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抗疫故事之二

（原載於澳門《訊報》2020年4月23日第7版；作者授权发布；点击这里查看作者中美抗疫故事之一：趙立堅引火燒身，特朗普藉機甩鍋）

最近在朋友圈內看到一個轉貼，是著名的“愛國博主”佔豪的評論：“美國的抗疫不力是體制問題？這次終於說到點子上了！”他說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中央集權的民主集中製，明顯優於西方聯邦制”，“新時代一黨執政明顯優於多黨輪流執政”。他說“21世紀不以人為本的政治體制已不合時宜”，言外之意中國以人為本，美國不以人為本。

佔豪的真名是胡佔豪，2019年12月12日新晉湖北省政協委員。其所經營的公眾號的影響力僅次於《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等官媒。可見儘管佔豪是民間人士，但是他代表的是官方的聲音，且影響力巨大。

那麼這次中美的抗疫表現真的說明威權體制比民主體制好嗎？本文分析了中美兩國初期抗疫的事實，發現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發現無論是威權還是民主體制，政治掛帥是造成中美兩國初期抗疫失敗的主要原因，但是從初期抗疫的總體表現來看，聯邦體制和民主制度還是優於中央集權，儘管前者並不是沒有問題。下面我們看具體事實。

政治掛帥不問威權與民主，百姓遭殃哪裡都一樣

我們先看中國政治掛帥造成的問題，再看美國政治掛帥造成的問題。政治第一的後果是老百姓受害，在哪裡都一樣。下面中國抗疫的信息，除特別註明者外，均來自GitHub,“疫情與輿情：武漢新冠肺炎時間線”；RFI, “財經捅天？揭官方去年年底已隱匿疫情疑促毀證”，2/27/2020；AP，“China Didn’t Warn Public of Likely Pandemic for 6 Key Days,” 4/15/2020；《紐約時報》，“复盤新冠疫情：中國傳染病預警系統為何失靈”，3/30/2020。

中國疫情發展的時間線

2019年12月1日，武漢金銀潭醫院已經收治過一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12月10日，3名類似病患入院。12日，武漢優撫醫院接診了一位類似病患，該患者還透露他知道好幾個人都有高燒不退的現象。隨後各醫院都發現類似病患。16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主任艾芬接診了一位病人。此後更多的病患出現。

2019年12月24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已經將艾芬醫生接診的這位病人的檢測樣本送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基因檢測，12月27日，檢測結果發現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這時武漢的醫護人員就已經發現人傳人的新冠肺炎。但是他們被認為是造謠傳謠。李文亮等醫生在2019年12月30日通過醫生微信群發布警告訊息，31日就被叫去醫院監察科，“寫了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並被告知“要院內處分”。

12月30日，武漢衛健委發文要求各醫療機構及時跟踪救治情況，但是單位和個人都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顯然從開始發現病例到現在近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此同時，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在晚上臨睡前按照慣例在網絡上搜索有關傳染病的消息時，發現了武漢衛健委文件的相關信息，連夜給國家衛健委多名領導打電話報警。

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派出第一批專家組到武漢調查。包括幾個醫院的專家以及中國疾控中心應急中心主任李群和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等。香港開始部署防控措施，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辦事處也接到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的報告。

2020年1月1日，華南海鮮市場關閉。武漢公安局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依法查處了了8名武漢市民造謠者。新華社發表了廖君和馮國棟的文章，承認武漢發現病毒性肺炎，並經專家會診確定。但是“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但是“8人因散佈【該肺炎的】不實信息，被警方依法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電視台隨即也都嚴正警告人們不要造謠傳謠，說網絡不是法外之地。

1月2日，武漢市中心醫院艾芬因為在微信群裡和同學討論新發現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況，而被叫到醫院監察科，被批評說“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其“不負責任的行為導致了社會恐慌，影響了武漢市發展、穩定的局面”（《人物》3月刊，“發哨子的人”）。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神經內科醫生劉文因為傳播肺炎信息而被警方訓誡。

1月3日李文亮被公安部門訓誡。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醫生謝琳卡被警方口頭教育。官方統一口徑，說沒有人傳人的證據，要求醫護人員對疫情保密，不准到處亂講。

