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天凯  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

4月21日，崔天凯大使参加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研讨会，同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谧空等就中美关系等展开讨论，研讨会由论坛编辑部主任布朗主持。崔大使主要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关系等谈及如下：

主持人问及，在中美短暂的言语交锋“停火”后，美方又开始指责中方有意扩散新冠肺炎病毒等，这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如何看待陆克文提出的中美应寻求对彼此敌意的“技术暂停”？崔大使表示，对中美关系应有更高的期待，不能止步于寻求对紧张关系的“技术暂停”，我们要对这组重要双边关系的根基所在进行严肃的再思考。过去几年，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及“修昔底德陷阱”等有很多讨论。但无论是记者还是战略家，鲜有人预见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一种看不见的病毒对所有人带来巨大影响。所以我们确实要认真思考什么才是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人类社会的真正力量源泉和共同脆弱之处分别在哪里？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基于上述认知我们该如何定义中美双边关系？有哲学家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但我希望这场疫情能让我们受到教益，充分吸取教训，在务实和前瞻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

崔大使批驳了有关中方早期处理疫情不够公开透明的说法。他说，公开透明是好事，我们都需要公开透明。具体到这次疫情，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次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几个月前人们对其闻所未闻、一无所知。应对疫情是一个发现和认知病毒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也远未结束，科学家对很多方面迄未能做出定论。中方已尽力做到透明，在发现和认知病毒的同时及时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1月3日，中方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出现不明原因造成的发烧病例。1月4日，中美疾控中心首次就此通话。几天后，中方与世界各国和世卫组织分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直到今天，我们每天举行（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公布最新病例数据及科研和诊断治疗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崔大使表示，最令我担忧的是政治氛围中的混浊和不透明，特别是在美国。公开透明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科学结论，遗憾的是，这里几乎没有人关心科学家的观点。一些政客只热衷于推进污名化和无端指责，一些媒体人则热衷于臆测和散布谣言。这些人想要做什么？为什么在我们急于拯救生命的时候，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科学的时候，谣言却甚嚣尘上？我认为，恰恰是对这些人的政治图谋，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开透明。

在回应如何看待美方指称中方没有分享病毒信息的目的是想在疫苗开发上抢得先机、中方视疫苗开发为零和竞争的问题时，崔大使说，中方同世卫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医疗主管部门充分分享信息。过去两个多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两次通话，中国卫健委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多次沟通，两国疾控中心及专家、医务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等保持着密切接触，这些全是公开透明的。一些美国公司也正同中方合作开发药物、探讨防护手段及诊断方法等，其中一些公司同我有过沟通。你也可以向这些美国公司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崔大使强调，当务之急是中美要联手抗疫。事实上，中国驻美使馆、我本人及北京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同美方政、商界和有关州长联系，为医疗物资运美等提供便利。例如，（截至 4月17日）中方已向美方提供了超过14亿个口罩，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都为美国人拿出了一个口罩，使得每个美国人差不多能拥有5个来自中国的口罩。当然我们还会做得更多。

崔大使还提到当前舆论中的一个奇怪现象，他说，当中方最初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时，有人说中方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当中方在几周前为确保出口医疗物资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出台了一些举措，有人又开始指称中方阻碍物资出口。这种“逢中必反”的思维（ABC Mindset， Anything but China）让我深感忧虑。

在被问及美政府换届是否会改变中美关系发展轨迹时，崔大使表示，中方从不插手美国国内政治。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都搞不清美国国内政治逻辑何在。不过有必要指出，我出使美国7年来的一个观察是，美国人民最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计、工作、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我不认为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心议题。

在被问及中美是否应恢复对话时，崔大使表示，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对话，对沟通机制持支持和开放态度。但每当美政府换届，甚至只是国务卿易人时，就会要求改建一个新的机制，对此中方总是尽量做出调整、予以满足。几乎所有变化都是美方引起的。所幸的是，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工作关系，他们的会见、通话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双方经贸团队过去几年努力工作，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各层级、包括政治在内更广泛领域的对话。

在被问及中美是否有过互信时，崔大使表示，中美互信有起有伏。即便在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之间也不存在完全、彻底的信任，他们之间的信任也许还在下滑。但全力构建和提升互信应始终是中美共同努力的目标。为此，美方乃至欧洲国家都要认真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首先，中国有实现自身发展和现代化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可剥夺。其次，中国将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基于中国自身国情，根植于中国文化，并致力于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第三，中国发展不是为了在国际上挑战或取代美国，这从来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我们对自身在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与美国存在的差距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发展从不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所谓中国占了美国便宜的说法纯属妄言。纵观过去40多年历史，中美各自都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和不断发展中受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再清楚不过。如果能对这些根本性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并达成共识，我们会更容易或者更有希望建立互信。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中美相互“妖魔化”时，崔大使表示，我认为必须将那些思想狭隘、受自身政治目的驱动的人同两国人民区别开来。进行污蔑和指责游戏的人只是少数政客，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时间以来两国民间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尤其是这次疫情中，当中国遭受到疫情冲击时，我们得到很多美国人民、企业、机构的理解和支持，一些美国专业人士还亲往中国去和我们共同应对疫情，我们对此非常感激。现在美国也遭受到疫情冲击，中国各省市和企业也捐赠、提供了大量物资。两国人民仍在互相帮助，展示出对彼此根深蒂固的友好情感。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疑，并希望人民的愿望最终将胜出。

来源时间：2020/4/24   发布时间：20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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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投资界

这是全球风投圈罕见的一幕——4月23日，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与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在抖音、今日头条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一场巅峰对话。

同为耶鲁校友，两位顶级投资家针对全球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当前环境下如何调整企业管理和投资策略，以及时下年轻人关心的人生理想、职业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场金句频出，令人深思。

两人同框，实属难得。我们第一时间对一些精彩观点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沈南鹏：

要说过去10到15年，我们在中国有何成功秘诀，那就是我们持续“做强中国”。现在正是在许多行业内加倍投资中国的时候。

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在内的数字技术正在改造着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方方面面，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些转型的过程会进一步加快。

许多领先企业能够走出困境，是因为它们在各自行业内不断做大做强。即使在面对“至暗时刻”，他们也能主动出击，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年轻人应该对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怀有赤子之心，并且选择进入一个令人振奋的行业——这个行业不仅在短期，更在中长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在一个成长型行业里顺风而为，肯定要比顶风前行好得多。

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来说，我建议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把重点放在公司的生存上。理顺公司的现金流是确保公司得以存续的唯一方式。

企业应该专注于产品，因为危机总会过去。真正差异化的产品，可以让你在风雨过后以更强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中。

苏世民：

在走出此次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之后，中国很可能会是全球范围最强的增长型国家。

看到大势所趋，就要大胆行动。如果你先于大趋势而动，你取得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会被吓得什么都不敢做。

你无法控制每个人做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教给他们良好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要招人，必须招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必须招诚实正直的人。我们坚信要有高水平的合作。我信奉零缺陷的文化，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判断上出错，但在工作中绝不能出错。工作必须永远是准确无误的。离开你办公桌、交到别人手里的工作成果必须是完美无缺的。

黑石有50万员工，但我一直都把它看成一个小微企业。

黑石的文化是不要有旁观者。如果你在场，你必须发言。你必须说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想法。

在黑石，即使你只有23岁，你掌握的信息也不亚于公司的高层员工。我们努力把每个人都当成公司中最重要的人来对待。这是一种很美式的风格，很扁平，而非垂直的。

当你把非常有才华的人当作极其重要的人来对待，他们会全身心地为公司的利益付出，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你保持了统一。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而更擅长的事物。如果坚守自己具备天赋的领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更成功。

