间窗口积极稳妥对欧美做一些抗疫支援 我觉得中国方面应考虑,我们要以当年“乒乓外交”式的宽广胸怀和诚意,来进一步对发达经济体提供在疫情中间可能的援助,因为我们本土的疫情控制住以后,除了继续考虑适当援助非洲、援助一些穷朋友之外,现在确实于欧洲和美国方面,也有一些我们可做的援助,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除了美国的州级之外,我知道美国的地方(local)层级,也有不少跟中国结为友好城市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在严格控制质量的情况下,应该抓好合适的窗口期,向那边输出专家、防护服、口罩、医疗用品等等。虽然这几天听到有些对我国产品出口质量的非议——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有较好的管控能力,理应在质量关口上严格把好关的前提下,更积极做好这种对外应急物品的销售与多种适当方式的援助。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间,中国现在可做的事情,而且确实存在应抓住、抓好的这种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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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6

旧文章ID:21489

江棋生:在方方的事上还能有谁比邱毅你更坏?

作者:江棋生  来源: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今天上午,我在读完方方日记接力之29:虽不想回忆,却时常忆起 并动笔写下留言时,邱毅在我的脑子里,还只是一个台湾文人,在央视四台中常常露一小脸,对权贵尽显谄媚之能事。所以,我把他称为金庸笔下的“星宿派”现代传人。
然而,到了下午,当我看了“今日头条”上“邱毅说方方日记”的视频后,才终于意识到,我实在是低估了他坏的程度。我想在金庸的书上再给他找一个角色,遍寻而不得。原来邱毅之恶,已经远远超出了金庸老爷子几十年前所能预想的极限,以至于都没能在书中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角色。
众所周知,方方先生的方方:我的书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一文,一直在网上挂着。方方先生“我如果不交待”一文,虽说已被404而国人见不到,却也曾在互联网上存活过几个小时,在台海两岸间光鲜游走的邱毅,根本不难读到。但是,恶人邱毅却对此都完全选择性失明,直接就在视频中信口雌黄,造谣胡说。
关于“约稿”一事,方方先生在上述二文中,都已经反复说得清清楚楚: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约的稿。而这个邱毅,先是胡说方方对此“语焉不详”,接着完全无视方方的如实交代,振振有词地说:根据结果来推断,应该就是方方应美国一家出版社之约,而动笔写下所谓的武汉日记。
邱毅摇唇鼓舌,以冒充内行的口气信誓旦旦阐述道,什么叫做“约稿”呢?约稿,就是按出版社定下的框架、方向,还有一些准则,在出版社给定的鸟笼子里写东西。这个定义定得实在是好,把邱毅自己平时被“约稿”的真相一不小心都给泄露出来了!
到这里还仅仅是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然而再说下去,邱毅其人之阴毒立即就开始显现。他阴险地说,约稿帮方方出书的那家美国出版社,可是与美国中情局有密切关系的哦。于是,在邱毅嘴中,“证据链”就已然完整了,“案情”到此明朗:陷在武汉城里被封城禁足了76天的六十五岁的方方,不折不扣,乃是美国中情局早早在背后就安排好的码字傀儡,是美国用来打击、甩锅、抹黑中国的工具、棋子、马前卒,至高利器!
面对他自己恶意编排出的如此巨大阴谋,邱毅自己都被感动到不行,他对着失足的方方痛心疾首,大声怒斥:利字当头的方方啊,你是太想一鸟在手了,明知美国人别有居心,你却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天天继续写,写,写!
邱毅文人,文人邱毅,我忍不住要来问你,你来到世间一趟,好不容易做一回人,怎么可以像蔡莉对待艾芬那样,鼓着鱼眼说瞎话?造谣诬人不脸红?
你这样一幕罗织罪名欲置人死地的把戏,我早就在几十年前就亲眼目睹。只是任我再见多识广,都还没见过你这样编排的恶人。
50多年前,我是一名被卷入文G的高三学生。当时,我曾经说过不少错话,干过不少错事、甚至坏事。现在回头看,着实痛心。但是,纵然打死我,那时候的我也不会像你这样,道貌岸然、明目张胆地造别人的谣,诛别人的心啊!
那十年里,跳出来的各类小丑不胜枚举。但是,即便像姚文元这样的超级文痞,似乎也没能像你邱毅这样,把自个儿的底裤,扯得如此果敢干脆,掉得如此彻彻底底。
邱毅文人,不但造谣说是美国人向方方约的稿,还指控方方日记在国外的出版,等于坐实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病毒的起源在武汉。
邱毅好像什么都敢说,但他还是只敢说方方日记在国外的出版,而没敢直接说是方方日记的内容本身,坐实了病毒的起源在武汉。确实,60篇方方日记,已然从她每天记录的时刻起,就传遍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白纸黑字,一字一句,记录的是武汉的疫情和被封在城里的武汉人的心声。60篇里,没有任何一篇,任何一句,她有说了、提了、定了新冠“病毒的起源在武汉”。就连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也从来没说过:病毒的根源在哪里?就在方方的日记里。大使先生说的是:病毒的起源在哪里,由科学家去解决么。
然而,方方日记在国外的译本,真的就如邱毅所一口断言的那样,坐实了病毒的起源是武汉吗?
尚处在翻译中的方方日记英文版和德文版,在一开始曾将日记封面的副标题,分别定为“Dispatches from the Original Epicenter (来自最初震中的报道)”,以及“Das Verbotene Tagebuch aus der Stadt, in der die Corona-Kirise begann (来自新冠危机始发城市的禁忌日记)”。武汉是最早爆发疫情的城市,最初的震中是武汉,后来震中到了意大利,再后来纽约成了疫情震中。无论是英文版和德文版封面,他们都没有说:日记是“来自一个病毒根源城市的日记”。然而即便如此,面对国内很多对最初封面设计的不同解读声音,方方还是立即联络了出版社,要求他们将副标题修改。英文版副标题已经改为“Dispatches from a Quarantined City (来自一座隔离中的城市)”。
邱毅文人我问你,你自己的英文和德文不及格可以去找会的人,怎么就敢愣是瞎说最初封面上的副标题,是“来自一个病毒起源的城市”?文人邱毅,你又怎么可以那样,“满怀悲情”、竭力煽情地说,译本的副标题的就“等于坐实了对中国的指控”呢?
邱毅的上述莫须有加罪,自然十分荒唐。但是,还真不能说他是“精神病”。说他精神病,就全给他解套了。精神病人这么说,你能说他坏吗?精神病人这么喷,也没有人会理会。但是邱毅这么说,是刻意歪曲和扭曲事实,真是坏到家了!
当初蔡莉训-诫ai芬的那三个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到今天还在我的头脑中嗡嗡作响:
“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
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
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
邱毅一定也记得这三个排比句,因为他就像蔡莉当初对待ai芬那样,往方方头上砸下重重的罪名!他以堪比蔡莉痛斥ai芬的凶狠,“大义凛然”地训-诫方方:
你使武汉壮士断腕封城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你把中国抗疫成果的一切,都给抹杀了!!
最后,邱毅似乎比英国军情六局的人还要胸有成竹,一本正经地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方方捧成世界名人,来帮助其抹黑中国、甩锅中国,并使现代版的庚子八国联军,能够师出有名。
就差直接指着方方的鼻子怒吼:
你是要八国联军的铁蹄再次践踏中国的元凶!!!
邱毅文人,你告诉我,还有谁比你更像蔡莉!
今天下午,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在他的微博中写道: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有人说,这是给敌人递刀子。我只想说一句,除非敌人是像你一样的蠢蛋。” 孙教授,你可看错了,邱毅他可不蠢,他是歹,他是坏!
邱毅在视频中还造谣说,方方日记在西方的销售,已经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 -我请他给我们看看,这第一位的排名,是在哪里?他还继续造谣说,方方日记以创吉尼斯纪录的方式,两个礼拜就可以出书了。他的眼睛就没有看到“Pre-order(预售)”这个词吗?他鹦鹉学舌地诬蔑说:方方是凭“道听途说”,以接近写小说的方式,写下的所谓“日记”。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毫无驳斥的必要。我们的读者里早就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站出来做了最有力的驳斥。(见方方日记接力之23:我记得你的好,没忘记你遭的罪
谢谢你邱毅,你今天如果不奋不顾身站起来秀你的下限,我们还不知道:
原来,之前的蔡莉还没有下台,新的蔡莉又已经横空出世!
只是,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一千多万普普通通的武汉人和亿万国人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惨痛教训,已经不会再让你这个蔡莉堵住嘴:
老子就要说!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4

旧文章ID:21487

拜登:记住我说的话,特朗普可能推迟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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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逸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有权推迟大选?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他是否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大选?在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表示特朗普可能为了连任推迟大选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对此进行解读。
  “记住我说的话,我认为特朗普会试图以某种方式推迟选举”,据CNN25日报道,拜登周四在一场线上募款活动中这样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剧了民众对如何安全举行选举的担忧,一些人呼吁扩大投票渠道并进行邮寄投票。不过特朗普反对进行邮寄投票,认为这是“腐败”和“危险的”。拜登表示,特朗普“已经试图通过宣称选票造假”来破坏选举。他引用《华盛顿邮报》此前的报道说,特朗普拒绝向美国邮政局提供紧急救助资金,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让民众投票变得困难”,而这是特朗普能够胜选的唯一办法。
  《纽约时报》24日称,拜登越来越怀疑特朗普可能延期或者破坏大选。他此次向外界发出预警,希望塑造特朗普孤注一掷的形象。几个月以来,拜登一直认为,特朗普在压力和政治威胁下,可能为了继续独揽大权而采取日益极端的举动。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哈格尔表示,拜登的表态反映出很多人对特朗普下半年如何应对大选感到非常担忧。报道称,多项民调显示,对于特朗普在此次疫情期间的表现,多数美国人持不赞同态度。对于美国人应该最相信谁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指导,多数民众认为总统拖累了各州州长及专家。
  据CNN报道,特朗普竞选团队24日发表声明说,拜登的说法是“与现实脱节的候选人发出的不合逻辑的胡言乱语、阴谋论”。声明称,特朗普一直态度明确,选举将在11月3日举行。
  《华盛顿邮报》24日报道称,即使拜登是对的,特朗普希望推迟大选,他也无权这么做。美国宪法规定,选举日的决定权在国会手里。美国国会1845年选定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为选举日,自此从未变过。即使是紧急情况下,总统也不可能绕开国会,宣布推迟或者取消大选。特朗普可能尝试说服国会改变选举日期,不过众议院现在被民主党把持,他们不太可能满足特朗普的要求。加州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哈森表示,即使不改变选举日期,特朗普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对大选施加影响。他解释说,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下半年仍然没有得到控制,特朗普可能以公共健康之名宣布居家令,这可能导致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的城市地区投票率降低。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6

旧文章ID:21486

储建国:台湾的前途:中国特色的“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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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这是储建国教授在本站就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角关系发表的第10篇文章。储教授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在中国忙于抗疫期间通过的《台北法案》从根本上颠覆了中美过去四十多年通过三个公报在台海问题上的共识。虽然因为军售,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但美国并没有在鼓励台独上像现在这样走得那么远。因此,不仅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美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台海形势骤然紧张,也使得中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大大提高。中国必须以敢于武装干预的心态和准备武装干预的态势才能避免战争。储教授的另一个观点是,因为抗疫等原因,中国人民目前还不知道《台北法案》的性质。一旦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他们会倒逼政府采取更坚定的反应。储教授最有意思的观点是,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奸诈和阴险,中国政府本来面临的民权(政治改革)压力会很快转为民族(祖国统一)压力。我们发表这些文章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意储教授的观点,而是为读者提供观察台海问题和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角关系的新的视角。我们其实觉得储教授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比如,能说"蔡英文已经宣称台湾独立"了吗?能说"美国通过立法承认台湾独立"了吗?能说"一国两制"还适用于解决台海问题吗?台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也是两个百年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的解决妥善与否事关中国、美国和整个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我们恳请读者也能参与这一讨论。王伟男教授的“从‘台北法案’到世卫风波”就对如何解读《台北法案》提出了不同于储教授的观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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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已宣称台湾独立,美国通过立法承认台湾独立。大陆人不管持什么立场,首先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事已至此,有一些大陆人,尤其是精英中的一些人,开始认真地考虑容忍台湾独立,但又不敢说出口。因此,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说,像鸵鸟一样,对台湾独立的事装作看不见。然而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广大中国民众迟早会知道美国承认台湾独立的事,所产生的危机和压力是中国政府难以承受的。而且越往以后,大陆人民就越不能容忍台湾独立。