國家衛健委拿到疫情消息後的第一反應也是保密。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關於這種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未經批准，不得向其他機構或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相關信息。中科院武漢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源檢測，銷毀已有樣本。

但是這種保密是對內保密，因為他們1月3日同時也向美國通報了疫情和防控措施。台灣方面也收到大陸方面回覆，說無法排除新型冠狀病毒的可能。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的盧洪洲醫生說他們在1月5日也向上級提交了關於武漢肺炎的正式報告，“但是非常遺憾，不該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報告石沉大海（《新京報》，“公衛專家：關於疫情1月5日就提交了報告，不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

1月6日，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向中國提出可以派遣一支疾控小組來幫助中國防疫抗疫。以後又多次請求，但是仍然沒有獲得中國方面積極響應。1月7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對新冠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提出要求，但是媒體並沒有報導。該次會議2月15日才見報導於《求是網》，且沒有具體要求的內容。

1月8日，李文亮被感染。中南醫院因為收到上級部門指示要“注意影響”，所以他們在接受不明肺炎患者時只佩戴口罩，沒有其他防護措施，有人後來被感染。與此同時，國家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組來到武漢。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問有沒有人傳人，回答都是“沒有”，儘管1月5日，同濟醫院急診科醫生陸俊就發病了（《財經》，“專訪衛健委派武漢第二批專家：為何沒有發現人傳人？”2/26/2020）。李文亮被感染也沒有告訴專家組。顯然有人在隱瞞疫情。深圳醫院的袁國勇院士發現人際傳播的案例。美國疾控中心也通知了他們的醫院注意從武漢來的呼吸道症狀的病人。

艾芬醫生在1月9日時就已經要求急診科的醫生護士要帶口罩。醫院開會不讓穿隔離服，怕造成恐慌，她就讓人們把隔離服穿在白大褂裡面。她說“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麼病人會越來越多呢”？不僅如此，1月11日，醫院還要求她將自己的急診科護士被感染“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一直到16日，一位副院長還在週會上教訓“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另一位領導上台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

如果不是醫院領導這種態度，或許李文亮、江學慶等醫生都不至於丟掉性命。到1月中下旬時，她們院的三個副院長、她身邊的醫生、護士都一個接一個被感染（最後急診科被感染共40多人；她們科的兩個女醫生全家包括老公、公公、婆婆，一個女醫生全家包括老公、爸爸、媽媽、姐姐都被感染）。同事被感染時，艾芬的第一個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艾芬自己也“抱著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蹟”(《人物》3月刊，“發哨子的人”)。

但是到1月12日，中國還是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沒有人傳人的明確證據、武漢以外沒有發現病例，而實際上除了武漢之外，北京和廣州當天就有新冠病例發生。1月13日武漢市衛健委的第六份公告還是說無新增肺炎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武漢市衛健委要求各醫院“慎重上報”，即醫院發現病患後，要經區、市、省逐級檢測確診，經省衛健委同意，才能上報病例信息。結果至少在武漢市中心醫院，這個“慎重上報”就變成了“盡量不報”。他們甚至還被要求將10日上報的不明原因肺炎修改為其他疾病。

武漢市衛健委1月14日的第七份公告聲稱仍然無新增不明肺炎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但是也是在1月14日，國家衛健委召開了全國衛生官員關於新冠肺炎的電視電話會議，馬曉偉主任承認這次疫情是2003年SARS以來最嚴重的疫情。會議文件承認該病毒有人傳人的可能。與此同時，馬曉偉要求官員們緊密團結在習近平周圍，將政治和社會安全放在第一位。防疫抗疫為當前衛生健康系統的頭等大事，各地要高度重視，要“講政治、顧大局”。大疫當前還特別強調要“講政治”。

國家疾控中心在1月15日啟動了一級（最高級別）應急響應，成立了14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籌措資金、訓練醫護人員、收集資料、實地調查、內部通報等等事宜。國家衛健委也通知各省衛生官員辨別疑似病例、開辦發熱門診、醫護人員穿防護服等。但是同時要求不能將此信息告知公眾，不能在互聯網上發布。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向全球醫院發出防疫指導方針。

在公開場合，官員們卻說疫情不那麼嚴重，人傳人的可能性很小。就是到1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的第九份公告，還是說沒有新增病例，只有一例死亡。