以下为翻译后的对话内容，原汁原味呈现：

疫情之后，

中国和世界经济将往何处去？

沈南鹏：晚上好。我想我们应该首先谈谈整体的经济形势，苏先生，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才能帮助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帮助人们在这场新冠大流行后重振信心？

苏世民：我们目前看到的经济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国此前都提出了关停经济活动的要求，以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而现在是时候，就像中国已控制了疫情一样，重启经济活动了。我认为有几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首先，人们有时会恐惧复工，怕会从他人身上感染病毒。因此，现在尤其在西方国家——中国可能已经经历了这一阶段——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病毒检测。如果知道左右身边的人都没有问题，那么你也就可以知道你不会感染病毒。因此，我认为各国会加倍努力，确保测试量得以显著增加。如果可以做到，人们就可以更快地复工。复苏就不会非常缓慢，而是会快很多。人们也会更有信心，他们也将能够回归原本正常的生活。因此，我觉得检测工作非常重要。

其次，西方国家的复苏将晚于中国，至少在西方国家要在治疗新冠病的药物上有所突破，或是最后开发出疫苗，可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因此，对于全球而言，如果是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人们完全不必恐惧。他们应该返回工作岗位。复苏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因为经济的各个部门不可能完全同步复工并取得同样的成效。我们如果能够加快这一过程，世界的情况就会更好。

中国已经处于不同的阶段。中国开展了强有力的抗疫工作。但是，美国时间今早，中国通报称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下降6.7（实际是6.8%）个百分点。就任何人的记录来看，这是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下滑。因此，人们应该把它看作是底部，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好机会。

沈南鹏：有一些国家正计划将其生产和供应链搬回国内。你对此有何见解？这是否预示着世界正走向逆全球化？你如何看待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

苏世民：我认为这并非就是关于全球化的表态。我认为发生的情况是，很多公司从中国获得产品供应的能力经历了严重的错位，因为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之都。我认识一个时装业的老总，他说“我的货源100%来自中国。我现在什么货都拿不到——我的公司要倒闭了，因为我根本拿不到货”。

因此，一旦遭遇过这种情况，并且这与政府指令无关，普通的生意人就会说，我不能再让自己的风险敞口全部集中在一处——不管是哪个国家——我必须让自己的供应链更加多元化。我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人学到这样的教训，未必是要针对中国。

也许是其他关闭边境的国家。关闭边境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头一次发生。除了世界大战之外，不能从他国获得供应还是头一次。因此，它带来的效果是，它唤醒了几乎每一个生意人。至少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供应链现状。目前，我认为可能会发生的是，与其说是撤走现有的业务，不如说是增量业务可能将回归离本国更近的更多地方。因为，各行各业的生意人都在说，我只是不想所有业务都集中在一个国家。

沈南鹏：你认为，无论是行业还是国家，显然都应该努力优化其供应链，避免过度集中？这是对国家和行业最有利的。

苏世民：是的，我认为如此。但即便如此，那些极具竞争力的国家，比如中国，还将处于优势地位。唯一的疑问是，未来它们会在供应链上占据多大的份额？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把生产转移到了中国，满足中国国内的消费。在走出此次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之后，中国很可能会是全球范围最强的增长型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具备天然的发展优势，这些优势还在继续内化。

沈南鹏：我同意。显然中国拥有很多巨大的优势，比如在产业布局方面。

苏世民：在理解中国市场上，你是世界顶尖的投资家。关于在华投资机会方面，目前有哪些行业或地区是你认为比较有意思的？我也可以借鉴一下。

沈南鹏：谢谢。黑石在中国非常活跃。过去15年来，我们一直在投资中国，也经历过几次经济周期的起伏。许多领先企业能够走出困境，是因为它们在各自行业内不断做大做强。即使在面对“至暗时刻”的时候，他们也能主动出击，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我认为对投资者而言也是如此。当前的环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各个行业内去支持那些长跑冠军。要说过去10到15年，我们在中国有何成功秘诀，那就是我们持续“做强中国”。现在正是在许多行业内加倍投资中国的好时候。而且我认为中国显然具备许多具有吸引力的投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科技和创新。你也知道，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在内的数字技术正在改造着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方方面面，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些转型的过程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还将进一步升级。医疗卫生行业有望获得更快增长，因为来自民营和公共部门的投资还将加大。这将涵盖疫苗、创新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在更广阔的生命健康领域，我们还将看到不少新的创新和增长。

不确定性上升，

企业家和创业者该如何行动？

沈南鹏：现在让我们回过来谈谈你的书。你谈到了许多和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理念相关的内容。那么，哪些核心价值观是成功创业者必备的？创业者应该如何应对当前明显看来愈发不确定的环境？

苏世民：我想，在与创业者共事以及自己创业的过程中，你一定也能体会是有一些核心价值观的。首先是你必须要能承受得起大量的挫折与苦难。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稳定的情绪和巨大的能量，因为你会不断地遇到挫折。

其次，你需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调试自我。人都会犯错，但大多数犯错的人可能会假装这些错从未发生过。他们不去分析犯的错。他们不会剖析错误，找出症结，避免再犯同样的错。我认为这是企业家应当具备的另一项核心价值观。

再次是要有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只是模仿他人在做的事，可以，但这对拥有伟大的梦想而言是不够的。因此，我认为创业者需要放眼世界，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出尚不存在，但一旦受你点破别人就会趋之若鹜的事物。

另一项核心价值观，或者核心竞争力，就是创业者一般都得有说服力。他们必须能够说服客户，说服供应商，说服他人加入自己的团队。所以，一个创业者单枪匹马是很难成功的。他们必须要能让所有这些相关方形成一个体系。他们必须明白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所以，就是以上我讲到的价值观。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最好还要有对财务和数字的基本理解，才能确保创业时不至于资金耗尽。

最后还要有敬畏心。畏惧非常让人受用，因为它既能让你加倍努力，也能帮助你规避一些可能犯的错。如果你畏惧失败，你可能会带着这种敬畏心去做一些你平时可能考虑不到的降低风险的决策，而不采取这些风控，你可能会失败。所以，这些都是优秀的创业者必备的素质。

沈南鹏：你对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与以往相比，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可以给到这些创业者吗？

苏世民：你也知道我经历过很多次经济的下行，在我生涯中可能有个五六次。它们在当时看来都很吓人。这次看起来也很极端。你会觉得，好吧，人不应该躲在家里。人是社交动物。他们会想从家中走出来，他们会想回去工作。既然我们知道人们的倾向，并且我们知道疫情的周期可能最多是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和用药会不断改善。所以，我们知道人们会复工。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一旦复工开始，全世界的经济会走向恢复。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对此有情绪化的反应，而是要客观审视，问首先恢复的会是什么？最后恢复的会是什么？哪些是会调整不会再恢复的？

会有更多人在网上见面，就像你我的对话一样。所以，这也许会冲击旅游这样的行业，但它对技术行业有利。对于创业者而言，对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你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了解需求何在，如何筹措资本去投一些未来可能成功的领域。当你想清楚会成功的事业，你就果断出手，做出100％到120％的充分的投资承诺。这样你便会成功，而其他人可能熬不过寒冬。

这就是看到大势所趋，就会大胆行动的天性。如果你先于大趋势而动，你大概率是会成功的。大多数人都会被吓得什么都不敢做。

为什么“文化比管理更重要”？

沈南鹏：你在书中提到，企业文化比管理更重要。你能详细阐述一下这一理念吗？黑石如何塑造有别于其他公司的差异化文化？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树立这一非常独特的文化？

苏世民：你知道，不管多优秀，没有人可以通晓百般技能。你无法控制每个人做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教给他们良好的价值观。教会他们你的信仰，让他们保留你信仰的内核，而给予他们做事的自主性。我们在黑石有各种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果我们要招人，必须招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必须招诚实正直的人。我们坚信要有高水平的合作。我信奉零缺陷的文化，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判断上出错，但在工作中绝不能出错。工作必须是永远准确无误的。离开你办公桌，交到别人手里的工作成果必须是完美无缺的。