如果大陆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逼迫台湾当局走上谈判桌,那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台湾的前途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从中国历史中找经验,那大概就是“藩属国”的经验了。“藩国”源于周朝的封建制,至西汉,刘邦在首都周围地区沿袭秦制,设置郡县,而在边远地区沿袭周制,分封王国,又称藩国,王侯称藩王。藩国各自为政,财政独立,只是臣属朝廷而已。这个可称为“一朝两制”。属国的设置更早,战国时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据《后汉书》《职官志·百官五》,“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也就是说,“属国”是为归降的少数民族在诸郡边缘设立的一种行政建制。至后来,“藩属国”一般都是用来安置少数民族的。朝廷的态度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藩属国来朝贡,大都是薄来厚往。有意思的是,这个本来是用来应对少数民族的制度安排,后来也被少数民族用于汉族身上,南宋对金朝称臣就是典型的案例。这也说明该制度在那个时代的普适性。

与中国“藩属国”经验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的殖民地经验。西方国家与殖民地之间是一种奴役和掠夺的关系,与中国历史上比较文明的藩属关系有很大的区别。

无论是藩属国,还是殖民地,都是过去的历史,有些经验教训可以汲取,但当代已无重拾的可能与必要。

在现代政治革命的冲击下,一国之内如何处理不同民族的关系呢?前苏联采用了通过自治共和国自愿加盟的方式组成一个大的联邦。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苏联成立条约,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从该项制度本身来说,尽管符合自愿、自治等现代原则,但其结构关系是不可靠、不稳定的,只能依靠苏共组织来维系,当政治变天后,苏联也就分崩离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采取了跟苏联不一样的制度,也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经验与现代政治原则相结合的产物。民族自治地区既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享有适当的自治权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创新,中国可以有效避免苏联的悲剧。

然而,这种制度无法适用于港澳台。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三个地区都无法被定义为少数民族地区,当然更主要的是它们与中国主体地区分离的方式比较特殊,在历史上找不到可以相比的经验。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才被普遍称为伟大的创造。这个“一国两制”本来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却先在香港、澳门得以成功实践,是两地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然而,“一国两制”在台湾遭受污名化,被很多台湾政客和民众视为洪水猛兽。污名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搞“台独”,因为如果还要统一,不搞“一国两制”的话,那就只能“一国一制”了,台湾人会接受吗?当然,也需要考虑到台湾人的具体关切,他们不愿意接受港澳的那种“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讲话中强调,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这段话其实打消了台湾民众的一些顾虑。然而,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似乎看到了大陆的统一决心,看到了台独政客和政党所面临的险境,于是便刻意歪曲,把所谓“台独”与“民主”硬绑在一起,借“民主”之名行“台独”之实,为了政客和政党私利,把台湾绑上战车,置台湾人民生命于不顾,并借助美国军事力量,遏制甚至扼杀大陆。台湾独立只是为少数政客保住一些政治位置和特权而已,对台湾民众没有任何好处。如果统一,大陆为了照顾台湾同胞,会有更多有利于台湾发展的安排,台湾的体制和生活方式也完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大陆不可能自找麻烦地去干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民众的的确被台湾政客欺骗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观念与利益的分离是常见的现象。

面对台湾政客的险恶操作,大陆在坚决斗争,以战止战的同时,确实要认真探讨“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施方案。

对于当前台湾人的心理和认知现实来说,讲中国历史经验,讲国家领导人想法,他们一般是听不进去的。如果讲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他们的眼睛顿时发亮起来。可惜,美国在这方面没啥经验可讲,其隔壁的加拿大倒是有点值得研究的经验。

法国人来加拿大比英国人早,他们于1608在魁北克建立了一块殖民地,后来以此为中心控制了整个加拿大地区。一百五十年后,英法之间进行了“七年战争”,法国战败后将加拿大割让给英国。起初,法国人像在自留地里过日子一样,不与英国人发生大的冲突。但是,自二战之后,受民族自决思潮的影响,魁北克人开始了争取自治和独立的“静悄悄的革命”,并得到了法国的支持。1977年,魁北克人党在该省选举中获得胜利,该党主张魁北克省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的国家,并颁布《法语宪章》,确立了法语在魁北克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此后,该省举行两次关于独立问题的全民公决,其中,在1995年的全民公决中,“魁独”只以非常微弱的劣势落败。对此,联邦层面进行了反击。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而必须得到联邦和其它省份的认可。1999年,联邦政府又通过“清晰法案”,规定魁北克省若再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不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这个裁定和法案实际上断送了“魁独”梦。然而,魁北克人仍不断朝独立的方向努力,而且对“加拿大”身份认同不断弱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6年,加拿大国会通过了哈珀总理提出的一个议案,全称是“魁北克人组成统一的加拿大中的一个国家(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该议案也被称为“国中之国”议案。英文中“nation”既可理解为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也可理解为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民族”,所以魁北克人的“独立”要求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而加拿大仍然保持了统一。哈珀自己解释说,他使用的“国家”一词是一种“文化-社会”意义,而不是它的法律意义:魁北克人可以在统一的加拿大内组成一个国家,但不能组成一个独立于加拿大的国家。

对于解决魁北克独立问题,哈珀“国中之国”构想的确是一个创造,在加拿大的地位堪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今天的中国人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加拿大“国中之国”的经验,思考中国特色的“国中之国”方案,以便最终让邓小平的伟大构想在台湾落地。

美国《台北法案》的通过让两岸关系陷入危境,但也给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个机会,机从危中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台北法案》确认“台湾是一个由2300万人组成的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家(nation) ”。国民党与民进党一起,跟在后面感谢美国,欢迎这个法案。这意味着国民党放弃了隐含着的“两个中国”诉求,而倒向了民进党的“一中一台”。如果大陆以武逼统,把台湾当局逼上谈判桌,那么“一中一台”诉求比“两个中国”诉求更好处理。因为在主权-治权逻辑上,前者可以实现套嵌,而后者则很难。如果能够实现统一,“台湾”这个“国”在地位上要么类似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么类似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所以台湾地区在国家统一后的地位既不同于前苏联的安排,也不同于加拿大的安排,而是“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安排。这种安排既能保证中国的统一,又让台湾人有某种“国”的感觉。这种“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非主权国”或“非主权邦”,用英文来表达就是“a nation(or state) without sovereignty in a nation with sovereignty”。

如此安排也可为《台北法案》解套。这个法案中“nation”的用意显然是指主权国家,否则巩固邦交国一说就不成立。这就突破了中国底线,让中国不得不走上武统道路。如果两岸达成中国特色的“国中之国”的安排,美国方面也就可以将《台北法案》中的“nation ”解释为“非主权”政治体。

这个设想还是有一些障碍需要去克服,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去考虑,但在目前局面下,这至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行方案之一。

这个方案实现的前提还是大陆要展现历史的担当,以强硬的姿态和手段逼迫台湾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否则一切所谓的统一方案都只是纸上谈兵。就台湾方面来说,需要清醒的是,根据“习五条”的精神,“国中之国”只是和平统一后的一种选项,如果实行武力统一,那就没有什么“国中之国”的可能,台湾顶多就是一个普通的自治省,其自治权还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大。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储建国:和平越来越难? –疫后的中美关系
储建国:“三不一坚持”是疫后两岸关系的拯救之道
储建国:《台北法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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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对台湾统派“政治失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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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先交后兵,以战止战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6

旧文章ID:21483

为方方辩护的孙立平教授,我劝您做个实事求是的人

作者:明德先生3  来源:新青年1919

延伸阅读:孙立平:实在憋不住了,说说方方日记
    看罢孙教授为方方辩护的三段文字,晚辈不揣冒昧,想要劝一劝孙老教授,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嗯,是人!

孙教授为方方辩护,分了三段:第一段是论述动机,第二段是为造谣文辩护,第三段是谈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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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中,孙教授直言自己也只是“猜测”,并且没有否认写日记的动机是“出名、挣钱”,这个态度我很欣赏,这才叫实事求是。只是我着实不解,“她想为之发声的人与现在咒骂她的人的重合度有点大的话,就是文明史上空前丑恶的一幕”这句话是何含义?孙教授大概是不懂逻辑,至少阁下应该告诉我们,她到底是为谁发声?我们共同见证了英文版、德文版两周出版的神速,也共同见证了日记封面和简介对中国的抹黑,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她到底是为我们还是为洋人发声吗?如此以来,我们这群骂她的人与洋人就不重合了,自然也顶不上孙教授这顶“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丑恶”的帽子了!

第二段中,孙教授为日记里的谣言辩护,“手机照片吧,可能是误传”,你看,您孙教授比方方明白事儿多了,这个态度,我很欣赏,可问题是,你认了,方方认吗?(人家两次采访中都坚持说照片是真的,到今天都没有拿出来)孙教授在这里也亲口承认,“方方处理的也不好”,但是笔锋一转,孙教授突然硬气起来,“你挑了这么长时间没挑出几条毛病,还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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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心话,我不知道孙教授是真不懂,还是故意装不懂?我们批评方方,仅仅是因为她日记里的谣言本身吗?不是的!我们批评她,是因为她回应质疑的傲慢姿态!

公众质疑方方送侄女出城是滥用权力,是的,她回应了,可是她的三次说法前后矛盾,这样的答复能让公众满意吗?

殡仪馆无主手机的照片有没有?有的话,你拿出来;没有的话,你认个错——试问,这是我们胡搅蛮缠吗?

她造谣人家梁护士去世,明明被辟谣了,还很不情愿的说“那就道个歉吧”,然后继续吃人血馒头,继续造谣人家梁护士“脑死亡”(梁护士的自主呼吸和心跳已经恢复,这叫脑死亡吗?),难道说,她是名人,就可以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任意践踏吗?

当一个人撒谎被发现后死不认错、继续狡辩,当一个人面对质疑时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扣帽子,公众只能凭借着“常识”,是的,就是方方口中的常识判断,这个人的诚信有问题:她的话,我们还敢听、敢信吗?

孙教授,这个时候,你跳出来,告诉我们,挑出几条毛病算什么?这是几条毛病的问题吗?这是诚信问题,是人品问题!

孙教授,冒昧问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在法庭上公然撒了一次谎,还死不认错,试问,她的其他证词,还能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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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中,孙教授为海外出版辩护,您也亲口承认“外文版封面、题目、序言有问题,方方有失察职责”,您又设身处地的说“如果是我,我不同意现在出版”,这个表态,我真的很欣赏,我们跟您一样的态度呀,可我不理解了,您怎么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转折,“可能有的地方也不是方方能把握的。现在既然出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让人听着很别扭,她是作者,什么叫做不是她能把握?您意思是说,她的作品,她无权修改?所以就默认了,哪怕出版社把她的作品改造成攻击中国的工具,我们也应该听之任之?

孙教授,做人不能这样呀!

我劝您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正如我希望方方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样,只是遗憾的是,这太难了!

您对待一个撒谎者、死不认错者、造谣者、织帽者的宽容,实在让晚辈不敢恭维,没有您老年纪大、也没有您学识渊博,自然,脸皮怕也没有您老厚。

因为,晚辈只知道一个最简答的道理:

实事求是!

错了,就改正;对的,就坚持——可现在是,方方坚持错的不改正,甚至还给所有的质疑者都扣上帽子,我真的为她感到遗憾,也为您老感到害臊,您堂堂一个大教授,连实事求是四个字都做不到,还跳出来为一个撒谎者、死不认错者、造谣者、织帽者辩护,到底是您老了,还是老糊涂了?

我劝您呀,做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人呀!