政治掛帥害死人

那麼為什麼沒有及早通知老百姓問題的嚴重性呢？顯然是和政治有關。從1月4日到1月17日的武漢和湖北各自的政協與人大會議期間（武漢政協4-8日，人大7-8日，湖北政協11-15日，人大12-17日），近兩個星期，各級領導都在忙著開會，而不是忙如何抗疫防疫。而且確診的標準是到過華南海鮮市場、有發燒症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三條標準，缺一不可。而且當時只有一家機構能夠檢測。這樣無論是感染還是死亡人數就會減少很多。所以武漢市衛健委在1月12日、13日、14日、15的第五、六、七、八份公告都表示無新增肺炎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

拿武漢優撫醫院來說，此時已經有大量的疑似病例因為不符合上述三條標準缺一不可的原則而沒有上報。武漢市衛健委只有在兩會結束前一天的第九份公告中才說增加了一例死亡病例，還是無新增不明肺炎病例。數字的確很好看，他們顯然是在配合兩會的召開。於是兩會在一片祥和的氣氛中開得非常成功。

但是在兩會結束之後，上報標準放寬，不一定需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這時離該市場被關閉已經近20天），於是僅武漢優撫醫院一家就上報了30多例疑似病人。實際情況當時的確已經很嚴重，否則就不會有金銀潭醫院在12日到15日之間，突然一天100多個衛生員走了一半，臨時聘用的18個保安也個個不見踪影。醫護人員是知道當時的緊急與危險的情況的。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袁國勇1月17日向中國疾控中心和廣東省疾控中心通報了自己發現的人傳人的病例，並通報了專家組其他成員。之後的幾天，由於標準放寬，病例數急劇上升。鐘南山17日率隊到深圳調研疫情防控，18日又奉命到武漢，參加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在武漢的考察。19日專家組回北京向國家衛健委和國務院相關領導匯報。

在1月20日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專家組的李蘭娟建議武漢封城。但是在其後的記者訪談中，即使鐘南山確認了病毒會人傳人，但是這一消息並未立刻公開，一直拖到晚上鐘南山接受白岩松現場連線採訪時才確定人傳人，而且已經有醫務人員感染。20日晚間國務院下達了習近平對疫情的指示。但是1月21日，僅艾芬醫生所在的武漢市中心醫院

南京路院區的急診科就接診了1523人，是往常最多時的三倍，其中發燒病人655人（《人物》3月刊，“發哨子的人”）。

專家認為如果這些信息早一個星期讓大眾知道的話，有可能減少三分之二的病例。但是早一個星期時，兩會正在開得如火如荼啊，怎麼能給黨和政府的大事攪局呢？

武漢市政府提高上報條件，假裝不知道真實病患的人數，並不能使他們有效地防疫抗疫。可見，政治掛帥，政治第一，一切都要為政治讓路，不能破壞政治局勢一片祥和的局面，不能影響即將到來的春節的喜慶活動，是主政者們的主導思維方式，是導致武漢市在疫情初起時應對不力、造成很多無謂的犧牲的主要原因。

中南醫院的王行環院長從1月10日起就不斷提醒上級官員事態的嚴重性，不停向衛健委上報疑似病例，但是多次被批評“政治覺悟不高”，要求他如果有WHO專家來訪問，要“注意政治影響和說話方式”。不過王院長將他們懟了回去，說“救人命是最大的政治，實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見《知灼》，“財新記者蕭輝手記流出”）。顯然在人民健康和政治安全之間，政府領導人是選擇了政治安全的。

的確，2020年1月17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2020年的工作要“把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郭聲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法工作體系，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有力保障”，2020/1/19）。政治第一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在武漢封城之後的1月28日，他在一次政法委的專題會議上講，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央政法委長安劍，“中央政法委召開專題會議，部署疫情防控工作”，2020/1/28）。

顯然，政治安全和人民健康都在中央關注的範圍之內。但是在這兩個“第一”發生矛盾的時候怎麼辦呢？從上面所羅列的事實來看，他們是將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中國在2002年SARS之後花巨資建立的醫院自動上報疫情系統失靈，政治壓倒了專業，政治安全壓倒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美國防疫的時間線