我相信，而且我们告诫大家，集体决策可胜于个人决策。并且决策应当建立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任何决策过程，都应列出所有的风险因子，然后召集6到8个非常聪明的人组成团队，让他们以开放的方式分析这些信息。

我们黑石的文化是不要有旁观者。如果你在场，你必须发言。你必须说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想法。

我不相信在企业中有所谓的做“付费观众”的人。你参加会议是来做贡献的，而不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发挥才智。我们在黑石会有非常激烈的辩论——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一次决策都会有——但从不针对个人。因为在大多数的机构中，如果你提出与另一个人不同的意见，在别人看来实际上你就在攻击另一个人。这样的效果不好。所以，人们都不愿讲真话。

但在黑石，我们营造的环境是你必须要讲真话，讲你真实的想法，不针对个人。一旦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会议都是这样的作法，你就可以体会到集思广益的好处，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帮助社会，让员工们有机会帮助企业外部他们个人关心的组织。而且我们对待公司的每一个人如同对待家人一样。

我把黑石作为小微企业来看待。现在，我们有超过50万的员工。母公司大概有3000人，然后其他分散在我们持有的企业和资产中。但我尽力确保黑石的高管团队每周一抽时间与每个业务条线的每一个人召开视频会。因为如果你要传递你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思考，你不可能发一封邮件了事。你必须要亲自出场。视频会已经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因此，和比如说私募股权投资组的全体员工开会，之后是不动产业务组，然后是信贷组、战术机会组。我们四个人花一整天的时间，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与大约 250到300个专才和各个业务条线的员工开会。我们会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梳理一遍，让每个人掌握全面的信息。即使你只有23岁，你掌握的信息也不亚于公司的高层员工。我们努力把每个人都当成公司中最重要的人来对待。这是一种很美式的风格，很扁平，而非垂直的。

当你把非常有才华的人当作极其重要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们会近全身心地为公司的利益付出，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你保持了统一。所以，这种打造组织的风格是非常强大的，每一个员工，在他们独立应对的情况下，都会体现出你的价值观。你不需要告诉他们该说什么。他们知道该说什么。

沈南鹏：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且对于黑石这样的大机构而言，让所有员工觉得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做起来显然并非易事。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企业文化。你几次提到过人才，说要招募一流的团队成员。你在书中讲到，“可以用9分的人才来打造成功的企业，但在开拓新业务上，需要用10分人才，他们都是自我驱动”。那么，你怎么知道某个人是“10分”人才呢？你是如何评估的？

苏世民：南鹏，你就是一位“10分”人才。那我怎么知道你就是10分呢？我衡量的一个标准是，对于40岁以上的人而言，个人声誉就代表着他们的能力。如果认识你的人都说你很了不起，那我很可能也会觉得你了不起。我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也是这样，你就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沈南鹏：谢谢。

苏世民：人在年轻的时候比较难评判，因为还没有完全定型，我一生中面试过许多的人。我在商界打拼已有50多年的时间。面试是我最喜欢的事之一。我喜欢它是因为当一个求职者走进来的时候，你很难预判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这像是一场冒险，它不像你其他日常的工作。

通常我会拿到求职者的简历或履历表。通常情况下，至少在西方国家，尤其是针对年轻人，他们会描述自己的背景情况，然后在简历最下端会有“兴趣”一栏。也许他们攀登过珠穆朗玛峰，也许他们是最棒的游泳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得过银牌，或者他们是美国四岁以下的国际象棋冠军——总之是一些有趣的事实。所以我的体会是，他们既然把这些信息放进简历里，那我就会问他们。我总是会问，因为这是一贯的表示友好的方式，也因为他们似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然后我们聊的内容才会转向其他方面。不管是什么内容，我都会顺势引导。

有时候，我在面试前可能刚刚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比如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将会传遍全中国的视频。我就会对下一个看到我的人说，天哪，我刚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刚才感觉在和中国1亿观众在对话，多有意思啊？如果对方不接我的话茬，那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描述的不是一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事。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说明他的求知欲不强。我想招的人是思想活跃的人、聪颖的人、灵活应变的人、有求知欲的人。

如果我们开始聊一些求职者不知道的内容，我也没有背景知识，那么他们要么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对戏，然后稍微露出些马脚。或者他们会说，我对这个领域完全没有背景知识。我可以做以下发言，但这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我寻找的是能在压力下不慌乱的人。当你不面对压力时，做到镇定自若并不难。大家很清楚这一点，因为面试的环境会激发求职者的紧张情绪，但对我不会。所以，我会试着去考察求职者在这种压力下的表现。他们是否喜欢有压力？压力是否能激发他们的活力？还是在你问他们一些问题之后，你看到他们会往后坐，象征性地试图远离你？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就没希望了。

我也会试想这个求职者入职黑石以后的情形。我还会想再见到这个人吗？他们有展示过一些我不知道的内容吗？告诉我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件事，是在我非专家的情况下？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很快揣摩出这个人的水平。

轮到我面试别人的时候，求职者能不能胜任工作，公司的其他员工已经替我把好关了。不可能说一来面试就先找我。通常在我们公司的系统里，求职者都要先和十五到二十个人面试完，才会到我这一轮。所以我在这个阶段要做的评判是，他们有多大的潜力？如果我面一个人，实际我大约9个月前面过一个人来开辟我们成长性权益投资的一项新业务。这个人非常出类拔萃。我本来只是要面他半小时的，但我和他聊得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聊了一个半小时后，我说，虽然我还没征得其他人的同意，但大家都觉得你很不错，我们决定录用。你非常棒。我非常期待与你共事。这种情况当然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得10分的人才必定凤毛麟角。不管怎样，录用人才，判断他们具备的潜能，是成就伟大组织的必备要素。

你一定也有所体会。这就是我们看家的本领。不断面试他人，试图摸清他们的想法，考察他们的内驱力、才干、智慧、灵活性是否能助你成就一番事业。有时候在创投行业，一个棒的人才，也有很棒的想法，但是世事难料，那一笔投资可能成绩不太好。但这类人再做其他项目就会成功，因为他们是非凡的人才。

哪些投资和人生原则可以帮助你穿越周期？

沈南鹏：这个建议非常好。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与求职者交谈。你之所以能在面试时做出这些对人的判断和决定，是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有非常成功的投资成绩。下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你在书中提到，你有一条商业指导原则就是“永远别亏钱”。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是否还有其他的投资原则是你想和大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分享的？

苏世民：当然可以。别亏钱可以比作医生行医立誓时说的“不可伤害病人”。也就是别让病人进到你诊室，你做一番治疗，然后害死了病人。对不对？我们做的第三笔投资是投资一家钢铁流通企业，出了问题，也让我学到了一个道理：投资人最恨你亏钱。如果你在某些投资上没赚足钱，那没关系。那只是一次失误。如果你亏了投资人的钱，他们就会对你出奇地愤怒，几乎不可能再给你追加资本。所以，你在做决策时，一定要非常谨慎。这并不意味着不承担风险。但是，当你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要认定，你没有在冒风险。

你之所以做如此认定，要么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很蠢，你只是觉得没有在冒险而已，要么是你已经做过作业，分析过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并且你已经讨论过，并有计划去除那些显然会伤害到任何新业务、新组织或新投资项目的事情，并且设计方案去规避。