顺颂

时祺

明德先生

2020年4月24日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5

旧文章ID:21482

孙立平:实在憋不住了,说说方方日记

作者:孙立平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

昨天,实在是憋不住了,连发了几条微博。实在为方方感到委屈。看了她那篇自我解释,我已经有点要哭的感觉。不是仅仅为她,是为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别太难看了,这是历史啊。我们还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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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将那几篇微博照录如下,个别地方做点文字修改。因为当时都是在手机上打字的,过于潦草。


其实,我们很多的分歧和撕裂,是因为缺少一种共情的能力。评论方方的日记,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那个氛围。我只能说我自己,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武汉就是愁云惨雾、暗无天日,甚至有点世界末日的感觉。那时候能做的是什么?一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包括亲友。二是在所在的群里转一些防疫的知识,还有一些轻松的内容,包括自己拍的照片,目的是想让人们放松点,甚至在我做群主的群里,明确规定,不许发沉重的、凄凄惨惨的内容。三是在微博上,发点声,包括对海南抗疫的建议(据说海南省有关部门和领导还很重视)。也包括为那些物资短缺的医院呼吁,为不能入院的患者呼吁。特别是后者,来得及核实吗?来不及。如果真有假消息,真有人后来指责我,我也只能认了,当时真顾不上,也不可能核实去。后来有人说,孙老师,你帮这个转了,对其他人不公平。这时我也不知怎么办了。确实,转了这个,对那个不公平。但不转,良心受不了。我之所以说上面的话,是希望人们能把方方的日记放到那个氛围中去感受,别用现在的云淡风轻,来指责日记的凄凄惨惨负能量。

关于方方,她为什么要写日记?其实我不愿意揣测别人的动机。但这里还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为她委屈的地方。我和方方是同龄人,身份地位也有点相近。当然我没有她的厅级还是副厅级待遇。正因为如此,能够将心比心。我只能猜测,作为一个65岁的易感人群的一员,又在疫区的中心,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甚至,这一次能不能挺过去,这样的问题,我想方方可能都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写日记是为了出名,为了挣钱,我想,从最恶意的角度想,这种动机即便是有,也不会是全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驱使一个人写下去的,要么是不写太难受,要么是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不用这么高大上的语言来说,为历史留下点记录,帮沉默的人发发声,甚至对自己认为是弊端的东西进行点抨击,这样的冲动可能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文人的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为方方感到委屈。我不知道她想为之发声的人与现在咒骂她的人有多大的重合度。如果这个重合度有点大的话,我只能说,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丑恶的一幕。没有过的。

有人在攻击方方日记的时候,一口一个你造谣。咱们就按比较好证实的失实的标准来说吧,你找出了几个?一个是手机照片吧,那个确实可能是误传(其实是日记中也没有照片)。这个事,我原来也说过,方方后来的处理也不好。一个是护士死亡的消息(方方第二天就道歉了,处理得无可挑剔)。还有一个是医院的屋顶。这几个事被人们翻来覆去重复了无数遍了。各位,那是六十篇几十万字的日记啊,你那么多的人反反复复总共就找出这么几个失实的地方来。你是夸她写的真实吗?是说她比那些大的媒体还强吗?还有人说,她记的都是道听途说,这个是听谁说的那个是听谁说的。不错。但是你得知道,不同的人,朋友圈子是不一样的,消息来源的质量不一样的。方方从那些院长、专家、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和你从买保健品的老头老太太那听到的八卦不一样的。你挑了这么长时间没挑出几条毛病,还不明白吗?还不能证明那些消息的质量吗?

有人还在这纠缠为什么在国外出版。这个问题我原来说过不止一遍。首先,外文版封面、题目、序言有问题,方方有失察之责。第二,如果是我,我不同意现在出版。但我说不同意现在出版,不是说不应该出版,而是说容易造成误解和争议。但出版的过程和程序是复杂的,这我是知道的,可能有的地方也不是方方能把握的。现在既然出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人说,这是给敌人递刀子。我只想说一句,除非敌人是像你一样的蠢蛋,才能把那当作刀子。你有什么证据说被敌人利用了。如果说,在民间会造成一些对我们的不良印象,这倒真有可能。但是,第一,能造成印象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因为写出来了。第二,得书出了,人们看了啊,才会有副作用啊。8月份才出呢。前两天,有个小留学生和我说,他在街上被吐口水了,这和方方日记有关系。我说,你说有关系,你拿出证据啊。他说,那你拿出没有关系的证据啊。还留学生呢?那脑袋就是用来吃饭的吗?如果有一天你真被歧视了,也不是因为方方日记,而是因为你太蠢。

下面这一段实际上是回复了。

有人写了这么一条评论:如果她真是忧国忧民,为何出版后不宣传将所得版费捐给武汉当地失去父母的困难儿童岂不更好?

我回了一段:你面临灾难的时候需要别人为你发声,发完之后撕咬人家,撕咬完之后说你得把发声的稿费捐出去。这得无耻到什么程度能说出这话来(实际上,方方早就表示要捐出这笔稿费)?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5

旧文章ID:21481

Matteo N. Wong: The End of Harvard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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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tteo N. Wong  来源:The Harvard Crimison

Teng Biao, who has cropped black hair and rectangular, wire-framed glasses, was preparing to drive to 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March 10, 2015, when he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powerful person” at Harvard.(Click here to see the pdf version of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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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 was then a visiting fellow at Harvard Law School. A Chinese dissident and human rights lawyer, he has criticiz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since the early 2000s.

“Because of my work, I was disbarred and put on a ban from teaching, and eventually fired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University,” Teng says. “I was put under house arrest from time to time, and disappeared a few times — kidnapped by Chinese secret police, and detained and tortured.”

In February 2011, Teng and several other human rights advocates met in Beijing to discuss the arrest of another dissident, Chen Guangcheng. Teng “disappeared” three days la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him in April after U.S. officials voiced concerns about Teng’s detention.

In 2013, Teng secured a posi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ut as China began arresting members of 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 — an activist network which Teng helped create — Teng realized he was in physical danger and would be detained again if he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That year, Human Rights Watch recommended Teng to the Scholars at Risk program, which provided him funding and an offer to be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Harvard Law School. He accepted, arriving in September.

“I am grateful that Harvard [could] host me for a year,” Teng says. “It’s not easy, because I’m a dissident very, very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rly in 2015, Teng and Chen Guangcheng, who had by then been released from Chinese custody, had planned to cross paths again. Working with Harvard graduates, Teng had scheduled an event to be hosted at Harvard in late March or early April, during which he and Chen would spea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s dissidents.

But on Feb. 11, the powerful person at Harvard gave Teng the first call.

 “He told me to cancel the talk,” Teng says. “He told me the time we were supposed to give our talk, that day was when the Harvard president would fly back from Beijing. And a few weeks before that, the Harvard president was meeting Xi Jinping.” The administrator told him hosting an event with two Chinese dissidents only days after a historic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en University President Drew G. Faust would “embarrass” Harvard, Teng recalls.

“It was not about the title or the topics — but because of ourselves,” Teng says. “We ourselves are sensitive.”

Teng and the other organizers persisted, hoping they could find another Harvard venue. “We tried to avoid him, but eventually we realized we were not able to,” he says.

The second phone call, on March 10, was a formal and final warning. The powerful person called Teng to his office and told him the event would embarrass the University and potentially threaten the continuation of collaborative programs and joint research with China. The administrator asked Teng to “postpone” the event, and Teng finally agreed.

“Postpone is a polite word,” Teng recalls. “They never invited us to give a talk after that.”

Chen Guangcheng puts it more bluntly. “What he meant was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postponed indefinitely,” he explains, through an interpreter. “It was just another way to cancel it completely.”

That powerful person also made Teng promise to keep the cancellation a secret, and at the time Teng told almost nobody. Chen was particularly struck by this self-censorship. “It seemed really strange to me at the time, because this is not what Teng Biao is like when he’s back in China,” Chen says. “He’s very outspoken.”

Though Teng has since then told journalists about the incident, he has refused to reveal the powerful person’s identity and again declined to identify him to me, citing fears of potential employment retaliation.

However,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incident speak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confirmed that that person was Professor William P. Alford, Harvard Law School’s Vice Dean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Alford has met with current and past presidents of China and Taiwan and spoken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ving for years served on the Scholars at Risk Committee and for decades hosted a broad range of scholars and law related activists from China at HLS, I tried to make Dr. Teng’s time here academically fruitful,” Alford wrote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I invited him to speak in my class around the time in question, introduced him to colleagues and met with him frequently about his research, his plans, and his family. I did ask that he schedule the event in question after our University President had left Beijing.”

In those first few months of 2015, Harvard’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and collaboration efforts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its stated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In this seemingly isolated clash, the former won — but that doesn’t seem to generally be the case.

Harvard has for years maintained a unique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orn out of a thick network of decades-old, grassroots connections. From its inception,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herently political, but Harvard has not refrained from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last March, for instance, University President Lawrence S. Bacow read a Uighur poem in defense of academic freedom in his speech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same day, he had an audience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ough the Harvard-China relationship always entailed mutual benefit, it was for decades asymmetrical — China needed Harvard more than Harvard needed China, which perhaps gave the University more leeway to be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has grown dramatically. In 2010,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2018, it surpassed the U.S. in terms of scientific papers published. Escalating tensions have accompanied this shift in global power, threatening to compromise Harvard and China’s special relationship: Xi has cracked down on dissent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China’s borders, and the FBI has launched numerous investigations into alleged Chinese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espionage,” including one into undisclosed Chinese funding sent to the University’s former Chemistry Department Chair, Charles M. Lieber. As the geopolitical and academic balance shifts in China’s favor, the Teng Biao incident may indicate that, at least in some instances, Harvard depends on China more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Mark C. Elliott, Harvard’s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cknowledges that Harvard’s simultaneous engagement with and criticism of the CCP may seem like a paradox to some observers. But, he says, Harvard is not political, nor is it a government — it is a university. This position allows it to provide an open forum for clashing perspectives while still earning the respect of some of the subjects of its criticisms, like Xi.

“[Harvard] does not take a political position on anything. It takes positions on matters relating to academic freedom,” Elliott says. “I sometimes jokingly tell people, ‘Our foreign policy is Veritas.’”

The cancellation of Teng’s event, however, revealed that the University isn’t immune from the CCP’s reach. It also served as a reminder that Harvard’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oesn’t exist in a vacuum. Even if higher education at times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informal critique, the University cannot categorically evade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 of state and academia, of politics and truth.

Reopening the Gates

Harvard first hired a Chinese language professor in 1879 and by 1936 had graduated more than 1,000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ut most of the University’s present-day engagement with China traces back only a few decades. Following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CCP policies banning most foreign academics had nearly severed the relationship. Only after Deng Xiaoping’s 1978 reforms did Chinese universities reopen their doors to western academics, and Harvard was among the first to enter, embarking on a decades-long road of modernizing Chinese universities, training China’s top academics, and shaping Chinese policy.

In 1978,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ofessor William C. Hsiao traveled to China to visit family. Howard H. Hiatt, then Dean of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as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an institution-to-institution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he asked Hsiao to explore any possibilities.

While in Beijing, Hsiao visited China’s Ministry of Health, which at the time had only a few dozen employees. “Right away I was taken to the minister’s office,” Hsiao recalls, where he expressed Hiatt’s interest.

“Of course the minister knew Harvard’s name,” Hsiao says. “He said, ‘This is a wonderful idea.’” The Ministry of Health seized the opportunity, connecting Harvard with Shanghai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and initiating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and a series of faculty exchanges. This in turn sparked further collaboration, creating a dense and self-perpetuating network.

The project survives today as the Harvard China Health Partnership, the first institution-to-in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a Chinese one.

Though the HCHP is an institutional effort, it was rooted in individual relationships, a trend that continued as other Harvard professors began conducting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Ezra F. Vogel, who directed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from 1972 to 1977, was able to study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80. Arthur M. Kleinman, a Harvard physician and anthropologist, transferred his work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 in 1978 and introduced the modern notion of clinical depression to the mainland in 1980.

“Most of our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 are from the bottom up,” says Professor William C. Kirby,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Fairbank Center and the Harvard China Fund. A Harvard professor and a Tsinghua professor might share mutual research interests and begin working together; a Harvard professor’s Chinese postdoctoral students might help their advisor connect with other Chinese academics.

