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  来源：多维新闻

“2009年，H1N1流感在美国大面积暴发并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20万人死亡，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吗？上个世纪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国发现并蔓延至全世界，不知道给世界上多少人造成痛苦，有谁找美国追责了吗？……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动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最终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有谁要求美国为此承担后果了吗？”

北京时间4月20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和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近日多次声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言论、且要中国负责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以三连问回应。

一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无情肆虐，让全球各国都陷入了一场兵荒马乱。疫情造成的死亡规模和经济倒退对当政者们的挑战如此之大，以至于找个“责任承担者”以供本国舆情发泄，似乎成了某个范围内的共识。

所以，印度两个律师协会4月初向联合国诉状中国“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新冠病毒”索赔20万亿美元的举止，不仅未被斥为荒诞，反而让美国以及英国、法国和澳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和部分政客纷纷跟进。甚至有澳洲议员表示：如果中国不付钱，就没收在澳中资有政府背景企业的资产。

一时间，作为最早暴发冠病疫情的国家，中国受到的责问与日俱增。从病毒来源追究、到中国制造病毒毒害全球，再到中国囤积医疗物资获利，最终将这些指责衍变成如何向中国索赔。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中国形成舆论“围剿”之势，以至于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的“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这些已经蒙了两个甲子尘土的名词，似乎要从一百二十年前“穿越”回来继续重演历史。中国官方开始只是外交流程上的抗议，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仅是如此显然不够。

所以，继4月17日对疫情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市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进行大幅修订之后，中国又在4月19日进一步披露最初七例病例的会诊记录，间接回应外界对疫情起源和早期应对的质疑。不过中国官方坚持称，该国在疫情信息发布上始终抱着“公正、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4月17日就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情况进行了通报。通报称，截至北京时间4月16日24时，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累计确诊病例数订正为50,333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累计确诊病例的死亡数订正为3,869例。

官方解释称，出现以上数据差异的原因这是，一是由于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二是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三是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报送信息；四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存在重报、误报情况等。

在武汉官方此次修订数据之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数据一直受到外界的质疑，尤其是疫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爆发、且无论是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据远超中国之后。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

客观来说，在疫情爆发之初出现“迟报”“漏报”“误报”和“重报”等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疫情蔓延全球之后的现实已经证明，防控不及时和紊乱是很多国家在疫情冲击之初的普遍现象。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承认死亡病例存在严重少报，这其中包括从未入院的人，尤其是在疗养院和养老院的人。武汉市作为新冠疫情的最早爆发地，且人口超过千万，初期出现恐慌效应后现在看并不值得诧异。当地地方官员曾经的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一方面需要被追责，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其中的治理困局。

在支持者看来，中国政府对疫情数据的修正，是尊重科学以及专业态度的展现。不过即便是进行了数据修订，也不能让所有质疑的声音消失。事实上，中国在修正疫情数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发推文（Twritter）称：中国的实际病亡人数远远比上调后的数字更高，而且肯定“比美国高得多”。当然，特朗普也依然没有给出"中国病亡人数远远高于美国"的具体证据。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4月18日深夜发布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的专访视频。这位曾在今年2月被官方给予“疫情上报第一人”记大功奖励的医生，受访时首度公开武汉最初7名新冠肺炎病例的会诊纪录。这份会诊记录后的总结写道：继续积极治疗，对症处理；建议在报区疾控部门基础上，继续报武汉市、湖北省疾控部门，组织专家会诊。

张继先表示，2019年12月27日中午上报区疾控中心后，对方当天下午就来做流行病学调查，同时也采集了病人的血液和咽拭子；2019年12月29日会诊上报后，区疾控同样采集病人的血液并问病史，“我觉得他们反应还是挺及时的。”她表示，当初觉得可能是传染病，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对于遭质疑为何不更早向外公开时，张继先表示，当时尚未有结论，认为应谨慎。