而且我认为投资不均衡性很重要——亏钱的机会和赚钱的机会均等——在我看来是一种荒谬的投资方法。即使是大笔的钱。我的行业并不是你从事的风投，风投行业总有人这么操作。有时他们业绩可以非常亮眼，让人惊叹。但我的经验是，当你在管大规模的资金量时——黑石在管资产超过5000亿美元。对于私募投资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资。实际上，黑石的资产规模全球最大，其他公司无法比拟——我们的责任是始终为投资人做到最好的业绩，并用我之前讲到的流程，即公开辩论所有的基本假设。这使我们能够在大致做到不亏钱。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之前，如何走出这次危机还需拭目以待。在我们过去的700笔投资项目中，我们只出现过一个破产——一次灾难性的亏损。这是非常让人震撼的记录。试想你收购了如此多的资产，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借大量的资本。700笔投资，只有一笔破产，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做到不亏钱的。

沈南鹏：的确如此。我想这700个项目中每一个都含有一定风险，但你通过各种方法分析并管理住了这些风险。这是让人惊叹的数字和记录。除了“永远别亏钱”之外，如果还要选择一个投资原则和大家分享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

苏世民：好的。选择进入成长性的行业。如果你投的是整个领域都表现不错并且未来表现会超越你投资当日表现的领域，你就找到了成功之路。如果你投资的是一个你认为挺便宜的但是成长性很差的标的，那么如果出了问题，你就没办法去博得成功。

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项原则。南鹏，我用黑石的不动产业务来举例。当我们看到互联网高歌猛进时，我们出手了所持有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场类的资产。在西方国家，别拥有这类资产是非常明智的。我们拿着套现的钱和追加的资本，购买了仓储类的资产。我们为什么要买仓库？因为所有的互联网销售企业，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都需要仓库来备货发货，把货运到客户手中。所以仓储类资产在全球范围内最终成为了不动产领域中业绩最好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仓储类资产收购者。我们投资的思路是，认准增长的领域、社会变革的方向，把认为行将不振的资产脱手，并对我们认定的主题投入巨大的资本。

沈南鹏: 是的，在一个成长型行业里顺风而为，肯定要比顶风前行要好得多。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读你的书，不单纯是为了投资，也是为了寻求对自己职业生涯和人生有益的建议。如果只能给他们一个建议的话，那会是什么？

苏世民: 我认为其中一个建议，特别针对年轻一辈而言，是投入到你钟爱的事业中。你会发现，在生活中如果你能找到一些你天生对口的事业——你的兴趣与能力适合某一类型的工作——那你可以把这一事业做到极致。举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有一个篮球运动员叫迈克尔·乔丹。他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他一度非常沮丧。他放弃了篮球，去尝试另一项运动——棒球。但是，乔丹是一个糟糕的棒球运动员。这个例子中，一项体育运动最优秀的选手选择从事另一项体育运动，表现只是平庸。

这怎么可能呢？两者都是体育运动。一年半以后，乔丹决定回去打篮球。我去看了他回归后的第二场比赛。他当时已经快两年没摸过篮球了，但第二场比赛他就得了40分。这是一个特别高的分数，因为他很有天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而更擅长的事物。如果坚守自己具备天赋的领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更成功。你会更快乐，也很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功。

苏世民: 南鹏，我也想问：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目前造成的困扰，你对大家的首要的职业建议是什么？

沈南鹏：不管有无疫情干扰，这个规律一直适用。你也对此做出了精彩的阐述，那就是要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对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怀有赤子之心。此外，我认为大家可以选择进入一个令人振奋的行业——这个行业不仅仅在短期，更在中长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建议年轻大学毕业生留意这些择业标准，因为这些标准比薪酬重要得多。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我知道他们很多都是刚刚成立公司。在目前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我建议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把重点放在公司的生存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顺公司的现金流，因为这是确保公司得以存续的唯一方式。然后，任何创业公司都必须专注于产品。我觉得危机会过去，如果你有真正差异化的产品，风雨过后你就会在行业内以更强的姿态显现。我觉得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你必须有韧性，必须坚强，因为很多优秀的公司其实都经历过类似的非常时期。

苏世民：我告诫黑石里工作的年轻人们，他们都很幸运，能在当前出现经济大脱节的时期投身到我们的行业，也就是投资行业，因为他们将学会永远不要盲目相信别人对未来的描绘。

如你所述，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和现金流，才能不至于陷入困境。年轻人初出茅庐时，他们会放眼世界，会看到自己构建的模型，满怀期待，而且他们未必做好了不遂人愿的预案。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1969年第一次创业，然后去上了商学院，1972年毕业回来，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当时美国有10年的时间内股票没有上涨。所以我知道了股票不会自动上涨。而且即使涨了，也是一种馈赠，也可能只是短暂的阳春。所以，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因为我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学会了不要轻信人云亦云。总是假设它可能会出错。永远保护好自己的事业。

沈南鹏：还有未雨绸缪。

苏世民: 是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一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和企业的经营者，将学会什么是纪律性，以及学界常说的“风险控制”。在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些原则将让他们受益匪浅。即使现在面对比较艰难的时期，他们也要把它看成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时期，他们将学到有助于成功的原则。

沈南鹏：非常高兴和你进行今天的对话。时间关系，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希望你能早日回到中国，与你的中国粉丝们面对面交谈。

苏世民：我确实想尽快回到中国。我在清华大学有一个“苏世民学者项目”。你知道，现在苏世民学者们都分散在世界各地。从留学生的角度而言，大家都想赶快回来。我们都需要保证安全，而我们政府的工作就是帮助营造安全的环境。我希望能够尽快回到中国。

沈南鹏：很好。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保重！

来源时间：2020/4/24   发布时间：2020/4/24

旧文章ID：21464

作者：布蓝  来源：多维新闻

在美国密苏里州就新冠肺炎疫情起诉中国后，意大利也成立“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索赔”的联署网站，计划50万人签署，索赔金额可能超千亿欧元（1欧元约合1.08美元）。

当地时间4月22日，据意大利通讯社Adnkronos网站报道称，意大利非营利组织“欧洲一体”（Oneurope）带头发起向中国政府索赔的行动。

计划负责人裴洛尼（Ferdinando Perone）认为中国政府应为疫情损失负责，“任何国家发生重大流行病疫情，必须在24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中国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说。

据报道，意大利向中国索赔的网站已于4月21日上线，裴洛尼透露，该网站计划在4月至5月联署，6月诉诸法律行动。他预估参与签署者将超过50万人，向中国求偿金额可能超千亿欧元。

此外，意大利知名的四星旅馆“邮务饭店”（Hotel De La Poste）称，“中国政府延迟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疫情，导致意大利疫情惨重，原定于3月在该地举办的高山滑雪世界杯决赛因而取消，饭店原本订房全满，蒙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应负起赔偿责任。”

近来，美国不断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建议各国索赔。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称“中国应该承担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4月14日接受德国《图片报》在线采访时，再次强调中国的“责任不可推卸”；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还签署法案，允许美国人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起诉中国政府。

虽然意大利向中国索赔的倡议尚在起步阶段，但英国、法国、德国等多国已开始向北京施压。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4月16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对中国应对疫情的措施提出质疑。马克龙表示，不要天真地认为，中国就应对得更好。“我们不知道真相。很明显，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我们不知道而已”。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4月20日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越透明地提供该病毒源头的信息，对我们各方就更有益。”

英国《每日邮报》4月20日报道指出，默克尔成为暗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上“误导”世界的最新一位大国领导人。

此外，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4月21日就新冠病毒起诉中国，称中国政府是该病毒目前全球大流行的责任方。密苏里州成为就新冠肺炎疫情起诉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州。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2日回应说，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谬。耿爽强调，这些所谓的诉讼纯属是恶意滥诉，有违基本法理。此类滥诉不利于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与当前国际抗疫合作背道而驰。美方现在的正确做法，应当是驳回滥诉。