那麼美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無獨有偶，在政黨政治和人民健康之間，特朗普也是選擇了政治的。他的政治是競選連任，人民健康是第二位的。他也是政治掛帥。我們來看事實。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跟踪流行病的辦公室在1月初就收到了武漢疫情的情報，並預測病毒將蔓延到美國，可能會造成全球大流行，提出了應對措施如居家工作、封城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一次記者會上也說從1月3日開始，中國就對美國不斷地進行了疫情通報。1月4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通了電話（兩人再次通話是1月8日）。國際衛生組織於1月4日也發出預警,並在月底發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狀況通知（見GitHub,“疫情與輿情：武漢新冠肺炎時間線”；《紐約時報》，“Trump’s Deadly Search for a Scapegoat,” 4/15/2020）。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部副主任波廷格在1月初也從香港的醫生朋友那裡得知，在武漢爆發的病毒能夠通過沒有症狀的人來傳播。從1月中開始，波廷格就新冠病毒召開每日例會，並向他的上司、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發出警告。

特朗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顯然也已經意識到問題在發展近一個月來的嚴重性，他在1月29日撰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了疫情的潛在風險：多達50萬人會死亡，經濟損失會達數万億美元。1月30日，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爾第二次向總統發出疫情可能爆發的警告。但是特朗普說他在危言聳聽。（《紐約時報》，“复盤美國新冠疫情”，2020/4/13；“Navarro Memos Warning of Mass Coronavirus Death Circulated in January”4/7/2020）。顯然在1月份武漢疫情爆發的這段時間，特朗普是知情的。但是1月22日，他說疫情完全在掌控之中。1月30日，他說全國只有5例，且全部在成功康復中。（關於特朗普的發言，見Factcheck Posts, “Trump’s Statements about the Coronavirus,” 2020/3/19）。不過他在1月31日，還是聽從了公共衛生專家和國家安全部門官員的建議，冒著激怒北京、影響貿易談判、中國拒絕出口醫療用品和藥品的危險，宣布限制來自中國的旅行。（在4月中的一次記者會上，特朗普說當時他限制來自中國的旅行時，美國一個病例都沒有。當時是他力排眾議，拒絕了所有人的反對，主張限制旅行。顯然他一直在改寫歷史、重塑輿論。）

在2月的第三週，政府高級衛生專家向特朗普建議提醒美國人民注意風險，敦促他們保持社交距離、居家辦公等等。美國國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的主任梅索尼耶向全國發出警告。但是特朗普不僅不擔心，還大發雷霆，因為公佈疫情影響了股市，結果計劃被擱置。從2月10到3月10日，他在接受採訪時一直堅持疫情在掌控中，自己一點都不擔心，還預測到4月份，“天氣稍微變暖時，病毒就會奇蹟般地消失”。白宮也沒有要求國會提供額外援助金，而醫護人員們卻越來越擔心口罩、呼吸機、防護服等設備的供應問題。在3月12日的一個流行病專家郵件組的討論中，大家已經有了一種急迫感，覺得政府正在犯一個極大的錯誤。從2月26日到3月16日，美國確診病例從15例增加到4226例，特朗普才同意建議全國保持社交距離。

美國防疫初期的政治掛帥

那麼為什麼特朗普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除了1月底限制來自中國的旅行和3月11日限制來自歐洲的旅行之外，沒有任何作為呢？他在關心什麼呢？競選連任。特朗普將政府內的專業人員基本上都當作故意和他作對的“深層政府”，是民主黨政府的殘渣餘孽，一直質疑他們在和民主黨合作試圖顛覆他的政權，比如彈劾案、聯邦調查局對他的團隊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和俄國政府眉來眼去、相互利用的調查等等。所以他認為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是民主黨給他設的一個局，新聞媒體在和上述這些敵對勢力沆瀣一氣，每天在做假新聞，試圖破壞他競選連任的機會。如果採取那些防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措施，會導致經濟停擺。但是他競選連任的最重要賣點是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如果經濟受損，他競選連任的機會就更少了。所以他關心的首要是政治，而不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他在疫情初期訪問美國疾控中心的時候，戴的是印有“繼續讓美國保持強大”的競選口號的帽子，可見他在想什麼。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特朗普所任命的官員、由他支持而選上的州長們也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代理海軍部長在決定是否要將羅斯福號航空母艦的艦長解職，首先考慮的是特朗普怎麼看。在特朗普給他意見之後，他立馬行動，不顧其他同僚的意見，解除了艦長的職務，儘管他自己也因為面臨各方面的質疑之後很快辭職。弗羅里達的州長在是否封禁、何時解禁等問題上，也是唯特朗普的馬首是瞻（CNN, “Florida’s Governor Keeps Hitting New Lows in the Battle Against Coronavirus,” 2020/4/14）。