In 1979, Shanghai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sent four of their top academics to Harvard. Two would train in molecular biology, one would learn health policy, and the last would study oncology — disciplines, Hsiao says, that were almost non-existent in China at the time. Each of these first four professors went on to become high-ranking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developing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in China. Only one Harvard faculty member went to Shanghai in that initial exchang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Harvard professors were often helping China build capacity and training Chinese faculty, in disciplines ranging from public health policy,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to psychiatry. Hsiao began teachi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basics: how to design a survey, how to administer a hospital. “We train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faculty members in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Hsiao says. “Then we trained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at capacity building extended from university departments to government policy. Not even a decade after his first meeting with leaders of China’s Ministry of Health, Hsiao found himself at lunch with the ministry’s new head, a clinician named Chen Minzhang, in 1987.

“We really hit it off,” Hsiao recalls. The new Minister of Health appreciated Hsiao’s unvarnished honesty in enumerating problems with China’s public health system.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eople do not want to usually tell you the bad news,” Hsiao says. “They only want to praise what you’re doing well. As a person from another country, I thought I could tell the Chinese the truth.” Universities have historically provided such alternative spaces for honest discussions within regimes hostile to criticism — what Kirby characterizes as a sort of “intellectual safety valve.”

As the lunch ended, Hsiao recalls Chen telling him, “Professor Hsiao, I do not know, ‘What is policy?’ I’m a clinician, I know how to treat patients.” Following that meeting,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launched its first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s for officials in China’s Ministry of Health, as well as the heads of health in each of China’s 31 provinces, helping lay the groundwork for modern Chinese health policy.

The asymmetry of Harvard-China exchanges in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tipped far in the University’s favor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bodies depended on Harvard’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Harvard, in turn, did not lack incentives to engage its Chinese counterparts.

In part because of China’s dependence on the University, Harvard and its scholars gained greater access to the largest potential pool of academic talent in the world; to data on pressing issues, from an enormous population living in an up-and-coming economic superpower; to the world’s longest continuous historical archive.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Harvard rekindled a relationship largely cut off b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establishing a trust and rapport with China that only select American universities enjoy today.

A Leveling Playing Field

For six days in the fall of 1997, 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a decade, the Chinese head of state — then President Jiang Zemin — paid a state visit to the U.S. During his trip, Jiang met with Americ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academic leadership: he spoke with President Bill Clinton, toured IBM and Bell Labs, and visited Harvard.

In the late 1990s, many Americans vividly remembered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wanted little to do with China. Vogel, then director of the Fairbank Center, thought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meant there should be as much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as possible.

He and another professor, Ning Wang, began looking for ways to increase contact. Through Wang’s connections, they learned that Jiang was planning a trip to the U.S. When he was a younger official, Jiang had been on a delegation that passed through Harvard, and “he himself wanted to come [again],” Vogel says.

On Nov. 1, Jiang spoke before a packed Sanders Theater, with another 4,000 people lining the streets. In his speech, Jiang lauded recent Chinese reforms and emphasized that China needed to continue learning from America, especially praising Harvard’s histor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have all along maintained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this university,” he said.

Jiang’s speec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But the massive protests surrounding the theater, decrying the “Three Terrible T’s” of Taiwan, Tibet, and Tiananmen, showed the political controversy inevitab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nation the west had condemned for decades.

Harvard, however, had no intention of providing Jiang with a soapbox: The University forced China’s president to answer 15 minutes of unrehearsed questions. “That way it would not be just a session where we’re allowing the Chines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Vogel recalls.

Jiang ended his speech by extending an invitation to President Neil L. Rudenstine to visit China, and the two men met in Beijing the following March. In his own speech at Peking University, Rudenstine said, “Universities can work to create ‘neutral spaces’ for serious discussion, based on a shared commitment to free inquiry, to rigorous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to open dialogue” — at a time w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condemning China, Rudenstine proposed Harvard as a safety valve that could allow for dialogue to continue.

The following year, Rudenstine organized a meeting between leaders of top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where attendees discussed basic principle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leader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people with whom we interact by and large, much more broadly share our values than not,” says Kirby,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meeting.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association betwee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before 1949,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art of this [meeting] was to re-establish those kinds of things.”

Today, scholars from across Harvard’s schools and disciplines want to study in China or work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Kleinman, who directed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eight year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collaboration expand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a Studies focus on the humanities to include fields such as anthropology, sociology, health policy, and economics.

“And then in the last 30 years, it’s opened up much broader, and the sciences, applied sciences, the professional schools all have developed very substantial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he says. “We’re talking about hundreds of scholars across Harvard University that have had active research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As Chinese universities were re-en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hinese state was doing the same. Deng’s market reforms began to modernize China’s economy, and China enter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From 1976 to 2019, the Chinese economy did not contract.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China’s rise has been investing in universities, allowing the PRC to craft better policies, innovate new technologies, and elevat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y have self-consciously tried to make China part of the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Kirby says.

The PRC has invested trillions of dollar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o modernize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nce at a deficit — in terms of finances, faculty, and quality of scholarship across most disciplines — China and its universities have ascended global rankings to rival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past it used to be that they had nobody, and we brought the ideas, the methods, and produced the findings. But now they have plenty of good people doing good research,” Kleinman says. Research is no longer “neocolonial,” he says, but truly collaborative: “What we learn in China is as important for here, in the U.S., as it is in China.”

The balance of power that for decades undergirded the Harvard-China relationship may have begun to shift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s economy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ave developed, Harvard has continued building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but perhaps out of necessity — many of the world’s top academics, labs, and studies, not to mention funding, are now in China. And where China was once almost devoid of foreign scholars, interest in China is now ubiquitous: Harvard competes with top universiti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for access to Chinese talent and resources.

Even the influence of the Harvard China Health Partnership has declined, says Professor Winnie Yip, the partnership’s current director. But it has not vanished, she explains, due to a widespread network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high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 HCHP continues to prove itself uniquely useful to Chinese policy-makers, in particular through its “social experiment” model — implementing and testing large-scale policie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something other universities do not or cannot attempt. “China watches very carefully, who does surveys or may find secrets about China, but they trust us, that we will not try to undermine China,” Hsiao says. “That’s where trust is such an important thing, and it takes decades to build up that relationship.”

To strengthen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University created the Harvard China Fund in 2006, initially providing $15 million and committing another $50 m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as well as “Harvard’s presence,” in China. In 2011, the Harvard China Fund opened a center in Shanghai to help faculty host events.

“China is home to many of the best and fastest grow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oday,” Kirby says. “If we are to remain a great research university, you have to find means of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Harvard has increased each year since 2012. Harvard and Chinese scholars regularly co-author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The Business School, Kennedy School,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chool all provide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s for Chinese philanthropists, business leaders, officials, doctors, and more. Every Harvard president since Rudenstine has visited China, met wi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and given a public speech at a major Chinese university.

Percentag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Out of Total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at Harvard Over Time

Line chart with 7 data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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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t has 1 X axis displaying values. Range: 2012.0694 to 2018.2506.

The chart has 1 Y axis displaying Values. Range: 16 to 24.

Values2013201420152016201720181618202224Powered by Everviz

Percentag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Out of Total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at Harvard Over Time

Percentag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End of interactive chart.

By Michelle G. Kurilla

Of course, China and its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working with Harvard and its scholars, often considered global standard-beare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China is] investing a huge amount in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or Elizabeth J. Perry,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Fairbank Center and current director of the Yenching Institute, says. “I think they appreciate compet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s going to hinge in large part on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is going to hinge on having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and Harvard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world class university. And so China wants to know what’s going on here.”

Mutual benefit and decades-old trust, however, won’t guarantee the future of the Harvard-China relationship. If China’s economic and academic ascent has led to more fruitful and equal academic cooperations, this rise has also been perceived by some American policymakers and leaders as a threat to American hegemony.

Asymmetrical Anxieties

Xiao Lu, a Chinese climate scientist, joined Professor Daniel Jacob’s Atmospheric Chemistry Modeling Group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this past October after waiting a month for his visa application to undergo “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 He received a one-year visa that, once expired, does not permit re-entry to the U.S., effectively barring him from visiting home.

Lu’s predicament, like that of the thousands of visiting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U.S. who use the same visa, is in part the byproduc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ggressive stance toward China, stoked by the PRC’s increasing relative power. Since 2018, FBI Director Christopher A. Wray has warned repeatedly about the Chinese state using intellectual espionage to “steal its way up the economic ladder,” which he deems “the broadest, most challenging, most significant threat we face as a country.” Wray is especially hostile toward Chinese scholars: “We know they use so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as nontraditional collectors of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he accused at a conference in February.

“Some of my friends were even rejected or suspended for half a year. That’s really a problem,” Lu says — they have to start research late, or even find an alternative program. “My plan is that if I can go back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is visa, [I will] visit my family, but if I cannot go back before the expiration, I have to stay here.”

The FBI currently has about 1,000 investigations into Chinese technology theft in the U.S. The investigations have especially focused on scholars associated with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 recruitment system China has used since 2008 to attract talented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overseas, and which the Bureau alleges is a mechanism for siphoning American innov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ostility toward Chinese academics reflects increasing American anxiety over China’s growing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rowess. Professor Graham T. Allison, a lea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alyst with a focus on China, sees the FBI investigations as signs of “a classical Thucydides rivalry, in which a meteoric rising China is threatening to displace the U.S. as a world power.” Such rivalries, he adds, have historically led to war.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oured money into research universities, with its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reasing by 17 percent on average each year since 2000, compared to a roughly four percent average increase in the U.S.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offers a large salary, healthcare, and research funding in a nation whose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signaled a commitment to scientific research. Mean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repeatedly proposed cutting research funding by billions of dollars.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s on R&D in Billions of PPP Dollars

Line chart with 2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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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t has 1 X axis displaying values. Range: 1999.83 to 2017.17.

The chart has 1 Y axis displaying Values. Range: 0 to 600.

ValuesUnited StatesChina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20160200400600Powered by Everviz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s on R&D in Billions of PPP Dollars

End of interactive chart.

By Michelle G. Kurilla

In 2008, when Thousand Talents began, China submitted roughly half as many patent applications as the U.S.; a decade later, China submitted three times as many. International talent, an engine of American innovation in cutting-edge science, is leaving: Total foreign enrollment in U.S. universities has dropped since 2016, a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visiting Chinese scholars return home. China leads the way on 5G cell phone servi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ough there have been high-profile incidents of Chinese nationals taking privileged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China’s commitment to scientific research signals that it isn’t merely “stealing its way up the economic ladder,” as Wray suggests.

Given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threatening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next question is, “How do we respond as a nation?”, says Professor Christopher W. Stubbs, Harvard FAS Dean of Science. “One response would be to say, ‘Okay, we have a new competitor, let’s outcompete them by being smarter, being more agile, and investing more resources.’ That’s one path forward. Another path forward is to try to erect barriers.”

Irre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FBI’s particular assault on academia has drawn its own criticism. “I don’t even understand the term ‘academic espionage,’” Elliott says. “Espionage involves stealing secrets, something you’re trying to keep private or away from someone. But unlike in a company, where you have inventions and things that you patent and you want to protect and you don’t want anybody else to see, for academics the goal is to publish what you have learned. It’s to share.”

Stubbs also says the term “espionage” is misleading. The concern is not about spying, he says, but about Chinese academics not following the unwritten norms of U.S. academia: “individuals taking some element of the scientific process and snagging a piece of it, and running off to some other corner and doing something with it before that reaches the public domain,” Stubbs explains. This violation of academic norms may be a particular threat from China, he says, du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military, universities, and corporations.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ne chart with 2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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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t has 1 X axis displaying values. Range: 2007.9 to 2018.1.

The chart has 1 Y axis displaying Values. Range: 0 to 1750000.

Values2008201020122014201620180250k500k750k1 000k1 250k1 500k1 750kPowered by Everviz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Patent Appli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d of interactive chart.

By Michelle G. Kurilla

In November, Harvard formed two oversight committees in response to federal investigations into “academic espionage.” One committee scrutinizes sensitive research projects, and the other makes sure FAS policies align with federal guidelines. Stubbs has admitted, however, that Harvard is “limited” in its oversight capabilities.