此前，中国外交部亦强调，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都受到了病毒的攻击，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更不是病毒的同谋。“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传染病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同舟共济，而不是相互指责，甚至叫嚣什么追责索赔”。

来源时间：2020/4/23   发布时间：2020/4/23

旧文章ID：21494

作者：何瑞莹  来源：多维新闻

综合媒体4月20日报道，美国、英国等40个国家约1万名市民向中国政府提出集体诉讼，追究后者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中的责任。当前，多国向中国提出“索赔”或对中国的外交关系造成影响。

美国法律公司伯曼集团曾于3月接受4名市民的代理，向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提起诉讼。伯曼集团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政府考虑经济利益等因素，再加上管理松懈，导致全球无数人失去了心爱的人。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地狱”，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损失。

随后，这项由4名市民提起的诉讼发展成为近万名民众参与的集体诉讼。据悉，赔偿规模约为6万亿美元，伯曼集团尚未明确提出索赔的具体数额。该集团发言人表示，“我们将暂时提出数万亿美元的索赔，但这项诉讼把中国应让自己的行动对美国法庭负责这个象征意义放在首位”。

目前，该诉讼的法律有效性存在争议。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卡特（Steven Kart）表示，“根据主权豁免原则，《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中禁止向美国法院起诉外国政府”。

此前，已有多国政府人士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应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此前一直宣称“中国应该承担责任”。4月18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中国是故意的，那么必须切实负起责任”。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4月18日报道，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签署法案，允许美国人就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起诉中国政府。这项名为《2020年感染美国人法案（Americans Act of 2020）》的法案旨在追究中国的责任，而这也是共和党议员试图指责中国使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国家的一项举措。

随后，共和党议员又提出配套法案《阻止源于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法案（Stop China-Originated Viral Infectious Diseases (COVID) Act）》，并在《华盛顿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称配套法案中将禁止中国政府使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这一“挡箭牌”。

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多国也纷纷开始跟随美国的步伐向北京施压。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4月16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对中国应对疫情的措施提出质疑。马克龙表示，不要天真地认为，中国就应对得更好。“我们不知道真相。很明显，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我们不知道而已”。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4月20日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越透明地提供该病毒源头的信息，对我们各方就更有益。”

英国《每日邮报》4月20日报道指出，默克尔成为暗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上“误导”世界的最新一位大国领导人。

外界普遍关注在这次疫情过后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会否出现裂痕，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Domonic Raab）4月17日的发言或许能窥见端倪。

拉布于4月17日表示，中国已被告知此次新冠病毒危机结束后，不会“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英中关系不可能回归“一切照常”，事后有必要研究相关教训。

对于目前多国向中国提出“索赔论”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于4月20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都受到了病毒的攻击，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更不是病毒的同谋。而中国的抗疫努力和成效为全球抗疫付出了巨大牺牲，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耿爽强调称，“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传染病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同舟共济，而不是相互指责，甚至叫嚣什么追责索赔”。

来源时间：2020/4/23   发布时间：2020/4/22

旧文章ID：21492

作者：  来源：继民财经汇

　　财联社4月23日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北京时间4月23日发布言论称，因为信息披露的问题，他提醒投资者近期在调整仓位时，不要将资金投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在克莱顿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鹰派议员和部分前官员正努力说服特朗普政府让联邦雇员退休金计划停止投资中国企业股票。而美国SEC周二亦发布过一个提示性报告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应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突出地提出风险，并以具体的方式加以讨论”。

　　美国证监会（SEC）4月21日发表主席Ja yClayton及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主席William Duhnke等五位官员的声明，提醒美国境内投资者在投资总部位于新兴市场或在新兴市场有重大业务的公司时，注意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质量的风险。
　　这篇题为《新兴市场投资涉及重大信息披露、财务报告和其他风险，补救措施有限》的文章称，SEC和PCAOB在美国境内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执法标准，在对来自新兴市场在美上市公司的推广和执行中受到限制；
　　声明称，“与美国国内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信息披露不完全或具有误导性的风险要大得多，并且在投资者受到损害时，获得追索的机会要小很多。”这些公司“应该以简明扼要的英文提出风险，并具体阐述”。
　　SEC发布的声明还指出，PCAOB在获取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进行审计所需的基础工作文件方面能力有限。PCAOB是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根据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创立，其任务是监督公众公司的审计报告。
　　以下是声明全文

April 21, 2020

The PCAOB’s Inability to Inspect Audit Work Papers in China Continues

Introduction[1]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portfolios of U.S. investo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companies that are based in emerging markets[2] or that otherwise have significant oper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3] This exposure includes investments in both U.S. issuers and foreign private issuers (“FPIs”) that are based in emerging markets or have significant oper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During this time, China has grown to be the largest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an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4]

The SEC’s mission is threefold: protect our investors, preserve market integrity and facilitate capital formation. Ensuring that investors and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access to high-quality, reliable disclosure, including financial reporting, is at the core of our efforts to promote each of those objectives. This commitment to high-qua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including meaningful, principled oversight and enforcement—has long been a focus of the SEC and,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PCAOB.

Our ability to promote and enforce these standards in emerging markets is limited and is significantly dependent on the actions of local authorities—which, in turn, are constrained by national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those countries. As a result, in many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there is substantially greater risk that disclosures will be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and, in the event of investor harm, substantially less access to recourse, in comparison to U.S. domestic companies.[5]This significant asymmetry holds true even though disclosures, price quotes and other investor-oriented information often are presented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form as for U.S. domestic companies. Immediately below, we summarize some of these risks and related considerations specific to issuers, auditors, index provider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the body of this statement, these matters are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Emerging Market Risk Disclosures are Important. Companies that have oper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investors in those companies, often face greater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an in more established markets. Issuers reporting with the SEC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se matters to investors. Similarly, funds inves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should ensure that their material risk disclosures are adequate and in compliance with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Many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re industry- and jurisdiction-specific. Boilerplate disclosures generally are not useful or sufficien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Vary Greatly.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 requirements, when making or recommending investments. Issuers should ensure that relevant financial reporting matters are discussed with their independent auditors and, where applicable, audit committees.

The PCAOB’s Inability to Inspect Audit Work Papers in China Continues.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the potential risks related to the PCAOB’s lack of access to inspect PCAOB-registered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 resulting material risks. Auditors should have appropriate quality controls in place related to executing quality audits.

The Ability of U.S. Authorities to Bring Ac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May Be Limited. Accountability, for issuers and gatekeepers, including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is a key aspect of U.S. securities law. The SE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and other authorities often have substantial difficulties in bringing and enforcing actions against non-U.S. companies and non-U.S. persons, including company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 certain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 related material risks.

Shareholders Have Limited Rights and Few Practical Remedies in Emerging Markets. Shareholder claims that are comm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class action securities law and fraud claims, generally are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pursue as a matter of law or practicality in many emerging markets.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any material limitations on shareholder rights.

Passive Investing Strategies Do Not Take Account of These Risks. Investor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an index fund tracking a specific emerging market index generally does not directly weight securities on the basis of investor protection limitations or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vailable oversight mechanisms.

Investment Advisers, Broker-Dealers and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Should Consider Emerging Market Risk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generally should consider the limitations and other risks described above, when recommending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markets.

Investors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se considerations (1) often are significant, (2) vary from jurisdiction to jurisdiction and company to company, and (3) are just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effective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including portfolio and index construction.