這一點和中國的情況非常相似。儘管美國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威權國家，政治第一、執政者的政權安全是通病。結果自然是老百姓命懸一線，負有保護老百姓生命的政府失職、瀆職、犯罪。

中央集權使地方喪失主動，地方自治使政府少犯錯誤

但是這種政治掛帥又和政治體制有關。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鼓勵真正有專業能力、有政治擔當的人走上領導崗位。相反，體制鼓勵的是那些能夠吹牛拍馬的人上位。所以，各政府機構以及地方領導也就缺乏主動性，重大決策都需要經過中央批准。一切事情和中央保持一致，一切聽中央的就是好幹部。本地區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給中央惹麻煩，就和鴉片戰爭那個時候一樣。於是出現了武漢疫情初期的瀆職行為。美國也是政治掛帥，是選舉政治掛帥，也和體制有關，所以才有了特朗普所犯的錯誤。

但是相比而言，在民主體制、聯邦體制下的美國，州政府的權力是比較大的，州長們是可以和中央政府叫板的，因為他們是被老百姓選上來到。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職，相互支持，相互監督，這就使得各級政府在執政中可以盡量少犯錯誤。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旦中央出了問題，下面也只能跟著犯錯誤。我們來看具體的例子。

中國是中央集權，地方政府活動餘地極小

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全國各個政府機構都需要向中央的第一把手負責，包括國家疾控中心、衛健委以及地方政府各級組織。鐘南山在總結中國這次疫情發展的情況時說，中國疾控中心在防疫抗疫方面應該有更多的話語權。從我們前面所敘述的例子來看，國家衛健委和疾控中心早已知道了問題的嚴重性，在疫情發生後，都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但是大的政治環境使他們沒有能夠及時提醒廣大民眾。顯然和美國一樣，在中央政府一級，最高領導才有最終的話語權。最高領導的好惡、決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儘管在美國，地方政府的權力也很大。

在武漢疫情發生之後，追責的聲音一直不斷。其一是向地方政府追責（其二就不說了）。原因是國家的防疫條例給了地方政府很多權力，他們本來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是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法不如權大。地方政府一切都要聽中央的，他們的任命是中央決定的，所以他們也必須向中央負責。湖北省委書記與省長或者武漢市委書記和市長都是黨中央任命的，自然一切都要唯黨中央之命是從。美國的州長、市長則都是由老百姓選舉的，所以他們在很多問題上都可以獨立決策，避免中央決策的錯誤。

武漢市市長周先旺1月底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的採訪時，明確說他自己只有在被授權之後才能公佈疫情。很顯然，地方處置重大疫情的主動權，並不是太多。在極權體制下，人們只能唯唯諾諾，凡事看上面的眼色，當官的多數生怕丟掉自己的烏紗帽，老百姓多數怕惹上政治麻煩，所以大家通常都少說為佳，明哲保身，少數敢說話的，如方方會成為眾矢之的，李文亮會被公安訓誡。於是問題就會發展得越來越嚴重，大家就都成了受害者。

美國是聯邦體制，地方可以和中央叫板

美國是聯邦體制，所以中央的權力不如中國大，但是聯邦機構有時候權力也很大，一旦犯了錯誤，也會給地方造成困擾，耽誤疫情的防控。各州的州長在看到聯邦政府幾乎是在玩忽職守之後，徑直行使州政府的權力。一方面繼續要求聯邦政府給州政府以必須的支持，一方面自己制定各種防疫抗疫的措施。而這一點，在中國是做不到的。東西南北中，全國一盤棋，都得聽中央的，中央又都必須聽一把手的。這就使全國要對全對，要錯全錯，沒有像美國這樣的糾錯機制。下面我們看美國的具體例子。