“[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 and approval is something that we expect all faculty and all members of our academic community to go through,” Stubbs says.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truggling with is instances of non-disclosure” — because such instances are inherently clandestine, they a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is past winter, Harvard became directly and publicly embroiled in the FBI’s investigations into Chinese “academic espionage.” Zaosong Zheng, an HMS-affiliated researcher from China, was arrested in December at Logan for trying to smuggle 21 vials of sensitive biological material out of the country. Just over a month later, federal prosecutors charged Chemistry Department Chair Charles M. Lieber of not disclosing contracts with and funding received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 FBI agent characterized the Lieber and Zheng incidents as “manifestations of the China threat.”

Lieber, in 2011, formed a joint nanotechnology lab with th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ithout authority on behalf of Harvard. A court affidavit also alleges that Lieber did not report payments he was receiving through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Under an agreement with WUT, under which he received a salary, Lieber was directed “to guide the advancement of disciplines 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o become first class disciplines 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or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frontier areas” — a capacity-building function the FBI has characterized as quasi-treasonous.

Though Lieber’s arrest made national headlines, Stubbs says the incident has not triggered any changes in the work Harvard has don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o strengthen internal review processes.

And though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has been much maligned in the wake of Lieber’s arrest, it is not unusual for nations to recruit foreign talent. Many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have invested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national funds to recruit foreign researchers. Indeed, Chinese talent is a key benefit of the Harvard-China relationship.

“China’s economic rise has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the way that our classrooms look,” Elliott says. Having access to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drawn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upsides. “When you’re able to include 1.4 billion [people] in your talent pool, you’re going to get a lot more good talent in the mix,” he adds.

Even absent “Thucydides rivalry”-induced war, FBI investigations have already had a grave effect on those members of China’s talent pool at the University.

 “I worry that there is — as there was in the 1950s — a racialist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hen it looks at scientis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of Chinese and East Asian background,” Kirby says.

One visiting Chinese professor at Harvard,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due to the sensitivity of her comments, says fear permeates conversation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U.S. “We discuss internally, we have those WeChat groups, people think thes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could impact the norm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he says. “It causes fear and nerves.”

The many layers of anxiety — indeterminate period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 delayed starts to research, inability to visit home, racialized treatment — may dissuade Chinese scholars from studying in the U.S., or at least make them hesitate. The trend of de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s not yet been reflected at Harvard, perhaps as a resul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visiting scholars and bottom-up collaborations.

“That would really be tragic, if there was any degradation in our ability to work with Chinese students,” says Jacob, who runs a joint lab for air quality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Working with China on climate change and air qualit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large amounts of pollution in China and the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China invests in tackling these problems, Jacob says.

The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docs I spoke with gushed about doing research at Harvard, pointing to excellent faculty, abundant resources, and enriching seminars. “Peking University also has weekly seminars, but the level will be quite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at Harvard,” Lu says.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 famous and nationally famous university.”

Yet when asked specifically about Harvard’s importance and their future plans, the praise was less effusive — in their final estimations, Harvard may not be that special. “I want to go back to China because funding and jobs are similar with those in the U.S.,” Ke Li, another postdoc in Jacob’s group, says.

“[A] postdoc in the U.S. is not that necessary,” Lu say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struggling to apply for a visa, he adds, can go to Europe or just stay in China. He himself came to the U.S. specifically to work with Jacob, not because Harvard is generally better than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itself, [working at Harvard or in China] doesn’t have too much difference,” Lu says. “It just depends on the advisor. I don’t think it depends on Harvard or Peking University.” As Chinese universities rise,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relative prestige — even Harvard’s — falls.

A Breach in the Wall

Teng Biao has grown accustomed to the reach of China’s “long arm,” as he calls it —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ttempts to influence and censor scholars and activists not only within its borders, but abroad. In 2016, he alleged that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refused to publish his book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due to pressure from the CCP. His wife was fired from her position at a Chinese-owned company in the U.S., where she had worked for 17 years, likely due to Teng’s activism.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as not able to avoid the harassment and punishm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says.

Before Xi’s rise to power, scholarly criticism w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dvice for Chinese officials.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 in modern times have often shown themselves to be intolerant of dissent, and yet the wiser ones have often tried to find means of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critique,” Kirby says.

But since Xi became China’s president in 2013, the CCP has shored up party rule, tightening restrictions on academic freedom. Cameras record classes at top universities, professors who publish works critical of the Party have been fired, and critical books are taken off shelves.

“I think it’s absolutely true that there is much greater freedom of expression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university than outside those walls,” Kirby says. “And one of the unfortunate things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that those walls have been actually getting tighter and higher.”

In times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 such as the current U.S.-China tensions, the academy walls can create crucial spaces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and level criticism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silenced. People not in the government, but who still interact with their governments, Allison says, “can often explore areas of shared interest better than they could if they were in government, or even explore thoughts that would be radical or even contrary to either the Chinese or American government.”

The instructive analogy, Allison continues, is the Cold War, when science diplomacy between the U.S. and Soviet Union played a key role in launching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USSR under Mikhael Gorbachev. A similar relationship, or at least fragments of it, may be unfolding today — in the work of the Harvard China Health Partnership, joint climate change labs, Harvard social scientists who study China, and others.

“Our faculty continue to go, and I go, to China to work, to research, also to give public lectures, sometimes on issues that perhaps our Chinese colleagues are not able to talk about so directly themselves,” Kirby says. “And we’re invited to do so perhaps in part because they’re not able to talk about some such issues themselves. It may well be tha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nnections such as those with Harvard are a kind of an intellectual safety valve for a system that actually needs some open windows for ideas, but at the moment feels too fearful to allow those windows to be fully open at home.”

But as China’s global power has increased, its government has become better able to extend its “long arm” into campuses overseas — even Harvard’s, it seems, perhaps threatening the University’s academic walls and intellectual safety valves.

“When China became more powerful, it used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o try and influence other countries,” Teng say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one party rule. They want to ensure an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which will be in favor of China’s politics.”

In November, 2019, Teng was to speak at Columbia University on a panel titled “Panopti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vent was cancelled, purportedly for bureaucratic reasons, though the panellists believ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ure was responsible. After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hosted the Dalai Lama — who has been called a “traitor” by China over his stance on Tibet — at its 2017 commencement, the PRC suspended funding for Chinese scholars seeking to study at UCSD and terminated several collaborative agreements. Chinese officials regularly deliver complaints to universities hosting events on sensitive issues and even offer scholars money to modify research critical of China.

China’s economic and academic rise has made the PRC depend less and less on foreign wealth and expertise, enabling direct interference in foreign universities. Chinese government funding,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tuitions, contract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ry into China, collaborating with Chinese scholars, joint programs with Chinese labs and universities — every benefit accompanying China’s rise is also a lever for its long arm, a resource to extend or withdraw. The balance of the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has shif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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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is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Asia in March 2019, University President Lawrence S. Bacow touted the value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m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By Courtesy of Timothy O’Rourke

“Western institutions, think tanks, universities, they don’t want to ang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eng says.

The particular effect of Xi’s tightening of academic walls and extension of the CCP’s long arm on Harvard’s campus extend beyond the cancellation of Teng’s event. Scholars at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instance, have found it more difficult to research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history, two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pics: archives in China are harder to access, Chinese interlocutors are more reticent, and visiting scholars and delegations have been restricted from leaving China.

And, given Harvard’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hierarchy, Chinese authorities may b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We’ve had Chinese citizens at Harvard, who are clearly doing the bidd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coming and sitting in on talks and taking notes and reporting back,” Perry says. She similarly suspects Chinese citizens of reporting on visiting Chinese scholars’ activities.

Yet Harvard’s academic walls endure: China Studies at Harvard were born in a struggle over academic freedom, when John K. Fairbank persisted despite Senator Senator Joe McCarthy accusing him of “losing China” to communism. Today,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scholarship and perspectives the CCP condemns, from exiled dissidents to courses on Tiananmen. Simultaneously, Harvard maintains deep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to Chinese academics, companies, universities,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government.

“I think it’s status. Harvard has a special, extremely special status in China,” Kleinman says, suggesting a possible theory for how the University maintains its balancing act. “I think that’s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s involvement with Harvard,” he adds — a historic relationship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U.S.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When you go to China, you would think there’s only one great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Kleinman adds — an inflated status that, in his experience, Harvard doesn’t enjoy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Regardless of just how unique Harvard’s “status” is in China — other schools, such as Yale an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njoy similar connections — Chinese leadership and universities certainly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the Harvard-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enormous curiosity amo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 on this,” Kirby says — they want to learn how Harvard works. He adds, “There’s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pect for Harv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students who have come her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100 or more years.”

And there is also a deep commitment, on Harvard’s side, to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clashing perspectives — what Elliott dubs as a “foreign policy” built around dialogue and “Veritas.”

 “The largest benefit of having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go to China, and in every case speak at a major Chinese University in a public setting in a speech that is made public, and then to have similar private conversations, is to continue to give our views, in the most public of settings, on the core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Kirby says.

History, status, academic excellence, “Veritas” — these are reasons Harvard and China are uniquely useful to one another. It may also be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Harvard-China relationship, bottom up connections between mutually interested faculty, insulates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mor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China’s long arm.

“I never received any pushback of any sort from the University on programming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sensitive in China,” says Daniel Murphy, the Fairbank Center’s Executive Director. “Not only that, but even in some alternate universe where they wanted to push back, they don’t even have a good way to do it.” Programming occurs at such a grassroots level — through colleagues and personal networks — that it would be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University to intervene, he explains.

Yet on March 10, 2015, only a few hours before his flight’s departure, Teng Biao had to pause his travel preparations and make his way to Alford’s office. He entered Harvard’s physical walls, only to be brought further into the reach of China’s long arm. What caused the University’s foreign policy stance, at least momentarily, to bend?

Absent further comment from Alford, it’s difficult to know. Perhaps Alford or another Harvard administrator had direct contact with, or was contacted by, PRC leadership; perhaps a Harvard administrator decided on their own to preemptively censor the event. A meeting between the presidents of Harvard and the PRC may have provided uniqu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Teng Biao and Chen Guangcheng may be uniquely controversial figures. It is likely that Alford and Teng’s relationship meant the shield of decentralization Murphy described did not apply.

What is clear is that even if Teng Biao was the victim of a one-time exception at Harvard, the cancellation is not exceptional but rather a flashpoint in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There may be a history of Harvard-China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a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acting as safety valves during tense geopolitical moments — but the nexus of racialist U.S. rhetoric, rising authoritarianism under President Xi, and shifting global power dynamic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superpowers has no historical precedent. Harvard’s prestige may have once served as a backstop for the long arm, but the defense now seems partial at best. And if one such incident occurred at the University, it opens the possibility for more.

“The censorship, the self-censorship, is everywhere,” Teng says.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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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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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有关疾病本身的基本问题,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无人能够准确回答。

尽管如此,疫情已经对我们带来了可以感知的影响,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

就在这段文字在电脑屏幕上延续的时候,数字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249万,死亡达到17万多人。在经过连续三个月的疫情报道之后,我们邀请13位不同领域的思考者,试图回答“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这一问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相信,危机时刻也给我们带来机遇,通过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态度;更先进、更人性的现代技术;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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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与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著有《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将更加重要

危机管理研究中有所谓“六月法则”,即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六个月内没有进行深入反思并总结有价值的经验,那么则可能浪费了危机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政策机会窗口。从社区治理角度来看,本次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值得反思,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创新之路又在何方?