中国政府早期在困惑中行动，无法准确判断自己面对的病毒到底有怎样的特质。虽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准备有所提前，但是当疫情在自己的国家快速爆发，当政者同样表现得措手不及。面对压力，执政者为了转移外界注意力采用一些政治手腕似乎是常态，但是为了摆脱责任陷入到一些明显荒诞的阴谋论中则太过违背逻辑。

诸多来自美国的指控，如中国制造病毒之说（结果中国最先坑害了自己），指控中国在1月23日封城前让几百万人离开武汉污染全世界（事实上即便这些人全部出境也要先经过中国其他地方），批评中国对医疗物资囤积导致价格超高而获利（事实上抛开中国在这么短时间如何囤货不说，价格变动与其说是中国厂家获利，不如说是美国诸多代理商赚得太没有底线），都经不起逻辑推敲。

但是就如有分析所称，当疫情让世界的运转似乎失去了控制，人们往往需要某种自己能够理解、控制、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可能性。如此心理影响之下，“阴谋论”在某种程度上让一些政客摆脱了对偶然的、不可知的恐惧。这或许正是西方舆论不断围剿中国的逻辑所在。

来源时间：2020/4/22   发布时间：2020/4/21

旧文章ID：21501

作者：Craig Kafura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袁泰来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葛健豪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Are Millennials China Doves or China Hawks?
　　来源：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作者信息
　　克雷格·卡拉夫（Craig Kafura）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负责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助理主任，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的安全研究员，以及太平洋论坛的年轻领导人。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美国千禧一代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该调查显示，各代人之间对中国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千禧一代的年轻一代不太可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他们几乎有同样的可能认中国是更强大的经济强国，千禧一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但几代人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中国更强大。千禧一代生活在一个中国已经开放、改革并崛起了的世界，千禧一代比他们的长辈更有可能接受温和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强硬的对华政策。

　　过去两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其标志是双边贸易战、危险的中国南海争端，以及围绕5G网络和中国技术的国际斗争。
　　美国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段关系的起伏。2019年夏天，一年一度的芝加哥委员会调查（Chicago Council Survey）发现，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保持相当稳定，但对共和党人来说并非如此。自2002年以来，大多数共和党人首次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发展视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然而，到了2020年1月，随着一期贸易协议的签订和伊朗危机占据新闻头条，共和党人对中国威胁美国的看法又回到了以前的水平。
　　尽管对于美国对华关税存在不同看法，但公众对中国在其他事务上的态度非常稳定，美国人通常在亚洲尝试进行对冲。自2006年芝加哥委员会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美国人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而不是试图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此同时，他们确实倾向于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友建立牢固的关系，以便与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但是对于千禧一代来说，这有多少是正确的呢？正如委员会的其他研究表明的那样，千禧一代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包括美国例外论、在国外进行军事活动以及无人机袭击。芝加哥委员会2019年调查和2020年1月综合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谈到中国时，各代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关于中国，最显着和持久的代际分歧之一是，人们对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威胁的看法。正如委员会最近关于代际观点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美国威胁的感知上，年龄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年轻的美国人通常比年长的美国人担心的少。在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的调查中，这些代际差异在移民、中东政治动荡和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发展所构成的威胁方面最大。
　　对中国威胁论的代际分歧并不是新的发展。最老的一代美国人——出生于1928年至1945年间的沉默一代——一直比X一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或千禧一代更有可能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发展视为对美国重要利益的重大威胁。相比之下，像X一代和千禧一代这样的年轻一代不太可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事实上，越年轻的一代越不太可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

（图表：来自中国发展的威胁）

　　这在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的调查中表现得非常明显:57%的沉默一代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相比之下，婴儿潮一代的这一比例为48%，X一代为41%，千禧一代为35%。尽管我们在2020年1月的民意调查中没有足够多的沉默一代的参与，但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担忧已经趋于平稳，他们的担忧仍高于年轻一代。
　　实力
　　你可能会认为，美国老年人对中国的担忧是因为他们更有可能认为中国在经济或军事上比美国更强大。有趣的是，在经济实力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在2019年芝加哥委员会的调查中，美国老年人更有可能将美国视为更大的经济力量。千禧一代是最不可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的一代，他们几乎同样有可能认为中国是更强大的经济强国。尽管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看法存在代际差异，但几代人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中国更强大。