This statement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n effort to restrict access to emerging market investments. Investor choice has long been a core component of our capital markets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emerging market investments, including as a component of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have proven to be beneficial to many investors. The combination of (1) full and fair disclosure, (2) meaningful, principled oversight and enforcement and (3) broad investor choice, has made the U.S. capital markets the world’s deepest and most vibrant, benefiting investors, issuers and economic welfare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This statement reflects our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each component of that important and powerful combination.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of Companies Reporting with the SEC—Importance of High-Quality, Reliable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Emerging Market Disclosures Often are Different in Scope and Quality Despite Appearing Similar in Form

Companies that have significant oper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often face greater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idiosyncratic risks, than in more established markets. Issuers reporting with the SEC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se matters to investors. Boilerplate disclosures generally are not useful or sufficien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issuers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ompany operates in assessing whether the company has sufficient controls, processes and personnel to address its accounting or financial reporting issues. These potentially unique operating considerations also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reflected in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disclosures more generally, including disclosures of material risks, trends, uncertainties, accounting judgments and other items that are material to an investor.

The bedrock of our globally interconnected capital market system has long been high-quality, reliable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Without high-quality, reliable financial information, capital markets do not function well, increasing capital costs and risks of misconduct,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for investors to be defrauded.

Companies that file annual reports with the SEC, including FPIs (non-U.S. issuers that qualify as foreign private issuers under our rules), must fil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have been audited by an independent, PCAOB-registered accounting firm. Manage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responsibility for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disclosure controls and procedures (“DCP”)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ICFR”), and for maintaining accountability for the company’s assets, among other things.[6] The auditor is responsible to plan and perform the audit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about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free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caused by error or fraud.[7] Management for companies that file annual reports with the SEC, including FPIs, must determine tha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other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 report filed with the SEC, fairly present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results of operations and cash flows of the company.[8]

In addition to annual reports with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companies subject to the periodic reporting requirements under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Exchange Act”), other than FPIs, must file quarterly reports[9] that include interim financial statements reviewed by an auditor and other disclosure items, and certifications by the principal executive and financial officers of the reporting company.[10] By contrast, FPIs subject to the periodic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Exchange Act are not required to file quarterly reports or quarterly certifications by the principal executive and financial officers of the FPI, but rather are only required to furnish certain interim information in specified circumstances.[11]

While the form of disclosure may appea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provided by U.S. issuers and FPIs in many jurisdictions, it can often be quite different in scope and quality. Furthermore, that scope and quality of disclosure can significantly vary from company to company, industry to industry, and jurisdiction to jurisdictio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Other Disclosure Risk in Emerging Markets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other disclosure risk, when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regarding companies that are based in, or have significant exposure to, emerging markets. These risks vary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The frequency,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bout potential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markets may vary. For example, while a U.S. broker may be able to process an order for shares of a company that only trades on an emerging market securities exchange, these foreign-traded companies are not likely to file reports with the SEC.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bout these companies, and its reliability, generally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bout companies that file reports with the SEC, including because these companies generally are not subject to the same regulatory, accounting, auditing or auditor oversight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companies that file reports with the SEC.

In this regard,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ritical role that issuers, audit committees, auditors and regulators each play in the U.S.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a series of checks and controls that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high-quality, reliable financial information. Similarly, inves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how any limitations on the scope of these rol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example, audit committees of operating companies and funds reporting with the SEC play a vital role through their oversight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ncluding ICFR and the external, independent audit process.[12] In 2002, the Sarbanes-Oxley Act[13] introduced a number of requirements to increase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audit committees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audit committee requirement. We believe the measures related to audit committees have proven to be some of the most effective financial reporting enhancements included in the Sarbanes-Oxley Act.[14]However, not all jurisdictions mandate independent audit committees or have similar requirements. Investors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a company’s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role of the audit committee or similar oversight, when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addition, while FPIs are generally subject to the SEC’s reporting and oversight regulations discussed above, not all those regulations apply. Further, as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below, the ability of U.S. authorities to bring actions for violations of those regulations may be limited in foreign jurisdictions and particularly limited in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emerging market. Issuers should discuss these matters with their independent auditors (and where applicable, audit committees) and should disclose the related material risk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reliable audits for issuers reporting with the SEC, we continue to meet with those involved in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including investors, preparers, audit committees and auditors to listen to stakeholder concerns, understand emerging issues and risks, answer questions and share views on current financial reporting matters. Investor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nd index providers should consider carefully that this type and level of engagement may not occur in emerging markets.

PCAOB’s Inability to Inspect Audit Work Papers in China Continues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the potential risks related to the PCAOB’s lack of access to the work of PCAOB-registered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 resulting risks to investors.

The Chairman of the SEC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PCAOB, as well as staff from the SEC and the PCAOB, have on various occasions reminded investors of the significant risks related to investments in China due to the inability of the PCAOB to inspect[15] audit work and practices of PCAOB-registered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to the extent their audit clients have operations in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ir audit work of U.S. reporting companies.[16]

Investo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the PCAOB’s lack of access when investing in companies whose auditor is based in China. Even when the auditor signing the audit report is not based in China, if the company has operations in China, investors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significant portions of the audit may have been performed by firms in China,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PCAOB’s inability to access such audit work papers. Investors can acces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CAOB’s lack of access on the PCAOB’s website.[17]

Given the importance to investors of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material risks related to the PCAOB’s lack of access related to PCAOB-registered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issuers with operations in China should make clear disclosures regarding these risks, including highlighting these limitations as a risk factor.[18]

In connection with our ongoing efforts to address a number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we have been meeting with seni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ix largest U.S. audit firm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ir global networks. To be clear, these discussions with the audit firm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 substitute for the PCAOB inspecting audit work and practices of PCAOB-registered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ir audit work of U.S.-listed companies. These meetings have included discussions regarding audit quality across their global networks and the importance of effective and consistent oversight of member firms globally, including those operating in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19] In each of these meetings, the audit firms have recognize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s auditors and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of consistent audit methodologies across their global networks. We were clear in sharing our expectations that they fulfill these responsibilities.

Enforcement Actions by the SEC, DOJ and Other U.S. Authorities May Be Limited

Accountability for issuers and gatekeepers, including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is a key aspect of U.S. securities law. The SEC, DOJ and other authorities often have substantial difficulties in bringing and enforcing actions against non-U.S. companies and non-U.S. persons, including company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 certain emerging markets.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 related risks. 

Inves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investors, funds and companies, should understand potential limitations on enforcement actions when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Due to jurisdictional limitations, matters of comity and various other factors, the SEC, DOJ and other U.S. authorities may be limited in their ability to pursue bad actors, including in instances of fraud, in emerging markets. For example, in China, there are significant legal and other obstacles to obtaining information needed for investigations or litigation.[20]Similar limitations apply to the pursuit of actions against individuals, including officers, directors and individual gatekeepers, who may have engaged in fraud or other wrongdoing. In addition, local authorities often are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assist U.S. authorities and overseas investors more generally. There are also legal or other obstacles to seeking access to funds in a foreign country.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 related material risk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these risks when making or recommend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Shareholder Rights; Shareholder Recourse

Shareholder claims that are common in the U.S., including class action securities law and fraud claims, generally are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pursue as a matter of law or practicality in many emerging markets. Issuers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any material limitations on shareholder rights. 

Investors should understand legal and practical differences affecting their ability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when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Where investors purchase a security can affect whether they have, and where they can pursu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foreign company or any other foreign-based entities involved in a transaction. Investors in emerging markets may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seek certain legal remedies in U.S. courts as private plaintiffs. Moreover, even if investors sue successfully in a U.S. cour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collect on a U.S. judgment against a company, entity or person, including company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 particularly when the company’s assets and those of it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are located in an emerging market. As a practical matter, investors may have to rely on domestic legal remedies that are available in the emerging market. These remedies often are limited and difficult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 pursue.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isks to investors, management of companies based in jurisdictions where there may be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on an investor’s ability to seek redress should make clear disclosures regarding these risks, including highlighting these limitations as a risk factor.