从问题的角度来看,有三方面是较为重要的。第一,如果缺乏社会力量和对不同的声音包容,就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二,国家如果无法承担“元治理”职能,同样也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三,社区层面的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规划也暴露出了不足。具体到社区安全层面,基本演练、基础设施、场地空间、应急物资、风险意识、防控宣传等均需有所反思。

从经验的角度看,结合中外社区治理,同样提出三点探讨。第一,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大多数居民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公民意识,大多数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政府进行自我居家隔离,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与欧美国家比较,东亚国家的社区民众在危机时刻展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强调的是,在危机时刻戴不戴口罩、是否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居家隔离,是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谈不上意识形态或文化习惯。

第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认可,二者的良好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看到,志愿者们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快速蔓延,也让我们看清,若没有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公民社会不能独自应对如此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被公认是样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决策系统出现问题,社区不能独善其身甚至还面临更大风险。而韩国、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也是因为具备了欧美国家所欠缺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第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在社区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对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对社区防控的有效开展,贡献巨大。

尽管数据安全立法还有待完善,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也还有长路要走,但安全重于自由的理念会得到更多认同。当然,这种安全观应该以对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护为前提。

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

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新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独立的一代。智慧社区这一图卷正在徐徐铺陈,缓缓打开,新一代的社区也将超越其边界,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凝结为共同体。

我们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端,面对这个日益技术化的高风险社会,我们将没有前例可循,只能独立面对未来,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科书或者韧性社区的技术手册可以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了。

"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大国大城》 《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

大城市将会更强大

一场新冠疫情重创城市经济,尤其是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让人们产生疑问:大城市是否过于脆弱?大城市将向何处去?

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就是在“战疫”过程中成长的。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在150年前伦敦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尽管世界范围内不时有传染病发生,但大城市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现象。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大城市理应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加强。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发热门诊数量远远低于新加坡,医院的传染科也不受重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都有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正是“化危为机”的时候。补上短板之后,大城市将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比较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比较忽视。尤其是在户籍制度仍然与公共服务挂钩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规划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还不在医疗卫生,而在教育领域。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办学校门槛仍然较高。高中教育(除职业教育外)更是管制严格,基本上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高中阶段教育迟早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看到这一趋势,目前的高中教育仅向本地人口开放将是大城市的一个短板。

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未来将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主要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作为积分标准,这样的户籍政策改革将进一步松开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紧箍咒。最近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意见指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所有动向都提醒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数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许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缓冲。

在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大城市不断规模壮大,将发展成为都市圈。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力:一是在消费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高;二是在生产方面,以创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规律。

除此之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通过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可以有效节省国土资源,提高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提升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竞争力。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也有利于保护脆弱地区的生态。

决定大城市发展的将是规划和政策。但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是以地级市或直辖市为管辖范围,单独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这远不能适应未来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方向。应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来推进都市圈建设。

这场新冠疫情的确使很多人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疫情过后,在地方实践上大城市发展是采取往回退的策略,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胆往前推进?答案不言而喻。

" 李晓江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主持过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等)

公共开敞空间将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新冠病毒在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暴发,彻底打乱了城市发展的节奏,小区封闭,经济停摆,亿万民众只能居家“抗疫”。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与疫情下的狼狈不堪显得格格不入。面对疫情和灾害,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

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和疫病的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933年,城市规划的经典文献《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开敞空间则是承担游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

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不断复杂,公共开敞空间的定义与其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多样。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城市和封建时代城市之间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现代城市的空间景观也因此区别于封建城市。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云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许多特大、超大城市中心地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绿地。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今天城市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

同时,这个中产社会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因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以及更加稳妥,甚至“乖巧”的行为模式。

很多大城市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关闭公园的措施。实际上,即使在疫情期间,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大城市最优质、最干净的场所。发达国家在疫情中对开敞空间的管理,是禁止聚集而非禁止使用。而近日一些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又现人满为患情景,恰恰说明了供给的严重不足。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

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相应地,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发生了转换,闲置的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逻辑。

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的共同经验。成都正在建设“公园城市”,这种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设方式,恰恰是新发展逻辑下回应人居环境需求、塑造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模式。

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观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是现代化进程留下的“伤痕”!要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著有《网络为王》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

大流行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

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新冠疫情的暴发与以前的疫情暴发区分开来。

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

此前任何一场大流行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传播阵势: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然而,大流行期间的社交媒体面临的既有福,也有祸。

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志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帮助的故事。

然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令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育,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可是,不论是好是坏,社交媒体已然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疫情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糟。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重要,令被迫居家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互联网模因现象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种形容——病毒式传播——也许并非巧合。新的冠状病毒的暴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它指的是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都会造成恶劣后果,但与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不良信息尤其具有危险性。也正因如此,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以,一方面社交媒体改变了疾病传播,另一方面,大流行也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找到一种显示更准确的相关健康信息的方法,但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说“这很复杂,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一方与说“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竞赛中,后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简单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据其说法采取行动。

使用三种方法可以增加与虚假信息对抗的有效性:(1) 受众初次暴露于虚假信息时,要及时警告;(2)不断重复对虚假信息的驳斥,因为虚假信息是依靠重复而假扮为真理的;(3)提供具备替代意义的更正,帮助填补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错误的所谓“事实”。

社会以信息和联系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多种设备立即访问信息和建立联系,只需要一次轻轻点击而已。然而,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将取决于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

社交媒体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焦虑,但身处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之中,感到紧张未必全然是坏事。所以,经历这场危机,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用户,也需要成为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

" 吴国盛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创系主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史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什么是科学》 《希腊空间概念》 《技术哲学讲演录》等)

从对科学家的一味推崇,变为带有一些质疑

气溶胶传播、群体免疫、有创通气、抗体滴度……此次疫情期间,很多公共卫生、医学等领域的专业名词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与以往科学报道只拥有小众读者群不同,这些充斥着大量陌生艰涩术语的文章,因实际关切到每个人的健康,而在大众读者中颇具市场。因此,有人乐观地认为,疫情这种特殊历史时机,可能会戏剧性地提高大众对科学的认知甚至是崇尚,从而培养和建立起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可是,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每一次自然灾难的出现,必然会有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解释话语出现。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话语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这些科学话语并不一定能带动大众科学思维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关于病毒的科学知识毕竟是比较艰深的,普罗大众未必能够马上掌握和理解;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出现与流行事发突然,科学界也是边研究、边发布新发现,就新冠病毒传播这件事情本身来说,自始至终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公众实际上更是稀里糊涂。我感觉,这次瘟疫的暴发,并没有提高大众对科学知识的认知、接纳和崇尚,更不要说建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近代中国,科学的力量一直被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但社会危机并不必然提供科学理性启蒙的机会。科学素养的提高,需要平时日积月累,危机时期并不一定是好契机。这次社会上谣言盛行,看不出科学理性在起作用。

整体而言,中国社会还是尊重科学的,认可社会治理中的科学决策。关键问题是,在现实层面并非总是如此,这次疫情最初的管控失当,当然是没有尊重专家意见所致的。如果能够吸取教训,今后有可能提高科学在社会治理决策中的地位;如果不能,便会一再犯错。

此次新冠疫情还暴露了许多问题。除了科学决策意识、法律意识不够外,部分民众的素质也有待提高,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许多人竟然幸灾乐祸,“恨人有,笑人无”,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这些问题似乎也不是通过高等教育就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中国社会本来就比较尊重科学家,像钱学森、袁隆平在公众心目中就享有很高的威望。此次疫情中大众对钟南山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还有跨越学术圈、意外走红的感染科医生张文宏。

如果说科学家的形象经此一疫会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是从对科学家的一味推崇,变为带有一些质疑。比如此次疫情中,有些科学界人士不适当的表现,就引起民众的质疑,有些人被认为卷入了某种利益纠葛之中——出现这样的质疑也不是坏事。

" 闫肖锋 "(本刊学术召集人,趋势观察家。著有《少数派》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

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人们惯常的行为范式。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美国需“保持社交距离”到2022年。

其实,社交距离2月份在中国就实施了,只不过叫“安全距离”。疫情时大家排队都保持两米安全距离。其实,社交距离在西方原本就是社会规则,只是这次新规将所有群体活动都禁了,这有点让热爱户外的西方人受不了。

传统上,西方人注重个人隐私,东方人注重集体观念。现在好了,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遵守社交距离法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全球行为范式统一。

相对社交距离,我更愿意用社会距离来代表人际亲疏关系。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中就提出,不是北欧阴沉的天气而是社会整合度导致了北欧自杀率高于南欧。社会整合度就是社会距离,人与人的亲疏关系。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最近提出“松散社会”与“紧密社会”的概念,“松散社会”如西方国家,重视自由民主,不轻易封城;“紧密社会”如东方国家,注重纪律性,说封就封。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就提出礼俗社会(相当于“紧密社会”)与法理社会(相当于“松散社会”)。礼俗社会是成员之间彼此熟识、团结且同质化的小型社区。在这里,家庭是行动的单位,亲缘是所有经验的核心,大家有事团结在核心周围一起出力。而法理社会则相反:人们彼此独立、陌生和相互竞争,推崇创新、教育、科学和知识,金钱和资本被看作无限和万能的,一切社会事务靠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

紧密社会与松散社会哪个更能抗风险?应该说各有优劣。只能说,在中国这样的礼俗社会中,家庭(家族)为政府解决了大部分社会问题。

进入4月,疫情缓和,感情告急。据多地大数据表明,最近离婚率大幅上升。原因是两人在家腻歪久了,鸡毛蒜皮小事无限放大,加之社交媒体各种暧昧,导致夫妻感情告急,一解禁先跑民政局。

但也有许多夫妻因为这次疫情彼此更加珍惜了。不但夫妻关系,邻里关系也亲密了。因为大家共度时艰,病毒无情人有情。疫情期间武汉社区互助买菜,大家靠微信群或App上的互助才挺了过来。平常不怎么来往的邻里一时间亲密起来。

疫情下,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也在增进着关系。越是危难时越要抱团取暖,东西方其实都一样。新闻报道称最近巴黎市民举行阳台知识问答,两栋楼分成两队PK;还有浪漫的意大利人,用竹竿挑着酒杯互相干杯。

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大家回归邻里,回归家庭,全社会空前团结。

" 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疫情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性的结构

如果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新冠疫情目前已经持续了近3个月,这种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完全可以比肩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灾难,比如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在一些媒体的文章里,已经早就将这次疫情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更遑论各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娴熟使用的战争策略和战争话语。对于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发表了种种看法。但是,瘟疫与一般的灾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传染性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意义,这一点因为我们过于重视物质事实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新冠疫情所具有的长期潜伏性和强烈传染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人性的结构,这并非危言耸听。

这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危机和威胁,而且据目前的消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法研制出来合格的疫苗,这也就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和人类共生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它从“外部敌人”变成了我们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并且是极其内在化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未来的人性将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会倾向于哪一方面?是更加自私,还是更加互助?是无动于衷,还是因为恐惧而将自我的权利交付给他者?这一他者是谁?也许我们可以基于目前的事实,表达一种小心翼翼的人文社会学的预判。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自利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吗?从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进入一个自利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它的前提是社会与个人并不对立,社会通过资源的分配有机地调节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整体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强化了这种想象,即我们活在一个充沛而积极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没有威胁的社会,是一个人可以掌控一切的“人类中心时代”。新冠疫情打破了这种想象的秩序,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囤积——无论是医疗物资的囤积还是食品的囤积——都显示了“自利”在秩序失范后的野蛮性。借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这种自利当然会被控制并予以引导,但是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恐惧我们会交付出更多的自然权利吗?疫情引起的恐惧是巨大的。首先是现实的死亡恐惧,在一个将活着视为生命第一要素的泛世俗主义时代,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高于一切。与正常死亡不同的是,疫情的传染性让每个具体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可能的死亡——死亡与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了,因为并不确定谁是下一个感染者。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死亡的不在场,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这一观点适用于正常的死亡,却不适用于这种疫情的例外情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恰恰是因为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场,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范围几乎是全覆盖式的,即使不在第一现场,每个人也都可以以一种“在线”的方式见证甚至参与现场,其后果就是,恐惧被加倍放大,并成为一种应急性心理机制。

正如巴迪欧所批评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当然我对社交媒体并没有如此悲观,我依然认为社交媒体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会抵消恐惧的心理学现实。而这一现实导致的后果之一,或许就是理性地接受管理和控制。这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种权利让渡,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理性的指引和恐惧的驱动下,人们最终同意让出他们使用暴力的个人权利,以支持一个君主……从而能够实现集体安宁和防卫的利益。”只不过这里的君主已经不是古典学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数字化”,更进一步,“数字化”所营造的纯技术的幻觉让我们放松了对被控制的警惕,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君主的控制,但是却愿意接受大数据的筛选、定位、引导以及全景式的监视。