（图表：美国vs.中国：哪个国家更加强大？）

　　政策
　　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存在一系列代际差异。千禧一代和老一代一样，支持美国与中国谈判军控协议，并在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上与中国合作。但是在其他领域，千禧一代脱颖而出。一半的人赞成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比所有其他年龄组高出10个百分点。他们也明显不太可能赞成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40%)或限制中美之间的科学研究交流，相比之下，其他几代人中有一半或更多比例的人对这些事务持赞成态度。千禧一代是最不可能支持向台湾出售武器(26%)或限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28%)的一代。

（图表：美国的对华政策）

　　然而，这些代际差异有其局限性。尽管千禧一代普遍对与中国在军控协议、国际发展项目和军事演习方面的合作感兴趣，但还没有一代人准备好打破他们在亚洲的传统对冲姿态。首先，没有一代人有兴趣优先考虑与中国的新伙伴关系，而不是与美国在亚洲的传统盟友的关系。当被要求在2018年芝加哥委员会调查中做出选择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更优先考虑与日本和韩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即使这会削弱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几代美国人都赞成与中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而不是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

（图表：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

　　结论
　　有趣的是，中美政策的代际分歧不仅在公众中显而易见；他们似乎也存在于政策专家中。2019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召集了几位关注美中关系的新兴外交政策学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和讨论。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兼外交政策主任布鲁斯·琼斯在讨论开始时指出的：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由在冷战期间接受培训的一代学者和专家推动的，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在1978年至1979年对中国的开放中受到很大影响。然而，在这次采访中，学者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崛起时期的中国，而不是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
　　在政策专家中，关于中国的这种不同生活经历似乎导致了老一辈学者和专家的代际分裂。正如艾伦·中岛（Ellen Nakashima）去年8月在《华盛顿邮报》上报道的那样，“新一代中国政策专家正倡导对中国采取更为尖锐的基调和路径，这与许多资深的中国通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职业生涯是由承诺和接触传统塑造的。”
　　2019年7月，纳哈尔·图西(Nahal Toosi)为《政客》杂志(POLITICO)撰稿，他发现中国老一辈人也有类似的代沟，他们担心“他们的路径可能会消亡”…这些前官员、外交官和学者对从未经历过曾经贫穷、孤立的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外交政策的崛起持谨慎态度，他们几乎都更加怀疑中国。”当然，年轻的中国学者对这些分歧有自己的看法。
　　尽管这些不同年代人的经历对公众来说也是真实的，但迄今为止的影响却是显著不同的。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年至1996年，他们从未见过一个中国还未开放、改革、崛起的世界。但与许多下一代政策专家不同，公众中的千禧一代比他们的长辈更有可能接受温和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强硬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政策正在规划一个强大的权力竞争的未来，下一代美国人似乎对此明显不信服。