Drafting and Presenting Risk Disclosure: Disclosure Should be Prominent and Clear; Boilerplate Disclosure is Not Sufficient

In light of both the significance and company-specific nature of the risks discussed in this statement, we expect issuers to present these risks prominently, in plain English and discuss them with specificity.[21] Issuers based in emerging markets should consider providing a U.S. domestic investor-oriented comparative discussion of matters such as (1) how the company has met the applicable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obligation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DCP and ICFR and (2)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investor-oriented remedies, including as a practical matter, in the event of a material disclosure violation or fraud or other financial misconduct more generally. Similarly, as discussed further below, registered funds, including those inves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must disclose the principal risks of investing in the securities they hold in their prospectuses and summary prospectuses; this should also be presented in plain English and with specificity as to the fund’s investments.[22]

Passive Investing; Index Construction

Investor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an index fund tracking a specific emerging market index generally does not consider or weigh investor protection considerations when investing in a particular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a number of considerations when investing in any fund, investors in index funds and other passively-managed funds should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fund’s passive investing strategy on the investor’s exposure to risks in emerging markets. For example, an emerging market index fund may seek to track a specific emerging market index, and therefore may invest in all of the securities included in that index or only a sample of those securities. Howev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merging market index itself generally would not weigh individual securities by investor protection considerations. That is, in index construction, decisions are made on a jurisdiction-wide basis. For example, once a jurisdiction is included, individual securities from that jurisdiction are included in the index based on the index provider’s specific weighting methodology (e.g., based 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The index may or may not weigh the jurisdiction as a whole on the basis of investor risk or other factors in addition to market capitalization.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these index construction decisions and the related risks when making or recommend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such funds.

Considerations for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Fund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generally should consider limitations on the quality or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other risks described above, when recommending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markets. Funds inves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y have adequate risk disclosure about the unique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at companies with significant oper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often face. Boilerplate disclosures generally are not useful or sufficien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for investors above,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funds should be mindful of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 (“Advisers Act”) and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with respect to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markets.

Investment advisers, including advisers to funds, have a fiduciary duty to their clients under the Advisers Act, including a duty of loyalty and a duty of care.[23] The duty of care includes a duty to provide investment advice tha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li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uch advice, an adviser must have a reasonable belief that the advice is in the client’s best interest based on the client’s objectives. For example, an adviser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investments are recommended only to those clients who can and are willing to tolerate the risks, and should conduct a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vestment sufficient not to base its advice on materially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ccordingly, investment advisers that are recommending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markets may want to consider, as part of their due diligence, whether there are limitations on the quality or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se investments, as well as possible limitations on investors’ legal remedies along the lines of those discussed above. Investment advisers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effect of market closures on their clients’ investments and ability to gain access to their assets.

In addition, mutual funds, exchange-traded funds and other registered investment companies are required to disclose their principal risks in the fund’s prospectus and summary prospectus. These risks will depend on the fund’s investment objective(s), holdings,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24] Private fund advisers also must state all material facts necessary to make the statements made to any investor or prospective investor in the fund not misleading.[25] If a fund invests or may consider investing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its assets in emerging markets, it should disclose those principal risk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r avail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such investments, impact of any potential market closures and other related risks.

Closing

It is important that investors, fund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nd index providers consider carefully the issues,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inves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emerging market and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particular, protections similar to certain key elements of the U.S. regulatory regime may not exist in these markets and, as both a legal and practical matter, applicable regulations are more limited from an investor protection perspective. It is imperative that companies based in or with significant operations in these emerging markets, as well as their audit committees (if applicable) and auditors, each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 (1) prepare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reliable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other disclosures, including through considerations o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se companies operate and (2) provide accurate and complete risk disclosure, including with regard to the limited rights and remedies of U.S. authorities and investors.

This statement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n effort to restrict access to emerging market investments. Investor choice has long been a core component of our capital markets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emerging market investments, including as a component of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have proven to be beneficial to many investors. The combination of (1) full and fair disclosure, (2) meaningful, principled oversight and enforcement and (3) broad investor choice, has made the U.S. capital markets the world’s deepest and most vibrant, benefiting investors, issuers and economic welfare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This statement reflects our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each component of that important and powerful combination.

[1] This statement represents the views of the Chairman, Chief Accountant and Directors of the Divisions of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of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or “Commission”). It is not a rule, regulation, or statement of the SEC. The Commission has neither approved nor disapproved its content. This statement does not alter or amend applicable law and has no legal force or effect. This statement creates no new or additional obligations for any person.

This statement also expresses the views of the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 Chairman William D. Duhnke III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PCAOB, other PCAOB Board members, or PCAOB staff.

[2] See, e.g.,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nd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Portfolio Holdings of Foreign Securities as of December 31, 2018 (October 2019), available athttps://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shca2018_report.pdf;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2018 (July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19-07/fdici0719.pdf; M. Szmigiera,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from 2000 to 2018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8571/united-states-direct-investments-abroad-since-2000/.

[3] See, e.g., McKinsey & Company, Global growth, local roots: The shift toward emerging markets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perations/our-insights/global-growth-local-roots-the-shift-toward-emerging-markets; McKinsey & Company, Manufacturing the future: The next era of global growth and innovation (Nov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s://time.com/wp-content/uploads/2015/03/manufacturing-the-future.pdf.

[4] China h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ith a reporte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14.3 trillion in 2019. See, e.g., Elvis Picardo, Why Wall Street Is a Key Player in the World’s Economy (Feb. 5, 2020), available at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100814/wall-streets-enduring-impact-economy.asp.

[5] See, e.g., SEC Office of Investor Education and Advocacy, Investor Bulletin: International Invest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sec.gov/reportspubs/investor-publications/investorpubsininvesthtm.html.

[6] Rules 13a-15(a) and 15d-15(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Exchange Act”) (17 CFR 240.13a-15(a) and 17 CFR 240.15d-15(a), respectively) and Section 13(b)(2) of the Exchange Act (15 USC 78m(b)(2)).

[7] Paragraph .02 of AS No. 1001, Responsibil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Auditor.

[8]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a registered investment company are similar, reflective of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and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s. See Section 30(g)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15 USC 80a-29(g)].

[9] Rule 13a-13 of the Exchange Act (17 CFR 240.13a-13) and Rule 15d-13 of the Exchange Act (17 CFR 240.15d-13).

[10] Rule 13a-14 of the Exchange Act (17 CFR 240.13a-14) and Rule 15d-14 of the Exchange Act (17 CFR 240.15d-14). These rules require the certifying officers make certain certifications regarding disclosure controls and procedures and ICFR, and to also certify,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they have reviewed the Form 10-Q and that based on their knowledge: (i) the 10-Q does not contain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to make any statements made, in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such statements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with respect to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e 10-Q; and (ii)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other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 10-Q, fairly present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results of operations, changes in net assets and cash flows of the company as of, and for, the periods presented in the 10-Q.

[11] Form 6-K under the Exchange Act (17 CFR 249.306).

[12] See, e.g.,SEC Chairman Jay Clayton,Statement on SEC Approval of the PCAOB’s New Auditor’s Reporting Standard(October 23, 2017),available at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clayton-statement-pcaob-new-auditor-reporting-standard; SEC Chairman Jay Clayton, SEC Chief Accountant Sagar Teotia and SEC 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 Director William Hinman, Statement on Role of Audit Committees i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Key Reminders Regarding Oversight Responsibilities (December 30,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role-audit-committees-financial-reporting.

[13]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Pub. L. No. 107-204, 116 Stat. 745 (2002).