我们可以预见,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这种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那么,针对前面的几个疑问,我们也许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难道只有这些看起来有点“负面”的可能吗?我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利、恐惧和数字化本身并没有“负面”或者“正面”的价值预设,对于其“负面”的感受,也许是人文学对于政治学天然的不信任。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看起来更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可能,比如,自利主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自爱主义,而适度的恐惧会让我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既然欲望和贪婪在所有的人类学中都没有办法泯除。数字监控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律法予以限制,在最大可能上保持人的自然权利,并通过数字化将互助型的社会推向一个更完善的层面。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不错,而且显然会让我们好受很多。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这种转化会发生?正如布莱希特那句世纪之问:“是的,一个新世界。但什么时候?”即使睿智如柏拉图,也只能求助于好运气:也许正好碰上了一位贤良的君主呢。而我的方案是,先作最坏的打算,但也不拒绝人类一直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好运气。

尽管如此,疫情已经对我们带来了可以感知的影响,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

  就在这段文字在电脑屏幕上延续的时候,数字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249万,死亡达到17万多人。在经过连续三个月的疫情报道之后,我们邀请13位不同领域的思考者,试图回答“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这一问题。(昨日已发布 有关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大不一样(上))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相信,危机时刻也给我们带来机遇,通过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态度;更先进、更人性的现代技术;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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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涌 ’  (旅美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教于美国萨福克大学)

  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

  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文理之分,是我们60后读高中时的计划经济教育的旧概念。想不到,经历了互联网革命,我们的思考仿佛依然固化在那个时代。

  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这种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谓的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牢骚,感慨和发泄,但是像张文宏等等这样的理科生、医生、科学家,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次疫情,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有些科技“硬核”非常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应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失败。有些“硬核”技术并不高的国家,反而相对成功。为什么?因为对付新冠病毒,医学上没有办法,甚至几乎是无计可施。最终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软核”的社会政治手段,即隔离、封城,包括戴口罩。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

  以美国为例,科技“硬核”方面,也许几年内会在新冠防治方面有结果。比如某种“神药”,现在被炒得火热,大家期望值非常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二十年前,西方有人就已经在那里大谈什么人类将告别流行病了。但你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在“硬核”技术失效的情况下,借助14世纪黑死病时代发明的社会管理技术——隔离。所以,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将来在这些领域大有市场。

  所以,怎么构想一个社会,依然非常关键。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史权威Frank Snowden最近指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归之于战争。Snowden进一步指出,疫情和战争非常类似,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比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这次疫情,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成长?

  当然,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都必须有技术落实。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加速了转化过程。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个人手机上的App随时监察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并获得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这方面的技术,当然会日新月异。

  所以,很多学者指出,快递业、远程服务(包括教育)、自动化……这些都会随着疫情而加速发展。

  这一系列变革,当然会给数据科学、编程、计算机科学、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几年来,我反复劝学生学习编程、数据、统计、计算机等等。但是,五年、十年后将怎么办?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就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虽然这种手段五年左右必须更新),而且要有一种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否则,你就是一个工具,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则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须做到不仅仅是听别人的吩咐(虽然这在事业起步阶段也许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生活的面向。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理工男”,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这里,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学,他们同样会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经济学不说。一般的社会科学,很少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这次疫情关于是否封城、隔离的辩论,不管你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流行病学家,根据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确实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网上,有各种短平快的证书课程,你每年都可以不停地更新。我就有过这样的朋友,从一个搞雕塑的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工程师,读完雕塑的硕士后就没有读过任何学位。这种左道旁门的生涯,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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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仑 ’ (万通集团创始人、御风集团董事长,著有“商业三部曲”:《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

  房地产需求端将发生重要变化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让几亿人成为体验官——在新冠疫情发生的两个月里,体验过去二十年建造的产品。体验官们对房地产产品提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未来性的建议,也让大家意识到了疫情之后,住宅产品在需求端可能存在的重要变化。

  举个例子说,大家在家里闷了两个月,在房间里东转西转,不断看出房子的优劣好坏。第一,厕所太少。过去四五个人住在一个100平方米的三居里,一个洗手间就够了。现在天天闷在家里大家才发现,一个洗手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在未来,很可能即使是三居,做两个洗手间也会成为一种更普遍的需求。第二,阳台太小。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就要透气,就需要阳台。那么今后阳台是不是要做大一点?第三,办公空间小。过去很多人没有专门的书房,现在发现,学生在家里线上学习的机会多了,可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书房,孩子和大人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学习或办公。

  当然,还有通风、健康空间的标准等等,在这些方面,体验官们也提了很多要求。大家这两个多月对产品的体验所提出的新要求,让我们知道了住宅这个产品,未来想要做得更好的话,应该怎样变化,往哪里改进。

  这两个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暂停”,同时市场也在此时孕育新的机会。比如,在住宅以外,智能物流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产品类型。以往对线上的依赖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这几个月以来,我们都在线上生存,需要外卖、电商购物等等,也离不开快递。这对房地产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购物中心面积在减少,但是物流仓储的面积在增加,智能仓库的面积在增加。

  线上生存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数据中心要增加。所以,新基建里,数据中心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或者产业得到强化。数据中心未来将会是房地产中的一个新产品类型。

  还有一点是,医疗健康需要的特殊物业在未来一定会快速增长。在这方面,不仅是政府投资,也有民间投资,对于健康类的基础设施,比如医院、康复中心、学校、医疗mall、诊所等等,会给房地产领域带来大量的机会。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医疗健康类不动产的市值有1万亿美元。过去从业者不大理解,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房地产类型。

  此外,办公的房地产也会发生变化。灵活办公会越来越多,集中式办公会减少。所以,大型写字楼的租金可能会下降。

  总之,我们在研究行业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月的“暂停”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自己,也更好地看到了行业未来的变化趋势。在生产和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以后,我们的企业在产品、商业模式以及未来发展的节奏上,都会再次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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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永新 ’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学术委员会顾问,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 (十六卷)等)

  全新的学习中心,会像淘宝一样出现

  新冠疫情初期,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在线教育成为两亿学生的共同选择。当时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朱老师,你说的未来学校真的要来了!” 

  但是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对线上课堂的尝试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对于教育信息化和网络教学来说,疫情也许是一次契机,是一次推进教育变革的机遇。教育的变革犹如开窗,推开一扇窗户,就是一个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敢不敢推开,有没有人推开。这次疫情已经为教育改革推开了半扇窗户,使我们看到了未来教育的亮光。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让网络教育提前全面实现,网络空间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等现实世界的延展,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2018年,全国仅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就达到了1.5亿人。不过,这么庞大的学生数量转到线上,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

  第一,前期对在线教育和网络教育的顶层设计不够,思想准备不足。第二,由于教师的互联网素养不足,无论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还是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第三,教育资源不均衡,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不同,互联网应用在教育领域或许会加大地区间的教育差距,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峻。

  其实,上述问题,都不是在线教育本身的问题,从技术支持、质量保证、管理监督来看,我们只要加快国家5G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教育资源平台建设,鼓励社会教育机构参与课程开发,上述问题也都有解决的可能。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没有与教育深度融合,教育观念没有变革。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需要颠覆传统的教育结构与模式,对学校形态进行新的设计。我认为,未来学校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打破现在的学校格局,承认线上学习的合法性。目前,教师、教材、教室的“三教”中心格局相当稳定,这个教育铁三角格局不变,教育界的“淘宝”公司就无法登场。

  未来学校中,校内外资源应该互通。教育资源只要是高品质的,不一定要分校内校外,两者应该打通,合二为一。要打通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甚至没有必要再把教育机构分成培训机构、学校、网络机构,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变成学习中心。

  其次,建立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教育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有问题。现在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太深太难,知识结构太庞大,大部分学生陪着少部分学生学习。这种模式需要打破,国家只需要设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保证学生的基本读写能力。

  定了标准以后,提供什么教学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举全国之力,把国内外各类教育机构、个人开发的最优质资源整合在国家的教育平台。这样既可以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资源大量浪费。

  最后,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评价和考试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现在的评价技术太落后。贴标签、选拔、淘汰的考试评价机制要有变化。

  在学习的早期过程中,可以用大数据等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作为评价的依据。在记录过程中,大数据要帮助学生发现知识点缺陷,及时帮他改进。

  同时,未来的考试评价会更加重视实际能力,淡化文凭学历。未来的大学也可能出现新的模式,不限制上大学的地点,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上大学,只要你能够通过严谨、权威的国际认证的评估,来证明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和精通,就可以进入社会,找到工作。

  互联网改变教育,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像改变商业和金融一样改变教育,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学习必然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时代,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发生非常惊人的变革。一种全新的学习中心,将会像今天的淘宝一样出现,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将会孕育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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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段涛  ’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春田医院管理公司创始人)

  当医护人员的光环褪去,医患矛盾仍会卷土重来 

  2019年年底,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不幸被患者家属报复杀害。就在这起案件对社会造成的震惊与伤痛还未平复之时,2020年元月初,北京朝阳医院再次出现暴力伤医事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

  随后,医患矛盾引起的热议很快被突然袭来的新冠病毒“冷却”。武汉封城后,当地医疗资源挤兑严重,新冠患者与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亟待救治,医护人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依旧守在一线,很多医生、护士被感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全国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武汉。抗疫过程中,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有人说,在抗击新冠这场大战中,医护人员形象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此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然而很遗憾,我个人对此没这么乐观。我认为,医患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得到缓和;相反,因疫情而被拔高的形象让大众对医护人员有了过高的期望,当疫情结束、一切回到常态之后,医护人员头上的光环会渐渐褪去,曾经的期望值越高,其后的落差就越大。

  平时就有很多病人不满意,认为医生本就应该为患者奉献时间、精力,何况你们已经被神话为天使。人们往往在事不关己时可以为“英雄”和“天使”加油,而牵扯到自己的利益时又是另一种想法:“你们形象那么高大,能在武汉救人,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咨询?”一旦这样的预期无法得到满足,医患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月,江苏就发生了两起医患纠纷。连云港市一家县级医院发热门诊,有患者拒不配合检查,将口罩取下,故意向医护人员咳嗽。另一起发生在盐城,患者酒后推搡、辱骂医护人员,还抓伤了一名前来劝阻的医生。4月初,疫情刚刚好转,广州又曝出一名男子因心情不好殴打女护士的新闻。

  2003年SARS之后,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崇敬之心也一度达到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也曾如此,但这种认知持续了多久呢?疾病与灾难过去没几个月,日常医患冲突又重新开始。历史不断地重复,这次新冠疫情又怎会给医患关系带来本质的改变?