来源时间：2020/4/22   发布时间：2020/4/22

旧文章ID：21446

作者：顾屏山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靠一句名言过日子，那就是“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他不会犯错，从来都不会错。而且他希望人们永远无条件地崇拜自己。
　　因为达不到他眼中的忠诚门槛，许多渴望在他政府中任职的人都已离职他就。这不仅导致他周围聚集一群谄媚者，更具破坏力的是，特朗普扭曲诚信，玷污美国的荣誉。
　　一件好事是，最近，白宫收到一封公开信，敦促特朗普政府停止攻击中国，转而与对方合作。这封信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共同牵头，由100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共同签署的。
　　百人敦促特朗普与中国合作
　　这封信非常明智地指出，所有国家都需要共同努力，来抗击这场不分国界的疾病大流行。具体来说，它认为“美中两国如果不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任何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无论是在国内拯救美国人的生命，还是在国外对付这种疾病——都不会取得成功”。
　　信中所谓“某种程度的合作”有些含糊其辞，但实际颇有深意。它重述了迈克·蓬佩奥对中国掩盖疫情、缺乏透明度的指责，仿佛这些说法在本届国务院的不断重复下已经变成了事实。而领导本届国务院的，是一位凭着中情局的谎言、欺骗和偷窃经验办事的内阁官员。
　　许多公开发表的研究（包括我的研究在内）都明确认为，蓬佩奥对中国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公正与准确报道”（FAIR）引用了四份著名的医学和科学期刊，它们都独立验证并支持中国对捏造疫情的否认。
　　一周后，“公正与准确报道”进一步指责说，美国国务院才是冠状病毒虚假信息的传播者，而蓬佩奥却一直在指责中国做这种事情。它的文章写道：“明显讽刺的是，国务院指责它的敌人，为的是转移人们对其政策失败的注意力，而它指责敌人的这些失败正是它自己的写照。”
　　4月2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彭博社记者问及美国三名情报官员称中方隐瞒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事情。
　　在提到“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耸了耸眉毛，回答说与美国政客进行甩锅游戏是浪费时间。
　　中国要求美国做得更好
　　她列举了事件发展的详细时间表，这些已经被中国放在互联网上，并且得到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许多第三方组织的独立验证。
　　华春莹随后转守为攻地问道，如果美方处在中国的位置，它会处理的比中方更好吗？也就是说，它能应对更迅速，避免更多死亡吗？她提醒彭博社记者，华盛顿1月初就已经知道疫情，然而直到2月底，特朗普还在坚持联邦政府的所有公共卫生表态都需经过副总统迈克·彭斯的批准，连美国对中国的透明度要求都达不到。
　　不向美国公众通报疫情威胁已经够糟了，可直到3月下旬还没有为应对新冠疫情认真做好准备，这让特朗普失去了批评其他国家疏忽大意或缺少真相的道德制高点。
　　鉴于特朗普的个性，人们很容易理解，这封由前政要和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专家签名的公开信的作者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曲意逢迎白宫那些虚假的说法。
　　以安东尼·福西博士为例，他是因为治疗传染病方面的科学专长和经验而享誉全球的。每当必须给公众一个可接受的答案时，特朗普就会把讲台让给福西，由他提供基于科学的信息，以安抚这个惊慌失措的国家。每次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是如此。
　　但即使是福西也要小心翼翼，谨慎圆滑地讲话，避免掉进特朗普的雷区，那里充斥着张口即来的谎言和自甘沉沦的扭曲。虽然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历和既往成就可以给福西某些工作上的保护，但彼得·纳瓦罗竟然有意越俎代庖。他羡慕福西的媒体明星地位，同时自恃自己对特朗普有永久的忠诚。
　　理查德·格雷内尔非常害怕无意的公开表态会触怒特朗普，以至于他不去国会作证。因为一向对特朗普盲目效忠，他刚刚被任命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即便如此，特朗普的名声也让他战战兢兢。
　　特朗普粗鲁、无礼、报复心强，一路靠恐吓发迹。每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他总是要辱骂一些倒霉的媒体人，因为他们用某种方式冒犯了他。他的人物角色迫使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不得不进行调整，在一些新闻原则上作出妥协，以维护采访机会和连续性。