[14] See, e.g.,SEC Chairman Jay Clayton,Statement at Open Meeting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Sarbanes-Oxley 404(b) Accelerated Filer Definition (May 9, 2019), available at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clayton-050919; SEC Chairman Jay Clayton, Statement on SEC Approval of the PCAOB’s New Auditor’s Reporting Standard(October 23,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clayton-statement-pcaob-new-auditor-reporting-standard; SEC Chief Accountant Sagar Teotia, State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2019 AICPA Conference on Current SEC and PCAOB Developments(December 9,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sec.gov/news/speech/teotia-speech-2019-aicpa-conference.

[15]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the PCAOB oversees the audits of U.S.-listed companies, registered investment companies and SEC-registered brokers and dealers with a mission of protecting investors and further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preparation of informative, accurate and independent audit reports. PCAOB inspections are a key component of our regulatory effort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romote audit quality. See PCAOB, Mission, Vision, and Values, available athttps://pcaobus.org/About/History/Pages/mission-vision-values.aspx.

[16] See, e.g., Statement on the Vital Role of Audit Quality and Regulatory Access to Audit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ly—Discussion of Current Information Access Challenges with Respect to U.S.-listed Companies with Significant Operations in China(December 7, 2018),available at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vital-role-audit-quality-and-regulatory-access-audit-and-other.

[17] See PCAOB, International Oversight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pcaobus.org/International; PCAOB, Public Companies that are Audit Clients of PCAOB-Registered Firms from Non-U.S. Jurisdictions where the PCAOB is Denied Access to Conduct Inspections, available athttps://pcaobus.org/International/Inspections/Pages/IssuerClientsWithoutAccess.aspx; PCAOB, China-based Referred Work, available athttps://pcaobus.org/International/Pages/China-Referred-Work.aspx.

[18] See Item 105 of Regulation S-K (17 CFR 229.105) (requiring “a discussion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that make an investment in the registrant or offering speculative or risky”).

[19] SeePress Release,SEC Chairman Clayton, PCAOB Chairman Duhnke, and Members of SEC Staff Meet With Auditing Firm Representatives to Discuss Audit Qual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Markets(November 4, 2019),available at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19-228; SEC Chairman Jay Clayton, SEC 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 Director Bill Hinman, SEC Chief Accountant Sagar Teotia, and PCAOB Chairman William D. Duhnke III,Statement on Continued Dialogue with Audit Firm Representatives on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 Coronavirus—Reporting Considerations and Potential Relief(February 19,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audit-quality-china-2020-02-19; SEC Chief Accountant Sagar Teotia, State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High-Quality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ght of the Significant Impacts of COVID-19 (April 3,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teotia-financial-reporting-covid-19-2020-04-03.

[20] See Article 177 of the 2020 Revised Chinese Securities Law, which provides,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its securities regulator and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entity or individual in China may provid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securities business activities to overseas regulators.

[21] See Item 105 of Regulation S-K (17 CFR 229.105). See also Rule 408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7 CFR 230.408), Rule 421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7 CFR 230.421) and Rule 12b-20 of the Exchange Act (17 CFR 240.12b-20).

[22] See, e.g., Form N-1A, Gen’l. Instr. B.4.(c)., Items 4(b) and 9(c); Rule 421 under the Securities Act (17 CFR 230.421).

[23] Commission Interpretation Regarding Standard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dvisers,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 5248 (June 5, 2019).

[24]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Information No. 2019-08, Improving Principal Risks Disclosure, available athttps://www.sec.gov/investment/accounting-and-disclosure-information/principal-risks/adi-2019-08-improving-principal-risks-disclosure.

[25] Rule 206(4)-8(a)(1) of the Advisers Act (17 CFR 275.206(4)-8(a)(1)).

来源时间：2020/4/23   发布时间：20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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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中美聚焦

　　导读
　　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本质不是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的大国战略竞争，而是美方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转型的评估和处理方式完全背离了30多年间两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磨合出的现实主义传统。

　　1979年中美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间的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中美关系还是能够不断进步和成长。冷战结束前最重要的驱动力是苏联这个最大的共同威胁，后冷战时代则是双方都依据现实主义的政治和外交认知来处理两国关系。
　　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彼此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务实对待。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国内治理机制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时间和“中国方案”。双方精英都相信，中国的变革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二是双方可以从合作进程中寻找到各自需要的利益满足，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合作的利益变得对两国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三是合理看待和评估对手的战略意图。尽管中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不会听从美国的主张，但华盛顿对自己的力量优势具有足够的信心。中国虽然认为美国想要“分化、弱化、西化中国”，但同样相信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越来越有资本坚持“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范式变化”。这些变化的本质不是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的大国战略竞争，而是美方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转型的评估和处理方式完全背离了30多年间两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磨合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美之间的对抗和紧张升级是必然的。
　　特朗普政府的非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共和党右翼反华鹰派直接将批评矛头对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的执政党。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团队现在提到中国言必称“共产中国”，事实上是在以当年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外交策略直接等同于否定北京的治理合法性。蓬佩奥多次提到他批评“共产中国”、不批评中国人民，试图把美国现在对华“新冷战”的做法与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态度分开，这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中国民众尽管也经常批评政府，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中国这40年的历史性变化，拒绝在中国发生苏联式的巨变。他们向往稳定和渐进进程中的中国变革。美国的反华鹰派几乎不了解中国。
　　其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不仅是贸易战、科技战，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还升级成了信息战和媒体战，甚至未来不排除金融战。中美经贸关系全面“脱钩”真的符合美国利益吗？如果全面“脱钩”，35万中国留学生将从美国撤回，每年超过600万的中国游客将不再赴美，更何况美国在中国还有大量的投资，这会给美国造成多少失业和收入损失？如果“脱钩”只是为了给中国施压，让中国更好地在商业行为等领域接受和遵守美国希望看到的规则，那么特朗普已经成功了。北京已经和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还可以谈“第二阶段”以及其他的规则系统，来重新规范两国的互利关系。但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按照特朗普3月31日的演讲，他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完全“自力更生、自我满足”。那么，中国还有必要和美国继续进行贸易谈判吗？而且，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追求“自给自足”，全球化还会延续与存在吗？
　　第三、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不遇的重大卫生和健康威胁，战胜疫情需要中美携手协调和引导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人类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的基本要求。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仍在不断上升，蓬佩奥的中国评论依然在不断使用“武汉病毒”的字眼，并强调要对中国“追责”。中国政府尽管在疫情爆发前期有过犹豫，但从第一个死亡病例1月7日出现，到1月23日就开始在武汉封城，全中国实行居家隔离。而美国呢？今天美国国会和美国社会对中国“追责”的声音不断扩大，但新冠病毒乃百年难得一遇的生物安全灾害，现在回头看中国政府也可能开始时应该做得更好，但它的反应能力和应对决心已经证明中国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美国的“追责论”有国际法依据吗？
　　这次疫情给中国社会带来两个非常大的变化。一是中国的民意得到了巨大的唤醒和释放。危机中释放出的民意和社会活力与政治参与意识，相信会成为中国深化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力。二是疫情危机对中国政府和社会都是一场重大的危机教育。目前由于中国域外疫情泛滥，中国巨大的产能没有了强大的国际市场需求，这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地意识到，保持全球化进程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完整对中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华盛顿的精英应该更加真实准确地看待和认识今天的中国。民粹主义的“美国优先”是不会真正让一个伟大的美国重新回归的。美国的伟大不仅是美国的实力，而是美国能够继续让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让14亿中国人继续看到美国是引领他们进步的力量。这恰恰是中美关系当中美国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价值优势。但特朗普政府已经让这些传统的美国优势流失了。自以为具有意识形态道德优势、并自以为可以打击中国执政党同时赢得中国“民心”的民粹主义对华政策，如果不能修正和改变，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必定都是灾难。
　　疫情当下，中美关系应重回现实主义，向两国人民展示彼此所需要的诚意和理解。而中美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带领国际社会战胜新冠疫情。

来源时间：2020/4/23   发布时间：20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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