在疫情初起時，地方和中央（聯邦政府）是有很多矛盾的。比如華盛頓州流感研究中心的主任Helen Chu二月份向聯邦政府相關部門申請同時檢測新冠病毒。但是沒有得到後者的允許，理由是新冠檢測有違研究中心的宗旨。但是她還是違令為一個患者做了檢測，發現了新冠病毒。

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候，聯邦政府還是不允許他們做檢測。（MYNorthwest,“How Seattle Flu Study Defined Federal Government to Test for Coronavirus”, 2020/3/12.）這就使得政府抗疫的能力沒有能夠及時跟上來。美國疾控中心一開始堅持只有他們才可以製作檢測盒，結果第一批檢測盒就頻頻出狀況，而且供不應求，最後只能批准各州的實驗室也有權製作檢測盒並檢測當地的病人。

大疫當前，聯邦政府的官僚思維方式，嚴重影響了地方的抗疫能力。還好美國這種體制的糾錯能力較好，知錯即改，善莫大焉。權力下放給地方之後，形勢大有好轉。不過檢測盒到這篇文章寫作結束的4月20日仍然供不應求。那麼這是體制問題，還是技術問題，還是文化問題，還有待繼續觀察。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阿扎爾說2月要在美國設立五個監測系統，評估病毒的傳播情況，結果該計劃被延遲了數週時間。一名官員抱怨說在疫情初期，他們“就像在沒有任何儀表的情況下開飛機”（見上引《紐約時報》文章，“复盤美國新冠疫情”）。

這和特朗普自己政治掛帥、不重視疫情有關。

但是各州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只是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是有所疏忽的。比如，3月1日紐約市第一例病患確診之後，州長和市長都承諾要追根溯源，聯繫和該女士在同一架飛機上的乘客。結果沒有人真的去做。第二天在另外一個地方又發現一例，但是只進行了部分追踪，沒有進行全面追踪。之後的很多天裡，紐約州長和市長都讓大家保持信心，疫情可防可控，問題不會比其他國家嚴重，大家不用擔心。

結果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疫情初起時，都沒有能夠積極應對，導致疫情急劇擴散，造成了後來大家都知道的災難。有專家說如果一開始就採取措施，病患死亡可以減少50%到80%。這一點和中國相似，儘管導致問題的機制不完全相同。

不過美國東北部和西部疫情比較嚴重的幾個州的州長在初期的“輕敵”之後，又盡快採取了防控措施。在特朗普仍然舉棋不定的時候，他們率先採取了停工、停課、社交隔離等等措施。舊金山於3月12日發現有18個確診病患之後，將學校關閉。3月15日紐約市長也決定關閉學校，但是那是紐約市已經有了329個病例。舊金山灣區則於17日關閉學校，紐約州則於20日關閉學校，22日要起大家居家隔離，但是那是紐約已經有7000多病例。一開始時，紐約州長不認為自己當時有任何錯誤，市長說這是個新病毒，大家都沒有經驗，放馬後砲很容易，但是後來他們都承認當時犯了輕敵的錯誤，並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以上數據見《紐約時報》，“How Delays and Unheeded Warnings Hindered New York’s Virus Fight”,4/8/2020）。

地方政府主動承擔責任，這通常只有在聯邦制度下才有可能。正如我們在結論中會談到的，如果美國是中央集權，那麼情況會更糟糕。

在何時解禁並恢復正常生活的問題上，特朗普一度堅持認為只有他才說了算，他說州長們沒有他的允許不能做任何事情。總統的權限無所不包。這聽起來很像集權了，很像是定於一尊了。於是紐約州的州長說那你是國王嗎？美國獨立戰爭不是把國王趕跑了嗎？（關於這裡前後幾段的討論，見《紐約時報》，“Trump Leaps to Call Shots on Reopening Nation, Setting up Standoff with Governors,” “’Worst Is Over,’ Cuomo Says as States Snub Trump on Restarting Economy,” 2020/4/13）。東西部的幾位州長，尤其是紐約州的州長說，封禁的時候是我們說了算，為什麼解禁是你說了算？於是東北的七個州和西部的三個州的州長以及中部的幾個州都決定各自組成一個聯盟，就如何復工復學等問題進行磋商，商討出來一套復工復學的條件以及實施措施。聯邦政府即使像特朗普說的那樣，出台一些指引，也必須和地方政府相配合，由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情況來實施。當然特朗普後來也承認主動權在州政府手中。