　　他的风格不仅改变了新闻报道的方式，也改变了公众话语的性质。歪曲民意反对中国成为其强硬派追随者们制造出来的偏见之一。如果你的白皮书原本是好意为公众服务，但没有表示支持他那些半真半假或伪造的“事实”，你就不会被理睬。这就是我对公开信做出让步的解释。
　　蓬佩奥的谎言、欺骗、偷窃外交
　　不幸的是，疫情不仅使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加剧，冠状病毒还暴露出特朗普的美国最糟糕的一面。全世界都眼睁睁地看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想法意味着对其他国家、朋友和敌人的粗暴霸凌。
　　搜索“劫持医疗用品”几个字，读者就会看到网上有大量投诉，指责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美国出高价将其他国家预定的口罩和防护服据为己有。有一次是从停机坪直接抢走，转到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这只是众多的帖子之一。说蓬佩奥的第三个外交武器是“偷”不是没有原因的。
　　任何正派和有公平感的美国人都应当感到难堪和丢脸。
　　“罗斯福”号航母的悲剧也需要美国外交政策再次进行根本性调整。这艘航母1月17日从圣迭戈母港出发，2月7日在关岛停靠，短暂停留后于3月5日航行到越南岘港。之后事情就变得昏暗不清了。
　　该船抵达岘港时，越南还没有已知的新冠病例。3月8日，岘港出现两宗新的病例，是由两名英国游客带来的。第二天这航母从岘港出发。3月22日，航母上第一名船员确诊新冠肺炎。
　　是从岘港传到船上，还是从船上传给越南人，病毒是朝哪个方向传播的呢？由于正常的潜伏期为15天，典型的无症状传染期为5天，因此，在去政治化、基于科学的测试未提供额外数据的情况下，其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反思舰船部署
　　美国海军也欠美国公众另一个解释。据“防务一号”网站报道，2月28日，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曾命令第七舰队的舰只在海上停留14天进行自我隔离。但“罗斯福”号之后却前往岘港，并于3月5日在那里停靠。《亚洲时报》因此发问：为什么？
　　呆在海上的命令显然是因为“钻石公主”号游轮发生了灾难。海军注意到，当数千名乘客和船员呆在一艘船上时，灾难只需等待一名病患引发传染。军舰上更拥挤的住宿条件更可能酝酿疫情。
　　下令舰船留在海上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悲观指令，目的是看船上有没有无症状船员，也就是说，是否有人过后会在隔离期内发病。至于为什么“罗斯福”号继续前往越南，这是要等海军来解释的问题。
　　只要新冠肺炎的威胁仍然很明显，五角大楼就需要重新估算以南海“航行自由”名义将舰队派往半个地球以外的风险和回报。
　　对于任何几天、几星期远离陆地的海上舰船来说，其危险在于，一旦暴发疫情就可能失去战斗能力，甚至只能漂在水面上等死，这要取决于感染在船上传播的速度。
　　乔·拜登该做什么？
　　前副总统乔·拜登现在已经是特朗普预定的对手，他和他的竞选团队有必要对各种问题的立场进行自上而下的评估。
　　特朗普的选战已经打响了第一枪，他指责拜登与中国走得太近，而且并非偶然地，他的竞选视频还对华裔美国人进行了排外式攻击。《纽约时报》说：“该广告称乔·拜登对中国软弱，并错误地暗示华盛顿州前州长是华人。这表明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他的竞选连任中继续利用种族不和。”
　　一分钟的广告充斥着廉价的画面，旨在误导和愚弄不知情的人。作为副总统，拜登曾对北京进行正式访问。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镜头给人不好的联想，并提醒人们当时陪同拜登的骆家辉大使是一名华人官员。
　　随着竞选活动的升温，拜登可以预料会有大量的电视广告指责他被北京操控。为特朗普竞选出谋划策的史蒂夫·班农是一位误导误传大师，与中国关系密切将是拜登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
　　拜登应该做什么来反击呢？他应该反驳说，他像特朗普一样反华，甚至更疯狂吗？这肯定会让他处于守势并运用失败的策略。
　　相反，拜登应该阐明一种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谈全球贸易而不是关税战，谈合作抗疫、共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力、共同为全球金融稳定做贡献。这都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是特朗普未能为美国人民做到的。
　　拜登的工作应该是以大胆的立场，向选民解释与中国合作将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反之，继续沿着特朗普把中国视为对手和让两国相互脱钩的道路走下去，两国经济都将萎缩，而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注定只会拥有一个失败的未来。

　　转载自《亚洲时报》

来源时间：2020/4/22   发布时间：20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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