  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依法处理医闹,可以在短期内遏制住医患冲突的苗头;而另一方面,解决医患矛盾背后的根本问题才是更值得期待的。

  医患矛盾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国内民众长久以来对医疗的期待是“又好、又快、又便宜”。首先,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提高至6.6%,但仍低于世行统计的2014年全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占GDP比重的9.9%,短期内这一投入还无法快速增加。中国用有限的投入做到现在的医疗服务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买账,觉得“看病难、看病贵”。

  在经济管理学中,“又好、又快、又便宜”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该如何实现?当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时,总要有人出面承担后果,这个承担者就变成了和患者直接打交道的医生和护士。这时如果再出现误诊、患者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等情况,医护人员就更在劫难逃了。

  就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医院暂停了正常接诊业务,按照“基本工资+奖金”的收入模式进行分配,这些医院从院长到医生、到基层护理人员,每月收入不超过万元。医生的基本工资为几千元,疫情期间基本业务暂停,多数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奖金也很低,医生只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奖金,甚至没有奖金。平时医生收入的确不低,但那是他们拼命干活、拼命加班赚来的。

  医务人员法定的公开合理收入过低,就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出现所谓“行业不正之风”。医生收红包是要被法律问责的,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头上的剑。另一方面,“拿了很多红包和回扣”又成为不给医生涨工资的理由,造成医务工作者“低收入、高风险”的现状。

  医患矛盾的实质是人民对医疗健康系统的不满,正是目前的机制导致医院、医生、患者、政府四个参与方的基本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医改还要继续进行,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制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规划,然后分步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

  我们无法指望一次疫情就能彻底改变医患矛盾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毕竟医生应该有合理合法、阳光体面的收入,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既被需要、又被鄙视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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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廖新波  ’  (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医院等级将逐渐淡化 

  回顾武汉“战疫”的历程可以发现,社区医疗水平的提升及系统的完备,才是应对疫情最经济和有效的措施。

  武汉作为中国新冠疫情的“震中”,最初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医疗机构就医秩序混乱的局面。应对疫情,应发挥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分诊的作用,根据病人的病情,再分别转诊到不同等级与水平的医院。但从当时武汉的应对情况来看,这一初衷似乎没有得到实现。 

  导致武汉出现患者“堰塞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是否赋予了基层医疗机构诸如核酸检测的“基本医疗”权力?重新考量武汉抗疫的过程可以发现,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不仅应体现在疾病预防的公共卫生方面,更应在一些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它们不应只分诊,还应该有处理一些疾病的能力,如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慢性病的延续治疗。像核酸检测这样的基本诊断完全可以下放到基层,而不一定只是三级医院才能做。

  2003年SARS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果,很多前沿性的技术与国际差距大大缩小,医疗机构规模也迅猛扩展。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有不少地方甚至有倒退的嫌疑。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三甲医院虹吸效应,把医护人才和病员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大医院,而医联体的推动并没有明显见效。

  掣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上下联动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等级的医院医生价值的公平性难以体现。我国现有机制,是按照医院等级来支付医生的薪酬的,一些医疗技术的准入也有医院等级的要求。这些因素也造成了很多医院盲目向三级医院发展的风潮。但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地区内的所有医生,不管其所在的医疗机构大小,医保给其的付费标准都应该是一致的。影响医生薪酬的因素应与医院的大小无关,而只与治疗的病种及病人多少相关,这才是对医生价值的尊重。

  在世界知名的美国梅奥医疗集团,医生是等值的。即无论在医院总部,还是在诊所,梅奥给医生的报酬基本是一样的,这样才不会亵渎医学技能与知识。

  实现分级诊疗的另一个杠杆是病人治疗费用的报销率。近些年,支付部门也进行了相应改革,报销呈现差异化,提高民众在当地看病的报销比例,降低外出看病的报销费用,避免民众涌向大医院。但最根本的,还是应使医生的价值得以实现,真正实现医生的多点执业比所谓的“帮扶”更有效。同时,政府要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

  现在广州迎来了新冠疫情防控的第二阶段,输入性病例增多。在广州的“大三甲”医院一些科室不能正常接诊的情况下,对广州以外的地级、县级医院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如果它们能够胜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包括提供肾透析,甚至像心脑疾病诊治这类复杂的医疗服务也可以顺势开展,建立民众对当地医疗的信任,就成为纠正民众一有病就往大医院跑的大好时机。

  除了线下看病,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也问过一些互联网医院和网络医疗机构,互联网诊疗的服务量大幅提升。因此,借此时机,我们也应该思考尽快赋予互联网诊疗与线下看病同等的价值,以加快实现国家的互联网医疗战略。就此次新冠疫情来说,互联网问诊也让民众避免了盲目聚集到大医院而造成的交叉感染,这也是一种分级诊疗。

  未来的分级诊疗市场将发生改变。依据我的判断,在一级医疗机构看常见病、多发病,三级医疗机构负责疑难杂症的格局下,二级医疗机构将逐渐不复存在,医院等级将逐渐淡化。

  现在国家鼓励有水平、有能力的二级医院创“三甲”。当“三甲”多于二级医院时,二级医院就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或惨淡经营,或转向专科,或干脆下沉为一级医疗机构。所以,将来医疗体系自上而下将分别是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与基层诊所这样一种组织架构。

  今后民众的就诊习惯也会随着看病就诊模式的发展、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当签约家庭医生制度落到实处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以网上求助医生,也能在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完成咽拭子的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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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晋峰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食野”时代终将结束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继而引发对野味泛滥议题的大讨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社会各阶层声讨野味市场阵仗最大的一次。

  野生动物携带大量未知病毒,人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导致对人身直接或间接的生命安全威胁,这已经无数次在现实中得到证实。就在疫情暴发之前,还发生过鼠疫事件,可以说类似情况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大多数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而这次疫情特殊之处,在于它离我们最近、暴发规模最大,给人类带来的教训也最深刻。

  在媒体和公众批判食用野味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力度空前的反应。1月份国家林草局下发公告,宣布在疫情期间禁止一切形式野生动物交易。人大常委会也表决通过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被称为史上最严“禁野令”。从驯养繁殖到消费环节,野味市场受到极大冲击。

  我们也发现,疫情期间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执法和司法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比如我们发文举报的福建长汀千米鸟网事件,当天,地方部门就连夜出动了;前不久,一个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领头的判了8年。种种案例,都是打击力度变得更严的见证。

  轰轰烈烈的批判过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修法已经进入人大今年的议程,不过可以预见,我们还会向以往那样遭遇部门利益、产业利益带来的重重阻碍。

  事实上,我们也遭遇了养殖户、野生动物利用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疯狂反扑。最早是中动协旗下的蛙类养殖委发文,声称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的伟大创举,吃野味已经成为人类的刚需 。有倡导修法的学者被电话轰炸并被联名起诉,有关注动物保护议题的记者被举报,有野保志愿者被人在微博留言威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因为利益群体的反扑、复杂的国际形势等,保护一方的声音似乎变微弱了,但我认为,大家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反倒变得更加坚定。

  疫情过后,我们会迎来崭新的开始。许多变化已经可以预期,比如《野保法》的修订。它会受到一点冲击,但一定会得到推行,让野生动物得到更好的法治保障。

  《野保法》有可能脱离动物利用思维,而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野生动物禁食名目会得到更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早就被人举报过,但是管理部门没跟进,这是现有法治框架下的漏洞。对有关部门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法律上的薄弱环节,想必也会得到改进。再如,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架构上,把一部分职能转到农业部门去;在中央环保督察中,把野生动物纳入督查范围,这些方面都有了一些积极改变。

  最根本的变化,则是公众认知的改变。虽然老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但这次疫情给更多人留下的记忆将是深远持久的。从公众、媒体、社会组织到政府部门,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吃野味是一种陋习。

  利益群体反抗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疫情过后,野生动物非法买卖会死灰复燃,更多的地下交易会产生,并构成我们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

  但是我坚信,当疫情过去,“食野”时代也将宣告结束。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2020/4/26

旧文章ID:21479

美国早期疫情“冰山一角”被掀开,日本媒体当初神预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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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22日通过尸检发现了最早死于2月6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改写了美国新冠疫情传播的时间线。这件事有可能推动更加颠覆性的认识重建,成为一个爆炸点。
  加州州长纽森于23日宣布对去年12月以来可能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例开展调查,搞清该州病毒传播的早期情况。这等于是“开棺验尸”,纽森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圣克拉拉县一名卫生官员表示,该县发现的2月6日那名新冠肺炎死亡者和另两例2月和3月初死亡者的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加州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不排除纽森这样做有要证明特朗普政府抗疫失职的意思。现在大选逐渐临近,特朗普极力要证明美国虽然迄今已经死了5万多人,但他的政府做得“很棒”,所有美国的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而民主党则要证明相反的事情,这使得真相有了被部分揭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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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3日晚,加州州长开文·纽森下令
验尸官和医学检验员,对该州去年12月以来的死者做尸检。

  这场疫情肯定要永载史册,历史需要真实的记录,而不是被政治扭曲了的印象。另外更重要的是,抗疫还远未结束,通过了解这场疫情之前扩散的轨迹,我们更容易预判它将如何在人间流动的未来变化。
  逝于2月6日的那名圣克拉拉县女性很可能仍不是美国在这场疫情中的最早死亡者,发现越早的死亡者和感染者带来的认识冲击将越大,这是因为:
  第一,之前人们大多认为,疫情是从中国先传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而在欧洲大规模暴发,然后才大规模传到美国。但是圣克拉拉县2月6日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而欧洲的第一名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发生在2月14日的法国。该圣克拉拉县女性的感染时间也被推测为1月初至1月中旬,早于欧洲1月24日报告的首个确诊病例,而且提前了很长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整个2月份,究竟是疫情在美国传播得更厉害,还是在欧洲传播得更厉害?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美国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当时就比欧洲的情况更加严重,或者说两边的情况差不多。
  第二,美国的警报为什么没有像欧洲拉得那么响?同样作为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因为有大量新冠肺炎病例在美国被当成了流感。之前很早的时候,日本媒体就提出了这种质疑,但是遭到了美国CDC的否认。圣克拉拉县的新发现重新激活了这一推论。新冠肺炎早期的死亡率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太高,如果它没有成为社会的集体关注焦点,那些病例很容易混进流感和其他并发症里面去。现在看来美国早期就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混淆,美国现在这样说的专家和媒体越来越多。直到2月底之前,美国的检测非常落后,而且CDC定了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极高标准,即所有确诊者都需有中国旅行史,这等于是拒绝监测社区传播。美国东北大学最新推测,疫情在美国早就有了非常严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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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电视台2月报道截图:右上角的字是“凶猛的流感,实际是新冠?美国死者超1万人…冲击性的事实”,
下边的字是“对于那些被判定不是流感的,有质疑(它们是)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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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电视台新闻截图

  第三,新发现帮人们进一步确认,美国从行政当局到医疗管理部门都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和工作不力,而且这一段无所作为的时间拖得非常长。1月20日中国公开宣布“人传人”,那是中国全国共同重视新冠疫情的转折点。新的时间线显示,在那之前病毒早已开始在美国传播,美国却无任何发现。1月21日虽然美国确诊了第一个病例,2月2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停止中国人入境,但是直到后来的很长时间里,美国都在防中国输入病例,而没有防社区传播。从特朗普总统开始,政治人物们公开淡化病毒在美国社区传播的风险,美国两党直到3月3日“超级星期二”前后还在举行大型造势集会,为病毒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科学家和世卫组织的警告为何形成不了实际触动,这是一种偶然还是无可避免的?这与武汉早期的重视不足是否存在共性?这非常值得在全人类的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美国作为代表性西式民主国家,显然出现了对新冠疫情早期情况认识的巨大漏洞,行动策略也出现了惊人偏差。然而把最初的事情客观还原出来大概并不容易,主要是特朗普政府很不愿意做这样的回顾,他们担心这不仅会让人们重温他们领导美国抗疫的严重失败,还会提供这种失败的更多证据。整个共和党都在护着特朗普,他们的铁杆选民也愿意接受特朗普政府用谎言自保。所以愿意揭特朗普政府过失的只有民主党和支持他们的舆论力量,双方的激烈交锋会导致事实在一些时候面临剧烈的挤压。
  鉴于事情非常重大,老胡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呼吁世卫组织介入对美国早期新冠疫情传播的调查。世卫的参与能够保障这一调查不被美国正在临近的选举扭曲,确保调查结论是科学的,而不是专门用来迎合政治的。人们需要看到能够对历史负责的真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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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4/25   发布时间:2020/4/25

旧文章ID:21485

特朗普建议考虑向人体注射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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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cnBeta

  北京时间24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建议,考虑向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注射消毒剂,作为阻止病毒的一种方法的可能性。特朗普是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科技事务副部长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发言后说这番话的。
  布莱恩说,他的团队的研究显示,这种病毒在温暖和潮湿的环境中存活时间会缩短,并称“病毒在阳光下很快就会死亡”。
  特朗普随后说:“我看到消毒剂在一分钟内就消灭病毒,仅用一分钟。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通过向体内注射或者几乎是清洗来做到这一点。”“当你看到它进入肺部时,它对肺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研究一下会很有趣。”
  特朗普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曾一再吹嘘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例如,他吹捧羟氯喹,称其为对抗新冠病毒的潜在“游戏改变者”,但美国卫生官员强烈警告不要这样做。
  布莱恩后来对记者表示,联邦实验室没有考虑这样的治疗方案。
  他补充说,如果人们不继续保持社会距离,光靠高温和湿度并不能杀死病毒。他说,这不是他的实验室正在做的那种工作,而特朗普这时插话称“这也许有用,也许没用。”

  点击观看特朗普总统的发言:特朗普建议考虑向人体注射消毒剂

来源时间:2020/4/25   发布时间:20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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