州長由人民直選，對老百姓負責，相對於中央而言，更了解地方的情況，更容易做出正確的決策。如果決策錯誤，那麼地方首長要負責任。就美國而言，聯邦政府的意見只能是建議，而不是命令。這樣的話，各自的責任相對清晰，犯錯誤的機會也就減少了。在中央政府首長是特朗普這樣一個出爾反爾的人的時候，地方首長的作用就尤其重要。

特朗普的出爾反爾是有了名的。之前他說疫情不是問題，後來又說疫情嚴重；之前說中國做法非常專業，之後說問題都是中國引起的；之前說要嚴格實行社交隔離，幾天以後又急著要解禁；之前說各地的醫療器械需要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只是一個後備隊，後來又說總統全面負責。他的女婿（白宮高級顧問）甚至說國家儲備的那些醫療用品都是“我們的”，不是州裡的。那個“我們”是誰，他從來沒有講清楚。難道聯邦儲備不是美國人民的儲備嗎？這真是匪夷所思。第一天剛出台了聯邦政府要求有序開工的指引，要各州自己根據自己州的具體情況安排復工時間，第二天又鼓勵他的支持者挑戰州長的安排，聲稱要“解放明尼蘇達”、“解放密西根”、“解放弗吉尼亞”！這樣的領袖，全世界很難找到第二個。

當然中央首長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時候，地方首長會起到一定的制約作作用。所以如果在中央集權與聯邦制度之間選擇的話，民主聯邦顯然是一個比較公平、運作也會比較理性的制度。

結論

如果說中國因為政治和體制的問題耽誤了至少20天，使得至少幾千人的生命喪失，那麼美國也因為同樣的問題耽誤了約兩個月，造成更多的生命損失。中國的體制是東西南北中一切聽中央的，一切為政治服務，政治安全第一，所以才有為了保證兩會的順利召開，使得兩會期間沒有新的肺炎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奇蹟發生。當然結果是更多生命的損失。

美國的體制是聯邦制、民主制。這給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相互支持相互制約以便少犯錯誤的機會。但是特朗普為了能夠成功競選連任，也是由於他對於政府各個機構、對反對黨、對媒體的一貫不信任，導致他失去了領導全國防疫抗疫的最佳時機。而地方政府在防疫抗疫初期輕敵之後，看到聯邦政府靠不住，才自行宣布居家隔離、停學、部分停工等等措施。

如果從中美兩國對疫情的前期應對來看中美制度的優劣，我們只要把兩種制度調換一下即可。如果中國是民主聯邦制，應該不會發生武漢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20日為了兩會順利召開、為了政治穩定而隱瞞疫情的情況，因為武漢市和湖北省政府領導由人民直接選舉上位，對人民負責，不是對中央負責，他們就不會唯中央馬首是瞻，就會像美國一樣，在中央不作為的時候，一邊積極尋求中央支持，一邊採取措施積極自救。

如果美國是中央集權，特朗普一個人說了算，那麼美國人的生命損失比現在還要大，因為按特朗普的思路，這次疫情僅僅是另外一個感冒，死幾萬人是正常的。政治最重要、經濟最重要。結果就是更多人失去自己的性命。

那麼是中央集權好呢，還是民主制度好呢？從中美兩國疫情初期的事實來看，從邏輯上來看，後者比前者好。佔豪以及很多官方媒體以及愛國人士的所謂中美抗疫情況證明中國的體制比美國的好，至少從抗疫初期的情況來看，不是如此。中央集權不可能“以人為本”，這一點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做到，而且只有爭取才能相對做到。那麼從抗疫中後期中美體制的對決來看，到底是哪種制度更好呢？我們在以後討論階級、文化、人性、人權、媒體、公民社會、歧視問題等等的文章中再逐一分析。

（作者为澳門大學榮休教授）

来源时间：2020/4/23   发布时间：20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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